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讲坛

答营口电视台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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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7-20 09:39:27  阅读次数:2106 次

                                
答营口电视台记者问

王充闾

    问:您是从营口市走出的知名人士。您做过省市的高官,可说是仕途畅达,青云独步;可是,您却对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情有独钟,并且获得了出色的成果。早在1995年,香港大公报就称之为“华夏俊彦”,以《文蹊政径两驰名》为题做过整版报道,认为您在当代文坛上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报道说:“王充闾是本世纪末的一个谜,一个童话”,人们有三个不解:一是国学基础深厚,学问超人,以他当时的年龄段似乎不可思议;二是身居高位,名利兼得,仍然笔耕不辍,钟情创作,究竟为什么?三是他是如何将为政为文完美结合的?是呀!在全国高官很多,找个作家或者者学者也不难,可是,要使三者集于一身,实属凤毛麟角。请您就这个话题谈一谈体会。
    王充闾:先说一句:对于营口市我是怀有深厚感情的,我的整个青春时代以及部分中年献给了这里,前后达二十五年。感谢营口电视台的厚爱,给我提供了同广大电视观众见面的机会。
    说我是集官员、学者、作家于一身,这句话流行很广。实际上或者说本质上,我就是一个文人,你看,先是当中学语文教师,而后做报社编辑、记者,这都是摆弄文字嘛!后来走上仕途当了领导,其实我也并没有放弃文学,我是把一切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的。在营口市工作期间,我在军分区有间办公室,为了没人干扰,一到业余时间或星期天,就扎到那里读书写作。当然,也可以和工作结合,由于我在省里分管思想文教工作,许多情况下,做学问也是工作。比如,辽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有“一宫三陵”,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排摄这个节目,就是请我解说的。这既是宣传工作,也是学术实践。现在退休了,可以全力以赴来实践这一终生理想。我总觉得,做官再大也是一时的,而作家、学者却可以干一辈子,这是终身制。集作家、学者于一身,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需要有学问根底。我在接受中学、大学正规教育之前,曾经读过八年私塾,系统接受传统文化,从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这恐怕是同辈的其他人所不易具备的。再一点,就是勤奋,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向学,从来没有间断过。
    问:前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在这方面真正做到了。请您谈谈这方面体会。
    王充闾:我对于中国国学,或者说传统文化是比较熟悉的,对于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新知识,对于外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相对而言是欠缺的,特别是还有个中外转型、话语转换问题。为此,新时期以来,我着力钻研了这些方面的学问,读了大量书籍,获得了显著的教益。如果说,学有所成,创作能够获取较大收获,这是一个重要途径。再就是,我特别注重把深入的社会调查、学术实践同创作结合起来。我的足迹遍布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并且访问过三十四个国家,其中有六次率领作家代表团,两次以作品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图书国际博览会,五次带着文艺、学术专题考察、调研,回来都有文章面世。如去越南考证唐代文豪王勃之死问题,写成《千载心香域外烧》;赴英国考察勃朗特三姊妹(《简爱》《呼啸山庄》作者),回来写成散文《一夜芳邻》;南开大学安排,讲授《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课题,以二十天时间专程赴中南美洲考察、采风;应韩国光州邀请,考察李氏王朝崔溥从济州岛出发漂游中国的始末,写成《蹈险余生作壮游》一篇长文;等等。
    问:作为全国散文界有代表性的作家,多年来,您的文学成就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海内名家纷纷著文评介,认为您的作品以思想深刻、识见高超、文学性强见长,在全国佔有独特地位;而北大、南开等著名高校也都请您讲学,北大甚至在开办“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时候,请您开篇做第一讲。请就这个问题谈谈感想。
    王充闾:这是一个大题目。受时间限制,我只讲一点:当前受消费主义倾向影响,文学在一天天地向商业化、消费性靠拢,文学的深度追求、社会批判功能以至日常诗性统统消解,大量作品内容浅薄、庸俗,只是在那里复制现实生活,所谓“散文无文”。像某些影视作品一样,主要功能是休闲、娱乐。这类劣质化、泡沫化的“快餐文化”,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而很多读者却希望在审美的同时获取一些思想文化资源,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思考现实人生问题,期望能够读到有较多的思想含量、体现浓重的人文精神、深入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的散文。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一要求。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吹捧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鲜明的主体意识和生动有力的佐证,用反讽、揶揄、悖论等解构手法,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了艺术的消解。
    问:几十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家、评论家,刚刚开过您的新作《张学良:人格图谱》研讨会。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很多了,您还要推出这部《人格图谱》,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王充闾:作为一个“张迷”,每当翻检那些记述张将军的生平事迹的书籍,都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感谢他们提供了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和谈话记录;但同时又觉得有所不足——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们属于“史书”范畴, “史书者,记事之言也” 。作为一个与张学良同乡的作家,我觉得有责任以文学形式进行刻画、描写,使这位英雄人物的精神风貌更加深入人心。而“文学是人学”,这就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个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鲜明地亮出作家的史识与见解,进而担起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应该说,这本书实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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