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口日报编者按：
在2011年7月15日营口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恩来同志被推举为该中心的总顾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应本刊之邀，王恩来同志在讲话提纲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实调整，并拟定题目。现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充闾文章老更成
王恩来
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了。这不仅是营口的一件盛事，也是辽宁乃至全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件大事。
充闾先生是以散文创作名重当世的作家，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望。其作品不仅获得了国内文坛的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更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十几年前，社会上曾有“南余北王”之论，十几年过去了，人们似乎已不再满足于这种比较。对于一位作家来说，没有比拥有诸多真诚读者更值得骄傲的事情了。
人们喜爱充闾先生的作品，既来自于其成熟而独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更来自于作品中传达的充闾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中外文化学养，正中的道德品格，精细的思辨与想象能力，聪颖的智慧和敏感的情怀，以及弘道的责任意识和深切的人文关怀。这些概括，多来自于著名评论家王向峰先生，我做了两点补充。后面补充的两点，在充闾先生近十余年来的作品中更能充分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某些作家在某一时期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后，便给人以江郎才尽之感。而充闾先生一直处于精进的状态，特别体现在艺术性、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兼备上，体现在“人性烛照、灵魂滋养”的责任担承上。有些评论家以“诗、史、思”的结合来概括充闾先生的创作特点。在我看来，从“言必有诗”的兴观群怨，到向历史深处求知，进而对生命和人生进行深入开掘和哲学思考，也是充闾先生散文创作的三种进境。几年前，我在聆听充闾先生阐述“文学即人学”的命题时，我按照先生的思想脉络说：“人学即哲学”。先生当即肯定说：“文学作品要达致高水准、大境界，没有哲学素养和哲学思维是不可能的”。这大概就是“充闾文章老更成”的根由所在。达致这一境界，先生的作品便实现了“诗、思、史的交融互汇”（先生语），并以更为深切而明达的人文关怀实现了“向内转”，从而使其作品更具“立言”的不朽价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许多读者——包括一些著名作家、评论家和学者，由阅读充闾先生的作品转入充闾先生的创作研究，而且这种研究由个体到群体，由专家学者扩展到不同层面的读者，研究成果已蔚为大观。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王向峰先生主编的《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一位作家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并成为研究对象，在当代文坛是不多见的。这既是对充闾先生文学艺术创作成就的肯定，也表明了充闾先生在当代文坛特别是散文创作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中国有“文人相轻”的陋习，也有“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优秀传统。我们从“王充闾现象”中所看到的是后者。王充闾现象，是由个体卓越与群体优雅合成的，是中国文坛的希望所在。
对一位作家的研究，既要看其文，也要观其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品对文品是起决定作用的，尽管也有些例外。作为官员的充闾先生，既表现出很强的责任意识和高超的组织领导能力，又具有淡薄名利的超然心态。无论在哪一级领导岗位上，充闾先生均举重若轻，因此才能在繁冗的公务中找出空隙来进行学习和思考。先生对患得患失的“官场病”十分鄙视，他常说，“做官只是一时之事，而做人则是一生的考量。所以，不必把当官看得太重，更不能为了当官而辱没了人格”。这种心态和主张，也直接来自他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看法。他曾对我说：“做官固然可为社会做出贡献，但在当今社会，能做官或喜欢做官的人很多，而能做学问或喜欢做学问的人很少。孔子主张‘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官与做学问原本就不是矛盾的，而且可以互相促进，并使生活更加充实，贡献也可能更大”。他同样说：“做官是一时之事，而创作是不受年龄限制的，是可终身为之的事业”。充闾先生之所以对我讲这些话，是因为我在参加工作后，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研习孔子思想和传统文化，有时也写一点杂文，随笔。在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先生怕我放弃这一业余爱好，于是经常提醒。2001年出席省党代会，我当时任营口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在会议驻地拜会充闾先生时，他没问我的工作如何，只询问我的研究和创作坚持下来没有。当获得肯定的回答后，先生十分高兴。正是这种激励，令我欲罢不能。
从充闾先生的这些话语中也可以看出，在古人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先生在兼行并至的同时，对“立言”是看得十分重要的。在《青山魂》中，先生在对李白的心路历程及其个人际遇进行解读之后这样写到：“‘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许楚熊《过南陵太白酒坊》）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读此，我便想到司马迁对孔子的评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充闾先生对思想文化建设重要作用的认识，与太史公是一脉相承的。
有非常之成就，必然有非常之付出和非常之才华。充闾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才能确非常人可及。先生自幼在私塾修习传统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和诗文功底。年长，更是综搜博览，沉潜涵咏，于青年时代便“于斯初上缪斯船，史海文渊结厚缘”。天资聪颖与如醉如痴之爱好，使充闾先生在《柳荫絮语》和《人才诗话》的牛刀小试之后，通过《春宽梦窄》和《沧桑无语》等力作，一跃而成为文坛翘楚。这一跃，是用多年的蓄势之功换来的。在营口担任市委副书记期间，有一年春节，他谢绝所有探访和应酬，躲在军分区的一个房间里，五天写出七篇文章，令我惊叹不已。1988年初的市“两会”期间，先生约我晚上到其驻地房间商讨《中青年干部手册》定稿事宜（先生任主编，我为副主编）。在谈及此事时，先生对我说：“平日公务在身，虽想到一些题目，却难得有春节那么宽裕的时间完成。因为‘时间常恨少’，所以就不得不‘苦战连昏晓’了。”既便如此，五天成文七篇，也是极高的效率了。对此，先生说：“我写每篇文章，均构思在前，动笔时一气呵成，这就省却了反复修改的环节”。这听起来十分轻松的创作体验，没有深厚的学养、聪慧的头脑和驾轻就熟的写作技巧，是难以达成的。看到我讶然的神情，先生随手拿起一篇手稿，告诉我是昨天晚饭后写就的，并向我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我看到，手稿虽有几处勾划和填加，但字迹工整，层次分明，果然可以直接交付使用。时间不长，这篇文章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目是《龙的联想》（1998年是龙年）。
这与其说是一次谈话，不如说是一次辅导。在先生退出领导岗位后的一年春节，我去拜访先生，先生刚从电脑桌上下来（先生进入花甲之年学会打字，并利用电脑直接写作），话题仍然是研究和创作。先生问我：“你研究孔子思想是从何处入手的？”我回答说：“原典”。先生赞曰：“这是对的。搞研究，做学问，切忌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继而，先生不无遗憾地说：“我读国外的经典，都是译作。若能精通外语，读原典，就可以有更直接的领悟。”闻听此言，望着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我的心一阵悸动，有敬畏，也有惭愧。
2005年4月，我在中华书局出版了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充闾先生读后给予了充分肯定，并鼓励我坚持下去，不断深入和拓展。尊从先生的教诲，在拙著初版告磬后，我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并于2007年再版。在今年年初省人代会期间的一次聚会中，先生当众谈起并肯定拙著，提出应召开一次研讨会，言语中充溢着对晚生末学的奖掖之情。可以说，我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充闾先生指导、激励的结果。先生既是我的领导、前辈，更是我的导师。
充闾先生在走上省级领导岗位后，对营口十分关心。他不仅在担任省级领导时对营口的发展建设给予了倾力支持，离开领导岗位后仍一往情深。今年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充闾先生的署名文章：《前程向海》，既表达了对营口的深情，也表达了对营口的厚望，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因此，在充闾先生长期工作、深情关注并奠定今日成就之基础的营口成立其文学研究中心，不仅在情理之中，是营口人的骄傲，更是营口人的责任，是营口文化建设的需要。在年初由市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了“以港兴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的发展战略。文化强市需要有载体，有具体途径，有标识性的文化形象和文化符号。王充闾先生及其作品，就是这样的标识、形象和符号。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必将在文化建设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提升品位，引领示范，传承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档案馆和张冰等同志，做了一件大有利于营口乃至全省、全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
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在营口，但我们的工作目标和眼界，应面向辽宁，面向全国，面向华人世界。换句话说，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既是营口的，也是辽宁的乃至全国的。我们要以此来定位、谋划、建设好这一中心，使之成为高品位、宽幅射、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王充闾文学作品研究基地，成为营口对外交往、推介和宣传的一张厚重的文化名片。
充闾先生是从营口走向全国乃至华人世界的大作家。伴随着其多部作品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版发行，其影响已超越国界。虽然如此，已过古稀之年的充闾先生，仍以“非此不乐”、“欲罢不能”的态度，精神矍铄地在人类的精神家园中进行深度探访与寻觅，并不断地给我们带来惊喜。这使我想到孔子晚年的自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两千五百多年后的今天，充闾先生再现了这一至纯至美的大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这一想当年司马迁在完成《孔子世家》写作后的感言，便是我此刻的心境。在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成立之际，撰写此文，以表达我对充闾先生的崇高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