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闾：作家永远在路上
高慧斌
王充闾：
著名作家、学者。1935年生，辽宁盘山人，中共党员。幼读私塾八年，系统接受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曾任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为国家一级作家、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兼任南开大学等高校中文系客座教授。
五十年来，创作出版文学作品、学术著作《清风白水》、《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何处是归程》、《成功者的劫难》、《龙墩上的悖论》、《文在兹》、《事是风云人是月》、《千秋叩问》、《域外集》、《乘物以游心》、《逍遥游——庄子传》、《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蘧庐吟草》、《诗性智慧》等五十余种。散文集《春宽梦窄》1997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一生爱好是天然》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2004年、2007年，连续两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被聘任为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曾有多篇散文作品入选高校、中学语文课本和高考试题。散文集《北方乡梦》译成英文、阿拉伯文。
作为全国散文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多年来，王充闾的文学成就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内名家纷纷著文评介，并有文学史家等对其作品设置专题进行研究。他的创作水准和学术地位得到国内文学界公认。
一
退岗不退休，用几十年积淀的理论与实践，不断参与社会事务，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无论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学术研究，都有极强的针对性。尤其是他的历史散文创作，历来着眼于弘扬正气，彰显正能量。他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时代、社会的发展史。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通过各种方式、途径，传播正能量，讲好中国历史故事。
2007年，著名作家金庸先生应邀到北京大学讲学，他在开场白中，把“北大讲学”与“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赋诗”并列，说“有些不好意思”。在先生来说，当然体现了他的谦虚态度；但客观上也确实说明了这一举动的高度与难度。
这种体会，相信王充闾先生也会感同身受。因为他正好就在同一时期，先后两次在北大作了演讲。2003年，他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以“渴望超越”为题，讲解散文创作问题，提出“散文写作需要深入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散文作家应该有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保持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2009年，他应北大中文系邀请，以“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期待与深度追求”为题，讲述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如何以一种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寄怀深远”。从相关报道看，反响都相当好。
2007年，结合担任两届鲁迅文学奖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的切身经历，他在南开大学讲座中，呼吁作家们要有创新思维与想象力。他指出，从两届参评鲁奖的作品可以看出，其中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肤浅、照搬生活，缺乏深度意识，缺乏撄攫人心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灵魂不在场，基本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如何救治这种偏颇与缺陷，他从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认为关键环节在于增强创新思维与想象能力。
2013年，他给某集团军师一级领导干部讲授“如何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他突出强调了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掌握哲学思维，学习传统文化与国学。
2014年，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他讲授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功夫要下在参悟上，融汇进心灵中。他引用明代思想家李贽的话说，艺术家要有“化”和“画”的功夫。先是运化，融汇到头脑里；然后成画，变成艺术形象，以全新的形式再现。写出的东西才能有感召力、震撼力，才能传之久远。
退休后的多年来，寻找创作源泉，到高校讲授创作体会及如何履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王充闾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落实到文学创作上，就是要让来源于人民的艺术，最终回馈于人民、惠及人民。”王充闾认为，作家必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他在多地高校讲过《传统诗的创作与欣赏》、《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东北区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等等，几十年的创作、读书、学术研究体会，其内涵之丰富，书本难及。
没机会听到王充闾的讲座的确遗憾，然而这位散文大家的书，早就装在大中学生的书包里，全国几十所学校选用过他的散文，他的思想早已进入学生的脑中心中。
《碗花糕》、《寻访大红袍》、《我的第一位老师》、《走向大自然》、《守护着灵魂上路》、《捕蟹者说》、《大禹陵》、《两个李白（青山魂）》、《驯心》《换个角度看问题》、《用破一生心》、《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等17篇作品，经由几十家出版社出版，入选大、中学生教材；《祁连雪》、《黄昏》、《文学创作与生命体验》、《乾隆帝御制盛京赋》等12篇作品，入选高考或多地高中语文试卷。《青灯有味忆儿时》、《清风白水》、《话说张学良》等19篇作品，被几十所学校作为名作美文，成为学生课外读物。其中，《李煜和爱因斯坦》被香港培正中学作为2005年度中四级中国语文教学教材。
作为全国散文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多年来，王充闾的文学成就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内名家纷纷著文评介，并有文学史家等对其作品设置专题进行研究。他的创作水准和学术地位得到了文学界公认。出版社“抢夺”他，学界关注他。
《清风白水》、《沧桑无语》、《面对历史的苍茫》、《何处是归程》、《成功者的劫难》、《龙墩上的悖论》、《逍遥游——庄子传》、《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五十年来，他创作的文学作品、学术名著达五十余种，他记录的不仅是个人的心灵成长史，也是时代、社会的发展史。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冰心散文奖”，是对他创作功力的肯定。
这是什么样的经历，得拥有什么样的胸怀，要具备怎样的才情，才能走进自然，走进历史，融入现实社会，创作出如此大气磅薄、底蕴深厚、启人心智，荡气回肠的作品？
王充闾1935年生于辽宁盘山，读过八年私塾，系统接受了国学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报纸副刊编辑；后在省市领导机关工作。曾任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主席。
寥寥的个人简历，概括的是一位文学挚爱者历经风雨，几十年走过的踏实足迹，承载的是他一生的文学梦想。
翻看王充闾厚重的作品，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他的早期作品荣获大奖的时间较早，而最能代表其终生成就的两部重量级作品——《逍遥游——庄子传》、《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都是在退休后完成。
“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我一直从事业余文学创作；自1995年逐渐走向专业创作，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因而成果更为突出。”
与多数人退休后会颐养天年不同，王充闾退休后的生活比起之前，更加紧张了。但生活也更加充实了。因为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鹜；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用他的话说，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他把读书、创作看作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至乐。”每天清晨，他都在固定的时间到公园散步，几十年如一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
作品如山，创作者可不是两眼不观窗外事地闷头虚构，不论是他的文学作品，还是学术研究，他的根都是深深地扎于坚实的大地，作品都有极强的针对性。
苏珊•桑塔格说，作家不需发表意见，只需讲出真相。讲出真相需要责任和担当，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最高修养。王充闾的作品不仅说出了真相，而且他还通过各种方式、途径，用他的研究成果，传播正能量。
他曾应人民日报海外版之邀，作为六位撰稿人之一，参与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围绕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内容，两年时间供稿七十篇随笔、小品，篇篇有感而发，行文轻松，以诗话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人与事、情与理，文与史熔于一炉，不同凡响。
针对广播电视过于炒作明星奇闻逸事，而遮蔽了真正的艺术和历史，甚至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遭遇冷落的现象，他寄信电视台，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当前电视节目中，封建帝王题材数量过大，且颂扬失当，过多地张扬了‘权谋文化’，直接关涉到思想导向，他担心错误思想倾向的误导和历史知识的错误传播，会误导青少年。而他的历史散文创作历来着眼于弘扬正气，彰显正能量，讲好中国历史故事。
毛主席曾经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鲁迅先生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十几部历史文化散文中，王充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人物，解读事件，剖析问题，写了中外一百四五十位历史人物，许多都是颂扬杰出历史人物，他们有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科学家、知名人士。他也有针对性地揭示封建帝制下无法克服的种种矛盾与悖论。
在《龙墩上的悖论》中，他写秦始皇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如何忧危积心，机关算尽也未保住龙位久享；写努尔哈赤如何从被奴役、被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能够掌握人生命运顶天立地的强者；而溥仪则是始终处于被人支配操纵、利用而成为失去自我的有声道具；写曾国藩的苦、李鸿章的憋屈。
选取这样的历史人物，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述，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是一个人学术修养的极致表现。
对文学的执著追求，使他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对此，王充闾坦然无悔。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他的生命内涵，充分体现了人生内在的丰富性，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
二
“作为一个党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学者，我时时警戒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先是党员，然后是官员；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学者。 几十年来，研习历史、应用史观，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历程。在钩沉往昔、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一直把足够的注意力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改革、发展实际，足迹遍于全国特别是辽宁大地，创作出大量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书写颂扬人民的伟大实践，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对作家而言，一辈子创作出一部有影响力的作品就已经不易，而作品能够不断出新，就不只是有深厚的学养这么简单，还要有坚定的信念，崇高的信仰。
采访中，记者时时被王充闾书中博大精深的学理所打动，会不自觉地追随作者的笔端，去体悟历史的苍茫与现实的火热。
当我们问及他的创作动力时，王充闾这样回答：“作为一个党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学者，我时时警戒自己，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把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先是党员，然后是官员；先是党员，然后是作家、学者。不仅自己保持革命者本色，保持晚节，终生清正廉洁，而且教育家属、子女，严格要求自己，绝对不能因为放松约束而给党造成不良影响。大前提是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
王充闾1965年入党。他当时在新闻单位编副刊，做文教记者。作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全省的表彰大会。因“文革”中遭受批判，没有参加群众“革命”活动，也没有工作可干，他就按照毛主席指示，精读马列六本书。1971年，用了半年时间钻研《反杜林论》，反复研读十遍。记者看到了王充闾当年的这本学习笔记。密密麻麻的字迹挤满书中空白处，五种字体使这本高深的理论书，成了“彩色漫画”。
研读马列名著之余，他还不满足于国学原有的深厚基础，针对缺腿与不足，自觉地进行补课，两次挑战自我。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出“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的号召。以美学为中心的学术热潮乘势而上，学术研究之风在举国上下蓬勃兴起。王充闾敏锐地觉察到，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已知的应该更新；未知的抓紧补课。他在过去精读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基础上，从1985年开始，花费数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以及国内三大派几位美学家的著作；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加固理想基础。
1995年，王充闾当选为辽宁省作协主席，他提出了深度追求的目标：即以对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到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之中。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此后几十年，研习历史、应用史观，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历程。而党的大政方针，则是通过不间断的学习时事政治了解的。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收听中央新闻联播，坚持阅读《人民日报》、《求是》、《新华文摘》等报纸杂志，紧跟时代步伐。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非观、价值观，就这样在几十年的日积月累中逐渐树立，并日渐清晰与坚定。不断地学习，使他能够随时掌握中央重大决策精神，对社会发生的种种新问题，新趋势，能够及时做出科学、正确的判断。特别是用以指导他的文学创作，确保践行正确的政治方向。
仅去年一年，他就在中央级媒体接连发表文章，引导人们多读书，读好书，引导人们正确看待生活，正确对待工作。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号召领导干部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迅速做出理论上的回应，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学问思辨励志笃行”的文章。
文章指出，习总书记谈话中讲了读书治学相互关联的五个层次：“博学”即放开眼界，勤学博览；学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审问”，勇于置疑，解惑求真；问，就要“慎思”，辩证思考，深入探求，如此方能“明辨”，或者说为了“明辨”，识别是非，避免迷误，必须审问与慎思；最后落实到“笃行”上，坚持不懈，笃志践行。学问，见功夫；思辨，见能力；笃行，见功效。习总书记提到的这五点体现了全面要求，既强调学问，更看重识见；既强调认知，更看重践行；既是说读书学习，也是讲修身做人；而且，由内而外，由知到行，互联互通，学与问，问与思，思与辨，学问思辨与励志笃行，相辅相成，如果所学不博、所问不真、所思不深、所辩不明，笃行就无从谈起。
对于如何学问思辨，王充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他建议，为了提高审问、慎思、明辨能力，有计划地读点鲁迅作品是必要的。
他在《光明日报》撰文谈读《易》随笔，解读“生生之谓易”的深刻内含，一是要生存，二是要发展。即如何把握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他提醒，古人作《易》，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今天应该注意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可能导致的生态危机。
针对有些人抱怨活得苦、活得累，有的抱持过多的欲望，不能知足知止，他在《中国纪检》和《党建》等杂志发文呼吁，学庄子“做减法”，凡事看得开，放得下。“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
作为国内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作家，他在钩沉往昔、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一直把足够的注意力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伟大现实。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他更加坚定了“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作为时代歌者、人民作家，多年来，王充闾坚持深入改革、发展实际，足迹遍于全国特别是辽宁大地，创作出大量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书写、颂扬人民的伟大实践，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他热情赞颂人民领袖和革命烈士。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他写道：周恩来同志“跻身于20世纪世界伟人的行列，达到了人格境界的巅峰，他把中华人文传统升华为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他与广大人民群众有着真正的心灵契合；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对同志、对朋友、对人民的真诚爱心和人格尊重。在历史继承性与时代延展性的意义上，他的伟大人格，又成为新时代的富于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犹如一块晶莹剔透的宝石，从各个不同角度闪射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夺目光辉”。他在瞻仰瞿秋白同志就义地之后，写成一篇有深度、有创见、有影响的文化散文：《守护着灵魂上路》，结尾是：“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瞿秋白）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他为改革先行者和劳动英模唱赞歌。颂扬安徽小岗村首倡“大包干”的诗：“德被生民首重农，家家鼓腹乐年丰。敢拚性命开生路，拓展阳关一径通。”“漫道年华水样流，丰功早已著千秋。一从小岗燃星火，烈炬燎原耀九州。”他为陕北榆林植树英模朱序弼写了题为“留下一片绿荫”的长篇纪实文学。其他像老红军植树、老革命培养接班人、领导干部扶贫、女工扫街、技术员攻关等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凡人善举、“正能量”，都一一进入了他的诗文，成为抒怀、点赞的重要题材。
王充闾的作品有温度，评古论今，直击人心。他的为人更是有口皆碑。
黑山县诗作者张福成曾经写过七律四首《学雷锋感怀》，投给当地媒体遭拒，王充闾向辽报写信推荐，诗作在辽报发表后，在一次全国诗词大赛中获二等奖。
抵制出版界不正之风，他不留情面。《中华当代诗词风赋二百家》欲将其15篇诗作录入出版，但前提是需认购15册书，他当机立断放弃入选机会，并指出此风得刹。
过去，一些名人退休后多被聘请出任兼职。他曾接到北京等地许多封内容相近的聘书，对此，他总是婉言辞谢。
一次采风离沈日久，回来后才得知好友鲁野已逝世半年。他致信鲁野夫人康启昌，“惊知噩耗，天道无情，哲人其萎！作为迟献的花圈，敬题七律一首，以寄哀思：“崎岖历尽惜明时，红烛长燃力不支。珠玉未随清梦杳，文名久被世人知。萍踪汗漫千程远，噩耗沉埋半载迟。静夜无眠怀旧雨，一篇薤露寄哀思。”
知识分子的侠胆柔情，让人动容。对素不相识的读者他也一样友好相待。他曾收到义乌市读者骆志云寄来的100元购书款，按理寄钱购书，符合常理，他却深觉过意不去，便将所有作品各拣出一本寄去，以慰远方书友。
致林非的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正直、严肃、认真的人民作家的行事原则。
在抒情散文《碗花糕》中，在引用《浮生六记》一书时，他错将作者清人沈复误为明人。后经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指出。他专门致信深表愧歉，切实反思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并公开表示，以后写作一定做到：写文章或发言，凡是引用成语、典故、古代词语，或涉及年代、里籍、行迹，定要弄清原委，防止错讹，尤其注意不要望文生义；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决不信口雌黄；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为一处失误公开错误，真诚道歉，此举引得业内人士纷纷称赞。
三
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专啃硬骨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王充闾就提出了“挑战自我，深度追求，渴望超越”的明确指向。通过散文创作，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
有评论说，“可以把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当作是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一种贡献——并不局限于散文范围之内。”
王充闾以散文创作扬名海内。《清风白水》、《沧桑无语》、《何处是归程》等等，一部部沉甸甸的作品，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王充闾从童年时代就情有独钟。在他几十本著作中，有十多部属于这类题材。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写作，始于90年代中期。继凭吊北宋、魏晋和古赵故都开封、洛阳、邯郸之后；他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先后叩访了黑龙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钦二帝的五国城，去了云南武定县传说中的明初建文帝“龙隐”之地狮子山。从1996年开始，他集中创作了《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
1997年，散文集《春宽梦窄》荣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鲁迅文学奖。《一生爱好是天然》荣获全国首届冰心散文奖。2004年和2007年，连续两届全国鲁迅文学奖评奖中，被聘任为散文杂文评奖委员会主任。这是对他散文创作成就的有力肯定。
“我的历史人物散文，多成系列。在政要系列中，我专门选择一批个性复杂、阅历丰富，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具有多种可言说性的人物。”王充闾说，曾国藩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对于他，我在散文《用破一生心》中，没有简单地从善恶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而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剖析——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臣，他存有过高过强过盛的个人欲望，结果整天装饰自己，失去本真，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在散文《他那一辈子》中，描绘了李鸿章的六种形象，既凸显了他的个性特征，也大致能够概括其一生功过与人格。文章深刻地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史学著作《龙墩上的悖论》十几篇系列散文，写的都是历史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封建帝王。写作中，王充闾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让读者从中得到富有启发式的哲理。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王充闾对于个人的散文创作就提出了“挑战自我，深度追求，渴望超越”的明确指向。他说：“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沧桑无语》面世后，已经得到了很多赞誉，但他并未满足，而是不断创新，通过《何处是归程》，让人们看到了他的一副另样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看到了他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王充闾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新时代伊始，王充闾的文学创作——散文与诗词这对孪生兄弟，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的。而关于传统诗词写作，他的体会是，要有真性情，表现出创作的个性；要富有才情、才气、才学；要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要有情趣。他对传统诗词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不辍，口诵笔书文引，以至被评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
四
“我已经习惯于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墨，写成文章。我喜欢一个人踽踽独行，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 对于晚年成就两部集大成之作的王充闾而言，他就是那位西西弗斯。
“对于一个真正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海明威的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靠，因而时时不忘挑战自我，渴望超越。堪资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
按常理，多数人的晚年生活应该是悠然的，而且体力、智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不太可能再有大的作为。王充闾的晚年却不断推出新的力作，特别是成就了张学良和庄子这两部有巨大影响的传记。
给张学良立传，王充闾有自己的想法。他一向认为，一些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
张学良这位同乡就是一位具有无限可言说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诸多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等，并没有穷尽其丰富内涵，仍然有着巨大的叙述空间。
张学良是一个真正的谜团，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他是成功的失败者；并非完人；同历史上的大多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的，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吸引王充闾要重为少帅“写心”。
王充闾所说的“为少帅写心”，是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是努力追求明末清初的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
写作中，王充闾做到了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他泼洒大量笔墨书写张学良的个性和精神世界，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他要写出张学良的心灵史。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说，王充闾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他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
从有了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写作构想到书面世，前后历时八年。而为闻名古今中外的伟大思想家庄子立传，王充闾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为此，他准备了十五年。
“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只是一个缺席者。”半个多世纪，庄子这位缺席者，一直活在王充闾的心里。早在读私塾时，王充闾除通读了“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外，私塾先生在确定读“诸子”时，首先选定的就是《庄子》。
如果说，数十年来，王充闾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识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的做学问。
为庄子作传，困难极大。姑且不论他的思想高度，仅说传主的生平、行迹，见诸记载的就寥寥无几。哪里是庄子的出生地，历来聚讼纷纭，争辩不休。真正付诸实践，遇到的困难更超乎想象。
1997年和2005年，王充闾曾两次寻访庄子故居；2012年，利用半个月时间，“三顾”意念中的“茅庐”。十五年间，王充闾多次往返于鲁南、豫东、皖北，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先后几十次邀请有关人士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同时利用三个月时间，下大攻夫读解《庄子》。在读解原著的基础上，展开对前代与当代治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学习。
有别于以往的创作，王充闾写的庄子与写君王、政要以及其他多数文人不同，也有别于张学良传记的创作。“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
有评论认为，读《逍遥游——庄子传》，就会觉得庄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作者是以庄子的手法来描写庄子，平添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
著名评论家李炳银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象。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指出：王充闾的这部传记，出言有据，落笔有征，几近无一字无来历。这样一种包含了“清儒家法”（蔡元培语）意味的史料性极强的庄子传记，在迄今为止的庄学研究史上并不多见。
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有关庄周史料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彻底打破了这种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
有评论人士这样评论他的庄子传：“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
对于晚年的成就，王充闾自认这次所登上的台阶是比较高的，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 （辽宁日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