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青灯有味忆儿时

 总    序

二十卷文集编订完工，责任编辑建议我写个总序。我说，要说的话尽在其中，再讲就重复了。编辑说，可以就新编文集谈点想法。我只好唯唯以应。

本文集系由十年前编辑的《王充闾作品系列》充实、增补而成，篇篇缀有年份，涵盖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历程。几十年来，读书、写作、治学主宰着我的人生，可以说，我的生命存在方式与文学之梦同构。作为心灵的投影，这些鸿爪留痕纵不十分清晰，也还能略显端倪，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吧。

重温这一篇篇文字，念及其“证果初因”，颇似高堂老母环顾膝下儿女，逐一忆起当年的诞育过程——劳苦自不待言，但其间也充溢着欣慰与昂奋，当然也留下一些怅憾。俗话说，“孩子是自己的好”；而我，面对这些纸上跳跃的儿郎，却更认同“艺术是遗憾的事业”这句话。只是，对于历史的定本，我已经无力也无权做任何修改了。好在这并非全集，尽管“廉颇老矣”，但心态尚觉年轻，冀望于有生之年，再贾余勇，奉献一点优质的东西。

各卷均按文体划分。除部分专题著作保留了原来架构，其余都做了分类重组。依顺序说，大体为：三卷文学传记（文学自传、庄子传、张学良传），三卷历史文化散文（《龙墩上的悖论》、《文在兹》、《面对历史的苍茫》），三卷游记散文（域外、全国、本省），三卷其他各体散文（抒情类、随笔类、思辨类），三卷古体诗文（《蘧庐吟草》、《诗性智慧》、《古文今赏》），五卷专集（评论、讲演、对话、序跋、书简）。

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省委宣传部的殷殷垂注与鼎力支持，许多文友也予以热情鼓励、帮助；而万卷出版公司更是列为重点项目，倾力实施，不惮繁复，其瞩望之深，编校之勤，尤其令人感动。在此，一并郑重称谢。

 

                                                    王充闾          

                                                       2016年4月       

 

青灯有味忆儿时

题　记......................................................................... 005

一、记得青山这一边..................................................... 007

二、老三股.................................................................. 012

三、狐狸岗子............................................................... 017

四、泥土世界............................................................... 022

五、小蔓头儿............................................................... 026

六、游戏...................................................................... 030

七、母亲...................................................................... 035

八、姥家门口唱大戏..................................................... 039

九、沙山...................................................................... 043

十、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048

十一、货郎担............................................................... 053

十二、父亲.................................................................. 057

十三、老哥俩............................................................... 061

十四、刘老先生............................................................ 065

十五、童子功............................................................... 070

十六、“魔怔”叔............................................................ 074

十七、博物学家............................................................ 080

十八、嘎子哥............................................................... 085

十九、子弟书下酒......................................................... 091

二十、草根诗人............................................................ 096

二十一、嫂嫂............................................................... 102

二十二、最后一块碗花糕............................................... 108

二十三、哭灵............................................................... 112

二十四、西厢里的房客.................................................. 117

二十五、猎鹰............................................................... 121

二十六、土特产............................................................ 126

二十七、“绺子”............................................................ 130

二十八、押会............................................................... 134

二十九、文化性格........................................................ 139

三十、花云.................................................................. 143

三十一、小妤姐............................................................ 147

三十二、绿窗人去远..................................................... 151

三十三、淘书............................................................... 156

三十四、应试............................................................... 160

三十五、望.................................................................. 164

三十六、“年少春衫薄”...................................................168

题　记

作为老年人特有的专利，回忆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所说的“未免有情”，这就会不时地挑战“忘却的救主”。但是，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现实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这种记忆特别是日后的追忆，看似撷采，或曰“朝花夕拾”，实际上正是印证着失去。因为没有失去，也就无所谓撷拾。

飞逝的时光便是飞逝的生命。而“飞去的梦因为飞去的缘故，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朱自清语）这样，在展现飞逝的生命流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夹杂着几许感伤、苦涩、苍凉的况味。早在一千多年前，玉溪生就已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历史本身，以“曾在”为前提。“曾在”含有二义：一为“曾”，曾经即是过往，逝水流光，当下不再，包括其时的特定环境与般般情事；一为“在”，历史真实属于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是否追忆、是否述说为转移。而对历史的述说，由于主观意识的介入，常常会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是说，当事人已如飞鸟般振翮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人们去指认、评说。难以避免的是，在时空变换的条件下，包括一些细节和心理活动，需要进行新的整合，新的加工，以及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那么，可否去掉这个环节呢？恐怕不行。因为没有个人记忆的细节和心理活动，历史只剩下一些空洞的结论，实际上等于遗忘。

说到童年的追忆，我记起了哲学家罗素的一句话：“富有才华的个人发展，需要有一个对他们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强求一致的压力的童年时代。”予生也鲁，谈不上“富有才华”，但幸运的是曾经拥有一个任情适性、有利于个性发展的童年时代；又兼特殊的环境、条件使然，使我在童稚时期有机会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文化与国学教育，成为一个道地的读书种子。《青灯有味忆儿时》中这些刻印着橙色童年乡梦的追忆文字，再现了昔日烂漫天真与刻苦向学的斑斑印迹，飞扬着少小年华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愿它能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带来一点点情趣和启示。

2014年岁杪

一、记得青山这一边

人，悄没声地，来到了这个世上，尔后，不知不觉，就长大了，就老了。

老了，往往喜欢回忆小时候的事情。而童年心态、童年感受、童年视角，向来都是富有情趣的。

一份资料里记载，齐白石老人九十二岁时，画过一幅忆旧之作《牧牛图》。画面上，一个总角儿童身上系着一个铜铃，手里牵着一头牛；牛似乎不太听话，小儿便使劲拉它，神情跃然纸上。旁边题写一首七绝：

祖母闻铃心始欢，

也曾总角牧牛还，     

儿孙照样耕春雨，

老对犁锄汗满颜。

并附一注：“予幼时牧牛，身佩一铃，祖母闻铃声，遂不复倚门矣。”

一画、一诗、一注，灼灼真情，宛然可见。

其实，小时候的事情，未必就都那么美好，那么值得回忆、值得留连眷恋，无非是那时候岁数小，少年情事，如梦如烟，罩上一层半是实在、半是虚幻的诗意形态；加之，人在髫龄，既不会有过来人的失路、迷途的悲哀与愧悔，又具有人生取向、道路抉择的广阔空间，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因而总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又兼记忆是一种微妙而奇异的东西，许多人和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可是，经过岁月洪流的反复淘洗，在神思迷雾的氤氲中，它们会得到醇化，有所升华，好似深埋于地下的周鼎商彝，一经发掘出来，那些青铜器皿便会以土花斑驳的神奇色彩，令人刮目相看。—这大概缘于回思既往具有选择、过滤、补偿的心理功能，它能够把已经远哉遥遥的凄苦、愁烦的境况，转化为杂着丝丝怅惋的甜蜜蜜的追怀；能够把轻抛虚掷、挥霍掉了的青春，重新寻觅回来，予以抚慰与救赎。这样，人们就有了品尝存贮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陈年旧酿的感觉，在一种温馨、恬静的心境里，向着如雾亦如电、如梦亦如幻的过往的时空含情睇视。于是，人生的首尾两头，便借助回忆的链条接连起来了。

就此，剑南诗翁说得至为剀切，而且富有概括力：

白发无情侵老境，

青灯有味似儿时。

现在，虽然我还没有登上白石老人、剑南诗翁那样耄耋之年的寿域，但是，童年时节的般般景况，却已经不时地闯入梦中；日长人静，闲坐书斋，也常常会忆起儿时旧事。可能是和个人经历、少时环境有关吧，我的回忆，总是带有一种苍凉的况味和浩渺、迷茫的感觉。这种感觉，常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悄然而至。

这时候，仿佛回到了辽河冲积平原上故家的茅屋里。推开后门，扑入眼帘的是笼罩在斜晖脉脉中的苍茫的旷野。梦寐中吟诵出这样一首七绝：

红蓼黄芦接远烟，

一灯幽渺伴髫年。

茫茫旷野家何处？

记得青山这一边。

这里的“青山”，特指医巫闾山，亦称广宁大山。就大致方向说，我们家恰好位于这座亘古名山的东南，属于内侧，因而称作“这一边”。

岁月匆匆，几十载倏忽飞逝，而望中的流云霞彩、绿野平畴，却似乎没有太多的变化。叹吾生之须臾，羡大化之无穷。我把视线扫向那几分熟悉、几分亲切而又充满陌生感的村落，想从中辨识出哪怕是一点点的当年陈迹。不料，还没等我醒过神儿来，一转身工夫，血红的夕阳便已滚落到青山的背后，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晚归的群鸦从头顶上掠过，“呱、呱、呱”地叫个不停。“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映衬着茫无际涯的芦荡，白杨林发出萧萧的繁响，幽幽地矗立在沉沉的暮霭里。

荒草离离的仄径上，一大一小的两头黄牛，慢条斯理地走过来，后面尾随着一个憨态可掬的小牧童。趁着晚风的摇荡，一支跑了调的村歌，弥散在色彩斑驳的田野里。惝恍迷离中，忽然觉得，那个小牧童原来是我自己，此刻，正悠闲地骑在牛背上，晃晃悠悠地往前走啊，走啊。居然又像是躺在儿时的摇篮里，“摇啊摇，摇过了小板桥”。伴随着母亲哼唱的古老的催眠曲，悠然跌入了梦乡—这无异于博尔赫斯的小说，梦境中的梦境。

蓝天，远树，苍苍莽莽的绿苇丛中，蜿蜒着一条清澈的溪流，叫天子、百灵鸟、黄鹂鹠、红嘴鸥，盘旋往复，迷乱了故乡的秋天。少年时代。我骑在一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上，蹄声得得，飞驰在浩瀚的原野上。忽而又踏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颠颠簸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把我甩掉，大红马突然从一棵歪脖子柳树底下钻过去。亏得我眼疾手快，弯起双臂抱住了大树杈桠，才没有被刮落下去，马却已经逃逸得没有了踪影。“啊—”，随着一声刺耳的惊叫，我醒转了过来。

这时，似乎依然身在茅屋里。北风“呜呜”地嘶吼着，朔风寒潮席卷着大地。置身其间，有一种怒涛奔涌，舟浮海上的感觉。窗外银灰色的空间，飘舞着丝丝片片的雪花，院落里霎时便铺上了一层净洁无瑕的琼英玉屑。寒风吹打着路旁老树的枝条，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这种感觉十分真切，分明就在眼前，就在耳边，却又有些扑朔迷离，让人无从捉摸、玩索。

渐渐地，我明白了，也许这就是童年，或者说，是童年的风景，童年的某种感觉。它像一阵淡淡的轻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

旧时月色，如晤前生。窃幸“忘却的救主”还没有降临，纵使征程迢迢，百转千折，最后，也还能找回到自家的门口。

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

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医巫闾山脚下的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也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列在一起，前面是一带连山般的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

入冬之后的头一场雪刚刚停下来，满视野里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太阳爷把那淡黄色的光芒随处喷射，顷刻间，这列新旧不一的茅草房、土平房便涂上了一层炫目的金色。家家户户的屋顶上，袅动着缕缕升腾的乳白色的炊烟。圈了一夜的大公鸡，从笼子里放出，扑楞楞飞到土墙上，伸长着脖子，甩动着血红的冠子，一声高过一声地啼叫着。谁家的小毛驴也跟着凑热闹，像是应和着阵阵鸡鸣，重重地喷打了一个响鼻儿，然后，就“咕—嘎，咕—嘎”地叫唤起来没完。荒村的宁寂被打破了，一天的序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对小孩子来说，新的游戏又从头开始了。

二、老三股

我家的祖居地，在直隶的大名府，处在现今的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这里紧邻邯郸，属于民风慓悍，任侠尚义，尽多“感慨悲歌之士”的古赵地。

大约在光绪初年，我的曾祖父因为替父报仇，刺杀了当地豪绅的独生子，结果被捉拿到官府问斩；为了全生远害，三个初涉世事的子侄，便趁着一个风雪夜黑天，偷偷地离乡别井，闯了关东。

可是，全家老少对这段复仇贾祸的故实，却讳莫如深，对外总是说，那里的漳河泛滥，后来又有瘟疫流行，曾祖父全家遭难，只剩下子侄辈在外佣工的兄弟三人，逃出家乡，结伴北行。

三兄弟一路上，风餐露宿，卖长工，打短工，有时还沿街乞讨，历尽艰辛，总算逃到了山海关外。其时，他们都还二十岁上下，觉得世路艰辛，孤单无靠，便想投奔一个“家族窝窝”，遇事好有个照应。于是，少不了“叔叔”、“伯伯”叫个不停，沿途问询哪里有王氏家族。后来听人说：广宁县东南方的大荒乡狐狸岗子，有个小王家街。这样，他们便跌跌撞撞，扑到此间来落了户。

其实，所谓“王家街”，当时也只有八九户，而且，他们这个“王”与本源为晋地大槐树的“大名王”并非一个支脉。这里的王姓，据说是燕太子丹之后，原本为姬姓。西汉末年，王莽称帝建立新朝，著籍辽阳而在朝为官的太子丹的玄孙姬嘉，“上献符命”，为王莽所宠信，遂赐姓王氏，与皇帝同宗。这支王氏，本来世居辽阳，后来为躲避战乱迁到这里，大概也有五六代了。

我从小就听说，在生活习惯上，这两个“王”有个明显的差异：“大名王”计算年龄时，“男算进（虚岁），女算满（周岁）”，而包括“辽阳王”在内的东北地区，却无分男女，一律以虚龄计算。

小街坐落在辽河冲积平原的一片沙碛上，前面有一座长满茂密丛林的沙山，沙山前面是成片的沼泽地和芦苇荡；村后，有一些零散的耕地，被一条条长满了各种树木的“地隔子”或小水沟分割开来。附近有一条沟通辽西与辽东的古驿道，路旁矗立着一通两米多高、跌断后又拼接起来的石碑，字迹已经漫漶不清。县志记载，上面镌刻着“唐王征东”的故实，俗称“得胜碑”。说明一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有大唐的军旅穿行了，令人记起沈佺期的名句：“九月寒砧催木叶，十年征戍忆辽阳”。考古工作队还曾在驿道旁，发掘出北宋徽宗年间的铜币：“大观通宝”、“政和通宝”，推测可能是金人押送徽钦二帝曾经路过这里。目光若是再投送得远一些，便是青峦森列、翠嶂蜿蜒的医巫闾山，中间隔着茫茫无际的马草场和大苇塘。

我的祖辈三兄弟落脚之后，便在原有住户的西侧，搭建了三幢连脊的用泥土和苇帐架起来的房屋，人称“老三股”。那时的人，寿命普遍比较短，能够活到五十几岁就算长寿了。我生也晚，因而所及见的，只有我的祖母和一位叔祖父，但他们不久也都相继辞世了。我的祖父留下了一子一女，叔祖父的后嗣是二子一女，伯祖父有两个儿子。以子息算，父辈分做了五家，并排居住在王家街的西边。后来，又从外地迁过来十几户，以孟姓、吕姓居多，他们的住宅一字排开，都坐落在屯子的西部。

在我幼年时节，有一道百看不厌的风景线，那就是推开茅屋后门就会扑入眼帘的绵亘于西北天际的一脉远山。尽管它的影像在我少年橙色的梦里，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一切梵因证果毕落于苍茫之中；但我总是觉得，这里满蕴着诗情，充盈着神秘。阴雨天，那一带连山漫漶在迷云淡雾之中，一点踪迹也不见了。晴开雨霁，碧空如洗，秀美的山峦便又清亮亮地现出了身影，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古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哩。刹那间，一抹白云从层峦上面飘过，那山峰忽然幻化出玲珑的楼阁，细细看去，却是一座森严的寺庙。

祖母说，那就是远近闻名的青岩寺，里面有个观音老母，通天显圣。她说，这座观音，在普天之下是独一无二的，别的都是正襟危坐，唯独这座观音歪着脖子，所以，俗称“歪脖老母”。

“为什么她要歪脖儿呢？”我好奇地问。

祖母说：大概是二三百年前吧，这一带洪水泛滥，闾山脚下的村庄全都淹没在大水里，人们被迫爬到青岩寺下的山坡上避难。水势不断地上涨，这时候，远处一个白点随着大水漂了过来，渐渐地看清了，原来是个莲花宝座，上面端坐着观音老母的石像。人们注意到，就在说话间，洪水已经悄悄退下。这才想起，原来是南海大士来解救受难山民了。大伙就商量把观音石像请进山顶石洞中供奉起来。待到把石像抬至洞口，才发现石洞里面矮了几寸。有的提议：莲花座不要了，马上遭到山民的反对，说，我们在家还坐板凳、坐椅子呢，让观音老母整天站在地上，于心何忍？可是，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正在为难中，一个山民小声嘟囔一句：“老母若是把头歪一下，就妥了。”话还没有落音，就见石像脖子歪了过去。于是，山民立刻把她请上宝座，然后，大家就跪拜如仪。下面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排着队前来磕头、烧香，有的求子息，有的祈平安，有的请福，有的讨药，直到天黑才渐渐离去。

从远古虞舜时开始，医巫闾山就受封为幽州的镇山，成为中华大地上北方民族的发祥地与祖居地。在人们心目中，它是一处圣洁无比的神山圣域，充满了灵异感与神秘感。传说，当年秦始皇闻说医巫闾山景色绝佳，但远在塞外，游观不便，于是，命令八方神祇用赶山鞭驱赶，让它前往三秦。可是，浑身被抽打得血迹斑斑，医巫闾山依然纹丝不动。为此，金代诗人赋诗铭赞：

幽州北镇高且雄，

倚天万仞蟠天东。

祖龙力驱不肯去，

至今鞭血余殷红。

这样，闾山于灵圣之外，又博得英雄山的美誉。

北魏、隋、唐以降，历代有许多帝王前来祭祀、朝拜。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句丽时，曾在山下驻跸，诏令此后“要每年一祭”；过了一百年，他的玄孙唐明皇李隆基，又册封医巫闾山为广宁公。而辽、清两个朝代，竟有十二位帝王亲临拜祭，多达四十二次。这在北方名山中，是绝无仅
有的。

闾山山势为南北走向，绵亘九十华里。山的这面，铺排着无边无际的草场和田野，一道蜿蜒的长堤像一把利剑似的把它们切开。长堤里面，散布着几个小小的村落，统一的名称叫“大荒乡”。它和《红楼梦》里的“大荒山”不同，并非大文豪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直到今天，还叫着这个名字，尽管它早已不再荒凉、阒寂了。这里处于几个县的交界，历朝历代都是“三不管”地区。几个小村落，包括我家所在的狐狸岗子，像是拂晓的星辰，空旷寂寥，没着没落地抛撒在望眼无边的荒野里。

三、狐狸岗子

我家所在的屯子，之所以叫“狐狸岗子”，顾名思义，缘于屯子前面的沙山上下，是一个狐鼠横行、狸兔出没的世界。

湿润的沙土地上，叠印着多种野生动物的脚印。人们在林丛里，走着走着，前面忽然闪过一个影子，一只野兔嗖地从茅草中蹿出来了。野狐的毛色是火红的，不足二尺的身子拖着个一尺多长的大尾巴，像是外国歌剧院里长裙曳地的女歌星，在人行道上，风度翩翩地、优雅地、款款地穿行着。

野狐、山狸、黄鼠狼，白天栖伏在沙山的洞穴里，实在闷寂了，偶尔钻出来找个僻静的地方，晒晒太阳、亮亮齿爪、捋捋胡须；夜晚便成群结队、大模大样地流窜到岗子后面的村庄里，去猎食鸡呀、鸭呀，大饱一番口福。它们似乎没有骨头，不管鸡笼、鸭架的缝隙多么狭窄，也能够仄着身子钻进钻出。

人们睡到半夜，经常被窗外吱吱咯咯的鸡叫声吵醒，可是，任谁也不肯出去看看。女人说：“又抓鸡了！”（至于谁抓，她并不点名。）揉了揉眼睛，给孩子弄一弄被，再也没有下文；男人侧着耳朵听了听，也说：“又抓鸡了。”翻了个身，又睡去了，不大工夫就响起了鼾声。

清晨起来，打开鸡栏一看，里面空空如也，外面满地散落着凌乱的鸡毛，洒布着几摊淋漓的血迹，有的还有零散的骨架。处理起来也很简单，掘个坑把鸡毛、鸡骨掩埋了，再从灶膛里铲出一些草木灰盖上血迹，算是完成了“鸡之祭”。无论老幼、男女，任谁一句怨言也没有，实际上是不敢有，莫说公开抱怨，即便是腹诽心谤也不会。无非是再过些天，找个“抱窝”的母鸡，用鸡蛋孵出几只鸡雏，再找几根木棍板条，把鸡栏重新加固一下，就此了事。遇有天灾病孽，人们照旧去屋子里或房后的“八仙堂”去乞灵、叩拜。

说是“八仙堂”，毫无夸张的意味，里面确实供奉着太上老君、观音菩萨、子孙娘娘、土地爷、胡（狐）仙、黎（狸）仙、黄（黄鼠狼）仙、长（蛇）仙，等等。形式比较简便，既无塑像，也没有木主，只是一张纸上平列出一大串名字。这种信仰的形成，有多方面因素：从大的环境说，太平年月，此间是山海关内与东北三省商贾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农林、畜牧与渔猎经济交流、对接的纽带，历史上还曾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交融互渗的接壤地带；现时则是萨满教、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杂糅互补的地区。这种“杂神供奉”的民间信仰形式，更是远古传承下来的“万物有灵”的观念的直接反映。民间信仰奉行实用主义，天灾人祸频仍，哪路神仙也得罪不得，到时候不知道用得到谁，反正是“礼多神不怪”。

东院“罗锅王”的大儿子，是个出名的犟种，“叫他往东他偏往西，叫他撵狗他偏撵鸡”。他看到东房山墙旁有个两三米宽的过道，青棵子里面猪屎夹杂着人粪尿，气味臊臭难闻，便要用土坯把它堵死。

“罗锅王”说：“祖辈传留，从来都是这样。使不得，绝对使不得！”

犟种却梗着脖子，沉着脸，完全不管这一套，硬是托坯和泥，把过道给砌死了。一切倒也安然。不料，半年过后，他的九十一岁的老奶奶，正扶着门框同家人说话，说着说着，涎水下来了，没等接来“药房郎中”，人已经断气了。于是，左邻右舍都说，这是堵空场造下的罪孽。你把胡仙的通道堵死了，还能善罢甘休吗？人们一面说，一面指点着房后供奉胡仙的“小堂子”，说胡仙平素住在门前的沙山上，“小堂子”是享受香火、施威显圣的场所，你把通道给堵死了，神仙还怎么过来过去？

犟种刚一说出：“既然是神仙，还找不着通道？”冷不防被“罗锅王”一巴掌扇了个大趔趄。

在旧日的庄稼院里，长辈的人勤劳一生，如果没能为儿孙盖上几间住房，那会是死了也难以瞑目的。

房子怎么盖呢？小时候我倒见过。先是燕子垒巢似的准备着物料。头一两年，就要在院子里托出很多土坯，晒干后摞起来，垒成一列列的土坯墙，上面苫着稗草；还要备下全套的檩材、房梁、柱脚、椽子，横七竖八地堆放在门前。砌墙、铺顶的材料，绝大多数家庭都是用泥土、芦苇、茅草；只有实力雄厚的大户人家，才能从几十里外买回一车车石头，再备下足够的青砖、红瓦。

不分贫富，凡是择地盖房，都毫无例外地要看风水、定房向—这是大事中的大事。请来个风水先生，高高的，瘦瘦的，黄面皮，灰褂子，一副不大的细边圆眼镜，松松地架到鼻梁上，旁面总要跟着一个端罗盘的小厮。院里院外，左边右边，南一趟北一趟，不停地看，不停地量，一直捱到日头栽西。回到屋里，在饭桌前盘腿坐定，一壶酒、四盘菜，一边吃一边叨念着什么，然后就着豆油灯，用毛笔圈画出一个单子，才算了事。这里说的是小门小户；名门巨富当然就更是讲究了。

到了上梁这天，还要画符。先宰杀一只白公鸡，倒出小半碗鸡血，鸡身上却不能沾染半点血迹。那个神道道的老先生，第一个仪式是毕恭毕敬地净手，那净手的时间格外长，一双枯瘦的手惨白地鼓出几条青筋，越洗越没有血色。净过了手，先生便颤抖着将一张黄纸裁成四份，然后用一支崭新的羊毫笔蘸了鸡血，龙飞凤舞般地画了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那笔画屈曲、似字非字、似图非图的符号、图形，没有人能看得懂，大概从来也没有人问过。只待新房上梁时，郑重其事地压在四角上。反正是一切都做得极度认真，仿佛这才是一切，“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至于房子怎么盖、盖得怎么样，多大面积、如何布置，倒无关紧要了。

上梁吉日，几乎全村的青壮年男人都出动了。厨房里大锅饭菜准备着，人们大声地吆喝着，七手八脚地一忙活，一幢新房就拔地而起了。房屋位置颇有讲究，它不能比邻居的超前一寸，自然谁家也不肯落后一点点。于是，这条长蛇阵便笔直地伸出了一截，又一截。年复一年，“一”字的两端不断地延长着，谁也没有想过要在前面或者后面另起炉灶。结果，家家户户，就像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一式的茅屋，一式的窗门，一式的院墙，一条线上的位置，尽管村落不大，不过四五十户；可是，人们要是从东头走到西头，然后再转回家门，至少也得花上半个时辰。

和看风水相对应的，是跳大神：“男要照（罗盘），女要跳（大神）”。我四岁那年，邻院四嫂病了，整天精神恍惚，做噩梦，说胡话，早晨一睁开眼睛，就说看到胡仙“显圣”了。她指着厨房，说：“你看那里，正在大宴宾客，闹闹营营的，直到日头栽西，人们才散去。”四哥满脸愁容，一筹莫展，岳母和大姨姐执意要到前屯去请“萨玛”，认为灵验无比，能够手到病除。四哥原本不信这一套，无奈亲友坚持，只好屈从。

“萨玛”，俗称跳大神的，也就是女巫。据说能够起到使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进行交流的媒介作用。这种活动，要由两个人共同完成：除了女巫装扮大神，还要有二神，称做帮君，通常都是男性。

那天，萨玛骑着毛驴到了，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身后跟着一个提着单鼓的中年男子，即所谓帮君。萨玛头上戴着神帽，上插翎毛，两侧各有一根飘带，身穿红色袄裤，腰系挂有铜铃的围裙。在屋门前，她先躬身向门神施礼，唱着：“二位门神手高抬，放我仙人进门来。”坐定之后，萨玛简单地问询几句，便趁着主人燃香上供的间隙，满饮了一杯酒，并抽上一袋烟。顿时，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说明神灵已经附身了。

只见她身躯上下颠荡、左右摇摆，腰铃也随之振动起来，哗哗响成一片。身旁的帮君一面摇着单鼓，一面问讯：

“一阵阵鼓声震耳朵哦，哪位老仙呀，下山坡哦？”

萨玛应声答道：“高高的南山古树多哦，大树底下向阳坡啊，黄仙这里受香火哦，救苦救难把步挪啊！”这类答词，俗称“报仙号”。人们一听，知道是黄鼠狼驾到了，可是，谁也不敢说出来。

往下还是继续着，大神边摇身振铃，边用唱词同二神对话。待到说起病人了，大神便移步到患者身旁，先吹上三口仙气，又在头顶上画了几个圈儿，然后，从兜里取出三粒仙丹，让病人开水送下，随口唱道：“一阵仙风吹散了云啊，药到病除哦，换了个人啊！”这时，帮君示意，让家人扶着四嫂站起身来，在地上走动走动。帮君和颜悦色地问着：“是不是感到清凉了？”本来，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病变，可以说完全是心理作用，四嫂也就顺着话头，说：“我的脑袋清凉了。”

四哥满脸堆笑，赶忙递烟、奉茶，献钱、致谢。

“大神登门，小鸡没魂。”中午照例是杀鸡、置酒，大吃大喝一顿。在主人置办酒席过程中，帮君谄媚地服侍着萨玛卸了妆，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到沙山的大树底下自在逍遥去了。

四、泥土世界

雪消冰泮之后，天气渐渐暖和起来。各家的后门都纷纷地打开了。这时，入眼的首先是一方方黝黑的耕地。范围不大，却是油光崭亮，平展展的，放上去满边满沿的一盆水也不会洒出来。只是并不连片，它们像豆腐块一样，被一条条长满树木的地隔子和小壕沟分割开来，标示着各家各户土地的疆界。

布谷鸟叫的时候，一家家父子兄弟便赶着牛，拉上犁，背起谷种，拎着粪筐，下地了。前面撒粪的和后面覆土的，将就人，笨工、孬手都能凑合着干；扶犁的、点种的却必须有技术，必须是庄稼院的好把式，“二五眼”、“吃闲饭”的一律不行。有句俗话：“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

种地的活，起早贪晚，人和牲口整天地较劲、摔跤，向来都是很累很累的。若是家里养不起大牲畜，就只能靠人力去拉犁、坌地，弓起身子，一步一步往前撑，一春天下来，肩膀上要磨掉几层皮。晚上回家，累得摊成一堆泥，骨架子都散了，甚至爬上二尺高的炕都很勉强。

小苗钻出了地面，大地一片新绿，庄户人“见苗三分喜”，可是，很快就又陷入到不安与焦虑之中。“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见不到丝毫的落雨迹象，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依然是万里无云，整个春天始终没落过一滴雨。地干得冒烟儿了，苗黄得秃尖儿了，庄户人最怕的“掐脖儿旱”，终于降临在大地上。于是，村后的那眼报废多年的老土井，又被装上了辘辘把，“嘎吱吱，嘎吱吱”，辘辘把整天整夜地摇个不停，最后，老土井也底朝天了，庄稼苗照样在那里打蔫儿。

第二天大清早，乡亲们吆喝着要求雨了，家家都给灶王爷、财神爷、胡仙、黄仙、狸仙烧了长香，叩了响头。然后，大人、孩子一起戴上了柳条圈，端着黑瓦盆，赤着双脚，涌向街头，“求雨啦，龙王爷开恩哪—”的哀哀叫喊，响成了一片。闹腾了半天，抬头看看云空，依旧没有半点儿雨意。人们盼雨，从三月三“苦麻菜钻天”，盼到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盼到五月十三“关老爷单刀赴会”，又盼到七月七“牛郎会织女”，盼雨盼得心肝碎，盼雨盼得眼睛蓝。睡至夜半，干黄的树叶“刷、刷、刷”落到地上，飘到窗前，人们误以为雨点终于洒地了，不禁惊喜得欢叫起来，披上衣裳出外一看，方知是“猫叼猪尿泡—空喜欢一场”。

这一年关外大旱，赤地千里，有些人家逃荒下了江北。市上的粮价，十天里翻了三番。人们饿得没法子，就煮红薯秧、豌豆棵、玉米骨吃，直到采光了黄芨菜，扒光了榆树皮，又去挖观音土。大人、孩子全身浮肿，面色蜡黄，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两条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整个冬天，村里几乎每天都有送葬的，棺材白花花地散放在地里，成了旧时代一道惨厉的风景。

童年时节，村子留给我的鲜明印象，就是那里是个泥土世界。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风沙起处，灰土满天。形容长相叫做“土头土脑的”，人们穿的、盖的是土布，过的是“土里刨食”的日子；岁数大了叫“土埋半截子”，伸腿瞪眼咽气了，叫“入土为安”。那时候，住砖瓦房的全屯不过三四户，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垒土墙，土里生，土里长，风天吃土，雨天踏泥。

一年四季，街道总是灰土土的，显得十分冷清。冬天，上冻后的路面高低不平，那种木轱辘车一过来，就“格格楞楞”地响个不停。半夜里，这种响声伴和着赶车人哼哼的小曲，一同跌进土屋人的睡梦里。春天里倒是有点美的意味，道上经常铺着一层轻雪般的柳絮杨花，大车轧过去，现出两道细细的辙痕，可是，不到一袋烟工夫，一阵漫眼的黄沙又把新飘落的飞絮掩盖了。

雨季一到，整条街便成了一道过水的沟渠。常常是两个人一前一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噗的一声，前一个闹了个仰巴叉，爬起来，带着满身满脸的泥水；后一个人见到这副模样，刚咧开大嘴笑着，一不留神，自己也闹了个前扑儿，挣扎着站起来，比前一个还要狼狈。好在，这里是沙土地，身上的泥土并不那么“多情”，太阳出来一晒，用手扑打几下，就掉得一干二净了。

阴雨连绵的季节，免不了有些土屋土墙倒坍下来。倒坍了也没有什么要紧，重新垒起来就是了。地广人稀的荒村僻野，要别的没有，泥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新垒起来的院墙上，用不了多久，就会胡乱地生出一些细草棵来，稀稀拉拉，毛毛茸茸，像街西头李保长秃顶上的毛发。

土屋之外，一般人家还要套上个土的院墙，并就着临街的院墙盖上个土的猪圈，朝外留出个方方的或圆圆的洞口。春天种地之前，粪从那里扔出；平常不用它，便用柴草堵起来，周围还要画上个大白圈儿，用意在于防备野狼从这里钻进去。那时候，野地里的狼是很多的，白天躲着人，一到夜深人静时节，就悄悄地溜进村里来觅食。暗夜里，狼的眼睛犹如鬼火，闪着绿幽幽的光芒，嗥叫起来怪吓人的。但是，据说，野狼生性多疑，所以从来也不敢钻白圈儿。

东院“罗锅王”家的院墙外面，有一口古旧的水井。四面围着木板的护栏，伏下身去看，井壁是用方木砌起来的，上面挂满了青苔，一泓碧水清冷幽深，偶尔有一两个青蛙伸腿游动着，平静的水面便荡起了涟漪。水是甘甜适口的。暑天炎日，常见有的小伙子穿着短裤，提上一桶“井底凉”来，“咕嘟嘟”，喝下去一小半，再把剩下的多半桶水，从头上浇下去，任凭气温再高，炎阳播火，也会“得得得”地敲打起牙门骨来。

井旁原有一棵大柳树，人们嫌它春天往井里飞絮毛，秋天往井里飘黄叶，硬是锯掉了。听老辈人讲，井边还曾立过一块孝妇碑，记载着同治年间一个孝顺的媳妇，为了给年迈的公婆做饭，“三九”天来挑水，冰冻雪滑，一头栽进井里。此后，井边就安设了护栏。

我还看见过，邻院的四嫂子和四哥吵架，披头散发地跑出来，坐在井口旁，一手把着护栏，一面号啕大哭，声声地喊着：“再也不想活了”。我急出了一身汗，忙着去喊四哥：

“快、快、快去搭救！晚了，命就没啦！”

四哥却慢条斯理地磕着烟袋，说：

“没事，没事。她若真是狠心跳井，就不会大哭大叫了。”

事后，我把这番话讲给四嫂听，四嫂脸一红，“呸”地吐了一口痰，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这个丧天良的，看我晚上怎么收拾他！”

我的整个童年，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五、小蔓头儿

那一年，我三周岁。

初夏的一天早饭后，族叔三岁的女儿英子，她的哥哥、四岁的花毛头，还有和他同岁的西院“魔怔叔”的独生子—嘎子哥，我们四个孩子一起，蹲在光滑的打谷场上，玩着“弹流蛋儿（小玻璃球）”的游戏。花毛哥笨手笨脚，几乎是把把皆输，被逼着伸出手来，由我来打手板。

突然，妈妈站在大门口喊我：“蔓头儿，过来！”正玩在兴头上，我很不情愿地离开。回到屋里，妈妈立刻在我的纽扣上挂了个小红葫芦。妈妈说，别人的葫芦是红纸做的，我这个是特意用红布剪裁、缝制的。说着，还往我的脖颈、手腕、脚脖上系了五彩丝线；又用一个柔软的草茎扎成的小笤帚，在我的眉毛、眼睛、鼻子上扫了一遍；再把一个带有四个风轮的桃形小船，挂在我的脖子上，嘴里念叨着：“四个风轮一个桃，阎王小鬼抓不着。”一抬头我又看到，门上、窗上不仅挂了葫芦，还插上了一绺绺的青蒿。

好奇心极重的我，问了一句：“这是做啥？”

妈妈说：“今天过五月节了。”

“过五月节，为什么系彩线、插艾蒿？”

妈妈说：“你专会刨根问底，我也说不清楚，去问你爸！”

爸爸说：“端午节，五月初五，是‘五毒’日，所以要解毒。”

接下来，他讲了一大篇道理，但是，当时我根本不懂。后来从一本书上看到：一个“五”吉祥，两个“五”摞起来，就成毒了—二五相属，为火旺之相。凡事不可过盛，过盛则必为毒。所以，要采取救治、防范的办法。小葫芦是药葫芦；艾蒿性苦，是解毒的；系彩线，起着拦截病疫、绑缚瘟神的作用。

因为心里还惦记着外面的游戏，我便得意扬扬、蹦蹦跳跳地跑出去。听到后面连声喊着“小舅”，一回头，看到小外甥女何小，已经早就打扮好了，红葫芦拴在冲天发辫上；她要跟着我去打谷场。

英子看到何小的红葫芦，便缠着哥哥花毛头，说她也要戴。花毛头一向蛮横霸道，这时便喝令何小：“摘下来，给她！”何小哪里肯给，又兼初来乍到，吓得躲藏在我的身后。花毛头还是不依不饶，又索要我的葫芦，我当然不会给他。于是，他就有节奏地喊叫着：

“小蔓头，是瘦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我觉得在外甥女面前被人戏弄，是大大地丢面子，便赌气地回报一句：

“萝卜缨，满地扔；没人要，进粪坑。”花毛头人高马大，我有点惧怕，便拣“软柿子”捏—回骂他的小妹；而英子脸皮特薄，立刻，就呜呜地抽泣起来。结果，大家闹得不欢而散。

回到屋里，我就缠着妈妈，要她给我说说：为什么要起“蔓头儿”这个乳名。

妈妈说，“是奶奶给起的。那天，正好是大年初二，奶奶从早晨就说：‘过年吃倭瓜（南瓜），全家乐哈哈。’就从西厢房里搬出一个像蟠桃一样很大的扁倭瓜，说这是秋天结在蔓头上的—上面已经接了三四个，这个最后收秋儿。

“那天，可能是吃力了，我刚刚把倭瓜切好，下到锅里，就觉得一阵肚子疼，结果你就出生了。奶奶从接生婆手里，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还是个‘带把的’，就叫他小蔓头吧！”

父亲听到这里，接上一句：

“这是‘放屁崩坏了裤裆—碰巧啦’。真正原因倒是，在你前面，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你正好收秋儿，所以起名蔓头儿。”

古语里说：“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一奶同胞，确实是再亲近不过了。但是，相对地看，姐姐在我印象中，却是比较淡漠的。她大我二十二岁，聪慧异常，从小就跟父亲看书识字，几年过后，居然能够阅读各种唱本，以及《今古奇观》等多种小说；听说她特别喜欢《红楼梦》，常常是读着读着，就泪眼模糊，甚至泣不成声，三两顿不想吃饭。在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出嫁了。姐夫是邮电学校毕业的，在县城电话局当差，不久，就调转到海滨城市营口，姐姐便也随迁过去，只有逢年过节，或者父母亲生日，她才能回家见上一面。每次来，都要带来大包小裹，里面装满各种吃的、穿的；临走时，总是伏下身子，对我亲了又亲。不料，在她生了女儿之后，却患了一场重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听父亲说，姐姐患的是肠伤寒，后来出现并发症，染上了轻微的肺结核。这原本是不碍事的，但这时，她怀了身孕。医生劝她堕胎，否则临产之后，会使病情加重，转为急性症候，即所谓“产后痨”。但她坚决不听，决意要把孩子留下来。结果，女儿出生不久，她的病情就一天天地转重。这样，孩子未满两岁，她就去世了。夫妻感情极深，姐夫当时悲痛欲绝，哭得死去活来。这天，他托起两岁的女儿，远道赶到我们家里，凄然地交给我的母亲，然后，长跪在地，连着叩了几个头，呜咽地说：

“妈妈，给你增加了拖累，实在是对不起。原谅我这个不孝的儿男吧！”

就在这个风雨凄凄的当晚，鸿飞冥冥，一去便再无踪影。有的说他是出了家，有的说他是投了军，始终音信杳然。

我出生时节，长兄已经二十岁了，他在县城的建筑工程队里做瓦工；嫂子是西街孟家的闺女，十分贤惠。

次兄大我十六岁，身体软弱，常年卧病，平素寡言少语，目光散淡，咳嗽起来就没完；但写得一手上好的毛笔字，父亲说是标准的赵体。我们家屋里的墙上、梁柱、门板上，到处都是他的字迹。

我是老末儿，出生时，父母分别是四十四周岁和四十二周岁，难怪人说是蔓头儿。

但，最后我还是咕哝一句，“他们老说‘蔓头蔓头，屁股流油’。”

小外甥女毕竟是孩子，刚才还面带戚容，我这么一说，她也跟着笑了，然后向我做个鬼脸儿，我回报她：眨了眨眼睛，刮一下鼻子。

妈妈说，实在不愿意叫蔓头儿，那就叫老疙瘩吧，反正一个意思，都是最后收秋儿。

六、游戏

在每个人的生命途程中，都曾有过一个抛却任何掩饰、显现自我本真的阶段，那就是童年。在这段时间里，游戏是至尊至上的天职，通过天真无邪的游戏，孩子们充分地享受生命，凸显性灵。原本苦涩、枯燥、沉重、琐屑的日常生活，在游戏中，一变而为轻松、甜美，活泼、有趣。无论是“摆家家”、“娶媳妇”、“搭房子”、“建城堡”、“捉迷藏”，还是上房、爬树、荡秋千、打水仗，乃至种种恶作剧、讨人嫌的运作，孩子们都玩得意兴盎然，煞有介事，都以最大的热情和高度的认真，全神贯注地投入进去。农民都讲求实际，那时，望子成龙的想望，不像现在那么强烈，所以，家长还能以宽容的态度，甚至欣赏的目光，对待孩子们的游戏。

游戏本身也是一种创造。孩子们面对的是无限可能性，一切都可以从头做起，推倒重来；可以异想天开地进行种种建设性或者破坏性的实验，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承担现实活动中由于计划不周、行为失范所导致的后果，并且，可以保留随时随地放弃它的权利，而不必像成年人那样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从而创造一个绝无强制行为和矫饰色彩的完全自由、从心所欲的精神境域。

人们常说“童言无忌”；其实，“童行”又何尝有什么忌讳！孩子们的头脑中，不像成年人那样，存在着种种利害的计较、实用的打算，也没有形形色色的心理负担，想说就说，想闹就闹，不顾及哪些行为会惹起人们气恼，也不戒备什么举动有可能遭人忌恨、被人耻笑。

小孩子的天性中，似乎并没有欣赏自己“杰作”的习惯，不懂得什么孤芳自赏，顾盼自雄，眷恋已有的辉煌。一切全都听凭兴趣的支配，兴发而作，兴尽而息。五岁那年，我曾耗费了整个一个下午，晚饭都忘记吃了，用秫秸内穰和蒿子秆，扎制出一辆小马车，到末了只是觉得车轱辘没有弄好，就把它一脚踏烂了，没有丝毫的顾惜。睡了一个通宵的甜觉，第二天，兴趣重新点燃起来，便又从头扎起。有些在成年人看来极端琐屑、枯燥无味的事，却会引发孩子们的无穷兴味。小时候，我曾蹲在院里的大柳树旁边，整整一个时辰，目不转睛地观察着蚂蚁搬家、天牛爬树。好像根本没有想过：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究竟有什么价值？一切都是纯任自然，没有丝毫功利的计较。

小伙伴之间也经常发生纠葛，遇到什么不可心、不快活的事，也并不觉得怎样的忌恨与懊恼，只须轻描淡写地说上一句：“我不跟你好了”，就可以轻松、自在地结束各种关系，没有依恋，没有愧悔，没有遗憾，无须考虑什么影响和后果，更不会妨碍下次的聚合，下次的游玩，下次的重归于好。

儿时的游戏，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是盛行于满族聚居地的“跑马城”、“跳房子”、“踢毽子”、“掷猪趾”、“扔瓦块”、“打水漂”等。但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却是“丢手帕”。

那次，参加活动的小伙伴比较多，大家围成一圈坐了下来。开始时，花毛哥拿着手帕在圈外跑，边跑边唱：“丢手帕，丢手帕，丢你身后别害怕，别人不要告诉他。”随之，把手帕丢在四丫身后。四丫发觉后，顺手拾起，立刻起身追赶。结果，没等花毛哥跑到四丫腾出的位置上坐下，就被抓住了。花毛哥受罚，进到圈子里出节目。他的动作不灵快，嘴却很巧，随口说了个谜语：“麻屋子，红帐子，里面坐个白胖子。”小朋友们齐声喊着：“花生！”

过了一会儿，轮到嘎子哥丢手帕了，他就悄悄地丢在我的身后。当时，我可能是溜号了，发现略迟一步，待我追上前去，嘎子哥已经坐在我的位置上。这样，我就被罚出个节目。出什么呢？记起花毛哥讲的是三个“子”，我就仿效着讲了四个“窝”：“树上有个老鸹窝，树下有个鸡窝，鸡窝旁边有个狗窝，炕上有个小胖孩赖床的被窝。”小朋友们听了，一阵哄笑。花毛哥说：什么“窝、窝、窝”的，一点没意思。我感到很沮丧。

回家，我把它讲给爸爸听。爸爸说，难怪人家哄笑，四个“窝”单摆浮搁，成了不抱团儿的豆腐渣；你得一个个编结起来，让它们相互串连。

我问：怎么串连？

爸爸让我自己去想。

足足憋了大半天。爸爸提示：可以在小鸦雏上作文章。这样，我就编出：这天清晨，突然刮起了大风，老鸹窝摇荡了，结果，一个小鸦雏掉在树下的鸡窝里；鸡妈妈看它很可怜，就用嘴把小鸦雏叼到窗台上，喊着：“小胖孩！快起床，赶紧爬到树上，把小鸦雏送回去。”可是，小胖孩在被窝里赖着不起来。这时，狗窝里的狗大哥晃着尾巴跑过来了，用爪子把鸦雏扒拉到地下，一口就吃掉了。事后，小胖孩无比悔恨，从此，他再也不睡懒觉了。

与现时的以计算机为操作平台，通过人机互动形式实现的网络游戏相比，什么《宇宙战争》呀、《星际争霸》呀、《波斯王子》啦，这些村童游戏，实在是“土”得掉渣儿，谈不上有什么知识含量；甚至还赶不上现在最普通的“拱猪”、“斗地主”、“打拖拉机”等扑克牌游戏。但那时的活动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都在户外，充分体现“文体结合”的要求，十分有利于儿童的娱悦身心和健全体魄；而且，这些村童游戏，竞争性、吸引力也不那么强，犯不上拼战通宵、耗神费眼，总是累了就作罢，兴尽便回家，天天晚上都能睡个甜觉。所以，一个个农家孩子，小脸蛋儿都是红扑扑的，宛如刚拔出来的嫩萝卜；视力也不会受到损伤，不像现在这样，“小眼镜儿”举目皆是。

人，有记忆的功能，但也存在着善忘的癖性。本来，任何人都是从童年过来的，游戏本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贪玩，淘气，任性，顽皮，原属儿童的天性，也是日后成才立业的起脚点。记得德国一位哲学家说过：“孩子是通过游戏变成大人的，游戏让人成了人。”可是，现在的父母亲，一经步入成人行列，许多人便会把自己当年情事忘得一干二净，习惯于以功利的目光衡量一切，而再也不肯容忍那些看似无益、无聊的儿时游艺了。

在我们初做父兄之时，也曾不只一次地做过鲁迅先生在散文《风筝》中所自责的对于儿童“精神的虐杀”的蠢事。原本以为出于好意，所以心安理得；直到读过了先生的文章，才觉得“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

其实，即使单就功利而言，成年人需要向孩子们借鉴的也是不少的。比如，无论大人小孩，原本生活在同一空间里，可是，感觉却大不一样。成年人由于顾忌重重，遮蔽太多，时时有一种“出门常有碍，谁云天地宽”的局促之感，而孩子们却无惧无虑，无私无我，又兼借助于无穷的想象力，他们的空间却是云海苍茫，绵邈无际的。

记得一个电视节目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让坐在下面的几类人群回答：它像什么？幼儿园的孩子答案最多，成绩最好，竟然说出了几十种；小学生次之，讲出了十几种；中学生就差一些了，但也讲出了八九样；大学生只举出了两三样，没有及格；而成年人竟连一种也回答不出来，最后吃了个大零蛋，原因在于他们思虑太多，有的即使想到了也不肯讲，怕在众人面前出乖露丑，有的甚至不屑一顾，觉得老师出这样的题目“完全没有意思”。这是颇为发人深省的。

童蒙读物《三字经》里，有“昔仲尼，师项橐”之句，说的是孔子与弟子们乘车出游，见到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大路中间，说：“城池在此，车马岂能随便穿行？”接着，便向孔老夫子提出三个问题，说是答对了才能通过，否则就要绕城而行。结果，孔子没有答出，遂向童子拜师、行礼，最后绕城而过。这个童子就是项橐，时年七岁。《三字经》作者的原意，显然是颂扬孔圣人放下身段，虚心向七岁儿童求教的精神；而我更感兴趣的，倒是少年儿童无所顾忌，敢于挑战权威的魄力和勇气。

七、母亲

旧时代，男婚女嫁，讲究门当户对。可是，我的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却完全不是这样。父亲，扛大活出身，穷棒子一个；母亲却是大家闺秀，出身于一个满族世家。金家—爱新觉罗氏，过去称作皇族，有几代都是清朝的文武官员。在外祖父家的特大樟木箱子里，我曾经看到过祖辈传下来的黄马褂、顶戴、雕翎，还有几份八股文试帖，最显眼的是一部朱笔点批的《朱子大全》，据说是很有些来头的。

不过，到了外祖父这一辈，老金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再没有出人头地的了。当然，正像《红楼梦》中刘姥姥所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外祖父本人虽然没有什么功名，却也绝非一般白丁，在五里八村中仍属于有地位、有清望的乡绅。青年时期，他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做过生意，结下了交情；我父亲少年时又在这个屯子读过私塾，也是在老人家眼皮底下长大的；才气和人品，赢得了他的属意。后来，尽管贫寒、落魄了，但外祖父不忘旧情，在女儿十八岁那年，仍然主动送过来成亲。

姥爷、姥姥有四个女儿，后来，又过继了一个儿子。我的母亲是长女，自幼生活在大户人家里，衣食充足，见多识广，有着良好的教养。过门以后，突然经历辛劳、困顿的生涯，不仅没有丝毫怨言，而且，很快就适应了艰难的环境，辅助我的父亲支撑起家计。她真的像古代圣贤所说的，“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按其当下的地位行事，不谋求本职以外的事。处身富贵，就按富贵人的身份行事；居于贫贱，就按贫贱人的身份行事。）称得上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相夫教子，安贫乐道，全家上下、街坊邻里，无不交口称赞。

由于外祖父恪守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尽管家境丰裕，却不许女儿们读书识字。四姊妹从小就熟练地掌握了针黹女工技术和盛行于满族家庭的剪纸艺术。姊妹们的活动范围有限，只是庞大院落里那片狭窄的天地。至于母亲后来认得许多字，能够看些通俗的话本、鼓词，也能绊绊磕磕地读几段子弟书，都是在我父亲的熏陶浸染之下，逐步习练而成的。

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任可身子受苦，绝不让脸上受热。”这是她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还常说：人贫不能志短；贫是外在的，志气却在内心。出嫁时，外祖父从箱子里找出十几匹细布，是姥姥在世时积攒下的，说要拿出一半，作为女儿嫁妆。可是，我母亲执意拒绝，说妹妹们也都大了，留给她们成亲时用。姥爷家里养了许多只母鸡、大鹅，还有几头肥猪，一年到头，鸡蛋、鹅蛋、猪肉、荤油不断，家里人吃用，富富有余。但我母亲每次回来，都是吃完就走，从来不带走一斤半两东西。总是说，留给父亲、弟弟，接济几个妹妹。私下里，对我姥爷说：

“亲爹没有啥说的，在外来的弟弟、弟媳面前，要有个身价，不能像捡破烂的，见啥收拾啥，让人看着不值钱，瞧不起。”

母亲有一句“口头禅”，叫做：“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她解释：庄稼地里的蝗虫，呼啦啦一大帮，转眼就吃净拿光；粪坑里的蛆虫，咕咕囔囔，没事挑事。有些大姑姐，专门在双亲和弟媳中间拨弄是非，极端讨厌。

母亲赋性严谨，心细如发，口不轻言，平素很少和人开玩笑；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在我四岁那年，有一次，她发现放在炕柜里的几个特大的铜钱—“洪武通宝”，据说很值钱的，不知了去向，便怀疑是我偷偷地拿出去，在货郎担那里换了糖球儿吃。于是，从早到晚审问我，逼着我承认。她铁青着脸，目光炯炯似剑，神态峻厉得有些吓人。我大声地哭叫着，极力为自己辩诬，并且，用拒绝吃饭、睡觉来表示抗议。母亲没办法，只好再一次翻箱倒柜，最后到底找到了，原来是记错了存放的地方。她长时间地紧紧地搂抱着我，深表悔愧之情；在尔后的几十年间，还曾多次提到这件事，感到过意不去。

我知道，母亲是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的驱使下，情急而出此。她看重的并不是几个铜钱，而是儿子的人格品质、道德修养。这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立身行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母亲对我进行一番生命的教育，把志气和品性传递给我，用的不是语言文字，而是行为。

母亲对子女，可说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律之而愈严。即便是我童年时的游玩、戏耍，她也未曾随意放过。记得有这样两件事：

过年时节，来到家里刚刚半年、与我同龄的姐姐的女儿何小，堂叔的女儿英子，还有我，三个孩子一起跪在炕上“抓嘎拉哈”。这是满族儿童特别是女孩儿最流行的一种炕头游戏。“嘎拉哈”是满语，即猪腿关节上的小骨头，一般叫猪趾儿，每个都有四个面，分别是坑儿、肚儿、轮儿、背儿。那时，农家炕上都铺着苇篾儿编织的蓆子。我们首先在蓆子上并排摆放三个嘎拉哈，再预备一个小小的布口袋，称作钱码子。游戏时，将钱码子抛向上方，趁此机会，赶快抓起一个嘎拉哈，或者将它翻动一下，按照规定进行排列组合，然后再把钱码子用手接住。要在瞬间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手疾眼快，动作灵活；有一失误，就要算输。游戏的赌注是炒熟的花生角。—妈妈事先发给我们每个人的，大约有四五十个。

女孩儿天生灵巧，她们两个赢的时候多，但是，即便赢了花生角也不舍得吃；而我，则是每次赢了立刻吃掉。这样下来，待我输时，由于没有积存，就只好欠账了。气得外甥女向姥姥告状。母亲说：“你小舅做得不对，叫他给你们赔礼吧，或者你们弹他的脑瓜崩儿！”我便立即站起，分别给她俩鞠躬。

我以为事情已经一了百了；不料过后第二天，母亲把我叫到身旁，批评说：这叫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的人，是没有朋友的。你以后还有脸和人家一起玩吗？人家以后，也再不肯和你玩了。

我红着脸，答说：我知道了，我错了。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过家家”。按照事先的约定，各自认认真真地扮演着丈夫、妻子、儿女、外婆的角色，学着大人的样子，盖房，娶亲，抱孩子，喂奶，拾柴火，做饭，担负起“家庭”的各种义务和责任。我刚刚四岁，由于个头比较高，便扮演着丈夫的角色，挑水，劈柴，磨刀，宰猪，模拟着成人的各种动作，十分尽职尽责。妈妈看了，说，这倒有点小大人儿的气派。

八、姥家门口唱大戏

三四岁时，我最爱唱的儿歌是：

扯大锯，拉大锯，

姥家门口唱大戏。

接闺女，唤女婿，

就是不让小外甥去。

只因嫌他太淘气。

不让去，也得去。

变个小鸟飞过去。

唱到这里，我便扬起两只小臂膀，呼扇着，作小鸟腾飞状。

这一天，果真盼到了，外祖父七十寿辰，请来个小戏班，母亲带着我赶过去了。

路程倒不算远，从我们家到外祖父家所在的三棵树村，相距不过几公里，两个村子同属大荒乡。外祖父家的院落很大，五间房子前面伸出个“大长脖儿”，距离大门足有十丈远。高高的门墙里面，隔成两段，前段养鸡、养鹅、养猪，还有畜圈；后段有几间厢房。东墙外面是一片梨园，春天时节，花开似雪，白茫茫的，坐在屋子里，就嗅得到花香。

乡亲们几天前就张罗着给金老爷子祝寿。为了接待小戏班，他们在大门外打谷场上搭起了戏台。正日子的前一天，戏班的角色都到了，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在台子上咿咿呀呀地唱。戏文一句我也听不清，妈妈说是《郭子仪拜寿》，她原本也不懂，听我父亲讲解过。戏里的女角全都是由男演员装扮的，行话叫做“反串”。—这些我都不关心，只盼着给姥爷磕头，接受赏钱，吃“八个碟子、六大碗”。

外祖父卧室里，东墙和北墙上，贴满了鲜红的大幅剪纸，有长脖子仙鹤，有高高的松柏，有南极老仙翁，还有儿孙满堂的拜寿场面。下面是“福寿绵长”几个大红字，也是用剪子裁剪出来的。

三月初八，外祖父寿诞之日。清晨起来，“寿星老”就穿上了红袄、红裤、红袜子，扎上又宽又长的红腰带；然后，吃下了特制的长寿面，山参、银耳汤，外加两个完好无损的熟鸡蛋，吃之前在身前身后滚动一遍，说是要“滚运”（滚走了灾病，滚来了好运）。

祝寿开始了。“寿星老”端坐在太师椅上，窗外奏起欢乐的鼓乐，冲天炮百响齐鸣。舅舅代表子女先致贺词，然后，在妈妈带领下，姨娘们和舅母依次叩拜。姥爷从事先准备好的财宝箱里，随手拿出铮铮作响的“袁大头”，每人一律五块。待到第三代人祝寿时，我给姥爷磕了三个响头，并按照妈妈事先嘱咐的，高声说：“一祝姥爷寿高七十，二祝姥爷寿高一百，三祝姥爷寿高一百二。”姥爷高兴地捋着胡须，连声夸我“聪明”，当即赏赐了十块银元。

回家的路上，我问母亲：“为什么爸爸不到场？”

母亲说：“你三个姨夫，两个去世了，一个远在天津。一见大女婿到了，姥爷会怀念他们，你的两个姨妈更会伤心、痛苦。祝寿本来是欢乐的事，怎能影响一家亲人的心绪呢！等过两天，宾客散了，你爸爸再单独来串门儿。”

我又问她：“那些大红彩纸，不都是你带过去的吗？怎么，你跟人们说，是我舅母剪的？”母亲说：“里面有好几张是你舅母剪的。她岁数小，眼睛好，剪得细致。”

关于母亲的剪纸艺术，我想多说几句。

剪纸是满族聚居区特别是闾山一带上层妇女的一项重要的女红，也是当地女性唯一接受过名师（也都是女性）指点的独特的文化传承。像江浙的丝绣，京津的书画一样，都是闺阁中从小养成的富有文化品位的传统技艺。满族剪纸，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特定的语言和风格，有“无字天书”之美誉。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它属于氏族社会未形成文字之前，远古风情的形象记忆，折射着一个古老民族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图腾文化信息。

旧时在这一带，走乡串户，随处都能见到从白头老媪到少年女童的剪纸艺人，俗称“剪媳妇人儿”。剪纸艺术题材丰富多彩，包罗万象，举凡风花雪月，飞潜动植的自然风貌，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以及反映古老文化传统的生产习俗、节令习俗、婚丧习俗，还有遍布民间的神话传说，可说是应有尽有。

母亲有一个做工精细的藤箱，里面珍藏着大量的剪纸册页，大多是她的作品。父亲和姐姐全面观赏过，平时不许任何人开启。我上了中学之后，曾给我展示一次。记得里面以人物为最多，大别之有三类：一是各种神祇，有头戴尖盔、手持利斧、胸围阔大、勇武有力的天神与山神，旁边分布着熊、狼、虎、豹，衬托其威武，或者作为猎物。有的羊角、人面，头上点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装饰。二是千手观音，头上站着神鸦，十几只手同时举起，每只手上各托一只朱鸟，双脚踏着双头双尾的蛇轮。三是形形色色的祖神，也就是女神，或者叫母亲神。萨满文化中崇尚女神，其中有盗火女神、创生女神、百谷女神、争战女神，还有什么柳树妈妈、佛陀娘娘、泰山奶奶、娲皇老母；而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殖女神。有的腰围肥大，乳峰高耸，双脚叉开，旁边是九个拉手的娃娃。母亲所剪的嬷嬷人儿，都是身着旗装，头梳高髻，或者顶戴耷拉翅的满族装束；人物正面站立，两手下垂，手和手相连，五官一律阴刻，鼻子为三角形。至于外祖父寿诞之日所剪的各种人物图像，是她专门和舅母一起研究创作的。

翻看着剪纸册，我随口说：“看来满族是特别重视生育的。”

母亲说，“也不止满族，哪个家庭不盼望着人丁兴旺、儿孙满堂呀？”

我想了想，也真是这样。《诗经》中，周人就以昆虫中繁殖力强的螽斯（俗称蝈蝈）为喻体，祝贺新人多子多福，家族繁衍昌盛，旧时称之为“螽斯衍庆”。

在旧时代，一般的母亲在幼小的儿女面前，都避谈生育之类的话题，可是，满族在这方面比较开放，他们早婚的较多；为了早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一些殷实富户还有娶大媳妇的习惯。

母亲那些剪纸作品，粗粗看去，都是左右对称的；构图严密、饱满，层次分明，古朴、苍劲，简洁、粗犷，人物动感很强，力求平面上表现深度，寸纸中拓展空间。

九、沙山

房舍前面的这座沙山，是我儿时的乐园。

只见它威威赫赫地横在那里，拄天拄地，遮云蔽日。上面长满了树木，杨柳榆槐，还有人们叫不出名字的珍稀树种，亲亲密密、热热闹闹地挤在一起，杈桠枝叶，都交结在一块了。

说来也令人纳闷，这里本是一片平原旷野，附近既没有沙漠，又没有丘阜，这沙山是怎么形成的呢？上面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长出这么多的大树呢？我问父亲，父亲摇头说不知道。这使我对他这个号称“天下知”的角色，减少了几分崇拜。

于是，我就自己钻到树林中去“格物”。你看那树，粗的要两人合抱，细的也赛过大碗口。整日里，没拘没管，任着性子长，眼看就要顶天了，可它还是不停地往上拔高。它们倒是活得自在，愿往高里长就往高里长，愿往斜里伸就往斜里伸，不想高长、斜伸的，就自己往粗里憋，最后憋成个胖墩子，也没有人嫌它丑。

听人说，沙山上的树，根须扎得特别深，为的是能够接上水分。也正因为这样，年年刮大风，大风掀开了茅屋顶，吹动了场院里的石磙子。常言说“树大招风”，可是，高高的沙山上，却从来没有一棵大树被刮倒过。经过多年的水冲风蚀，有的树根裸露在沙土外面，弯七扭八的，像老爷爷手上的青筋。裸露在外面也不影响生长，树干照样钻天插云，枝叶照样遮荫蔽日，生命力真是够旺盛的了。

春天来了，杨花、柳絮、榆钱，纷纷扬扬，随风飘洒，织成一片烟雾迷离的空濛世界。清晨起来一看，家家院里院外都是一片洁白，恍如霜花盖地，雪压前庭。父亲早早起来，手把着长长的竹扫帚，从院里扫到院外，“刷刷刷，沙沙沙”，现在回忆起来，还仿佛在耳边喧响。

再旺盛的树上也有枯枝。严冬季节，庄户人脚上绑着皮靰鞡，手里攥着一条拴着铁坠儿的长长的麻绳，踏着厚厚的积雪，攀上了沙岗子，见到枯枝，就把带着铁坠儿的绳索抛上去，轻轻地纽个结，然后猛劲一拉，只听“咔嚓”一声，枯枝就下来了。当地人叫做“扯干枝儿”，背回家去，便成了最好的烧柴。

只有一棵老树却是谁也不去动。老树长在沙山的西端，孤零零的，挺立在高冈之上。说是树，其实已经没有一个青枝嫩杈了，只剩了一棵几搂粗的树干，撑着几个枯朽的枝桠。树干上有个门洞似的大窟窿，残存着火烧过的痕迹。听老辈人讲，那是一棵三百年的老槐树，过去树洞里藏着一个狸子精。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炸雷劈死了黄狸，把大树也劈开了，树身着了火，当年就枯死了。

一天，我在沙山上，贪看蚂蚁倒洞搬家，竟忘记了回家吃午饭，母亲在沙岗下面连声地喊。还没等我走下来，黑压压的云头，就从西北方向铺天盖地地涌过来了。隆隆的雷声响过，突然间火光一闪，整个沙山似乎都燃烧起来。霎时，一阵狂风挟着瓢泼暴雨倾洒下来。我慌乱地滚下沙山，跑回院子里，然后爬上炕头，把鼻子顶在窗玻璃上，便见来路上已经被雨浇得冒了烟儿了。沙山上的林木黝黑黝黑的，分不出个数，模糊了轮廓，乍看像是一座铁山，偶尔闪亮一下，接着便是震天的雷响。院子里，雨水从屋檐、墙头、树顶上跌落下来，像开了锅似的冒着泡儿，然后，滔滔滚滚地向房门外涌流出去。

待到雨过天晴，出了太阳，树叶显得分外浓绿，分外光鲜，亮晶晶的，像是万万千千的小圆镜悬在空中。只是树下却乱糟糟的，这里那里，散落着一些细碎的干枝，许多鸦巢倾坠了下来。当时正赶上鸟类哺育期，一些光秃秃的鸦雏摔死在地上，令人惨不忍睹。

小时候，气温比现在低，冬天里雪很多，三天两头一场。人们早早地就封上了后门。外面还用成捆的秫秸夹上了迎风障子。夜间，北风烟雪怒潮奔马一般，从屋后狂卷到屋前，呜呜地吼叫着，睡在土屋里就像置身于汪洋大海的船上。一宿过去，家家都被烈雪封了门，只好一点一点地往外推着，一时半刻挤不出去。有个绰号“二愣子”的年轻人，找个窍门，把糊得严严实实的窗户打开，从窗户跳出去清除积雪。结果，半截身子陷进雪窝窝里，好长时间挣扎着、爬不出来，险些冻伤了手脚。

每逢大雪天气，起来最早的往往都有丰盛的收获。有人悄悄地溜出大门，一溜烟似的向沙岗下面的一排秫秸垛跑去。干什么去呢？《正大综艺》的主持人，可以发动观众猜上一猜。大概十有八九的人，会猜测他是去解手。错了。

原来，秫秸垛南面，向阳背风，暴风雪再大也刮不到这里，于是，便有许多山雉、鹌鹑、野兔跑来避风。由于气温过低，经过一宿的冻饿，它们一个个早都冻麻了腿爪，看着来人了，眼睛急得咕噜咕噜转，却趴在那里动弹不得，结果，就都成了早行人的猎物。

雪天里，沙山最为壮观。绵软的落叶上，铺上一层厚厚的积雪，上面矗立着烟褐色的长林乔木，晚归的群鸦驮着点点金色的夕晖，“呱、呱、呱”地噪醒了寒林，迷乱了天宇，真是如诗如画的境界。

沙山前面向阳的地方，是一片沼泽地。清明一过，芦苇、水草和香蒲都冒出了绿锥锥儿。蜻蜓在草上飞，青蛙往水里跳，鸬鹚悠然站在水边，剔着洁白的羽毛，或者像老翁那样，一步一步地闲踱着，冷不防把脑袋扎进水里，叼出来一只筷子长的白鱼。五六月间，蒲草棵子一人多高，水鸟在上面结巢、孵卵，“嘎嘎叽”、“嘎嘎叽”，里里外外，叫个不停。春、夏、秋三个季节，各种水禽野雀转换着栖迟，任是再博学的人也叫不全它们的名字。到了朔风吹过，芦花伴着霜花，像雪片一般飘飞着，于黄叶凋零之外，又装点出一片缥缈的银白世界。

再往前走，一个名叫“南泡子”的湖塘横在眼前，汪洋一片。对于我们这些顽童，这原本是极富诱惑力的；但是，谁也不敢下去洗澡。大人告诫：泡子里面有锅底形的深坑，一脚踏进去，“出溜”一下就没了脖儿。还有一种大蚂蟥，见着小孩儿的细皮嫩肉，就猛劲儿往里叮，扯也扯不出来，直到把血吸干为止。

当然，沙山最有趣的，还是它那白里透黄、细碎洁净的沙子。这是当地的土特产。用处可多着哩。舀上一撮子放进铁锅里，烧热了可以炒花生、崩苞米花。磨得锃亮的锅铲，不时地搅拌着，一会儿，香味就出来了，放在嘴里一嚼，不生不糊，酥脆可口，那味道儿，走遍了天涯也忘怀不了。

遇上连雨天，屋地泛潮了，墙壁呀，门框呀，都湿漉漉的了，潮虫也乱乱营营地满地爬了。只要把沙子烧得滚烫，倒在地上，笤帚慢慢地一扫，地很快就干爽了。各家盘炕时，总要往炕洞里填进许多细沙。热量积存在沙子里，徐徐地往外散发，炕面便整夜温乎着。

细沙还能治病。劳累了一辈子的老年人，身子骨常常酸痛，夏天找一处向阳的沙滩，只穿一个裤头，把整个身子埋进去，不出一个时辰，就会满身透汗，酸啊痛哪，一股脑儿，都溜到爪哇国了。

十、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童年的记忆，宛如朦胧的月光，披着薄雾般的夜色，悄手蹑脚地透过轻纱的窗帘，向梦中的我，露出恬静而意味深长的笑靥。

不过，儿时的梦，宛如风雨中的花朵，往往是一碰就落的。这样，童年旧事，就好似这梦中情景，许许多多都变得模糊不清了。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在每天的晚饭后，我尾随着爸爸、妈妈，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场上的人渐渐地增多了，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有的搬出小板凳，有的拎着麻袋片，有的“吧哒、吧哒”地摇着扇子，有的一面走着，一面打着火镰取火—这是一种原始的取火方式，红褐色的隧石，经过火镰的敲击，溅出火花，再用蒲棒绒点燃。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展开那种并不着意于反映信息，也没有明确目的和特殊意义的“神聊海侃”。

时间一天天延续下去，人们闲话的主题和内容，总是那么漫无边际，随机性相当大。更多的是围绕着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人情世相，以及狐鬼仙魔、奇闻异事，天南海北地胡扯闲拉，不过是为了消磨时光，解除烦闷。

夜静更深，月光暗了下去，只能听得见声音，却看不清人们的面孔，时而从抽烟人的烟袋锅里，闪现出一丝微弱的红光。对那些张家长李家短的生活琐事，我们这些小孩子，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最爱听的还是神仙鬼怪故事。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说书讲古，在旧时农村文化生活完全空白的情况下，未始不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消遣手段。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人们的兴味，似乎也并不浓烈。每个人的神情都有些木然，再逗趣的事儿，也很少听到有谁“咯咯咯”地笑出声来。一个个总是耷拉着脑袋，无聊中夹上几分无奈，持续着百年如一日的浑浑噩噩、自发自在的生计流程。

小时候，我感到天地特别广阔，身边有无限的空间，有享用不尽的活动余地。长大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倒反而觉得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了，活动起来窒碍也越来越多了。当听到人们谈论现实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时，便在惊悚之余，平添了几分压抑感。这里反映了儿童与成年人心性的差异。

我常常想，今天的儿童实在幸运，他们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读物和花样翻新的玩具，又有设备齐全的儿童乐园和少年活动中心。电视看腻味了，随手打开DVD；收音机听够了，又换上了“随身听”。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缺憾，就是离大自然太远，也缺乏必要的社会交往。特别是城里的孩子，整天生活在远离阳光的楼群中、围墙里。高层公寓使邻居之间的物理距离紧缩到一两米之内，完全丧失了属于个人的保护性空间。可是，尽管彼此的咳嗽、私语都依稀可闻，见面却形同陌路，心灵世界得不到必要的沟通。有时，碰上了强梁破锁撬门，邻人也视若无睹；相反地，如果哪家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或者因种种传闻出现了“不虞之毁”，便会有一群人竖起耳朵来“包打听”，直到把苍蝇渲染成大象。这种环境，对于正处在心理学称之为开始建立“自我意识”阶段的孩子，显然是不利的。

活泼贪玩，天真烂漫，原本是生命初期的一种个性的袒露。任何形式、任何动因的限制与禁锢，都会扭曲孩子的心灵，妨害他们健康地成长。如今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普遍过高，从登龙门、夺桂冠，直到具备音乐、舞蹈、美术、书法、外语、计算机等各方面的才能，期望“成龙化凤”，成长为全面的艺术天才。可是，由于路子不对头，方法不得当，到头来常常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如同庄稼地里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样，人的成长也是区分层次、划出阶段的，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现今的人们，总是处心积虑地要把握一个明明白白、头头是道的透明世界；功利性、目的性、纯理性，占据着现代生活中几乎全部的空间。就人才智力的早期开发来说，这未始不是有利的条件；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青少年时代，如果过早、过分地成熟，般般事物都看穿、看透，整个处于透明、清晰状态，对于儿时所憧憬的迷人天地不屑一顾，那就必然会强力消解其童心、童真、童趣，从而导致童年魅力与好奇心、想象力的丧失。

现在，城里的儿童过早地懂得了许多，却又过早地失去了许多。他们几乎认得出每一个港台的著名歌星，唱得出许多首流行歌曲，张口闭口离不开金属怪兽、远古恐龙，可是，却往往认不出鸽子、麻雀之外的其他禽鸟，分不清月季和玫瑰、麦苗和韭菜，听不到雨后庄稼的拔节声，接触不到松风林籁，涛吼溪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缺憾。

人类是自然之子。婴儿脱离了母体，有如人类从树上走向平地，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而与自然隔绝，相反，倒是时时刻刻都在保持着、强化着这种血肉的联系。丰富多彩的自然界，从来都是吸引童心、培植童趣、开启童智的强力磁场。在那里，孩子们的生命张力，能够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培育出乐观向上的内在基因，激发起探索未来世界的强烈愿望。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意思是，而今万物都生长于泥土而又复归于泥土。古代中国哲学家庄子的这句话，备极朴素，又蕴涵着深刻的哲理。西方一位思想家也讲过：“人之初”镶嵌在大自然里，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所以，我们切实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带他们更多地接触自然，贴近田野，体验山林，以便长大成人之后，心胸能够像大地一样宽广，具有强壮的体魄、健全的心灵、鲜活的情趣。

我的母亲，不可能知道古圣先贤笔下的高言傥论，更没有读过源于西方文明的《圣经·创世纪》，可是，她却郑而重之地告诉过我：咱们世上的人，都是天皇爷用泥巴捏出来的。看着那一个个动来动去、呆头呆脑的小东西，天皇爷便往他们鼻孔里吹气，一天吹三次，吹了七七四十九天，这些小东西才有了灵性，动了心思。这个胎里带来的根基，使得人一辈子都要和泥土打交道，土里刨食，土里找水，土里求生，土里扎根；最后，到了脚尖朝上、辫子翘起那一天，又复归于泥土之中。

记得母亲还说过，不亲近泥土，孩子是长不大的。也许是为了让我快快长大吧，从落生那天起，母亲就叫我亲近泥土—不是用布块裁成的衸子包裹，而是把我直接摊放在烧得滚热、铺满细沙的土炕上，身上随便搭一块干净的布片。沙土随时更换，既免去了洗洗涮涮的麻烦，又可以增进身体健康，据说，这样侍候出来的孩子，长大之后，不容易患关节炎。所以，当地人有个习惯，姑娘嫁到外村去，生了小孩之后，当舅舅的总要套上一辆牛车，装上几草袋干净的细沙送过去，作为新生儿的贺礼。

到了疯淘疯炸的少儿阶段，我就养成了爱玩水、爱鼓捣泥巴的习惯。用现今的时髦话来说，叫做怀有一种“恋土情结”。特别是每到风天雨天，总愿意在大沙岗子上，无数次地爬上滚下。夜晚光着脚板，跟随父亲在河堤旁举火照蟹；白天和小伙伴们一道，跳进苇塘里捕鱼捉虾，或者踏着黑泥，在苇丛中钻进钻出，觅雀蛋、摘苇叶，常常是摘着摘着，就互相打起了泥球仗。由于整天在外面摸爬滚打，也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泥孩儿。

一般情况下，母亲是不加管束的，只是看到我的身子太脏了，便不容分说，将我扒得精光，然后按在一个过年时用来宰猪煺毛的大木盆里，里面灌满了温水，再用丝瓜瓤儿蘸着“猪胰子”（农村土法制作的肥皂），把全身上下搓洗一通。

泥土伴着童年，连着童心，滋润着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可以说，我的整个少儿时代，都是在泥土中摔打过来的。尽管其时缺乏优裕的物质条件，一年到头难得穿上一套新装，也吃不着几次糖果，但是，有一点足以自豪，就是童稚时的心灵状态，是无拘无束的，由于没有背负着父母不切实际的过高过强过盛的企望，基本上，能做到自己扮演自己。如今的许多父母，让孩子长大了当这个“家”，做那个“师”，成为什么什么“长”，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这些梦做得再美满，再高级，无非都是家长的，与儿童无关。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做他们自己的梦。

十一、货郎担

对于我们这些小伙伴，游玩之外，最熟悉而且又有吸引力的，要算货郎担了。

小朋友平日经常见到的，是卖豆腐脑儿的，个头不高，担着两只木桶，桶底几乎擦着了路面；嗓门却很大，“豆腐脑儿，热乎啦—”，直震得窗户纸嘣嘣响。出来搭茬、应酬的，多是老太太，手里攥着一个鸡蛋，端着个小盆儿。

小伙伴们却另有专注，那就是叫卖烧饼、花生、糖球的食品小贩。一当小贩露头了，立刻就围拢过来一群小小子、小丫头。可是，只见他们眼里放着光，嘴里淌着涎水，两手却是空空的，拿不出一厘半角。这样，小贩们也就不想空磨鞋底、跑瞎道了，以后再也难见他们的踪影。

这样，常年活跃在乡下的，就只有货郎担了。

随着拨浪鼓的“拨浪浪、拨浪浪”的繁音急响，一副货郎担子已经摊在了大门的前边。装载货品的不过是两个方形的木箱，讲究一点的外面罩上一层带色的胶布。货箱周围有几个小铁环，用四股结实的麻绳拴着，两个箱子共有八股，所以，乡村的货郎又被称为“挑八股绳的”。扁担也是特制的，一弯三翘，压在肩上，随着木箱的摆动，一颤一颤的，能够借得上劲。

这时候，整条街上的姑娘、媳妇，还有小脚老太太，几乎都涌上前来，霎时便把货郎担围得个水泄不通。货郎经年在乡村里转悠，什么人喜欢买什么，他早已成竹在胸。一般的，老奶奶愿意买玉石烟袋嘴儿和老花镜，还有疙瘩针、发网；大姑娘关注发梳、围巾、扑面粉；小媳妇挑选丝绒线、刺绣针、鞋面布和童帽、童鞋；其他像花布彩绸、针头线脑、纽扣、毛巾、火柴、香皂等等，“万宝箱”里可说是应有尽有。老奶奶嬉开没牙的嘴，笑指着这个中年汉子，说：我比你得大四十岁，开个玩笑不碍事—你呀，简直成了人们肚子里的蛔虫。大家听了，哄的一声，全都笑了起来。

遗憾的是，小伙伴们虽然最感兴趣，却任谁也不敢靠前。原来，我们事先都被打过“预防针”。大人们多次告诫：那些货郎走南闯北，什么人都打交道，说不定里面就有“拍花的”—专门挑选小孩子，袄袖子一甩，就给你拍上迷魂药，你会不知不觉地跟着他走，最后，三块现大洋卖给“人贩子”。

小伙伴们听了，怕还是怕，但总觉得货郎担好玩；不敢近前，怕袖子甩到脑袋上，就骑在墙头上看热闹，远远地望着新奇的货色发呆。待到货郎一边向这面眨眼睛，一边招手时，小朋友们便飞快地溜下墙头，一溜烟似的跑掉了。耳边却还响着“拨浪浪、拨浪浪”的小鼓声，心里总觉得痒丝丝的。

看来，大人们对付小孩儿的道眼实在是多；可是，许多时候，也未必都能收到实效。因为小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逆反心理和好奇心要强得多，—禁果总是分外甜的。其根源，从小处说，是求知欲望作祟；往大处说，人类本身具有积极探索未知世界的意向。当然，成年人也不例外。

普希金在长诗《叶甫根尼·奥涅金》中曾经写道：呵，世俗的人！/你们就像/你们原始的妈妈—夏娃，/凡是到手的，/你们就不喜欢；/只有蛇的遥远的呼唤/和神秘的树，/使你们向往；/去吧，/去吃那一颗禁果—/不然的话，/天堂也不是天堂！

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是如此。如果你想要让某件事情为公众所周知，只须郑而重之地申明一句：“某某件事，千万不要去打听”，就足够了。这要比公开号召，还更有吸引力。

后来，我们渐渐地知道了，那“拍花的”说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根据，多半是家长们为着对付小孩子的“要这、买那”的纠缠编造出来的。待到货郎担下次再来时，我们便一窝蜂似的涌了过去，结果，也未发现哪个孩子被拍走。

伴随着孩子们的加入，货郎担里也增加了新的内涵，这可使我们大开眼界了。货郎带来了各种彩绘的泥玩具，木头做的、刷了漆、涂了色的刀枪剑戟，黄绸子缝制的布老虎，泥塑木雕的彩人、彩马、彩车，脑袋会动的大公鸡，能发出“咕、咕、咕”叫声的鹁鸽，还有一套十二只的猴娃，有坐有立，或哭或笑，能跳能跑，一个个惟妙惟肖，活灵活现，神情动态却各不相同。我们没有钱买，便紧紧地跟在货郎担后面，从东街转到西街，饭都不想吃了。

说起猴娃之类的玩具，使我忆起那回看猴戏的事。好像是从山东那面过来的，两口子搭成了一个小戏班。女的一手敲着堂锣，大声吆喝着，一手牵着戴有假面具、穿着红绿袍褂的猴子，后面还跟着一只小山羊；男人在后面挑着担子，随时出售一些江湖野药和新奇的玩具。

他们看到围拢的人多了，便撂下挑子，就地打场。男人双手抱拳，向人们说：“各位父老乡亲，我们今天在这里，借贵方一块宝地，表演几个小把戏，请各位赏光，有钱的帮个财场，没钱的帮个人场。”然后就开始表演。

猢狲出场了，穿着一套花衣裳，屁股露在外面，鲜红鲜红的。在男人的指挥下，一会钻圈儿，一会翻筋斗，一会转圈跑场，还不时地抠抠耳朵，搔搔皮肤，挤眉弄眼，抓耳挠腮，顽皮逗乐，出着各种洋相；有时还会从胳肢窝里抓出几个虱子，放进嘴里，“嘎嘣、嘎嘣”地嚼起来，逗得满场的观众哄堂大笑。

然后，小猢狲又戴上脸幌子（面具），如果是黑漆漆的，女人就唱着：“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昼断阳来夜断阴。”这时，猢狲就围着圆场，腆着肚子，迈着四方台步。过了一会儿，那个男人又给猢狲换上了花脸的面具，于是，“猴哥儿”就伴随着“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的唱词，摇着帽翅，装腔作势、狐假虎威地走动起来。为了鼓励猢狲的乖巧听话，他这时就会从口袋里摸出几个花生角，放进它的嘴里。

闹哄过一阵之后，猢狲就会托出一个小竹盘，转着圈儿收取零钱。给与不给，都是自愿的。我们这些小观众，“一文不名”，从来都是白看的，有时还要跟着戏班，转上个五里三村，耍猴戏的也不作兴往回撵，乐得借助我们的声势，招人聚众。

但是，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缘由，男人忽然从扎着腰带的背后扯出了一把皮鞭，照着猢狲的脊梁，“啪啪啪”地抽打起来。只见“猴哥儿”痛得哀哀地嗥叫，还顺着眼角“滴滴答答”地流出了泪水。这给了我很深的刺激，从此，就再也不想看猴戏了。

十二、父亲

由于父母亲的勤劳、节俭，治家有方；加上我的长兄当上了高级瓦工，家里有了积蓄，开始置田地、盖新房，境况渐渐转好，到我出生前后，已经比较宽裕了，人丁也兴旺起来。这时，父亲心绪日渐醇和、开朗了。在我刚满一周岁时，父亲常常俯下高大的身子，把我拦腰抱起，举向空中；还有一回攥住我的两条小腿，倒着把我拎起。我便挥动两只小手乱抓乱闹，快活得咯咯直笑。妈妈瞧着父子俩的憨态，也笑得合不拢嘴，一家人陶醉在天伦之乐里。我经常骑在爸爸的脖颈上，低头俯看妈妈扬起来的笑脸和一副雪白的牙齿，同时撮弄着爸爸蓬乱、厚密的头发。

父亲性格外向，内心的“风云雷电”，全都写在脸上。母亲告诉我，像现在这样，有了闲心，心也盛了，这在他是很少见的；过去，总是愁眉不展，长吁短叹。之所以如此，自然和大环境与本人经历有关。

父亲幼年，正值国家多难、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五岁那年，赶上了中日甲午战争的辽河战役。这年三月，田庄台失守，被日军烧杀的有几千人。父亲的姨娘带着两个子女，从战火中逃出，暂住在我们家里多半年时间，直到年底前签订了《中日辽南条约》（《马关条约》的缩影，或者说是地方版），清政府支付了三千万两“赎辽费”，日军才把辽东半岛交还中国，姨娘们得以返回老家。通过兵燹亲历者的血泪叙述，这场惨酷的战祸和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在我父亲的幼小心灵里，镌刻下永生难忘的影像。

老辈人说，我家祖上，在大名府南郊，有个宽敞的大院，门楼高耸，房、地产比较多，虽然说不上富甲一方，但在五里八村中，也算有名的殷实富户。到了祖父那一代，由于家庭突遭变故，逃荒避难闯关东，颠沛流离，奔走于衣食，没有享过一天福，更谈不上有什么发展、建树，祖父把这引为终身憾事。为此，他下狠心，说是哪怕“砸锅卖铁”、“讨饭求情”，也要把自己的儿子好好培养、造就一番。这样，在父亲七岁那年，就被送进了邻村三棵树屯的私塾，在那里驻校读书。父亲天分很好，记忆力极强，而且刻苦用功，得到了塾师的嘉许。

本该继续深造下去，岂料人有旦夕祸福，他在那里刚刚读过三年，我的祖父便患上了严重的胃痛和便血，多方救治，也不见转机，不久便病故了，年仅三十七岁。家里的二十几亩薄田，在延医求药和处理丧事过程中，先后卖出了一多半。祖母带着孤儿，再也撑持不起这个家业了，哪管是办一点点小事，都要花钱找人，典当财物，直到最后把村里人称做“地眼”的两亩园田，也典当出去了，还是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无着，祖母被迫去了北镇城里的浆洗坊佣工，父亲流浪到河西，给大财主“何百万”家当小伙计，开始做杂役，后来又下庄稼地，干了几年长工。

听父亲讲，这个大户人家是旗人，祖居奉天，后来迁到河西。大少爷游手好闲，庄稼不会，买卖不成，但偏爱鼓曲，结交了一伙喜爱八旗子弟书和东北大鼓的朋友。一进腊月门，农村收仓猫冬，便让长工赶着马车去锦州接说书先生（这一带称艺人为先生），吹弹、说唱，往往彻夜连宵。遇有红白喜事，盖新房，小孩办满月，老人祝寿诞或者出大殡，都要请来说书先生唱上三天两宿。招待的饭菜一例是高粱米干饭，酸菜炖猪肉、血肠。到时候，镇上的烧锅（酒厂）都要赶着马车，送过来几坛白酒。所以，艺人们有一套俏皮喀儿：“有心要改行，舍不得白肉炖血肠；为啥不挪窝？烧酒随便喝。”

何家藏有大量的子弟书唱本和一些《三侠五义》、《今古奇观》之类的闲书，都是由奉天文盛堂和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父亲爱书如命，嗜读成性，在扶持大少爷过程中，趁着端茶、送水、递烟枪的间隙，经常能够读到各种书籍，晚间总是偷偷看书到深夜。由于有机会接触到子弟书这种艺术形式，从而培植下终生的爱好。

文化，作为连接社会交往的中介，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它经常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又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

父亲年轻时，由于受到那些侠义类通俗读物的影响，加上血统里留存的“燕赵感慨悲歌”的基因，“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任侠尚义，爱打“抱不平”，喜欢管闲事，愿意出头露面，勇于为人排难解纷。由于他阅历丰富，知识面广，又能说会道，遇事总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而村中遇有大事小情，红白喜事，或者邻里失和、分家析产，都要请他出面调停，帮助料理。这样，他就获得了一个“铁嘴子”的绰号。

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生活负担加重，又兼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心理的自我”渐渐占居了优势，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每年都要抽空儿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扺掌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还研读过医卜星相、五行、八卦之类的书，如《卜筮正宗》、《渊海子平》、《麻衣相法》等等。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在思考，由热心人事转向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他特别喜欢那些关照命运、感悟人生之类的诗词，苏轼、陆游、赵翼的诗句，经常挂在嘴边。我听到最多的是：“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感伤的子弟书段子，像《黛玉悲秋》、《忆真妃》、《周西坡》之类；还喜欢诵读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就是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吊龙逢，哭比干，

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

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

孔明枉作那英雄汉—

早知道茅庐高卧，

省多少六出祁山！

十三、老哥俩

这里的“老哥俩”，指的是我父亲和“魔怔”叔。二人是亲叔伯兄弟，就是说，他们的父辈原本是一奶同胞。父亲名叫王德润，“魔怔”叔叫王德树。古书上说：“富润屋，德润身”；“润屋不如树德”，连名字都是连在一起的。

应该说，我入学之前，在敦品励学方面，给予我影响最大的，除了父亲、母亲，就算“魔怔”叔了。

我的这个长辈，在当地也算得上一位知名人士。早年在学堂里“读过大书”，后来又在东北军谋了一份差事。尽管他有满腹经纶，学识渊博，而且头脑清醒，但由于性格骨鲠，待人倨傲，不肯趋附流俗，结果不容于世，不行于时，得不到人们的赏识，无端遭受了许多白眼，心里自然感到孤独、痛苦。千般的苦恼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于是，养病回家，靠着比较丰厚的资产，刚到四十岁，就过上了隐居生活。即便是僵卧孤村，因为他的思维方式与说话、处事有异于常人，同样，也不为乡邻所理解，人们便送给他一个“魔怔”的绰号。这正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这样，在本村里，“魔怔”叔就经常处于孤独、寂寥状态。他和我父亲在身世、阅历、家境方面，差异很大；读的书也比我父亲多，但两人在思想情感和价值取向方面，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在穷乡僻壤，也属难得，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不多。而我，由于天资颖悟，好学上进，求知欲特别强，很博得“魔怔”叔的喜爱。因而，对我这个毛孩子，就有了更多的殷殷垂顾。

旧时，十月初一场院关门之后，便进入了农闲季节，我父亲开始在家里“猫冬”了。

“魔怔”叔便趁着这个机会，经常到我家来唠嗑儿。父亲一边编筐或者织蓆，一边同他说说笑笑，两人有时争论起来，口沫横飞，面红过耳。我呢，倒是安静地坐在一旁，乐得听他们高谈阔论。但是，“魔怔”叔有一个习惯，就是从来不端别人家的饭碗，一看我母亲把饭桌摆上了，立刻抬身就走。以致有时为了不去冲击他，已经日影偏西了，一家人还都没有吃饭，而他，竟也不觉得饿。

这天早饭后，他又来了，给我父亲带来一本刚刚到手的《胡大川先生幻想诗》。书上标明：康德四年（民国二十六年）诚文信书局发行。胡大川是清代的举人，长于韵文，他以七律形式作幻想诗十五首；由近代著名书法家潘龄皋用行书写成字帖。父亲从头到尾，反复翻看，看着看着，竟然一首一首地吟诵起来。在念到“娶妻必似宋之子，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时候，停了下来。他说：这两句我想借用一下，说说自己：“娶妻得似宋之子，生子还同邵伯温”。

“魔怔”叔说：你这个集句很妙。前一句是说嫂夫人，嫂子出身满族世家，可以用《诗经》中的“岂其取妻，必宋之子（宋国贵族的女儿）”来比喻；后一句是清代诗人查慎行的诗，你借用来是想说老年得子。查慎行是四十二岁生子；北宋的邵雍四十六岁生下邵伯温；你生小蔓头儿是四十四岁。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真是善作解人，注释得特别好。你知道吧？这个邵伯温，和咱们还有些关联呢，当年曾经在大名府任过官职。

父亲虽然出生在关外，但他对祖居地大名，一向怀有深厚的情感。他前后去过三次。有一次回祖居地，路过邯郸，他顺便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了转。听说，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了吕翁祠，带着一腔牢骚，戏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

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

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比卢生更惨，最后因事入狱，病死监牢。

父亲对于陈潢，同情中也夹带着不屑，随手写了一首和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

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

耻向仙人借枕头。

诗的后面，他又加了一个小注：“阮籍有言：‘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他还写过一些格调苍凉、韵味低沉的诗句。记得有一首《除夜感怀》七律，颔联是：“四屈三伸通变数，七情八苦伴劳生”，寄寓着对于人性、人生的感喟。在我的祖母和姐姐、哥哥相继病逝之后，他曾写过：“晚岁常嗟欢娱少，衰门忍见死丧多”的诗句。

童年时，我曾听父亲唱过一个名叫《扇坟》的子弟书段，里面讲古时的庄子，郊野闲行，遇见一个女子，为了早日改嫁，为死去的丈夫扇坟，“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去投”。原来是“观音变相来指点”，教训庄子认根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后来，父亲去河北大名探亲，路过邯郸时，买回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庄子》。他参照里面的晋人郭象的注释，读得十分认真；仍然弄不清楚的地方，就和“魔怔”叔在一起探讨。“魔怔”叔说，子弟书里的庄子，是根据明人小说《警世通言》改编的，完全失去了本来的真面目。这样，父亲也就不再唱那个书段了。

十四、刘老先生

谈到我的读书经历，有些朋友不解：20世纪40年代初期，不管是乡村、城市，早都办起了学校，为什么却读了那么多年私塾？我的答复很简单：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处在一个紧邻芦苇荡的荒村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在别处可以横行无忌，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唯独在这一带不敢露面，结果这里便成了一处“化外”天地。加之，居住分散、户数较少，学校自然也难以兴办。说到条件，就要提到“魔怔”叔了。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加以管教，便想延聘一位老学究来进行培养、造就。于是，就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他是“魔怔”叔早年的朋友，国学功底深厚，做过县里的督学和方志总纂。只因不愿仰承日本人的鼻息，便提前告老还家了。

而我，由于得到“魔怔”叔的垂爱，他出面说服我的父亲，让我一同上学。—其实，在我父亲来说，是“欲渡河而船来”，正中下怀，求之不得。这样，我便“借光”进入了私塾。母亲说：这回好了，小马驹戴上了笼头。从此，我们这两个无拘无管、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的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戴着一顶黑礼帽。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到厨房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程序很简单，首先是，两个蒙童向东墙上的至圣先师像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蒙童拱手互拜，便算了事。

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写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半张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再让我们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用意，我体会，是为了掌握蒙童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

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去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里还要加进一个小的插曲。

先生进门的当天，就跟来一个“游学的”（专门负责供应文房四宝和各种常用书籍的）。我和嘎子哥买足了纸张、笔墨；待到要选购书籍时，自然要请示先生。先生逐册翻看书商带来的书本，发现全都是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便对“游学的”说：“你请回。我这里有事要办。”“游学的”说：“先生忙，我明天再来拜访。”老先生说：“明天也不要来了，你请回！—送客！”

书商走后，老先生对“魔怔”叔说：安东（现为丹东）的这家诚文信书局，声誉不好。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之后，书局掌柜的为了向敌伪献媚取宠，以求得支持，承印了许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等，卖力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类货色。最恶劣的是，出版《三字经》时，竟在“廿二史，全在兹”两句话的前面，加上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后面改为“廿四史，全在兹”，受到各界人士的唾骂。不仅此也，他们还偷印上海、天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古山房等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由于它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又兼坐落在“满洲国”内，那些出版单位恨得牙痒痒的，也莫可奈何。

老先生说，我们无拳无勇，没法和它对阵，唯一一条，就是不进它的货，抵制它。买书不愁，用不了几天，还会有别的书商上门送货。结果，第二天，老先生就从镇上把要用的书都带了回来。

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们认为，文章一经断句，文气就割裂了，文意就僵滞了。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了，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人们就根据说书场上听来的，送给他一个“刘黑塔”（实际应为“刘黑闼”）的绰号。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大气凛然，却又饶有风趣。他喜欢通过一些笑话、故事，向学生讲述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十五、童子功

那些历经两三千年传诵不辍的珍贵古籍，奥义无穷无尽；可是，对于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来说，却是“猪八戒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即使经过先生讲解，也还是不懂的居多；求知若渴的我，就一句一句地请教。比如读到《论语》，我问：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应该怎么
理解？

老先生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会洞明世事，也能够认清自己了，何事做得，何事做不得，何事办得到，何事办不到，都能心中有数；再过一些年就是“五十而知天命”，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

但是，有时当我问得过于频繁了，他就会说，不妨先背下来，现在不懂的，随着世事渐明，阅历转深，会逐渐理解的。

西方哲人有“最崇高的乐趣，是理解带来的欢乐”的说法，可是那时，我却经常处于“囫囵吞枣”的朦胧状态，无法享受到这种欢乐。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那时，家里都点豆油灯，“魔怔”叔特意买来一盏汽灯挂在课室，十分明亮。没有时钟，便燃香作记。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大约等于两个小时。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由先生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入室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待到消停下来，再打开包袱，一样样地细看。”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尔后，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记忆能力便逐渐减退。因而，必须趁着记忆的黄金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力，称作“童子功”。

“魔怔”叔后来曾对我说过，传道、解惑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学数学，要一步步地来，不能跨越，初等的没学习，中等、高等的就接受不了；学珠算，也要先学加减，后学乘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而一些人情道理，经史诗文，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感悟、凭借琢磨，可以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地加深理解。宋代文学家苏辙有两句诗：“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没有深刻理解的地方，到了晚年，随着阅历的增加，对于客观事物的深入省察，却能发挥奇特的功效。有的学者把这说成是“记忆的沉潜”。

关于这种强制性、机械性的记忆，旧时有个说法，叫做“熟读成诵”。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固定的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实在是太拙笨了；不过，拙笨的功夫常常能够带来神奇的效果。在旧时的举业中，可以说，人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按照事先布置的课业，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付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拚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但也止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老师不是用手掌，而是用板子，榆木制作，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经尿液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木板依旧十分结实。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很重视书法教学，从第二年开始，隔上三五天，就安排一次。记得他曾经讲过，学书法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有益于对艺术的欣赏。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接到一封字体秀美、渊雅的书信，在了解信中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为它的优美的书艺所陶醉。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认真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功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运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尔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范本，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写诗、作文，都应该这样做。

十六、“魔怔”叔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交柯叠杈，翠影扶疏，劲挺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六月中旬，满树绽出粉红色的花絮，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烂漫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追念，几分怅惘。

这株花树是“魔怔”叔早年亲手栽植的。他说，这种树的学名叫做“合欢”，由于开的花像马铃上的红缨，所以，人们又称它作马缨花。合欢的树冠开阔，入夏清荫覆地，自古以来，就适合庭院栽植。炎热天气，老先生、“魔怔”叔经常坐在下面纳凉。有时，我的父亲农活间歇，也会荷锄过来凑趣。

那天，面对清幽、飘逸的花影缤纷的美景，“魔怔”叔说，晚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特意提到它，说“花细如缉绒所成”，“茸艳幽绮，其叶朝敷夕敛，又名夜合花”。元代诗人虞集有这样一首诗：

钱塘江上是奴家，

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

门前一树马缨花。

老先生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一篇里也提到过“门前一树马缨花”。

父亲说是《王桂庵》。

老先生称赞说：“你的记性真好”。

父亲说：“因为这个风流才子王桂庵，也是河北大名人氏，很可能是敝同宗，所以就记住了。”一句话，逗得老先生和“魔怔”叔同声笑了起来。

马缨花树上没有挂着马铃，塾斋房檐下却摆动着一串风铃。在马缨花的掩映中，微风拂动，风铃便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的声响，日日夜夜，伴和着琅琅书声，令人悠然意远。栖迟在落花片片、黄叶纷纷之上的春色、秋光，也就在这种叮叮咚咚声中，迭相变换，去去来来。“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说起“魔怔”叔来，从我记事起，他就是这样一副面相：瘦削的脸庞，黄黄的；终日阴沉沉的，很难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睛里时时闪烁着迷茫、冷漠的光。年龄刚过四十，头发就已经花白，腰杆也有些弓了。动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矜持，显现出优雅的懒散和恓惶的凝重，有时，却又过度的敏感。几片树叶飘然坠落下来，归雁一声凄厉的长鸣，也会令他惊心怵目，四顾怆然。刚吐出了一句：“悲哉，此秋声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来几滴泪水，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那种凄苦、苍凉的心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看到先生说的，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去，倒下来，慢慢地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心中似有所感，觉得大体上很相似。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更为深入的价值判断。“魔怔”叔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普通知识分子，是不能同思想家与战士相提并论的。

他感到空虚、怅惘和无边的寂寞。老屋里挂着一幅已经被烟尘熏得黝黑的字画，长长的字句，用的又是草书，很少有人念得出来。在我认得许多字之后，他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我听，原来是杜甫的一首七律。最后两句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魔怔”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人，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对于物质生活从不讲究、计较。他把各种资财、物品都看得很轻，不加料理；甚至连心爱的书籍也随处放置，被人借走了也想不到索还。他常常对我说，人情之常是看重眼前的细微小事，而对于大局、要务，则往往态度模棱，无可无不可。这是人生的普遍失误。接着，就给我诵读一段
韵语：

子弟遇我，亦云奇缘。     

人间细事，略不留连。

还问老夫，亦复无言。

伥伥任运，已四十年。

当时，我曾问过：“伥伥任运”，该怎么理解？他说，也就是怀才不遇，与世为忤，又莫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吧。我心想，这恰恰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一首述志诗。

后来，听刘老先生讲解《古文观止》，说到《贾谊论》时，他按照苏轼的说法，“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贾谊的悲剧所在，就是“不能自用其才”。“魔怔”叔也在场，但他对此说有不同的看法。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一大段话：大苏才气过人，可是出言武断。“世不见用”和“不能自用其才”，没有必然联系。王勃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个“屈”字很恰当。能不能“自用其才”，不完全是由主观决定的，还要看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苟全性命于乱世”，必然是“不求闻达于诸侯”；否则，就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了。所以，处于明清易代之际的傅青主，才说他“伥伥任运，已四十年”。在那种情况下，你要他怎么“自用其才”！

这番话，让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而且，也弄清了那篇小赋的真正作者。

“魔怔”叔不愿与人交往，他认为，与其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打交道，莫不如孑然独处，还可得个清静。有时，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院子里，像一个坐禅僧，甚至像一尊木雕泥塑。目光冷冷的，手里擎着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吸着。任谁走进身旁，他都不会抬眼瞧瞧。

一天，本地一个颇有资财的表嫂去他家串门，见他那副孤高、傲慢的架子，便拍手打掌地说：“哎哟哟，我的老弟呀，就算是‘贵人语话迟’吧，也不能摆出那副酸样儿！难道是哪一个借你黄金还你废铁了？”

“魔怔”叔睃了她一眼，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样儿不好，自家瞧。也没抬上八抬大轿请你来看。”

他平素不怎么喝酒，只有一次，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人家的茶壶，骂了半晌糊涂街，最后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居然在丧失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找回了自己的家门。我问他是怎么找回来的，他说，不知道。用现代心理学来解析，这恐怕是因为以前无数次的回家记忆，已经内化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在机制。

他有满脑子学问，有时碰面，会不经意地说起一个典故、一个成语。有一次，忘了是怎么引起的，“魔怔”叔谈到了《千字文》中的“易輶攸畏，属耳垣墙”。他说，这句话从小就会背，却弄不清什么意思。后来，读《诗经·小雅》，遇见了“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这句话，还是不懂得。直到出外做事，一位善良的长者，针对他说话随便，出言无忌，劝诫他要心存戒惧，多加小心，当时就征引了《千字文》中这句话。这时，他才明白了其中含义—说话轻率是可怕的，须知隔墙有耳呀！“輶”是古时的一种轻车，“易輶”就是轻易的意思。

除了这句话本身的教益；我还领悟到背诵的好处。只要深深地印进脑子里去，日后总会渐渐理解的；一当遇到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的具体问题，那些话语就会突然蹦出来，为你提供认识的参照系。

还有一次，他大概是刚刚抽过了鸦片烟泡，精神头显得十足，给我讲起了一件往事：那是民国十七年，他在东北军里当差，随部队进军河南，整天全是打内战，军心涣散，他已久萌去意，但找不着机会。那天，趁着攻下许昌官兵欢庆胜利的当儿，他向上司请假，说是父亲病危，急于前往奔丧。上司一高兴，就批准了“十天后回营”。而他已经打定了主意，“鞋底儿抹油—开溜。”

说着，他就蹲下来，在水泥地上用粉笔画了一条行经的路线，起点是漯河，当时的驻防地，他从这里起身。他指着“漯”字问我：“这个字怎么念？”我说：“念洛吧？”

“对了。”他接着说：“你读过《说文解字》了，知道许慎吧？他就是漯河人。”

他从这里到了周口、商丘，再经过菏泽，赶到济南，旁边有个章丘，在这里过了一条河。说着，他在地上写上“漯河大桥”四个字，问我：“怎么念？”我心说：刚才已经问过了，便说：“漯（读洛）河大桥。”

他说：“错了。过这座桥时，我也是这么念的。当地人告诉我，这个‘漯’要读‘塔’。别看地方不大，历史上出过许多名人，战国时阴阳家学派创始人邹衍，唐朝名相房玄龄，元代的散曲大家张养浩，都出在这里。”

同样一个字，读音却两样，我感到很新奇。“魔怔”叔说，这种情况多着哩！河南有个溱水，这是上了《诗经》的：“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这里读“真”。可是，到了苏北，有个溱潼，却要读“秦”。传说是乾隆皇帝到这里，读了错别字，后来便沿袭下来—“金口玉牙，说啥是啥”呀！类似例子还有，吐鲁番的“番”读“翻”，广东番禺的“番”则读“潘”；广东的泷水，读“双水”，浙江的七里泷，却读“七里龙”。

“魔怔”叔这次的点拨，给予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一是，读音念字不可马虎，特别是一些地名、人名；二是，到一个地方，应该留心考察那里的人文蕴涵，比如名人、轶事等等；三是，培养了我对人文地理的浓烈兴趣。这最后一点，对我的影响，尤其至为深刻。

十七、博物学家

到了私塾，也就等于进入“魔怔”叔家里，所以，几乎每天，我都能和他见面。他和塾师是挚友，经常以学问相切磋；而且，由于闲散无事，塾师讲学时，他也常常和我们一道，坐在一旁听；这样，每逢先生外出办事，总要请他代理课业，协助管教我们。

看起来，这两位长者各有所长，各具特点。先生举业出身，精于义理、辞章、考据，国学功底深厚，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之学，以及时文制艺（八股文），都有深湛的研究，走的是正统的、标准的治学路子；而“魔怔”叔，阅历丰富，知识面广，除了读经治史，还凭着个人兴趣，博览群书，广泛涉猎野史、闲文、各类杂书，因而，堪称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这样，他所讲授的便多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童年的我，求知欲旺盛，接受新鲜事物也快，像海绵似的，吸收能力特别强。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间的唧唧虫鸣，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我也曾跟着他去郊原闲步。旧历三月一过，向阳坡上就可以看到，各色的野花从杂草丛中悄悄地露出个小脑袋。他最喜欢那种个头很小的野生紫罗兰，尖圆的叶片衬着淡紫色的花冠，花瓣下面隐现着几条深紫色的纹丝，看去给人一种萧疏、清雅的感觉。

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儿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魔怔”叔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尽先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孵雏，不久，几只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只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闲谈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听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

“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问我：“你知道古时候它的名字叫什么吗？”我摇了摇头。他在地上用树枝书写一个“枭”字。他说，从前称它“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曾向“魔怔”叔请教过：那些鸟类，夏至前后，满天都是，什么灰大眼、大黄狗、红蛋壳、蓝靛缸、三道眉、青头鬼、辣嘴子、柳树串儿、护脖拉、草溜子⋯⋯，数得出上百种；可是，十天半月过后，它们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些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下给养，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
征程。

说着，“魔怔”叔便领我到大水塘边，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滩上缓慢地踱着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着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

意兴盎然的鸟趣生机，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在这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两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麻雀，说：因为麻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做瓦雀。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形体很小的昆虫，把它作为喻体，说明这种船体是很小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你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和嘎子哥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

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

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

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讲授：如何根据鸣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中说的浮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它们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

《诗经》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味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俗称土蜂子—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蠃捕捉螟蛉等害虫作为幼虫的食物，说成是为了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同童年这段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经常说，“魔怔”叔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当然，若是广义地说，第一位老师应该算在母亲、父亲的名头上。母亲刚正，律己极严，在立德修身、敦品励行方面，为我做出了道德的表率；父亲广见闻，多风趣，富才情，在价值追求、人生道路抉择方面，受老庄影响很深，对我后来的恪守本分、洁身自好、淡泊名利、超迈时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八、嘎子哥

童年游伴中，与我关系至深、联系最密切的，要数嘎子哥了。

他五岁那年，慈母见背，是由一位老保姆拉扯大的。他长得很结实，阔腮广口，耳轮肥大，生性憨厚，却异常顽皮。天资颖慧，偏偏不肯用心读书，整天都在淘气。脑瓜灵，点子多，活泼好动，“十处打锣九处在”，三天两头惹是生非，左邻右舍不时地告他的状。开始时，“魔怔”叔对他实施“棍棒教育”，但迄无成效，也就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了。

嘎子哥对我一向友善，可说是有情有义；我也乐得做他的跟班与长随，唯他之马首是瞻。前面说过，上学当天，他就给我抹了花脸；实际上，在这之前，我就已经跟随他“野”好久了。比如，桃杏成熟季节，夜黑天里，他便和我脱掉裤子，把两条裤腿用绳扎紧，然后搭在脖子上，攀上高高的树杈去摘果子。

当高粱孕穗打苞时，他又拉着我，钻进青纱帐去采乌米。高粱乌米是块结的淀粉，籽粒的变质，属于废品。嫩时呈白色，吃着有些清香味；成熟后变黑，难以下咽，因此，必须在未吐苞时采撷。可是，何者为乌米，何者为正常的高粱苞，鉴别起来颇不容易，需要有经验，有眼力，弄得不好，就会对正常的庄稼造成损害。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见着凸肚的嫩苞，就攀过来采集，以致十有八九弄错。看青、护秋的发现了，少不了一顿臭骂。

但是，正如一位心理学家所说，顽童是没有记忆的。没过多久，我们便又故态复萌了，而且，情节更为恶劣。我们在外面跑饿了，嘎子哥便拉着我，到他家菜园里啃茄子吃。我们不是站在地上，把茄子摘下来一个一个吃掉，而是平身仰卧在垄沟里，一点点地往前移动，用嘴从茄秧下面，去咬那最甜最嫩的小茄苞儿。面对着茄秧上那些半截的小茄子，“魔怔”叔和园工竟猜不出这是受了什么灾害。直到几天之后，我们在那里故伎重演，当场被园工抓住，才揭开了底牌。

“魔怔”叔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

“你们不是爱吃茄子吗？那好，就把那些半截茄子全部摘下来，然后一个个吃掉。”

我们不敢违抗，只能乖乖地照办，直弄得肠胃胀痛，下巴酸疼，暗中发誓：以后再也不干这类“蚀本生意”了。

说是不干，可是，一遇适当机会，便又故态复萌。我家西邻住着一位伯母，大个头，“旗装脚”，像男人一样锄地砍柴，十分能干。平时，待我和嘎子哥很好，桃子熟了，常常往我们小手里塞上一两个。我们对她唯一的不满，就是她一天不住嘴，老是“嘞嘞嘞”，一件事叨咕起来没完，光是叨咕还不算，经常张口骂人，成本大套，没完没了，怪烦人的。

这天，我发现她家的南瓜蔓，顺墙爬到了我们这边，上面结了一个小盆大的南瓜，便和嘎子哥一起，给它动了“手术”：先在上面切一个四四方方的开口，然后用匙子把里面的瓜瓤儿掏出来，填充进去一些大粪，再用那个四方块把窟窿堵上。经过我们观察，认为“刀口”已经长好了，便把它翻墙送过伯母那面去。隔上一些天，我们就要找个事由，过去望一望，发现它已经长到脸盆一般大了，颜色也由青翠转作深黑，知道过不了多久，伯母就会用它炖鱼吃了。

果真，这天中午，见到伯母拎了几条河鱼进了院子，随后，又把南瓜摘了下来，搬回屋里。估摸着将要动刀切了，我和嘎子哥立刻赶到现场，去看“好戏”。结果，一刀下去，粪汤“哗哗”地流满了菜板，淌到灶台上，还微微地散发着臭味。伯母一赌气，就把整个南瓜扔到了猪圈里。院里院外，骂个不停，从正午一直骂到日影偏西。我们却早已蹦着跳着，“得胜还朝”了。

伯母骂的话很难听，她知道是淘气孩子干的，便一口一个“小Ф塞子”、“臭屎克郎子”；再加上一些诅咒的话：“生孩子没屁股眼儿”，“娶媳妇找不着Ф”，“头上生疮，脚跟冒脓，肚脐眼长疖子”，最后再上连祖母、下及儿孙，—凶神恶煞一般，一反平日安详、和蔼的常态。骂的全是最恶毒、最肮脏的话语，直到她累得直不起腰来，躺在炕上
为止。

还有一次，我的书包里装了一把炒熟的黄豆，放学后忘记带回家去，第二天发现书包被老鼠咬个大窟窿。这是妈妈花了两天工夫精心缝制的，我心疼得流出了眼泪。嘎子哥说，别哭别哭，看我怎样收拾它们。

他的本事也真大，不知道怎么弄来的，一只大老鼠已经被关进小箱子里。晚上自习结束，他引我到马棚里，就着风灯的亮光，用一块麻布罩住老鼠的脑袋，让我用手掐紧，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半把生黄豆，一粒粒塞进老鼠的肛门里，再用针线缝死，然后放出门外。当夜，院子里发生了一场群鼠大战。原来，那个老鼠因腹中黄豆膨胀而感到干渴，就拼命喝水，水喝得越多就越是膨胀，憋得实在忍受不住了，便发疯似的追咬它的同类，结果，当场就有三只老鼠送了命。

有时，在课堂上也淘气，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这要从老先生吸食鸦片说起—

老先生烟瘾很大，每当瘾劲上来，茶饭无心，精神颓靡，甚至涕泪交流，只好躺下来点上烟灯，赶紧吸上几口，才能振作起精神来。后来，鸦片烟也觉得不够劲了，便换上由鸦片里提炼出来的吗啡；吸了两年，又觉得不过瘾了，只好注射吗啡的醋酸基衍生物—海洛因（俗称“白面”），每天一次。作为著名的书法家，先生写得一手漂亮的行草，只要扎上一针，立刻神采飞扬，连着写上十张八张也没有问题，而且，笔酣墨饱，力透纸背。为此，凡是前来求他写字的，少则带上几支“白面”，多者奉上十块二十块银元，作为赆礼。

平常时节，先生由于手头资金有限，每隔几天，总要走出八华里，到高升镇上买回几支。这样，隔上几天，就得出去一次。俗话说：“阎王不在，小鬼翻天”。他一出门，嘎子哥和我就可以放胆闹学了，这真是快活无比的日子。

这天，恰好“魔怔”叔也不在家，我们眼见老先生夹个包袱走出去了，嘎子哥便紧急吩咐我，把炕上的书桌摞在一起，表演皇上登基坐殿，大臣上朝参拜。我说，这回我得过过当皇上的瘾，你要给我叩头请安，山呼万岁。嘎子哥眨巴眼睛一笑，说：听你的。

我刚刚爬上桌子，他便跪拜如仪，喊着“谢主隆恩”；我也洋洋自得地一挥手，刚说出“爱卿平身”，就见老先生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这是我绝对没有料到的。原来，他忘记了带钱，走出二里地，才忽然想起。往屋一进，正赶上我们“大闹天宫”，当即说了一句：“嚯！小日子又起来了。”直吓得我头上渗出冷汗，几乎跌下桌子，尔后，足足病倒了三个
多月。

病好了以后，略通医道的“魔怔”叔，说我脸色苍白，还没有恢复元气。嘎子哥听了，便悄悄地带我去“滋补”，要烧小鸡给我吃。他家后园子有块韭菜地，几只小鸡正低着头在里面找虫子吃。他从后面悄悄地走过去，冷不防腾起一脚，小鸡就糊里糊涂地命归了西天。弄到几只以后，拿到一个壕沟里，逐个糊上黄泥，再捡一些干树枝来烧烤。熟了之后摔掉泥巴，外焦里嫩的小烧鸡，就成了我们丰盛的美餐。

这类事干了几次，终于被看青的“大个子”叔叔（实际是个矬子）发觉了，告诉了“魔怔”叔。为此，嘎子哥遭到了一顿毒打。这样一来，我们便和“大个子”结下了怨仇，决心实行严厉的报复。

那天，我们趁老先生上街，两人跑到村外一个烂泥塘边，脱光了衣裳，滚进泥坑里，把脸上、身上连同带去的棍棒，通通涂满了黑泥，然后，一头钻进青纱帐，找准“大个子”必经的毛毛道，两个黑孩手持黝黑的棍棒，分左右两边站定。只见“大个子”漫不经心地低头走了过来，嘴里还哼着小曲：

有一个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儿，/只有一个女婵娟/⋯⋯

我们突然大吼一声：“站住！拿出买路钱！”竟把他吓得打了个大趔趄。

为着我跟嘎子哥一再惹祸闹事，母亲和父亲商量，一起找我训话。照例是父亲开篇，说，“你的情况有两种：一类是一般性淘气，这不算大毛病，也用不着干预，不是说‘淘小子，出好的’吗？另一类是破坏性的，损人利己的，祸害财物的，这些都属于犯错误，应该惩处的是这方面。”

母亲说，即便是普通的淘气，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你爸爸不是讲过“孟母三迁”吗？先是住的地方靠近坟地，孟子便学着人们哭丧、跪拜；孟母觉得不好，又迁到市集旁边，结果，孟子又玩着杀猪宰牛的游戏；于是，又迁走了。哭丧叩拜也好，杀猪宰羊也好，这两样活动倒也不是破坏性的，但它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所以也要制止。有出息的孩子，应该从小就学着走正路，立大志。

十九、子弟书下酒

广宁县属于满族聚居区。这一带，无分老少，吟唱子弟书十分盛行。作为铁杆的痴迷者，我父亲可以说和子弟书结下了一世情缘，只要闲下来，不，有时一边清扫院子，或者锄草、浇菜、喂牛、担水，一边就唱起书段来。

童年时在家里，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便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原来，清代雍、乾之际，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当时，称之为边关小调或八旗子弟书。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影响进一步扩大，在满族聚居的顺天、奉天一带，尤为盛行。众多的八旗子弟文人，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一些专门的诗社、曲社。

子弟书与一般的鼓词、俚曲不同，文辞典雅，风格沉郁，音调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因此，常常是唱着唱着，父亲就声音呜咽了，之后便闷在那里抽烟，一袋接着一袋，半晌也不再说话了。这种情怀对于幼年时代的我，也有很深的感染。每逢这种场合，我便也跟着他沉默起来，或者推开家里的后门，望着萧凉的远山和苍茫的原野，久久地出神。

成家立业、自顶门户，特别是结束了在外佣工以后，父亲经常在紧张的劳动之余，找来一些子弟书唱本看。到街上办事，宁可少吃一顿饭，饿着肚子，也要省出一点钱来，买回几册薄薄的只有二三十页的唱本。冬天闲暇时间比较多，他总是捧着唱本，唱了一遍又一遍。长夜无眠，他有时半夜起来，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压低了音调，吟唱个不停。有些书段听得次数多了，渐渐地，我的母亲、姐姐和我，也都能背诵如流了。这对我日后喜爱诗词、练习诗词写作，起到了熏陶、促进的作用；甚至，对我父亲以及我小时候情绪的感染，性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然，那个时候的乡下，本质上还是一个日常生活、日常观念的世界。人们有限的精力和体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带有自然色彩的生活、生产之中；而那类不属于日常所必需的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还没有真正形成。就绝大多数读者、听众来说，这类通俗的曲艺作品，不过是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添加剂，发挥着解除体力疲劳、消磨枯燥无聊光阴的功能。这样，在它走向千家万户的同时，也就失落其固有的内在审美本质，变成了同纸牌、麻将、马戏等差不多的一种纯粹的日常消遣品。

我父亲，应该说，算得一个例外。他的吟唱子弟书，开始脱离了单纯消遣的层面，甚至已经进入自觉的非日常生活主体的创造性审美意境。

父亲年轻时是滴酒不沾的。中年以后，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但是，酒量很小，喝得不多就脸红、头晕。酒菜简单得很，一小碟黄豆，两块咸茄子，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下酒了。与众不同的是，他总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魔怔”叔见了，笑说：

宋代文人苏舜钦用《汉书》下酒，当他看到张子房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抚案叹曰：“惜乎！击之不中。”遂满饮一大杯。清初屈大均有“一叶《离骚》酒一杯”的诗句；而著名廉吏于成龙则是以唐诗下酒。你呢，诗、书之外，用曲艺来下酒，这可是一大发明。

父亲听了，“呵呵呵”地笑了起来，说：什么事情，到你那里，都可以引经据典，大做文章。

在我入读私塾的第八个年头，也就是最后一年的中秋节，我父亲和老先生、“魔怔”叔，老哥仨儿又坐在一起了。因为是带有一点饯别的性质，每人都很激动，说了不少话，也喝了许多酒。喝着喝着，便划起拳来，行着酒令，什么“一更月在东，两颗亮星星，三人齐饮酒，四杯、五杯空，六颊一齐红，⋯⋯”，每人从一说到十，说错了就要罚一杯酒。后来，又改成“拆合字谜”。一直闹腾到深夜。

这次聚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少年以后，父亲还同我谈起过。他的记性特别好，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人即兴说出的字谜和酒令。当时，按年齿顺序，刘老先生打了头阵，他说：

“轰字三个车（指繁体字），两丁两口合成哥。车、车、车，今宵醉倒老哥哥。”

接着，是我父亲说：“矗字三个直，日到寺边便成时（指繁体字）。直、直、直，人生快意对杯时。”

最后，“魔怔”叔张口就来：“品字三个口，水放酉旁就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父亲还记得，这天晚上，他唱的“子弟书”段，是《醉打山门》。说着，他就随口轻吟起来：

这一日独坐禅房豪情忽动，

不由得仰天搔首，说“闷死洒家”。

俺何不踱出山门凌空一望，

消俺这胸中浩气、眼底烟霞。

⋯⋯

父亲喜爱子弟书，可说是终生不渝，甚至是老而弥笃。在我外出学习、工作之后，每当寒、暑假或节日回家之前，父亲都要写信告诉我，吃的用的，家里都不缺，什么也不要往回带。但在信尾，往往总要附加一句：如果见到新的子弟书唱本出版，无论如何也要买到手，带回来。

遗憾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书出得很少。为了使他不致空盼一场，我只好到市图书馆去借阅，那里有我一个老同学，为我专门办了一个借书证。1969年春节前夕，我回家探亲，父亲卧病在床许多天了，每天进食很少，闭着眼睛，不愿说话。但是，当听我说带回来一本《子弟书抄》时，立刻，强打起精神，靠着枕头坐了起来，戴上了老花镜，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脸上不时地现出欣悦的神色。看着看着，父亲就以微弱的声音，唱起了《书目集锦》这个小段：

有一个《风流词客》离开了《高老庄》，

一心要到《游武庙》里去《降香》。

转过了《长坂坡》来至《蜈蚣岭》，

《翠屏山》一过就到了《望乡》。

前面是《淤泥河》的《桃花岸》，

老渔翁在《宁武关》前独钓《寒江》。

那《拿螃蟹》的人儿《渔家乐》，

《武陵源》里面《蓼花香》。

《新凤仪亭》紧对着《旧院池馆》，

《花木兰》、《两宴大观园》。     

《红梅阁》、《巧使连环计》，

《颜如玉》、《品茶栊翠庵》。

《柳敬亭》说，人生痴梦耳，

《长随叹》道，那是《蝴蝶梦》、《黄粱》。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父亲连声地称赞着。但是，身体已经过于虚弱，实在是支撑不住了，慢慢地躺下，书本也放了下来。

二十、草根诗人

每年立秋之后，父亲都要赶着牛车，带上长杆的大钐刀，去西边的草场割柴。我是多么想跟着去看啊！可是，由于在私塾读书，一直找不到机会。这年，我因为患病，在家休养了三个月。父亲看我已经康复，但脸色煞白，没有多少血色，便要带我去草场，晒晒太阳，待上一天。

我们起得很早，趁着凉快就出发了。路程大约有十几华里，我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便坐在车上，观赏一路的景色。空气清新极了，河清云淡，草野苍茫，望去有江天寥廓之感。到了草场，父亲把牛卸下来，放它随便去吃草；尔后，就挥起长把的大钐刀，蹚着大步割去。当地把这称作“打铺片”。

钐刀比普通的镰刀，刃子宽，木把长。双手握着刀杆，仗着身子的助力，奋力挥动，一米多高的“秋板子”柴草，便随着刷、刷、刷的响声，一溜溜地倒下，不大工夫就是一大片。

我呢，跟在后面，在柴草里面挑拣着漂亮的野花，很快就攒足了一大把。“秋老虎”名不虚传，一点风丝儿都没有，当空的太阳向下喷着火；四下里，却找不到一棵可以遮阴凉的树木。父亲怕我晒昏了中暑，便叫我躺在大车底下。虽然避开了骄阳，但是，下面也仍是十分闷热。

休息时，父亲领我到沙河岸边去掏螃蟹。原以为洞中捉蟹，手到擒来，谁知这绝非易事。我刚把手探进洞里，就被河蟹的双钳夹住，越躁动夹得越紧，疼得我叫了起来。父亲告诫我：悄悄地挺着，不要动。果然，慢慢地蟹钳就松开了，但食指已经被夹破了。

父亲过来从洞中把螃蟹捉出，并作了示范—用拇指和中指紧紧掐住蟹壳后部，这样，双螯就无所施其伎了。还教我把捉来的大蟹一个个用黄泥糊住，架在干柴枝上猛烧，然后，摔掉泥壳，就露出一只只青里透红的肥蟹。我们坐在坝顶上，就着瓦罐里的高粱米稀粥，吃起来鲜香可口。父亲还教我把螃蟹的紫膏收集在一起，连同带去的生菜叶和小葱，一起卷进小米面煎饼里，味道尤其甘美异常。

吃饱了，父亲面对着眼前的高秋胜境，一时触景生情，放声吟唱着元人白朴的散曲《沉醉东风》：

黄芦岸，

白蘋渡口。

绿杨堤，

红蓼滩头。

虽无刎颈交，

却有忘机友—

点秋江，

白鹭沙鸥。

傲杀人间万户侯。

不识字，

烟波钓叟。

论学问，父亲根本无法同老先生和“魔怔”叔相比。那两位“老饱学”，对于诗学、诗作的涉猎与研究，功夫很深，但他们都是“述而不作”，很少动手去写；而父亲并没有下力气钻研过诗学，也未见得真正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写出来的诗，却基本上都合格入律，而且，往往还很有韵味。这和他自幼大量背诵子弟书段有直接关系。那些子弟书，通篇都是韵文，唱起来琅琅上口，易懂易记。比如《天台传》的开篇：

客居旅舍甚萧条，

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

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

却不敢多才自傲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

子弟书编破寂寥。

还有《长亭饯别》这个书段的结尾：

揽辔持鞭款款的去，

霎时夫妻两别离。

这莺莺独立长亭上，

似醉如痴眼望着西。

一霎时夕阳古道无人语，

禾黍秋风尚马嘶。

老天不管人憔悴，

满腹幽情诉与谁？

⋯⋯

想昨宵绣衾奇暖留春驻，

叹今宵翠被生寒有梦知。

不知他今晚眠何处，

纵然有梦也难随。

特别是，书曲前面，一般都有一首七律，起到总揽全篇、提纲挈领的作用。比如，描写烟花女子杜十娘悲惨命运的《青楼遗恨》，共有五回，每一回前面都有一首七律。第一回的诗是这样的：

千古伤心杜十娘，

青楼回首恨茫茫。

痴情错认三生路，

侠气羞沉百宝箱。

瓜步当年曾赏月，

李生何物不怜香！

我今笔作龙泉剑，

特斩人间薄幸郎。

接下来，就是开篇：“说一段明朝万历年间事，勾栏院家家灯火夜夜壶觞。⋯⋯”

这些书段属于民间文学、通俗读物，很难说有多么高的水准；诗作充其量也只是三流品格。但是，在长期的吟唱、背诵过程中，父亲把这些全都记得滚瓜烂熟。这样，自己拿起笔来，或者随意吟哦，就会自然地形成一些诗句，而且，合格入律，琅琅上口，能够运用自如地表情达意。

有的时候，他还引证一些现成的诗词名句，来表达一己的观点和看法。比如，一般地劝解别人要有长远眼光，不要拘泥于眼前得失，都会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则换个说法，引证通俗读物《增广贤文》中的“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来表述，令人觉得耳目一新。

从一定意义上说，尽管他也读过李、杜、元、白，欧、苏、辛、陆等人的作品，但若是溯源探流，与其说他是师承这些诗坛巨擘，毋宁说，是从韩小窗、罗松窗等一大批子弟书作者，以及一些不知名的通俗文人那里，获得了真传，悟出了个中三昧。

记得我上了大学之后，有一次暑假回家，带上了刚刚买到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父亲随手翻了一过，说：这里面讲，诗歌发达的最初阶段，和音乐、舞蹈密切地结合。子弟书里的诗，就是结合着吟唱才流传下来的。接下来，又自我调侃，说：

“武功讲究拳系，叫做‘内家武当，外家少林’，少林来自民间。学诗也有不同路径、不同流派，我属于那种无师自通的野路子，是不入流的庄院派。”

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草根诗人吧。

父亲平常写诗，随写随扔，基本上没有存稿。1969年，他病重、卧床，但头脑十分清醒，还经常翻看新出版的《子弟书选》。我提议，帮他把过去写的诗篇整理一下。他断然拒绝，说：没有必要。看我惶惑不解，便又问了一句：“你大哥瓦匠活优等，他盖的楼房，县长至今还住着。可是，你看哪一座楼房写上了王庆学（大哥）的名字？”

我反驳说：“古人也好，今人也好，诗集上哪个不落上个名头？”

父亲说：那要看他是做啥的—文人、学者，写诗文、做学问是本分；我是庄稼院的老农，本分就是种地。为人不能忘了本分。

父亲的这番话，使我记起了小时候读过的《庄子》，那里面有个屠羊说，因为曾经跟着君王一起逃难过，后来，皇上复国、回銮，遍赏群臣，也要给他封个爵位。他却百般拒绝，说自己的本分就是普通老百姓—宰羊的，最终也没有接受。

摆正位置，不忘本分，这使我从中受到终身的教益。

二十一、嫂嫂

小时候，一年到头，最快活的节日，要算是旧历年了。

这是亲人欢聚的日子。无论是外出做工，还是他乡行役，再远也要赶回来，达到阖家团圆。除夕之夜，灯官出巡，锣鼓喧腾，灯笼、火把亮如白昼，一家人都要观看的。回来后，便团团围坐，笑语欢谈；而且，不分穷家富户，到了这个晚上，都要尽其所能，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母亲常说：“打一千，骂一万，丢不下三十晚上这顿饭。”老老少少，任谁都必须熬过夜半，送走了旧年、吃过了年饭之后，再去睡觉。

我的大哥在县城当瓦工，一年难得回家几次，但是，旧历年、中秋节，却绝无例外地必然赶回来。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先给水缸满满地挑上几担水，然后再抡起斧头，劈上一小垛劈柴。到了三十晚上，先帮嫂嫂剁好饺馅，然后就盘腿上炕，陪着父亲和母亲玩纸牌。剩下的置办夜餐的活，就由嫂嫂全包了。

全家人一无例外地都换上了新装，父亲戴上了一顶古铜色的毡帽，是哥哥从县城里新买的；嫂嫂为妈妈赶制了一件新的棉袍。屋子里，笑语欢腾，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笑林广记》上的故事，本是寥寥数语，虽说是笑话，但“包袱”不多，笑料有限。可是，到了父亲嘴里，敷陈演绎，踵事增华，就说起来有味、听起来有趣了。原来，他自幼曾跟“说书的”练习过这一招儿。他逗引大家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顾自在一旁，“吧嗒、吧嗒”地抽着老旱烟。

我是个“自由民”，屋里屋外乱跑，片刻也停不下来。但在多数情况下，是听从嫂嫂的调遣。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到了亥时正点，也就是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标准时刻，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意味着富裕。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

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儿，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旧俗，谁能在大年夜里吃到铜钱，就会常年有福，一顺百顺。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哄然腾笑起来。

父母膝下原有一女三男，姐姐和二哥已相继去世；大哥、大嫂都长我二十岁，他们成婚时，我才一生日多。嫂嫂姓孟，是本屯的姑娘。哥哥常年在外，她就经常把我抱到她的屋里去睡。她特别喜欢我，再忙再累，也忘不了逗我玩，还给我缝制了许多衣裳。其时，母亲已经年过四十了，乐得清静，便听凭我整天泡在嫂嫂的屋里胡闹。后来，嫂嫂自己生了个小女孩，也还是照样地疼我爱我亲我抱我。有时我跑过去，正赶上她给小女儿哺乳，便把我也拉到她的胸前，我们就一左一右地吸吮起来。

嫂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蒸的碗花糕。她有个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做过两年手艺，别的没学会，但做的一种蒸糕，却是出色当行。一次，嫂嫂说她要“露一手”，不过，得准备一个大号的瓷碗。乡下僻塞，买不着，最后，还是她回家把舅爷传下来的浅花瓷碗捧了过来。

面团儿是嫂嫂事先和好的，经过发酵，再加上一些黄豆面，搅拌两个鸡蛋和一点点白糖，上锅蒸好。吃起来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家中每人分尝一块，其余的全都由我吃了。

蒸糕做法看上去很简单，可是，母亲说，剂量配比、水分、火候都有讲究。嫂嫂也不搭言，只在一旁甜甜地浅笑着。除了做蒸糕，平素这个浅花瓷碗，总是嫂嫂专用。她喜欢盛上多半碗饭，把菜夹到上面，然后，往地当央一站，一边端着碗吃饭，一边和家人谈笑着。

关于嫂嫂的的相貌、模样，我至今也说不清楚。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小时候，我的祖母还在世，她给我的印象，是终朝每日，愁眉不展，似乎从来也没见到过笑容；而我的嫂嫂却生成了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是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不管我遇到怎样不快活的事，比如，心爱的小鸡雏被大狸猫捕吃了，赶庙会母亲拿不出钱来为我买彩塑的小泥人，只要看到嫂嫂那一双笑眼，便一天云彩全散了，即使正在哭闹着，只要嫂嫂把我抱起来，立刻就会破涕为笑。这时，嫂嫂便爱抚地轻轻地捏着我的鼻子，念叨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小鸡鸡，没人要，娶不上媳妇，瞎胡闹。”

待我长到四五岁时，嫂嫂就常常引逗我做些惹人发笑的事。记得一个大年三十晚上，嫂嫂叫我到西院去，向堂嫂借枕头。堂嫂问：“谁让你来借的？”我说：“我嫂。”结果，在一片哄然笑闹中，被二嫂“骂”了出来。二嫂隔着小山墙，对我嫂嫂笑骂道：“你这个闲Ｘ，等我给你撕烂了。”我嫂嫂又回骂了一句什么，于是，两个院落里，便伴随着一阵阵爆竹的震响，腾起了“叽叽嘎嘎”的笑声。原来，旧俗：年三十晚上到谁家去借枕头，等于要和人家的媳妇睡觉。这都是嫂嫂出于喜爱，让我出洋相，有意地捉弄我，拿我开心。

还有一年除夕，她正在床头案板上切着菜，忽然一迭连声地喊叫着：“小弟，小弟！快把荤油罐给我搬过来。”我便趔趔趄趄地，从厨房把油罐搬到她的面前。只见嫂嫂拍手打掌地大笑起来，我却呆望着她，不知是怎么回事。过后，母亲告诉我，乡间习俗，谁要想早日“动婚”，就在年三十晚上，搬动一下荤油坛子。

嫂嫂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十分通晓事体，记忆力也非常好。父亲讲过的故事、唱过的子弟书，我小时在家里“发蒙”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她听过几遍后，便能牢牢地记下来。我特别贪玩，整天跑到大沙岗上去玩耍。早晨，父亲布置下两页书，我早就忘记背诵了，她便带上书，跑到沙岗上催我快看，发现我浑身上下满是泥沙，便让我就地把衣服脱下，光着身子，坐在树荫下攻读，她就到沙岗下面的水塘边，把脏衣服全部洗干净，然后晾在青草上。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和两个小伙伴，跟随着父亲，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父亲在给土地爷叩过头之后，开始往设在外面的供桌上，摆放着猪肉块和点了红点的馒头，还有两样水果。这时，他用手指着庙门上的对联，叫我念。我一看，总共十个字，便分别上下联，念出：“天地之大也”，“鬼神其盛乎”。父亲点了点头。

说着，他就先回去了，留下我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捱过一个半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去，供家里人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

可是，一个半时辰相当于三个小时，这是很难熬的。闲着没事，手发痒，我便想出了歪点子：从怀里摸出两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点燃，只听“噼—吧”几声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和小伙伴，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端着供品，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势态很严重，你就等着屁股挨板子吧！见我有些紧张，不想进院子了，她便又出主意：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在一旁“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陪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四岁那年，正赶上夏季青黄不接，家里把刚刚收下的大麦稞，剪下穗头，用干净的布鞋底，在笸箩里搓下籽粒，然后煮成一锅大麦粥。我在外面玩饿了，一进屋就嗅到浓浓的麦香味，便操起饭勺子，想要从锅里舀出一碗。由于个头太小，勺子又大，舀出来一些全洒在胳膊和手上。滚开的米汁、饭粒烫得娇嫩的皮肤红肿一片，伤处灼痛难忍，我呜呜地哭叫着。正在屋后菜地里干活的妈妈和嫂嫂闻讯，慌忙地跑进来。嫂嫂一面哄着我，说“不哭，不哭，小弟—男子汉，不哭”；一面用舌头舔着我的伤处，舔过了脏兮兮的小手，又舔满是泥痕的胳膊，连续不断地反复地舔。说这是治烫解痛的祖传秘方，比上药都有效。舌头舔过的地方，湿润、温暖，皮肤有些放松，感觉灼痛确实减轻了许多。半天过去，灼伤的皮肤除了颜色稍红，既未见水疱，更没有溃烂，第二天就完好如初了。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中秋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后，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那时，我只有三周岁，胸前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来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

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二十二、最后一块碗花糕

每当我惹事添乱，母亲就说：“人作（读如昨）有祸，天作有雨。”果然，乐极悲生，祸从天降了。

在我五岁这年，中秋节刚过，回家休假的哥哥突然染上了疟疾，几天下来也不见好转。父亲从镇上请来一位姓安的中医郎中，把过脉之后，说怕是已经转成了伤寒，于是，开出了一个药方，父亲随他去取了药，当天晚上，哥哥就服下了，夜半出了一身透汗。

清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载其父病疟返里，寒索火，热索冰，竟转伤寒，病势日重，后来延请名医诊治，幸得康复。而我的哥哥遇到的却是一个“杀人不用刀”的庸医，由于错下了药，结果，第二天就死去了。人们都说，这种病即使不看医生，几天过后也会逐渐痊复的。父亲逢人就讲：“人间难觅后悔药，我真是悔青了肠子。”

他根本不相信，那么健壮的一个小伙子，眼看着生命就完结了。在床上停放了两整天，他和嫂嫂不合眼地枯守着，希望能看到哥哥长舒一口气，苏醒过来。最后，由于天气还热，实在放不住了，只好入殓，父亲却双手捶打着棺材，破死命地叫喊；我也呼着号着，不许扣上棺盖，不让钉上铆钉。尔后又连续几天，父亲都在深夜里，到坟头去转悠，幻想能听到哥哥在坟墓里的呼救声。

由于悲伤过度，母亲和嫂嫂双双地病倒了，东屋卧着一个，西屋卧着一个，屋子里死一般地静寂。原来雍雍乐乐、笑语欢腾的场面，再也见不到了。我像是一个团团乱转的卷地蓬蒿，突然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根基。

冬去春来，天气还没有完全变暖，嫂嫂便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父亲正筹划着送我到私塾里读书。嫂嫂一连几天，起早睡晚，忙着给我缝制新衣，还做了两次碗花糕。可是吃起来，却总觉着味道不及过去了。母亲看她一天天瘦削下来，说是太劳累了，劝她停下来歇歇。她说，等小弟再大一点，娶了媳妇，我们家就好了。

一天晚上，坐在豆油灯下，父亲问她下步有什么打算。她明确地表示，守着两位老人、守着小弟弟、带着女儿，过一辈子，哪里也不去。

父亲说：“我知道你说的是真心话，没有掺半句假。可是，—”

嫂嫂不让父亲说下去，呜咽着说：“我不想听这个‘可是’。”

父亲说，你的一片心情我们都领了。无奈，你还年轻，总要有个归宿。如果有个儿子，你的意见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可是，只守着一个女儿，将来总是人家的人，孤苦伶仃的，这怎么能行呢？

嫂嫂说：“等小弟长大了，结了婚，生了儿子，我抱过来一个，不也是一样吗？”

父亲听了，长叹一声：“咳，真像‘杨家将’的下场，七狼八虎，死的死，亡的亡，只剩下一个‘囊囊不揣’（当地土语，意为没有能耐）的杨六郎，谁知将来又能怎样呢？”

嫂嫂呜呜地哭个不停，翻来覆去，重复着一句话：“爹，妈！就把我当作你们的亲闺女吧。”嫂嫂又反复亲我，问“小弟放不放嫂子走”，我一面摇晃着脑袋，一面号啕大哭。父亲、母亲也伤心地落下了眼泪。这场没有结果的谈话，暂时就这样收场了。

但是，嫂嫂的归宿问题，终竟成了两位老人的一块心病。一天夜间，父亲又和母亲说起了这件事。他们说，论起她的贤惠，可说是百里挑一，亲闺女也做不到这样。可是，总不能看着二十几岁的人这样守着我们。当老人的怎能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呢？我们于心难忍啊！

第二天，父亲去了嫂嫂的娘家，随后，又把嫂嫂叫过去了，同她母亲一道，软一阵硬一阵，再次做她的思想工作。终归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嫂嫂勉强地同意改嫁了。两个月后，嫁到二十里外的郭泡屯。

我们那一带的风俗，寡妇改嫁，叫“出水”，一般都悄没声的，不举行婚礼，也不坐娶亲轿，而是由娘家的姐妹或者嫂嫂陪伴着，送上事先等在村头的婆家的大车，往往都是由新郎亲自赶车来接。那一天，为了怕我伤心，嫂嫂是趁着我上学，悄悄地溜出大门的。

午间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刷刷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每年，嫂嫂都要回娘家一两次。一进门，就让她的侄子跑来送信，叫父亲、母亲带我过去。因为旧俗，妇女改嫁后，再不能登原来婆家的门，所谓“嫁出的媳妇泼出的水”。见面后，嫂嫂先是上下打量我，说“又长高了”，“比上次瘦了”，坐在炕沿上，把我夹在两腿中间，亲亲热热地同父母亲拉着家常话，像女儿见到爹妈一样，说起来就没完，什么都想问，什么都想告诉。送走了父亲、母亲，还要留我住上两天，赶上私塾开学，早晨直接送我到校，晚上再接回家去。

后来，我进县城、省城读书，又长期在外工作，再也难以见上嫂嫂一面了。听说，过门后，她又添了四个孩子，男人大她十几岁，常年哮喘，干不了重活，全副担子落在她的肩上，缝衣，做饭，喂猪，拉扯孩子，莳弄园子，有时还要到大田里搭上一把，整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子”。由于生计困难，过分操心、劳累，她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又过了两年，我回乡探亲，母亲黯然地说，嫂嫂去世了。我感到万分地难过，连续几天睡不好觉，心窝里堵得慌。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而我所回报的却是“空空如也”，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引用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话，正是“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殓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彼苍者天，曷其有极！”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爸爸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爸爸手哆嗦了，碗又太重，⋯⋯”

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二十三、哭灵

那个年月，人们活着无聊，死了倒是出奇地热闹，—当然也是活人的热闹。最有意思的要算是祭灵、哭灵了。

我十一岁那年，西邻大伯母病故了，母亲让我请半天假，去给一向待我很好的老人家吊灵送终。

走进大门，见到长长的院落里搭起了灵棚，一口红漆棺材摆放在灵堂正中，两旁挂着许多蓝幡素幛，微风拂过，发出“刷拉刷拉”的声响；纸车纸马、纸糊的衣箱被褥，摆满了半个院子。为这种悲凉、肃穆的气氛所感染，我忍不住一腔悲痛，暗暗地滴下了两行清泪。可是，马上就被另一种异样的氛围给震撼了，其实，也是给冲淡了。

从我的身后，急匆匆地走过来几个吊丧的女客，还离灵堂远着呢，她们竟同时喧腾起一阵响亮的哭声，一直哭到灵前，然后，一个个半跪半伏在地下。伴着那一阵阵的拉着长声的嚎哭，一无例外地有节奏地舞动着胳膊，接连不断地向空扑打着；长嚎过去之后，转为哀哀地哭泣，开始有韵味、有腔调地数落着，咏唱着，肩头上下耸动不停，却不见有泪珠滴落。

细听起来，这种半是数落、半是咏唱的内容，倒是十分丰富的，不仅包括了对于死者的空泛的溢美之词，还表达了生者的思念之情，诉说着无边的哀痛、悲戚和无法舍身替死的遗憾。

“魔怔”叔博学多识，阅历丰富，对于民俗也颇有研究。事后，我对“魔怔”叔说起了这件事。他讲，这种咏唱属于挽歌性质。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经历了一个由俗入礼，后又依礼成俗的发展过程。《庄子》里有“绋讴”的记载。绋，是牵引灵车的绳子。绋讴，是牵引灵车的役夫所唱的劳动号子，后来演进为挽歌。《礼记》上也有“执绋不笑”的规定。

总之，当时唱挽歌的都是局外人，并不是丧家自身的事。所以，到了晋代，还曾发生过一场“挽歌该不该进入丧葬礼仪”的激烈争论。结果，主张进入的观点占了上风，后来也就相沿成习了。

“魔怔”叔还说，年轻时候他去过四川，那里讲排场、有派头的大户人家，举办丧事，不仅请吹鼓手，还要花钱雇嚎丧的，借以渲染气氛，壮大声势。嚎丧在那里，成了一种专门职业，从业的要学会多种嚎丧曲调，什么《送魂调》、《追魂调》、《安魂调》、《封棺调》啦，一嚎就是三两个小时，而且，调门特别高亢，抑扬顿挫，回环曲折，都能收纵自如。现在，哪家的女人或者孩子，遇到伤心、委屈的事了，哭起来没完没了，嗓门又高，人们就说，她们简直是“嚎丧”，就是从这里来的。

唱挽歌也好，嚎丧也好，既然都是他人的逢场作戏，也就难怪如此这般的装腔作势了。其实，那天吊丧的女客，多数我都认得。名义是孝子、孝妇的七姑八姨，实际上，与死者并没有什么切近的关系，大多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的街坊邻居。但她们一个个，却都装做“如丧考妣”似的深悲剧痛的样子，不过是走走过场，凑凑热闹，送个浮情。群众早就把参加这类活动叫做“随人情”了，实在是再贴切不过的。

当时，我注意到，一当这类表演式的举动进行得差不多了，主持丧祭的当事人，便及时过来加以劝解。只是，这些吊客非要做到“尽情尽意”不可，光是一般的嘴上劝说，还不肯起来，必须有人上前一个个搀扶，并一再地说，千万不要哭坏了身子，才看似不情愿地勉强站起。其实，这话也是拣好听的说，同样是一种“虚应故事”。哭也好，唱也好，不过是做戏给旁人看，哪里会导致哀恸伤身呢！只见这几个女人站起来以后，没有过上五分钟，就同周围的人，“叽叽嘎嘎”地说笑去了。

晚上掌灯时分，要给亡灵“送关门纸”，这也是“哭灵”表演最充分的时刻。伯母的三房子媳和女儿、女婿，以及娘家方面来的亲戚，十几个人，按照男左女右的规矩，分跪在灵堂两侧，算做“陪灵”。每当亲戚故旧来到灵前祭拜，他们都要跟着陪哭一场。男客女客，分别由丧家的男人、女人陪哭。

走马灯似的人群，川流不息，宾主操着同一种腔调，带着同一样的表情，哭诉着同一种内容，例行着同一类的公事，大家都在围着这个亡灵忙碌着，应付着，敷衍着，使得那本来应该是极度哀伤的祭奠，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摆设，一种毫无意义的过场。回回如此，年年照旧。

任何人都看得出，这种借死人凑热闹、为活人争面子的吊丧活动，无非是做戏弄景，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违俗，敢于进行一番讲求实际的革新。因为，当一种习俗或者礼仪，为某一人群所共同认可之后，它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每一个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随人情”的“随”字，精确之处就在这里。在传统社会中，如果有谁不肯随俗，或者直接违背了它，就必然会遭到公众的非议，受到人们的耻笑。

这使人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小说《孤独者》。那个魏连殳是精通这些治丧礼仪的，为他祖母入殓时，般般礼仪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赢得了别人发出“仿佛是个大殓的专家”的赞叹；可是，作为身戴重孝的长孙，魏连殳竟又“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只坐在草荐上”，这又太不合乎大殓的礼仪了，因此，“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旧时代的丧葬、婚嫁习俗，成因于一切都以过去的成规为基准的文化领域。一些生活习俗、礼节仪式的传承，全是靠着模仿长辈的行为实现的。那些终生奔波于生计的劳动者，从来不会、也没有那份精力，去过问这些属于日常经验世界的事情。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的答复，总是“刻板”式的一句话：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种年月里，对于这些乡亲，日常生活的长河，似乎已经失去了鲜活感，像一种无生命、无差别的静止的画面，被挤压在按固定程序与同一格式展开的模式之中。每个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做过的事情，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从脱下胎衣、跨上摇篮到穿上寿衣、走进坟墓，几十年间，每个人都同别人一样，重复着那种平静、缓慢、庸常、单调的漫漫
流程。

世世代代，人们在生、住、异、灭的过程中，整天穿着大体上一样的衣服，吃着相差无几的饭菜，住着相互雷同的房舍，种着同一品种的庄稼，一切都是那么按部就班，那么机械、被动。一个个人的脸上，都好像没有愤怒，没有欢喜，没有忧愁，没有哀伤，千人一面地刻板、呆滞，仿佛对身边发生的一切都不感兴趣，都逆来顺受，根本就没有更新、改变的想法。每天都在“演奏”着没有任何变调的慢板，经历着生老病死的种种近似于麻木的生命演绎。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呛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呛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呛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一年三百六十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

二十四、西厢里的房客

我家院子里有座西厢房，靠南面那两间，一年四季总是空闲着。那年春节过后，我从外祖父家串亲回来，一进院，瞥见一个陌生的男人，挑着满满的两桶水，走进了这座空房子。妈妈告诉我，这是靳叔叔，刚从很远很远的山东老家搬迁过来。

靳叔叔四十多岁，个头不高，黑黑脸膛上长着半圈黄胡子，说起话来蛮声蛮气，平时眼睛总是眨个不停，看上去觉得有些滑稽。

渐渐地我发现了，原来他是个聋子，你若是有什么事想告诉他，必须大声叫喊。同他说话很费劲，可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我还总想接近他，和他唠上几句喀儿，—多么聋我也不怕，我能够喊叫，我的嗓门尖、喉咙响。怎奈他是一个大忙人，一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撂下耙子就是扫帚，院里院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他平素没有多少话语，闷怵怵的，人缘却很好。左邻右舍的婶子大娘们，看他“光杆子”一个，日子过得怪清苦的，便试探着给他提媒，要把邻村一个智力有点缺陷的女人介绍给他。

“我是一个残废人，”他说，“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耗子溜进门来，都要掉下几滴眼泪。只要人家不嫌弃，我没有任何挑拣。”这样，没过上半个月，这门婚事就做成了。于是，西厢房里便又添了一个长头发的女人。

新娘比新郎年轻，手大、脚大、脸盘大，个头也比他高，外表上看，眉眼倒也顺顺当当；整天笑嘻嘻地，好像心里没有半点愁事。我们便称她为“笑婶”。

“笑婶”特别喜欢戴花，无论是真花假花，山花野花，红花紫花，见着了就往头上插，十朵二十朵，叠叠层层，满头花枝摇曳；然后，就对着镜子，前后左右地照。却不懂得坐下来唠唠家常嗑儿，和丈夫说句体己话。办喜事那天，深更半夜里，聋子新郎一遍又一遍地，催促着新娘脱衣服，可是，新娘却只是“呵呵呵”地笑着，硬是不动弹。她越是在那里傻笑，新郎便越是恼火，最后，竟至蛮声蛮气地大吼起来：“你要脱裤啊！你怎么就不脱裤呢？”自此，“脱裤啊，脱裤啊”，成了屯里的一个笑料。

这个“笑婶”确是有些“缺心眼儿”。妈妈看她不会做针线活，便将一件年轻时穿过的带大襟的旧棉袄送给她。不料，她却将前后两面颠倒过来穿反了，结果，费了很大劲也系不上纽扣，逗得人们在一旁窃笑。有时，在大门外，还会围上一群孩子、大人，抓住“笑婶”的一些话柄来耍笑她。每逢见到这种情景，妈妈都要喊我回家，不但不让我跟着掺和，连看热闹都不许。

妈妈没有上过学，说不出来“尊重别人也就是尊重自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那番书本上的大道理，却极富同情心，总是设身处地，将人心比己心；而且，能从实际出发，讲出一条颇有些辩证色彩的“理论”：太阳爷不会总在一家头顶上红，三十年风水轮流转；上辈子聪明伶俐的，下辈人难免痴乜呆傻，现在你们笑人家，将来人家笑你们。

妈妈很看重这类问题，总是严辞厉色地告诫我。她说，这样地取笑别人，是丧失人格、很不道德的。痴乜呆傻，本身没有罪过；何况，残疾人有了种种生理缺陷，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自由的活动，已经很痛苦了，如果我们再取笑他们，他们的心理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还会产生生不如死的念头。所以说，取笑残疾人，等于用刀子扎人家的心，这是非常残忍的行为。妈妈还说，我们可以反过来想一想，也就是将心比心，假如有一天，自己也变成了残疾人，行动发生障碍；或者痴乜呆傻，不能自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也有人去取笑你，那你是不是也会很气恼、很伤心、很绝望啊！

与“笑婶”整天嬉嘻哈哈形成鲜明的对比，靳叔叔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终日里愁肠百结，紧皱着眉头。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逐渐地村里人发现，这是一个很有本事的汉子。村里有不少打鱼摸虾的，却没听说过谁能捉鳖，靳叔叔却是一个捉鳖的能手。一到闷寂了，他就拎着一支棍子，带上一个网兜，光着脚板，在沙岗子下面的池沼边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地盯着水面。我好奇地跟着去看，他也并不往回撵我，只是做个手掌捂住嘴巴的姿势，我懂得，那是示意不要说话。

我便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照他那样定睛地盯着水面，也没有发现任何变化，他却从小小的水泡上，察觉到了老鳖的踪迹。尔后，弯身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轻轻地往水里一投，那个刚要露头的家伙，便赶忙缩紧脑袋，沉下水底，并且猛劲地往沙子里卧，再就一动不动了。—这些都是事后听靳叔叔说的。

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挽起裤脚，慢慢地走进水里，站在冒水泡的地方，一面用脚丫子往复地踩着，一面拿木棍试探，当察觉到下面有东西了，便弯下腰杆去摸，总是手到擒来，有时，竟能接连抓出两个老鳖，统统放进网兜里。然后，他又回到水边沙滩上来回转悠了。一天过去，总能带回家去十斤八斤，第二天，一起送到集镇上的中药铺去。

二十五、猎鹰

秋风刮起来了。靳叔叔凑足了钱，从市集上买回来几张网片，然后连缀起来，分别固定在一些细竹竿上。我猜想，他肯定又要有新的举动了，便定定地跟在他的身后，等着瞧热闹。他说，时间还早，需要再等些天。

很快，气温就降下来了，夜里下了很厚的清霜，早晨有些寒凉。我听见他在窗子外面喊了一句：“抓鹰去！”便赶忙穿好衣服，步出屋外，见他扛着缝在竹竿上的几片立网，手里还提着一只冠子血红、“扑楞扑楞”乍翅的大公鸡，出门一直向东，直奔村外的一片林莽走去。

我们来到一块林间的隙地，把竹竿立网架设起来，看去宛如四面围墙。在网墙的里边，插了一个木橛，把大公鸡拴在上面。然后，他就拉我走开，躲在远远的地方，悄悄地抽着老旱烟。大约两锅旱烟过去，就见一只老鹰从半空中盘旋而下，几次试探着要把公鸡叼走，却由于有绳子扯着，没有达到目的，它就左冲右突，飞上飞下，终于触到了立网上，滑子一动，立网齐刷刷地扑倒在地，老鹰被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

“这是一只黄鹰，你看它的个头多么大！”说着，靳叔叔便从网里把它取出，用绳子紧紧地勒住了双翅，叫我把它拴在远处的树丛里。他看了看大公鸡，说，受了伤，不碍事，咱们趁便再抓一个。于是，便又把立网架了起来。

回到拴鹰的场所，我发现它有两根毛羽折断了，（也许是猛劲勒断的，）心痛地大声说，毛羽一断，明天到集上就不容易出手了。不料，靳叔叔却龇着牙狞笑着，说：“明天！我还能让它活到明天？”话音刚落，他一抬腿，就把黄鹰踢个翻白，再也不动弹了。一时我竟惊呆了，见他没有好气，也没敢问个究竟。

沉闷了好一会儿，他才又说了一句：“看来老鹰也知道，落在我手里，没个好。”这话是一语双关的，因为后一次架网，战果不佳，足足守候了一个半时辰，也未见老鹰的踪影，我们只好怅然返回。

转眼间，又到了“猫冬”时节。一天傍晚，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炒熟的驴肉，还有一瓶烧酒，硬拉上我父亲到他的屋里小酌，—这里面自然带有酬谢房东的意思。母亲看他家没做晚饭，就让我给送过去一大盘菜饺子。靳叔叔便拉我也坐了下来。

这天晚上，显然他是喝过量了，平素寡言少语的他，此刻，却说起来没完，说着说着，竟落下了眼泪。我们这才了解到有关他的身世，听到了一桩发生在三年前的惨痛往事—

靳叔叔一家，祖居山东省临沂县，父一辈子一辈，薪火相传，已经不知道多少代了。到了他出生之后，赶上了从城里搬来的“土霸王”赫连福。从此，开启了他们父子的终生厄运。

赫连福心黑手狠，欺男霸女，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靳叔叔形容他，是“三角眼，吊梢眉，眼睛一眨巴一个坏点子”。一只鹰，一条“狗”，加上这个赫连福，被称为“村中三害”。“狗”是两条腿的，指他的狗腿子，是个有名的打手；鹰，据说是从俄罗斯买进来的，勾勾着嘴，圆瞪着眼，翅膀一张三尺挂零，整天怒气冲冲的，凶神恶煞一般。

鹰，是赫连福的爱物，整天不离身旁，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以致老太太们早晨揭开鸡窝时，总要唠叨两句：“小鸡小鸡细留神，小心碰上赫家人。”这当然无济于事，年复一年，被这只老鹰叼走的鸡，毛血淋漓，无计其数。眼看着自己精心喂养的大母鸡被老鹰叼走，老太太们心疼得都要流出血来，却只能忍气吞声，既不敢怒，更不敢言。如果有谁敢于说出半个“不”字，狗腿子便会立刻闯进门来，敲锅砸灶，闹得倾家荡产。

靳叔叔的父亲，从年轻时就在赫家当长工，已经在这座黑漆大门里，熬过四十个春秋了。这年秋后，他起了一个大早，赶着牛车去给东家拉秫秸，路上坡坎很多，不慎翻了车，右腿被砸伤了。伙伴们把他背回家去，刚刚躺下，赫连福就打发人来，叫他过去。他拄着拐杖，一瘸一颠地进了门，赫连福便恶狠狠地吼着：“真是个窝囊废！你跌伤了，倒没有啥；这大忙季节，叫我到哪里去雇人？”

老人越听越觉得不是滋味，气得“回敬”了一句：“怎能说，跌坏了腿还没有啥呢？”赫连福冷笑一声，说：“有啥没啥，与我没关系。找你来，是让你收拾收拾，赶紧回家歇着去！”就这样，苦奔苦曳了半辈子的老长工，一句话就辞退了。

老人回到家里，没吃又没烧，三天两头揭不开锅。这天早晨，喝了一碗高粱面糊糊，就一瘸一拐地下地去拾柴火。也是“冤家路窄”，合该出事，刚走出大门口，就和“村中三害”碰上了头。—赫连福摇摇晃晃地从东面走了过来，一只胳膊上挎着文明棍，另一只手臂上架着那只外国的老鹰，身后紧跟着那个打手。见到场院里有几只鸡正在低头啄食，赫连福便止住脚步，把鹰撒开。只听“嗖”的一声，那老鹰便闯入了鸡群，对着那只肥大的母鸡，开始搏击。靳爷爷一见被捉的正是自家那只下蛋最多的母鸡，一时，“怒从心上起，恨自胆中生”，照着老鹰就是一耙子。

靳叔叔说，当时老人想的是：“撕了龙袍也是死，打了太子也是死”，反正是一码事。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揍死这个鬼东西，也算给村中除去一害。说来也巧，耙子一抡出去，不偏不倚，正好打穿了老鹰的天灵盖，翅膀一扑楞，就玩完了。

这可闯下了弥天大祸。老人被赫连福和打手劈头盖脑地揍了一顿，最后又被带回去关押起来。靳叔叔当时在外村扛活，听说家里出了事，连夜赶了回来，托人说情，争取和解。赫连福对来人说：若要放人回去，必须应下三个条件：第一件，这只鹰是神物，要为它举行隆重葬礼，出殡那天，他们父子二人，要给它披麻戴孝；第二件，要像对待他家的老太爷一样，葬在坟茔地里；第三件，犯案的本人干不动活了，要由他的儿子献工三年，赔偿损失。

靳叔叔一听，立刻就火冒三丈，觉得实在是欺人太甚；但一想到遭受苦刑的老父亲，也便忍着怒气答应下来。可是，当去接父亲回家时，老人却死活不肯挪动地方，说是干脆死在他赫家就算了，也省得受这份窝囊气。结果，伤势本来就重，已经奄奄一息，加上又气又恼，第三天就一命呜呼了。靳叔叔急火攻心，两耳嗡嗡作响，当时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草草地埋葬了父亲，趁着夜静更深，索性一跑了之，隐姓埋名，下了关东。

这时候，我才知道，他原本姓葛，靳是母家的姓氏。

后来，临沂解放了，他便捆起了行李卷，只身回去了。过了几天，“笑婶”也不知去向。我家的西厢房重新空了下来，依旧寂然无声。

一天，母亲打扫房间，无意中从西厢房棚顶上，发现了一个小口袋，里面装有四块银元。料想是靳叔叔唯恐“笑婶”乱花，私自藏起来的，过后却忘记了，没有在离开时带走。当天晚上，母亲同全家人商量，想什么办法给靳叔叔捎回去。父亲说：“只听说他是山东临沂的，地方大着呢，人海茫茫，到哪儿去找啊？”

可是，母亲并不死心，为了打听靳叔叔的下落，几乎问遍了屯里的人。人人都说：找那干啥？到街上割二斤肉、打一瓶酒，吃掉算了！即便是老靳仍然在世，恐怕连他自己也忘光了

母亲却不这么想。她说：“人家血汗挣下的钱，我们迷着黑心眼子给花了，于良心有愧。”

尔后，过去了几十年，对此，她仍然耿耿在念，不能自释。钱，始终放在大柜底下，任何人都没有动过。

二十六、土特产

古语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地方有一种物产，有出金丝枣的，有产枸杞子的；有的地方出牦牛，有的地方产熊猫。人群也不例外，一方水土出一方人。过去人们常说，浙江的绍兴出师爷，直隶的河间出太监，天津卫的三河县出“老妈子”。那么，我的老家出什么土特产呢？也有很多，要说“两条腿的”，那就非土匪莫属了。

在我们那里，六七十年前，外面的世界，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的宪兵队“守候”着，什么“日满亲善”啦，“王道乐土”啦，说得比唱得好听。可是，我们所在的那个角落，却好似另一个世界，“膏药旗”从来也没有飘扬过。当局说这是“兵荒马乱”、“土匪如毛”之地，犯不上到这里来“捅马蜂子窝”。

私塾里，老先生出的作文题，便有过《三人行必有一匪说》。每当青纱帐起，那些手持各种兵器、“不服天朝管”的“顽民”，便四出活动，闹得个云低日暗，沸反盈天。“皇军”的本事大大的，却偏偏对这些人没有招法。当然，主要的还是他们对这一带没有看上眼，觉得这是一块“瘦骨头”—人烟稀少，土地瘠薄，除了“藏龙卧虎”的苇塘，再没有什么宝贵资源。伪满统治十四年，从来不沾它的边。结果，这里竟成了一片“化外”荒原。

对于土匪，当地人调侃地称为“胡三太爷”，也有叫他们“红胡子”、 “棒子手”、“马贼”的。这是一种以抢劫为职业的武装暴力集团，有别于砸门撬锁的流贼、小偷小摸的绺窃，突出的特点是武装化、集团化。成分十分复杂，成因多种多样。有的是家贫如洗，衣食无着，为着混口饭吃的；有的是抗租、逃税，或者躲避抓壮丁、下煤坑、当炮灰，溜到里边“暂栖身”的；有的由于命案、奸案、盗案或民事纠纷遭到缉捕、追杀，走投无路，“逼上梁山”的；也有的因为输钱、欠款，无力偿还，为逃债而出走的；还有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为了求个一官半职、称王立“棍”，结伙搭帮，铤而走险，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

由于动机不同，才具各异，最后下场和结局也悬同霄壤。像当地的土匪头子张作霖，后来竟成了奉系军阀的首领，当上了安国军大元帅；还有的成了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也有的为地主武装所收买，为虎作伥，当了“红眼队”，犯下了杀害土改工作队的滔天罪行，最后被民主政府处以极刑；更多的人，是随大流，跟着混饭吃，虽无善行，也算不上恶迹昭彰，终于得以保命全生。

我的一个舅爷，还有一个表姑父，就都属于最后这种情况。

早年，他们都曾吃过这碗饭，究竟是何因由，其说不一。据我祖母说，这个舅爷原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在一次嫖娼中，争风吃醋，失手打死了衙门里的什么人，就落草为寇了。到了晚年，好像他也没有攒下多少钱，却落下了残疾—瘸了一只腿，右手少了两个指头。小时候，我见过他，高高的个头，挺大的脑袋，坐在炕上腰板标直，说起话来瓮声瓮气的；见着酒就馋得流涎水，左手端着酒碗，拇指和无名指翘成一朵兰花，不管碗里面酒多酒少，总是一饮而尽。

每逢来到我们家，特别是三杯老酒下肚之后，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当日匪帮内部的情况。原来，土匪里面多数都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不识字，粗野、暴戾、凶狠，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内部虽然不如帮会那样组织严密，但是，也都具有松散的指挥系统和应该遵守的不成文的“帮规”，也称“绺规”。比如，有所谓“十不抢”：遇到送亲的喜车和送葬的丧车，一般的不劫不抢，主要是图个吉利；邮差不抢；摆渡的、行医的不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没有金银细软，主要是土匪渡河离不开“船老大”，经常出现伤号，总要找医生治疗；挑八股绳的不抢；车店不抢，因为风雪严冬时，常在里面住宿；尼姑、道士、和尚不抢；再就是，耍钱、赌博的不抢，有歌谣在：

西北连天一片云，

耍钱劫道一家人：

清钱耍的赵匡胤，

浑钱耍的十七尊。

传说，赌钱的祖师爷是宋太祖赵匡胤；而胡匪的开宗初祖是“布袋和尚”—他是“十八罗汉”里的第十七尊。所以，许多土匪的胸前都挂一个小铜佛。另外，他们出于生存的考虑，不到万不得已，不去打扰本家和当地的父老乡亲（财力雄厚的大财主除外），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

土匪都特别迷信，他们嘴边不离八个字：“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匪帮头目往往都把烧杀劫掠等各种活动，罩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以便于笼络徒众的情绪，鼓励他们在绝望中挣扎。当地流传着这样一件趣事：

有个老汉在大风雪天撞上了土匪。一个新入伙的“崽子”，见老汉胡子上冻了一层冰溜子，顺口说出：“嗬，这天头真冷，冰把胡子围住了。”其他人一听，愣神儿了。为了除掉晦气，他们想要拿老汉开刀。老汉反应很快，忙着用手一抹胡子上的冰，说：“没关系，围不住。冰是临时的，胡子是长久的。”匪徒听了，高兴地说：“这话中听。放他走吧！”

听说，土匪一般都有三样必备的东西：一件是后面带有长毛的狗皮帽子，因为他们常把短枪藏在脖颈后面；一件是“护屁子”—一块绑在屁股上的毛皮，便于随地而坐，防凉防潮；一件是腰带子，一般都是十二尺六寸长，遇有紧急情况，一头拴在楼房里的凳子上，一头攥在手中，然后纵身跳下，有时候上树、爬房，长长的腰带子也能够提供方便。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倒没有问过那个土匪舅爷，因为他早已死去了。

二十七、“绺子”

土匪活动的性质与环境，决定了他们行踪诡秘，行规复杂，隐语遮蔽，黑话连篇。对于他们内部的底细，“胡三太爷”圈外的人，很少知道。

前面提到的我那个表姑父，年轻时曾经在土匪窝里混过四个年头，后来改邪归正，逃到大兴安岭当了伐木工人。每到旧历年根，他都休假探家。有关“胡三太爷”的个中隐秘，我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

他说，当土匪有两个门径：一种是自起炉灶，占山为王，内部黑话叫“起局”；另一种叫“挂柱”，就是搭帮入伙—他本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那年秋天，县公署抓壮丁去给“皇军”修炮垒，轮到了我这个表姑父头上。走在路上，他听人说，为了怕走漏风声，炮垒修完了，鬼子要把民工统统活埋。表姑父心想，左右都是一个死，干脆跑它个“狗日的”，有幸逃出虎口，就算捡一条小命。于是，在一个夜黑天里，趁着“解手”，一溜烟似的钻进了高粱地里，蛇行卧伏，转悠了三天三夜，终于找到了“四海”绺子，入了伙。

他原来想得很简单，以为到里面随便躲躲风头、混碗饭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料到，这碗饭可并不好混。为了防止奸细进来，土匪对入伙的人，审查得非常严格。首先，要有相识的保人具保，签字画押，本人要在拜香仪式上对天盟誓。仪式十分隆重，在院子正中供桌上，插上十九根香，周围十八棵，代表十八罗汉，中间一棵代表本帮“大当家的”。誓言大略是“效忠老大，不计生死”等语。

这还不算，最令人胆战心惊的，是“过堂”审查。那天，签字具结之后，他以为没事了，抓起帽子来，抬腿要走；这时，头头吼了一声：“过堂！”说着，就把他拉到一个空场，让他脑袋上顶着一个瓦壶，挺直腰板，不许回头。大约走出了四五十步，后面“咣”地响了一枪，瓦壶碎成了一片片，他吓得立刻瘫在了地上。这时，来人让他脱掉裤子，一看已经尿湿了一大片。头头鄙夷地说：“这个扒子（意为胆小鬼、孬种）！”

他以为再也不能收留了。没想到，吃晚饭时，发给他一支枪、几十发子弹，还有一包银元。

刚才说到，他是在“四海”绺子入的伙。那么，什么叫绺子呢？这来源于“胡子”这个名称。胡须论绺，一绺也就是一伙。土匪把队伍拉出之后，都要报个“字号”。这种“字号”，一般的既是匪帮的名头，也是它的大头目的代称。除了这个“四海”，那个时期横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还有“青山”、“老二哥”、“四虎”、“大海”、“大老疙瘩”等十多伙绺子。

表姑父开始“入围”时，不懂得匪帮内部的专用语言（通称“黑话”），一张嘴就遭人嗤笑。以后听人说惯了，逐渐地也学会了：把推牌九叫“搬砖”，银子叫“老串”，信件叫“海叶子”；懂得了“眼线”就是通风报信，“插千的”是密探，“拉线”是给匪帮带路，“打闷棍”是劫道，正副神枪手叫“炮头”，警察叫“花脚跳子”。这类黑话，据说共有五百多种，四年工夫，他也说不完全。

土匪的活动天地，一般都是啸聚山林；而在我们那一带，主要是占据苇塘。每到苇叶齐腰时节，便进入了活动旺季。大帮的土匪主要是“砸窑”（即攻打大户人家的宅院），人数不太多的往往把重点放在“绑票”（掠劫活人为质，借以勒索钱财）上。

听父亲讲过，早年他给“何百万”家扛活。这是辽西一户有名的大财主。家里有枪支、炮手，防守严密，“砸窑”是很困难的。可他又是一块“肥肉”，不叼进嘴里，匪徒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通过智取，把大掌柜的抓走了。

本来，为了防备“绑票”，“何百万”一年到头蹲在家里，不走出大门一步。这天，他正躺在炕上，和小老婆面对面地抽鸦片烟，突然，有人进来报告：房后祖坟上有人祭祖，大队人马，穿袍结带，吹吹打打，闹得不亦乐乎。“何百万”说：“不管他！”过了一会儿，来人再次禀报：这伙人点名骂他‘是姑娘养的’，说他吃喝嫖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把何家祖上的阴德全败坏了。“何百万”感到蹊跷，他也弄不清楚这是族中的哪一支人，究竟来自何方，到底有什么来头。盛怒之下，抛下了烟枪，走出大门，后面紧跟着四个“打手”。

那伙“祭祖”的人，像是没看见一样，根本不和他打招呼，照样地焚香磕头，照样地骂骂咧咧。他气得大吼一声：“还不给我打！”可是，没等“打手”上前，已经有两个被那边的“神枪手”揭开了脑壳。然后，三拳两脚，就把“何百万”撂倒，捆起来，带走了。

匪帮给他蒙上双眼，带到一处匪窑里，一张口，“票价”就是五千块大洋。“何百万”岂肯答应，又羞又怒，愤然绝食。第二天早晨，匪徒割下了他的一个耳朵，让“花舌子”（负责联络的说客）给送回家去。这下可吓蒙了他的一妻二妾和大少爷。他们满口应承，两天之内，就把这笔天大的款项如数凑齐交上，才算保住了一条老命。

地了场光、庄稼进院之后，土匪便转入了“猫冬”期，分红，结账，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投亲靠友，或者带上银两和姘头远走他乡。这时，正是他们挥霍资财、寻欢作乐的时刻，有的吸大烟、听小戏，有的耍钱弄鬼、设局抽红，有的去找过去相好的女人鬼混。待到第二年春夏之交，青纱帐起，他们又都回到事先约定的固定地点集结，继续打家劫舍，掳掠一些殷实富户。

二十八、押会

押会，可以说成民间彩票，是我见到的颇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赌博形式。

说不清楚原因：解放前夕，在盘山一带，何以兴起了这种活动？开始时，当地人并不认同它，也没有谁往里掺和；后来，村西头一户人家的亲戚把它传了过来，还赢了一大笔钱，这样，就带动起来了。

办会（开设赌局）的是邻村一个小商人。事先贴出告示，说明出会地点、时间，“中彩”回报指数，押会办法。参赌的人，可以在天龙、光明、青元、坤山、元贵、吉品、至高、元吉等三十六个会名中，任选一个，押上赌注，钱数多少不限。设赌者每天出会一次，押对了的，能够得到该赌注三十六倍的回报，因此，村民都趋之若鹜，迷恋得如痴如狂。不过，命中率很低，十次总有九次落空。由于纯粹受偶然因素支配，没有任何规律可循，所以，一些村民便把希望寄托在神示、梦寤、异兆等种种迷信上。

有的到庙宇里或卦摊上讨签，根据签上提示，确定押哪一门；有的把所有会名一一写在纸上，团成纸阄，让不懂事的小孩去抓，抓出哪个就押哪个；有的早早起来，出门上街，捡到什么东西，回来由家人去猜解；有的根据梦境来分析解释，以确定要押的会名。但是，不管你怎么运筹、谋划，到了晚上，跑会的人回来一通报，仍然是一个“输”字。东院的叔叔、婶娘，是最热心、最活跃的押主，因而也是输得最惨的一对儿。他们晚上饭也不吃，只顾按照这天出的会名，把昨晚那些梦兆之类的征象，不厌其烦地一一加以核实、验证，结果，常常是恍然大悟，悔恨当时错断了机缘。人们说，这叫做：“早晨闷死鳖，晚上鳖醒腔”。

由于总是输，结果就什么千奇百怪、骇人听闻的道眼都想出来了。于是，有的便露宿荒坟旁祈祷；有的将骷髅或神像放在枕边共眠，意在求得梦中鬼神昭示。人们还施行一些突破成规、漠视伦理的做法，如大伯子背兄弟媳妇，长辈给晚辈拜年，公爹早起用灰耙子掏儿媳住屋的灶炕（民俗：把与儿媳有不正当关系的公爹称作“掏灰的”）等，一当发现当事人有些什么异样反应，或说了什么反常的话语，便都作为选定会名的依据。

有的还通过“扶乩”，求得神仙降示。道具很简单，只有两件：一个乩架—小型的箩圈上，安设一个插有竹筷子“十”字形木条；加上一个铺着细沙的沙盘。事前，由一个女巫书符、念咒、请神，然后由两个人双手托着乩架，任它在沙盘上随意走动，画出种种符号或文字来，以此作为神示。

实际上，这些都是愚弄人、欺骗人的。你看，由知书识字的人托乩，就能够写出字句；若是换上两个文盲，则绝对写不出来，要么停着不动，要么就乱画圈圈。可是，当时人们已经陷入一种痴迷状态，竟然坚信不疑，结果，自然是照输不误。难怪人说，赌博这个人类社会病态的畸形文化，从它产生伊始，就与迷信占卜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西街有个外号叫“赵大胆”的，听外村人讲，有人通过“打鬼”，勒令鬼魂提示线索，结果赢了两千块大洋，这使他动了心，也想要试上一试。但是人说。要想灵验，必须是非正常死亡（所谓“横死”）的；而且，是新近死去的。他正在愁着这两个条件没有着落，恰好邻居孟三儿来家串门。孟三儿外号叫“犟眼子”，平时不信鬼神，曾经往土地爷身上撒尿，还给地藏王菩萨画过黑脸，经常弄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恶作剧。这些，“赵大胆”都清楚；不过，由于两人都曾在河西当过长工，平素像亲兄弟一样，到在一起无话不谈，这次，他也就把准备“打鬼”的事说出来了。

一听说“赵大胆”要去打鬼，“犟眼子”眨了眨三角眼睛，龇着牙狞笑，便说：“这事儿倒很新鲜。不管我信不信，也得帮大哥一把。待我出去访察访察。”两天过后，孟三儿告诉他，前杜屯新近出了个死鬼，是个过门不久的新媳妇，因为婆婆骂她“不正经”，一气之下，上吊身亡，棺材就停在屯西大草甸子上，要待明春冻土开化才能落葬。“赵大胆”自是万分高兴，但他却说：“这事儿，只能由我一个人悄悄地干，不然，就不灵验了。”临分手时，他还郑重地嘱咐孟三儿：“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好不容易，捱到了半夜时分，“赵大胆”喝了三杯烈性酒，腰间掖上一条马鞭子，悄没声地溜出了家门，先是奔南，后又转西，直向大草甸子扑去。这是一个夜黑天，对面五米不见人，风吹草叶子“刷拉、刷拉”地响，偏偏两只老鸹也来凑趣，不知从哪儿飞了起来，“嘎嘎”地叫了几声，怪瘆人的。他停下脚步来，四下辨识一番，终于找到了那口白茬棺材。也顾不得害怕了，便面朝着棺材的头，纵身跨了上去，挺直了腰杆，抽出马鞭子，对着棺材前后左右地胡乱抽打起来，嘴里高声喊着：“快说！明天上会押什么？”

“九宫！”棺材里应声吼出一个会名。

尽管他殷切地期望着死鬼答话，而且早作了思想准备；可是，当里面真的出声应答时，在他来说，还是石破天惊的。登时，吓得三魂出窍，一头便从棺材上跌了下来。

这时，棺材里答话的人也钻了出来。你道是谁？正是孟三儿。他赶忙上前把“赵大胆”抱了起来，不住声地叫喊：“大胆，大胆！你怎么了？”“赵大胆”却寂无声息，摸了摸胸脯，脉搏已经停了，这回他才觉察到事态的严重。背起“赵大胆”来，疯了似的直奔赵家跑去。叫开了门，“噗通”一声，把死人放在炕上。然后，就低下头来，一把一把地抹着泪水。他向赵家的媳妇呜咽地诉说着：听说“大胆”要去打鬼，他就提前赶到坟场，把死尸扯出来，自己躺在棺材里，无非是想和他开个玩笑，没想到—

那妇女早已哭成个泪人儿，孟三儿说了些什么，根本没有听进去。只是不停地扑打着炕沿，口里喊叫着：“他没了，往后我可怎么活呀！”

停放了三天之后，由孟三儿披麻戴孝，擎幡引灵，棺材停放在房后的祖茔里。从此，他包下了赵家全部的农活，直到后来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经过这一次的折腾，这两家再也无心押会了。

出会的场景，我去看过。那是午后三四点钟，场地中间竖起一个木制支架，从上到下垂下许多条布带，上面满挂着赌客记名的红纸包，里面有会名和作为赌注的现金。

设局的老板，事先安排人在外面放一通鞭炮，待四周的人围得满满的了，老板便大摇大摆地出场，威威势势地站在方桌前面。身旁陪伴着助手，一个是军师，一个是账房先生，身后不远处还有两三个保镖的。

出会，每次都是三板定案。我看到的那天，第一板拍出“天龙”之后，老板和助手便面对大家察言观色，周围果然有所反应；这时，他们就判断这种反应意味着什么，经过一阵悄悄的嘀咕，于是，又拍了第二板，还是“天龙”，这一回简直是“群声鼎沸”了，主会的便又商量了一阵；第三板“啪”地一拍，爆了个冷门：“红春”。由账房先生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红纸上。

下一步，就是揭会了。从上到下，一包包地解开，当众宣布。押正了的当场付出三十六倍的红利；没有押对，就把钱随手放进一个大木匣里。

为了招揽生意，设赌的老板一般的还讲求信誉，否则，代价太大。但个别情况下，作弊的也有。听村西的聋子二叔讲，他在邻县串亲时，赶上过一次。那天，赌场上已经挂出会名，人们认出是“元吉”；但是，一开封就遇上一个特大赌注，回报超过千元，老板见势不妙，便抽身返回，示意两个镖棍在台前燃放鞭炮，并撒出许多铜钱。登时，会场上烟雾迷漫，会众纷纷伏下身去抢拾硬币，秩序大乱。账房先生趁机更换了会名。待到烟消雾散时，人们看到的，已经变成了“元贵”。所有押中“元吉”的都大呼上当，只是慑于老板的威势，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设赌者注意研究会众的心理，有时连续三天，出同一个会名；为了鼓动更多的人参与，常常雇用一些人故意押准，大把大把的票子往外付出，使人看着眼热心急，第二天便会有更多的人押会，老板就可以聚敛更多的资财。

一时间，城乡各个角落，都泛起了赌博的狂潮。黄发垂髫，各色人等，莫不罄其所有，各存幸念，行思坐想，希图一掷成功。许多人倾家荡产，连姑娘办嫁妆的钱、小孩压岁钱、老爷爷买棺材钱，都搜刮净尽，致使上吊、投河的经常出现，凶杀、盗案更是不断发生，闹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直到新政权建立，才把它彻底地取缔。

二十九、文化性格

由于处在一种比较封闭的圈子里，我家这一带，人们的文化性格带有保守性、迟滞性；而民风却是质朴憨厚，豪爽好客的。过往行人随便走进哪一家，只要赶上开饭时刻，都会被让到炕桌前，有干的吃干饭，没干的喝稀粥，吃完了任你抹干嘴巴走开，分文不取。人们进了西瓜园子，口渴了可以摘瓜吃，但是不能带走，而且，要把瓜籽留下。听说，医巫闾山的梨园也是这样，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可以伸手摘梨，放开肚皮吃，只要不揣走就行。

当地民风淳朴，较少世故与机心，但是，由于过分质直、认真，有时不免透出几分呆气。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趣话：

有个过路人向一位老者问询：“到大观音阁还得走多长时间？”老者瞠目不答。问路人以为遇见个聋子，便顾自向前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十几步，便听老者在后面招呼：“回来，我告诉你！”只见他向山那边指了指，说：“再有一袋烟工夫就到了。”那人怪他开始时何以漫不作答，他说：“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你的步子有多大。”逗得问路人“噗哧”地笑了。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这一带的人，说是愚憨可以，说是强悍、鲁莽也无不可；豪爽的另一面，便是粗疏、暴躁。人们说话声高，即使随便闲谈，也像吵架似的，动辄满嘴喷唾沫，脸红脖子粗。有人形容：一句话不投合就瞪眼睛，两句话不中听就伸拳头，三句话不顺心就动刀子。这当然是言过其实了。但就那些“耍光棍儿”的刺头来讲，还是恰如其分的。赌钱输了，掏不出票子来，他就回身扯出一把杀猪刀，从自己屁股蛋子上割下一块肉来，抛到牌桌上作赌注，吓得赌徒们“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吭声。这样，就算立下了“光棍儿”，以后见面，就要以“爷”相称。

我们附近，有个姓张的大赌棍，没钱下赌注，把老婆押上了，最后眼睁睁地看着“结发妻”被人带走，回家被伯父、叔叔绑在电线杆子上，打得皮开肉绽。一赌气投了军，最后当上了旅长。为了显摆，他要回家祭祖，连续三年给家里汇来巨款，嘱咐重修父母的坟墓，可是全被老弟赌钱输光了。眼看着祭祖日期逼近，怎么交差呢？有人给老弟出主意，抓紧在父母坟茔上堆起个大土包，就说一切豪华工程都埋在了地下。老弟依计行事，从邻近村屯动员了二百民工，日夜突击上土，大馒头、菠菜汤供个饱，随便吃。我父亲当时还年轻，也跟着干了两天两夜。总算赶在祭祖之前完工了。

这一天，旅长大人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衣锦还乡了，老弟和众乡亲郊迎八里，当晚住在村公所里。第二天要巡视墓地，老弟的“军师”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言词秉报说，高坟起冢，本是王公贵族的形制，考虑到旅长大人也是公侯一级，这样做也不算越轨。接着，就顺口胡诌了阴宅的工程如何讲究、如何浩大。旅长本想亲眼看一下，后来听说阴宅一经封土再也动不得，否则就破了风水，也就作罢。三天的祭典结束，正待勒马回营，忽然有人给他打了小报告，说他受了骗，一切都是弄虚作假。于是，旅长学着日本人的做法，给老弟和“军师”往鼻子里灌了辣椒水，终于侦得了实情，一怒之下，打断了老弟的三根肋骨，长叹一声，催马扬鞭而去。

当地一些虽然地位不高、但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特别讲究排场、死要“面子”。有的明明吃的是平常饭菜，在人前也要装出一副吃过了鸡鸭鱼肉的样子，不停地打饱嗝，还要半天半天地剔牙缝儿。打架时一看要吃亏了，赶紧往回跑，还要高声叫着：“你等着，不要动，我先解个手，回来狠狠地收拾你！”

一些人还喜欢说大话、吹牛皮。屯子西头，住着个赵书阁，逢人就讲他的“优胜纪略”：

“有一次，我在西河沿儿推牌九，一个通宵赢了二十根金条，往哪里放呢？情急智生，就把一根根金条并排缝在一块厚布上，然后往腰上一缠—”，说到这里，他眉飞色舞、神气活现地问周围的听众：“你们知道什么叫‘腰缠满贯’吗？就是像我这样！”

“可是，没有料到，一出大门就被‘胡三太爷’盯上了。走出二里地外，‘啪、啪、啪’，甩过来一梭子子弹，冲着我的腰身打过来。”他又接着往下嗙，“你猜怎么样？安然无事，一个个弹头都被金条挡回去了，只是马褂上落下了几个小窟窿。我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枪来，瞄准他的后脑勺，‘叭’的一声就撂倒了。”

土改时搞清算，划成分，明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一双肩膀支着个嘴，三天两头揭不开锅，可是，有人仍然检举了这件事。工作队长带着记录员，郑重其事地找他谈话，交代了政策，指明了出路，要他打消顾虑，把金条如数交出。

赵书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架势，一时哭笑不得，只好彻底坦白：那些话，全是自己瞎编的。一边说，一边打自己的嘴巴，逗得小记录员笑痛了肚皮，笑出了眼泪。

同说大话有关联，人们喜欢给穷地方起富名字。黄金坨、万金滩、兴隆村，实际上，那里都是碱滩，遍地长着密麻麻的黄芨菜，秋风刮过，满地金黄。

有一次，我问父亲：“明明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完全相反，可是起的名字比什么都美，这究竟是为什么？”

父亲说：“这可不是为了吹牛，是寄托着一种愿望。”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当然，也许有另一种意味，比如，你伯父只有五尺多高，人们却叫他‘王大个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带有反讽、调侃的意味。

在我们村子东面，影影绰绰，看得见一点轮廓的，是高升镇。这是周围几十里粮菜、柴草、畜禽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我五岁那年，第一次跟随父亲去赶集，觉得除了天大地大，就是高升街最大了。说是只有八里地，可是，我却觉得很远很远，那段路老半天也走不完。高升镇的东北方，三十里外有个詹家堡子。本来没有什么出奇的，只因为这里是少帅张学良的出生地，远近就闻了名。五里八村的人，提起这个“小六子”，个个眉飞色舞。有的说，这个人厉害得很，眉毛一耸，连小鬼子也惧怕三分。也有的说，他喜欢跳舞，身旁有两个能干的女人。还有的活灵活现地说，张学良是个武把式，挎双枪，骑大马，脚登高靿儿皮靴，身长八尺，一跳一丈高，俨然成了个大罗神仙。

三十、花云

在读私塾的年月里，最为畅怀惬意、赏心悦目的，莫过于春秋两季的郊游了。

印象最深的那次春游，是在结业那年，恰值梨花开得正闹时节。先生带领我们来到闾山东麓一处丘陵地带，整个向阳的一面坡，上上下下，高高低低，叠叠层层，到处泛滥着、奔涌着浩荡的花潮，浮荡起连天的雪浪。我们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土路穿行于花树丛中，像是闯进了茫无际涯的香雪海，又好似粉白翠绿的万顷花云呼喇喇地浮荡在头顶上。仰望天穹，蔚蓝而高远，雪白的云朵，像羊群、棉絮一般，舒卷着，游荡着，转盼间就变换一个模样。远处的山峦罩着烟岚晴雾，仿佛蒸腾着热气，青松翠柏间欹侧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岩石，充满了泼辣的生意。

归来后，先生让我和嘎子哥以这次郊游为素材，写一篇记叙文。要求既要纪实，把眼中的所见写出来，又要把心中所想也呈现在纸上。他说，高明的画师总要在图像之外给人留下一些可供思索的东西。

驱遣文字来描形拟态，状写事物的发展经过，我并不打怵；可是，一听到“思索”二字，就有些犯愁了。尽管老先生多次强调，读书中要设法疏通思路，多在思索上下功夫；但我自认这种能力是比较弱的。那时候主要精力是放在记诵上，拿起笔来，充其量也就是表情达意，而不善于分析、思辨。用绘画作比喻，只能够“写生”，求其形似，而做不到传神写意，更谈不上进入化境。

当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琢磨出一个思路，用现在的话讲，运用了联想（其实，这里面也有思辨）。我把郊游中看到的梨花景观，同我外祖父家的梨园作了比较。我讲，外祖父家的梨园是在平地上，我进入里面，感觉像是穿越花海；而郊游中看到的梨园，却是在一个丘陵坡地上，站在下面往上一望，仿佛是一片花的云霞浮在头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花云”，写了大约有五六百字。卷子交上去后，我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春饼。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原来，塾师批改作文，都用墨笔勾勒，一般句子每句一圈，较好的每句双圈，更好的全句连圈，特好的圈上套圈。对欠妥的句子，勾掉或者改写，凡文理不通、文不对题的都用墨笔抹去。所以，卷子发还，只要看圈圈多少和有无涂抹，就知道作文成绩如何了。

席间，父亲请先生为我另起个名字。早前，父亲按照辈分，并参照我的两位兄长“庆学”、“庆贤”的名字，为我定下了“庆良”二字；结果未出四年，他们先后谢世，迷信很深的父亲，一直觉得这个名字不祥。后来，因为嘎子哥叫“庆槐”，“魔怔”叔说，那就叫“庆沂”吧—古代王氏家族，有过“三槐堂”和“沂国公”的显赫名头。可是，用过之后，邻里、亲戚都说“沂”字不好认，有的念“斤”，有的念“芹”。所以，这次请老先生再起一个。

先生说：“《晋书》里有‘充闾之庆’的成语。按排序，你正好赶上‘庆’字。我看，可以把‘庆’字隐去，称为‘充闾’。”父亲和“魔怔”叔齐表赞同，他们都熟读过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那里有“子光前曰充闾，子过父曰跨灶”这句话，意思是光耀门庭，强爷胜祖。先生接着又补充一句：这里的西山，名为闾山。这样，‘充闾’一词就不独是荣宗耀祖，还有光耀乡邦的寓意。借用欧阳修的话说：“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多年来，私塾都不放寒假。老先生曾多次说过：“心似平原野马，易放难收。学而时习之，要取得成效，学童应该始终保持敬、静、净的心态，最忌讳的是时作时辍，心浮气躁。”但是，进了腊月门之后，课业安排相对地宽松一些。因为这段时间没有背诵，晚自习也取消了，我便常常晚上去逛灯会，看高跷。不过，有时先生还要拉我们命题作诗，或者临机对句，也是很难应付的。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意思是，官府衙门到了腊月（嘉平月）二十前后便要封存印信，停止办公；村里临时设置灯官，由民众中产生，俗称“灯笼太守”，暂时摄理民事。到了正月下旬，官府衙门印信启封，灯官即自行解职。辽西一带乡村，结合本地的实际，大都沿用了这种习俗。灯官的差事并不复杂，而且能够增加一些收入，但因旧时有种说法：“当了灯官的要倒霉三年”，因此，一般的都不愿意干。村上只好说服动员那种平时懒惰、生活无着的“二混子”来担任，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中的困难。

到了旧历除夕，在秧歌队的簇拥下，灯官身着知府戏装，头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之中，前有健夫摇旗喝道，两旁有青红皂隶护卫，闹闹嚷嚷地到全村各地巡察。遇有哪家灯笼不明，道路不平，或者随地倒置垃圾，“大老爷”便走出官轿，当众予以训斥、罚款；街头实在找不着岔子，就要走进院子，故意在冰雪上滑溜一下，然后，就以“闪了老爷的腰”为名罚一笔款。这笔钱，一般用来支付春节期间各项活动开支，同时给予灯官这类特困户以适当的补助。被罚的对象都是村里事先圈定的，为了不惹麻烦，尽量避开那些高门显贵，而挑选一般的殷实富户，农村所谓“土财主”者，到时候找个名堂，走走过场。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样，既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又带有鲜明的娱乐性质，颇受民众欢迎。

每当灯官出巡，人们都前呼后拥，几乎是全村出动。这天晚上，刘老先生也兴致勃勃地出来了，随着队伍观看。第二天，就叫我们以此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和一首即事诗。

三十一、小妤姐

我想了一下，这篇回忆文字，需要从我整理旧书说起。

我念过八年私塾，读过的、收藏的旧书不少，“三、百、千”、“四书五经”，连同那些铜版、木版刻印的古代诗文选本、专集，以及部分史学名著，流失了的不算，手头存留的总还有一百多本吧。那淡淡的书香中，不仅埋藏了我的辛劳、凄苦的童年，浸透着近三千个日日夜夜的心血；而且，许多书册上都留存着塾师的“手泽”—封面上有他用正楷题写的书名和我的名字，书页上还有他用朱笔点出的断句。

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刻意地珍藏着。它们跟着我，从僻远的荒村走进了县城，又从县城到了我曾工作过二十多年的地级市，近三十年，又随着我进了省城。其间，它们也像人事一样，经历过甘甜，也遇到过苦难，甚至面临着毁灭的危险。说来，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虽然那些书里没有什么珍本、善本，并不具备特殊的收藏价值，但是，“书卷多情似故人”，毕竟存在一种难剪难理的深厚感情。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刚刚涌起，“破四旧”就开始了。那时，我刚刚从一家报社调到市委机关工作，行李和物品零乱地堆放在楼上一间暂时没有住人的空屋子里。这些锁在木箱里的旧书，也随之原封不动地运到楼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开过了。我整天提心吊胆地关注着这些旧书的命运，唯恐那些难以理喻、思想单纯的红卫兵，会把它们作为“四旧”的典型付之一炬，可是，又苦于找不到一个理想的掩藏处所。为此，常常中夜惊悚，忧心如捣。

一天，我在窗外闲步，突然发现这座楼房原是尖顶的，就是说，上面装有木质的桁架。那么，天花板上必然有着很大的空隙了。回屋看了看，墙后果然有个可以直达棚顶的绳索结成的缘梯。于是，便在一天深夜，悄悄地把书箱搬到棚顶上去，密藏起来，然后，再把缘梯撤除。化用朱熹老夫子《九曲棹歌》中的两句诗，从此，也就“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卷千篇锁翠烟”了。

尔后，“破四旧”的飓风虽然止息，其他名目繁多的批判、斗争，却还是一场接着一场。随着我连续几年下放工厂、农村劳动改造，再就很少进入这座楼房来住宿了，更是难以提起展读旧书的兴致。直到机关给我分配了住房，家里从农村迁回城市，一切都安顿得差不多了，我才重新架起梯子，钻到顶棚上，沾着浑身满脸的灰尘，把旧书箱搬运下来。屈指一算，已经八个年头过去了。

这天，我敲开了木箱的锈锁，把那些线装书一本一本地放到太阳底下晾晒着。顿时，仿佛又回到了童年，像三十几年前那样，依旧坐在塾斋的炕上。其中的“四书”是用一条布带子打着“十”字花捆起来的，解开布带，见到每页的书角，全都用蜡液熨过，使得那些因为翻检频繁、边角有些打卷儿的书页，变得十分平整了。我想起来了，这都出自小妤姐当年的手泽。

记得，那是1948年的秋天，小妤姐看我早就读了《诗经》、《书经》等一大批新书，“四书”已经放在一边不用了，便把这一摞旧书收在一起，带回她的房间里。多少天以后，重新放置在我的书桌里的“四书”，已经熨得平平展展，简直像新的一样。我现在记不起来，这布条是她捆的还是我捆的，反正从那以后，这一套书我再也没有翻检过。因为过了旧历年，我就进入了镇上的补习班，半年后，又考取了县城的中学。此后，面对的是全新的视界，便再也没有机缘接触这些旧书了。

现在，翻看着这一册册的线装书，有如旧梦重温，说不出滋味是酸是甜，情怀是悲是喜，也许是几分欣慰又夹杂着丝丝的怅惘吧。翻着翻着，我突然发现《论语》上卷里夹着一张写在带格的彩纸上的字条。铅笔字，不怎么熟练，有些歪歪扭扭，却写得十分认真。三十几个字，都是竖着写的（标点是我加的，改了两个错别字）：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尽管过去没有见过小妤姐的字迹，但我知道肯定是她写的，不会是别人。

小妤姐是谁？她是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的小女儿。

要看她待我的那种真诚，那份情意，简直像我的亲姐姐一样，其实，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亲属关系。应该说，在我整个就读私塾期间，除了嘎子这个铁哥们儿，还有一个“课外指导”，就是小妤。

她小小年纪便遭遇到惨痛的不幸。十岁那年，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的母亲，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而含愤跳进了辽河。从此，她便开始了流离转徙的动荡生涯—先是嫁到邻县的姐姐把她接了过去；待到刘先生在我们村里安顿下来，她又从姐姐那里回到父亲身旁。父亲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影响，不让她念书识字。可是，由于她赋性聪敏，又兼较长时期在私塾这种文化环境里熏陶，也懂得许多文化知识。她认识许多字，而且，背得出来《弟子规》、《名贤集》、《神童诗》中的不少
词句。

小妤姐的性格有些内向，比较孤僻，平素很少和邻居的孩子们交往，这可能和她从小就遭遇苦难、失去母爱有关系；但与我却很合得来，用现在的话讲，共同语言比较多。我虽然小她三岁，个子却比她还高，生就一副“孩子王”的英雄气概，又兼天资颖悟，课业拔尖，因此，很受她的
青睐。

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闲谈，说起了她的名字。她说：

“小妤，是我的小名，母亲起的。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多岁了，因此，我的大名叫做晚芳；后来父亲又说，还是叫野芳好。待到我母亲去世以后，父亲日夜思念，为了纪念我的母亲，便放弃了我的大名，叫起了
小名。”

“晚芳、野芳，名字都很典雅。”那时，我已经读过了许多书，便告诉她：“‘野芳’的来历，是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的诗句：‘曾共洛阳花下住，野芳虽晚不须嗟’。这个大文豪，似乎特别喜欢‘野芳’这两个字，他在一篇文章里还写过：‘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

她听了高兴得跳起来，称赞我说：“你知道的真多！”

三十二、绿窗人去远

这天，我到塾斋很早，老先生正在吃饭，小妤姐撂下碗筷，就过来和我闲谈，同时，带出来一些花生米和糖块给我吃。她悄悄地告诉我，父亲昨天晚上犯了烟瘾，早晨起来就没有好气，性情焦躁得很，让我背书时多加小心。

背书开始了，我站在地下，背对着老先生，面向着东墙上的孔夫子像。我从左侧的门帘缝隙，看到小妤姐隐在门外的身影。我知道，她是放不下惴惴的心，生怕我出现差错，遭致斥责，因而偷偷地隐在一旁查看。幸好，从始至终，我背诵得十分顺利，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我那时特别贪玩，在复习功课时，经常从炕席上拆下一些苇篾儿，弯作弹弓，去弹射嘎子哥，以致时间一长，屁股底下便破出一个大窟窿。小妤姐便悄悄地把牛皮纸抹上浆糊加以粘补，有时，还趁我们放学回家，把苇席调换一个角度。这样，我也就可以继续干那种拆折苇篾、弹射别人的淘气勾当了。多少天以后，屁股底下又出现了漏洞，小妤姐便再次地耐心粘补，看不到有丝毫的厌烦情绪。遇到夜黑天，伸手不见五指，路上绝少行人，我念完三排香的“夜书”回家时，她总是拎起门后的一条木棒，往前护送一程，然后，自己再独自回去。

过大年前后，私塾临时停学几天，我便常常跟着小妤姐到前村去看戏。戏台距离地面有五尺高，用木板搭成，坐北朝南，台下挤满了看客，周边都是卖各种小吃的。到了那里，小妤姐总是先去给我买个大麻花或带窟窿的烧饼，然后，我就一边吃着一边观看。这天，我们看到了最精彩的节目。台上跑着一只金钱豹，神气活灵活现，虽然是由人装扮的，却和真的一样，一蹿，一闪，一跳，一滚，博得了满场的掌声。

还有一个武生，出场时，先是威风抖擞地亮个俊相，然后把一支钢叉，朝着戏台右上方飞掷过去，不偏不倚，端端正正，恰好扎在戏台的柱子上。亏得他功夫到家，扎得准，不然，稍稍出一点偏差，飞叉就会掷到台下，扎在看客的脑袋上。尽管没有出现事故，台下的人群早已慌作一团，吓得一个劲儿地“妈呀—妈呀”地乱叫，过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拍巴掌喝彩。这时，武生却已经踅回台后去了。我还瞪着一双眼睛，定定地等着看他的新招法，小妤姐却不容分说，拉起我的胳膊就往外走，嘴里一迭连声地叨咕着：“白给咱八百吊（钱），也不看了，—太危险！”

在家里闲不住，我们便去村子东头看高跷秧歌。广场上的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唢呐翻着样儿吹，铙钹、锣鼓敲得震天价响。钻到里面一看，扮武丑的“头跷”刚好转到我们的身边。只见他，头戴着一顶黑尖帽，勾了个三花脸，嘴角旁留着个倒“八”字胡，手里摇着一条马鞭，左翻右摆，闪腰垫步，跳着各种秧歌的舞步。后面紧跟着大队人马，认得出来的，有许仙、白蛇、孙悟空、猪八戒一流人物。那智勇双全的孙大圣，一会儿蹦到这边，一会儿又窜到那边，一手舞弄着金箍棒，一手又抓耳挠腮，异常活跃。而心存邪念、老惦着娶媳妇的猪八戒，腆着个大肚子，扇乎着两个大耳朵，扛着钉钯，晃晃悠悠，滑稽可笑。

最逗趣的是那个丑婆，身穿一套花衣红裤，耳朵上缀着两只红辣椒，手里攥着一把棒槌，嘴上还叼着一个烟管很长的大烟袋，搔首弄姿，忸怩作态，洋相百出。当她发现许仙和白娘娘正在眉目传情、亲亲热热地翩翩对舞时，便忙不迭地跳过去，抡起棒槌捣乱，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干涉。我已经看得入神，咧着大嘴呵呵地笑，小妤姐却把嘴巴凑到我的耳边，嘟囔了一句：“你看这个老东西，烦人不烦人？”

现在，回头说说小妤姐的字条上写的“淘气闹了几次危险”的事。

前面我曾写过，由于塾斋闹学，受到惊吓，病倒了三个多月。那期间，小妤姐曾多次到家里去看我，还给我做鸡蛋疙瘩汤吃；每次老先生去家里探视，她都要尾随前往。

还有一次，我站在秫秸垛上，与隔院的孩子打土圪垃仗，脚下一出溜，不慎滑进了两个秫秸垛的夹缝里。秫秸的茬子尖尖的，像锋利的枪刺一般，把我全身的皮肤划出了十几处伤口，这样，人们还说：“太幸运了，多亏没有扎着眼睛”。最尴尬的是，处在两个秫秸垛的夹缝中，左右动弹不得，全都有尖刺顶着，挣扎了好长时间也钻不出来。最后，还是由我父亲和东邻的二哥帮忙，把秫秸一捆一捆地捣动开，才算解救出来。

最危险的那一次，是被牛犄角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事后，人们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

听到我讲述这些情节，小妤姐一会儿焦急，一会儿惊悸，一会儿摇头，喃喃地说：“简直把人吓死了，你可不能再这么闹下去！”过了一会儿，又补充一句：“我父亲讲过，多难之人，必有厚福。—你是一个命大、有福的人。”

她就是这样对我一片真情，时时处处关心着，照应着我。只是，由于我当时年龄太小，不懂得感情上的事，对于她没有过任何的回报，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表露过。

记得就在最后这年夏天，一个深夜，我从睡梦中醒转过来，听到母亲和父亲在说话。母亲说：“小妤这个孩子，真挺好。人不大，特别懂事。对咱们的孩子，也是一片真心。”父亲接上说：“老先生和他‘魔怔’叔，也有心成全这门亲事，将来小妤嫁过来，两家好上结好，友情加上亲情。可是，我始终没有点头。我不吐口的原因，是他们二人的属性犯克，命相不对。”

说着，父亲叨念了一套口诀：“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如刀斩，金鸡遇犬泪交流，龙逢玉兔云端去，猪与猿猴不到头。”

父亲说：“咱们的孩子生在乙亥年，属猪；小妤生在壬申年，属猴。‘猪猴不到头’，古有明训，这叫犯属相；再者，他们一个是火命，一个是金命，火克金，金若遇火，必见销熔，‘金火夫妻克六亲，祸及子孙守孤贫’，这也是相书上写着的。命相不对，一生遭罪。这门亲事做不得！姻缘系由天定，人事不可强求。”

母亲又说：“那若是按这里本地的算法，女孩子算“进”，小妤不是应该加一岁吗？”

父亲说：“命相学算的是属相，不论实岁、虚岁，她都是属猴—这没有变化。”

母亲也是最迷信命相的，听了父亲这番话，轻轻地叹息一声，两人便再也无话了。

看来，在那个年代，儿女们的婚事，在老一辈人的心目中，除了命相、属相，其他条件都是可有可无、无须过问的。每个当事人，不过是件金属、火焰、水滴、木块、土圪垃，至多只是一个大小动物，其他什么也不是。

上了中学以后，我问过历史老师，那套合婚、算命的玩意儿，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老师说，早在汉代，就形成了完整的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白虎通义》中讲到了“五行相克相害”的道理。这是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

从那以后，再见小妤姐的面，就越来越少了。

后来听说，小妤经她姐姐介绍，嫁给了邻县农村的一个小伙子。此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会过面，音信也杳然了。昔梦追怀，我曾写过一首小诗：

秋水映长天，

黄花似昔妍。

绿窗人去远，

相见待何年？

三十三、淘书

一说淘书，人们会立刻想到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文庙、南京的朝天宫旧书摊。可是，在我小时候，莫说这些大都会，就连本县的县城也没到过。这里我只是借用，不过是想说说去姑妈家挑选古书的一次经历。

俗话说：“姨娘亲，不是亲，死了姨娘断了筋；姑妈亲，才是亲，姑妈死了连着筋。”实际情况，倒也未必。我的姑妈家在冯坨子，离我们家不到十华里；可是，姑妈死后，两家就很少走动了；说是形同陌路，也不过分。

我问过母亲：“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咱们穷？”

母亲说：“不要那么讲。姑父是读书人，不习惯走动；孩子们都在外地；续弦的姑母毕竟生疏，自然就来往少了。其实，他们也谈不上豪富，早已经成了破落户。”

在我就读私塾的第七年冬天，姑父捎过话来：“听说小侄读书上进，请哥哥（指我父亲）带他过来挑些书去。”

父亲笑说，拿挑书做引子，肯定还有别的事。

我却是欢呼雀跃；母亲也在一旁促驾，并且稍稍给我打扮一下。这样，父子俩就上路了。父亲在前面挑着两个椭圆形的荆条筐，我背起一个书包，紧跟在身后。走了多半个时辰（用现在的话说：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

姑父已经等候在门前。个头不算太高，戴个养目镜，也许是眼睛不太好；胖乎乎的，却是一脸的愁容。

三间砖房，比较高爽。我们刚刚坐定，寒暄了几句，姑夫便挑明了话题：

“外面风声很紧，下一步不知道怎么变化，趁着现在还平静，你们把那些书挑一挑，凡是有用的，赶紧拿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说：“人间万事，分由天定，书的命运也是如此。喜欢的时候，舍命收藏；最终难免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说着，就带我到对面屋子里—也算是书房吧，让我自己挑选。

我早就听说，姑父家是书香门第，从前也阔过；到姑父这一辈，已经家道凌夷，但他嗜书如命，早年积存了很多书，后来尽管手头拮据，也没舍得出卖。

书架上，覆盖着一层灰尘，我用笤帚简单地打扫一下，看出来，多数都是经书、史籍。由于“十三经”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我都有了，并且多数已经读过；所以，重点是挑选一些手头没有的，包括未曾闻见的，如《渊鉴类涵》、《纲鉴易知录》、《贞观政要》、《韩文起》、《朱子语类》、《涵芬楼秘笈》、《秋水轩雪鸿轩句解尺牍合璧》、《词综》、《李太白诗文集》等四十左右种，装满了两个荆筐，最后，我把十二册铜版的《金玉缘》和一部《容斋随笔》，塞进书包里。

本来是数九寒冬，外面滴水成冰，我在阴冷的空屋里，却忙乎得满头冒汗，双手和脸上沾满尘灰，棉袄外面罩上的一件新大褂，也看不出了本来的模样。心里却是感到异常的充实，觉得回去后，也就可以坐拥书城、顾盼自雄了。

我在厨房里洗净了脸和双手。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妈—大概是女仆吧，正在擀面、烙饼，准备午间的饭菜。

姑父和父亲依旧围坐在火盆两旁，低声地交谈着。我蹲在地下，继续摩挲着那些心爱的书籍；待到饭桌上，凭着记忆，向姑父报了挑选的书目。姑父笑说：“我们都是土埋半截子的人，日后的希望就寄托在你身上了。”接着，又夸赞了我一通。

父亲谦抑地笑着，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本来，妈妈让我代她向续娶的姑母问好，可是，直到吃饭时，仍未见到踪影。姑父说，她患了重病，正在住院。

吃过了午饭，姑父又拉着我父亲，去了村北高坨子下面的墓地，我也跟过去了。

眼前，是一列像我家沙山那样的坨子岭，但这里不是沙子，而是黄土。上面也是长着高高低低的各种林木，在这水瘦山寒的季节，益发显得苍凉、萧瑟。唯有姑父家的墓园前面，两棵几丈高的大松树，翠色青苍，蓊郁中透着生气。父亲上前试着围抱一下树干，根本抱不过来。

姑父说：“古人讲志气，‘战死不丢臂上弓，穷死不砍坟上松’。我这也是事出无奈呀！”

父亲听了，没有答话，便拉着我，回去担起书筐，踏上了归路。

到家后，父亲告诉母亲：

“孩子他姑患了肺痨，抵押、借贷凑了一笔钱，买到一批进口药。因为急等着用钱，姑老爷想把坟前的两棵松树卖出去，叫我帮助找个买主。”

我可是有活干了，先是一函一函地擦净了书上的灰尘，然后，又把它们整齐地摆在靠墙的大柜上。父亲戏谑我，说：

“这叫做：‘穷汉子得了狗头金’，你可发大财了！”当即答应，过两天找木匠，给我打个书橱。

我在翻检过程中，发现《东坡居士诗集》的扉页上，有几行毛笔字，原来是坡公那首凄绝千古的《江城子》词，中有句云：“记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我拿给父亲看。他说：

“这是你姑父手题的，应该是写在你姑妈去世之后。”

三十四、应试

私塾是在1948年底停办的，当时叫做“封馆”。

那天，我早早地过去，向恩师辞行，施了最后一次鞠躬礼。忆起八年前：也是在这间屋子，也是清晨，行的也是鞠躬礼，般般景象都恍如昨日，可是，一聚一散，一合一分，真是人生多故，世事无常！

当年进村之时，不知道老先生曾以什么代步；这次结束教务，黯然返回故里，是由我的父亲赶着牛车，送他们父女，连同行李、用具，前往十多公里外的盘山、台安两县交界的莲花泡村。

少小轻离别，也不懂得说上几句惜别的话语。我只是站在村头，目送着他们远去，渐渐地，父女的背影模糊了；渐渐地，整个牛车也踪影全无了。此刻，我并没有想到，这是同老先生和小妤姐的最后一面；更没有意识到，随着这段旧的学业的结束，新的世界、新的学习生活，正在向我逐步地展开。

土改中，工作队和贫农协会考虑到，我父亲连丧二子，临时雇用过季节性长工，剥削量较轻，而且，本人年轻时曾经在外佣工十几年，因此，最后还是划为中农成分。而“魔怔”叔家划为地主，本人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但是，由于找不到什么社会罪恶，基本上没有民愤，只是一个落魄文人，所以，也就在家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除了财产基本被剥夺了，本人未曾遭到批斗。嘎子哥十四岁，尚未成年，也照样正常考学。因为他的表姑家在县城，此后便住在那里，脱离了家庭。我呢，1949年上半年，进入了高升镇上的高级小学补习，准备迎接暑期的初中入学考试。

7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建立不久的盘山中学，条件还十分简陋，校园里汪洋一片。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蹚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当时，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学生，除了笔试—上交语文、数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答卷，还须进行口试、面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口试中，主考老师照着报到的花名册，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应声走进屋里，显得十分拘束。老师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我感到，他很和蔼，亲切。高高的个头，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戴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从那上面我知道，他是王志甫老师。

王老师微笑地告诉我：要定下神、静下心来，做好答问的准备。

像唠家常一样，他首先让我介绍一下家庭状况和个人的学习经历，我如实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我说，我的算术成绩最差，不会“四则”题，许多试题通过心算、珠算能够得出答案，却列不出来方程式。

王老师说：“这就难怪了，你没有读过小学嘛！不过，你的文史基础相当不错。那么，你读高小这半年，最喜欢的是什么课程？”

我说，喜欢地理。

“为什么？”

我说，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过，孟子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我志在为文，长大了以后，也要“充乎天地之间”，足迹遍于全国。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王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

“你注意听着，试题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省时，而且方便？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王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王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数学只得了二十分，但由于口试满分，我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这次口试，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可是，当时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尤其是每次乘车经过这些地点时，都会想到这番应试。

1999年3月，我趁返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机会，专程拜望了已经八十高龄、正在病榻上休养的王老先生，席间又一次共同回忆了这段往事。

作为省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痛切地说，建国之初，我们教育系统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惜没能继承下来，重视口试、面试，就是其中的一项。反思过去，我们的许多青年学生，之所以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或者说有知识、没能力的偏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看来，可能同这种入学考试只限于笔试的单一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握别时，陪同前去的范老师慨然地说：像王老师那样有器度、有眼力的，现在不多见了。他当时教数学，可是由于爱才，欣赏你的文学功底和对地理的挚爱，破例地网开一面；如果囿于自私、狭隘，以你的数学成绩，他完全有理由拒绝接收。

三十五、望

我考取了县城中学的喜讯，给年近花甲的父母亲，带来了巨大的欣慰；但是，同时也增加了二老的忧虑和挂念。可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父母年纪大了，家里没有什么进项。为了凑足我的几十元钱的学费和伙食费，父亲肩挑着粮食，到高升镇上出售。当时，突发大水，桥梁冲断了，临时搭设一个独木桥。父亲把粮食分装在三个小面袋里，先后往返三次，把面袋捆绑在脊背上，一点点地在独木桥上爬行。款项有了着落，又对我年幼外出，远离家门，感到不放心。行前整个晚上，父亲、母亲都没有合眼，面对面地坐着，不吭一声，默默地抽着烟、叹着气。

早餐是丰盛的，包了菜饺子，炖了老母鸡，还蒸了一大碗鸡蛋糕，可是，谁也没有吃进去多少。素常寡言少语的母亲，一面帮我穿上新做的外衣，一面说：

“往后，只能靠你自己照看自己了。”

我哽噎着，说不出一句话，只有一串串泪珠滚落下来，算是无言的应答。

父亲三番几次催促我，可是，我就是不想上路；他只好背着行李先往前走，我却一步几回头，望着站在门前的母亲。待到我的身影渐去渐远了，她又艰难地爬上沙岗，遥遥地瞩望着，目送了好远好远，直到踪影全无，才怅然而归。

那天走在路上，我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心里很不是滋味：

搴帏拜母河梁去，

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

此时有子不如无。

后来，听母亲告诉，我走了之后，她把平素我喜欢吃的东西，包括酱缸里的咸猪肉、坛子中的荤油，还有难以存放的树上结的李子，都精心留存下来。那年，园子里结了个特大的香瓜，母亲说要留给我，一天到晚看守着，不许任何人动，直到熟透了，落了蒂，最后烂得捧不起来。

我从六岁开始，入私塾读书，每天晚上都要去温习夜课，无论刮风下雨、酷暑寒冬，年届半百的母亲，夜夜都要站在大门外面候望着我。回来时，家家都已熄灭了灯火，繁星在天，万籁俱寂，偶尔从谁家院子里传出来几声犬吠，显得分外凄厉，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溜烟地往回疯跑着，直到看见了母亲的身影，才大叫一声“妈妈”，然后扑在她的温暖的怀抱里。此刻，攻书的倦怠，赶路的惊恐，腹中的饥饿，身上的寒冷，一切都化解了。

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已经睡下。不大工夫，母亲便把用猪油和葱花炒过的高粱米饭端到我的面前，然后装上一袋烟，坐在一边慢慢地抽着，直到我把米饭一粒不剩地吃完，她再安顿我睡下。但是，对于母亲，这一天的劳作并没有结束。寒冬腊月，夜间屋里一片冷清。母亲看着我钻进被窝，帮我把被子四下里掖紧，她又找出针线筐来，就着昏暗的豆油灯，一针一线地为我缝补着衣裳、鞋袜。有时半夜醒来，看到母亲还在小油灯下做活，微弱的灯光映着她那布满额上的皱纹和已见花白的头发，心里很不好受，往后穿着衣服、鞋袜也就比较仔细了。

姐姐弃世后，母亲便同时怀抱着我和外甥女这两个不懂事的孩子。我们整天嚷着要奶吃，母亲眼含着泪水，敞开衣襟，把两个已经干瘪的乳头分给我们一人一个。可是，由于吸吮不到奶水，两人又同时“哇哇”地哭叫起来。外甥女出生在市井繁华的著名商埠营口，习惯了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乍一来到穷乡僻壤，油灯不明，道路不平，茅屋低矮，不见楼房、电车，不见熙熙攘攘的闹市，终日哭诉着要电灯，要上楼，要逛街，要妈妈。每一声哭闹，都牵动着母亲的思女之痛，仿佛尖利的钢针，一棵棵都扎在心窝上。

屋漏偏遭连夜雨。正在这令人肠断的日子里，我的二哥又病倒了。二哥大我十六岁。他还在读书时，就写得一手潇洒、俊逸的“赵体”字，三间屋里每面墙上，都有他的淋漓墨迹。不幸的是，在我三岁时，结核菌就夺去了他的年轻的生命。妈妈眼望着墙上鲜活的字迹，想起那突然消失了的活蹦乱跳的小伙子，泪水随之刷刷地流下。为了免去触景伤怀，睹物思人，父亲伤情无限地花费一整天时间，用菜刀把墙上的字迹一个个铲掉，然后再用抹泥板抹平。

时间老人的手里也操着一把抹泥板。随着岁月的迁移，父母亲心上的伤痕慢慢地也有些平复了，脸上开始见了笑模样，话语也逐渐增多了。谁知，一波甫平一波又起，更惨痛的灾难又降临到了两位老人身上。二哥殁后三年，我的大哥患了疟疾，由于庸医误诊，下了反药，出过一身凉汗之后，猝然就断气了。面对着这场惊心动魄的打击，母亲孱弱的身躯，再也难以承受了，足足病倒了三个月，形容枯槁，瘦骨支离，头发花白，终朝每日以眼泪洗面。但是从此以后，不管遇到怎样伤情的事，她也只是呜咽几声，再也哭不出眼泪来了，亲友们说她已经把泪水哭干了。

母亲从四十二岁时生下我来，到她老人家九十岁辞世，四十八年中，我们母子在一起，不足二十年时间。童年阶段过去，我便外出求学、就业，中间南北东西，离合聚散，说起来也是一言难尽了。那时，通信条件很差，没有电话可以联系，寄信也不及时；母亲只有靠着推断，测定我的归期，总是早早地就站在外面眺望，当然，十有九回，收获的是失望。记得《战国策》中王孙贾的母亲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汝朝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真是千古同怀！

望，成了人世间母亲对儿女的主题词。

三十六、“年少春衫薄”

上世纪50年代初，中学校园的文艺生活，十分活跃。每逢周末，学生会都要组织文艺晚会，节目全部是在老师指导下，学生自编自演。记得我们初二甲班曾经演出过一个三幕小话剧：《老头三年生》。

我们班以女生为主体，男生占少数，但一个比一个调皮、淘气。都是十四五岁，多数来自农村，脑子里常常结记着在故乡抓螃蟹、养蝈蝈、偷摘邻居瓜枣一类的乐事；身在书桌旁，心却像孟老夫子说的，“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当老师点名提问时，往往是蓦地站起，答非所问。针对这种情况，教授语文的富老师就提议：以此为题材，排一个小戏。由两个富于才情和想象力的女生，出思路，编故事，我负责台词加工、润色。

剧情梗概是：一个小学生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八九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他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军队将领。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学仍然在校，便都捎过话来，与他相约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听了，感到非常愧怍，登时汗流浃背，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

房筱兰同学身材较高，长得也比较丰满，富老师便让她扮演小学老师；“三年生”找谁呢？筱兰提议让又矮又瘦的金玫扮演，最后变成老爷爷时，由个头高大的李学颜替换。工程师、农艺师、教授、劳模等，也都是由男女同学化装扮演。还有一些小学生，班里实在找不出来，便由家在县城的同学调来弟弟、妹妹充数。

演出很成功，在全校产生了轰动效应，后来还参加过全省校园演出大赛，得了三等奖。其实，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还是起到了有力的鞭策作用。

记得，我们班还在全校文艺演出会上，集体朗诵过石方禹的长诗《和平的最强音》。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颇有影响的一首长篇政治抒情诗。诗人以奔放的热情、昂扬的声调，歌颂了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这一庄严的主题。有些诗句至今我还能背诵下来：

为了无数家庭骨肉团圆，

为了星期六的跳舞晚会，

为了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农庄，

我们的戏院，

不许战争！

让无数的丹娘继续念中学第九班，

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

在周末晚会上，我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忘记是哪位诗人写的：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去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轨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

没有的都将会有，

永远不会落空

—美好的希望。

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

不过，这类活动，庆槐兄，也就是嘎子哥，我没看见他参加过。他住在城内表姑家里，在初二乙班上课，整天沉默寡言，一改从前的活泼个性。他的表姐阚一芸与我同班，因为年龄大三四岁，我们都叫她“阚大姐”。大姐对我们俩小时候的顽皮“劣迹”了如指掌。当我问到“庆槐哥现在怎样”时，她说，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与成年人无异，规规矩矩，稳稳当当，绝不调皮。我笑说：“都是大姐调教得好。”—他们二人的关系我了解，三年后果然成了亲。那时，如果我读过歌德的作品，会逗趣说：“难怪说，男人是女人的产品。”当然我也想到，嘎子哥的变化，也可能和家庭陡遭变故有直接关系。

假期，他从不回家；我则坚持每年两次。初中二年开始，我戴上了近视眼镜，但“近乡情怯”，总是在村前二里之外便摘下来。当时，乡下戴眼镜的根本没有，人们说，“四眼狗”没好人，不是汉奸，就是恶棍。不过，眼镜戴惯了，突然摘下来也带来了许多麻烦，比方说，迎面来人了，不敢不打招呼，怕说是“目中无人”；可是，又不敢贸然搭话，唯恐把人认错，造成彼此尴尬。

我一直挂念着“魔怔”叔，想要过去看看。父亲说，他的身体日渐衰弱，现在，长住在外村的女儿家。那么，刘老先生呢？我也想到他家去，见上一面。父亲叹气道，他已经到了黄泉路上。原来，刚解放时，他被强制戒毒，效果很好；不料，半年过去，上肢肘部发生坏死，后来蔓延到全身，终于不治。

抱着一种怀旧的心情，我到当年私塾的所在转了转，屋子已经改做了初级社的会计室；而窗外的合欢树，却愈见高大，幽绿依然，风翻叶动，飒飒有声。忆及旧日般般情景，心境为之凄然。

回校后，照样地上课，照样地淘气，也照样地广泛涉猎各种文学作品。从新学年开始，我被安排和房筱兰同桌。她受母亲的影响，特别喜爱唐五代词，尤其是李后主的，遇到有所不解，随时向我问询。记得她曾问过：“笙歌未散尊罍在”，“尊罍”是什么？怎么念？我说，是盛酒的器皿，罍读雷。在这些方面，我接触的比较多，对她有些帮助。她家经营一个酱油酿制厂，广有积蓄，她又是独生女，父母视若掌上明珠，每天午间带饭，都很丰盛。她见我们食堂顿顿都是高粱米粥、白菜汤，便常把肉包子和蒸饺分给我吃。也算是一种酬答吧。

她的后座，就是那个扮演“三年生”B角老爷爷的李学颜，是出了名的“淘气包”。由于一起演过小戏，也就对房筱兰分外顽皮，一口一个“老师”（剧中角色），却不住地搞恶作剧。那时，我们的书桌很简陋，是从上面揭盖儿的，他便将一个大青蛙偷偷放在筱兰的桌子里；待到她入座取书时，突然，一个大青蛙蹦到脸上，吓得“噢”的一声尖叫起来。还有一次，我们正在闷头自习，他在后面，悄悄地把房筱兰的两根长辫子系在凳子上。然后捅咕我，示意让她起身。我便说：“房筱兰！门外有人喊你。”她立刻起身，结果，辫子拉得她头皮发痛，当即滴下了眼泪。她赌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四个字：“没良心的！”

高中毕业后，同学们分飞南北，各奔天涯，彼此间音信隔绝。时隔四十三年，1997年秋初，某星期天我接到一个市内电话，是房筱兰的大姑姐打来的，说她的弟媳现在沈阳，想约老同学聚一聚。吃过晚饭，我赶往这个住宅小区，见到楼外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位很斯文的女性，头发已经花白。刚打一个照面，我们就相互认出来了。她猛然间拥抱住我，然后用指头点着我的前额，说：“没良心的！”接下来，一阵朗声大笑。

我说：“真是应了苏东坡那句词：‘四十三年如电抹’。”

旁边站着的显然是她的丈夫，他微笑着，同我握手。

少年时代的同学关系，有如兄弟姊妹，纯真、坦诚，永生难忘。此刻久别重逢，除了交流彼此的情况，更多的还是沟通母校老师、同学的一些信息；再就是无尽无休地对于少年读书生活的甜美追忆。已经夜静更深了，依然陶醉在往昔的情境里。

握别时，筱兰激动地吟出韦庄的两句词：“如今却忆江南乐，当时年少春衫薄。”

我也随口以老杜的诗句应之：“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当时”、“如今”、“明日”—就这样，鸡飞兔走，暑往寒来，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一个个全都垂垂老矣！

 

  

 

文学自传

题　记......................................................................... 179

第一章　起步（1941—1957）....................................... 182

文学胎息..................................................................... 182

童子功......................................................................... 186

新天地......................................................................... 196

“进错了门”................................................................... 201

第二章　“我生不辰”（1958—1976）.............................. 207

初　念......................................................................... 207

“鸬鹚的苦境”................................................................ 212

憧　憬......................................................................... 219

十年搁笔...................................................................... 225

绝望中寻觅希望............................................................ 233

第三章　劫后复苏（1977—1984）................................. 239

喷　涌.......................................................................... 239

导　引.......................................................................... 250

诗　缘.......................................................................... 255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1985—1995）.......................... 272

自觉补课....................................................................... 272

美的观照....................................................................... 279

游者之悟...................................................................... 287

梦幻情结....................................................................... 296

采　风.......................................................................... 305

情生文.......................................................................... 312

诗话人生....................................................................... 317

亮点与盲点.................................................................... 325

第五章　挑战自我（1996—2006）................................. 334

深度追求....................................................................... 334

面对历史的苍茫............................................................. 344

事是风云人是月............................................................. 355

为女性唱赞歌................................................................. 367

灵魂的拷问.................................................................... 378

悖论话君王.................................................................... 388

向内转.......................................................................... 402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2007—2014）........................ 417

爱啃“硬骨头”................................................................. 417

为少帅写心.................................................................... 431

致意《逍遥游》.............................................................. 447

 

 

题　记

天堂邈远，暂息蘧庐；一觉俄然，缪斯缘结。此《文学自传》之所由作也。

随着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曾经喧啸灵海的潮汐，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于是，记忆之波悄然鼓荡，像刻录的光盘那样，恬淡而冲和地播放着鲜活的生命真实，映现出生灭流转的整个人生画卷。

从十二三岁开始，我就做起了文学的梦。记得读过辛弃疾的《贺新郎》词：“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我怦然心动，似有所悟，当即将“青山”改作“文学”，成了“我见文学多妩媚，料文学见我应如是”，也不管是否合乎韵律。

大抵世间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天际绚烂的彩霞，庭前盛开的花朵，包括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清新的环境，不旋踵间就消失了。唯有文学例外，她妩媚地伴我一生，与生命同构，与生命同在；而且，每一步都留下了鲜活的记忆。—文学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妩媚的身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通过回忆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文学情事勾勒下来。

自述属于追忆性质，亦即捕捉自己的前尘梦影、旧时月色。尽管许多生活图像，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已似飘逝的过眼云烟，难免模糊、漫漶，但它总还透着呼吸、连着血肉，作为生命的组成部分，可以按迹寻踪；而且，自述者拥有一定的选择性与自由度—可以专拣自己印象清晰、情况熟悉、认知深刻的加以忆述。

这种追忆与自述，虽也艰辛，却有情趣，常常能够体验到三种情境：始则有些摸不着头脑，如《庄子·天下》篇所云，“芒乎昧乎”、“芴漠无形”；继而进入了角色，“往事分明尽到心”，悠悠无尽的客观遗存、朦胧启示，纷至沓来；最终则像诗仙李白所说：“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暮色苍苍中，青翠掩映，山林幽渺，正合乎老年人忆昔追怀的真实情境。

那么，我在文学领域的“所来径”、“翠微景”，又是怎样一种情态呢？

应该说，起步甚早，开局也还顺利；可是，走下去却遭遇了波折，政治与社会环境阻塞了前进的路径；待到玉宇澄明，重新把笔，已经人届中年。尔后，便开始了西绪福斯式“推石上山”的艰辛创作历程。有的文学评论家概括为：“起于歌颂时代，继于美感哲思，深于叩问沧桑，悟于寻找家园，超于人性探索。”因为是和从政生涯重合交叠着，治学、创作之艰苦、竭蹶，可以想见。

“对于一个真正作家来说，每一本书都应该成为他继续探索那些尚未到达的领域的一个新起点。”海明威的这句话，我记得很牢靠，因而时时不忘挑战自我，渴望超越。不过，“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期然、应然与实然总有不小的距离。堪资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竟未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2014年岁杪

第一章　起步

（1941—1957）

文学胎息

“胎息”一词用在这儿，意在状写孕育中的文学躁动，或曰儿时文学气息的熏染，说是启蒙还谈不上。

文学往往和乡思、乡愁、乡梦联结在一起。可是，在我童年橙色的梦里，故乡的影像却并不是很清晰、很确切的，“茫茫旷野家何处，记得青山这一边”。儿时的印象是，只要推开屋舍的后门，医巫闾山的清泠泠、水洇洇的翠影，伴着天涯云树，便赫然闪现在眼前。尤其是在久雨新晴的夏日，或者气爽天高的初秋。那峭峻的山峦，绵绵邈邈，高高低低，轮廓变得异常分明。隐隐地能够看到山巅的望海寺了，看到峰前那棵大松树了，好像下面还有人影在晃动。看！那朵白云正在峰峦上飘动，刹那间，那山峰便化作一个白胡子老爷爷。⋯⋯

正是这童年的风景，或者说童年的感觉，像一阵淡淡的清风，掀开记忆的帘帷，吹起了沉积在岁月烟尘中的重重絮片。于是，我的意绪的游丝便缠绕在那座风雪中的茅屋上了。茅屋是我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完整的童年。茅屋，坐落在闾山东面一个荒僻的村落里。说是村落，其实不过是一条街，三四十户人家，像“一”字长蛇阵那样排成一列。前面是一座长满了茂密丛林的大沙岗子，沙岗子前面是一片沼泽地。清明节一过，芦苇、水草和香蒲都冒出了绿锥锥儿。蜻蜓在草上飞，青蛙往水里跳，沙鸥站在浅滩上剔着洁白的羽毛。端午节前，芦苇长到一人多高，水鸟便在上面结巢、孵卵，“嘎嘎叽”、“嘎嘎叽”，上下翻飞，叫个不停。秋风吹过，芦花像雪片一般飘飞着，于黄叶凋零之外，又点缀出一片银妆世界。

小时候，整天疯淘疯炸，无拘无管，我感到天地特别广阔，身边有享用不尽的活动空间。记忆中有这样一句话：“人之初”镶嵌在大自然里，没有亲近过泥土的孩子，永远不会长大，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童年”。忘记了是谁说的，但它反映了真理性的认识。

大约从三岁开始，天暖时节，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着父亲、母亲，到门前的打谷场上纳凉。左邻右舍的诸姑伯叔们，男男女女，凑在一块，听长辈人“说书讲古”；我父亲刚届中年，还不敢言“老”，但也常常被推举出来，“神聊海侃”一番。内容大都涉及南朝北国的帝王将相，深山老林里的狐鬼仙魔。听了不免害怕，可是，越是害怕，我倒越想听个究竟，有时，怕得紧紧偎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只露出两个小眼睛，察看着妖魔鬼怪的动静。最后，小眼睛也合上了，听着听着，就伴着荷花仙子、托塔天王遁入了梦乡，只好由父亲抱回家去。

听母亲讲，父亲小时读过三年半私塾，性格外向，有一种行侠仗义的冲劲儿，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近不惑，老母亲和一女二子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逐渐地由关注外间世务演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了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我们那一带，吟唱子弟书的风习很盛，我父亲就是一个痴迷者。从前他滴酒不沾，后来由于心境不佳，就常常借酒浇愁，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这样，童年时我除去听惯了关关鸟语、唧唧虫吟等大自然的天籁，经常萦回于耳际的，就是父亲咏唱《黛玉悲秋》、《忆真妃》、《白帝城》、《周西坡》等子弟书段的苍凉、激越的悲吟。

客居旅舍甚萧条，采取奇书手自抄。

偶然得出书中趣，便把那旧曲翻新不惮劳。

也无非借此消愁堪解闷，却不敢恃才自傲比人高。

渔村山左疏狂客，子弟书编破寂寥。

这段《天台传》的开篇，至今我还能背诵出来。

我有一个近支的族叔，满腹经纶，却怀才不遇，生性孤高自傲，不为乡邻所理解，因而获得一个“魔怔”的绰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多，但在思想感情上，老哥俩倒有相通之处，所以，他们很合得来，常常凑在一起“侃大山”。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很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小毛孩子引为“忘年交”，所谓“慰情聊胜无”吧。当然，对我来说，是有幸结识了一位真正的师长。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树冠间的虫吟鸟唱，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我们经常去郊外闲步。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他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总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议论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听不懂，问“魔怔”叔，他也只是含笑摇头。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告诉我，从前都称它是“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遮云盖日的，可是，几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它们都飞到哪里去了？他告诉我：这些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些粮食和淡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不过，有些水鸟却是此间的常客，成年和我们搭伙伴。说着，“魔怔”叔便带我到沙岗前面的大水塘边，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中缓慢地踱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什么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

听村翁讲故事和父亲唱子弟书，特别是跟着“魔怔”叔亲近大自然，不仅带来无穷的乐趣，更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为后日的学写诗文、研习历史，提前播下了早期的种子。

童子功

1935年，我出生于盘山县大荒乡后狐狸岗屯。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四五年了，但是，由于这一带紧邻浩浩茫茫的芦苇荡，日本鬼子和伪军害怕遭到隐伏在青纱帐里的抗日武装的袭击，却始终不敢露面，结果，此间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

这里，居住分散、户数不多，现代学校难以兴办。“魔怔”叔便凭着家中资财，开办了一所家塾，用来教管他的小名唤做“嘎子”的独生子，延聘了素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前来执教。这样，我便也借光就读了。其时为1941年春，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初步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两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先生面相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其实，他饶有风趣，特别喜欢讲述一些笑话、故事，用来说明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这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次日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是难以应对的。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拚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体较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置。

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趁着这个黄金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能称作“童子功”。

刘老先生认为：“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他不同意晚清王筠《教童子法》中的观点，认为王筠讲的“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是“冬烘之言”。他说，作文就是表达情意，发抒思想，这都有赖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书的。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记、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头脑里的古书，横堆竖放，越积越多，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尽心》篇所说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魔怔”叔对他的这种说法，极表赞同。最后，两位共同商定，在“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

老先生很强调对句。他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作为辅助教材和工具书，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的诵读声。

他讲，对句，要分清虚字、实字。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会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窗外有一株高大的合欢树，此时花开得正旺，雄蕊花丝如缕，半白半红，形似马缨，因而合欢树又称作马缨花。老先生就从眼前景色入手，以“马缨花”为题，让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种植物来作对。我想了想，答说：“狗尾草”；嘎子哥说：“猪耳菜”。老先生满意地说：“对得很好，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说着，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买的牛蒡茶，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说说看：用‘牛蒡茶’三个字来对，行不行？‘蒡’，读音如棒。”

嘎子哥说：“可以。”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上句的‘花’是平声，和它相对的应该是仄声，而‘茶’是平声字。”老先生点了点头。

逐渐熟练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句的规律，老先生又从古诗中找出一些成句，让我们来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以答卷形式，对出上联。

我面对着窗前场景，构想了一会儿，便在卷纸上写下了“衰桐存败叶”五个字。

先生看了：用毛笔作批：“如把‘存’改成‘摇’，变成‘衰桐摇败叶’，就堪称恰对了，但亦未尽善也。”然后，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与“急雪舞回风”相对的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

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

一次，我和嘎子哥跟随老先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路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嘎子哥对出下联。我们想了一会儿，各对出一副，老先生听过，一直在晃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对出的那一句加以调整、改造，成为：

轮蹄远去，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都说“好”。

先生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这里的“轮蹄”与上联的“车马”相互对仗而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也就是古人说的“合掌对”—人的两只手，长短、大小、形状全都一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作诗、拟联出现这种现象，是个大忌。至于《笠翁对韵》中的例句，那是着意于讲授对句的规矩、方法，而并非作咏诗、对句的示范。如果实际拟联时，就这么“天对地、雨对风”地弄下去，那岂不成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要设法从另一面去作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覩面浑疑梦里身。

解释说：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如果严格要求，这个下联也并不理想，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记得那天正值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得远处响起了锣鼓声，料想高跷队（俗称“高脚子”）快要进村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转身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横躺在炕上，面对面，共枕着一个三尺长的枕头，中间摆放着一套烟具，崭亮的铜烟盘里，放着一个小巧的烟灯，闪动着青幽幽的火苗。“魔怔”叔拿着一根银签子，从精致的银盒里，挑出一块鸦片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作响，立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把烟泡用银签子递送到老先生的烟枪上；然后又给自己如法炮制一个。这样，两人便先后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畅快地吸食着。由于博役（私塾佣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
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

寒风吹打着外面的窗纸，沙沙作响；我站在窗下，早已憋出满头热汗，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忽见“魔怔”叔用银签子拨动一下烟灯，又把头部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不知他是偶然动作，还是有意提示，反正促使我灵窍顿开，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日后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除了对句，老先生还结合日常生活实际，让我们对所见所闻以诗文形式记录下来，以培养、训练我们的写作能力。

这年除夕之夜，按照老先生的要求，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和一首纪事诗。文章是《灯笼太守记》。

灯笼太守者，除夕灯官之谑称也。我村之太守不知其名姓为何，亦未审其身世。以平日未曾谋面，推知其原非本村人氏。

古制：“嘉平封篆后即设灯官，至开篆日止。”嘉平为腊月之别称；篆者官印也，封存官印为封篆，官印启封称为开篆。官府衙门于腊月二十前后封存印鉴，公事告辍；乡村设置灯官，由民众中推选一人充任，俗称灯笼太守，暂摄民事。一俟翌年元月下旬，官府之印鉴启封，乡镇署员各就其位，灯官即自行解职。

闻之父老，此俗积年已久，渐成定例。里巷习传：充一月之灯官，将三载沦于困厄。众皆目为不祥，愿承此差事者甚少。然亦非人人皆能胜任，故灯官之遴选，颇费周折，终以乡曲之游侠儿居多。其酬金、职司、权限，由当事人与村中三老议定，各村之间类同。

丁亥之岁，冬日奇寒，除夕阴暝尤甚。薄暮初临，百家灯火已齐明矣。少间，窗外锣鼓声喧，炮竹轰响，步出庭外，见秧歌列队款款而来。灯笼太守着知府戏装，戴乌纱亮翅，端坐于八抬大轿中。健夫二，摇旗喝道于前，旁有青红皂隶护卫，赫赫如也。

巡察中，遇有灯光不明、道路不平者，倾置粪土、乱泼污水者，太守辄厉声叫停，下轿喝问，当众施罚。如户外无缺隙可寻，即径入院中。鸡鸣犬吠、婴儿啼哭者，辄以“聒噪老爷耳鼓”受罚；而如冰雪致滑，则以“闪折太守腰肢”问罪。诚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受罚者均乡间富户，俗称“土财主”者。赤贫之家固无油可揩，而巨室高门亦未敢轻启衅罅。凡所承罚者，均由事先圈定，届时深文周纳，务求捉定口实而后已。所获无多，以足用为限，一以酬恤太守之劳，一以应年关不时之需。而乐民娱众，固所期也。

灯笼太守出巡之夜，师尊刘汝为先生亦携杖往观，于引人发噱处，辄掩口胡卢而笑，三数日内犹屡屡话及；并以“灯笼太守”为题，命我们作一文一诗，借督课业。遂泚笔为文，以纪其实。

纪事诗是一首七绝，用的是“七阳”韵：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先生看过文章，在题目旁边，写下了“描摹实事，清通可读”的评语；对这首七绝，好像也说了点什么，记不清楚了。

我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情状难以一一缕述。但是，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

新天地

1948年冬，私塾停办，我即结束了这段学业。次岁上半年在高升镇高级小学就读；补习功课；7月考入盘山中学。考试只有语文、算术、时事政治三科。语文满分，政治及格，算术二十分—我带个算盘，加减乘除四则题，答案都对；但不会列方程式，因此，只得了五分之一的分数。幸亏口试、面试时成绩优秀，始被录取。这是第一次走出故里，来到县城。

那时是春季始业，为了补充生员，实行暑期扩招，我所在的初中一年甲班和另外的乙、丙、丁三个班，都加进去一些插班生。我们的班主任，就是口试时的王志甫老师，他教数学；还有几位科任老师，也都一起同新生见了面。为了帮我接上数学这条“短腿”，王志甫老师利用星期天和几个晚上，集中给我补课，使我较快地跟了上来；而且，培养了钻研数学的兴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意思是，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看得出来，爱好、兴趣对于知识、技能的掌握，至关重要，所以有“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的说法。

出乎意料的是，在语文方面，我竟遇到了一道难关。开学一个星期之后，教授语文的石老师发现我的作文用的竟是文言，便在作文簿上郑重地写了一条批语：“我们是新社会，要用新的文体写作。今后必须写语体文。”课后，又把我叫到教研室，说：“文言词语简练，你这个‘洎乎现世，四海承平’，确实比‘到了今天，国内社会环境合谐、安定’节省许多字，可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新时代的写作，要面向工农兵大众，对象不是少数精神贵族。你左一个‘洎乎’，右一个‘与夫’，又有几个能懂的！”

这番话，对我来说，确实产生了振聋发聩的效果。为此，我痛下决心，要改弦更张，从头做起。除了认真理解、背诵课本里的现代范文，我还有意识地阅读了许多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

不久，石老师因为咯血，住进医院养病；语文课由富老师暂代。一次上语文课，富老师拿了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她说，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部代表作，也堪称是“爱的经典”，同学们可以传着看一看。说着，就递给了我（当时我是语文课代表），让我先看。我用午后自习和晚上时间，突击看了一遍，然后提议：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鉴于全书共二十九篇书简，可以选出二十九名同学，或者自告奋勇，每人抄写一篇，随看随抄。富老师同意我这个建议，当即从前向后，依次指定二十九位同学，按照编号顺序，每人看后，分别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成为全班的公共财产了。而对于我，这本散文集更起到了学习语体文的示范作用。

翌年春初，我们升入了二年级。石老师病情稳定，重新给我们上课。看了我的作文，他感到满意，还在班上当众读了一遍。

他的讲课水平，全校公认是一流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讲授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板书：“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说是出自金代文学家元好问有关殉情的词。虽然他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中学生，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老师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略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你无情的泥土，

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

我要掰开你的馋吻，

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先生教课当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他便因再度咯血，又一次住进了医院。我受班上同学委托，到病房去慰问他。这天，他精神很好，在询问过课程的情况之后，又从《孔雀东南飞》谈起了“情死”这个话题。说，过去编辑文学杂志时，听一位南方籍的同事讲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部类似《孔雀东南飞》的长诗，名字记不得了。据说，这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殉情的事十分盛行。

几年过后，“反右”开始了，石老师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中，他连续咯血不止，终致惨死在会场上。除了“历史问题”，他被指控的主要罪状，是在课堂上恣意宣扬“封资修”的爱情观，包括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已经走进高等学府的当年受教者，听到这种指责后，却私下里议论：石老师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解说，在教育系统，独迈群伦。他不是一般的授业、解惑，同时，还能交给学生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

我读初中时，“偏科”现象十分严重。语文、地理、历史、数学之外，对于俄语、物理，总是引不起兴趣，每逢上这两门课时，我就在下面偷偷地阅读小说。期末考试时，靠着“临阵磨枪”，耍小聪明，勉强维持到三分以上（当时是“五级分”制）。一次，教授物理课的王达老师突然走到我的桌前，说：“我已经发现多次了，你不认真听课。本想给你留点面子，等待你自觉纠正，无奈，⋯⋯”当即指令我：下课后，要把书桌里的所有小说，给他送过去，由他代为保存。

走进新的学堂，有两件事令我大开眼界：

一件是参加富老师的文明婚礼。过去我在农村看到的结婚仪式，繁文缛节，笔难尽述，什么相门户、议彩礼、串小门、备嫁妆；下请帖、请鼓乐、搭喜棚、安炉灶；娶亲、送亲、谢媒；上轿、下轿、拜天地、揭盖头、喝交杯酒、吃子孙饽饽、闹洞房—总之，结婚简直就是遭罪。富老师的婚礼，我印象中主要有三项议程：一是，她和新郎—校内另一位老师，共同谈恋爱经过；二是，互赠礼物：新娘送给新郎一只派克笔，并亲自插在对方中山装的上兜里，由于紧张和激动，富老师的手竟然有些颤抖。新郎回赠的是一方漂亮的围巾，也是当众围在新娘脖子上；三是，二位新人为主婚人、介绍人和来宾送糖、敬烟。然后，就欢欢喜喜入了洞房。

再就是锦州之行，见了世面。因为我的文笔比较好，粉笔字又写得工整，入校第二学期，便被学生会聘为壁报、黑板报《盘中青少年》的主编。这个期间，赶上了1950年5月召开的辽西省第一届人民体育大会。运动选手，除了来自省直及所属四市、二十一县的政府系统和企业、文化、卫生等部门，全省三十一所中学的师生是主力军，因而各派出一支代表队。盘山中学有二十八名选手，加上带队的教体育的由老师，还有教导干事黄老师，我被安排为随团报导员。

大会在省会锦州市举行。我们提前一天，起个大早，在由老师带领下，每人背上一件简单行囊，步行三十公里，到沟帮子乘火车。路上，由老师看到排球队选手刘珞芬同学行李较大，而我的很小，就让我和她换着背。到了火车站，等车一个多小时，师生坐下来休息。我呢，因为第一次看到列车来往，好奇地驻足观看。待到剪票铃声响起，大家便迅速集合，排队上车。一个半小时后，到了锦州。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把行李拉在了沟帮子候车室。外号“小漏粉”（名字的谐音，意为爱哭鼻涕）的刘珞芬同学急得哭了。黄老师带着我立刻乘车返回沟帮子，还好，到了车站就顺利找回。这样，“小漏粉”又破涕为笑了。

当天晚上八点，赛会在大剧场举行预备会，全部与会人员到场。这是我有生以来见到的最豪华建筑，显得庄严、壮观、气派，心灵立刻就被震撼了。当时电力供应不足，场内灯光比较幽暗，好不容易才找到自己的座位。这时，由老师过来了，低声问着：“环境好不好？舒服吗？”我说：“太好了。”略一迟疑，我又悄悄地问：“老师，椅子怎么硌屁股呢？”他俯身看了看，原来我是坐在木板楞上。他扑哧地笑了，告诉我，要把椅座放平。说着，他又四下看了看，像我这样坐的，竟有好几个。—我们这些农家孩子，没有进过剧场和礼堂，不知道里面的木板座椅，平时为了进出方便总是立起来，落座前需要把它放平，结果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那样出了洋相。

赛程空隙，《辽西文艺》编辑高柏苍先生来到我校代表队住地，看望他的海城老乡由老师，还带来了几本刊物。由老师翻了翻，顺手交给了我，并向客人作了引荐。高先生随之介绍：刊物是面向工农大众的，作品以曲艺为主，也刊载一些连环画，当即给我留下通信地址，说欢迎多多投稿。高先生热情、诚恳，谈吐博雅，风度翩翩，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专业作家。因为从小受到子弟书的熏陶，对这种文艺形式十分熟悉，回校后，我连续写了几篇，内容都是歌颂学校新生活的，居然被采用了。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于是，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

“进错了门”

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沈阳师范学院。因为目标是做合格的教师，功利化的教学倾向十分明显；特别是受到苏联凯洛夫《教育学》的直接影响，强调党性原则，强调系统知识传授，人文精神受到严重摧残。当时中文系刚刚独立分出，即便是讲授中文，也在很大程度上从毕业后教学需要出发，注重语法修辞、课文解析，而对于写作则视有若无。在校期间，有过几次教育实践活动和观摩教学，当时都做了笔记，回来也写了论文报告，尽管比较认真，但与文学创作无关。

《文艺学概论》是当时中文系的主要教材，我学得很上心，但除了记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等词语，并没有留下更多的深刻印象。上世纪50年代，教育以苏联模氏为主宰，文学理论方面也不例外，可能是受苏联文学理论界影响，系内关于文学体裁的讨论比较热烈。大致是“三分法”和“四分法”两类意见。所谓“三分法”，就是分为叙事的、抒情的、戏剧的；“四分法”则是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类。

持“三分法”的出发点，是文学作品塑造形象的不同方式。其中叙事文学中又包括神话、史诗、小说、叙事诗、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抒情文学包括抒情诗和抒情散文，它们以抒发作者的感情为主要特色；戏剧文学是供舞台演出的脚本，它通过角色的对话和动作反映社会生活、塑造艺术形象。

而“四分法”是根据文学作品在形象塑造、体制结构、语言运用、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不同来划分的：其中诗歌类包括抒情诗和叙事诗；散文类除了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外，还有游记、小品、杂记、杂文、随笔、报告文学等。

“三分”说大约来自西方，据说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出现了，可谓悠哉久矣；“四分”说属于国产，据说诞生于清末，定型于20世纪30年代。支持前者的，强调“三分法”是以文学性质为标准做出分类，而“四分法”是针对文学作品形式的，属于外在层面。主张后者的则强调，从称谓模式本身而论，“三分法”的叙事与戏剧、抒情与戏剧在外延上不能并列，概念是混乱的。当时，我从常识上、习惯上加以考究，是倾向“四分法”的。但是，由于我们的老师在《文艺学概论》中力推“三分法”，我便也不敢坚持己见了。当然，就我当时的理论根底看，也并不具备参与争辩的能力。

这个期间，尽管我酷爱文学，但只是读些文学名著，以苏联的为多；至于作文，基本上“停摆”了。那个时候，经常萦回脑际的是如何登上三尺讲台，做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至于“作家梦”，不要说做，甚至想都没有想过。

其实，当时不仅是师范院校，即便是普通的大学中文系，恐怕也未必真正重视学生审美欣赏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训练。杨晦先生就曾明确地说：“北大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难怪有的志在为文的同学说：“进错了门。”

据我了解，他这么说，并非无谓的牢骚，而是有其一定的学术背景的。从整个发展趋势看，自从工业化降临大地，诗文创作便遭逢了厄运。工业化带来的是机械化和理性化，速度、效率为先，同一、简单、抽象为其本质特征。诗情画意、文思隽语，失去了悠闲、舒缓的心态和田园牧歌式的氛围的依托，葬身于匆促、慌忙、躁进之中。而1950年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更不适合于文学这朵奇葩的绽放。这里且不说政治倾向，只从文学观念上讲。记得有这样一件事，当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同学在北陵公园闲步。不知是谁提出“什么样的小说最伟大”的问题，有的说是《战争与和平》，有的说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的说是《牛虻》，相互争持不下。说着说着，话题又转到“作家成功的路径、最佳的选择”上。对这个问题大家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最好是写本身经历，并且举出苏联和国内许多作家的实例，除了耳熟能详的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还有曲波（《林海雪原》）、杨沫（《青春之歌》）、杨益言、罗广斌（《红岩》）、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等一大串名字。最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辈青年学子经历简单，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纵有文学天才，纵然百倍努力，也难以获得成功。

尽管我也认同这些观点，但是，积习已成，心烦技痒，写作的念头仍然时时发作。这样，我还是写了几篇文章，不过，几乎全是纪实性的。即便是写作短篇小说，也基本上是写实，而不懂得、更不善于虚构与想象，谈不上塑造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小说名叫《葬鹰》，故事取材于童年时期我家的房客靳叔叔讲述的一段真实经历。唯恐读者看了说是蹈虚、凿空，一开头就作出交代：“二十多年前，在我的祖籍山东省临沂县，盛传着一个‘葬鹰’的故事。乍一听来，似乎觉得有点离奇，可它确确实实是件真事。”三个主要人物：老长工葛爷爷、他的儿子老三、恶霸赫连福，全都是真实人物，只不过换了姓氏；为了叙述方便，把我的祖籍由河北移至山东。除了一些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有些想象、虚构外，主要情节、基本事实都是写实。现在看，纯粹是一篇纪实作品。

毕业那年，到辽西建平县中学实习。期间，听说有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建设青松岭，我们便前往参观。听了他们的介绍，当时真是热血沸腾，奋发鼓舞。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名为《青松之歌》，刊发在校报上。全文分两部分，前部分记叙青松岭青年建设者的事迹，同时描述了此间山川形貌以及过去自然生态恶劣的状况；下面是文章的后部分：

创业维艰，古今同理。但是，正如荀子所言：“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中断奋斗。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我怎能安闲地游荡！迎着风暴，投身斗争，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生活得碌碌无为，来吧，我们一起走向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幸福，是斗争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呢！—可悲而已。

契诃夫有一篇题为《哀伤》的短篇小说，写老镟匠格里高利·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处在半睡半醒之中，既不知道什么是哀伤，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一句话：“根本没有觉得是在生活”。后来，老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借来的马车，在风雪迷漫中，送她到城里就医。一路上，他回忆起了过去，认识到过去的生活实在是糟糕，深感后悔，从内心深处发出“再从头生活一回才好”的想望，盘算着添置新工具，承揽定货，要好好地干活；发誓再不打老婆，再不逼她去讨饭，要把钱全都交给她。可是，一切一切，都为时过晚，无法挽回了。老婆已经死在半路上，他自己也因在雪地里受凉，到医院后在哀伤中死去。这真是一场悲剧！如果说“哀莫大于心死”，那么，痛则莫大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在麻木状态，造成生命活力的停滞与枯竭。

现在，我们唱着时代的凯歌走进了人类的新天地，用斗争和劳动开辟了一个辉煌的历史时期，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与自豪感。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会立刻喷涌出无穷的热力。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此刻，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诚如列宁所说：“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亩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新时代的凌烟阁、纪功碑。

青松岭上的青年建设者，无疑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时，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咀嚼着那又甜又脆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联想起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子头，山下鸡爪沟，刮风狼烟起，雨后洪水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

“立此存照”，并非因为文章怎么出色（今天读来，一眼就会看出它的缺陷），无非是想展示一下当时创作的真实风貌、写作特点。那个时候，刊发出来也就放在那里，没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真可以说是“速朽”了。

第二章　“我生不辰”

（1958—1976）

初　念

走出大学校门，我跨上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盘山县第一中学初中班担任语文教师。

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中学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我说我有些紧张。他说：没关系，放开讲，以你的文学水平，肯定能够叫座。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的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一顿。多亏教研室的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不久，“大跃进”的洪潮便在全县蓬勃涌起，中学师生大部分时间是下乡投入生产实践活动，兵分两路，有的投入挖渠引水，有的大炼钢铁，我则以“缺乏实践”之名，被下放到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劳动锻炼。

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李，衣物不多；真正占分量的是一些书—明知道没有时间看，也还是带着。其中有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的波列伏依的特写集：《斯大林时代的人》。这位苏联著名作家，在1950年代之初，以极大的热情描写了一组在伏尔加—顿运河等建设工地上忘我劳动的平凡而高尚的先进人物；情节生动，事迹感人。其中有的篇章如《保价邮包》、《见习生》等，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这是我第一次以普通劳动者身份走到农民中去。列宁的话：“多接近生活”，从“生活本身发现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对我有直接的启迪；特别是受到亲身参与的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热潮所鼓动，加上波列伏依的特写提供了样板，一时激情迸射，创作欲望勃然升起。于是，利用两个晚上写出了短篇小说《搬家》，内容是：河湾村历年遭受辽河侵袭，为了保护农田修堤筑坝，社员赵老明需要搬家，这便产生了公私矛盾，经过一番家庭内部的纷争、激辩，最后是小局服从大局。后来参观县里的工厂，还写过一篇《沸腾的春夜》，通过工厂夜战中发生的矛盾冲突，刻画一个爱厂如家、刚直不阿的老工人形象。分别刊发在辽宁日报副刊和《营口文艺》上。小说生活气息浓厚，语言比较鲜活，但写实成分居多，缺乏形象刻画、细节描写，人物个性特征不突出，艺术水准不高。

那时的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还是界限严明的；但到了乡下，由于强调领导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级关系有所淡化。这样，我这个普通中学教师，便有机会同县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睡在一铺炕上。我们每天挑土筑坝，或者钻高粱棵子“放秋垅”，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是，由于两人都喜欢文学，躺在炕上，也经常南朝北国地闲唠，用今天时髦的话说是“平等对话”。

一天早起时，他问我：“是不是就想这样趴在被窝里睡下去，再也不起来了？”我点头称是。

他说，这叫“初念”。“初念”反映意念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一经觉醒过来，就掺杂进了理智的判断、理性的辨识，这时，“初念”就隐蔽起来了。一般地说，在行为取向上，“初念”考虑的往往是自身，充其量再加上妻儿子女；而理智与清醒，就能够顾念到社会、国家。

我说，在沈阳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听冉欲达老师讲过这个问题。话题是从京剧《捉放曹》说起的：曹操错杀了吕伯奢及其全家，陈宫看清了他的奸雄本质，想在曹操熟睡时，一剑斩之；但后来经过仔细掂量，还是甩手走开。《三国演义》第五回有这样一段话：“却说陈宫临欲下手杀曹操，忽转念曰：‘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插剑上马，不等天明，自投东郡去了。”冉先生说，“转念”是一种理智取向，和它相对应的是“初念”。“初念”也就是第一个念头，属于情绪反映。因此，佛经上有“初念浅，转念深”的说法。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相处得比较融洽。话题很宽泛，除了避谈政治问题，有关诗文掌故、社会风情、日常伦理等议论得较多，有助于我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到了秋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各乡镇一把手南下“取经”，实地学习经验，亲身感受“大跃进”的气氛与成果。我被抽调做随团秘书。因为在高校学习过摄影，这样，一路上，就担起了写稿和照相的双重任务。半个多月时间，先后到了河北、山东、安徽十几个地、县。在河北徐水，看到“万头猪场”，还参观了密植稻谷的超高产田图片展览，后来知道是县里领导弄虚作假，欺骗中央的，但是，当时我都深信不疑，还把这些绘声绘色地写在《南天取经集》里加以宣扬。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我们到过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山东的寿张、阳谷一带，都介绍了地瓜“粗粮细做”的经验，并赠送了一些样品。我背了满满的一提包。一天午后，我在安徽淮北濉溪县一家照相馆里冲洗相片，回来晚了，没有赶上饭时，空着肚子躺在床上。夜间，饿得胃肠咕咕地叫，我便从带回的地瓜饼干中，选一些加工细致、口感良好的饱吃一顿。竟然忽略了这是回去后要在全县推广的样品。返回县城后，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由王县长传达、介绍南下取经收获，重点推广了“粗粮细做”的经验，这就提到了地瓜饼干样品。他说：“本来，还有几样标准很高的地瓜饼干，可惜路上被随团的王充闾给吃个净光，大家就看不到了。”这样，我的大名就在全县传扬开来，很多人都知道有个“专吃最好饼干的王充闾”。

南下归来后，我就被调到盘山县报社。下乡采访总要背上一个带有方形皮套的照相机。这天，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一个偏僻的荒村，竟然被一个老太太当成了劁猪的，非得拉我到村委会去，不依不饶的。估计她是前几年从关内移民过来的，彼此说话都不太懂。这时，正好过来一个骑马的乡干部。我觉得来了“救兵”，便请他帮助疏通一下。原来，老人家的公猪前几天劁过之后，发病死掉了，她要索赔。那个“动刀的”也是个高个小伙子，也骑自行车、背着一个皮匣子。看来是认错人了。为了证明真实身份，我把记者证递给他看。他瞄了一眼，“噗哧”地笑了，说：“原来你是吃饼干的。”

笑话过后也就淡忘了，可是，当时我竟没有深入去想：既然亩产十万斤的稻、麦高产田那么多，粮食堆得如山如阜，多少年也吃不完、用不完，那么，为什么还要在地瓜上大作文章？看来，当时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盲区，在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规约下，竟然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没有多问几个“为什么”。

“鸬鹚的苦境”

县报社四个编制，都在县委宣传部：两名编辑、记者，一名会计兼出纳，一名正科级干部负总责，我们都叫他“总编辑”。每周出三期，每期报纸大样都要经宣传部领导审查。审样的领导，恰好就是我们“同睡一铺炕”的副部长。这样，每隔一天，我就要在晚上十点钟左右赶到他的家里。门已上锁，我便从卧室一个小窗户里，把报纸大样递进去，然后站在窗前等候，即便是酷寒的冬夜也是如此。

平常见面，我们也只是点点头，再没有倾心交谈过。我的脑子里，也曾经形成一些想法，比如，领导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确有益处；人们的观念、意识取决于身份、地位，同环境也有直接关系；陈胜微时，穷哥们“苟富贵，毋相忘”的提示；⋯⋯也曾经想要写点东西，但这只是“初念”，稍一“转念”就失去了动笔的勇气。后来庆幸，多亏当时手懒，否则，肯定会惹出“娄子”。

那时候，年轻力壮，热情高涨，不觉得苦累。白天下去采访，回来立刻动笔写稿，还要下工厂安排版样，很难找出时间来读书、创作。

1959年9月17日，这天是中秋节，我以县报记者身份来到荣兴农场的朝鲜族聚居地中央屯采访，写了一篇《秋千起舞月明中》散文，那时称作文艺通讯。

九月中旬，天气渐渐短了。好在太阳刚刚落下，月亮便立刻出来接班。今天是农历中秋节，晴空一碧，亮晶晶的皓魄高悬在东天边上，宛如一面明镜，一块银盘。

宽敞的打谷场上，已经聚满了人群。绝大多数都是朝鲜族的打扮—姑娘、媳妇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老爷爷有的是一袭宽袍大袖，有的身上披着一个褂子，嘴里一无例外地都叼着烟袋。欢快的小男孩，像一头头野马驹，满场上跑着跳着。最整齐的是中青年男女，以民兵形式，分队坐在光滑的场地上，此刻，在带队的指挥下，一阵阵地拉着歌子。

这里是朝鲜族聚居地荣兴农场中央屯。东面紧靠着辽河，西边傍着渤海，地势坦平，土质肥沃。村落比较整齐、集中，两条街上布满了一色一式的稻草苫顶的茅屋。

二十几年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侵略军统一策划下，大批朝鲜移民迁往中国东北；为了开垦“南大荒”、种植水稻以应军饷之需，其中一个群体被安置在辽河西岸这块土地上。这些离乡别井的移民，劳动艰辛，生活凄苦，身心备受摧折，但他们不忘固有的民族根脉，举凡传统的风俗、习惯，以及舞蹈、音乐、民间游戏，包括盛行于端午节、中秋节的“荡秋千”活动，全部带了过来。只是，啼饥号寒中，提不起精神来，所以，活动很少开展。

这些文艺项目，真正起到丰富精神生活的作用，是在广场上飘起了五星红旗之后。特别是今年的中秋佳节，恰值新中国建立十周年大庆前夕，自然要开展各种庆祝活动，“荡秋千”表演是必选项目。因此，下田的职工，居家的老小，在集体食堂里用过晚饭之后，便都早早地赶来聚会。

此刻，全场目光的焦点，都聚集在场地中央的秋千架上。架子很高，横梁、立柱都由农家盖房用的檩木装成，就地取材，省钱、实用，而且牢固；两条秋千绳索是农用的缆绳，底部装有一个木制的踏板。

伴随着一片杂沓的掌声、笑声、欢呼声，两名身着彩色长裙的青年女职工上场了。她们轻盈地踏上秋千板，凭着腰部、臂部的力量向前后摆荡，秋千越荡越高，直到绳索几乎要与大地平行，她们才反身向下，如紫燕凌空，逍遥自在；如仙女腾云，优美飘逸。一会腾空而起，一会俯冲而下，长长的裙子随风飘舞，显现飘飘欲仙之态。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前后四组表演过站在秋千踏板上悠荡之后，又改换成坐在踏板上荡悠，照样的精彩动人，照样的扣人心弦。记得幼年曾在童蒙读物《千家诗》上，读到过北宋诗僧惠洪的咏《秋千》诗：

画架双裁翠络偏，佳人春戏小楼前。

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

花板润沾红杏雨，采绳斜挂绿杨烟。

下来闲处从容立，疑是蟾宫谪降仙。

看来，这项艺术表演活动，早在八九百年前，在中国内地，就已经很盛行了；只不过那时还只限于贵族庭院之中。你看：彩绘的秋千架，翠绿色的丝络，雕花的踏板，织彩的扶绳，一般的民户又怎能置办得起？由于这项艺术表演活动，不仅需要健壮的体魄、勇敢的精神，还需具有高超的技巧，显然，在古代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由专业人员来承担的。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荡秋千”活动，早已普及于东北各地所有的朝鲜族自治乡村，而且，邻近的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也都广泛参与。面对此情此景，我们在欢乐之余，真的又平添几分自豪。

不过，中央屯朝鲜族青年妇女的“荡秋千”活动，具有高、飘、悠、巧的特点，可谓秀出群伦，独树一帜。有幸在中秋之夜，一饱眼福，亦一种偏得也。

文章见报后，许多人看了都称赞说，有文采，很感人。又经记者站推荐，被省报转载了，据说，新华社也发了通稿，但我并没有见到。第二天午后，总编辑找我谈话，我以为，这回总算为报纸增了光，便坦然地拉开架子等着听取表扬。没想到，竟然是一顿批评。进门后，他也没有叫我坐下，便冷冷地说，“下去写点东西是可以的，也应该写。但要注意不要突出自己，—有必要吗，署上个人名字？长城是谁修的？故宫是谁建的？咱们的双台河大桥是谁设计的？你晓得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个屁股大的，不，巴掌大的一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嘛！”

这番话，对我来说，无异于满头热汗兜头浇了一瓢凉水，这一顿闷棍打得可不轻啊！不过，文章的传播终究还是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力量，也增强了信心。我暗暗地下了狠心，要利用一切节假日和早晚时间学写散文。

文章写出来了，发表欲也很强，却没有勇气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妈家的住址。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实没有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全国性的报纸发表作品，总需了解作者情况，即便是笔名也得察个究竟。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歌颂青沙乡模范货郎何大爷的先进事迹和敬业精神；《慈母心肠》则是描写城郊八一大队一位园田技术员精心培育、莳弄种苗的感人故事。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们全班人马也只是四五个人，锋芒所指，大家都心知肚明。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是，不敢较真，不敢辩解，只能暗气暗憋，最后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直接挡了回去。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现在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和宣传部商量，推荐部里一名干部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同志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刊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跟随他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他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戴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那时，我单身在县城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大约两个多月，我能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机会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回到机关以后，稍稍冷静下来，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于尖刻，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由故乡山西龙门出发，在前往交趾省亲路上，中途乘船，驶离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了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生性嫉妒，心胸褊窄，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政治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不折不扣地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唯”字上。试想，如果世上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是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年月，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文字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财专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和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1960、1961年，我也曾在营口日报副刊上发表过几篇散文、随笔：《菜地里的遐思》、《绿了沙原》、《英雄本色》。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杂文《把劲用在正地方》，抨击社会上的不良现象：拉关系、走后门、扯“老婆舌”，拨弄是非，倡导持之以正，做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增进团结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写批评类文字，用今天眼光看，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缺少尖利的锋芒，也没有触及实质性问题，但在当时，也就算“异种”了。

憧　憬

1962年新年过后，我被调到营口日报社编辑副刊，这算是正式与文学写作接轨。本来调我是做驻盘山县记者，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董连璧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示：“老丁（报社总编辑丁立身）：我的意见，让王充闾去编文艺副刊。”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时已经二十七岁了。所以，当时有“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意悔迟”（引自《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之句。编辑部里，人才济济，大家相互切磋，学术方面时有思想交锋；特别是评报过程中，各抒己见，气氛民主，即便是总编辑的文章，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加以指摘，使我扩展了视野，开阔了思路，曾以诗记之：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笔，不管文章属阿谁。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给了我接触文艺界、学术界名流、专家的机会，同他们当面联系或者通信往来，获益匪浅。人们常常误以为当编辑只是付出，只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并非如此，采访、编稿过程正是学习、练笔，求知、益智的好机会。“五四”之后，有很多编辑后来成为文豪、作家、学问家，便是实证。依我个人体会，编辑工作颇有利于锻炼交际能力、处事能力、思辨能力和驾驭文字能力。

这个期间，适应报纸副刊要求，我写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有一篇《赏花吟—熊岳书简》，写作于1962年秋：

在你们松花江北，中秋一过，就该是风摇黄叶、露结清霜了吧？可是，辽南的熊岳，却还到处有鲜花照眼，望儿山下的花畦终日攒聚着游人，温泉小径也是赏花的好去处。至于生产队的棉花，说声开，一片洁白，如飞絮，如流云，肥葩大朵，叠叠层层，更是独得天然妙趣。不过，我在信中想要描绘给你的，却是熊岳印染厂图案设计师笔下的常年开不败的人工花卉。

出熊岳车站南行二里许，路侧有个规模颇大的果园，万绿丛中隐映着一座红砖房，那就是印染厂的图案设计室。房舍呈“工”字形，门额上大书“百花齐放”四个字。往里一进，立刻觉得春光满室，秀色撩人。墙上挂着水彩画，桌上摆着瓶花，一个个案头陈放的都是各色各式的花样标本。设计人员正忙着绘制新的图案。有一些经过群众鉴定、最受市场欢迎的图样，如“花开富贵”、“四季飘香”、“荷花鸳鸯”、“蝶恋花”、“凤朝阳”、“雀登枝”等，已经绘制在花布上，投入了批量生产。

图案设计，一般的可能以为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是一项相当复杂、煞费心血的精神劳动。为了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要求，既须实用、经济，又要美观、秀雅，既要寄寓着人们的理想、愿望，又需顾及现实中的使用价值。设计人员像采花酿蜜的工蜂一般，四出采集花样，广泛听取用户意见。举凡公园里的名花异卉，古典建筑上的彩绘花纹，城市姑娘入时的新装，农家少妇精心的刺绣，一张剪纸，几朵流云，锦鳞翔泳，彩蝶纷飞，在我们也许全不在意，可是，进入设计师的眼底，就都成了勾花的蓝本。

李技师还给我讲了一个新近发生的趣事。一次，他在大连的集市上，看到一个装扮入时的女郎戴着一个绣花的头巾，图饰非常亮眼，可是，有一半掖在领子里，他斟酌再三，还是红着脸、嗫嚅地请求人家把头巾展露开。起初还引起了误会，后来他说明身份，并送过去画夹子，展示一番绘制的各种图饰，女郎才愉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此后，还曾多次收到她寄赠的花样。

中学时代，我们同读清诗，记得你特别喜爱黄遵宪的“瘦菊清莲艳桃李，一瓶同供四时花”，还有龚自珍的“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我在图案室所经见的，就正是这种场景、这种境况。一日之内，欣赏了四时佳卉，迎春喧闹，月季娟秀，海棠妩媚，牡丹富丽，黄菊劲拔，寒梅清奇，不论是秾艳、俊逸，写真、写意，象征吉祥还是寄情和美，无不描形拟态，楚楚生姿。在这里，我也观赏了许多远销国外的花布图案，有的小巧精细，有的粗犷泼辣，有的靓丽明快，有的雄浑烂漫，格调与内销的迥然不同。看到那些饰有斑马、骆驼，椰林、棕榈，古陶瓷、泥玩具，东洋水阁、欧陆长桥、南海风帆、非洲大象的图案，恍如置身于万里之遥，眼界豁然洞开，心胸为之一畅。

赏花不忘育花人。当听到我热情赞颂他们的佳绩时，设计师们纷纷表示：如果说，这些花卉是设计人员培育出来的，那么，又是谁培育了我们呢？是伟大的党，伟大的劳动人民。他们告诉我，熊岳印染厂设计室始建于1952年秋天，至今整整十个年头了。开始时，只有四个人，没有办公室，他们就挤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当时仅能描绘一些简单的花样。后来，在党和政府支持下，他们有机会到美术学院进修，又在工厂、农村实习，上级部门还派来名师传授技艺，分配一批毕业于美术学校的学生，每年都有人到上海、苏州、杭州等名城胜地观光和进行野外写生。经过十年的培养、磨炼，一支专业队伍茁壮地成长起来；图案设计也由过去的简单模仿，发展到多门类、多样式的工艺独创。

古人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心中有感，痛快淋漓，我也想让远方的朋友分享，这就有了发送这篇书简的动议。其实，《赏花吟》古已有之，至于描述花海、花潮、花街、花市的现代诗文，更是屡屡见诸报端。为了描绘自然界的千葩万卉，前人与时人可说是荡尽了才思；而这些长年盛开不绝的人工花卉，却很少活跃在作家、诗人的笔下。应该说，图案设计师心中的图版、笔下的繁花，是更值得吟咏的。只可惜我是美术方面的门外汉，空饱了一番眼福，却说不出个中的奥蕴。好在熊岳城风光佳丽，印染厂“善门”长开，正不妨登车南下，亲往游观也。

当时，几乎读遍了报社图书馆的藏书，我最喜爱的是鲁迅、茅盾、冰心、曹禺的作品。至于所谓“当代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的作品，不仅读得仔细，而且有意地加以模仿。那个时期，文学种类的书籍很少，五四以后的文学名著在书店里很难买到，而那些大量印刷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等歌颂英雄人物的小说，已经全部看过了。那个时期，我特别喜欢下述三位作家：孙犁的小说、散文，文笔优美，情感细腻，特别是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善良、清纯，十分可爱。杨朔散文，艺术地、诗意地讴歌劳动、创造、贡献，讴歌社会生活中具有美好品德、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和崭新事物，十分感人，虽然属于当时政治的赞歌，但并非政策图解、标语口号，而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苏联作家波列伏依描写共产主义建设工程的特写集，50年代我就看过了。作家笔下那些活跃在工地上的厂长、技师、工人的先进思想与开阔视野、远大理想，令人感发兴起。

现在看，这一阶段我的散文写作，很明显受到了上述作家作品的影响。从主题到题材比较单一，无论是描写城市、农村，工业、服务业，山区发展、社会场景，都是以澎湃的激情、昂扬的笔调，反映生产建设的成就，记述先进思想、模范人物，歌颂党的领导、歌颂时代、歌颂人民，歌颂新生事物。文笔比较流畅，也讲究结构、章法，但多数失之直白，浮在生活表面，缺乏思想张力，意蕴深度不够；主要是叙述事情，人物有平面化、表象化倾向，看不到更深层面的内心活动和矛盾冲突。

儒家传统文化先忧后乐、昂扬奋进的精神积淀，同那个特殊年月的时代召唤相呼应，点燃了我的乐观向上的生命激情和青春火焰，整天都生活在乌托邦式的憧憬之中。在那激情四射的年月里，我所找到的是与时代、社会和群体完全融合的一己的人生坐标，而放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对于一个文学写作者至关重要的思考和体验的权利，结果是自我的放逐、个性的迷失，心灵倾诉的缺席。文学途程伊始，走的便是“时代的抒情”的路子，而未能唱出自己的歌。

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评论家石杰教授在《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指出了这一点。我在一次创作的自我反思中也认识到，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十年搁笔

我在报社四年间，参加过三次农村“四清”运动。最后一次是在营口县大石桥镇东窑村，从1965年秋到次年春，长达二百来天，中间跨越了春节。市委书记陈一光在这里蹲点。著名评书演员、市曲艺团副团长袁阔成也在我们这个工作驵。我们睡在一铺炕上，一同吃农家的“派饭”，一同参加社员大会，一同下地干活。稍有差异的，是我们顿顿喝高粱米粥，农家大嫂专门给他烙一块玉米面饼，为的是增加一点力气，饭后好给大家说一段评书。对我来说，这真是艺术的偏得。陈书记对袁阔成的评书艺术备极欣赏，鼓励他多说新书，为全市文艺队伍树立一个榜样。同时，交付我一项任务—帮助他收集、整理、创作一些农村素材的段子，充实、丰富其艺术资源。

开始时我还满怀着信心，拉开了架势，真想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后来发现自己并不具备这种能力。六个多月，朝夕相处，我几乎听遍了袁先生的一切“拿手好戏”，除了《三国演义》、《水泊梁山》、《施公案》、《薛家将》、《岳飞传》、《明英烈》等传统评书选段，还有新书《烈火金钢》、《林海雪原》、《暴风骤雨》、《转战南北》、《敌后武工队》等。按照专家的说法，说评书有三重境界，基础是编故事、说故事，能够吸引人听下去；再上一个台阶，是传授知识、益人心智，使人听了深受教益；再进一层是创造美的形象、弘扬美学精神。这三个方面，袁先生都有创获。

当时他不过三十六七岁，艺术造诣、精力、体力都处在最佳时期。他的表演，神形兼备，细腻感人，形象优美，气度恢宏。说到编故事，这正是他的长项，而我拙于此道；倒是自认文史功底不错，可以帮助出些主意，通过听评书段子，发现他读的书很多，对历史颇有研究。

一次，我和他唠嗑儿，谈到往传统小说里“加事添彩”，他举出许多例子。比如，曹操杀孔融，是由御史大夫郗虑（他和孔融有仇口）告密引起的，这在《三国演义》第四十回里有记载，但很简单—郗虑所告发的秘事，无非是孔融背后发泄不满，说曹公坏话，并且和祢衡有交情。过去，袁先生也是这么照着说的，但总觉得没能击中要害；于是，就考虑往里加些内容。加什么呢？加了郗虑对曹操说：“您还记得您在破袁绍的时候，公子曹丕收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甄氏，孔融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信上说到了武王伐纣把纣王的宠妃妲己赐给了自己的弟弟周公旦吗？孔融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武王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是他自己看上妲己了。但是，是妲己毁掉了纣王的江山，这是一个不祥之物，如果武王自己纳了妲己，传出去影响不好，所以，武王在名义上把妲己赐给了周公，其实暗地里是自己把妲己给纳了。因为只要把妲己纳进自己家里来，那人家家里什么事，外人就不知道了。现在您破了袁绍，把甄氏赐给了公子曹丕，其实是您自己把甄氏纳了。”这一下，可就“冷訾辛阚”（《百家姓》里一句话，谐音冷刺心坎），扎到痛处了，坚定了曹操除掉孔融的决心。

我问：“你怎么想到了这个事？”

他说：“有根据呀！孔融写信的事，《后汉书》本传里专有记载，但那里并没说是郗虑讲的。我把它加到郗虑身上了。”

说到兄弟剧种以及小说互相借鉴的事，他谈到了京戏《打渔杀家》，说这是一出“水浒”戏，萧恩就是阮小五嘛！我说，不过，《水浒传》里可没有记载。他说，类似情况不少，比如《黄鹤楼》和《单刀赴会》，内容大体相同，都是“三国”戏。我插了一句：说的是东吴为了讨还荆州，邀请西蜀君主过江赴会，图谋绑架，结果未能得逞。他说，两出戏都取材于元人杂剧，但是，罗贯中只选用了后者，所以，《黄鹤楼》不见于《三国演义》。

我想，袁阔成成就的取得，当然和“袁氏三杰”的家学渊源、祖传技艺有直接关系，但根本之点还在于他的认真学习、刻苦钻研精神。这对我触动很大，自叹弗如。本来，应该多向他学习一些东西，可是，十分遗憾，当时他实在太紧张、太忙累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全部用来说段子，—这年夏天他光荣入党，决心要倾尽一己之所长，为工农大众献艺，很难找到交谈的机会。这样，也就失之交臂了。

“四清”结束，工作总结时，我作了一番检讨，说限于自身能力、水平，市委领导交办的任务没能很好地完成，准备回去后加以弥补—认真写几篇报道，宣扬一下袁阔成的同群众打成一片、带头说新书和刻苦钻研精神。结果，我们回到单位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陈一光调任锦州市委书记；而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回去的当天，就赶上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丁立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

直到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做“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愿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逍遥状态。说来也深自庆幸，“文革”十年，我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但是，袁先生的访问记，最后也“胎死腹中”，这却是个损失。只能惘然兴叹：“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失意、懊恼之余，不由地记起了少年时节读过的《诗经·桑柔》章的两句话：“我生不辰，逢天僤（厚的意思）怒。”其时不过三十岁上下，正值繁花绽放、生意盎然的文学青春期，却遭致了一场铺天盖地的风雨摧残，说是生不逢辰，未为不可；不过，肇因却并非遭到上天的厚怒重罚，而纯粹是源于人祸。

我之所以十年搁笔，叩其原因：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再度触犯“文网”。曾几何时，自己还曾因为那些“宝贝文章”而洋洋自得，现在竟都成了背上沉重的包袱，担心哪一天会突然被再次揪出来，重新遭到批判。为此，甚至觉得县报老总出于忌恨，不许我署自己名字，到头来却是一种无意的“保全”。还想到：两千三百年前，庄子就发出“骄猴中箭”、“直木先伐”的警告，真有先见之明！在这种状态下，当女儿进入小学，特别喜欢诗文，老师夸她聪明时，我却一再给她讲，绝对不要弄这个。

二是，对“帮派文章”那种“拿不是当理说”、生拉强扯、诬罔不实、蓄意倾陷的内涵和居高临下、武断蛮横、矫揉造作的格调，从心里反感，无意更不屑于往里面掺和。

三是，文章的书写必须发自内心冲动，心有所感，情有所注，方能泚笔为文。创作对于心灵的遵从，是不容否认的。“文革”期间，是非颠倒，观念模糊，谈不上有什么激动，有什么感悟，就是说，没有了精神资源，那还写什么？怎么写？那个时节，多的是迷茫、困惑、怀疑，—这能写吗？不敢写，写了也无处发表。

“文革”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事出偶然，尤感突然。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政委”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  

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我们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水深莫测。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

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

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时对我说：“你具备政治智慧，很有预见性，不然的话，一生就毁了。”

我说：“预见谈不到，更说不上有什么政治智慧，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1975年底，营口市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调到省上工作，我由综合科长提拔起来，填补了这个空缺。当时的心路历程，《王充闾：文园归去来》一书中所描述的，颇近实际：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让他经受了一场磨难后，又沿着它早已为他安排好的路子走下去。然而，此时的王充闾还没有完全从这场噩梦中解脱出来，当权者在运动中的遭遇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犹有余悸。本来，他的政治欲望就不很强，此刻，对他来说，从政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实际上，他的进取心是很强的，只是没有放在事功上，他所拼力追求的，是想望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上有所建树。然而遭逢不偶，未遇其时。如今已年届不惑，治学与创作两个方面均无所成，岂不愧对亲人、也愧对自己！这个期间写就的一首七言绝句，充分表露出他的心迹：

星月争辉映敝庐，深宵何事久踟蹰？

不成一事年空长，有愧人间大丈夫。

当时的局面也甚为动荡。“四人帮”活动猖獗，政治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副处级的官员，虽然位置不高，但也无法完全游离于运动之外。不过，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严格的戒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处中游，随大溜儿，“既没有鲜明抵制的觉悟，也绝不想跟着运动去捞油水”。即便如此，繁杂的公务还是常常弄得他心烦意乱。有一次，他去东郭苇场的南井子，这里是大凌河入海口，最为偏僻、宁静。心里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心想：如果能够在这里住上十天半月，带上一部《汉书》，静下心来读一读，该有多好。

由此，亦可见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和避世心态了。他渴望人生有成，却不喜欢政治斗争；治世中他入世，乱世中他宁愿躲到书斋里去。然而不管怎样，他已经踏上了仕途这条路，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在入世与出世、为官与为文的矛盾漩涡里。—为官为文的矛盾已初露端倪。

绝望中寻觅希望

正是由于心中蕴蓄着做学问、搞研究的抱负，所以，辍笔绝不意味着对文学的放弃，只不过是找到了另一个出路，就是拼命读书，充实自己。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中，有过“从绝望中寻找失望”的说法。借用过来，可说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样一来，十年浩劫，倒使我在天崩地坼、浮尘十丈中悄然结下了书缘。

最初那段时日，我主要是读毛选，读鲁迅，这是造反派们所允许的。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控制不住读古书的欲望，我就常常偷偷地躲进宿舍去翻看，但外边总要包上一张报纸，以防意外。《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世上人群，聪明者多，智慧者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而读《红》，则往往流于消沉：曹公倾其十年心血写就的乃是其人生理想的三部曲：追求、激荡与幻灭。—现在看，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显然与当时的处境直接相关。

在纺织工厂劳动，干的活是接线头、推布捆，前者琐碎，后者乏累。不管如何，回到宿舍，躺在床上还是要看一会儿书，周围总是一片鼾声。每星期休息一天，是我集中读书的大好时节。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当我读到：“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

1971年初，揭露、批判陈伯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主席号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学习马列六本书。在参加读书班之外，我还专门利用三个月时间，系统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反复精读，整本书上有五种笔迹，上面写满了学习心得。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我的认知与领悟开启了一扇窗户，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

“文革”开始时，红卫兵“破四旧”，从一些人家搜出大量文物、藏品，也有许多古旧书籍，统统放在市财政局的仓库里。后来“落实政策”，物品陆续归还原主，而这些旧书却一直堆放在仓库里。“批林批孔”要找靶子，市革委会宣传组就让我到那里去清理，因为我是读过“四书五经”的，在全机关是出了名的“饱学之士”，又是机关的理论辅导员。弄了两整天，从中挑出有价值的（当时说成是可供批判的）古书三百三十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市委机关，在办公楼里的几个卷柜里锁了起来，钥匙由我掌管。这在我是求之不得的。

从此，我就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以准备材料为借口，找出各种各样的线装古籍，阅读、摘抄。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意也不懂得翻动那些古旧东西。你不是要“评法批儒”吗？那我就读了《韩非子》，还有杂家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反正周围那些人，也分不清谁是儒家、法家、道家、杂家。我倒是乐得迷恋在这个“桃源世界”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记了几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顾自在那里饱享嗜书的乐趣。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也都是这个期间读的。或许是有了一些阅历的缘故，觉得书读得深了，理解得也比较透辟了，心中逐渐豁朗起来。

1974年夏天，一个早晨，家里柴油烧尽了，炉灶升不了火，我急着下楼去取柴油桶，由于过分慌张，竟将两个台阶当做一个，结果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医生警告说，必须卧床静养，否则容易致残。这样，在家整整待了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在私塾，读过《史记》，同时对照着也涉猎了《汉书》，后来进城读书，读过《三国演义》之后，又读了《三国志》。这样，“前四史”只剩了《后汉书》，这次算是史学补课。

读史书，需要原原本本，悉心研索；但我辈青年学子不同于史学专家，没有专门课题，缺乏周密计划，在通读过程中，如何读出兴趣、理出端绪，是个很现实的问题。开始时我也感到有些枯燥，好在逐渐摸索出一些窍门。

其一，“找熟人，抓线索”。书中人物已经死去一千八九百年了，哪里会有熟人？有。凭着知识积累，许多人早已耳熟能详。我喜欢看京剧，《上天台（又名打金砖）》中许多人物，像光武帝以及姚期、马武、邓禹、岑彭、陈俊、吴汉等一干将领，他们的形象、言行一直刻印在脑子里。尽管历史上并无“二十八宿上天台”之说，但这些功臣名将在《后汉书》里都有传，读起来甚感亲切。同样，《三字经》里有“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我在读《文苑列传》时，发现了黄香的传记，眼睛立刻一亮。记得童年背《三字经》时，父亲说过，这个黄香和他的儿子黄琼都在我们祖居地大名所在的魏郡当过太守。还有，于今尚能背诵的童蒙读物《幼学故事琼林（增订本）》中，至少有四十人的典故，像“马融设绛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雷义之与陈重，胶漆相投”，“孟尝廉洁，克俾合浦还珠”，“蔡女（文姬）咏吟，曾传笳谱”等等，都出自《后汉书》。由于有了这么多“熟人”，史书入眼，就变得活灵活现了。

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前面说到黄香，由他联系到其子黄琼；又由黄琼联系到李固—他在致黄琼书信中有“‘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警语，是毛泽东主席在“文大”之初推荐过的。而我之晓得李固，则源于《幼学故事琼林》中的这句话：“李固不夸父爵，可称子弟之良。”

其三，同前几次读史比较，这次在读书方法上有所改进。当年塾师曾经教诲：读书应该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但在过去读《汉书》时，限于条件，主要是参照《资治通鉴》；这次不同了，一是多年来购进了一些古籍；二是市图书馆也提供了方便；三是前面谈到的“破四旧”时搜索了几百种古书，可供翻检。在读《后汉书》的过程中，我参看了宋人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近人陈登原的《国史旧闻》、清人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俞正燮的《癸巳存稿》等多种书，其中尤以清人赵翼的《廿二史劄记》，使我获益最多—不仅纠正了一些书中的史实错误，而且增长了许多见识。单说《后汉书》部分，赵氏善于就一些课题作综合性分析，比如“东汉尚名节”、“东汉宦官”、“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一个个问题分析得丝丝入扣。如在《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一文中指出：“国家当气运隆盛时，人主大抵长寿，其生子亦必早且多。独东汉则不然”。“人主既不永年，则继位者必幼主，幼主无子，而母后临朝，自必援立孩稚，以久其权”。讲得十分透彻。

不过，有的方面也似可商榷。《廿二史劄记》中有一篇《东汉功臣多近儒》，开篇就说：“西汉开国功臣多出于亡命无赖，至东汉中兴，则诸将帅皆有儒者气象，亦一时风会不同也。”这个论断极是。举例中，首先是光武帝，“虽东征西战，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是帝本好学问，非同汉高之儒冠置溺也”。接着从邓禹开始，点了十四五位功臣名将，唯独没有伏波将军马援。那么，马援是不是“近儒”呢？诚然，史书上没有记述他如何研习儒家著作，但从他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儒家忠君孝亲观念的影响。本传称：兄卒，“援行服期年，不离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庐”。在他患病时，他的至友的儿子、朝中的驸马梁松前来拜望，他不答理。他的亲属问他：“人家是皇帝女婿，公卿以下人人畏惮，大人奈何独不为礼？”他的答复是：“我乃松父友也。（松）虽贵，何得失其序乎？”梁松由是恨之。为了维护长幼之序，不惜遭到忌恨，这还不是儒家的风范吗？马援的从弟少游，对他“慷慨多大志”甚感哀怜，曾劝说他：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可是，他听而不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这是他的名言。出征交趾，立功绝域归来，恰值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再次主动请缨前往讨伐。光武帝看他年老，没有应许。他坚持申请，说：“臣尚能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也！”结果，战场上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这里只是辨对是否“尚儒”这个问题，意在说明赵翼高明中也有疏漏，所谓“百密一疏”，并不涉及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问题。

通过《后汉书》的研读，我自感在史学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附带说个小插曲：由于四个月没有出门，缺乏运动，结果我的体重长了十多公斤。上班后，坐在凳子上，脖子后面的肉耷拉下来，单位的同事在后面用夹子给夹起来。从此，我开始了天天跑步锻炼，长久坚持不辍。病后得以专心读书，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从此养成了锻炼习惯，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第三章　劫后复苏

（1977—1984）

喷　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我的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交道。

1980年下半年，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利用图书馆的藏书，有条件读到许多五四时期和西方的文学名著，并能广泛阅读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眼界、胸襟得到有益的扩展。脑子里构思了许多文学素材，开始了散文的写作。

年底，我调入辽宁省委机关，不久，被指定给省委书记当秘书。经常跟随领导下乡和外出开会，接触面扩大了，思路也渐渐地开阔了。我便利用休息时间，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有一些还写成了散文、杂文、随笔。1983年初夏，奉调到营口市担任领导职务，写作也仍然没有中断。

到1984年底，七八年时间写出了六十余篇，近二十万字。大体上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一、抒怀、感奋类散文。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多是这方面文字。像《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神话与现实》等，从标题上即可看出，基本上还都属于“时代的颂歌”。包括语言，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

《海上抒怀》写的是一种瞬间感觉。

站在甲板上，我向海天深处眺望。只见万道金鳞在浩渺的沧波上熠熠闪耀，千朵万朵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嬉笑。透明的、青苍的、细软的波纹，一道接着一道从对面滚来，多么像故乡那茫茫无际的草原啊！大概长时间观看同一事物容易发生疲倦的感觉，我渐渐觉得有重重睡意从四面袭来，于是返回舱里卧下。此刻才切实感到波浪的起伏—大海的呼吸。飘飘摇摇，很快就跌进了梦乡。

蓝天，远树。故乡的原野。少年时代，我骑着家里那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蹄声得得，飞驰在青葱万顷的草原上。突然又跨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左颠右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将我掀掉，大红马偏偏向一棵歪脖子柳树钻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弯臂抱住了树干，才没有被刮落下去。惊吓得猛吼一声，我醒转来了。睁眼四望，轮船依旧平稳地前行，微微地发出耕涛犁浪的“刷刷”声响。

⋯⋯

古往今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时间比作长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黑格尔也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尽管时间是客观存在，总是以其固有的节律运行着；但人到中老年之后，往往对时间的流逝变得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听到有谁发出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慨叹；可是，当熬过十年浩劫以后，却是“相逢各问年，尽道流光速”了。许多至今仍以“小”字相称的同志，其实早已跨过“知命之年”，坐五望六了。称其“小”者，习惯而已。

由海涛颠簸中形成的梦境引发出对于十年虚度、光阴易逝、青春不再的慨叹，表达了一种珍惜生命、奋发向上的情怀。

《小楼一夜听春雨》，写初春的第一场喜雨，不待鸣雷的呼唤和闪电的指引，悄悄地降临人间。雨，蕴蓄着盈盈的爱意，唤醒了万物的生机，催动着人们丰收的热望；同时，它也挑人思绪，引人遐思。面对着垂天雨幕，耳听着潇潇夜雨，既有杜甫、曾几的关心民瘼，陆游的感发兴起，也有蒋捷从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领悟到的前尘如梦、人生易老的悲凉意绪。其实，雨本身并没有什么知觉、什么情感，只不过是境由心造，物可移情，如同白居易所说的：“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二、纪事写真类散文。

《壮歌行》以歌声为主线，描绘了“文大”前后二十年间的两次歌咏场面，书写了音乐在历史上的作用，特别是革命歌曲所独具的感染力、震撼力。其时，正沉浸在难以抑制的昂奋与激动之中，于是，借着听歌的兴致把改革开放之初内心滚滚滔滔的热浪和火热的激情倾泻出来。

《记事珠》叙述“大跃进”中，作为团支书，我带领村里男女青年不讲科学精神，种植药玉米遭致失败的故事。1983年，我回市里任职之后，当年的伙伴写来信件：

如你所知，对咱们的蛮干，一些老年人当时是持反对态度的。书琴的父亲担心这一锤子会敲得“片种无存，全军覆没”，便在播种那天偷偷留下一些种子，打算第二年种在园子里。不料，转过年来他老人家竟一病不起。后来，书琴整理旧物发现了它，细心地种在地头上，没想到秋天居然收了三四斤。于是，她又分散给同伴们作种子，慢慢地便在全村扩展开了。现在，整个河滩都成了薏苡生产基地。

岁月如流。而今，孩子们都已超过了咱们那时的年龄。闲谈中，我们也曾将那些忽明忽暗的记忆碎片联缀起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毕竟是一面镜子，既回振着自己的心声，也折射着往日的光谱。但他们听后，往往只是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笑。其实也难怪，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他们毕竟比我们那时要聪明一些。

知道你重任在肩，异常忙碌。对这类“陈谷子、烂芝麻”，怕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觉得，闲暇时节，偶尔想上一想这些往事，也许还有一些益处，特别是对于你们这样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永存的微笑》，讲述1982年春节期间，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甘以雯女士转来的信件。寄信人是重庆一位女教师，说她的胞兄1937年秋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近日偶读《散文》，发现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然与她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写信给编辑部，打听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联系方式。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于是，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劝慰她切莫失望，尽管没有找到哥哥，我很愿意做一个懂事的弟弟。紧接着，又收到了这位女教师的回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解放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经过多方查访，终于找到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三、纪游散文。

这个时期，我外出机会较多，写了一批游记，但多限于省内。

一般地说，撰写本地游记有一定难度，由于大家所熟知，景观上的文章不好作；需要寻觅一个特殊视角，别出心裁。《柳荫絮语》是写我工作过二十多年的营口，这里濒临渤海，地势低洼，从前树木很少，现在是浓荫密布了，行行翠柳遍布长衢。文章以柳为聚焦点，抓住独特的文化质点，表现当下的思想感情，熔所见、所感以及诗话、史实于一炉，展开浪漫的情怀，观照多彩的现实，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手法结合在一起，算得上别开生面。

应该说，动笔写这篇散文，我是饱溢着浓烈的感情的。由于我曾在这里生活过二十几年，看惯了漫空卷着黄尘，遍地泛着白碱的街景，而今处处竟是饱绽着春意的青青垂柳。它们像亲人般笑立在东风里，轻摇着翠发，漫闪着青睐，频频招手致意。又好似无数绿色甲兵，排成长长的仪仗队，给人们以清新的美感，怎不令人心旌摇荡，欣然色喜！

柳是报春的使者。当寒威退却、冰雪消融的时节，痴情浓重的春风朝朝暮暮奏着催绿的曲子，鼓动得万里郊原生意葱茏。花丛草簇从酣睡中醒来，急忙抽芽吐叶，点染春光，顿时大地现出了层层新绿。然而，这一切与高楼栉比、车辆穿梭的城内是不相干的。那么，是谁最先把“春之消息”报告给十丈红尘中奔走道途之人的？正是街头的翠柳。

溽暑炎蒸，骄阳喷火，行行路柳为过往行人撑起遮天绿伞，清凉凉的略带咸味的海风扑到脸上，你会感到燥气潜消，无异入清凉国。清晨起来，你尽可以沿着柳林穿行，过了这棵迎来那棵，满路清荫，伴着几声清脆的鸟鸣，偶尔会有一两滴露珠滚落下来，凉生颈际，于恬适、惬意中不觉走出了很远很远。

秋宵漫步，清爽宜人。在城市住房尚较紧张，许多人家还是三世同堂的情况下，这长长的林荫路便成了翩翩情侣的“爱的长廊”。许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挽手并肩，徜徉其间，悄声地交流着浓情蜜意，一任多事的柳丝在鬓发间撩来荡去。有人调侃地把它比作欧洲的谈情胜地—“维也纳森林”，这当然是过分的夸张。

即使是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严冬，家家紧闭着门窗，地面上满铺着积雪，这行行垂柳也不显衰颓、沮丧之态，依旧温存地摆荡着枝条，似向行人问候，使人们记起往日撩人的春色，憧憬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这绿柳的四季歌，正是这种心声的写照。

《古洞泛舟》写的是游览本溪水洞。水洞堪称一处清幽静谧的洞天水府，天下奇观。洞顶到处都是乳白色、黄褐色的钟乳石，宛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条条垂下；洞底则挺立着许多皎洁、濡滑的石笋，与之相互对映。洞身阔狭、高低不一。泛舟其中，竟如置身冰幕之中，顿觉凄神寒骨。洞中的岩石，更可据形状物，惟妙惟肖，引发人无限的联想。走出洞天水府，仿佛刚刚从梦境中醒来。虽然瑰奇、绚丽的景象已经从视网膜上逸失，但那迷人的意境和隽永的情思却将长存在记忆里。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三首七绝：

洞府清游赞化工，人间绝景壮关东。

神龙生怕飞腾去，固闭深藏古洞中。

流水声中对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生，沧桑不尽古今情。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山不在高》叙写二十八万年前金牛山猿人遗址，作为一座历尽风雨沧桑的历史课堂，它使我们超越时空的界限，听到人类远古的足音，披阅那洪荒初辟的煌煌简册。

凝视着这座非同凡响的洞穴，想到自己的脚下，几十万年前竟是我们的先民繁衍生息、劳动奋斗的地方，心头蓦然涌起一种超迈时空、遥接万代的感情。一时神驰远古，幻象丛生，仿佛置身于人类历史黎明时期的洪荒世界。

⋯⋯

我们上下巡视了整个山峦。原来，它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了，周长不过一千二百四十米，海拔七十米左右。而且，就年岁而言，专家说，也算是年轻的。如果把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两千万年的山峦比作老寿星的话，那么，金牛山只能算是总角儿童。但是，它毕竟是几十万年前人类刚刚脱离动物境界的黎明时期的直接见证者。单凭着这一点，也就足可以举世骄矜了。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仙”也者，超越凡品之人与事也。难道还算不上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吗！⋯⋯

毋庸讳言，把原始人的创造成果放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背景上来考察，不啻沧海中的一粟。比起那些遨游太空的数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多少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类观测宇宙的范围拓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这些原始时代的石刀石斧，简直窳陋得不值一提。但是，它们却是人类进行真正劳动的标志。这极度简陋、极为原始的工具，如同万里长江源头的纤纤一脉，正是后来的铁器、蒸汽、电气时代以至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整个机械洪流的滥觞。

我们伟大的先民凭借着粗笨的双手和简陋的石器，为人类文明的大厦奠定下最初的基石，宣告了一个划时代的开始。透过它们，我们看到，彩陶、铜鼎在闪光，指南针、地动仪在运转，金字塔、万里长城高耸云天，敦煌艺术、唐诗、《红楼梦》，以及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等等文化瑰宝，争奇斗艳。

四、思辨性散文、随笔。

《灯下漫笔》一文中，从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字狱，讲到“四人帮”时期的罗织文网、陷人以罪，手段之毒辣，居心之卑劣，令人发指。

《闲话私谒》，是一篇比较典型的杂文：

祖国语言的精确，着实令人叹服。比如，公署、公廨、公堂、办公室，顾名思义，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反之，如果因私事而有所干求、请托，就要悄悄地溜进达官显宦的私邸去“走门子”，现代语言叫“走后门”，古时则称为“私谒”。

战国时期，孟尝君奉齐湣王之命行聘于秦，开始时受到了秦昭王高规格的接待，还要任命他为丞相。这样一来，遭到了朝廷里权臣的妒忌，因而向昭王进了谗言，结果被囚禁起来，准备一杀了之。孟尝君见形势急转直下，赶忙托人到昭王的爱妾燕姬那里“走门子”，请她给调解、说情。燕姬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便提出以此为交换条件。无奈，这件宝物已经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秦王，只好由随行人员中一个“善为狗盗”者设法将它盗回，再转献给燕姬。

燕姬见了，喜上眉梢，当即进言于秦王曰：“我听说孟尝君乃天下之大贤，现在来此，本为秦国的幸事。置而不用，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杀掉呢？真是没有道理。君王如负此杀戮贤才之恶名，我恐天下之贤士皆将裹足而避秦矣！”昭王甚以为是，马上下令：给孟尝君备车马，发驿券，放他出关还齐。看来，“走门子”这种社会存在，由来已久了；而且，效力还是满大的。

私谒，核心是个“私”字，得趣在一个“便”字上。私谒者一般都避开旁人的耳目，悄没声地进行活动。明末，写过《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的阮大铖，颇负才名；但他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他脚踏两只船，先是厕身于东林党人间，后又投靠大宦官魏忠贤，私拜为“干祖爹”，经常夜半私谒，外表却佯装与魏阉疏远。他每次离开魏府时，都要花大价钱把递送的名片从接待人手里买回来，以掩饰其奔走权门的痕迹。这是“私”字。

那么“便”字呢？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有时，“灶王爷爷”不开面，遇上了窒碍，还可以通过私谒，请求“灶王奶奶”代为转圜，打通门径。秦昭王的爱妾燕姬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明代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这篇著名散文里，用漫画式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干谒求进者的丑态和权门的赫赫气焰：私谒者日夕策马候于权者之门，守门人不放入，则甘言媚语求情，并袖金以私之。而权者又不即出见，只好立于厩中仆马之间，忍受着恶臭的气味与饥渴、毒热的熬煎，耐心地静候着。到了晚上，里面才传出话语：“相公已倦，谢绝客人，明天再来。”明日又不敢不来，照旧立于厩中仆马之间。经过这样几度腾挪、辗转，始得一见。出门后，却招摇过市，虚言“相公厚我”，借以骄人。

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古往今来，一切私谒者走的都是热门。哪个人位高权重，那他的私邸便宾客盈门，肩摩踵接。本来素昧平生，也要通过曲折的关系附凤攀龙。而一当罢黜遭贬，就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唐代李适之为宰相时，每值退朝，宾客云集，道是“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可是，一当他被李林甫谗毁、罢相之后，立刻就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他在一首诗中感慨无限地写道：“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走门子”这种社会弊端，原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贪贿风行的封建时代，有其深厚的孳生土壤，可谓天下滔滔，俯拾
皆是。

现在，对于干谒求进的歪风，多数当政者不胜其烦，觉得讨嫌；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爱吃这口食儿，结果免不了贪饵吞钩。古语说：“受恩多则立朝难。”既承私惠，必谋酬报。结果，赤裸裸的交换活动代替了党性的尊严，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这确是值得深加惕戒的。

导　引

几位论者都谈到，我在散文的初创期，就能够全面地尝试了各体散文的创作，并且获取了比较明显的成效，这是很可喜的。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指出：王充闾的作品，“给我较深的印象，是他不断地向散文的各个领域，或云向散文的诸多样式进行探索和表现出自己的追求与才智，从而取得了别人不能代替的艺术成就”。他把这概括为“自觉的文体意识”。接下来，著名文学评论家吴俊先生也谈到，我们能够从许多角度来界说：“王充闾是一个成熟的文体作家”，“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散文、叙事散文和议论散文的文体特征。比较起来，由于他的散文大多集中于叙写具体的个人遭际及其命运，因此，同样可以记人散文视之”；“在他的实际文体形态中，它们都是合而为一、融会贯通的，并且，事实上也很难说哪一种文体特征是最主要的，这就是将王充闾称之为文体作家的根本原因，或者说，这也是将他视作文化散文作家在文体方面的根源。王充闾的散文文体特征最足以使他的散文成为文化散文的典型代表”。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辽先生指出：“充闾的散文吸收了我国古典散文的长处，但又和它们不同，在抒情散文中叙事、说理，在叙事散文中抒情、说理，在说理散文中叙事、抒情，并不把三者截然分开。他在说理时，也并不成篇累牍地讲道理，而是画龙点睛、水到渠成地只说不多的几句话。但就在这几句话里，生活的哲思和真理却都凝结其中。”

刘勰有言：“情者，文之经”；又说，“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就是说，情感不是抽象存在的，而是与感知、表象、感性客体联系着的。王向峰教授评论说，充闾在抒情散文的创作中，就情感的视角来说，努力做到寄意于象，把情感化为可以感知的形象符号，为情感找到一个客观对应物，使情成体，便于观照玩味；而就感性客体的视角来说，则是使景观、风物向情思转化。其实，这是一个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描绘自然也好，展现社会也好，都是诉诸心灵、抒写心灵，如同瑞士哲学家阿米尔所说的：“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表现为面对自然景物或者人间万象，能够将人文关怀贯注到无生命的客体表象之中，将自己的主体意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的愿望投射到符号和意象之上。

写作纪游、记事散文，我力求做到有情、有理、有趣。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以诗意的、形象的笔墨描绘眼前的事物、景观，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二是即事即景，能够发现、引申出一己的独特感悟、独特情怀，这里强调的是“这一个”；三是不止有个人的独特感怀，还力求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灵，寻觅到具有普适性的情怀。

写作这类作品，我总是不满足于眼前的所见所闻，竭力追求更深入、更透彻的解读，常常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沉思，从中体会一种立体的、有诗意的感悟。这个流程是双向的：当抒写现实风物时，是从眼前所见走向历史与文化；而那些典章故实，又总是在我抒写旅途的感受时，同萍踪思绪缠绕在一起，起到诱发与引导作用。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我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这一时期的写作，杂文、随笔、说理散文占较大的比重。我有一种想法，这类说理文章，既然归类于文学，那就应该是感抒性的，带有某种诗性的，必须避免过多的抽象、烦琐的议论；行文中可以借助一些古典诗词、轶闻逸事，甚至驱遣文学形象与生命体验，使之得以软化、细化、诗性化。既然是说理散文，无疑需要具有哲理意蕴，但它应该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这里说的是表现形式、写作手法，当然，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两点，一曰勇气，二曰锐气。这是杂文写作的命脉，舍此，即便敷衍成篇，由于缺乏精神与风骨的支撑，亦无足观。在这方面，我自认还有较大的差距。

统览新时期开始后所写的散文作品，感到确实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进步。取材范围有所扩大，不再限于身旁事、眼前人，而是上下古今，纵横南北；抒怀、纪游、叙事、思辨，诸体兼备；无论是散文或者随笔，跳出了新闻性、纪实性较强的报纸副刊文字的窠臼，文学性较强了，表现在语言运用、心理刻画、细节挖掘、形象描写以及联想、想象手法的运用上。过去主要是刊发在报纸副刊上，现在，则以文学杂志为主要场地，影响面显著地扩大了；许多文章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关注，出现了更多的评论文章。

但是，创作中的缺陷与不足，仍然存在。看得出来，这一阶段的写作，实际上带有过渡期转型的性质—由过去十七年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写作路径向着新的境域转换，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蓝棣之教授在谈到我的初创期散文的缺陷时，指出：

如果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在个体的生命体验方面。我认为，有时候他的个体生命体验被过重的文化负荷与历史理性压倒了，压缩了，有时候他看上去缺乏一份对人生的欣赏之情，尽管他也说自甘淡泊，但他很少用置身事外的、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自己的苦乐。如果他稍稍把文化与理性的因素抑制一点，他自己的生命体验就会从压抑中释放出来；如果他对人生（包括他所喜爱的文学创作）稍存一点欣赏玩味的态度，如果他真正放松一些，他就会发现个体生命的丰富性，他的散文创作所发掘到的社会人生的层面，就会更加丰富、深入了。总之，充闾的作品，思想高度是有了，但个体生命体验的深度尚嫌不足。他对文艺作品的体会是敏感、细腻、深刻的，但这种对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使他一看见月亮就想起了李白那个月亮，他的那些对月的感受、自己的体验反而迟钝了，忽略了。

说得实在是太好了，可说是一针见血，恰中肯綮。

有的评论家在肯定文笔娴熟、文字简洁、凝练、学识渊博、旁征博引的同时，指出了行文拘谨，没有放开；又兼矜富炫博、诗文征引过多，有的篇章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过于密集，导致行文拥塞、文气不畅的毛病。同时指出：“王充闾的散文文本，确是作者呕心沥血、潜心创造的艺术品，似乎无瑕可指，无可挑剔；但是，同时也不能忽视那因之而带来的负面效应，即较明显的‘作’文痕迹”。并以《柳荫絮语》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在一般人心目中，秾李夭桃自是佳丽无比的春色。可是，那位写过《陋室铭》的很有些辩证思想的刘禹锡却说：“城中桃李须臾尽，争似垂杨无尽时！”在诗人的笔下，柳色是十分秀美的。陆放翁说：“杨柳春风绿万条，凭鞍一望已魂消。”孙鲂说：“春来绿柳遍天涯，未见垂杨未可夸。”足见其推崇之至。也许是这些原因吧，自古以来，从皇家到民户，从军营到田庄，灞桥、梁苑、隋堤、沈园，到处都喜欢栽植柳树。文成公主远嫁西藏，临行时还珍重地带上一株长安的翠柳，栽在大昭寺内。至今，去拉萨观光的人还可以一瞻“唐柳”的风采。清末爱国将领左宗棠率部下西征，“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后人记着他的遗爱，亲昵地称之为“左公柳”。

论者认为，“短短三百余字，几乎都是由诗句、故实构成的。虽然博雅、恰切，但终归是借他人之口表自己之意。这样的语言，毕竟还是隔了一层”。

再就是，有些作品意蕴挖掘得不深，所见者小，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有些文章的思想蕴涵缺乏复调与多义性；特别是开头几年所写的文章，存在着文学的个人性、主体性、内倾性不强的缺陷。以写于1979年的随笔《灯下漫笔》为例，文章的叙写，突显了社会性、普遍性、倾向性的内涵，而欠缺个人的情感体验。这种心灵倾诉的缺席，同我的对于文学的本质、文学创作的旨归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以及过去的经历、现时的境况，特别是思想方面的束缚，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当时，我在青年时结识的文友、著名学者、南开大学孙昌武教授还提出了一个自我超越的问题。他直率而恳切地对我说：写得还是过多，缺乏沉淀，缺乏深化，应该厚积薄发。为了再上个新的台阶，要像农民种庄稼那样，适当时候“蹲蹲苗”，防止贪青徒长。这番教示，针对性很强，关键时刻发出，有如“醍醐灌顶”，使我受益良多。

诗　缘

新时期伊始，我的文学创作—散文与诗词这对孪生兄弟，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与那时的散文《高跷忆》、《小鸟归来》、《老窑工的喜悦》、《东风染绿三千顷》、《春天》等相对应，诗词也有《村望》、《滴园》、《攻关颂》、《园丁赞》等，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故乡秋咏》是由七首绝句构成的组诗：其一、三、五、六云：

廿年暌违赋归来，古道新姿万树栽。

一色方田连碧落，波清风软稻花开。

篱豆花开引蔓长，谁家梨早一园香。

村娃嬉笑黄昏后，柳带牵风送晚凉。

新城一霎起南荒，钻塔如林插碧苍，

千顷芦花九月雪，秋光胜处是家乡。

淡霭轻风不碍晴，长河如带伴车行。

黄云盖野蛙吹歇，稻浪无声诗有声。

《攻关颂》调寄菩萨蛮：“东风笑绽花千树，骅骝竞骋长征路。勇探科学宫，关山越万重。  时间长恨少，苦战连昏晓。报国耻空谈，丹心红欲燃。”正是我当时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我所在的营口市，地当大辽河出海口，有天然良港，海运发达；又扼哈大线铁路、公路之要冲，素以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文荟萃著称。特别是所属的盖州，自古人才辈出，久负盛誉。我很喜欢此间的人文环境。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全市的宣传、文教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机会同这里的许多诗人、学者常相过从，谈诗论道，同时参与筹建了“金牛山诗社”。著名书法家、学者沈延毅和诗人、散文家吕公眉应聘为诗社顾问；书法家、诗人陈怀当选为首任会长。诗社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活动，文朋诗侣，“济济多士”，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华章，成为当时全省成果斐然、声名卓著的诗社之一。

1980年春，当时我还在营口工作，这天在沈阳开会，顺便参观了“全省地方、军队老同志书展”，在留言簿上即兴题写了两首七绝：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沈延毅先生看到了，当即约我“到堂上一叙”，地点记不准了，好像是在友谊宾馆。他的个头很高，面容略显清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两只臂肘架在座椅的把手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矍铄中透着一种傲岸之气。这一天，老人的兴致很高，在点评了我的诗句之后，重点同我谈了他的故乡盖州历史上的一些诗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金代著名文学家王庭筠原来是熊岳城人。近代以降，他重点谈到两位，一为蒋荫棠，系传世名歌《苏武牧羊》的词作者，是沈老的业师；另一位是乡先辈于天墀，我从沈老的记诵中录下了他的《咏蟹》七绝：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我喜欢它的借题抒愤，别有寄托，后来引进散文《捕蟹者说》里。

临走时，先生赠送我一个手书的条幅，题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虎跃龙腾志，天空海阔心。

身经无量劫，一笑过来人。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充闾小棣有行赋此志感”。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去后便把它细加装裱，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张著名作家、诗人汪曾祺先生赐赠的条幅，题的也是一首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两位老先生的诗作似有翕然相通之处，所谓“君子安时，达人知命”是也。朝夕晤对，不独是绝美的艺术欣赏，在处世、做人方面也是受惠良多的。

吕公眉先生小沈老九岁，同样学殖深厚，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哲学、历史均有深厚修养。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及门桃李，彬蔚称盛。先生工旧体诗，尤擅七绝，以神韵见长，清新隽永。先生对我格外垂青，包括品评我的诗文集，前后赠诗达二十余首。诗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987年元宵节，我曾去盖州先生寓所拜望；五月初，先生到营口专程枉顾，值我公出未遇，留下了四首七绝，以诗代柬。其一、四曰：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脉脉情深，令人永生难忘。两年后的深秋，金牛山诗社有重九登高之会，其时我已调往省上年余，先生又咏诗寄怀：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陈怀先生。1986年3月上旬，营口市在体育场举行城乡风筝大比赛。应营口日报记者的邀约，当场我题写了两首七律：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彩蝶金龙荡碧空，营川儿女竞豪雄。

巧裁形体夸新态，稳上云霄见硬功。

创业有怀凌健翮，拈毫无技捕春踪。

芳时莫抱蹉跎恨，万里鹏程正好风。

陈怀先生看了，稍稍思索一番，立即把笔作和：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儿时游钓早成空，蝶翅如轮鹰爪雄。

二月风前轻不举，夕阳山外竟无功。

徒留倔强惭迟暮，莫向飘零觅旧踪。

翘首青云千万朵，老怀欣与乐春风。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绮思妙绪，允称佳构。先生诗才之敏捷，涵蕴之丰厚，遣词之工丽，境界之高远，令人由衷地叹服。

陈怀先生在营口师专任教，工诗词，擅书法，腹笥丰厚，热心教育事业，深受公众爱戴。90年代初，陈怀先生不幸患了膀胱癌。其时，我已调入省直机关工作，闻讯后，趁回市探亲机会前往问疾。床头执手，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后来听人告诉我，先生临终前，曾写过一个条幅，是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用来概括他的一生，真是再确切不过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赶赴灵前向先生的遗体告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下了两首七绝，遥寄哀思。其一：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其二是一首集句，都是清代诗人的：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1999年初夏，承文友告知，通过辑佚、钩沉，吕公眉先生的诗文集编辑工作告竣，正好赶上他的八十八岁“米寿”。我应邀撰写了序言，末尾题了两首七绝。其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此时，沈、陈二老均已作古）。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其二，集清人舒铁云诗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2002年，沈老辞世十年祭，我曾吟四首七绝，其一、二曰：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又过了十年，适值沈老、陈怀先生仙逝二十周年，公眉先生百年冥诞。忆及当日游处，与曹子桓所写到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略相仿佛。“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我曾以“辽南三老”为题，撰文奉祭于他们的在天之灵。

那个期间，还有一位远方诗友，名叫祁子青。60年代之初，我们同在营口日报社担任编辑，后来他调往杭州工作，我们常有诗文往还。1987年6月，接到他的来函，我曾以《写怀寄友》七律奉答：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也是在这一年，我有幸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大会，听取了一些诗苑名家的学术报告，受益良深，感赋七律、七古各一。《七古》云：

诗人雅集逢端午，剚虎屠鲸迈前古。

大匠成风巧运斤，班门我亦挥刀斧。

骚坛逸韵壮神州，屈子高怀日月侔。

官清不碍吟哦兴，奋袂低回气尚遒。

进入90年代之后，在辽海诗坛上，有两位大家光华迸射，果硕花繁。一为著名学者、美学家王向峰教授，一为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仲元先生。作为良师益友，二位与我常相过从，多有唱和。

向峰先生著作等身，多文为富。学术研究、诗文创作都极具功力，有煌煌十卷本的《向峰文集》传世。他是文坛上的一个多面手。其理论著作曾获“鲁迅文学奖”；而诗才敏捷，善赋组诗，尤为世所推重。其咏史诗，含先秦十子十首，唐代、宋代诗人各五十首；《四季咏怀》竟达二百四十首，超迈前贤，继踵者恐亦难觅。我曾题七律赞曰：

畅咏韶华一大观，骚坛沃野簇峰峦。

未登兜率三千界，且托莲华皕四盘。

妙谛苍黄存意象，神思莽荡涌毫端。

谁云诗到唐时尽？放眼新程路正宽！

作为海内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向峰先生对于我的散文与诗词创作，一向特别关注。他带领着一支博士、硕士研究生队伍，跟踪研究我的创作，可说是每出一本代表性作品，都要撰写评论，先后编辑、出版了《走向文学的辉煌—王充闾创作研究》、《王充闾散文创作研究》、《王充闾诗词创作论集》、《王充闾的庄子世界》等多部专著。

二十多年来，获先生赐赠与唱和之诗作达三四十首。如题拙著《蘧庐吟草》五首，其一、三、五云：

热肠古道日衰微，傲雪松梅与候违。

会意诗文同鉴赏，不求衣马共轻肥。

千古文章首创难，诗家何处见高端？

游心化物如天纵，尺水兴波涌巨澜。

得意庄生未忘言，南华内外广存篇；

鲲鹏屡振逍遥翼，不负蘧庐一宿缘。

十几年前，我曾想撰写一部反映清末一双才侣苦恋悲歌之小说，并为之预作互相赠答诗二十七首，题为“拟古离别”。向峰先生读后步原韵奉和。为窥豹一斑，现迻录其第一、二、二十七首：

我之原作：

谈瀛海客语从容，一点灵犀已暗通；

北往南归波浩渺，情丝千缕托宾鸿。

款款情深见素心，西楼一霎悟前因。

渔郎识得桃源路，二月春浓欲问津。

秋草凝烟忆别离，追仙蹑鬼各东西。

河阳此日楼千百，只恐重来路欲迷。

向峰先生和诗：

闲来更觉不从容，青鸟谁教与信通？

万里蓬山难逾远，高天空见有飞鸿。

相对无言感素心，三生缘定宿前因；

奈何人事偏乖误，缱绻分离隔五津。

四谛人生有爱离，分飞劳燕各东西。

从来事愿多相谬，何处寻津觉不迷？

李仲元先生腹笥丰厚，书艺精绝，兼擅诗赋。我在其《缘斋诗稿》序言中指出：“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

我的《逍遥游—庄子传》面世后，仲元先生有赠云：

少年早富五车书，晚岁弘文乐隐居。

清影徘徊人不识，斜阳柳径瘦蘧庐。

蘧庐又著好文章，思古情开智慧光。

且起庄生重化蝶，翩翩辽左觅书香。

王、李二位，于我谊兼师友，我忝列其间，声应气求，堪称同道。我们经常一起参加诗文研讨活动。2011年，应铁岭市邀请，共同策划“新城八景”。向峰先生与我，各写八首诗词；仲元先生在诗作之外，还撰写、手书了《铁岭新城赋》，赢得多方赞誉。

我自束发受教，学写诗词，六十多年过去了，总共写下五百左右首，数量不多。90年代初，曾结集为《鸿爪春泥》，收诗词一百八十首；2007年加以增订，名为《蘧庐吟草》，仍然没有收齐。王向峰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在这部《蘧庐吟草》中有许多组诗，在一个标题下，有时一写就是五首、七首、十首、十四首、二十五首、二十七首，皆可谓“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拟。”（陆机《文赋》）他两次过巫峡写诗十首，融情于美妙的山光水色之中，诗意盎然，溢于辞外。《秋游白洋淀》诗十四首，把白洋淀的自然风光与当年雁翎队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壮举融为一体，写得流畅轻捷，草木皆兵，真是“俯仰苍茫天地迥，诗怀凭此孕空灵”，使人美不胜收。他的《拟古离别》，以角色效应为清末一对才子佳人拟作酬答，写得深情款款，体验入微，文辞丰美，缱绻动人。—诗中的意象情辞极像清末才人所能有；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分寸的掌握上，又恰到好处。

充闾的近体诗以七绝与七律体为主。他的七绝情沛辞达，布列如阵，而七律更见功力。他有一首在越南写的《吊王勃祠》的七律：“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到交趾探亲，归途溺毙于南海，遗体随潮漂回蓝江口，当地人民敬重他的诗才，在岸边为他修祠造墓，至今许多遗迹犹在。充闾到越南访问，特意从河内驱车几百里到义安的宜春乡去凭吊遗踪，并以诗文形式向国人发布了这个以前不被人知的信息。这首诗是充闾七律的代表作之一，诗的情辞并茂，文化内涵丰厚，古风与今意并出，引人乐读。他的另一首七律《拜谒列夫·托尔斯泰墓园》，也是以诗为文学巨人立传的佳作：“漫道萧萧墓垅寒，丰碑高矗地天间。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尔来冷对邻家事，独拜文宗兴未阑。”这首诗的内涵十分丰富。本来托翁的墓园十分素朴简约，什么碑碣装饰也没有，只有几株早年由托翁自己栽植的树木，坟垅也仅仅是一个长方形的土丘。这诗的第一句是写实，但第二句“丰碑高矗地天间”，则是诗人的墓前心象，说的是真正伟人的德能就是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这样一位文学巨人，他的俄罗斯民族，百年中不论经过多少社会、国家的沧桑巨变，也能始终一样地尊重与敬爱他，对此，不能不使人有“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的哲理感悟发生，形成为诗中警句。

就我闻见所及，写作传统诗词大致有两条路子：一类是自小就濡染其间，大量记诵诗词名篇佳句，不期然而然就掌握了写作的技巧，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另一种情况是，从做学问入手，精心研索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章法、构局，日夕沉浸其间，不免“见猎心喜”，便也动手填词作诗。我走的是前一种路子。我自小就养成了背诵诗词的习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烂熟于胸中的总有上千首吧？这也强化了记忆的功能。我未曾尽心竭力地研索过诗词格律，由于记诵得多了，即席口占也好，伏案推敲也好，总能熟练地掌握，出韵、不协的情况基本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杜诗。在我看来，诗主性情，贵在本色、天然，原无须巧加雕饰。

记得顾随先生说过：诗难于举重若轻，以简单常见的字表现深刻的思想情绪。我是完全赞同这一主张的，因此，流连题咏中也有意追求一种蕴藉浑融、冲淡自然的格调。谢玄晖与沈休文论诗，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我一向认为，诗应该琅琅上口，如流水行云，有“杨柳春风百媚生”的意态，切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

结合个人的创作实践，关于写作传统诗词我有四点认识：

一是，要有真性情，表现出创作的个性。诗人内心具备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依凭。诗歌中自然也要表现景物、形象，但归根结蒂还是要体现情怀。王国维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认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要有性情，有个性，有“我”。《随园诗话》的作者袁枚说过：作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二是，应该富有才情、才气、才学。并非有了真性情和个性，就一定能写出好诗，还必须有诗才。所谓诗才，内涵十分丰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袁枚强调才分、天分，他说：古人之所以强调读万卷书，是欲助其神气，而不是以书卷代替灵性，所谓“役使万卷书，不汩方寸灵”。赵翼则标举为“才气”。他说，“气”需要养，孟子就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充分重视诗人的生活阅历、生活环境，后天的培养、提高，客观的磨炼。

三是，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歌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谈到哲思、理趣，就不能回避眼光与见识。古诗中的范例俯拾皆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纵观天地，俯仰古今，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

四是，要有情趣，有意思，使人看了能发出会心的微笑，不能味同嚼蜡，枯燥、生涩，面目可憎。风趣是和健康、高远、平和的心态联系着的。一个人心如死灰，形同槁木，没有丝毫灵气，肯定写不出富有情趣的诗词。有些人整天处在浮躁之中，陷身于红尘十丈，利欲熏心，锱铢必较，心理素质不佳，纵然能诗，也不会充满情趣。

我于传统诗词可说是情有独钟，爱到深处。数十载研习不辍，不仅口诵、心惟、手创，而且在散文创作中亦博征繁引，以至被论者认为“内在地以诗词话语为思维素材和思维符号”。但是，在痴迷的同时，我又不无几分清醒、几分警觉。如所周知，旧体诗与新诗，文言文与白话文，在遣词造句、表述方式以至体例、程式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两千余年的文学实践表明，写作古体散文与写作旧体诗词是恰合榫卯，相得益彰的；而我的主业是经营现代散文，这与写作新诗当可相辅相成，反之，若是沉酣于“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传统诗词而不能自拔，甚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话语方式”，那就必将有碍于思路的拓展、笔墨的荡开、文势的挥洒。

为此，我曾戏谑地改窜《庄子》中的一个警句：“诗词，作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此言一出，即遭到文友的驳诘：“君不见鲁迅、瞿秋白、郁达夫乎？其旧体诗均出色当行，何以现代散文亦绝妙无俦也！”我一时语塞，有顷，才回应一句：“彼者文章圣手、天纵英才，自非常人可比。”

当然，“清醒”也罢，“警觉”也罢，话是那么说，实际做起来往往还是从兴趣出发，凭感情用事。南宋诗人杨万里“自责”诗云：“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我于诗词也是如此。旧时月色，已经刻骨镂心；不经意间，又回到了故家门巷。这样，在散文创作之余，就有了一部《蘧庐吟草》的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最后说明一下：叙述诗词写作，未分时段，有乖全书成例。原因在于，即便抛开上述所谈的“警觉”，我在文学创作上，一向遵奉韩愈的“余事作诗人”之说。新时期伊始，我的诗词写作呈炽热之势，但就投入精力和产出成果看，它仍然是散文的附庸。“孪生兄弟”云云，不过形容其生成状态而已。职是之故，只在这里专设一编，后面不再展开叙写。

以此为例，关于读书学习与学术研究两个方面，也分别在下一章首尾部分予以展述，不另专门立项。

第四章　变革中的升华

（1985—1995）

自觉补课

1985年元旦过后，我在市里接待了两位知名作家。谈话中，他们为不久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党中央提出的“文艺界要大团结、大鼓劲、大繁荣”，而欢欣鼓舞、兴高采烈。他们说，文学孕育在社会这个母体之中，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文艺生产力的大解放，呼唤着作家艺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解放思想；看得出来，历史正慷慨地为作家提供一个新的活动空间和发展空间。

此刻，我所处的位置比较特殊。作为一名地区负责干部，由于同时从事文学写作，同全市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息息相关，贴近这个群体，亲自感受到这个文化热潮的汹涌澎湃；而作为一个写作者，因为有主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实践，置身改革开放第一线，每天接触大量的新事物、新变化，具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和精神境界。

当时我谈到，爱因斯坦说过，从事精神创造的人，要有两种自由：一种是外在的自由，应该在全体人民中提倡一种宽容的精神；另一种是内心的自由，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这两种自由，于我都直接相关：对于前者我负有责任；而后者，也就是思想解放，正是我兢兢以求的。

其时，中国文坛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些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几乎不约而同地将1985年视为“文革”后最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小说界呈现出“寻根文学”与“现代派”双峰对峙的局面。前者着眼于民族文化，力图通过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挖掘和重构，奠定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根基；后者则与西方现代派紧密相连，采用与传统的写作截然相反的艺术方法，表现世界的不可思议和人生的荒诞、孤独，其中最为盛行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两种文学流派都引起了理论批评界的高度重视。一时间，西方的哲学、宗教、文化、文学等各个领域的著作被大量译介过来。这对于封闭已久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敞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此同时，诗歌和散文也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散文，摆脱了80年代缓步前行的状况，90年代初异军突起，出现了“美文”与“学者散文”并驾齐驱的态势，有如80年代的小说，形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散文热”。文学研究领域，学习外来理论的热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1985年甚至被人们称为“方法年”。

与此同时，“美学热”也在举国上下蓬勃兴起。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美学巨子围绕着“美的本质”即“美的根源”所展开的论争之后，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他们又就“美的本体”等基本问题，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争辩。使美学独得风气之先，登上全国一些高校基础课或选修课的讲坛，西方美学著作纷纷被译介，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

这些思潮、流派、理论、方法上的争衡，大大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创作的风貌脱离了较为单一的模式，艺术方法的探索和革新以更大的步伐推进。作家的主体性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表现鲜明，文学在朝着本体回归。

如果说，上述这些因素，对于我是催生变革的大环境或曰外因的话；那么，我自身的认识与需求便形成了内在的动力。

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之说，1985年我正好是五十岁。何谓“知天命”？说不清楚；但我知道，首先应该知道自己。单就知识基础来说，我自认必须同时做好两件事情：已知的应该更新；未知的抓紧补课。小时候，我是从“读经”开始的，“四书五经”毕竟是封建时代和小农经济的产物，许多东西需要更新；知识结构不够完整，学术视野相当狭窄，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缺乏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科学精神的支撑。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相对来说，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积淀比较薄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另外，在创作观念上，我对于文学回归主体，对于当代文学的主体性、内倾性特征的认识，远不如传统散文中“文以载道”的思想那样深刻。

受当时文化热潮的影响，从个人实际出发，我从1985年开始，花费几年时间，深入研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黑格尔的《美学》、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丹纳的《艺术哲学》、卡西尔的《人论》等西方哲学与美学经典，同时，也读了国内几位美学家的著作，其中有朱光潜的《谈美书简》、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蒋孔阳的《德国古典美学》、王朝闻的《美学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美学四讲》等；还有法国年鉴派史学、美国新历史主义方面的史学著作。每当啃这些理论著作弄得脑涨头昏时，我便找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的短篇小说来读，换换口味，转移一下注意力，觉得既有趣，又解渴。这样，一直延续到新世纪之初，对于西方的文史哲美的学习、研索，迄未间断。如果说，70年代中期那阵子理论学习的目的性还不甚明确的话；那么，80年代下半叶开始的这番较长时间的补课，就带有鲜明的指向了。

期间，1986年春季和1991年下半年，先后进省委党校、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主要是哲学、美学、史学等人文学科方面的经典著作。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那些年的读书、进修，觉得有些方法还是很值得借鉴的：

其一，运用苏轼创造、并为毛泽东主席所欣赏的“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八面受敌读书法”源出《孙子兵法》“我专而敌分”的用兵方略—当八面受敌之时，则应集中优势兵力，以众击寡，各个击破，切忌八面出击，分散兵力。苏东坡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时，每次都选准一个角度，理解、消化一个问题，逐个解决，积少成多，从而达到事事精核的效果。

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

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这一切，都为我的创作实践、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益的滋养。

诚然，哲学、美学和史学本身不是文学，但却以其对宇宙、人生和艺术的根本性探讨，具备了文学本身所不具备的功能。这样，在我的面前，就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是什么？世界与人的关系怎样？艺术的本质何在？“人最重要的就是具有创造性”，“人的本质就是其无限的创造活动”；“艺术和自然有着先天的不可分离的关系”；“理想的完整中心是人，而人是生活着的。—属于生活的主要地是周围外在自然那个对立面，因而也就是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自然中的活动”。—先哲们的论述使我体验到了思想的无穷魅力，提升了文学回归本体的自觉，主体性、个性化增强了；每天都沉浸在美感、哲思之中，展开美的探索、美的追寻、美的发现；这种主体性与个性化，经由哲学和美学的引领，表现为独特的诗性化的人生感悟，进而形成蕴涵着情致、哲思与美感的文字。

在哲学、美学、史学的研读过程中，我都认真做了心得笔记，记下了自己的领会与悟解。比如，在美学方面，当时记下了大量心得、体会，概言之，可分为下述五个方面：

一、美学何为？从事文学创作的人，要使意蕴提升，实现深度追求，必然要凭仗哲学的导引，而美学是哲学母亲的骄子，自然要走到美学这里来。尤其是中国的美学精神、美学传统，是一种审美的哲学、诗性的哲学、悟性的哲学。因此，为了提升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水平，钻研美学是必需的。同时，面对着日益紧张的异化世界，通过追求一种美的人生理想、人生境界，体味哲学意蕴、艺术灵性和美感、诗情，有助于保持人间的诗性和生命的憧憬，使心灵得到升华与净化。“审美之路作为超越之路，以审美活动作为自我拯救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去创造生活的意义，以抵御物质世界对人的侵犯，以人的感性、生命、个体、生存重构审美活动”（生命美学倡导者潘知常语）。

这一切，都促使我对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出现的大量新事物、新思想、新现象，包括日常生活中涉及到的披肩发、牛仔装、喇叭裤、蛤蟆镜、迪斯科等等，即便是从工作出发，也都需要有个明确态度、做出正确解释，也催促我对于美感问题的钻研。

二、关于美的本质，它究竟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美是在物还是在心，还是主客观统一？我的看法是，作为以审美和艺术问题为中心、进行哲学性思考的美学，如果单从在物在心角度，也就是从哲学概念角度、认识活动角度来解读，恐怕也难以解释清楚。美，产生于美感。一种事物之所以成为美的，是因为欣赏它的人心里产生了美感。原则上讲，审美活动不属于科学范畴，它并非认识问题，而是一种体验，是人和世界的一种沟通、一种体验—中国古代先哲称之为感兴。在中国文化的固在品格中，一直把美学原理建构成一种美/美感/艺术三合一的体系。

三、随着美学研究的深入，逐渐地由叩问美的本质转移到美感体验上来，体验到审美距离以及人的情感对于美的体验的影响—不同的审美距离，不同的审美对象以及不同的审美心情都会对最终的美感造成影响，从而确立了距离说、移情说等美学原理。

瑞士美学家布洛指出，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一定的距离，使客观现象与现实的自我脱开实际利害关系，审美和艺术超出实践关系，以纯粹的审美眼光来观赏对象，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

所谓“距离产生美”，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的审美过程中，必须保持特定的、适当的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时间距离，指与审美主体的接触时间不能过于长久，否则会造成对审美主体的审美疲劳，从而使美的事物失去其应有的美感。空间距离，是指审美情感对审美主体的美化作用。由于消除了利害考虑，模糊了具体印象，往往会产生崭新的体验。

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察审美对象时，往往会产生把我们的生命和情趣注入到对象中，使对象显示出情感色彩的现象，据此，德国费肖尔父子提出了“移情说”。杜甫的诗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这种“移情”的结果。

四、美是一种发现，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朱光潜先生说：“任何审美活动都是一种创造活动”；李泽厚先生说：“美，只能是人类主观心灵的创造”；蒋孔阳先生说，“美是恒新恒异的创造”，“美是多层累的突创”。在这个问题上，几位美学大家的意见倒是一致的。

五、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也加深了我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论语》一书本是讲述原则、道理的，许多篇章甚至是语录体，但它并不是板着面孔，枯燥地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我同意曾点的主张）”这里有场景，有形象，有细节，有哲思，有诗情画意，充满了优美的意味。再如，《庄子·逍遥游》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美学描述美感的典型范例。

美的观照

反映在散文创作上，这个期间，我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

《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古往今来，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我在这里想要揭示的是美感体验中的“过程说”—过程重于目的，理想高于现实。这固然谈不上什么新的见解、新的发现，但在我个人来说，却是一种超越心态的反映。以往所关注的常常是目的的实现，比如两年前写的《黄山三人行》就是这种心态的典型的艺术表现。攀登黄山天都峰，我是以爬越崇阶，直上峰顶为鹄的的，那种架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意态。

越往上爬，石级越陡，每上升一步都要手足并用，动作稍不协调，前面人的脚就会碰到后面人的头顶。有时遇到垂直九十度的绝壁，免不了要膝盖贴腮，鼻头碰壁。仰首翘望攀登顶峰的路线，远哉遥遥，势如悬瀑，不禁心旌震怖，两腿发虚。特别是山树鹰在枝头一声声的鸣叫，听来很像“回—回去”，更平添了三分退意，确像古人说的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可是，当想到三百七十年前，徐霞客抓着树枝、野藤，将肚皮贴在山上，蜿蜒向上爬行，终于登上天都峰的情景，又觉得眼前的难度和险度，正在大大减小。—起码我们有石头凿出的台阶可登吧？

及至到了峰顶，心情确是无比的兴奋，以致豪气冲天地高声朗吟着：“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但再往前走，步步都是下坡路，很快也就四顾茫然、意兴索然、心境苍然了。

而到了本篇《五岳还留一岳思》，随着“过程说”的提出，则表明在哲学思想和美学观念上已经实现了转化—目的有限，过程才是无限的，只有在无限的过程中，人才能获得根本性的满足。

18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莱辛说过：“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句话，曾把它作为座右铭，意在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钓鱼兴趣很浓，但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吃鱼，只是为了从持续的等待、期望、追求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寻求健康、悠闲的情趣。记得著名哲学家冯定先生曾在一次谈话中说过：“人生就像解方程，运算的每一步似乎都无关大局，但对最终求解却是必要的。结果往往令人神往，我却更喜欢过程本身，过程就是结果的奥秘所在。”

《心中的倩影》这篇散文，同样表达了一种出于切身体验的美的感受。80年代初，我曾有南京之行，当时最急切的想望，就是一睹向往已久的秦淮河的秀丽姿容；但是，令人沮丧的却是秦淮河已经受到严重的堵塞与污染。听到这个信息之后，我毅然打消了前往看望的念头，不想让它的陋貌衰颜呈现在眼前，而宁愿秦淮河的美永存于虚幻的记忆与意念之中。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插足其间，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的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读三峡》一文中也阐发了类似的道理：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由于三峡惊险场面的消除所造成的失落。可惜，因为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但是，我用另一面的道理宽慰自己：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那么，美，究竟是存于内心，还是一种现实存在？我的看法是，美，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主观的以意象存在，比如《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或者作家的所谓“白日梦”；而客观的美以具象形式存在，同样是随处可见的。所以说，美是到处都有的，关键在于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当然，对于作家来说，更习惯于“将无作有”—驰骋心中的想象，留连于“白日梦”。至于黑格尔所说：“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反过来，“自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按照它的实体，这种形态原已包涵在心灵里”。这样，可就全然弄颠倒了—原本是客观的现实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却反过来说心灵是源泉，生活的真实来自心灵的真实。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指出，适度的空间距离与心理距离是形成崇高或美感的必要条件。朱光潜先生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距离含有消极和积极的两方面。就消极的方面说，它抛开实际的目的和需要；就积极的方面说，它着重形相的观赏。它把物和我的关系由实用的变为欣赏的。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们称赞诗人往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我和物中间留出距离来。”

我的思辨性散文《追求》，可以看作是对于美学大师的精辟论述的感性解读。

悬念与追求会产生一种美的境界。有的美学家认为，哲学、艺术的真谛，都在于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占有它们。实际上，美是不能被占有的。由此，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实：

王子猷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后，在山阴闲居。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弥天盖地。他一觉醒来，开门叫僮仆备酒。饮酌中，临窗四望，但见处处银装素裹，净洁无尘，蓦然忆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前往寻访。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也许王子猷只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走近，却并不占有，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在他看来，这种美的境界就在事物的过程之中，所以，“山阴泛访戴之舟，到门不入”。这里，也显示了晋人追求心灵超越的唯美主义品格。

⋯⋯

几年前，读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篇小说，内容梗概是：

靠近小镇有一条铁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区间特别快车驶过。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开过来，司机总要拉响汽笛，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后来，女孩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一天天地步入了老境。

他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多次在危急中紧急制动，使一些儿童、老人、流浪汉幸免于难。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曾在上千种光线、上百种异样天气中见过她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她们，尽管未曾交过一言，但彼此似乎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了。

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他走着走着，逐渐产生一种陌生感，涌现出困惑、茫然的心情。幸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

这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恰恰应和了陈独秀先生1909年《本事诗》中所写的：“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应该说，它是这两句名诗的最佳的诠释。

从中，我们也悟解出，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追求，总是比实际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占有欲很强，但未必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地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处于失望、苦恼之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言：“物之所以累人者，以我有之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丑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苏轼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之间不会产生占有关系的欲念，人的精神摆脱了物与人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束缚，处于自在自如状态；而“留意”，则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占有欲望。

西方美学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把这种审美心理与个人功利观念之间的距离，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

企求人格完美的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崇高的审美追求。美感，不是功名利禄、饮食男女的物欲满足，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尽管人的生命延续和美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如果仅仅以世俗的功利欲望的占有为满足，那就无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人生代代无穷已。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有赖于不断的追求。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是伴随着不断追求与探索而一步步地丰富、拓展开来的。应该说，幸福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活着，就一天也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难怪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目标，理想，追求，向往，这是催人上进的强大的内驱力，犹如大海的洪潮，万古如斯，一刻也不停息它那澎湃的律动。

游者之悟

可能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文人、传统诗文的影响过深，对于名城胜迹的深邃蕴涵、山川佳境的自然之美，我一向有着本能的直觉的迷恋，所以，只要有机会就前往游观。为此，曾以宋人朱敦儒的《鹧鸪天》词自嘲：“我是清都山水郎”；不过需要申明：一、我没有上过天帝的“清都”；二、我绝非“懒慢”，更不“疏狂”。

处在领导岗位上，对于创作与研究，确实带来所谓“知识与权力的两难”，经常出现时间、心态与思维方式上的矛盾；但也提供一些方便的条件。特别是到省里任职之后，我有更多机会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而由于同时又有作家、教授的头衔，可以经常到各地访问、考察，广泛接触各方人士，请益于文艺界、学术界的专家、学者。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接触面宽了，胸襟扩展了，眼界开阔了，得以及时了解全国文化发展大势。

继1985年出访日本之后，1990到1994年，又曾先后到过东南亚、朝鲜半岛、俄罗斯和美国；国内足迹遍及东西南北，像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曾经赴新疆，上西藏，去海南，访香港，登天都峰，逛九寨沟，吊绍兴禹陵，蹑长岛诗踪⋯⋯在那些留着千百年来许许多多诗心墨痕的所在，我往往是‘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我不想按照景点导游图的指点，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为记录‘到此一游’而拍照留影，而是宁愿在景深人静之处，长久伫立，沉静思索。脚踏在实实在在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此一景点的诗文涌动起来，与那些曾经在这里驻足留连的过往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濛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

这样，写出来的游记，不再是自然景观与历史人文一般的交融互汇，而是渗透着一己切实的人生体悟；不再是泛泛地叙述他者（古人或今人）的思、感、言、行，而是融进强烈的主观介入。

在这里，对社会思想剖析的纵向掘进，和注重个体的精神特征、注重表现人的感情，将艺术地再现生活为主变为表现人的情感为主的横向开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主体精神的融入使自然景物蕴涵了浓重的生命的意趣，同时，自然景物也以其自身的特质作用于写作者，使写作者获得了丰富的生命情感、蓬勃的生命活力和崇高的人格精神。

我在云南大理曾经参加过一次白族的“三道茶会”。顾名思义，茶分三道：第一道茶是经过文火烹过的，苦涩无比；第二道茶是甜茶，里面加了红糖、核桃仁等，喝上一口，甜中带香；第三道茶里，添有蜂蜜、花椒、芥末等作料，使人记起苏辙“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诗句。略一沾唇，便觉麻辣酸涩一齐涌来，竟然辨别不清是什么滋味。可是，饮过几口之后，细加品啜，却又颇像咀嚼橄榄，大有回甘之效，故称之为回味茶。喝过之后，我即兴吟咏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

据说，这种茶会原是为欢送子弟外出求学、习艺、经商的一种礼俗，后来，演进成一种富有生活情趣、饱蕴人生哲理的待客方式。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作用于一炉，为人们在紧张、喧嚣、粗犷、变动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一方宁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

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散文，其中有这样几段话：

三道茶会，对于初出茅庐、乍涉世事的青少年，颇有教益。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复杂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

回味茶，尤其宜于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平淡，浮躁化为沉静。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的智慧与超拔，使他们如窖藏数十年的陈酿，味浓而香冽。经过几番回味，其间固然不乏颓唐、退馁者流，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白居易诗）；但更多的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人说，幸福感是经过磨折之后一种高扬的澄静。果如是，则这些老人的心境笃定是甘甜的。

身处逆境者有必要啜饮三道茶。那种苦甜交汇、忧乐相乘的意蕴，有助于他们顿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妙谛，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哲理，领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辩证关系，从而磨砺意志，振奋精神，立志作烈火中的纯钢，冻雪中的红梅，暴风雨中的雄鹰。

至于那些万事亨通，一无窒碍，志得意满的幸运儿，三道茶对他们也有所裨益。他们在横绝四海、睥睨万方的奋进中，喝上一杯苦茶，当可澄心静虑，少一些浮躁，多几分清醒，懂得危机感的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之可贵，增强经受挫折、战胜困境的应变能力。

健全的人生离不开真善美的发掘与弘扬。借鉴与吸收外间经验，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总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土壤。而且，正如某些民俗学家所指出的，现在有些艺术实践活动，尽管比较科学、缜密，但总不如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活动那样清新活泼，意趣盎然，贴近生活，那样使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浑然一体，因而不能形成足够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不易获得整体的社会性认同与契合。

散文《黄昏》，通过对黄昏的瞬间印象的捕捉，凭借主观的审美体验去传达黄昏所附丽的心理色调和人生感悟。

夕照、黄昏原是鲜活灵动、多彩多姿、富有生命力的。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它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凡尔纳写道：“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赫尔岑写得更是富有良知，“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难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在我的心目中，草原的夕阳是过年时村头挂着的大红灯笼，似近实远，似静实动，衬着绿绒毯一样的芊芊茂草，成就了一幅天造地设的风景画。海上的夕阳像正在爆发的火山一样，喷射出万道光芒，把天际烧得通红。海涛则如万马奔腾，疾驰而去，闯进那红宝石和炉火般蒸腾滚动的霞辉里。最动人心弦的是万米高空之上黄昏景象：

在苍茫的天地交接处，映现出类似日光七色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紧贴黛青色天穹的是翠蓝和绀紫，下面是一层碧绿，再下面是一色的橘黄，再下面呈淡金、橙红色，靠近地平线是一抹丹红，彩带下面是暗黑的大地⋯⋯二十分钟以后，天空开始变暗，七色不甚分明，尔后红色逐渐转暗，彩带全呈暗黄色，最后与大地融合在一起，看去像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

这是自然界的黄昏，分明也是我一己的生命的黄昏。一生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能力、阅历，便是那日光七色，那丰收的景象和成熟的果实。已化为烟云的昨天因收获而实存；而可供把握的今天更因探索而美丽。

在纪游文字中，融汇着生命体验与人生感悟的散文，还有描写著名风景区九寨沟的《清风白水》。面对此间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我的感觉是，犹如“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整个地融为
一体”。

在我看来，“隐在深山人未识”的九寨沟，与其他许多著名的风景区都迥然不同，亘古以来，它就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处女地。世世代代，这里只是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藏族同胞；那些性耽山水、情系烟霞的文人墨客从未涉足，因此，过去“名不见经传”，人文景观相对缺乏。此间，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封闭式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作为民族远古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神话传说，在九寨沟可说是满坑满谷，俯拾即是，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相联系。这一切，使得九寨沟原本就瑰丽迷人的景观更加富有魅力，筑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虹桥，沟通梦境、现实、希望的一条彩路。

我访九寨沟时，正当知命之年，已经是告别童话与神话的时期了，可是，置身其间，仿佛又回到了飞驰已久的童年，重温和白雪公主、美人鱼为伴的幻想世界，恢复了清风白水般的童真。同这种雾气氤氲缠绕在一起，幻者似真，真者疑幻，怕是几个清宵好梦也难以遣散的了。

也许是文人的积习吧，此刻，那易感的心灵和深沉的忧患意识，又悄然而至，迫使我的心情在轻松、愉悦的同时，又交织着剧烈的冲突与矛盾。在散文的结尾处，我郑而重之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面对那醉人的湖山秀色，我曾深深为之惋惜：长期僻处深山密林之中，鲜为人知，空度了无涯岁月，辜负了天生丽质。但是，当我看到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湖山胜境的日则招待所门前，一群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乱掷罐头、酒瓶，随处便溺、呕吐，丑态百出的情景，又觉得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在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须知，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感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之后，便一天天地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这种忧患意识持续得很久。直到五年后访问夏威夷时，仍然不能去怀。我在旅美游记《靓女新妆出镜心》中，是这样写的，也叫做有感而发吧：

夕阳淡淡地照着海上的澄波，沙滩上游人渐渐散去，把日间的万种繁华与绮丽，留给一片片彤云和一行行椰林。我们用过了晚餐，先是沿着海岸闲游了一会儿，然后，索性就坐在软绵绵的尚有余温的沙滩上，完全放松下来，与海波相知相悦，相对忘言，伴着一阵阵的涛声起伏—那振古如兹的永恒的鼾息，尽兴地去追怀与玩味，想得很远很远，大有一种“云物不殊乡国异”，“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意境。

此刻，我们不期然而然地将自我的生命融化到自然的生命之中，从大自然的形式之美生发出对于生命的推崇和生态环境的珍惜，展现出一种超越国度的人类共有的普适性的审美冲动：在这轻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后代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啾啾的鸟鸣、唧唧的虫吟，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丛林。

还有一类纪游散文，通过对景物、事件的勘核，阐发了哲学意蕴。在《历史的抉择》中，以记叙帝王墓葬为载体，运用正反对照、互为背景的写法，以空间对时间，从感性见理性，做了道德、生命与功业的关系的思考，表达了对历史人物的审美判断和价值评判。

老子有言：“死而不亡者寿”。那古穴神奇迷茫、碑亭高耸的禹陵，那规模宏大、气象巍峨的禹庙，那金碧辉煌、重檐飞角的大殿，那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的大禹塑像，以及往来如织、络绎不绝前来参谒的四海游人，不正是苦工皇帝、治水英雄大禹的永生不朽的象征吗？与此形成鲜明对照，距此并不很远的南宋六座皇陵的荒凉冷落，无人问津，被人们弃置若遗，则正反映出“无道昏君”的寿命的短暂。

一方面，是四千年前的大禹，以其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留下了不朽的生命，为万代子孙所敬仰；另一方面，时间仅仅过去六百多年，巍巍六陵于今却已荡然无存。—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对比鲜明的思考、判断，倒不是单纯地强调某种政治思想主张，而是旨在同时揭示一种哲学蕴涵，亦即对生命长度的辩证思考。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如果和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则有限就会变成无限。

与此相近，《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则是通过引证古今多个事例来阐明科学的政绩观与得失观。里面讲了当代两个有远见、有胆识的领导干部，在极左时期因为修公路、栽果树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后来实践证明他们是正确的。古代的也讲了两个官员，一个是因为率众抗洪有功受到民众拥戴的徐州知州苏轼，另一个是元代的治河能臣贾鲁，关于他，有人题写了一首富有哲学理蕴的五言诗：“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销磨”。时间老人是无比公正的。“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

还有一篇《长岛诗踪》的纪游散文。我原来想，长山列岛既然是个景色绝佳而又荒寂、褊狭，与世隔绝的所在，那里一定会弥漫着朦胧、神秘的氛围，广泛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史前艺术的折射镜和显像版。可是，身临其境之后，弥望中却是一排排矗立着的现代感很强的整齐的楼群，那整洁、开阔、平坦，覆盖着绿树浓荫的柏油马路，那环绕着碧绿的海湾，满布着不同肤色、不同服饰的游人的环海公园，仿佛一齐在向我申明：这里并非我所想象的海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海岛渔民在这里筑起了中国第一座县级民用飞机场；架设了贯穿全县各个乡镇，与国家电网接通，总长达二百多公里的海底电缆，使长山群岛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明珠；修建了设备比较先进的科教文卫设施。他们自编自演的《海蓬花》，竟在全国歌剧观摩演出中夺得了剧目奖和优秀导演奖、优秀演员奖，弄得那些声名煊赫的大型剧院瞠目结舌。此行唯一感到缺憾的是，两日的勾留，竟然没有搜集到一则神话传说。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1991年人民日报举办“五彩城”散文大赛，本文被评为一等奖。评议中，有的评委心存戒虑，怕评上一位高级干部会被说成是“文以人重”，评委会主任秦牧先生指出：“我们对参评文章取舍、轩轾的唯一标准，是其质量与水准。质量第一，质量唯一。只要标准达到了，就可以放胆地评，不管他是领导干部，还是一介平民。”高言傥论，博得全体一致拥护。

梦幻情结

著名学者王向峰和颜翔林先生在评论我的散文作品时，都从美学视角分别提到了“梦幻情结”、“梦幻笔法”问题，认为创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自由联想、意识流动、梦幻体验等心理功能和审美手段，最大限度地展现存在个体对现实世界、历史现象、人生境域、生命隐秘的感知、理解、领悟和认识，以空灵飘逸的艺术精神，拓展了当今散文的表现领域，丰富了修辞技巧”。

循此评断，我感到有下述一些篇章可供分析：

我在纪游散文《涅瓦大街》中，在浓涂重抹它的浓郁的艺术氛围之后，接着写道：

当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

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1847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1828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果戈里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论者认为，这有些像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所说的“艺术为幻想的白日梦”。艺术文本里所包含的这种“幻想的白日梦”，作为虚拟的审美符号和感性意象，通过作者的意识流动、情感漫游和思理文心的律动，蕴涵着作者对于俄罗斯文学的亲近感，体现着对逝去的文学巨匠的真诚忆念与追忆，充溢丰富的精神内核、情感蕴涵和思想寄托。

而同样也是描写作家行藏身世的《青天一缕霞》，则属于意识流式的抒情散文，体现了创作主体的思维踪迹和自由联想的特征。文章以云构成审美意象，同女作家萧红及其生命历程形成一种隐喻结构；通过心理联想，把天上的云和地上的人这两个本来互不相干的存在对象捆绑在一起，建立一种审美化的逻辑对应，在写法上，接近于诗歌境界。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尔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同这篇以流云为审美意象相近的，纪游散文《祁连雪》则是构建苍凉、皎洁的白雪的景象。通过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下的视野融合效果和创作主体的自由联想，将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分割有机地联结在文本之中，有效地拓展了散文的抒写空间。在具体写法上，摒弃了传统的写景与叙事割裂开来的做法，而是从祁连山上皑皑白雪的意象，切入到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展现整个河西走廊的雄奇壮美，蕴涵深邃；通过视觉中的雪影苍茫的空间流动，展开意念中的史影苍茫的时序推移，以及现实境域的发展变化；以时间和空间的想象性的意识跳跃，展现历史与现实的审美联系，从而增加了散文的厚重感和艺术的飘逸灵性。

我首先写祁连雪。“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就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关于祁连山，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在我看来，大自然的魅力固然使人动情，但平心而论，祁连山的驰名，确也沾了神话和历史的光。这里的难以计数的神话传闻和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压低了祁连山，涂饰了祁连山，丰富了祁连山。在那看云做梦的少年时代，一部《穆天子传》曾使我如醉如痴，晓夜神驰于荒山瀚海，景慕周天子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三万五千里，也想望着要去西王母那里做客，醉饮酣歌。当时，我是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信史的；而真正知道它“恍惚无征，夸言寡实”，则是后来的事。不过，“恍惚”也好，“夸言”也好，祁连山和大西北的吸引力，并未因之而稍减，反而益发强化了。四十余年的渴慕，一朝得偿，其欢忭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旅途中，我习惯于把记忆中的典籍积存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加以复合、联想。车过山丹河（即古弱水）时，我想到了周穆王曾渡弱水会西王母于酒泉南山的神话故事；《淮南子》里也有后羿过弱水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记载。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幻想和神话中度过的。作为丰富的人文遗产宝库，神话传说汇集着一个民族关于远古的一切记忆—它的历史性变迁，它的吉凶祸福、递嬗兴亡，它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和体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情感、体验以及行动的载体，深入地窥察一个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史前的发展轨迹。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观山如读史。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南山的一派空濛，仿佛能够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间感、沧桑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已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匆匆走来。这时，祁连山上一团云雾渐渐逸去，露出来一个深陷的豁口，我猜想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斗拔谷。两千一百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的单于城，在焉支山前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拚杀，终于赶走了匈奴，巩固了西汉王朝在河西的统治。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为了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意在自己的陵墓旁为他堆起了一座象形祁连山的坟墓。

时光流驶了七百三十年，隋炀帝率兵西征，再次穿过大斗拔谷。不过，他没有碰上霍去病那样的好运气，当时“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见《资治通鉴》）。但是，由于他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实际是举行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和平友好会议，也是一次首创的国际经贸洽谈、物资交流会，使此行毫无逊色地与骠骑将军的武功一同载入史册。

为了增加幻影迷离的神秘色彩，我还特意描写了河西走廊常见的“沙市蜃楼”奇观。“这里，本来就够惝恍迷离的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助兴。我们驰车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

文末，以寄情于祁连雪的四首七绝作结，回抱主题：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目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采　风

说到纪游散文的写作，我联想起参加过许多次的文学采风活动。

采风，原根意义是指对民情风俗的采集，历史上一般特指对地方民歌民谣的搜集。这里属于概念的借用，主要是指应各地邀请、由作协或其他文学团体组织的深入景区、深入基层、深入民众的采访、观光活动。我从1985年第一次外出采风到现在，参加由全国作协以及各地作协组织的文学采风活动，大概不下三十次，每次都能写出一两篇文章，或为游记，或为随笔，多数情况下，还会即兴、即景写些诗词。

对于作家来说，采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直接获取创作素材、推动文学创作自不必说；更主要的还是作家本身能够从中受益—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放松心态，触发灵感；开阔视野，扩展胸襟；同时也是接受新事物、获取新知识的极好机会。

1998年，中国作协采风团来到凉山彝寨，受到了热情好客的主人的热烈欢迎。他们早早地欢聚村头，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大表哥，你要喝。/你能喝也得喝，/不能喝也得喝，/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喝呀，喝！/我的大表哥！在这种情殷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椒汁胆液，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

在接风席上，彝族姑娘们表演了一个《喜背新娘》的歌舞节目。寨子里的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把阿呷姑娘围在木屋中央，和着歌声、笑声，为她将红白相间的童裙换成中段为黑蓝两色的少女长裙；将独辫分成双辫，盘在花头帕上。—阿呷姑娘就要出嫁了。女伴们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惹打》嫁歌还没有落音，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进来了。啊，原来，散文家吴泰昌竟“混”在迎亲客里面，而且是“喜背新娘”的角色。大家齐声道“好”，一致赞扬导演的眼力。只见姑娘们七手八脚，瞬时间就用锅烟灰把我们的“江南才子”打成了花脸，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吴才子灵巧机智，趁着慌乱、喧哗，背起新娘阿呷就走，把全场歌舞腾欢推上了高潮。

在凉山彝家婚礼的实际生活中，不管去往男家的路是远是近，新娘都得由人背着，有的地方也可骑马。因为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这祖辈传留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彝族谚语说：“不抢不背身不贵，背去的媳妇赛千金。”

背新娘颇有讲究，一般由新郎胞弟或堂弟担任。要求背上的新娘要侧身、曲膝，双手搁放胸前；背新娘者不得用绳带捆系，只能双手托住新娘弯曲的小腿。如果路程遥远，需要在途中过夜，新娘亦不能进入迎亲队伍借宿的人家，只能在户外由人们轮流守护着，静待天明。

接下来，就是听歌。有人说，到凉山来，忘了吃，忘了喝，忘不了彝家姑娘一曲歌。彝族民歌中数量最大的自然是情歌；其次，酒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生酒歌”一般以敦勉、教诲为目的；还有一种“塘酒歌”，老人们坐在一起，通过歌唱，谈古论今，展示才智，这种酒歌多为鸿篇巨制，内容淹博，素有“歌母”之称。据熟谙声乐艺术的朋友讲，彝家唱歌发声的方法很科学，很考究。他们善于使口腔、喉腔、胸腔和鼻腔巧妙、自然地加以配合，达到音距大、吐气长，音域宽阔，即使数十拍的长乐句也能一气呵成。彝家女儿长成大姑娘了，一般都随身携带一种用竹片或钢片制成的口弦，演奏时，将口弦置于唇间，左手握住弦柄，右手轻轻地拨动篾尖，或吹或吸，发出柔和、婉转的清音，借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情感。这美妙的音乐所洋溢的万种柔情，会使热恋中的小伙子如登春台，如饮醇醪。

我们这次采风活动的核心内容，是参加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火把节。大家乘车来到普格县五道箐乡拖木沟的一处非常开阔的草坪，四周天然隆起，形似看台，上上下下已经坐满了人群，据说达三万余人。

彝家常说：过年是嘴巴的节日，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讲究吃好喝好，而火把节讲究的是穿戴打扮，好玩耐看。放眼望去，尽是姑娘们的七彩裙、花头帕、绣花坎肩和小伙子们的白披毡、蓝披毡、花腰带，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五彩花环笼罩在青苍的碧野上。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街前广场上，点燃起干蒿扎成的火把，跟随着长长的队伍，走向田野，走向山冈。很快地，到处都响起了火把节《祝歌》的雄壮歌声：朵乐荷，朵乐荷，/烧死猪羊牛马瘟，/烧死吃庄稼的害虫，/烧那穿不暖的鬼，/烧那吃不饱的魔，/朵乐荷，朵乐荷！

由于火把节适值盛夏，田里秧苗正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也正是各种危害庄稼的昆虫繁殖的高峰期。当火把在四野燃起，那些害虫便迅速攒聚趋光，一齐葬身火海。所以确有除害保苗的实效。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都有金龙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界。城市里也同时施放礼花，把光明送到天上，让暗淡的长天也大放异彩。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与此相应合，人们的情绪也在燃烧，激扬、纵放，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面对着星河火海，我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朗诵起郭沫若《凤凰涅槃》中的诗句：我们生动，/我们自由，/我们雄浑，/我们悠久。/一切的一，/悠久。/一的一切，/悠久。/—火便是你。/火便是我。/火便是他。/火便是火。/翱翔！/翱翔！/欢唱！/欢唱！

火把节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反规范、非理性的狂欢精神。这显然带有原始的万民狂欢的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距、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同时又不被他人认为是出格离谱，荡检逾闲。

正当我们交口称赞这次盛会的堂皇富丽时，彝族诗人马德清却指了指采风团中的年轻诗人吉狄马加，说：要讲火把节，正宗的并不在此，而是在马加的故乡吉拉布拖。只有到过布拖，才能叹为观止。一番话，使作家们对布拖充满了神奇的向往，后悔这次没能赶到那里去参加火把节。

我笑着接上他的话头，说，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也不妨在意念中留下一方充满期待与怀想的天地，付诸余生梦想。也许，德清先生施展的是关云长的故智：当关王爷刀斩颜良，力解白马之围以后，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却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听了，自是惊羡万般，向往不置。这叫深一层表现法。其实，并不见得张飞就比关公更胜一筹。大家听了，又是一阵说笑。

采风活动结束后，每位作家都写了诗歌或者散文。我的那篇作品，就叫《朵乐荷，朵乐荷》。

还有一次，我们中国作家采风团来到了武夷山，一行六人，登上竹筏，开始了九曲溪的漫游。两位篙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漂亮，而且知识面宽，富有情趣，口才也都很好。两人分立竹筏两头，见我们已经坐稳，便合力撑篙，划向中流，同时风趣地说：“欢迎各位作家上了我们的贼船。”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陪同游观的东道主、作家陈先生说，正像人们到了西湖定会记起白居易、苏东坡，登上岳阳楼不能不提到范仲淹和杜甫一样，来到武夷山是必然要接触到朱熹的。这一带是朱夫子的“过化之乡”，他在此间前后寓居四十余年，足迹遍布川原村社，茶场书坊，最后选定一个叫做黄坑的村落，作为他的夜台长眠之地。八百年过去了，至今还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深远影响。至于身后是非，为毁为誉，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我说，平心而论，朱熹的诗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往往是寓理趣于叙事、抒情之中，还是比较活泼有趣的。比如，描写九曲溪的《棹歌》，就是清新自然，意蕴丰富。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散文作家张女士，这时插了一句：“朱熹诗句确也不错，九曲溪的景观更是妙境天成。可是我总觉得，如果要给它编排次序，总该是顺着流向，一、二、三、四地往下排列，现在却是“九曲”、“八曲”、“七曲”地一路倒数下去，实在有些别扭。”

“是呀，游程刚一开始就演奏《九曲棹歌》的尾声，我也觉得这么‘倒尾为头’的做法，非常滑稽。”诗人刘先生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中某市一个造反派头头，抡大锤的出身，‘文化水’很浅，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这天，他出面主持一个大会，秘书事先给他起草好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也没有细看，就分别放在左右两个衣兜里。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会议的主题、开法和讲话稿里的意思，跨上了主席台，就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通，结果，开幕式上竟把闭幕词念了，闹出了大笑话。—朱老夫子可是硕学鸿儒啊，莫非他老先生也要幽我们一默？”诗人真是富于联想，你看他说着说着，就带出来一个“文革笑话”。

“显然，这和朱夫子当年逆游九曲溪有直接关系。”男篙工说，“各位刚才都经过了，‘七曲’之上一滩高似一滩，顶着激流漩涡，撑篙难度很大；不像我们这样顺水漂舟，省时省力。所以，当地有两句俗话，叫做：‘古人是笨蛋，今人是懒汉’。”

“其实，”我说，“顺行、逆行，各有各的道理。走顺水船，‘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淋漓酣畅，充溢着一种快感；可是，过眼云烟，不像逆水行舟那样，可以深思熟想。打个比方，前者属于诗人气质，后者就有点像哲学家了。这位朱夫子整天在那里细推物理，格物致知，自然就喜欢船走得慢一点。听说，他终生不吃豆腐，这倒不是因为滋味不鲜，也不是觉得做起来费事，只是由于他发现豆腐做出之后，重量超过豆、水、配料的总和，反复‘格致’也不得其解。”大家笑说，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舟行“五曲”，男篙工指了指对面的山峰，告诉大家说，朱熹在这座隐屏峰下建立了武夷精舍，经常到这里来传经讲道。这时，竹筏过处，恰好闪现出摩崖石刻上朱熹的《棹歌》诗句：“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我说：“看得出来，朱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

“自鸣清高，孤芳自赏。”保小姐陈述了她的看法。

“也可能是撇高腔儿。弄不好，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女篙工说，“诸位往左上方看，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山洞。民间传说，当年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美丽的狐仙女郎，化名胡丽娘。每当黄昏人静之后，她都要到武夷精舍去，悄悄地和朱熹幽会。当时称为小妾，现在时髦的说法，叫做恋人。”

男篙工有意逗趣，偏要反话正说：“人家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书本上考证了，那个时候，朱老夫子的老婆已经病故了，所以，人家就是再娶一房，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是老婆死了，再娶。朱熹可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也应该遵照圣人的教导，‘非礼勿动’，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说一套，做一套，难怪人家说他言行不一。”女篙工口口不咬空，也是够厉害的。

朱老夫子究竟有没有这桩风流韵事，史无明文。也可能是当地民众颇不满于他那可憎的道学面孔，有意识地作践他，取笑他—越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越要给他抹上一鼻子白灰。

两个小时的游程就要结束了，“一曲”已经抛在我们身后。下筏前，大家卸下马甲式的救生衣。男篙工故意学着赵本山的腔调，逗乐说：“脱了马甲，我也会认出你们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再见。有道是，十年缘分同船渡，百年缘分共枕眠。看来，咱们至少都有十年的缘分。”

“这么说，你们两位是有百年缘分了？”我对他们颇有好感，因而这么随便问了一句。

“不是。”女篙工笑着摇了摇头。

“白天同摆一条船，夜晚回家各自眠。朱老夫子英灵在上，山野小民是不敢胡来的。”男篙工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引发出一阵哄堂笑声。

你看，这种文学采风，真是活泼、有趣。它的特点，是写作者直接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以群众中的一员身份参与其间，一起纵情谈笑，同经苦乐悲欢，不是隔岸观火，袖手一旁。这样，群众立刻就把你接纳过去，毫不生分，没有顾忌，讲真话，露真情。常常是，只要把采风场景、经过如实记录下来，稍加整理，就可以成就一篇鲜活生动的文章。九曲溪泛舟之后，我以“撑篙者言”为题，写了一篇散文。

情生文

纪游、写怀、叙事散文，根生于情，而且，灌注着一己的生命感悟与体验。

《梦雨潇潇沈氏园》是游览绍兴沈园之后写出的，以陆游的情感世界—一段悲剧化的情史为核心，以撼人魂魄的记事诗为线索，串联起诗人对于亡妻唐琬的苦思苦想的心路历程。如同汤显祖所说的：“世总为情，情生诗歌”、“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着眼于沈园、诗人、爱情、悲剧、诗词、梦幻这一系列存在的相互交叉点，按照时间和情感的双重逻辑，追溯了悲剧发生、发展的过程，意在从人性的角度、哲学的高度对陆、唐的爱情悲剧予以热烈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会在心灵深处永存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

随笔《两个爱情神话》，同样是对爱情观和情感世界作哲学的探讨；但写法不同，前者铺陈陆唐悲剧属于“解剖麻雀”，“窥豹一斑”，本篇则是围绕着两个神话故事，进行多方位、多视角的综合分析。

文中指出，古今诗人关于“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一年一度始相逢，乍见还别的“牛郎织女”的神话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爱情的“久与暂”问题：一种观点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属于理想主义范畴；而另一种意见，则从现实主义出发，认为长相聚，不分离，才是真实的幸福，因而“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

与此相对应，那个恍兮惚兮的神女会襄王的“巫山云雨”的神话，则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宋玉的《高唐赋》演绎了这个神话之后，立刻成为千秋佳话，历代传颂不绝；但也有人讥讽楚襄王痴情可哂：“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实际上，关于这一爱情的虚与实的争论，在域外、在今天，同样都有积极的响应。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则认为：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中国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女诗人舒婷站在神女峰前，断然喊出：“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那么，作为随笔的作者，我又是怎么看呢？文中有一段话，可以视为对两个爱情神话的解读：“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统一。”实际上，无意间，我也是将爱情理想化了。人世间有多少这般完美的爱情？为此，文末特意补了一句：“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就是说，爱情永远处在精神追求之中。因为，回忆和期待都不是当下。

另一篇随笔：《我也会老吗》，是关于时间的思考。这在我的散文中，可说是一个常见的题材，原因就在于，对于时间，自己的感触实在是太深、太切了。

许多人在青春年少时并不知惜取韶光，直到年华老大，百事无成时，才痛悔前尘，但为时已晚。清代诗人孙啸壑写过一首哲理性很强的七言绝句：“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其间寄寓着过来人的沉痛反思与顿悟。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如同亿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青少年中很多人不能充分理解中老年人惜时如金、奋力拚搏的急切情怀。

人总会老的，对此绝无异议。但正如古人所说：“老似名山到始知”。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老”是极其遥远并且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也会老吗？”竟是个疑问，至少是没有考虑过它。有鉴于此，美国盲姑娘海伦·凯勒在她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议，“我们最好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这种态度对待生活，才能深刻体会生命的价值。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失明几天，失聪几天，也许是很有益的。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领略喧哗的欢乐。设想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利用视力，那么，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随着那即将降临的第三天夜晚的到来，当你已经意识到了太阳不再为你升起时，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盲姑娘过于吝啬—为什么只设想三天而不是更多时间呢？但这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她曾感慨无限地说：“啊，如果我有哪怕只是三天的机缘，让我的眼前大放光明，该有多好！那时，我将能看多少东西啊！”我相信，一切耳聪目明且神智健全的人，当听到这些晨钟暮鼓般的“醒世恒言”时，总不会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吧。

有人写过一篇题为《减去十岁》的小说，说某单位传开一个喜讯：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各打各的美妙算盘，结果当然是一场荒诞的梦幻。其实，与其当绿鬓消磨、老之将至时，寄希望于减去十年—争取年轻十年，何不提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刻苦拚搏、自强不息呢！

与时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读书奋进。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读书固然是苦差使，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林语堂有个很幽默的说法：读书要能产生浓厚兴趣，必须在书境中找到情人，‘一旦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必胸中感情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人屠本畯平生好读书，至老尚手不释卷。有人问他：‘老矣，何必自讨苦吃？’他的答复是：‘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虽然没有说‘生活中当情人’，但迷恋之情并无稍异。”

在抒怀散文《我的四代书橱》中写道：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著，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也。

诗话人生

1986、1987两年，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作为六个撰稿人之一，参与撰写《望海楼随笔》专栏文章。编辑要求：文字简洁、洗练，篇幅在一千五百字上下，最多不超过两千字；叙述、议论与描写穿插组合；题材不限，但应兼具情致与哲理的蕴涵；每星期至少提供一篇。

按照要求来看，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品文吧？60年代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自都属于标准的样板—随着兴会所至，意之所之，顺手书写精细观察之后一己的见闻感触，表达动人之情思，透辟之见解，即便是讽刺、抨击，也不失其雍容的情态和隽永的风格，看了令人惬心快意，忍俊不禁。这次我就准备采用这种写法。

基本规范、体例确定了，接下来，就是根据平素的知识储备，拟定出大量题目，或曰话题，分别记在活页笔记本上；在大致地思索出一个路数的基础上，逐一往里充实素材，包括过去积累的、现今搜集的、随时想到的观点、材料、故事、趣闻以及名言、诗句；待到发现哪一篇准备就绪了，便细加梳理，确定题旨，厘清脉络，便动手写就。由于平时阅读量大、读的书多，腹笥比较丰厚，又兼儿时“童子功”的超强训练，记忆力强，而且，手勤、笔勤，随身带着笔记本，每有感悟，辄撮要记下，几年过去，竟篋盈箱满，粲然可观，颇有助于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加上，过去有编辑、采访的经历，现时笔耕不辍，脑子比较灵活，表达能力较强，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一篇。

两年间，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报纸刊发之外，还结集为《人才诗话》，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印行。它们都是以诗话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人与事、情与理、文与史熔于一炉。我把它们统一纳入智性散文（或曰思辨性散文）的范畴。

这里，举出《意足不求颜色似》作为实例：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五首《水墨梅》七绝，颇负盛名。其四曰：“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据说，宋徽宗看到这首诗以后，击节称赏，当即会见了作者，有相识恨晚之憾。陈与义自此名播海内，并被拔擢晋用。诗，确实写得很好。前两句为一般的铺叙，大意是说：南朝宋武帝的含章殿下，有你（梅花）美丽的笑靥，大自然孕育名花的功绩，全靠一支兔毫画笔完成。精彩之处在于三、四两句，借咏墨梅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说法。中国古典艺术最讲究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像九方皋相马那样，达到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意足不求颜色似”，讲的正是这个道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据《列子·说符》记载，秦穆公问伯乐说：“你岁数很大了，你的后辈里有没有能够接你的班，善于相马的呀？”伯乐说：“我的后辈只能凭着形容骨相去相一般的良马；至于天下无双的千里马，看上去神奇恍惚，难以捉摸，跑起来飞蹄绝尘，不留迹印，这光凭骨相去识别就不行了。我有一个自幼一起担柴挑菜的伙伴叫九方皋的，此人相马本领不亚于我。”

这样，穆公就把九方皋请来了。按照穆公的要求，九方皋四出相马，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沙丘一带找到了一匹千里马。回来禀报时，穆公问他：马是什么样的？九方皋答说：“是黄色的母马。”但是，前去取马的人回来了，却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穆公很不高兴，责备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个相马之人，简直是胡闹。竟连黄、黑毛色和公、母性别都分辨不清，怎么能鉴别马的优劣呢？”伯乐答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马的观察，深入到马的神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未见。他重视的是马的风骨、气质，而把毛色、性别等次要因素都抛开了。”后来，经过实际检验，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的佳骏。

这种抓本质、看主流，摄取事物神理而遗其皮毛外貌的做法，不独对于赏花相马、论诗评画具有指导意义，以之论才取士，同样是适用的。世上并无完人。我们选拔人才也应“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以一眚掩大德”。

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当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学问或事业时，他可能连泰山也视而不见，连身边的事情也无暇顾及。法国大画家罗丹关于艺术人才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在著名的画家与雕塑家的传记里，满载某某前辈的天真可笑的趣闻。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人物因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颇有智慧，但表面上好像肤浅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和应答不敏捷的缘故。可是，对于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来说，善于辞令是聪明伶俐的唯一标志。”

“意足不求颜色似”，重视神理、本质，而不胶柱于牝牡骊黄，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无疑是必要、正确的。但是，人才毕竟要比“马才”复杂得多，人事工作者不应以此为借口而粗心大意，马虎从事。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更耐心些，更细心些，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多看上几眼。

走笔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他爱贤惜才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这样，才能一看再看，细致认真，终于摄取神理，得其真髓。这一点，也是我们汲取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时，所不可忽视的。

在写作这些思辨性散文的过程中，我凭借着下述几个方面作为支撑点：

一、张扬主体性。这是智性散文的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智性散文不在于抒情，而在于思辨与说理，这就要求突出知识与智慧的含量，实现审美与审智的的交融互汇。最忌讳的是只见知识、素材的堆砌，而创作主体的灵魂缺席。我力求每篇文章中，都能跃动着创作主体的身影，闪烁着作者的灵思妙悟，做到“六经注我”，而不是“我注六经”。创作中，我把鲁迅先生的文章奉为圭臬，那“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时时引领着我的智性散文的写作。在这里，日光七色—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百态千姿。而诗性与哲思，充当了缪斯女神的魔杖。无分悲剧、喜剧，噩梦、美梦，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经诗性与哲思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无限的可叙述性、可认知性。

二、叙述方法，体现互文性。事实上也是如此。应该说，每个文本都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都包含了其他文本的质素与因子，亦即每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如文化典籍、古今轶闻、诗词掌故、名家论述等）的吸收与转化。这样，多个文本的质素集中在一篇文章中，可以互相贡献意义、相互指涉、相互参照、相互印证，释放出新的意义。像这篇《意足不求颜色似》，为了阐明抓住本质、遗貌取神的道理，就与《列子》、《论衡》、《儒林外史》和古诗、诗论形成了互文关系。有的则是用作者写作之前阅读过的作品阐释此一文本，从而形成文本间互相渗透、互相生发的关系。

三、思维方式上的相似性。这是从互文性衍生出来的。要实现互文，必须充分调动思维主体的联想与想象功能，将思维对象随时同其他事物联系起来思考。有的学者将这种机能称之为相似思维，亦即利用事物间的内容、结构、动态、功能相似的特点，在具有相似性的对象之间进行类比、连接、隐喻，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形成新的认识，拓展一个新的认知空间。这是我的一种习惯用法。比如《青天一缕霞》中，我就曾说到：“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这样，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四、选取一种与内容和表现形式相适应的认知视角。由于散文中涉及的多是用人之道、治国之理、处世之规，应用得比较多的是人本视角。视角的选择，决定于胸襟、眼界、识见，往往受到文化视野、人生阅历、生活经验的制约。

五、形式的创新。后来，文章结集时，以《人才诗话》名之，因而论者从文体角度看，认为这种形式对传统诗话体例有所创新。文学评论家叶易教授指出，传统的诗话体制，一种是本于钟嵘《诗品》—其实，它是诗评，持论严肃，条理清晰；另一种体制本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随感而发，轻松行文，如过于随便，易流于滥。此著属于后一类，既有惟意所欲，轻松行文的优点，又兼有前一类严肃持论，条理清晰，重于说理的特点，使哲理性、知识性、趣味性得到较好融合，开创了“诗话”的一种新风貌。

写作《人才诗话》期间，我正在营口市委担任领导工作，负责常务。每天参加、主持会议，检查部署工作，开展调查研究，接待来信来访，八小时之内总是排得满满的；只有早晚和星期假日，还有一点时间可供自己支配。除了感到时间紧缺，还有思维方式、心态、心境方面的冲突、矛盾。写作，光有身静不行，必须保持心静。这样，每到星期天、节假日，我就到军分区去，躲进一间办公室里，割断与外界的联系。中午吃盒饭，直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进餐。在那里，由于排除了干扰，可以边阅览，边构思，边写作，效率显著提高。

其实，这也是我几十年来写作的常态，或曰典型的缩影。可以说，退休之前，我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完成的。谢绝了吃请、陪餐、拜年、贺节以及一切娱乐活动，时间没有片刻浪费。一些在公余之暇找我办事、汇报工作的负责同志，总是说：“知道你忙，我尽量节省时间。”

这里说个小插曲。1988年5月，经中央批准，到省里出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上任后不久，到吉林省长春市参加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议。我因为珍惜时间，总想迅速吃完，然后回到房间看书；可是，每次进餐，东道主老是热情劝酒，我都以不会饮酒为辞，争争讲讲，哓哓不休，闹得十分尴尬。星期天晚上举办舞会，与会者纷纷下场，唯独我端坐不动，主人前来劝驾，说：“您不肯喝酒，我们谅解了；现在总该给个面子，出场跳舞吧！”我说：“真的不会”。但他不肯相信，疑惑地说：“哪有文化人、大作家不会跳舞的！是不是对我们接待工作有什么看法？”我一看，已经遭人误会了，万般无奈，只好讲点“交换条件”—吟一首诗来代替下场。题为“舞会口占”：

晚雨生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辰空羡影翩跹。

题诗且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为恋诗书断雅缘”。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于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诉诸笔墨，写成文章。我喜欢一个人踽踽独行，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思、联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在进行紧张的劳动，思维和记忆的细胞空前活跃，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我个人觉得，这种生活虽然紧张、忙碌，却是满含诗意、富有乐趣的。一次，文友请我题词，我就曾把笔写下了“乐在忙中”四个字。但也有论者认为，如果要给我画像，大概应是一副不断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的形象，像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

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亮点与盲点

1985到1995这十年，对我来说，是很不寻常的，其间经历了比较显著的变化，这里有转身，有反思，有奋进，有升华。期间，有几部作品集问世。1986、1987、1991、1993、1995，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春宽梦窄》五部散文随笔集，1993年出版了旧体诗词集《鸿爪春泥》。

1990年，经小说家金河、诗人晓凡介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

十年间，我的散文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为不仅关注时代、关注社会，而且着眼于自我对于生命和生存的感悟和理解，自我对文化的发掘、沉醉，自我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体验，以及生命与自然的合而为一。其中，人生、文化、自然成为这一阶段创作表现的三个层面，而核心则是生命的强烈的追求意识。作为学者散文，作品中还散发着强烈的文化气息，但那已不仅仅是诗文佳句的引用，而是在大量的史实、神话、传说的交融互汇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它们不再是生命之外的存在，不再是僵硬的建筑和落满了灰尘的纸张，而是作为人的生命的一部分内化于人的生命意识之中。仍然状写时代、社会，为它的发展进步而欢欣鼓舞；但是，更多地闪射着人文精神与文化关怀，体现出一种忧患意识、使命感和责任感。

但是，即便如此，征引过多、“艺术的亮点正有可能造成对生活的盲点”的问题，仍然存在。1992年，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先生在评论散文集《清风白水》时指出：

王充闾叙事抒情，必以旁征博引、取譬博喻、成为复调、一唱三叹尔后快，发挥了他博学多识的优势，读来颇有意兴。章学诚说：“征实存乎学”，王充闾学识渊博，做到了。刘勰说：“综学在博，取事贵约”，王充闾无愧于前者，稍逊于后者，征引过多，文献足征，结果挤对了散文，主要是挤对了散文的形象美。固然，王氏为文造境，常常奇、正、反、合，收一波三折之显效，成功了多篇如《黄昏》、《美的探索》、《梦雨潇潇沈氏园》、《追求》、《心中的倩影》等美的文字，但写法上少变通，少通脱，在文质关系上取象不足。艾青说：“一首诗必须具有一种造型美”，“一首诗是一个心灵的活的雕塑”。这里是说，形象思维、表象运动、表象的联想和深化。王充闾不乏艺术敏感，写景状物绘声绘色，但一篇中的主要形象、主体雕塑、立体化的造型略嫌不足。作者的学者型和诗人型有失重之感。理喻大于感化，理解大于欣赏。

写到这里，我想顺便谈一下1994年那次关于散文集《清风白水》的研讨会。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召开的。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

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一位副主编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接下来，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模糊了作者自我。

那时的莫言还很年轻，不过三十几岁，他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眯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这里有个生命体验问题。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界纪念清军入关三百五十周年，在沈阳召开一次研讨清史的学术会议，我应邀到会做了《努尔哈赤迁都探赜》的学术发言。为了准备这一学术论文，我曾用了十来天时间，踏查了明清在关外的几处主要战场，沿着当年“老罕王”的足迹，遍访了他曾安营扎寨和兴建都城的各个遗址；还有选择地研读了入关前清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论文写出后，送请清史专家、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审定。

对于历史研究，我一向有着浓烈的兴趣。三十年前，1964年我还在营口日报社当编辑时，就曾参加过学术界关于《忠王李秀成自述》的真伪问题的大讨论。我在认真阅读、分析了有关文献之后，得出了“这份自述是真实的，并非出自曾国藩伪造的赝品，但有许多地方曾被篡改”的结论，并写出《〈忠王李秀成自述〉之我见》的文章，刊登在《新民晚报》上。

属于专项学术研讨的还有一次。2009年1月，接到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来函，说是经著名学者、歌德研究专家叶廷芳先生推荐，邀请我参加他们在厦门举办的歌德学术研讨会。我深受鼓舞、深受感动，但斟酌再三，还是给大会组织者写了辞谢的信：

谬承关注，感与愧并。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对于学术研究虽有兴趣，但缺乏功力，花费的精力也不多。应该说，对于歌德我还是有特殊的爱好的，多年来，读过他的许多作品和几部传记，还有学术界有关他的评论文章。2006年，因为一部英文版散文集在海外出版，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往日的“歌德情结”又复悄然鼓胀起来，遂于会后造访了他的故居，还在魏玛住了一个星期，算是较为系统地接触了歌德（也包括席勒）这位仰止已久的大师。回来后，写了两篇篇幅较长的散文，其中的《断念》刊发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只此而已。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由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从2002年开始，我受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为了准备演讲报告，做过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

一是，2003年底，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行前，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比如亚马孙河两岸的热带雨林，全长九千多公里、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还有至今难以索解的复活节岛摩埃、纳斯卡地画，等等。正是在这片神奇而又神秘的广袤大地上，孕育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拉美文明。当年，殖民者是要到这里寻找黄金，掠夺财富，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

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朝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吸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的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决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归来后，我以“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为题，在南开课堂上作了演讲。

二是，2005年春，应邀去韩国光州参加艺术节活动，顺便访问了《春香传》所据原型南原市和《漂海录》作者崔溥的诞生地和墓地，同他的直系后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漂海录》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作品，讲述五百多年前，明朝弘治年间，朝鲜中层官员崔溥因事奉差出外，在海上乘船，不幸遭遇飓风，同船四十二人，从朝鲜济州岛漂至中国台州府临海县地，最初被怀疑为倭寇，后经层层审查，解除嫌疑，即受到中国官员和平民的友善接待，遂由浙东走陆路至杭州，然后沿运河经扬州、天津等地到达北京，受到明朝皇帝接见，再由北京出发，陆行至鸭绿江，返回故国。在中国停留达四个月，回国后，崔溥用汉文叙写这一历程，名曰《漂海录》。访韩归来后，我依实地考证，结合书中有关叙述，加上分析、评论，写成学术论文：《蹈海余生作壮游》，并在课堂上讲演。

两个讲座，反映颇好，认为内容新颖，特点突出，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

三是，2007年，在南开课堂上演讲《创新与想象的呼唤》，之前，对于所讲内容包括大量事例与义理、见解，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索。

此外，还在省内高校以及《辽海讲坛》、作协文学院等处，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许多篇章都曾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如《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近二十篇。

再就是，结合文学专著的创作进行学术研究，如为了撰写《龙墩上的悖论》、《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逍遥游—庄子传》，都曾阅览和研索了大量典籍、资料及评论文章，有的还进行了实地考察。

这些花费了我的大量心血与精力的精神劳作，无疑都是个人文学历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章　挑战自我

（1996—2006）

深度追求

人是一种特别容易满足的动物，一当有所进益，周围腾起一片赞誉的掌声，便会像古人所说的“顾影自媚”，自我欣赏。我自知同样也有这个毛病，因而，时时警觉和惕励着自己。

199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有个表态发言，题目就是“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后来，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又以“渴望超越”为题，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想法。我说，我们从事创作的最可贵的品质，就是精进不已的创新精神—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出新。“创”在《说文解字》中，从“刃”、从“刀”，“刃，伤也”；而“造，建也，始也”。这就是说，创的含义是破坏，造是建设，连在一起就是在破坏的基础上始建新的事物。所以，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先生说，创新，意味着对已有成果的积极破坏。

所谓创新，指的是人类在探索未知领域过程中能够打破常规，勇辟新路，不断提供新的成果。创新是文学的生命线。文学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时时刻刻拿出新的货色，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应蹈袭自己。同是艺术，有些门类允许自我重复，比如书法，一个字体，甚至一幅字，可以反复写，只要写得好，只要是名家，有无变化没有谁在意；有的歌唱家，靠一支歌子成名，能够唱一辈子，所谓“一招鲜，吃遍天”。唯独作家不行。哪怕少写一点，写慢一点，绝对不能重复。南宋词人刘克庄慨乎其言：“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对一个作家来说，这应该是最大的悲哀。

我在作代会上说，我已年届花甲，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经常处于自我陶醉状态，而无视差距和薄弱环节；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不愁没有地方发表，难免出现率尔操觚，粗制滥造现象。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依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靠着一种鲜活的、开放的、奋进的心态。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的开拓与抒写方式的探索，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

这种深度追求，应该是以对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到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之中。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世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时期以来的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在，广大读者已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多年来，在将哲学思维运用于散文创作实践的过程中，我体察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我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如果说，“创”，靠的是境界，是识见，是勇气；那么，“造”，则必须凭借基础，凭借积累，凭借本事。一句话，必须“肚子里有干货”。这就要不断地学习，有计划、有目的地武装自己的头脑。有鉴于此，我在70年代中期集中研读马列、80年代中期系统学习哲学、美学、史学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中期，继续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哲学、史学、文学方面。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一样。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死背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泳，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研习历史、应用史观，可以说贯穿了我的整个创作历程，在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五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关于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三，研习历史，同时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掌握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历史进程的脉络；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前者是基础，后者见功力。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的路径，成败、得失的经验，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存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我发现，在历史事件中，领导者的个人性格、心理素质往往会起到关键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其四，借鉴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西方史学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史实属于客观存在，这一点不容否认；而从叙述角度看，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这种存在其实是曾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过去了。史家选择、整理史料，使之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

其五，与此紧相联结，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问题。有的作家写作历史文化散文，恣意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产生了“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实际上，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几年前，北大中文系举办“中国作家北大行”活动，在中文系主任、著名学者陈平原教授亲自主持下，我应邀做了讲演，重点阐述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所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经验表明，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是写散文的，却很少读当代的散文作品，而喜欢看域外的短篇小说、剧本和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诸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都看过许多遍。我很欣赏美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在严格自查、自省、自讼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获取新知，扩展视野，弥补阙漏。通过对自己的人生经验、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了更新换代。

除了阅读典籍，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这一切，都为开辟新的文学进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了实现散文深度追求的目标，这一时期，我在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开掘；一是仰望历史星空，追踪历代文人、政要、君王的生命轨迹，借用《易经》中的一句话，我戏称为“载鬼一车”；二是在生命意识、人生道路、个性探究、忆昔追怀方面，可说是回归精神家园。这样，就有了1998到2007年，先后出版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和《龙墩上的悖论》，2000到2003年出版的《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两种类型的散文结集。

面对历史的苍茫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后来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每逢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肥唐瘦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待到进入私塾，我所读过的许多典籍也都是历史。《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自不必说，就连“四书五经”，也都和历史有关联，前人不是说“六经皆史”吗？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文大”期间卧病，我还认真研究过《后汉书》；而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冯梦龙编的《东周列国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我都有浓厚的兴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更称得上是后来所谓历史文化散文的范本。

那么，广大读者对于历史题材作品为什么也至为欢迎呢？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

我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始于90年代中期。继凭吊过北宋、魏晋和古赵故都开封、洛阳、邯郸之后；接下来，又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有目的地先后叩访了黑龙江的金源故都阿城和囚禁北宋徽钦二帝的五国城，还去了云南武定县的狮子山—传说中的明初建文帝的“龙隐”之地。在白云、黄叶飘飞之际，倾听着历史老人满带着忧思、悲愤与困惑的精神独白，逐渐地，头脑中积淀的印象与诗情、理蕴变得清晰起来。于是，从1996年开始，集中写了《叩问沧桑》、《陈桥崖海须臾事》、《细语邯郸》、《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狮山史影》等系列散文。凭借着名城胜地这一载体，以诗意的运思和直觉领悟的方式，同似近实远、若明若暗的历史展开超越时空的对话，揭示了一些体现历史必然性的规律性认识，也传递了某种灵光闪烁的哲思、禅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之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观照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中的沦丧，阐释诗文存在所付出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诗人的命运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以及成就伟大作家所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八王之乱”为中心的宫廷权力之争，对此，我在行文中投以蔑视与不屑，给予断然否定。当时，抓住北邙山上星罗棋布的陵寝墓冢这样一个透视点—

正是由于这里“地脉”佳美，那些帝王公侯及其娇妻美妾都齐刷刷、密麻麻地挤了进来，结果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无论生前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最后统统地都在这里碰头了。像元人散曲中讲的，“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关于这种现象，莎士比亚也讲了，他在剧作《哈姆莱特》中，借主人公之口说，谁知道我们将来会变成一些什么下贱的东西，谁知道亚历山大帝的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哈姆莱特接着唱道：“恺撒死了，你尊贵的尸体／也许变了泥把破墙填砌，／啊！他从前是何等的英雄，／现在只好替人挡雨遮风！”莎翁在另一部剧作里，还拉出理查王二世去谈坟墓、虫儿、墓志铭，谈到皇帝死后，虫儿在他的头颅中也玩着朝廷上的滑稽剧。我以为，他是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劝诫人们不妨把功名利禄看得淡泊一些。当然，他讲得比较含蓄，因而更加耐人寻味。

而在中国古代作家的笔下，就显得特别直白、冷峻、痛切了。旧籍里有一则韵语，讥讽那些贪得无厌，妄想独享人间富贵、占尽天下风流的暴君奸相：“大抵四五千年，着甚来由发颠？假饶四海九州都是你的，逐日不过吃得半升米。日夜宦官女子守定，终久断送你这泼命。说甚公侯将相，只是这般模样；管甚宣葬敕葬，精魂已成魍魉。”

马东篱在套曲《秋思》中沉痛地点染了一幅名缰利锁下拚死挣扎的浮世绘：“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虽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他分明在说，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看来，谁也不是，而是历史本身。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在无尽感慨中，我口占了四首七绝：

圮尽楼台落尽花，谁知曾此擅繁华？

临流欲问当年事，古涧无言带浅沙。

残墟信步久嗟讶，帝业何殊镜里花！

叩问沧桑天不语，斜阳几树噪昏鸦。

茫茫终古几赢家？万冢星罗野径斜，

血影啼痕留笑柄，邙山高处读南华。

民意分明未少差，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徒供诗人说梦华！

文章最后归结到：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历史的一条铁的规律。

如果说，这篇散文蕴涵着存在与虚无的理蕴；那么，《陈桥崖海须臾事》一文，则体现了耐人寻味的长久与短暂的哲思。

我喜欢旅游，更喜欢在足迹所至的山川灵境中寻觅文学的根、诗性的美，体味活泼泼的宇宙生机中的至深的理，追摹一种光明鲜洁、超然玄远的意象。而脑子里由于积淀着丰富的内存，每接触到一处名城胜迹，都会有相应的诗古文辞、清词丽句闪现出来，任我去联想、品味。也可以说，这些诗古文辞使我背上了一笔相当沉重的情思的宿债，每时每刻都急切地渴望着对于诗文中的实境的探访。这次我踏上中州大地，同样是被一些古代诗文典籍牵引着。记忆中，前人何希齐有这样两句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正是它，把我引到了开封东北四十五华里的陈桥驿。

这是一个普通至极的北方小镇。低平的房舍，窄狭的街道，到处都有人群往来，却也谈不上熙熙攘攘。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此间曾经发生过一起震惊全国的兵变，导致了王朝递嬗，便被载入了千秋史册，而成为中华名镇之一。漫步古镇街头，玩味何希齐诗中的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往今来都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人们生发出许多感慨。不仅接触到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而且，为研究史事打开了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有人评说，何希齐诗中的寥寥十四个字抵得上一部《南华经》，自是夸张之言。但诗人“纳须弥于芥子”，以少胜多、举重若轻的涵盖力，实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同样也是漫游古代名城胜地，当我驻足古赵都城邯郸的时候，思考得最多的却是“出世与入世”这样一个人生的话题。

历史文化散文《邯郸道上》，从赵国都城邯郸的著名古迹丛台，写到一代英主赵武灵王的气雄万夫，志吞四海，攻城略地，拓地千里，使赵国成为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强秦争雄角胜的国家；特别是锐意改革，变车战为骑战，全面推行“胡服骑射”，带动了整个赵国军队作战能力的增强，促进了华夏农业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融合。这一切，对于古赵文化的多元构成，对于北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濡染、升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勇于改革创新的历史人物，由于“交班”问题没有解决好，最后落得一个悲剧下场—一场兄弟阋墙的宫廷动乱，使他这个“太上皇”遭到冷宫囚禁，断绝饮食来源，最后饿到极处，他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齐鲁，也有别于关陇，更迥异于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多种因素共同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益发浓烈。“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李白笔下的侠客形象，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但是，一个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就意外地发现，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与赵武灵王的丛台相对应，市内还有一个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郁郁不得志的卢生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梦中，卢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十多年安富尊荣。卢生梦醒之后，发现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吕公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透彻：

睡至二三更时，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无少长俱是古人。

看得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据主宰地位，但是，文化因子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竞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二者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积极入世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取向，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知足知止，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我想，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这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里和谐地融汇到一起，却颇为耐人寻味。因为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为道义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他们和儒家同是主张进取的，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家，各有旨归，各异其趣。但是，他们并不是互不相容，彻底决裂的，不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而且会在不同阶段奇妙地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

而且，随着境遇、年龄的变化，人们的取向、心态也会产生明显的差异。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老翁的答复是坟场；而女孩却说是鲜花，“那里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应该说，他们讲的都是真实的存在，却都只是一个方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届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只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映。

《土囊吟》、《文明的征服》两篇散文，所揭示的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互换位置这一富有哲学意味、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空间上，两个古迹所在都处于北国苦寒之地；时间上，讲述的都是宋金两朝的轶闻遗事。

《土囊吟》以五国城为叙事基点，讲述徽钦二帝“北狩”逸闻，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廷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走笔至此，我再次题诗纪感：“哀悯秦人待后人，松江悲咽土囊吟。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引证唐人杜牧名篇《阿房宫赋》中“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和“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警语，阐发历史奥蕴。

《文明的征服》以“金源故都”上京会宁府为故事焦点，讲述的是金代的兴衰史，文章寻求历史之谜的答案，题目中渗透的是对文明与文化的深度思考。穿透历史的刀光剑影、狼烟烽燧的表象，总揽人事与物理，得出自我的感悟：人类创造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地作反向的运动与转化。女真人以原始生命的强悍征服并吸收了柔美精致的大宋文明，反过来，在大宋文明腐败因子的侵蚀下，重蹈覆辙，又被更为野蛮而强悍的蒙古文明所征服。历史的巨笔在他们之间画了一个诗意的圆，这是象征着宿命意味的循环怪圈，也是富有玄机禅意的精神怪圈。在这个神秘的怪圈里，该是演绎了多少令史学家与文学家感伤与怀旧的故事，隐喻着多少艺术与审美的意
蕴啊！

北方少数民族没有太多的文化积淀，自然也不存在着浓重的旧习的因袭和历史的负累。除了野蛮、落后的一面，在文化心理、社群关系上，倒有某些健康成分的底蕴。苦寒的气候，辽阔的原野，艰难的生计，给女真族以豪勇的性格，强壮的筋骨，质朴的民风，和冲决一切的蛮劲，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刻苦耐劳，勇于进取，擅长骑射，能征惯战。因而在完颜阿骨打这个矫健的民族英雄的统驭下，铁骑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军事力量超过自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强大对手，十一年间，消灭了立国二百零九年的辽朝，而并吞已有一百六十七年历史的北宋只用了两个年头。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元朝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金人侵宋是野蛮的，非正义的，它给中原大地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中原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又主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实现的，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从这一点来说，却又是文明的征服。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文明征服的结果，是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直接推进了金源文明的发展。

事是风云人是月

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离不开两种元素，一个是人，一个是事。我有个说法：“事是风云人是月。”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就是说，历史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主体，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马克思说：“历史什么事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读史也好，写史也好，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就是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钱穆语）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

而要通心，首先就应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再就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写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还有，在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作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中，人物占了绝大多数，主要集中在文人、女性、政要、君王四类人身上，每一类多者二三十人，少的十几人，都各自组成一个系列。我在北大中文系讲演时，专门谈到这个问题。我说，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留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

我在散文《驯心》中揭示：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耸耸肩、摆摆谱儿：那就必然要像那个狂放的李太白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也正是为此吧，对于古代文人，我总是以深沉的悲悯心、同情心，关注着他们的人生命运、身世浮沉、苦乐悲欢。我有一篇讲演，专门阐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问题。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表现了深切的人文关怀、家国情怀。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着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而在封建大一统的情况下，要实现一己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自身价值，必须投靠君王，依附权势。这是一种命定的人生悲剧。即便是那些大思想家、大文豪、旷世诗哲也概莫能外。

我在《两个李白》一文中写道：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就是说，颇富典型性。

同绝大多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样，李白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掌权衡，以实现一己的宏伟抱负。他高自期许，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这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他耽于幻想，天真幼稚，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气壮山河、睥睨百代、雄视万夫的伟大诗人。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不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这种灵魂的煎熬，伴之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的悲剧。

我在文章结尾处写道：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如果说，诗仙李白蹭蹬仕途的实例，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照亮了一面警策的镜子；那么，半生处于贬谪生涯中的文豪苏轼，则为遭遇风波颠折的封建士子提供了一条解脱的路径。《春梦留痕》一文，截取了东坡先生谪居海南儋州三年这一时段，状写他如何以超然的心态、振作的精神，战胜流离颠沛之苦，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

东坡来到儋州这一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内地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朝中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赴儋之前，与他相濡以沫的如夫人朝云故去，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这番晨钟暮鼓般的警世箴言，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当地友人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这种尴尬的窘相，纷纷围观嘻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白帽，穿上带有花饰的民族服装，打着赤脚，信步闲游；路上，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童嬉笑倾谈，在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下，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这种同当地民众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思想中占居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处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在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而且，吸引了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儋州东坡书院有一副联语，对上述事迹做出了恰当的概括：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源于东坡谪居黄州时写过的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又用上了“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太白、坡公之外，我还在系列散文中写到了清代首屈一指的天才词人纳兰性德。他出身名门贵族，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宰相；本人也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而这一切人间富贵、奕世荣华的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自由、独立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他的悲剧生涯、心灵苦闷的根源。我在散文《纳兰心事几曾知》中，专门揭橥了他的这种独具特色的灵魂创伤与人生苦境。

有人统计，在纳兰现存的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励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纳兰公子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可是，实际上却事与愿违，“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挚友顾贞观语）。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资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樊、陷身网罟的笼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

当然，这种牢骚、苦闷，也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以至日常行止的抉择、去取，没有一样是属于自己的。

为女性唱赞歌

文学评论界注意到，在我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一个特殊的现象，是对于性别也即女性的关注。王春容教授曾有专文对此加以论述。她说：“科学的历史文化观告诉我们，无论正写的大历史，还是作为人类精神史的文学史，如果缺少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叙述，那必将是不完整的、不真实的历史。历史的、文化的、审美的视野，不可能置女性（性别）问题于不顾。相反，只要我们正视历史，就会发现正是一系列女性艺术形象构成了一部世界文学史，而创造名垂史册的女性形象的作家，也往往因此成为彪炳史册的经典作家。”

前几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我的这一题材的散文收到一起，出了专集。我在序言中谈到，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写法上，一般都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主观成分，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固然也有“居庙堂之高”的上层贵妇和“处江湖之远”的平民女子，但更多的还是诗人、作家。谛视女性即是探求文学真谛。因此，在我所精心营造的文学世界中，主要是与已逝的女性文学精灵对话，以女性的文学生命为本体进行再创作，在凸显女作家惊人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探索她们的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

这样，南宋天才词人李清照，就成为我首要关注的一位。散文《终古凝眉》从她的塑像写起。我站在浙江金华的八咏楼前，面对着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写下了如下两句话：“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我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迨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以及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非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也是同经典女作家对话，不过，地点选在了域外—我在英伦三岛邂逅了向慕已久的文学精灵勃朗特三姊妹。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2001年，我有机会到19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格兰约克郡哈沃斯访问，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归来后，凭着“追体验的工夫”，写出了历史文化散文《一夜芳邻》。

三姊妹的故居对面就是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我投宿的小客栈坐落在教堂的右侧，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当时，蓦地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结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想象并思索着。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三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一定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漫步中，仿佛觉得正在步入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曾经患过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作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

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很长时间过去了，每当想起，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

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如果说，上述关于几位女作家的叙述与描写，都还是意态从容、平和舒缓的话，那么，在《泉路何人说断肠》一文中，笔势则变得昂扬激越，以至情见乎词，声色俱厉了。

文章一开头，就发了一顿脾气，甚至是骂街了：“我国现存的古籍，据说至少有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怎么关于著名女诗人朱淑真的记载，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关于朱淑真的身世，后人知之甚少，反正是生命结局备极凄惨。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是“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入水之前，她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经同为南宋人的魏仲恭辑佚并作序，有《断肠诗词》集传世，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两首：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这是始读其诗集的深刻感受。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再读其诗集，由对诗人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曲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

且看她下述几首诗词—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这是她少女时代如痴如醉地饱饮着恋情香醪的真实写照。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庸俗不堪的官吏。特别是丈夫有了新欢，更使她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的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可能是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像她在诗中所写的：“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般配的人强扭在一起？

她这样勇于揭橥内心隐秘，勇于同旧制度、旧意识抗争的结果，挑战对象就扩展了，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灵魂的拷问

前面说过，我的历史人物散文，多成系列。在政要系列中，我专门选择一批个性复杂、阅历丰富，历来聚讼纷纭、褒贬不一，具有多种可言说性的人物。曾国藩就是十分典型的一位。对于他，我没有简单地从善恶标准出发，或者单纯地从政治功利主义角度加以诠释，而是从人性角度进行剖析。当然，作为一代名臣、晚清社会举足轻重的政要，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曾国藩又不能不与政治相关联。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透过曾国藩这样的个案，看清中国传统政治的结构及其对个人的控制和改造。作为入仕者的标本，他是颇具代表性的。

我在散文《用破一生心》中谈到，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我在文章中，集中讲了曾国藩的苦。认为他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只要把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除了“畏祸之心刻刻不忘”，曾国藩还有另一种心理压力。为了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他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的“分裂性格”。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结果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威赫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的一代名臣。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那么，他又是怎样一种类型的人物呢？

我在散文《他那一辈子》中，描绘了他的六种形象，既凸显了他的个性特征，也大致能够概括其一生功业与修为。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倒不了，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鸿章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师徒二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他们的气质、取向却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如临深履薄，惕惧不已。他曾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李鸿章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他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他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曾、李这一对师徒，不仅在晚清的官场，即便在中国整个封建历史中，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典型。

在《灵魂的拷问》中，我还写了一对官场中的“朋友”。

康熙朝进士、翰林院编修陈梦雷护送老母从京城回原籍福建，被据闽叛清的靖南王耿精忠扣留，强行授予伪职。此刻，他的同乡、同事、挚友李光地也陷入敌手。二人便秘密商议，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商议的结果是李光地设法脱身，向朝廷密报叛军实情；陈梦雷则继续留在叛军之中，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到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临别之际，他们相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当互以节操鉴证。不料，李光地脱身之后，便把誓约抛到了九霄云外。后来，当陈梦雷遭到审查、置身危境时，已经受到皇帝宠信、重用的他，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不仅不澄清真相，加以鉴证，反而落井下石，深致构陷，致使他的这位“挚友”流放关外，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

针对李光地的这一秽迹恶行，我在文章中进行了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

李光地与陈梦雷同为康熙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治程朱理学，曾奉命主编《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是当时名重一时的理学家。理学虽奉抽象的“理”为至高无上的永恒妙义，实则并不脱离日常伦理。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在评价其开山鼻祖周敦颐时，就曾说过：“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不外乎‘六经’、‘四书’之所传也。”可见，理学家在人格修养上，是应该践行先秦儒家学说的仁、义、礼、智、信，奉行“五常”中的“朋友以信”的。然而，李光地却口是心非，表理不一，不仅不坚持“朋友以信”的圣训，反而为了保官保禄，卖友求荣。文中，就此进行了“灵魂的拷问”：

之一是：“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名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其实，“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实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戒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

之二是：“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作为李光地，既然做得出背信弃义的事，对于所谓“公论”，他是可以满不在乎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看得出来，所谓正义、诚信这类伦理道德范畴的东西，只对信仰它的人起到约束作用，而对全不把它当回事的人，则无异于“东风之吹马耳”。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摶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恶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与李光地形成鲜明的对照，并非理学家的陈梦雷，倒是一个敦厚笃实的仁人君子。侯官别后，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福建收复后，他全然相信李光地的谎话，每日里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起用他，给他以超格的褒奖，热切地期望圣上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待到身陷牢狱，接受审查，也未见李光地澄清事实，出面营救，他还是“以仁人之心度奸人之腹”，觉得朋友是有难言之隐；直到最后大幕拉开，真相大白，发现是被“朋友”出卖了，这才痛心疾首，惨不欲生。但是，他在康熙皇帝面前，仍然要说：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真的是老实、忠厚得过了头。

两个“朋友”，一正一邪，通过灵魂的拷问，伸张了正义，鞭挞了邪恶。按说，这篇文章作到这里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我觉得，还有两个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反思：

其一，古往今来，无论是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投机分子，还是“当面装人，背后弄鬼”的伪君子、两面派，专从客观上找原因，其生成的条件，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土壤与社会环境；那么，和陈梦雷之类的“老实人”—其实是萎缩型人格的包容、姑息，是否也有一定的关系呢？鲁迅先生说过，“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中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俗话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我有时想，先生之所以在逝世前一个月，要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确有其深意存焉。

其二，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悖论话君王

2006年岁杪，我完成了一部史学著作《龙墩上的悖论》。十几篇系列散文，写的都是历史活动中的特殊群体—封建帝王。

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封建帝王都会毫无例外地涉及到；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的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问题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高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欲望的神话》一章中，我写了秦始皇的欲望无限膨胀，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朝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直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里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

我在《强梁无奈死神何》一章中写道：

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做无奈。

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得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其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我在《落魄刘郎作帝归》一章中谈到，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其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机关算尽》和《宦祸》两章中，分别地叙说了他们。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做“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擎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朱皇帝经常夜不成眠，深谋苦虑；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其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老皇帝的难题》一章中，从春秋战国时代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得朴陋，吃得很糟，穿得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事，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其五，封建王朝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

我在《驯心》一文中指出，清朝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底，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在上述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中，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当然，这种写作，像文人、政要一样，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本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为政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在写法上，我尝试着用一种新的方式—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连接；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向内转

我于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之初的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较为明显的“向内转”的倾向—审美视角、叙述立场、心理定势由外部客观世界向着创作主体内心世界（自身体验和感受）位移，表现为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的特征。这个期间，先后结集出版了《何处是归程》、《淡写流年》、《碗花糕》、《成功者的劫难》四部散文集。

事实上，我在90年代中期提出挑战自我、深度追求的要求时，就已确切地表明了这一指向。而在实际践行中，也受到了主观与客观，亦即自身情况与整个文学环境的双重因素的影响。我于1993年秋患过一场病，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因为发现早、部位好，应该说精神上的负担并不是很重的；但是，由于一段时间脱开了工作环境，心整个静了下来，集中思考了许多有关人生、生命、生死、人性等深层次的问题，也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心理、哲学著作，这为“内宇宙”的开拓打开了闸门，为增强生命意识、启发生命自觉提供了有利条件。

病后第三年，年满六十岁，我由省委转到省人大任职，同时兼任省作协主席，并被选入全国作协主席团，相继被南开大学等几所高校聘为客座教授，这样，主要精力便都放在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上。所处位置变化，心态、视角、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也都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期间，散文集《春宽梦窄》又获得了中国作协创设的“鲁迅文学奖”；各方面的赞誉骤然袭来，我的警觉性也大大增强，决心要挑战自我，另辟蹊径，努力创新。这为创作回归文学本体，回归到对个体创作性应有的尊重与认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而这个时期，从全国的大环境来看，随着市场经济中心地位的确立，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文化认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文学创作呈现转型，强化了个性化写作。作为个体精神劳动的一种方式，文学创作更多地追求个体生命体验的审美表达和个人情感、自我价值、审美理想的寄托。这可说是文学创作的“向内转”的社会环境。

回顾当时的创作实践，所谓“向内转”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连续写了十几篇体现生命意识、生命感悟、生命自觉的散文；二是撰写了一部昔梦追怀、皈依童心、守望精神家园的系列文章。这两类文章大都收入散文集《何处是归程》中。题记为两首七绝：

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

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

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

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路觅归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创作的内涵与指向。

这个期间，接到了文友颜翔林博士的来信，当即作了回复。略谓：

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拙作《沧桑无语》面世后，得到了很多赞誉，有人说它大气淋漓，铺张扬厉，有人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底和学养，有人认为它质量厚重、开掘得深。我想，如果再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当然也会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会给人重复自己，原地踏步，“破帽年年拈出”的感觉，因而打算要开创一方新的天地。我想通过这本《何处是归程》，让人看到作者的一副另样的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当然，这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清醒的意识，需要勇气，也需要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内容看，可说有别于上一部，或者说有别于过去其他的集子，它偏重于反映童年生活，偏重于揭示作者的内在世界、心灵感受，有一部分专门写了文学艺术方面的闻人。从表现手法上看，比较柔细、活泼、从容、闲适一些，议论少了，白描多了；敞开自我，揭橥内心。当然，这种敞开是有节制的，注意到把持自己的情绪，不像有些少男少女那样披猖无忌，毕竟已经人过中年、渐进老境了。朱自清先生“淡装平步入中年”的诗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堪资自慰的是，通过这部散文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陶醉于固有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追求，力图有所创新（即使从上网、换笔等细微小事上也能看得出）。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立足点，切实已从宦途中调整过来。如果说，《沧桑无语》反映的纯粹是文人的意绪；那么，这本集子则突出地显现了文人的形象，做到了回归自我，体认“本根”。反映出沧桑阅尽，人过中年的心境。这从淡泊自甘的心境可以看出，从落花情结、苍凉意绪可以看出，从文字的朴素自然也可以看出。

书中属于生命感悟之类的文章，占较大比重，比如《三过门间老病死—疗疴琐忆》，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所写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看来，这位华山道士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而负责监护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医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遭贬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岁短心长》一文，记录了我在省人大的“半退休的生活”的实况：

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的至乐。

每天清晨，我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身在红尘嚣攘之中，心驰四野八荒之遥。此刻，对前人说的“静，在心不在境”，“心远地自偏”的意蕴，有了切实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岁月里，我开始用心品啜着一种新的人生况味，体验着一份纷乱中的澄静，挣扎后的从容，体味着对生命的诗意感受和老来岁月遒迈的悲壮之美。

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但过去游观，大多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间隙，虽然也走了不少地方，获得诸多感受，可是，毕竟行色匆匆，来不及过细咀嚼，从容玩味。匆遽的心境所感受的东西，往往止于触景生情，谈不到“乘物以游心”，发掘深层的奥蕴。近两年总算有了纵情登览的条件。我曾专程寻访了号称历史博物馆、文化回音壁的古都开封、洛阳、临淄；徜徉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晋”古战场；驻足战国时期辩才云集的齐都稷下；临流淮上，体验着庄、惠观鱼的“濠濮间想”；踏着晚秋的黄叶，漫步在采石矶头、桃花潭畔、敬亭山下、天柱峰前，冲破时空的限界，亲炙诗仙李白的幽情逸韵。

当我漫步在这些曾经产生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布满斑驳史迹的大地上，仿佛置身于一个瑰奇、丰厚的艺术世界，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中，敞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去体味焦灼里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中的欢愉，从而产生深刻的人文批判，对文化生命作一番富有兴味的慧命相接。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深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我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而人生之丰满是要靠思想来滋养的。思索使我在世俗生活之外感受到了至高至重的幸福与欢愉。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这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值得庆幸啊！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我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但我坦然无悔。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生命的内涵，使人生内在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其实，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很有滋味的。一边倾听历史回音壁上的足音，一边思考当下的生活底蕴，生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由状态，它悠远而阔大，有形接连着无涯，有尽融入无尽，由此走向审美人生，走向一种近乎永恒状态的创化。这种境界，难道还不迷人吗？

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这既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也能进一步理解现代工作方式给人们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还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届花甲、又不懂得英文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怀着一种好奇的心情，以闯关的勇气，打开电脑书、手按打字盘的时候，也觉着“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令人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不仅要背下这二十六句口诀、一百三十种基本字根，而且要把每个汉字拆分得开，再一个个敲击出来。大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汉字的写法，否则就休想打上去。

我在冲闯这个关卡过程中，敲出第一篇千字小文，竟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但这也带给我足够的慰藉。面对打印出来的第一张由漂亮的宋体字组成的文稿，我反复地端详着这个“宁馨儿”，心中的得意和快活真是难以言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二十年间我用电脑写出了八百万字的文稿。每当打开计算机，在自己设定的绿色屏幕上打字、编辑、修改、复制，总有一种涉身现代化、信息化的自豪，体验到手指运作的一份快感，尝到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既免除了抄写之劳，又能将大量资料存储在硬盘里，以备随时调用。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电子计算机每一程序所能展示的深广世界，对我来说，许多仍是未知数。在它面前，我永远承认：“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会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接下来，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但是，对于已经适应了前一种软件的我，学起来还是遇到了许多麻烦。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块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但是，在朋友演示下，它的神奇、强大的排版、编辑功能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无法排拒。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又和这种新的软件结下了情缘，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电脑写作，苦乐相循，在诸多的快感中，也夹杂着一些烦恼。有时，一个误操作使整个屏幕变成一片空白；临时性的断电曾导致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我也曾产生过返回旧路，重新把笔的念头，但是，终因电脑太多的优越性而不忍“移情”。相交日久，我才发现，原来电脑这个“劳什子”也懂得“欺生”，当你和它磨合好了，摸准它的脾气，“调皮蛋”自会变得百依百顺，成为亲昵的“方脸大情人”。1999年写下的《一网情深》，是这种“苦，并快乐着”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散文《收拾雄心归淡泊》一文中，我写道：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少年心事当拏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如果“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文章对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作了解析，指出：它首先涉及到人的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具备了，凡事就能够看得开、放得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再看得过重，对于庄子所说的：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就会有透彻的理解。再深入一步讲，“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怀旧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情结，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也隐喻着这种人类文化心理的怀旧情绪。就每一个生命存在而言，年老之际更是怀旧倾向趋于浓烈的时段。老年，也许最渴望向童年和童心的皈依，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则是心灵向着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的归真返朴，溯本求源。于是，就有了昔梦追怀。

斯蒂芬·欧文认为，中国文学离不开追忆，贯穿着追忆。正是这种追忆的情感冲动，形成一种心理的内驱力量，潜在地构成了一种审美感悟的机能和艺术创造的势能。如果说，在西方传统里，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的意义和真实上，那么，在带有诗性特征的中国传统里，与它们大致相等的，则是往事所起的作用和拥有的力量。

完成于2000、2001年名为《碗花糕》的十二篇童年系列散文（后来在此基础上，扩展到三十六篇，定名为《青灯有味忆儿时》），以乡愁为背景，以亲情为脉络，以心灵回归为灵魂，追忆是其艺术的感性外壳与表现形式，童心则为美学的精神内核，它们共同构成了乡情与亲情这两个互相联结的主题。作品中，渗透着一种澄明的思境和朦胧的诗性，再现了那些属于历史的过往存在，沟通了往昔与当今，连接了自我与他人，使个体的生命存在和深挚情感延伸到永恒和无限的时空。这里面既有对皈依童心的呼唤，也有对人过中年的舒缓流水的倾听。呼唤与倾听，交织着作者心灵的独白，寄寓着同往事、故人对话的渴望。

这里的“亲情”是广义的，不仅有父母、兄嫂，也有族叔、堂兄，还包括塾师父女的师友情；“乡情”讲的是故里风情、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概言之，都可以看作是文学道路上的回归自然母体、生命母体、文化母体之作。以往散文里所常见的史学眼光、哲学蕴涵、美学感悟、人文修养，似乎在这组文章里都悄然退居幕后，读者所感受到的无非是澄明的童心和灼灼的真情；我也正是凭借着它们来抒写自我心灵的体验与随想。

关于这部散文集，还有一件令我永生难忘的事。文中引述《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本是清人，我却误记为明人。文章发表后，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来信指误。我在感愧的同时，立即修函致谢—

承蒙指点，感愧何似。先生为学术界、文学界巨擘，对我一向关注、栽培，令我永生难忘。还望今后继续予以关怀，经常有以教我。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这次失误中，我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一定做到：

（1）写文章或发言，凡是引用成语、典故、古代词语，或涉及年代、里籍、行迹，定要弄清原委，防止错讹，尤其注意不要望文生义。

（2）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

（3）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决不信口雌黄。

（4）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

关于这次失误，我要学习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的做法，在改正的基础上，还要搞个附记或者写篇文章，公开承认纰误，把它公之于众。

程先生在《程千帆选集》中收有《从唐温如〈题龙阳县春草湖〉看诗人的独创性》一文（写于1980年）。当时引起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唐温如及其诗句的注意和喜爱。

文章开篇写道：“唐温如这篇诗（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醉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充闾注），是我读唐诗时偶然注意到的。他是属于《全唐诗》所谓所考之列的作家，但这首诗本身却证明，这位今天我们对其生平一无所知的诗人具有很独特的艺术构思。”

正文后有一篇附记：“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陈永正先生曾著文考辩，所考可信。”附记最后一段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鄙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字再加修改，读者谅之。”

据查，中山大学陈永正著文指出千帆先生之失误时刚过四十岁，可说是青年学者，而程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学术权威。但他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还修书寄陈永正道：“读大著辨唐温如年代文，极佩卓识。”这是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鼓励。

信发出后，我又在文艺报上写了一篇《益者三友》，专门谈了这件事，一以励己，一以警人。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前人有言：“一物不知，学者之耻。”吾辈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必须郑重对待，引为终生教训。

第六章　攀登，乐在苦中

（2007—2014）

爱啃“硬骨头”

这个阶段，我的散文创作，一言以蔽之，就是写人物。除了两部文学传记，还撰写了多篇人物散文。期间，因为出访过德国的法兰克福和魏玛—歌德的故居与旧游地，写了散文《断念》，还有《未了情》和《爱别离·拟歌德日记》；我还曾前往俄罗斯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瞻仰过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园，回来后写了散文《解脱》；并且，凭吊过福建长汀瞿秋白烈士的就义地，写了《守护着灵魂上路》。这三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矛盾与复杂。

前面说过，我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形象多面、蕴涵丰富，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我喜欢“啃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物身上有驰骋思辨、大作文章的广阔空间。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的呼唤，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而在写法上，我欣赏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的大写意手法。我平素喜欢看黑白照的人物摄影展。有些是捕捉瞬间形态，作特写式的略带夸张的剪影。记得在一次印度摄影家的个展上，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英迪拉·甘地和特蕾莎修女的几张类似肖像的照片。那凌厉的眼神、刚毅的嘴角，黄昏时节劲拔的身姿，都迸射着英迪拉·甘地这位存有争议的著名女政治家的性格的火花，难怪时人要说她是“一群妇人内阁中唯一的男子汉”；而作为苦难的亲历者与同情者，特蕾莎修女脸上的皱纹、深陷的眼窝和握在眼前的双手，则无言而雄辩地对于凄惶、苦楚作出了最直接、最精彩的宣示。瞬时就是历史，眼角写着沧桑。人生就是这样，小时候喜欢糖球，到老了爱吃苦瓜，因为过来人体验到了苦的真味有胜于甜者。

人们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作为世界文坛泰斗，他们都具备超越时空的生命实质，亦即无穷的艺术创造的魅力与活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歌德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之后，赢得了普遍的赞誉，特别是魏玛公国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予以激赏。凭借他的推毂，歌德得以出任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订防火条例这些细事。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踌躇满志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但他逐渐地发现，事情绝非像他所想得那么顺遂，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力不从心；这样一来，对于公国的变革也就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使他感觉到“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在过了三十一岁生日之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此刻，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随口吟诵出那首名诗：“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并把它写在木板壁上。

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已经是难为他了；何况，还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怎能不陷入矛盾、痛苦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所谓断念，决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

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是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你应该割舍/应该割舍/这是永久的歌声/在人人的耳边作响/它在我们整整一生/时时都向我们嘶唱”。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在艺术方面也应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歌德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能够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肇因于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的教训，懂得控制自己，最后便获得了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只能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遭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相辅相成，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词野火”激活了。从而，双双坠入了爱河。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这位“精神教母”能够以其过人的理智与定力，使得经常处于激情磅礴、躁动迷狂状态的天才诗人，通过她的温情抚慰与良言解劝而宁静下来。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会使得他的澎湃的狂涛屡经退潮之后，失去卷土重来的活力，从而直接影响到对于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甚至所有创造者的个性特征，歌德自然也不例外。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正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作用与能量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风姿与魅力。结果，歌德在他任职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出人意外地偷偷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显然，这一举措既是为了脱离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又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与规避。作为一种合力，两种因素推动了这次的远行。

应该说，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是绝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与割舍，歌德实现了一次次的新的开始、新的跃升。这种现象，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之后，实现新的演变与成长极其相似。

在八十三载的漫漫人生历程中，歌德老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立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有波折，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完成于2007年的历史文化散文《断念》，形象地刻画了这位绝代天才（主要是后半期）的生命历程与精神世界。

与此可以视为姊妹篇的《解脱》，则是另一位绝代天才的生命书写。

高尔基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并非革命者，但他却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罪恶的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这样，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

他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迳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的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的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了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我自认，在《解脱》一文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深刻性、复杂性、多面性得到了充分的映现。

多年来，我一直想写一篇关于瞿秋白烈士的散文，原因也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复杂性，特别是关于《多余的话》争议甚大。恰好，2007年有闽西之行，我特意在长汀住了几天。我想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亲炙烈士的遗泽，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如所周知，秋白同志走上党的最高领导岗位，是在斗争环境错综复杂，而共产党正处于幼年的不成熟时期。就其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确实不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不幸被捕之后，他的心境是无比沉重的。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痛彻心肺，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因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只羸弱的病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留下了这篇《多余的话》，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作出一份庄严的交代。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作英烈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地剖析和审判。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同样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迹，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烁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

为少帅写心

我一向认为，一些有价值的具有永恒魅力的精神产品，解读中往往都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有时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说得清楚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时说，他不热衷于为戏剧人物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张学良就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的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其丰富内涵，仍然有着巨大的叙述空间。

首先，他是一个真正的谜团，其间有着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奇诡瑰异的命运抉择，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着某种精神密码。

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其三，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多数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的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信仰是驳杂的，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其四，同历史上的大多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的。他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

其五，张学良之成为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而且有一颗平常心，天真得可爱，让人觉得精神互通。他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其六，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的故园大荒乡后狐狸岗屯，离张学良将军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小时候到那里去过。当地乡亲讲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我的族叔和塾师，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张将军本人。乡关故旧，对他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亲切地称之为“少帅”，里面夹杂着几分同情，几分惋惜，几分悲愤，几分赞佩。

1994年，我曾有美国之行，一到旧金山，就受到张将军的挚友、早年曾经共掌东北大学学政的宁恩承先生的热情接待。交谈中，得知将军正在夏威夷度假，而我们最后一站恰好在这里，因而提出请宁老斡旋设法见他一面的请求。宁老说：“思乡怀土，是汉公终生难以解开的情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是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起了，每当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夜不眠，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极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收藏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

我答说，计划是三天。

“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说：

“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靠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在海滩闲步，或者坐着轮椅出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发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儿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的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说是盘山高平街（高升镇旧称，“街”读音为gai）的。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向我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自然要说说家乡的巨大变化；还要告诉他，医巫闾山翠秀依然，先人的庐墓已修葺一新；他的旧居门前那棵老柳树，虽已老态龙钟，风姿却不减当年，旁边的水井完好如初，屋后那棵百多年的老枣树，至今还是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我要告诉汉公，家乡父老盼哪，盼哪，天天都盼望着他能回去看看。

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前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真是太不凑巧。我们自然是深感失望，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能作罢。就这样，缘悭一面，最后竟失之交臂。

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我曾作过一次《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六个方面内容：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后来，《都市美文》杂志将它全文刊载。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了网络版。据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以张学良为题材的写作构想。

这一写作，前后历经八年，共分四个阶段：首先是，用了将近两年时间搜集素材、阅览资料、访察故地、梳理思路；第二段，是写作五篇文化散文：《张学良读明史》、《将军本色是诗人》、《不能忘记老朋友（张学良与周恩来的友谊）》、《良言美语（张学良与宋美龄）》、《尴尬的四重奏（张学良与郭松龄）》，分别发表在《十月》、《散文》等文学杂志上，获得散文界的好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范围，列出提纲，着手策划《张学良人格图谱》的写作，总共完成十五篇，2009年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为第三段；尔后，又经过几年的沉淀，在听取评论家、出版界和读者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这部书稿做了较大规模的补充、增订，全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于2014年，青岛出版社以《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付梓。

说过了张学良传的“前世今生”，我想回顾一番写作过程中的复杂心境。对于那些有机缘同汉公直接接触的写作者，我是既羡慕又“嫉妒”的；而当展读他们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著作，则心怀感激与敬意，—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掌握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就这点来说，张学良是无比幸运的。不过，在感激与庆幸的同时，我也常常怀有不甚满足、颇感歉憾的心情，总觉得许多传记只是着眼于行迹、事件的揭示，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取貌遗神”，缺乏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当然，作为史著也只能如此。唐·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我是想以文学形式为汉公立传。“文学是人学”，自然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要透过事件、现象，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作为文学作品，还须采用文学手法，驱遣文学语言，借助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就是说，在文史联姻中，客观与主观二者应该结合起来。

我有一个说法，叫做“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读者叩问：《成功的失败者》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种文学境界，属于高标准的愿景，是很难达致的。在作者来说，起码是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张学良：人格图谱》的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在所难免，甚至是必然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我的目标是向读者托出一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我要挖掘张学良的精神世界，写出一部心灵史。也就是在讲述他的人生轨迹、行藏出处的同时，写出他的个性特征，并且从人格层面上揭橥他之所以具有如此命运、人生遭际的原因。书中，我泼洒大量笔墨书写他的个性、人格。比如，在《人生几度秋凉》一章中，写他在河南牧马集车站同老大娘的挥泪交谈，透露出他的侠骨柔肠，他的正义感和血性；在台监禁期间，当蒋家父子迫于舆情压力要他在阳明山选址建房时，他却提出住在墓地旁边，以发泄其怨愤情怀，显现玩世不恭态度；在夏威夷的祝寿会上，同五弟开玩笑，同记者们调侃，都反映出他的幽默、旷达，富有情趣。其他有关章节，在同周恩来、郭松龄、蒋介石、宋美龄、蒋四小姐、于凤至以及溥仪、土肥原等众多人物的交往中，也都显现出他的鲜明个性。至于写诗、读史、看戏、戒毒、庆生，也都是个性或人格的展露。

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是极其鲜明的，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一是活泼，好动，反应灵敏，喜欢与人交往，情绪易于冲动，兴趣、情感、注意力容易转移；二是正直、善良，果敢、豁达，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三是胸无城府、无遮拦、无保留、“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而另一面，则不免粗狂，孟浪，轻信，天真，思维简单，而且我行我素，不计后果。

这种性格和气质，有一定的先天因素，而更多的是受一定思想、意识、信仰、世界观等后天因素的影响，它们制约着张学良的行为，影响着他的命运—休咎、穷通、祸福、成败。探索张学良的个性的形成，是读者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在《成功的失败者》一章中，从他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社会交往、人生阅历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者互为作用，形成一种合力，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子，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奉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军阀将领；贵族子弟（如“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文人墨客，多为知名演员、画家、记者；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这几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情、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精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儿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说得很形象：“汉卿是三教九流，背着基督进孔庙。一说话就常说出儒家的思想；可是，在对待生死问题上，又类似于庄禅。”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波诡云谲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写作张学良传记，在实际动笔过程中，首先遇到的是文体定位问题。我所要写的是散文，是文学，而不是历史，不是一般的传记。我不单是叙事，主要是写人，要进行心灵发掘，展示人物个性。这样，就必须借助于心理描写、形象刻画和广泛联想等文学手法。

我写张学良在夏威夷威基基海滩上漫游：

夕阳在金色霞晖中缓缓地滚动，一炉赤焰溅射着熠熠光华，染红了周边的云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风，张学良将军坐着轮椅，从希尔顿公寓出来，穿过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黄灿灿的海滨行进着。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

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栖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唐·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涨潮了，洋面上翻滚着滔滔的白浪，涛声奏起拍节分明的永恒天籁，仿佛从岁月的彼端传来。原本有些重听的老将军，此刻，却别有会心地思忖着—这是海潮的叹息，人世间的一切宝藏、各种情感，海府龙宫中都是应有尽有啊！

这么说来，他也当能从奔涌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疲惫了的灵魂，要安顿也是暂时的，如同老树上的杈桠，一当碰上春色的撩拨，便会萌生尖尖的新叶。而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向着两极延伸，身体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怀与心境却时时紧扣着童年。少小观潮江海上，常常是壮怀激烈，遐想着未来，天边；晚岁观潮，则大多回头谛视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着多歧而苦涩的命运。

此刻，老将军的心灵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的起点。

其次，谋篇布局，精心结撰，力求文体出新。我的做法是，以散文形式，集中围绕一个人写出二十篇文章，这在过去还不多见。需要精心策划，使每篇既相互照应，贯通一气，又不致撞车、重复。看来，撰写名人传记，最好办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次第展开；而本书属于另一种形式，采用的是扇形结构，类似并联的电路，着眼于内在逻辑，整体构思。这样，人物、事件的铺陈，就未必都能体现时序。

落实到具体篇章，也需要精心谋划。比如，《人生几度秋凉》写的是传主的百年岁月，漫说一万字，即使十万字，怕也难以容纳得下。怎么办？我运用诗歌的写法，设计了三个晚上，通过他的心理活动，回首从前，从功业、爱情、人格魅力三个侧面加以展现。这就比较集中，也容易描写细节了。再比如，汉公与郭松龄的纠葛，我采用了戏剧手法，一幕幕地设置场面，以他的四重尴尬，集中写了那场战事。还有，他与宋美龄的关系非同寻常，那么，如何表现他们的情分呢？这是两个重量级人物，又是一个众所关注的敏感话题，分寸需要把握。我的叙述策略是，让他们自己“出场表演”—我把他们之间的交谈与信件加以整合，以“良言美语”概括之。这样，既保证客观、真实，又生面别开，令人耳目一新。为了写出张学良一生的大起大落，由荣誉的巅峰跌落到声望的谷底，我叙述了1930年和1931年的两个“九一八”，生动形象，而且吻合历史实际。可以说，这些都是煞费苦心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分析：

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

其三，适当运用联想与合理想象。比如，写张学良在夏威夷的三个晚上，主要是借助联想与适度想象。有的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他是那么想的？那我就要反问：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那么想的？这种心理活动，我无法证实，你也无法证伪。我必须也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推测他完全可能作那样的思考。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本质性特征；而散文是艺术，惟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尤其是涉足历史题材，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其间必然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

下面这一段，运用假设、虚拟的手法，推演传主的心灵世界：

寿命长，阅历就丰富，在一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他既有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峥嵘岁月，也苦捱过长达两万日夜的铁窗生涯，在神州大陆和孤岛台湾，光是囚禁地就换了二十来处。他虽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却目送了许许多多政治人物走进坟墓，就中也包括那个囚禁他的独裁者及其两代儿孙。

当然，对于政治人物来说，长寿也并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它既是一种机缘，也是严峻的挑战。历史上，许多人都没能过好这一关。八百多年前，白居易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早年的汪精卫，头上也曾罩过“革命志士”的光环，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的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

为此，我们不妨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造物主偏向了他，使他拥有足够的时间，得以励志图新，从而获得了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在大红大紫、风光旖旎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毅然决然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
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事件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双方“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溢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解除监禁、能够向世人昭示心迹的当儿，通过“口述历史”或者“答记者问”，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事实上，出于各种心态与需求，当时正有不少“看客”静候在那里，等着“看戏”，看他在新的时空中邂逅自己的过去时，会以何种方式、何种态度、何种内涵作人生最后的交代。人们欣慰地看到，面对记者的问询，老将军一如既往，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想：如果他能活到今天，看到两岸的现状，他会怎么想？作为“中国统一的象征”（索尔伯兹里语），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他会怎么做？“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这是他最喜欢也最伤情的两句古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时，老将军曾经斩钉截铁地宣布：“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其四，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苏轼写了大量“人物论”，仅汉代就有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匠心独运。且看各篇文章的开头：《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汉高祖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首先交代事件经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项羽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其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于是甩袖离开。《贾谊论》一开始就下定语，慨叹“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互不重复，各具特色。我的二十篇作品，力求互不重复，就从这里获得了启迪，学到了技巧。

致意《逍遥游》

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六个年头，“四书五经”、《左传》、《史记》、《汉书》都读过了，塾师确定要读“诸子”，首先是诵读《庄子》。这样，“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些类似“绕口令”的语句，就以稚嫩的童声，飞出室外，伴着檐下的风铃在空中游荡。

于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月亮缺了又圆，圆了又缺，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早已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这样，就如同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萨特所说的：“他不是一个死去的人，他只是一个缺席者。”

几十年前，我即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的故里，像参谒孔林、孔庙、孔府那样，踏着庄子的屐痕，亲炙他的遗泽。但是，真正付诸实践，却又颇费踌躇。哪里是他的出生地，究竟“乡关何处”，历来聚讼纷纭，争辩不休。概括起来，有河南商丘、民权、山东曹州、东明和安徽蒙城等多种说法。我于1997年、2005年，曾经寻访过两次；2012年春天，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统一安排下，受命撰写庄子文学传记，于是，又花费半个月时间，“三顾”意念中的“茅庐”。

十五年间，三次往返于鲁南、豫东、皖北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每次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次是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定点、聚焦，实地寻访，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沿着《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制定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临淄、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皖北，旁及邯郸、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鲁、赵、齐、楚等国的部分辖区，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查一番；如果说，前两次重点是“觅地”，那么，最后这次，则是集中“访人”—深入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在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的同时，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治庄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不仅增加了切身感受，而且掌握了许多新的线索。

在第二章《乡关何处》中，我记述了访察中的观感：

漫步在鲁西南、豫东、皖北大地上，但见稻麦蒙茸，河渠纵横，高速公路坦平如砥，两侧遍是良田、沃野，完全不是意念中的丘壑起伏、河泽密布的地形地貌—自然景观已经同《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地理志》等文献所记载的迥然有异。无情的时间之水，把一切都带向远方，埋入地下。似曾相识的黄沙，远树，夕照，炊烟，又有哪一样还残存着旧日的踪影？古籍中提到的勾渎之丘、中丘、乘丘、梁丘、青丘、左丘、犬丘、陶丘、襄丘、富丘、谷丘、黎丘、沈丘和汳水、濠水、濮水、雕水、泓水、蒙泽、孟诸泽等没有生命的自然景观，已经百分之百地变形，甚至从地面上消失了；更不要说有生命的百代人生—饮食男女，生育死亡，饥馑流离，刀兵战乱，伴随着悠然远逝的碧水清风，荣枯代谢的庭花岸柳，尽数淘洗得杳无踪迹。

道理很简单，由于今昔政治社会的变迁，加上长期生产实践对于地理环境的改造，特别是此间处于黄泛区，黄河几十次泛滥、改道，泥沙层层淤积，致使固有的地貌人烟，已经完全改变了形态。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感慨系之。当年欧阳修滁州访古，苏东坡赤壁夜游，所接触的景区的嬗变，长者不过几十年，短者仅三阅月，他们却分别发出“向之凭恃险阻，剗削消磨”；“曾岁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的慨叹。而今，“岁月其徂”，两千三百年过去了，还能指望留存什么遗迹呢！

一千九百年前，东汉的张衡在这片中州大地上，“游目于九野，观化乎八方”、“步马于畴阜，逍遥乎陵冈”，以科学家而兼文学家的超常想象力，悬拟与“委于路旁，下居淤壤，上负玄霜”的庄子的髑髅，展开一场凿破时空、混同幽明的对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奢望了；而我，却有着更大的胃口，幻想着依托梦境—这人类永恒的美学资源、无穷无尽的心灵财富，能够同庄子本人做一次面对面的深入访谈。当斯时也，心中记怀着宋人张耒“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的诗句，同一位绝古空今的前贤往哲，作一番祛除时间界隔的晤对，那该是何等惬意的满足啊！

我想，既然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沈亚之可以凭借梦境的幻化，穿越一千六百年的时间隧道，从公元9世纪返回到公元前的7世纪，直接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畅然交往，尔后写出一篇脍炙人口的《秦梦记》；那么，我怎就不能踵其后尘，在一场悠悠幻梦中，拜会那“蘧蘧然”的庄老夫子，“俄然觉”后，也完成一篇《庄梦记》呢？

但是，热血沸腾之后，稍一冷静下来，脑子里便画出了一个大问号：人家沈亚之醒转过来，得知所住旅舍原来紧靠着秦穆公的坟墓；可是，庄老夫子的墓地又在何处呢？河南、山东、安徽几个地方都各据传闻，竞相认定，争执不休，弄得我迷离莫辨，无所适从，即便想要“与鬼为邻”，又到哪里去寻梦、结梦、圆梦、述梦呢？

觌面肯定是无缘了，我便“中心藏之”，付诸遐想—

也许，就像我在今天奔走路途，苦心搜索着他的物质家园那样，庄子当日也正在昼夜躜行，寻觅着他的精神家园。西哲不是说过：“哲学就是怀着永恒的乡愁寻找家园”吗？“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态，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闻一多语）这个“家园”，非是物质，纯属精神；不在外界，而存乎内心。所谓回归家园，亦即归根返本，亲近本源，回归自己的
本性。

庄老先生一生的足迹，绝大部分都是刻印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然而奇异的是，他却时时刻刻抱有一种穷愁羁旅、客中思家的孤独感与漂泊感。作为一个辛苦的旅人，他在那晚钟摇动的黄昏，此刻，料应正向着无尽的苍茫，搜寻着仅仅属于自己的一缕炊烟吧？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无语草芊芊。

不难想象，其时，他的情怀是落寞的，心境是凄苦的。他为那些浑浑噩噩的世人，处于“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的种种无家可归的“异化”状态，而感到沮丧，感到惆怅，嘴里喃喃地说：“苶然（困顿之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耶）！”

我仿佛看到，在那“还乡”之路上，庄老先生身穿一袭缀满补丁的粗布衣裳，脚穿系着绑带的草鞋，肩背一个破旧的行囊，晓行夜宿，攒行于蜿蜒起伏的山陵丘壑之间。困乏劳顿之态，令人心生哀悯；但他却乐此不疲。寻寻觅觅，走走停停，大自然予他以无尽的充实、无穷的逸趣：“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而复杂多变的社会自然环境与生生不已的物种演化，更使他感受到大千世界的奥蕴深邃、繁富多彩，从而激发了活力、启迪着灵思，强化了超常的创造性与想象力，形成他的独具特色的哲学、美学、文学风格。

依我个人的创作实践，写庄子与写君王、政要以及其他多数文人不同，也有别于张学良传记的创作。写其他人物，更多是处于认知的层面，清醒、平静、客观地剖析心理、个性，而写庄子，则有赖于灵魂的参与、生命的介入，有赖于心灵与生命的体验。庄子是哲学家，写庄，自然需要有独到的识见、超拔的智慧，但我觉得，只这样还不够，还必须有超越性的人生境界，否则无法理解传主的思想追求、生命底蕴。同样是隐士，他与汉代的严光在“不做牺牛”、“不为有国者所羁”方面是一致的；但严光彻底地远离俗尘，消极避世，有如禅门衲子，庄子却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其中，却能洁身自好，不与俗辈同流合污，因而称为“游世”，或曰“间世”。他和晋代的嵇康，世界观上大体一致，但不像嵇康那样狂狷，那样激烈，他善于保护自己。在潇洒、从容、人生艺术化方面，他与李太白、苏东坡相像，但他对社会、民生、世务以及生命价值的实现并不热衷，不像那两位还有儒家那一面。如果硬要在历史上为他找个同道，也许陶渊明、曹雪芹差堪比拟。

我在《庄子传》第一章《诗人哲学家》中对此有过概括：

庄子具有高远的精神境界和开阔的胸襟、视野。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庄子不是这样，什么先王的遗范、现世的礼制，在他的心目中，都缺乏应有的权威；而人身的偶像、神鬼的灵明，他更是不予理睬。至于那些“拘于虚（受空间限制，‘虚’同‘墟’）、笃于时（受时间限制）、束于教（束缚于仁义、礼教）”等外在的框限和内在的束缚，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缠夹不清，甚至无法摆脱的；而在他那里，尽数得到了化解—“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他人非议），无鬼责（鬼神责备），不思虑，不豫谋。光矣而不燿（炫耀），信矣而不期（期求）。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其神纯粹，其魂不罢（疲乏）。虚无恬淡，乃合天德（合乎自然禀性）。”他的襟怀旷远，气魄绝大，他要“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于四海之外”；他要“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腾跃于无极之境）”。他的目标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变），以游无穷者”。当代著名学者陈鼓应先生指出，庄子讲“至人无己”，这里的“己”，是指为功名、智巧、形骸、嗜欲所困缚的小我。“无己”，并非没有自我；乃是超越执于一偏的小我，扬弃世俗价值所拘系的小我，使自己从狭窄的局限中提升出来，而成为拥有大我的至人。这个大我，非生理我，非家庭我，亦非社会我，乃是达于天地境界的我，与万物相感通、相融和的我，亦即宇宙的大我。

庄子以其极度的清醒，本着超越世俗的价值标准，揭示了遭致遮蔽的生命真实，尖锐地指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已，又恶（何）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就是说，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举世的人沉溺于世俗奔逐，都为身外之物而改变本性，为某种目的而牺牲自己，无论其为伯夷式的“君子”，还是盗跖之类的“小人”，尽管所追索的目标不同，亮出的名堂各异，但就其损蚀本性、戕残生命来说，其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

面对世界的荒谬、社会的黑暗、民生的疾苦，庄子并非高踞上游，迥隔尘凡，脱略世事，也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同流合污；而是在与众生同游共处之中，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大宗师》篇中有“游方之内”与“游方之外”的说法，实际上讲的也就是入世与出世。庄子所秉持的，既非真正的入世，也不是纯然的出世，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游世”，或曰“间世”。逍遥尘垢外，“乘物以游心”。

他并不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实用价值，对现实功利不屑一顾，更无意践行儒家那一套“修齐治平”，经邦济世的方略；也不认同老子的政治道德，奉行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他拒绝参与政治活动，同统治者保持严格的距离；却又不同于上古的隐士许由、巢父，栖身岩穴，洁身自好，不预世事；也不像后世的佛门衲子那样遁入空门，“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于那种通过身心逃遁、精神麻醉以求得浮世安闲的取向，他是嗤之以鼻的。

作为首倡人的自由解放的伟大思想家，庄子视自由精神、独立人格、自然天性、逍遥境界为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与道冥一，物我两忘，忘身忘心，不立名分。庄子学说是批判世俗伦常的哲学，是悟化的生命哲学—追寻精神自由和维护人类自然天性的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庄子最早以个体生命精神的自由为出发点，鼓吹士人从“殉名”、“殉利”、“殉天下”的自我“异化”中解放出来，他是追求精神自由并欲穷究其真谛的第一人，全面批判“文明”进程中人性“异化”的第一人，关注生死和精神营卫，力图揭示生命意义以及演化规律的第一人，深入考察精神现象，揭示美的本质和内在规律的第一人。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弘扬了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越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颠折，从而获得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

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性，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文如其人，人如其文，知人论世，要求作者自身的人格与文学合一。循此规律，我们读庄、解庄、写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底，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事例：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超越，这样，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终日忧心忡忡，没有片刻宁贴；特别是他从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因此，特别欣赏《庄子·让王》篇中的不邀功、不窃禄、恪守本分的楚人屠羊说，表示要“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他还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象把得很准，处方也开得正确，说明他的头脑非常清醒，确是绝顶聪明。无奈，生命是不能模仿的。他从庄子那里获取的只是认知，只是见识，而无关乎自己的个性，无关乎人生境界。个性与价值观决定了，他只能在那里徒唤奈何，最后依然找不到自我。当然，如果他真的按照庄子说的去做，真的能拜屠羊说为师，真的“在一‘淡’字上着意”，剔除太切的名心、太重的俗见，那他还是“用破一生心”的曾国藩吗？

鲁迅先生说，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电影表演艺术中有“本色演员”的说法，这类演员在性格特色、生活经验上与银幕形象接近，这样的表演靠近生活，真实、自然，符合电影特性的要求，容易为观众所接受。著名演员李雪健扮演《渴望》中的男主角宋大成，便是以他特有的淳朴、善良、宽厚、真诚且有些窝囊的性格特征走进观众的心灵深处，演活了这个平凡而可爱的小人物，可说是绝对本色。同样，作为诗人的文天祥、林则徐，唯有他们才能写出《正气歌》和“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写庄，就应该与其心性相通，价值取向一致。颇似参禅悟道，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而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相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庄子作传，多少占有一点优势。在长篇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中，我曾具体描述过，通过读《庄》，特别是从父亲、族叔身上，从小接受了庄子思想的熏陶、影响，充分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争竞之心不强，对名利看得比较淡，欲望不多，能够知足知止，拿得起放得下。从诗句“鸥鹭不争车马道”、“未须奔走竞浮名”中，亦可窥见一二。而且，这些思想倾向、价值取向，在前些年所写的关于庄子、严光、李白、苏轼、杨升庵、曾国藩、秦始皇等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王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个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但这里所说的，只限于处世、做人、立身层面，或者说，只是为《庄子传》的写作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固然非常重要，但它并不等同、更代替不了实际操作。毫不夸张地说，为庄子作传，困难是极大的。姑无论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的哲学底蕴和认识高度望尘莫及，所谓“夫子门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单讲传主的生平、行迹—这是一切传记作品的脊梁与血肉，见诸载记的竟然寥寥无几。不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

这就要“找米下锅”。经过反复酝酿，终于探索出三条渠道：首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解铃还须系铃人”，归根结底，还要从庄子本人的著作中去找素材、找思想、找观点；其次，尽可能多地收集、披阅、研究古往今来有代表性的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充分吸收、借鉴前人与时人的研究成果；再次，到传主及有关人物足迹所至的地区实地访察，阅览方志，进行座谈，一以搜索第一手素材、资料、实证及乡里轶闻、民间传说，一以广泛听取草根阶层对于庄子及庄学研究的看法、意见，注重现场和民间的取向。

第三项工作，通过十五年间的多次走访，应该说做得比较充分了；这样，我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前两项上。

我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庄子》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教，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惟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他的思想主张、精神风貌，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

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庄子本人活动的虽然有二十左右处。但是“寓言十九”，几乎全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地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他说：“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那是寓言，那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满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庄子著书，“致意最在逍遥游”，以之冠为首篇，无非是要通过多种形象比喻，开宗明义地昭示一己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人生观与生命观。其间带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弥漫于战国时期的文明异化、人性扭曲、心为物役、“世与道交相丧也”的生存环境中，如何从精神上、心灵上寻找出路，获取自由，追寻个体意识的觉醒，实现对自身局限性的超越，体现个人精神意志的自主选择，这是庄子的人生鹄的和终极追求。而以闲散不拘、优游自在、恬淡怡适、心无挂碍为基本标志的“逍遥游”，则被视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我觉得，“逍遥游”三字是总纲、是主旨，用它来题名传记，实在是再理想不过了。—舍此不足以映现传主的精神境界，难以概括其具有全息性质的不凭借外物、无任何拘缚的自由意志的内在蕴涵与本质特征。

读《庄》、解《庄》中，我尝试着应用了两种具体方法，觉得效果很好。一是运用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再就是采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在春秋战国这个大时段中，把庄子同前代的老子、孔子，同代的惠子、孟子、公孙龙子等进行分析比较，寻根脉，究同异，辨得失，分高下。

在读解原著的基础上，展开对前代与当代治庄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借鉴、学习。我备有一部庄学专家方勇教授的百余万字的《庄子学史》，通读一过之后，从中检索到古今有代表性的研究庄子的近百部（篇）著作，尽力搜罗齐全；同时，又从互联网上陆续收索到大批当代学者、研究生关于庄子的论文；研读过程中，还涉及到哲学、史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等方面的学术著作。我要做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了解古今治庄的全貌，以扩展视野，多方鉴别，集思广益。着重研索、探究三个方面的课题：在庄子本人透露的身世、行迹、思想、修为之外，前辈与时贤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东西？他们与庄子、他们之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哪些认识是一致的，哪些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当代学者（包括海外的）对于庄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意义、人文价值、功过得失、时代局限，又有哪些新的认识、新的评价？

把握住问题，提练出观点，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这只是第一步；更关键、更要紧的还在于，对这些问题如何分析、鉴别、判断，进而得出接近客观实际的结论，具备较高的历史真实性与可信性。比如，关于庄子的国属问题，前辈与时贤大致上存在着“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争论，这从宋代就开始了，今人也有力主“鲁蒙说”、“齐蒙说”的。论者各有所据，各执一词。那么，写作传记时又该如何认定呢？总不能敞着口、诸说并存吧；经过多方勘核，反复考究，斟酌、对照前代和当代的各种主要论据，并且经过三次对豫东、皖北、鲁南的实地考察，最后认定庄子为战国时宋人。再比如，关于庄子的生卒年份，意见多达十几种，有的通史列举了五种说法。这种处理方式，述史、著论，未为不可；但写作传记就不行了，因为它牵涉到传主与同代人的整个交往、行迹，必须有个统一、固定的结论。那么，怎么确定呢？同样经过反复考证、过细斟酌，最后采用了马叙伦先生的推断：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前后，卒于公元前286年左右。整部传记中，遇到类似的事例不知凡几，都是这样经过反复推敲、严格论证，最后才下笔的。

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指出：“根据传记写作的特点和需要，《庄子传》作者全面梳理和认真考订了传主的平生行迹，包括某些重要场景和细节，使其历史形象在整体上告别朦胧，走向清晰。既然是为庄子立传，当然需要对传主一生的主要行藏，包括其在世间广有影响的事件，留下一个系统准确的说法。为此，作家一头钻进汗牛充栋的庄学史料，进行慎重辨识与仔细斟酌，颇下了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沿波讨源，刨根问底的功夫。反映到作品行文中便是，事无巨细，不仅都是出言有据，落笔有证，几近无一字无来历；而且能够伴随着叙事的延伸，及时插入清新自然而又鞭辟入里的结论依据、谜团揭底、异说分析、舛错矫正等等，从而引领读者最大限度地走近真实的庄子。必须承认，这样一种包含了“清儒家法”（蔡元培语）意味的史料性极强的庄子传记，在迄今为止的庄学研究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数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手法主要是叙事、描写间杂着抒情、议论，在谋篇布局、立象尽意、文采修辞，亦即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基本标识方面着力的话；那么，这部传记的写作，则同时下了义理、考据、辞章等哲学、史学方面的功夫，是真正地做学问。

当然，这样说，绝不意味着文学方面的功力不重要。丛书编委会明确提出了以文学手法撰写名人传记的要求，而且有审核班底作为监督、保证：一为学术组，一为文学组，双向审查，哪方面达不到标准都无法通关。

说到撰写名人传记，劈头遇到的就是一个体例问题。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所谓“名人三传”，其结构形态一般与传主的生命进程保持着一致性，即按照大体的自然时间（不排除使用必要的心理时间）展开线形叙事，以表现传主的人生轨迹，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关于庄子的历史记载寥寥无几，最具权威性的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下的一段话，也仅有二百三十四个字。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都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难怪有的学者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置身空间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文学传记又该怎么写呢？具体来说，下述三个难点又怎样解决呢？一、关于传主的不成系统、散漫无归的史料、素材，如何进行连缀、组合？二、面对“三玄之一”的深邃难解、歧义重重的哲学著作《庄子》，怎样使它与文学联姻，从而保证这部传记成为读者所喜爱的可读、可解的文学作品呢？三、如何使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远古哲人，能够从历史册页中血脉贲张、形象鲜活地站立起来，而且基本上符合其精神原貌？

办法是逼出来的。我思忖着，若要把这些零散、繁杂的素材整合起来，一种比较理想的结构形态，是采用折扇形的形式—以最能体现庄子精神个性的“逍遥游”境界作为元点、轴心，让笔墨向着传主不同的思想、行迹和人生侧面辐射，以展示其多姿多彩的生命图谱。这一支支扇股式的章节，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个性、精神风貌，相互紧相连接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次第展开，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所为、所思、所历，一如劳蛛缀网，连接成篇。相对于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线形结构，这种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扇形结构，显然更适合显现庄子那早已漫漶不清的历史身影。论者认为，这样的结构形态，也正好昭示了当前国内外传记写作的新变化，即传主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更多地由幕后走向前台；传记作家描写传主的艺术重心，亦逐渐由讲述经历而转变为揭示心史。这里既有现代心理学发展对传记文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有20世纪以来，弗吉尼亚·伍尔芙等作家倡导“新传记”所形成的有力推动。

为了增强传记的可读性，写作过程中对于《庄子》本文，我在关照当时语境、尊重作者原意这两个大前提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吸纳前辈与时贤的研究成果，作了尽可能的通俗化解读。单是语译一项，就下了巨大功夫，经常是一句话、一个词，对照古今多家注释，反复推敲、比较，即令没有达到“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地步，起码是丝毫也不敢马虎。一面是对古代词语以及诸家论述力争有个准确的理解和通俗的表述；一面本着中外文化比较以及传统与时代对话的精神，对庄子的思想和著作，不作孤立的、静止的、封闭的审视，而是坚持将其置于中外历史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下，特别是置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之中，加以立体多面的观照与阐释。

比如“道”，这是庄子从老子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个带有总体性和本原性的哲学概念。为了使它走出“惟恍惟惚”、“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老子语）的模糊、混沌状态，呈现其自身的固有和应有之义，我在《庄子传》中专辟一章，集中加以诠释。这种诠释，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概念演绎，而是在对“道”实施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以生活化、自然化、社会化、心性化和审美化五种视角（我把它形容为“五张面孔”），搭起了通往“道”之本源的路径。这样，我们耳目所及的，就有许多精妙的对话和议论，大量有趣的场景和故事，既巧妙地对应和再现了庄子特有的发散性和非逻辑性思维，又形象地揭示了庄子心目中“道”在草根、“道”在自然，“道”无处不在的奥义，从而使“道”摆脱了一味虚玄缥缈的形而上气息，具有了可以直观和感触的人间性、生活性与社会性。

作为文学作品，这部传记采用散文形式、写实手法，钩沉传主出处行藏，展现人物精神风貌；凡有细节勾勒、形象刻画，尽量注意出言有据、想象合理；征引寓言故事，取譬设喻，坚持抽象与具象结合；立论采取开放、兼容态度，展列不同观点，择其善者从之。虽然运用的是知性和理性结合的手法，但力避政论式的沉滞与呆板，坚持从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清晰的逻辑关系出发，尽量浸入作者的感觉，选用清通畅达的性情化、个性化的语言。论者认为，我们读《庄子传》中《困踬乡园一布衣》、《故事大王》、《拉圣人做“演员”》、《传道授徒》等章，就会觉得庄子是活生生的现实存在，而且是以庄子的手法来描写庄子，因而平添了作品的表现力与可读性。

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

庄子在读书治学的间隙，常常喜欢进城游观，顺便在店铺里歇歇脚，同这些工匠师傅唠唠家常；他们也都把庄子看作是自家人，愿意同他说一些心里话。特别是一些近乡同里的人，都知道这位先生是和自己身份相同的平头百姓，居住不过两间茅屋，出行全凭一双脚板，穿着打扮，饮食习惯，都和大家相差无几，甚至生活标准还要低上一等。而庄子，则对这些穷苦人的生产生活相当熟悉，有的技艺，比如编结草鞋、刻制竹简、制漆、捕钓等，他也能够熟练地操作。单就这一点来说，他倒是有些像创建墨家学派、自称“北方之鄙人”的墨翟—纯粹出身于农民，从小放牛、打柴，参加多种体力劳动，以吃苦为高尚。也正是因为庄子具备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才能在书中那么逼真传神地描绘各种各样的能工巧匠，诸如善于粘蝉的驼背人、操舟若神的船夫、捶制钩带的工匠、神乎其技的庖丁，为齐王训练斗鸡的纪渻子，等等。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

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对于一些动物的生活习性，有很真切的观察和表述。你看他写马：“喜则交颈相靡（摩），怒则分背相踶（踢）”；写鸟：“随行列而止，委虵而处（宽舒自得之态）”；写鸱鸺（猫头鹰）：“夜撮蚤（捉跳蚤），察毫末，昼出瞋目（瞪大眼睛），而不见丘山”。

庄子的生命体验、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物性，有着极其精细的体察。我们可以肯定，他没有喂养猛虎的实际体验，由于家境贫穷，大概连骡马之类的大牲畜也没有豢养过。可是，他对这些动物却观察得非常细致。你看，他在《人间世》篇讲到：饲养老虎的人，不敢拿活物给它吃，因为担心它在扑杀活物时，会怒气勃发，激起其凶残、暴戾的天性；也不敢用完整的动物去喂虎，必须切成碎块，否则，老虎在用牙齿撕裂动物的时候，会激发怒气，恢复其残酷的本能。他还说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喜欢马的人，用精致的竹筐去接马粪，提着珍贵的器皿给马接尿；当发现蚊虻叮在马身上，出于感同身受的由衷怜惜，“啪”地一拍，没想到马竟然受到惊吓，咬断口勒，毁掉笼头，挣碎胸络，狂奔起来。本意出于爱惜，结果却适得其反。庄子还注意到了生活中“螳臂当车”的悲剧现象：螳螂不知道自己力不胜任，凭着一股狂妄的心性，奋力举起臂膀去阻挡车轮，最后闹到粉身碎骨的下场，而车轮照常前进。

当然，我们的哲学大师，并非像一般动物学家那样停留在物情、物象的观察上，他在体察物性的背后，还有深刻的寄寓在。当代学者王博指出，庄子笔下的养虎人，是精通政治的，他对老虎一直采取顺的态度，以换得与老虎的和平共处；如果是逆，等待他的就只有死亡。生活在政治与权力的世界中，无异于生活在老虎旁边。君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老虎，你要小心着不能让他发怒，要顺从他，而不能和他“对着干”；即便你“对着干”完全是出于一片忠心，可是，君主是没有闲暇来关注你的用心的，爱马者的例子表达的正是这一点。“对庄子来说，如下的问题一直是挥之不去的：我爱某个人，可是这个人愿意接受我的爱吗？或者他会理解我的爱吗？”庄子还告诫世人，必须有自知之明，不要把自己的才能估计得过高，只有既了解自己，又了解这个世界，才会找到合适的角色和位置。

上述写法也得到了编审委员会创作组、学术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象。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我自认这次所登上的台阶是比较高的。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作者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的创作历程中，确实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制高点。在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曾自嘲说，简直像“老母鸡抱窝”一样，不敢随意挪动。因为在那十六个月期间，我把整部《庄子》，还有一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到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丝万缕，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走笔至此，我蓦地记起：2005年，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我曾向全体代表表示，哪一天，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创新了，原地踏步，只能重复别人，重复自己，那就索性停笔，再不要“灾梨祸枣”，浪费纸张，遭人厌弃。

记得《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曾问作者：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锺书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

至于下一步的想法，此刻的心理状态，可以七字“真言”概之：“作家，永远在路上。”颇似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所说的：“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