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谈充闾

从三个层面凸显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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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09 14:08:18  阅读次数:1685 次


从三个层面凸显深刻

——王充闾《两个李白》深刻性解析

刘连军

王充闾创作的《两个李白》收录于文化散文丛书《生者对逝者的叩问》,是一篇写得非常深刻的文学随笔。

文章的深刻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章展示了矛盾的李白,一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是诗意存在的李白,这两者存在强烈的内在冲突。第二,作者从李白的诗人自身弱点和文化影响两个角度探究了李白悲剧的原因。第三,作者从人格的角度探究了李白的内在矛盾冲突。第一方面使得这篇散文具有超越众多以李白为写作对象的散文的深刻性;第二方面使得文章深入到人物内心,又使文章具有很强的文化意义;第三方面则使得文章揭示了李白悲剧的根本原因,也使文章具有了很强的文学性、现实性和永恒性。这三个方面又呈现出三个层面,一是外在表现层面,二是精神层面,三是生命意识层面。

作者在文章开篇写道:“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这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生发出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位体现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这段文字很有意味。作者首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们熟悉的李白——诗仙,然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人们不熟悉的李白——体现着人类个体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前者是从外在来展示李白,从李白给我们留下的诗歌的角度;后者是从内在来展示李白,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正是选取了生命意识的角度,作者深入到了李白的内心深处,为我们深刻揭示了李白的悲剧精神和人的有限性,也给了我们读者以深刻的启示。

作者在第二部分先借《侯鲭录》向人们展示了李白令人景仰一面——他的精神世界“高蹈、超拔、狂肆”,然后指出这种精神风貌的来源——中国文化精神。作者认为李白将“儒、道、释以及仙、侠诸多方面文化”“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在第三段向人们展示了李白令人痛惜的一面——“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并且指出“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他把自己比作“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认为自己是“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的凤凰;他仰慕“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但是这些愿望都是一些甜蜜的不切合实际的梦想,这注定了他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作者在第四部分中比较概括地介绍了两次从政的经历。第一次是唐玄宗征召李白入京。“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结果是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唐玄宗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李白极度失望,上疏请求允许离开。第二次是永王李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李白对永王寄托着重大期望,但得到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他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漩涡,李兵败被杀,李白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两次从政的经历都是以踌躇满志,以为可以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却都以惨败结束。

作者在第五至第八部分从两个方面深入探究了李白从政失败的根源,一是李白个人的弱点,一是文化的影响。

作者认为“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因为李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诗人,而诗人气质本身有不足之处:“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作者认为,李白有三点不足:第一,不是摆弄政治的角色;第二,缺乏政治眼光;第三,知人不明。这些不足就造成了李白的矛盾:常常以政治家来自诩,但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作者由此发出感慨:“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作者对李白从政失败的原因分析深入到了性格、气质与性格,已经非常深刻了,但作者没有停下笔来,而是接着深入挖掘根源,在第六段,作者从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李白悲剧的根源。在作者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悲剧现象,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傲睨自诩、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有直接关系”。儒家创始人孔子终生为仕途而奔波,甚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对后世的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李白自然也不会例外。作者没有直接写儒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而是通过对杜甫的影响来间接表现。

如果说,能够从文化角度来分析李白悲剧的根源就已经够深刻的了,那么从第七段开始从生命意识的角度来分析李白悲剧的根源就显得尤为深刻。所谓生命意识指的是生命对其自身存在以及存在状态的知觉。上海著名评论家吴俊在《散文大家王充闾》中指出:“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其实,他也是这样来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写下的人物和历史的。他对人物的关注,着重在精神心理层面,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先生的话很有见地,我们可以借用他的观点并加以创新来运用到对《两个李白》的理解上。如果说前面的分析李白的弱点和儒家文化影响分别是揭示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我觉得,作者在第七部分开始谈到的李白的自我意识就应该属于揭示人物的生命意识。

作者写道:“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李白以凤凰、大鹏自居,想以一介布衣位至卿相。李白认识到了自我存在的重要性,意识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意义。这种生命意识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他不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不与世浮沉,不丧失人格;二是使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自己,“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这正向和反向两方面的作用造成了李白的矛盾:“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而又“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这两者本身就是矛盾的,而在一个要求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官员要依附社会政治权势并屈从于习惯势力的封建社会里就更是自相矛盾的,其结果正如作者在《渴望超越》的演讲稿中所说的:“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

如果说前面的文字谈到的都是李白仕途的悲剧,那么第九和第十两个部分谈到的就是政治失意后的抒发悲慨之情。如果说前面展示的是现实存在的李白,那么最后两部分展示的就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作者通过生命意识来揭示李白悲剧的根源,同样,作者也是通过生命意识来揭示李白的排解内心痛苦。李白对现实强烈的愤慨,深深的绝望。他要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现实生活中悲剧命运使得诗人内心的痛苦,却又为最终成就伟大诗人夯实了基础,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而这又要归功于诗人对生命意识的反省,正如作者所说:“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的心理基因与不竭源泉,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换个角度看,作为诗人,李白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作为一个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文人,不断跌入谷底。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在文中逐层深入地展示了李白的矛盾:首先从外在层面入手,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然后深入到精神层面,深刻探究了诗人自身弱点和文化影响对李白悲剧的影响;最后再次深入到生命意识层面探究李白的内在矛盾冲突。也可以说正是从三个层面展示矛盾冲突,使得《两个李白》这篇文章具有深刻的意义,使得我们通过解读李白了解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使得这篇文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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