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讲坛

历史文化散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

【 字体:
2011-08-02 13:46:23  阅读次数:2331 次

历史文化散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
王充闾
 
    历史文化散文,说的是取材于历史的散文作品。它属于记叙性的,不同于抒情散文、说理散文,与一般的叙事散文也有些差别。这种差别在于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像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是在进行“文本化”,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这种“文本化”处理的史料。
    这就带来一个所谓“历史真实”问题。它会直接遇到三方面的挑战:
    一是历史记述的相对性。这里有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典型事例: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第四年,得知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周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商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商军的兵力远超周军,但匆促成军,士气低落,加上奴隶阵前倒戈,商军大败。 对此,《书经·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如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战国时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章句下)这里的“书”,特指《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
    还有《左传》。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大概也正是为此吧,所以,当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听到弟子问及“《左传》可信否”时,他漫声答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这些都表明了历史记述的相对性。
    二是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前面讲的是“不在场”的情况。其实,即使在场者记录的也不一定可靠,因为他们要考量利害得失。古代史官负责记载皇帝的言行,“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在《起居注》中记载些什么。大臣朱子奢加以阻谏,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全身畏死,就不敢如实记了。”太宗还好,听从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那里,就不行了,他执意要看,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这种记忆的选择性,表现为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时,即使没有利害关系,在场者也未必就能如实地反映,同样存在着“言人人殊”的现象。日本有个电影叫《罗生门》,描写一个武士带着妻子远行,在丛林中被一个强盗劫持,经过一番拼搏,武士败北遭到绑缚,妻子被奸污,武士被杀害。一个樵夫看到了这个情景,报了案。警察署传唤了有关人员。有趣的是,强盗、武士(鬼魂)和妻子口供各异,连报案人说的也与上述无一相同。四种说法,究竟以何为是,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谜团。在场者都是这样,更不要说相隔千万里、上下数百年了。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三是历史文本阐释的多义性。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随着阅读者的差异,必然呈现阐释的多义性。2009年春天,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讲了一件趣闻:访问日本时,他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有什么史实依据”。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白居易《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像。”答复是:“什么不是想像?‘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有辞!这里同样反映了因读者差异而出现的阐释多义性。  
 
                                            二
 
    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像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在这方面,古人积累了成熟而丰富的经验。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谈到了“画”与“化”。画,就是要描绘形象;而化,则是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这就触及到文史作品中想像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历史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 
    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言: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我们来看一向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距“鸿门宴”大约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照像机和录相设备,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像。
    文史作品都离不开细节描写,包括一些对话,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父子三人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一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临深履薄”、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费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像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像、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当然,这种想像与虚构必须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要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像;同时,又必须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这是所谓“限制”的一个方面,是就程度与范围而言;还有散文种类的限制,有些门类的散文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就绝对不应含有虚构成分。因为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借助于其内容或主体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真实与否,影响是至大的。
 
                                            三
 
    下面说一下我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中关于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形象塑造的实际体会。
    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回去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像写曾国藩集中在“苦“字上,我写晚年的李清照集中在“愁”字上。不是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吗?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创作中,我注重运用联想的手段,展开心理描写。我有一篇名为《人生几度秋凉》的散文,写张学良在夏威夷。他在那里住了八年,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海边闲步(多数是坐轮椅)。我从三千个傍晚中选出三个晚上,突出刻画他的微妙的心理活动。一个晚上,写他刚到这里的思乡怀土之情:“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逊。”太平洋上晚风骤起,波涛汹涌而来,“他当是从滚滚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散文中记下了一个真实的细节:“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再要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世路茫茫,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苍黄的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道道辙痕,条条沟壑。”
    另一个晚上,写他的旷达、超脱,忘怀得失,拿得起放得下,“英雄回首即神仙”;讲他幽默、乐观,富有情趣,充满了人格魅力。
    第三个晚上,写这位百岁老人的孤寂情怀。赵四去世了,他孤苦无依,觉得长寿是一种苦恼。他不仅送走了关押他五十四年的蒋家父子,送走了两个妻子、多数子女,几位常相过从的老朋友也相继谢世,只剩下他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了。不过,长寿也是一种机缘,如果他早夭,只活过二十岁,那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若是三十五岁以前死掉,“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就得背到棺材里;后来他有幸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当然,长寿更是一种挑战,有些人早一点死可能更好。马克思就曾说过:“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最典型的还是汪精卫。晚死,就有一个“晚节”问题。如果张学良在获得自由后接见记者,对他过去的作为全盘予以否定,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也就毫无价值了。
    最后说说如何通过形象描写,把压扁在书册中的史料化作生动的可感可悟的场景、形象,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视野对史料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我在散文中赋予近代官场的标本——李鸿章以六种形象,以此串起他的一生功业和百般无奈: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原因是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这里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所写人物要烂熟于心,写之前,历史人物先就活在作者心里;而不单是记住一些事件经过。二是适当借鉴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创作手法,进行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形象塑造,以及必要的联想与想像。 
主办单位:营口王充闾研究中心
版权发布:营口之窗网站 技术支持:营口爱思达计算机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国家批准建站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