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05文在兹

【 字体:
2019-07-12 09:26:51  阅读次数:2137 次

文 在 兹

 

 

 

目      录

 

上编

 

守护着灵魂上路

两个李白

千载心香域外烧

寂寞濠梁

情在不能醒

青眼高歌

纳兰心事几曾知

青天一缕霞

骆宾王祠联

春梦留痕

诗人的妻子

孤枕梦寻

终古凝眉

泉路何人说断肠

 附录:一场虚拟的叩访

 

下编

 

遗编一读想风标

来往亭前踏落花

龙湖之会

广陵散

其人其笔两风流

深于情者

牛渚谈兵不见兵

皖南杂识

千秋名重女全才

风波中的彻悟

关于江淹的三个话题

《牡丹亭》中说澳门

此马非凡马

涧底松

情注河汾



守护着灵魂上路

踏上这片土地,我完全认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的评语:长汀是中国最美的小城之一。在这里,我除了饱游饫看蕴涵着典型的客家文化精髓的街衢、建筑,还有幸亲炙了瞿秋白烈士的遗泽,浸染于一种浓烈的人文氛围,在满是伤痛的沉甸甸的历史记忆中,体会其独特而凄美的人生况味。

秋白同志被捕后,囚禁于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部。这里,宋、元时期是汀州试院,读书士子的考场;数百年后倒成了一位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炼狱。而今庭院萧疏,荒草离离,唯有两株黛色斑驳的古柏傲立在苍穹下,饱绽着生命的鲜活。它们可说是阅尽沧桑了,我想,假如树木的年轮与光盘的波纹有着同样的功能,那它一定会刻录下秋白烈士的隽雅音容。

囚室设在整座建筑的最里层,是一间长方形的木屋。推开那扇油漆早已剥落、吱呀作响的房门,当年的铁窗况味宛然重现。简陋的木板床,未加漆饰的办公桌,几支毛笔、一方石砚,刻刀、烟灰缸等都原封未动地摆放着。

环境与外界隔绝,时间也似乎凝滞了,一切都恍如隔世,一切却又好像发生在昨天。刹那间竟产生了幻觉:依稀觉得这里的临时“主人”似乎刚刚离座,许是站在旁边的天井里吸烟吧?一眨眼,又仿佛瞥见那年轻、秀美的身姿,正端坐在昏黄的油灯下奋笔疾书。多么想,拂去岁月的烟尘,凑上前去,对这位内心澎湃着激情,用生命感受着大苦难,灵魂中承担着大悲悯的思想巨人,作一番近距离的探访和恣意的长谈啊!然而,覆盖了半个墙壁的绝笔诗、就义地、高耸云天的纪念碑等大量图片,在分明地提示着:哲人其萎,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我们了。

当中华民族陷于存亡绝续的艰危境地,他怀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宏愿,走出江南小巷,纵身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事业是群体的,但它的种种承担却须落实于个体,这就面临一个角色定位的个人抉择问题。当时,斗争环境错综复杂,处于幼年时期的党还不够成熟,而他,在冲破黑暗、创造光明的壮举中,显示出“春来第一燕”和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的卓越才能,于是,便不期然而然地被推上了党的最高领导岗位。

就气质、才具与经验而言,他也许未必是最理想的领袖人选。这在他是有足够的自知之明的。但形格势禁,身不由己,最终还是负载着理想的浩茫,“犬代牛耕”,勉为其难。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而消解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结果,“千古文章未尽才”,演出了一场庄严壮伟的时代悲剧。

天井中,当年的石榴树还在。触景生情,不由得忆起秋白写于狱中的《卜算子》咏榴词。“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身陷囹圄,远离革命队伍,不免感到孤独寂寞,所幸此身未受他人主宰,仍然保持着人格的独立,灵魂的圣洁。这样,当审讯、威逼、利诱、劝降等烟雾云霾纷纷过尽时,自己便可以在向往的归宿中自在逍遥了。“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尽管这灿若春花的生命,在风刀雨箭般的暴力摧残下归于陨灭;但信念必胜,一如春天总会重来。

他坚信:“假使他的生命融化在大众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生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

隔壁就是汀州宾馆。回到下榻处,我再次打开秋白烈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灵魂自白—《多余的话》,更真切地走进他的精神深处,体验那种灵海煎熬的心路历程。

秋白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句古诗作为开头语,揭橥了他的浓烈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这是他长期以来耿耿不能去怀的最大情意结,也是中国知识精英的共同心态。

想到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前路曲折、教训惨重,他忧心忡忡;对于血火交迸中的中华民族的重重灾难,他深切反思。他以拳拳之心“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感到有许多话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可是,处于铁窗中不宜公开暴露党内矛盾的特殊境况,又只能采取隐晦、曲折的叙述策略。

在语言的迷雾遮蔽下,低调里滚沸着情感的热流,闪烁着充满个性色彩的坚贞。他以承荷重任未能恪尽职责而深感内疚;也为自己身处困境,如同一匹羸弱的马负重爬坡,退既不能,进又力不胜任而痛心疾首。这样,心中就蓄积下巨大而深沉的痛苦。

至于一己的成败得失,他从来就未曾看重,当此直面死亡、退守内心之际,更是薄似春云,无足顾惜了。即使是历来为世人所无比珍视的身后声名,他也同样看得很轻,很淡。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无视个人名誉。他说过,人爱惜自己的历史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甚。只是,他反对盗名欺世,徒有虚声,主张令名、美誉必须构筑在真实的基础上。

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当之无愧的奠基人,可是,却自谦为“半吊子文人”。这里没有矫情,只是不愿虚饰。他认为,价值只为心灵而存在。人,纵使能骗过一切,却永远无法欺蒙自己。一瞑之后,倘被他人谬加涂饰,纵使是出于善意,也是一种伤害,更是一种悲哀。

真,是他的生命底色。他把生命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有时达到过于苛刻的程度。为着回归生命的本真,保持灵魂的净洁,不致怀着愧疚告别尘世,他“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想要“说一些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于是,以其独特的心灵体验和诉说方式,向世人托出了一个真实而完整的自我,对历史做出一份庄严的交代。这典型地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特征,也是现时日渐式微的一种高尚品格,因而弥足珍重。

他的信仰是坚定的,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否定革命斗争的话,但也不愿挺胸振臂做烈士状,有意地拔高自己。他要敞开严闭固锁的心扉,显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当生命途程濒临终点的时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真诚,根绝一切犹豫,把赤裸裸、血淋淋的自我放在显微镜下,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和审判。

他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在我们这个还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以一篇《多余的话》和一束“狱中诗”,亮相了自己未及完全脱壳的凡胎俗骨。在敌人与死神面前,他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而当直面自己的真实内心时,他更是一个真正的强者,真正的勇士。

文人从政,在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囿于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文人与政治不易调谐的矛盾,颠扑倾覆者屡见不鲜。可是,又有谁能够像秋白烈士那样,至诚无伪地痛切反思,拷问灵魂,鞭笞自我呢?自省这一苦果,结蒂在残酷的枝头。敌人迫害,疾病磨折,都无法同这种灵魂的熬煎、内心的碾轧相比。

“君子坦荡荡”,映现出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我想,一个如此勇于赤诚忏悔的人,内在必然存有一种坚定的信仰追求和沛然莫之能御的自信力与自制力,有一种把灵魂从虚饰的包裹中拯救出来的求真品格。对于当下充满欲望、浮躁、伪饰而不知忏悔、自省为何物的时代痼疾,这未始不是一剂针砭的药石。

一端是当年的汀州狱所,一端是罗汉岭前的刑场—往返于这段不寻常的路上,我反复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迂回婉转的《多余的话》与显现着劲节罡风的慷慨捐躯,不也同样构成了相映生辉的两端吗?它们所形成的色彩鲜明的反差,恰恰代表了秋白烈士的两种格调、两种风范的丰满而完整的形象,展现出这位“文人政治家”的复杂个性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

人之不同,其异如面。有的单纯,有的驳杂;有的渊深莫测,有的一汪清浅。而在复杂、内向的人群中,许多人由于深藏固闭,人格面具遮蔽过严,他人是无法洞悉底里的。作为赋性深沉的时代精英,秋白可说是一个例外。

在毕命前夕,他即使不愿作惊风雨、泣鬼神的正义嘶吼,也完全可以选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沉默。可是,他不,偏偏以稀世罕见的坦诚,毫不掩饰、一无顾忌地展露自我,和盘托出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多棱多面的个性特征—沉重的忧心与大割大舍大离大弃的超然,执着而坚定的信念与苦闷、困惑、无奈的情怀,高尚的品格与人性的弱点,夺目的光辉与潜伏的暗影⋯⋯

犹如悬流、激湍是由水石相激而产生的,这种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也是主客观相互作用的产物。秋白烈士以文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种种尖锐的内在冲突,诸如非自觉的积习与自觉的理智,一己之所长与整体需要,自我精神定向与社会责任,结构决定性与个人主体性之间所形成的内在矛盾,等等。

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长期以来,时代已经确认了那种义薄云天、气壮山河的豪情壮举,应该说,在这方面,他是做得足够完美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还同时作了一番洞见肺肝的真情倾诉,并以充满理性光辉甚至惊世骇俗的话语,进行深沉的叩问和冷静的思考。—这就突破了既成的思维定式,有些不同凡响了。

特别是当他论及那些颇具风险性、挑战性的话题时,竟以十分浓重的艺术气质,注入了颇多的理想成分、感情色彩与个性特征,这样,就难免为“不知者”目为异端,最后遭到种种误读和批判。

其实,非此即彼、黑白绝对的思维逻辑,并不能真实认知事物的本质。“光明的究竟,我想决不是纯粹红光”(瞿秋白语)。《马赛曲》、《国际歌》,英风豪迈中不也洋溢着动人心弦的悲壮与低回婉转的深情吗?从美学角度看,这丰富而复杂的人性,比起简单、纯粹来,更容易产生一种人格魅力和强大的张力,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探究。

身为中国大变革时期的探索者、先行者,秋白烈士张扬了真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具有常说常新的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我相信,即使再过去七十年以至七百年,他还会成为含蕴深厚的话题,令人回味无穷,盛说不衰。

同样,他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超前性。莫说当时,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关于灵魂、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终极意义等世纪命题,仍然有着广阔的阐释论域和颇多的待发之覆,从而为现代思想史留下鲜活的印记,足以抗拒时间的流逝,恒久地矗立于历史深处。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歌》中的结句,可谓实获我心:前贤已经远离开我们,可是典范长存。在短檐下展开史册来读,顿感他们的凛然正气辉映着我的面容。

数日勾留,我深切地感受到,革命老区长汀人民对于秋白烈士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历数十年不变,父而子、子而孙地口耳相传,叙说着这座城、这条路、这一天、这个人的苍凉而壮丽的往事。在这里,我尝试着作一番复述:

历经了一场灵魂的煎熬,那郁塞于胸间的一腔积愫已全盘倾诉出来,现在,他才真正感到彻底地获得解脱,从而表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超然。

他早已超越于生死之外了。昨晚,当获知蒋介石的密令已到,刽子手即将行刑时,面容显得异常平静。停了一会儿,站起身来,示意来人走开,并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然后就安然睡下,迅即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

晨曦悄悄地爬上了狱所的窗棂,屋里倏然明亮起来。他心中想着:这世界对于我们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当然,任何美好事物的争得,都须偿付足够的代价。为此,许多人踏上了不归之路。

这样,他,也就守护着灵魂上路了。

一袭中式黑色对襟衫、齐膝的白布短裤,长筒线袜、黑色布鞋,目光里映射着理想的幽深,香烟夹在指间,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尽管结核病已经很重了,几个月的心力交瘁更折磨得他十分虚弱,可是,看上去,仍然是那么伟岸,洒脱。

走出大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院落,又向荷枪环伺的军人扫视了一下,嘴角微微地翘起,似乎想说:敌人的如意算盘—征服一个灵魂、砍倒一面旗帜、摧毁一种信仰,已经全然落空;得到的只是一具躯壳。可是,“如果没有灵魂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

途经中山公园,他见凉亭前已经摆好了四碟小菜和一瓮白酒,便独坐其间,自斟自饮,谈笑自若。他问行刑者:“我的这个身躯还能由我支配吗?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原来,就连这具躯壳,他也要奉献给人民。接着就是留影—定格了他最后的风采:背着双手,昂首直立,右腿斜出,安详、恬淡中,透露出豪爽而庄严的气概,一种悲壮、崇高的美。

路上,他以低沉、凝重的声音,用俄语唱着《国际歌》,呼喊着“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了罗汉岭前,他环顾了一番山光林影,便盘膝坐在碧绿的草坪上,面对刽子手说:“此地很好!”含笑饮弹,告别了这个世界。

此刻,“铁流两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正进行着一场震古铄今、名闻中外的伟大长征。而被迫离开革命集体的秋白同志,在这长仅千余米的人生最后之旅中,也同样经受着最严酷的生命与人格的考验。“咫尺应须论万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伟大长征。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也是最为严峻的试金石。他以一死完美了人格,成全了信仰,实现了超越个人有限性的追求。烈士的碧血、精魂,连同那凄婉的“独白”,激越的歌声,潇洒从容的身姿,在他短暂而壮丽的人生中,闪现着熠熠光华。

对于他,死亡不是终结,而是完成。


(2007年)

两个李白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李白确实是一个不朽的存在。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负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那些雄奇、奔放、瑰丽、飘逸的千秋绝唱产生着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他一生被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渴望纠缠着,却困踬穷途,始终不能如愿,因而陷于强烈的心理矛盾和深沉的抑郁与熬煎之中。而“蚌病成珠”,这种郁结与忧煎恰恰成为那些天崩地坼、裂肺摧肝的杰作的不竭的源泉。

一方面是现实存在的李白,一方面是诗意存在的李白,两者构成了一个整体的不朽的存在。它们之间的巨大反差,形成了强烈的内在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却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的无奈,展示着深刻的悲剧精神和人的自身的有限性。

解读李白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及其穷通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

去年秋杪,我有皖南之行,半月时间,足迹遍于当涂、宣城、秋浦(今属贵池)、泾县一带。这里恰好是李白晚年活动的中心。此行为我深入探究这位大诗人的奥蕴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理想的角度。

李白祖籍陇西成纪,其先祖于隋朝末年被流放到西域,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城(唐时在安西都护府辖区内),五岁前后随父亲内迁至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属四川江油县)。这种丰富的阅历,为他形成创造性思维奠定了有利的基础,而盛唐时期繁荣、安定的社会环境,又使他有条件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李白学习的范围十分广泛,“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从小便树立了建功立业,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他常常自比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他二十五岁那年,怀抱“四方之志”,出蜀远游,开启了后来三十几年的漂泊生涯。先后曾寓居湖广的安陆、山东的任城,漫游了祖国中、东部的许多地方,结交各方面人士,向一些地方官员锐身自荐。尔后,又移家皖南,并终老于此,前后住了六年时间。

天宝元年春天,李白从东鲁南下来到皖南的南陵,秋天离开这里奉诏赴京。这是首次入皖。天宝六年,也就是在长安遭受挫折、被迫出京三年之后,又经由扬州、金陵溯江而上,畅游皖南的当涂。又过了六年,李白第三次前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足迹遍及皖南各县。李白第四次流寓皖南,是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夜郎流放遇赦之后,他再次来到宣城、泾县,最后投靠族叔李阳冰,定居于当涂,并选择“谢家青山”作为埋骨之地。

皖南一带绮丽的风光,朴厚的民情,润滋与抚慰了他的充满动荡、溢满忧愤、布满坎坷的失意生涯。诗人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而原本就雄奇秀丽的皖南山水,一经诗人大笔淋漓地点染,更凸显了它的壮美无俦的神采,成为神州大地最具人文价值的区域之一。

那些天,我一直沉酣在一种幻觉里:山程水驿,雨夜霜晨,每时每地,都仿佛感到诗人李白伴随于前后左右,而且不时地发出动人的歌吟。当我站在宣城陵阳山谢公楼的遗址上,面对着晚秋的江城画色,“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的谪仙名句,油然浮荡在耳际。而当驻足采石矶头,沉浸在横江雪浪的壮观里,“惊波一起三山动”,“涛似连山喷雪来”的隽咏,又使我同诗人一样跃动着猛撞心扉的惊喜,获得一种甘美无比的艺术享受。

碧山,坐落在皖南黟县的西北面,它北连盂山,南对霭峰,风景十分幽美。《徽州府志》记载,此地有十里桃花,春时与绿树交映,秀色宜人。虽然我来时已是黄叶飘飞,秋光照眼,但从李白《山中问答》诗中仍能领略它的浓春逸趣。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诗人眼中的碧山,充满了清幽、纯净之美,是名利场、是非窝的“人间”所无可比拟的。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寓沉重于闲适,寄托了诗人愤世嫉俗的万千感慨。明代诗人李东阳说它“淡而愈浓,近而愈远”,其旨趣“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

在这里,我也效仿诗仙以恬淡、虚空的心境,对碧山作一番美的观照,沉浸在美学家所说的“静照”境界里:“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宗白华《美学散步》)

我忘情地踏着晚秋的黄叶,徜徉于五松山下、天柱峰前,漫步在桃潭、秋浦之间,寻几分天籁,握一把苍凉,在疑幻疑真的朦胧意象里,借助那一泓澄碧和万壑松吟来濯心、洗耳。一时间,仿佛冲破了时空的限界,纵身千载之上,同诗人一道亲炙那“扫石待归月”,“倚树听流泉”的幽情雅趣。

也是在采石矶头,也是那样一个“秋月照白壁,皓如山阴雪”的夜晚,我站在拔江而起,危矶如削的峭壁上,望着涛惊浪涌的滚滚江流,眼前仿佛浮现出一幅《谪仙泛舟赏月图》—诗人和他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的崔宗之,一舟容与,溯流而上,“进帆天门山,回首牛渚没”,“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像现代诗人汪静之笔下所描绘的,他穿“一件极美丽的五云裘,颜色好像夏天的朝云,春天的彩虹,像碧海衬着远山,红霞映着绿草”,端坐在船的正中。金樽邀月,诗酒唱和,岸旁观者如堵,而诗仙则顾盼神飞,谈笑自若。

《侯鲭录》载:唐开元年间,诗仙进谒宰相,擎着书有“海上钓鳌客李白”的手版。宰相问道:“先生临沧海,钓巨鳌,以何物为钩线?”

答曰:“以风浪逸其情,乾坤纵其志,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

又问:“以何物为饵?”

答曰:“以天下无义丈夫为饵。”

宰相闻之悚然。

几句简单的答问,生动地展现了这位诗仙的神韵,真实地刻画出他的高蹈、超拔、狂肆的精神世界。

李白的精神风貌及其诗文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精神哺育的结晶。清代诗人龚自珍认为,他是并庄、屈以为心,合儒、仙、侠以为气的。太白飘逸绝尘、驱遣万象的诗风,显然导源于《庄子》和《离骚》。单就人生观与价值取向来看,屈原的热爱祖国,憎恨黑暗腐朽势力,积极要求参与政治活动、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庄周的浮云富贵、藐视权豪,摆脱传统束缚、张扬主体意识的精神追求,对李白的影响也是极为深刻的。除了儒家、道家这两种主导因素,在李白身上,游侠、神仙、佛禅的影子也同时存在。

本来,唐代以前,儒家、道家、佛禅以及神仙、游侠等方面的文化,均已陆续出现,并且逐渐臻于成熟;但是,很少有哪一位诗人能够将它们交融互汇于个人的实际生活。只有李白—这位一生主要活动于文化空气异常活跃的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伟大诗人,将它们集于一身,完成了多元文化的综合、汇聚。

当然,这里也映现了盛唐文明涵融万汇、兼容并蓄的博大气魄和时代精神。正如嵇康、阮籍等人的精神风貌反映了“魏晋风度”一样,李白的精神风貌也折射出盛唐社会特别是盛唐士子所特有的丰神气度,这是盛唐气象在精神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三不朽”的说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我们固然不能因为李白有过“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的诗句,就简单地断定他并不看重立言;但比较起来,在“三不朽”中,他所奉为人生至上的、兢兢以求的,确确实实还是立功与立德。既然如此,那他为了实现经邦济世,治国安民,创制垂法,惠泽无穷的宏伟抱负,就要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首要的是必须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势。

因此,他热切地期待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时刻渴望着登龙门,摄魏阙,据高位。但这个愿望,对他来说,不过是甜蜜蜜的梦想,始终未曾付诸实践。他的整个一生历尽了坎坷,充满着矛盾,交织着生命的冲撞、挣扎和成败翻覆的焦灼、痛苦。从这个角度看,他又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悲剧人物。

他自视极高,尝以搏击云天、气凌穹宇的大鹏自况:“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认为自己是凤凰:“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与这种以其长才异质极度自负的傲气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历史上那些建不世之功、创回天伟业,充分实现其自我价值的杰出人物,则拳拳服膺,倾心仰慕,特别是对他们崛起于草泽之间,风虎云龙,君臣合契,终于奇才大展的际遇,更是由衷的歆羡。

他确信,只要能够幸遇明主,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一切作为和制作诗文并无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显而易见,他的这些宏誓大愿,多半是基于情感的蒸腾,无非是诗性情怀,意气用事,而缺乏设身处地、切合实际的构想;并且,对于政治斗争所要担承的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颠折,也缺乏透彻的认识,当然更谈不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李白有过两次从政的经历:天宝元年秋天,唐玄宗接受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举荐,下诏征召李白入京。这年他四十二岁。当时住在南陵的一个山村里,接到喜讯后,他即烹鸡置酒,高歌取醉,乐不可支。告别儿女时,写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诗句,可谓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他原以为,此去定可酬其为帝王师、画经纶策的夙愿,不料,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幻想。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个翰林院供奉的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

原来,这时的玄宗已经在位三十年,腐朽昏庸,纵情声色,信用奸佞,久疏朝政。看到这些,李白自然感到万分失望。以他的宏伟抱负和傲岸性格,怎么会接受“以俳优蓄之”的待遇,甘当一个跟在帝王、贵妃身后,赋诗纪盛、歌咏升平的“文学弄臣”脚色呢?但就是这样,也还是“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谤言忽生,众口攒毁”。最后的下场是上疏请归,一走了事。在朝仅仅一年又八个月,此后,再没有登过朝堂。

天宝十四载冬天,李白正在江南漫游。是时,安禄山起兵反唐,次年攻陷潼关,玄宗逃往四川。途中下诏,以第十六子李璘为四道节度使、江陵郡大都督。野心勃勃的永王李璘,招募将士数万人,以准备抗敌、平定“安史之乱”为号召,率师东下,实际是要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对于国家颠危破败,人民流离失所的现状,李白早已感到痛苦和殷忧。恰在此时,永王李璘兵过九江,征李白为幕佐。诗人认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机会已到,于是,又一次激扬志气,充满了“欲仰以立事”的信心,在永王身上寄托着重大期望:“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以为靖难杀敌、重整金瓯,非永王莫属。

哪里料到,报国丹心换来的竟是一场灭顶之灾,糊里糊涂地卷入了最高统治层争夺皇权的斗争,结果是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李璘兵败被杀,追随他的党羽多遭刑戮,李白也以附逆罪被窜逐夜郎,险些送了性命。这是李白第二次从政,为时不足三个月。

尽管政治上两遭惨败,但李白是既不认输也不死心的,总想找个机会重抵政坛,锋芒再试。六十一岁这年,他投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定居于采石矶。虽然已经处于生命的尾声,但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为讨伐叛将史朝义,带甲百万出征东南的消息,一时按捺不住心潮的狂涌,便又投书军中,表示“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无奈中途病还,未偿所愿。

表面上看,两番政治上的蹉跌,都是由于客观因素,颇带偶然性质;实际上,李白的性格、气质、识见,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他是地地道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天真幼稚,放纵不羁,习惯于按照理想化的方案来构建现实,凭借直觉的观察去把握客观世界,因而在分析形势、知人论世、运筹决策方面,常常流于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关于李白第一次从政的挫折,论者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玄宗召李白入京,最初很有几分看重,但很快就发现他并非“廊庙之材”,便只对他的文学才能加以赏识。所以后来李白要求离开,玄宗也并不着意挽留。这是说,李白并不是摆弄政治的材料。第二种意见是,李白看错了人。本来,唐玄宗已不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了,而李白却仍然对他寄予厚望,最后,希望当然要落空了。这又说明李白缺乏政治的眼光。可以认为,两种意见,殊途而同归。

关于李白“从璘”的教训,论者一致认为,他对“安史之乱”中的全国政局,缺乏准确的分析,就是说,他把局势的动乱看得过于严重。他在诗中写道:“颇似楚汉时,翻覆无定止”;“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显然是违反实际的。由于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行动上必然举措失当。在他看来,当时朝廷应急之策,是退保东南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而永王正好陈兵长江下游,自然可以稳操胜券,收拾残局。这是他毅然“从璘”的真正原因所在。显然,在李璘身上,他把“宝”押错了,结果又一次犯下了知人不明的错误—他既未发觉其拥兵自重、意在割据的野心,更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刚愎自用,见识短浅,不足以成大事的庸才,把立功报国的希望寄托于这种角色,未免太孟浪了。

看来,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同他的政治才能、政治识见并不都是统一的。归根到底,李白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大概连合格也谈不上。他只是一个诗人,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他常常以政治家傲然自诩,但他并不具备政治家应有的才能、经验与素质,不善于审时度势,疏于政治斗争的策略与艺术。其后果如何,不问可知。对此,宋人王安石、苏辙、陆游、罗大经等,都曾有所论列。这种主观与客观严重背离、实践与愿望相互脱节的悲剧现象,在中国历代文人中并不鲜见,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这种现象的出现,自然应该归咎于文人的高自期许,自不量力的性格弱点;但若寻根溯源,又和儒家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终生为求仕行道而四处奔波,席不暇暖,“惶惶如丧家之犬”,在旁人看来本是无法实现的事,他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人格精神对于后世的封建士子特别是文人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比起李白来,杜甫更要典型一些。这位大诗人受他的十三世祖杜预的影响很深,他对这位精通战略、博学多才、功勋卓著,有“杜武库”之称的西晋名将备极景仰。在他三十岁的时候,自齐鲁至洛阳,曾在首阳山下的杜预墓旁筑舍居留,表示不忘这位先祖的勋绩和要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雄心。尔后,便来到京城长安,开始了十年困守的生涯,无非是为了“立登要路津”,“欲陈济世策”。他曾分别向朝中的许多权贵投诗干谒,请求汲引,但如同李白一样,都以失望而告终。

总共算起来,杜甫真正为官的时间也只有两三年,而且,官卑职小。即使如此,他也总是刻板、认真,恪尽职守,绝不荒怠王事。在任谏官左拾遗这个从八品官时,他曾频频上疏,痛陈时弊,以致上任不到半个月,就因抗疏营救房琯而触怒了肃宗皇帝。房琯为玄宗朝旧臣,原在伺机清洗之列。而杜甫却不明白个中底细,不懂得“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事体,硬是坚持任人以贤、惟才是用的标准,书生气十足地和皇帝辩论什么“罪细不宜免大臣”的道理,最后险致杀身之祸,由于宰相大力援救,遭贬了事。这大概又是一个文人当不了官的实例。

可是,四百年后的陆游却为之大鸣不平:


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

空回英概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

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

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由于政坛失意,只能寄情于翰墨,弄得“后世但作诗人看”,这对杜甫、对许许多多诗人来说,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客观地看,李白的官运蹭蹬,也并非完全种因于政治才识的欠缺。即以唐代诗人而论,这方面的水准远在李白之下的,稳登仕进者也数不在少。要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士子都把个人纳入社会组合之中,并逐渐养成对社会政治权势的深深依附和对习惯势力的无奈屈从。如果李白能够认同这一点,甘心泯灭自己的个性,肯于降志辱身,随俗俯仰,与世浮沉,其实,是完全能够做个富于文誉的高官的。

可是,他是一个自我意识十分突出的人,时刻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把人格的独立视为自我价值的最高体现。他重视生命个体的外向膨胀,建立了一种志在牢笼万有的主体意识,总要做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自己命运与前途的人。

他反对儒家的等级观念和虚伪道德,高扬“不屈己、不干人”的旗帜。由于渴求为世所用,进取之心至为热切,自然也要常常进表上书,锐身自荐,但大前提是不失去自由,不丧失人格,不降志辱身、出卖灵魂。如果用世、进取要以自我的丧失、人格的扭曲、情感的矫饰为代价,那他就会毅然决绝,毫不顾惜。

他轻世肆志,荡检逾闲,总要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自我,从骨子里就没有对圣帝贤王诚惶诚恐的敬畏心情,更不把那些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社会习惯放在眼里,一直闹到这种地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家仙”(杜甫诗),痛饮狂歌,飞扬无忌。这要寄身官场,进而出将入相,飞黄腾达,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不仅此也。正由于李白以不与群鸡争食的凤凰、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大鹏自居,因此,他不屑于按部就班地参加科考,走唐代士人一般的晋身之路;他也不满足于做个普通僚属,而要“为帝王师”,以一介布衣而位至卿相,做吕尚、管仲、诸葛亮、谢安一流人物。他想在得到足够尊崇与信任的前提下,实现与当朝政治势力的合作,而且要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他在辞京还山时,吟出: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原非太白醉扬州。


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把自己与皇帝视为东汉隐士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的朋友关系,而不是君臣上下的严格的隶属关系,是可以来去自由的,是彼此平等的。这类诗章,没被人罗织成“乌台诗案”之类的文网,说明盛唐时期的文化环境还是十分宽松的。如果李白生在北宋时期,那他的“辫子”可比苏东坡的粗多了。

这种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得“士”的真正社会地位,在较高层次上维护知识阶层的基本价值和独立性的期望,不过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李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现实:他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同两汉之交农民起义军推翻王莽政权,未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阳豪强集团首领刘秀利用农民军的成果,恢复汉朝统治的形势,也大不一样。

春秋战国时期,“士”属于特殊阶层,具有特殊作用、特殊地位,那种诸侯争养士、君主竞揽贤的局面,在盛唐时期已不复存在,也没有可能再度出现。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李白既暗于知人,又未能明于知己,更不能审时度势,偏要“生今之世,返古之道”,自然是“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自然就免不了到处碰壁了。归根结底,李白还是脱不开他的名士派头与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

十一

壮志难酬,怀才不遇,使李白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的感情旋涡里。尽管庄子的超越意识和恬淡忘我、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使李白在长安放回之后,寄情于皖南的锦山绣水,耗壮心,遣余年,徜徉其间,流连忘返,尽管他从貌似静止的世界中看出无穷的变态,把漫长的历史压缩成瞬间的过程,能够用审美的眼光和豁达的态度来看待政治上的失意,达到一种顺乎自然,宠辱皆忘的超然境界,使其内心的煎熬有所缓解;但他毕竟是一个豪情似火的诗人,只要遇到一种触媒,悲慨之情就会沛然倾泻。

史载,晋代袁宏少时孤贫,以运租为业。镇西将军谢尚镇守牛渚,秋夜趁月泛江,听到袁宏在运租船上咏诗述怀,大加赞赏,于是把他邀请过来细论诗文,直到天明。由于得到谢将军的赞誉,从此袁宏声名大著。李白十分羡慕袁宏以诗才受知于谢尚的幸运,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的遭际,因而在夜泊牛渚时,触景伤情,慷慨悲吟: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由于诗是有感而发,所以,就显得格外凄婉动人。

他的心境是万分凄苦的,漫游秋浦,悲吟“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登谢脁楼,慨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眺望横江,惊呼“白浪如山那可渡,狂风愁杀峭帆人”。眼处心生,缘情状物,感慨随地触发,全都紧密结合着自己的境遇。

他通常只跟自己的内心情感对话,这种收视反听的心理活动,使他与社会现实日益隔绝起来;加上他喜好大言高调,经常发表悖俗违时的见解,难免招致一些人的白眼与非议,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更加剧了他对社会的反感和对人际关系的失望,使他感到无边的怅惘与孤独。《独坐敬亭山》只有二十个字,却把他在宣城时的孤凄心境绝妙地刻画出来: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大约同时期的作品《月下独酌》,对这种寂寞的情怀反映得尤为深刻,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秋绝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其程度之深自可想见。这还不算,他甚至认为,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也难于找到同怀共饮之人,以致只能与月光、身影鼎足而三,永结无情之游,并相期在那邈远的云空重见。这在孤独之上又平添了几许孤独。结末两句,写尽了诗人的侧身天地,踽踽凉凉之感。

十二

“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这类“夫子自道”式的描形拟态、述志达情,显示出诗人对现实的强烈的愤慨与深深的绝望。他要彻底地遗落世事,离开现实,回到醉梦的沉酣中忘却痛苦,求得解脱。晚清诗人邱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对这种心境作了如是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不管怎么说,佯狂痛饮总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不是出路的出路,一种痛苦的选择。他要通过醉饮,来解决悠悠无尽的时空与短暂的人生、局促的活动天地之间的巨大矛盾。在他看来,醉饮就是重视生命本身,摆脱外在对于生命的羁绊,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

当然,作为诗仙,李白解脱苦闷、排遣压抑,宣泄情感、释放潜能,表现欲求、实现自我的最根本的渠道,还是吟诗咏怀。正如清初著名文人金圣叹所说:“诗者,诗人心中之轰然一声雷也。”诗是最具个性特征的文学形式。李白的诗歌往往是主观情思支配客观景物,一切都围绕着“我”的情感转。“当其得意,斗酒百篇”,“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有人统计,在他的千余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样的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仅见的。

诗,酒,名山大川,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但是,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却又是最终成就伟大诗人的必要条件。以自我为时空中心的心态,主体意识的张扬,超越现实的价值观同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构成了他的诗歌创造力的心理基础与内在动因,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极高的视点、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

就这个意义来说,既是时代造就了伟大的诗人,也是李白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个性造就了自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他的悲剧,既是时代悲剧、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历史很会开玩笑,生生把一个完整的李白劈成了两半:一半是,志不在于为诗为文,最后竟以诗仙、文豪名垂万古,攀上荣誉的巅峰;而另一半是,醒里梦里,时时想着登龙入仕,却坎坷一世,落拓穷途,不断地跌入谷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白一生中最高的官职是翰林待诏,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要标上《李翰林集》。好在墓碑上没有挂上这个不足挂齿的官衔,而是直书“唐名贤李太白之墓”,据说出自诗圣杜甫之手,终竟不愧为他的知音。

十三

当代著名诗人羊春秋度曲《折桂令》,为我们塑造了诗仙李白的高大形象:


谪仙更复酒仙。笔扫千军,鲸吸百川。力士脱靴,贵妃捧砚,至尊开宴。为寒儒添了颜面,给权贵打了气焰。屈贾哀怨,陶谢酸寒,磊落如公,谁堪比肩?


诗人傲睨一世,目无余子,而对于普通民众,倒显得比较可亲可近。特别是晚年,他在皖南一带结识了许多普通劳动者,像碧山的山民胡晖,五松山的田妇荀媪,宣城的酿酒工纪叟,桃花潭的隐士汪论,不仅交情甚笃,而且都有诗相赠。通过他的生花妙笔,农夫田媪,牧竖樵苏,行役征人,孤孀弃妇,撑船汉,捕鱼郎,采菱女,冶铜工,都留下了鲜明的美好形象。同下层民众的接近,使他的达观旷朗的性格得以恣意的张扬,怀才不遇的苦闷和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理负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就此,我想到了谪居海南的苏轼。他初入儋州时,面对被目为蛮荒瘴疠之地的恶劣的自然环境,作了“必死南荒,葬身异域”的准备,情绪极为消沉。可是,在谪居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逐渐地适应了环境,交上了许多真诚的下层朋友,最后,竟得出“风土极善,人情不恶”的结论。他和那些善良的民众在一起,再也用不着临深履薄般地谨言慎行,可以完全放浪形骸,抒怀达志,自由自在地以诗人气质、名士本色示人。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在三年的放逐中,之所以能够战胜恶劣环境,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得以生还中土,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从善良质朴的当地民众的热诚关怀、实际救助、衷心敬慕中,获得了生趣,看到了希望,汲取了力量。

十四

李白的豪气冲霄、汪洋恣肆的诗才,他的“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制,王公大人不能凌辱”的伟岸形象和独立人格,历来为人民大众所喜爱。仅在元、明、清三代上演的戏曲中,就有乔梦符的《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屠隆的《彩毫记》、尤侗的《清平调》、李岳的《采石矶》、无名氏的《沉香亭》、《李白捉月》等许多种。

有关他的传说与遗迹,更是遍布他足迹所至的每个地方。我在皖南一带,接触到历代许多根据李白诗意创设的人文景观。像黟县的问余亭,歙县的碎月滩,宿松的对酌亭、饯客岭,泾县的云锦堂、凌风台、绿竹亭、踏歌岸阁,采石矶的十咏亭、横江馆、醉月斋、怀谢亭等等,数不胜数。至于太白楼、太白书堂更是随处可见。

因为同情李白落拓终生的际遇和景慕他的人格、才华、风采,大约从唐代开始,在人民大众中就流传开了关于他跳江捉月、骑鲸归天的神话传说,并在采石江边堆起了他的衣冠冢。有些诗人更是踵事增华,坐实其事。唐人殷文圭即有“诗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飞上九天”之句。明代诗人李东阳概括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

不仅诗仙本人,就连与他有过交往的普通民众,人们“爱屋及乌”,推爱以及其身,也都尽心竭力地保存其遗迹。我在泾县水东乡龙潭村就曾看到了汪伦的墓地。汪伦是个隐士,在桃花潭东岸建有别墅,由于深慕李白的高风逸韵,特意修书相邀:“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见信欣然前往。汪伦解释说:“十里桃花”是指十里外的桃花渡;“万家酒店”指的是桃花潭西有个姓万的人家开设的酒店。李白听了拊掌大笑。在这里,诗人受到主人的热情款待,正如他在诗中所记述的:“池馆清且幽”,“捶包列珍羞”,“酒酣益爽气,为乐不知秋”。临别时,汪伦与村民踏歌相送,依依不舍。诗仙留下传诵千古的名篇: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在这里,我还听到一个有趣的真实故事:桃花潭东岸有个翟村,西岸有个万村,两村共用一个渡口,都争着要以本村的村名来为渡口命名,相持多日不下。后来,万村人以李白诗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为据,说千尺就是万寸,“万寸”与“万村”谐音,所以还是应该叫作“万村渡”。翟村人一听说李太白有话了,只好心服首肯。

十五

当然,众多古迹中最令人低回无尽的还是当涂的青山。这里距县城二十华里,山势盘陀,林壑幽深,溪水潺潺,风光秀美。李白“一生低首”、衷心敬服的南齐诗人谢脁在任宣城太守时曾结宅于此。青山左带丹阳湖,右面和重九登高的胜地—龙山隔河相对,李白曾两度登临龙山,愤抒其逐臣与黄花共苦之情。李白死后,原曾葬在龙山东麓。过了五十余年,他的生前好友范伦之子范传正任职当地,按照诗仙“悦谢家青山”的遗愿,迁墓至青山西麓。

那天,我沐着淡淡的秋阳,专程来到青山,满怀凭吊真正的艺术生命的无比虔诚,久久地在李白墓前肃立。风摇柳线,宿草颠头,仿佛踊身千载之上,亲承诗仙謦欬,同他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莫向斜阳嗟往事,人生不朽是文章。”(许梦熊《过南陵太白酒坊》)我想,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地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当然,诗仙自己并不作如是想。他临终时的“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的哀吟,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那种双目至死难瞑的深悲巨痛,闻之令人心酸气噎。一千二百多年过去了,三尺孤坟里面,就这样埋下了一具凄怆愤懑,郁结难平,永恒飞扬、躁动的不灭的诗魂!


(1997年)



千载心香域外烧

那天在河内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听到一个惊人的信息:初唐“四杰”之首、著名文学家王勃的墓地和祠庙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那里紧靠着南海。《旧唐书》中本传记载,王勃到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罹难场所和葬身之地向无人知,想不到竟在这里!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个究竟,第二天,我们便在越南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实地访察。一路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对于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外国文学家,友好邻邦的同行们不仅熟知,而且饶有兴趣,确属难能可贵。只是,我们心里越是急切,汽车越是跑不起来,路又窄,车又多,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到达那里已经是夜幕沉沉了。

我们在海边一家简易旅馆住下。客房在楼上,很空阔,窗户敞开着,夜色阴森,林木缝隙中闪现出几星渔火,杂着犬吠、鸦啼,空谷足音一般,令人加倍感到荒凉、阒寂。“哗—哗—哗”,耳畔涛声阵阵,好像就轰响在脚下,躺在床上有一种船浮海面,逐浪飘摇的感觉,似乎随时都可能漂走。迟迟进入不了梦乡,意念里整个都是王勃—到底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又怎么样,⋯⋯很想冲出楼门,立刻跑到海边去瞧一瞧,无奈环境过于生疏,只好作罢,听凭脑子去胡思乱想。

当年,少陵诗翁出巫峡,至江陵,过诗人宋玉故宅,曾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慨叹,其时上距宋玉时代恰值千年上下;于今,又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来到了另一位名扬中外、光耀古今的诗人的终焉之地,不仅是“萧条异代”了,而且远托异国,自然感慨尤深。我多么想望,这位同族同宗的先辈文豪,能够走出泉台,诗魂夜访,相与促膝欢谈,尽倾积愫啊!他那脍炙人口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颗炽热的游子之心,今天晚上,尔我竟然“天涯作比邻”了,真是三生有幸,“与有荣焉”。

东方刚刚泛白,我便三步变作两步地飞驰到海边。风很大,衣服被鼓胀得像个大包袱隆起在背上,海潮也涨得正满,目力所及尽是如山如阜的滔滔白浪。几只渔船正劈波入海,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跌下谷底。说是船,其实本是藤条编的大圆笸箩,里外刷上厚厚的黑漆。平时扣在潮水漫不到的沙滩上;捕鱼季节到来,渔民把它们翻转过来,然后推进海里,手中架起长长的木桨,艰难费力地向前划行着。

当地文友说,这里是蓝江入海口,距离中国的海南岛不远,大体在同一纬度上。气候很特殊,看上去滩平坡缓,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拦,可是,老天爷却老是耍脾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说声变脸,立刻狂风大作,搅动得大海怒涛汹涌,面目狰狞,往来船只不知底里,时常招致灭顶之灾。听到这些,王勃遇险的因由,我已经猜到几分了。

草草用过了早餐,我们便赶忙去看王勃的祠庙和墓地。听说有中国作家前来拜望王勃,乡长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早早等候在那里。见面后,首先递给我一本铅印的有关王勃的资料。封面印着王勃的雕像,里面还有墓碑的照片,正文为越南文字,后面附有以汉文书写的《滕王阁序》。大家边走边谈,突然,一大片荒榛断莽横在眼前,几个圆形土坑已经长起了茂密的茅草。乡长指着一块凸凹不平的地基说,这就是王勃祠庙的遗址,整个建筑1972年被美国飞机炸毁了。我急着问:“那么,坟墓呢?”当地一位乡民指告说:离这里不远,也都被炸平了。这时,乡长从我手里取回资料,让大家看封底的照片—炸毁前此地的原貌:几株参天乔木笼罩着一座园林,里面祠堂高耸,径路依稀,不远处有荒冢一盔,累然可见,徜徉其间还有一些游客。于今,已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留得残图纸上看”了。

全场静默,榛莽无声。苍凉、凄苦、愤懑之情,壅塞了我的心头;而目光却继续充盈着渴望,我往四下里搜寻,很想从历史的丛残碎片中打捞出更多的劫后遗存。于是,又拨开对面的灌木丛,察看隐没其间的一座墓碑。已经断裂了,碑额抛掷在一旁,以汉字刻写的碑文多处残损,而且漫漶模糊,大略可知竖立于王勃祠庙重修之际,时间约在18世纪末年。

王勃字子安,山西绛州龙门人,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年)。祖父王通,世称“文中子”,是隋末的知名学者,声望极高,“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将千余人”,唐初许多著名人物,像李靖、房玄龄、魏徵、薛收等,都是他门下的弟子;叔祖父王绩,是著名诗人;父亲王福畤、伯父王福郊也都声誉素著。在这样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勃的诸兄弟都是“一时之健笔”,而他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一生著述甚丰,有《王子安集》传世。

他悟性极强,六岁善文辞,即有“神童”之誉。他见到庭前的风吹叶落,便随口吟出:“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寥寥二十个字,竟然隐喻了他一生的行藏。当时在场的有他父亲的挚友杜易简,听后便说,此子日后必将长成参天的大树。九岁时,他读了颜师古所著《汉书注》,一一指摘其中疵误,并辑录成册,博得周围名士交口称赞。因为颜师古是唐初著名的文献学家,素称功底深厚,学风谨严,考据翔实。颜氏以其毕生功力,精心修撰了这部著作,被奉为研习《汉书》的学术经典。而一个小小孩童,竟能从中寻疵指谬,实在不同凡响。后来,经朝廷重臣刘祥道举荐给唐高宗,王勃入朝为朝散郎,当时才十四岁。

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畅,由于恃才傲物,深为同僚所嫉,屡遭颠折。当时,他的名声很高,使得高宗的几个儿子都争相礼聘,要网罗他进入自己的王府。后经高宗批准,他来到刚刚受封的沛王李贤府中,担任修撰,充当谋士和指导教师的角色,深得沛王信任。其时宫中盛行斗鸡之戏,沛王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他有一只体高性烈、毛色鲜美的公鸡,多次比赛中都大获全胜,独独被英王李显的“鸡王”所战败。英王神色飞扬,无限得意,而沛王却十分尴尬。年轻气盛的王勃,当即产生了创作冲动,援笔立成一篇《檄英王鸡》的游戏文章,当场吟诵,博得一阵阵笑声。后被高宗发现,读了盛怒不已,指责说,无比庄重的文体竟以儿戏出之,如此放肆,这还得了?文章说是檄鸡,实则意在挑动兄弟不和,真是可恶得很。于是,下令免除王勃官职,并逐出王府。

王勃的第二次遭贬,后果更为严重,不仅自己丢掉了官职,被投进监狱,险些送了性命,而且连累了他的父亲。事情是这样的:他被逐出沛王府之后,即远游江汉,旅食巴蜀。闲居数年之后,经友人陵季友帮忙,补为虢州参军。这里盛产药草,而他对中医药颇有兴趣,就在公余之暇从事草药的采集与研究。一天,有人主动登门求见,自称得祖上秘传,王勃遂待为上宾。其实,此人原是一个官奴,杀人后潜逃至此,官府正通缉捉拿。按大唐法律,窝藏罪犯当连坐,王勃深悔自己的孟浪,但为时已晚。万般无奈之下,他便趁夜黑天将罪犯杀掉、掩埋。消息很快就传出了,于是,以窝藏并私自处死罪犯之罪被捕下狱,将被判处死刑。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据一些人推测,由于他得罪了同僚,此案很有可能是经人精心策划的,引诱他上了圈套。幸亏赶上高宗册立太子,大赦天下,他才挣脱了这场杀身之祸。仕途的险恶,使他惊悸万端,心灰意冷,决意从此告别官场,远涉千山万水,前往交趾看望被流放的父亲。

这年六月,他从龙门出发,一路沿黄河、运河乘舟南下,再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抵达马当。九月初八这天,听说滕王阁重修工程告竣,洪州都督阎伯屿将于重阳节邀集宾朋,盛宴庆祝。他十分珍视这次以文会友的机会,可是,马当山离洪州(南昌)尚有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是万万不能赶到的。这时奇迹发生了,据说,因有江神相助,一夕间神风飒飒,帆开如翅展,船去似星飞,次日清晨就系舟于滕王阁下。于是,“敢竭鄙诚,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那篇千秋杰作《滕王阁序》应运而生。

显而易见,王勃此行,心情是十分压抑的。少年壮志已成尘梦,而今以一无爵无禄的刑余之人,萍浮梗泛,羁身南北,怎能不深深陷于极度的愤懑与绝望之中!这种情怀在序文中表现得十分充分。文章在正面描绘了滕王阁壮美的形势和秀丽的景色之后,笔锋一转,便进入淋漓酣畅的抒怀,极写其兴尽悲来,怀才不遇的惆怅: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


里面满是牢骚,满是愤慨。最后归结到:索性弃官就养,一走了之—“舍簪笏于百龄,奉晨昏于万里”了。

显然,这是借滕王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想,即使没有这次重阳雅集,他也会凭借其他由头写出类似文字的。许久以来,他实在是太伤心、太抑郁、太苦痛了,憋闷得简直喘不过气来,胸膛都要炸裂了。作序,使他在集中展现才华的同时,也获得一个敞开心扉,直抒忧愤的机会。

其实,这里面是潜藏着一定的风险的。好在与会者一时为其华美的词章所打动,惊服他的旷世才情,并没有过多地玩索其中的深意;否则,纵使初唐时期文学环境比较宽松,不致像后世的苏东坡那样,遭人轻易地罗织一场新的“乌台诗狱”,也总会给那些蓄意倾陷,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一些彰明昭著的口实,难免再次招致什么难以预料的灾愆。

就是说,这次他还是很幸运的。雄文一出,不但四座叹服,并且为后世文坛所极力推崇。当然,也有轻薄訿议王勃等四子之文“以骈骊作记序,多无足取”者,但受到了诗圣杜甫毫不留情的抨击:“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轻薄者“身名俱灭”,而王勃为首的“初唐四杰”则“江河万古”。大文豪韩愈一向是眼空四海,目无余子的,可是,他也为自己的《滕王阁记》能排在王文之后而感到无比荣耀。此后,地以文传,马当山也跟着出了名。清代诗人潘耒路过这里,题诗云:“飞帆如箭劈流开,遥奠江神酒一杯。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借着讲述马当山神风相助的故实,抒写他对王勃高才见嫉的深切同情和愤懑不平。

也是借助这一故实,后来在元明小说、戏曲中便出现了一句常用的文词:“时来风送滕王阁”。中国过去讲究对句,那么,“运去⋯⋯”呢?也还是因为风神作祟。王勃于676年夏初来到交趾,陪父亲一起度过了炎热的溽暑,秋八月踏上归程,由蓝江启航,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为风浪所噬,终年二十八岁。也许是“天道忌全”吧,一个人如果太完美、太出色了,即将为造物者所忌。上帝总是在最不合时宜的当儿,忍心摧折他亲手创造的天才。结果,那七彩斑斓的生命之华还未来得及充分绽放,就悄然殒落了,身后留下了无边的空白。

据越文资料记载,那一天,海水涨潮倒灌,把王勃的尸体顶入蓝江,被村人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然后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出于对他的崇敬,并且雕像、修祠,永为纪念。千古文章未尽才,无论就整个文坛还是就他个人来讲,都是抱恨终天的憾事。传说王勃死后,情怀郁结难舒,冤魂不散,蓝江两岸总有乌云滚动。还有人在南海之滨看到过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夜深人静时,风翻叶动,簌簌有声,细听,竟是他操着中原口音在吟咏着诗文。

这一带文风比较盛。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背诵“落霞、孤鹜”的名句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诗章;子弟们潜心向学,有的还科名高中,历代出现过许多诗人。其中,成就最大、声望最高的是被誉为“越南的屈原”、“民族的天才诗人”阮攸。他出生于黎王朝的末叶,中年入仕后,曾几度出使中国,到过长江沿岸许多地方,对于中国的风物人情,尤其是汉文学素有深湛研究。他根据中国章回小说改写的诗歌作品《金云翘传》,长达三千二百五十四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阮攸从小就熟读王勃的诗文,心向往之,不仅在作品中引用过“风送滕王阁”的轶闻佳话,还专门凭吊过王勃祠、墓。听说,重修后的王勃祠庙的对联:“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就是阮攸亲拟的;还有一副联语:“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引自陆放翁诗,亦为阮攸手书。他曾在《漫兴》一诗中写道:“行脚无根任转蓬,江南江北一囊空。”虽有自嘲意味,但用来比况王勃也是至为贴切的。

明朝末年,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三言二拍》付梓后,不久便传入越南,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冯梦龙编的《醒世恒言》第四十回:《马当神风送滕王阁》,里面有“王勃乃作神仙而去”的说法,还附了一首七绝:“从来才子是神仙,风送南昌岂偶然?赋就滕王高阁句,便随仙杖伴中源(江神名)。”大约就是从这时开始,王勃便在南海沿岸一带被作为神祇供奉了。原本是出于敬慕,现在又涂上了一层信仰的釉彩,于是,这位青年才俊便在香烟缭绕中开启了他的仙家岁月。

什么圣帝贤王、天潢贵胄、巡边都抚、镇海将军,当地人民早已通通置诸脑后了,唯有这位谈不上任何功业而又时乖运蹇的文学家,却能世世代代活在人们的心里。

承乡长见告,王勃祠庙遭受轰炸后,当地一位名叫阮友温的退伍大尉,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勃的雕像抢救出来,没有地方安置,便在家中腾出一间厅堂把他供奉起来。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立即赶赴阮家探望。阮先生已经故去,其胞弟阮友宁和先生的儿媳、孙儿接待了我们。王勃像供在中堂左侧,前面有一条几,上设香案。像由上好红木雕刻,坐姿,为唐朝士大夫装束,通高约一米四五。由于年深日久,脚部已开始朽损,面孔也有些模糊。跟随着主人,我们一同上前焚香拜祝。我还即兴吟咏了一首七律:


南郡寻亲归路遥,孤篷蹈海等萍飘。

才高名振滕王阁,命蹇身沉蓝水潮。

祠像由来非故国,神仙出处是文豪。

相逢我亦他乡客,千载心香域外烧。


站在雕像面前,我为这样一位悲剧人物深情悼惜—

对于文学天才,造物主不该这样刻薄悭吝。唐代诗人中得享上寿者为数不少,怎么偏偏同这位“初唐四杰”之冠过不去,不多留给他一些创造璀璨珠玑的时间!

短命还不算,在他二十几年的有限生涯中,几乎步步都在翻越刀山剑树,弄得伤痕累累,焦头烂额。他的身心实在是太疲惫了,最后,只好到南海之滨寻觅一方逍遥化外的净土,让那滚滚狂涛去冲洗倦客的一袭黄尘、满怀积忿,让富有诗情画意的蕉风椰韵去抚慰那颗久滞异乡的破碎的心。

他失去的太多太多.。他像彗星那样在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倏忽消逝,如一粒微尘遗落于恒沙瀚海。他似乎一无所有,然而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一座高耸云天的丰碑,特别是能在域外长享盛誉,历久弥新。如此说来,他可以死而无憾了。

王勃属于那种精神世界远比行为层面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文学家,有着广泛而深邃的可研究性。相对地看,我们对于这位天才诗人的关注反而不如兄弟邻邦,至于不为成见所拘,独辟蹊径地解读其诗文,恐怕就更欠火候了。


(2004年)



寂寞濠梁

从小我就很喜欢庄子。

这里面并不包含着什么价值判断,当时只是觉得那个古怪的老头儿很有趣儿。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老鹰、井蛙、蚂蚁、多脚虫、龟呀、蛇呀、鱼呀,都是我们日常所能接触的,里面却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乐,有一颗平常心,令人于尊崇之外还感到几分亲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吓人的高度。孔夫子是圣人,他的弟子属于贤人一流。连他们都感到,这位老先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瞻之在前,忽然在后”,带有一种神秘感,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我们这些庸常之辈就更是摸不着门了。老子也和庄子不一样,“知雄守雌,先予后取”,可说达到了众智之极的境界。但一个人聪明过度了,就会给人权谋、狡狯的感觉;而且,一部《道德经》多是为统治者立言,毕竟离普通民众远了一些。

若是给这三位古代的哲学大师来个形象定位,我以为,孔丘是被“圣化”了的庄严的师表,老聃是智者形象,庄周则是一个耽于狂想的哲人,当然也是一个浪漫派诗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只要认真地去钻研,都还可以领略得到;可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个性特征,却很不容易把握。这当然和他们的人格面具遮蔽得比较严实,或者说,在他们的著作中自身坦露得不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玑,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义”,其他就“无可奉告”了。

庄子却是一个善于敞开自我的人。尽管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当你打开《庄子》一书,就会觉得一个鲜活的血肉丰满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画像是:“思之无涯,言之滑稽,心灵无羁绊。”他把生活的必要削减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穷闾陋巷”之中,瘦成了“槁项黄馘”,穿着打了补丁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维持生计。但他在精神上却是万分富有的,他“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万物情趣化,生命艺术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于一切。

他厌恶官场,终其一生只做过一小段“漆园吏”这样的芝麻绿豆官。除了辩论,除了钓鱼,除了说梦谈玄,每天里似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干。一有空儿就四出闲游,“乘物以游心”,或者以文会友,谈论一些不着边际的看似无稽、看似平常却又富有深刻蕴涵的话题。

一天,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感兴趣的事儿。

这时,看到水中有一队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

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出来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的快乐呀!”

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

庄子立刻回问一句:“若是这么说,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么会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呢?”

惠施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了;你本来就不是鱼,那你不会知道鱼的快乐,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庄子说:“那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说‘你怎么知道它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它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之上知道的。”

还有一次,庄子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

“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

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

“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

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

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你看,庄子就是这样,善于借助习闻惯见的一些“生活琐事”来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视听言动,以及人生观、价值观,都在《庄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地展示。虽说“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诗化人生”,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一个超拔不羁、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现出庄子的纵情适意、逍遥闲处、淡泊无求的情怀。

就这个意义上说,前面那两段记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后来,人们就把它概括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虚灵的胸襟的魏晋南北朝人的笔下,还有个更雅致的说法,叫作“濠濮间想”。

典出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晋简文帝到御花园华林园游玩,对左右侍从说:“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原文是: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东坡居士曾有“乐莫乐于濠上”的说法,可见,他对这种体现悠闲、恬淡的“濠濮间想”,是极力加以称许并不懈追求的。只是,后人在读解“乐在濠上”和“濠濮间想”时,往往只着意于人的从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种物我和谐、天人合一的自然环境。

作为赋性淡泊、潇洒出尘的庄周与苏轼,认同这种情怀,眷恋这种环境,应该说,丝毫也不奇怪。耐人寻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劳勤政闻名于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万机之暇,先后于京师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修建了“濠濮间”和“濠濮间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对那种淡泊、萧疏的闲情逸致和鱼鸟亲人的陶然忘机也持欣赏态度。这是否由于他久住高墙深院,倦于世网尘劳,不免对林泉佳致生发一种向往之情,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呢?

据唐人成玄英的《庄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钟离郡,这里有庄子的墓地,后人还建了濠梁观鱼台。其地在今安徽凤阳临淮关附近。去岁秋初,因事道经凤阳,我乘便向东道主提出了寻访庄、惠濠梁观鱼遗址的要求,想通过体味两位古代哲人观鱼论辩的逸趣,实地感受一番别有会心的“濠濮间想”。

没料到,这番心思竟引发了他们的愕然惊叹。他们先问一句:“可曾到过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摇了摇头,便说,这两大名城胜迹都在“濠梁观鱼”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

看得出来,朋友们的意思是:抛开巍峨壮观、享誉中外的风景热线不看,却偏偏寄情濠上,去寻找那类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岂不是“怪哉,怪哉!”为了不辜负他们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时间,看了这两处明代的古迹。

原来,凤阳乃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家乡,又是他的龙兴故地。因此,在这里随处可见这位“濠州真人”的龙爪留痕。街头充斥着标有“大明”、“洪武”字样的各种店铺的广告、招牌;甚至菜馆里的酿豆腐都注明当年曾是朱皇帝的御膳。还有凤阳花鼓,更是名闻遐迩,不容小视。

听说,朱元璋虽然平素并不喜欢娱乐,却于故乡的花鼓戏情有独钟,自幼就喜欢哼哼几句。位登九五之后,凤阳的花鼓队曾专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贺。皇上看了,乐不可支,特颁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们就这么唱着过吧!”这些人得了圣旨,自是兴高采烈,一年到头唱个没完,结果,人们都不再肯去出力种地。特别是由于连年修皇陵、建都城,劳役繁兴,造成土地荒芜,黎民无以为生。于是,花鼓戏最后唱到了皇帝老倌头上: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这里就牵涉到两处工程浩巨的“皇帝项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称帝之前,即尚在吴王位上,就命令刘伯温卜地择吉,建新宫于金陵钟山之阳,都城周长达五十余里。两年后即皇帝位,定鼎应天府,是为南京。不久,却又改变了主意,觉得虽说金陵为帝王之州,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于一隅,对控制全国政局特别是征抚北方不利;因而圣驾亲临开封巡幸,准备在那里建都,作为北京。后经反复比较,仔细勘察,认为开封虽然从战国到北宋多次做过帝都,但是,经过长期战乱,城内生民困顿,人烟稀少,而且四面受敌,无险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于是打消了迁都于此的念头。第二年,朱元璋又就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召集群臣计议,最后拍板定案,在家乡凤阳建都,是为中都城。

据史料记载,修建中都城整个工程大约动用工匠九万人,军士十四万人,民夫四五十万人,罪犯数万人,移民近二十万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县和外地卫、所负责烧制城砖的工匠、军匠,各地采运木料、石材、供应粮草的役夫,总数达百万之众。至于耗费的资财,已无法统计。经过六年的苦心经营,各项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将竣工的前夜,由于各方面怨声载道,众谋臣一再进谏,为了不致激起民变,朱元璋才以“劳费”为由下令中止。经过六百多年的沧桑变化,而今城池、宫阙已经多半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气象的闳阔和宫观的壮伟。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历时九年完成。主要建筑有皇城、砖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长七十五丈,内有正殿、金门、廊庑、碑亭、御桥、华表和位于神道两侧长达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砖城、土城周长各为三公里和十四公里。现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细,壮丽森严,表现了明初强盛时期的恢宏气魄和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历史留给后人的,毕竟只是创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泪交迸的创造过程。尽管当时的异化劳动是非人的,但异化劳动的成果却可以是动人的;在这里,劳动者创造的辉煌昭昭地展现出来,而辉煌的背后却掩饰了反动统治者的暴政与凶残的手段。作为文物,自有其不朽价值;可是,就个人兴趣和思想感情来说,我却觉得嗒然无味。

说句心里话,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没有好感。这当然和他是一个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关系。他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对人对事都是如此。眼下对我有用,眼下我觉得有用,三教九流、鸡鸣狗盗之徒我都兼容并蓄;一朝觉得你构成了威胁,不管是谁,照杀不误。他在位三十一年间,先后兴动几起大狱,牵连了无数文武臣僚,被诛杀者不下四五万人。大案之外,与他共同开基创业并身居显位的一代功臣名将,或被明令处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动交出兵权首先告老还家的信国公汤和等个别人,其余的都没有得到善终。

号称“开国功臣第一”的徐达也是濠州人,故里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随朱元璋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曾经九佩大将军印,刚毅勇武,功高盖世,先后封信国公、魏国公,并和皇上做了儿女亲家。太祖曾赞誉他:“受命出征,成功凯旋,不骄不夸,不近女色,也不取财宝,正直无瑕,心昭日月。”因为他功劳大,太祖要把自己当吴王时的旧宫赐与他,徐达固辞不受。有一次,他们一起饮酒,醉后,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御榻上,徐达醒后吓得连连请罪。以后,太祖又对他进行过多次试探,表明其提防之严,猜忌之深。

这更加重了徐达的心理负担,整天紧张惶悚,有临深履薄之惧,以致气郁不舒,渐成痈疽。经过一年调治,病势逐渐好转。突然传来圣旨:皇上赐膳问安。家人打开食盒一看,竟是一只蒸鹅,徐达登时泪流满面。原来,太医早就告诫:此为禁食之物,否则命将不测。但是,君命难违,只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几天后终于不起。(据明人徐祯卿《翦胜野闻》)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说,明太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为什么要这样做?雄猜嗜杀,固其本性,但主要还是出于巩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据查继佐《罪惟录》载,明初,太子朱标不忍心看着众多功臣受戮,苦苦进谏,太祖沉吟不语。第二天,把太子叫过去,让他把一根浑身带刺的枣枝用手举起来,朱标面有难色。于是,太祖说道:“这满是棘刺的树枝,你是无法拿起来的。我现在正在给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岂不是好?”

一席私房话,合盘托出了太祖的机心:为了朱家王朝的“万世一系”,不惜尽诛功臣,以绝后患。结果杀得人人心寒胆战,不知命丧何时。在这种极度残酷的血雨腥风中,皇权看似稳定了,皇室独尊的威势也建立了起来,但国脉、民气已经大大斫丧,人心也渐渐失去了。

明朝开国功臣许多都是朱元璋的同乡,他们来自淮西,出身寒苦,后来饱尝胜利果实,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庞大的勋贵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尽淮人”。(明人贝琼诗句。“短衣”代指武将;淮西古属楚地。)这些能征惯战、功高震主的开国勋戚,自幼羁身戎幕,出入卒伍之间,一意血战疆场,没有接受知识文化、研习经史的条件。尽管靠近庄子的濠梁观鱼台,但我敢断言,不会有谁关注过什么“濠濮间想”,也不懂得庄子讲过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自己)的道理。他们的头脑都十分简单,最后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惨痛的悲剧角色,照旧也是懵里懵懂,糊里糊涂。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

历史是既成的事实,不便假设,也无法假设;但后来者不妨作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最后惨遭刑戮的明初开国功臣,有机会读到庄子的这番话,那又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皇城与濠上,相去不远,却划开了瑰伟与平凡、荣华与萧索、有为与无为、威加海内与潇洒出尘的界限,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蕴与情趣。

遥想洪武当年,金碧辉煌的皇陵、帝都,该是何等壮观,何等气派。与之相较,庄子的濠上荒台,冢边蔓草,却显得寂寞清寒,荒凉破败,而且恍兮惚兮,似有若无。但是,就其思想价值的深邃和美学意蕴的丰厚来说,二者也许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尽管当地朋友一再说,两千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陵谷变迁,有关庄子的遗迹怕是什么也没有了,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却仍然寄情濠上。

我觉得,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庄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间想”之类的意绪,属于隐型文化,它与物质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于能够超越物象形迹,不受时空限隔。比如庄、惠濠梁观鱼的论辩中所提出的问题,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实际上却涉及到认识方法、逻辑思维、艺术哲学、审美观念等多方面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把两位大哲学家的情怀、观念和性格特征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庄子是战国时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周岁,属于上寿。要论他的才智,在当时弄个一官半职,混些功名利禄,可说是易如反掌的。无奈他脾气过于古怪,始终奉行他的“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清虚无为的立身哲学,也看不惯官场的钻营奔兢、尔虞我诈的污浊风气,因而穷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对当时黑暗的现实保持清醒的认识,才敢于呼号,敢于揭露,无所畏惧。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闲适、无住无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濠梁观鱼,正是他的这种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要之,“濠濮间想”,有赖于那种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怀和幽静、孤寂的心境。这种情怀和心境,不要说雄心勃勃、机关算尽的朱元璋不可能拥有,就连敏于事功、多术善辩,整天奔走于扰攘红尘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无从体认。

惠施是庄子最亲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论敌。论才学,庄、惠可说是旗鼓相当,两个人有些思想也比较相近;但就个性、气质与价值取向来说,却是大相径庭的。因此,他们走到一处,就要争辩不已,抬起杠来没完。一部《庄子》,记下了许多直接或间接批驳惠子的话。但是,由于他们是“对事不对人”的,因而,并未妨碍彼此成为真诚的朋友。惠子病逝,庄子前往送葬,凄然叹息说:“先生这一死,我再也没有可以配合的对手了,再也没有能够对话的人了!”他感到无限的悲凉,孤寂。

当然,他们的分歧与矛盾还是特别鲜明的。《庄子·秋水》篇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惠子做了梁国的宰相,庄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诉惠子:“庄子此行,看来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听了很害怕,就在国内连续花了三天三夜搜寻庄子。到了第四天,庄子却主动前来求见,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叫雏,它从南海飞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栖止,不是竹实不去吃,没有甘泉它不饮。当时,飞过来一只猫头鹰,嘴里叼着一只腐烂的老鼠,现出沾沾自喜的样子。忽然发现雏在它的上方飞过,吓得惊叫起来,唯恐这只腐鼠被它夺去。现在,你是不是也为怕我夺取你的相位而惊叫呢?

另据《淮南子·齐俗训》记载,一次,庄子在孟诸垂钓,恰好惠子从这里经过,从车百乘,声势甚为煊赫。庄子看了,十分反感,便连自己所钓的鱼都嫌多了,一齐抛到水里。表现了他“不为轩冕肆志”,对当权者飞扬之势的轻蔑态度。

由于他高踞于精神之巅来俯瞰滚滚红尘,因而能够看轻俗人之所重,也能够看重一般人之所轻。他追求一种“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愿“危身弃生以殉物”,不愿因专制王权的羁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维动向和研究学问的路子来说,他们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对于客观、主观各有侧重。惠子是向外穷究苦索,注重向客观方面探求;庄子则致力于向内开掘,喜欢在主观世界里冥想玄思。惠子认为庄子的学说没有用处,讥讽它是无用的大樗;庄子却对惠子耗损精神从事那种“一蚊一虻之劳”,大不以为然。

惠子著书,庄子说有五车,但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在先秦诸子中,惠子可说是最有科学素质的人。从他的一些观念可以看到近现代的理论物理、数学、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阳正在当中,同时也正在偏斜;万物正在生长,同时也正在死亡。“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这里体现了地圆学说。“南方”作为方位的概念,本无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绕地球一周,则南极可成为初出发之点。惠子说“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见,在他眼中地球并不是一块平板,这就超越了“天圆地方”的一般的传统性认识。

在濠上,庄子与惠子分别以两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视角去看游鱼。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移植到了游鱼的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庄子·齐物论》中记述了一个“梦为蝴蝶”的寓言,同样体现了这种超越主客界线、实现物我两忘的特征。寓言说:前些时候,我(庄子)曾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在花丛中高高兴兴地飞舞着,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了。一忽儿,醒过来,发现自己仍是形迹分明的大活人。不觉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我?

物我两忘的结果是客体与主体的合而为一。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际,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大自然连成一气,在一块生展,在一块震颤。(朱光潜语)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与知觉对游鱼作美的观照,或如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所说的进行“趣味判断”。而惠子则异于是,他所进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认识判断来看庄子的趣味判断,所以就显得扞格不入。

在这里,“通感”与“移情”两种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与人之间的心灵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性;而通过“移情”,艺术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经验来了解外物,同时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备同样的情感。

这类例证是举不胜举的。比如,在凤阳街头我看到一副联语:“华灯一夕梦,明月百年心。”内容十分深刻,涵盖性很强。但是,何以华灯如梦、明月有心?为什么它们也具有了人的思维和情感?原来,诗人在这里用了以我观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现代的西方诗人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

见我执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请来当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为向导。车出凤阳城,直奔临淮关,来到了钟离故地。我记起了二百多年前著名诗人黄景仁题为《濠梁》的一首七律:


谁道南华是僻书?眼前遗躅唤停车。

传闻庄惠临流处,寂寞濠梁过雨余。

梦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识我非鱼。

平生学道无坚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当时黄景仁年仅二十四岁,与诗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学政朱筠幕中。他在这年初冬的一场雨后,凭吊了濠梁“遗躅”,写下了这首诗。

《南华经》就是《庄子》。“僻书”云云,引自《唐诗纪事》:令狐曾就一个典故向温庭筠请教,温说:“事出《南华》,非僻书也。”诗的头两句是说,谁说《庄子》是罕见、冷僻的书籍呢?里面涉及的遗迹随处可见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处,于是,我就赶紧召唤把车子停了下来。三四两句交代地点、时间: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庄子、惠子濠梁观鱼处;一场冷雨过后,石梁上杳无人迹,显得很寂寞、荒凉。五六两句通过《庄子》中庄蝶两忘、鱼我合一的两个典故,(后一句还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则无鱼”的成语)来抒写自己的感慨,是全诗的意旨所在。结末两句是说,尽管我平素缺乏坚定的学道意念,但依然觉得此情此景对自己有深刻的启发。

这时,忽见一道溪流掠过,上有石梁飞架,我忙向向导问询:这就是濠梁吧?他摇了摇头。没过五分钟,眼前又现出类似的景观,我觉得很合乎意想中的庄、惠观鱼的场景,可是一打听,仍然不是。向导笑说:

“这种心情很像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以为是孔明,足见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两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这个东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车上人们同声赞许。

突然,汽车戛然煞住,原来,“庄惠临流处”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还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旧,只是太污浊了。黝黑的浊流泛着一层白色的泡沫,寂然无声地漫流着。周围不见树木,也没有鸣虫、飞鸟,看不出一丝一毫“诗意的存在”。庄周的墓地也遍寻未得,连这位专门从事文史研究的向导也茫然不晓。

我想,当年如果面对的竟是这样的浊流污水,这样令人沮丧的生态环境,庄老先生不仅无从看到“鲦鱼出游从容”的怡然景色,怕是连那点恬淡、闲适的心境也要荡然无存了。自然,后世就更谈不到赏识那种鱼鸟亲人、陶然忘机的“濠濮间想”。


(1998年)



情在不能醒

初秋的傍晚,清爽中已经微微地透着一些凉意了。我信步走进京西阜成门外的紫竹院公园,拣了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坐了下来。斜晖一抹,弥望里,翠筱娟娟,晴波滟滟,整个园林显现出一种萧疏之美。这情调,这景色,正契合了我此时的心境。我张大了眼睛向四下里瞭望—我在刻意地搜寻着,不,应该说追寻着纳兰公子当日在此间“夜伴芳魂,孤栖僧寺”的踪迹。

时光毕竟已经流逝三百多年了。明明知道,失望在等待着我,到头来只能是满怀惆怅,一腔的憾惋。无奈,感情这个东西从来就是这样地不可理喻。临风吊古,无非是寄慨偿情,实质上是一种释放,有谁会死凿凿地期在必得呢?

尽管岁月的尘沙已经吞蚀了一切,不要说佛堂、梵刹踪迹全无,就是断壁残垣、零砖片瓦也已荡然无存,甚至连僧寺的遗址所在也难于确切地指认了;但是,我还是执拗地坐在这里,出神地遐想,从咀嚼“淅沥暗飘金井叶”、“经声佛火两凄迷”的纳兰词句中,体味他的凄恻幽怀,感受当时的苍凉况味。

这里原是明代一个大太监的茔墓地,万历初年在上面建起了一座双林禅院。清康熙十六年五月,纳兰性德的妻子卢夫人病逝后,灵柩暂时停放在禅院中,直到第二年初秋入葬纳兰氏祖茔皂荚村为止。这个期间,痴情的公子多次夜宿禅林,陪伴夜台长眠的薄命佳人度过那孤寂凄清的岁月。


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


他知道爱妻生性胆小怯弱,连一个人独自在空房里都感到害怕,可如今却孤零零地躺在冰冷、幽暗的灵柩里,独伴着梨花清影,受尽了暗夜凄凉。

夜深了,淡月西斜,帘栊黝暗,窗外淅沥潇飒地乱飘着落叶,满耳尽是秋声。公子枯坐在禅房里,一幕幕地重温着当日伉俪情深、满怀爱意的场景,眼前闪现出妻子的轻颦浅笑,星眼檀痕。他眼里噙着泪花,胸中鼓荡着椎心刺骨的惨痛,就着孤檠残焰,书写下一阕阕情真意挚、凄怆恨惋的哀词,寄托其绵绵无尽的刻骨相思。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生死长别,幽冥异路,思恋之情虽然饱经风雨消磨,却一时一刻也不能去怀。他已经完全陷入无边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迷离惝恍,万念俱灰。除了头上还留有千茎万茎的烦恼丝,已经同斩断世上万种情缘的僧侣们没有什么两样了。

一阕《浪淘沙》更是走不出感情的缠绕:


闷自剔银灯,夜雨空庭。潇潇已是不堪听。那更西风不解意,又做秋声。  城柝已三更,冷湿银屏。柔情深后不能醒。若是情多醒不得,索性多情!


情多、多情,醒不得、不能醒⋯⋯回旋婉转,悱恻缠绵。沉酣痴迷,已经到了无以自解的程度。深悲剧痛中,一颗破碎的心在流血,在发酵,在煎熬。

纳兰的妻子不仅娇好美艳,体性温柔,而且高才夙慧,解语知心。婚后,两人相濡以沫,整天陶醉得像是淹渍在甘甜的蜜罐里。随着相知日深,爱恋得也就越发炽烈。小小的爱巢为纳兰提供了摆脱人生泥淖、战胜孤寂情怀的凭借与依托。任凭他外间世界风狂雨骤,朝廷里浊浪翻腾,于今总算有了一处避风的港湾,尽可以从容啸傲,脱屣世情,享受到平生少有的宁帖。

在任何情况下,意中人乐此不疲地相互欣赏,相互感知,都是一种美的享受。朝朝暮暮,痴怜痛爱着的一双可人,总是渴望日夜厮守,即便是暂别轻离,也定然是依依相恋,难舍难分。有爱便有牵挂,这种深深的依恋,最后必然化作温柔的呵护与怜惜,产生无止无休的惦念。纳兰这样模写将别的前夜:


画屏无睡,雨点惊风碎。贪话零星兰焰坠,闲了半床红被。  生来柳絮飘零,便教咒也无灵。待问归期还未,已看双睫盈盈。


夫妻双双不寐,絮语绵绵,空使灯花坠落,锦被闲置。他们也知道,这种离别皆因王事当头,身不由己,祷告无灵,赌咒也不行,生来就是柳絮般飘泊的命了。既然分别已无可改变,那就只好预问归期了,可是,她还没等开口,早已就秋波盈盈,清泪欲滴了。一副小儿女婉媚娇痴之态,跃然纸上。

在旧时代,即使是所谓的“康熙盛世”,青年男女也没有恋爱自由,只能像玩偶似的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随意摆布;至于皇亲贵胄的联姻往往还要掺杂上政治因素,情况就更为复杂了。身处这样的苦境,纳兰公子居然能够获得一位如意佳人,实现美满的婚姻,不能不说是一桩幸事。不过,“造化欺人”,到头来他还是被命运老人捉弄了—称心如意的偏叫你胜景不长,彩云易散。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不到三年时光,就生生地长别了,这对纳兰公子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脉脉情浓,心心相印,已经使他沉醉在半是现实半是幻境的浪漫主义爱河之中,想望的是百年好合,白头偕老。而今,一朝魂断,永世缘绝—这个无情的现实,作为未亡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因而,不时地产生幻觉,似乎爱妻并没有长眠泉下,只是暂时分手,远滞他乡,“影弱难持,缘深暂隔,只当离愁滞海涯”;他想象着会有那么一天:“归来也,趁星前月底,魂在梨花。”当这一饱含着苦涩味的空想成为泡幻之后,他又从现实的想望转入梦境的期待,像从前的唐明皇那样,渴望着能够和意中人梦里重逢。虽然还不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但却总嫌梦境过于短暂,惊鸿一瞥,瞬息即逝,终不惬意。

一次,他梦见妻子淡装素服,与他执手哽咽,临行时吟出两句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醒转来,他悲痛不已,题写了一首《沁园春》词: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叶,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两处鸳鸯各自凉。真无奈,把声声檐雨,谱出回肠。


这样一来,反倒平添了更深的怅惋。有时想念得实在难熬,他便找出妻子的画像,翻来覆去地凝神细看,看着看着,还拿出笔来在上面描画一番,结果是带来更多的失望:


凭仗丹青重省识,盈盈,一片伤心画不成。


他几乎无时无日不在悲悼之中,特别是会逢良辰美景,更是触景神伤,凄苦难耐。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同夕)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


面对银盘似的月轮,他凄然遐想:这月亮也够可怜的,辛辛苦苦地等待着,盼望着,可是,刚刚团圆一个晚上,而后便夜夜都像半环的玉玦那样亏缺下去。哎,圆也好,缺也好,只要你—独处天庭的爱妻,能像皎洁的月亮那样,天天都在头上照临,那我便不管月殿琼霄如何冰清雪冷,都要为你送去爱心,送去温暖。

目注中天皎皎的冰轮,他还陡发奇想:妻子既然“衔恨愿为天上月”,那么,我若也能腾身于碧落九天之上,不就可以重逢了吗?可是,稍一定神,这种不现实的想望便悄然消解了—这岂是今生可得的?


海天谁放冰轮满?惆怅离情。莫说离情,但值凉宵总泪零。  只应碧落重相见,那是今生!可奈今生,刚作愁时又忆卿。


人处在幸福的时光,一般是不去幻想的,只有愿望未能达成,才会把心中的期待化为想象。纳兰公子就正是这样。当他看到春日梨花开了又谢的情景,便立刻从零落的花魂想到冥冥之中“犹有未招魂”,想到爱侣,期待着能够像古代传说中的“真真”那样,昼夜不停地连续呼唤她一百天,最后便能活转过来,梦想成真。于是,他也就:


为伊判作梦中人,长向画图清夜唤真真。


妻子的忌日到了,他设想,如果黄泉之下也有阳世间那样的传邮就好了,那就可以互通音讯,传寄信息,得知她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与谁相依相伴,有几多欢乐、几多愁苦:


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


情到深处,词人竟完全忽略了死生疆界,迷失了现实中的自我。意乱情迷,令人唏嘘感叹。一当他清醒过来,晓得这一切都是无效的徒劳,便悲从中来,辗转反侧,彻夜不能成眠。但无论如何,他也死不了这条心,便又痴情想望:今生是相聚无缘了,那就寄希望于下一辈子,“待结个他生知己”;可是,“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像今生那样,岂不照例是命薄缘浅,生离死别!

他就是这样,知其不可而为之,非要从死神手中夺回苦命的妻子不可。期望—失望—再期望—再失望,一番番的虔诚渴想,痛苦挣扎,全都归于破灭,统统成了梦幻。最后,他只能像一只遍体鳞伤的困兽,卧在林荫深处,不停地舐咂着灼痛的伤口,反复咀嚼那枚酸涩的人生苦果。

他正是通过这种层层递进的痴情泛溢,这种超越时空的内心独白,这种了无遮拦的生命宣泄,把一副哀痛追怀、永难平复的破碎的情肠,将一颗永远失落的无法安顿的灵魂,一股脑儿地、活泼泼地摊开在纸上。真是刻骨镂心,血泪交迸,令人不忍卒读。

不堪设想,对于皈依人间至纯至美的真情的纳兰来说,失去了爱的滋润,他还怎能存活下去?爱,毕竟是纳兰情感的支柱,或者说,纳兰的一生就是情感的化身。他是一个为情所累,情多而不能自胜的人。他把整个自我沉浸在情感的海洋里,呼吸着,咀嚼着这里的一切,酿造出自己的心性、情怀、品格和那些醇醪甘露般的千古绝唱。他为情而劳生,为情而赴死,为了这份珍贵的情感,几乎付出了全部的心血与泪水,直到最后不堪情感的重负,在里面埋葬了自己。

这种专一持久、生死不渝、无可代偿的深爱,超越了两性间的欲海翻澜,超越了色授魂与,颠倒衣裳,超越了任何世俗的功利需求。这是一种精神契合的欢愉,永生难忘的动人回忆、美好体验和热情期待,一朝失去了则是刻骨铭心的伤恸。

情为根性,无论是鹣鲽相亲的满足,还是追寻于天地间而不得的失落,反正纳兰哭在、痛在、醉在他的爱情里,这是他心灵的起点也是终点,在这里,他自足地品味着人生的千般滋味。

生而为人,总都拥有各自的活动天地,隐藏着种种心灵的秘密,存在着种种焦虑、困惑与需求,有着心灵沟通的强烈渴望。可是,实际上,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走入自己的梦怀?能够和自己声应气求,同鸣共振?哪里会有“两个躯体孕育着一个灵魂”?“万两黄金容易得,知音一个也难求!”即使有幸偶然邂逅,欣欣然欲以知己相许,却又往往因为横着诸多障壁,而交臂失之。

当然,最理想的莫过于异性知己结为眷属,相知相悦,相亲相爱,相依相傍。但幸福如纳兰,不也仅是一个短暂而苍凉的“手势”吗?

不过,也多亏是这样,才促成纳兰以其绝高的天分、超常的悟性,把那宗教式的深爱带向诗性的天国;用凄怆动人的丽句倾诉这份旷世痴情。有人说,一个情痴一台戏。作为情痴的极致,纳兰性德在其短暂生涯中,演足了这出戏,也写透了这份情。“情在不能醒”,多少为情所困的痴男怨女,千百年来,沉酣迷醉在他的诗句之中。

艺术原本是苦闷的象征。《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有言:


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

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


那么,纳兰性德呢?自然是寄哭泣于《饮水词》了。

作为一位出色的词人,纳兰公子怀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反应敏锐,感受力极强,因而他所遭遇与承受的苦闷,便绝非常人所可比拟。为了给填胸塞臆的生命苦闷找出一条倾泻、补偿的情感通道,他选定了诗词的形式,像“神瑛侍者”那样,誓以泪的灵汁浇灌诗性的仙草。

在经历过深重难熬的精神痛苦之后,词人不是忘却,也没有逃避,而是自觉强化内心的折磨,悟出人生永恒的悖论,获取了精神救赎的生命存在方式。在这里,他把爱的升华同艺术创造的冲动完美地结合起来,以诗意般的情感化身展现出生命的审美境界,把个体的生命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而结晶出一部以生命书写的悲剧形态的心灵史,它真纯、自然、深婉、凄美,突破了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

纳兰公子是“性情中人”,有一颗平常心。他听命于自己内心的召唤,时刻坦露着真实的自我,在污浊不堪的“乌衣门第”中,展现出一种新的人格风范。他以落拓不羁的鲜明的个性之美和超尘脱俗的人格魅力,以其至真至纯的清淳内质,感染着、倾倒着后世的人们。尽管他像夜空中一颗倏然划过的流星,昙花一现,但他的夺目光华却使无数人为之心灵震撼。他那中天皓月般的皎皎清辉,荡涤着、净化着也牵累着、萦系着一代代痴情儿女的心魂,人们为他而歌,为他而泣,为他的存在而感到骄傲。

在今天,纳兰实际上已成为解读诗性人生的一种文化符号,有谁不为这种原始般的生命虔诚而永远、永远地记怀着他。难怪他在京华年少中拥有那么庞大的追星族。当然,也不限于北京,就在我的身边也同样存在。那天,应邀在市图书馆举行《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讲座,我刚刚走下讲台,就见听众席上走出一个女孩子,递过来一摺纸页。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首即兴诗:


从他身上/看到自身存在的根源/

据说/他/就在我的前边/

距离不近/可也不能算远/

往事虽在时间之外/空间代价却是时间/

只要一朝/获得超光的时速/

那就坐上飞船/追寻历史/

赶上三百年前/参加过渌水亭诗会/

再在太空站上/共进晚餐—我和纳兰


清代学人陈其泰评论《红楼梦》时说过:“宝玉温存旖旎,直能使天下有情人皆为之心死。”那他比起纳兰公子,又怎样呢?


(2003年)



青眼高歌

康熙年间,坐落在京城什刹后海之滨的明珠太傅府邸里,有一座渌水亭。说是亭子,实际上,厅、堂、廊、庑,一应俱全,原是个很宽敞的去处。亭子前面,是澄波一碧的明湖,菡萏千枝,芳香四溢;身后坡陀蜿蜒,隔着一带花丛、竹坞,与相府的翠阁朱楼遥相对映,颇饶隽雅、萧疏的韵致。

纳兰公子十分喜欢它,风晨月夕,斜晖晚照中,他总要来这里勾留数刻,凭栏四望,披襟当风,把那久久郁塞于胸臆间的难剪难理的怅绪幽情,尽情地排遣开来。有时心情特好,还会即兴拈毫,浓涂艳抹地描绘一番眼前的景色:


墙依绣堞,云影周遭;门俯银塘,烟波滉漾。蛟潭雾尽,晴分太液池光;鹤渚秋清,翠写景山峰色。云兴霞蔚,芙蓉映碧叶田田;雁宿凫栖,秔稻动香风冉冉。


而那首《渌水亭》七绝,则是淡处着墨,更显得摇曳多姿:


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

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夕曛。


像历史上的兰亭、醉翁亭一样,此间也是一处以文会友、诗酒谈欢的所在。不过,比起前两座亭子,渌水亭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命途也要乖蹇一些。—随着纳兰公子的早逝,文人雅集即告终止,落下个“渌水亭边宾客散,乌衣巷口衰杨舞”的局面。加之,亭子坐落在“天临尺五”的帝京繁华之地,王侯第宅之中,直接受到政治变迁、园林易主的影响,不要说置酒高会、吟苑歌场再也见不到了,最后,竟连这座建筑本身也杳无踪影,不免引起过往行人的喟然慨叹。晚清诗人边袖石写过这样一首
七绝:


鸡头池涸谁能记,渌水亭荒不可寻。

小立平桥一惆怅,西风凉透白鸥心。


寥寥二十八字,道尽了世事沧桑、园林兴废之感,今天读起来,也还觉得一股凄凉、惆怅的况味漫涌在心头。

不过,当日的渌水亭却有一段壶觞歌咏、诗酒风流的峥嵘岁月。公余之暇,纳兰性德总要陪同一些久享文誉且又情同知己的朋友在此间雅集,宾主一道饮酒赋诗,寻幽揽胜,脱略形骸,“此间萧散绝,随意倒壶觞”(纳兰诗),为后世文坛留下了许多轶闻佳话。康熙十八年夏天那次“赏荷”宴集中,姜宸英、严绳孙、陈维崧等十几位著名诗人,狂歌醉咏,佳作迭出,宴会气氛极为热烈,正像朱彝尊在词中所描绘的:


不知何者是客,醉眼无不可,有底心性?砑粉长笺,翻香小曲,比似江南风景,看来也胜。


连侍立一旁斟酒布菜的婢女,也深深受到环境和气氛的感染,眼饧耳热之余,情不自禁地脱口吟出清新自然的诗句:


一杯一杯又一杯,主人醉倒玉山颓。

主人大醉卷帘去,招入青山把客陪。


后来,乾隆朝的大诗人、性灵派的主帅袁枚发现了这首诗,予以很高评价,还把它收进《随园诗话》,使之得以广泛流传。

这次雅集之后,纳兰公子把那些与会者即兴吟哦的诗词全部汇集起来,编成一部《渌水亭宴集》,还仿效王羲之的做法,在前面冠上一篇《诗序》,以“宁拘五字七言,不论长篇短制,无取铺张学海,所期抒写性灵”为依归,在清代初年的诗坛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大批文人学士对于渌水亭主人,之所以那样向风慕义,倾心相与,固然和纳兰公子的文采风流、才华横溢有直接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他那襟怀磊落、待人以诚的人格魅力,焕发出强大的吸引力。翻开纳兰性德的交游录,人们会发现一种特异的现象:一边是少年得志、锦冠绣服、神采飘逸的满族天潢贵胄;另一方面,却是一些年华老大、穷愁潦倒、郁郁不得志的汉族饱学之士,其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来,阶级地位的悬殊,民族心理的隔阂,也包括年龄、阅历方面的差异,像一堵厚厚的高墙,拦阻在他们中间。但是,这位“翩翩浊世之佳公子”却把它轻轻地跨越了。他把视线的焦点平移到那些寒士身上。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叛逆的情怀,迸发出超越身份、蔑视门第的抗争与呐喊。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
海沙。


如果不了解实情,任谁看了这首《采桑子》词,都不会相信它出自于一位“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贵介公子的笔下。词的副题为《塞上咏雪花》,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实际上是词人的“夫子自道”—是他自我胸襟、志趣的写照。上片抒写他鄙视人间富贵,不慕世俗荣利的衷情;下片说,此花漂泊在西风瀚海、寒月悲笳的天涯绝域,很少受到人们的爱怜和顾惜,言下之意透露出“高处不胜寒”、知音难觅的悲凉孤寂之感。

如果说,通过这种借喻方式,他只是曲折委婉地向外传递出个人的胸怀襟抱和价值观念;那么,下面这首《金缕曲》则是面对挚友顾贞观,不假雕饰地坦诚昭示了自己的人生鹄的: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土,谁会成生此意。不信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樽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  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这一年,纳兰性德二十二岁,刚刚获殿试二甲七名,赐进士出身,可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正在人生舞台上成功地旋转着。而所处环境、背景,更容易促成他跨俗凌虚,目无余子。当时,尚属满族军事贵族入主中华的初年,他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醉心武力,崇尚威权,骄横不可一世,吆五喝六,颐指气使,一般汉族文士在他们眼中,贱如鸡豚犬彘,动辄肆意加以凌辱。可是,纳兰公子却大异其趣,满不在乎皇亲贵胄、御前近侍的特殊身份,在和顾贞观这样一个沉居下僚的汉族文士交往中,竟以知音相许,以完全平等的态度、真诚炽热的感情,捧出一颗赤诚的心,不拘形迹地尽情倾吐其深沉的积郁,着实难能可贵。

词中不仅尽出肺腑,直抒胸臆,表达其不矜门第、惟求知己的渴望,发出相见恨晚的慨叹;并且,对贞观所遭受的世俗白眼和游辞无根的谗构,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慰藉。

古人把对素所敬重的人垂青称为“青眼”。当年杜甫曾以“青眼高歌望吾子”的诗句,表达他对年少有为的王郎的期许。在这首词里,纳兰同样以“青眼高歌”四字移赠顾贞观,寄寓了他对知心朋友拳拳服膺的敬意和殷切的期望。

贞观号梁汾,江苏无锡人,才气纵横,却只当了一名位卑职小的典籍官,未获重用。但他对于仕途也并不怎么热心,因为在宦海旋涡面前,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其题壁诗“落叶满天声似雨,乡关何事不成眠”,曾为江左诗文大家所激赏。贞观长纳兰十八岁,二人志趣相投,互相倾慕,一经接谈,遂成知己。纳兰有句云,“知我者,梁汾耳”;贞观则说,“其敬我也,不啻如兄;而爱我也,不啻如弟”;他们“无一日不相忆,无一事不相体,无一念不相注”。他到纳兰家做客,常被引到楼上,然后撤去梯子,关起门来,作数日之欢谈,抚琴度曲,作赋吟诗,沉酣在忘我的气氛里。纳兰《偕梁汾过西郊别墅》诗中对此有所描述:


迟日三眠伴夕阳,一湾流水梦魂凉。

制成天海风涛曲,弹向东风总断肠。


公子辞世后,贞观悲痛欲绝,不久也就抱病还乡,隐居惠山脚下。

纳兰性德是一个醉心风雅、酷爱生活而薄于功名利禄的人。虽然出身于豪门望族,却不愿意交结达官贵人,尤其看不起那些趋炎附势的“热客”和饫甘餍肥、醉生梦死的纨绔子弟;相反,对于一些穷途失意、落拓京城而文品、人品俱佳的汉族诗人、雅士,则竭至诚,倾肺腑,以礼相待,遇有困厄,必全力周济,“生馆死殡,于资财无所计惜”。他在一首怀友词中,有“结遍兰襟,月浅灯深”之句,绝非虚饰之语。

在他的诗文集中,与朋友酬赠、送别、相忆、追怀之作甚多,无不披肝沥胆,发于至情。那些朋友,比他都年长许多,有的甚至可以称为父辈,却都敬重他,爱戴他。他们之间纯属道义之交,不受门第的约束,没有庸俗的捧场,多的是诗文的酬答,学问的切磋,品格方面的相互砥砺。

驰誉当日文坛的“江南三布衣”之一姜宸英,性格狷介狂放,洁直自持,不肯卑恭屈节,且又胸无城府,心直口快,常常出语伤人,因而仕途上历尽坎坷,“举头触讳,动足遭跌”,不为执政者所容,饱遭世俗的冷遇,最后连生计都成了问题。纳兰公子不仅在精神上多方安慰,与他诗酒往还,结为忘年之交;而且,在生活方面给予保证,专门为他安排了很好的住处。有关他们间的交往,姜宸英有过一段发自肺腑深情的追忆,活脱脱地刻画出两个人的鲜明个性:


(纳兰)与人交,遇意所不欲,百方请之不可得谒。及其所乐就,虽以予之狂,终日叫号慢侮于其侧,而不予怪。盖知予之失志不偶,而嫉时愤俗特甚也。


后来,宸英奔母丧归里,公子又捐资相助,并写下了感人至深的《金缕曲》,与他依依握别:


谁复留君住?叹人生、几番离合,便成迟暮。最忆西窗同剪烛,却话家山夜雨。不道只、暂时相聚。滚滚长江萧萧木,送遥天、白雁哀鸣去。黄叶下,秋如许。  曰归因甚添愁绪。料强如、冷烟寒月,栖迟梵宇。一事伤心君落魄,两鬓飘萧未遇。有解忆、长安儿女。裘敝入门空太息,信古来、才命真相负。身世恨,共谁语!


上片一往情深地追忆他们西窗剪烛,雨夜倾谈的往事,抒写聚散无常的离别之苦;下片以温言软语加以慰藉,劝说他暂解离愁:回到家里,总比“栖迟梵宇”、面对“冷烟寒月”强得多多;且有儿女绕膝,可以尽享天伦乐事。但关节点还是对其“落魄”、“未遇”的“身世恨,表示深切的惋惜与同情。“才命真相负”,为一篇之诗眼。纳兰在赠梁汾词中,亦有“高才自古难通显”之句。都与唐人李商隐诗“古来才命两相妨”同义。愤慨不平之鸣,溢于纸上。

在友朋交往中,纳兰公子最为世人所称道的,还是冒着政治风险营救吴兆骞一事。

著名诗人吴兆骞,苏州吴江人。自幼刻苦读书,擅长诗赋,被目为稀世才子,有“江左凤凰”之美誉。但因恃才傲物,性不谐俗,乡里之人多不喜欢与之接近。顺治十四年,清廷为打击江南地主阶级,借惩办科考舞弊而兴起一场著名的“丁酉科场案”。由于遭到仇家的诬陷,吴兆骞也列入了科场舞弊者名单,遂被流放到东北边陲的宁古塔。悉知内情的人无不为之感到冤枉,“一时送其出关之作遍天下”。著名诗人吴伟业的《悲歌行》,最为愤激沉痛,寄慨遥深:


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

君独何为至于此?

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

⋯⋯

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昼相逢半人鬼。

噫嘻乎悲哉!生男聪明慎勿喜,

仓颉夜哭良有以,受患只从读书始。

君不见,吴季子!


到康熙十五年,兆骞已经在穷边绝塞苦苦熬过了十八个年头。对于这位才高命蹇的挚友,顾贞观一直挂记在心头。他在与纳兰公子结为至交后不久,便提出了解救吴兆骞的请求。纳兰深深知道这件事背景的复杂—它不同于一般案件,涉及到满汉关系和南北方汉族官员之间的矛盾,牵扯到清朝上层统治者对待汉族士子的政策问题。营救一个人会触及一连串敏感而严重的政治纷争,自然不能不慎重考虑。

尽管如此,他出于对吴兆骞的悲惨境遇的深切同情,又为顾贞观对朋友的灼灼真情所感动,还是诚恳地表示:“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当以身任之”。因为考虑到这件事的困难程度,表示要以十年为期,设法把吴兆骞营救出来。但是,顾贞观救友心切,也顾及不得许多了,便率意提出“不情之请”,进行讨价还价:“十年为期?总共他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在五年内实现?”

这可是出了个大难题。经过一番覃思苦虑,纳兰又以词代柬,向贞观表示了一个原则的却是十分果决的态度:


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闲事。


意思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除了营救吴兆骞,其他任何事情都排不上号。愿意为此承担一切风险,不惜任何代价。

孰料,就在筹划过程中,纳兰性德受任乾清门三等侍卫之职,这要经常随驾出巡,驰驱南北,很少有自己能够支配的时间;加之,爱妻染病,恸赋悼亡,更使他时时陷在深悲剧痛之中。但他还是拼力奔走,多方斡旋,以践履自己的然诺。在自己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又搬出“老太爷子”明珠太傅和当朝重臣、座师徐乾学的大驾来,取得了他们的参与和协助。终于经过五年的努力,最后通过纳款,使吴兆骞得以生还。

这在当时,可说是一桩绝无仅有的特例。受清初政策制约和种种矛盾交织的影响,凡是流放宁古塔的江南汉人,不仅没有生还的希望,即使死后以灵柩归葬,也是阻碍重重。难怪为欢庆吴兆骞赦归,文友们吟出“廿年词赋穷边老,万里冰霜匹马还”、“居人把袂呼长别,迁客惊心贺独还”的诗句—这么多年,还没有第二个人活着回来啊。

这里还有一个带戏剧性的很有意味的插曲:

吴兆骞属于诗人气质,不谙世事,且又久居穷边塞外,不仅对牵扯此事的朝廷内部复杂矛盾并不十分清楚,甚至对顾贞观为营救他而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也并不完全了解,贞观本人更是从未特意向他表白,市恩买好。两人后来以小事失和,甚至不相往来。纳兰公子察知后,与父亲商定,在当日贞观为营救友人向太傅求情的内斋设宴,以捅破实情,披露真相,促使他们重归于好。

这天,兆骞早早地来到了明珠府邸的内斋,拜见过太傅大人,又同公子纳兰天南海北地闲叙过一番诗辞文赋。偶然抬起头来,他发现厅内两棵抱柱上竟都贴有纸条,左边的写有“顾贞观为吴兆骞饮酒处”,右边柱子上写着“顾贞观为吴兆骞屈膝处”。一时甚感诧异,忙向主人问询底里原由。纳兰公子告诉他,那年贞观到太傅家,向老大人提出营救落难朋友的请求,太傅大人说:“吴君素负才名,又与先生为莫逆之交,老夫愿意为此一效绵薄之力。只是,先生素不饮酒—这我知道,那么,今日您能不能为朋友尽饮一杯呢?”贞观听了,二话没说,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并且,因为当朝的太傅亲口承诺愿意帮忙,他感激涕零,赶忙向大人坐处趋前一步,屈膝请安。

听到这里,吴兆骞犹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不禁感愧交加,两行热泪刷地涌了出来。纳兰公子当即请出贞观,安排二人在内斋相见。面对着充满欣慰之情的贞观,兆骞长跪不起,哽咽地说:“君于我有生死骨肉之恩,而我却以口舌之争辜负殆尽,兆骞实在是不齿于人类了!”

两人相对唏嘘不已,自是情好逾初。


(2003年)



纳兰心事几曾知

纳兰性德的挚友曹寅写过这样两句诗:


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曾知。


性德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名门贵族,他的父亲明珠是权倾朝野的宰相,官阶从一品,位列文官之首;他本人更是一路春风得意,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了二甲进士,后来被授为皇帝的一等侍卫,出入扈从,显赫无比,直到三十一岁去世,一直得到康熙帝的青睐和倚重。他天资早慧,英才艳发,是清代成就卓异的词人,曾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纳兰词在他生前就有刻本问世,产生过“家家争唱”,“传写遍于村校邮壁”的轰动效应。

纳兰公子是一个长于思索,心事很重的人。他的师友回忆说,年少时,由于未经世事的磨炼,他闲谈天下事常常是无所避忌的;及长,阅历增多,沧海惯经,就逐渐地成熟、老练了,“料事屡中,不肯轻为人谋”,“或问其世事,则不答,间杂以他语。人谓其慎密,不知其襟怀雅旷固如是也”。他酷爱诗词,日常行止交游,每有所感,总要通过吟诗填词来抒怀寄兴,习惯于运用文学形式以尽倾积愫,吐露衷曲。这应是《饮水词》的一大特点。但是,正如曹寅所慨叹的,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透过那些清词丽句来洞见作者的深心,深刻悟解其背后的底蕴。

当然,他的一些知心朋友、莫逆之交,对此还是早有洞察的。纳兰的挚友,长他三十二岁的严绳孙说,公子辞世前一个多月,为他返回江南无锡饯行,座上并无他人,相与议论生平之聚散,人事之终始,备极恳悫;语有所及,往往怆然伤怀。两人执手握别之际,看当时纳兰的神情,似乎有所不能释然于怀者,却又没有径情直述,梗塞着一种难言之隐。他还谈到,在日常生活中,纳兰公子总是惴惴然,存在着临深履薄般的忧惧。

其实,这种心曲,只要认真研索他的诗词作品,不难看得一清二楚。有人统计,在现存三百多首词中,“愁”字用了近百次,“泪”字、“恨”字也都出现过几十次;此外像“断肠”、“无奈”、“伤心”、“怆怀”、“无意绪”、“可怜生”,“冰霜摧折”、“芳菲寂寥”等,几乎是开卷可见,字里行间渗透着深挚而哀怨的情思,宛若杜鹃啼血,声声凄切;即便是一些情辞慷慨、奋袖激昂之作,也间杂着变徵之音,流露出沉痛的人生空幻之感。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


强把心情付浊醪,读《离骚》,愁似湘江日夜潮。


君不信,向西风回首,百事堪哀!


自然肠欲断,何必更西风!


余生未三十,忧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风吹已断。


长飘泊,多愁多病心情恶。心情恶,模糊一片,强分哀乐。


残阳影里,问归鸿、归来也未?且随缘、去住无心,冷眼华亭鹤唳。


一般地说,这种悲观厌世、空虚苦闷的心理状态,应该属于那种孤臣羁旅、迁客流人。没有经历过坎坷崎岖的颠折,危身灭门、破国亡家的奇祸的,很难获得这种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而纳兰性德,当然是与此毫不沾边的。

他的祖辈跨着野性难驯的征骑,冲出丛林莽原,驰驱南北;他的躯体里流淌着一个勇武剽悍、劲健雄强的游猎民族的血液;

他出身于钟鸣鼎食、裘马轻肥的天潢贵胄之家,自幼生长在温柔富贵乡、烟柳繁华地,熏沐在绮靡金粉的环境里,到处都是花团锦簇,紫舞
红翻;

他是八旗子弟中的凤毛麟角,中华大地上新一代的佼佼者,在飞黄腾达的锦路鹏程上,受到时人的敬重,父母的珍爱,天子的赏识;

他在世人眼中是典型的幸运儿,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功名冠冕,安富尊荣,举凡常人所向往、所企盼、所追求的,他几乎全部都拥有了。

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竟然富有戏剧性地产生颓唐的心态,发出哀婉凄切的心灵悲歌,词作以长愁伤感闻名,声泪俱随,令人不能卒读。这种奇异的生命现象,实在是令人诧异,难于索解。

清代学人杨芳灿在《纳兰词序》中分析:


先生貂珥朱轮,生长华,其词则哀怨骚屑,类憔悴失职者之所为。盖其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寄思无端,抑郁不释,韵淡疑仙,思幽近鬼。年之不永,即兆于斯。


词人芑川对此也曾发出过疑问,并试图加以诠释:


为何麟阁佳儿,虎门贵客,遁入愁城里?此事不关穷达也,生就肝肠尔尔。


其然,岂其然乎?

西人有所谓“性格决定命运”的说法。如果我们把“生就肝肠尔尔”理解为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可以说,正是纳兰性德所处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他的独特的个性及其内在思想冲突这内外两方面,造就了他的凄惋的悲剧品格。

纳兰公子是吸吮汉文化的乳汁长大的,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染,抱定了立德立功、显亲扬名的宏图远志。他同中国历代的读书士子一样,沉酣在“学而优则仕”的迷梦里,在“闲庭照白日,一室罗古今。偶然此楼栖,抱膝悠然吟”的环境和心态下,俨然以诸葛孔明自居,留心当世之务,不屑以文字名世,只待知音举荐、圣主赏识,然后一展鸿才,“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他想干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然后功成不居,解佩出朝,退居林下,彻底实现一个政治家的人生之旅。

为了使夙愿得偿,他清介自持,刻苦向上,虽然身处贵盛之家,而闲斋萧索,庭院寂然,户外没有登门进谒的趋奉之勤,内廷没有裙妓、丝管、呼卢、秉烛之游。每当夙夜寒暑,晨昏定省之余,他总要抓住片刻闲暇,游心于翰墨,寄情于艺林,并能撷其英华,匠心独至,表现出高雅的襟怀和强烈的使命感,也充分揭示了处于上升阶段的阶级成员所特有的勤奋精神和进取心态。

但是,实际上却是事与愿违,他所面对的现实,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如同他的最知心的朋友顾贞观所说:“所欲施之才百不一展,所欲建之业百不一副,所欲遂之意百不一酬,所欲言之情百不一吐。”纳兰自己在诗词中也是这样说的:


我今落拓何所止,一事无成已如此。

平生纵有英雄血,无由一溅荆江水!


马齿加长矣,枉碌碌乾坤,问汝何事,浮名总如水,判樽前杯酒,一生长醉。


那么,这种状态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原来,康熙皇帝出于对纳兰公子的赏识,以其出身于勋戚之家,又有超人的姿质,一照面便对他倍垂青盼,把他留在自己身旁,视作心腹,擢为侍卫。而且,一任就是十年,直至公子病逝。对一般人来说,有幸成为天子宠臣,目睹龙颜之近,时亲天语之温,真是无比荣耀,无尚尊贵,求之不得;可是,纳兰却大大不以为然。他十分清楚这种职务的实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大汗的侍卫由其家丁或奴仆充任,担负保安、警卫事务;后来虽然改由宗室、勋戚子弟担任,但其性质仍是司隶般的听差,在皇帝左右随时听候调遣,直接供皇帝驱使,具体负责宫廷宿卫,随驾扈从。

在纳兰心目中,当侍卫,入禁廷,实无异于囚禁雕笼,陷身网罟。他在《咏笼莺》的五言律诗中,借咏物以抒怀,可谓凄怆怅惋,寄慨遥深。


何处金衣客,栖栖翠幕中。

有心惊晓梦,无计啭春风。

漫逐梁间燕,谁巢井上桐。

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


黄莺别号“金衣公子”。享用着锦衣玉食,却戴着金枷银锁的纳兰公子,引“笼莺”以自况,真是最恰当不过了。你看这个莺儿,遍身绮羽,食以香谷,罩以雕笼,整天蹦蹦跳跳,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既无冻馁之虞,又不愁惨遭弹丸的袭击,表面上看去,真是富贵安逸,令人艳羡。它什么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身心自由—它不能像其他同类那样任意地飞翔,自在地鸣啭。

因此,它的内心是十分苦闷的,“栖栖”二字,透出了端倪,可见那种蹦跳不停的举动,并非由于心情振奋,而是恓恓惶惶、焦躁不安的表现。“何处”一词,是说它原本不在这里,并非笼中固有之物。颔联中的“有心”、“无计”,写黄莺恓惶、焦躁的缘由,表明矛盾的所在,里面透露着一种蓄势,一种期望,一种新的觉醒:要冲破梦幻,面对现实,要勇于抗衡,争取自由。颈联写黄莺心灵的跃动,写它想望、向往着“翠幕”外的广阔天地,歆慕初春时节上下翩飞、呢喃细语梁间的紫燕,艳羡筑巢、饮露于高梧之上的桐花凤。而这一切,在它都成了难以实现的幻想。尾联以冷语作结:空有同样的羽翼,空对浩渺的苍冥,最后只能在雕笼中默默地吞声饮恨,郁郁以终。

如果说,这还只是情辞微婉的拟托,那么,他的《拟古诗》则是愤懑直陈了:


我本落拓人,无为自拘束。

倜傥寄天地,樊笼非所欲。

嗟哉华亭鹤,荣名反以辱!


一开板就毫不隐讳地申明:我本是散淡、落拓的人,寄倜傥于天地,不想受到任何形式的拘束,因此,对于樊笼厌恶极了。可是,时乖命蹇,造化欺人,最后还是变成了“华亭鹤”,反因荣名羁绊而受尽拘辱。古人有“人生在世间,贵乎得所图。问渠华亭鹤,何似松江鲈”的诗句,“华亭鹤”与“松江鲈”,都出在上海的松江,这里面各有一个典故:晋代陆机为奸人所谗,临刑前叹曰:再想听听华亭鹤的叫声,做不到了!而同时代的张翰则知机在先,他以想念故乡的鲈鱼味美为由,毅然挂冠,归隐吴中,从而避开残酷政治的风险,得全性命于乱世。从纳兰所引据的故典中,不难窥见其悔涉仕路、误陷牢笼的隐衷。

悔也罢,误也罢,其实都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像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纳兰所面对的同样是无法扭转的命运,在皇帝的长拳利爪之下,他的人生道路是不属于自己的。

再联系到远处穷荒绝塞的吴兆骞和身边的顾贞观、陈其年、严绳孙、姜宸英等一时佳隽的凄苦处境,更令他感到失望与伤感。他对现实中英才不被赏识而庸才、蠢才却能飞黄腾达,且又“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极端悖理的世象,感到由衷的愤慨。在写给顾贞观的《虞美人》词中,发泄了他的强烈不满:


凭君料理花间课,莫负当初我。眼看鸡犬上天梯,黄九自招秦七共泥犁。  瘦狂那似痴肥好,判任痴肥笑,笑他多病与长贫,不及诸公衮衮向风尘。


“黄九”、“秦七”即宋代的著名词人黄庭坚和秦少游,这里代指作者与顾贞观。眼看着一群鸡犬飞升天界,而他与顾贞观这样的旷代奇才却自甘坠入地狱(泥犁)。“瘦狂”与“痴肥”,比喻仕途上失意与得意。“诸公衮衮向风尘”,意谓那些得志者登高位,握重权。杜甫有“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之句。这里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嘲笑与抨击,对那般禄蠹官迷则投以极端轻蔑的目光。

由于他的现实处境与心灵追求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身心两造经受着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现实与理想的背离,他有理想,有憧憬,有追求,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对于人生道路作出自己的选择,却又百不偿一,一切都不能尽如人意,好像命运专门与他作对,最后因难堪命运的残酷摆布而灰心绝望;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生就肝肠”亦即人性、个性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冲突,他天性萧疏散淡,渴望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个性十分鲜明,结果却是不但活动的范围和时间的支配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且,必须极力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至情至性,一言一行都要惟皇帝之旨意是从,不允许有半点含糊、半点疏漏,否则后果就不堪设想。这种苦况,在他写给知心朋友张纯修的信函里作了露骨的披露:


鄙性爱闲,近苦鹿鹿。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男子锦心绣肠。仆本疏庸,那能堪此!


在写给“忘年交”严绳孙的书简里,谈得更加充分:


兹于廿八日又扈东封之驾,锦帆南下,尚未知到天涯何处,如何言归期耶!汉兄(指吴汉槎)病甚笃,未知尚得一见否?言之涕下。弟比来从事鞍马间,益觉疲顿,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灰尽。昔人言,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此言大是。


把这些发自肺腑的倾吐内心衷曲的私人信函,同他那些或婉转其辞、或直抒胸臆的诗词作品结合起来读,纳兰心事就不难窥见了。

李后主早就说过了:“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身为皇帝的侍从,纳兰在随辇出巡、宦游南北中,少不了要旧迹寻踪,追怀往古,这同样为他带来了诸多的感慨。

康熙二十一年,纳兰性德随驾抵达吉林,来到了松花江(旧称混同江)畔,当年这里原是一片古战场。入关之前,女真族在统一过程中,建州、海西、野人诸部互相残杀,彼此并吞,拼命争夺,给后世留下了无尽的心灵创伤。诗人触景伤情,一时百感丛生,情怀怆楚,写下了一首《满庭芳》词:


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度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宵起舞,无人处、那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  须知今古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水,流去几时回。


词的上阕开头五句写景,把象征性的古战场—龙堆展现在读者眼前:鸦飞雪上,马跃冰河,惊风掠地,亡灵夜泣,“一将功成万骨枯”,极写其萧索、肃杀之惨象。“堠”指战争中留下来的瞭望敌情的土堡或古代记里程的土堆。“龙堆”原在西域,这里泛指边地的古战场。磷火俗称鬼火,“阴磷”喻战死的鬼魂,唐诗中有“战鬼聚阴磷”的诗句。诗人接着抒发感慨:本要效法东晋的祖逖,中夜闻鸡起舞;可是,这里悄无人迹,根本就听不到荒鸡乱鸣。言下之意是纵有一片报国情怀,也无由实现,徒增感喟。只好暗暗吹起金笳,同样令人悲不自胜,涕泪沾衣。

下阕全是议论,从兴亡的梦幻中体现人生之悲慨。语调低沉抑郁,寄怀深远。诗人喟叹古今兴亡,有如棋枰翻覆、蛮触争雄,无论为胜为负,都是转眼成空,体现了历史的虚无,人生的空幻。“蛮触”,蜗角中的两个小国,为争地而兴战,语出《庄子》。意谓双方所争者小,原无实际意义。留下来的不过是断碑残碣上几行记载,掩映于斜阳之下,而悠悠岁月已经随着混同江水流逝,再也不能复回了。

这次出塞巡行,曾经到过松花江畔的大小兀喇,在返回的路上,还凭吊了辽宁开原的战略要冲龙潭口。这两处距离纳兰的祖居地都不太远。他的先世为海西女真叶赫部。后来,海西各部陆续被努尔哈赤统率的建州女真所剿灭。纳兰的曾祖父金台什是叶赫部的首领,老城陷落后拒绝投降,纵火自焚未果,努尔哈赤下令将他绞死。六十几年过去了,现在,金台什的当侍卫的曾孙,正扈从努尔哈赤的当了皇帝的曾孙来到当年海西女真故地,为兴为废,为主为奴,心中自然不胜沧桑变幻之感。且看他的《浣溪沙·小兀喇》和《忆秦娥·龙潭口》: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词中寄寓了无边的感慨。山下追奔,城头喋血,最后胜利究竟属于谁呢?还是“莫将兴废话分明”吧。“兴亡满眼,旧时明月”,绝非泛泛之言,它使人想到刘禹锡的“淮水东边旧时月”照临的“故国”、“空城”。早年恩怨,记忆犹新,其间自有一番心折骨惊的沉痛。只是为妨触忌,未便直言,不得不寄幽思于隐掩之间。

看得越多,也就会想得越多,不能不令纳兰公子感悟人生的多故,世事的无常。退一步说,纵使往昔的部族间的兴亡之恨已经淡漠了,那伴着刀光剑影,充满血腥气味,为争权夺位相互残杀的惨酷的家族史,总该深深地留存在纳兰的记忆里,像团团乌云一样,遮蔽着他的心扉,令他怵目惊心,不寒而栗。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外祖家的朝荣夕悴,盛衰相循。外祖父英亲王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从十五岁开始即随父出征,出生入死,屡建勋劳,战功卓著,成为后金统治集团中权位极高的主旗贝勒之一,拥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由于他缺乏政治谋略,一味恃功自傲,暴戾蛮横,后来,被顺治皇帝敕令自尽,子孙夺去爵位,削除宗籍。一番腥风血雨,刮得月暗星沉,转眼间,富贵就成了梦幻。如同孔尚任在《桃花扇》里所写的: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如果说,这些都是陈年旧账了,“老皇历翻不得”,那么,眼前的又怎样呢?更是令他心惊肉跳。他时刻为其父亲的险恶处境而忧心忡忡。纳兰性德最清楚不过了,康熙皇帝驾驭权臣的一贯策略,是当某一派系势力过于强大时,就立刻蓄意扶植与之对立的派系,以保持朝廷权力的均衡,便于自己操纵控制。权臣鳌拜炙手可热,飞扬跋扈,他就扶植索额图;待到索额图恃功自傲,尾大不掉,他又转而扶持明珠;而当明珠权势陡增,朝臣竞相趋附时,他又去扶植台下的僚属予以牵制。明珠的最盛时期,是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当时被康熙皇帝倚为股肱重臣;但随着变乱平息,他的辅佐作用已经逐渐弱化,特别是因他位高权重,日渐为天子与群臣所忌,眼睁睁地看着已经陷进“烹狗藏弓”的魔圈里。而明珠自己,却欲令智昏,全然不知收敛,依然货贿山积,宾客盈门,结果激起政敌不停地攻讦,有的甚至奏请皇帝,立刻将他处斩。

“荣华及三春,常恐秋节至。”这使得纳兰公子忧心如捣,夜不成寐。果然,公子殁后不出三年,他的父亲就在激烈党争中塌了台。

纳兰性德绝顶聪明,而且极度敏感,极度清醒,这使得他时刻处在生命的煎熬之中,心境没有片刻的宁帖。他惶悚惕惧,谨言慎行,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天威难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招致灭顶之灾。

对于中国古籍《韩非子》,他了如指掌。大政治家、思想家韩非,根据切身体察和总结他人的经验,得出了君王最难相处的结论。在《说难》中他列举了七种足以造成“身危”—杀身之祸的情况:

事情总是由于保密而成功,因为语言的泄露而失败。未必是说者自己泄露了什么,只是说者无意中道破了君王隐秘的心事;

君王表面上做出了一件事,实际上是利用它做幌子来达成另一个目的,说者不仅知道他表面上做的事,还洞悉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

说者成功地替君王筹划了一件异常的事情,而另外一个人并未参与其事,却私下里猜测到了,致使事情泄露了底细,君王一定认为是说者自己有意泄露的;

君王对说者的亲密程度、信用程度还没有那么深厚,而说者讲出极知心的话语,即使有幸得以实行,取得了功效,也会因为并非其亲信而被忘记,如果因未得施行而遭致失败,君王则疑心说者是有意坑陷他;

君王有了过错,说者明言礼义以责其失德;

在君王正扬扬得意而自以为功的时候,你给点明了,似乎预知其计;

勉强劝说君王做他所做不到或者不肯做的事,强力制止君王不肯罢手的事。

紧接着,韩非又列出面对君王无法处置的八个难题:

你和君王议论他的大臣,他就会认为你是在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

你和君王议论某某小臣有才可用,他便认为你企图窃取、盗用属于他的权力;

你和他谈论他嬖爱的人,他会以为你要倚君王之所爱作靠山;

你和他谈论其所憎之人,他会认为你在试探君心;

你在君王面前,说辞直捷简易,他以为你不明事体,愚钝不堪;

你若是辞辩广博,口若悬河,又会嫌你繁复琐碎而加以弃置;

你如果简略地陈述己见,会说你怯懦而不敢尽言;

你若是把考虑到的问题广泛而尽情地合盘兜出,又会说你草野而侮傲。

真是:“反贴门神左右难”—怎么做也不得好。

康熙皇帝虽然号称英主,但赋性雄鸷,足智多谋,喜怒无常、恩威莫测。对于这一点,作为身边的侍从,纳兰公子从里到外看得透亮。在这样一个老谋深算的主子面前,即使是老成练达的“官油子”,也会感到捉襟见肘,穷于应付;更何况纳兰这样的性情中人,一介书生。真是苦了他也。

在这种情态下,每次出巡扈驾,纵使面对莺飞草长、杂花生树的三春丽景,快绿怡红、芰荷十里的九夏清光,也难以引发出他的游观兴趣,必然是怅触无端,了无意绪。他在一首《蝶恋花》词中写道:


又到绿杨曾折处,不语垂鞭,踏遍清秋路。衰草连天无意绪,雁声远向萧关去。  不恨天涯行役苦,只恨西风吹梦成今古。明日客程还几许,沾衣况是新寒雨。


如果说,“不语垂鞭”、“无意绪”,是直写心境的消沉;那么,水驿山程,客途迢递,新寒雁唳,风雨泥途,则为暗喻“天涯行役”之苦。说是“不恨”,其实,字里行间已经充分透露了个中原委。那么,恨的又是什么?西风吹老英雄梦,等闲白了少年头。一种牢骚、怨望的情怀跃然纸上。

在那种鸟笼般的侍卫生活环境中,回到朝中入直,日子恐怕更为难挨。这从纳兰的《踏莎行》词中可以看出:“金殿寒鸦,玉阶春草,就中冷暖和谁道?小楼明月镇长闲,人生何事缁尘老。”宫殿里的生活,充满了难言的痛苦,无奈的悲凉,这种孤寂无聊、空耗岁月的侍卫生活,使他感到空虚,感到厌倦。可是,“就中冷暖”却又没处去说,“如鱼饮水”,只能自伤、自叹。从这里也可以悟解纳兰以“饮水”二字命名词集的用意所在。

他深悔自己出生在富贵之家,借着咏雪,他高吟:“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他酷爱身心自由,渴望摆脱宦海的羁绊,避开险恶的现实,去过清静的生活,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在庭园中特意修建了一座茅屋,并填写一首《满江红》词,借以抒怀述志:


问我何心,却构此、三楹茅屋。可学得、海鸥无事,闲飞闲宿。百感都随流水去,一身还被浮名束。误东风、迟日杏花天,红牙曲。  尘土梦,蕉中鹿。翻覆手,看棋局。且耽闲殢酒,消他薄福。雪后谁遮檐角翠,雨余好种墙阴绿。有些些、欲说向寒宵,西窗烛。


词人说,我修筑茅屋的目的,是为了要过闲适自在、无拘无管、无忧无虑的海鸥般的生活。过去,浮名束身,实在耽误得太多了。其实,那些如烟如梦、覆雨翻云般的仕宦生涯,看穿了也真是没有什么意思。真不如西窗剪烛,纵酒闲吟,雪后观松,雨余种绿,过一番平常人的日子。

当然,就连这“些些”想望,对他来说,也是甜蜜蜜的妄想,不可能兑现。在康熙这位手握王权、口衔天宪的尊神面前,是进既乏术,退亦无方。唯一能够获得解脱的,只有死之一途,那样就苦啊,痛啊,忧啊,闷啊,“百感都随流水去”了。


(2004年)



青天一缕霞


从小我就喜欢凝望碧空的云朵,像清代大诗人袁枚说的:“爱替青天管闲事,今朝几朵白云生?”尤其是七八月间的巧云,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我能连续几个小时眺望云空而不觉厌倦。虽然眺者自眺,飞者自飞,霄壤悬隔互不搭界,但在久久的深情谛视中,通过艺术的、精神的感应,往往彼此间能够取得某种默契。

我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当我读了女作家萧红的传记和作品,了解其行藏与身世后,便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这时,会立即忆起她的挚友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

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希望了解其生活原型,即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呵,呼兰河,这条流淌过血泪的河,充溢着欢乐的河,依然夹带着两岸泥土的芬芳,奔腾不息,跳搏着诱人的生命之波。

穿过大桥,满目青翠中,一条宽阔的马路把我引入了县城。东二道街,十字路口,茶庄,药店,一切都似曾相识,一切又都大大地变了样。

但是,可能因为期望值过高,当我踏进萧红故居,却未免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旧游地,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

联想到坐落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学校,虽然经过一百七八十年的沧桑变化,包括战乱与兵燹,但是,普希金当年的作业簿和创作诗稿,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相形之下,深感我们在搜集、保存作家的手稿、遗物方面没有完全尽到责任。

当然,也可以顺着另一条思路考虑:这位叛逆的女性的前尘梦影原本不在家里。在她自己看来,这块土地沦于敌手之前,“家”就已经化为乌有了。她像白云一样飘逝着,她的世界在天之涯地之角。“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如此而已。云,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手稿没有,何不去读窗外的云?

“白云犹是汉时秋”。仰望云天,同女作家当年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天空依旧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像雪山,像羊群,像棉堆,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我想,如果赶上傍晚,也一定能看到那变化俄顷,令人目不暇接的“火烧云”。

记得沈从文先生说过,云有地方性,各地的云颜色、形状各异,性格、风度不同。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不会看不到沈先生盛赞不已的青岛上空的彩云,肯定领略过那种云的“青春的嘘息”和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她也该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雨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这些恐怕都能引发女作家的奇思玄想。然而,她全没有记在笔下。

当豪爽的江湖行、亢奋的浪游热宣告结束,“发着颤响、飘着光带”的胸境和“用钢戟向晴空一挥似的笔触”,渐次消磨,而难堪的寂寞、孤独与失落感袭来的时候,她便像《战争与和平》中曾是战斗主力的安德烈公爵,受伤倒在地下,深情地望着高远的苍穹,随着飘飞的白云,回到梦里家园去寻求慰藉,慢慢地咀嚼着童年的记忆—这人生旅途中受用不尽的财富。

对萧红来说,尽管童年生涯是极端枯燥、寂寞的,家园并无温馨可言,甚至经常感到扞格不入;但是,“人情恋故乡”,就像一首诗中描述的:“满纸深情悲仆妇,十年断梦绕呼兰。”一颗远悬的乡心,痴情缱绻,离开得越远,回音便越响。于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便在“永久的憧憬与追求”中孕育诞生了。

时代造就了萧红。难能可贵的是,她不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冲破了封建枷锁,离家出走,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个勇敢的娜拉;而且,由于亲炙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和得到一批革命作家及其作品的滋养,同时也接触了世界近代以来人文主义思潮和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文化觉醒意识,她在文学创作伊始,就显示了崭新的精神世界,以稚嫩的歌喉唱出了时代的强音和民众的愿望。

对于乡园,她没有沉浸在一般层次上的眷恋、遐想与梦幻之中,而是超越了五四新文学的美学思索,在现实主义与个性主义、人道主义交叠的文化视点上,力透纸背地写出了“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深入地开掘其关于“国民性”的哲理反思和病态社会的无情清算。

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以充分的感性化、个性化的认知方式,通过散化情节、淡化戏剧性、浓化情致韵味的艺术手法,揭露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造成的弥天灾难,展示病态人生、病态社会心理的形成,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

作为一个植根于现实土壤的现代文化追求者和思想先驱,她始终以其深邃的思考和“另一个世界”的眼光,审视着这块古老而沉寂的大地,呼唤着“别样人生”,期待着黎明的曙色。而且,为这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闲花一样悄然陨落,却长期活在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说,她是很幸运的。

像萧红一样,呼兰河既没有长江的波澜浩荡,也不像黄河那样奔腾汹涌;呼兰县城更是普通至极的一个北方城镇。但是,地以人传,河以文传,由于这里诞生了一位著名女作家,它们已被镌刻在文学碑林上,因此,名闻遐迩。这里的小桥流水、窄巷长街,都一一注入了生命的汁液,鲜活起来,充溢着灵性,吸引着无数中外游客。

而前来探访的客子、学人,也必然要对照萧红的作品去“按图索骥”,溯本寻源。这样,人文与自然相辅相成,历史和现实交辉互映,就益发强化了景观的魅力。

流光似水。如今,那被女作家诅咒过的岁月,远逝了;那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人格的牛马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血泪交迸的“生死场”,已经照彻了灿烂的阳光。

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

我蓦然想起,《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不也是这般年纪、这样天真吗?可是,只因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来飞快,头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一点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

从“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的死寂无声的黑暗年代,到能够在阳光照彻的新天地里自由地纵情谈笑,这条路竟足足走了几千年!

如果萧红有幸活到今天,故地重游,看看呼兰河畔翻天覆地的变化,听劫后余生的王大姐讲讲她的苦尽甘来,再赏鉴一番故乡的“火烧云”,也许会用她那珠玑般的文字,写出一部《呼兰河新传》哩!


(1990年)



骆宾王祠联

日昨,浙江义乌作家潘爱娟女士折柬相告,骆宾王纪念馆已经落成,大厅里悬挂上由我撰拟的对联与匾额,她还拍摄了两张照片一并寄来。感慰之余,浮想联翩,绵绵思绪霎时飞扬到了数千里外的义乌江畔—

那一年出访义乌,可说是事出偶然;但我对于这里的思慕却是由来已久的。说来,人的情感的发生确也十分奥妙。比如说,对一个陌生地方的向往,常常不是像故乡那样,由于曾经同她有过长期亲密的接触,从而留存下浓烈的意缕情痕;情况恰恰相反,倒是缘悭一面者居多,纯属意念中的遐思畅想—或者肇因于一则诗文、一幅画面,或者联结着一段有趣的轶闻往事,甚至可能出自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绪无端”,结果弄得魂梦相牵,萦萦难以去怀。我的“义乌情结”的形成也正是这样。

大约是四十几年前吧,我在高校读书时,无意中在图书馆看到一幅中国画:开阔的江面上,一叶扁舟荡漾在金光潋滟的清波里。岸旁挺立着两株高大的乔木,红叶灼灼,像是两支硕大无朋的烛天烈炬。斜阳一抹中,整个树冠的轮廓和劲拔的躯干透出斑驳的绀紫。在一般的作品中,黄昏暮色总是被涂抹得凄清、萧瑟;老树孤村,昏鸦数点,似乎成了深秋薄暮的特有景观。可是,在这幅画面上却大异其趣,洋溢着撩荡心魂的亮色,呈现出一种格调高华的丰赡与壮美。更加显眼的是,画的左上方的“留白”处,题着一首郁达夫的七绝:


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

别有风怀忘不得,夕阳红树照乌伤。


诗句为这幅画作加上点睛之笔,增添了特殊的艺术魅力。

义乌在公元前20年建县时,曾取名“乌伤”,源于秦孝子颜乌葬父献身,乌鸦衔泥相助,嘴为之伤的动人传说;唐高祖武德七年,改为今名。“骆丞”即“初唐四杰”之一、大名鼎鼎的骆宾王,晚年他曾作过临海县丞;“宗爷”指的是北宋抗金名将、著名民族英雄宗泽。这一文一武,都是义乌人,他们有如并峙的双峰屹立在浙中大地上。1933年晚秋,郁达夫曾有故乡之行,途经义乌,写下了这首七绝,时为11月11日。这在他的散文《杭江小历纪程》中有过记载。其时正值东北三省沦陷,祸深寇急,国运衰颓的存亡绝续之时,举国上下亟待振作精神,抒张正气,共赴时艰。也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诗人才想到这两位古代英灵的。

那幅国画的作者为谁,已经记不得了。可是,那丽景,那氛围,那轩昂的气势,却像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心中暗自思忖,有朝一日,一定要坐在义乌江畔,静下心来,饱看一番实实在在的红树,夕阳。

也许有人感到奇怪,—几句诗文,一幅画面,就会引发出他乡游子神奇的憧憬,播下思恋的种子。其实,这种情况是所在多有的。当我还没有机缘踏上“春风十里扬州路”的时候,就已经久久地钟情于她了,原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在脑子里翻腾。我多么渴望亲自站在瘦西湖畔,五亭桥边,直接体味一番那清景迷人、月华如练的景色啊。还有丘迟《与陈伯之书》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不仅着实打动了陈伯之,重新撩拨起他的久经淡漠的故国之思;也使我这个塞外学子,在千载之下随之而心旌摇荡,尚值童稚之年,就对于祖国的江南春色满怀着无边的向往。

那次访问义乌,因为时届初夏,自然没有看到“夕阳红树”的胜景,心中未免感到几丝缺憾;但更大的收获是乘便凭吊了骆宾王的枫塘墓地,还寻访了坐落在城市公园中他的故居遗址,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对于骆宾王这位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桑梓先贤,当地人民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们赏赞其轶群超凡的文学天才,耿介拔俗、刚直不阿的品格,炽烈的正义感和惊人的勇气,也深情地哀悯他那充满着悲剧性的不幸遭遇。他们把这位千古奇才引为故乡的骄傲,以他的姓名命名驰誉中外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宾王路”、“宾王大桥”等纪念性建筑设施布满市区内外。其时,一些学者、名流正在倡议扩建骆宾王纪念公园,重修枫塘古墓,而且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义乌的文友知道我和他们一样尊重这位旷世英才,喜欢他,也了解他,便委托我为拟议兴建的骆宾王纪念馆撰写一副对联,我也乐于以笔墨为媒介,实现一次暌隔千古的两个灵魂的慧命交接。

骆宾王,可以说是个倒霉、晦气的文人,生前没过上几天顺心日子,迭遭不幸,备受颠折,死后却依旧得不到安宁,不停地被折腾过来折腾过去。由于受儒家正统观念所支配和政权更迭的影响,强加于他的人格面具总是在不断地变换着,时而被贬斥为“狂悖躁进,落魄无行”的驵侩之辈,时而又被尊崇为“义诛诸吕”的周勃和光复唐祚的狄仁杰一流人物。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南明小朝廷的弘光帝,也要抬出这已死的亡灵来大做文章,封他为“文忠公”,还写了一篇《唐文忠公像赞》,意在以骆宾王匡扶唐室的“义举”为号召,作为苟延残喘的强心剂。

千余年来,骆宾王以一个“陪衬人”的对比角色,始终被捆绑在则天后的“龙车凤辇”上,随着这位女皇的荣辱、浮沉而起伏跌宕,一忽儿鹰击长空,一忽儿鱼翔浅底。当武则天被定谳为篡位窃国,大逆不道时,他便被打扮成“心存故国,不忘旧君”的义士忠臣,一时间大红大紫,闹得沸沸扬扬;而当这位女皇帝的历史被包装成金光璀璨,振古励今的七彩华章时,骆宾王又一变而为开历史倒车的“反面人物”,以致在“大革文化命”的“史无前例”时期,竟遭到挖掘坟墓、焚毁文集的惨劫。

明末清初,有人曾为骆宾王祠题过这样一副联语:


讨伪周在窃器之初,义揭中天,奚待虞渊方夹日;

恢唐室于颁文以后,功扶坠地,终教仙李再盘根。


说来说去,总是重复着“功”啊“义”呀那一套用滥了的词语,脱不开“伪周”、“仙李”封建传统的干系。这和前面提到的周勃、狄仁杰式的“义士忠臣”,或者什么“驵侩之辈”、“反面人物”的论定,同出一辙,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种种色色的现实政治需要,是由旁人强涂硬抹到他的脸上的油彩。

其实,骆宾王什么也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他只是一个才华出众、富有文誉的大诗人,一个正气堂堂、有血有肉有骨气的男儿汉,一个行高于人、刚直不阿而饱遭忌恨、备受煎熬的悲剧人物。我们应该剥掉一切强加给他的“伪装”和“时装”,除去罩在头上的各种“恶谥”与光环,还他以本真的面目。

于是,我草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露重风高,一檄雄文沉巨响;

潮残日暮,三生老衲向孤檠。


横批是:


一代文宗


按照一般规则,联语应该对事主的多彩人生加以高度的概括,而这又是颇费周章的。因为骆宾王的阅历极为丰富,在他近七十年的生涯中,值得记述的事件不知凡几,而联语的容量十分有限,只能择取其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最有典型意义的二三经历。由于他是一位在文学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作家,讲述他的经历又必须对应其诗文创作,使这些诗文与其生命进程的发展链条紧相联结。

经过一番覃思苦虑,我在二十二字的联语里,集中讲了他的三段经历:上联讲他的遭谗系狱和草檄声讨武则天这两件事情,其一生浮沉荣悴、祸福存亡,可以说尽系于此。将近两年的缧绁生涯,对于骆宾王无疑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但是,“塞翁失马”,祸福相循,这次劫波也使他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特别是五言律诗《在狱咏蝉》这样的代表作。同样,参与扬州起事,为李敬业草拟雄文劲采的《讨武曌檄》,使他遭遇了灭顶之灾。但也正是这篇檄文,不仅使这次“昙花一现”的军事行动放射出奇异的光彩,而且,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也玉成了这位失意的文人。人以文传,骆宾王凭着这张含金量很高的“入场券”,得以跻身于伟大的文学殿堂而傲睨千古。下联主要是讲了他最后兵败“逃禅”的悲惨结局。

作为“一代文宗”,骆宾王同旧时代绝大多数文人一样,其前进道路是呈双线式发展的:在诗文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于仕进一途,则极为崎岖坎壈,可说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但这两条轨迹又是紧相纠合,密切联结,相互影响,交错进行的,而且总是呈反向发展。每当仕途颠踬,政治上备受打击、迫害的时候,创作业绩便显现直线发展的态势。这一沉一显,一起一伏,似乎相互悖反,实际上恰恰反映了诗才塑造、创作生成的规律,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验证了骆宾王人品、文品和志行的高度统一。正是那社会的裂变、际遇的颠折和灵魂的煎熬,造就出他那义薄云天的磅礴情怀,氤氲而成一腔郁塞难抒、愤懑不平之气,为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赋予他以旺盛的生命激流,持久的创造活力和空前的艺术张力。

西哲有句传世的名言:性格决定命运。验之于骆宾王,大体上也是准确的。从个性特征来看,他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迂阔;二是刚直。

唐代科举场中重视私人引荐,注重考生声望,存在着请托、私谒、通关节、场外议定等流弊。小于骆宾王四十左右岁的陈子昂,对于“个中三昧”倒是摸得一清二楚。赴京应试时,为了扩大知名度,他特意在长安街头以重金买下一把名贵的胡琴,引起在场人群的惊异。他解释说:“我擅长此技。”人们请他当众表演一番,他说:“明天我在宣阳里举行宴会,到那里去听吧。”众人如期赴会,酒肴毕具,那把新买的胡琴也安放在那里。酒菜餍足之后,他手捧着胡琴,当众致辞:“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华,风尘碌碌,不为人知。说来可叹!至于摆弄这种乐器,本是贱工之役,实在没有价值。”说罢,当众把胡琴砸碎,并将百轴诗文遍赠与会人士。一日之内,便声溢全城。(见《独异记》)可是,骆宾王对于这里面的诀窍却缺乏研究,也可能虽然了解这种流弊,但不肯屈从俯就,结果就屡挫科场。

这位七岁时就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的妙语天成,在乡里博得“神童”美誉的奇才,京城应试,却名落孙山。后来虽然勉强入仕,没过多久便遭到了罢黜。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经人举荐,充任了豫州道王府的幕僚。道王李元庆十分欣赏他的才华,特意下了一道手谕,要他“自叙所能”。岂料,这个“迂夫子”却不识时务地说,“大谈个人的长处,掩饰自己的行迹,贪禄冒进,是可耻的行径,既扰乱了邦国大计,也败坏了个人名节”,因而明确表示,不能奉命。之所以如此决绝,固然由于他看重节操远胜于追逐名利,因而面对宗室重臣的赏识提携,不为所动;也和他多年来对于官场上那种“炫媒自售”的恶习极端愤慨有直接关系,于是便借助这个喷火口,放言高论,大张挞伐。后果自然是招惹了道王的不快,此后一段时间,只能坐冷板凳了。

又过了十多年,已经年届半百的他,经过再度对策考试,被授予唐时九品三十个官阶中第二十九级的奉礼郎,虽然也算个京官,但品秩极其卑下,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小股长或者办事员吧。职责是遇有朝会与祭祀典礼时,负责君臣版位的安排和祭器的摆设,仪式开始时做些赞导与鼓吹的事。造物主也实在是有意捉弄人,竟让一位文坛巨擘整天从事这些无聊的琐事,真还不如索性回家去“扪虱”窗下。可是,饥寒累,稻粱谋,又使他下不了那个决心,只能在背后发发牢骚。不料,即使这个小小的“芝麻官”也没有坐稳,三年过去就又遭人排挤了。

他后来曾经几度从军,但都无功而返。吏部按绩考核,量功补过,重新授职,几经曲折,终于爬上了御史台侍御史这个比较像样的位置。这是朝廷的监察官,职责是“纠举百僚,推鞠狱讼”。骆宾王一向疾恶如仇,刚直狷介,敢于秉公行事,直言纠举,现在又恰好在这个位置上,自然要不断地开罪于人。特别是当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他出于正义感,屡次飞章讽谏,结果遭到了武则天的忌恨,上任不到半年,这个职司纠举贪官的侍御史,就遭人构陷以莫须有的“贪黩”罪名,一变而为阶下囚。这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骆宾王来说,自是痛苦万分。狱中,他借着咏蝉来抒写自己的愤懑: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蝉,在全诗中属于整体性象征,一开局便采用比兴手法,以凄婉的蝉声来领起他这身陷囹圄的囚徒(南冠)的悠悠思绪。他在想些什么呢?想的是书剑无成,半生潦倒;想的是时世艰危,仕途险恶;想的是高洁受污,沉冤莫白,前路不堪设想。由于首联像倒挽银河一般打开了阔大的局面,下面就如飞流直泻,一发而不可收。次联的特色是物我合一,一句说蝉,一句讲他自己。此际,骆宾王已是满头白发,自然会感叹大好年华在多重的政治磨难中黯然消逝。三联纯用比体,表面说蝉,实际上是暗喻社会人生,也正是他悲惨遭际的写照。“风多”、“露重”是说政治环境的恶劣;“飞难进”说他仕途艰难;“响易沉”比喻言论上受钳制,也说明苦心进谏并没有获得丝毫的效果。最后以问句作结,造语凄凉。在举世皆浊的大环境中,纵然像秋蝉那样餐风饮露,也无人信其高洁,没有谁会为之辩诬、昭雪的。到头来,只能和这高洁的鸣虫相濡以沫,惺惺相惜了。

骆宾王在狱中已经过了花甲之年,赶上唐高宗立英王为皇太子,大赦天下,侥幸获释,第二年夏天出任临海县丞。又过了两年,高宗驾崩,太子嗣位,是为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这个权欲极强,野心忒大的女人,先王在世时就已久操国柄,现在,哪里肯把朝政和盘交出!于是,找个借口,废中宗为庐陵王,另立幼子为帝。这样,她就实实在在地总揽了朝纲。一时,武氏私党气焰熏天,诬陷、告密之风盛炽,酷吏横行,用刑日滥,李唐宗室和元老勋臣诛戮殆尽,到处笼罩着一派恐怖气氛。

这一年的春天,骆宾王因事晋京,耳濡目染了这般般情事,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凄苦难言,从他《与程将军书》中也许可以窥知一二:“万里烟波,举目有江山之恨;百龄心事,劳生无晷刻之欢。”实在是伤心人语。在返回临海途中,得知原眉州刺史李敬业兄弟准备在扬州举兵起事,他激于冲天的义愤,当即主动投军,共同密商讨伐武后的大计,并以艺文令的身份,起草了檄文,传布各个州县,号召天下勤王,匡复唐室。

实际上,朝廷权力的争夺与转移,对骆宾王来说,原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几十年间,李唐王朝并没有给过他玉堂金马,高官厚禄。他之所以慷慨从征,自是基于反抗邪恶势力与残暴统治的强烈的正义感和“经国济民”的参与意识,当然,封建士子的正统思想和伦常观念也起了一定的心理支撑作用。

以他那种激扬踔厉的气质,怎堪如此长时间的沉沉重压!在看似静默中,一种郁勃已久的生命激潮,正狂奔怒涌般鼓荡在渊深的灵府里,等待着一场极度残酷的野性搏击。时机终于来到了,个体生命的强悍张扬,人格气质的直接外化,总算有了着落。他悲慨,他震怒,他把满腔怨愤全部倾泻到这篇战斗的檄文里,嬉笑怒骂,恣肆披猖,词锋锐利,气势雄浑。正如郁诗所言:“骆丞草檄气堂堂。”一个“气”字包容着丰富意蕴:正气堂堂,元气淋漓,怒气贲张。因此,檄文一出,就像震天号角一般,发挥出极大的鼓动作用。

檄文从武则天的出身、品性讲起,胪列她的种种秽行劣迹和残害勋臣、窥伺神器的阴谋祸心,在“用事实说话”的前提下,极力铺陈,层层剖断,剥去其“母仪天下”的伪装,破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对“天后”的偶像崇拜。而当谈到当朝公卿将相所肩负的责任时,则词严义正,合情入理,极具感染力、说服力。文中说,诸公世袭爵禄,或与皇室为宗亲,或曾受命于朝廷,值此高宗坟土未干,中宗就被废逐的艰危时世,你们自应“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

据说,武则天初览檄文,还不动声色,及至读到“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禁为之击节感叹,说:“人有如是奇才,而使之沦落不偶,宰相之过也!”当然,这也不过是自我解嘲,或者一时动情说说而已,奸雄欺人,大抵如此。她早已把这个“糟老头儿”恨得牙痒痒的,一旦抓到手,不把他千刀万剐才怪呢。不信,且看扬州起兵失败后,她是如何疯狂报复,残酷镇压的。对于参与起事的,不问主从轻重,一律诛杀务尽,连已经死去二十七年的勋臣李都不放过,只是因为他是李敬业的祖父,也要毁坟戮尸,哪里表现出半点儿的豁达胸怀和容人雅量!

早于“天后”四百七十年的曹丞相,有时也要扮扮“红脸儿”,他不也曾极度赞赏过孔融、杨修、祢正平的才华吗?可是,这些人的下场如何?还不一个个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他的刀下之鬼!不该否认,一些明智的君主爱惜人才是真,但他们所看重的往往不是“具体的人”,而是人才的实用价值—有利于巩固他们的统治。前提条件必须是为我所用,供我驱使。当他们发现情况与此相悖时,总是要一杀了事。过去两军交战,粮草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但是,待到此地无法落脚必须撤离时,首先就要忍痛把它烧掉,再有用也不能留下。原因何在?防其资敌也。人才的情况也是如此。

扬州起事的军队,尽管檄文中称为“铁骑成群,玉轴相接”,尽管满怀着必胜信念,声言“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但众寡之势悬殊,加上决策出现某些失误,面对着武则天几十万大军的围剿夹击,不出三个月就土崩瓦解了。“一檄雄文”也随之而沉咽了它的洪音巨响。

关于扬州兵败后骆宾王的结局,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略,只说是“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结果,千余年来,聚讼纷纭,产生多种多样的说法。大别之有三类:一说为其部将斩杀;一说投水自尽—应了他从前的诗:“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一说匿迹潜逃。

我相信最后一种说法。唐中宗复位后,朝廷曾责令郄云卿搜集骆宾王的诗文,并结集印行。郄在文集序言中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的话。郄云卿与骆宾王同时而稍后,而且是奉旨寻查,他的结论应该有足够的根据。至于逃亡的下落,也所传不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遁入空门,即“灵隐为僧”说。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之问(初唐诗人)被贬黜后放还,游览杭州西湖的灵隐寺。夜月通明,他在长廊里乘兴行吟,以《灵隐寺》为题,吟成了起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一联却苦吟至再,终不如意。这时,发现一位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接谈之后,老僧帮他续就:“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听了,异常惊愕,没想到这个方外之人竟有如此高的诗才。接下去就顺势展开,斐然成篇。但老僧的续句,实为全诗之警策。次日清晨,披衣往访,则不复见矣。经过问询寺里的人,才知那位老僧原来就是名闻四海的骆宾王。这样一个难得的机缘,竟然交臂失之,宋之问感到深深的怅悔。

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骆宾王诗集中载有两三首赠宋之问的诗,说明他们过去有过交往,日后邂逅灵隐,竟然晤面不识,似乎有悖常理。但是,见过面就能永记不忘吗?岁月淹忽,世事沧桑,形貌发生变化是必然的,即使早年见过面,打过交道,此刻,月下猝然相逢,很难说就一定能够辨认出来。何况,社会上早已传闻骆宾王兵败伏诛,纵然尚在人间,又怎会想到他已出家,且在灵隐!

《本事诗》中这段故事,曾被宋、元之后的文人多次引用。我在联语里也隐括了这则轶闻,并借助骆宾王续句中的“沧海日”与“浙江潮”两个意象,以“潮残日暮”象征其悲剧下场。“老衲”且又“三生”,意在表明其僧人身份,暗喻他有佛禅夙缘。“孤檠”独对,寂寥自不堪言,回思既往,一起举兵起事的志士仁人,都已化身泉壤,只剩下自己还在窃延残生,看来时日也无多了。

提到骆宾王的结局,自然要涉及他的葬身之地。《骆氏宗谱》中收录一篇明万历四十六年的序言,内有“先生潜迹灵隐,终归于家,葬邑东三十里上枫塘之原”的记载,这里指的就是义乌的枫塘古墓。而明人朱国桢《涌幢小品》中却记述,一曹姓农民于正德年间在江苏南通城东黄泥口发现了骆宾王墓。消息传出,远近轰动,有人写了四首《骆宾王遗墓诗》,各地文人纷纷步韵奉和,多达一百九十余首。足证后人对于这位悲剧人物是无限景仰和殷殷眷注的。

骆宾王关于“逃禅”的选择,总的可说是不得已而出此。因为他是一个极端热衷世务,勇于任事,不甘沦落的人。闻一多先生称他“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是一个“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这是很准确的。你看他从军巴蜀期间,偶然遇见友人卢照邻的情妇郭氏,听她哭诉了与卢的恋情以及卢忘情负心的衷曲,当即写了一首《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的长诗,意在以情动人,希望卢回心转意。与此堪称姊妹篇,他还写过《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一诗,同样是为痴情女子打抱不平的。说明他富有同情心,情感非常丰富。

但他还有另一面,你看那首《于易水送人》诗: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是不是有些寒气袭人,凛然肃杀之气?还有那首扬州起事时写的《在军登城楼》,该是何等激扬壮烈,意气风发: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很难设想,这样一个豪情四溢、浑身冒火的热血男儿,当遭遇挫折之后,会心志全灰,遁入空门。其实,这里恰恰表明了人性的复杂,情感的跃动;也反映出古代中国文化传统在封建士子身上的深重印痕。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终生奉行的立身方略。一方面,他们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满怀着立功名世的抱负,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十分强烈;另一方面,由于世途的艰危、命运的难于把握,他们又往往向老庄与佛禅寻求逃避磨难的精神逋逃薮,直至作为终老的栖身之地。

过去有“英雄回首即神仙”的说法。一些盖世豪杰,名王宿将,当他们彻悟人生,名心荡尽,或者面临着致命威胁,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会撒手红尘,选定佛门这个括地涵天、大而无外的避难所。骆宾王是这样,根据传说,明初的建文帝,明末的李闯王,走的都是这条路。

从功业的角度来衡量,骆宾王无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他的诗文杰作,却如杜甫所言,是“不废江河万古流”,长存未泯的。过去,人们习惯以成败论英雄,其实,这是大可以研究的。成败的关键常常取决于外在条件,外在条件不同,人生机遇各异,结局必然不同。也正因为如此,功业、建树、贡献,往往难予比并;但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说,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品格,作为人人都应具备的内在条件,却是可以效法的。由于“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人永可以存在”,所以“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钱穆语)

骆宾王不仅以其出色的诗文,光耀文学史册,而且,还是一位敢爱敢恨、无所畏惧的勇士。在他的身上,充溢着那么一种骨气,一种正气,一种侠气,一种值得称道的高尚品格。我想,这也正是世人、特别是家乡人民热爱他、尊重他的根本原因吧?


(2003年)



春梦留痕

真个是“江山也要伟人扶”!儋州,古称“南荒徼外不毛之地”,只因九百年前大文豪苏东坡曾在这里谪居三年,便声闻四海,成了历代骚人迁客、显宦名流觞咏流连、抒怀寄兴的所在。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游人远出岭表,万里间关,前来亲炙这位全能文艺大师的遗泽,领略其逆境中闪射出的人格异彩。

儋州地处海南岛的西北部,宋代称为昌化军,治所在靠近北部湾的中和镇。此间现存很多东坡遗迹,最著名的要算有“天南名胜”之誉的东坡书院了。当年只是一所厅堂,为坡翁讲学会友、诗酒谈欢之地,后人为了纪念他,就地建起了亭、堂、殿、馆一应俱全的书院。所存楹联特多,粗粗算了一下,不少于四十副。这在苏、杭、汴、洛的名城胜邑也是不多见的,何况是僻处天南海陬,遐方殊域。洵可谓洋洋大观!

书院主体建筑载酒堂,系由坡翁亲自命名,取《汉书·扬雄传》中“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之意。建堂时日,史籍失载,从东坡离儋五十年后,南宋名臣李光贬谪昌化军时曾会友赋诗于载酒堂,并有“荒园草木深”之句来看,可以推知此堂当建于东坡在儋之日。堂前现有载酒亭一座,为双层亭檐结构;堂庑两侧莲花池中游鱼可数,岸边有挺拔的椰树和清幽的翠竹,环境颇为隽雅。

十年前,儋州政府于书院西园雕塑了《东坡笠屐》的铜质全身塑像,再现了先生“劲气直节,豪宕不羁”的风采。村民们望着蔼然可亲的东坡雕像,深情无限地说,先生说“我本儋耳民”,“海南万里真吾乡”,可是,一走就是八九百年,头也不回呀!现在总算归来定居,再也不走了。他们满意于先生那副头戴竹笠、身穿布袍、脚拖木屐的田夫野老打扮,认为雕塑艺术家充分地体现了民意。

后殿里还有一座《东坡讲学》的组塑。你看他,手把书卷,正襟危坐,目光炯炯,慰诲循循,真是形神毕肖。先生在幼子苏过陪侍下,正与“贫而好学”的当地友生黎子云细论诗文,显现出文人之雅、直臣之鲠、智士之慧的综合气质。

东坡书院的一副楹联,恰当地概括了上述的场景:


图成石壁奇观,戴雨笠,披烟蓑,在当年缓步田间,只行吾素;

塑出庐山真面,偕佳儿,对良友,至今日端拱座上,弥系人思。


联语中“图成石壁奇观”云云,指的是镶嵌在载酒堂石壁上的《东坡笠屐图》。据《儋县志》记述:一天,东坡过访黎子云,归来途中遇雨,便从路旁一农夫家借了一顶竹笠戴在头上,又按照农夫的指点,脱下了布鞋,换上一双当地的木屐。由于不太习惯,又兼泥泞路滑,走起来晃晃摇摇,跌跌撞撞。路旁的妇女、儿童看见老先生的这副装扮,纷纷围观嬉笑,篱笆里的群犬也跟着凑热闹,“汪汪”地吠叫不止。而东坡先生并不在意,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南宋的周紫芝最先把这一生动自然、潇洒出尘的形象绘成图像,取名《东坡笠屐图》。明代的宋濂和唐伯虎也都分别以“东坡笠屐”为题材题词、作画,使之得以广泛流传,风行中外。

在中和镇,坡翁结交了许多黎族朋友,切实做到了他诗中所表述的:“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入乡随俗,完全与诸黎百姓打成一片。他常常戴上一顶黎家的藤织裹头白帽,穿上佩戴花缦衣饰的民族服装,带上那条海南种的大狗“乌嘴”,打着赤脚,信步闲游;或者头戴椰子冠,手拄桄榔杖,脚蹬木屐,口嚼槟榔,背上一壶自酿的天门冬酒,一副地地道道的黎家老人形象。

走在路上,他不时地同一些文朋诗友打招呼;或者径入田间、野甸,和锄地的农夫、拦羊的牧竖嬉笑倾谈。找一棵枝分叶布的大树,就着浓荫席地而坐,天南海北地唠起来没完。他平素好开玩笑,有时难免语重伤人,在朝时,家人、师友经常提醒他出言谨慎,多加检点。现在,和这些乡间的读书人、庄稼汉在一起,尽可自由谈吐,不再设防,完全以本色示人。

有时谈着谈着,不觉日已西沉,朋友们知道他回去也没有备饭,便拉他到家里去共进晚餐,自然又要喝上几杯老酒,结果弄得醉意朦胧,连自家的桄榔庵也找不到了。正像他在诗中所写的: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他常常踏遍田塍野径,寻访黎族友人,若是一时没有找到,就拄起拐杖,疾步趋行,闹得鸡飞狗跳,活像着疯中魔一般。这也有诗可证:


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

东行策杖寻黎老,打狗惊鸡似病风。


东坡《海外集》中收有一些与黎族人民纯情交往的诗篇。有一首诗是这样陈述的:在集市上,他遇见一位卖柴的黎族同胞,形容枯槁,精神却很饱满;平生未闻诗书,但能超越荣辱名利的牵累,具有高洁的内心世界。由于言语不通,他们只好通过手势来传输情感、沟通思想。卖柴人很喜欢这个平易近人的汉族老先生,嫌他这身儒冠儒服不太适用,便慷慨地奉赠了一块自家织出来的吉贝布料,让他做成黎家式样的服装,以御风寒。

据曾在儋州一带工作过的朱玉书先生考证,吉贝,是一种高仅数尺的植物,秋后生花吐絮,洁白似雪,纺织出来曰“吉贝布”。早在战国时代,黎族先民就把它作为贡品,深为当时最高统治者所赏识。

生活还很困苦的黎族同胞,能够把这样珍贵的物品慨然相赠,说明他们对诗人饱含着敬慕与爱戴的深情;而具有易感的心灵、长期遭受倾陷迫害的老诗人,则把普通民众这种暖人肺腑的真情,同封建时代官场上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甚至凭空构陷,落井下石的龌龊恶行加以比较,感到确实悬同霄壤,天差地别。他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体验,悟出了人生真谛:“情义之厚,有加以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风,果在世外。”

东坡先生于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抵达中和镇,开始其谪居生活,到元符三年六月奉命渡海北归,在这里只住了三年。但他留给当地黎、汉两族人民的美好印象,却如刀刻斧削一般,千古不磨,久而弥深。人们缅怀先生的遗泽,传颂着许许多多生动感人的轶闻佳话。

为了纪念他,此间不仅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小学、东坡公园,甚至还把当地说的一种官话称为“东坡话”,戴的斗笠叫作“东坡笠”,吃的蚕豆名为“东坡豆”。村里有一口“东坡井”,父老们口耳相传:先生当日舍舟登陆后,发现村民饮用的竟是潦洼积水,污浊不堪,以致经常患病,便带领群众踏勘地脉,就地挖井汲泉。数百年来,井泉源源不竭,水质甘甜,群众饮用至今。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先生前来视察,还曾舀上一勺,亲口尝过。

无独有偶,镇西十五公里处,紧靠海边的地方,也有一口古井,名为“白马井”。传说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归来,三军在此登岸,正值盛夏炎阳似火,一个个口渴难挨,将军的坐骑白马,掠地长嘶,“踏沙得泉”,解除了将士干渴之苦。为了纪念这位伏波将军,感戴这番神奇的恩赐,后人便在泉眼上面筑围成井,并在井上盖起一座伏波庙,世世代代,香火不绝。

耐人寻味的是,同是掘井得泉,伏波将军的行迹却被后人神化,千秋筑庙奉祀,凌驾于万民之上,人们自然敬而远之;而诗翁东坡则截然相反,他置身于群众之中,力求做一个货真价实的“黎母之民”,老百姓便也接纳了他,把他看成是自家人。

九百年间,世事纷纭,沧桑变易,外边世界走马灯般地变幻无常,“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坡翁以风烛残年的一介流人,却能世世代代活在黎、汉两族人民的心里,未随时间的洪流荡然汩没。这一方面说明了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的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

东坡先生入儋之初,尽管朝廷有“不得签书公事”的旨令,但毕竟还挂有一个“琼州别驾”的虚衔,因此,州府官员依例把他安置在城南的州衙里暂住。从诗人吟咏的“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落枕前”,看得出,州衙的房舍原是十分破漏的。经过一番修葺,总算可以安居了。不料,后来被下来巡访的官员所察知,立即出面干预,这样,东坡先生只好从官舍中搬出,到城南污水池旁边的桄榔林丛中买下一块地方,在邻里和友生的热情帮助下,“运甓畚土”,“结茅数椽”。先生名之为“桄榔庵”,并率性吟咏: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其实,房舍十分鄙陋,而且周围环境也十分恶劣:“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至于清代画手笔下的《桄榔庵图》,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原貌,那上面画的是:一带连山之下,林木掩映中,现出一座由高大院墙环绕着的三进砖石结构的典丽厅堂。其间显然带有文人想象的“诗化”成分,并不符合当时当地的艰窘实况。

现在,桄榔庵已经片瓦无存了,遗址周围还有一些耸天直立、羽状复叶丛生于茎端的桄榔树,临风摇曳,楚楚生姿,令人蓦然兴起思古怀人之情,仿佛依稀可见先生当日林间负手行吟的情态。而村民们尽管明明知道,这些林木都是后来长起的,并非东坡先生手植;但是,因为它们长在先生住过的庵舍四旁,便也爱屋及乌,像《诗经·甘棠》篇所讲述的:“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在这里,村民们同样以悉心爱树的深情,寄托着对坡翁的思念。

旧志载,东坡旧宅桄榔庵中曾有一副对联:


烟景迷离,无搅梦钟声,尽许先生美睡;

风流跌荡,有恋头笠影,且招多士酣游。


下联讲的是实情,上联却未必尽然。因为东坡先生毕竟是放逐荒徼的待罪谪臣,朝中那些居心险恶的政敌,是不会任他那样“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

殷鉴在兹,前车不远。东坡谪居惠州期间,相依为命的爱妾朝云,由于不服当地水土,染病故去,诗人衰年丧侣,晚境凄凉。一天,万分孤寂、佗傺无聊之中,写下了一首题为《纵笔》的七绝: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哪里料到,这样一首抒怀小诗竟惹出一场新的祸端。宰相章惇以为东坡贬谪之后处境安稳,便奸笑着说:“苏子瞻尚尔快活!”于是,又矫诏把他再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儋州)安置。此时的心态,坡翁自己讲得很清楚:“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在惊魂惴惴之中,纵然“无搅梦钟声”,也还是“心似惊蚕未易眠”。所谓“尽许先生美睡”,不过是人们的一种想象与推测,其实只是善良愿望而已。

这一年,诗人已经六十二岁了,以其羸弱多病之身,不要说发配到这素有“鬼门关”之称的“风涛瘴疠”、“非人所居”的南荒徼外,即使是再在惠州住上三年二载,恐怕也得“子孙舁骸骨以还”了。实际上,执政诸人就是蓄意让他葬身海外,否则,怎么会作这样的安排呢?这一点,先生本人也是了然于心的。因此,出发前,即已做好了不能生还的准备,两个儿子陪送他很长一段路程,到广州后与长子苏迈诀别,然后带上幼子苏过,乘船溯西江而上,在藤州与弟弟子由相遇。因为知道这次是生离死别,分手前夕,兄弟二人及家人在船上愁坐了一整夜,自有苦不堪言的痛楚。

他给友人王敏仲写了这样的告别信。大意是:我于衰迈之年,投置蛮荒之地,根本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因此,已经和长子江边诀别,处置好一切后事。到了海南之后,我首先要预备下棺材,然后再挖下墓圹,留下手疏给儿子,告诉他们:我死后就葬身海外,不必扶柩内迁。这也是东坡的固有家风啊!到了贬谪地之后,他照例给朝廷写了一道《谢表》,里面也有“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的话。

到了儋州,面对的果然是极端困苦的生活:“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而且毒雾弥漫,瘴疠交攻。东坡曾记下过这样一段文字:“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另一位贬儋诗友对此作了更贴切的概括:“万里来偿债,三年入瘴乡”。这是他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而他的内心,尤其苦闷至极。坡翁乃深于情者,一向笃于夫妇之爱。昔日贬谪黄州,有长期相伴、苦难同当的妻子王闰之偕行,“身耕妻蚕,聊以卒岁”,尚可时时获得感情上的抚慰;后来到了惠州,虽然妻子已死,但仍有“如夫人”朝云这个红颜知己,生死相依,体贴备至,成为暮年遭贬时的生命支柱。可是,赴儋之前,朝云即已葬身惠州,现在已是形单影只,茕茕孑立,自然无限感伤,倍觉孤独。这对一个枯木朽株般的垂暮老人来说,无异于“孤树加双斧”,等待他的,难道还会有其他出路吗?

谁料,结果竟然大大出人意外。坡翁在这里不仅逐渐安居下来,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得以生还;而且,还对这蛮荒艰苦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直到遇赦北归之后,还在朗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回到内地,当友人问及海南贬居情况时,先生颇带感情地回答:“风土极善,人情不恶。”

之所以如此,著名学者徐中玉先生在《苏东坡在海南》一书的序言中深刻地指出,就是因为诗人自己觉得已有了个“今我”。这种历经艰苦、世变之后的憬悟,是他所觉察到的与“故我”不同的对生命价值、人生意义的新认识的表现。这也正是坡翁在逆境中安时处顺、取得精神解脱的症结所在。

入儋伊始,他还深陷于“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的感伤中,他说,我刚刚来到海岛时,环顾四围,水天无际,当时心情非常苦闷,想的是“我可什么时候能够走出此岛呢?”但是,过了一阵子又觉得,天地本身就围在水中,九州圈在茫茫的大瀛海里,中国就在少海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有的生命无一不在海岛之中。认识到这一层,他也就跳出了蚂蚁般的身小视短的狭隘视界,获得了一种超越意识,最后得出“俯仰间有方轨八达之路”的积极结论。“此心安处是吾乡”。条件的优劣,境况的顺逆,于他已不具备实质性的差异了。

除了这种“憬然自悟”,坡翁在儋州还曾得到过高人的指教,从中意外地获得一场活生生的人生顿悟。

据《侯鲭录》、《儋县志》等记载,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三月的一天,东坡负着大瓢,口中吟唱着《哨遍》词,漫游在中和镇的田间,遇到一位家住城东、正往田头送饭的七十多岁的老媪,两人就地闲唠起来。

东坡问道:“老人家,你看于今世事怎么样啊?”

老媪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世事不过像一场春梦罢了。”

东坡又问:“怎见得是这样呢?”

老媪直截了当地讲:“先生当年身在朝廷,官至翰林学士,也可以说是历尽了荣华富贵;今天回过头看,不就像一场春梦吗?”

东坡听了,点头称“是”,若有所悟,于是,自言自语道:“这就是‘春梦婆’呀!”

儋州自汉代设置郡县以来,历朝都有流人谪徙,可以考知名姓的第一位流人乃是隋代的宗室杨纶。他先被流徙广西,后来逃往儋州避难。至于唐代、五代十国和宋初,贬谪儋州的达官仕宦,更是接踵而至。“谁知把锄人,昔日东陵侯!”依我看来,这个“春梦婆”,当是某一显贵流人的亲属或者后代。否则,不会对于世事沧桑有如此深邃的感悟。总之,不管是怎样情况下出现的,反正对于东坡先生来说,这番警钟式的箴言,不啻醍醐灌顶,以至一场当头棒喝。

在同普通民众融洽无间的接触中,东坡的悟世思想不仅未被消解,反而益发强化起来。与黎族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那种完全脱开功利目的的纯情交往,使他在思想感情上发生了深刻变化,获得了精神上的鼓舞、心灵上的慰藉,以及战胜生活困苦、摆脱精神压力的生命源泉;挣脱了世俗的桎梏,实现了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如的超越境界。

如同一切伟大的诗人、作家一样,苏东坡的思想也是异常丰富、复杂的。早在出仕之前,他就已经熔铸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于一身,初步构成了他那复杂而独特的思想体系。在尔后的起伏颠折中,有时候,儒家的弘扬内在精神,实现自我,积极用世,在他的思想中占上风;有时候,道家的绝对自由、超越时空的淡泊无为,又在心灵中居于主宰地位。屡遭贬谪之后,他曾盛赞《庄子》实获吾心,把庄子思想当作自己的既存见解,从而进一步消解了仕途经济的理想抱负。

“下视官爵如泥淤,嗟我何为久踟蹰。”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正如一位当代学者所指出的,东坡在生存的诸多灾难中,找寻到被失落的个体生命的价值,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自由,从而能够站在比同时代人更高的层次上俯瞰社会人生,获得一种自我完善感和灵魂归宿感。

说到东坡的思想变化,我想起了他晚年的一首七绝。渡海北归之后,坡翁在当涂遇到了诗人郭功甫,想起几年前贬谪惠州时这位老朋友曾经有诗相赠,当时未及作答,这次,他欣然命笔,依韵作和。诗共两首,其一云:


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

九万里风安税驾,云鹏今悔不卑飞。


首句隐括了当时善恶颠倒、是非混淆的腐败朝纲;次句是对友人赠诗中“今在穷荒岂易归”的回答,显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豪迈感;第三句是说,他这只“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大鹏,想要凭借风力安然降落,为最后一句张本;第四句是全诗主旨,说他悔于从前高翔远翥,以致活得太累太苦,决心要“收敛平生心”,追求“我适物自闲”、“乐事满余龄”的精神境界,在淡泊宁静中,过上一种平平常常、自然本色的日子。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并没有料到,三个月后他就一病不起,撒手尘寰了,这种并非奢求的享受一番平常生活的渴望,终于未得实现。

东坡书院中有这样一副对联:


北宋负孤忠,春梦一场,忘却翰林真富贵;

南荒留雅化,清风百世,辟开瘴海大文章。


寥寥三十二字,对于坡翁在超越自我、战胜逆境的同时,以其“清风雅化”,为开启海南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做了有力的概括。

坡翁在多年放谪生活中,逐步实现了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或者说是疏通了两条心灵的渠道。

一方面的转换,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在孔门圣教熏陶下,他自幼即“奋励有当世志”,立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和“尊主泽民”的理想抱负。针对国库空虚、官冗兵弱等弊政,他曾写过大量策论,想要通过改革,“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但是,现实并不赋予他这种机会,“戴盆难以望天”,刀斧之余,一贬再贬,仕进之途已经重重阻塞。作为乐天知命的达人,他欣赏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委任自然的人生态度,适时地疏通了情感的渠道,把心智转向自然,寄兴山水,放情吟咏,找到了一个与污浊、鄙俗、荒诞的现实世界迥然不同的诗意世界,痛苦的灵魂得到了艺术的慰藉。

他刚一踏上海岛,就被这里的奇异风光吸引住了。海南山间的急雨奔雷,开阔了他的胸襟,触发了他的诗兴:“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他热情地赞美岛上特有的飓风来临时的绮丽景色:“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这同诗翁的豪纵不羁的情怀恰相映照。难怪弟弟子由读后,激赏其“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天空海阔的浩瀚气势,使他冷静地思考人生,达观地对待人生,既引发出宇宙无穷而生命有尽的感慨,又产生了将有限生命统一于无穷宇宙的顿悟。南国的生机盎然的迷人春色更令他怡然心醉,升华了他的乐观情趣和诗性人生,这也有词为证:


春牛春杖,无限春光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花似肉红。

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在这方面,坡翁与晚年的谪仙李白有些相似。李白流寓皖南,通过同下层民众的广泛接触和沉酣于壮美无俦的自然山水之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长才未展、壮志难酬的苦闷,平复了由仕途险恶所造成的心灵损伤,激发了澎湃的诗情,三四年间写诗一百三十多首。东坡在贬谪期间,也同样取得了诗文的巨大收获,居儋三年共写诗一百七十四首,各体文章一百五十六篇。

两人晚期的诗文,作为解脱苦闷、宣泄情感、释放潜能、实现自我的一条根本途径,作用是一致的;但是,其中也有明显的差异。除了时代的烙痕,比如唐诗重性情,以形象、韵味见长,而宋诗重说理,以议论、理趣取胜,李、苏两家自不例外。单就风格来讲,虽然同是豪纵奔放,挥洒自如,都具备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但太白一些诗作,愤激、清狂,反映出内心的苦痛与压抑之沉重;相形之下,东坡为诗则显得从容、逸宕一些,而且时杂风趣。他说:“吾侪老矣,不宜久郁。”可见,内心同样也有深重的忧伤,只不过善于消解罢了。

坡翁另一方面的转换,是他立足于贬谪的现实,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从关心民瘼、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

他劝说黎胞开垦荒地,多植稻谷;推广中原先进耕作方法,移植优良品种。针对当地以巫为医、杀牛祭鬼的陋习,大力向村民宣传卫生知识,介绍医方药物。同时,抱着对黎胞的深厚感情,劝学施教。坡翁有一首《迁居之夕,闻邻舍儿诵书,欣然而作》的诗:


幽居乱蛙黾,生理半人禽。

跫然已可喜,况闻弦诵音。

儿声自圆美,谁家两青衿?


对于南荒徼外的儿童奋勉向学,诗人由衷地感到喜悦和欣慰。

当时,前来东坡书院负笈就学的,不仅有本地的贫寒士子,如黎子云、符林、王霄等;有些远在千里、百里之外的友生,也纷纷上门听讲,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一时“书声琅琅,弦歌四起”,“学者彬彬,不殊闽浙”。

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四五百年间,儋州未曾有一人登第。对此,坡翁深以为念。遇赦北归时,他将自己所用的一方端砚送给了弟子姜唐佐,并题句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意思是,海南与中原地区虽为沧海隔开,但地脉未曾断裂,文脉也应该是相连的。读书士子要发愤图强,勇破天荒,改变当地文坛落寞的现状。诗句中对于海岛人才的成长,寄寓了殷切的期待。坡翁的这一厚望并没有落空,离儋不久,这里便陆续有一些人擢第登科,并出现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琼台记事录》载:“宋苏文忠公之谪居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东坡先生无分境况的穷通,一贯关心民生疾苦,热心为百姓兴利除弊,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生命本色的体现,表现了封建时代作为一员开明的士大夫的优秀品格。如果说,过去在太守任上,这样做是出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使命感,还带有某种“恩赐”因素和“临民”恣态;那么,现在身在海南,则完全与黎民百姓融为一体,换黎装,说黎语,甘愿“化为黎母民”,既不是居高临下,也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我本儋耳民,流落西蜀间”,索性以本地群众一员的身份出现。

说到诗翁谪居海南期间教民化俗的泱泱德政,人们自然会想到东坡书院的另一副联语:


公来三载居儋,辟开海外文明,从此秋鸿留有爪;

我拜千年遗像,仿佛翰林富贵,何曾春梦了无痕?


这里隐括了东坡的两首诗。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提到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春梦”云云,两典并用:一是上引的“春梦婆”谈及的“昔日翰林富贵一场春梦耳”;二是东坡谪居黄州时曾写过一首七律,内有“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之句。这里用“秋鸿有爪”、“春梦留痕”来状写东坡先生居儋三年的名山事业、道德文章,极为贴切。

纵观两宋以还的千年史迹,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的善行来说,真正能够和坡翁比并的人,原不是很多的。有明一代,远谪云南的杨升庵算是一个。据《蒙化府志》记载:当地士人,无论认识与否,都载酒从升庵先生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从杨升庵在滇的诗文著述之繁富在明代首推第一来看,也与东坡有其相似之处。

其不同之处在于,杨升庵在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之外,还纵情声色,流连歌妓,放浪形骸,有时竟达到颓废的程度。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这简直就是胡闹了。坡翁是绝不为此的。

当然,杨升庵这样佯狂放诞,有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一面,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对于杨氏父子在“议大礼”中的表现,尤其对升庵挑动群臣哭谏闹事一举,一直切齿怀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可是,在坡翁来说,似乎全然不顾危机四伏的处境,也不理会这种韬晦全身的策略,否则,他也许不去浪吟什么“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了。

一提起这两句诗,我又不由得记起了那位专和东坡作对的奸相章惇。算是皇天有眼,这个太平宰相居然也成了谪臣,偏偏贬逐在离海南很近的雷州(海康),而且,东坡就在遇赦北归途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坡翁的心境如何,是快心惬意呢,还是报之以轻蔑的沉默?按说是都有可能的,而且都在情理之中;然而,却全然不是。他实在是一位宽厚的长者,听到这个讯息之后,他立即写信给章惇的女婿,备极恤慰,及于家人。信中说:“子厚(章惇字)得雷,为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甚瘴。舍弟(指子由)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辟太夫人也。”

整人人整,磨墨墨磨,章惇作法自毙,原属罪有应得。《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一流,千秋万世钉在耻辱柱上,更是天公地道。据其本传记载,子由贬谪雷州,不许居住官舍,便花钱租赁民房。章惇闻知后,即以“强夺民居”罪名,下令追究处治。后因发现租券上分明记载着已经偿付了租金,只好作罢。这次,章惇谪居雷州,恰巧又到这家来“问舍”求住,户主说:“算了吧,前次苏次公来住,为了那个章丞相找茬儿,我们几乎倾家破产。今后再也不往外租房了。”

天地间,竟有这样的巧合,真令人击掌叫绝。可惜我不会饮酒,不然,一定要开樽拍案,浮一大白。


(1997年)



诗人的妻子


在妇女地位低下、“妻以夫贵”的旧时代,凭借着丈夫的权势与财富,作威作福,颐指气使,飞黄腾达的女性,数不在少。皇帝之妻、宰相之妻、元帅之妻,自不必说,即使是六品黄堂、七品知县的妻子,也统统被称为命妇。唐代的命妇,一品之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的为郡夫人,四品的为郡君,五品的为县君。清制,命妇中,一品二品称夫人,三品称淑人,四品称恭人,五品称宜人,六品称安人,七品以下称孺人。反正都是有封号、有待遇的。

但是,诗人的妻子不在其内,除非那些丈夫做了大官的,否则,不但享受不到那些优渥的礼遇,生活上还会跟着困穷窘迫,啼饥号寒。这就引出了幸与不幸的话题。套用过去那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老话,也可以说,一为诗人之妻,便只有挨累受苦的份儿了,这是不幸;但是,如果嫁给一个真情灼灼、爱意缠绵的诗人,生前,诗酒唱和、温文尔雅;死后,丈夫还会留下许多感人至深、千古传颂的悼亡诗词—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吧。

此刻,我想到了苏东坡的三位妻子。她们都姓王,死得都比较早,一个跟随着一个,相继抛开这位名闻四海的大胡子—苏长公。

先说苏公的第一任妻子王弗。

这是他在故乡时,由他的父亲苏洵一手包办的,当时属于早婚。妻子才十五岁,东坡刚到十八岁。女方家在青神,与苏家相距不过十五华里。

过门之后,王弗虽然岁数很小,却成熟得早,聪慧异常。特别是在东坡年富力强、意气风发、经常任才使气之时,妻子的箴规解劝,起到了良好的“减压阀”、“缓冲器”的作用。

有个“幕后听言”的故事,一直流传广远—

东坡这个人,旷达不羁,胸无芥蒂,待人接物宽厚、疏忽,性格有些急躁、火暴,用俗话说:有些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由于他与人为善,往往把每个人都当成好人;而王弗则胸有城府,心性细腻,看人往往明察无误。这样,她就常常把自己对一些人的看法告诉丈夫。出于真正的关心,每当丈夫与客人交谈的时候,她总要躲在屏风后面,屏息静听。一次,客人走出门外,她问丈夫:“你花费那么多工夫跟他说话,实在没有必要。他所留心的只是你的态度、你的意向,为了迎合你、巴结你、讨好你,以后好顺着你的意思去说话。”

她还提醒丈夫说:现在,我们是初次独立生活,身旁没有父亲照管,凡事应该谨慎小心,多加提防,不要过于直率、过于轻信;观察人,既要看到他的长处,也要看到他的短处;再者,“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速成的交情往往靠不住。

东坡接受了妻子的忠告,避免了许多麻烦。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年轻貌美、精明贤惠的妻子,年方二十六岁,便撒手人寰,弃他而去了。抛下一个儿子,年方六岁。

东坡居士原乃深于情者,遭逢这样打击,益发情怀抑郁,久久不能自释,十年后还曾填词,痛赋悼亡。这样,由于嫁给了一位大文豪,王弗便“人以诗传”,千载而下,只要人们吟咏一番《江城子》,便立刻想起她来—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上阕抒写生死离别之情,面对闺中知己,也抒发了沉郁在胸中已久的因失意而抑郁的情怀,“凄凉”二字,传递了个中消息;下阕记梦,以家常语描绘了久别重逢的情景,以及对妻子的深情忆念。

妻子离世之后,苏东坡开始续弦。他的第二任妻子,名叫王润之,是王弗的堂妹。这一年她刚好二十岁,小东坡十一岁。

自幼,她就倾心仰慕姐夫的文采风流,可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堂姐故去,她立即表达了愿意锐身自任,相夫教子,承担起全部家务的愿望。得到了胞兄的鼎力支持,更获得了未来丈夫的首肯。东坡先生过去就见过这位小堂妹,觉得她正合己意。

关于这个王润之,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多有刻画:


她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个好妻子。


她不如前妻能干,秉性也比较柔和,遇事顺遂,容易满足。在丈夫生活最活跃的那些年,她一直与他相伴,抚养堂姐的遗孤和自己的儿子,在丈夫宦海浮沉的生活里,一直和丈夫同甘共苦。男人一生在心思和精神上有那么奇特难言的惊险变化,所以,女人只要聪明解事,规矩正常,由她身上时时使男人联想到美丽、健康、善良,也就足够了。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她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王润之默默地支持丈夫度过了一生中崎岖坎坷、流离颠沛的二十多年。其间,东坡曾遭遇过平生最惨烈的诗祸:“乌台诗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他被抓进乌台,关押达四个月之久。这是北宋时期一场典型的文字冤狱。

润之的父亲是进士,她本人也能读会写;但是,她把这些全都一概放下。她只为丈夫做他所爱吃的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东坡先生对她非常满意。他曾说过,他的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限制丈夫饮酒。他还曾写诗,说儿子或可责备,像陶渊明曾有《责子诗》一样;而妻子就只有表彰的份儿了,她十分贤惠,大大超过东汉的学者敬通—


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


我们都读过东坡的《后赤壁赋》,该能记得其中的这样一段: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似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

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不时之需。”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那位说“我有斗酒”的妇人,就是王润之。尽管文中没有披露名字,但妻子体贴、支持丈夫的这段佳话,由于被东坡写入他的名篇,因此而千古流传。

王润之死时,东坡居士已经五十八岁,不禁老泪纵横,哭得肝肠寸断,几不欲生。他写了一篇祭文:


呜呼!昔通义君,没不待年,嗣为兄弟,莫如君贤。妇职既修,母仪甚敦,三子如一,爱出于天。

从我南行,菽水欣然,汤沐两郡,喜不见颜。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顷,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

已矣,奈何!泪尽目干。旅殡国门,我实少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尚飨!


全文分三部分,其一是说,润之是贤惠的妻子、仁德的母亲,视前妻之子,一如己出;其二是说,丈夫屡遭险衅,仕途蹉跌,妻子安时处顺,毫无怨言;其三,作出承诺: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通义君”指王弗,这是王弗殁后朝廷对她的追赠。“没不待年”,是说王弗去世不到一年,他们的婚事便定了下来。因为王弗留下的幼儿无人抚育。“三子”,一是姐姐留下的,加上自己婚后生育的两个。

苏东坡被贬黄州,润之随他南下,生活十分拮据,困难时吃豆子、喝白水,妻子也欣然以对;待到丈夫接受两郡封邑,收取许多赋税,渐渐富裕起来,她也并没有怎么欢喜,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孰馈我田”,有学者研究,元丰二年七月发生乌台诗案,苏东坡下狱,润之为了营救丈夫,不得不请求父亲施以援手,父亲遂拿出很多财产让她去京城打点。

妻子死后百日,苏东坡请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和尚为王润之诵经超度时,他将此十张画像献给了妻子亡魂。待到苏东坡去世后,弟弟苏辙按照兄长的意愿,将他与润之合葬在一起。

苏东坡的第三任妻子,也姓王,名朝云,字子霞,年龄小于东坡近三十岁。她在十二岁时,即从杭州来到王弗身边做了丫环,后来被东坡纳为小妾;在他被流放到岭南惠州时,润之已死,这样,就只有她一人随行。在凄清的晚境中,东坡由她相伴,倒也情怀愉悦,心境安然。两人相亲相爱,关系非常融洽。

朝云生有一个儿子,名叫遁儿。在他出生三天举行洗儿礼时,苏东坡写了一首著名的七绝: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诗是有感而发的,或者说,是借助写儿子来发泄老子的弥天愤懑。这也难怪,东坡一生由于聪明过度,才华横溢,所受到的挫折与打击实在是太多了。不过,诗句的幻想成分过重,在那忌才妒能的封建时代,又要做公卿,又要无灾无难,岂非是甜蜜蜜的梦想!

朝云小时识字不多,但天分极佳,到了苏家之后,接受长时期的文化熏陶,奋力读写,获得飞速进步。东坡先生非常喜爱她。她好佛,对道家也感兴趣,东坡便称她为“天女维摩”,意为一尘不染。据佛经记载,当年释迦牟尼居住在一个小镇,这天,正与门人研讨学问,空中忽然出现一位天女,将鲜花撒在他们身上。众门人身上的花瓣均纷纷落在地下,只有一人身上的花瓣不落下来,沾着不掉。天女解释,此非花瓣之过,乃是此人凡心不退,尚有人我之分。

初到惠州时,朝云才三十一岁,东坡曾给她写过一首词,调寄《人娇》:


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空方丈,散花何碍?朱唇箸点,更髻鬟生彩。这些个,千生万生只在。  好事心肠,着人情态。闲窗下,敛云凝黛。明朝端午,待学纫兰为佩。寻一首好诗,要书裙带。


这里也提到了“维摩境界”,说她“散花何碍”。诗人把爱升华到了宗教高度,充分体现出他对朝云的挚爱之诚、赞许之深。

朝云三十四岁华诞,东坡曾写诗《王氏生日致语口号》,前有小序,略云:“人中五日,知织女之暂来;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诗是一首七律:


罗浮山下已三春,松笋穿阶昼掩门。

太白犹逃水仙洞,紫箫来问玉华君。

天容水色聊同夜,发泽肤光自鉴人。

万户春风为子寿,坐看沧海起扬尘。


前两句,交代时间、住所;中间四句,描写女主人的精神风貌—太白、紫箫,依然透露着道家仙气;“天容水色”、“发泽肤光”,状写她的花容玉貌。最后两句,落脚到生日祝贺上来。

时在春中,可是,到了七月,惠州一带瘴疫流行,朝云即染疾身死。东坡悲痛异常,觉得失去一个知音。“织女暂来”云云,竟然一语成谶!

说到朝云的巧慧、机敏,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东坡一日饭后散步,拍着肚皮,问左右侍婢:“你们说说看,此中所装何物?”一婢女应声道:“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另一婢女答道:“满腹智慧。”他也以为不够恰当。爱妾朝云回答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东坡捧腹大笑,认为“实获我心”。

朝云死后,东坡将她葬在惠州西湖孤山南麓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筑亭纪念,因朝云生前学佛,诵《金刚经》偈词“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而逝,故亭名“六如”。楹联为:


从南海来时,经卷药炉,百尺江楼飞柳絮;

自东坡去后,夜灯仙塔,一亭湖月冷梅花。


还有一副楹联: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妙在以东坡口吻,状景描情,极饶韵致。


(2012年)



孤枕梦寻

自由飞翔的愿望和现实的种种羁绊之间,仿佛永远有一道无形的穿不透的墙。古人喜欢用“心游万仞”、“神骛八极”之类的话语来状写人的心志的放纵无羁。可是,实际上却是,或则被弃置在灵魂的废墟上,徒唤奈何;或则被拘禁在自己设置的各种世俗陈规的樊篱里,不能任情驰骋,像一只笼鸟那样,即使开笼放飞,也不敢振翮云天。

倒是酣然坠入了黑甜乡之后,神魂在梦境中,可以凭借大脑壳里的方寸之地,展开它那重重叠叠的屏幕,放映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画面。既不受外界的约束,自己也无法按照计划加以规范,完全处于一种自在自如的状态。而由于任何人在梦中都会撤下包装,去掉涂饰,从而显露出各自的本来面目,因此,梦境中的那个自我,往往比清醒状态下的更真实,更本色。梦境是一部映射心灵底片的透视机,可以随时揭示出人的灵魂深处的秘密。

说来,梦境也真是奇妙无比。哪怕是天涯万里,上下千年,幽冥异路,人天永隔,也可以说来就来,要见就见。梦中似乎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也不大考虑基础和条件。清人胡大川《幻想诗》中,有“千里离人思便见,九泉眷属死还生”,“天下诸缘如愿想,人间万事总先知”之句,现实生活中根本做不到,可是,梦境中却能够实现。

当然,梦境也并不总是尽如人意。甜美的固然不少,但凄苦、忧伤的梦也常常碰到,有的还会使人震怖,遑遽。而且,经常是幻影婆娑,扑朔迷离,像日光照射下的枝间碎影,像勉强连缀起来的残破的网片,又像是迸落在岩石上飞流四溅的浪花,不仅错乱复杂,不易解读;而且,有的竟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更主要的是,现实中得不到的,梦境中也未必就能如愿以偿,所谓“绮梦难圆”者也。

林黛玉魂归离恨天,贾宝玉到了潇湘馆号啕大哭一场,意犹未尽,还想在梦中见上一面,细话衷肠,于是,诚心诚意地独自睡在外间,暗暗祷告神灵,希望得以一亲脂泽,孰料“却倒一夜安眠,并无有梦”。大失所望中,只能颓然慨叹:“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第一次愿望没有达成,又寄希望于第二次,结果,照样是一无所获。

大抵人们做梦,不外乎由内在与外在双重因素促成。所谓内在,是指精神上、心理上的想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梦是心头想”,“昼有所思,夜有所梦”;而外在因素,即是指身体上、生理上的物质原因,比如,心火盛即往往夜梦焦灼;四体寒凉则梦见风雨交袭。古人把前者叫作“想”,把后者叫作“因”。二者结合起来,决定了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做什么梦。

现代人说,梦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生活中某种想望与追求的反映。歌德说过:“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是在含泪上床以后,梦境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安慰他,使他从悲伤中超脱出来,从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看来,德国的这位大诗人是善于做梦的了。

无独有偶,在中国,也有一位大诗人最懂得在梦境里讨生活。我敢说,古今中外的诗人中,南宋的陆游堪称是最善于做梦的一个,而且,许多梦中情境又能通过诗篇记叙下来。在现存的八十五卷《剑南诗稿》中,专门记述梦境的诗达九十九首之多,里面记叙了许许多多现实中未能实现而在梦境中得到补偿的快事。当然,这仅仅是他的记梦诗的一部分。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四十二岁之前,他大约做诗一万八千多首,经过自己两次删定,只留下了九十四首,其中记梦诗只有一首。料想在人生多梦的青年时期,他一定会做过更多的梦,写过更多的记梦诗,可惜,绝大多数都已删除,后人已经无缘得见了。

读过了陆游的《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和关于他的几部传记,仿佛觉得这位老诗翁就在我的身旁,倾吐着他的“忧国复忧民”的积愫,愤切慨慷地朗吟着他那豪情似火的诗章;凌晨起来散步,耳边也似乎回响着老先生情深意挚的娓娓倾谈。但诗翁的形象却并不十分鲜明。虽然他的诗里有“团扇家家画放翁”之句,但我却没有见过几幅他的画像。按照明人黄道周对他的形象的描述,“供之千佛经前,又增得一幅阿罗汉像也”,我想象他的个头不会太高,面相是和善的,甚至看起来有些憨态可掬,没有诗仙李太白那种丰神俊逸、潇洒出尘之概。但是,应该说,两人的“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丈”却是一致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在欣赏陆游诗作过程中,我习惯于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情趣,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透过那些炽烈喷薄的诗章,看到了诗翁的盘马弯弓之姿、气吞残虏之势,感受到的是诗人的雄豪雅健;可是,同时却也体味到了他的英雄失路、托足无门、壮士凄凉、宝刀空老的悲哀。就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对祖国、对爱情的执着坚定、之死靡他的精神,简直可以说是感天地而泣鬼神。

恰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爱国情绪饱和在陆游的整个生命里,看到一幅画马,碰见几朵鲜花,听了一声雁唳,喝几杯酒,写几行草书,他都会惹起报国仇、雪国耻的心事,这股热潮有时甚至泛滥到梦境里去。即使是残年老病,政治上遭受重重打击,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诗翁也从不叹老嗟卑,仍旧期待着勇跨征鞍,披坚执锐,奔赴杀敌的前线。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描述的: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但是,命运对于他实在过于苛酷,终其一生,也难得一遇大展长才以酬夙志的机会。他的仕途十分坎坷,直到三十四岁,才谋取一个福州宁德县主簿的职位,后来又担任过镇江府、隆兴府的通判,却又屡遭弹劾。许多愿望只能靠梦中结想,梦中追忆。他在七十七岁时,回思征西幕中旧事,有“不如意事常千万,空想先锋宿渭桥”之句,可说是很好的概括。

四十九岁这年秋天,他在嘉州以权摄州事身份,成功地主持过一次军队的秋操检阅。整齐的队伍,赫赫的军威,使他联想到,国家并不是没有抵抗侵略的武装力量,自己也不是不能用武的文弱书生,只是没有很好地组织,也没有这个机会。否则,“草间鼠辈何劳磔,要挽天河洗洛嵩”,那是毫无问题的。凭借这个“想”和“因”,半个月后,他做了一个梦:大军驻扎河东,抗击入侵之敌,声威所至,望风披靡,当即派出使者,招降敌人占领下的边郡诸城,“昼飞羽檄下列城,夜脱貂裘抚降将”,“腥臊窟穴一洗空,太行北岳元无恙”。尽管不过是黄粱一梦,但是,当时那种称心快意的劲头,实在不是笔墨所能够形容的:“更呼斗酒作长歌,要遣天山健儿唱。”

这类令他快然于心的梦,后来还做过。一次,梦中随从皇帝车驾出征,全部收复所失故地。“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沦陷区人民兴高采烈投入祖国的怀抱,不仅重睹“汉家威仪”,而且,连梳妆打扮都与京城趋同了。

陆游一生中最称心的岁月,是从军南郑那段时间。当时,抗战派首领王炎任四川宣抚使,驻节南郑,掌握着西北一带的兵权和财权。陆游此时正好在他的幕下。过去,虽然他也喜欢谈兵论战,划策筹谋,但毕竟都是纸上空谈;这次,亲临前线,而且深得主帅的信任,正是一展长才的机会。除了建言献策,帮助首长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还经常巡视各方,传达指令,并且到过大散关下的鬼迷店和仙人原上的仙人关,这两处都是宋、金对峙的最前线,有时身披铁甲,骑着骏马去追击敌人;有时还行围打猎。一次,正在催马扬鞭,纵横驰骋,突然一阵风起,一只猛虎蹿出,陆游挺起长矛戳去,正中老虎的喉管,“奋戈直前虎人立,吼裂苍崖血如注”。一场令人惊怖的搏斗,就这样胜利地结束了。

可惜,这样的战斗生涯只过了半年,随着王炎的调回临安,他的欢快生活亦告终结。虽然像一场短梦那样,还没来得及仔细地玩味就惊醒了,但却刀刻斧削一般,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永生难以忘怀的印象。九年后,他已经回到故乡山阴赋闲,当忆起这段生活时,曾经写道,“骏马宝刀俱一梦,夕阳闲和饭牛歌”;又过了十年,他已经六十七岁了,在一首《怀南郑旧游》的七律中,再次惋叹:“惆怅壮游成昨梦,戴公亭下伴渔翁。”

反复慨叹往事如烟,旧游成梦,一方面说明这段生活的短暂,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这段美好经历是何等的珍视。西线陈兵,简直成了陆游的一个永生不解的情结,因而不但反复忆起,更是多次结想成梦。他自己曾说过:“客枕梦游何处所?梁州西北上危台。”“慨然此夕江湖梦,犹绕天山古战场。”一部《剑南诗稿》中,记载这方面内容的梦中之作不胜枚举,有的在题目上还直接标明“梦行南郑道中”、“梦游散关渭水之间”。如果说,往事如梦如烟,那么,这段往事再进入梦境之中,并且把它形诸笔墨,那就真正是梦中说梦了。

陆游胸中的另一个情结,就是同爱妻唐琬的那段短暂的情缘。这使他梦萦魂牵,终生不能去怀。

二十岁这年,陆游和舅舅的女儿唐琬结婚了。唐琬是一个美貌多情的才女,对于诗词有很好的修养,和陆游兴趣相投,因此,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美满,情深意笃,以白头偕老相期;又兼亲上加亲,按说家庭关系也应该处理得很好。谁料,陆游的母亲竟然对自己的内侄女很不喜欢,最后甚至蛮不讲理地硬逼着儿子和她仳离。如果处在今天,夫妇完全可以不去管它,至多离家另过就是了。可是,在那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在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威压下,陆游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抗“慈命”的,他只能向母亲婉言解劝,百般恳求,而当这一切努力都毫无效果之后,就只好含悲忍痛,违心地写下了一纸休书。一对倾心相与的爱侣,就这样生生地被拆散了。后来,陆游奉父母之命另娶了王氏,忍辱含垢的唐琬也在叩告无门的苦境中,改嫁给同郡士人赵士程了。

光阴易逝,转眼间十年过去了。在一个柳暗花明的春天,陆游百无聊赖中,信步闲游于禹迹寺南的沈家花园,偶然与唐琬及其后夫相遇。尽管悠悠岁月已经逝去了三千多个日夜,但唐琬始终未能忘情于陆游。此时,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踽踽独行,情怀抑郁,唐琬心中真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酸是苦,分外难受。赵士程为人还算豁达洒脱,当下已经觉察了妻子痛苦的心迹,便以唐琬的名义,叫家童给陆游送过去一份酒肴。

陆游坐在假山上的石亭里,呆呆地望着伊人的“惊鸿一瞥”,转眼已不见了踪影;温过的酒已经变冷,肴馔也都凉了。他眼含清泪,一口口地吞咽着闷酒,体味着唐琬深藏在心底的脉脉深情,心中霎时涌起一丝丝的愧怍;想到人世间彩云易散,离聚匆匆,不禁百感交集,顺手在粉墙上题下了一首凄绝千古的《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上阕透过眼前的实景,忆述当日美满姻缘的破坏经过及其沉痛教训;下阕写春光依旧而人事已非,昔日温存仅留梦忆。

原来,古代诗文有口头与书面两种传播形式,题壁属于后者。当诗人意兴淋漓、沛然发作之时,往往借助题壁的方式,来发抒磅礴的逸气,浇洗胸中的块垒。这种“兴来索笔漫题诗”,就古代文人自身来说,自不失为一种富有艺术情趣的生活内容和抒怀寄兴的方式,其间总是蕴涵着层次不一的非语言的信息;而对于普通读者或曰观众,则是一种近乎大众化的免费的精神享受,包括着对于诗人襟怀的解读以及诗情、书艺的欣赏。

有人考证,题壁始于汉代,已见于《史记》的记载;到了唐、宋时期,便成为骚人墨客惯用的一种写作方式,几乎达到无人不题、无处不题的程度。陆游是题得最多的诗人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去有文无卖处,等闲题遍蜀东西”,“酒楼僧壁留诗遍,八十年来自在身”。

相传,唐琬后来重游沈园,看到了陆游的题壁词,不胜伤感,当即和了一首: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栏。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噎佯欢,瞒!瞒!瞒!


不久,唐琬便悒郁而终。

清代诗人舒位游观沈氏园亭时,曾就陆游、唐琬的这场爱情悲剧写过一首七绝:


谁遣鸳鸯化杜鹃?伤心“姑恶”五禽言!

重来欲唱《钗头凤》,梦雨潇潇沈氏园。


寥寥四句,下笔如刀,无情地鞭挞着以“恶姑”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揭露了造成这场人为的悲剧的社会原因。

纯真的爱,作为人类一种自愿的发自内心的行为,作为自由意志的必然表现,是不能加以强制命令的。外力再大,无法强令人产生情爱;同样,已经产生的情爱,也不会因为外在压力的强大而被迫消失。陆游,这个生当理学昌盛时期的封建知识分子,没有,也不可能以足够的觉悟和勇气,去奋力抗击以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但在他的内心世界,却始终不停地翻腾着感情的潮水,而且,一有机会就冲破封建礼法的约束,作直接、率真的宣泄。诚如他自己说的:“放翁老去未忘情。”他年复一年地从鉴湖的三山来到城南的沈园,在愁痕恨缕般的柳丝下,在一抹斜阳的返照中,愁肠百结,踽踽独行。旧事填膺,思之凄哽,触景伤情,发而为诗。这种情怀,愈到老年愈是强烈。

陆游五十九岁这年,正隐居于故里山阴。一次夏夜乘舟中,他听到岸边水鸟鸣声哀苦,像是叫着“姑恶,姑恶”,当即联想到他和唐琬的爱情的悲剧结局,随手写下了一首五言古诗,最后四句是:“古路傍陂泽,微雨鬼火昏。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

九年之后的一个深秋,陆游重游沈园,看到蛛网尘封中当年的题词尚在,而伊人已杳,林园易主,流风消歇,不禁怅然久之。于是写下一首感旧怀人的七律: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晋朝的潘岳曾任河阳县令,后人遂以“河阳”来指称他。潘岳写过三首悼念亡妻的诗,在文学史上很有名。陆游的这首诗,寄托了对已故去多年的唐琬的深切怀念,同样属于悼亡性质,因而便以“河阳”自喻。诗翁满怀深情地说,林亭回首,泉路无人,如今幽冥异路,重见难期,只能心香一炷,遥遥默祷了。

陆游七十五岁这年春天,再一次来到沈园,目睹非复旧观的园亭景色,感叹好梦难寻,韶光不再,四十载倏忽飞逝,回思既往,益增唏嘘。于是,怀着更加沉痛的心情,为这位无辜被弃、郁郁早逝的妻子,写下了两首七绝: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光阴易逝,诗人已届八十一岁高龄。而爱侣仳离,劳燕分飞,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周甲子,连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是五十年前的旧事了;但是,唐琬的音容笑貌以及寄托着他们无限深情的沈园,却时萦梦寐。这天夜里,诗翁梦中重游了沈氏园亭,醒后写下两首纪实七绝: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倍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对于美好的事物,人们总是无限追恋的。当残酷的现实扯碎了希望之网时,痛苦的回忆便成了最好的慰藉。一年过后,一个暗淡的秋日,他写下了一首忆旧的七绝:


城南亭榭锁闲房,孤鹤归飞只自伤。

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


直到八十四岁高龄,他在《春游》诗中还写道: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在恋人的眼里,唐琬永远是美目流盼的丽人。诗中的“幽梦匆匆”,乃是追叹他们夫妇美满生活的过于短暂;“美人作土”云云,似是哀婉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逃不脱陨灭的厄运。

犹如春蚕作茧,千丈万丈游丝全都环绕着一个主体;犹如峡谷飞泉,千年万年永不停歇地向外喷流。爱情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历数十年不变,着实令人感动。此刻的诗翁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点,死神随时都在向他叩门;但是,他那深沉、炽烈、情志专一的爱的火焰,却伴随着生命之光,始终都在熠熠地燃烧着。一年过后诗翁也辞别了人世。

“尚余一恨无人会”,“但悲不见九州同”。晚岁的诗翁念念不忘沦陷的中原,念念不忘地下的唐琬。正是这两个情结,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感情完整、境界高远的诗翁形象。


(1985年初稿,1997年二改,2014年三改)



终古凝眉

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象中的易安居士,竟然是这样,其实,也应该是这样。

斜阳影里,八咏楼头。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我一遍又一遍地暗诵着她流寓金华时题咏的,现时书写在塑像后面巨幅诗屏上的这首七绝。

八咏楼坐落在金华市区的东南隅,是一组集亭台楼阁于一体的风格独特的建筑。楼高数丈,坐北朝南,耸立在高阜台基上。登上百余级石阶,凭栏眺望,南山列嶂,双溪蜿蜒,眼前展现出的画卷,俨然一幅宋人的青绿山水。

八咏楼初名玄畅楼,为南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当时任东阳郡太守的沈约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了。因为沈约曾在楼上题写过八咏诗,状写其愁苦悲凉的意绪,后人遂以“八咏楼”名之。唐宋以降,李白、崔灏、崔融、严维、吕祖谦、唐仲友等诗人骚客,都曾登楼吟咏,畅抒怀抱,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遂使它成为浙中一带具有深层文化积淀的著名人文景观。当然,要就写得苍凉、凝重,大气磅礴,堪称千古绝唱这一点来看,易安居士的这首《题八咏楼》当为压卷之作。

在创作上,易安居士谨遵以诗言志、以词抒情的固有传统。在其有限的传世诗章中,这一首是颇具代表性的。女诗人感慨无限地说,在强敌入境,国脉衰微如缕的艰难时世,像八咏楼这样“水通南国”、“气压江城”,占尽千古风流的东南名胜,留给后人的已经不可能是什么“遥吟俯畅,逸兴遄飞”的博雅风华了;而漫天匝地、塞臆填胸的只有茫茫无际的国恨家愁。“愁”字为全篇点睛之笔。诗中婉转而深刻地抒发了深沉的爱国情怀和对南宋统治者一味割地献金以求苟安一隅的讥讽。

现今的八咏楼为清代建筑,由四部分组成,前为亭廊,重檐歇山顶,亭内塑有沈约胸像,壁间综合介绍了建楼的历史;后三部分是一组三进两廊的硬山顶木架结构,展厅气势闳阔,朱红的楹柱托举着高大的屋顶,正中悬挂着郭老手书的“一代词人”匾额,下方是一座雪白的易安居士雕像。四周陈列着她的生平经历和诗词文赋代表作品。

这种前轻后重、喧宾夺主、后来居上的现象十分耐人寻味,它使人联想到成都的武侯祠,明明是昭烈庙,里面却主要陈列着诸葛武侯的文物。说来道理也很简单,“诸葛大名垂宇宙”,他的声望要高出先主刘备许多许多。较之沈约,李清照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是如此。难怪有人说,历史的影子总要打在现实上,对于历史的叙述与解释,必然带有叙述主体的选择、判断的痕迹。由于历史的认识是一种追溯性的,它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后人的当代阐释。

拾级步下层楼,我们穿过两条小巷来到了婺江的双溪口。此间为武义江与义乌江两水交汇之处,故得名双溪。婺江流到这里,江面陡然变宽,水域十分开阔,所以,沈约在《八咏楼》诗中有“两溪共一泻,水浩望如空”之句。现在处于枯水季节,尽管水量还不算少,流势却显得纾徐、平缓,已经见不到当年那种双流急泻,烟波浩渺的气势了。

我们不妨把时针拨回到八百六十多年前的初冬十月。就是在婺江双溪口的水旱码头上,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易安居士,旅途劳顿,面带倦容,风尘仆仆地走出了船舱,她是从临安登上客船前来此间避难的。

“客子光阴诗卷里”,“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转瞬间,已经由金风飒飒变成了煦日融融。禁不住窗外“绿肥红瘦”,“淡荡春光”的撩拨,她曾多次动念,想要走出那褊窄、萧疏的住所,步上八咏楼头,然后再徜徉于双溪岸畔,面对着滔滔西下的清溪和载浮载沉的凌波画舫,重温一番已经久违多年的郊外春游。

我们知道,她是特别喜欢划船的。少女时期,她尝在溪上贪玩,“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结婚之后,还曾在“红藕香残”的深秋时节,“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可是,这一次却偏偏错过了大好春光,她虽然痴痴想望,实际上,却未曾泛舟溪上,而是了无意绪地恹恹独坐空房,捧着书卷,暗流清泪,哪里也不想去。正如她所表述的:“纵然花月还相似,安得情怀似旧时!”最后,她抛书把笔,写下了一首调寄《武陵春》的春晚词: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是一幅精妙绝伦的大写意。没有用上五十个字,词人就把自己这一心事重重、满腔悲抑、双颊挂着泪珠的愁妇形象及其凄苦心境,活脱脱地描绘了出来。

这是一个特定时间—正值残红褪尽、风光不再的暮春时节,它与人生晚景是相互对应的。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女主人公还呆呆地坐在床前,懒得把头发梳理一下,含蓄地表现了她的内心的凄清、愁苦。接着,就交代这凄苦的由来:于今,风物依然而人事全非,令人倍增怅惋。正因为所遭遇的乃是一种广泛的、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变化,故以“事事休”一语结之。在这样凄苦的情怀之下,自然是还没等说出什么,泪水就已潸潸流注了。

下片将词意宕开一笔。为了摆脱这冰窖似的悲凉和抑郁难堪的苦闷,女主人公也打算趁着尚好的春光,泛轻舟于双溪之上;可是,马上她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她担心蚱蜢一般的小舟难以承载这塞天溢地、茫茫无尽的哀愁,因此,只好作罢。—这当然是一种虚拟,泛舟未果的真正原因在词的上片已经讲叙清楚了。“闻说”、“也拟”、“只恐”三个虚词叠用,就把矛盾、复杂的心理变化,刻画得婉转、周折,细致入微。

易安居士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学术、文艺气息非常浓厚的家庭里,受到过良好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环境的熏陶。她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代,也像其他女孩子一样,对人生抱着完美的理想。童年的寂寞未必没有,只是由于其时同客观世界尚处于朴素的统一状态,又有父母的悉心呵护和优越的生活条件的保证,整天倒也其乐融融,一干愁闷还都没有展现出来。及至年华渐长,开始接触社会人生,面对政治旋涡中的种种污浊、险恶,就逐渐地感到了迷惘、烦躁;与此同时,爱情这不速之客也开始叩启她的灵扉,撩拨着这颗多情易感的芳心,内心浮现出种种苦闷与骚动。那类“倚楼无语理瑶琴”,“梨花欲谢恐难禁”,“醒时空对烛花红”的词句,当是她春情萌动伊始的真实写照。

那种内心的烦闷与骚动,直到与志趣相投的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才算稍稍宁静下来。无奈好景不长,由于受到父亲被划入元祐“奸党”的牵连,她被迫离京,生生地与丈夫分开。后来,虽然夫妇屏居青州,相与猜书斗茶,赏花赋诗,搜求金石书画,过上一段鹣鲽相亲、雍容闲适的生活;但随着靖康难起,故土沦亡,宋室南渡,她再次遭受到一系列更为沉重的命运打击。

易安居士的感情生活是极具悲剧色彩的,中年不幸丧偶,再嫁后又遇人不淑,错配“驵侩之下才”;而与丈夫一生辛苦搜求、视同生命的金石文物,在战乱中已经损失殆尽;晚境更是凄凉,孑然一身,零丁孤苦,颠沛流离:这一切,使她受尽了痛苦的煎熬,终日愁肠百结,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

自北朝庾信创作《愁赋》以来,善言愁者,代有佳构。形容其多,或说“谁知一寸心,乃有万斛愁”,或说“茫茫来日愁如海”,“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诗人的巧思,看不见摸不着的悲情愁绪形象化、物质化了:“浓如野外连天草,乱似空中惹地丝”,“闭门欲去愁,愁终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而到了易安居士笔下,则更进一步使愁思有了体积,有了重量,直至可以搬到船上,加以运载。真是构想奇特,匪夷所思。

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而且,它们具有极为繁杂而丰富的内涵,也像她本人所说的,不是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得了的。翻开一部渲染愁情尽其能事的《漱玉词》,人们不难感受到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其中饱蕴着作者的相思之痛、婕妤之怨、悼亡之哀,充溢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

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个方面。若是抛开家庭、婚姻关系与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悲凉愁苦弥漫于易安居士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的生命历程,因为这种悲凉愁苦自始就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人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

这就是说,易安居士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即使她没有经历那些家庭、身世的变迁,个人情感上的挫折,恐怕也照例会仰天长叹,俯首低回,比常人更多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

正是由于这位“端庄其品,清丽其词”的才女,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十分狭窄,生活内容比较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脆弱且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女子,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两方面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相得益彰,必然形成一种发酵、沸腾、喷涌、爆裂的热力,生发出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反过来,它对于人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又无疑是一种诱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

而要同时满足上述这些高层次的需求,换句话说,要达到精神世界异常充实和真正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则需要从两个方面提供保证:一是真情灼灼、丝毫不带杂质地去爱与被爱;二是通过卓有成效的艺术创造,确立自己特殊的存在。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必须能够真正求得一种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

应该说,这个标杆是很高很高的了。好在易安居士都有幸地接触到了。就后者而言,她能自铸清词,骚坛独步,其创获在古代女性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而前一方面,通过与赵明诚的结合,也实现了情感的共鸣,灵魂的契合,生命的交流,尽管为时短暂,最后以悲剧告终。为了重新获得,她曾试图不惜一切代价,拼出惊世骇俗的勇气,毅然进行重新选择,然而所适匪人,铸成大错,使她陷入了更深的泥淖。至此,她的构筑爱巢的梦想宣告彻底破碎,一种透骨的悲凉与毁灭感占据了她的整个心灵。

这样,她就经常生活在想象之中。现实中的爱,游丝一般的苍白、脆弱,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只有在想象中,爱才能天长地久。前人有言“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则愈工”。现实中爱的匮乏与破灭,悲凉之雾广被华林,恰好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源源不竭的灵泉。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这一系列千古绝唱,就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

一个灵魂渴望自由、时刻寻求从现实中解脱的才人,她将到哪里去讨生活呢?恐怕是唯有诗文了。我们虽然并不十分了解易安居士幽居杭州、金华一带长达二十余载的晚年生活,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就是她必定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文中去。那是一种翱翔于主观心境的逍遥游,一种简单自足、凄清落寞的生活方式,但又必然是体现着尊严、自在,充满了意义追寻,萦绕着一种由传统文化和贵族式气质所营造的典雅气氛。

诚然,易安居士的《漱玉词》仅有五十几首,传世的诗文还要更少一些。比起那些著作等身、为后世留下更多精神财富和无尽话题的文宗巨擘,未免显得有些寒酸,有些薄弱。可是,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诗文的永生向来都是以质而不是以量取胜的。如同茫茫夏夜的满天星斗一般,闪烁着耀眼光芒的,不过是有数的几颗。

作为一个有限偶在,“一代词人”李清照早已随风而逝;可是,她那极具代表性的艺术的凄清之美,她那灵明的心性和具有极深的心理体验的作品内容,她那充分感性化、个性化的感知方式和审美体验方式,却通过那些脍炙人口的词章取得了无限恒在,为世世代代的文人提供了成功的范本,像八咏楼前“清且涟漪”的双溪水一样,终古滋润着浊世人群的心田。


(2001年)



泉路何人说断肠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门前春水碧如天”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朱淑真的旧游之地桃村就在这一带。

女诗人的《断肠诗词》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除了物候大致不差;其他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写进诗词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作者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据说,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提起唐琬来,人们无不为之伤怀悼惜,尤其是那位陆老诗翁数十年间痴情未泯,咏怀忆旧,叹惋不置;可是,大约同时期的朱淑真,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又有谁为之深情悼惜,或者愤慨不平呢!说来也是很可悲的。

童稚时期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在二百二十六首五七言律绝中,有朱淑真《落花》、《即景》两首。“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便会涌现出这两句诗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先生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因为觉得太感伤了,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懂得性理了。”说着,老先生就讲了朱诗的风致之佳,体悟之妙,还简单地谈了作者的凄凉身世。于是,这位女诗人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及至通览了《断肠诗词》之后,确认了老师的说法,诗境果然是苦涩而凄清: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

为《断肠诗词》作序的魏仲恭曾下过如下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朱淑真的生命结局备极凄惨,而且扑朔迷离。辞世之后,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其根据来源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她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朱淑真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的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屈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在旧时代,女性原本是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有幸投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她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本人诗词中所展露的,大略可知,朱淑真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其渴望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在她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在她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体上指女子爱恋的男子。看得出,出嫁之前,她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生命中的磅礴热情一直在高燃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她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亲密无间。娇柔妩媚的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抱中,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如痴如醉地饱饮着美好恋情的香醪。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去爱的庸俗不堪的官吏。这使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存下永难磨灭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她也曾试图着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她就更加难以忍受了,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她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又会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她借菊花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的记载:她“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对于那些无耻的男人,不管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据说她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尊亲的头顶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不仅毫无顾忌地做了,而且还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其结局,不仅自身不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连累到那些掷地有声的辞章也惨遭毁损,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作者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而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作者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其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数百年后,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两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2006年)

附:

一场虚拟的叩访

您对我很陌生,先自我介绍两句—耍笔杆的,记者出身,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访问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访问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对话,有的是问答,有的是纯粹的纪闻—他说我记;唯独这一次例外,变成了记者的独白。

作为访问对象,您原本应该坐在记者的对面,然而,此刻您却没有到场。我的身旁只有这本《断肠集》,封面上印着您的名字:朱淑真。这倒真的用得上老杜的两句诗了:“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您就曾居住在这一带。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是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您写进《断肠集》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诗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

您的诗集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物候大致不差;只是,毕竟八百年过去了,一切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由于多年来一直结记着您的旧游之地,现在得便身临其境,也就执着地向往着此间的一切。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当然,最令我愤懑不平、恨填胸臆的,倒不是因为地面上的遗存没有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而是关于您—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片言只字不见于史册,一切都统付阙如。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也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了。可是,翻检开来,看看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才女!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竟把您的芳名,连同血肉、带着诗情,一股脑地轻轻抹掉了。

对于您,早在童稚时期,我就萌生了一种美好的印象。那是在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之后。这部古书收了五七言律绝二百二十六首,除了两首偶然杂进的明人诗外,均为唐宋名家作品,其中您入选了两首,而大名鼎鼎的李清照竟然一首也无。小时候的我,由于记熟了您的《落花》、《即景》两诗,便穿越时空,遥接百代,想望风采。特别是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总会现出那句“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捕鱼捉虾,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老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塾师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我当然记得,早已倒背如流了。但因觉得有些伤怀、痛心,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多艰、世事无常了。”当晚回家,当我把这番话说给父亲时,父亲告诉我:老先生的爱侣,十年前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不堪羞辱,便在一个漆黑的雨夜,含愤跳进了辽河。

那天,老先生专门讲了您的诗词风致之佳、用情之深、体悟之妙,说是“韵味与诗境可以概括为‘凄美’两个字”,还扼要地介绍了您的凄凉身世。这样一来,您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后来,有幸通览了您的《断肠集》,更印证了老师的说法。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记得为《断肠集》作序的魏仲恭对您下过这样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您的生命结局,说来也是够凄怆惨痛的。一种说法是,辞世之后,“残躯归火”,其根据得之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您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不仅人死于非命,而且,诗词文稿又被父母付之一炬,因此,传诵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真乃“重不幸也。呜呼冤哉”!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您的诗词所透露的,大略可知,您的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加于女性的桎梏,同您的渴望爱情、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渐趋激烈。这在您的诗词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您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概即是泛指情郎吧。看得出,在您出嫁之前,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您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点燃起您对未来生活的磅礴的热情和殷殷的向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您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娇柔妩媚的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里,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在默默不语中,如痴如醉地畅饮着人间美好恋情的甘甜蜜液。

可是,后来的结局却十分凄惨—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您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培植爱的种芽的庸俗不堪的官吏。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贮存下历久不磨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当然,开始时您也曾试图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而裂痕日深。及至丈夫另觅新欢,您就更加难以忍受了,抗争过,努力过,据理力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您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您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您和昔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赏灯、饮酒了。明年不知又会有什么情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尚未可知哩!似乎您在欢情中已经预感到一种隐忧。

一年过去,转眼间又到了元宵佳节。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词是很有名的,因为其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依旧热闹,依旧繁华,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风”的热意却不见了,留给您的只是泪痕湿透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我们有理由推测,与您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家长的阻挠,由于软弱而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从此,您从日日夜夜的热切企盼中,转向消沉,深感失望:“欲寄相思满纸愁,鱼沉雁杳又还休。”

这样,忆昔追怀,便成了无可选择的唯一的方式了。旧梦重温—对于往日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无疑是疗治眼前伤痛的并无实效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  昨宵结得梦夤缘。云水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对尊前,忆前欢”。从眼前的孤苦忆及昔日与情人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夤缘相会,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又由喜而悲,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这样一来,结局必然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您借菊花以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说自己宁愿独守终身,也不再随便凑合。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您日益感到世事的无常和情感的空虚。那种情态,正如当时人所记载的:“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您在《减字木兰花·春怨》中,也曾写道: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文人的心,是相通的。在我由少而壮,世事渐明之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您的才情钦慕、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敬佩,激烈地赞赏。您可能会问:敬佩什么?赞赏什么?答复是:敬佩您的胆气、勇气、豪气,赞赏您的凛然无畏、冲决一切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男人生命中离不开爱情的滋润;那么,对于女人来说,爱情简直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位西方哲人说过,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为爱情。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但她们从来也没有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旧时代,当命运搬错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在心里,违心地听从父母之命,委屈窝囊地遣送流年,直到断尽残生。再进一层的,抱着抗争的态度,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于是,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是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的。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的礼教罗网般的阴森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不同于其他女性,有幸投靠了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您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豪情和勇气。您,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您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与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您的勇气,您的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您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几倍于卓文君的。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永恒的。在这里,叛逆诗人以其豪迈的激情、悲壮的歌吟,向封建礼教勇敢地宣战,无论其为胜利,或者招致失败,都同样不朽。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极深,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对于闺中女子来说,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那些无耻的男人身上,无论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可是就算这样,也没有人去谴责,去唾骂;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诅咒,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而您,那位儒家的大管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他老先生的头顶上。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作为一个不满于封建婚姻、对抗传统道德、热烈追求个人情爱、自我觉醒的勇敢女性,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并以诗词形式进行大胆的描写,质疑妇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向往闺阁庭院以外的世界,再现了个人理想的挣扎,执着地追求生命中美好的情感、精神。由于您的思想、行为与世俗成规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另类”,牵累到您的诗词也长期受到不公平的评价。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您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于是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说到家,也无非是这么一点春心撩乱,根本谈不上什么“淫乱”。试问,那时节哪个文人没有这种出轨意识?所不同的只是您把它写进了诗词,却又写得十分娴雅、优美,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都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先生语)大约也正是基于此吧,您才写了那首反讽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对女性的束缚,抒发对封建礼教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咏月吟风”的结果,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旷代才女,被活活地逼死了。

在您身后几百年,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数百年前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这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正是出于一种由衷的敬意,于是,我有了这次虚拟的叩访。


(2005年)



来往亭前踏落花


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来到了安徽的历史文化名城滁州。在饱游饫看了名震中外的醉翁亭之后,我还利用早饭前的空闲时间,由当地一位“州官”陪同,游览了暂时尚未对外开放的丰乐亭。

正是落花时节。东风一夜,花木葱茏的亭前,撒上了一层浅深互映、红白相间的花片,望去如铺霞缀锦,饶有诗意。

“滁之有醉翁、丰乐二亭,如人之有眉目。剔目矐眉,而其人不全。”此言出自曾以十载之功分别主持重修这两座名亭的清代文人薛时雨,可谓恰中肯綮。亭以文传,它们的名闻遐迩,缘于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三年多的谪滁岁月里写下的《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两篇“亭记”作于同一年、同一地,又于清代前期同时被选入传世散文选本《古文观止》,成为不可分离的姊妹名篇。

不过,在当代人的心目中,无论以亭论还是以文论,二者的地位与影响都有所不同,醉翁亭及其亭记,传播得更为广泛,知名度也更高。只要来到滁州,可说是无人不看醉翁亭的。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却很少有人光顾相隔不过数里、同样负有盛名的丰乐亭。结果是,一个花团锦簇,游人如织;一个却闲庭冷落,封闭在空山幽谷之中。士之遭际,有遇与不遇之别;景观也大抵如此。其间由多种因素促成,有的因素其实十分偶然,说来也是堪资感叹的。

再说两篇亭记:《醉翁亭记》的创造性特色,尤其是那统贯全篇的二十一个“也”字和二十五个“而”字,令人拍案叫绝,成为家弦户诵的名篇。醉翁亭这一景观的“叫座”,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丰乐亭记》,同样会为它的生花妙笔所深深折服。两篇亭记俱有特色,各臻其妙。前者重在状写景色的优美和作者陶然自适的心情,带有浓重的出世色彩;后者着意于书写人事,深沉厚重,寓意深远,通过对社会安定、风俗淳厚、岁物丰成的赞美,书写了北宋初年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成功,作者入世的情怀昭然可见。

早饭后,当把我的观感说给文友时,有的讲,丰乐亭如何说不清楚,因为未曾到场;至于那篇带有“颂圣”意味的《丰乐亭记》,怕是没有什么看头。乍一听来,似乎也不无道理;但问题的实质,却绝非如此简单。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言:“和平之音淡薄”,“欢愉之辞难工”。因难而见巧,更能显出作者的功力。《丰乐亭记》全文只有四百三十三字,却能层开迭宕,屡起波澜,一波三折,处处呈现出动感与张力;其俯仰今昔,感慨系之,又平添了无限烟波。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皇甫)晖、(姚)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


对《丰乐亭记》中的这一段,清代评论家给予了高度评价,许之以“一往情深,是龙门得意之笔”;“数行文字,横空而来,兴象超远,气势淋漓,极瞻高眺远之慨”。而“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为通篇文眼之所在,寄寓着作者安定得来不易,应须倍加珍惜的深意。

与醉翁亭为山僧智仙所建不同,丰乐亭是欧公亲手创建的。亭记中作了交代,他到滁州的第二年,因见“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

宋仁宗庆历六年,盛夏的一个午后,欧公邀来几位文友在家中闲谈,吩咐仆人去酿泉汲水烹茶。在归途上,仆人不慎跌倒,泉水流失,因为怕主人等得着急,遂于丰山下就近汲幽谷泉水以代之。烹出茶来,欧公品尝一过,觉得味道更好。追问之下,仆人据实以告。这样就发现了幽谷泉,遂就地建起了丰乐亭。

亭在丰山东北麓,峰峦屏列,涧水潺湲,古木参天,山花遍地,风景十分佳丽。

修建了丰乐亭之后,欧公又在东南数百米之外的山坡上,建了一座醒心亭,取自韩愈“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的诗句;并请同是散文大家的曾巩为之作记。记中谈到了此亭的特殊价值:


凡公(指欧阳修)与州宾客者游焉,则必即丰乐以饮,或醉且劳矣,则必即醒心而望,以见夫群山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


在丰乐亭下的幽谷种花,也是欧公的一桩雅事。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欧公请幕客谢判官种花于幽谷,以修饰亭院。谢氏询及种花的要求,欧公以诗作答:


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

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


三年后,他调离滁州,改任扬州知州。过了许多时日,还常常忆起在此间的种花往事,怀想之殷,溢于言表。有诗曰:


滁南幽谷抱千峰,高下山花远近红。

当日辛勤皆手植,而今开落任春风。


后来,他又从扬州移知颍州,仍然系念着种花的前尘往事。这时,谢判官已晋升为中书了,欧公有《送谢中书》诗:


滁南幽谷抱山斜,我凿清泉子种花。

故事已传遗老说,世人今作画图夸。


欧公另有《幽谷泉》五古一首。泉至今犹存,在丰乐亭东数十米外。

对于丰乐亭本身,欧公更是情有独钟。作记之后,到了第二年春天又曾题诗三首,名为《丰乐亭游春》:


绿树交加山鸟啼,晴风荡漾落花飞。

鸟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归。


春云淡淡日辉辉,草惹行襟絮拂衣。

行到亭西逢太守,篮舆酩酊插花归。


红树青山日欲斜,长郊草色绿无涯。

游人不管春将老,来往亭前踏落花。


分别抒写了诗人的惜春之意、醉春之态和恋春之情。缠绵而酣畅,具一唱三叹之致,与亭记相映成趣。

我们那天所见的丰乐亭,已经多次重修;但绿荫掩映中,檐牙飞翘,古色古香,依然别有韵致。亭后有保丰堂、九贤祠两座建筑,共同组成一个长方形的三进院落,统一圈在围墙里。正门匾额“丰乐亭”三字,为明代南京右京都御史萧崇业所书。亭内原有两块碑刻,三面为“欧文苏(轼)字”的《丰乐亭记》,美文、美书、美景,三美兼备,允称文坛瑰宝;碑的另一面为吴道子绘“观自在菩萨”石刻像,“文革”中遭到严重损毁,现移出亭外。院墙外面,有银杏、龙柏、黄杨等名贵古树多株,其中的古银杏,树龄在九百年以上,传为欧公手植。

往事近千年。“红树(花树)青山”仍在,“长郊草色”依然,只是“不管春将老”、“亭前踏落花”的游人不见了。由于一家公司的油库建在它的身旁,为安全起见,一直没有对外开放,致使一处饮誉千秋的景点长期地冷对空山,与世隔绝,说来也是一桩憾事。

回应我的感慨,“州官”笑说:“相信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否则,不仅对不住游客,也无法向前贤—我的先辈‘州官’交代。”


(2008年)



龙湖之会

楚天三月,虽然没有“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旖旎春光,倒也是芳菲照眼,绿树荫浓,到处都是迷人的景色。

这一天,袁中郎离开素有“百湖之县”、“江河走廊”之称的公安县的故里,搭乘了长江的下水船,顺畅地到了武昌,然后又舍舟登陆,直奔麻城而来。他原本性耽山水,喜欢漫游,但此刻却顾不上流连光景,一直是兴冲冲地赶路,到得龙湖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李卓吾先生闻讯,带着满怀的欣喜,赶忙走出芝佛院的精舍,前往山下迎接。

宾主一照面,就显现出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年中郎刚刚二十四岁,一副雄姿英发、气宇轩昂的气概;而卓吾先生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虽说身板还算得上硬朗,但剃得光光的头顶也还是丝光如雪,一绺花白的胡须罩着下颏,更显出来长者的风范。这一老一少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紧紧地握着手,一边循着坡道向院堂缓缓地走去,一边纵声地交谈着,引来路旁一些僧众惊异的眼光。

袁中郎名宏道,号石公,又称六休。为人纵情放达,倜傥不羁,年届弱冠便已文名卓著,虽然他在袁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却已经成了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一年前的会试中,他中了三甲进士,现在正在家中听调候选,过着无牵无挂、身心悠闲的日子。就在一年前,他有幸结识了流寓本省的前辈学人、名闻遐迩的思想家李贽。当时,卓吾先生因事有公安之游,落脚在离城数十里的柞林村的一座野庙里。家居赋闲的袁氏三兄弟,早就对这位异端思想家望风怀想,听到这个信息后,立刻束装就道,前往柞林拜访。双方尽管素昧平生,年龄差异也十分悬殊,但彼此相互知名,相慕已久,并且引为同道,因而倾盖相逢便亲热异常。特别是袁宏道,视李贽为“大奇人”和精神导师,尤其倾心俯首。三兄弟向卓吾先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老人都一一披露了自己的见解。这在事后整理的《柞林纪谭》一文中有过周详的记载。

也是在这一年,李贽的代表著作《焚书》在麻城印行。友人收到寄书之后,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赞誉。有的说,“其立论多出前人所未有”,“煞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有的认为,此人“能与之相朝夕,岂非大眼界大缘分哉”!还有的风趣地说,对这个老先生,如果和他不睦,就应该把他捧到莲花座上,从早到晚,顶礼膜拜,以消折他的福分;不应该批评挫抑,那样,反而会抬高他的声价呀!袁中郎得到赠书后,立即展卷诵读,赞赏不置,当即向李贽献诗一首,倾诉其无限景慕的衷怀:


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

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


“瑶华色”,比喻诗文的精美。“空谷音”,形容珍贵难得。“筑”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乐器,以竹尺击之,声音悲亢、激越。荆轲西刺秦王,好友高渐离击筑送别。“唾壶心”,南朝王敦酒后,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心情忧愤或感情激昂,竟把唾壶击缺。

李贽,福建泉州人,出身于航海世家,自幼接触西方文明,又熟读百家之言,喜欢研诘庄老、佛禅的玄机妙义和阳明的“心学”,养成了独立思索、辨理求真的良好习惯。对于许多社会、人生的课题,对于史籍中早有定评的成见,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有明一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卓然有成的文史学者。

李贽所处的晚明时代,堕落与生机并存,是异常复杂而多变的。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造纸技术的广泛应用,知识传播更为容易;其时,王阳明的“心学”在士人中广泛传播,体制以外的讲学之风盛炽,使长期定于一尊的理学渐渐失去其拯救心灵、驾驭权力和维护道德秩序的无上权威。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受到怀疑与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缝隙和裂痕,官方的控制力随之而渐就松弛,伦理同一性的约束日趋减弱,知识阶层逐渐出现了比较宽松的言论空间,透出一种相对自由的空气,为一个多元的思想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约从16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明嘉靖、隆庆年间,成长了一批思想激进、特立独行、主张个性解放的人士,李贽之外,像思想界的何心隐、罗汝芳,文学界的徐渭、汤显祖、袁宏道以及佛禅中的达观等,或抨击当时普遍遵奉的历史传统、思想理念和社会秩序,或把俗人与圣哲、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一概打通,承认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其哲学渊源,大都程度不同地和阳明心学有一定的联系。而袁宏道则直接师从李贽,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怀卓老》一诗中有句云:“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师承关系。清初学者钱谦益也说:“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倡言击排,大放厥词。”

芝佛院坐落在城外的一座山上,它并非正式的寺庙,仅是一家私人的佛堂,规模却十分宏阔。卓吾老人平素不喜与常人交接,而对于中郎的来访却备极热心,务求周到,当即把他安置在佛院的招待所里住下,日日陪着他倾谈与游观。这一对忘年交,对坐在高踞于山巅的精舍里纵情谈笑,放眼四围湖光山色,心情格外舒畅。像卓吾老人一样,中郎也是一位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他刻意追求个性解放,曾说:“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他厌恶官场,向往自由自在、任情适性的生活,主张“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因此,他对李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来,就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以门生身份晋见的,话题自然也是围绕着《焚书》、《藏书》的内容来展开。

作为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李贽勇于抨击封建意识形态,否认圣人的绝对权威,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贬抑儒家,不承认孔学正脉,而推崇诸子百家,认为只要论道有理,不限何宗何派,都应成为研究的对象。他说,伪道学打着圣人的幌子,干些蝇营狗苟的勾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既不把孔子的话当作万世之至言,也不把众人、世人的是非标准当作准绳,完全以自己的心智去判断社会、悟解人生。他从人的个性发展的角度,指出“仁者”的害人在于以德、以礼禁锢人的思想,用政、用刑束缚人的行动;他要求发展人的“自然之性”,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提出“天子庶人壹是无别”、“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观点,挑战封建等级制度。

他陪着袁中郎走进佛堂,看挂在里面的孔子画像,说“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干脆把他们弄到一起去,且看如何措置。《论语》里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李贽认为,孔子说的“异端”,必定是指老子和佛家。现在,他开了一个玩笑,索性把孔子的像挂在佛堂里,看他们在一起怎样处置。这本身就是对已被后世捧上云端的孔圣人的嘲讽。还引导中郎会见了他在当地结识的朋友,其中有僧有尼,有孤老寡妇,也有畸人奇士。如同他给朋友的信中说的,“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看待)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那些天,他们在一起交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文学的见解。卓吾先生主张抒写胸中愤懑,反对无病呻吟,“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他提倡“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实即孔孟之道)为心,那样只能“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

与提倡“童心”相联系,热烈赞赏百姓日常的“迩言”,即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上等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强调自然之美,认为化工胜于画工;坚决反对复古思潮,重视一切新的文学样式,高度评价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主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到体裁样式,建立一种适合当时市民要求的新兴文学。诸多见解都与中郎的看法完全一致。

中郎在此间足足住了三个月,两人谈得非常融洽,相聚日久,更是依依难舍,最后,李贽把他送到武昌才挥手告别。中郎感到此行的收获极大,正如其弟袁中道所记述的(大意是):


中郎见到龙湖先生(指李贽)以后,才知道过去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困死在古人的话语之下,结果,一段精华光彩不得披露出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浩浩焉,就像鸿毛遇到了顺风,巨鱼放归到深渊里。如佛经所言,“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够驱遣古人,而不受古人古语所拘缚。发而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有如巨象截断急流,洪雷震开蛰虫伏处的洞穴,浸浸乎,实在是没有涯际呀。


两年后的初夏,袁宏道又同哥哥宗道、弟弟中道一道重访龙湖,同李贽聚首多日,相与评古酌今,参禅悟道,切磋文学,也议及当时艰危的处境,进一步深化了友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孔子所要消除的“异端”,实际上,是与怀疑、批判精神紧相联结的。当时所谓“异端”,主要是指诸子百家,后世把它集中在老庄和佛禅上。如果说,儒家经典是对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正面阐扬,那么,“老庄之学”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怀疑与批判。这一点,连有些外国人都认识到了。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就说过:“我在《庄子》一书中见到了一种我从未遇到过的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和最苛刻的批评。”至于《道德经》里的“反者道之动”,则集中地体现了怀疑主义原则,本意为把一切被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引申之义,越是经过圣人认可的,越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就越是值得怀疑。秦始皇时就开始捉拿“思想犯”—偶语者可以弃市;而后世,“百代都行秦政制”,遇到李贽这样的居然肆无忌惮地公开以“异端”相标榜的狂悖之徒,“大人先生”们还会把他轻轻地放过吗?

实际上,16世纪前期那种民间思想空间的扩大,思想信仰领域的多元化,已经给濒临绝境的明王朝制造了诸多事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主流意识形态便挟持政治势力对此实行了坚决的弹压。针对嘉靖、隆庆年间各地讲学、授徒风行,万历七年(1579年),朝廷下诏拆毁天下书院,此禁一出,当即有六十四所书院被毁。也是在这一年,与李贽相融相契、具有独立精神、异端色彩浓重的著名学者何心隐,以“妖逆”的罪名在武昌横遭杀戮,这都标志着形势的急转直下。

其实,对于面临的险恶处境,李贽还是早有预见的,《焚书·自序》中就讲到,《焚书》以其切中膏肓、痼疾,迟早必被查纠,付之一炬;而《藏书》则因纵论数千年是非,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只能等待适当时机得以传播。多年来,面对着官方与非官方的持续不断的凌辱、诬陷与迫害,他始终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后凋的松柏,屹立不屈。最后,朝廷下了毒手,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同时下令:将其已刊未刊的书籍尽搜烧毁,不许存留。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这位晚明著名的异端思想家,终因不堪严重的心灵伤害和缧绁之苦,以七十六岁高龄自刎弃世。

就在李贽被迫害致死的两年前,1600年,在地球的那一边,意大利的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也因为捍卫真理、坚持独立思考而被教廷以异端治罪,死在火刑柱下。看来,无分东方西方、朝廷教廷,也不管是蓝眼睛、黄眼睛,一切反动统治者对于异端思想都是绝不留情的。他们钳制思想、驯服心性的“驭人术”,竟惊人地一致。其共同目标是把所有的知识者驯服成俯首甘为奴役的“会说话的畜牲”;而其操作规则,则都是分类处置:对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予以旌扬、褒奖;对野性未除、时有越轨言行的要严加整饬,务必使其从根性上得到驯化,乖乖地就范;对于那些矢志不渝、之死靡它的清醒者、叛逆者,杀无赦。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布鲁诺也是。


(2003年)



广陵散


魏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期。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

当时的社会思想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是,汉末以来,曹操四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即使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盗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荐上来,委以重任。这种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轻德的转折,无疑成了魏晋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阮籍尝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慨然叹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自然是话中有话:一则借助谩骂以玩弄权术起家的刘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得势于一时的风云人物;二则也是愤激于生当乱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这些名士空负英雄之志,而无由酬其夙愿。

按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

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如果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的天位乃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则立脚点不稳,立论既难,办事也棘手。于是,他们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为剪除异己,巩固政权的工具,充分暴露了这种名教与礼法的虚伪性。阮籍、嵇康等公开抨击名教,蔑视礼法,无异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司马氏,当然要引起当权者的忌恨。

特别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他“纵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就更加放纵而毫无拘束了。上进求荣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愿做官的情怀,倒是与日俱增。就好像飞禽、野鹿,小的时候进行驯养,容易服从约制;待到长大以后,你再把它束缚起来,那就必然急遽四顾,横踢乱蹦,即使给它戴上黄金打制的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会愈加想望高大的树木,怀念丰茂的野草。信中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来说明做了官就会妨碍个性发展与个人自由,实际是表明不肯为司马氏卖命的心迹。这封通信无异于一篇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

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讲:人们都说商汤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劳有多大,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尧舜禅让之德多么美,孔老夫子的话怎样有理,依我来看,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此时的司马昭正在标榜自己武功盖世,辅助魏帝多么忠心耿耿,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筹划着如何搭设“受禅台”。嵇康上面那番话,针锋相对,恰中要害,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马氏集团的痛恨。

鲁迅先生说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而“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会平安”。这样,迟早也会找出一种借口、安上一个罪名,一杀了之。嵇康的结局正是这样。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教训,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他们的人生以悲剧垫底,但却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旷达和潇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随着旧的权威思想的崩溃,人们在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方面失去了依归,经常陷于精神空虚与紧张、焦虑、孤独之中,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联系纽带的断裂。阮籍有一首《咏怀诗》,对他内心的苦闷和临深履薄的心态作了最生动的揭示: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经常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是他们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祸,醉以忘忧,“欲将沉醉换悲凉”,则是其深层的考虑。对此,宋人叶梦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司马昭为了把阮籍拉到自己身边,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阮籍却不愿攀上这门亲戚,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就从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连续醉了六十天,媒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刘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颂》中说:“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山涛“至八斗方醉”;阮咸饮酒“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他们借助酒力来表达对当权者的蔑视与反抗,摆脱世俗礼制的束缚。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乐趣,不过是一种无奈与无聊罢了。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个体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重视。文人、学者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战事连绵,交流广泛,作家、诗人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丰富了阅历,深化了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时代的飙风吹乱了亘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骈文,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邺下风流在晋多”。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钟嵘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尤其是以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晋时的史学、哲学、书法艺术成就可观。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佛、老,对后世有颇深的影响。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规律。

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就的获得,往往会造成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又意味着成功。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魏晋故城遗址东面,建春门外一里多路的东石桥南有个马市,旧称东市,是魏晋时期行刑的场所。这次,我特意到那里转了转,已经是荒草没胫,面目全非了。当年,嵇康临刑前,曾把他的琴要过来,坐在地上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亲友们听了那激昂、凄厉的琴声,个个泣下不止。嵇康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支曲子是一位老先生教给我的,当时我们在旅途中,同住一间客栈。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另传他人。可惜,从今以后,它就将失传了。有人考证,这个《广陵散》原是一首古曲,内容是表现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兼中韩王的。临死时,嵇康还要奏这种曲子,说明他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该是何等强烈。

嵇康殁后,在缅怀他的诗文中,最撼人心弦的当推向子期的《思旧赋》。嵇康被杀,他的好友向子期再也无法隐居了,只好出来入仕,投到司马氏门下。这天,他归自洛阳,路过嵇康的山阳故居(在今河南修武县),触景伤怀,写下了正文只有二十四句的小赋。在那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寥寥数语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深沉得近于心死的悲哀。其中有这样的话:“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竟将区区山阳故居的荒凉,与周室、殷墟之破败相提并论,显现出向子期的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从前隐逸生活的眷念。


(2008年)


其人与笔两风流

—随园老人札记


“随园老人”是谁?清代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袁枚也。他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是他晚年自己起的号。

他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在嘉庆二年辞世,身历康、雍、乾、嘉四朝,活了八十二岁。他这一辈子活得十分滋润—从心所好,诗酒风流,放浪不羁,畅怀适意。为此,他更以“古之达人哉”自命。

清代大诗人、与袁枚齐名的性灵派主将赵翼《读随园诗题辞》有句云:


其人与笔两风流,红粉青山伴白头。

作宦不曾逾十载,及身早自定千秋。

好友商宝意做诗颂赞他:

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

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


可说都是恰当而准确的定评。

说起袁枚的“做宦”生涯来,是蛮有趣味的。他在十二岁这年,即和私塾的老师一起中了秀才,二十三岁中举,次年就成了进士。金榜高中,那种惊喜之情,他都写进了诗里:“道逢报捷者,惊喜如雷颠。疑误复疑梦,此意堪悲怜。”他对未来的仕宦生涯、锦绣前程,充满了渴望与信心。这在他的诗句中表露得十足的充分:


宴罢琼林有所思,曲江风里立多时。

杏花一色春如海,他日凌霄哪几枝?


中了进士,他又回乡完婚,娶了幼时聘定的王氏。“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真是喜上添喜。旧时代把中进士叫“大登科”,把娶媳妇叫“小登科”。袁枚此刻正是“大登科后小登科”,得意达于极点。

按照当时规矩,中进士后,年轻而又才华出众者,可以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这叫“选馆”。一般为期三年,其间由翰林中的教习授以各种知识,然后进行考核,称为“散馆”。成绩优异的正式成为翰林,叫作“留馆”。也是物极必反吧,袁枚般般如意,偏偏在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期满考试中砸了锅。他不是砸在诗文上,而是考满文翻译时,由于对“蝌蚪文”没兴趣,在“龙筋标万字,鸟篆斗千行”的满文面前,考了个最下等。这样,他就只有“外放”了—到地方去担任知县一级的地方官吏。前后在江苏的溧水、江浦、沐阳、江宁,当了七年县令。

原来一路春风得意,于今美梦成灰,由“一日姓名京兆举”,“今朝身到蕊珠宫”,到“花总一般千样落”,“玉颜如此竟泥土”,落差如此之大,自是心中郁塞,万分沮丧。一些朋友也为之惋惜。在他南下履新、就职时,赋诗送行者有之,劝慰、鼓励者亦有之。袁枚赋诗四首作为奉答,有句云:“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生本粗才甘外吏,去犹忍泪为诸公。”“三生弱水缘何浅,一宿空桑恋有余。手折芙蓉下人世,不知人世竟何如。”

“生本粗才”云云,看似自谦,实则是发牢骚,但又不敢深说、点透;“弱水缘浅”是说无缘玉堂金马、留任翰林;“一宿空桑”,这里有个典故,佛家说,头陀不三宿空桑—修行的人在同一棵桑树下驻留,不能超过三宿,否则就会产生留恋之情。“人世何如”,是说从朝廷外放到县里,等于从天上贬到人间,而“人间世”是矛盾复杂,水深莫测的。

在前往溧水赴任途中,赶上了一场弥天大雾,他吟出“前程原是梦,何必太分明”的诗句,充分反映出他的失落情绪,已经埋下了日后辞官归隐的伏笔。

这次的挫折,对于他影响至深。尽管七载知县生涯,也还是做了许多实事,留下了善政美名,但终究心有不甘。特别是做江宁知县时,吏部尚书尹继善,曾举荐他为江苏高邮太守,但由于他曾遭到恩师史贻直“未免风流”的批评,结果,被吏部驳回未准。袁枚心中十分不快。这时,碰巧遇上他的母亲患病,他便递上辞呈,解职回家奉亲去了。这年他三十三岁。

关于辞官的真实心理,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有所披露,说是:如果真是为民劳苦,自己心甘情愿;可是,现在,奔波趋走,不过是拉关系,走后门,送往迎来,为大官做奴才,实在是没意思。他还写过一首名为《俗吏篇》的诗,把俗吏参谒高官、应对宾客、簿书烦琐、公事侜张的场景,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天性爱好读书的他,面对这种情况,简直是一天也受不了。他说:自从当官,整天忙于公务,“每过书肆,如渴骥思泉,身未往而心已赴”。

不过,由于家境的紧迫,特别是师友劝驾、各方催促,四年后,他再度出山,到陕西一个县里担任知县。可是,不久,就传来父亲病逝的噩耗,他丁忧回到南京。从此下定决心,再不出仕。尽管师友多次催促、劝驾,但他归隐之意已决。他特地将这种心情说给知心朋友、洪洞县令陶西圃:


仆已挈家入山,随园构草屋数间,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采山钓水,息影蓬庐。从此,永赋遂初,虽韩白按剑于前,苏张巧说于后,必不出雷池半步矣。


可见其辞意的坚决。

文中,“畜五母之鸡,二母之彘(猪)”,说的是在家养母鸡、母猪,典出《孟子》。“永赋遂初”,古时做官的人弃官回家,称作“遂初”,意为遂了他当初不愿出仕的心愿。“韩白按剑”,这是说对他动武—汉朝的韩信、战国时的白起都是武将。“苏张巧说”,是说对他巧言相劝—战国时的苏秦、张仪都是有口才的辩士。“雷池”,水名,在安徽望江县。古人说,不走出这个地方,叫作“不越雷池半步”。

这样,仕途到此,便告终止。他对比去官前后的心情:“枥马负千钧,长鞭挟以走。一旦放华山,此身为我有。”无官一身轻,“仰视天地间,飞鸟亦徐徐”,心中十分畅快。而当回想起昔日的仕宦生涯,犹心有余悸:“山人一自山居后,梦里为官醒尚惊。”

尔后,他便过上了四十五年的隐居生活。

他的隐居生涯,更是内容丰富,极饶情趣。

他自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

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不能够“兼济天下”,那他就“独善其身”。仕宦这条路,他不想走了;隐居之后,他的人生目的,可以用“享受人生”四个字加以概括。具体内容,排成顺序,无非是:读书写作、饮食男女、恣情山水、营造园林。现在,从后往前说。

三十三岁那年,他用三百两银子,买下了康熙年间织造隋赫德的私家园林,易“隋”为“随”,名之曰随园。他看重这里的文化底蕴,有诗为证:


人好土亦好,一墩属谢公。(园基即东晋太傅谢安的谢公墩)

青莲(李白)悦其景,慨然思送终。

舒王(王安石死后谥舒王)争其台,欲住愁雷同。

我领石城尹,颇有晋人风。


但是,到手之日,园倾且颓,百卉芜谢,破败不堪。袁枚下了很大功夫,对它加以整修、改造。在他自撰的《随园记》中,有如下记载:


随其高,为之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异其义。


这里有两个词语需要解释一下:“为设宦窔”—在房屋的东北角与东南角,分设厨房与厕所;“莫之夭阏”—没有改变固有的山势。

尔后,又做过三次改造。由于怀念故乡杭州西湖,故“每治园,戏仿其意,为堤为井,为里、外湖,为花港,为六桥,为南峰、北峰”,从而居家中如居西湖,居他乡如在故乡。园内景观由最初的二十四景,踵事增华,逐步扩展,增加到四十六景。园的四周没有筑墙,游人可以自由参观。每逢秋日,各地应试的举子和商贾云集园中,游客多达万数。可惜的是,这样美好的景观,未能保存下来,在随园老人去世后五十五年,太平军攻陷南京,随园被毁于战火。老人临终前,曾作诗留别随园,也可说是一语成谶:


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

他年丁令还乡日,再过随园定惘然。


“丁令”,指汉时的丁令威。传说,他曾在千年后化鹤归来。

修造园林,给随园老人造成巨大的负担,但也带来无穷之乐趣。园成之日,他即将老母亲从杭州接来南京,住进园内,尽其孝亲迎养之责。这样,一直到他六十三岁那年老母去世为止。

随园老人还是一位著名的美食家。由于他视饮食之道为学问、为艺术,对饮食文化富有研究,凡与友人聚会,尽“以枚为饮食之人,引为上座”。而他也特别留心饮食技术,只要在哪里吃到了美食,事后一定派遣厨师,执弟子之礼,前往学习、就教。他把这些经验、技术,一一收集、整理出来,编纂成《随园食单》,系统地论述了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制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方面。里面既阐述一些烹调理论,更多的还是方法、技术的介绍,非常适用。他对烹饪学有很深的研究。王英志教授在《袁枚评传》中,将它归纳为烹饪思想及饮食五戒与厨师三戒。

袁枚的烹饪思想有四:一曰求精,主要反映在选物与配料上。他认为,“厨者之作料,如妇人之衣服首饰也。虽有天姿,虽善涂抹,而敝衣蓝缕,西子亦难以为容”。二曰食物的独立品性,以显示其独特风味。他批评“俗厨动以鸡、鸭、猪、鹅一汤同滚,遂令千手雷同,味同嚼蜡”。三曰重搭配,体现烹饪艺术的辩证关系。“要使清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他还提出美食须与美器搭配的观点,一席佳肴,“惟是宜碗者碗,宜盘者盘,宜大者大,宜小者小,参差其间,方觉生色”。四是对烹饪成品菜肴的要求,讲究鲜嫩、清淡、细腻等。

“红粉青山伴白头”,这是对随园老人晚年享受生活的极好的概括。

他有一种强烈的烟霞痼癖,即所谓“采山钓水”,壮游天涯。当然,这需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一是有钱。先生多年来,以地主、文人、出版商、教师等多重身份,取得多种收益,积攒了不少资财;二是有闲。应该说,这是随园老人辞官之后最足以骄人耀世的一种优势。三是有健康的体魄。直到八十岁,老人仍然拥有充沛的体力、脚力和精力。

他的出游分长短两途。中年时节,是短途旅行,主要以南京为中心,往返于杭州、苏州、扬州之间。除了领略江南旑旎风光,如邓尉探梅、太湖泛舟、扬州揽胜、西湖观景之外,主要是人文方面的诗友聚会、觞咏酬答。足迹所至,都留下了大量的诗文。

而名山大川,更是随园老人的至爱。这样,十三年间,就有了几次长途的旅游,遍游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地。对此,王英志先生在《红粉青山伴歌吟》一书中,作了翔实的记载—

随园老人第一次出游,到了天台山、雁荡山、四明山、雪窦山,范围主要在浙东一带。先到杭州,然后沿着“唐诗之路”,乘船沿钱塘江、曹娥江、剡溪南行;再舍舟登陆,经李白梦游的天姥山,再登天台山、赤城山,登上一千多米高的主峰华顶峰,游了石梁飞瀑。在建于隋唐的国清寺遇见寂明上人,口吟:“逢僧我必揖,见佛我不拜。拜佛佛无知,揖僧僧现在。”然后又继续前行,游了温州地区的雁荡山,处州的黄龙山,缙云的仙都峰。一路上,主要景点无一遗漏。这一年先生六十七岁,整整出游了四个月。

第二年,又作黄山之游,登了主峰之一的一千八百多米的光明顶。在登始信峰时,临风立于接引崖峭壁,下视深不见底之溪壑,说是“坠下亦无妨。因为无底,飘飘然,尽可求片刻飞仙般的快活”。接着,又去了九华山,前后耗时两个月。

第三次出游,是去广东端州,时年六十九岁,行期将近一年。临行时有诗:


三年游屐未曾停,又作珠江万里行。

老骥不知筋力减,闲云只觉往来轻。


先是溯长江而上,登小姑山、庐山、五老峰,转到陆路后,过梅岭、韶州,登丹霞山,未见石碑遗迹。老人发表了精确的见解:


雁荡山自南宋才开发,故无唐人题名;黄山自明代开辟,故无宋人题名;丹霞山国初开发,故连明碑亦无。自大禹治水遍行九州,至今已四千余年,但名山大川还颇多未开发者。这使人联想到,山川尚且如此,那么,圣人经义更无津涯,其未阐发者亦多。如果因为前贤曾作疏解,就阻挡后人不许再添新说,那实在是浅陋无知,不足为训。


尔后,又游了七星岩、合掌峰、罗浮山;然后由端江乘船,经阳朔,到桂林。这里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之地,般般重睹,恍如隔世。

七十岁后,先生又有几次出门远行。先是游览了武夷山,七十七岁、七十九岁,曾再游天台、三游天台;直到八十岁,还出游杭州、苏州。

他颇以此自豪,有诗云:


自觉山人胆足夸,行年七十走天涯。

公然一万三千里,听水听风笑到家。


对于袁枚来说,造园、美食、壮游之外,第四大生活享受,便是风流好色了。正如他在《自嘲》一诗中所说的:“有官不仕偏寻乐,无子为名又买春。”

先生虽然生在清代中期,所受教育、思想熏陶、家庭与社会影响,都是封建礼教那一套,但他偏偏能够跳出藩篱,冲破禁锢。当时,称作通脱,今天看,也就是思想比较开放,特别是在男女之爱上。他还有一套
高论:


怜香惜玉而不动心者,圣也;惜玉怜香而动心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人非圣人,安有见色而不动心者?其所以怜香惜玉者,人异于禽兽也。世之讲理学者,动以好色为戒;则讲理学者,岂即能为圣人也?伪饰而作欺人语,殆自媲(比)于禽兽耳。世无柳下惠,谁是坐怀不乱?然柳下惠但曰不乱也,非曰不好也。男女相悦,大欲所存。天地生物之心,本来如此。卢杞家无姬妾,卒为小人;谢安挟妓东山,终为君子。好色不管人品,何必故自违言哉!


卢杞,唐朝大臣,为人阴险狡诈,居相位期间,害能忌贤,先后陷害颜真卿等。谢安,东晋名士,当过宰相。声名甚高,被推崇为江左“风流第一”,世人皆称“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

为了满足其好色贪欢之欲,他以没有子息接续香火为名,在结发妻子之外,从四十岁到七十四岁,先后娶了六个小妾;年轻时,更是冶游放荡,曾到妓院寻花问柳、买春猎艳,显然,“求子”云云,不过是一种借口。这也是他遭人诟病、饱受讥弹的一个主要方面。

和这种好色、放浪不同,出于对才女的爱惜与欣赏,他从出任江南县令到辞世之前,一直坚持招收、教诲、培养女弟子,直到临终那一年,他还接纳了五名受教者。总数在五十名以上。女弟子中,大量是江南名士或者官吏的妻妾、女儿,还有来自云南、福建、东北等地的女性才人。作为中国诗坛上少见的女性创作群体,她们擅诗文,爱书画,其实力之强、成就之高,广受世人关注,成为清代文坛上的一桩盛事,诗歌史上的一段佳话。

随园老人风采特异,才华出众,自成一派,不拘泥于礼教,一生喜欢园林、讲究美食、性耽山水、酷爱佳丽,说“其人风流”是确当、中肯的。那么,赵翼说“其笔风流”,又何所指呢?恐怕主要是因为他在自道其诗时,强调“专主性灵”,“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提出了“性灵诗说”,开创了“性灵诗派”。而所谓“性灵”,就是既本乎性情,又注重灵机、灵悟、灵思,即灵敏的审美感觉、灵巧的想象、构思,以及由感觉得来的独到见解。

体现在诗歌写作与欣赏上,他把“情”摆在首位,以情为经纬,与情相终始,视情感为诗的原动力。他说:“诗,性情也”,“性情以外本无诗”,“诗,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他主张诗应依情感的浓淡、厚薄来定其品位,“诗情愈痴愈妙”。他要求“情,如雷如云,弥天塞地,迫不可遏”,要滂沛充盈,激切、饱满。

他认为,诗之有情如花木之有根,无本之花木,顷刻凋谢,了无生趣。他有一个比喻:“作诗如交友也,倘朋友相见,终日一味寒暄通套语,而不能听一句肺腑之谈,此等泛交,如何可耐?”

他特别强调“情真”,认为诗歌是内心的声音,是性情的真实流露,应该坦露思想,直抒胸臆。他有一首七绝《儿须》,实际是写老母亲的:


手制羹汤强我餐,略听风响怪衣单。

分明儿须白如许,阿母还当襁褓看。


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对待须发已白的儿子,还像他在襁褓中那样,亲手做汤给他吃,稍微听到一点风响,立刻埋怨儿子穿得单薄,要他快加衣服。描情拟态,真真切切,异常感人。

其次,凡主真情,一定都强调个性,强调情感的“唯我性”。袁枚正是如此。他认为,“做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反对无病呻吟,反对模拟、应付、堆砌。他特别看重那些表现个人生活遭际中的真实感受、情趣和识见。王英志先生在《袁枚评传》中,引述《随园诗话》中的一段话,并做了精彩分析:


凡作诗者,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毕秋帆中丞家漪香夫人有《青门柳枝词》云:“留得六宫眉黛好,高楼付与晓妆人。”是闺阁语。中丞和云:“莫向离亭争折取,浓云留复往来人。”是大臣语。严冬友侍读和云:“五里东风三里雪,一齐排立等离人。”是词客语。


同一题材的诗,不同的人写,反映出各自的身份、个性、胸襟。夫人的“闺阁语”,显示其妩媚爱俏的个性;中丞的“大臣语”,显示其仁厚大度的个性;学者的“词客语”显示其多愁善感、情感丰富的个性。个性化与独创性是相通的。

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独创性是从对象的特征来的,而对象的特征又是由创造者的主体性来的。”主体性表现为诗人独自具有的思想、阅历、情感、生活的积累,有自己独特的审美感受,并有其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表现手法。袁枚有一句名言:“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做大官之家奴,不如做小邑之簿尉。”

其三,与个性化相联系,性灵诗说主张诗人必须有独创性,要有独特的审美感受与认识,要提倡艺术表现的独创性。“取前人所没有说过而说之”,“出奇以制胜”。袁枚晚年游雁荡山,题《卓笔峰》七绝:可视为其诗论主张的具象化。


孤峰卓立久离尘,四面风云自有神。

绝地通天一枝笔,请看依傍是何人!


他还有一首《谒岳王墓》的七绝:


不依古法但横行,自有云雷绕膝生。

我论文章公论战,千秋一样斗心兵。


岳飞用兵如神,论战有言:“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始能取胜”,“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袁枚论诗文创作,同样主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因此说,“千秋一样斗心兵”。

其四,要有情趣、风趣、生趣。这也是性灵派诗歌的一个突出特点。翻开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充满情趣的诗随处可见,引人不断发出会心的微笑。他写老态:


作字灯前点画粗,登楼渐渐要人扶。

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队已无。


“聊城将”是个典故,齐将田单势如破竹,一直打到聊城城下。燕国大将负隅顽抗,攻城久不能下,鲁仲连透彻了解燕将的性格、心理,写信进行攻心,燕将羞愧自杀,聊城成了空城。

议论、评判、思辨之类的诗,很不容易写得形象、生动,且看随园老人题为《遣兴》的论诗诗:


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

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阿婆,诗人自称。笄即簪子。初笄,俗称“上头”,为汉民族传统女孩的成人礼,一般在十五岁举行。题材内容是论述诗文的写作与修改,却以少女梳头、“初笄”的形象出之,十分生动有趣。

袁枚的性灵说和《随园诗话》,声闻超绝,名满天下。时至今日,仍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价值。尽管《诗话》与诗作均不无可议之处;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代诗坛盟主,袁枚应该说是一位有功于中国诗坛乃至整个学术文化的真才子、大诗人。


(2012年)



深于情者


解读诗人,有读诗和读人两层内涵;读的途径也有两条:一条是因人而及诗,比如曹操,我就是先知道这个历史大名人,尔后才找来他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另一条路径,是由诗再到人,应该说,这类情况比较多。对于黄仲则,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三十多年前,偶然从报刊上看到一首清人黄仲则《别老母》的七言绝句: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看到这涌动着灼灼真情、凝结着生命体验、纯然发自肺腑的诗篇,当时觉得全身打个激灵,不禁凄然泪下。“搴帷拜母”,“白发愁看”,此情此景,宛然如在目前。立刻,我就联想到自己的远在外地的耄耋之年的老母亲,马上写了一封问候老人家的信。

回转头来,我就产生了要认真地解读一番黄仲则的愿望。

刚好,那时我有江苏常州之行,知道黄仲则隶籍常州,便抽暇去了他故居所在的马山埠。记得那里坐落在市中心繁华商业街的后面,巷子不怎么宽,故居房子十分破落,仅存了一间,白色的山墙突兀地立在那里,十分显眼。房子前面,还有个不大的庭院,于今荒草离离,看了顿生苍凉、凄婉之感。

故居名为“两当轩”,诗集也叫《两当轩集》。叩其缘由,问过几个人,都莫知所以。后来,看到羊牧之先生的《“两当”一解》,说是由于黄氏家贫,没有书房,便以厢房当作书房,复当卧室,故名“两当”。是耶,非耶?

这次访问,留下的总体印象,就是诗人生涯拮据,家境贫寒,穷愁潦倒。这样,再联系到他的诗章的内容、风格,理解便深化了一步。

黄仲则,名景仁,乳名高生,因为他于乾隆十四年出生在江苏高淳的学署。那时,祖父黄大乐在高淳县学担任训导,子女随行。四岁时候,他的父亲早逝;到了七岁,便随祖父回到了常州(那时叫武进)故里。十二岁前,祖父、祖母、兄长又相继去世。门衰祚薄,伶仃孤苦,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

那首《别老母》,当是一个严寒的冬日,离开常州到安徽太平时所作。那一年,他二十三岁。离家后不久,到了除夕,他又写了一首怀念母亲的七律,中有“卄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之句。读来,同样令人亲情涌荡,九转肠回。

就在这次写作《别老母》的同时,诗人还有一首《别内》诗:


几回契阔喜生还,人老凄风苦雨间。

今夜别君无一语,但看堂上有衰颜。


十九岁那年,他与赵姓女子结婚。几年过后,为生计所迫,不得不外出“作稻粱谋”,抛妻别母。就在这次同妻子依依惜别之际,仍然是殷殷以照看好老母亲相嘱。

仲则给妻子还写过一首词:《踏莎行·十六夜忆内》:


珠斗斜擎,云罗浅熨,蟾盘偷减分之一。重圆又是一年看,明年看否谁人必。

今夜兰闺,痴儿娇女,那知阿母消魂极。拟将归棹趁秋江,秋江又近潮生日。


当时,他在安徽朱筠幕中,时年二十四岁。家中儿女成双,留得妻子一人奔波劳碌,心中感到愧疚。上阕写中秋之夜刚过,银盘初减,若要重看中秋月圆,还要等待一年;只是不知明月明年谁来看了。下阕说,痴儿娇女怎知阿母的辛酸劳苦。自己本想趁着秋江潮涨,回去探家,无奈路阻潮高,而且,宦囊羞涩,又拿什么给家人呢?

又过去六年,他在顺天府(北京)迎接秋天的乡试,就便把老母亲从江南接了过来,眷属也随侍北行。《移家来京师》一诗,对此有所记载:“四海谋生拙,千秋作计疏。暂时联骨肉,邸舍结亲庐。”但是,北方秋季寒凉,心中不能不挂念着老母和妻儿适应不了此间的气候:“全家如一叶,飘堕朔风前”,“预恐衣裘薄,难胜蓟北寒”。

在《都门秋思》四首七律中,他深情无限地写道:


⋯⋯

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

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以“寒甚”与“愁多”,领起后面两句感人至深的掏心掬肺之言,令人加倍伤怀,加倍同情,加倍感动。杜甫诗中有“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之句,这里借用来说明凄寒困顿的外部环境。下句则借用汉代古诗“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刻画诗人的悲凉愁苦的心境。

组诗中还有“一梳霜冷慈亲发,半甑尘凝病妇炊。为语绕枝乌鹊道:天寒休傍最高枝”之句,同样是满蘸着泪血、饱蕴着苍凉的至性至情的文字。“天寒休傍最高枝”,富含哲思理蕴,发人深省。

黄仲则确实是“深于情者”。他的诗不仅吟咏了牵肠挂肚的亲情,还描写了使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初始的恋情。

少年时,他和表妹曾有过一段痴情悱恻的热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对情人未能成为眷属。这个小妹妹远嫁多年之后,有一次,在她儿子的汤饼宴会上,与表兄仲则偶然相遇,她流露出旧情未忘的惆怅情怀,引起诗人无限的追忆与感伤,遂作《绮怀》七律十六首。下面是其中的第十五首:


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遥。

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缠绵思尽抽残茧,婉转心伤剥后蕉。

三五年时三五月,可怜杯酒不曾消。


“绮”是一种美丽的丝织品。“绮怀”意为美好、艳丽的情怀。而眼下这种美好、艳丽,却来自一种爱情的失落与绝望,因而尤其凄婉动人。

写作这组诗时,诗人二十七岁,当时正在安徽寿州教书。不堪孤馆寂寥,充满人生感慨。追忆那失去已久的青春绮梦,心中自有无限的悲怆。正如法国著名诗人缪塞所说:“最美丽的诗歌也是最绝望的诗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黄景仁的这首《绮怀》,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与清纯,而更加富有魅力。

诗中说,当年我多少次坐在花树下吹箫,通过箫声来向她倾诉心中的爱情。汉代风流才子司马相如不就是“琴挑”卓文君么,还有那秦代的箫史与弄玉,也是凭着一支箫管成就了良缘,那是多么富于浪漫的色彩啊!然而,现实生活留给我的只是一片怅惘和终生的遗憾。红墙近在咫尺,却有如远不可及的九霄云汉。泰戈尔有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明明心中相爱,却不能在一起”的绝望。绝望,绝望,贯穿始终的就是这条绝望的愁丝恨缕。

诗人说,已经过去的原本应该让它过去,万万未曾想到,多少年后,因着一场邂逅,这青春的恋情又翻腾起来,搅得我再也无法平静下来。清夜难眠,只好走出户外,在皎洁的星月交辉下,踯躅,徘徊。他一边涵泳着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的诗句,一边想着,自己当年不也曾与热恋中的她,幽会于“画楼西畔桂堂东”吗?可是,诗人马上就从惝恍迷离中醒转过来,喟然发出一声长叹:星辰依旧,可是,毕竟不是当年那温馨旖旎的夜晚了。记得当年那个夜晚,两人依偎着,无比亲昵,热烈,竟至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可是,现在,却只身鹄立于风露之中,这又为的是
谁呢?

不过,诗人自己也感到惊奇,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那段为时暂短的恋情,竟然令人如此刻骨铭心!如今,缠绵的情思已经像春蚕那样吐尽了,这颗心哪,也像芭蕉一样被一层层剥光了叶片,眼看就要枯萎了。

最后,又重新回到记忆之中,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正是自己十五岁时,一个月圆之夜,她深情地斟给我一杯美酒,我完全喝掉了;直到多年后的今天的夜晚,我似乎仍旧陶醉在酒的香醇、情的温馨里。只是,往者已矣!今生今世,怕是再也不可能消受这种甜美的生活了。而那时的美酒,在今夜,早已被酿成苦涩,酿成伤感,酿成悲凉,自斟自饮了。这种苦涩、伤感与悲凉,却是永生永世也无法消除的。

黄仲则不仅亲情浓烈,爱情执着,而且在友情方面也特别真挚。由于他家境拮据,生涯愁苦,性格耿介,“一身坠地来,恨事常八九”,在人际交往上,总是落落寡合,孤独内向。但他仍有一些交谊甚厚的知心朋友。

他与著名诗人洪亮吉,幼小即相识,“我家君家不半里,中间只隔白云渡”(仲则诗句)。并共同在邵齐焘先生主讲的龙城书院受业,先生常亲切地呼之为“二俊”。后来,他们又一齐入安徽学政朱筠幕中,白天同在衙门检校诗文,夜间则共寝一室,饮酒赏诗。仲则经常深夜苦吟,每吟出一首好诗,就把亮吉叫醒品评,一夜数次,甚至吟到天明,亮吉全无烦恼之意。三年后,在回乡共同祭奠恩师邵齐焘时,仲则触景伤情,突然以编印遗集相托。后来,亮吉入陕西毕沅幕,并力荐仲则,毕沅预付五百金,以相资助。第二年,仲则在前往西安的路上,病困于山西运城,亮吉闻讯后,从西安借马疾驰四昼夜,赶到安邑时,仲则已经辞世,仅得以“身后事”相嘱的临终遗札。最后,他扶柩千里,措资归榇于家,葬于阳湖永丰西乡,并撰联以挽之:


噩耗到三更,老母寡妻惟我托;

炎天走千里,素车白马送君归。


这固然体现了洪亮吉为人的至诚至信,从中也能看出黄仲则在交游中的人格魅力。

他与有“骚坛盟主”之誉的随园老人袁枚,很早就订交了,结下了相知相重、终生不渝的忘年知己。袁枚长于仲则三十三岁,却对这个后生推崇备至,视之为“当代李白”,关爱有加。而仲则年少时即闻得先生大名,至为钦慕和崇敬。二十六岁那年秋天,他到金陵参加乡试,随园老人曾热情宴请,但仲则因病未能出席,深以为憾;次年,专诚写了《呈袁简斋太史》四首七律,极尽感激、敬仰之诚。其二云:


雄谈壮翰振乾坤,唤起文人六代魂。

浙水词源钟巨手,秣陵秋色酿名园。

几人国士曾邀盼,此地苍生尚感恩。

我喜童时识司马,不须拥彗扫公门。


首联是对袁枚骚坛地位的肯定与赞颂。颔联说,先生出生于浙江杭州,那里钟灵毓秀,开启词源,化育出诗文巨擘。秣陵即南京,先生在这里构建了一代名园—随园。颈联上句讲先生主盟诗坛,“化育多士”;下句讲先生七年地方任职中造福生民的德政。尾联,具体落实到个人身上,说童年就幸识先生。“拥彗”,成语,典出晋·郭璞《尔雅序》。意为拿着扫帚在人前扫地引路,以示尊重。

仲则在南京时,曾多次造访随园;后来到了北京,还深情怀念随园老人,在《岁暮怀人》组诗中,有一首就是怀念袁枚的,老人十分欣赏,还把它选入了《随园诗话》。诗云:


兴来词赋谐兼则,老去风情宦即家。

建业临安通一水,年年来往为梅花。


三年后,仲则就去世了。袁枚闻此丧讯,非常痛惜,乃作《哭黄仲则》七律以悼之,有“叹息清才一代空,信来江夏丧黄童”,“伤心珠玉三千首,留与人间唱《恼公》”之句。“恼公”,犹言扰乱我的心曲。这里有个典故:与仲则同样英才早逝的唐代诗人李贺,曾有《恼公》诗作。

黄仲则幼年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据洪亮吉《黄君行状》中记述:


三月上巳,为会于采石之太白楼,赋诗者十数人,君(指黄仲则)年最少,着白袷(双层衣衫),立日影中,顷刻数百言,遍视坐客,坐客咸辍笔。时八府士子,以词赋就试当涂,闻学使者高会,毕集楼下,至是,咸从奚童(未成年男仆)乞(索取)白袷少年诗竞写,一日纸贵焉。


从洪氏生动形象的描绘中,看得出,黄仲则一是年少颖慧,一是诗才敏捷,因而为全场所敬服。他的诗篇,由于人们传抄竞写,竟达到“洛阳纸贵”的程度。

也确实是这样,仲则十六岁那年,应童子试,在三千人中考了个第一,次年即补博士弟子员。但此后,则终生潦倒,困踬穷途,从二十岁到三十二岁,他五应江宁乡试、三应顺天乡试,均未得中。后来通过捐资,勉强谋求一个县丞职位,长才绝慧未能施展于万一。最后,客死他乡,年仅三十五岁。命运老人对于这样一个文学天才,真也够残酷无情的。

但他的诗,却在有清一代,独树一帜,开辟出继屈原、李白之后的又一崭新领域,高踞骚坛上游,影响至大。有《两当轩集》传世。对于他的诗作,年长于他的清代著名学者、《四库全书》纂修官翁方纲曾予以极高评价:“其诗尚沉郁清壮,铿锵出金石,试摘其一二语,可通风云而泣鬼神。”清代学者、文学家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说黄仲则的诗,“称噪一时,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而另一位清代诗人吴嵩梁,在《石溪舫诗话》中,则认为“仲则诗无奇不有,无妙不臻,如仙人张乐,音外有音;名将用兵,法外有法”。

这里,要特别提到当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的评论:“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亲情、爱情、友情以及人生感悟、人性、命运等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仲则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


(2012年)



牛渚谈兵不见兵

像一匹奔腾不羁的骏马,万里长江挟着巫峡雨、洞庭烟、匡庐雾,穿过楚尾吴头,滚滚东来。进入当涂县境之后,由于天门山的拦阻,又扭转身躯向北狂奔。人们把江东采石矶与北岸和县相对的这一段江面称为横江。李白的诗句“白浪如山那可渡”,“涛似连山喷雪来”,都是写的这里。

作为金陵的咽喉,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群雄角逐的战略要地,南北争衡的江防要塞、关津渡口,素有“险塞甲于东南”之称。

有人统计,从周灵王二年到清同治二年的两千四百三十三年间,仅附近的芜湖一地,就发生过五十四起大的战役;而采石矶(古称牛渚)还要大大超过此数。最早见于史册的,是发生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吴楚长岸之战。这是一个以智取人、转败为胜的著名战例。

先是楚令尹公子弃疾杀楚灵王自立,是为平王。吴国乘楚之乱,出兵讨伐。平王心衔此恨,整军经武三年,至周景王二十年,乃使令尹阳匄、司马公子舫率舟师伐吴,在长江东岸采石矶至马鞍山一线号称“长岸”的地方,摆开战场。

吴军初战失利,最大战船“余皇”号为楚军俘获。入夜,吴军统师公子光派人潜水往伏“余皇”之旁,然后,率众夜袭楚军舟师。楚军舟师列阵不动,吴军不敢近前,便环绕周边呼叫“余皇”,船上竟有人答应,三呼三应。把守“余皇”的将士因搜寻内奸而自行混乱。吴军遂乘隙袭击,楚军舟不成队,西向奔逃。

此后,战事就像连山列阜一般,绵延不断,史不绝书。其中密度最大,或者说频率最高的时期,是两晋南北朝。

一次,晋武帝与羊祜密谋伐吴之策。羊祜认为,伐吴应借上游之势,遂密令龙骧将军王濬在蜀地治水军,以万余兵士制造舟舰器杖,操练水军三年。280年,“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当日东吴兴于牛渚,此时东吴全局尽输,都与占据或者失去牛渚有重要关系。

应该说,东吴之败,首先是由于长期府库空匮,君臣疑忌,军心涣散使然。但是,西晋、东吴之战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长江控制权的争夺。长江要津,当时有夷陵、江陵、江夏、武昌、巴丘、牛渚等处,对于东吴来说,牛渚作为京都屏障,尤为重要。而开战之初,吴军却主动放弃牛渚,因而造成了羊祜所说的“一处倾坏,则上下震动,虽有智者亦不能为吴谋”的不可收拾的局面。

当然,这是就当时而言。时移世异,史影苍茫,难免如王右军所喟叹的,“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五百多年之后,唐代诗人杜牧,泊舟牛渚,览江山之胜迹,吊晋吴之兴亡,题诗叹曰:“孙家兄弟晋龙骧,驰骋功名帝业王。至竟江山谁是主,苔矶空属钓鱼郎。”

西晋灭吴,天下复归统一,结束了东汉末季以来九十余年的分裂局面,但牛渚的兵战并未就此终止,而是,根盘结错,像絮麻一团,愈扯愈乱。

—“八王之乱”中,晋右将军陈敏据牛渚对岸之历阳叛乱,遣其弟陈宏镇守牛渚,占领江东之地。兵败后,琅琊王司马睿据此,始建东晋基业。

—十五年后,大将王敦叛乱,自芜湖出兵进袭牛渚,攻占石头城,临淮太守苏峻率军入卫建康,平息了王敦之乱。

—而后,苏峻又据牛渚以叛,为陶侃所平息。

—再往后,桓玄篡晋,刘裕讨伐桓玄,都曾攻取牛渚,陈兵采石江边。刘裕小字寄奴,以匡扶功,受东晋恭帝禅让,为南朝第一位皇帝,即宋武帝。八百多年后,南宋词人辛弃疾怀古伤今,以词赞之:“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漫步采石矶头,放眼横江两岸,我的脑子里始终萦回着一个问题:那些攻城略地的“一世之雄”,包括“孙家兄弟”、“晋世龙骧”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都可谓战功赫赫,名重当时,可是,为什么竟没有几个人留在后人的记忆里?

相反,“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诗人”,倒是那个名叫李白的无拳无勇的落拓文人,却能在采石江边,独步千古。对此,太白楼一副联语作了更明确的概括:“大江淘尽英雄,诗卷长留天地。”诗人杜甫也有类似的论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究其原因,也许白居易《李白墓》的题诗道出了一丝隐秘:


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

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但是诗人俱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


明代文人方孝儒有《吊李白》一诗,讲得更为透彻:


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

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

⋯⋯

我言李白古无双,至今采石生辉光。

嗟哉石崇空豪富,终当埋没声不扬。

黄金白璧不足贵,但愿男儿有笔如长杠。


采石矶一带古墓葬很多,最负盛名的要算青山的李白墓,而且,里面实实在在地埋葬着诗人的骸骨。令人奇怪的是,离它不远的地方,采石公园里还有个李白的衣冠冢。古往今来,这类事例可说是绝无仅有。

原来,对于太白之死,历来就有多种说法。其中一个很流行的传说是,李白身着宫锦袍,醉酒采石矶头,跳江捉月,溺死横江,其衣冠被渔人捞出葬于采石。现今江心洲尚有宫锦村,相传李白衣冠即打捞于此。后来,不少诗人都在诗词中坐实其事。明人邱濬诗云:


当时落水非失脚,直驾长鲸归紫清。

至人虽死神不灭,终古长庚伴月明。


李东阳说得更好:“人间未有升腾地,老去骑鲸却上天。”为此,千百年来,采石矶的衣冠冢与青山的墓地长期并存,同样因墓主李白的高名而声闻遐迩。

这类跳江捉月、骑鲸上天的美丽动人的传说,广泛流传于民间,反映了人们的善良愿望,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位伟大的诗人,不仅为世世代代的文人墨客、达官政要所倾慕,而且,活在广大普通民众的心里。

采石矶另一处著名古墓葬,是早于李白五百多年的三国时期朱然的墓。朱然为东吴名将,身高不满七尺,而容光焕发,胆气过人;品德操守,端正高尚;他战功卓著,北抗曹魏,西拒蜀汉,建安二十四年与潘璋在临沮生擒关羽,官位与周瑜相伯仲。他患病之后,吴大帝孙权“昼为减膳,夜为不寐”,宦官、医生,一个接一个,前往探病;药品、可口物,一样接着一样,送进病房。及卒,大帝为之哀恸不已。这在《三国志·吴书》和《资治通鉴》中,早都有详细记载,但是,后来的《三国演义》并没有着力地描写他,致使后世知之者较少。

说来也很有意思,这样重要的一位名将,后世的史学家,甚至当地的父老,竟没有人知道他死后葬在哪里。直到1984年马鞍山市纺织厂扩建厂房时,才偶然发现了他的墓地,无声无息地在地下沉埋了一千七百多年。这与李白墓的红红火火,沸沸扬扬,恰成鲜明的对比。

记得一位著名学者说过这样的话:“在中国人观念中,往往有并无事业表现,而其人实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例子,他举了颜渊、伯夷等人。我以为,李白也是。因为“无论如何,这些人都是文化传统中的大人物,他们承先启后,从文化传统来讲,各有他们不可磨灭的意义和价值”。

士有遇与不遇之别,山川也不例外。滁州的琅琊山,有很高的知名度,一篇《醉翁亭记》使它名满天下,万世生辉。但是,假如欧阳修当年不到滁州,或者虽到滁州却无醉翁、丰乐二亭之记,那么,这座普普通通的琅琊山,就会像它的万千同辈一样,永远不为外人所知。

琅琊山下有个西涧,欧阳修曾说:“西涧无水。”可见宋代就已干涸。但因入了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篇,便与三光、五岳同其不朽。而且营造了一种意境,人们只要想起那草生涧边,莺鸣深树,晚雨潇潇,春潮急涨,一舟浮荡,野渡无人的荒疏、幽静的景致,眼前便立刻展现出一种令人悠然神往的艺术境界。此之谓文章的伟力。

实际上,琅琊名胜的开发始于唐代大历年间,早于欧阳修二百多年,比韦应物题诗也要提前近二十载。唐滁州刺史李幼卿凿石引泉,鸠工建寺,尔后经过数十任州守踵事增华,才有后来的隆兴繁盛。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像欧阳修那样,“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没有留下《滁州西涧》之类脍炙人口的诗章,结果,只能让欧、韦二公后来居上,占尽了风流。

桃花源,不过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乌托邦”,是诗人创造出来的理想国,实际并无其地。但千余年来,人们因文设景,从未间断过对它的寻觅、营造与追求。结果,各地出现了多少个桃花源。湖南不但有个桃花源,连它所在的县都以“桃源”命名;江西也有一个,因为陶公的家乡在那里,又当过彭泽令。两地都说得真真切切,有互不相让之势。其实,真正的桃花源只在陶渊明的心中。不用说这类经文人专门描写过的风光、人物,即使只在某篇名作中被随便点上一笔,有许多人也名传千古了,如刘子骥、滕子京,就是。

联系到这些实例,觉得曹丕说的确是不刊之论:


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


当然,话又说回来,也并非任何人、任何文都能如此。伟大与永生,总是同社会发展、人类命运这些崇高的事业联结在一起。而且,时间无情,读者无情,留存下来的只能是精品。一部文学史,就是一条巨浪淘沙的大江。面对这“滚滚长江东逝水”,我不禁懔然怵惕了。


(2001年)



皖南杂识


文 脉

在皖南,从宣城到当涂,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脁,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熏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脁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李白对谢脁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

正如杜甫咏怀宋玉时所写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脁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肆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徵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脁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脁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脁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脁”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1989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
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所贵者情

杜甫没有到过皖南,但当我们由“皖南文脉”说到文人相重时,会自然地联想到李白和杜甫的真挚友情。

闻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两曜遇合,认为意义极为重大,“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则更加欣赏两颗诗星无比纯真的本性与至情。每番诵读他们互相忆念的诗章,辄激情喷涌,心灵久久为之震撼。

744年,二人在洛阳首次相会,情意相投,备极欢洽。次岁,他们又在山东的齐州、兖州重逢,相偕游览,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话别时,李白写诗相送:“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别离日久,怀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长安后,也写了《春日忆李白》的名篇: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两位诗坛巨擘此后再未重逢。757年,李白因受永王牵连,被捕入浔阳狱,翌年流放夜郎。杜甫万分悬念,结想成梦,写成《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中有句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感情至为真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与元稹论诗时提出的观点。首先在做人、交友上,元、白二人就身体力行了。每番展读他们的诗集,都为那种真挚的深情所感染。809年,元稹奉命入蜀复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时在长安,饮酒中忆起他来,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与此同时,元稹在梁州驿舍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写了一首诗相寄: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恰恰说明二人真挚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后,元、白分别被贬谪到通州和江州。元稹听到白居易亦遭贬谪的消息,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拖着病弱之躯,写了一首七绝: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见到这首诗之后,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稍晚一些时日,元稹又写了一首题为《得乐天书》的诗: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的惊疑。因为诗人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只有猜测:是谁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伤,看来肯定是白乐天了。—如果没有深厚的情感作基础,这种情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情,是文学的生命。凡是传世的名篇,无不文自情生,贯穿着一根真情灼灼的红线。曹丕当过皇帝,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倒是在文学方面成就为一个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散文,语言流利婉转,感情色彩浓重,《与吴质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刘桢、应玚、陈琳,都在这时病死。曹丕在给他的文友吴质的信中,一方面深情悼念这些死去的朋友,同时也满带感情地表现出对过去友朋相聚,觞酌诗咏的生活的忆念。感情悲怆恳挚,文笔哀婉动人。

一开始,他就引《诗经·东山》篇,说征人三年不见亲人,尚且叹恨离别太久,何况我们已“别来行复四年”。下文转入对故友的思念,追怀昔日相聚情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聚会时,互相巡回劝酒,还有丝竹相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是,现在呢?⋯⋯

既把昔日无限的情趣表现出来,更把今天深深的孤凄与怅惘诉于笔端。叙事、抒情,交融互汇,可谓至文至情。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曹丕为魏太子。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能够做到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人相轻

在当涂,唐宋时期,除了李白,恐怕要推北宋时的郭祥正和李之仪了。他们的诗文集《青山集》和《姑孰居士集》,都以当涂的胜地命名。

这两个人,大体上生活在同一时期。郭祥正,当涂人,熙宁进士。他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写的古风有类似李白之处。但对他的为人,当时与后世都颇有一些非议。《宋史》本传中说,王安石执政时,他曾奏请神宗,天下大计应专听安石处画,如有异议,虽大臣亦当黜免。安石得知后,耻为小臣所荐,便极口陈其无行。有的书上还说他,先曾上书推崇王安石,后来新法推行,他又作诗讥刺,反复无常,“小人褊躁,忽合忽离”,“其人至不足道”。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载,李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因曾为范纯仁草遗表,蔡京恶之。此后即卜居当涂。一次,他为郡人罗某作墓志,开头就说,“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谓罗公,浊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轻,遂成仇敌”。之仪丧偶无嗣,曾将郡中娼妓杨姝养在家里。祥正乃怂恿豪民上讼于朝,之议被削籍,杨姝斩首。祥正快之,作俚语曰:


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

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


当然,这种类似“人身攻击”性的做法,与曹丕当日讲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不属于一种类型。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数行之内,语若刺背,理实圆成。“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又兼文学产品的评价,常常是从欣赏者的个人角度出发,各有轩轾,不易统一。这和比武、赛球有明显的差异,不能一起一伏,胜负立见。所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这种类型的“文人相轻”,依据的是文章,与郭、李交恶的基础不同。就性质来分析,主要是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和主观片面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学上分宗列派,党同伐异,也常常表现为文人相轻。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诗坛上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尖锐对立。沈氏强调温柔敦厚,正格调,主唐音;而袁枚则主张,“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最后,在反封建纲常、反形式主义、反纯功利观念上,压倒了“格调说”。再如,他对在考证学风弥漫下产生的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也进行了猛烈抨击。“肌理说”主张融经意入诗,以儒典考据、发挥义理为诗旨,袁枚批评它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袁枚曾以诗刺之: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今天来看,“性灵说”自有其积极的进步内容和符合诗歌艺术审美规律的合理见解。

但是,除了这类正当的文学批评之外,袁枚有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宗派性质的文人相轻。比如,他批评摹拟名家是“权门托足”;讥讽神韵派为“贫贱骄人”;嘲骂浙派是“乞儿搬家”;哂笑以诗唱和者为“村姑絮谈”;指责作诗加注是“骨董开店”;评说写肤浅之诗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讽刺讲声调、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独得之秘”。可以说,骂尽了当世诗人。

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内容无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讥之为“伪体”和“野狐禅”。尤其是在《随园诗话》中对达官显宦的记述过多,对资助他刻书的更是求则必应,常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的私货被录进《诗话》。对袁枚这样的诗坛巨擘来说,当然这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但从中可以看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各以所长,轻人所短,确是文人相轻的一个思想根源。


(1997年)



千秋名重女全才


五年前,我应浙江省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邀请前往讲课,一个星期日,由颜、张两位教授陪同,我们一道游观了坐落于市区东南隅的莲花庄景区。

这里原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管道升夫妇的居所。“洲渚绿萦回,芙蓉面面开”的景色浮现在眼前,但是,除了一块高达三米八的太湖石为当年旧物,上有赵氏手书的“莲花峰”三个篆字,其他一切亭台馆榭都是后来的建筑。就中颇富纪念意义的,有题山楼、松雪斋、鸥波亭—赵、管夫妇的许多杰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们在题山楼前停下了脚步。匾额为当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题写,字体雄浑,甚饶姿媚。由于它是纪念管道升夫人的,大家就从她的身上扯开了话题的线团。颜教授是一位美学家,他说,由于艺术门类之间是互通的,大凡具有艺术天赋和功力的人,往往兼备数长。最明显的就是文学艺术领域,自古就出现过诗书画“三绝”的现象。管道升就属于这种全才型的艺术家。

我接上说,但是,由于种种特定因素,“文名常被诗名掩”,或者“书名一例掩诗名”的情况,所在多有。前者如李白。其实,李白的文章写得非常好,像人们熟知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与韩荆州书》,都是散文中的上品。可是,由于他的诗非常出色,被骚坛奉为“诗仙”,结果,他的文章就不被人们注意了。后者像管道升,她的诗堪称绝妙,但是一提起她来,就是女书家、女画家,反倒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她的诗了。且看那首脍炙人口的《我侬词》:


尔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尔,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尔,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尔,尔泥中有我:我与尔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椁。


经人考证,这一年赵孟刚好五十岁。他正在杭州出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管道升时年四十二岁。杭州乃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赵孟也想要仿效那些江南名士,纳妾求欢,于是,便写了首小诗投石问路:“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桃叶、桃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吴姬、赵女有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在这面临婚姻危机的关键时刻,管夫人经过思考,决定沉着应付,冷静对待,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样回复一首诗。据说,看过之后,赵孟深受感动,当即打消了纳妾的念头,夫妻和好如初。而这首诗(实际是一首元人小令)便流传开来,被现代诗人刘大白誉为自由诗的开山祖师。

赵、管成婚于元朝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其时,赵三十五岁;管二十七岁。他们何以迟至此时才谈婚论嫁,史书上没有记载。有资料提到,此前,赵孟曾在管道升所在的德清县生活过一段时间。当是出于相互倾慕,志同道合,才使两位旷世才人结为眷属;并在尔后的三十余年中,他们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又能自成格局,各有千秋,而同臻化境。元朝延祐六年(1319年)五月,管道升脚气病发作,由丈夫陪伴,自大都(今北京)南归,病逝于山东临清舟中,终年五十八岁。三年后,赵孟也驾鹤西归。两人合葬于湖州德清县东衡山南麓。

赵孟一生仕途,尚称顺畅。早年受元世祖忽必烈赏识,曾晋京任职;后来,先后放到济南、杭州;晚年再次仕于大都,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但他以宋室后裔而出仕元朝,并成为显宦,心理上承受着双重沉重的压力:一方面,受民族之偏见支配,对于汉员大臣,蒙元朝廷并不完全信任;另一方面,饱遭士林与乡里的讥刺,认为他丧失节操,致令他精神郁闷,情绪低沉。对此,夫人管道升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是深知深解的,曾在所绘《渔父图》上填写《渔父词》四首,奉劝他辞官解职,归去来兮:


遥想山堂数树梅。凌寒玉蕊发南枝。

山月照,晓风吹。只为清香苦欲归。


南望吴兴路四千。几时闲去水云边。

名与利,付之天。笑把渔竿上画船。


身在燕山近帝居。归心日夜忆东吴。

斟美酒,脍新鱼,除却清闲总不如。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

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赵孟曾答词一首: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

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尽管夫人极有见地,所谈皆人生至理,而且,情辞恳切,晓理又兼动情;但是,对于这位末代王孙来说,已经跨上呼啸奔驰的仕途列车,中途卸载,谈何容易!何况,要实现个人价值,得遂“修齐治平”之平生夙愿,舍此便再无他途。这样,也就只好忍辱负重、勉力为之了。当然,公余之暇,潜心于书画以自遣,还是没有疑问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管道升集姿容美、心灵美、艺术美于一身,堪称是一位“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全才。她出生于书香门第,母亲擅长诗词;父亲任侠、倜傥,闻名乡里。她本人资质超群,具有极高的天赋,文献上说她“翰墨词章,不学而能”,“有才略,聪明过人,德姿言功,靡一不备”。加上后来嫁给了一位才华盖世,志同道合的丈夫,更是培植、发展了她的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她的诗创辟新格,清新晓畅;绘画方面,于人物、佛像、花鸟无不精通,尤长于画竹;书法造诣和东晋著名女书家卫夫人齐名,被誉为“卫夫人后第一人”。

黄玉亭先生在《试论管道升书画艺术的审美特征》一文中指出,她的家乡湖州府本是东南竹乡,婀娜多姿的翠竹随处可见,道升从小被这些竹子所吸引,常常描摹写生,画出的竹子神形兼备,别具一格。她还首创了成竹和幼竹交织在一起的画法,富有新意,深受世人赞赏。她曾写墨竹和设色竹,呈献给皇宫。其竹画如同其书法,备受皇宫赏识。清代女画家廖云锦在《题管夫人墨竹》一诗中赞道:


清姿秀骨脱凡尘,柳絮才高莫与伦。

一抹近山数丛竹,绝无脂粉累风神。


管夫人存世的《水竹图》等卷,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竹石图》、《烟雨丛竹图》等卷,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黄玉亭先生认为,管夫人书法成就的取得,除聪明过人和笃信佛教外,直接受赵孟的影响是一重要原因。艺术上他们互相切磋,相互影响,正如董其昌所说,“管夫人书牍行楷,与鸥波公(即赵孟)殆不可辨同异,卫夫人后无俦”。管道升工小楷与行草书。小楷写得凝重端庄,落笔不苟,行草写得清新俊逸,飞动美妙。

史载,元仁宗知道升之名,特命她书写《千字文》,并指派玉工磨制玉轴,装册收藏;同时,又命孟頫书写六体《千字文》,再让其子赵雍也书写一卷。孟頫题诗其上,其要义已被我国书画界奉为圭臬:


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

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仁宗说:“今尽知我朝有善书妇人,且一家俱能书,亦奇事也。”

赵雍,字仲穆,出生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承家学,擅画人物、山水、鞍马。他的书画在元代影响很大,不但文人士子题诗盛赞,连皇帝也非常佩服。其成就的取得,除自身努力外,极得力于循循善诱、言传身教的慈母之栽培。管道升在一首《题画竹》诗中,借用森森竹笋的发芽、生长,表达母亲对儿子的殷殷瞩望:


春晴今日又逢晴,闲与儿曹竹下行。

春意近来浓几许,森森稚子日边生。


管道升兢兢业业,相夫教子,传承诗书画艺,培养后代传人。赵氏一门三代,出了七个大书画家。其子赵雍,孙赵麟、赵彦正,均成果斐然,名闻遐迩。外孙王蒙在道升抚育下,自小研习,得天独厚,所作画曲尽山林幽致,传世作品以水墨山水居多。代表作《青卞隐居图》,被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誉为“天下第一”。

在以男性为主流的中国封建时代书画艺术发展史上,像管道升这样的女性书画家,真是寥如晨星,甚至千百年不一见。她们面对纲常名教、封建伦理的束缚,受到诸如名节、身份的限制,艺术才能与情怀遭到普遍的扼杀自不必说,由于担心会被视同风尘女子,看作行为失检,即使偶有所成,也只能随手毁弃,不敢往外流传,有的只能归到父兄、丈夫名下,社会更不会给予关注。所以,就这一点来说,管道升实在是个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幸运儿,因而,她的成就与事迹,就尤为可贵,尤堪重视。


(2012年)



风波中的彻悟

那年夏天,我在大连白云书院文学讲座上,说到“诗言志”、“言为心声”时,曾引用明代学者杨升庵的一首《临江仙》词作为例证。课后,一位听众提问:这首词写进了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现在正在热播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也是这首《临江仙》词。人们都知道,《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他是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而您刚才说这首词是杨升庵的作品,又说他是明代中晚期人。这就出现了矛盾:一个明代中晚期人的作品,怎么会被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收进小说里去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可是,说开了却又十分简单。原来,《三国演义》经过了清代顺治初年长洲士人毛纶、毛宗岗父子的整理加工,在进行评点的过程中,把杨升庵这首词置于卷首,以托寓其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就是说,与原初作者罗贯中没有干系。

至于杨升庵之所以要写作这种格调、这种思想倾向的词,那说起来可就绝非三言两语所能奏效的了。

古往今来,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人们怎样冀求长久,渴望永恒,但相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却只能是电光石火一般的瞬息、须臾。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往往使人堕入一种莫名的失望和悲凉。当然,这又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只要生活在具体的时空里,每一个个体的人与事,就总会显现出它真正的渺小和空幻。

为了摆脱这一根本的局限性,超出生命长度,得到更多更多,无数英雄豪杰费煞移山气力,耗尽无涯岁月,到头来总不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望望然而去。大约只有在宗教和艺术的幻想中,才可能侈谈所谓“绝对的超越”。一切历史只能复活在记忆与叙述之中,一切“绝对的超越”,一切永恒只能存在于想望之中。

人生的历程是不可逆的。任何人生命的时空,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一次性的。正是这生命的一次性,使我们从出生的一刻起,就面临着死亡,面临着结束。因此,作为个体的生命,暂居性便成了无可改变的状态。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能亲历的只是时间中的瞬间。盖世英杰也好,村野凡夫也好,无论是谁,分享的都只是这个永恒世界中的短暂的现在。归根结底,还是李太白说得透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明代著名学者杨升庵,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在晚年创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亦称《二十二史弹词》)中,抒发了这番感慨。这部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其中第三段的开场词,就是这首《临江仙》,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词意十分鲜明,无非是览史兴怀,抒写由沧桑迭变所引发的人生感悟。这里化用苏轼《赤壁怀古》的成句,巧妙地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江水滔滔,今古无异,而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却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

诗人纵观历史,思量世事,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杨升庵对历代盛衰兴亡、千古英雄成败的彻悟,并不是无谓而发的,里面渗透着他从自身的颠折遭际中所获得的真切、实际的生命体验。

升庵,名慎,四川新都人,出身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杨廷和是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一朝宰辅,元老重臣,而祖父、叔叔、弟弟、儿子,也都是进士及第,因此,有“一门科第甲全川”之誉。他二十一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他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试卷上,烧出了一个窟窿,结果名落孙山。三年之后,他在二十四岁时,殿试第一,考中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和经筵讲官达十二年之久。早期的仕途上,飞黄腾达,春风得意。他也以直言敢谏驰名朝野。当时,武宗正德皇帝不务朝政,荒淫无度,专门寻花问柳,设置“豹房”,还带着宦官化装外出,到处奸淫民女。杨升庵呈上奏章,指责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犯颜直谏,但皇帝未予理睬。后来,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无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

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自己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可是,年仅十六岁的少年天子,为了提高本家宗族的地位,决意打破这个规定,以其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祀以皇帝尊号。从宗族承嗣上看,这就意味着脱离了孝宗、武宗支派,从而在朝廷中引发了一场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大礼议”的激烈论争。当时内阁大臣中分为两派,新科进士张璁等主张遵从上意,称孝宗为皇伯,并提供了许多理论依据;而内阁派杨廷和父子和众大臣都坚决反对。嘉靖皇帝为了维护其本宗权益,保持他的绝对权威,并防止相权借此膨胀,断然固持己见。杨廷和愤然以辞官归里相要挟,皇帝并不予以挽留。

于是,皇帝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升庵便纠集一些人上疏切谏;没得到答复,他又和廷臣们跪伏左顺门外请愿。皇帝更加震怒,下令将带头抗命的八个人逮捕下狱。这就更加激起了群臣的愤慨,杨升庵年轻气盛,激动万分,高喊:“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当日有二百多名廷臣在金水桥畔、左顺门前跪伏痛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震云天,响彻宫廷。皇帝下令逮捕哭声最大的一百三十四人,投入锦衣卫诏狱,全部廷杖。杨升庵被杖击后,死而复苏;十日后,再次廷杖,几乎死去,最后,谪戍云南永昌(今保山县),“永远充军”。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左顺门事件被弹压下去之后,除个别人外,基本上没有人公开持反对意见。嘉靖皇帝遂把他父亲的神主,从湖北安陸迎奉入京,尊号为“皇考恭穆献皇帝”。

关于这场轰天动地的宫廷大案的是非曲直,后世意见不尽一致。《明史》对嘉靖帝是持批评态度的,说将他生父“升祔太庙,而跻于武宗之上”,实在过分;这无异于肯定杨升庵等人行为的正义性。当代学者王文才认为,“在这次激辩中,杨慎奋抗暴君,痛击邪曲,表现其‘见义不敢后身’的政治品质”(见《杨慎诗选序》)。而台湾学者柏杨则对杨升庵予以激烈抨击,鉴于他所坚持的是宋代程朱理学,斥之为“卫道之士”的“奴性狂热”,“恬不知耻”,“颠倒是非”(见《中国人史纲》)。其实,这两方面的是是非非,恐怕未必存在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说,在皇帝那边还有个切身利益与宗族地位的考量;那么,对于杨升庵来说,无非是头脑里的“礼制”作怪,那么拼命奋争,直至付出几十年的惨痛代价去较这个死劲,既不能说“奴性狂热”,“恬不知耻”;大概也谈不上什么“义所当为”。

当然,这是后人的评说,作为当事人,杨升庵的彻悟绝对需要时间,需要实践,其间不仅有出生入死的生命体验,还离不开数十载穷边绝塞谪戍岁月的苦难生涯。

嘉靖皇帝登极后,二十余年置朝政于不顾,整天躲进西苑,炼丹修道;可是,却时刻记着杨氏父子的“仇口”。他曾咬牙切齿地说,他在位一天,就不让杨升庵有出头之日,真是结下了永远解不开的死疙瘩。而偏偏这个昏庸君主在位时间又特别长,足足四十五年,致使杨升庵不要说回朝任职,即便普通的罪犯年老多病之后返回故里的“优渥”,他也享受不到。父亲去世,他曾奔丧归里,但很快即返还戍所。后来,已经年满七十,他从云南偷偷溜回四川,巡抚察知之后,立刻派遣“四指挥逮之还”。

生活是一部教科书。当日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荣华富贵,转瞬间化为乌有,由权力的峰巅跌入幽暗的谷底,这惨痛的遭遇,特别是政治上大起大落的浮沉跌宕,在给予他以沉重打击的同时,更使他在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的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奉行“模糊哲学”,等同地看待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只要自己能够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则对人间万事尽可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恰如他在《临江仙》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不要说后世的论者,即使他自己,数十年后,作为一个远戍蛮荒的平头百姓,徜徉于山坳水曲之间,以淡泊的心境回思往事,料也能够感到,当年拼死相争的所谓“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皇上称父亲为皇考还是为皇叔的所谓“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真个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了。

实际上,这种彻悟与觉醒,不只是反映在这首《临江仙》词里。综观其后期的大部诗作,特别是《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可以说,里面贯穿了这种淡泊功名、脱略世事的蕴涵。且看词话《总说》中的《西江月》: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富贵歌楼舞榭,凄凉废冢荒台。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说三代》里的《南乡子》: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  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说宋辽金夏》中的《蝶恋花》:


简尽残编并断简,细数兴亡。总是英雄汉,物有无常人有限。到头落得空长叹。

富贵荣华春过眼,汉主长陵,霸王乌江岸。早悟夜筵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看得出来,这些词作既是他多年谪戍生涯、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刻画出他以秋月春风、青山碧水为伴,寄情渔樵江渚的闲情逸趣,也是诗人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正是这种超然物外,摒弃种种世俗烦恼,对个人的一切遭际表现出旷怀达观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孤苦的凄清岁月,最后得以七十二岁的上寿,终其天年。

杨升庵差堪自慰的是,他有一位爱情甚笃、且擅诗词散曲、多才多艺的夫人黄娥。在这对贤伉俪的生命途程中,相依相伴、鹣鲽情亲的岁月极为短暂,而“执手相看泪眼”,生离甚至死别的时日,却无比漫长。在杨升庵遣戍滇南途中,黄娥以羸弱之躯,不惮跋涉之苦,对丈夫殷勤照护。她不放心丈夫的病体和疮痛,执意要亲自护送到蛮烟瘴雾之地。但升庵看到妻子面黄肌瘦、弱不禁风的状态,再也不忍心让她同受折磨了,而且家里还有老人需要照顾,行至江陵驿站,便力劝她返回四川新都老家,并填写一首《临江仙》词送别:


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

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洲。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


“楚塞”指江陵西面的南津关,由此溯江而上,妻子即可入蜀还乡。两人不忍分开,又不得不分开。正在离人饱尝生别之苦时,偏偏此刻又有圆月当头,更令人苦痛加倍,难以为情。

升庵行至金沙江畔,回思夫妇当时泣别的情景,又以一首七绝状写其填胸塞臆的苦情: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恨悠悠,

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黄娥回到新都,看到桂湖风物依旧,而人事全非,含泪写下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

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

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据清代学者王昶《滇行日录》记载:“访升庵谪居故址,今为甲杖库,入视之,有楼三楹,颓废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黄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可见,此诗当时流传甚广。黄娥后来还曾写《又寄升庵》:


懒把音书寄日边,别离经岁又经年。

郎君自是无归计,何处青山无杜鹃。


一个“懒”字,既刻画了寄信人慵懒不爽、了无情绪的心理状态,又反映了长期思念丈夫,经岁经年不得相见的精神痛楚。既然归来无日,那就特请无处不在的泣血杜鹃来传送心曲吧。杜鹃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阵阵凄苦哀号,恰似女诗人的声声呼唤。

升庵谪戍初期,黄娥曾去云南永昌探望,夫妻同住两年多时间。后来老父去世,升庵赶回新都治丧,夫妇得以再次短暂会面。此后,就山长水远,劳燕分飞,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杨升庵谪戍生涯中,“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于书无所不读,至为刻苦、勤奋,著述达四百余种,诗词传世两千余首。清人李调元在《函海》序中,称他“为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于他的诗词评价很高:升庵“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此外,他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成了他的成功—他在仕途上的惨痛失败,为他在学术、创作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他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他在晚年,对于年轻时所拳拳服膺并为之奔走呼号的程朱理学,作了深刻反省。他从学术、思想诸多方面批评朱熹,指责他“违公是远情”,用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盲目地仰承他的鼻息,为害至大。

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他在永昌“化育多士”,堪与谪居儋州的苏东坡媲美。在久居边徼的流人中,就其敷扬文教、文化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应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滇云大地,讲学、结社、觞饮、留题,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杨升庵所到之处,操觚题诗,撰书刻石,在云南各地留下了大量碑碣。时人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说:“先生尝读书点苍山中,著《转注古音略》以补字学之缺。一时问字者摩肩山麓。先生今日复至,则曩昔问字之士,皆崭然露头角为闻人矣。识者谓先生所至,人皆熏其德而文学用昌,有不及门而兴起矣,况亲炙之者乎!”

对于杨升庵晚年纵情声色,流连歌妓,几至颓废的程度,论者颇有微词。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说:升庵贬谪滇中,有东山携妓之癖。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升庵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其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丫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明代画家陈洪绶绘有《升庵簪花图》,更是形象地刻画出这种情态。

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这种佯狂作态,放浪形骸,无疑昭示了杨升庵晚年落拓无聊,放诞不羁的心境。但在我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心理,是对其终身流谪徼外这种过苛的处罚的消极反抗;同时,也是他全身远祸、养晦韬光的一种方式。因为嘉靖皇帝出于对杨氏父子的愤恨,时时欲置之于死地。史载:“世宗以议礼故,恶其父子特甚。每问慎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的“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2009年)



关于江淹的三个话题

去年五月,为寻访战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周的故里,我曾有豫东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权县,由当地学者陪同,在老颜集乡唐庄村和顺河乡青莲寺村,分别看了传说中的庄子故里遗址和墓地。初夏日长,离黑天还有三个多小时,文友们建议,不妨就便寻访一番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遗迹。

民权地处古代的济阳考城,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间的程庄镇江集村。这里离老颜集乡不远,我们上了车,很快就路经北关,来到了程庄镇,一条笔直的大道又把我们箭直引入了江集村。

原来,江氏在这里是一个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还有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总、江子一、江祏、江谧等等,都在正史里有传。只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于今,村里除了几户江姓人家,可以视为承祧的余胤,还有那句“江郎才尽”的成语可说是家喻户晓以外,其他任何有关江淹的遗迹都已荡然无存。好在墓地还在,于是,我们在东道主的引领下,赶往几公里外的岳集。和庄子的庐墓所在存有诸多的争议不同,这里的江淹墓地,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一向为史家所公认;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据说,原来的墓园十分壮观,现在仅存一个不高的圆形土冢,旁边立有一通字迹斑驳的残损石碑,为明成化年间旧物,上面写有“齐醴陵侯丞相江公讳淹之墓”字样,从字迹看,当是由今人翻刻的。

当地民众对于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还能背诵几句他的诗文辞赋。他们听说我是从东三省远道来访的,非常兴奋。告诉我,江淹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出色的文学家;一个是著名的清官。他在年少时,即因擅长辞赋诗文而声名卓著;后来走上了仕途,历经宋、齐、梁三朝,晚年曾担任过高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他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对贪官污吏从严惩治,绝不手软。到了五十九岁这年,江淹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于是,称病致仕,回到原籍养老,三年后就因病去世了。梁武帝亲自为他素服举哀,馈送葬钱三万,布五十匹,加封谥号“宪伯”。

乡亲们概括得很准确,江淹确实有“两个头衔”。应该说,他的官还是当得不错的,可说是官声甚好。早在他担任御史中丞时,宋明帝就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也正是为此吧,后世史家修撰《南史》、《梁书》为他立传时,尽管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可是,并没有将他纳入“文学”范畴。—当然,这和中国历来的“官本位”也有直接关系。这令人想起了诗仙李白。他的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过是翰林待诏,而且为时甚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然要标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仅此也,古人与今人不同,他们把“立德”、“立功”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同样是“立言”,却一向看重以经国济世为旨归的奏章、策论,而把诗词歌赋当作“余事”,所以,韩愈有句云:“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而在扬雄的笔下,就更是直白、更加露骨了,《扬子法言》一书中,曾经自作问答:“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从政与为文,这算是头一个话题吧。

第二个话题,是江淹的文学成就。作为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在中国骈文史上树起了两座丰碑,成为奠定其巍然挺立于六朝文坛之上的两块重要基石。《别赋》堪称江淹的代表作,它运用铺陈排叙、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通过对戍卒、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南朝社会动乱的侧影,着意表达了下层读书士子的悲凉失意情绪。《恨赋》同样也是六朝抒情骈赋中的名篇,全赋着意渲染一个“恨”字,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的幽怨与遗憾。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解释,《恨赋》的题旨应该是:“恨者,本欲为而终憾未能为”也。所以,一开篇江淹就说:“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他那里,恨与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钱先生所说的:“《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而他赋之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后世词人辛弃疾有句云,“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同样是把恨和别锁在一起。

江淹辞赋一个重要特色,是用词造句十分考究,富于声律之美,艺术价值颇高。与其诗“善于摹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辞赋却以“奇崛”见长,风韵清标,戛戛独造。说到奇崛,人们当会记起《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这个名句。其意本于《孟子·尽心》篇:“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按照动宾短语的习惯句法,应该是“坠涕”、“危心”,而“危涕”、“坠心”则有些费解。可是,江淹却偏要把它们颠倒过来用。类似的例子,《别赋》中“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最后的“心折骨惊”,实际上是指心惊骨折的精神错乱、悲痛异常状态。看得出来,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写法了,诚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言:“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这种事例,在后代的诗文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杜甫的《秋兴》诗第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原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过来说。结果,这么一颠倒,变叙述句为描写句,侧重于也突出了香稻与碧梧这两个主体,使审美意义与节奏意义大于语法意义,这样就不同凡响了。再如,杜诗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联,就语序来看,也似乎不顺,可是,若从体物深细,令人注意“绿垂”、“红绽”之下究竟要说什么的角度来思考,又确实觉得高明。它们都体现了杜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崛沉雄为贵”(明人王世贞语)的特点。

当代国外文艺理论家有所谓“陌生化”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鉴于一切熟知的事情,正由于它是熟知,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所以,他们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其出发点不止是标奇立异,或者单是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至于说到“江郎才尽”,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是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和如何看待“才尽”这两个焦点上。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都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了低潮。《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他在《诗品》中说,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这种说法,影响颇大。以致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存),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几尺残锦还给他,“此人大恚(埋怨、憾恨)曰:“那得割截都尽!(怎么弄成这样破破烂烂的!)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赠给你)!’自尔,淹文章踬矣(一蹶不振了)。”

庙堂之上富贵安逸的环境,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江淹专注于仕途经济,而于诗文创作着力无多,自然就佳作见少了。他在齐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经流露出满足于荣誉、地位而不思精心创作的情绪:“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清代文学家姚鼐认为,江淹并非真的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雾经心,清思旋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是诗仙李白,尽管他有天纵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里出任高官,安富尊荣,封侯佩印,恐怕最后也会诗才大减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


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地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明末文学家张溥,同样不以“才尽”论为然,他从一个新的角度予以阐释:“江文通(江淹字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而蒙讥‘才尽’”。意思是,他入梁之后,遇到了博学多才、文学天赋很高却猜忌心重的武帝萧衍,不得不有意识地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并非真的“才尽”。宋代诗人徐钧写过一首七绝:


生际河清献颂文,尤工乐府丽春云。

人言才尽何曾尽,深恐名高上忏君。


说是题咏鲍照,实际上,与之齐名的江淹,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这么猜度,并非全无凭据。宋孝武帝时,王僧达文才超众,声名显赫,孝武帝便找个借口将他除掉;还有沈约,原为梁武帝的得力重臣,曾经协助他篡夺齐祚,可是,由于有人告发他与武帝比赛学问时故意认输,武帝觉得丢了面子,勃然大怒,甚至要杀掉他。

稍后于张溥的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则认为江淹“脉脉自持”,以清标独赏,“不屑尽其才”,与时人争一日之短长:“文通于诗,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唯循意以为尺幅耳。”还有人认为,江淹的诗作遒劲古峭,跟永明体的诗风相隔甚远,致令当时评判、鉴赏者感到不习惯,遂有“才尽”之讥。

当然,支持“才尽”论者,也大有人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文艺批评家胡应麟。他反对那些惝恍迷离的传说,而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光绪年间进士江云龙,同样认为江淹晚年真的是“才尽”了,只不过找个体面的说法,有诗曰:“郭仙雅意怜才尽,早索江淹彩笔还。”郭璞是晋代著名文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知名的术士。江云龙的诗意是,索还彩笔,这体现了郭大仙(实际是《诗品》作者钟嵘)怜爱江淹的一番雅意,一篇遁词。


(2011年)



《牡丹亭》中说澳门

年轻时赏读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牡丹亭》(《还魂记》),看到第二十一出《谒遇》处,僧人唱道:“一领破袈裟,香山嶴里巴。多生多宝多菩萨,多多照证光光乍。”接着道白:“小僧广州府香山嶴多宝寺一个住持。”觉得“香山嶴里巴”五个字有些费解。后来,看了徐朔方、杨笑梅先生的《牡丹亭》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得知原来说的是香山嶴耶稣会的教堂三巴寺。“巴”指寺庙,“这里当是为押韵而勉强用这个字。”三年后,费成康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撰文指出,上述解释似是而非,“巴”系葡萄牙文音译,词义是“神父”。开头两句话,是僧人上场“自报家门”—古代戏剧中人物首次登场时,例需进行自我介绍。这样,就更容易理解了。

这是关于“巴”字的解释。那么,作为地名的“香山嶴”又在哪里呢?此词在《牡丹亭》中凡三见,另两处分别是:第六出《怅眺》中韩秀才说道:“有个钦差识宝中郎苗老先生,到是个知趣人。今秋任满,例于香山嶴多宝寺中赛宝,那时一往何如?”第二十二出《旅寄》中柳梦梅念道:“香山嶴里打包(指打点行装)来,三水(地在广州西,当西江、北江汇合处)船儿到岸开。要寄乡心值寒岁,岭南南上半枝梅。”《牡丹亭》校注中说,香山嶴在“今广东省中山县境内”,并引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举人“卢廷龙请尽逐香山嶴夷,仍归濠境故地”。“濠境”即今澳门。显然,这里把“香山嶴”与澳门看作两个地方。实际上,“香山嶴”指的就是澳门。

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旧称“濠镜(境)”,归属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位于珠江口西岸,面临南海,与香港、广州鼎足而立,互成犄角之势。史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初入其地,借口“舟触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强行上岸租占澳门,“久之遂专为所据”。后来,又不断扩大范围,使之逐渐扩展成国际通航的港口。二百八十九年后,香港开埠。此前,它一直是西方在东方贸易、传播宗教和文化艺术的中心,也是进入中国内陆的桥头堡。

现在的问题是,生长于内地的汤显祖何以在剧作中会写到澳门呢?这就要联系到他的一场特殊遭遇了。汤显祖,江西临川(今抚州市)人,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十四岁补了县诸生,二十一岁中举。后来由于朝政腐败,上层统治集团通过科举考试肥己营私;而他为人耿介拔俗,洁身自好,不肯屈服于权势,先后两次拒绝权臣的网罗、招致,致使几次投考进士都铩羽而归,直到三十四岁才勉强中了进士。在留都南京,先后任太常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明史》本传中,有“意气慷慨”,“蹭蹬穷老”的评语,足以概括其个性与命运。

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上了一道长达两千余言的《论辅臣科臣疏》,越职批评朝政的腐败,弹劾宰辅张居正、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等窃盗威柄,专权误国,势力小人颠倒煽弄其间,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不仅指出当时言官之所以噤若寒蝉,唯唯诺诺,就因为宰辅专权擅政,而且对皇帝本人登位二十年来的施政也予以批评。万历皇帝看到他的奏本之后,怒不可遏,当即以“假借国事攻击元辅”罪名,把他贬到广东雷州半岛南端的偏僻荒凉的徐闻县做典史。

他先是从南京沿江南下,返回家乡临川,然后再从临川继续南行,前往贬谪场所。途经广州时,顺便乘船出珠江口,游览了澳门,其时大约在1591年圣诞节前后。

当时的澳门属香山县管辖,租借给葡萄牙殖民者已届四十年。在这座与中国内陆风格迥异的欧洲式的小城,大批葡萄牙等外国居民纷纷入住。这样,汤显祖平生所未曾寓目的“碧眼愁胡”的外国商人,“花面蛮姬”的葡萄牙女郎,还有市场上精美无比的宝石、香料、珍珠、象牙制品、丝织品等宝物,以及市声喧哗、人头攒动的展宝、赛宝、购宝场景,便一一闯入了他的眼帘,特别是有机会亲眼看到不同于内地的香山嶴耶稣会的教堂三巴寺,以及身上披着袈裟、口中念念有词的僧人(神父)。这一切,都使他大开了眼界,增广了见闻,脑子里刻下深深的烙印。汤显祖在澳门的时间不长,尔后,便经由开平、阳江,登舟入海,再赶到徐闻县履职。

需要说明的是,汤显祖当日所见的“三巴寺”与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巴寺”并非一码事。现在,澳门的大三巴牌坊所在的“三巴寺”,奠基于万历三十年(1602年),全部完工还要更晚。而汤显祖见到的“三巴寺”,实际上应为圣保禄教堂(但也不是位于今日大三巴牌坊处的圣保禄教堂)。据说,那是一座“以木板和砖盖成的仓房型式”的建筑,其地在澳门城中心,与后建的大三巴牌坊处的圣保禄教堂并不在一个地方。再者,尽管汤显祖在一些剧作中,多有毁僧谤道之语,但对于佛学他还是颇有研究的,他曾宣示过“三教合一”的主张。在《牡丹亭》中,他故意把澳门天主教说成佛教,洋教堂变为寺庙,圣保禄译成多宝寺,将天主教士称为“僧人”和“住持”。

这次不平凡的旅行,使汤显祖成为中国古代著名文学家中即便不是唯一,起码也是最早到过澳门的人,而且,留下了四首纪游七言绝句,并把有关见闻写入了传世名著《牡丹亭》中,使之成为直接反映晚明万历年间澳门历史及社会生活的生动的史料。

四首七绝中的一、二首,题为《听香山译者》。“香山”即指“香山嶴”,“译者”今称翻译,当时叫通事。由于“译者”为中国人,因此,诗人得以向他询问许多澳门的情况,进而写到作品之中。

其一云:


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

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山。


诗中描述的是,从译者口中得知的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乘船出海,到南洋诸国从事贸易经营、购买香料的场景。首句说,葡商乘坐“洋舶”由占城(今越南南部)出发,十日后即可以到达交栏(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次句说,他们所乘的是配备有十二张帆篷的快船。后两句是说,他们先在南海古国三佛齐的港口泊碇停留,备足粮粟,然后驶往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产香胜地九州山,采购各种香料。三佛齐王国鼎盛时期,其势力范围包括马来半岛和巽他群岛的大部分地区。明王朝在此地设置过旧港宣慰使。

其二云:


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

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


大意是,娇媚如花、大约十五岁上下的葡国女郎,鲜艳的衣裳上喷洒着蔷薇露水,娇丽的面容宛如西海上边刚升起来的月亮,口中有香气喷出,使人联想起张开尾羽放出香气的倒挂鸟。庄绰《鸡肋编》卷下:“广南有绿羽丹觜禽,其大如雀,状类鹦鹉,栖集皆倒悬于枝上,土人呼为倒挂子。”应该说,在中国古代诗词中,这是描写婀娜多姿的西洋少女的首创。即便是咏赞本土的美艳如花的少女,像如此想象奇特的夸饰写法,亦属罕见。剧作家的文采飞扬、构思独特,于此可见一斑。

第三首为《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


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

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


“香山验香所”应是朝廷设在澳门负责检验香料质地的一个专门机构。明朝宫廷对各种海外香料需求量颇大,因此,作为对外贸易集散地的澳门,就成了购求香料的中心场所,而检验香料质地更是一项经常性的皇家专营业务。“海龙”蜿蜒,不绝如缕,状写船舶之多;开舱卸货,宛如“大鱼”喷吐芙蓉;“千金一片”,则极言香料之珍稀、贵重。

第四首《香嶴逢贾胡》:


不住田园不树桑,琅珂衣锦下云樯。

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


贾胡,指在澳门居留的葡国商人。他们穿着华丽的衣裳,佩戴着贵重的珠宝,不种庄田,不事农桑,专以海上贸易为生。一艘艘云樯高挂的商船,浮荡在波光潋滟的海面上,与闪烁着月色、星辉的白玉、明珠,交辉互映,到处都放射着珠光宝气。

上述有些内容,在《牡丹亭》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这四首颇具史料价值的七言绝句,特别是记入流传千古的杰作《牡丹亭》中的有关戏文,不独为澳门文学史增添了浓墨重彩,也在整个中华剧苑、诗坛上,留下了宝贵的篇章。除了文学本身的价值,诗作也好,剧作也好,都为祖国人民了解澳门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敞开一个窗口,为后世研究明代澳门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汤显祖任徐闻县典史,不过一年时间,但在当地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最为人称道的是,他针对当地民众好勇斗狠,女子忧愤轻生的习俗,捐出俸银,创办了“贵生书院”。赦还内迁之后,他被任命为浙江省遂昌县令。根据作者自称,《牡丹亭》完成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时,距其游历澳门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当年他即弃官归里,一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去世。除了《牡丹亭》之外,作者早年曾著有《紫箫记》、《紫钗记》,后来还有《邯郸记》、《南柯记》。正是这些传世的名作,使他成为继关汉卿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戏剧家。

看来,《牡丹亭》的取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基本故事情节取自宋人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同时,还吸纳了流传于江西南安大庾一带的“女魂恋人”的故事;而其《谒遇》、《怅眺》、《旅寄》等几出戏文中有关香山嶴的情节,则是他依据亲身所见所闻有意识地写进去的。

汤显祖生当明朝日益腐朽没落的时期,亲眼目睹了嘉靖皇帝服丹求仙、大兴土木,万历皇帝直接派遣亲信宦官开矿、征税,无情搜刮等种种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通过描写宫廷不惜挖空国库去采购海外珠宝,曲折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行径,赋予这部爱情剧作以深刻的政治内容。

在《谒遇》一出戏中,当钦差接宝官员苗舜宾应柳梦梅的请求,一一介绍过珍奇异宝之后,柳(生)苗(净)二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生)禀问老大人,这宝来路多远?

(净)有远三万里的,至少也有一万多程。

(生)这般远,可是飞来,走来?

(净笑介)那有飞走而至之理!都因朝廷重价购求,自来贡献。

(生叹介)老大人,这宝物蠢尔无知,三万里之外,尚然无足而至;生员柳梦梅,满胸奇异,到长安三千里之近,倒无一人购取,有脚不能飞!


几句问答,把封建朝廷爱“蠢尔无知”的珠玉如性命,却弃“满胸奇异”的人才如敝屣的隐秘,巧妙地彰显出来。“皮里阳秋”,意在言外,语中带刺,寄慨遥深。


(2009年)



此马非凡马


李贺是唐代中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是皇室的后裔,但到他这一辈,家道已经衰落,除了一个空虚的族望之外,实际上,只是一个出身布衣的寒士。他聪敏早慧,七岁即能为辞章。大文豪韩愈和皇甫湜听了,未予置信,亲自到他家里考核,李贺援笔立就,竟如宿构,二人为之心折。自是名闻遐迩。

他每天骑着一匹羸弱的小马外出,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背着古锦囊,路上偶然思得佳句,随即写出放入囊中。到了晚上回家,再整理出来,累累成篇。他的母亲发现锦囊中竟有那么多的诗句,心疼地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新唐书》本传中评论他的诗文:“辞尚奇诡,所得皆警迈,绝去翰墨畦径,当时无能效者。”

他抱着满腔热情,渴望一展所长,替国家尽一份力量,但遭逢不偶。他的父亲名晋肃,曾在四川做过一任小官,而且已经早死。可是,与他争名者却以此毁之:“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韩愈认为其说无理,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之作有理有据的辩解,说:“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当局和有关人士被问得哑口无言,但是,最终还是不能就试。结果,终生困顿不得志,只做过一个时期的奉礼郎的卑微小官,等于后代普通人家婚丧时候的一个赞礼,情怀抑郁难舒,二十七岁就死去了。

在李贺的诗作中,咏马的特多,径题马诗及句中谈到马的竟达八十三首,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马诗二十三首》,尤具特色。当然,李贺原非咏物诗人,也不是养马、识马的专家。他之咏马,实际上是借马为言,以马自况,表达他对于识才、用才的见解。对这一点,后人看得十分清楚。明代评论家曾益说过:“贺诸马诗,大都感慨不遇以自吟也。”他往往通过马的内心活动去表现封建士子的际遇和周围环境。

长歌当哭,为千古怀才不遇之士,洒一掬同情之泪。清人王琦注云:


马诗二十三首俱是借题抒意。或美,或讥,或悲,或惜,大抵于当时所闻见之中各有所比。言马也,而意初不在马矣。又每首之中皆有不经人道语。人皆以贺诗为怪,独朱子(熹)以贺诗为巧,读此数章,知朱子论诗真有卓见。


李贺抱负不凡,自视甚高,但怀才未遇,颇堪浩叹。《马诗》第四首,极写马之素质良好,但际遇不佳,景况凄凉。这是用拟物的手法写人,实际是写他自己,是一种借题发挥的婉曲写法。尤其可贵的是,诗人通过咏马,创造出物我两契的深远意境。


此马非凡马,房星本是星。

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


清代姚文燮评论这首诗说:“上应天驷,则骨气自尔不凡。瘦骨寒峭,敲之犹带铜声,总以自形其刚坚耳。”那么,这样的天马、神骏,得到的待遇又如何呢?且看《马诗》第一首:


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

无人织锦鞯,谁为铸金鞭?


开头两句形容神骏的贵质奇材,说这匹龙马脊上长着状如连钱的彩色斑点;四蹄雪白,跑起来似飞行云烟之中。接着写道:可惜的是,这样的良材骏骥却无人赏识,织锦鞯(垂覆马腹左右以遮挡泥土的布)无人,铸金鞭无人,结果,偃蹇、落拓,与凡马无异。这都是在慨叹贤能之士(首先是他自己)的怀才不遇。惟其天赋奇材异质,在受到不公正的摧折时,其内心的矛盾痛苦也就格外深沉。

再看第十八首:


伯乐向前看,旋毛在腹间。

祗今掊白草,何日蓦青山!


过去认为,马有旋毛在腹,乃千里马之特征。但一般人并没有注意,往往以常马视之,伯乐一眼就看出来了,从而发现了它的异秉。但是,相马者有人,市骏者无主。甚至连白草都要遭到克扣。结果,因为饲料粗糙,刍秣不足,每食难饱,精力有限,哪还有希望越迈山峦,驰驱万里呢!这里也含蕴着李贺个人的侘傺失意的境遇:他不是没有遇到伯乐,韩愈首先发现了他的才能。但由于韩愈并非高居要津的达官显宦,除了写一篇《讳辩》为他申张正义之外,也没有更大的能力去汲引他。为了理解这首诗,我们还可以把刘禹锡的杂文《说骥》引来参照着读。

文章说,一位堂兄送给他一匹良马,但他不识货,只用普通的方法喂养。不久,因为生病等着钱用,便把这匹马卖给了一个姓裴的人。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裴某得知这并非一匹常马,只是因为口齿尚嫩,锐气深藏,又兼过去饲养失当,所以一般人看不出它的异质。经过新主人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后来这匹马果然长成一匹名马。

这和韩愈《杂说四》一文讲的是同一道理:“马之千里才,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上述诗文,都是借马喻才,阐明识才、育才、用才的道理。一句话,并非世无良才,关键在于当政者是否采取了科学的方法与正确的态度。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那种凡马却得时逢春,气派得很,且看《马诗》第十四首:


香襆赭罗新,盘龙蹙蹬麟。

回看南陌上,谁道不逢春?


前两句说,赤罗新帕覆盖在凡马锦鞍上,龙麟精细地雕在铜镫上;后两句写凡马的骄矜得意,昂首四顾,在它看来,世间是不会有困顿失意之事的。这是借刻画凡马踌躇满志、自鸣得意来反衬贤才的风尘憔悴,遭际不偶。两相对映,颇富感染力。同时,借以讽刺那般侥幸得志的势利小人。《剧谈录》载,元稹明经擢第后,曾欣然拜访李贺。李贺素来看不起他的夤缘趋附,得意忘形,因而拒不接见。有评论家认为,此诗正是讽刺这一类人物的。

李贺自伤不遇,而且鄙视那些侥幸乘时的势利小人。但就他的本意来看,还是盼望能够有机会一展所长,酬其夙愿的。《马诗》第七首借马自喻,充分反映了这种心情:


西母酒将阑,东王饭已干。

君王若燕去,谁为拽车辕?


大意是说,西王母、东王公那里即将酒阑宴罢了。君王倘要想效仿穆天子那样及时赴宴,那就非得有日行三万里的八骏替代拽车辕不可。李贺在这里以神骏自喻,说明当今君主要想治理天下,就应设法找到并起用八骏那样的治国贤才。《马诗》第十二首表达了那种锐身自任,希冀一展所长的愿望:


批竹初攒耳,桃花未上身,

他时须搅阵,牵去借将军。


诗人描绘出一匹幼稚可爱的良驹形象:批竹般的双耳刚刚攒聚在额上,毛色初成也还不够鲜明。可是,望去已经知道这是一匹稀世的骏马。将来冲锋搅阵,一定能够帮助将军建功立业的。诗人以良驹比喻自己的年少新进,初露头角,说明人们还没能看到他的真正本事;但后生可畏,将来一旦有机会致身朝廷,辅佐君相,其前程正未可限量哩。诗人高自期许,踔厉风发,这种精神状态正同他在另外两篇诗作中讲的“更容一夜抽千尺”、“少年心事当拏云”是相互一致的。

《马诗》第十五首写道:


不从桓公猎,何能伏虎威。

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


这里借用《管子》一书中“桓公乘马,虎望见之而伏”的典故,说明贤才伏处草野之中,不遇识者;即使智勇绝伦,雄略盖世,也无从得以施展。而一朝得遇明主识拔,出乎沟垄之间,则可以建功立业,大展奇才,像拂云掠电的神骏一般,令人刮目相看。在《马诗》第五首中,诗人这样描写千里马的心理: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

何当金络脑,快步踏清秋!


诗人说,如果得获知遇,我将在那白沙似雪的安边朔漠之间,在那燕然山一钩新月之下,戴着金线编成的络头,趁着气爽天高的清秋,在疆场上纵横驰骋一番。这里充满着翘盼知遇,以期一展所长的壮志豪情。

李贺作为一个壮怀激烈的青年,尽管被排斥压抑在一个“臣妾气态间,惟欲奉箕帚”的无聊职位上,但开始时还是抱着用世的希望的。后来眼看着种种叫人气愤、忧虑的世事,他逐渐感到灰心失望了。这种心情也充分反映在他的《马诗》里。且看第十一首:


内马赐宫人,银鞯刺麒麟;

午时盐坂上,蹭蹬溘风尘。


上下两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赏赐宫人的内马,则银鞍垫上镶着麒麟,极尽装饰之美;而负重致远的千里马,则风尘蹭蹬,白汗交流,根本无人怜恤。这正像孟尝君所说的“后宫蹈绮縠,而士不得短褐;仆妾余粱肉,而士不厌糟糠”。世事的不公平,竟至于此!这种重女色而轻视人才的腐败现象,反映在诗人的笔下,正自有无限的悲慨。

《马诗》的最后一首是:


武帝爱神仙,烧金得紫烟。

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


这首诗以借喻手法,说明仕于朝者都是肉马、庸才;而一些奇才颖异之士,则沉埋于草野之中,无从崭露头角。一面慨叹朝廷无人,一面悲叹自己怀才不遇。但他不便直言,只能绕个大圈子说:汉武帝癖好神仙之术,而招募的方士专事行骗,炼丹烧金无数,所得不过一缕紫烟。武帝还曾宣称“得天马于渥洼水中”,实际上厩中豢养的无非是些痴肥呆长、不解登天的凡马,哪能借以升仙呢!言外之意,是人君虽然意在求治,但不谙用人之道,结果,一切只能陷于空谈而已。

李贺《马诗二十三首》从各方面写马,写了不少的马,其实大别之无非两种:骏马和驽马。他写马不满足于从旁观的角度描写马的神骏,赞美马的品格,而是融进个人怀才不遇的凄凉身世之感,因而更加凄恻动人。诗的主旨是骏马与人才的失路之悲。笔锋所至,时而隐喻微讽,时而郁怒嘶鸣,时而昂扬愤激,长歌当哭,读之令人热耳酸心,感染力是很强的。


(1987年)



涧底松


西晋著名诗人、文学家左思,借用古代史实咏怀述志,写了八首《咏史》诗,其中的第二首是: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借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诗人首先从葱茏茂郁的十丈黑松与稀疏下垂的径寸小草,一处涧底,一踞山巅的自然景况写起,用以比喻贤俊之才屈居下僚,而世家子弟不问贤愚均能高踞上位的社会现象,进而揭露造成这种不合理现象的根源。诗人尖锐地指出,这是地势不同所造成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从而有力地抨击了魏晋时期门阀制度的黑暗。最后由现实转向历史,列举了西汉金日磾、张汤两家子弟凭借先人遗业,绵延七代做宫廷宠臣,而出身寒门、卓具才识的冯唐年已七十,一直不获晋用,仍作中郎署小吏的史实,鞭挞封建社会任人不以才能,只凭门第的腐败制度,为万千深受压抑的贤才志士,吐出一口愤懑不平之气。

实际上,左思本人就曾身受其苦,这首诗正是他出于生命体验,饱含着血泪写成的一曲自怜自叹的哀歌。他出身寒门,年轻时家境清苦,很被人看不起。但他颇有志气,决心创作一篇超迈前人的《三都赋》,把蜀都成都、吴都建业、魏都邺城都写进去。为了完成这个宏伟计划,他广泛搜集历史知识和各种资料,并游历了古城旧都,然后杜门谢客,潜心写作。一些世族文人听到这个消息,肆意进行嘲讽。出身江南豪门的文学家陆机说:“这个伧夫俗子,真不知天高地厚,竟想超越班固、张衡这些前代名家,实在太可笑了。”陆机还写信给弟弟陆云,说:“有个无知狂徒想写《三都赋》,看来,写成以后,只配拿来盖我的酒坛子!”

十年过去了,雄浑、精湛的《三都赋》终于问世。但当时人们并未予以重视,传抄者寥寥无几,左思十分懊丧。他认为,这是由于作者官卑职小,人微言轻,于是,请来当代名儒皇甫谧加以品鉴。皇甫谧读罢文章,拍案叫绝,当即作了题序。这样一来,果真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注目,司空张华给予极高的评价,连那个傲慢自大的陆机看后也叹为观止。待到《三都赋》重新刊发时,举国轰动,到处有人抄写,洛阳纸价为之飞涨。“洛阳纸贵”这个成语就是这么产生的。

面对着这一切,左思感慨重重,特别是对世族文人把持文坛、压抑人才的黑暗现实认识得更清楚、更深刻了。为此,他写了许多引古喻今,指斥时弊,表达出身庶族、寒门的封建文人政治苦闷的诗篇,《咏史》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清代文学家姚莹曾为此写过一首七言绝句:


伧父当年笑左思,三都赋出竟雄奇。

宁知陆海潘江外,别让临淄咏史诗。


这里的“陆海潘江”,指文学家陆机和潘岳,当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说法。“临淄”,指左思,因为他是临淄人。意思是说,左思的《三都赋》和咏史诗所表现的旷世才华,压倒了陆机与潘岳。诗篇深刻讽刺了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和陆机等人凭借门第,对出身寒门的左思不屑一顾的可笑行径。

受左思《郁郁涧底松》一诗的影响,唐代诗人白居易也写过一首《涧底松》新乐府:


有松百尺大十围,生在涧底寒且卑。

涧深山险人路绝,老死不逢工度之。

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

谁谕苍苍造物意,但与之材不与地。

金张世禄黄宪贤,牛衣寒贱貂蝉贵。

貂蝉与牛衣,高下虽有殊;

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

历历天上种白榆。


作者在自序中阐明诗的主旨:“念寒隽也。”寒隽,指的是出身社会下层而有才能的知识分子。他们想通过仕宦途径,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往往受到压抑与排挤,难以偿其夙愿。这首诗反映的正是这些人的苦闷心情。作者在《策林》一文中曾写道:


君求贤而不得,臣效用而无由者,岂不以贵贱相悬,朝野相隔,堂远于千里,门深于九重,上下茫然,两不相通!


这和这首新乐府中的“天子明堂欠梁木,此求彼有两不知”,是同一含义。

同左思的咏史诗一样,这首诗也是从“涧底松”写起,比喻智能之士没身草泽,不被知用;也是采用对比手法,以金、张世代簪缨与终身不得入仕的贤才黄宪相衬,以贵族朝冠上的饰物貂蝉和寒士用作被子的牛衣,海底珊瑚和天上白榆(星名,借喻凡材)作对比,引出“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的结论,富有感染力、说服力和战斗力。


(1986年)



情注河汾


黄河奔腾呼啸着冲出壶口之后,渐渐收束了性子,继续悠悠南下,到了河津的禹门口,又耍了一阵脾气,然后大气磅礴地敞开了怀抱,将汾水收纳进来。

这一带,汉、唐时期为河东郡,也称“河汾”—这种提法始见于《史记·晋世家》。它的范围,大体上包括现今的北起临汾,南至河津、万荣、永济的大片地区。

唐人咏叹过“金陵王气”,还说过“秦中自古帝王州”;其实,要说“王气”,大概没有哪个地方比得过晋南的河汾的。且看,堪称帝王之祖的唐尧、虞舜、夏禹,竟然都和这里有着密切联系。尧都平阳,就是今日的临汾;舜都蒲坂,地处河东永济;在舜帝陵的东面,夏县有禹王都城的遗址;再往北去便是稷王山,西周的始祖后稷肇基于此,传说曾在这里教民稼穑;而春秋时代的晋国,建都曲沃,遗址就在汾河岸边的侯马。要说“王气”所锺,真是非此间莫属了。

话是这么讲,但我之情注河汾,却主要不是由于什么“王气”,而是因为这里的悠悠文脉,泱泱诗风。

幼时读《千家诗》,其中一首唐人苏颋的《汾上惊秋》,在脑子里刻下了很深的烙印,觉得它通过抒情、意象,极好地传达了诗人纷乱的愁绪和复杂的心情。尔后许多年,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面对着白云黄叶、秋气萧森的景象,都会记起这样苍凉的诗句:


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

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


今年秋天,参加中国作家采风团,我有幸实地考察了河汾地区。置身胜境,触景生情,自然我又记起了《汾上惊秋》这首诗。当然,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诗章固然清妙,却并非戛戛独造,其胎息盖出于汉武帝的《秋风辞》。前两句直接化用了《秋风辞》的诗意;后两句也能从原诗中寻出情绪上的痕迹。

西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汾阴出土了一只据说是黄帝铸造的宝鼎。武帝视为祥瑞之兆,喜不自胜,便亲往河汾地区祭祀后土之神,并与群臣泛舟汾河。当时,正值白云成阵、黄叶飘萧的秋天,君臣一边赏玩胜景,一边宴饮欢谈,酒酣耳热之际,武帝乘兴作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箫鼓鸣兮发棹歌。

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诗章起调苍凉,中间巧借兰秀菊芳,缅怀贤臣佳士,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盎然生气。在箫鼓喧阗、棹歌悠扬的欢愉中,笔锋陡然折转,表达了乐极悲生的情绪,反映出这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情怀跌宕、思绪纷杂的特殊气质。清人沈德潜誉为“《离骚》遗响”,自是当之无愧。

汉、唐时期,河汾一带物产丰饶,素称殷富,而且交通便利,地当沟通东西二京之要冲。元人周伯琦《过太行山》诗,有“战国东西分晋赵,中原南北带河汾”之句,充分反映了此间地势的扼要。

当时,晋、冀、豫、鲁的读书士人,东出宛洛,北发晋阳,济汾、黄河,过潼关,西入长安,游学赶考,都要在这里汇聚。隋末王通曾设教河汾,有弟子千余人。唐初名臣房玄龄、魏徵、李靖、程元、薛收等皆曾从其受业,时称“河汾门下”。特别是唐代,这一带诞生了许多著名诗人。宋之问、王之涣、王勃、王维而下,柳中庸、卢纶、杨巨源、畅当、吕温,直到柳宗元、聂夷中、司空图⋯⋯当以数十百计。

一路上,采风团接触到许多著名的人文景观。我们首先参观了古蒲州的普救寺。唐代著名诗人元微之根据发生在这里的令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写了一篇传奇小说《莺莺传》。也有人—如北宋末年学者王性之—考证,元稹写的原是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四百年后,经过金人董解元的踵事增华,写成了被誉为“北曲之祖”的《西厢记诸宫调》。到了元代,大戏剧家王实甫又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古典文学名著《西厢记》杂剧。于今,梨花院,梵王宫,待月的西厢,拂墙的花影,般般俱可指认,只是“诗人老去”,莺莺也不在了,空留下一曲凄婉缠绵的情爱悲歌,供后人咀嚼、遐想。

紧接着,我们又寻访了鹳雀楼的遗迹。据《梦溪笔谈》和《清一统志》记载,旧址原在永济县城西南,黄河里的一个高耸的沙洲上。楼高三层,前瞻中条,俯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最有名的是王之涣、畅当的五绝和李益的七律。然而,多数人只知道王之涣的诗句: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其实,畅当的诗:“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同样是景以情见,物由志显,以高远襟怀辟出壮阔诗境,不失为一首佳什。当然,与王诗相较,终逊一筹,不得不让其独步千古。现在,永济县正大做“鹳雀楼”的文章,斥巨资在黄河东岸易地重修,并辟建河畔公园,工程浩巨,明年春可期告竣。

两宋时期,此间诗坛比较沉寂,直到金末元初,再现勃兴之势。在当时诗坛盟主元好问的影响下,这里出现了一个由麻革、张宇、房希白、陈赓兄弟、段克己兄弟、曹之谦等人组成的“河汾诗派”。曹氏为晋北应州人,隐居平阳三十余年,其他人都出生在河汾一带。他们身处金、元易代之际,历经丧乱,不胜今昔之感。后来隐居乡里,有机会接触下层民众,遂在诗中发抒故国之思,反映民生疾苦,多有可读之作。

段克己词《过汴宫故城》,有句云:“塞马南来,五陵草树无颜色。云气暗,鼓鼙声震,天穿地裂。百二山河俱失险,将军束手无筹策。渐烟尘,飞度九重城,蒙金阙。”骨力坚劲,意致苍凉,受苏东坡、辛弃疾影响比较明显。其弟成己亦著诗名,广为传诵的有五律:


四海疲攻战,余生寄寂寥。

花残经雨打,蓬转任风飘。

有兴歌长野,无言立短桥。

敝庐犹在眼,殊觉路途遥。


金亡,兄弟二人避地龙门山中,躬耕度日,结社唱酬,优游以终。

麻革的诗句:“悲风鼓角重城暮,落日关河百战秋。形势古来须上策,尘埃岁晚只羁愁”;陈庾的诗句:“城上危楼倚霄汉,凭栏有客正悲歌”,慨当以慷,悲怀溢于纸上;房希白的“东风贪长新桃李,未有功夫到菜畦”,别有寄托,意在言外,都是可圈可点的。

弹指一挥,七百余年过去。于今,“河汾诗派”诸人的任何遗迹都见不到了。好在他们的乡贤房祺在元代大德年间编了一部《河汾诸老诗集》,每人收诗一卷,共录存二百零一首,可视为元好问《中州集》的续编。《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诸老“人品既高,故文章亦超然拔俗,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君去试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岑参诗)我久久地漫步在古城垣外,杨柳堤边。但见清波如旧,光景依然,只是纤流一束,悠缓地南行,已经失去了当年的万马奔腾之势。不要说汉武帝的楼船,即使河汾诸老的扁舟,恐怕也难以划行得很远了。

听说,为了纪念《秋风辞》的创作,后人在河边修建了一座秋风楼。我多么想面对着秋风、白云,登楼长啸,发抒一番思古之幽情啊!可惜,由于道阻且长,时间有限,只能望风遥想,留下淡淡的追思,付诸余生梦寐了。


(1999年)

 

主办单位:营口王充闾研究中心
版权发布:营口之窗网站 技术支持:营口爱思达计算机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国家批准建站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