答营口电视台记者问
王充闾
问：您是从营口市走出的知名人士。您做过省市的高官，可说是仕途畅达，青云独步；可是，您却对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情有独钟，并且获得了出色的成果。早在1995年，香港大公报就称之为“华夏俊彦”，以《文蹊政径两驰名》为题做过整版报道，认为您在当代文坛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报道说：“王充闾是本世纪末的一个谜，一个童话”，人们有三个不解：一是国学基础深厚，学问超人，以他当时的年龄段似乎不可思议；二是身居高位，名利兼得，仍然笔耕不辍，钟情创作，究竟为什么？三是他是如何将为政为文完美结合的？是呀！在全国高官很多，找个作家或者者学者也不难，可是，要使三者集于一身，实属凤毛麟角。请您就这个话题谈一谈体会。
王充闾：先说一句：对于营口市我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的整个青春时代以及部分中年献给了这里，前后达二十五年。感谢营口电视台的厚爱，给我提供了同广大电视观众见面的机会。
说我是集官员、学者、作家于一身，这句话流行很广。实际上或者说本质上，我就是一个文人，你看，先是当中学语文教师，而后做报社编辑、记者，这都是摆弄文字嘛！后来走上仕途当了领导，其实我也并没有放弃文学，我是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的。在营口市工作期间，我在军分区有间办公室，为了没人干扰，一到业余时间或星期天，就扎到那里读书写作。当然，也可以和工作结合，由于我在省里分管思想文教工作，许多情况下，做学问也是工作。比如，辽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有“一宫三陵”，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排摄这个节目，就是请我解说的。这既是宣传工作，也是学术实践。现在退休了，可以全力以赴来实践这一终生理想。我总觉得，做官再大也是一时的，而作家、学者却可以干一辈子，这是终身制。集作家、学者于一身，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需要有学问根底。我在接受中学、大学正规教育之前，曾经读过八年私塾，系统接受传统文化，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这恐怕是同辈的其他人所不易具备的。再一点，就是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向学，从来没有间断过。
问：前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在这方面真正做到了。请您谈谈这方面体会。
王充闾：我对于中国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知识，对于外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相对而言是欠缺的，特别是还有个中外转型、话语转换问题。为此，新时期以来，我着力钻研了这些方面的学问，读了大量书籍，获得了显著的教益。如果说，学有所成，创作能够获取较大收获，这是一个重要途径。再就是，我特别注重把深入的社会调查、学术实践同创作结合起来。我的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并且访问过三十四个国家，其中有六次率领作家代表团，两次以作品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图书国际博览会，五次带着文艺、学术专题考察、调研，回来都有文章面世。如去越南考证唐代文豪王勃之死问题，写成《千载心香域外烧》；赴英国考察勃朗特三姊妹（《简爱》《呼啸山庄》作者），回来写成散文《一夜芳邻》；南开大学安排，讲授《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课题，以二十天时间专程赴中南美洲考察、采风；应韩国光州邀请，考察李氏王朝崔溥从济州岛出发漂游中国的始末，写成《蹈险余生作壮游》一篇长文；等等。
问：作为全国散文界有代表性的作家，多年来，您的文学成就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内名家纷纷著文评介，认为您的作品以思想深刻、识见高超、文学性强见长，在全国佔有独特地位；而北大、南开等著名高校也都请您讲学，北大甚至在开办“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时候，请您开篇做第一讲。请就这个问题谈谈感想。
王充闾：这是一个大题目。受时间限制，我只讲一点：当前受消费主义倾向影响，文学在一天天地向商业化、消费性靠拢，文学的深度追求、社会批判功能以至日常诗性统统消解，大量作品内容浅薄、庸俗，只是在那里复制现实生活，所谓“散文无文”。像某些影视作品一样，主要功能是休闲、娱乐。这类劣质化、泡沫化的“快餐文化”，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而很多读者却希望在审美的同时获取一些思想文化资源，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思考现实人生问题，期望能够读到有较多的思想含量、体现浓重的人文精神、深入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散文。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吹捧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生动有力的佐证，用反讽、揶揄、悖论等解构手法，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了艺术的消解。
问：几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刚刚开过您的新作《张学良：人格图谱》研讨会。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很多了，您还要推出这部《人格图谱》，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充闾：作为一个“张迷”，每当翻检那些记述张将军的生平事迹的书籍，都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感谢他们提供了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和谈话记录；但同时又觉得有所不足——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属于“史书”范畴， “史书者，记事之言也” 。作为一个与张学良同乡的作家，我觉得有责任以文学形式进行刻画、描写，使这位英雄人物的精神风貌更加深入人心。而“文学是人学”，这就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鲜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识与见解，进而担起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应该说，这本书实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