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山访古
一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浑涤器于市，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作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二十七名荐绅、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 ，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许多少数民族，此其一；其二， 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在牵制而并非灭绝；其三，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 、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英雄儿女各千秋”吧？
三
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这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许多人都是首途，因此，稍事休息，便集聚在一张四川省地图的前面，听当地一位彝族文友介绍有关情况。这位文友指着地图西南部一片广阔的地域，说，凉山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与西藏有些相似，是一片神奇古老、峻丽多姿，承载着无数自然与人文奥秘的土地。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北部、东部和南部为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金沙江迂回环绕，境内有小相岭、碧鸡山、黄茅埂纵横盘错，其间高山耸峙，河川割裂，峡谷幽深，地形陡峭，加上旧时代彝族“家支”势力的割据，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禁锢、封锁，使整个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受到重重阻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有一首民谣记述了这种封闭、隔绝的实况：
上山入云间，下山到河边。
山前能对话，相见走一天。
大诗人李白曾经苦吟：“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旧日的凉山，道路之难行，在蜀道中又是数一数二的。过去奴隶娃子被抓进凉山去，叫做“青蛙掉进井里”，永世没有逃出之日。有的地方耕牛无法进去，只好背运牛犊进山养大，以解决耕作之需。由于交通阻塞，致使日用消费品奇缺，老阿妈买一枚缝衣针要从鸡窝中摸出十个鸡蛋来交换，而猎手们鸡蛋大的一块麝香也只能换回一斤白酒。
封闭当然是坏事，但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举世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又苦于“文明病”折磨、困扰的时候，凉山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方净土，托出了一块充满着迷人景色、绮丽风光的胜地，保留了人类最古朴、最浓烈、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
这里，有四川最大的淡水湖邛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它为珍珠湖。作者记述说：“湖中珍珠无数”，“然大汗不许人采取”，否则，“珠价将贱，而不为人所贵矣”。
“清风、雅雨、西昌月”，为川西南三大景观，其中的“邛池夜月”，天下驰名，因而，西昌获得了“月城”的美称。原来，这里地处横断山脉西缘，海拔高而纬度低，四面青山环绕，中部是安宁河平原地带，属于干湿交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风轻云淡，晴好天气极多，加上山林和湖水对大气层的过滤，使这里的月光分外皎洁。古人有诗赞曰：
天空临皓月，海上最分明。
境过银河界，人来水廓城。
在“月亮的女儿”青铜雕塑下面，彝族金融家、诗人阿卓哈布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大凉山领扎洛这个山青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名叫兹莫领扎。她放牧的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她种的荞麦年年获得丰收，她唱的歌声传遍了天涯海角，她织的羊毛披毡上现出一个逼真的世界：她织上了花，花儿招来蝴蝶；织上了蜜蜂，蜜蜂引来布谷；织上了贝母鸡，贝母鸡会请来公山羊；织上了神龙鹰，神龙鹰便驮来一个绚丽的春天。
月宫仙女听到这个信息后，便派出七彩云霞去寻访，想要请兹莫领扎来教她织披毡。先是派乌云，找遍了大小山沟，没见踪影；又派出黄云、绿云、蓝云，找遍了山林、草坡和村庄，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派出眼明心亮的白云，才在领扎洛山的古松下找到了，兹莫领扎姑娘正在织美丽的披毡。于是，她踩着七色云霞搭成的虹桥来到了桂殿仙宫，朝朝暮暮教月宫仙子织披毡、弹月琴。……
西昌城南三十公里外有一座螺髻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为二百五十万年前第四纪古冰川运动的遗世杰作，保存有完整清晰的大型冰川刻槽，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山上“烟中鬓髻，尚觉模糊，雨际青螺，偏多秀媚”。自古即有“十二佛洞、十八顶、二十五坪、三十二天池、一百单八景”，令人悠然神往。红、橙、黑、黄、酱、绿等各色海子点缀山中，传说是仙妃沐浴的地方，日月朗照，宛如熠熠闪光的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白云深处。山中有许多特异景观，诸如冰化源泉、露零芳草、水磨奇石、烟飞林箐，均为世所称道。
怪不得明朝进士马忠良在游记中要说：“螺髻山开，峨眉山闭”。意思是，如果有朝一日，这里能够开发出来，那时，秀出西南、誉满寰中的峨眉山，就将大为逊色，只好悄然关闭了。
四
凉山地区的人文景观，更是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神秘的原始宗教，五光十色的服饰，优美动人的舞蹈，以及“恒河沙数”的神话、故事、歌谣，都具有神奇的魅力和恒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人类最后一块母系社会的遗址泸沽湖，那里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女儿国”和摩梭人奇特、浪漫的“阿肖”走婚风俗，吸引着五洲四海的万千游人和中外众多的作家、学者。
沪沽湖养育的摩梭女儿，个个美丽健壮，勤劳善良，情深似海。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不会做金钱、物欲、权势的奴隶。她们按照质朴的本性，遵循自己心灵的指引，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爱恋着。在她们的头脑里，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礼教、清规，没有“所适非偶”的烦恼、忧伤。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着少女的梦，品啜着情真意挚的爱的琼浆。
当地文友介绍说，许许多多前来采风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民俗学家，对于这里的婚姻生活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写出了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或者完成了专门的学术报告。听到这里，同行的一位学者神秘地问我：“你认为这里有什么道理？”我猜想，他一定会有一番妙论，便笑着说：“我愿洗耳恭听。”
他说，人们到一个地方游览，如同阅读文学作品一样，都会将自己的感受或者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到那种地域、那部作品的情境框架中去，设身处地，比较一番。也就是，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对比与衡量。有价值的地方风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感召力、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满足其欲望要求的“对象化的相关物”。具体说到沪沽湖的“走婚”形式上，其实，人们与其说是在看人家，不如说是在想自己——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条件。他们是在向往一种世外桃源，一种诗意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到这里来寻梦，寻找自己已经失落了的梦境，——梦是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尽管梦终归也要醒，但梦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生活吗？它和实际生活的区别，只在于虚实、长短而已。
我觉得，他说得很妙。
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的广大区域，是以彝族为主体，彝、汉、藏、回、蒙等十几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共同开发拓展出来的。
彝族在旧时史籍中称做“夷人”、“倮族”，而彝民自称为“诺苏”。解放以后，根据广大彝族民众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多种学科的材料证明，彝族先民是以自西北而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川、滇交接带的金沙江两岸，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土著部落而逐步形成的。凉山彝族的直系祖先，按照彝族民间普遍传说，则为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大约在西汉时期即由今云南昭通一带陆续迁入大、小凉山。自唐代以迄明清，黔西、滇东北的彝民又有过数次大规模的迁入。
这里的汉族居民大多数迁自内地，或为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或自发地到这里来落脚谋生，最早的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族群，他们以土地为核心，建造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漫长的岁月中，彝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并且，小心翼翼地接受其他民族一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同时，以血缘家支联盟为依托，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汇接地带，又不能不受到来自北部和西部草原牧业文化的熏陶，东部巴蜀文化的哺育，以及东北部江汉流域稻田耕作文化的幅射，因而表现出多源、共生的特点。
大、小凉山是一个早已闻名于世的特殊的民族文化区域，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原因，就在于此间虽然处在人口稠密、历史文化悠久的东亚中部的内陆，与素称“天府之国”的人文荟萃的成都平原近在咫尺，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情况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样式，产生了一套以低需求适应低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
而建立在生产水平低下和地理环境分散、封闭的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家支”，以及“家支”之间的械斗，又使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统一的政权组织无由建立。这样一来，凉山的社会发展就只能在原地上打转，结果形成了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凉山奴隶社会的“两千年一贯制”。
如果说，中华民族就整体来讲，是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镣铐，迈着沉重的脚步，叩开二十世纪大门的；那么，凉山彝家则是背负着奴隶制的枷锁，从长夜漫漫的历史隧洞中缓慢地走出来，比之整个中华民族，其步履无疑是更为沉重、更加艰难的。
五
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彝族和汉族本是居木武吾的两个儿子，彝族儿子名叫武吾格自，挽起蒿草做地界，住在高山上；汉族儿子武吾拉业，垒起石块做地界，住在湖水边。那时候，水牛、黄牛并着走，耕作时在一起，休息时各走各。那时候，彝人也说汉话，汉人也留彝髻，彝、汉兄弟亲如手足，共同为开发八百里凉山抛洒汗水。这动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愿望。
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的政策，不断地对彝区进行剿灭、征服；而凉山彝寨的奴隶主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转移斗争视线，又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宣扬“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搭朋友”，彝、汉两族的冲突也是经常的，带来了无边的历史性灾难。
当然，这种冲突和对立，在我国两千年的彝、汉民族史上，毕竟只是一股支流；而主流则是两族劳动人民共同的生产劳动、抗暴御侮，并肩保卫、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
《西昌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夜，西昌地方官府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知县章庆以推行新政为名，增加苛捐杂税。贫民割一背草，只售二、三十文，要按十抽五；每碗茶原售三文，加厘捐后要售四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正值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卖筑路利益给外国银行团，原籍西昌的同盟会会员王西平和刘次平、朱用平（世称“三平先生”），发动群众响应成都的“保路运动”，开展抗捐、抗粮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得到当地民团的支持。
团总张耀堂联合了安宁河两岸五千多彝、汉民众，趁着西昌清军外调，城防空虚，杀进城来。他们以捕获所谓“暴民”名义，伪将几名群众捆绑起来，由民团押送入城，邀功请赏，从而顺利地叫开了城门，攻占了县署，揪出知县章庆，立即斩首。知府王典章迫于形势，伪装支持民众，以温言软语将民团和起义群众骗出城池，然后立即紧闭四门，暗地纠结各地武装星夜驰援，并勾结教会势力，向义军大举进攻。起义失败后，王、刘、张三位组织者，连同义军一千余人惨遭杀害。但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迄未停止，一直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我们发现，在古代汉族官员中，彝家似乎对诸葛亮有特殊的好感，漫步山乡，常常听到一些彝族老人称之为“孔明先生”。蜀汉建兴年间，南中诸郡（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一带）相继发生叛乱，为了安定后方，以图中原，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出发前，曾任越嶲（辖今凉山一带）太守、熟悉南中情况的马谡相送数十里外，一再建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诸葛亮听了深以为然，南征中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
阿卓哈布先生讲给我们说，当时，诸葛亮从成都出发，经过今宜宾的屏山、雷波的马湖，于卑水（今昭觉）与叛将高定决战，收复了越嶲郡；然后“五月渡沪（金沙江）”，在今云南曲靖一带俘获了孟获。为了使这位深为“夷、汉所服” 的彝族英雄心悦诚服，真心归顺，孔明先生引他观看了汉兵的营阵，问道：“此军何如？” 孟获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看过营阵，觉得也不过如此。若是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看，打败你们也不难。”诸葛亮果然把他放还。就这样，两军再战，七擒七纵。最后，孟获恳挚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南中平定后，孟获升任蜀汉中央政权御史中丞，专司朝廷官吏监察工作。
当地群众传说，孟获当了“官上官”之后，刚正不阿。三个月里查出三十三个赃官劣吏和十三个贤臣良将。这天，他颇为得意地问询诸葛丞相：“我这监察御史干得如何？”没料到诸葛亮竟摇了摇头，说；“不怎么样。”因为知道赃官中就有诸葛亮的朋友，孟获心想：这可坏了事了。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坚持建言：“朝廷必须赏罚严明，不能徇私舞弊。”诸葛亮拊掌大笑，说：“我说你‘干得不怎么样’，是因为你漏掉了一个贤臣。”孟获忙问：“是谁？” 诸葛亮指着孟获说：“就是你呀！”孟获一听，当即笑弯了腰。
关于诸葛亮，还有一个“馒头祭江”的传说：蜀军与孟获交战，连战连捷，孟获只得渡过泸水逃回云南。蜀军欲乘木筏追击，不料，每到江心，就被波涛吞没。当地人告诉诸葛亮，必须用人头祭祷江神。这可难住了足智多谋的孔明先生。有的将领主张抓几个“蛮人”杀了祭江，诸葛亮坚决反对无故杀人，情急之下，便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他找来厨师，让他们把牛羊肉剁成肉泥，然后用面粉把肉馅包上，做成人头模样，投入泸水祭江。这样，江涛便平静下来，蜀军顺利过去。
后来，当地人也跟着改变了这种陋俗，不再用人头祭江，改用这种代用品；渐渐地又推广到家庭的餐桌上，作为食用。由于它开始是代替“蛮人”之头的，所以称为“蛮头”，以后改为“馒头”。
凉山一带，诸葛亮遗迹甚多，现有四处“诸葛城”、三处“孔明寨” ；据说现在的登相营、小相岭都与诸葛丞相曾率兵过此有关。云南嵩明县城郊还有一个高台遗址，传说是诸葛亮与孟获订盟结好的所在。也有一种说法，冕宁县彝海附近的孔明寨，即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
六
彝海是一个群山环绕中的淡水湖泊，在冕宁城北近五十公里处，坐落在海拔两千二百八十米的羊坪山上。阳光拂照下，清冽澄明、没有污染的湖水，四周倒映着层峦叠翠，现出浓淡不同的青青翠色。站在山顶上俯瞰，宛如一颗镶嵌在山峦中光华闪烁的绿宝石。湖边古木参差，虬根裸露，有的枝干横逸斜出，照影水上，状似蛟龙蟠曲，凭添了几分苍茫而荒古的气氛。
湖的一侧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漫坡布满了野花芳草，暖风晴日下，鸟鸣虫噪，蝶舞蜂喧，为荒古、静谧的湖山胜境凭添了几许生意。
草坪前面不远处，便是气势恢宏的反映“彝海结盟”场面的群体雕塑，由刘伯承、聂荣臻、果基小叶丹和一位彝族群众四人组成。旁边，一座状似迎风招展的红旗的大理石碑，巍然屹立，望去使人永世缅怀中国工农红军冲风搏浪、浩荡前行的英雄气概。
六十多年前，红军长征途中通过彝族聚居区时，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在这里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刘伯承紧紧握着小叶丹的手，深情地说，我也是四川人，曾在川军做过事，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和旧军队的反动，才毅然参加了工农红军。红军愿意与彝族同胞一道，共同去打国民党反动军队，帮助彝家过好日子。
小叶丹告诉刘伯承：“我们这里生活很苦，这是外边的人体会不到的。汉人还能耕田种土，住在平原川坝，而我们，稍微平坦一点的地都被汉族财主霸占了，长年挤在深山，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说到这里，小叶丹洒下了悲凉的泪水。
于是，两人跪在蓝天白云之下，各自端着一碗湖水，里面滴上了刚刚宰杀的大公鸡的鲜血，共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今日我们结拜为兄弟，若有翻悔，如同此鸡！”说罢，仰头将血水做成的“盟酒”一饮而尽。次日清晨，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通过了彝区。几天后，传来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安顺场的喜讯。
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一九三五年四月底，红军巧渡金沙江天险，进入凉山地区的会理县。部队进行短暂的休整，上层领导在城东北郊一个铁匠铺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在川西北实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接着，红军击溃了会理、西昌外围的敌军，进抵泸沽。
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穿过小相岭，经越西城到大树堡，渡大渡河，直逼雅安；另一条是崎岖的羊肠小路，从泸沽往北，经冕宁县城，穿越拖乌高山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当时，蒋介石认为，彝族聚居区一向被视为禁区，红军为及时赶到大渡河，必定避开彝区、隘路，选择越西大道行军，于是加派重兵堵截。结果，红军先遣部队听取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报告，经军委同意，走了羊肠小路。同时，派出一个团，径行大路，取道越西，担任佯攻，以迷惑、钳制和吸引敌人的兵力。
当时，彝族地区尚处在奴隶制阶段，“家支”林立，各有自卫的武装；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造成彝、汉之间严重对立，成见颇深，特别对经常“剿伐”、劫掠他们的汉人军阀痛恨至极。现在，要穿过彝区北上，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看着红军长征路线图，我蓦然联想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西南远征。
公元1863年春，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也是在渡过金沙江后，取道会理、西昌，直抵冕宁，决定从小路赶往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的。事前，为了减少进军阻力，曾以重金向“番族”土司王应元馈礼买路。四川总督骆秉章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大渡河防守；同时，施用计谋收买王应元，答应“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并买通彝族土司岭承恩等，使他们配合行动。结果，导致了石达开进退失据，腹背受敌，落进了清军事先设计好的陷阱，全军覆亡。
七十二年后，红军又选择了这条崎岖小路，蒋介石自是大喜过望，叫嚷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梦想历史重演。可是，“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来。”（聂荣臻诗）伴和着大渡河掀天雪浪和震耳涛声的，是红军的旌旗照影和将士欢颜。
七
时届中午，作家、诗人们拣了一块干爽的地方，架材烧起了马铃薯和“砣砣肉”，同当地彝家男女青年一道，伴着欢快的歌声，开始了丰盛的午餐。我们一边喝着彝家自酿的泡水酒，一边就着刚才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彝族著名青年诗人吉狄马加说：“彝海结盟”是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范，是凉山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应有贡献，也是刘伯承元帅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可是，刘帅个人却异常谦虚，功成不居。
在《刘伯承回忆录》中，对此，只记载了百十个字：红军“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应该说，刘帅讲的尽管不多，但却恰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红军与太平军，同样都在五月，同样一条行军路线，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经过彝区，同样的围追堵截，最后又到同样的渡口，结果却截然相反。“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陆定一语）红军出奇制胜的法宝是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讲了解放弱小民族、彝汉民族平等、尊重彝家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等重大事项。靠着这最强大的武器，旷古未有的仁义之师自然无往而不胜。
采风团团长、作家邓友梅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曾以中央工作团成员身份，较长时期生活在彝族地区，对凉山一带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说，当年红军走后，反动武装和恶霸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了冕宁，彝、汉人民再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邓家的那个败类——邓秀廷，当上了冕宁代理县长，以土豪劣绅为基础组织了“善后委员会”，枪杀了红色政权的副主席萧佩雄和抗捐军大队长李发明等数十人，血腥镇压地下党人和欢迎过红军的民众。彝族同胞面对乌云滚滚的黑暗统治，更加激起了对红军的怀念。他们聚集在彝海边，跳起了锅庄舞，深情地唱着《盼红军》：
清清的海水流不尽啊，
红军一去已数春啊，
也不啊，捎个信。
彝家盼红军啊，
三天三夜啊，说不尽！
……
彝家受尽千年苦啊，
彝家有苦无处倾。
一心啊，盼红军，
盼你呀，回来救彝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