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征服
王充闾
一
出哈尔滨东南行，不远，就来到了阿城县的白城，这里是金代前期的都城上京会宁府。它与黑龙江宁安县的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代上京临潢府、辽宁新宾的后金第一都城赫图阿拉，同为我国东北地区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均未发展为现代化大城市的“四大古都”。
像历代王朝的大多数都城一样，从宏观地理环境看，此间的山川形胜具有很多优越条件。白城地势高爽，山河四塞，南面有张广才岭为其屏障，东面是大青山，阿什河流经其下。阿什河，金代称按出虎水，意为金水，“金国”之名盖出于此。松花江与拉林河在西面构成两道天然险阻，北有松花江干流，长河为堑。京郊土地平旷肥美，适于游牧畋猎，耕垦树艺。不仅山林与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鱼鳖生焉，货殖兴焉”，富有灌溉与舟楫航运之利。
上京会宁府并不是一次建成的。它由一座堡寨型城池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的都城，前后延续近半个世纪，历经了初建、扩建、毁坏、重建四个阶段：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正月称帝建国时，正处在紧张的对辽作战之中，戎马倥偬，强敌在侧，无暇顾及京师的营建，因此，当时这里并没有什么宫观建筑。皇帝和普通的女真人一样，居住在村寨之中；只是，将所居村寨称为“皇帝寨”，用木栅稍稍拦隔一下，以示区别。
金上京城池、宫殿的初建，始于金太宗吴乞买即位之后。到了第三代皇帝金熙宗完颜 执政时，进行过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的大规模扩建，六年后，再次扩建，拓展了皇宫与市区的范围，将皇帝、贵族与平民百姓的住所彻底分开。
十一年后，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此间宫殿、城池被彻底毁弃。
金世宗完颜雍袭位后，对金上京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复、再建。
但是，岁月悠悠，毕竟过去了八百余载，即使是修复后的上京城，于今也已形影无存了。鸟瞰废墟遗址，除了四座大土墩中间，依稀显现出皇城南门的三条门道而外，其余已全部夷为平地。
说来也是一个悲剧现象，由于地面遗存太少和文字资料欠缺，“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究竟在什么地方，曾经横绝一世的女真族开国时的都城确切位置在哪里，数百年来，竟成为一个历史之谜。明清以来，从宋濂的《元史》、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到《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这些重要史书，都误将渤海上京故城定为金上京会宁府。由于金初一段时间，曾同时存在过两个“上京”名号，人们还常将《金史》中的金之会宁府与辽之临潢府混同起来。
直到本世纪初，一些学者通过文献研究、实地考证、遗存发掘，才纠正了这些谬误，确认金上京会宁府即今之阿城县的白城。这在当代史学界，已成为“板上钉钉儿”的不刊之论。
二
当然，像金上京这样历经沧桑变化，修了又毁，毁了又修，在我国历代古都中并不是特例。有人统计过，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做过大小王朝和割据政权都城的地方，大约在二百处以上。准确与否很难说，总之，非常之多就是了。由于年深日久，这些都城绝大多数已经变为残墟废垒，甚至踪迹无存。就中，因为风雨剥蚀、河流淹没、沙漠吞噬等自然因素致毁的不算，纯粹毁于人祸的，要占很大的比重。
最著名的，像秦都咸阳、东汉都城洛阳、金代中都燕京，都是毁于敌对势力的纵火。公元前206年，西楚霸王火烧了阿房宫，烈焰蒸腾，三月不息。唐代诗人杜牧感慨生哀，低回无限，以如椽的大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阿房宫赋》。东汉末年，权奸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前纵火焚烧了洛阳宫殿，二百里内荡然无存。十九年后，诗人曹植路过洛阳，也曾咏诗哀叹那惨烈、凄凉的景象。至于在战争中因遭受兵燹炮火而沦为废墟的，更是难以计数。但是，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下，像金代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那样，亲自下令彻底捣毁自己的都城，这在历史上尚属绝无仅有。
公元1149年，完颜亮联合各种反叛势力，谋杀了金熙宗，登上皇位。三年后，确定迁都南下，修建燕京都城，营建宫室。这是他酝酿已久的一项重要决策。一次，在宫中宴饮，完颜亮问及左右侍臣：“我在上京栽莲二百本，竟没有一株成活，这是什么原因？”侍臣早已了解到他要迁都燕京的意向，便说，自古淮南为桔，淮北为枳，地势不同，植物有异。栽莲未得成活，并非君王不得其法，乃是由于上京地势寒冷所致。唯燕京地候温暖，最适宜栽植莲花。完颜亮听了，连连点头，特别高兴。
其实，莲花与桔、枳不同，对此，侍臣是清楚的，“地势使然”云云，无非是迎合这位雄鸷君主的一个遁词罢了。文献记载，早于金代四百多年的渤海时期，这一带就已栽植莲藕；现在，哈尔滨与阿城附近，莲花更是随处可见。
我国古代，一些悄然崛起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始时都是把都城建在当日的肇兴之地。如鲜卑拓跋氏早期建都于漠北的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后金最初建都于辽东的赫图阿拉（在今辽宁新宾境内），这是当时的基础条件决定的，原非长久之计。后来都选择适当时机，分别迁都到平城（今山西大同）、洛阳和辽阳、沈阳等城市，以适应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这一点带有规律性，金朝也不例外。
随着军事、政治活动的重心逐渐南移，以及疆域的不断扩展，上京会宁府越来越显得偏僻和闭塞。而燕京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及松辽平原的交汇点，人文荟萃，物产丰饶，经济发达，水陆交通方便，而且三面环山，有险可守，形势雄胜，地位重要。以燕京为首都，背靠当年女真的兴王故地，把山海关外作为巩固的大后方，可谓退可以守；而面向华北平原，非常有利于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则是进可以攻，——这一点，尤其与完颜亮南下灭宋、统一全国的勃勃野心合拍。
为此，他于1153年3月，亲率满朝文武大臣及中央全套机构，在响入云天的“銮舆顺动，嘉气满中京，辇路宿尘清”的乐曲、歌声中，浩浩荡荡地进入了燕京城。随即定为中都，府号大兴。
历朝历代，迁都、建都都是一件牵涉全局、震动全国的大事，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次完颜亮的毅然播迁，所遇到的争议、经受的震动，尤为剧烈。但是，这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独裁君主，说一不二，志在必成，全然不顾一些宗室贵族或明或暗的抵制与反对，根本不听那种嗡嗡营营的“放弃祖宗兴王之地”的非难、指责之声。
为了确保迁都后的局势稳定，狠狠地打击并摧毁上京地区守旧的宗室贵族和豪强势力，他亮出一副政治铁腕，任命亲信完颜昂为上京留守，授予他金牌一块、银牌两块，让他全权处置弹压事宜。迁都之前，完颜亮即已对离心势力中的太宗子孙大开杀戒，此次，又强令久居上京路的太祖子孙以及元老重臣完颜宗干、完颜宗翰的后代放弃世袭封地，连同几个宗室大族全部迁离故地，移居燕京。
考虑到祖茔、皇陵都在上京地区，尔后必然为女真人所追怀与向往，又及时把太祖、太宗的陵寝迁出，在京郊大房山云峰寺营造新的墓园。
为了消除女真人对上京的留恋情绪，打击守旧的宗室势力，紧接着又撤销了上京的名号，使金源故都几十年的熠熠荣光黯然失色。并采取断然措施，彻底捣毁了具有象征和纪念意义的皇城宫殿、宗庙，连同宗室诸王、国公、元勋旧臣、世戚贵胄的第宅和皇家佛庙储庆寺，一并把旧址夷平，改为耕地。
这样，由其祖父、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打奠基，经过几代人四十余年惨淡经营的龙兴故地，掺和着皇族宗室的伤心泪水，豪门贵胄的腹诽心谤，不到一个月时间，便沦为一片废墟。据说，“白城”之名源于“败城”，“败城”者，遭致毁败之城也。
三
数十年间，上京会宁府不仅是女真族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金代前期历史的一个缩影。上京的兴废，与女真族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与女真族改变故俗、决裂旧制的深度，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关于这一点，说起来话就长了。建国之前，女真族还处于部落联盟的社会形态。完颜阿骨打开始对辽用兵时，本民族还没有文字。与契丹言语不通，又没有文字可以表达意向，遇事便以射箭为号，特急的事情连续射出三枝。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女真文化还处于类似“结绳记事”阶段。
民众不懂得岁时节序，没有纪年知识，见一次草青便算过去一年。即使是上层贵族，也没有岁时活动，不知道生日时辰。后来，受汉族风气影响，从皇帝、大臣开始，自己选择吉日作为生辰，比如，金熙宗选定的是七夕，粘罕选定的是元旦。
据宋人洪皓的《松漠纪闻》记载，天会年间，有一个内地的行脚僧云游到上京的宫苑里，当时正赶上正月十五，和尚为了庆贺元宵佳节，找到一根很长的木竿，把灯笼挑上了高空。太宗见了，惊骇地询问左右侍从：“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怎么这么高？”当时，在上京发生一起“南人谋反”的案件，太宗联系到这种高挂红灯的举动，以为是设置联络信号，就把和尚也杀掉了。从这件趣闻中，也可以看出金朝开国之初上层人士知识的闭塞。
金初的上京，说是都城，实际上，不过是一个较大的村寨聚落。“皇帝寨”之外，还有“太子庄”、“国相寨”等，都是聚木为栅，十分简陋。当时的上京外无城郭，内无宫室，四顾茫然，清一色都是茅草覆盖的土房。居民随意往来，车马杂沓而过，自“前朝门”至“后朝门”尽为出入之路，并没有什么禁制。
北宋使臣马政等来到这里，太祖首先安排他们随驾出猎，归来后，指令几个儿郎各具酒肴，款待使者。次日，朝廷正式宴请，太祖与大夫人于炕上设两个金装交椅，并肩而坐。他对使者解释说：“我家自上祖留传，即是如此风俗，不会奢侈；只住此类房屋，冬暖夏凉，不另修宫殿，免得劳费百姓。请勿见笑。”
根源于原始的自然产生的民主制文化，金朝立国之初，仍然实行军事民主制。史载：当时，“有事集议，君臣杂坐，议毕同歌合舞，携手握臂，略无猜忌”。讨论问题时，大家围坐在一起，就着沙地随画随议，讨论完毕即全部涂掉。为了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臣下发表看法时，由地位低、年纪轻的先讲，各陈其策，君主最后择善而从。
其时虽有君臣之称，而无尊卑之别。太祖、太宗和普通的女真族臣民一样，“浴于河，牧于野”，乐则同享，财可共用。至于车马、屋舍、服饰、饮食之类，和一般臣僚都没有明显的差异。皇帝唯一特殊的，是有一座供开会使用的乾元殿，也并非坐落在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而仅仅是栽植一道柳墙把它围拢起来。在大殿里，环绕四壁都搭上土炕，每逢开会，臣僚杂七杂八地坐在四面炕上，由太祖的后妃恭谨地侍奉饮食。在皇宫内廷里，如果遇到下雨积水，后妃们也都脱去鞋袜，光着脚走在“御道”上。这些，都体现了当时完颜家族与普通臣下的密切关系，反映出当时淳朴的风尚。
在女真军队中，当时上自大元帅，下至百户长，上下级之间，军官与士兵之间，饮酒会食，有如兄弟父子，比较随便，彼此情通意洽，很少产生隔阂和疑忌。行军打仗之前，军事首长召集部下官兵聚餐、会饮，一边吃喝，一边议事，主帅很注意听取各类不同的意见。战役结束，长官主持全体大会，兵丁场上环坐，由参战有功人员据实自述劳绩，其他人员参与考核。偶而出现赏罚失当，有欠公允的情况，可以进行更改、调整，准许当事人发表意见。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还保持许多原始的健康成份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予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女真族的卓越的统帅指挥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就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后来，由吴乞买接手，又吞噬了北宋王朝这个庞然大物，也只用了两个年头。
四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女真上层统治集团，也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面临着一场勃兴与衰颓、生存与毁灭的严峻考验。
自从金人入主中原，以及作为金朝基本国策的大批汉人北迁和女真人的徙居中土，他们便面临着一个现实的最为严峻的课题，就是作为文明程度相对低下的女真族与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汉族自然融合与同化的问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
民族融合的首要条件，是必须各族人民在一起生活。而金代统治者的挺进中原的军事行为和“内迁外徙”的重要国策恰恰提供了这个条件。
北宋时期，高度发展的中原文化，对女真这个北方游猎民族的吸引力和融摄力是巨大的。儒家思想是汉文化的核心。金太祖时，一批望风归顺或被迫羁留的辽、宋两朝汉官，首先把儒家思想带了进来，他们为金王朝初步制定了一套君臣朝仪制度，受到了上下的欢迎。熙宗朝，正式确认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鉴于熙宗和海陵王先后被杀，篡弑行为屡屡发生，金世宗践位后，更把儒家的忠君、孝亲的纲常伦理，视为维护统治、调协君臣关系的法宝。
铁一般的事实，使金朝的君主们逐渐地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要巩固已经取得的统治地位，进而统一全国、君临天下，还必须在创建“剑与火”的赫赫武功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有效地饱吸汉民族的文化乳汁，全面借鉴历代中原王朝治国驭民的统治经验。
金朝统治者出于对文化载负者的敬重和对汉文化的认同，早在立国之初，就采取了“借才异代”的特殊政策。他们多方延揽中原文士，曾经委派专人赴山西访寻北宋名臣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的子孙；还发出诏令，要求河北各州县，四出寻索进士、举人。对于由宋入金的使者，特别是硕儒名士，他们都设法加以挽留。为了罗致人材，金太宗于天会元年实施开科取士。灭辽、侵宋过程中，女真统治者曾反复强调，必须尽力保护图书典籍，并指名索要国子监博士和太学生。汴京城破，金廷明令戒杀儒士，说“秀才懑悫，忠孝为国，不要杀他”。
随着北宋王朝的倾覆，徽、钦二帝的被掳，大量的中原文物尽入女真铁骑的囊橐。从显型文化范畴的礼乐、仪仗、典籍，到隐型文化范畴的封建等级制度、儒家正统观念以及讲排场、图阔气的贵族生活方式，都受到了女真统治者的倾慕。他们并没有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而是毫不迟疑地主动地接受了汉文化的浸染与熏陶。
其时，举凡文字的创立，教育、科举、官制、典章、礼仪的实施，都大量吸收了汉文化的质素。在最高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下，通过与汉文化的融合，不仅使金源文化的形态与结构得以迅速改观，而且，促使政治、经济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个建立在马背上的帝国的进步与趋向成熟起到了催化作用。当然，其间也包含着颇大的负面效应。
五
太祖之孙、熙宗完颜 ，自幼就接受了燕人韩昉和中原儒士的教诲，醉心于汉文化，平日儒服打扮，喜欢诗词歌赋和弈棋、象戏，完全丢掉了女真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他见到女真旧臣，竟斥之为“无知夷狄”；而这些旧臣则说他“宛然一汉户少年子也”。登极之后，出巡燕京，长达一年零五个月，流连忘返，乐不思归。古老而丰富的幽燕文明，包括中原皇帝威仪万方的无上尊荣，汉族士子诗礼蔚然的儒雅风流，以及楼阁的巍峨，弦歌的优美，街市的繁华，生活的潇洒，都使他如饮醇醪，仰慕不置，既娱悦了身心，又大开了眼界。
历史上，从陈胜到刘邦，这类草莽英雄初践皇位时，都曾遇到过如何制定礼仪以建威严的现实问题。陈胜刚刚称王，原来一起佣工的伙伴跑来要见他，门卫不给通报，他们便在街头拦住陈王的乘车，并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没奈何，陈胜只好载上他们一起回来。进了王宫，看到宫室之美、陈设之精，这些人又指手划脚，议论短长，闹闹嚷嚷，不成体统；不仅随便进进出出，而且讲些陈王的不尽光彩的旧事。为了维护王者的尊严，陈胜接受侍臣们的建议，索性把他们杀掉了。结果呢，很糟很糟，一些老朋友都相继走开，躲得远远的，再也没有人亲近他了。
刘邦当了皇帝，虽然也遇到过类似的麻烦，但是，由于有几个懂得“周公之礼”的知识分子帮忙，情况便大不一样。当时群臣喝醉了酒，个个争功邀赏，有的狂吼乱叫，有的拔剑击柱，弄得高祖十分烦苦。儒生叔孙通于是依照先王旧制，明尊卑之序，定君臣之礼。定礼仪，就是订制度、立规矩，起着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
旧社会有个说法：“不学礼，无以立。”立身行事，唯礼是依。但是，礼的流弊也大得很，起码是，繁文缛节令人生 厌。不过，当日的刘邦确实很需要它。礼仪一定，有章可循，朝廷内外立刻井然有序。那些共同起事的将领，无拘无束惯了，这回都变得服服贴贴，一个个规行矩步，跪拜如仪。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领略到当皇帝的尊贵呀！
金熙宗同样尝到了这个甜头。在燕京期间，身旁的一大批儒臣，每天都投其所好，大唱赞歌，讲些谄谀媚上的话，教之以宫室之丽，府库之盈，服御之美，燕乐之侈，妃嫔之盛，乘舆之贵，禁卫之严，礼仪之尊。于是，接受群臣所上封号，初御衮冕，始备法驾，美得“不亦乐乎”，光是仪仗队就动用士卒一万四千多人。
返驾回銮之后，熙宗也在会宁府设立仪卫将军，禁止亲王以下佩刀入宫，出则清道警跸，入则端居九重，大臣勋戚要到规定时间方得朝见，而且也效仿汉家制度，臣下面君必须拜伏阶墀。自此，君臣上下迥分霄壤，确立了皇帝的专制威仪，摈弃了建国之初君臣、尊卑、贵贱混同的礼俗。
过去，熙宗曾发布禁酒令，这时却嗜酒如命，以至宴饮辍朝，日以继夜。宰相实在看不下去，刚刚委婉地说了两句，熙宗便让他饮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先喝足了酒，明天再说。侈靡为政，理无久享，不久，就被剀觎皇位已久的完颜亮抢班夺权，不仅丢失了皇位，而且搭上一个脑袋。
六
完颜亮也是太祖之孙，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汉文化教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其父完颜宗干为熙宗朝推动女真族学习汉制、改革女真旧俗最为得力的权臣政要。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完颜亮，掌权之后自然会在女真汉化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迁都燕京是其决定性的一步。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以最大的决心加速推进改革，强化中央集权；并主动介入汉人居住地区，与汉族地主、官僚进一步结合，消除民族间的对立，消除氏族贵族的特权，彻底同女真旧势力决裂，走中原封建制的道路。
在改革旧俗、推行汉化方面，海陵王与熙宗是一致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某些差异。熙宗与南宋两次议和，眼光由对外转向对内，致力于社会改革，特别是礼俗、官制的改革。而海陵王在中原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影响下，加上女真奴隶主贵族固有的猛悍、凶残的性格特征，自幼便把统一全国、当秦始皇式的中华正统皇帝，作为最高的奋斗目标。其为人也，雄猜果断，野心勃勃，自命不凡，傲睨一切。所作诗词，雄鸷、峻厉，豪放不羁，铲尽浮华，尽出本色。有《鹊桥仙·待月》一词：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
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拈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一
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逼真地再现了焦灼待月的情态和由此引发的内心活动，一种剽急强悍、不可一世的蛮野之气，跃然纸上。
为藩王时，他曾为人书写扇面，诗中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还有一首咏竹诗：
孤驿萧萧竹一丛，不同凡卉媚东风。
我心正与君心似，只待云梢拂碧空。
《书壁述怀》的七绝，也是托物言志：
蛟龙潜匿隐苍波，且与虾蟆作混和。
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
另有一首咏桂花的诗，所含意蕴是：尽管现在人们还不了解他的政治抱负，可是，一俟条件成熟，他就要南面而坐，黄袍加身，君临天下。这也是一首七绝：
绿叶枝头金缕装，深秋自有别般香。
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着赭黄。
在向南宋大举进攻之前，他曾派遣画师随同使臣前往临安，嘱其秘密绘出湖山、城郭图。回来后，作成画屏，他在上面题诗一首：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所有这些诗词，都是这一代枭雄急于位登九五、横扫六合的心态的展现，露骨地揭示了他的政治野心。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封建文化在他身上的深重影响，以及他对汉文化掌握的熟练程度。
但是，完颜亮的政治狂想并没有实现，最后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公元1161年9月，他亲率三十二总管，挥师南下，抵达长江北岸的扬州瓜洲渡，被部将射杀于帐中。由完颜雍取而代之，是为金世宗。
七
初始阶段，世宗对完颜亮迁都燕京和女真急剧汉化所带来的种种后果是深感不安的，他担心长此下去，女真族的子孙后代会“数典忘祖”。接受前朝教训，为了笼络宗室贵族，他即位伊始，即声讨海陵王捣毁上京的罪行，恢复上京名号，重建宫室、宗庙，并亲临上京会宁府巡幸，同据守在上京的女真守旧势力一道，排演了一出怀旧复古的大合唱。
他痛斥完颜亮“习学汉人风俗，是忘本也”，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倡导恢复女真古风。多次下诏禁止女真人改用汉姓和着南人衣装，强调宗室子弟说女真话，学习本民族文字。一次，南宋贺生辰使到达燕京，按惯例都要举行宴射活动。宋使射中五十，而金廷卫士只射中其七。世宗当场批评他们“饱食安卧，专务游惰”，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良苦用心。
世宗虽然指责海陵王急剧推进汉化，但他本人却同样醉心于中原文化。他和后来继承大统的完颜璟，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君主带头吟诗填词，无疑会产生强大的号召力，成为风行全国的“诗教”，从而逐渐形成劲健的尚文崇儒风气。
应该说，这种浸染汉习、修文偃武的风尚，主要是由金朝几代皇帝带动起来的。原来，在汉化方面，金朝与辽朝有所不同。辽朝吸收汉族士子，主要着眼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不在于借鉴文化；辽朝的帝王对于汉文化也并没有多大的兴趣；而金朝则不然，汉族士子对于吏治并没有太多的建树，只是在文学方面大显身手，而这方面，恰恰得到了中、后期的金朝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对于君王们一意汉化，崇文尚儒，一些女真军事贵族早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一天，金世宗正在与诸王、大臣赋诗唱和，著名军事家完颜兀术的儿子、武将完颜伟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不满，闯进去叩首直言，说，我们国家起自漠北，君臣将帅凭借着强大的武力与雄才伟略，得以灭辽吞宋，诸番惧服。近年来，辽、宋亡国遗臣，以华文丽采败坏我们的淳厚的土俗，不能不引起足够的警惕。当前，南宋志在恢复，蒙古更不受调役，西夏亦复屡次犯边，而本朝的军威与武备，已经大不如往时。可是，皇帝却从来不谈论兵事，把战将们抛在一边，认为同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让文士们朝夕守在身旁，难道要靠那些整天玩弄诗词的人去上阵杀敌吗？这一席酸中带苦的悻悻之言，充分暴露了一些军事贵族的久积胸臆的愤懑情怀和忧患心理。
金世宗号称中兴令主，在旧代史书中有“小尧舜”之誉。尽管其中不无溢美的成分，但此后的二十余年，确曾出现过治平景象。当然，里面也隐伏着危机，晏安鸩毒，军无斗志，正在逐渐成为金朝中、晚期的不治之症。世宗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就是：颓势一经形成，便如病入膏肓，不但无法逆挽，而且总是愈演愈烈，直到最后彻底垮台。
公元1214年，金宣宗完颜珣经受不住蒙古铁骑的袭击，从燕京仓皇逃窜到汴京。像当年的宋徽宗一样，整日间醉生梦死，纵情声色，倚红偎翠，笙歌不绝，似乎强敌的威胁根本就不存在。主荒于上，臣嬉于下，把一个好端端的江山弄得一塌糊涂，不但武备虚弱不堪，而且，文治也无从谈起。
宣宗皇后之姊成国夫人干预朝政，声势熏天，群臣纷纷献媚求宠，纳贿买官，以致当朝一品竟不通文墨，闹了许许多多笑话。一次，宣宗责问丞相仆散七斤：“朝廷纪纲安在”？七斤茫然不能对答，事后找下属算帐，说：皇上追问“纪纲安在”，纪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你们怎么从来也不安排他来见我？原来，他把意为法度、秩序的纪纲当做了一个人的名字。
当时，干戈扰攘，强敌在侧，亟需精锐的军队卫边御敌。为了补充兵源，朝廷动辄抓丁拉夫，弄得州县骚动，万民叫苦。当时规定，除现任官吏外，不论年老年少，都在征调之列。《归潜志》的作者刘祁以终场举人获免，可是，他的已经年老致仕的父亲却被迫应征。白发投边，老人凄楚地写了一首七绝，有“老作一兵吾命也”之句。驱使行将就木的老翁同剽悍无比的蒙古骑兵作战，其后果如何，还用问吗？
八
回过头来看，当日女真贵族从本集团的切身利益出发，种种忧虑和不安都不是无谓的。尽管以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和认知能力，不可能解读深藏其中的文化价值哲学的底蕴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但直观的感觉在提醒他们注意：作为胜利者，女真贵族集团在充分获取、享用汉、辽文化硕果的同时，也在吸收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质素渐渐地丢掉。
是的，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会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祖祖辈辈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质朴的种族来说，无疑是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作为统治集团利益的代表，他们当然不能忽视这样一个至关重大而又无法回避的课题：在政治制度、民族素质、文化情境、社会心理方面，如何割除腐败、奢靡的肿瘤，振作民族精神，克服晏安积习，保持本民族所固有的优势？
说来道理也很简单，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一方面，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时地接受一定文化的传播，又必然不时地摈弃着某种文化；另一方面，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这种文化上的悖论，似乎有意地给人类开玩笑，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有时正好与原初的目的、动机大相悖逆，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里，我想到十九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帝俄军队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了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撤离法国凯旋归来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已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城乡中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制度和惨酷的肉刑，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料所不及的。
这也说明，弥漫于金廷上下的种种忧虑是无济于事的。某种文化世界一经被创造出来，便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异己力量客观地存在着，它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金章宗完颜璟是他的祖父金世宗在世时亲自指定和培养的继承人。完颜璟由金源郡王晋封为原王，操女真语入朝谢封。其时，世宗正在大力倡导保持女真旧俗，见状大喜，对群臣说：“朕曾诏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习之最力，朕甚嘉之。”可是，正是这个原王，即位后，大倡文治，崇尚儒雅，整天谈经论道，寄兴吟哦，每当发现群臣中工于诗文者，必定记下姓名，拔擢到要害部位；正是这个原王，推行汉化最坚定，也最见成效；正是在他当政时期，最后完成了女真社会的封建化。这里反映了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世宗年号）、明昌（章宗年号）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
有金一代，不仅诗词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且，院本杂剧与诸宫调也在后来的文学史上放出了异彩，为北曲和元人杂剧的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通过异质文化的融合渗透、优势互补，更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明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契机与活力，形成了兼收并蓄，集多种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
写作这篇文化随笔，我感到很累，现在终于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了。呜呼，遐方禹域，依旧是天淡云闲，铁马金戈，都付与荒烟蔓草。谁是最后的征服者？不是拿破仑，不是沙皇亚历山大，也不是熙宗、海陵、世宗完颜三兄弟，而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