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王充闾已经20年了
石 杰
记得好像是1990年的冬天，天冷极了。我和当时学报的老主编一起，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着厚厚的棉大衣，到省城去办一件公事。原以为事情会比较顺利，没想到竟卡了壳，于是，经老主编的同学引荐，我们便一起去拜访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充闾。
当时王充闾好像刚上任不久，家还没有从营口搬过来，他是在办公室里和我们见面的。不用说，心怀“鬼胎”的我和老主编都有些尴尬。我趁着老主编和王充闾说话的当儿，不时地四下打量着，偌大一间屋子，除了靠窗处的一张大办公桌，一把椅子，和挨墙放着的两个文件柜，此外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这使得整个房间显得特别大，也特别安静。老主编显然已经改变了主意。也许是初次见面不好开口，也许是觉得为这点儿小事打扰省委领导不好意思，总之，他绝口不提我们此行的真实目的，只是谈些文学上的事，倒好像是一位真正的拜访者，专程来访这位身居政界的文学家的。
那时王充闾正值创作盛年，已经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等几本集子，在文坛也有了一定的名气。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都注意到了他的散文的价值和独特的风格，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就连我们这个小小的学报，也收到并发表过几篇关于他的散文创作的评论文章。在我的想象中，一位副省级官员，即使修养再好，也难免会有些官气的，不可能像普通百姓那样便于接触，然而坐在我们面前的王充闾却始终那么平静，那么谦和，那么自然，有时专心听老主编说话，有时问问下边的情况。仿佛相交已久的老朋友一般，没有一点儿高官的架子。我望着桌子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听着不时响起的电话铃声，看着进出人员来去匆匆的身影，心里始终缠绕着一个疑问：官做到了这份儿，怎么还偏要搞创作呢？这种环境哪有功夫写作啊？而且不知不觉就溜出了口。想不到这普普通通的一问，竟成了我们日后交往的源头。十几年后，王充闾仍然深有感触地说：“是啊，置身文山会海，位子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还独独钟情于文学女郎？这是一位大学教师第一个提出来的。”那时的我实在单纯幼稚得可以，总以为文学是为普通人预备的，不平则鸣嘛，不知道高官也有高官的苦痛。现在想来，那简单的一句话，很可能牵动了他心中的肯綮。
这之后，我们渐渐有了些来往。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东西，特别“清”，不喜欢和世俗打交道，对文化、人才却有一种发自骨子里的爱，好像他就是为文化、人才而生的。听说当年有一位青年作者写了一首诗，投了几家报刊，就是无人发表，一气之下直接寄给了王充闾。王充闾看后，觉得水平相当不错，马上推荐给一家报纸。这样的事，现在恐怕想都不敢想了。还有一次，我和市文联的同志陪同他一起去闾山寻访萧太后墓。进山前，听说某文化部门新近弄来一些木化石，就一起去看，果然，化石林很是整齐、壮观，到跟前才看出是经过黏合处理的。王充闾当即批评负责人不该这么做。他说：“这些东西就是历史的见证，原来啥样就啥样。你把它人为处理了，看着好看，实际上价值削减了。”那时他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个道理他不会不懂，我们都担心他这样兜头泼人家一瓢凉水会让人难以接受。现在看，他是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责任感出发说话的。
我多次和他交流过对文学、人生的看法，读过他不少诗文。尤其是前几年写《王充闾：文园归去来》这本评传式理论著述的采访过程中，对他的了解可以说更全面、深刻了。他5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之后做过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来便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这是一个头脑异常清醒的人，有热情、才情，更不乏理性。他总是客观地分析别人和自己，从不会被来自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赞扬、吹捧冲昏头脑，迷乱心性，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记得90年代初有一次开他的散文研讨会，慕名而来者很多。大会开始之前，他忽然发现会标上写的是“著名散文作家、诗人王充闾创作研讨会”，当即和有关人商量，坚持去掉“著名散文作家、诗人”几个字。他说：“我还算不得什么著名作家、诗人，不要搞这种花架子。”就是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也比较低调，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明智，可以说是他的性格中的最大特征。
王充闾的清醒、明智不仅表现在客观求实、不慕虚名上，也表现在对官与文的不同态度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起，他就走进了市委领导机关，而他从事文学创作比这还要早十年。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职、辍笔外，他一直是一手搞行政，一手搞创作，而且两者都颇有成效，可以说是典型的“鱼与熊掌”兼得。那么他对官与文的态度如何呢？或者说二者在他的心里是否一般轻重？我觉得还不能这样说。诚然，他为官的名声、政绩都确实不错，有人称他做省委宣传部长的工作是“四两拨千斤”，也并非完全是夸赞之词，然而我总觉得他在官与文之间，更看重文。为什么呢？因为官比文更有永恒性、不朽性，更能让个体人的生命从有限进入无限。
王充闾是一个特别看重个体生命价值的人，如何使自己的人生不虚度，实现它最大的价值、意义，是他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他曾多次慨叹庄子、陆游、苏东坡等古人之所以流芳百世，原因不在官职，而在文章；尤其李白，好多人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官，可是，他那才华横溢的诗，却万古流芳、家喻户晓。时下人舍命追求的权势、钱财在他眼里都是有限之物，没有多大意义。他在本世纪初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散文论坛”演讲中就这样说过：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到头来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可见他搞文学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像有的官员那样，弄本书附庸风雅，在官员的身份之外再贴张文人的标签，而是在实现生命的价值、延展生命的长度、扩张生命的时空的角度来追求的。否则，他的笔早就在繁忙的公务、眼前的利益中搁下了，更达不到现在这么成功的地步。
也许有人觉得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儿太玄乎了，或者干脆就是不可思议。其实说白了，这也就是一种理想精神，只是时下怀有这种精神的人越来越少了，甚至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当下人活得浑浑噩噩；所以，某外国学者断言：中国当代文学都是垃圾。而当我以“清醒”、“明智”来定义王充闾这种所思所为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贬低或者拔高，而是含有一种人如何活的问题的问题。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为什么活，怎么活，的确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否则便很可能应了老百姓常说的那两句话：“后悔就来不及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王充闾确实称得上是个智者，不但敏于感悟，而且勤于思考，喜欢在人们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事情上体悟、发掘出不同寻常的东西。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游记散文中，这一点就突出表现出来了。比如参观萧红纪念馆，他感叹这位离世不到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名气和身后所留之物之间的差别竟然这样悬殊；出差南京，本来第一眼就想看看秦淮河，无意中得知秦淮河早在民初就已经破败萧条，绝非朱自清笔下那般如梦如幻、如诗如画后，立刻打消了寻访的念头，宁可“在记忆中永存它的倩影”，也不愿那美妙的景色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黯然消逝；与友人按图索骥、畅游闾山后竟觉得意兴阑珊时，他不由得联想到当年游览绍兴遗下鉴湖，此后一直心向往之的感觉，得出了“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的哲理性结论；耳顺之年重过落红成阵的桃林，却再也找不到少年时经过此处的兴奋之感。由此又联想到人们常常用回忆、摄影甚至全息影片来保留当年情景的做法，于是深深概叹：“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
到了90年代后的历史文化散文，他又把知人论世的习惯移到了历史人事上，认为李白在文学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仕途的受挫，而仕途受挫的根本原因又恰好是因为他诗人的资质；曾国藩的人生表面看是成功的，实际则是失败，因为他过于追求完美，谨小慎微，活得太苦、太累；端坐龙椅的皇帝虽至高无上，到头来仍难免事与愿违，难逃命运的捉弄；只有像庄子、严光这类高人、隐士，淡泊名利，超凡脱俗，才能活得逍遥自在，得养天年。
这种智者的思考显然与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有密切的关系。王充闾六岁进私塾读书，先是“三、百、千”启蒙，继之四书五经，诗古文词，可以说从小就被引进了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海洋。他嗜书如命、博闻强记，几十年中，无论古今中外、文史哲社，都在他的阅读范围之内。我曾有幸见过他那四壁图书，摩顶接地，挤挤挨挨，大约总得有上万册吧。记得我曾这样问他：“您跟死神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就是我那些书啊。”他毫不犹豫地说，“我要是死了，那些书可咋办呢？”书给了他知识、智慧，官员生涯又让他开阔了眼界。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回想着他总计四十多年的创作、面对着那洋洋几百万字的作品时常想：所有这些文字都在说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可以称之为核心的东西？尽管对于散文这种文体来说完全没必要这样分析？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他其实一直在探索人、人生、人性、人的命运，尽管时常以史、事、景的面目出现，但都在思考人，思考人为什么活，怎么活，活得怎样。这是他写作的动力，也是他的散文让读者们喜欢的根本原因。从这一角度说，他确实有一种哲学家的能力和素质。
王充闾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可是你不仅从外表上看不出他的生理年龄，就是内里的生命热情也不减当年。他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就开始创作了，除了“文革”十年被迫停笔外，一直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作，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就连“文革”，他也没完全放下书本。他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追求，真是到了忘我的程度。虽然如此，我却认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悲观主义者。表面看，他自信、坚定、从容、镇静，骨子里却含着深深的悲观和无奈。这一点，除了天性，可能和他小时候的遭遇有关。
他祖籍河北大名府，祖辈逃荒流落到素有南大荒之称的原辽宁盘山县。他本来排行第四，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可是哥姐都在他童年时去世了。他在《母亲的心思》中曾经这样追述：“姐姐大我二十二岁，也非常聪慧，由于受家庭影响，从小读了许多文学作品，一部《红楼梦》……读过七遍，每番读过，都是泪湿衫袖。姐姐在我两岁时，不知患了什么病，早早地故去了，”剩下一个两岁的女儿，寄养在母亲的膝下。不久就是他的二哥。“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秀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墨迹。”不幸的是年纪轻轻，就被结核菌夺去了性命。最可惜的是他那已经成为家里的顶梁柱的大哥，只是偶然患了疟疾，不用药也会痊愈的，却被庸医误诊为伤寒，下了反药，倏然间就去世了，想得他的父亲每天扛着铁锹到儿子的坟头转悠，盼着儿子能活过来。不久，感情上像母亲一般的嫂嫂也带着孩子改嫁了。尽管这一切发生时王充闾年纪尚幼，心智还不成熟，只能凭着本能接受周围的一切，但早慧的心已经感受到了那种凄凉，何况童稚的心灵也缺乏抵抗苦难的能力。
半个世纪后的身患重症，对他的打击显然更为沉重，那可是切切实实地关涉到了一个人的生与死。记得当时我从他的一个同学口里听到这意外的消息后，便打电话问候，安慰他说佛祖会保佑他的，因为恍惚记得有一次他说过释迦牟尼是大彻大悟之人。电话那边，他凄然一笑，顺嘴吟了一首诗，大致是：“寻佛问祖到山腰，风摇大树撼早潮。八八减二无常数，到底人间一粒消。”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无奈。他将手术后一段时间的情形比喻为头上悬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说不定什么时候，那根马鬃一断，剑就会落下来，取了他的性命，幻灭感也由此蓦然而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依托了，“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而来。”
当然，悲惨遭遇和悲观主义之间未必就该画等号的。一个一生坎坷、不幸的人，未必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反之，一个终生顺遂或稍有不幸的人，也可能持有悲观主义信念。个中的原因，还是与“识”有关，也就是前面所说的智慧。或许是多年身居领导阶层的缘故，王充闾很善于控制内心的情绪，但是，只要我们仔细体味，就不难发现，他的散文几乎从一开始，字里行间就蕴藏着悲感，我称之为“识”。他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有情人难成眷属。人的欲望太多而能力有限。现实永远比不上想象中的美好，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距离。所有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历史无情，规律无情，到头来，宇宙千般、人间万象，都会被历史老仙翁收进歪把子葫芦里。即便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也只能在痛苦中挣扎，逃不脱悖论的魔爪。事实上，王充闾是在以他的智慧和奋争，与悲剧性的人生对抗。
这种情形，很容易使人想到神话中的西西弗推石头上山。西西弗的悲剧在于他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意识，或者说，清醒的意识才是人的悲剧不可缺少的前提。“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成了他的胜利。”这段话，是加缪在著名的《西西弗》神话中说的，用到王充闾身上，也正合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