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道上
一
年轻时候填写履历表，我常常把祖籍和出生地混同起来，一律写成“辽宁盘山”；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这一支源出河北大名，就是《水浒传》中的北京大名府，卢俊义卢员外的所在。
这里靠近“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道上，欲望无穷”这句俗谚，从小我就听到过；但是，直到花甲之年，我才有机会踏上这方热土。
列车，联翩的铁马一般，奔腾呼啸在漫漫的京广线上，涿州、保定、石家庄、邢台……，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相继地闪现在眼前，又迅疾地飞向身后。华北大平原摊开了它全部的浩瀚，风驰电掣般地涌过来。宛如特大的电影屏幕，忽而喧阗的集镇，忽而恬静的村野，忽而烟囱林立的工厂区，不断地更换着画面。顿时，一种雄浑、热烈的情怀涌上了心头。
可是，当我驻足邯郸，徜徉古城里巷，获得的印象，却是天高地迥，旷远苍凉。特别是登上著名的古迹丛台，临风吊古，不禁感慨兴怀，悠然意远。
丛台始建于两千三百多年前，原是赵武灵王阅兵观阵，习武宣威，以及歌舞寻欢之地。因为它是由许多座层台复阁连接垒列而成，故称丛台。战国时期，各国竞相修筑此类高台建筑。魏襄王建中天台于大梁，期望达到天高之半；楚国建三休台，含义是至少要休息三次才能攀上台顶。赵武灵王修筑的丛台，自然也是高耸天际的。
当时的丛台上面，设有天桥、雪洞、花苑、妆阁诸景，结构奇特，装饰华美，连聚非一，各极其妙。古人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来状写丛台的巍峨、壮观。历史上许多文人骚客，像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宋代的贺铸、范成大等，都曾多次登台赋诗。当然，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早已不是旧观，直到清朝末年，丛台还曾重新修葺过。
登上丛台极目远眺，但见云天深处，巍巍太行西走蜿蜒，层峦起伏；四公里外，坐落在市区西南部的赵王城，残垣断垒隐约可见；北有武灵馆、回澜亭；西北便是古赵国的梳妆楼、铸箭炉、插箭岭遗址。
俯视丛台四周，绿杨深处，车辆梭穿，楼群棋布，街上人流熙来攘往；湖面上碧水澄鲜，微现涟漪，一派雍雍穆穆的祥和景象。当年的戈戟交辉，云旗委蛇之势，已付与苍茫的历史。高台上下显得寂寥空旷，碑碣暗淡，廊榭萧然，只剩下青苍的雉堞、淡绿的苔痕，一任徐缓的清风和悠悠的淡日拂煦着。但历史恰是怪异得很，愈是清虚恬淡，往往愈是意兴撩人，令人悠然神往。
二
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过了五十年，周天子正式策封他们为诸侯，分头就国。开始，赵国建都晋阳，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其后历经八代君主，计一百五十八年。赵国的极盛时期为武灵王当政时代。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东周列国志》上描绘赵武灵王的形象：“面黑有光，胸开三尺，气雄万夫，志吞四海”；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甚至说他“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他曾亲自率师攻城略地，北至中山、燕、代，西出云中、九原，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
后来，赵武灵王让他的儿子主持国事，自己率领官员们到西北勘察地形，想从云中、九原直接向南出兵，偷袭秦国。于是，他乔装成使者，潜入秦都咸阳，进行实地测察，并顺便了解、考察了秦昭王的为人。昭王开始没有发觉，过了一阵，觉得这个人状貌奇伟，不像是普通臣下，便派人追赶，可是，“使者”已经大摇大摆地出关了。秦人弄清底细后，颇为惊怖。
赵国在西破林胡、楼烦之后，由武灵王主持，傍阴山修筑了一条长城，以防备北部的强敌入侵。据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这段长城东起今河北宣化附近，向西北方向延伸，经张家口进入内蒙古，然后沿阴山西去，直抵乌拉山与狼山之间的高阙。《水经注》描写它：“长城之际，连山剌天”，“两岸双阙，峨然云举”。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以一个小小的赵国，竟能完成这样规模巨大的国防工程，而且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受到世人的责骂，不能不令人惊叹。
不仅此也，武灵王还敢于同最顽固的传统习惯和保守思想作斗争，锐意改革，运筹强兵富国之策。他考虑到，赵国的处境十分险恶，中山紧靠腹心，胡、燕分据东、北，强秦与楼烦陈兵于西，虎视眈眈，旦夕都有遭致倾覆的危险。为了提高战斗力，他带头穿上紧身窄袖的衣服，腰束革带，足登皮靴，废车乘马，日逐射猎。他斩钉截铁地批驳了一些贵族反对更改先王旧制的责难，说：衣服是为了穿用方便，礼法是为了行事方便。情事不同，服饰、礼法都要随之变化。夏、商、周三代都是随时制定法规，依事确定礼俗的，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所以，治世不必采用一种方式，利国不必完全效法古代。况且，先王的礼俗并不一样，那要我们效法哪一个“古”呢？
通过赵武灵王的率先倡导，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对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剧下场。武灵王在位二十七年，当初曾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沙丘宫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太上皇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不料，追兵闯进宫室，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三
士慕原陵犹侠气，
人来燕赵易悲歌。
漫步古都邯郸街头，清代著名诗人张问陶这两句诗，蓦地在脑际浮现出来。
“原、陵”，分别指赵武灵王的公子平原君赵胜和魏国的信陵君无忌。他们本人的本事并不大，但都仁厚待人，礼贤下士，一时，门客如云，最多时达到三千人。用太史公的话说，乃战国时代“翩翩浊世之佳公子”。说到“原、陵侠气”，人们会想到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见诸史书的，则有“窃符救赵”的故实：
公元前257年，秦军围攻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赵相平原君因为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的姐姐，借助这种姻亲关系，派遣使者求救于魏。但魏王害怕开罪于秦，不肯下令出兵。夷门守吏侯嬴向信陵君献计：魏王的宠妃如姬曾受过信陵君的大恩，可以通过她把调遣大将晋鄙军队的兵符拿到手。这样，就可以传令军中，发兵救赵；如果晋鄙不肯受命，就由随行的勇士矫命将他击杀。信陵君一一按计行事，夺得了晋鄙兵权，率部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为了行侠仗义，扶弱抑强，魏公子一切后果都在所不计，承担了巨大的风险。致使有家难奔，有国难回，滞留邯郸达十年之久，以逃避魏王的究治。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好理解，可是在战国时期，却是世风所尚，体现了古道热肠和义行本色。
但依我看来，战国群英中，最令人敬慕的还是赵国的蔺相如。邯郸城内有一处著名古迹，名叫“回车巷”，是后人为了纪念他顾全大局，主动谦退，终于实现了“将相和”而保存了遗迹的。
事情是由和氏璧引发的。秦昭王听说赵国得到了这件稀世珍宝，提出要以十五座城来交换。赵惠文王慑于秦国的声威，既不敢断然拒绝，又害怕答应下来上当受骗。正当无计可施之时，蔺相如过来了，赵惠文王便征求了他的意见。蔺相如说，鉴于秦强赵弱的这种态势，我们拒不答应是不够明智的。但是，这里面也带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出使秦国，奉璧取城。万一他们背信弃义，不肯割十五城给我们，我也会设法“完璧归赵”的。于是，蔺相如便带着和氏璧来到了秦都咸阳。
秦昭王得到和氏璧之后，自是万分快意，但看得出他并没有交城、割地的意思。蔺相如便走上前去，说：这块璧上有一处瑕疵，请让我指给大王看。他接过璧来便一步步后退，怒发冲冠，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没有割地的诚意，休想得到和氏璧。倘若逼急了，我就把脑袋和璧玉同时撞碎在柱子上。秦昭王怕他真的撞碎了璧，便连声道歉，并答应割十五城给赵国。
蔺相如识破了这又是诡诈，便以“必须斋戒五日方敢献璧”为辞，抓紧派亲信秘密抄小道，将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留下来用智谋对付秦昭王。秦昭王当然十分恼火，但又想到，即使把他杀掉，也得不到和氏璧了，徒然破坏了两国关系；莫如放他回去，从长计议。这样，蔺相如便胜利地返回了邯郸。
四年后，秦昭王邀请赵惠文王在渑池举行友好的会见。宴饮中，秦昭王突然提出要求，让赵惠文王弹瑟，赵王不敢拒绝，只好弹奏一曲。秦国的御史马上记上一笔：“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这显然带有污辱性质。当时，蔺相如在侧，便针锋相对地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为秦声，请秦王敲击瓦器，以相助乐。秦昭王不悦，断然加以拒绝。蔺相如怒不可遏地高声叫道：五步之内，我要以颈血溅大王！秦宫的侍从见蔺相如怒目圆睁，现出一副决战姿态，都不敢动手。秦昭王不得已，只好随手敲了一下瓦缶。蔺相如立即召呼随行的赵国御史执笔为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就这样，直到会见结束，秦方始终没有占得上风。蔺相如以一介布衣，凭着他的侠肝义胆，为国家争得了地位，维护了尊严。
渑池之会结束，赵惠文王回到邯郸，以为此行蔺相如功劳最大，便拜他为上卿，位居大将廉颇之上。廉颇很不服气，愤然地说：我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以一个低贱之人，却位居我上，令我感到耻辱。扬言如果碰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一下。蔺相如听说了，就有意地加以回避。周围一些人不理解，相如解释说，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就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在。我们二人如果失和，就会像两虎相斗，其中必有一伤。从大局出发，我也应该退让。从此，每逢朝会，他都称病不出，避免和廉颇争列次。一次上街，远远地望见廉颇过来，相如便调转车头避开。终于感动了廉颇，主动登门，负荆请罪。这就是“回车巷”的来历。
四
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更加浓烈。
《庄子·说剑》中记载，赵惠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多名剑客，剑士站在大门口两侧，昼夜为国王表演击剑，一年要死伤一百多人，而赵王好之不厌。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整个赵国男子都擅长骑射，惯见刀兵，“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有些女子也是“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一篇传记文学中记载，宋太宗时，常山郡北七里的唐河店，一位无名老妇，凭着机智与胆略，赤手空拳赚杀了一名契丹骑兵。“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他说，此地民众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说敌虏来到，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忙着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马出征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大文学家韩愈却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对于古时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还能否受到礼遇表示怀疑。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
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身着破旧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而公子却愈加恭谨。到了家中，首先请侯嬴坐在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介绍，客人都很惊异。后来，侯嬴果然不负厚望，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场，于送行时刎颈自杀，以死相报。
当然，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实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样死报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见到了，也不是无谓而发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陲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
正因为它是驳杂的、复合的，所以，这里不只是尚武任侠，激扬耿烈，还有博戏驰逐，歌舞侈靡的一面。勇武任侠与冶游佚荡，作为古赵文化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分别在战时与平时凸显出来。古时邯郸的女子以美艳著称，日与游侠豪俊征逐，颇善修饰，弹筝鼓瑟，目挑心招。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艺苑中，都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赵都邯郸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轶闻佳话。
邯郸素有“成语之乡”的盛誉，诸如“围魏救赵”、“义不帝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因人成事”、“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奇货可居”和“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成语典故和故事传说，产地都在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作为连结社会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则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会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
五
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经常接受一定文化的濡染，同时又不断地汰洗着某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一定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藉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这要从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说起。
吕翁祠在邯郸市北郊黄梁梦镇，距市区十公里。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间扩建，形成了现在这样宏阔的规模，占地面积达一万三千多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前院丹房对面的照壁上，书有“蓬莱仙境”四个雄浑恣放的草体大字。门内八仙阁迎门而立，小巧别致。丹房北面为中院，一方莲池映着碧树蓝天，显得格外清新雅淡。院内有殿宇三楹：前面为锺离殿，钟、鼓楼分列两侧，中间是吕祖殿，乃古观的主殿，还有拜殿、配殿、回廊，十分雄浑壮伟；后为卢生殿，内有一尊用大青石雕刻的卢生睡像，侧身偃卧，睡意浓酣，壁上的绘画展现了卢生梦中的美妙经历。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
唐朝开元七年，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卢生骑着一匹青驹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已的胸襟、抱负，说读书人应该建功立业，名垂竹帛，而自已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流露出愤懑不平的情绪。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梁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
梦中，卢生回到了山东老家，娶了崔氏为妻，美貌异常；自己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
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个儿子都是达官厚禄，娶妇高门。他一生富贵寿考，儿孙满堂，五十多年安富尊荣。活到了八十岁，生病久治不愈，正当弥留之际，却欠伸而寤。
卢生梦醒之后，见自己卧于旅舍，周围一切如故，吕翁仍是坐在身旁，主人的黄梁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从这里，卢生感悟到富贵无常，浮生若梦。
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清楚：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邯郸梦与邯郸道，后来成为虚无之事和空幻之路的形象说法。前人有诗云：“只因旧日邯郸路，梦里卢生误着鞭。”
根据这篇题材新颖、艺术成就颇高的唐人传奇，许多作家进行了再创作，敷衍出一系列的戏曲作品，著名的有元代马致远等人的《黄梁梦》、谷子敬的《枕中记》、无名氏的《吕翁三化邯郸店》，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
唐人传奇中，还有一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主旨与《枕中记》大致相同。到了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写了《续黄粱》（见《聊斋志异》），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续黄粱》的主要情节是，福建的曾孝廉新科得中，意气骄扬，尝以宰辅自命。一天，与游侣避雨毗卢僧舍，悠然坠入梦乡。忽接天子手诏，拜为太师，大权在握，颐指气使，三品以下随意升黜。平日丝恩发怨，一一为报，颇快心意。凭藉着炙手可热的宰相威权，侵吞资产，霸占民女，贪墨无度，昼夜荒淫。结果，九卿朝士交章弹劾，奉旨籍没了全部财产，发配云南。路上，被昔日受害的冤民劫杀。
到阴曹地府后，他先遭油炸，次上刀山，最后被拉去吞饮金钱的熔液，都是当年聚敛所得，“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一辈子的罪没有受够，再世又变为女身，投胎到乞丐家里，终日不得一饱，身着败絮，风寒剌骨。十四岁卖给人家作妾，大妇悍毒，动辄以赤铁炮烙胸乳。后来遭到诬陷，以奸杀罪凌迟处死。在剧痛哀号中，被身旁的游伴叫醒。他“盛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
沈既济与李公佐都生活在中唐时期，分别做过吏部员外郎和举过进士，而蒲松龄则屡应省试，皆落第，终生困顿，家境贫寒，较之沈、李对下层民众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旧时官场的腐败尤为深恶痛绝。因此，他不满足于《枕中记》的只写“幻梦空花，徒劳把握”，而是痛下针砭，无情揭露，通过续写“黄梁”，抒发其对魍魉世界的满腔愤懑。郭沫若先生说他“剌贪剌虐，入骨三分”，《续黄粱》当是一个显例。
这类作品的创作手法，都是将幻境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梦境中潜意识的折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尽管作品中流露出人生虚幻、世事无常的遁世思想，甚至有人目为“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那些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因作者是以否定的态度，通过梦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和士人们对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客观上起到了揭露作用，具有鲜明的讽喻意味和一定程度的认识价值、警世效果。
六
传奇小说家沈既济本是吴县人，大部分时光又是在长安度过。不晓得他何以要把这种虚幻的故事情节安排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来展开。难道只是邯郸才有吕翁祠吗？显然不是。但卢姓确为河北大族，卢生自叹困穷，苦于壮志难酬，也似乎典型地体现了北地士人对于点燃生命之火的冀求与失望。可能是一种巧合，就是说，在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纯属偶然；也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把积极用世与消极遁世这样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放到一起来探究。耐人寻味的倒是，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两者竟然并行不悖地融汇到一起了。
儒家的入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不仅薰陶着上流社会的文臣武将、硕儒名流，也激励着世俗风尘中的豪杰义士、剑客游侠。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奉行一种积极入世精神，具有中国传统伦理中令人感奋和赞誉的古典英雄主义品格。在道德理想方面，他们崇尚气节，知恩图报，疏财仗义，除暴安良，重信诺，轻死生，为救人之危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
他们和儒家的主张有些相似，勇于进取，力行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各有旨归，各异其趣。无论是从社会属性、社会功能上，还是从人生角色的标志及其追逐的最终目标上来考察，都是划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
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居主宰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各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更为有趣的是，儒、道这两种角色体系，虽然迥然不同，却并非互不相容和彻底分裂的，二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前者是封建士子入世之理想、行为的规范；后者则是他们失意时寻求心理平衡的妙方。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它们作为两种人格面具，常常因时因地交替使用，互换位置。在封建士子看来，实现二者的统一，亦即获得进退、出处的互补，才体现了人生的完美、精神的满足。
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著、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心态，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七
我觉得，积极进取与避退消沉这两种心态的形成，或者说这两种价值观的建构，无论达官显宦还是学者文人，甚至包括普通民众，都和年龄、阅历、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便是一个例子。
在他年轻时，“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任侠尚武，轻财重义；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灰意冷，“心理的自我”便占居了优势，顿有看破红尘之感，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心修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山水，所读诗书也多是苍凉、失意之作。
记得，那时他最喜欢吟诵的，都是“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陆游），“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赵翼）之类消沉、悲慨的诗句。
父亲对我说过，他每次回大名故里，路经邯郸，总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他还讲，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更惨，最后因事入狱，一病不起。说到这里，父亲读了一首自己唱和陈潢的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吟罢，他又补充一句：“还是阮籍说的实在，‘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呀！”
“文革”时期，他曾对我说过：“有些人确实把个人的名利得失、荣辱升沉看得过重，而不能超然自拔。如果他们能够读一点庄子，理解“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的道理，就会把浮名浮利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轻一些，就可以减去许多无谓的烦恼。”这些，当然都是他在晚年的悟道之言。
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七十岁的老翁答复是：“坟场”；而十岁的小女孩却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这时，过客昂首西顾，仿佛微笑，说道：“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
应该说，老翁和小孩讲的都对，但都只是强调了一个侧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含苞待放，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进入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