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06面对历史的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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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09:39:29  阅读次数:14250 次

面对历史的苍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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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破一生心

他那一辈子

灵魂的拷问

忍把浮名换钓丝

香妃

貂蝉趣话

撑篙者言

寒夜早行人

邯郸道上

文成公主                   

劫后遗珠

当人伦遭遇政治

问世间情是何物

万古丰碑

石柱擎天一女豪

勇哉卓文君

贤母颂

李师师的真爱

叩启鸿蒙

成功者的劫难

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古今智囊

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三个唐僧

屠羊说与卜式

 

 

用破一生心

伴随着“皇帝热”、“辫子热”的蒸腾,曾国藩也被“炒”得不亦乐乎。其缘由未必都是市场的驱动,很可能还出自一种膜拜心理:拜罢英明的“圣主”,再来追慕一番“中兴第一名臣”,也是满合乎逻辑的。只是我总觉得,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得那样可亲、可敬,倒是十足的可怜。他的生命乐章太不浏亮,在那显赫的身影后面,除了一具猥琐、畏缩的躯壳之外,看不到多少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人们不禁要问:活得那么苦、那么累,值得吗?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

说到欲望,曾国藩原也无异于常人。经书上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他出生在农村,少年时代也是生性活泼,情感丰富的。十多岁出外就读,浪漫不羁,倜傥风流。相传他曾狎妓,妓名春燕,于春末三月三十日病殁,他遂集句书联以悼之:“未免有情,忆酒绿灯红,此日竟随春去了;似曾相识,怅梁空泥落,几时重见燕归来?”一时传为佳构。至于桎梏性灵,压抑情感,则是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之后。其间自有一段改造、清洗的过程。

他原名子城,字伯涵,二十一岁肄业于湘乡书院,改号涤生,六年后中进士,更名国藩。“涤生”,取涤除旧污,以期进德修业之意;“国藩”,为国屏藩,显然是以“国之干城”相期许。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儒家“修、齐、治、平”的成材之路,也恰切地表明了他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终极追求。目标既定,剩下来的就是如何践履、如何操作的问题了。他在这条漫漫人生之路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要超越平凡,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超越“此在”,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鹄的,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某些硕儒名流,德足为百世师,言可为天下法,却缺乏煌煌之业、赫赫之功;而一些建不世功、封万里侯的勋臣宿将,其道德文章又未足以副之,最后,都只能在徒唤奈何中咽下那死不甘心的一口气。求之于历代名臣,曾国藩可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也算得上是超越了“此在”吧?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两个超越”,他竟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遍,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悲剧人物,是一个终生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熬煎,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

“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任凭你有孙悟空那样的冲天本领,也难以挣破网眼,逃逸出去;何况,他自己还要主动地参与结网,刻意去做那“缀网劳蛛”呢!随着读书渐多,理路渐明,那一套“立德、立功、立言”的终极追求,便像定海神针一般把他牢牢地锁定在无形的炼狱里。

歌德老人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性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这恐怕不是一个“遗传基因”所能了得,主要的还应从环境和教养方面查找原因。雄厚而沉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已经为他做好了精巧的设计,给出了一切人生的答案,不可能再作别样的选择。他在读解历史、认知时代的过程中,一天天地被塑造、被结构了,最终成为历史和时代的制成品。于是,他本人也就像历史和时代那样复杂,那样诡谲,那样充满了悖论。这样一来,他也就作为父、祖辈道德观念的“人质”,作为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彻底地告别了自由,付出了自我,失去了自身固有的活力,再也无法摆脱其悲剧性的人生命运。

这种无形的炼狱,是由他自己一手铸成的。其中的奥蕴无穷,但一经勘破,却也十分简单:要实现“两个超越”,就必须跨越一系列的障碍,面对种种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也就是他进退维谷,跋前踬后,终生抑塞难舒,身后还要饱遭世人訾议的根本原因。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圣人早就教诲了:“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颠危之虞、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正如他所自述的:“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滨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

其实,早在天京陷落之前,清廷即已从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总体战略出发,采取多种防范措施,一面调兵遣将,把守关津,防止湘军异动;一面蓄意扶植淮军,从内部进行瓦解,限制其势力的膨胀。破城后,清廷立即密令亲信以查阅旗营为名,探察湘军动静。当日咸丰帝曾有“克复金陵者王”的遗命,可是,庆功之日,曾氏兄弟仅分别获封一等侯、伯。尤其使他心寒胆战的是,湘军入城伊始,即有许多官员弹劾其纪律废弛,虏获无数,残民以逞。清廷下诏,令其从速呈报历年军费开支账目。打了十几年烂仗,军饷一毫不拨,七拼八凑,勉强维持到今日。现在,征袍上血渍未干,却拉下脸子来查账,实无异于颁下了十二道金牌。闻讯后,曾国藩忧愤填膺,痛心如捣。“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血腥史影,立刻在眼前浮现。此时心迹,他已披露在日记中:“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

对于清廷的转眼无恩,总有一天会“卸磨杀驴”,湘军众将领早已料得一清二楚,彷徨、困惑中,不免萌生“拥立”之念。据说,曾氏至为倚重的中兴名将胡林翼,几年前就曾专函探试:“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看后惶恐骇汗,悄悄地撕个粉碎。湘军集团第二号人物左宗棠也曾撰写一联,故意向他请教:“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下联的“似”改为“未”,原封送还。曾的幕僚王闿运在一次闲谈中向他表明了“取彼虏而代之”的意思,他竟吓得不敢开腔,只是手蘸茶汁,在几案上有所点画。曾起立更衣,王偷着看了一眼,乃是一连串的“妄”字。

其实,曾国藩对他的主子也未必就那么死心塌地的愚忠,只是,审时度势,不敢贸然孤掷,以免断了那条得天地正气、做今古完人的圣路。于是,为了保全功名,免遭疑忌,继续取得清廷的信任,他毅然采取“断臂全身”的策略,在翦除太平军之后,主动奏请将自己一手创办并赖以起家的湘军五万名主力裁撤过半,并劝说其弟国荃奏请朝廷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以避开因功遭忌的锋芒。他说:“处大位大权而震享大名,自古能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灭去几成,则晚节渐可以收场耳。”这两项举措,正都是清廷亟欲施行却又有些碍口的,见他主动提出,当即予以批准。还赏赐曾国荃六两人参,却无一言以相慰,使曾氏兄弟伤心至极。

曾国藩的人生追求,是“内圣外王”,既建非凡的功业,又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

去世前两年,他曾自撰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上联揭示内心的衷曲,还算写实;下联则仅仅是一种愿望而已,哪里有什么“坦坦荡荡”,恰恰相反,倒是“凄凄、惨惨、戚戚”,庶几近之。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殁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骘,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他都要痛自悔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

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脉把得很准,治疗也是对症的,应该承认,他的头脑非常清醒。只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无异于放了一阵空枪,最后,依旧是找不到自我。他最欣赏苏东坡的一首诗:“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可是,也就是止于欣赏而已。假如真的照着苏东坡说的做,真的能在一个“淡”字上着意,那也就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自然,也就再无苦恼之可言了。由于他整天忧惧不已,遂导致长期失眠。一位友人深知他的病根所在,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他打开一看,竟是十二个字:“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他一笑置之。他何尝不懂得黄老之学可疗心疾,可是,在那“三不朽”的人生目标的驱策下,他又要建不世之功,又要做万世师表,怎么可能淡泊无为呢?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冥心孤诣、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痛深创钜的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他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了六十二岁。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当然,那种无边的痛苦,并没有随着他的溘然长逝而扫地以尽,而是通过那些家训呀,书札呀,文集呀,言行录呀,转到了亲属、后人身上,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痛苦的传承,媒体的链接。

前几年看到一本“语录体”文字,它从曾国藩的诗文、家书、函札、日记中摘录出有关治生、用世、立身、修业等内容的大量论述,名之曰《人生苦语》。一个“苦”字将曾公的全部行藏、心迹活灵活现地概括出来,堪称点睛之笔。

曾国藩以匡时济世为人生的旨归,以修身进德为立身之本,采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无疑是承传了孔孟之道的衣钵,但他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营养。他是由儒、道两种不同的传统生命智慧煅冶而成,因而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兼收孔老、杂糅儒道最为纯熟、最见工力的一个。

由于他机敏过人,巧于应付,一生仕途基本上顺遂,加之,立功求名之心极为热切,简直就是一个有进无退的“过河卒子”,因而未曾真正地退藏过。但是,出于明哲保身的机智和韬光养晦的策略上的需要,他也还是把“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奉为终身的座右铭,把黄老之学看作是一个精神的逋逃薮,一种适生价值与自卫方式,准备随时蜷缩到这个乌龟壳里,一面咀嚼着那些“高下相生,死生相因”的哲理,以求得心灵上的抚慰;一面从“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权谋中,把握其再生的策略。

同是道家,在他的眼里,老子与庄周的分量并不一样。别看他选定的奉为效法榜样的三十二位中国古代圣哲中,只有庄周而无老子,其实,这是一种“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的障眼法。庄周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的人格,不仅无求于世,而且,还要遗身于世虑江山之外,不为世人所求。这一套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的生命方式,对曾国藩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倒是作为权谋家、策略家、彻底的功利主义者的老子,更切近他的需要,符合他的胃口,—儒家是很推崇知进退、识时务,见机而作的,孟子就说过嘛:“孔子,圣之时者也。”

他平生笃信《淮南子》关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说法。“强”也者,勉强磨炼之谓也,就是在猎取功名上,要下一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强勉功夫。但他又有别于那种蛮干、硬拼的武勇之徒。他的胞弟曾国荃刚愎自用,好勇斗狠,有时不免意气用事,曾国藩怕他因倨傲招来祸患,总是费尽唇舌,劝诫他要“慎修以远罪”。听说其弟要弹劾一位大臣,当即力加劝止,他说,这种官司即使侥幸获胜,众人也会对你虎视眈眈,侧目相看,遭贬的本人也许无力报复,但其他人一定会蜂拥而起,寻隙启衅。须知,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处身险境,不能不考虑后果。他告诫其弟:从此以后,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这并不是萎靡不振,而是因为位高名重,不如此,那就处处都是危途。

清代道咸以降,世风柔靡、泄沓,盛行一种政治相对主义和圆融、浑沌的处世方式。最典型的是道光朝的宰相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身名俱泰。门人向他请教,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有人赋《一剪梅》词,其中有“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之句。曾国藩由于深受儒学濡染,志在立功扬名,垂范万世,肩负着深重的责任感,尽管老于世故,明于趋避,但同这类“琉璃蛋”、“官混子”却是判然有别的。我们也许不以他的功业为然,也许鄙薄他的为人处世,但是,对于他的困知敏学,勤谨敬业,勇于用事的精神,还应该予以承认。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多无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

对于阅世极深的曾国藩来说,我想,他不会看不出封建官僚政治下的人生不过是一场闹剧,而扮演角色的无非是一具具被人牵线的玩偶,原是无须那么较真的。他自己就曾说过,大凡人中君子,率常终身暗然退藏。难道是他们有什么特异的天性?不过是因为真正看到了大的方面,而悟解一般人所追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秦汉以来至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踞权要之时,自以为才智高人万万,简直是不可一世;可是,等到他们死去以后再看,跟那些“营营而生,草草而死”的厮役贱卒,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今天的那些处高位而猎取浮名者,竟然泰然自若地以高明自居,不晓得自己和那些贱夫杂役一样都要同归于汩没,到头来并没有什么差异,—难道这还不值得悲哀吗?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即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上面那番话说得是多么动听啊,可是,做起来却恰恰相反,言论和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总因“过于好名所致,甚至饰辞巧辩。好名之过尚小,违旨之罪甚大”。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幕僚王闿运在《湘军志》一书中,对曾氏多有微辞,主要是觉得他做人太坚忍、太矫情了;而与曾氏有“道义之交”的今文经学家邵懿辰则毫不客气,竟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专标一个“伪”字来戳穿他的画皮,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他尝以轻世离俗自许,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回事。因为如果真的轻世离俗,就说明已经彻悟人生,必然生发出一种对人世的大悲悯,就会表现得最仁慈,最宽容,自己也会最轻松,最自在。而他何尝有一日的轻松自在,有一毫的宽容、悲悯呢?他那坚忍、强勉的秉性,期在必成、老而弥笃的强烈欲求,已经冻结了、硬化了全部的爱心,剩下来的只有漠然无动于衷的冷酷与残忍,而且,还要挂出神圣的幌子。他办团练时,以利国安民为号召,主张“捕人要多,杀人要快”,“不必拘守常例”。因此,每逢团绅捉来“人犯”,总是不问情由,立即处死。一次,曾国藩路过一村,遇卖桃人与买者争吵,卖者说没有付款,买者说已经付了。经过拘讯,证明是卖者撒谎,他当即下令将其斩杀。一时街市大哗,民众惊呼:“钦差杀人了!”因而得名“曾屠户”。事见《梵天庐丛录》。

他曾亲自为湘军撰写了一首《爱民歌》,让官兵们传唱:“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实际执行情况又怎样呢?曾氏幕僚赵烈文记下了攻破天京后的亲眼所见:“城破之日,全军掠夺,无一人顾大局”;“又见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刮,甚至各棚厮役皆去,担负相属于道”。湘军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掳,“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砍戳以为戏”,“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尸骸塞路,臭不可闻”。湘军将领彭玉麟写过一首《攻克九江屠城》的七律,后四句云:“九派涛红翻战血,一天雨黑洗征裘。直教殄灭无遗种,尸拥长江水不流。”对照这般般记述,再回过头来读一遍那堂而皇之的《爱民歌》,岂不恰成尖锐的讽刺!

省社会科学院的一位朋友来聊天,看了我写的这份初稿。他说,选取人性阅读这个角度颇有新意。临走前,还告诉我,从他外祖父手中传下来一幅曾国藩的照片,看一看也许有助于了解其人,因为相貌总是精神的一种外现,即使不是全部,起码也能部分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内在性格。我赶忙跟他到家,拿过照片来细细地端详一番: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留给人的印象很深,有一种心事重重、渊深莫测的感觉。

是的,我心目中的曾国藩,就是这样。


(2002年)



他那一辈子

这里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关于这位“李二先生”,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四种形象:

首先,他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懦怯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掐架的乌眼鸡似的;而他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同他自己所说的,“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可以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搬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就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官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他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他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多多,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楷模。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儿,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二十岁时,他写过十首《入都》诗,里面满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之类的句子。果然,第二年就中了举人,三年后又中进士,入翰林。他在参加殿试时,借着《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的考题大肆发挥:“今当举世披靡之会,使皆以缄默鸣高,则挽回风运之大权,其将谁属耶?”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

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中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直到1901年因病死在任上。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晏如也”,毫无退避之念,“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


受尽天下百官气;

养就胸中一段春。


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


挺起两根穷骨头;

养就一段春意思。


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你若说他全然不在乎,倒也未必。有时候,处境过于艰难,他也会头脑暂时清醒一些,显现出一种平常心来。比如,当他接到已经退出官场的湘军名将彭玉麟的函件后,看到这位故人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逍遥在世虑尘氛之外,不禁涌起艳羡的情怀。复函里说:


弟日在尘网中,劳劳碌碌,于时事毫无补救,又不敢言退。仰视孤云野鹤,翱翔天表,听其所止而休,岂啻仙凡之别!⋯⋯江山清福,唯神仙中英雄退步,始能独占。下视我辈陷入泥涂如醉如梦者,不知几时可醒耳。


这自是真情流露,但也无非说说而已,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对于李鸿章来说,官场的荣华富贵毕竟要比湖山的清虚冷落更具诱惑力。

彭玉麟的辞官不就,视富贵如浮云,是出了名的。他曾三辞安徽巡抚,三辞漕运总督,一辞兵部右侍郎,一辞两江总督并南洋通商大臣,两辞兵部尚书。每次辞官,他都情真意切,绝非借此鸣高,沽名钓誉。他能在功名场中陡然收住脚步,“英雄回首即神仙”,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像他在诗中所咏叹的:“黄粱已熟前番梦,白发新添昨夜霜。布袜青鞋容我懒,金貂紫绶任人忙。”“纵使平生遭际盛,须防末路保全难。登场端赖收场早,进步何如退步安。”这种境界,同李鸿章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而他的那几句诗:“我笑世人心太热,男儿抵死觅封侯”;“底事老僧最辛苦,利心热透道心微”,简直就像专门说给李鸿章听的,无奈,言者谆谆,听者渺渺,最后只能是“马耳东风”。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面对天京城破这一期望多年的胜局,他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终夜难眠,认为物极必反,名之所至,谤亦随之,因而诚惶诚恐。在《家书》中,他特意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他所时刻警戒的,集中在功高震主、拥兵自重方面。“打下一个洪秀全,上来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一句话。而阴险毒辣的西太后,承袭了祖上康熙皇帝的惯用伎俩,善于利用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与威势,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你曾国藩已经翦除了太平军,我的心腹之患消除了,在你身后,左、李、沈都壮大起来,不怕你曾氏兄弟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两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芥蒂既生,宠信自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

在封建社会里,任何时期都得有替君王承担失误责任、代杖受罚的大臣。晚清时期的李鸿章,就充当了西太后的这种角色。他像避雷针那样,把因兵败求和,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朝廷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试想,这样的角色还能倒下吗?

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作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不过,这回“李二先生”却破例地撂了挑子,天可怜他,没等“老佛爷”銮驾归来,他就提前“翘辫子”了。

追念这个“裱糊匠”、“避雷针”旧日的勋劳,清廷特旨封谥文忠公,追赠太傅,晋升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赐予有清三百年来汉员大臣生荣死哀的最高恩典。

李鸿章死后,有人给他编了个“五子登科”的俏皮嗑儿,叫作:


巴结主子;

搞小圈子;

耍手腕子;

吓破胆子;

死要面子。


说他死心塌地地做奴才,使尽浑身解数,以讨取主子欢心;为结党自固,织成一个密密实实的关系网;在官场中耍尽权术,机关算尽;却被洋人吓破了胆子,一意屈从,奴颜婢膝;日常生活中,他死要面子,端足架子,俨然不可一世。这不仅概括了李鸿章屈辱一生的奴性本色,也为晚清广大官僚阶层绘制了一幅群体的画像,这在《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中都曾有过淋漓尽致的揭露。

李鸿章巴结主子,趋奉慈禧的高超手法,具如前述;而他的织关系网、搞小圈子的本事,亦非常人所能及。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原本是旧时代官场的通弊;而晚清的办团练和私人幕府制度,又为这种结党营私行为提供了合法而方便的条件。如同曾国藩的湘军、幕府是曾氏的大本营一样,李鸿章的淮军和幕府,也是他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的直接依托。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于他任用私人,徇情舞弊,做了淋漓尽致地揭露:那些同乡、同事、袍泽、部下,“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出了事还要多方回护,包庇过关,从而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关系网。

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禀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同样被列强诸国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而李鸿章在洋人眼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一方面吓破了胆子,一方面他又死要面子,端足架子。这看似相互矛盾,实则是一方镜子的两面。凡是孱头、自卑者,都最怕别人瞧不起,因此就得端足架子,维持面子。鲁迅先生讲到“面子”时有一段话,恰是这种心态最好的注脚:


相传前清时候,洋人到总理衙门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吓,吓得大官们满口答应,但临走时,却被从边门送出去。不给他走正门,就是他没有面子;他既然没有面子,自然就是中国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风了。


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抖足了威风。轮船上高悬着大清国的龙旗和特命头等钦差大臣的旗帜,呼呼啦啦几十人,招摇过市。至于李鸿章本人,别看他的官德、口碑很差,却生就一副举止端庄,威仪堂堂的做派。在外国人的笔下,他“长身玉立,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文雅和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超越感”。

他不仅倨傲、矜持,有时还意气用事,甚至打痞子腔。出访俄国期间,土耳其斯坦布加拉王公乘车前来拜见。李鸿章坐在皮椅上不动身,直到王公进了客厅,他才慢慢起身,显得十分傲慢。布加拉王公看在眼里,落座后向李郑重声明,他以一国之君专程前来拜望,这跟你李鸿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只是尊重中国大皇帝之故。说完,抬身就走了。李听了很不自在,只好把客人送到车上。可是,当王公的车子刚刚起动,他却在后面高喊:“且慢!”王公的翻译从车窗探出头来,忙问“有何见教”。李却不紧不慢地说:“请你转告王公,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他:他的开宗祖师默罕默德从前在中国,后来因为犯罪被驱逐出境,逃窜到了那边,这才给他们创造了宗教。”说完,他扬扬得意,在场的人相顾愕然。而车里的王公,早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戈一击弄得晕头转向,更不知如何答对才好。

相传,晚清时节,好事者把讽刺明代的伪清高者陈眉公的诗: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翩然一只云中雁,飞去飞来宰相衙。


加以改窜以后,转赠给了中堂大人李鸿章:


装点天朝大架子,附庸狼虎老名家。

一生百事劳心拙,太息“孱头宰相”衙!


连讥带诮,惟妙惟肖,可谓“谑而且虐”者也。

看,李鸿章就是这样一个很真实、很有个性的老头子。他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


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维新党人张元济不晓得个中微妙,曾恳切地请求他:“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申斥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其实,这种实用主义在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念中,人们是并不生疏的。实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与功利主义相通。孔夫子一向被认为是重仁义而轻功利的,可是,正是这位“圣之时者”,把“敏而有功”作为区别是否仁人的一条标准。他也特别讲究灵活变通,一次,他的学生子路救了一个落水者的生命,那人感激他,送了一头牛,子路收下了牛,就给大家宰吃了。孔子表彰他,说这事做得对,救了人有肉吃,有好处,将来鲁国的人就都愿意救人了。依照鲁国的法令,主家的奴隶被人赎回,要交赎金,可是,孔子的学生子贡出于廉洁,却不收赎金。孔子责备他,认为这样过分清廉效果并不好。可见,孔老夫子是非常灵活的。他公然声称,自己是“无可无不可”的,以致被墨家目为“污邪诈伪”。

在民间,典型的实用主义表现在对待神佛的态度上:你能给我带来好处,我就信;否则我就不信。旧戏里有一出《打城隍》,就是因为得不到实惠而打将起来。这是从实用出发,而并非建立在信仰的层次上—宗教信仰是不讲条件的,我得到好处了,感谢上帝的赐予;我现在境遇不好,没有获得幸福,那也是上帝在考验我。总之,享福受罪,心甘情愿。

官场实用主义在李鸿章身上发扬光大,有其深刻的根源。

其一,他是儒学中“活学活用”的典范。在他来说,精研儒学并不是为了传道立人,志在圣贤,而是要掌握取悦人主、谋求爵禄的手段。他认为学问不是知识,而是从人生体验中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他把学识提升到智慧、谋略的层面上。

其二,他的圆融、圆通的个性和热衷仕进的政治追求,起到了催化、触媒作用。

其三,晚清的社会时代使然。社会越是混乱、无序,人们便越是注重实利,讲求实惠,直到鄙视操守,厌弃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时代最讲求实用:战国时期,五代十国,还有晚清。它们分别都产生了许多代表性人物:比如战国末期的李斯,他通过研究茅厕里的老鼠,悟出了人生必须有所凭借的现实道理;五代时的冯道,“历事五朝长乐老”,靠什么?靠的就是娴熟的宦术;再就是晚清的实用派“李二先生”。一冯一李,两个不倒翁,一对老滑头。


(2004年)



灵魂的拷问

题 记

我喜欢踏寻古迹。定居沈阳二十多年,凡是在历史上有点名堂的地方,几乎我都到过;唯独龙王庙的遗址至今还不知其确切所在。翻遍了各种书,也问过许多人,最后还是茫然不晓。这也难怪,因为它原本是清代初年布满盛京的几百座庙宇中最普通的一座,而且,可能坐落在城外的浑河岸边,料想也是非常简陋的。只是由于一位名人在里面寄宿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使它与众有所不同,在史书上留下了名字。

我说的这个人名叫陈梦雷。他是有清一代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康熙年间的翰林院编修,编纂过著名的典籍《古今图书集成》。在一次突发事件中,陈梦雷被他的“知心朋友”李光地出卖了,结果,人家吞功邀宠,步步莲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他却险些脑袋搬了家,后来亏得同僚说情,圣上开恩,被判作戴罪流放,流落到此间给一户披甲的满族之家当奴隶,干苦力。

提起这类背信弃义,卖友求荣的勾当,心里总是觉得十分沉重,郁闷杂着苦涩,很不是滋味。看来,它同嫉妒、贪婪、欺诈、阴险一样,都属于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便算不上常见病、多发病,恐怕也将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世代传承,绵延不绝。“啊,朋友!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朋友。”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话,未免失之过激,但它肯定植根于切身的生命感受,实为伤心悟道之言。

远的不去说它,只就我们这辈人的有限经历来讲,大概很多人对于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的投机、诬陷、倾轧,直至出卖朋友的行径,都不会感到生疏。而当这种种恶行发生于那种“政治异化”过程中,则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有些人竟然以革命的名义,在“打倒走资派”、“批斗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堂堂正正的旗帜下,有组织有领导地大张旗鼓地公开进行。在这种情势下,那些充满个人的无助感、卑微感、绝望感的受害者,迫于当时的强大攻势,不大可能进行绝交、申讨之类的直接对抗。加之在所谓“群体性的历史灾难”中,个人的卑劣人性往往被“时代悲剧”、“体制缺陷”等重重迷雾遮掩起来,致使大多数人更多地着眼于社会环境因素,而轻忽了、淡化了个人应负的道义责任。充其量,止于就事论事,辨明是非,而很少有人能够烛隐抉微,透过具体事件去进行心灵的探察,灵魂的拷问。

世事驳杂,人生多故,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面对这类问题?轻轻地放过,固然不可取,但简单的牙眼相还,睚眦必报,也只是一时痛快而已。我以为,不妨参照陈梦雷的做法,坚定地守护着思想者的权利,在痛定思痛,全面披露事实真相的同时,能够深入到心灵的底层,从人性的层面上,揭示那班深文周纳、陷人于罪者居心之阴险,手段之龌龊,灵魂的丑恶。这样,不仅有功于世道人心,为后来者提供一些宝贵的人生教训;而且,可以净化灵魂,警戒来者,防止类似的人间悲剧重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拂去岁月的埃尘,翻开三百多年前的史页,旧案重温,再现陈梦雷上当受骗,沉冤难雪,终于痛写《绝交书》,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的血泪交迸的历程,确是不无教益的。

难 友

陈梦雷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诗书门第,父亲教子有方,管束极严,在他的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因而,他得以年少登科,刚刚十二岁就入泮成了秀才;八年后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又过了一年便高中庚戌科的二甲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授翰林院编修。真是春风得意,平步青云。康熙十二年,由于母亲在京师不服水土,他临时请假护送南归,返回原籍福建侯官(福州),从而结束了三载安富尊荣的京宦生涯。这一年刚刚二十五岁。他万万没有想到,此番南下竟成了他“运交华盖”的人生转捩点。可怜一枕还乡梦,断送功名到白头!

陈梦雷回到家乡不久,就赶上了“三藩之乱”爆发,靖南王耿精忠拥兵自重,据闽叛清,一时间闹得人心浮荡,满城风雨。为了网罗名士,壮大声威,硬逼着陈梦雷改换门庭,出任伪翰林院编修,由于本人拒不接受,而降授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无奈,便披缁削发,躲进了僧寺,托病不出。叛军还是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地催逼就道,他脱身无计,只好虚与委蛇,准备寻觅机会一走了之。

就在这时,与他同为福建乡亲,同年考中二甲进士,同为翰林院编修,而且有很深交情的李光地,也因为探亲返回了家乡。由于李光地是著名的理学家,在当地名气很大,耿精忠想要借助他的声望招摇作势,便派人到他的安溪故里,召他出仕。他趁着耿精忠亲自接见的机会,悄悄来到了侯官,暗地里与陈梦雷会面。两个知心朋友好久没在一起谈心了,而今难里重逢,自有诉不尽的衷肠,说不完的款曲,足足倾谈了三个晚上,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对待面临的艰危形势,筹谋应付叛军的对策。

他们考虑到,陈梦雷已经陷身罗网,轻易脱不了身,只好因势乘便,暂时留下来出面周旋,同时做一些了解内情、瓦解士心的工作,待讨耿清军一到,便做好内应,以应时变;而尚未出任伪职的李光地,则赶紧藏匿起来,并且尽快逃离福建,然后设法与朝廷取得联系,密报耿军实情,剖白两个落难臣子的耿耿忠心。

握别时,陈梦雷激动不已,当即向李光地誓约:他日如能幸见天日,那时我们当互以节操鉴证;倘若时命相左,未能得偿夙愿,后死者也当会通过文字来展示实情,使天下后世知道,大清国养士三十余年,在海滨万里之遥的八闽大地,还有一两个矢志守节的孤臣,死且不朽。李光地听了这番情辞恳切的内心剖白,颇有一番感慨,在点头称许之余,趁便向陈梦雷提出代为照料家中百口的要求,并嘱咐他安心在这里留守:“光复之日,汝之事全部包在我的身上。”

这样,李光地便放下心来,返回安溪,然后遁迹深山,筹措出逃之计。由于此间远离侯官六百余里,消息十分闭塞,为了更多地掌握耿军内情,了解其发展态势,他又几次派人专门到陈梦雷那里去打探虚实,进一步摸清底细,以便北上之后,向朝廷进献讨逆破敌之策。

过了不多日子,李光地就顺利出逃了。在陈梦雷的多方周旋下,叛军对李潜逃一事没有加以深究,其家口也赖以保证了安全。这壁厢的陈梦雷,身处叛军之中,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日夜翘首北望,企盼着挚友有信息传来;那壁厢的李光地,脱开虎口之后,则鸿飞冥冥,杳无踪影,再也没有只言片纸告慰别情。原来,他已经把由陈梦雷提供的耿军内情和行阵虚实全部整理成文字,用蜡丸封好,作为密疏上报给朝廷,并提出建议:南下清军应以急攻为主,不宜迁延岁月,以免日久生变。而密疏上却只署了自己的名字,丝毫没有提及陈梦雷曾经参与其事。康熙皇帝得报,如获至宝,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立刻将它遍示群臣,同时命令兵部抄寄前方,使将帅知之,采取相应的对策。康熙帝满口称赞李光地:“真忠臣也!”很快就加以厚赏重用,超授李光地为侍讲学士。

康熙十六年,清军收复福建,叛将耿精忠率众投降。这时,李光地又以平叛功臣和接收大员的姿态再次莅临福建,声威赫赫地出现在侯官衙署。在接见陈梦雷的时候,亲口告诉他:“你做了大量尽忠报国的事情,不是一样两样,吾当一一地向皇帝秉告。”并且题诗相赠,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之句,赞扬他身在伪朝,不忘邦国,像投降匈奴的李陵、身仕北周的梁士彦那样,能够苦心孤诣,勤劳王室。一番经过刻意构思、措辞美妙的甘言旨语,说得满脑袋书呆子气的陈梦雷,像是泡在蜜糖罐里,身心舒泰地回到了家里,静候着回黄转绿、苦尽甘来的佳音。每天每日,他都可怜巴巴地想望着:朝廷如何重新启用他,给他以超格的奖掖;纵不能如此,退出一万步去,圣上也必能体察孤臣孽子在极端困苦处境中的忠贞不渝的苦心。

萁豆相煎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也是合该着陈梦雷倒霉晦气,“福建之乱”中偏偏有一个叫作陈昉的人主动投靠了耿精忠的叛军,并被授为翰林院大学士,由于他们同姓,又同在叛军中供职,结果,京师中就把这个人误传为陈梦雷。为此,他受到了刑部的传讯。紧接着,收降的叛军里又有人举报陈梦雷曾经参与倡乱。这样,刑部便以“从逆”的罪名逮他入狱。陈梦雷万万没有料到会有这一遭—靖逆的功臣没有当上,反倒成了祸患不测的阶下囚,正是“有怀莫剖,负谤难明”。

当然,尽管他的深心里非常痛苦,但还抱有足够的希望:一是他认为康熙皇帝洞悉其中内情,最后总会公正、客观地对待他(他满以为李光地已经如实上报了);二是身为朝廷命官、皇帝宠臣,又对事实真相一清二楚的李光地,更会不忘前情,践履旧约,鼎力加以营救。可是,他哪里知道,事实恰好相反,那个满口应承必定予以厚报的李大老爷,早把这个昔日的“知心朋友”、患难中的救命恩人丢在了九霄云外。对于面临灭顶之灾的陈梦雷,不但避之唯恐不远,未置片言只语以相救援,反而在其著述中,借着叙述当年在福建的那段遭遇,把陈梦雷写成甘心事敌还不算,并且企图陷害朋友于不义,要把他也拉下水,用以表白自己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这么一“撇清儿”不打紧,可就把陈梦雷送上了绝路—进一步坐实了他的“从逆”罪证,使之成为一桩铁案,结果是以死刑论斩。而最后拍板敲定这个死刑案的,恰恰是康熙皇帝。

对于完全出于无奈,被迫就任伪职的陈梦雷—且不说在被拘中他还有立功表现—科以如此重刑,许多与此事毫无瓜葛的局外人,都觉得量刑过于酷峻,未免有失公允;尤其为李光地的背信弃义、卖友求荣深致愤慨,因而明里暗里站在陈梦雷一边,帮助他说了一些好话。与李光地同为侍讲学士的徐乾学,出于怜才惜士之殷,劝说李光地应恪尽朋友情谊,勇于出面,上疏营救,不要坐视不顾。而李光地却以“恐怕无济于事”为辞加以推脱。在徐乾学一再催促之下,才勉强答应以他的名义上疏,但呈文要由徐乾学来代拟。与此同时,明珠太傅也上殿说情,奏请康熙皇帝从宽发落。最后总算免除了一死,把陈梦雷流放到盛京,给披甲的满洲主子为奴。李光地则在紫禁城里独享富贵,稳做高官,声望日隆;视陈梦雷如同陌路之人,未曾有过片纸通问,什么往日的深恩,当面的承诺,早已淡忘如遗。

对于陈梦雷来说,这场奇灾惨祸如果也还有什么裨益的话,那就是从中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人事的乖张,也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所谓“知心朋友”的真面目。他是一个心实性善的厚道人,虽说通今博古,满腹经纶,却未免过分迂阔,带有浓重的书生气。他真正识破李光地的心术与心迹,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长期的过程的。当他开始得知李光地并没有在蜡丸中如实披露事实真相时,虽然有些震惊,深感失望,但还觉得情有可原,李光地有其难言之隐,主要是为了回护自己,洗清干系,以免横生枝节;当时他绝没有料到,李光地竟会趁机倾陷,落井下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已。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心胆俱寒的事实亮了出来,才完全暴露出李某人的嘴脸,这使他痛苦到了极点,也痛恨到了极点,正所谓“不救之失小,而下石之恨深”。

他长时期沉浸在极度苦闷之中,有时甚至不想再活下去。平素他是最尊崇孔圣人的,懂得“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的道理;他也十分欣赏庄子,对于《南华经》中所倡导的心斋、坐忘的超人境界,“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的人生理念,从小就谙熟于心,而且经常说给别人听,讲得头头是道;可是,真正临到了自己头上,却无论如何也修炼不到那种火候。他曾经幻想过,哪一天喝上一杯“孟婆茶”,或者饱饮一顿“忘川水”,把过往的一切愤懑、忧烦,伤心、气恼,统统地丢到耳旁脖子后去;也曾想,学学那位华山道士陈抟老祖,连续睡上一百天,架构一场“梦里乾坤”,换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不要说沉沉地睡上一百天,就连一个晚上也未曾安眠过。那噩梦般的前尘往事,无日无夜不在纠缠着他,困扰着他,直弄得他“千辛百折,寝食不宁”。

经年的困顿已经习惯了,沉重的苦役也可以承担,包括他人的冷眼、漠视统统都不在话下,唯独“知心朋友”的恩将仇报,背信弃义,是万万难以忍受的。如果说,友谊是痛苦的舒缓剂,哀伤的消解散,沉重压力的疏泄口,灾难到来时的庇护所;那么,对友谊的背叛与出卖,则无异于灾难、重压、痛苦的集束弹、充气阀和加油泵。已经膨胀到极点了,憋闷使他片刻也难以忍受;如果不马上喷发出来,他觉得胸膛就会窒息,或者炸开。因而,在戴罪流放的次年秋天,他满怀着强烈的愤慨,抱病挥毫,写下了一纸饱含着血泪的《绝交书》。

拷问(之一)

《绝交书》全文四千余言,大体上包括四层内容:开头以少量文字交代写作意图;接着叙述他和李光地面对叛军逼迫,筹谋对策的原委;三、四部分揭露李光地背信吞功、卖友求荣的事实真相,并对此予以痛切的谴责,进行灵魂的拷问,为全文的重心所在。下面,摘要引述《绝交书》中的部分内容:


自不孝(陈梦雷自称)定案之后,洊历寒暑,年兄(指李光地)遂无一介,复通音问,其视不孝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既入坑阱,不独心意不属,抑且舞蹈渐形。盖从前牢笼排挤之大力深心,至是而高枕矣。

⋯⋯

然奏请者有人,援引释放之例者有人。年兄此时身近纶扉,缩颈屏息,噤不出一语,遂使圣主高厚之恩,仅就免死减等之例,使不孝身沦厮养,迹远边庭。

老母见背,不能奔丧;老父倚闾,不能归养。而此时年兄晏然拥从鸣驺,高谈阔步,未知对子弟何以为辞?见仆妾何以为容?坐立起卧,俯仰自念,果何以为心耶?

夫忘德不酬,视危不救,鄙士类然,无足深责;乃若悔从前之妄,护已往之尤,忌共事之分功,肆下石以灭口,君子可逝不可陷,其谁能堪此也?

⋯⋯

向使与年兄非同年、同里、同官,议论不相投,性情不相信,未必决裂至此!

回思十载襟期,恍如一梦,人生不幸,宁有是哉?


引文的大致意思是:


自从我罪案判定之后,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你老兄连一封书信也没有寄过,再也不复过问,看来我在你的心目中是没在丝毫地位的,简直如同手里抓着一把米可以随意吆喝的小鸡,如同圈里的随时准备饲虎的绵羊。既然我已经落入陷阱一般,系身牢狱,你便不但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而且,高兴得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果说,从前你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到了现在,过去对我进行牢笼、排挤的大力深心,就完全放了下来,高枕无忧了。

⋯⋯

案发之后,许多人都对我表示同情,给予关照,有的给皇帝上疏,奏请圣上法外施恩;有的援引已往的成例,要求将我无罪开释。那么,此时正飞黄腾达、身近内阁(明清时宰辅所在之处为“纶扉”)的你老兄又是怎么做的呢?你在一旁缩着脖子,屏住气息,噤若寒蝉,不发一语。致使圣上虽然施恩高厚,也仅仅依照罪行减等之例,免除了我的一死,结果造成我沦为卑贱的奴隶,流放到辽远的边庭。老母去世,我不能前往奔丧;年迈的父亲整天地倚门伫望,我也未能归养。而你老兄,此时却晏然处之,心安理得,出行时,骑卒传呼喝道,前呼后拥,坐下来,高谈阔论,意气扬扬。我不知道,对于了解情况的子弟们,你将用什么言辞来交代?见到仆从和妻妾们,怎么去雕琢粉饰?行走坐卧,展转思量,如何才能安顿下这颗心来?

那种知恩不报,见危不救的行为,如果发生在鄙陋不堪的俗人身上,固然不足加以深深的责备,而你身为堂堂的理学名臣、一代道德冠冕,竟然这样掩饰自己从前的过失,不仅独吞两人合作共事所获得的成果,而且心怀忌恨,暗中落井下石,企图灭口销赃。士可杀不可辱,可以从容面对死亡,却绝不能忍受这种无端的倾陷。

⋯⋯

我也曾想过,如果我们不是同年登第、同乡,又同在翰林院供职,如果相互间素无情谊,没有共同语言,性情也不投合,彼此不相信任,今天大概也不至于决裂到这种程度。你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痛心疾首了!回想我们十载交情,相互期许,于今恍如一场梦境,全部化作虚无。人生难道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作者是有清一代的学问大家、文章巨匠,《绝交书》写得声泪交迸,震撼心扉;即事论理,层层剖断,极富说服力、感染力;而且,在叙述策略上也十分考究:他考虑到此文必将流布天下,并能上达宸听,因此,充分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采取“绵里藏针”的手法,以争得广泛的同情,占据主动地位。当然,也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素来讲究“交绝不出恶声”的传统礼仪有关。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不肯撕破脸皮,把朋友间的龃龉彻底张扬出去;即使公开决裂了,也还要讲究说话的方式方法。

晋代的嵇康写过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这在文学史上是赫赫有名的。山涛,字巨源,原本“竹林七贤”之一,后来丧失操守,投靠司马昭当了选曹郎,他在调升散骑常侍以后,想举荐嵇康来充任这一职务。当时,司马氏篡魏自立之势已成,嵇康在政治上与之处于对立地位。山涛却要举以自代,拉着他一同下水,在嵇康看来,这是对他的人格的蔑视与污辱。于是,投书加以拒绝,并断然与之绝交。

而陈梦雷的这份《绝交书》,则着眼于剖白蜡丸密疏真相,彻底揭露李光地“面诺背违,下石飞矢”的伪君子面孔。这对于满口仁义道德、孝悌忠恕,以“理学名臣”彰闻于世的李光地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因此,一当《绝交书》面世,李光地便立刻授意子弟,组织人四处查收、销毁。然而,效果不佳,反倒欲盖弥彰,流传更为广远,直至“分赠诸师友,转相抄诵,而使万人叹赏”了。以不畏权势名重当时的黄叔威,有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他说:《绝交书》“前面多少含忍,后面则痛心已极,无复可奈。不知是泪是血,是笔是墨?其文气一往奔注,有怒浪翻空,疾雷破柱之势”。赞扬陈梦雷“慷慨激烈之气,可以贯金石动鬼神”;“后死有人,当不令如此大节,遗落天壤也”。反过来,对于李光地则痛加鞭挞,竟至呼出:“噫!安得立请上方斩马剑,一取此辈
头乎!”

拷问(之二)

看到这里,我想,读者一定会循着《绝交书》中质问的“何以为辞”、“何以为容”、“何以为心”的线索,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李光地如此丧心昧良,难道他就没有丝毫顾忌吗?

“首先,他将如何面对陈梦雷这个过去的‘知心朋友’?”

其实,对付的办法说来也很简单。当陈梦雷对面责问时,他只是“唯唯而已”。这样一来,你也就拿他没有办法。在“当红大佬”李光地的心目中,陈梦雷,一个永无翻身之望的戴罪流人,不知哪一天就将填尸沟壑,即使勉强得以苟延残喘,也是“有若无,实若虚”也,“不啻握粟呼鸡,槛羊哺虎”,是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完全否定他的存在,连正眼都无须一瞬的。

“那么,作为著名的理学家,孔圣人的后学嫡传,二程、朱熹的忠实信徒,他总该记得孔夫子的箴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能什么也不怕吧?他总该记得曾子的训导:‘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在清夜无眠之时,总该扪心自问:为人处世是否于理有亏,能否对得起天地良心吧?难道他就不怕良心责备吗?”

“三畏”、“三省”的修养功夫,孔、孟、颜、曾提出的当日,也许是准备认真施行的;而当到了后世的理学家手里,便成了传道的教条,专门用以劝诫他人,自己却无须践行了。他们向来都是戴有多副人格面具,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的。至于所谓“良心责备”,那就只有天公地母知道了,于人事何干?你同这类人讲什么“天地良心”,纵不是与虎谋皮,也无异于夏虫语冰、对牛弹琴了。

“那么,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你李光地可以不在乎陈梦雷,也可以不去管什么‘天地良心’,难道就不怕社会舆论、身后公论吗?”

那他也自有应对的办法—反正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厚起脸皮来,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有道是:“身后是非谁管得”?“青史凭谁定是非”?

“私谊、公论全不在乎,身后是非也尽可抛开不管,对付这样的人也真是毫无办法。不过,能够直接决定他的命运的康熙皇帝怎么看他,那他还得认真考虑吧?康熙老佛爷可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

康熙皇帝精于世事,这不假,但他也要分别情况。对于这类“狗咬狗”的琐事,他老人家才不会作兴去管哩!在这个雄鸷、精明的最高封建统治者眼里,汉族官员都是一些奴才坯子,一些只供驱使的有声玩具,是无所谓“义”,无所谓“德”的。恨不得他们一个个斗得像乌眼鸡似的才好哩!互相攻讦,彼此监控,那就更容易加以驾驭、箝制了。

本来,对于李光地的心术、品行,万岁爷也好,一般僚属也好,上上下下都看得十分清楚,“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全祖望说得更是直截了当:“榕村(李光地号)大节,为当时所共指,万无可逃者”。可是,由于皇帝的百般回护,尽管告讦、揭发者不乏其人,他还是仕途顺畅,一路绿灯,后来以七十七岁高龄卒于任所。康熙帝深情悼惜,无限感伤地说:“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者也无有过于李光地者。”雍正帝对他也十分赏识,即位之前即曾亲笔赐赠“昌时柱石”的扁额,表彰李光地的劳绩;登极后,在日理万机的劬劳之余,还记怀着已经作古多年的李光地,特予追赠太子太傅,并恩准其入祀贤良祠。

原来,在这些封建帝王脑子里,社会伦理学是服从于现实政治需要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是否效忠于朕躬本身,是否效忠于大清王朝,你为捍卫“家天下”的帝统和巩固皇权做出过什么贡献,是否算得上一个够格的忠顺奴才。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李光地是无可挑剔的。连陈梦雷都曾对康熙帝说过:李光地虽然愧负友人“千般万般,要说他负皇上却没有”。对于李光地来说,只这一句话就够了,等于加上了千保险、万保险。这也就无怪乎康熙皇帝对这位“真忠臣也”,恩波浩荡,褒赏有加了。从这儿也可以看出陈梦雷的忠厚而颟顸的书生本色。这样的“直巴头”来和八窍玲珑、鬼精鬼诈的李光地过招儿,自然是“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了”!你看人家李光地怎么说他:“自甘从逆”,“辜负皇恩”。专拣要害的地方叼,用语不多,却字字着硬。

说到底,那些所谓“圣帝贤王”是绝对靠不住的。早在初唐时期,位居“四杰”之首的王勃就曾在《滕王阁序》中提出过疑问:“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说的是两汉,实际上意在本朝。汉、唐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所以,我对于一些历史小说和电视剧狂热地吹捧康、雍、乾祖孙三辈,一向不以为然。最不可理解的是《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竟然深情脉脉地替这位老皇上畅抒宸衷:“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的龙椅上一直坐到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悲哀不悲哀,可怕不可怕呀?

不算结尾

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双向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轻松,那么从容自在了。


(2004年)



忍把浮名换钓丝

那篇以信札形式写的绝妙的山水小品《与宋元思书》,吸引我花了几倍于陆路行车的时间,乘船溯富春江而上,自富阳至桐庐,而后又畅游了七里泷。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那该是多么自在逍遥,任情适意呀!此刻,我对当年驾着一叶扁舟在富春江上恣意闲游的吴均,真是艳羡极了。

吴均生当南北朝时代,精于史学,曾奉诏撰写《通史》;而一部《齐春秋》却使他招了祸,梁武帝恶其实录,下令焚书、免职。看来,他的仕宦生涯并不是很顺畅的。这从这封短简的最后,偏要浓重地缀上一笔:“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意思是,即使像苍鹰那样直上青云的追求高官厚禄者,仰见这样奇丽的群峰,也会止息他们的久慕荣利之心;而那些整天忙于经营世务的人,窥望如此隽美的幽谷,更将在此间流连忘返),也可以察知一二。其间,固然有向友人极力张扬富春山水无穷魅力的用意,但主要的还是抒写其对于避官遁世、退隐山林的向往之情,反映了作者的恬淡情怀,也透露出他的身世之感。

客轮继续在碧绿如油的江流中缓缓行驶,航路回环曲折。但不管怎样左弯右拐,眼前面对的总是连绵起伏的屏风一般的翠岭晴峦,尤其是七里泷,天光、水色、林影、岚烟,澄鲜一碧,景色绝佳。早在两汉之交,严子陵老先生就选中了这个地方,隐居度日,渔钓终生,他的好眼力,好运气,着实令人叹服!

严光,字子陵,会稽郡余姚县人,早年曾同南阳郡的刘秀一起四出游学,彼此结下了很深的交谊;刘秀起兵之后,他帮助拿过一些主意,因而深得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器重。可是,当刘秀夺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宝座之后,文官武勇,风虎云龙,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唯有严光却躲得远远的,改名变姓,高隐不出。

光武帝深深仰慕他的才情、人品,很想请他出来协助治理天下,便凭着往日的记忆,着人图写严光的形貌,下令各个郡县按图察访。后来,有人上书报告,在富春山下,发现一个身披羊裘,渔钓泽中的男子,形迹颇似其人。光武帝当即派人访查,果然是那个严光。于是,备下车辆和璧帛前往延聘,但是,严光却推辞至再,拒绝出山,使者往返三次,才勉强登车来到京城洛阳。

官居司徒的侯霸,与严光也是老朋友,听说他已到京,便遣人送信,邀他晚上在相府会面。

严光问来人道:我的老朋友侯霸一向傻乎乎的,现在可好一些了?

来人答说:他已经位至三公,没有看出来怎么傻呀。

严光紧着摇头说:我看他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

使者忙问其故,严光笑道:你说他不傻,那他为什么不想想:我连天子都不肯见,难道还能见他这个臣子吗?

最后,应使者苦苦请求,严光口授了一封短简给侯霸。大意是,位至鼎足而立的三公高位,很好。以仁义辅佐君王,天下人都欢迎;如果一味阿谀顺旨,可要当心送掉自己的脑袋。

侯霸看过,便把短简呈送给光武帝,光武帝笑说:我这个狂妄的伙伴啊,还是那个老样子!说着,便马上登车来到了严光住所。

当时,严光正在躺着休息,皇帝来了也不肯起来。光武帝无奈,只好走进他的卧室,抚摸着他的肚子叫道:

“喂,子陵!难道你就不能协助我治理天下吗?”

严光仍是佯作睡去,闭目不应,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熟视,说:从前唐尧以盛德著称,但仍有巢父隐居不仕。人各有志,何必相逼呢?

光武帝无可奈何地说:我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可是,竟不能屈你为臣呀!说罢,叹息登车而去。

过了几天,光武帝再次亲自前来敦请。他们在宫中忆叙了旧日的友情,讨论了治国之道,相对累日。谈得困倦了,便同卧在一张床上,严光竟“以足加帝腹上”,于帝王之尊,视之蔑如。第二天,太史慌忙奏报:有客星犯帝座,情况十分紧急。光武帝笑着告诉他:不必大惊小怪,是我与故人严子陵共卧一床啊。

光武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但他坚决不肯接受,执意回去隐居,皇帝不便勉强,只好听其自便。这样,严光就回到了富春山下七里泷中,钓他的酸菜鱼去了。

十二年后,光武帝再次聘他入朝辅政,他仍然不出,最后寿登耄耋,安然故去。后人就把他隐居之地称为严陵濑,指认江边两座拔地而起的突兀石台为严子陵钓台,并在钓台旁边修了一座严先生祠,历代奉祀不衰。

参谒过祠堂之后,我应主人之邀,即兴题了两首七绝:


忍把浮名换钓丝,逃名翻被世人知。

云台麟阁今何在?渔隐无为却有祠!


江风谡谡钓丝扬,泊淡无心事帝王。

多少往来名利客,筋枯血尽慕严光!

七里泷既然是严子陵避官归隐、耕读渔钓的所在,当日无疑是非常阒寂的;今天却已经熙熙攘攘,游人云集了。但桐庐人毕竟是高明的,他们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没有趋时媚俗,像某些风景点那样,在钓台搞一些粗俗不堪的仿古建筑或者游乐设施、神怪景观,而是以弘扬华夏文明为宗旨,坚持高雅、朴素的原则,把钓台建成一处兼具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的高档次的文化景区。从江边的严子陵祠堂到山上的钓台原有一条六百多个石阶的通道。为了增加文化内涵、减除游人寂寞,他们依据山势起伏,在绿树、修竹掩映中,另建一条婉若游龙的长达四百米的碑林长廊,选刻了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名篇,书法家均属当代国内一流,遍布三十一个省、区、市以及港、澳、台地区,题诗、作字的还有国外的一些汉学名家。

风景管理区还从六朝到明、清曾经游访、吟咏过钓台的著名文学家中遴选出二十一位,雕塑成二米高的石像。一个个绰约生姿,神情毕现。

李太白悠然斜卧在青花石板之上,与他所爱慕的“高山安可仰”,“风流天下闻”的孟浩然长结芳邻。

陆放翁、辛稼轩,分别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诗人、爱国词人,他们风格、气质十分接近,又生活在同一时代,只是由于奔波南北,平生缺乏接触条件,令人引为千秋憾事。现在,他们一前一后比肩而立,总算有了诗酒谈欢,酌诗论文的机会。

在翠竹琳琅,亭阁参差的大自然怀抱里,一切纷争、矛盾都会得到淡化、冰释。当年,北宋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一为反对新法的领袖,一为变法的首脑。二人年岁相仿,游处相知之日甚久,却是一对政敌,议事每相龃龉。司马光曾三次致书王安石,对新法陈列了四大罪状,进行无情的攻击;王安石也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予以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在同一年死去,直到最后也未曾和解。九百多年过去了,此刻,闲居于钓台之侧的王安石,正意兴悠然,捻须漫步,一改其生前的峻急、激烈之态;那边,司马光也在信步闲行,二人离得很近了。不妨设想,他们聚在一起,肯定会谈起严光、钓台以及富春山水的话题,也许要说:严子陵真是个老滑头,他可比我们逍遥自在多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他竟活了八十岁,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时而在石径上漫步,仰瞻这些文豪、巨擘的丰采,同他们一起徜徉于青松翠竹之间,欣赏着水色山光,林峦佳致;时而沿着碑廊,骋心游目,不断地为那些警策的诗篇和灵动的笔势拍掌叫绝,完全忘记了登山的劳累。

历代吟咏钓台的诗文,各自的着眼点不同,见解也常有歧异,集中到一块来展读,颇似参加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对于严子陵的品格风范和价值取向,多数诗人、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宋人黄庭坚的诗,可说具有代表性:“平生久要刘文叔,不肯为渠作三公。能令汉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丝风。”他的意思是,虽然子陵与光武是故知,却不肯入朝享受三公之贵。那么,是否就没有支持光武帝呢?当然不是。严光以其桐江垂钓的一丝清风,使令汉家天子的身价重于九鼎。

有的诗以二者相比,结论是:“世祖(刘秀)升遐夫子(严光)死,原陵(光武帝墓园)不及钓台高”。有的诗说,“汉家世业成秋草,江月年年上钓台。”在久暂、存亡的对比之中,显现出二者价值的高下。有些诗文借高士严光来讥讽那班热心荣名、奔趋利禄之人。道光年间进士李佐贤有句云:“经过热客知多少,尝被先生冷眼看。”

最有趣的是李清照的《夜发严滩》诗:“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深宵过钓台。”宋室南渡后,女诗人只身漂泊于浙中一带,此诗就是她从临安去金华,船经钓台时所作。

也有一些诗善作反面文字,读来饶有情趣。元人贡师泰有诗云:“百战关河血未干,汉家宗社要重安。当时尽着羊裘去,谁向云台画里看?”可说是责问得有理,抓住了要害。是呀,如果都像严光那样披着羊裘钓鱼去,汉家江山还要不要了?那样,云台麟阁的功臣就再也没有了。

还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一着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讥刺严子陵虽以渔钓避官,却也有沽名钓誉的一面。不然,为什么偏偏要披羊裘以立异呢?想来即使起子陵于地下,恐怕也难于置辩。而且,自古以来,一提到“钓鱼”,人们便会联想到磻溪钓叟姜太公“直钩钓王侯”的传说,想到那位“以虹霓为丝,明月为钩”,志在建不世之功的“海上钓鳌客李白”;直到今天,人们还把以小取大的投机行为称作“钓鱼”。

但是,平心而论,综观严子陵屡征不就、决意归隐的全部经过,又确实觉得这种“诛心之论”有些过于挑剔,不免为严老先生叫一声“冤哉枉也”。明代诗人汪九龄有一首七律,劈头就讲:“竟日垂纶江上头,先生原不为名钩!”接着,摆事实讲道理,进行有力的辩白,好像是专门为此而作的。围绕着“羊裘”问题展开一番讨论,这也算得是骚坛上的一重公案吧?

看过了碑廊,我们又循着蜿蜒的石径继续往上攀登。经过几度曲折,来到一处叫作中亭的地方。这里恰在山腰正中,丛林掩映中现出一棵高大的石笋,旁面伸出两条岔路,分别通向左右上方的东台与西台。我们稍事喘息,便顺着路标的指引,向着东面的严子陵钓台奔去。

站在百丈高崖之上,眺望滚滚江流,遥想子陵当年僻处江隅,过着耕樵渔钓的近乎原始的生活,该历尽多少艰辛,付出何等代价呀!过去看到一些描写隐士生活的诗文,往往是北窗高卧,长松箕踞,或者寒林跨蹇,踏雪寻梅,都是逍遥自在得很;而“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词中所描写的,就更是充满了逸趣幽思,诗情画意。实际上,这种诗化了的隐逸生活,只有少数人可能享得,大多数隐士是沾不上边的,起码严子陵不具备这个条件。

古代的隐逸之士为了逃避世俗的纷扰,总要寄身于远离市廛的江湖草野,或者栖隐在山林岩穴之中,过着一种主动摒弃社会文明的原始化、贫困化的经济物质生活,自然难免饥寒冻馁之苦。做过彭泽令的陶渊明,尚且时时苦吟:“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饥来驱我往,不知竟何之”,更何论其他呢!

看来,隐士并不是好当的,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困难还不是物质条件的匮乏与贫贱的折磨,而是精神层面上的痛苦,所谓“隐身容易隐心难”。隐士幽居与烈妇守节有些相似,与其说要过物质上的难关,毋宁说,主要还是战胜心灵上的熬煎。就是说,找一个远离尘嚣、摆脱纷扰的林泉幽境,把身子安顿下来,比较容易做到;可是,要真正使心神宁寂,波澜不兴,却须破除许多障碍,经过一番痛苦的磨炼功夫。

士者仕也。“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摆在中国古代士人面前的,不是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开放的多元价值取向,而是一条人生的单行线,万马千军都要通过登朝入仕这条独木桥。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子。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

而要实现这些宏伟的抱负,就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说苑》)。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有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爬上去。而避官归隐,却是与此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

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实现对传统的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在阐发“自然无为”的道家哲理中体悟到人生的真谛,领略着人生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甚而如同禅门衲子一般,卸掉人生的责任感,进入政治冷漠、存在冷漠的境界,不仅对社会政治不动心、不介入;而且对身外的一切都不闻不问,使冷漠成为一种性格存在状态。

隐心,就要使灵魂有个安顿的处所,进而使心理能量得到转移。隐逸之士往往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他们往往把山川景物作为遗落世事、忘怀人伦的契机,或者向田夫野老觅求人情温暖,向浩荡江河叩问人生至理,在文学艺术中颐养情志,在著述生涯中寄托理想,用来化解现实生活中的苦恼和功利考虑,使隐居中的寂寞、困顿和酸辛,从这些无利害冲突、超是非得失的审美愉悦中,得到心理上的慰藉和生命价值的补偿。

隐心,还须战胜富贵的诱惑,陶渊明就有过“贫富常交战”的切身感受。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这里就接触到问题的核心了:“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李白诗),那样透彻、决绝,义无反顾地避官遁世,究竟出于何种考虑?

坐在钓台高处,披襟当风,登临远目,我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同所有的真正隐士一样,严光是要以痛苦的磨砺为代价来换取一己之高洁。为的是获得一种超然世外的心理宁帖,“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葆性命之期”(仲长统语)。

一个人在其生命与人格进入成熟期后,都会有面对人生的自我设计。在那“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各种社会力量互相搏斗、人际关系异常复杂的封建时代,人生总是难以安顿的。从他呱呱坠地、步入滚滚红尘伊始,便被命定地抛向了随时制约他的外部世界,周旋于各种社会角色之间,即使耗尽毕生精力,也难以肆应自如。

严光受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和老庄哲学的影响,面对风波险恶的世路和污浊、腐朽的官场,设想通过避官遁世、归隐山林,挣脱这个锦绣牢笼,给自己营造一个心理上的避风港,进而寻回自我的本根,实现其人格的自我完善。应该说,这并不是什么过高的期求,但对一个封建时代的士人来说,却须以终身的安贫处贱为代价。

当然,严光的毅然决然高飞远引,还有全身远祸的考虑,所谓“贤者避世,明哲保身”。西汉初年屠戮功臣的血影刀光,彰彰犹在眼目。正像后来的诗人所咏叹的:“遂令后代登坛者,第一思量怕立功!”光武帝在历代帝王中虽为少见的未杀功臣者,但他的废黜发妻郭后和太子疆,难免时人的腹诽心谤,后代的诗人就更不客气了。明初的学者方孝孺写过这样一首诗,算是窥见了严子陵的深心:“敬贤当远色,治国须齐家。如何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从内容上可以判定,这首诗是批评光武帝的,诗人却偏偏标为《题严子陵》,也透露了个中消息。

其实,杀戮功臣这类举措和封建制度相关,原不宜以君王的个人品质、性格作简单的诠释。封建君主要维护其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就必然要对那些可能造成威胁的佐命立功之臣和封疆大吏严加防范,因而“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结局是难以避免的。君臣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它的性质与利害关系决定了最后必然导致冲突的爆发。而且,封建君主的独裁专制也容不得臣子的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严光要摆脱王权的羁縻,把握一己的命运,维护其人格独立,就唯有逃开伴君如虎的官场之一途。

严光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果然,在他死后四年,就发生了伏波将军马援蒙冤遭谴的事件。马援戎马终生,功高盖世,北征朔漠,南渡江海,“受尽蛮烟与瘴雨,不知溪上有闲云”(袁宏道诗),立志为国家战死疆场,马革裹尸。最后,竟因从交趾载回一车薏苡粒,被诬陷为私运明珠、文犀,在“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的情况下,光武帝勃然震怒,削官收印,严加治罪。其时马援已死,妻孥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唐代诗人胡曾深为马援鸣不平,有句云:“功成自合分茅土,何事翻衔薏苡冤!”

劳苦功高如马伏波者,尚遭遇如此惨痛下场,等而下之的就更被君王玩于股掌之上,操纵其生杀予夺之权了。严光尽管隐身渔钓,对于朝中故人的情况想必也有所知闻:侯霸只是因为举荐了一个为光武帝所不喜欢的人,险些遭致杀身之祸。而他的继任者韩歆,因为直言亟谏,触怒了光武帝,最后,被逼自杀。

从严子陵的避官遁世,大家自然地联系到了隐士的类型以及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

隐士本是一个群体,他们各各不同,但总有些共同的特征,因此,大家觉得有必要画一幅能够概括这些特点的粗线条的隐士肖像:

一是隐士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和道德修养的士人—古代的士人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

二是虽然他们的智慧与才能高出于一般人,但却不求闻达,不入仕途,洁身守素,远居山林,许多人在经济生活方面都处于一种原始化、贫困化的状态;

三是他们以放弃仕途的富贵荣华为代价,博取更多的精神自由和更高雅的审美体验,看重个体生存形式和精神活动的自由自在;

四是他们忽视物质的享受,追求精神的超越,鄙弃以利相交、虚伪夸饰的人际关系,向往恬淡自然、超越功利的精神境界;

五是他们往往都有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生存理念和生命追求。

就封建时代的士子隐居遁世的情况来考察,清人陈日浴说:“或有执志而有所待者也;或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也;或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也。”(《续高士传》序)这里既含有对客观现实的评价,也包括主体的价值判断,应该说,有一定的概括力。

但要排列顺序,首先应是“有激于垢俗疵物而将以矫世者”,如传说中的帝尧时期的巢父、许由。晋皇甫谧《高士传》中记载,许由初隐于沛泽,因帝尧欲以天下让之,而逃耕于颍水之阳、箕山之下。后来,帝尧又召之为九州长,许由不愿闻之,而洗耳于颍滨。适逢巢父牵牛犊来饮水,见许由洗耳,问明缘由,便责备他隐居不深,欲求名誉,以致污秽犊口,遂牵牛犊至上流饮之。这类自甘退出社会舞台,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价值关怀,绝对排斥入世而超然物外的狂狷者流,当属于原根意义上的隐士。严子陵也应属于这方面的典型。

他们认定社会现实、仕途官场是污浊的,因而不愿与时辈为伍,与俗流同污,洁身自好,独立超群,“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要在攫取爵禄、奉侍王侯之外,创造自身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选择、自我主宰,保持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否定外在权威,卸却自身责任,远离功利,逆俗而行,成为他们处世待人的标志。据《庄子》记述: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奋力追求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对于此类隐士来说,这就是一切。

唐代诗人贾岛对于与世隔绝的隐士生涯有过生动的描绘:“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使人联想到庄子讲述的南郭子綦的故事。他隐居于山洞之中,齐国君王来看望他,引得周围许多人向他致贺。他据此进行反思:我必定是先有所表现,他人才能够知道;我必定是名声外扬,对方才前来找我;我有了行动表现,名声外扬,才招惹周围的人前来致贺。经过这么一番痛切反省,他终于大彻大悟了,从而变成了“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实现了主体心智的全面泯灭。

至于“有见于几先而佯狂以自全者”,最典型的应是庄子。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楚王听说庄子是个贤才,便用重金聘他为相。庄子却对使者说:“你看到过祭祀用的牛吗?平日给它披上华美的衣饰,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时就送进太庙作为牺牲,把它宰掉。到那时候,牛即使后悔,想做个孤弱的小猪崽,还能做得到吗?”宁可终生安贫处贱,也不去涉足“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置身于严重无序状态的乱世,更不去当那时时有性命之虞的卿相。庄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乱世全身之隐者,还有阮籍、嵇康。魏晋之际是中国社会最动荡、政治最混乱的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火并激烈,政权更迭频繁,战乱连年不断,“名士鲜有存者”。生活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嵇、阮无时不存忧生之惧和避祸之念。他们佯狂隐迹,肆情放诞,或箕踞啸歌,或纵酒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力求弭灾避祸,保性全身。在这种所谓“魏晋风度”的影响下,当时仕与隐的界限比较模糊,先隐后仕,先仕后隐,亦仕亦隐,五花八门。但佯狂自全的特征却是一致的。

当然,有的也不能尽如所愿。嵇康在山阳隐居二十年,不求仕进,不问功名,但是,最后终因隐身而不能隐心,还是做了司马氏的刀下之鬼。阮籍比嵇康聪明一些。司马昭为了把他拉到自己的圈子里,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而阮籍既不情愿结这门亲戚,又不敢公然拒绝,便从早到晚喝酒,整日烂醉如泥,连续沉醉六十天,媒人无奈,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下场虽然不像嵇康那样惨,但他内心的苦痛却是无时或已,异常强烈的。他常常驾车载酒,漫不经心地向前行驶,突然马停了,原来路已到了尽头,不禁放声大哭,把那无边的积懑一股脑儿地抛洒出来。

在中国,历代隐逸的士人,多是社会制度不合理的产物,总体上说,隐居避世也是对统治者反抗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反抗往往是消极的。面对社会动乱、政治黑暗、忧患频仍的现实,当一些仁人志士舍身纾难、拼力抗争之时,他们却置身尘外,不预世事,彻底卸去两肩责任,一味考虑保性全身,追求生命的怡悦。虽然,较之同流合污甚至助桀为虐、为虎作伥者高洁得多,但是,终归难免“无补于世”之讥。

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就创造、保存和传递文化成果、文化精神来说,隐逸的士人有时能够起到那些入世士人所起不到的作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在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尤为明显。历代隐逸之士都奉《庄子》为圭臬。《庄子》一书对后代士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远、旷达、淡泊、飘逸,成为士人追求的人格美,从而也成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的高标。正是由于隐逸之士对政治与事功的背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调整与精力的转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博大宏富的万千气象。

所谓“有执志而有所待”,是指一些隐逸之士有大志也有能力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并不急于出山,而是审时度势,择主而从。隐居待时,一出即为帝王师,是这类士人的理想际遇。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作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正由于他们把“隐居”与“行义”看作两个互相衔接的阶段,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

还有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另有一类隐士,实际是以隐逸作掩护,而从事最前沿的政治。他们绝不与朝廷合作,以至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如殷朝末年的伯夷、叔齐,明末的八大山人、王夫之、黄宗羲等。黄宗羲认为,没有亡国之痛就是无人心,遗民的责任是以不仕新朝、不予合作来表示抗议,但又不能止于抗议。一味地“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终究无济于事。所以,必须“不废当世之务”,也就是要落到实际行动上。这些遗民中的隐士,往往以道德抉择代替理性判断,有些人始于狂热而终于冷漠,最后由绝望堕入虚无。这种人往往都是政治家、思想家。

至于以退为进、以隐求官者,如唐代的卢藏用之流,则不应纳于隐士之列。若要算上,以备一格,也只能说是假隐士。据《旧唐书》本传和刘肃《大唐新语·隐逸》篇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后,未得调选,便先去长安南面的终南山隐居,学炼气、辟谷之术,但心中却时刻结记着登龙入仕,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后来,果然以隐士的高名被朝廷征聘,授官左拾遗。品格十分卑污,以谄媚权贵获讥于时。有道士名司马承祯者,尝应召入京,届临还山之日,卢藏用想要夸耀一番自己曾经隐居的地方,便指着终南山说:“这里面可是大有嘉处啊!”司马承祯毫不客气,徐徐答曰:“依我看来,不过是仕宦的捷径罢了。”从此,“终南捷径”就成了从事政治投机的讽刺语。

隐士的话题,可谈的实在太多,还是回到严子陵吧。

这里要提到两部书,一部是《古文观止》,里面选了范仲淹的《严先生祠堂记》;另一部是《留青日札》,载有朱元璋的《严光论》。前者是人们所熟知的,在历代赞颂严子陵的诗文中,可说是调子最高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真是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后者就十分生僻了,绝大多数人都未必知道朱元璋还能够撰写史论,而且,着眼的居然是隐士严光!文章劈头就讲,严光的行迹,“古今以为奇哉,在朕则不然”。接着阐述理由:严光“之所以获钓者,君恩也”,“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最后得出结论:“朕观当时之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不仕忘恩,终无补报,可不恨欤!”斩钉截铁,切齿之声可闻。

其实,这种思想并不是这位朱皇帝的发明,宋代诗人杨万里在其《读严子陵传》一诗中就曾写道:“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易曹操为赤眉等,用事更显贴切。当然,他所师从的不是文弱的诚斋先生,而是站在统治者立场上,专门为帝王提供对付士人权术的战国时的韩非。在韩非看来,许由、务光、伯夷、叔齐之辈,都是些不听命令、不能使令的“不令之民”。他们“赏之誉之不劝(不能受到鼓舞),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恩威并用,软硬兼施,都无动于衷,那还怎么办?干脆杀掉。韩非首创以思想罪、独立罪除杀隐士,后世付诸实践的代不乏人,朱元璋乃其尤者。

看过严子陵祠堂和碑林之后,我曾想,应该把朱元璋这篇《严光论》刻出来,让它与《严先生祠堂记》列在一起,使寻访钓台踪迹、研究隐逸文化的人,对于古代中国如何对待隐士的问题,有个全面的理解。

其实,尊隐也好,反隐也好,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无非是维护统治、巩固政权、治民驭下的两种相反相成的手段。不管推行哪一手,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历史上,一般是把光武帝刘秀划为尊隐一派的。他有一封《与子陵书》,是古代小品中的名篇,后人评说:“两汉诏令,当以此为第一。”全文只有五句话:“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但是,“唯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我实在离不开你。—可谓情辞恳切,语语动人。

光武帝还下过一个《以范升奏示公卿诏》。起因是这样:太原隐士周党被征召,面见光武帝时,自陈“愿守所志”,拒绝行臣下拜君之礼。博士范升启奏,要求以“大不敬”罪惩治周党。光武帝在诏令中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结果,不但没有加罪,还赐帛四十匹,遣归田里。朱元璋的文章,直接针对着严光和周党这两个人,实际上,对于光武此举,也是大不以为然的。

看来,朱皇帝毕竟是个粗人。他没有看清楚,东汉开国当时是很需要这类高士的。当王莽篡汉之际,绝大多数公卿、士大夫都非常看重仕途、地位,而并不重视名节。因此,进表、献符、俯首称臣者实繁有徒。对此,光武帝深为戒虑。所以,开国之初,尽管百端待举,万事缠身,他还是拿出很大精力,去一一访求那些不事二姓、避官归隐者。为了提倡名节,对于那些“德行高妙,志节清白”的隐士,不但厚予赏赐,旌表嘉奖,而且,调整了西汉末年的取士标准,把这类人列为四科取士之首。严光、周党这些名士,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他所要树立的标杆。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就是这些名士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完全脱离政治的旋涡,绝不会给朝廷带来任何麻烦。这恐怕是光武帝尊隐的一个大前提。非徒无害,而且有益,这桩生意,光武帝当然乐得做了。

一篇《严先生祠堂记》,曲折道尽了光武帝和严子陵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妙谛。一方面是“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节高之”;一方面,归卧江湖,“泥涂轩冕,唯光武以礼下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没有严光,不能成光武之大;没有光武,也难以遂先生之高,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说开来,尽管隐逸之徒极力摆脱政治的羁绊,但是,常常不免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统治者的工具。由于隐逸的实质是远离政治纷争,不介入社会矛盾,以极度冷漠完全消解其入世之心,进入一种无是无非的超然状态,“万事无心一钓竿”,因此,尊隐必然能够收到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朝廷压力的消释作用。这叫作无用之为大用。

尊隐的另一种考虑,是隐士的“滤毒效应”。“今人之于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因此,“莫不攘袂而议进取,怒目而争权利,悦愚谄暗,苟得忘廉”(见《梁书·处士传序》和沈约的《高士赞序》)。封建统治者清醒地看到,提倡隐逸的高风,有助于激励士风、荡涤时浊。唐明皇之所以特意颁发一个《赐隐士卢鸿一还山制》,目的就是要借助嵩山隐士卢鸿一的“固辞荣宠”,以敦士品,以厚风俗。既然鼓励一大批士人遁迹山林,有助于树立廉让不争的良好士风,进而可以减轻士人争相入仕,“粥少僧多”的压力,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以为,严子陵的高风,经范仲淹提倡之后,在北宋初年得以大行其时,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恰好适应了当时天下底定,四海承平,释兵权、削相权、集皇权的政治气候的需要。

闲翻史籍,看到有些帝王为了博取礼贤下士的令名,往往发优诏,备安车,礼聘隐士入朝,以装潢门面,点缀太平。如果一时找不到隐士,有的甚至要特意造作,结果传为笑柄。据《晋书》记载,桓玄推翻东晋王朝,自立为帝之后,看到历代均有隐逸之士,唯独本朝没有,“乃征(西晋隐士)皇甫谧六世孙希之为著作,并给其资用,(然后指)令(他)让而不受,号曰高士”。由皇帝出面,亲手制造“隐士”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也够得上旷世奇闻了。

凭眼睛看,两座钓台相距很近,可要一一攀登上去,却也颇费周折。原来,它们中间隔了一道堑壑,先要傍着一丛丛的长林古木,从东台下去,走到岔路丫口,然后折转身来,拐个六十度的锐角,再沿着那条通往西台的曲折山路,穿过林莽,一步步走上去。

太阳渐渐地热了起来,原来站在东台的高处,“桐江波上一丝风”,吹到身上甚是凉爽;现在回到山坳坳里,顿时觉得热汗涔涔。好在这段山路不算太长,耐着性子,很快就走到了。上到西台,依然是凉风扑面,而且,视野更加开阔一些。出乎意料的是,西台的石亭竟逃过了“十年浩劫”,有幸保存下来,亭子前面,立着刻有谢皋羽的名作《登西台恸哭记》的石碑。石亭的两边柱子上,镌刻着清人徐夜的诗联,是描写南宋著名爱国志士谢皋羽的“生为信国流离客,死结严陵寂寞邻”。这副对联简要地概括了谢皋羽的生平。

他为人耿介拔俗,少有大志。早年应试科举,不第。1276年,元军南下,文天祥(因他进爵至信国公,故称“信国”)从海路至福建,任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传令各州郡发兵勤王。谢皋羽率先响应,尽散家财,招募乡勇数百人加入抗元队伍,被委任为谘事参军,与民族英雄文天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两年后,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兵败被俘,次年押解燕京,在三年的囚禁中,面对元世祖忽必烈的威逼利诱、百计劝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282年,慷慨就义于燕京柴市。

对文天祥之死,谢皋羽悲痛至极,终生引为恨事,从此避匿民间,杜门不出。但时时缅怀故交,经常梦中相见;每逢文天祥忌辰,都要痛哭野祭,寄托哀思。一次,他登上富春江边严子陵钓台的西台,面对渺渺苍空,下临滔滔江水,北望吊祭,哀恸欲绝。这篇感天动地、泣血吞声的《登西台恸哭记》,记叙了这次祭悼亡友的经过和愤激、隐秘的心曲。此后,便往来于浙江中部,遍访宋末遗老,历游山水名胜,四十七岁时病死于杭州,归葬与严子陵钓台隔江相望的白云村,这里也是唐代著名诗人方干的终隐之地。

正如作家黄裳先生在《钓台》游记中所说,并立着的两座钓台,似乎向游人分别宣示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种是在鸡鸣风雨、暗夜如磐的破国亡家之际,以极热的心肠,椎心刺骨,奔走呼号;另一种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以至一头扎进寂寂的空山,完全与世隔绝,表现出至重至深的超拔与冷漠。但事物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似画图中的颜色,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比如,严子陵与谢皋羽,表面看来,他们代表了上述两种划然对立的思想境界,各据一端,如隔重城。其实,并不这样简单。综观严子陵的言行,他的避官遁世原有逃避“新莽”的意向在焉,明末清初的著名文人钱牧斋在序《钓台汇集》时就曾指出了这一点。

也是在《钓台汇集》序言中,钱牧斋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世上的学者全都不了解严子陵的深心,揣度起他的“不仕光武”之故,各执一词,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唯独南宋的谢皋羽深知此中奥义。“何地不可痛哭,而必于西台?以谓子陵之于西京,信国之于南渡,其志其节,有旷世而相感者也”。钱牧斋认为,严光对于西汉,和文天祥对于南宋,有“旷世而相感”的深情,所以,谢皋羽才选中了钓台这个特殊地点悲歌痛悼的。

对于一度觍颜事清的钱牧斋,后世一向是薄其为人的,他的有关严子陵的发覆,人们也未必一体认同。但是,隐逸不仕,恰如钱氏所言,实在是一种颇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果只从避离俗尘、寻求解脱这一角度来加以诠释,必然会失之简单,流于肤浅。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一个国度,曾像古代中国那样出现过那么庞大的隐士阶层。如何对这一社会现象予以恰中肯綮的剖析,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应该是研究隐逸文化的学人共同关注的课题。可惜,我这篇文字已经不算短了,只能到此打住。


(1999年)



香 妃

我总觉得,她像一株冷艳的寒梅。

这也许是由于古人习惯以梅花来比拟心志高洁的佳人吧?再不就是受了唐人王建的诗句“天山路旁一株梅,年年花发黄云下”的感染⋯⋯实在说不清楚。反正一想起她来,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暗香浮动”、“疏影横斜”的意象,渐渐地,这种意象竟活灵活现,袅袅婷婷地走过来了,“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姜白石词)。

这已经是第三次访问北京的陶然亭了。没有风,空际云幕低沉,是一种酿雪的天气。果然,走着走着,丝丝片片的雪花,就漫空飘舞起来。水木明瑟的平湖、高阜,还有那弯弯的柳径,淡雅的兰畦,脱尽了昔日的青青翠影,冷森森、白光光地默对着游人。平时,这里就不怎么嚣烦,此刻更是清空寥寂了。拾级步上高高的台地,在山门内檐瞧了瞧已经有三百余年历史的金字匾额“陶然”二字,又匆匆浏览了两边的对联,记得还有一副“十朝名士闲中老,一角西山恨有情”的联语,来不及寻看了,赶忙朝那北向的门窗纵目望去,立刻,前方雪影中闪现出几幅“素以为绚”的清妙的册页。

令我万分惊异的是,那满布着衰草寒枝的土坡上,分明挺立着一枝傲雪的寒梅。我知道,这肯定是一种错觉—在幽燕大地上,怎么可能见到那“惨淡江南白玉妃”的踪影呢?揉了揉眼睛,再定下神来,细看上去,原来竟是没有飘落的枝间红叶,闪烁在雪虐风饕里。我知道,这次所要寻访的“香冢”,就在它的下面。于是,我匆匆地走下亭台,沿着铺雪的石径,很快就来到银妆素裹的土阜旁边,一盔三尺孤坟累然展现在眼前。

关于香冢,一如墓主的身世、遭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扑朔迷离,令人如堕五里雾中。我是相信这样的传说的:此间就是香妃的埋骨之地。披着满身的雪花,我静静地伫立在石碣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着那没有留下作者姓名的哀感顽艳的铭文,并且依照流布已久的传闻轶话,凭着我的理解加以诠释、印证。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起首的四个短句、十二个字,形象地概括了香妃这位充满悲剧性、传奇性的女性凄苦、劫难的一生,堪称是以简驭繁、片言撷要的范例。古人驱遣文字的功夫着实了得。你看,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的开头,也是用了同样的字数和短句,就把秦始皇并吞六国之后,大兴土木,修建阿房的过程,交代得一清二楚。

传说,香妃是一位出生在西域的貌美超群的人间绝色,回眸一笑,唇红齿白,能令人心醉神迷;而且,心地善良,性情温柔,天真活泼。由于她生来便体有异香,因而名为“伊帕尔罕”(维吾尔语:香姑娘)。她的童年时代,在亲人的爱抚下,整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甜美的生活。可是,绮梦不长,这样一位貌似天仙、天真可爱的美人儿,长大了之后,偏偏赶上浓愁浩浩、劫难茫茫的动乱的年代,命运把她抛在一个动乱的地区、动乱的家族里,最后酿成一场“短歌终,明月缺”的悲惨结局。

她的丈夫霍集占是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地区当时称为“回部”的和卓木(教长或首领),当时参加了一场西部边疆的叛乱活动,把清朝派去的副都统、回部招抚使杀害了。乾隆皇帝派将军兆惠率兵讨伐。霍集占兵败逃亡,带着妻子、仆从三四百人遁入巴达克山,他本人被山民擒杀,香妃被清军劫获到大营里。

对于香妃的美艳绝伦,乾隆皇帝早有知闻,兆惠临行前,即有意暗示,在讨伐过程中,必须设法保护好香妃,并把她安全地带回京师。听到她已经被俘获的消息,皇帝又勅令沿途官吏悉心护视香妃的起居,万不可损蚀了她的玉颜姿色。进京“献俘”之日,乾隆皇帝一见倾心,惊为天人,立即下令,在宫内妥为安置。尔后,又几次去看她,觉得她神光高洁,有一种凛然不可犯的气概,因此,没敢伸出指尖去触她一触,只嗅得缕缕异香扑进鼻管来。心说,好一个绝代天仙,好一个香草美人!今得相见,也算是百世奇缘,三生厚福。当即赏赐了大量的珠宝衣饰,并嘱咐宫女、太监:只要香妃提出要求,一切都予以满足。

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乾隆爷不惜破费巨量资财,在今天的新华门那里,专门给她修建了一座伊斯兰式的豪华住宅,名曰宝月楼,里面一切设施,包括浴池、壁砖、衣镜、装饰画等等,以及生活起居、日常习惯,都和在西域的情形没有什么两样。还在宝月楼的对面,特意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在皇城墙外,盖起“回部”市廛楼台,设置了“回回营”,辟出一条“回回街”设肆售货,演奏体现“回部”风情的乐曲,使香妃有身在家园的感觉。但是,乾隆皇帝到底失算了,这种浓郁的环境氛围,不仅没能慰藉香妃的思乡之情,反而更加撩拨起心灵深处的背井离乡的痛楚。

自从入宫以来,香妃一直是冷若冰霜,对于皇上的种种垂顾,全然不加理睬。就是万岁爷的圣驾到了,她该着做什么还是做什么,旁若无人一般,一任皇帝在那里怔怔地望着,她只是噘着嘴巴,垂着眼角,木然没有半点反应。皇帝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朕和香妃,怎么就这般无缘!难道真是天仙下凡,可望而不可即吗?

皇帝走后,宫女们赶忙过来相劝,说,后宫佳丽三千,哪个不翘首望幸!别说皇帝主动登门,就是有机会被瞧上一眼,也觉得无比荣幸。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女人一辈子图希着什么?还不是夫荣子贵,终身有个倚托!你若是肯于顺从皇上,说不定一年过后就生下一个王子,马上就会成为正式的皇帝后妃,风光一世,万古留名。你怎么就这么任性,这么倔强,这么想不开事呢?

限于所受到的封建道统的浸染,宫女们的思维脉络,大概也只能这么想、这么说、这么劝解,应该说也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在香妃听来,却比挨一顿臭骂还难受得多,觉得极不顺耳,极度反感,便冷冷地还了一句:各人有各人的追求,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我更看重的是个性的独立,人身的自由。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她觉得胸间郁闷难舒,于是,便又“突突突”地冒出了一团烈火般的话语:人终究是人,两条腿是用来站立的,不能像牛马那样四脚着地爬行,不能听从人家任意摆布!我才不想窝窝囊囊、委委屈屈地享受什么“荣华富贵”呢!

香妃生长在所谓“化外之邦”,处在一个与内地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那里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封建礼教的污染,男女之间地位是平等的,关系是开放的。在她看来,爱情发自内在的情感,是最纯洁、最真诚的,掺不得假,勉强不得。她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三宫六院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女子,怎么全都泯灭了自己的意志,眼巴巴地盯着一个皇帝,得不到满足还哭哭啼啼。—她不懂得这是怎么回事儿。

是呀,男人女人,皇帝宫女,不都是人吗?为什么女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爱的选择和追求?霍集占犯了事,由他自己去承担,那叫自作自受,犯不上要把妻子搭上。香妃是清白无辜的,香妃的人身是自由的,人格是独立的,她有权利选定自己的出路,安排自己的情感取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为什么要像对待牲口似的,不吃草硬按脑袋?为什么硬要逼着去顺从皇帝?—皇帝又怎么样?

香妃的话语不多,却使宫女们听起来如雷震耳。个性?独立?自由?女人,特别是打入深宫的女人,同这些是根本不沾边的。虽然她们不能理解,也并不认同,但是,从此之后,对香妃却添了几分敬重,不能不另眼相看。几天过去,她们又来解劝香妃:皇帝可不是好惹的,“金口玉牙,说啥是啥”,万一龙威震怒,可就活不成了;就算是舍不得杀了你,哪一天,高兴了,忍耐不住了,硬把你弄过去,动了真格的,小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吗?香妃听了,冷笑一声,说,人活百岁,终有一死,我早就做了这一手准备,一旦把我逼急了,我就⋯⋯说着,“嗖”的一声,从衣服下摆里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这可把宫女们吓傻了,天哪,自刎也好,刺人也好,后果都是不堪想象的。

她们慌忙跑到皇后富察氏那里,不敢隐瞒,把这种种见闻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皇后也觉得事态严重,但又想不出什么办法。自从香妃过来之后,皇帝早已把她冷冷地甩在一边,不闻不问,尽管恨满心头,嘴上却绝对不敢露出半个“不”字。最后,倒是乾隆的母亲—皇太后钮钴禄氏,一锤定了音:设法除掉她!因为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极端任性,当面一定劝他不转,莫如下个狠心,干脆来个“釜底抽薪”,也就断了他想望的念头。于是,趁乾隆皇帝到天坛祭天之时,安排两个太监,悄悄地在宝月楼把香妃绞死了。“郁郁佳城,中有碧血”。哀哉!

因为一切都是太后策划的,乾隆皇帝也不便发作,只是,终日惨然寡欢,怔怔忡忡,失魂落魄一般。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吩咐太监将香妃用上好棺木装殓起来,找个风景绝佳、环境幽静的地方埋葬下。于是,右安门内的南下洼,陶然亭北的土坡下,便有一座新坟掩映在荒烟蔓草里,给后世才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缠夹不清的话题。“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如此而已。

依皇帝旨意,原本要在这里建一座规模宏丽的陵寝,设计方案已经定下,但未及开工就停下了。1933年,清代著名工匠曹发达的后裔曹献瑞,迫于生计,将祖传下来的清朝各项工程图样转卖给北平图书馆与中法大学。整理图卷过程中,人们发现了一篇《香妃陵工图说》,详细记载了奉旨设计年月、工程图案、陵园地址,以及因太后干预,未能动工等情由。经核对,图样中所标示的地址正与香冢所在地点完全吻合。但是,“四十五言铭古冢,埋香瘗恨总模糊。”—那座短碣上的“瘗香铭”究竟刻在何时,是不是安葬当时就立下了?铭文出自谁人之手?如何索解?一切一切,都已为历史的烟尘所湮没,成了一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团。“是耶?非耶?化为蝴蝶。”

雪已经停了,陶然亭公园内依旧见不到几个人影。我一时还无意离开,便在香冢周围随意地闲步,忽然联想起流传在域外的一桩故实。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是无独有偶,呈现意外的巧合,说来也是蛮有意味的。

十多年前,我在前苏联的雅尔塔,参观过一处著名古迹巴赫奇萨拉伊,这里曾是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在始建于16世纪初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的旁边,有一座非常显眼的用白色大理石镶嵌的喷泉,上面高悬着一钩金属锻造的弯弯新月,相传是基列伊国王为寄托他对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的哀思而修建的。整整过去了三百年之后,伟大诗人普希金有克里米亚之行,从一位女友那里听到了这个动人的传说,于是,花费三年时间,把它写成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著名长诗。后来,剧作家又把它改编成一台名叫《泪泉》的四幕芭蕾舞剧。

剧情是这样的: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活泼可爱,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不料灾祸突然降临—可汗基列伊率领鞑靼大军像河水一样涌进了波兰,父王惨遭杀害,郡主本人也成了俘虏,被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后宫里有无数妖姬美妾,可是无论哪一个,可汗都没有动心,甚至连年轻美貌的皇后莎莱玛也抛在脑后了。唯一情有独钟的是那个外来的波兰郡主。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却对可汗冷峻得像一块铁石,一柄利剑。这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可是,玛丽雅却全然不理不睬,憎恨他剥夺了她的自由和欢乐,葬送了美妙的青春。可汗无奈,只好悻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这时,王后莎莱玛像幽灵一样走过来了,她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又看到郡主梦中伊甸园天使般的幸福的笑容,顿时妒火高燃,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抽出利刃,向郡主的胸膛刺去,一场惨痛的悲剧终于酿成了。可汗看到这种惨状,愤怒得简直要发疯了,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为了寄托对玛丽雅郡主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修建了一座喷泉。

⋯⋯

从“记忆之宫”里转游出来,我朝陶然亭公园的大门走去,最后向香冢投去依依惜别的目光。这两个影像—香冢与泪泉,已经在我的脑海里叠合在一起:

两个同样的惊才绝艳又志高行洁的女郎;

她们同样被迫离开可爱的家园,被幽禁在皇宫深处;

她们面对的是两个同样贪婪好色的独裁者;

同样因为酷爱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而坚贞不屈;

最后又遭遇同样悲惨的下场—死在两个同样凶狠毒辣的女人手里;

特别是,一瞑之后,同样没有身名俱亡,幸遇文坛知己,写下了各自的《瘗香铭》,使她们像两盏耀眼的明灯,闪烁在封建专制王朝幽暗的夜空里。


(2003年)



貂蝉趣话

事情的发生,源于一次晋中访古。那天,我们乘车从太原到忻州去,为的是访察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故居、墓地和“野史亭”。不料,半路上出了个岔头,一个牌坊式的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门额上写着:“欢迎远道客人来访貂蝉故里”。车上立刻一片哗然。

有人嚷道:“貂蝉原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历史上本无其人,怎么出来一个貂蝉故里?”

有人接上了话茬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李翰祥导演过一个黑白片《貂蝉》电影,近些年又热播《三国演义》电视剧。村里人逢场作戏,趁机开辟一个旅游点,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种乱抢名人的现象到处
都有。”

“异想天开,胡编历史,倒是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可是,怎么偏偏选在这里?总不能毫无依傍吧?”一位文友立刻问难。

当地作陪的文友解释说:“有一种说法,貂蝉出生在忻州。据说,早年时候,这个村头曾经有过一块‘貂蝉故里’的石碑,还传说这里有她的墓地和祠庙。”

我说,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貂蝉这个人,是存在争议的。目前,学术界许多人还是倾向于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女子。关于她的出生地,也有不同意见,大致有米脂说、临洮说、忻州说三种观点。至于说到“貂蝉故里”石碑问题,恐怕来自元人杂剧《锦云堂暗定连环计》。剧中描写董卓专权,荒淫残暴,太尉杨彪请司徒王允设计除之。戏文中有一段貂蝉对王允的自报家门:“您孩儿又是这里人,是忻州木耳村人氏,任昂之女,小字红昌,因汉灵帝遴选宫女,将您孩儿取入宫中,掌貂蝉冠,因此唤作‘貂蝉’。”汉灵帝将她赐予并州刺史丁原,丁原又把她许配给义子吕布。战乱中,貂蝉与吕布失散,流入王允府中。一次,她在后花园焚香,祈求神灵保佑吕布,被王允发现。问知情况后,王允大喜,厚待如亲生女儿,因与密议,巧设了连环计。

“那么,元人戏曲中把貂蝉定为忻州人氏,是根据民间传闻,还是史有所据呢?”那位问难的文友继续刨根问底。

我说,这部戏曲的本事,出于《三国志平话》卷上《王允献董卓貂蝉》和《吕布刺董卓》两节。不过,有关貂蝉身世的交代,原文十分简单,只说: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我想,如果历史上的忻州真有貂蝉其人,这样安排乃是纪实;若是纯属虚拟,它的根据,也许和下述情况有关:王允是历史人物,献帝时先后当过太仆、司徒,他是太原人,离忻州很近;吕布出生于内蒙古包头西面的九原,也曾在太原服役过。这样,貂蝉与丈夫失散后,以乡里之谊流入王允府中,也说得过去。巧还巧在,罗贯中也是太原人。因此,忻州开辟个“貂蝉故里”的旅游点,也自有依凭。

不过,到了罗贯中的笔下,连环计的情节,在元人戏曲基础之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三国演义》第八、九回,叙述董卓迁都长安后,愈益专横跋扈,司徒王允欲诛之,苦无良策。其府中歌伎貂蝉素被王允待如亲女,见允忧思愁闷,知有大事要做,愿以一死报之。王允乃设下连环计,先请吕布赴宴,令貂蝉把盏,吕布悦其美貌,王允即许以为妻。数日后,王允又请董卓赴宴,仍令貂蝉侑酒,董卓为其美色所迷,王允又把貂蝉献给了董卓。由此,吕布对董卓更加衔恨,又兼貂蝉巧施计谋,使二人矛盾日益激化,吕布必欲杀之。后来,经过王允进一步策划,终于把董卓除掉。《三国演义》改动了《三国志平话》和元人杂剧中貂蝉与吕布原本是夫妻的情节,显得更合乎情理。

说到司徒巧设连环计,当地作陪的文友又讲了一个“貂蝉换头易胆”的故事:

司徒王允定下连环计之后,却苦于选不到风情、魅力足以迷人惑志的美女。名医华佗在侧,便建议道:“这有何难,叫你府中的女伎貂蝉前去,万无一失。她的父母为董卓所害,又素承司徒深恩,当无见却之理。”王允说,我早就考虑到她了,只是觉得她的相貌平平,恐怕难以引令吕布与董卓争风夺艳。

华佗听后,沉思良久,作别而去。几天后,他手提一个包裹来见王允,说:“我这几天跑到了西施故乡诸暨—那里以出美女闻名于世,恰好碰到一个刚刚死去的绝代佳人,我赶紧把她的头颅割下,带回来准备换给貂蝉。”经过华佗的一番绝妙的手术,换头成功,七天七夜之后,貂蝉苏醒过来。王允见后,称赞说:“真的是西施再世。”

于是,就把连环计向她述说一遍。貂蝉非常愿意为国除奸,为亲报仇,只是,她的胆气不足,还没等实际操作,早已吓得浑身乱颤。华佗见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马上赶到燕赵慷慨悲歌之地,壮士荆轲的故乡,弄到了一个特大的胆囊,经过手术再植,貂蝉换胆成功。从此,这个佳人不仅有西施的美貌,而且,具备荆轲的胆量,终于胜利地完成了除奸的任务。

“这样说来,当地人打出貂蝉这块招牌,还是有一定根据的。”问难的文友感到惬意。恰好,这时车子也开到了韩岩村元好问的墓园,于是,有关貂蝉的话题也就此打住了。

关于貂蝉的话题临时打住,但仍有大量的问题有待于探讨。比如,前面引述的除了杂剧,就是小说、平话,都是出于文人之手,既可以像《三国演义》那样,凭借着一定史实,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可以凭空结撰,羌无故实。那么,有关貂蝉、吕布的历史真迹,是否有踪迹可寻呢?

生活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的著名学者杨升庵,在《升庵外集》中最先提出:世传吕布妻貂蝉,史传不载,但在唐人李贺诗《吕将军歌》中,确有“吕将军,骑赤兔,独携大胆出秦门,金粟堆边哭陵树”之句,看来,还是实有吕布其人。杨升庵之后,清代学者梁章钜也认为,貂蝉事隐据《吕布传》,虽然她的名字未见于正史,但其事未必全虚。这里是指《三国志·魏书》中的一段记述:吕布奉董卓之命把守中阁,遂与董卓侍婢私通。恐事泄露,心不自安。这些记载,起码说明了戏曲、演义中的“吕布戏貂蝉”与王允巧计除奸,并非凭空构想,而是于史有据的。但也只此而已,既不能否,也不好定与吕布私通的侍婢就是貂蝉,所以,成为一个悬案。

还有,关于貂蝉的评价问题。一般认为,清人毛宗岗的看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为西施易,为貂蝉难。西施只要哄得一个吴王;貂蝉一面要哄董卓,一面又要哄吕布,使出两副心肠,装出两副面孔,大是不易。我谓貂蝉之功,可书竹帛。”

不过,批判的声音也很强烈。早在嘉靖年间,明“后七子”的首领王世贞,在《见有演〈关侯斩貂蝉〉传奇者,感而有述》一诗中写道:“董姬昔为吕,貂蝉居上头。自夸予帷幄,肯作抱衾裯。一朝事势异,改服媚其仇。心心托汉寿,语语厌温侯。忿激义鹘拳,眦裂丹凤眸。孤魄残舞衣,腥血溅吴钩。兹事岂必真,可以快千秋。旦闻抱琵琶,夕弄他人舟。售者何足言,受者能不羞?宁为楚虞姬,一死不狥刘。”诗的前四句,说貂蝉开始事董卓,后又投身于吕布,甘心做人的姬妾;五至八句,说她在吕布失败之后,又献媚于吕布的仇敌关羽;九至十四句,言貂蝉为关羽所斩,此事虽未必然,但亦足以引为千秋快事;十五至十八句,说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一无足取;最后两句,通过颂扬殉项而誓不从刘的虞姬,否定貂蝉的人格。

再就是,关于她的结局和归宿问题。大概有以下五种不同的结果:

其一,大家所熟知的,是《三国演义》的处理方式:吕布助王允诛灭董卓后,以貂蝉为妾,后来,曹操擒杀吕布,将她载回许都,此后,便下落不明。

其二,元人杂剧《关大王月下斩貂蝉》,只存曲目,不详内容。从题目上得知,貂蝉死于关公刀下,这与民间传说相似:曹操绞杀吕布,貂蝉落到刘备手里,刘备、张飞都想娶她。关公怕误了国事,一刀斩之。

其三,传说曹操打败吕布后,把貂蝉赐给关羽。这样,一则可以笼络住这个将才;二则可以让关羽沉湎女色,丧失斗志;三则能挑拨他们兄弟间的关系。不料,这个计谋早被关公识破,坚决拒绝接受。曹操无奈,只好让关公把她杀掉。貂蝉觉得非常委屈,一片赤诚报国,最后竟落到这个下场,便伤心地痛哭起来。关公动了恻隐之心,决定放她出走。可是,到哪里去呢?貂蝉表示要削发为尼,远离世事。于是,关公便护送她到了几百里外的净慈庵。

其四,貂蝉还有一种结局,是事成之后,主动悟解迷津,看破红尘,最后修仙得道,成了正果。事见明人诸葛味水撰写的《女豪杰》杂剧。

其五,近时,又有新编川剧《貂蝉之死》,共分五场:水淹下邳;貂蝉修书;关羽慕蝉;群雄惊艳;残月芳魂。写刘、关、张随曹操攻吕布,水淹下邳。貂蝉劝吕布归顺曹操,吕布不肯。为了拯救全城百姓,貂蝉派遣秦宜禄送信给素所钦慕的关羽,请他转致曹操以百姓为念,立即将水退下。关羽敬服貂蝉的品识,顿生爱慕之心。数日后,秦宜禄缚吕布来降,曹操缢杀吕布,为了笼络关羽,将貂蝉赐之。成婚之夜,貂蝉柔情似水,即兴吟唱《倾心曲》,关羽亦心旌为之摇荡。刘备恐怕误了大事,遂提醒关羽勿忘“扶汉兴刘”大业。关羽无奈,只好忍痛遣走貂蝉。貂蝉突遭骤变,万念成灰,拔剑自刎,保持了侠骨柔肠、忠肝义胆的完美形象。

说到貂蝉的结局,我联想到了西施。论其行止,二人颇有相似之处,其事可嘉,其情可悯。当然,就其实质来说,她们都是做了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工具。最后的归宿并不美满,原亦意料中事。貂蝉如上所述,那么,西施又怎样呢?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西施跟随范蠡泛舟五湖,隐居起来。这倒有些风流潇洒,很合乎一般士人的心理要求。范蠡是很有远见的,他早就发现勾践这个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自己“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因此,破吴之后,便急流勇退,改变姓名隐遁下去。

对于西施偕范蠡归五湖的做法,清代大诗人吴伟业极为欣赏,有诗云:“霸越亡吴计已行,论功何物赏倾城?西施亦有弓藏惧,不独鸱夷(范蠡别号)变姓名。”这应该算是最理想的收场。可是,核诸史籍,发觉这种结果并不存在。一是,上述情况《史记》中没有记载,只讲吴亡后范蠡变姓名,“浮海出齐”,并无西施随行之说。二是,《吴越春秋·逸篇》载:“吴王败,越浮西施于江。”《墨子·亲士》中亦有类似记载,“西施之沉”,以“其美也”。细想一下,这是符合越王勾践阴险狠毒、刻忌寡恩的本性的。虽然同是悲剧角色,相形之下,倒觉得貂蝉的悲惨程度要差一些。

近日,网上刊载一首晏菲作词并演唱的《貂蝉》歌曲,也可以看作千载以还对于这位美貌女子的欣赏与孺慕:“风带不走你的泪/云挽不住你的美/羞的月儿盼的月儿也为你沉醉/伤心人痴心人心碎/你是谁让英雄如此地追/你的美早已为江山所累/是谁的伤让你如此地憔悴/是谁的爱让你走了千山万水/你将一江春水化作相思/恩爱难舍总难回味/昙花一现繁华梦/也要相爱几轮回/无数的英雄爱你的美/不爱江山相互依偎/不顾风烟骤起战鼓/只愿携手丽人归”。

至于反映到美术作品上,貂蝉似乎略输了丰采。我曾见到一部根据《三国演义》编绘的貂蝉图像册,多少有些失望:不仅故事显得干涩无味,形象也黯然失色。其实,这也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三国演义》的故事、人物,特别是作为“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光彩夺目的形象,从小说、戏曲、电影到电视剧,早已深入人心,可以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活灵活现、美貌绝伦的貂蝉,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可爱有多可爱。“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任何画像、图解,弄得不好,都会成为蹩脚、无谓的赘余。


(1997年)



撑篙者言

这分明是一番梦中场景,一幅山水画卷。

滔滔汩汩的九曲溪宛如一条飘逸的玉带,纡回萦绕在丹崖翠嶂之间,流贯了武夷山大部分景区。一曲数峰,一峰多景,数不尽的婉转迷离,使有限空间增添了无尽的容量。随着清溪的流转,四围山景不断地变换着形态,时而壁立如屏,时而穿云似塔,一眨眼间,断笋孤根又幻化为莲花并蒂,各自都争奇赌胜地展现着妩媚娇姿。在这天造地设的奇境中,游人坐在竹筏上,可以悠然自得地骋怀纵目,恣意赏玩着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初冬的一个响晴天。我们中国作家闽北采风团一行六人,在游过了云窝、天游景区之后,匆匆用过了午餐,便驱车来到星村码头,登上了竹筏,开始了“武夷九曲”的漫游。两位篙工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漂亮,而且知识面宽,富有情趣,口才也都很好,据说,他们在上岗之前,都曾经过专门的培训。两人神采飞扬地站立在竹筏的两头,见我们已经坐稳,便合力撑篙,把竹筏划向中流,同时风趣地说:“欢迎各位作家上了我们的贼船。”大家一齐笑了起来。

竹筏自“第九曲”启航,顺流而下。一舟容与,载浮载沉,翻腾的浪花不时地扑打在衣襟上,沁凉心脾。笑语喧哗杂着涛声林籁,激活了寂静的群山,顿觉两旁的云峦竹树都鲜活灵动起来,满眼生机盎然。前行不远,右侧山壁上忽然现出一处摩崖石刻,细看原是一首七言绝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

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这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九曲棹歌》组诗的最后一首,带有总结、收场性质,所谓“曲终奏雅”。

陪同游观的东道主、作家S先生说,正像人们到了西湖定会记起白居易、苏东坡,登上岳阳楼不能不提到范仲淹和杜甫一样,来到武夷山是必然要接触到朱熹的。这一带是朱夫子的“过化之乡”,他在此间前后寓居四十余年,足迹遍布川原村社,茶场书坊,最后选定一个叫作黄坑的村落,作为他的夜台长眠之地。八百年过去了,至今还随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流风遗韵,其深远影响,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以至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至于身后是非,为毁为誉,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是的,”我接上说,“作为理学大师,朱熹自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但是,即使在旧时代,对他说东道西,甚至猛烈抨击的,也所在多有。”有的不仅痛斥他扼杀人性,批评他制造情感悲剧、宣扬禁欲主义,甚而连类及于诗文。性灵派的主将袁枚不用说了,这里只引述清人张霁南的诗句:


浪填僻典苦搜罗,芳草斜阳信口哦。

更有程朱称李杜,诗中迂腐逼人多。


平心而论,朱熹的诗与其他道学家的不同,往往是寓理趣于叙事、抒情之中,还是比较活泼有趣的。比如,刚才看到的那首棹歌,就比较清新自然;文字简约生动,意蕴十分丰富。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桃花源记》中的故实,并不属于“浪填僻典”,因为这是读书人尽皆通晓的。诗中一、二两句,纳入了陶潜文中“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内涵,描述“九曲”过尽,眼前所见的村原实景;三、四两句是一种倒装语法,意思是说:除非“别有天地非人间”,否则,世外桃源便非此莫属了。

竹筏顺风顺水,很快地便进入了“八曲”、“七曲”。大家兴致勃勃,在饱游饫看山光水色的同时,一路上,不断地欣赏着朱夫子的其他几首《棹歌》,觉得像“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一类诗句,都是可圈可点的,既含蕴着深刻的禅思、理趣,又并没有使人感到枯燥乏味。

一直在沉思默想的散文作家V女士,突然插了一句:“朱熹诗句确也不错,九曲溪的景观更是妙境天成。可是我总觉得,如果要给它编排次序,总该是顺着流向,一、二、三、四地往下排列,现在却是‘九曲’‘八曲’‘七曲’地一路倒数下去,实在有些别扭。”

“是呀,游程刚一开始就演奏《九曲棹歌》的尾声,我也觉得这么‘倒尾为头’的做法,非常滑稽。”诗人G先生说,“当时,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中某市一个造反派头头,抡大锤的出身,‘文化水’很浅,刚刚走上领导岗位。这天,他出面主持一个大会,秘书事先给他起草好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也没有细看,就分别放在左右两个衣兜里。由于他事先并没有弄清楚会议的主题、开法和讲话稿里的意思,跨上了主席台,就照本宣科地读了一通,结果,开幕式上竟把闭幕词念了,闹出了大笑话。⋯⋯朱老夫子可是硕学鸿儒啊,莫非他老先生也要幽我们一默?”

诗人真是富于联想,你看他说着说着,就带出来一个“‘文革’笑话”。

“显然,这和朱夫子当年逆游九曲溪有直接关系。”男篙工说,“各位刚才都经过了,‘七曲’之上一滩高似一滩,顶着激流漩涡,撑篙难度很大;不像我们这样顺水漂舟,省时省力。所以,当地有两句俗话,叫作:‘古人是笨蛋,今人是懒汉’。”

“其实,”我说,“顺行、逆行,各有各的道理。走顺水船,‘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以吹衣’,淋漓酣畅,充溢着一种快感;可是,过眼云烟,不像逆水行舟那样,可以深思熟想。打个比方,前者属于诗人气质,后者就有点儿像哲学家了。这位朱夫子整天在那里细推物理,格物致知,自然就喜欢船走得慢一点。听说,他终生不吃豆腐,这倒不是因为滋味不鲜,也不是觉得做起来费事,只是由于他发现豆腐做出之后,重量超过豆、水、配料的总和,反复‘格致’也不得其解。”

大家笑说,这真是一个古怪的老头儿。

我们正在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突然发觉,这些欢声笑语竟然招来一阵阵的空谷响答。篙工说,竹筏已经到了“六曲”的响声岩。这里两岸高峰壁立,岩壑纵横,形成一处天然的回音壁,因而山鸣谷应。

九曲溪在这里绕了个大弯子,北侧就是著名的云窝和天游峰,为武夷山的第一胜境。上午我们已经游览过了。云窝者,云屯雾聚之地也,其高可想。古人有诗:“白云本是无心物,寻得溪岩便作窝。”天游峰下,面对九曲清溪,有一座高达四百米、平滑如镜面的巨型岩壁,上面布满了斑斑水迹。斜阳映射下,晴光闪烁,宛如素练悬天。晒布岩,大概是由此得名吧。

怪不得我们站在天游峰上俯瞰,那一弯碧水缓缓流动着竹筏,竟像古画上的“曲水流觞”一般;此刻,我们坐在竹筏上遥望峰头的几伙游人,简直就是一行行的墨点;靠近一些的,可以依稀地看见有些人在向我们招手。我真想对他们哦诗相应:“君岸已登我在筏,羡从峰顶看迷津。”

舟行“五曲”,男篙工指了指对面的山峰,告诉大家说,朱熹在这座隐屏峰下建立了武夷精舍,经常到这里来传经讲道。这时,竹筏过处,恰好闪现出摩崖石刻上朱熹的《棹歌》诗句: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

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我说:“看得出来,朱老夫子当时的心境是十分孤寂的。”

“自鸣清高,孤芳自赏。”V女士陈述了她的看法。

“也可能是撇高腔儿。弄不好,就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女篙工说,“诸位往左上方看,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山洞。民间传说,当年里面住着一个聪明、美丽的狐仙女郎,化名胡丽娘。每当黄昏人静之后,她都要到武夷精舍去,悄悄地和朱熹幽会。当时称为小妾,现在时髦的说法,叫作恋人。”

男篙工有意逗趣,偏要反话正说:“人家可不是‘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书本上考证了,那个时候,朱老夫子的老婆已经病故了,所以,人家就是再娶一房,也是顺理成章的。”

“就算是老婆死了,再娶。朱熹可是信奉孔孟之道的,也应该遵照圣人的教导,‘非礼勿动’,等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说一套,做一套,难怪人家说他言行不一。”女篙工口口不咬空,也是够厉害的。

朱老夫子究竟有没有这桩风流韵事,史无明文。也可能是当地民众颇不满于他那可憎的道学面孔,有意识地作践他、取笑他—越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越要给他抹上一鼻子白灰。

不过,要说朱熹言行不一,倒也并非游言无根,而是有迹可察的。鲁迅先生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

这个“无告的官妓”指的是天台营妓严蕊。这是一起典型的冤案。据晚于朱熹的南宋词人周密记载,唐与正守台之日,曾与严蕊有过交往。朱熹想要惩治这位唐与正,就指控他行为不轨,“与蕊为滥”;并把严蕊捉进官府里来,刑讯逼供,以进一步索取唐与正奸邪放荡的口实。可是,严蕊并不为权势所屈,始终未有“一语及之”,结果,“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应该说,这和朱熹所标榜的“仁者,本心之全德”,“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大相径庭的。

其实,抹杀人性,压抑人的正常情感,原本是朱熹这些道学先生的一贯态度。史载,与朱熹同时期,有个胡铨,为南宋名臣。他曾上疏朝廷,请求将秦桧等卖国求和的贼臣斩首示众,结果,却被秦桧倒打一耙,枉加罪名,贬谪岭南十年。流放期间,胡铨在广州恋上了一个名叫黎倩的女子,遇赦之后,带上了她,从贬地北归。朱熹得知这一消息,当即写下两首七绝,予以指责、批评。其二曰:


十年湖海一身轻,唯对黎涡尚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


在朱熹看来,“人欲”是一种险恶可怕的东西。一旦跌入这个罪恶的深渊,任凭你曾经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也会误尽平生,一蹶不复。因此,他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以一种“蹈虎尾,涉春冰”的危惕意识和养正、居敬的功夫,去压抑情感,制服人欲。其中为害至烈的,就是鼓吹女人全贞守节,反对寡妇再嫁。

实际上,古人早就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望是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决定性本质。清代学者戴东原曾批驳说,离开人欲,何谈天理?生与欲不可分,要生,又怎么能完全否定欲呢?

两位年轻的篙工都来自武夷山南麓的建阳农村,当年朱熹曾长期定居于此。女篙工说:“各位作家不是前来采风吗?建议能到建阳看看。”

他们说,建阳过去有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贞节牌坊随处可见。看上去倒是挺壮观的,可是,人们知道,每一座牌坊下面,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孤孀的灵魂在低声啜泣,每一座牌坊下面,都掩埋着一部辛酸悲惨的血泪史。

一般的无法统计,这里只说那些声名赫赫、载入旧县志的节妇烈女的典型,仅清代就有五六百人之多,数量远远超过青史留名的全县的举人进士、文武官员。有一户老陈家,婆婆、媳妇、孙媳妇都是青年丧夫,有的根本就没有见过丈夫的面,只是苦苦守着一个“名分”—说开了不过是一个男人的名字。就这样,祖孙三代,同时孀居守节,最后换得一座两层楼高的“三节坊”。

“这种现象真是世间最残酷,最凄惨的。”女作家小N一扫平时天真烂漫的常态,沉痛地说:

“我觉得,贞节观念简直比迷信天堂、来世还要荒唐、虚妄。一些善男信女为了虚无缥缈的来生,为着一种无法验证的灵魂寄托,不惜以牺牲现实的今生为代价,心安理得地去等待呀,向往呀,整天以苦为乐,沉醉在无限憧憬里,直到生命终结也不晓得那手中握定的绳子的终端原本空无一物。说来也是很可悲的。但是,他们毕竟还是有着一种信仰追求—执着地信奉冥冥中确实存在一个美妙的天国。

“而节妇烈女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一片漆黑。这些孤苦无告的弱女子所面对的,是捆缚着她们的封建礼教的绳索,是强大如山的世俗舆论压力,是残酷、冰冷的现实,是生不如死的漫漫长夜。为着严守那个‘失节事大’的训条,她们不得不咬紧牙关,斩断情缘,苦捱死撑,极人世未有之艰辛,从妙龄少女一直熬到白头老媪,最后,在乡里建坊、官家赠匾的闹闹嚷嚷、吹吹打打中,告别了凄凉的人世。”

“不须更觅桃源路”,在朱夫子心目中,这里分明就是人间的理想世界。可是,阴错阳差,恰恰在这充满无限生机的情山媚水之间,在过去的数百年中,竟有难以计数的孤孀嫠妇,以其凄凄切切、惨惨戚戚的酸辛血泪,涨满了滔滔东下的九曲溪潮。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

“人事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武夷山水是清白无辜的。亿万斯年,这从万山丛中奔泻而出的一线清流,无论其为涓涓、潺潺,还是滔滔、滚滚,也不管前路如何崎岖险阻,纡回曲折,它总是满怀着旷世痴情,矢志不移地环绕着丹峰翠嶂,紧相依傍,难解难分,体现出一种动人心魄的炽烈真情。世间还有比这更清淳、更缠绵、更执着的醉心依恋吗?

可是,情到浓时,又常常为造物所忌,结果免不了要出现令人扼腕的悲剧性结局。竹筏漂流到了“二曲”,面对着风姿绰约的玉女峰,女篙工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传说。

她的叙述方式很特别,没有急于铺陈故事,而是先把故事中的一个个形象鲜明地摆在听众面前。这有点儿像古典小说前面的“绣像全图”,也和现代剧本开列一个“剧中人物表”相似。她首先引导大家欣赏玉女峰的丰姿、俊采:玉立亭亭,俯瞰着一溪碧水,娇羞不语,楚楚怜人,实在是俏极了,美极了。接着,又指点着前面的大王峰,看!多么巍然高拱,英气不凡。最后,向大家介绍夹在两峰中间的铁板嶂:身材扁窄,体貌黝黑,一副形神委琐的样子。

三个形象都定位了,女篙工这才开始叙述情节:玉女和大王原本是玉皇大帝的爱女和侍卫将军,由于耐不住天庭寂寞,二人偷偷下凡,赋形为两座隽秀的青峰,在风光绮旎的武夷山朝夕聚首,相亲相爱。不料,后来被面貌奇丑、心性阴暗的铁板鬼发现了,告了密,玉皇大帝便吩咐他严加监管,确保两人永生不得聚在一处—把这作为铁板鬼亡魂超度的条件。在这个鬼魅的蓄意破坏下,这对恋人“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咫尺天涯,遗恨绵绵。而那个破坏者也作法自毙,自作自受,成了一座隔在两峰中间、永世动弹不得的铁板嶂。

面对着这种深情爱恋,任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为之动容的。可是,道学先生朱熹却不然,在玉女峰前,他竟板着面孔,冷冷地吟出几句诗来: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

道人不作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听着大家读诗,撑篙女工插了一句:“其实,这是矫情。”

两个小时的游程就要结束了,“一曲”已经抛在我们身后。下筏前,大家卸下马甲式的救生衣。男篙工故意学着赵本山的腔调,逗乐说:“脱了马甲,我也会认出你们来的—希望我们能够再见。有道是,十年缘分同船渡,百年缘分共枕眠。看来,咱们至少都有十年的缘分。”

“这么说,你们两位是有百年缘分了?”我对他们颇有好感,因而这么随便问了一句。

“不是。”女篙工笑着摇了摇头。

“白天同摆一条船,夜晚回家各自眠。朱老夫子英灵在上,山野小民是不敢胡来的。”男篙工的话刚一落音,立刻又引发出一阵哄堂笑声。


(2001年)



寒夜早行人

“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这是一位大人物年轻时说的一句话。这里的“近人”有特定时限,既非泛指古人,也并不涵盖时人。时间过去近百年了,如果依照这个时代范围,站在今天的角度,认定我所拳拳服膺者,倒是觉得略晚于曾公的张謇,堪当胜选。套用前面的句式,就是说:“吾于近人,颇服张謇。”

其实,表述一己的观点,说“独服张謇”亦无不可。只是考虑到,知人论世,评价历史人物,有一个视角选择问题,亦即看问题的角度。角度不同,结论会随之而异。参天大树与发达的根系,九层之台与奠基的垒土,孰重孰轻,视其着眼于功用抑或着眼于基础而定。而且,评判标准往往因时移易。前人有言,品鉴人物不能脱离“一时代之透视线”;“一时代之透视线”变化了,则人物之价值亦会因之而变化。看来,涉及这类主观色彩甚浓的事,还是避免绝对化,留有余地为好。

既然说到曾国藩了,那么,我们就来研索一下:论者当时所“独服”的是什么。叩其主要依据,不外乎在近代中国他是唯一真正探得“大本大源”,达致超凡入圣的人物;“世之不朽者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曾公乃“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也就是传统上说的立功而兼立德、立言;实质上,亦即曾公所毕生追求的“内圣外王”的人生境界。

在晚清浊世中,曾公诚然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佼佼者,堪资令人叹服之处多多,仅其知人善任、识拔人才一端,并世当无出其右者。但也毋庸讳言,他的头上确也罩满声闻过实的炫目虚光,堪称是被后人“圣化”以至“神化”的一个典型。泛泛而言“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固无不可;如果细加检索,就会发现,他的精神底蕴仍是恪守宋儒“义理之学”的型范,致力于正心诚意、修身养性,克己省复、困知勉行,以期达到自我完善,成为圣者、完人。说开了,就是塑造一尊中国封建社会夕晖残照中最后的精神偶像。志趣不可谓不高,期待视阈也十分宏阔。可是,即便是如愿以偿,终究是个人的事;到头来又何补于水深火热中的苍生?何益于命悬一线的艰危国运?至于功业,举其荦荦大端,当属“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这又怎样?无非是使大清王朝“延喘”一时,挽狂澜于既倒罢了。

再说张謇。观其抱负,实不甚高:“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没有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经天纬地、惊天动地之志,不过是“不与草木同腐”而已。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做到这一点,也绝非易事。

张公活了七十三岁。前半生颠扑蹉跌于科举路上;状元及第之后,做出重大抉择—毅然舍弃翎顶辉煌、翰林清望,抛开传统仕途,转过身来创办实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他确立了“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先后创办了二十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染、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电话、航运、码头、银行、房产、旅馆等多种行业,涵盖了轻重工业、银行金融、运输通信、贸易服务等门类。看得出,他所说的“实业”,大体相当于今天的第一、二、三产业。在他所兴办的三百七十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包括师范、女子师范和农业、医务、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同时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积极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纺、农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合教育界一些知名人士,酝酿高师改为大学,东南大学因而正式成立。他的设想,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从而创建了从学前教育的幼稚园到中小学直至高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特种教育、社会教育,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兴办规模如此宏阔的实业、教育,显示出他的远大抱负与惊人气魄;而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筚路蓝缕,勇为人先,进行大量开创性的探索,则凸显了他的卓绝识见与超前意识。实业方面,他成功地摸索出“大生模式”,推进了中国近代企业股份制,最早创办了大型农垦公司和企业集团;教育文化建设中,他所兴办的博物馆、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刺绣艺术馆、新式剧院、戏剧学校、盲哑学校以及气象台等,都是在全国首开先河。他在创建图书馆、伶人学会、更俗剧场和多处公园、体育场的同时,还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弱势群体,兴办了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栖流所、济良所等一大批慈善事业。而无论是办实业、兴文教、搞慈善,全都着眼于国计民生,为的是改造社会,提高国民素质。

思想理论建树,有所谓“照着说”与“接着说”的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关系,比之于建筑,就是在固有的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既重视传统,更着眼于创新、发展,致力于重起楼台,另搭炉灶。张謇作为开创型的实践家,当属于后一类。两类人物,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但从历史学的角度,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总是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群黎之事,更特别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我说“颇服张謇”,其因盖出于此。

如果说,曾公的言行举止,与其所遇时代、所处社会、所受教育完全统一、若合符契的话;那么,张公则在许多方面恰相背离,甚至截然相反。为此,人们总是觉得,这位“状元实业家”身上充满了谜团、悖论,从而提出大量疑难问题:

—张謇四岁至二十岁,从名师多人,读圣贤之书,习周孔之礼,可说是浑身上下,彻头彻尾,浸透了正统的儒家血脉。那么,就是这样一个由封建社会按照固有模式陶熔范铸的中坚分子,怎么竟会走上一条完全背离传统仕途的全新道路?岂不真的应了那句俗话:“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明清两朝制度,非进士出身不得入翰林,非翰林出身不得做宰相。而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攀上科举制金字塔顶尖、获授翰林院修撰的状元郎张謇,距离相府、天枢已经“近在咫尺”;可是,他却弃之如敝屣,意外转身,掉头不顾,追逐“末业”,从“四民”之首滑向“四民”之末,究竟是为了什么?

—传统士人的思维模式,是每在行动之前,必须为自己寻求某种道义上的依据。那么,张謇走上这条新路的道义依据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理想追求赋予他以超常的勇气和动力,使他突破“学而优则仕”的陈旧格局,摆脱重道义而轻功利的价值观?

—存在决定意识。在晚清封闭的社会里,他没有进过新学堂,没有出国留学过,一生大部时间侷处通海一隅;那么,他的新思想、新思路、新眼光,是怎么形成的?

—封建士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老成持重,“不为天下先”,重性理而轻经济,尚虚文而不务实际,而张謇不仅勇开新路,并且脚踏实地,始终专注于经世致用,这又是怎么养成的?

那天,我们到海门市叠石桥参观,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绣品市场。沈寿园里,绣女们在全神贯注地穿针引线。我惊喜地发现,一位女工正在绣着张謇的大幅肖像。在盛赞其精美绝伦的绣功的同时,我凝神静睇张公的眼睛。记得他曾说过:“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为此,我想透过绣品,寻索他的眼光,进而搜求某些答案。可是,看来看去,也并未发现有什么特异之处。原来,目光、眼力也好,视野也好,说到底,都是一个识见问题。有了超凡的识见,才会有超常的智慧、勇气与毅力。

世间种种看似神秘莫测的东西,其实,它的背后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以人生道路抉择、人的种种作为来说,那个所谓的“冥冥之中看不见的手”,往往植根于自身素质、社会环境、文化教养、人生阅历诸多方面,并以气质、个性、文化心理结构形式,制约着一个人的进退行止,影响着人生的外在遭遇。

张謇出生于江海交汇的海门。这里天高地迥,望眼无边,视野极为开阔。而居民均为客籍,来自江南各地。江南为吴文化区域,是东西方文化汇接的前沿地带,尽得风气之先。这些移民原本就思想比较开放,具有一定的市场观念、商品意识;而移居到“江海门户”,沙洲江岸的时涨时坍,耕田方位的时北时南,生涯变换,祸福无常,更增强了忧患意识和顽强拼搏精神,练就了善于谋生、勇于自立的本领。这些特征,在张謇父亲的身上都有所体现。儿子四岁时,他就送进私塾,延聘名师调教,激励其刻苦向学,成材高就;但他又有别于一般世家长辈,十分通达世务,晓畅经营之道,看重经世致用,诫勉儿子注重接触实际,力戒空谈,经常参加一些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使“知稼穑之艰难”。人是环境的产物。张謇从小就浸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又兼乃父的耳提面命,身教言传,为他日后养成开拓的意识、坚毅的性格、务实的精神,进而成为出色的实业家,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謇从小就坚强自信。一次随祖父外出,过小河时,不慎跌落桥下。祖父惊骇中要下水把他拉起,他却坚持自己爬上岸。说是“要自己救自己”。一天,塾师的老友来访,见天色转暗,便顺手燃起红烛。客人见张謇在侧,有意考考他的文才,遂以红烛为题,令他以最少的字作答。张謇随口说出:“身居台角,光照四方。”还有一次,塾师正在给张謇讲书,见门外有骑白马者经过,便即兴出句,“人骑白马门前过”;张謇对曰:“我踏金鳌海上来。”看得出他自小就志存高远,吐属不凡。

在求知请益、读书进学方面,张謇也有其独特的悟性。他熟谙经史,却不肯迂腐地拘守章句,而是从中摄取有益养分,择善而从。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些合理内核是可以超越时代,成为现代精神资源的。比如,儒家所崇尚的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就在张謇身上深深扎下了根。在他看来,儒学本身,作为一种文化积淀,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以应世变之需。因而对于孔孟的“义利之辨”,他便加以扬弃与改造,提出“言商仍向儒”的新思路—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国计民生,坚持诚信自律的伦理道德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返本回馈思想,超越一般唯利是图的市井商贾,而成为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新型实业家的前驱。张謇特别鄙视传统士人脱离实际、徒尚空谈的积弊:“日诵千言,终身不尽,人人骛此,谁与谋生?”主张“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在一次乡试答卷中,他援引圣人的实践以阐明自己的思想,说,“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裕覆育群生之量”,亦尝为委吏、乘田之猥琐贱事,而且,务求将会计、牛羊管好,“奉职唯称”,做“立人任事之楷模”。而这一切,都为他毅然勇闯新途提供了道义依据。

在人生道路抉择中,有三个重要关节点对张謇影响至大。概括起来,是敞开了一扇门—实力报国之门;堵塞了两条路—科举与仕进之路。

张謇走出国门,前后不过三次。有两次是分别参加日、美博览会;就中以光绪八年(1882年)随吴长庆赴朝参战,磨炼最多,获益最大。当时他二十九岁。起因是清朝的藩属朝鲜爆发了反抗封建势力和日本侵略者的“壬午兵变”,日驻韩公使馆被烧,日本借机出兵干预。吴长庆麾下的庆军,奉命援护朝鲜,张謇以幕僚身份随行,“画理前敌军事”。处此列强相互争夺的远东焦点,他在近四十天时间里,通过与朝鲜、日本众多官员、学者交流政见,切磋时局,增广了见闻,弥补了旧有知识的缺陷,形成了纳国事于世界全局的崭新视野。特别是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全面进行社会改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经验,在国内洋务派一意趋骛西方“利器”、“师敌长技”之外,找到一条全新的路径,使认识高度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光绪二十年(1894年),对于张謇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可说是人生道路的分水岭。他从十六岁考中秀才,后经五次乡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三十三岁才有幸中举。但此后四次参加会试,尽遭失败。至此,他已心志全灰,绝意科场。这次,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设恩科会试,他本无意参加,但禁不住父亲和师友的劝进,才硬着头皮应试。状元及第,竟于意外得之。当师友们欢庆他“龙门鱼跃”时,他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他没齿难忘:科举之路上二十六载的蹉跌颠踬;累计一百二十昼夜“场屋生涯”的痛苦煎熬—那时的考棚窄小不堪,日间弓身书写,夜里踡伏而卧,炊茶煮饭,全在于此。“况复蚊蚋肤,熏蒸烈日。巷尾有厕所,近厕号者臭气尤不可耐”。日夜寝馈其间,导致经常伤风、咳嗽、发烧以至咯血。且不说科举制、八股文如何摧残人才、禁锢思想,单是这令人不寒而栗的切身感受,已使他深恶痛绝,从而坚定了创办新式学堂、推广现代教育的信念。

几个月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蕞尔小国”面前,“泱泱华夏”竟然不堪一击,遭致惨败,随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惊悚、觉醒,改弦更张,走上了一条全新道路。他对晚清积贫积弱的根源作如下剖析:中国之病,“不在怯弱而在散暗。散则力不聚而弱见,暗则识不足而怯见。识不足由于教育未广,力不聚由于实业未充”;“国威丧削,有识蒙垢,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以已”。于是,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第三个关节点,是“戊戌变法”伊始,在慈禧太后操控下,恩师翁同龢被黜,开缺回籍,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事对张謇刺激极大。他们交谊三十年,“始于相互倾慕,继而成为师生,终于成为同党”,患难与共,至死不渝。对于两朝帝师、官居一品的资深宰相,作如此严厉处置,为有清一代所仅见。这使张謇预感到,“朝局自是将大变”,因而“忧心京京”,心灰意冷。生母临终前谆谆告诫的“慎勿为官”的遗言,仿佛又响在耳边。面对帝党、后党势同水火,凶险莫测的政局,“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对于这一重大的人生道路抉择,张謇是慎重、清醒、谋定而动的。病逝前一年,他曾回顾说:经“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謇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所决,遂无反顾”。

关于张謇,胡适于1929年做过这样的评价:“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这样的一个人,是值得一部以至于许多部详细传记的。”

“伟大英雄”、“开路先锋”,评价准确而充分,胡博士毕竟是明于知人。在暗夜如磐、鸡鸣风雨中,能够像张謇那样,“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通过个人努力,开创难以计数的名山事业,取得如此广泛的成功,晚清名流中确是屈指可数。

张謇一生经历曲折复杂,活动范围广泛,身兼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资本主义企业家、新式教育家、公益活动家和政府官员多种角色,“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而能“适于时代之用”。他把道德自觉、伦理规范建筑在现实生活的功利基础之上,直接同物质生产联系起来。就身份类型来分,他属于行者,而不是言者;但他的许多论述十分精当,而且富有实践理性。他善于融各种角色及其资源于一体,将中国古代士人以天下为己任,关心民族兴亡和黎民疾苦,崇尚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同西方工业文明中的创新、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型的中国实业家精神,并娴熟地运用于各项事业之中。

论其功业,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作为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状元,他开创了一条由封建士子“学而优则仕”转化为近代知识分子通过实业教育救国的新路;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早期开拓者,他是晚清社会中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实业先驱的一个标本;作为出色的实业家,他摸索出一条以城市为龙头、农村为基地、农工商协调、产学研结合的南通模式。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成功人物”,张謇获得票数最高。而其成功要素,前人认为:一曰纯洁,二曰创造性,三曰远见,四曰毅力。

说到失败,张謇同任何成功人物一样,在其奋斗历程中总是难免的。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殊环境下的民族工业,面对外国资本的冲击,生存艰难甚至终被吞并,本属常事。其价值在于创辟了一条新路,提供了可贵的标本、模式,在于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事业遭受挫折,却仍可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正如钱穆所言:“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

当然,张謇并非完人。我们肯定其事业之成功,绝不意味着他在各个方面都完美无缺。他勇立潮头,呼唤变革,却害怕民众革命;他为实现强国之梦而苦斗终生,但直到撒手红尘,对于这条新路究竟应该何所取径,也似明实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的思想、见地,并没有跳出近代民主主义的藩篱。在历史人物中,这种功业在前,而政见、主张相对滞后的现象,是常有的。

作为一个智者,张謇颇有自知之明。晚年,他在南通中等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上,作过一次演讲。他说:“謇营南通实业教育二十余年,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言乎稳固,言乎完备,言乎发展,言乎立足于千百余县而无惧,则未也未也”。“实业教育,大端粗具”,说得恰如其分。而“完备、发展”,就任何前进中的事物来说,都不能遽加肯定。这不等于承认失败,也并非谦卑自抑,恰恰反映出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与此相照应,他在生圹墓门上曾自撰一副对联:“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回首平生,他还是比较惬意的:一生事业已经大体完成,死无憾矣;现在到了回归自然、与秀美的五山长相依伴的时刻。

一位史学家曾经说过:“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联结在一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是呀,先生“五山归卧”已经过去八十五个年头了。可是,无论是走进工厂、车间,放眼当年围垦的粮田、草场,还是置身于他所创办的大中小学;无论是潜心浏览于博物苑、图书馆,赏艺于电影院、更俗剧场,还是在濠河岸边、五公园里悠然闲步,都会从亲炙前贤遗泽、享受他所创造的成果中,感受到张謇的永生长在。先生的事业立足于通海,而他的思想、抱负却是面向整个中国,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借用古人的话:“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近年来,我曾两入南通,一进海门,看到过张謇生前在各个场合的留影,还有数不胜数的画像、绣像、塑像。他那粗茁的浓眉,智慧的前额,饱含着忧患的深邃目光,留给我难以忘怀的印象。面对着书刊上、广场上、影视中张謇的形象,我喜欢作无尽的联翩遐想。这样,就有一幅饱涵诗性的画面成形于脑际,浮现在眼前—

一个霜月凄寒的拂晓,在崎岖、曲折的径路上,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踽踽独行。看上去,既没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革命家的豪迈,也缺乏诗人“杖藜徐步过桥东”的闲适与潇洒,又不见一般年迈之人身躯伛偻、迟回难进的衰飒之气,而是挺着腰身,迈着稳健的步子,向着前方坚定地走去,身后留下了两行清晰的脚印。

既然叫一幅画,就总得起个名字,那就题作《寒夜早行人》吧。


(2011年)



邯郸道上

年轻时候填写履历表,我常常把祖籍和出生地混同起来,一律写成“辽宁盘山”;后来父亲告诉我,我们这一支源出河北大名,就是《水浒传》中的北京大名府,卢俊义卢员外的所在。

这里靠近“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邯郸。“邯郸道上,欲望无穷”这句俗谚,从小我就听到过;但是,直到花甲之年,我才有机会踏上这方热土。

漫步邯郸街头,遥想两千多年前那些慕仁向义、慷慨悲歌的往事;一个个凛然可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形象,宛然如在目前。这里的民风素以勇悍、尚武著称,既不同于中原、关陇,也有别于齐鲁、江浙。著名史学家司马迁认为,此间地近匈奴,经常受到侵扰,师旅频兴,所以其人矜持、慷慨,气盛、任侠。加之胡汉杂居,耳濡目染,通过血缘的传承和文化的渗透,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早在春秋时代,当政者就已患其桀骜难制,中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任侠之风更加浓烈。

《庄子·说剑》中记载,赵惠文王喜好剑术,养了三千多名剑客,剑士站在大门口两侧,昼夜为国王表演击剑,一年要死伤一百多人,而赵王好之不厌。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整个赵国男子都擅长骑射,惯见刀兵,“相聚游戏,悲歌慷慨”;有些女子也是“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

宋代文学家王禹偁在一篇传记文学中记载,宋太宗时,常山郡北七里的唐河店,一位无名老妇,凭着机智与胆略,赤手空拳赚杀了一名契丹骑兵。“一妪尚尔,其人人可知也。”他说,此地民众习于战斗而不怯懦,听说敌虏来到,父母帮助拉出战马,妻子忙着取来弓箭,甚至有不等披戴好盔甲,就跨马出征的。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但是到了唐代以后,大文学家韩愈却认为,风俗与化移易,现时情形将有异于古昔,因而对于古时的“感慨悲歌之士”如果活到今天还能否受到礼遇表示怀疑。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更是慨乎言之,有诗云:“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这里引用了《史记·魏公子列传》中的典故:

信陵公子到夷门迎请侯嬴,侯嬴身着破旧衣冠,径直坐上车中的尊位,毫不谦让,而公子却愈加恭谨。到了家中,首先请侯嬴坐在上座,并向宾客一一介绍,客人都很惊异。后来,侯嬴果然不负厚望,向魏公子献了“窃符救赵”之计;自己因年迈不能陪伴信陵君奔赴疆场,于送行时刎颈自杀,以死相报。

当然,吴梅村引经据典,吊古伤今,慨叹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得宠者实多而酬恩者甚寡,像侯嬴那样死报信陵君的人,再也不易见到了,也不是无谓而发的,大抵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战国、秦、汉时期,邯郸不仅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中心,也是一个颇具特色的全国性的文化名城。在先秦诸国中,古赵文化以平原文化与高原文化,内地文化与边陲文化,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华夏文化与胡族文化的多元构成,而独树一帜。

正因为它是驳杂的、复合的,所以,这里不只是尚武任侠,激扬耿烈,还有博戏驰逐,歌舞侈靡的一面。勇武任侠与冶游佚荡,作为古赵文化中两个突出的特点,分别在战时与平时凸显出来。古时邯郸的女子以美艳著称,日与游侠豪俊征逐,颇善修饰,弹筝鼓瑟,目挑心招。赵歌、赵舞、赵鼓、赵曲等,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艺苑中,都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学术思想的活跃,也是赵都邯郸的一个显著特点。当时,这里聚集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荀况、慎到、公孙龙、虞卿、毛公都曾驻足邯郸,著书讲学。灿烂的文化积存,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了众多的俊士名流,留下了传诵千古的轶闻佳话。

邯郸素有“成语之乡”的盛誉,诸如“围魏救赵”、“义不帝秦”、“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因人成事”、“邯郸学步”、“纸上谈兵”、“南辕北辙”、“奇货可居”和“二度梅”、“渑池会”、“将相和”、“黄粱梦”等成语典故和故事传说,产地都在
这里。

这种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于“燕赵悲歌”的人文气质的形成有着直接的作用。如果说,历史是过程的集合体,那么,作为联结社会交往的中介的文化,则是这些历史过程的符号,是人类创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总和。无论它以哪种方式传承,是垂直式的文化继承—积淀,还是水平式的文化交流—融合,都会通过“获得性遗传”,对于人们的性格、气质、心理、行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这个意义来说,文化就是人化,人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的制成品。

作为某种文化的载体,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经常接受一定文化的濡染,同时又不断地汰洗着某种文化的影响。因此,一定地域的文化构成,总是多元复合,而并非清一色的。这次,我在邯郸考察古赵文化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奇特现象,即与悲歌慷慨,积极用世,借以体现自身价值的人文精神相对应,还存在一种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避世,倡导无为的思想追求。这要从以“黄粱梦”的传说闻名遐迩的吕翁祠说起。

吕翁祠在邯郸市北郊黄粱梦镇,距市区十公里。始建于宋代,明嘉靖年间扩建,形成了现在这样宏阔的规模,占地面积达一万三千多平方米。整座建筑坐北朝南,前院丹房对面的照壁上,书有“蓬莱仙境”四个雄浑恣放的草体大字。门内八仙阁迎门而立,小巧别致。丹房北面为中院,一方莲池映着碧树蓝天,显得格外清新雅淡。院内有殿宇三楹:前面为钟离殿,钟、鼓楼分列两侧,中间是吕祖殿,乃古观的主殿,还有拜殿、配殿、回廊,十分雄浑壮伟;后为卢生殿,内有一尊用大青石雕刻的卢生睡像,侧身偃卧,睡意浓酣,壁上的绘画展现了卢生梦中的美妙经历。

“黄粱梦”的故事,源于唐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

唐朝开元七年,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卢生骑着一匹青驹进京赶考,在邯郸一家旅店里遇见了道士吕翁。寒暄之后,卢生谈起了自己的胸襟、抱负,说读书人应该建功立业,名垂竹帛,而自己才华毕具,可以出将入相;但是,眼前却处境困窘,英雄没有用武之地,流露出愤懑不平的情绪。说着说着,他觉得目暗神昏,沉沉思睡。这时,店主人正在煮黄粱米饭,吕翁顺手从囊中取出一个方形瓷枕,递给卢生,让他睡下。

梦中,卢生回到了山东老家,娶了崔氏为妻,美貌异常;自己也官运亨通,由进士及第,出任陕州牧,擢为京兆尹,不断升迁。先是凿河利民,乡人刻石纪德;后又出征讨寇,斩首七千级,拓地九百里,边民立碑于居延山以颂之。归朝册勋,恩遇极盛。结果,横遭构陷,被捕入狱。

他慨然对妻子说,吾家有良田五顷,足以抵御饥寒,何苦汲汲求禄?现在若想像当年那样,骑着青驹,徜徉邯郸道上,已经不可得了。后来,幸得平反,再度起用,最后晋封为燕国公。五个儿子都是达官厚禄,娶妇高门。他一生富贵寿考,儿孙满堂,五十多年安富尊荣。活到了八十岁,生病久治不愈,正当弥留之际,却欠伸而寤。

卢生梦醒之后,见自己卧于旅舍,周围一切如故,吕翁仍是坐在身旁,主人的黄粱米饭尚未煮熟。卢生问道:“难道这是一场梦吗?”吕翁说:“人生适意,也不过如此罢!”

从这里,卢生感悟到富贵无常,浮生若梦。

吕翁祠的一副对联,把这一主旨揭示得十分清楚:


睡至二三更时 凡功名皆成梦幻;

想到一百年后 无少长俱是古人。


邯郸梦与邯郸道,后来成为虚无之事和空幻之路的形象说法。前人有诗云:“只因旧日邯郸路,梦里卢生误着鞭。”

根据这篇题材新颖、艺术成就颇高的唐人传奇,许多作家进行了再创作,敷衍出一系列的戏曲作品,著名的有元代马致远等人的《黄粱梦》、谷子敬的《枕中记》、无名氏的《吕翁三化邯郸店》,明代剧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之一的《邯郸记》。

唐人传奇中,还有一篇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主旨与《枕中记》大致相同。到了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写了《续黄粱》(见《聊斋志异》),主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化。

《续黄粱》的主要情节是,福建的曾孝廉新科得中,意气骄扬,尝以宰辅自命。一天,与游侣避雨毗卢僧舍,悠然坠入梦乡。忽接天子手诏,拜为太师,大权在握,颐指气使,三品以下随意升黜。平日丝恩发怨,一一为报,颇快心意。凭借着炙手可热的宰相威权,侵吞资产,霸占民女,贪墨无度,昼夜荒淫。结果,九卿朝士交章弹劾,奉旨籍没了全部财产,发配云南。路上,被昔日受害的冤民劫杀。

到阴曹地府后,他先遭油炸,次上刀山,最后被拉去吞饮金钱的熔液,都是当年聚敛所得,“流颐则皮肤臭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一辈子的罪没有受够,再世又变为女身,投胎到乞丐家里,终日不得一饱,身着败絮,风寒刺骨。十四岁卖给人家作妾,大妇悍毒,动辄以赤铁炮烙胸乳。后来遭到诬陷,以奸杀罪凌迟处死。在剧痛哀号中,被身旁的游伴叫醒。他“盛气而来,不觉丧气而返。台阁之想,由此淡焉”。

沈既济与李公佐都生活在中唐时期,分别做过吏部员外郎和举过进士,而蒲松龄则屡应省试,皆落第,终生困顿,家境贫寒,较之沈、李对下层民众有更多的接触和了解,对旧时官场的腐败尤为深恶痛绝。因此,他不满足于《枕中记》的只写“幻梦空花,徒劳把握”,而是痛下针砭,无情揭露,通过续写“黄粱”,抒发其对魍魉世界的满腔愤懑。郭沫若先生说他“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续黄粱》当是一个显例。

这类作品的创作手法,都是将幻境与现实结合起来,通过梦境中潜意识的折射,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价值取向。尽管作品中流露出人生虚幻、世事无常的遁世思想,甚至有人目为“酸葡萄心理的产物”,就是说,是那些渴望荣华富贵而终于不能得的人写的,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因作者是以否定的态度,通过梦境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官场的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的钩心斗角和士人们对功名利禄的狂热追求,客观上起到了揭露作用,具有鲜明的讽喻意味和一定程度的认识价值、警世效果。

传奇小说家沈既济本是吴县人,大部分时光又是在长安度过。不晓得他何以要把这种虚幻的故事情节安排在“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上来展开。难道只是邯郸才有吕翁祠吗?显然不是。但卢姓确为河北大族,卢生自叹困穷,苦于壮志难酬,也似乎典型地体现了北地士人对于点燃生命之火的冀求与失望。可能是一种巧合,就是说,在燕赵大地上出现一个邯郸道、黄粱梦的传说,纯属偶然;也可能是作者有意识地要把积极用世与消极遁世这样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倾向放到一起来探究。耐人寻味的倒是,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两者竟然并行不悖地融汇到一起了。

儒家的入世态度和行为方式,不仅熏陶着上流社会的文臣武将、硕儒名流,也激励着世俗风尘中的豪杰义士、剑客游侠。鲁迅先生说过,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作为墨派的孑遗,游侠家奉行一种积极入世精神,具有中国传统伦理中令人感奋和赞誉的古典英雄主义品格。在道德理想方面,他们崇尚气节,知恩图报,疏财仗义,除暴安良,重信诺,轻死生,为救人之危可以赴汤蹈火,死不还踵。

他们和儒家的主张有些相似,勇于进取,力行不倦,知其不可而为之,着眼于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同以老庄思想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静无为,崇尚自然,着眼于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各有旨归,各异其趣。无论是从社会属性、社会功能上,还是从人生角色的标志及其追逐的最终目标上来考察,都是划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

应该承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儒家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占居主宰地位,但是,中国文化从来都不是一色清纯的单维存在。道家文化在人生与艺术的天地中,始终与儒家文化争奇斗异,各领风骚,在铸造民族气质、精神、性格和模塑人的思维方式、智力结构、文化心态方面,各有其不可代替的作用。

更为有趣的是,儒、道这两种角色体系,虽然迥然不同,却并非互不相容和彻底分裂的,二者经常出现相反相成的互补现象。前者是封建士子入世之理想、行为的规范;后者则是他们失意时寻求心理平衡的妙方。避世与用世的对立统一,正是中国文人的典型心理结构。它们作为两种人格面具,常常因时因地交替使用,互换位置。在封建士子看来,实现二者的统一,亦即获得进退、出处的互补,才体现了人生的完美、精神的满足。

如果说,儒家“兼济天下”的宏伟抱负,铸造了封建士子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那么,道家出世的隐逸心态,则使他们在“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时候,能够见几知命,急流勇退,安顿下一颗无奈的雄心。

我觉得,积极进取与避退消沉这两种心态的形成,或者说这两种价值观的建构,无论达官显宦还是学者文人,甚至包括普通民众,都和年龄、阅历、处境有很大关系。我的父亲便是一个例子。

在他年轻时,“社会的自我”占主导地位,时时追求他人的注意与重视,看重地位和荣誉,很爱打抱不平、管闲事,任侠尚武,轻财重义;迨至后来年华老大,家道凌夷,几个亲人先后谢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灰意冷,“心理的自我”便占居了优势,顿有看破红尘之感,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心修养,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山水,所读诗书也多是苍凉、失意之作。

记得,那时他最喜欢吟诵的,都是“时平壮士无功老,乡远征人有梦归”,“众中论事归多悔,醉后题诗醒已忘”(陆游),“绝顶楼台人散后,满堂袍笏戏阑时”(赵翼)之类消沉、悲慨的诗句。

父亲对我说过,他每次回大名故里,路经邯郸,总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他还讲,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后来,这首诗被河督靳辅看到了,很欣赏他的才气,便请他出来参赞河务。陈生和卢生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命运更惨,最后因事入狱,一病不起。说到这里,父亲读了一首自己唱和陈潢的诗: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吟罢,他又补充一句:“还是阮籍说的实在,‘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呀!”

“文革”时期,他曾对我说过:“有些人确实把个人的名利得失、荣辱升沉看得过重,而不能超然自拔。如果他们能够读一点庄子,理解‘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的道理,就会把浮名浮利这些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轻一些,就可以减去许多无谓的烦恼。”这些,当然都是他在晚年的悟道之言。

鲁迅先生在《过客》中有一段非常警辟的描述,当过客问到“前面是怎么一个所在”时,七十岁的老翁答复是:“坟场”;而十岁的小女孩却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这时,过客昂首西顾,仿佛微笑,说道:“不错。那些地方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也常常去玩过,去看过的。但是,那是坟。”

应该说,老翁和小孩讲的都对,但都只是强调了一个侧面。之所以各执一词,是因为女孩正值生命的春天,含苞待放,内心一片光明,充满蓬蓬勃勃的生机,因而注意的是鲜花簇簇;而老翁已进入暮年,一切人生的追求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和波惊浪诡的蹭蹬世路所消磨,正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物可拘牵”,所以,注目的不过是坟场一片。这是从不同的主观条件对相同的外界环境所作出的截然对立的反应。


(1996年)



文成公主

唐代的文成公主,与一般的古代中国女性不同,她的整个历史是同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她的光辉历程肇始于远嫁吐蕃赞普(藏王称号)。这样,今天我们言说这位女性英杰的丰功伟绩,自然也必然要从西藏高原、吐蕃王朝以及她的丈夫—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谈起。

一觉醒来,见窗外一片皎然,以为天已破晓。披衣起坐,极目云山,不料竟是一天朗月,看了一下表针,刚到凌晨三点。在淡青色的天幕上,这里那里,闪烁着几点疏星,冰轮般的满月挂在西南方的鞍形山脊之上,幽辉粼粼,照得群山峡谷分外凝重,分外庄严,分外神秘。西藏高原上的苍茫大地,正熟睡在沉酣、甜美的梦境之中,一切都显得静谧,苍凉,浩渺。

睡魔已经遁去,脑子里浮现出老杜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的名句。索性步出门外,在万籁俱寂之中,好好地受用一番雪域高原的夏令月色。水,也是有的,雅隆河就静卧在我们的身边。如果是在江南,风花五月,正是红映帘栊、绿到天边的芳菲时节,大概无论如何也不能同“雪域”联系在一起;可是,在这里,冰峰雪岭就在人们的目力所及之处,仿佛举足能上,挥手可扪。山舞银蛇,月映金川,空明、澄澈中总透露着几分萧瑟,几许寒凉。这里地势高耸,海拔三千六七百米,大气层透明度高,没有污染,所以,月光格外明亮。我一边在庭前漫步,一边随意地翻开手掌,端详着十指上细细的螺纹,竟然箕斗分明,纤毫毕现,更不要说看报上的文字了。

我以为,在广袤无垠的神州大地上,西藏高原最具特殊的魅力。它的神奇的自然环境和特异的高原风光,它的特色鲜明的社会历史、民族风情,它的独树一帜的雪域文明,对于外部世界有着永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传奇的史事,特殊的风习,以及浓烈而神秘的宗教文化氛围,随时随地都能引发人们雄奇的想象和缥缈的情思,自觉不自觉地沉酣在形上思维和梦幻意识里。

有人说,藏民族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一点不假。你随便接触到一座峰峦,一脉河川,一泓湖泊,都会感受到人化自然的鲜明印迹。在它们身上,世世代代的藏族人民倾注了生命的汁液,涂饰了神秘的色彩,构思了无数的优美动人的故事。一踏上这片土地,你就会感到仿佛置身于超现实的世界,游弋在神话传说的海洋里。海拔的高差,稀薄的大气,群山的阻隔,特殊的人文环境,不利于这个民族同外边世界的广泛接触和交融互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发展进程;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它避开了外间的人为的袭扰,较多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生命文化形态。

对于一个旅行家、探险家或者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来说,如果他还未曾到过中国的西藏,那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桩憾事,一项重大的缺课。而若考察西藏,自然要去那些摩天雪岭、峡谷冰川,要去看看神山、圣湖,去跳一场“果谐”与“锅庄”;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忽略了雅隆河流域这雪域文明的摇篮。否则,他就无从认知西藏的文明史和吐蕃王朝的兴亡史。

现在,天色已经大明,天边的皓月悄悄地减了光色,遁身山后,而悠悠北去的雅隆河却亮出它那清丽的倩影。微风起处,河面上浮动起细细的涟漪。我蹲下身去,双手捧起清波,咕嘟嘟地猛劲儿喝上两口,顿觉遍体生凉,清入心脾。藏族佛典上说,秋天的雅隆河水有八种神效:甘甜,凉爽,绵软,轻盈,清冽,不腐败,不损喉,不伤腹。也许是因为我没有赶上秋天,也许是因为我一时仓促,没有来得及细细品味,这么多种神功奇效并没有一一感受出来。但是,清冽、净洁却是千真万确的。如同许多民族的发生、发展都同一条或大或小的河流相关联一样,藏民族的起源也同这条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雅隆河以其乳汁一般的一线清流,孕育了藏民族的祖先,润滋了古代吐蕃王朝的兴王故地;正是在雅隆河畔,整个西藏的文明史掀开了辉煌的首页。

用过了富有民族风味的藏式早餐,我们驱车来到地处雅鲁藏布江南岸、雅隆河口的山南地区首府泽当镇。当地的藏族同胞,勤劳勇敢,朴实纯真,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他们把世世代代生活在民族历史文化的源头引为荣幸,听说我们是来“采风”的,便主动地导引我们参拜了西藏四大神山之一的贡布山。他们说,听先辈人讲古,这座山之所以“神”,因为它是由四位神灵抬着的,东面马王,西面神像,北面孔雀,南面灵龟,它们用神力把贡布山托在半空,所以,这座山不同凡响,站在山上,能够同时看到仙境和人间。

仙境总是虚无缥缈的。我们没有灵根夙慧,既看不到神山四灵,也感受不到它同其他普通的山峦有什么差异,只是看到山腰间有三个仙洞。可惜,由于高山缺氧,一个洞也爬不上去,只能在气喘吁吁之下,望山兴叹了。藏文史籍记载,这里为西藏古代人类的发祥地,是人类的始祖居住的地方。神话传说,三座仙洞里分别住着公猴王、神魔女和普贤菩萨,当年由菩萨做媒,猴王与神女结婚,从此繁衍了后代。而山前的平坝子,便是孩子们玩耍的地方。泽当,藏语意为游戏的平坝。据说,住着猴王的山洞,方圆有三米左右,岩洞深处的壁上雕有猴子像,形态活泼,亲切可爱。至今保存完好,一年四季香火不绝。

藏族朋友介绍说,据远古传闻,在天的中心之上,住着天神之子弃端己,他的儿子聂赤下界到人间,降临于雪山高耸的中央、清水奔流的源头、净洁无尘的雅隆河谷,在六牦牛部为王,做了传说中的吐蕃第一代赞普。神话传说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虽然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迹,但其中往往含杂着史实,是原始人生活、思想的有趣的反映,因此,可以从中窥察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看来,聂赤从天上下凡到人间,当了“王”,实际上,也许就标志着从原始社会进入出现阶级萌芽的社会形态。

这第一代赞普的“宫殿”,就在雅隆河东岸的一个山头上。这是一座名叫“雍布拉岗”的碉楼式的石体建筑,上窄下宽,好似一顶大帐篷罩在那里。藏语意为母子宫。相传建于公元前1世纪聂赤赞普时代,是西藏第一座殿堂建筑。至今,残壁犹存,只是屋顶早已崩塌了。“宫殿”旁面还有一座方形塔楼,当是后人修筑的。里面保存许多壁画,描绘了出现第一代赞普、修建第一座“宫殿”、开垦第一块耕地的故事,形象生动,十分逼真。站在山头上,雅隆河谷的秀美风光一览无余。在藏族同胞的指点下,我们俯眺了传说中的藏族的第一个村落和第一块农田。他们还自豪地介绍说,也是在雅隆河一带,诞生了藏族文字的创始人,产生过藏族第一部诗集、第一部藏戏,建筑了西藏第一座寺庙。

雅隆河流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号称西藏的粮仓,畜牧业也十分发达;这里的民族手工业有悠久的历史,氆氇、围裙、木碗、石锅、竹器、藏被、地毯等传统手工艺品,以造型奇特、富有民族特色,驰誉中外。氆氇,系藏语音译。是一种手工生产的羊毛织品,结实耐用,可制作服装、鞋帽,也可做床毯、铺垫用。明代戏剧家汤显祖《邯郸记》中有“氆氇登台,绣帽狮蛮带,与中华斗将材”之句,是讲少数民族武将身穿氆氇做的战袍、头戴飘着蛮带的绣帽的穿着打扮。

车出泽当镇,沿雅隆河谷西南行,我们来到了穷结县城。一千三百多年前,这里在唐代汉文文献中称跋布川,是吐蕃王朝的都城。从第六代到第九代赞普,在半山腰上,先后兴建了六座宫殿,俗称“青瓦六王宫”,是古代藏王的第二大宫堡。现在,宫殿遗址仍清晰可见。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木惹山上的藏王墓—7世纪至9世纪的历代吐蕃赞普的墓葬群。在方圆三公里的山坡上分布着九座坟墓,有的如山如阜,高达几十米。除了因为风雨剥蚀,方形平顶已经渐渐变为圆形之外,内部基本保存完好,据说未经发掘过。雅隆河流经山下,在斜阳的照射下,闪着金色光波的河水悠悠地平静地流淌着,似乎在向游人安详地诉说着千古兴亡的往事。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参观了吐蕃王国的创建者、藏民族的杰出的代表人物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的陵墓。墓顶平台上建有祠庙,正殿中供奉着墓主的画像。7世纪上半叶,同中原的大唐王朝相辉映,强盛的吐蕃王朝在祖国西南边陲鹊然兴起。如同唐王朝的繁荣总是和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一样,吐蕃王朝的兴盛,也是同它的开创者松赞干布和他的妻子文成公主分不开的。他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且,生活在同一时期。唐太宗年长松赞干布十八岁;松赞干布年长文成公主六岁。

隋义宁元年(617年),松赞干布诞生于雅鲁藏布江南岸泽当城西雍布拉岗堡中一个吐蕃贵族家中。这一年,李世民正随同他的父亲、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次年三月隋亡,五月建立了大唐王朝。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将领。他曾率领万名精兵渡过雅鲁藏布江北征苏毗,兼并了吉曲河(今拉萨河)流域和苏毗王国其他许多地方,从而被各家贵族尊奉为如天之高、如山之坚的赞普,从部分贵族的首领一跃而为雪域高原各部的共主。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松赞干布从小就在知识、智慧、谋略、武艺诸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养成雄豪果决、勇于进取的性格。在他十三岁这年,父亲被叛臣进毒谋害,诸臣和母后家族纷纷举兵反叛,敌国苏毗的旧贵族也趁机从外部呼应。在这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急关头,松赞干布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登基继位,成为第三十三代赞普。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宫廷内部的反叛势力,从而稳定了王朝的根据地山南地区。然后,以惊人的胆识,果断地决定迁都逻些(后称拉萨)。当时宣称,先祖是普贤菩萨的化身,早年曾在逻些的红山建功立业,后来隐居修行,所以,吐蕃历代子孙都尊崇此地为祈福降祥之圣地。现在,迁都到这里,正是顺天意而庇祖荫。当然,松赞干布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

他深知,吐蕃旧贵族势力长期盘踞在那里,盘根错结,尾大不掉;这些人曾对他的父亲下过毒手,因此,对他们不能不存有戒心。从战略意义看,逻些地处全藏中心,北依念青唐古拉山,南临吉曲河,可以视为两道天然屏障,位置十分重要。而且,经济文化发达,地域开阔,较之山南地区有更大的发展余地。迁都后,即着手内部政治改革;然后,松赞干布率兵西征,实现了西藏高原的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国。

松赞干布认为,当务之急是实现与大唐王朝的结好,凭借大国之威伏制四方,以进一步提高吐蕃在列国中的政治地位。尤其是后来听说突厥与吐谷浑的可汗都迎娶了唐朝公主,就更强化了他与大唐王朝和亲的愿望。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从提出请求到最终实现,前后迁延近七年之久。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对唐战争,出现了类似后来戏曲中“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以武力逼婚的戏剧性情节。

事态发展的经过是这样的:先是唐王朝主动派人前往吐蕃持书通好,松赞干布予以热情接待,并派出使者带着大量金帛入唐回访,上表求婚。当时,唐太宗以为吐蕃僻处西陲,一向接触很少,又兼缔交伊始,情况不明,想要观察一段再作考虑。可是,这倒难为了吐蕃的使者,他们觉得回去后不好交代,如果实话实说,会大大伤害了年少气盛的赞普的自尊心。正在计无所出之时,恰好新继位的吐谷浑可汗也到长安来朝见,吐蕃使臣便把这个倒霉鬼抓住了,说是由于受到了他的挑拨,大唐王朝才没有允婚。松赞干布一怒之下,便发兵讨伐吐谷浑;大获全胜之后,又挥师东进,陈兵于唐属松州的西境。声言:如果唐朝不嫁公主,便要提兵深入,大战一场。战事就这样发动起来,结果,吐蕃方面遭致失败,不得不引兵退还。

败绩与挫折,使松赞干布头脑变得清醒了,也更加认识到大唐王朝的雄厚的实力。于是,遣使入长安谢罪,并再次诚恳地向唐王请婚。唐太宗不愧是豁达大度的英主,当即答应他们的请求。松赞干布闻讯,喜不自胜,立即备下五千两黄金和数百件宝物珍玩,作为丰厚的聘礼,由宰相禄东赞率领使团,于640年10月,赴长安纳聘迎娶。

宰相禄东赞在拜见唐太宗时,首先代表松赞干布当面谢罪。说,我们的赞普年少气盛,眼见突厥、吐谷浑均蒙陛下恩准结亲,唯独吐蕃遭拒,心中难免不平;又加上误信使臣谎言,以为大唐小视我们,一时冲动,才铸成大错。松州一役之后,他已痛悔失策,立即罢兵回朝,并派出使臣登阶请罪。其中种种曲折,想陛下当能谅解。一番话,说得唐王龙颜大悦,当即应允派遣宗室女文成公主赴吐蕃和亲。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在《步辇图》中对这一场景作过生动的描绘。至今,这幅名画还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

为了等候公主起程,禄东赞在长安住了三个多月。唐太宗非常重视这门婚事,曾多次召见他。一次,故意严肃地对禄东赞说,按照大唐的规矩,凡来迎娶者都必须回答一系列难题。如果有一个题答不上,也休想把公主带走。接着,他就说出了五件难办的事:

一、要把一根绵软的丝线从九曲明珠的细孔中穿过来;

二、要把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分别辨认出来;

三、要在一天之内喝完一百坛酒,吃完一百只羊,并鞣好一百张羊皮;

四、迎亲者夜晚出入宫室不得迷路;

五、把将去和亲的公主混杂在两千五百名美女中,要一眼就把她认出来。

列出五件事之后,唐王问他能否一一解决。禄东赞答道:为了能成功地迎娶公主,纵有千难万苦,臣下也在所不辞。

唐太宗马上让宫女取来九曲明珠,交给禄东赞去穿线。他接过来宝珠,仔细端详一番,立刻有了主意。他叫手下人取来一条马尾鬃和一点点蜂蜜,又蹲下身去抓了一只蚂蚁。然后,在宝珠细孔的一端外面抹上一点点蜂蜜,并小心翼翼地将马尾鬃拴在蚂蚁的腰部,再把它从宝珠细孔的另一端放进去。只见蚂蚁闻到蜂蜜的甜味之后,便沿着弯弯曲曲的孔道一路向前寻找下去,不一会儿就从宝珠的另一端爬了出来。禄东赞松了一口气,忙把绵软的丝线接在作为引线的马尾鬃上,用手轻轻地一拉马尾鬃,丝线便顺利地穿过了九曲明珠。唐太宗高兴地称赞说:“真聪明!”

接着,禄东赞又着手解决第二道难题。对于这个在草原上长大的智者来说,这也许算不上是太难的事。他叫手下人先把两百匹小马驹和母马分开来圈养,并且断绝了马驹的草料和饮水供应。一天之后,再把母马和马驹同时放出,一个个又饥又渴的小马驹各自飞快地跑到母马的腹下找奶吃,母马也用嘴巴亲吻着小马驹的尾脊。这时,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马驹的母子关系已一目了然。

⋯⋯

就这样,一般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解决办法的五道难题,在禄东赞面前一一有了理想的答案。唐太宗爱才如命,赞赏不置,当即宣布一道圣旨:文成公主择日成行。

文成公主生长在皇家,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熟读经史,多才多艺,而且胸怀远大的抱负,具有坚强的毅力。订婚之后,唐太宗曾经几次召见她,希望她以汉朝的王昭君为榜样,从唐蕃友好的大局出发,在吐蕃干一番事业。公主尽管对即将远离父母和家园感到情怀难舍,但她并没有整天沉浸在忧伤之中。通过与禄东赞详细交谈,她了解到许多情况,事先准备了吐蕃所缺少的日用物资和粮谷、蔬菜种子,以及佛教、儒学方面的经典、史籍,农艺、医药、历法、工技等书籍,带上了一大批精于纺织、刺绣、农事、建筑等各类技艺的熟练工匠。

641年1月,文成公主启程上路,唐太宗命族弟江夏王李道宗持节护送,并亲自赐宴,为吐蕃使臣和文成公主饯行。在吐蕃那面,松赞干布也按照约定的日期,亲率禁卫军在柏海(今青海扎陵湖、鄂陵湖)迎候。到达逻些时,文成公主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万人空巷,群情振奋。松赞干布与大唐公主的婚礼,成为吐蕃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当日的逻些,虽然已经作为都城,但建筑物不多,仍然给人以荒凉、萧疏的感觉。那里的发展与建设,多是在文成公主抵达以后展开的。为了迎娶大唐公主,松赞干布提出要专门修建一座城堡。据说,最早的布达拉宫就是为文成公主修建的,后来毁于雷火与兵燹,但当日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和他们的塑像至今还保存着,松赞干布神采奕奕,英姿焕发;文成公主则端庄沉静,健美丰腴。

松赞干布对文成公主一往情深,十分尊重。公主笃信佛教,她跋山涉水,万里迢迢,把一尊释迦牟尼的佛像带进西藏。为了供奉这尊佛像,松赞干布授意,由文成公主组织随行的工匠,完全依照唐朝式样修建了一座寺庙,这就是著名的小昭寺。松赞干布极力拥护文成公主弘扬佛法的主张,觉得佛教的教义有利于巩固王权,维护统治。

雪域高原自然灾害很多,当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于战胜这些灾害缺乏信心。过去人们信奉的苯教,宣传自然界有宁神、龙神、地神三大神魔,人类如果触犯了他们,就会遭致疫疠、病苦和各种自然灾害的报复,除了禳祓、趋避,没有其他办法。松赞干布对于现实的敌人,包括那些暗杀他的父亲的内奸和境外入侵的强敌,他是无所畏惧的,也有办法对付;可是,对于这些给人类带来各种灾害的魔神,却感到无能为力。现在,寄希望于佛教,期望它能提供一种制伏灾祸的超自然的力量。

当地传说,文成公主入藏伊始,便显示了她的超人的智慧。就在小昭寺开光典礼上,一名歹徒为了破坏唐、蕃友好关系,企图刺杀文成公主。由于发现及时,未能得逞,但凶手却被杀掉,显然是为了灭口。松赞干布明知凶手的幕后必有在场的内奸指挥,但苦于无法察出。当下,文成公主向赞普进言:“我自大唐带来一口金钟,能够辨识忠奸邪正。方法十分简单,只要把它挂在一间暗室里,在场的每个人都去触摸一下,便知分晓:若是正直贤臣,抚摸之后,金钟寂无声响;如果有奸邪作乱者,手一碰到金钟,就会响震不停。在长安时,皇帝曾多次试验过,灵验无比。我们也不妨一试。”

松赞干布点头称善。当即叫公主取来金钟,布置暗室。不大工夫,一切就序。于是,全体王臣依次进入暗室摸钟。但是,自始至终,金钟也没有响过。难道,奸人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没有在场?还是确有奸邪,但因金钟失效,没有侦察出来?人们正在狐疑之中,公主突然下令“点灯照明”,并让每人都伸出双手给赞普查看。只见绝大多数人都是手染烟黑,唯有两人手上干干净净。公主厉声叫把他们拿下,经过审问,二人对谋划行刺的罪行一一供认不讳。原来,公主事先布置,在钟上涂以厚厚的松烟,她料定奸人由于心中有鬼,必然不敢抚摸金钟,这样,就会把自己暴露出来。经过公主一番解释,赞普和满朝文武,人人都赞服她的智慧。

松赞干布在与文成公主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中,对中原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工艺,始而感到新奇,继则极度倾慕与向往,萌发了学习大唐文化,改变吐蕃某些落后习俗的强烈愿望。他率先换上了唐太宗赐予的华贵袍服,在他的带动下,有些大臣也都脱掉了笨重的毡裘,穿上了丝绸做成的中原服装。过去藏族上层贵族与普通民众,都是“以毡帐而居,无城郭屋舍”,汉族工匠便向他们传授了建筑房屋的技术。吐蕃旧俗,人们常以赭色土粉涂面,公主看了觉得不太文明,松赞干布便发出号令改变这种习惯。一时间,唐风所被,濡染了整个逻些。所以,晚唐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有句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成公主十分喜欢雅隆河谷的景色,认为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温润,花木繁茂,水碧山青,与故都长安有些相似,遂定居于泽当的昌珠寺。松赞干布万机之暇,也经常到这里来居住。寺内至今还珍存着据说公主用过的酒壶、陶盆、炊灶和亲手刺绣的珍品;昌珠寺周围的柳林,传说也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留下来的。

公主在逻些和山南地区,亲自教授藏族妇女纺线、织布和挑花、刺绣。还发动来自内地的工匠,向当地民众传授平整土地、开挖沟畦、加筑田塍等耕作方法,以及安装水磨、制造农具、酿酒、制陶等多种技术。松赞干布非常赞赏中原工匠的工作,下令免除他们的差役。

为了扩大汉、藏两族人民的亲密合作和经济文化交流,唐、蕃双方大力整修道路,增设驿站,实施保护商旅的政策,内地各种货物源源输入雪域高原,尤以锦缯制品特别为藏族人民所喜爱;西藏的麝香、嫠牛尾等土特产以及一些手工艺品,也畅销于中原各地。《红楼梦》第一百零五回中,锦衣军从宁国府查抄的物品里,有三十卷氆氇。有学者考证,就是来自雪域高原的贡品。

据统计,从贞观八年松赞干布第一次派遣使臣赴长安请婚开始,到会昌六年吐蕃王朝崩溃的二百一十三年间,唐、蕃双方使臣往来多达一百九十一次,形成了“金玉绮绣,问遗往来,道路相望,欢好不绝”的良好氛围。

继松赞干布之后,他的五世孙赤德祖赞又迎娶了大唐的金城公主,进一步加强了唐、蕃之间的亲密联系。在尔后的一百多年间,双方先后会盟八次。最后一次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进行的,所以称为“长庆会盟”,盟文以汉、藏两种文字刻在石碑上。作为汉、藏两族人民友好关系的象征和历史见证,这块无比珍贵的唐蕃会盟碑,一千多年来一直矗立在古都拉萨的大昭寺前。

“和亲”一词,早在先秦的文献中就已出现。但那时是指一般的邻国修好活动,并没有姻亲关系。严格意义上的和亲,是指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高层次的婚姻关系。这种名实相符的和亲,始于西汉初年,中经隋、唐两代更趋盛行,后来,一直延续到清代,粗略统计,至少在一百五十次以上。和亲公主的身份,从皇妹、皇女,亲王女,到宗室女、宗室甥女,到功臣女、家人子,直到一般宫女、媵女,多种多样。目的也不完全相同,但总的都是服从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需要。

如果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恩格斯语),那么,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和亲,就更是一种道地的政治行为。而七世纪中叶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的雪域奇缘,则是在政治行为之外,加上了一层发自真情的爱恋。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特殊现象。

可以说,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在中外政治史上,特别是上层社会里,震古烁今的人间奇迹。他们自幼生活在迥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民族各异,信仰不同,语言、年龄、生活习惯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可是,当他们从数千里外走到一起之后,却能破除种种看似难以跨越的障碍,十年如一日,政治上志同道合,思想上相互信任,事业上全力支持,从而为雪域高原的繁荣发展、汉藏民族的友谊合作、经济文化交流,创建了丰功伟绩;而且,在爱情生活方面,赤诚相与,互敬互爱,亲密无间,称得上是“天赐良缘”,完美无瑕的千秋懿范。

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之后,对唐王朝一直以子婿自居,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唐太宗征高丽回朝,他即派宰相禄东赞奉表致贺。表文中说,圣天子平定四方,日月所照之地皆为臣妾。作为子婿,自然比其他臣民更加百倍地高兴。因此,他特制金鹅一只奉献皇上。鹅高七尺,黄金铸成,里面可盛酒三斛。后来,唐朝使臣王玄策出使印度,归国途中,带回的名贵财物被人劫掠一空,从骑五十人全部战死,玄策只身逃往吐蕃西境,驰檄求救。松赞干布立即派出精锐部队前往接应。

649年5月,唐太宗病逝,高宗继位。授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为西海郡王,松赞干布欣然接受,同时奉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求祭奠于太宗灵座之前,表示他的深切哀悼与怀念之情。高宗非常赞赏他的忠诚友好态度,加封为宾王,并为他刊刻石像,列于昭陵(唐太宗陵墓)玄阙之下。这是当时朝廷的一种特殊礼遇。只有为唐王朝建立过丰功伟业的勋臣和吐谷浑、和田诸王才能享受到这种恩宠。

“世间美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一年过后,藏族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松赞干布病逝于逻些,年仅三十四岁。文成公主悲痛逾常,忆及夫妻将近十年时间政治上的精诚合作、生活上的亲密无间,日日潸然垂泣。但她决心继续留在雪域高原,要将余生全部奉献给佛祖,奉献给吐蕃人民。赞普英年早逝的消息传到长安,唐高宗震惊之余,痛悼不已。朝廷下令为之举哀,并派遣特使带着皇帝诏书前来参加祭吊仪式,给予松赞干布以异乎寻常的身后哀荣。

又过去了三十个年头,680年,文成公主也辞别了人世,享年五十五岁。斯人虽去,风范长存,世世代代活在雪域高原广大藏族民众的心里。

一千三百多年来,藏族同胞一直深情地怀念着文成公主,每年有两个纪念节日:藏历十月十五日文成公主的诞辰和藏历四月十五日文成公主到达逻些的日子。

原来,藏历与汉族的夏历大致相同,这次到西藏采风,我们正好在雅隆河谷赶上了藏历四月十五日这个值得永远纪念的节日。大家早早地赶到了昌珠寺,见到许多老年藏族妇女备上果供,陆陆续续赶来祝祷;有些藏族老伯口中诵念祷祠,手里转动着嘛呢经轮;女孩子们则身穿节日盛装,头戴纸帽,载歌载舞。我之得知寺内陈列的陶盆、瓦灶为当年文成公主旧物,就是在这里听一位藏族老妈妈讲的。这一天,又是释迦牟尼诞辰及圆寂的日子,称为“沙噶达瓦节”。当地民众说,文成公主也是神佛,所以和佛祖一样,向她烧香进供。

告别了西藏的古都,我们踏上了唐蕃古道,要实地感受一番那里的特异风采。古道东起西安,西到拉萨,经过陕西、甘肃、青海、西藏四省区,全程约三千公里,多数地段都在三千米高程以上,难怪人们称它为“天路”。它像一条金色的哈达,把广大藏区同祖国的心脏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唐、蕃使节往来,商旅、驿路传输,走的都是这一条道路。我们这次属于“逆向行驶”,只走西线一段,取道拉萨、那曲,沿青藏公路南段东北行,然后穿越唐古拉山口,再循青康公路北上,直抵西宁。尽管今天已经铺设了柏油公路,而且有汽车代步,但山高路险,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大部分都是穿越人烟稀少的牧区,环境之困苦,行迈之艰难,仍然是其他任何地带所无法比拟的。实在难以想象,一千三百多年前,担负着发展唐蕃友好关系、增进汉藏民族友谊的重任而穿行其间的文成公主一行,该是付出何等代价,历经多少艰辛啊!

这里是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首府结古镇。我们稍事休息,便随着一位藏族牧民打扮的导游,溯巴塘河南行,经过白边草滩,进入了奇峰对峙,林木葱茏的白纳沟。大家的眼睛唰地一亮,原来,一座清幽古雅、褐色斑驳的庙宇,像一幅镶嵌在山崖峭壁上的精美浮雕,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文成公主庙。庙门旁边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导游告诉我们,上面刻的是古藏文,简略地记述了建庙经过。寺庙为独立的藏式平顶建筑,内塑文成公主坐像一尊,头戴朝冠,耳佩金环,身着唐代盛装,双目正视,显得意态娴静,法相庄严。两侧各有立像四尊,分列上下两层,都是在石壁上雕凿成形,后施彩绘的,均系唐代艺术风格。

相传文成公主进藏时,曾在此地停留,向藏族群众传授耕作、纺织技术,群众深情怀念她,便在石壁上图形造像,后又建筑庙宇,永志不忘。每年都有许多藏传佛教信徒和中外游客,来此瞻仰朝拜。

当地群众传说,由于文成公主的造化、功德,白纳沟所有的岩石峭壁都神奇地出现了佛祖的如意化身和各种佛像、经文,但肉眼凡胎却看不见,以致附近居民谁也不敢随意动用这里的石头。有一年,从拉萨来了几位传经布道的高僧,路过白纳沟,想要支锅做饭,便到下面去寻找石块,结果,发现每块石头上面都有佛像、经文,只好作罢。我们接触几位老人,都说文成公主是天上下凡的菩萨,下界生民都把她当作神佛来奉祀。

第二天,我们继续驱车北上,来到了玛多县的黄河沿,这是黄河源头的第一个城镇。“玛多”就是黄河源头的意思。黄河沿,在历史上名气很大,许多古书上都有记载,因为它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口岸。过去却连一顶固定的帐篷都没有;如今,已经发展为一座五业比较繁兴的城镇。黄河在这里奔腾东下,河身上架起一座钢筋水泥大桥,有“万里黄河第一桥”之誉。此行的目的地,是去访察三十多公里外的黄河上游两个最大的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古称柏海。当年,松赞干布曾在附近扎营设帐,迎候文成公主的到来。

此间气候凉爽,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是理想的夏令旅游观光胜地。我们来到的这一天,正值四月下旬,晴空一碧,苍穹若洗,朵朵如絮如绵的白云飘荡在湛蓝的天幕上,映衬着波光潋滟的明湖和连绵起伏的青山,令人心旷神怡。遥想公主当年,在这般诗情画意的环境里,会见心仪已久的年轻、英俊的藏王,一定也是神痴心醉、意兴盎然的。

出行之前,翻检文献史料,得知文成公主赴藏途中曾经翻越日月山。我们原以为一定是一座齐云摩天、横空出世的高峰,中间还会有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隘口。“日月山”,顾名思义,不就是高接日月的山峦吗?现在,当我们站在它的面前,实在感到有些名实不符,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要说,在万山如簇的青藏高原,即使放到内地去,它也显示不出半点儿雄姿胜概。

唯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山上色彩斑斓,土呈红色,雨后尤为鲜艳,所以又称作交马赤岭。古时,中原王朝和吐蕃使者往来,都要在这里互相换乘坐骑,方准入境。这里还是农区与牧区的界岭,是倒淌河的发源地。东面,万木葱茏,村落密集,阡陌纵横,粮谷繁茂;而西面则人烟稀少,荒草离离,山峦绵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地民间传说,日月山因文成公主摔碎的宝镜而得名。宝镜有二,一曰日镜,一曰月镜,乃唐太宗所赐。当时,唐王告诉她,镜中贮尽了中原胜景,每逢思家之时,只要把它打开照上一照,离愁便会划然消解。这一天,文成公主路经此处,立马山前,见到“马后桃花马前雪”,两边光景迥不同,思亲怀土之情不禁油然而生。于是,她把宝镜找出来照了一会儿,一时悲从中来,失声痛哭,竟然泪水成河,滔滔西去,她随口吟出:“天下万川皆东去,唯独此水向西流。”这就成了今天看到的倒淌河。但是,她很快就清醒过来,察觉到这种情感不对头,不应眷恋私情而忘怀肩上担承的和亲重任。想到这里,随手便将两方镜子抛了出去,结果甩在东面的日镜变成了日山,甩在西面的月镜变成了月山。美丽的传说,完整地塑造出了一个儿女情肠和英雄肝胆相统一的女杰形象。

从西藏到青海,走遍藏族地区,随处都能听到对文成公主的颂赞。作为未曾出过都门一步的少女,以其宏伟的抱负、非凡的胆识和千古卓绝的献身精神,毅然离开温柔富贵之乡,放弃安乐尊荣的生活,踏上了冰封雪裹、岭峻山高的天涯险境,来到荒凉僻塞、言语阻隔、风习迥异的雪域高原,充当促进汉藏经济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实在是旷古罕闻,难能可
贵的。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中,两个兄弟民族的和解,不能说不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和亲政策,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种陈旧过时的民族政策,但在古代封建社会里,却不失为维护民族友好关系的一种最佳的选择。就这方面的贡献来说,和亲匈奴的王昭君与和亲吐蕃的文成公主,可称为光照千秋的“汉唐双璧”。离开长安时,唐太宗就曾以昭君为榜样来勖勉文成公主。实践证明,她没有辜负君父的重托与期待;而且,在许多方面做得更为出色。

但是,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是,历代以昭君事迹为题材的诗歌,数量之多是惊人的,仅我所接触到的就不下七八百首;而唐、宋以降的诗人中,咏赞文成公主的作品却寥寥无几。既然,功业不殊,经历相似,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我想,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与西藏高原的路途阻隔、人迹罕至有直接关系。当然,由于史臣的偏见,造成史籍失载,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为几多帝王将相作了家谱,哪管是笨伯、白痴,酒囊、饭袋,淫棍、暴徒,也一无遗漏,大书特书。可是,这样一位对历史有过重大贡献,简直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旷代女杰,竟然在新、旧唐书上没有留下几行传记,甚至连她的名字都没有记载下来。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遭到诗坛的冷落,确实是很遗憾的;但是,若从未曾受到扭曲这方面来看,也许倒是幸事。在歌咏昭君的诗词中,“公主琵琶幽怨多”,是普遍的基调。多数诗词撇开民族和好这个主题,不去歌颂昭君对当时与后世的贡献,却一味地描写昭君的悲怨,片面地加上“红颜薄命”的传统看法,表达对昭君出塞的哀怜;有的还带有民族偏见,把出嫁匈奴看作是一种屈辱,说什么“汉室空成一土丘,至今仍未雪前羞”;个别的甚至从反对和亲出发,荒谬地说:“君王莫信和亲策,生得胡雏虏更多”;还有的写昭君出塞后如何眷恋君恩,无视和亲之前昭君掖庭冷落,未曾见过君王一面的基本事实。无非是封建文人借昭君的眼睛流自己的泪水,既歪曲了昭君形象,又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所以,董必武老人批评说:“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文成公主没有受到这么多词客的“青睐”,她那不可磨灭的形象却镌刻在藏、汉两族普通民众的心上。那口耳相传,多如山积的关于文成公主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以及遍布唐蕃古道和拉萨、山南地区的旧址遗迹、壁画石刻,就是最好的证明。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深入人心,随着内地与西藏交往的增多,广大作家、艺术家纷纷拿起笔来热情歌颂这位雪域高原的拓荒者、中原文化在西藏的播种人,诗歌、散文、音乐、美术作品层出不穷,戏剧界更是红火,仅在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先后看到过天津市越剧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北方昆曲剧院分别以越剧、话剧、昆曲形式演出的《文成公主》,从心底里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次,我们在拉萨还有幸观摩了“八大藏戏”之一的《文成公主》,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

当然,民间传说也有失真之处,而且存在着把文成公主拥上神坛的倾向,对于松赞干布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同素有“小西天”、“小天竺”之称的雪域高原的浓烈的宗教文化氛围有直接关系。在这里,冷峻的自然物都被赋予了跳荡的生命,涂上神秘的色彩,现实的物质世界与超现实的精神世界奇异地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藏民族又是具有高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梦幻意识的民族,当他们发现沿袭了千百代的帐篷一变而为宫室房屋,粗重的毡裘为轻美的华服所代替,万古不毛之地长出了上百样的庄稼、蔬菜,一些疫疠、恶疾经过医生的诊治药到病除,一句话,当暂时还比较落后的雪域高原腾起高度发达的大唐文明的浪花的时候,那里的信教群众怎能不把为他们带来奇迹的年轻的赞普和大唐公主奉为天神呢!

哲人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如果太阳老是待在天上不动,它就不会在人心中燃起宗教热情的火焰。只有当太阳从人眼中消失,把黑夜的恐惧加到人们头上,然后又再度在天上出现,人这才向它跪下⋯⋯”神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高高筑起的。


(1998年)



劫后遗珠

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境内雄关险隘甚多,什么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娘子关⋯⋯简直数不过来。历史上,这里出现过许多英勇善战的名将,像霍去病、关羽、薛仁贵、杨业父子,都是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颂的武艺高强的人物。所以,过去有“山西出将,山东出相”的说法。

在人们的印象中,古代山东多辩士,一说起鲁国都城曲阜,除了那孔庙、孔府、孔林,人们总会想起战国初年那场儒、墨两家的激烈论战;而提到齐国都城临淄,就会自然地想到那个活跃了一百三四十年的稷下学派,想到那里的百家争鸣,想到孟子、荀子间的“性善、性恶”之辩,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之争。与此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山西,却是人们富有尚武精神,那里战将如云,到处都是战场。西汉与匈奴,隋唐与突厥,五代十国走马灯一般地来来去去,全都是以三晋地区为其搏斗的舞台的。

其实,这个说法尽管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没有反映全面。

由于我这次漫游晋北,是想赴大同、上五台、过代朔、走浑源,欣赏古代建筑的瑰宝和精美的雕塑艺术,所以,我首先要说,整个三晋地区就是一座艺术殿堂、文化宝库,若是谈论山西的特点,自然应当以此为最。

听我谈了这个观点,任职省上、全程作陪的东道主G兄讲了个折衷的意见:“依我看,还是两者兼容并蓄—亦文亦武,文武双全。”显然,他对山西的形胜和历史更感兴趣。

上车后,他突兀地问我:“你喜欢崔曙吗?那个唐代诗人。”

我说,这个人做诗不多,传世的更没有几首。

“可是,我倒特别欣赏他的‘三晋云山皆北向’这个律句。”他说。

“为什么?”我问。

他说,这句诗概括力很强。在神州的版图上,山西是“表里山河,称为完固”,地理环境十分独特。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自南而北,逶迤连绵,像屏障一般壁立在东西两侧—这就是所谓“云山北向”吧?黄河蜿蜒纡曲,千里来龙,南下而东折,像一条玉带围住了西边和南边。中部的地形地貌尤为特殊,自西北而东南,依次为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一条古驿道像红线串珠一般,纵贯南北,成为沟通中原与塞外的重要通道。其间,自古以来即有煤、盐、良马之利,是北方的一条主要的农牧业经济带。

“可是,每个盆地,在历史上,又都是锋镝遍野、炮火连天的战场。”我补充了一句。

“正是这样。”他接上说,就周边环境看,山西北部面对着阴山、朔漠,那里自周、秦以来,相继聚居着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多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它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秦、汉、晋、隋、唐、宋的皇权。而这些中央集权的王朝分别建都于咸阳、长安、洛阳、汴梁,又都在这条南北通道的左右。由于山西的地势北高南低,中部的五个盆地呈阶梯状顺势而下,所以,对于古代车、骑、步旅作战,自然是有利于南下而不利于北上的。无论是西出汾河河谷,直抵关中,还是沿沁河、丹河河谷南下,威逼中原的河洛地区,都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的。因此,山西,特别是晋北的中部地区,从古至今都是兵家的必争之地。

说起山西的古战场,自当首推平城(今大同)。我们一起吟哦着李太白“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的诗句,驱车来到了大同市东郊二十里外的汉初古战场白登。

原来,春秋、战国以后,匈奴就逐渐成为华夏北境的强敌。为了防备它的南侵,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在秦、赵、燕旧有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实际上,长城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他说,汉初,匈奴冒顿单于非常厉害。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的老爸爸要废长立幼,于是采取借刀杀人办法,派他到月氏去做人质,然后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当然要杀他了。他却偷偷地逃了回来。这下就和老单于结下了深仇。

我插了一句:“毛泽东的词里有‘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之句,鸣镝,今天称为响箭,据说就是冒顿发明的。”

“是的。”他说,冒顿就是用这种响箭,在出猎时射杀了他的父亲,自立为单于。当时,匈奴武力空前强盛,控制了北方大部分地区,渐渐地侵吞着长城内的边地。当时正值西汉立国之初,在降将韩王信的配合下,匈奴一度夺取了晋阳(今太原)。兵力所及,最近处距离西汉都城长安不过七百里。面对这一十分危急的形势,汉高祖刘邦于公元前200年,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上征讨。初战告捷,在晋阳一举击败了韩王信及匈奴大军。

有人提议,应该乘胜进击。汉高祖开始时还比较审慎,先后派出十个使者进行侦察,一致报告:冒顿部下大多是老弱残兵,不堪一击。于是,刘邦决心穷追到底。他唯恐慢了一步,放跑了敌人,便带领自己的一队骑兵先追上去,把大队伍扔在了后面。

他们刚刚赶到平城东郊,突然听到一声唿哨,匈奴兵马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一个个兵强马壮,刘邦这才知道是中了圈套。只好带上这支骑兵拼命打开一条出路,占领了白登山,守住了山口要道。大部队却被挡在半路上。他这里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看来只好坐以待毙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

多亏谋臣陈平献计,带上了大量黄金、珠宝和一张美人图,去拜见阏氏—单于的皇后。皇后高兴地收下了黄金、珠宝,却对那幅美人图皱起了眉头,说:“这有什么用?”使者解释说:中原皇帝恐怕大王不答应退兵,准备把我们那里的头号大美人献给大王,先带来图像看看样子。皇后听了,一个劲儿地摇晃着脑袋,说:“这用不着,赶紧带回去。我请大王退兵就是了。”晚上,阏氏便对冒顿单于说,匈奴消灭不了汉朝,也离不开汉朝。不如放他们出去,以后多送些金银财宝,比啥都好。单于也觉得,匈奴不可能离开草原,更不愿意与汉家结下怨仇,决定网开一面,送个人情。这样,刘邦才得以仓皇脱险。

这天,我们站在设有战迹标志的高阜上,环顾了白登的全貌。这是一片极为辽阔的丘陵地带,可以纵横驰骋,左右奔突,非常适于骑兵作战。冒顿选择这么一个地方来实施他的包剿战略,说明他对这一带的地理形势了如指掌,更可见其才智过人。如果不是后宫专宠干扰破坏了他的全盘部署,后果实在不堪设想。用一句古话说,正是:“汉之为汉,未可知也。”

六十七年之后,刘邦的玄孙汉武帝刘彻,开始了全面讨伐匈奴的战争。其战略是,先从东西两面切断匈奴与羯族、羌族的联系,然后在中部集中主力部队,给匈奴以正面的打击,第一仗就安排在平城南面的马邑(今山西朔县)。无独有偶,他实施的也是诱敌深入的战术,这叫作“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武帝采纳大臣王恢的建议,以三十万兵力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然后差遣曾与匈奴做过买卖的当地商人聂壹,到北地去引诱匈奴部队入境抢掠。

军臣单于没有冒顿那样的机智,一时为现实利益所驱动,便贸然出动十万骑兵,向云州、朔州一带进发。可是,当大军走到距离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原野上牲畜很多,却不见一个牧人,单于感到有些蹊跷。经过多方探问,才察知了山谷中藏匿大量伏兵的秘密。于是,下令迅速撤兵,逃逸到边境之外。汉武帝原以为抓住了这个战机,不仅可以为其先人湔羞雪耻,而且能一鼓聚歼匈奴劲旅。不料,功败垂成,枉劳师旅,其愤恼之情可想而知。当然,倒霉的还是出谋划策的王恢,最后以畏罪自杀告终。匈奴单于毅然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从此拉开了长达几十年的战幕。

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五个少数民族的铁骑一直驰骋于晋北。后来,鲜卑族拓跋部建立了北魏,适时进行改革,加之军事上控制了由塞外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凭借晋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得以高屋建瓴之势,相继扑灭了一个个敌国,最终结束了十六国对峙的混乱局面。隋、唐两代主要的强敌是北方的突厥,因此,山西仍为军事重镇。唐朝和尔后的后唐、后晋、后汉先后定都于长安、洛阳、开封,但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而夺取天下的。

因此,有的学者论说:整个五代史,可以看作以建都于汴、洛的中央政权同以太原为根据地的割据势力激烈斗争的历史。这种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以太原割据势力的胜利而告终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汉、晋、隋、唐至五代、宋、辽,数百年间,主战场一步步地向南推移,先是平城,尔后到雁门关,一直推到晋阳。这是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原王朝武备的衰微和国防力量的减弱?

第二站,我们访问了代县城北二十公里外的雁门关。

雁门关又名西陉关,古称勾注塞。《吕氏春秋》上讲:“天下九塞,勾注其一。”“吕览”大约成书于公元前239年,那么,雁门古塞至少已有两千二百多年历史了。旧关建在峰峦耸峙的雁门山上。相传自古以来,每年春秋两度,雁群北去南归,由于崇山峻岭挡路,便都从雁门关口穿行,“雁门关”以此得名。后来,关址东移。现在的关城建于明洪武年间,邻近太原到大同的公路。站在关前眺望,但见四面层峦高耸,峭壑幽深,中有一条盘旋纡曲的山路,奇险天成。

关门两边对联的字迹已模糊难辨,陪同的向导指认为:


三边冲要无双地;

九塞尊崇第一关。


用这样的字句来概括雁门关的战略地位,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长城宛如一条灰色的巨蟒,起伏于危峦叠嶂之间,将雁门东西十八隘牢牢地衔接在一起。关门左侧有边靖寺,俗称李牧庙。相传战国时期赵国名将李牧曾在此大破匈奴十万骑兵。对面的六郎庙,是民间为纪念传说中的爱国名将杨六郎而兴建的,于今也仅存遗址。

附近有一个外小内大的葫芦形地带,这就是当年“雁门关伏击战”的战场。1937年10月,八路军七一六团在这里伏击日本侵略军,毙敌二百余人,击毁汽车一百多辆,打响了进军晋北的第一战。

有资料记载,从此上溯到周贞定王十二年(公元前457年)赵襄子兼并代国,两千三百九十四年间,雁门关一带由于形势险要,又当南北交通要道,共发生过大的、较大的战争达一百三十多次。

史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三月,契丹十万大军进犯雁门关,北宋代州守将杨业率数百名骑兵迂回到辽兵后面,乘其不备,自北向南发起猛攻,大破敌兵于山下,杀了契丹驸马侍中萧咄李。因此,获得“杨无敌”的称号。辽军闻风丧胆,每当看见杨业的旗帜,便自行引退。可是,这一赫赫战功却遭到北宋其他将领的妒忌。六年后,宋军在歧沟大败于辽军。副将杨业引兵护送晋北各州官民内迁。当他们撤退到朔州城南时,正赶上辽兵攻克附近的寰州。杨业见辽兵来势甚凶,认为不宜与其正面交锋,建议绕道而行,于途中的石碣谷布列三千强弩,这样,就能保证宋军安全转移到境内。可是,这个正确的意见,却被护军王侁等指责为畏缩不前,说他空负“无敌”之名,其间恐怕另有打算。主将潘美不明确表示态度,实际是支持这个错误主张的。

杨业已经觉察到这些人的险恶用心,显然是要把他逼上死路;但是,作为一个北汉归降宋朝的将领,万万不敢违抗主帅的军令,尤其不能忍受对宋朝怀有二心之类的诽谤,只好违心地出兵迎击。在率军开拔时,杨业老泪横流,对主帅潘美说:我绝不是贪生怕死,只是认为形势于我们不利,不应带着士卒去白白送死。既然你们这样决策,那我就别无选择了。当时,他郑重地请求潘美布置步兵强弩,分左右两翼埋伏在陈家谷口,准备救援面临全军覆没的部队。可是,潘、王等并没有认真作出救援部署,在陈家谷口等了一阵不见消息,以为辽兵败走,急忙率兵北上抢功;半路上,得知杨业所部被敌围困,便慌忙撤兵。致使杨业的兵马陷入重围,其子延玉与全体将士一道殉难,他本人奋力杀敌,身受几十处重伤,被俘后,绝食三日而死。

这次,我们专程来到代县枣林镇的鹿蹄涧村,瞻拜了后人为旌表杨业一家而建立的杨忠武祠。

有关纪念杨业一门忠烈的祠庙,北宋当时即已出现,神宗朝出使辽国的苏颂就曾写过《过古北口杨无敌庙》的诗。这里的祠堂始建于元代,现存建筑及塑像大多为明代遗物。祠分前后两院,前院奉祀杨业后裔;后院有正殿五间,台上正中塑杨业与佘太君像,八个儿子的彩塑分列两侧;东西南三面供奉杨氏家族历代名将,共二十二人。

村中居民大部分姓杨,都是老英雄杨业的后代。听说我们还要去看当年的主战场金沙滩,管理人员说,出于对祖上忠烈的敬仰和同情,这里的人对金沙滩不感兴趣。在鹿蹄涧唱戏,必须唱杨家将,演《七郎八虎出幽州》、《杨六郎威震三关》,绝对不能演《金沙滩》—这一仗,老令公八个儿子只回来两个,人们嫌它晦气。

在枣林镇的东留属村,我们还看到一座用黑色石块堆砌的古墓葬,石碑上镌刻着“宋赠武勇将军延兴杨公神墓”十二个大字。这就是传说中的民族英雄、北宋名将杨业第七个儿子杨七郎的墓地。关于他,当地传说很多。说他生下来就是黑头黑脸黑皮肤,偏偏有一双特别明亮的眼睛。七岁能单臂举石锁,十一岁跟随父兄身临战阵,十三岁刀枪拳棒样样皆精,十五岁登台打擂,一拳打死了潘美的儿子潘豹,从此,两家结下了深仇。当年杨业被迫出兵,也是潘美一手策划的。那天,杨业兵到陈家谷口,一见没有宋军的一兵一卒,就知是潘美做了手脚。但因他是主帅,只有通过他才能搬来救兵,因此还是派遣七郎前去向他求情。

潘美早就要抓住七郎给儿子报仇,现在见他主动上门,便施出诡计,说“杨将军辛苦杀敌,我这里备下三杯水酒,表示慰问”。杨七郎在马上欠身致谢,喝过三杯之后,便觉眼前一黑,跌下马来。原来,里面下了蒙汗药。当即被绑缚在后花园的花椒树上。潘美叫来一百多名弓箭手,一字排开,齐向七郎身上发箭。不料,箭到身上都纷纷落下。原来,七郎有一种护身的“瞅箭法”,只要双眼一瞅,即使箭似飞蝗,也无济于事。潘美老谋深算,知道要破此法,必须把他的双眼遮住。于是,用宝剑把七郎额上的皮肤割开,使之罩住双眼,这样,便把七郎射死了。后来,人们拿那棵花椒树出气,便用一条大铁链把它锁了起来。

车出代县城,我们见到路西有一片苍苍莽莽的沙原,上面布满了一米多高的黄土堆,原以为这就是金沙滩。经问询得知,其地离此间尚远。那么,这些土堆又是什么呢?当地群众讲,一种传说是汉、唐以来掩埋阵亡战士的荒冢;另一种说法,是古代战争中用以迷惑对方的“谎粮堆”。不论哪个说法成立,都会使人产生一种苍凉、震怖之感。一霎间,我想起了唐人李华的名篇《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

“古战场,古战场”,我嘴里叨念着,不觉陷入了沉思之中。⋯⋯

G兄拉了我一把,笑着说:“像‘拉洋片’似的,掀过了一片再一片,晋北的艺术瑰宝你再看看!”

于是,我们驱车向五台山进发。我感到这种安排很有意味,大概是让我先了解一番战乱频仍的千秋劫运,然后再去欣赏那些劫后的艺术瑰宝,这样,就益发显现出“遗珠”的珍贵。

国宝之最是南禅寺。寺院名气极大,可是,在五台山却是范围最小的,而且,所处的位置也十分僻塞,距离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在一百公里以上。佛寺建在李家庄西部的一个土岗上,四周山峦环抱,果木成荫。

寺院坐北朝南,由两座相连的小型四合院组成,总面积仅为三千平方米,但殿堂、法像一应俱全,内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雄宝殿等建筑二十六间。

其中,大雄宝殿比其他配殿高出一头,显得特别闳阔魁伟,建筑风格疏朗、大方,质朴、苍古。大殿的斗拱用材颇大,三间殿宇的用材约合一般的七间。殿堂内没有柱子,也没有天花板和梁架,制作简练,宽敞明亮。大殿底层台基宽大,下部结构敦实稳固,中间略有收束,上层放开,轮廓十分美观。由于出檐很深,四角挑起,虽然那么沉重的殿顶压下来,看去却不觉得沉闷、压抑,而是给人一种轻盈、昂奋的感觉。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唐代的杰作。

佛寺创建的具体年代已无从查考,据碑石记载,始建时用的是郭家寨、李家庄的香火钱,其时约在唐代前期,尔后,逐渐扩大了规模。大雄宝殿重修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就是说,重修后的建筑,存世也已超过一千二百年了。这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号称“神州一绝”。

当下,我问寺庙的住持:“这千年古刹,起码经历过两方面的劫难:一是自然的侵袭。它历经了几十万个日日夜夜的风雨剥蚀,历经了八次五级以上的地震的严峻考验,能够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实在是不易呀!二是人为的劫难。845年,唐武宗的‘会昌灭法’,当时毁掉寺院四万多处;过了一百一十年,后周世宗又一次毁佛。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自然都是首当其冲。那么,这座大殿是怎么逃避过这两重劫难的呢?而且,南禅寺紧临雁门关古战场,为什么没有遭到兵燹战火的毁坏?还有‘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它又是怎么过来的?”

住持说:“谈起南禅寺幸免于难的缘由,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一言以蔽之,它是得利于优越的地理位置。”

他说,木质建构,一怕潮湿,二怕烽火。从自然环境看,晋北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东部,由于太行山脉的阻隔,来自海洋的温湿的夏季风对它影响较小,而受源于大陆内部的冷干的冬季风影响较大,因此,气候比较干燥。这是十分有利的因素。从人文环境看,这里是一个偏远的山沟,离五台山佛教中心区比较远,距五台县城也将近五十华里;而且,寺院较小,向来香火稀疏,历代不被器重,不受世人注意,州、府、县志和佛教经籍均无记载。香火冷落,无人理睬,这是坏事;可是,却使它悄然地逃过了重重劫难。

他说,记得明、清鼎革之际,有人借吟咏劫余的乔木来抒发自己的感想:“眼前乔木尽儿孙,曾见吴宫几度春。若使当时成大厦,亦应随例作灰尘。”庄子说的“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长寿,与此有共通的道理。

我笑说,禅师怎么讲起道家的《南华经》了?住持抿嘴一乐,双手合十,口称:“善哉,善哉!”

随后,我们又看了佛光寺的东大殿。这里距五台山佛教中心区三十五公里,创建于北魏时期,是五台山最负盛名的大刹之一。当年,除祖师塔外,佛光寺的全部建筑都毁于“会昌灭法”。875年,寺僧募资重建,后又屡遭劫火。东大殿为“鲁殿灵光”,硕果仅存。

大殿面宽九间,进深四间,八架椽,单檐五脊顶,以朱土涂刷,未施彩绘。斗拱翻飞,翼出深远,传递着梁架上承载的殿顶荷重,仿佛大鹏展翅欲飞,备极壮美。殿内有唐代和明代的彩色泥塑五百三十五尊,荟萃一堂,蔚为大观,这在五台山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较之南禅寺大殿要晚七十五年,但是,由于它建筑规模宏大,殿宇巍峨,具有更高的艺术水平和科学价值。作为唐代木构建筑的代表作和佛教艺术精华,在中国和世界建筑史、文化史上都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赵朴初先生视察了这两座唐代的大殿之后,曾题词咏赞:“二唐寺,瑰宝世间无。千劫何缘存象法?明时自不失玄珠。沉海庆昭苏。”词意是说,这号称世间瑰宝的唐代两座佛寺,经受过无数次的浩劫,幸免于难,今天如沉海明珠一样被重新打捞出来,放射出奇光异彩。

要论建构奇巧,别出匠心,还有浑源境内、坐落在恒山脚下半崖峭壁间的悬空寺。始建于北魏,后经唐、宋、明、清历代重修。整个建筑利用力学原理,在陡壁上凿洞插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楼阁间有栈道相连。上戴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望之如浮雕在壁。登游时,攀悬梯,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回廊,跨飞栈,时出时入,忽上忽下,宛如置身神话世界。难怪走遍天涯、眼界宽广的徐霞客要赞许它为“天下巨观”。

我们此行的终点站,是大同市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在东西一千余米的延长线上,罗列着洞窟五十三座,造像五万一千余尊,大部分为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作品。《魏书·释老志》赞之为“雕饰奇伟,冠绝一世”。在我国三大石窟中,素以石雕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蜚声世界的大型艺术宝库。

面对这一尊尊精美的艺术珍品,面对一千五百余年的凝固的历史,对于我们的先民,我真是由衷地赞佩,倾心地敬服。

他们当时的生产手段,可说是窳陋不堪的,不要说同今天那些遨游太空的上百吨的飞行器、每秒钟运算几亿次的计算机,以及把人们观测宇宙的范围扩展到百亿光年的射电望远镜和天文卫星无法相比,就是可以称之为机械的普通工具,当时也并不具备。他们的生活水平,也是极为低下的。所需一切,且不论质,即以量计,都无法得到满足。可是,他们凭着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历尽千难万险,居然创造出横绝一世、光照千秋,直至今日还让世人惊叹叫绝的艺术奇观。

当然,越是想到这些,就越是感到肩上有着不堪重负的千钧压力。

文物,是特定历史时代留下的文化纪录,是无可代替、不能再造的。比如,南禅寺、佛光寺那两座称雄世界的唐代的大殿,那座构思奇巧的悬空寺,云冈石窟这些精美绝伦的佛像石雕,还有应县的木塔,代县的雁门古塞,坍塌了便不能扶起,毁坏了也无法再造。因为,重新扶立起来便被视作重修,而复制品或可称为艺术,但它们绝对不是文物。

这些保存了千余年、数百年的旷代奇珍,它们已不再属于某一个区域,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财富,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作为硕果仅存的“劫后遗珠”,它们是幸运的;可是,它们今后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想到五台山的许多寺庙终日香火高燃,浓烟缭绕;想到武周山下运煤车辆昼夜穿梭,不仅石佛雕像披上一层尘灰的“袈裟”,而且整座石窟不断经受剧烈的震动,势将变得结构疏松⋯⋯真有些不寒而栗了。

市里的同志拉着我和G兄,要在十七米高的三世佛石雕前合影。摄影师嫌G兄神情严肃、心事重重,让他稍微放松一下。

他却说:“我原来想,先看战场,再看艺术珍品,这更能显示出那些劫余珍品的可贵。没料想,这却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这些稀世瑰宝,饱经烽火,历尽劫难,得以保留到今天,实在不易。现在我们把它承继下来,又幸逢和平建设时代,不要说烧毁了、震塌了,就是出现某些人为的蚀损,也是无法向后人交代的。”

我说:“你说得好。借助赵朴老的清词,我也跟着诌上几句:


千年沉重仰浮屠,国宝濒危痛欲呼。

但得要津同虑此,‘明时自不失玄珠’。”


在场诸君听了,会心一笑。

“咔嚓”一声,摄影师按下了快门。


(1997年)




当人伦遭遇政治


朝发沛县,暮宿淮阴,此番苏北之行,原本是要踏寻古迹,连带着体察一番运河两岸、淮上人家的风物人情;没想到转游起来,竟发起了思古之幽情,不经意间就同政治与伦理这类沉重而复杂的课题撞个满怀。这倒应了那句古老的谚语:原本要跑向草原,却一头扎进了马厩。

两个男人

古沛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龙兴之地,而淮阴为韩信故里。虽说已经事过两千多年,可是,穿行其间,依然随处可以感受到这对君臣搭档的遗泽,似乎湿润的气流里也都弥漫着两个男人为代表的汉廷风雨的因子。

作为皇上,刘邦自命为神龙之子;而韩信者流,在他的眼中却只是一条狗。他曾当着诸位功臣的面,率直无隐地说:“诸君见过打猎的吧?追赶走兽啊、野兔啊,把它们逮了来的,是狗;而发号施令、指示兽类所在的,是人。诸君只能够擒拿走兽,所以都是功狗啊!”

这么一个怪怪的名词,亏他这个“大老粗”竟能想得出来。也许同他从小爱吃狗肉这一家乡特产有些关联。沛县狗肉生意的开山祖师是汉初名将樊哙。他和刘邦同乡,又是连襟—他们都娶了吕公的女儿。樊哙年轻时以屠狗为业,开办一个狗肉餐馆。由于肉嫩色鲜,浓香扑鼻,很快就红火起来。有道是“闻到狗肉香,神仙也跳墙。”馋嘴贪杯的刘邦自然成了座上常客。位登九五之后,刘邦衣锦还乡,设宴招待父老兄弟,也用狗肉来佐饮。从此,沛县狗肉就插上了翅膀,伴随着《大风歌》名扬四海;樊家的狗肉生意也世代传承,至今不衰。沛县街头到处都是狗肉广告,足资作证。

“功狗”也是狗,只是因为他们战功卓著—“了却君王天下事”,因而加个“功”的谥号。但是,既然是狗,也就注定了被宰遭烹的命运。至于时机怎样把握,手段如何选择,全看操刀者的心计。越王勾践、刘邦与朱元璋,手黑心辣,剁起脑袋来没商量;而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一以柔术这一温情脉脉的面纱罩住政治暴力的狰狞,一以醇酒妇人、物质利益笼络功臣宿将。手法不同,目的则一。

刘邦晚年刻刻在念的,是铲除隐患以确保“家天下”长治久安。在他看来,谁的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能力最强,谁就是最大的隐患。这样,韩信自然首当其冲。于是,一当项羽败亡,便被刘邦削夺了兵权。不久,即有人上书告他谋反(这是封建帝王谋杀功臣时惯用的政治圈套),高祖采纳陈平的计策,伪游云梦,会聚诸侯,意在趁机擒拿韩信。那边的韩信却傻乎乎地捧着皇帝仇人的脑袋前来拜见,当即被绑缚起来,这时才慨然长叹:“果真像人说的,‘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已经失去存在价值,原在剪除之列;而此时的“功狗”韩信却傲然自视,日夜怨望,甚至逞能炫力,不懂得韬光养晦。一天,高祖与他闲谈,问道:“以我的才能,能够带多少兵?”韩信回答:“陛下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又问:“那么,你呢?”回答是:“多多益善。”再问:“既然你有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还会被我擒拿呢?”回答是:“陛下不善于带兵,却擅长于掌控大将。这就是我之所以受制的原因。”说到这个份儿上,实际上一切都已经摊牌了。不能说韩信对于自己的厄运毫无觉察,只是为时已晚了。

当然,还是后代诗人看得最清楚。唐人刘禹锡有诗云:“将略兵机命世雄,苍黄钟室叹良弓。遂令后代登坛者,每一寻思怕立功。”由韩信这一盖世英豪的可悲下场,导出后代登坛拜将者害怕建功立业的惊世骇俗的结论。大功告成之日,正是功臣殒命之时。为什么是这样?晚清袁保恒的诗作了回答:“高祖眼中只两雄,淮阴国士与重瞳。项王已死将军在,能否无嫌到考终?”登坛拜将之后,韩信以五载之功,定三秦、掳魏王、服赵国、下燕代,东平齐国、南围垓下,击败西楚霸王、打下汉室江山。这里已经没有你的事了,赶快到死亡女神那里去报到吧!

作为一个将领,你不能斩将搴旗、追奔逐北,每战必败,属于无能之辈,肯定也站不住脚;可是,当你发挥到了极致,达到“将略兵机命世雄”的高度,又会功高震主,必欲除之而后快。最后,那些佐命立功之士,如果不是战死或者病死,就必然面临着两种抉择:或者像范蠡、张良那样,及早从权力的峰巅实行华丽的转身,功成归隐,主动退出历史的舞台,或者像越国的文种和汉代的韩信那样,引颈就戮,最后发出“兔死狗烹”的哀鸣。

儒家礼教倡导“五伦”之义,讲究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以维护封建秩序。其中君臣关系被尊为“人之大伦”,起着统率作用;以冲突、斗争论,它也最为剧烈。“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出将入相,皆须“得君”;而帝王要维持其一家一姓的统治,也需要那些“功狗”为之驰驱卖命。什么经邦济世,什么致君泽民,剥去那一层层漂亮的包装,就会露出政治交易的肮脏的“小”来。

一些心地善良的人责之以“过河拆桥”,负心忘义,有始无终。其实,相互依存立足于互为利用,原本无“义”可言。范蠡曾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而不可与共处乐”。这里有个君王的忍耐度问题。同是谗言,当面临敌国外患的威胁、朝廷急需贤臣良将时,君王就顾不得那些闲言碎语,还是用人要紧;待到忧患解除,天下治平无事,贤愚价值渐就模糊,君王已无须那么宽容。于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的悲剧就连台上演了。

两男两女

黄昏里的淮阴故城,一片平和静谧景象。岁月的烟尘掩埋了一切物质的孑遗,眼前的韩侯钓台、韩信庙、漂母祠等地面建筑,无非是近年修造的劣质赝品。临风吊古,有人慨叹物是人非,说什么“一切没有生命的依然存在,而一切有生命的全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其实,这话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同样也在变化,甚至彻底消失。倒是那些古代诗文联语,作为精神产品的遗存,仍在鲜活地昭示着前人的哲思理趣,予人以深邃的启迪。

韩侯祠里,空空如也,令人感到沮丧。倒是从晚近复制的碑廊里,看到清人赵翼的一首好诗:“淮阴生平一知己,相国酂侯而已矣。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独悲淮阴奇才古无偶,始终不脱妇人手。时来漂母怜钓鱼,运去娥姁(吕后)解烹狗。”旁边还有一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诗一联,交相辉映,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从韩信同萧何、吕后、漂母的关联中演绎其一生的悲喜剧。

韩信原为项羽部属,由于没有得到重用,他便弃楚归汉。但在刘邦麾下,同样未得伸展。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丞相萧何,这样,他的奇才异能才被发现。可是,等了一段时间,仍然未见拔擢,大失所望之余,他只好悄悄出走。萧何闻讯后,如失至宝,急忙跨上一匹快马,日夜兼程,总算追上。经过一番情辞恳切的劝说,韩信才勉强跟着回来。当时,刘邦听到有人报告丞相也逃亡了,又急又气,及见萧何返回,便问他为何逃跑。萧何说:“我不是逃跑,是去追赶逃亡的韩信。”刘邦不解地问:“逃亡的人多了,何以单独追他?”萧何说:“诸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共谋大事,非他莫属!”这样,刘邦便选择吉日良辰,斋戒登坛,隆而重之地拜韩信为大将。由此,韩侯视萧何为知己。

一晃儿,十年过去了,功高震主的楚王韩信已经失去了高祖的信任,被贬为淮阴侯。在刘邦北征陈豨,由吕后坐镇京都时,有人报告淮阴侯与陈豨串通“谋反”。吕后料到韩信不会轻易就范,便同萧何秘商对策。最后由萧何出面,谎称北方传回捷报:叛军溃败,陈豨已死,敦请韩信进宫向吕后贺喜。韩信万没想到这样一位知己竟会设圈套谋害他,结果,一踏进宫门,就被预伏的刀斧手捆绑起来。吕后全不念他的“十大功劳”,迅即在长乐宫钟室将他斩首。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一故实,确实令人慨然于人情的翻覆、道义的脆弱、人性的复杂;不过就萧何来说,无论是当初的怜才举将,还是后日的献计谋杀,所谓“用之则必尽其才,防之则必致其死”,显然都属于忠君报国、“扶保汉家邦”的政治行为,不应简单地以个人恩怨以及品格高下、人性善恶进行衡量。政治有其自身的逻辑,用西方政治家的话说,那是一个既艳色迷人又容易使人堕落的处所。在美轮美奂的封建堂庑中,这类人伦充当政治婢女的现象,可说是随处可见,无代无之。

和政治家萧何的取向不同,作为普通老百姓,漂母同韩信的友情就纯洁而朴素得多了。韩信年轻时贫困潦倒,饱遭人们的凌辱。一次,在城下淮水边持竿钓鱼,临流漂纱的老妇见他饿得两眼迷茫,有气无力,就把自己带来的饭分给他吃,这样连续好多天,韩信非常感激,说“以后我要好好地报答您”。老人生气地说:“男子汉大丈夫连饭都吃不上,真没出息。我是瞧你这个小伙子太可怜了才送你饭吃,谁希图你来报答!”这使韩信受到很大的刺激与鞭策。传为千古佳话的“漂母饭信”,纯然出于同情与怜悯,绝对没有“国士无双”,“王欲夺天下,则非信莫属”的政治考量,甚至也剔除了一般的现实功利。因此,当韩信承诺异日必当厚报时,才会怒而斥之—漂母觉得施恩图报,是对友情的亵渎,更有损于自己的人格。

当然,人是复杂的动物,即使作为政治人物的萧何,也同样有其多面性。据明清笔记载录,广西一带有韦土司者,系淮阴侯后人。当日韩信罹难时,家中一位门客把他的三岁儿子藏匿起来。知道萧何为韩侯知己,便私往见之。萧何仰天叹曰:“冤哉!”泪涔涔下。门客感其诚恳,以实情相告。萧何考虑到吕后的势力遍及中原,只有送到边陲才有望保全。便给素日关系很好的南越王赵佗修书一封,请他帮助照应。赵佗不负所托,视之为己子,并封之于海滨。赐姓“韦”,取“韩”之半也。萧何书信和赵佗赐诏,后来都刻在鼎器上。

从这里可以看到,萧何还是很讲人情的,可说是“善补过者”。他感念故人冤情,“泪涔涔下”;且在紧急关头,甘冒巨大风险,托孤救孤,使韩侯得以“子孙繁衍,奉祀不绝”,总算尽到了朋友责任。

一男一女

按照《周易·序卦》“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的说法,人伦关系当以夫妇为先。“夫妇,人伦之至亲至密者也。”(朱熹语)作为爱情的实现目标,作为一场历经情爱考验而获得的胜利果实,那种完全剔除功利考量的两情相悦、两性结合,确乎令人神往。可是,这甜蜜蜜的人伦关系,一当困缚于权力争夺的轭下,遭到政治斗争的无情绑架,沦为一种政治行为、商品交易,便会出现异化而腐蚀变质。

刘邦与吕后的婚姻便属于这种人伦异化的类型。

同刘邦一样,吕后也是一个虑远谋深、机敏善断的政治家,她协助丈夫平定天下、赚杀诸侯王,对维护刘汉统一政权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自己日后总揽朝纲做了充分准备。史载,有人告发梁王彭越谋反,高祖抓获后,念其昔日战功,予以从轻发落,免治死罪,罚为庶民,送到蜀地青衣县安置。途经郑县,遇吕后从长安来,彭越流着眼泪,口称冤枉,请求吕后说情,改在故乡昌邑当平民。吕后满口答应,当即把他带回洛阳。面见高祖后,吕后说:“彭越是个壮士。你把他送到蜀地,必遗后患。要办就得办个透底,索性杀掉算了!”于是,吕后指令告状者再度控告。结局是,彭越被剁成肉酱遍赐诸侯,并且夷灭了三族。

她和刘邦的联姻,一开始即维系于政治。当年,吕父因见刘邦状貌奇伟、高贵,有王者之相,才把女儿嫁给他;婚后,据说吕氏发现,凡是丈夫栖身之地,上方必有云气缭绕,她可以根据云气所在,寻觅丈夫的踪迹。几十年间,由于缺乏牢固的情感基础,两人一直是同床异梦,关系比较疏远;加之楚汉战争中,吕后和刘邦的父亲作为人质,曾被楚军长期囚禁,受尽了折磨、凌辱,使她的心理饱遭伤害,强化了猜忌多疑、阴险毒辣、刚毅倔强的个性,夫妻间根本谈不上推心置腹,相互信任。

而刘邦的移情夺爱已经很久了。就在太公、吕后被掳的同时,刘邦也受到了楚军包围,趁着一场卷地狂风,尘土高扬,天昏地暗,他才得以乱中逃脱。在一个村落里,巧遇戚家父女,刘邦为美色所动,当即解下佩玉作为聘礼。这样,十八岁的戚氏女便被纳为夫人,一年后生下了赵王如意,宠幸与日俱增。刘邦曾多次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直接危及生母吕后的地位。虽然限于客观条件,太子没有换成,但夫妻间的感情纽带已经彻底断裂了。

淮南王鲸布反,高祖指令太子带兵讨伐,由于吕后力阻,只好御驾亲征,以致胸部中箭。每当箭伤作痛,他都怨恨吕后母子,甚至她们前来问病,也会被骂出去。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经常自作主张,不成体统,这次又听到有人密报:樊哙“党于吕氏”,筹划一旦皇上晏驾,便杀害戚夫人与赵王如意。这恰好触发了他的心病,于是,立刻召来谋士陈平和大将周勃,命令他们立即赶往燕国,将樊哙斩首。为了防范日后吕氏兄弟作乱,高祖还特意召集众大臣歃血盟誓:“此后,非刘氏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如违此约,天下共击之。”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对于吕后,他一直是心存戒虑的。

既然早有所料,为什么高祖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宋代文学家苏洵是这样作答的:“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历锋镝,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某些人即使图萌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这样,高祖便面临着两难抉择:客观上确实存在着诸吕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削其党以损其权,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的限制策略。对此,苏老先生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是一种草药,俗称乌头,有毒,而它又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必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一纵一收,具见高祖权术的高明,也显现出他实际上的无奈。

当人伦遭遇政治,君臣、朋友、夫妇关系已将发生质变;那么,以血缘为纽带的父子、兄弟关系又如何呢?同样没有例外。被称为“相斫书”的二十四史,尤其是隋唐时代杨家父子、李氏兄弟间的血影刀光,可说是形象的注脚。


(2010年)



问世间情是何物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元好问的这两句词,我是在读高中时记下的。前些天,忽然见到有的文章说是台湾作家琼瑶之作,不禁大吃一惊。细想想,又觉得怪也不怪,十多年前,不是有个文艺出版社编选了《琼瑶的诗》,竟然把“蒹葭苍苍”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问菊》诗都列在了这位当代女作家的名下吗?说来真叫人脸红,还是到此打住。

记得那天教语文的石先生给我们讲的课文是汉乐府《孔雀东南飞》。当谈到诗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为反抗封建礼教的压制,分别“举身赴清池”与“自挂东南枝”,以死殉情时,他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两句词。说,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写过两首有关殉情的词,课后同学们可以找来看看。至于这两句,他并没有多加阐释,可是,却给我们这班初涉世事的年轻人留下了一道终生都在叩问、求索的课题。是呀,情是何物?竟有如此巨大的震撼力量!

那天,石先生还说,堪与这首被明人称之为“长诗之圣”的经典作品比美的,在西方还有伟大剧作家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时的中学生与今天的不同,眼界十分闭塞,读书范围很窄,多数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的名字。先生便略为详细地讲述了剧情,讲了年轻、勇敢、纯洁、善良的一对恋人终因两个家族的世仇而双双赴死的人间悲剧。最后,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你无情的泥土,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我要擘开你的馋吻,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先生年轻时当过副刊编辑,文学修养很深,三四十年代在沈阳的《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上发表过许多作品。教我们课时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仍然豪情似火,充满了诗人气质。平素感情容易激动,有时一件细微的物事,也会激起他奋袖低昂,情见乎辞,脸上经常浮现着红艳艳的华彩。据校医说,这和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也有直接关系。这天,他又是带着两颊潮红,像是醉酒一般,讲了一大篇,然后匆匆地离开了教室。

几天后,先生便因咯血住进了医院。我是班上的语文课代表,受班上同学委托,到病房去慰问他。这天,他精神很好,在询问过课程的情况之后,又从《孔雀东南飞》谈起了“情死”这个话题。说,过去在编辑部,听一位南方籍的同事讲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一部类似《孔雀东南飞》的长诗,名字记不得了。据说,这个少数民族历史上殉情的事十分盛行。

此后不久,反右就开始了,石先生被错划为右派。批斗中,由于大量咯血,终致惨死在会场上。当时一条突出的罪名,就是他曾经在课堂上大肆宣扬爱恋和殉情等“极不健康”的内容,严重地毒害了青少年的稚嫩的心灵。可是,我们这些学生却私下里议论,课讲得最棒的是石先生。别的老师克勤克谨,照本宣科,尽管也是严肃认真,但只是一般地授业、解惑;而石先生则能够以其汪洋恣肆的才情和富于魅力的讲演给学生以感染。他交给学生的是一把开启心灵的钥匙,一大堆颇富情趣的问号和渊深渺远的联想。

四十年倏忽飘逝,石先生的面影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可是,那堂颇有特色的语文课,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遗憾的是,先生谈到的那部少数民族的杰作却始终没有见到,后来读大学中文系,曾经向业师请教,也没有弄出个究竟。我曾经怀疑是否先生记错了。又过了许多年,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吧,我在省图书馆偶然翻检到一部《纳西族文学史》,从中发现原来纳西族有一部名为《鲁般鲁饶》的东巴叙事长诗。从文学史中叙述的内容、情节看,完全符合石先生所说的,但只有片断的引文,全诗却无从看到。

今年秋天,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采风活动,来到了云南丽江,这里正是纳西族聚居的地区。放下了行囊,我还来不及洗去脸上的征尘,便连续跑了两家书店去寻觅那部长诗。谁知,营业员竟连《鲁般鲁饶》的书名都没有听说过。我只好拜托当地一位熟悉的文友代为物色,结果仍是落了空。

第三天,参观丽江七大喇嘛寺之一的玉峰寺,听说上院有一株树龄近五百年,每年春天开花两三万朵的古山茶树,被誉为“云岭第一枝”,有人为诗以赞:“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个天。”刚刚踏进了院门,突然,一位文友告诉我,山下一个书摊上有《鲁般鲁饶》这本书。听了,我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山下,唯恐迟到一步被他人买走。万朵山茶就这样失之交臂了。不料,赶过去一看,并非原书,不过是收在东巴文化论集中的一篇论述《鲁般鲁饶》的文章。我也还是兴冲冲地掏钱把它买下—纵使没有见到卧龙先生,能够遇见他的老弟诸葛均,也算“慰情聊胜于无”,刘玄德不是照样步上草堂施礼,再三殷勤致意吗!

那些天,为着寻找这部《鲁般鲁饶》,真个是魂萦梦绕,茶饭无心。天天想的,日日盼的,梦里见的,嘴里念的,无非《鲁般鲁饶》。这个“劳什子”实在是害人好苦。

一天早上散步,我在丽江旅行社的橱窗前偶然停步,不经意地往里瞄了一眼,忽然发现书架上摆着一本《东巴经典选译》。我想,作为一部代表作,这部经典性的长诗肯定是要录入的。当时还没有开门,我便转到后面,找到一位值宿的老汉请求帮助,老人告我必须等到八点半上班时才能开橱销售。看了看表,刚刚六点一刻,我便四下里闲逛,一直捱到开门才算把书买到。翻检一过,《鲁般鲁饶》赫然印在里面。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时的兴奋劲儿实在难以形容。尽管已经过了饭时,饿了半天肚子,心中仍然感到无边的快慰。

原来,“鲁般鲁饶”是“牧奴迁徙下山”的意思。“鲁”字意译为牧奴,“般”是迁徙,“饶”是从高山上下来。它是纳西族东巴祭司用原始象形文字写下的古代书面文学,主要描述奴隶制度下牧奴的爱情悲剧。故事的梗概是:

在很古的时候,一群纳西族的青年男女牧奴在高山牧场里放牧,他们搭起帐篷,吹笛子,弹口弦,相亲相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住在平坝上的牧主不能容忍这种自由的心性和举动,勒令他们迁徙下山。但牧奴们向往的是自由婚恋,为了摆脱拘束,拒不从命。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拒绝。牧主怕他们逃跑远游,就在山下修了几道石门加以拦阻。青年牧奴们推倒石门,逃逸而去。前路被金沙江隔断,洪水滔天,他们便造船、溜索,战胜了重重困难,聚集在新的牧地。

这时,牧女开美久命金发现情人祖布羽勒排不见了,不知道他已在半路上被父母拦截回去,便请托善飞的黑乌鸦捎带口信到祖布羽勒排家里去问讯,结果遭到其父母的一番咒骂。可怜的开美久命金在绝望中踏上归程,来到什罗山的大桑树下,用一条牛毛编结的绳索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口里还叨念着要去那雪山上的“十二欢乐坡”,会见爱神游主阿祖。七天七夜后,因为寻找丢失的牦牛来到什罗山的祖布羽勒排发现恋人已经吊死在树下,悲痛欲绝,便将她的尸首从树枝上卸下,投入到熊熊烈火之中,同时自己也葬身火海。生时没有得到幸福结合的自由,死后共同奔向理想的“山国乐园”。他们相信,那里是个风景绝佳,没有尘世污浊的净洁之地,在那里,处处是鲜花,冰雪酿美酒,白鹿当坐骑,没有嫉妒和干扰,情侣自由爱恋,永远年轻。

纳西族中还流传着一个“情死树”的故事。说是在剌是坪坝上,长着一株亭亭如伞盖的硕大无朋的古树,树身伛偻着,枝杈像虬龙,笼罩的阴凉有几十平方米。传说,当年开美久命金就是在这棵树上吊死的。从此,远近村寨的青年男女,每当遇到自由选择的婚姻受阻时,就跑到这棵树下来结束生命,每年至少有几十对。有人夜间从附近经过,发现树下点燃着熊熊篝火,周围几圈人围着它跳阿蒙达舞。远近传闻:这棵树聚结了情死者的精魂。

据纳西族的学者考证,丽江纳西族是西北河湟地区古羌人的后裔,他们的身上世世代代流淌着这个古老游牧民族的奔腾、炽热的血液。高耸的雪山,幽深的峡谷,急折陡转的金沙江,浩渺苍茫的连天牧野,造就了这个民族刚烈、奔放,渴望自由,视死如归的性格。这里,长期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古老婚姻习俗,男女结合极为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唯一需要的就是两人之间的真挚爱情。这种自由自在、了无拘禁的性爱观念,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心理结构,深深地积淀在纳西族的传统文化之中。后来在汉族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他们在充分享用社会文明成果,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一些人特别是老一代人,在观念上也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儒家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毒害。可是,男女青年们骨子里却依旧按照本民族传统的情感方式去理解和追求他们的爱情。这样,两种文化的剧烈冲突出现了,殉情悲剧也随之而愈演愈烈。丽江,因此而获得一个“殉情之都”的艳称。

世世代代,为了实现美丽神圣的爱情自由,无数恋人相约到丽江城外的玉龙雪山去赴死,寻找那传说中的“十二欢乐坡”。而《鲁般鲁饶》中的开美久命金则开其先河。当然,有理由说,这只是一种传说。可是,在没有史书记载的地方,作为早期历史的折射,神话传说确有其不可忽视的认识作用。人们可以从神话传说中窥见已经失载的人类早期社会的影子。事实上,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幻想世界有时比哲人的记述还更为精辟。因为并非所有的生活都能被语言所阐释。那些疑幻疑真的神游情思,常会在如梦如烟的网络中显现出某些真实的影像。

一位美籍学者指出,在这里,“神话事件构成了原型情境,所颂扬的神话主人公的经历是类似情境中活着的人们再体验。这样,活着的人又成为神话主角”。那些年纪轻轻的人愿意在生命的花季里潇洒地离开人世,以为这样,青春与幸福就会永远地伴随着一对对情侣。按照纳西人的信仰观念,情死者深信,殉情并非生命简单的结束,而是从此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胜境。他们在那里啜饮露珠,在云彩中漫游,与自己的情侣永世恩爱。在他们看来,情死绝非对于生命的轻抛虚掷,而是一番求真求美的生命实验。因此,出发前,男女青年总要梳洗打扮,穿上平时最喜欢的衣裳,好像要做新郎新娘一样。

听当地的朋友讲,现在这种“情死”的现象很少了,一是包办婚姻不合潮流,为人们所抛弃;二是纵使遇到这种情况,当事者抗争不成,也会一走了之,出现了“跑婚”现象:两人一起跑到很远的地方,去过自己向往的自由生活;或者一方跑到对方家里偷偷藏匿起来,待到生米做成熟饭之后,再托人到家里说亲。数百年来,无数青年男女无法逾越的天堑,在当代恋人的脚下,一步就跨越过去了。

往者已矣。古老、神秘的“情死”本身,原是一种爱情遭受摧残后的感情变形,终竟属于过去制度下的一道风景。但它所蕴涵的那种渴望爱情自由,誓不与陈规旧制妥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抗争精神,却是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蕴的。

文友们说,要想深入探究“情死”这个蕴涵丰富的话题,了解一番“十二欢乐坡”的奥秘,就必须去造访玉龙雪山。这个冰清玉洁的所在,恰是纳西人心灵世界的写照。在这里,不仅残存着玄奇、幽缈的原始风韵,而且,每天都在生发着新的神话,每造访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悟。

我以为,关于雪山的话题,当地文友讲得非常到位。玉龙雪山无疑是最佳的一处旅游景点。那透着寒凉、闪着幽光的银雕玉砌的万代冰峰,仿佛要刺破苍天,遗世独立。晴雨晦明,风晨月夕,雪山景观总在交替变幻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山间分布着北半球最南端的现代冰川和雪海,被专家誉为“我国天然冰川博物馆”。主峰扇子陡五千六百米,是世界上攀登难度最大的险峰之一,至今仍为处女峰。雪山的观赏效果,当然是必须肯定的。可是,文友们并没有停留在这个浅近的层面上,而是突出强调其认识价值。

长期以来,玉龙雪山被纳西族人民赋予了许多瑰奇、神秘的色彩。只要你凝眸一望,就会铸定终生相许的情怀;只要你面对雪山有过一段深沉的思考,你的心灵就会从此被它牢牢地占据。由于举目可见,你会觉得它就在身旁,离得很近;可是,当你想到罩在它的头上的魔魇的光环,神话的空灵,传说的奇诡,又仿佛面对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境,只能在想象中认知,而无从确实地把握。你会觉得,对于它的阐述,充其量是在表述环境,烘托氛围,若要潜入它的内界探索更深的奥妙,还须解开许许多多的谜团。

比如,纳西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理想之国建立在这个冰雪世界之中?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它获得了灵山圣境的光环?一对对相爱的人们,为了爱情宁愿将生命抛向这晶莹的世界,这么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面对这座图腾式的庞然大物,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族群,感到的是轻松抑或沉重呢?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种古老文化的载体,玉龙雪山不仅象征着神圣与豪纵,而且也映衬着悲凉和苦难。这种神圣、豪纵、悲凉、苦难,体现出纳西族的哲学思想、民族心理、生命情调、价值取向以及自然观、情爱观,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地探索。

秋初的一个响晴天,我们驱车向雪山进发。出了丽江城,驶过一片铺满沙砾的白沙坝子,便有一条水清见底的溪流从雪山深涧中涌出。车子停了下来,陪同的友人指着向左前方岔开的一条狭窄的山路,说,顺着这条小路走过去,穿过那一大片原始森林,就到了雪山脚下的云杉坪。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据说,《鲁般鲁饶》中描绘的“欢乐山国”—十二欢乐坡就在那里。我想,纳西族那些痴迷倾倒的世世代代的殉情者,走的该都是这条路吧。山路弯弯,望眼迢遥,若隐若现,伸入了莽莽的丛林。应该说,人们所见的只是一条世俗之路,而殉情者真正踏上的不归之路却是无形的,那是一条除了自己,其他人谁也看不见的心灵之路。

在穿过云杉林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置身于一座庄严肃穆的大教堂。一棵棵光滑笔直、高耸天际的林杉宛如支撑堂奥的排排支柱,而透过林梢倾洒下来的光束,不就是从哥特式的窗子照射进来的吗?走着走着,突然一阵山风乍起,高高的林梢间掀起一场骚动,原先还在喁喁低诉的丛林一下子腾起了滚滚涛声,几只鸦巢像洪波中的扁舟似的摇晃起来,群鸦“鸹—鸹”地惊叫着,听来有些像晚祷的钟声。又走了一段,犹如武陵人闯进了桃花源,眼前豁然开朗,一片茫茫无际的巨大草坪唰地摊开。山风掠过,缀满了杂花野卉的绿茸茸的草海,翻腾着五彩浪花,一直荡漾到雪山脚下。

云杉坪又名锦绣谷,海拔三千二百多米。按照通常想法,在这片人迹罕至的草场面前,总会感到一种轻松与宁静,生发出心旷神怡的快感。可是,我从踏上这块草地伊始,便经历着心灵之海的浪激潮涌,感受着感情的风雨的飒飒、潇潇。我觉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具有鲜活的生命,都潜伏着一个个情死者的柔弱的凄婉的幽魂。不要说在草坪上狼奔豕突,肆意践踏,哪怕是采撷一株青草、一朵野花,也不忍心,也下不得手。或许是关于云杉坪就是“情死坡”的观念太浓烈了,我以为,在这里一切喋喋浮言都是多余的。它需要用心灵去感受,去体悟,而不是用嘴巴,用眼睛。

是的,草木花鸟都是有知觉的。这在中外古今的传说中可说是连篇累牍。晋人干宝《搜神记》卷十二中记载,战国时有个韩凭,为宋康王的舍人。妻子何氏饶有姿色,康王夺之,而把韩凭囚禁起来。二人相约坚守爱情,以死抗暴。韩凭自杀,妻子也投台而死。他们遗言,希望能葬在一起。康王忌恨,偏把他们分开埋葬。两坟相望,不久,各长出一棵大树,根须环抱,枝叶交织。人称之为连理枝。“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历代诗人为之谱写出无数凄婉动人的华章。就中,元好问的两首词可说是千秋绝唱。

金泰和五年,年仅十六岁的元好问从故里秀容到并州去赴试,途中听一位捕雁的人讲述:“今天我捕获一只大雁,把它杀了。没想到,侥幸脱网的另一只雁竟然婉转悲鸣,哀哀不肯离去,尔后自投于地,惨然死去。”词人深受感动,便掏钱买下了这两只死雁,葬于汾水之旁,累石作记,号为“雁丘”。他即兴写了一首《雁丘词》,后来作了润色,调寄《摸鱼儿》。

全词紧紧扣住一个“情”字。上片以拟人化手法,为雁作传,赞叹雁为情死的“痴”操。开头两句就是前面引过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以问领起,笔势凌厉,震撼人心。表面上是在提问,实际上申明了作者这样的见解:必要时献出宝贵的生命,才称得上真正有情。在这里,词人寄托了无尽的哀思,也表达了深深的赞誉。接着是:“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处,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先说空间,无分东西南北;后说时间,无分春夏秋冬,大雁总是双宿双飞,形影不离。既有为情而欢,也有为情而苦,而且和人间的痴情儿女一样,更有为情而死的。“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意思是:殉情的孤雁如果能够说话,它会这般哭诉:层云漠漠,暮雪茫茫,叫我这单身孤影去追踵谁人,投向何方?言下之意,除了殉死一途,别无选择。凄怆之辞,催人涕下。下片由雁及人,直抒胸臆,写下了词人的深沉感慨。最后说,这对殉情的大雁绝不会像寻常的莺莺燕燕那样与时间俱逝。“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予以深重的期许,崇高的评价。

无独有偶,也是在泰和年间,元好问听说,河北大名府一对民家儿女,“以私情不如意”双双赴水。人们跟着巡查,没有见到踪影。后来,挖藕的人发现水里有两具尸体,经过验证,正是这两个青年。这一年,池中荷花盛开,全都是并蒂的。于是,他又填写了《迈陂塘》这首词: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玉露。中间俯仰千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一开头,作者就抒发了无限的感慨。以莲丝缕缕象征这对恋人的缠绵无尽的情思,以莲心苦涩表现他们的悲惨遭遇。“双花脉脉娇相向”,刻画出这对殉情精魂的深沉爱恋尽在凝眸不语、含情睇视之中。紧跟上就愤愤地逼问一句:既然坚贞不渝的爱情可以感动上苍(死后化生出满池的并蒂荷花说明了这一点),那为什么就不能在人世上白头偕老,非要在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能获得相爱的自由呢?“夕阳无语”—作答的只是斜阳一抹,死一般的静默。看来,即使是人神相恋而不得通其情的江妃,追寻舜帝英灵而失声长泣的湘水女神,比起这一对殉情的痴儿女,都算不上怎样的断肠了。好在这种坚贞之情当会像灵芝玉露一般,俯仰千古,永世长新。纵使海枯石烂,情缘也在,黄土又岂能埋没得了这巨恨幽怀!然而,自然界毕竟布满了风霜雨雪,当西风掠地,大野寒凝,连高大的相思树都要落叶飘零,更不要说这弱质纤柔的荷花了。因此,还是暂驻兰舟,多多看上几眼这并蒂莲吧,只怕下次载酒重来,已经是残红委地,风雨凄其了。

两首词都寄寓了作者对世间美好事物(包括坚贞爱情)的由衷赞颂和对殉情儿女的深沉的悼惜之情。可是,我仍然觉得似乎还没有说清楚究竟“情是何物”—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似的问题。看来,还是泰戈尔说得巧妙:“爱情是个无穷无尽的奥秘,就连它自己也说不明白。”


(2000年)



万古丰碑


“都江堰”,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也是一项历史悠久、名震中外的水利工程,更是一位伟大历史人物的万古丰碑。

是的,国内外都有一些这样的所在,它们往往同某位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像但丁之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马克思之于德国特里尔城、孔夫子之于山东曲阜、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等等,都像蜀郡太守李冰之于都江堰那样。只要你置身其间,就会感受到他们的不朽的存在。就是说,他们的一生功业,行藏休咎,都同这些地方有着紧密的联系。

前年我去江苏南通市参加一项文化活动,遍游市区,足迹所至之处,时刻都感到,仿佛爱国实业家张謇至今仍然健在,而且就在身旁。可以说,整个城市,就是他的一座丰碑。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李冰—他在都江堰不也是如此吗?当然,两人也不尽相同,他们分据于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首尾两端,一者启其先,一者断其后;一个作报晓的鸡鸣,一个奏黄昏的挽歌。而且,论其影响所及、流风泽被,李冰也要远远地超出张謇。其实,何独是张謇先生,就功业来说,放眼浩荡神州,披阅千秋简册,真正能够同其比肩者,又有几人!

翻开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或者纵览一番画影图形、名标青史的凌烟阁,以及彰表公侯将相的纪功碑,在整个封建时代里,所谓“建功立业”,不外乎以下种种:或为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名将,开疆辟土,攻城夺寨,斩将搴旗,血流漂杵,结果是:“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或为张良、陈平那样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谋臣,“兴亡大计无寻处,却在先生一蹑中”;或者张巡、许远之类誓死不降的铁杆忠臣,“唐室兴亡系公等”,“百战孤城挫贼锋”;或为“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如”的萧何之类富有政治远见的名相:“独收秦丞相御史律令藏之,因而能够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之事”;或为“百度修明诸弊革”,“神皇初政迈中兴”,治绩炳然的张居正那样的改革家;还有一种特殊的功勋建立者,像王昭君那样的“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葬胡尘”的和亲美女⋯⋯他们都是功垂简册,广为后世文人讴歌咏叹的。

而李冰所创下的功业,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史载,上古之时,封闭于层峦叠嶂间的古蜀国,内则水旱相接,外无舟车之利,绝少对外交流,属于蛮荒之地。秦蜀郡太守李冰率领当地民众,凿离堆,修都江堰,穿内、外江,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引溉郡田,沃润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把西夷荆榛荒芜之地,化为锦绣繁华之府,沃野千里,号称“天府”。此外,他还在成都建七座桥、修石犀溪,疏通乐山、宜宾、什邡、崇庆等地河道,治洪防涝,引水灌田,发展水运交通,以济舟楫之利;并建冶铁基地于临卭,凿盐井于广都,“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使水利灌溉、航运交通和盐铁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以其巨大的科学价值与经济效益,在人类史上书写了灿烂的篇章。

我们把李冰所做的贡献同上述列举的种种功业相比较,就会发现它有三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其一,具有超越性。超越时间、地域、国度、集团、阶级范围,它的成果与效益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受政治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的限制,因而更加具有普泛性与持久性。

其二,是第一点的延伸,即功业的纯粹性,即是说,众所公认,不会有任何不同的争议。比如,建功绝域,拓土开疆,自古以来,就屡屡受到人们的质疑,有的诗人写道:“自古边功缘底事?只因嬖幸欲封侯。不如直与黄金印,惜取沙场万骷髅!”对于改革、和亲等政治行为,也往往是言人人殊。当然,这么说,也并非意味着只要从事征服自然的事业,就一定能够立功立德,名扬后世。隋炀帝开凿运河,“水殿龙舟”之事,招致天怒人怨,自不必说;就是那个元代的那位“总治河防使”,不也是有“贾鲁治黄河,功多怨亦多”之说吗?何况,治水本身还有个是否遵循规律的问题,否则,筑坝堵截洪水的鲧伯也就不至于丢官受戮了。

其三,李冰不仅以其骄人、盖世的丰功伟业名留青史,而且,作为一名官员,在品德、人格、作风方面,也为后世树立了楷模,他是一位把立功与立德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典范。生建奇功传万代,死留型范重千秋,此之谓不朽。作为出色的教育家,孔夫子是当之无愧的“万世师表”;那么,蜀郡太守李冰,应该说是“千古官模”了。

他是一位难得的既体恤民情、心系百姓,以民为本的贤太守,又精通专业知识,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的水利工程师。他“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切实做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本来,身为郡守,完全有条件为儿子谋求一个官职,像后世一些官员那样,“一人得势,鸡犬升天”,依势横行,敛财致富。而他的儿子二郎,却始终跟着父亲干活吃苦。他勤政敬业,身体力行,且工作讲究科学性、创造性,注重调查研究,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尊重自然规律,从而规划、修建了选点正确、布局合理、造价低廉、施工简便而又功能持久、效益卓著的大型水利工程。他在两千年前,为中国官场开创了一个踏着官阶从事科学技术实践的先例,而不是像后来那样把一批批颇有造就的学者磨炼成只知夤缘求进的巧宦、官僚。政治在他眼里,是弭患消灾,而不是钩心斗角,是奉献而不是索取。南宋年间,诗人陆游参观都江堰,见到李冰的画像,在盛赞其“奇勋伟绩”之余,慨然兴叹:“寥寥后世岂乏人,尺寸未施谗已众。要官无责空赋禄,轩盖传呼真一哄。”可谓语重心长,洞穿要害了。

遗憾的是,这样出色的一位贤臣,留在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实在太少了。他大约出生于秦昭王五年(公元前302年),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原籍在楚,后迁居秦地陇西,秦昭王三十年被委任为蜀郡郡守。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上说:“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华阳国志》记载:“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有关李冰的形象,倒是种种色色,代有更迭。三十年前,出土于都江堰外江河床的东汉石质塑像,李冰身着官服,手置胸前,意态雍容,风格质朴,为汉代郡守的官员形象;宋代始封为王,上面所述陆游的诗,就是因观“英惠王”李冰画像而作,画像中的他峨冠高耸,俨然王者之尊;明代以降,尊为“川主”,奉若神明,甚至传说为护佑都江堰的水神,从而在仰敬之上又涂抹上了神秘色彩;而现代的李冰像,则显现出深思静虑,富有书卷气,这当是考量他的水利工程师的身份,以之作为智慧的象征。从不同朝代对于他的形象设计的变化,充分反映出时代特征与价值观念。

而在民间,则广泛流布着神化李冰父子的神话传说。说他有天赋的神力,仿佛掌握“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奇功,指腕运转之间,高山大川全都听从调遣,轰隆隆、哗啦啦,开出了天彭门,凿通了玉垒山、宝瓶口,让江水的灵性和大地的丰饶滋养“天府”四川,润泽千秋万代。除了神化他通渠治水,还有降伏孽龙、通灵显圣,以及最后升天成仙等传奇。而流传最广的是“斗江神”的故事:

岷江江神极为凶恶,每年都要向人间索取两名少女作为妻子。稍有怠慢以至违抗,则掀风鼓浪,造作各种灾祸。郡守李冰得知其事,就说这一年他要把自己的女儿献出去。到了嫁女之日,他先给江神敬上一杯酒,然后自己也斟上,一饮而尽,而江神的那一杯却没有动。他大声斥责其无礼。霎时,李冰消失了踪影,只见江岸上有二牛在搏斗。有顷,李冰气喘吁吁地对下属说:“我已疲惫至极,你们应合力相助。要记住,头朝南、腰系白带的是我。”一转眼,两条牛又斗了起来。于是,众人齐上,帮他把那条兴妖作孽的牛刺死。自此以后,水害遂息。此项传闻,亦见于东汉古籍《风俗通》。

至于有关李二郎的神话更是连篇累牍:他以“二郎神”的神化形象出现在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和戏剧《宝莲灯》里。在《西游记》中,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现居灌江口,享受下方香火。他的法力无边,统领一千二百草头神兵,斧劈姚山;武功更是了得,连齐天大圣与他斗法,最后都败下阵来。只是没有说清楚,这样一位大罗神仙,怎么竟成了郡守李冰的儿子。

神化也好,传说也好,作为一个物质载体,李冰早已化作埃尘,杳无踪迹;而他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却历数千年而不泯。于今,站在都江堰这一世界级的伟大工程面前,那“披云激电从天来”,“江流蹴山山为动”(陆游诗句,下同)的气势,使我惊骇,使我振奋;而尤其令我引为骄傲、感到自豪的,还是这位不朽的英雄:“呜呼秦守信豪杰,千年遗迹人犹诵”;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它将泽流万古,沾溉无极。

历史的灵魂,是人。一座城市,一个著名风景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如果失去相应的名人作支撑,那么,它的真正魅力也将无从体现。“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如同西湖有了岳飞与于谦两个忠贞耿介之士,都江堰也因为有了李冰父子,他们让人鼓舞奋发,让人激扬踔厉,让人说起来口角生香,看上去流连忘返,走了之后永难忘怀,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永远占据崇高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李冰是都江堰市的一座万古丰碑。


(2008年)



石柱擎天一女豪

闲翻旧籍,见到清代闺秀诗人谢香堂的一首七绝:


倾城直欲作干城,忠孝由来出至情,

异代有人还继武,桃花马上请长缨。


这里彰扬了两位中国古代的女英雄,一位是北魏时的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一位是明代末年驰驱南北、战功卓著的秦良玉。诗从木兰说起—倾城美色的佳人,出于忠孝至情,成为“国之干城”、赳赳武夫。“继武”,跟着前人的脚步继续前进。“武”,是步伐。“请长缨”,用《汉书·终军传》典故,意为立志报国,上马杀敌。这里说的“继武”与“请长缨”,指的都是秦良玉。

看到这里,我记起了身边接触到的两桩见闻:

头一桩见闻是,上世纪60年代初到北京出差,下榻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一个不太大的宾馆里。闲逛中,见到一条名叫“四川营”的胡同。经请教一位长者,得知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四川女将军秦良玉当年北上勤王时曾屯兵于此。后来,四川人士为了纪念这位巾帼英雄,在这里建立了四川会馆。馆额上书:“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胡同旁边还有棉花头条至棉花九条,名字来源于秦良玉驻军时,女兵们曾在此间为置办军服纺绩棉花。

另一桩见闻,是前几年沈阳市组织重修地方志,征询我的意见。我建议要把明清之际的“浑河血战”写进去,发掘一下民族英雄秦良玉及其兄弟邦屏、民屏的英勇事迹。据《清太祖实录》、朝鲜《李朝实录》、《明史记事本末》等史籍记载,明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努尔哈赤率兵数万直逼沈阳,在城外浑河边上,意外遭遇秦良玉麾下的数千石砫(后改为柱)土司兵,双方发生了一场激战。土司兵由秦邦屏、秦民屏指挥,他们骁勇强悍,身披坚甲,手持少数民族特有的刀剑长矛,连番击退八旗兵的步兵猛攻,后续的八旗骑兵上来,也纷纷落马。这时,已投降后金的原明朝将领李永芳利用沈阳城中的大墩台,架上大炮,重金买通一些明军中的炮手,居高临下,猛轰川兵,并派出骑兵从两翼围杀,秦邦屏和明将周敦吉等以下数千人殉难,其中石砫兵死伤过半。秦民屏身负重伤,突围脱险。与此同时,秦良玉在榆关(山海关)与后金兵展开了同样的激战。其子马祥麟眼睛中箭,犹“拔矢逐贼,斩获如故,敌惊退,军中誉之为赵子龙”。后金兵在南北两线,损伤都极为惨重。

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此上书奏报朝廷:“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邦屏既没,良玉即遣使入都,制冬衣一千五百,分给残卒,而身督精兵三千抵榆关。上急公家难,下复私门仇,气甚壮。”(见《明史·秦良玉传》)清人魏源也在文章中记述:“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

宋代散文家欧阳修在谈到太祖赵匡胤当年用兵,生擒南唐将领皇甫晖、姚凤于滁州东门外时,曾慨乎其言地说:“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我那篇建议发出之后,也曾经按照有关史料的记述,漫游浑北、城南,踏勘“浑河血战”的现场,所见除了高楼林立,绿树葱茏,同样是任何遗迹也没有看到。其实,欧阳修所谓“久矣”,为时不过百年;而浑河之战,算来已经过去将近四百载了。

秦良玉,字贞素,明万历二年(1574年)出生于四川忠州。其父秦葵贡生出身,良玉自幼得以接受正规的儒学教育。二十二岁那年,嫁给了四川石砫(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土司马千乘为妻。后来,千乘遭到太监邱乘云的诬陷,冤死于云阳狱中。朝廷考虑到其妻良玉屡建功勋,战绩卓著,遂批准由她袭任其职。土司属地方官职,元朝始置,用于封授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族首领。土司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三种武官职务,马千乘即为宣抚使。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朝廷下令,让播州(今贵州遵义)土司杨应龙出兵抗击倭寇,但他不仅抗命不从,还乘机发动叛乱。长期以来,他实行地方割据,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次,朝廷决心予以惩治,遂集结重兵围剿。马千乘率兵三千随从官军出征,秦良玉又统领精悍士卒五百名,自备军粮马匹,前往贵州配合作战。她所率领的石砫兵,一律手持顶端呈钩状、矛尾有圆环的特制长矛,以利于攀援山地险峻地形时前后搭接。兵员一般比较矮小,而矛杆甚长,均以白杆制作,时人称之为“白杆兵”。正月初二这天,军营置酒欢度春节。良玉预料到叛军有可能发动夜袭,提醒千乘加以戒备。深夜时分,杨应龙果然率部前来袭营。官军猝不及备,惊慌失措;唯独千乘夫妇领兵奋勇迎战,迅速将其击败,并追入叛军老巢,连破金筑等七寨,直取桑木关,“为南川路战功第一”。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叛乱。适逢秦良玉返回四川征兵,奢崇明想要与她结援,派遣使者带上金帛前来联络。良玉斩其来使,率领胞弟民屏及兄子翼明、拱明,溯江西上,急趋重庆南坪关,阻断叛军归路。经过三年奋战,终于扫平叛乱,安定全川。

为维护国家统一,扑灭地方分裂势力,秦良玉多次做出卓越的贡献。

作为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英雄,秦良玉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多个“唯一”与“第一”:

第一个“唯一”,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凭战功封侯、唯一由国家正式颁饷的女将军,也是“二十四史”中,皇帝后妃传、列女传之外,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单独列传的女性英才。

当年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皇帝因她战功卓著,想要委以重任,但她力辞不就,终于回家孝敬父母。传说中的穆桂英,作为“杨门女将”中的杰出人物,出征保国,屡建战功;还有南宋时期的梁红玉,与丈夫韩世忠一起抗击金兵,力尽伤重,落马而死。她们都未获正式封侯。

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08年就曾评论说:“中国历史有个定鼎开基的黄帝,有个驱除胡虏的明太祖,有个孔子,有个岳飞,有个班超,有个玄奘,文学有李白、杜甫,女界有秦良玉、花木兰,这都是我们国民天天所应该纪念着的。”把秦良玉和这些光耀千秋的伟人排列在一起,评价不可谓不高。

作为女性军事统帅、民族英雄、军事家,秦良玉戎马生涯四十余载,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明史》本传中说她“为人饶胆智,勇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俨然有大将风度。她一生中,先后参与、领导了扫平播州之乱、出兵援辽、平定奢氏叛乱、勤王抗清、讨伐张献忠等诸多重大战役。直到晚年,仍然坚持高举抗清义帜,七十三岁高龄,还准备前往福建抗清,后以郑芝龙叛变,成行未果。两年后,病死于石砫大都督府。墓碑题文为: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


墓碑题文长达五十三个字,官衔多达八个,这在中国历史上,包括男性在内也是仅见的。

第二个“唯一”,她是历史上唯一获得皇帝赐诗旌表的女将军。

良玉曾三次从四川出发,驰驱数千里,奔赴北方抗清前线,参加战斗。第一次,在“浑河血战”、榆关大战中,良玉一家两代四口,洒血沙场,“负弩前驱”,长兄邦屏壮烈捐躯。第二次是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后金兵攻到北京城下,其时,袁崇焕因被反间逮捕入狱,京城危于累卵。秦良玉再次奉命进京勤王,到达北京后,驻兵于今宣武区四川营胡同,俨然“国之干城”,成为清军难以逾越的障碍。第三次是崇祯三年(1630年),清兵直逼北京城下,永平、滦州、迁安告急,朝廷诏令天下勤王。可是,各方将领拥兵自保,畏葸不前,唯独秦良玉踊跃响应,率领侄子翼明捐出家财济饷,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

京师围解之后,崇祯皇帝在皇宫平台召见了这位战功煊赫的女将军,优诏褒奖。当即赋诗四首,并亲手书写以赠,旌表其功。


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

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蜀锦征袍手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

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

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

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首先,说她娴熟兵法,掌管兵符,发号施令。巾帼可以成为战场上的英雄,领兵打仗的不一定都是男子汉、大丈夫。“八阵图”,三国时诸葛亮创设的一种阵法,布石阵,开八门,变化万端,据说可挡十万精兵。诗中以秦良玉与王昭君作比。昭君为争取汉家和平、安宁和兴旺,请求出塞和亲;而良玉是领兵出征,“倾城直欲作干城”。“箕帚”是扫除工具,指妇女操持家务。“蝥弧”指帅旗。用在女性身上,说她放下箕帚,举起帅旗慷慨出征。“作蝥弧”三字,原为“扫虏胡”。良玉的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了免遭“文字祸”,把原文三个字挖下、换掉。诗作原件,现藏于秦良玉大都督府内玉音楼。

清代忠州白鹿书院院长陈攀凤,曾就此写诗颂赞:


堂堂白杆播威名,艳说夫人善用兵;

召对平台天子喜,亲挥宸翰表忠贞。


第三个“唯一”,秦、马两家,满门忠烈。这在中国边疆民族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据《明史》、《石砫厅志》、《马氏家乘》、《秦氏家乘》等史籍记载,除了秦良玉,她的丈夫马千乘忠于国家、忠于朝廷,被陷害冤死云阳狱中;她的哥哥秦邦屏、秦邦翰战死于辽东前线;弟弟秦民屏、儿子马祥麟身受重伤;在平定土司奢崇明的叛乱中,秦民屏又捐躯沙场,其子佐明、祚明皆重伤;在地方平暴中,良玉之子马祥麟、媳张凤仪相继殉难。因此,后人有“报朝廷,甘向沙场死,一门内,忠贞矢”的词句。陈攀凤诗云:


兄为名将弟元戎,子效丹忱妇效忠;

试问古来麟阁上,谁家似此尽英雄。


“麟阁”,即麒麟阁,汉朝供奉功臣的所在。

第四个“第一”,作为女性,纯粹以个人功业,而非由于美貌绝伦或者悲惨遭遇,引发后代诗人关注,竞相以文学作品赞美的,数量之多,分量之重,秦良玉也成了中国历史之最。

歌颂、赞美秦良玉的文学作品,连篇累牍。为数可观的说部、戏曲、影视作品之外,据不完全统计,仅诗歌就有一百四十余首。其中明代的四十二首,清代的三十一首,民国年间的二十九首,当代著名文学家的三十四首。另有忠州秦良玉祠庙、墓园、四川会馆、秦少保屯兵遗址、北京四川营遗址、万寿山门、巴县双忠祠等多处对联,达几十副。

诗词内容丰富,有借助歌颂秦良玉的辉煌功业、传奇人生而书写一己宏图壮志的。如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的《满江红》:


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豪杰。良玉勋名襟上泪,云英事业心头血。醉摩挲长剑作龙吟,声悲咽。  自由香,常思爇;家国恨,何时雪。劝吾侪今日,各宜努力。振拔须思安种类,繁华莫但夸衣玦。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


这首词大约写于秋瑾加入同盟会后、牺牲前的1906年,中心是为争取女权与民族解放而大声疾呼。词中上片开头四句,讲娥眉压倒须眉,领起全篇。接着,正面引出秦良玉的功业、勋名和理想、抱负。这里提到了明朝末年的著名女将沈云英。她文武全才,有胆有识,青年随父征战,父亲战死后,继承遗志,组织父亲旧部解危纾难。“云英事业心头血”,指此。下片讲对自由爇香顶礼,衷心向往;对国恨家仇,刻刻不忘。奉劝姐妹们应该提振精神,关心种族复兴大业,改革陋习积弊,不要只沾沾于衣着打扮。

秋瑾女士还为以秦、沈为题材的清人杂剧《芝龛记》写下了八首七绝,现摘录其中四首:


搘撑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

花刀帕首桃花马,不愧名称娘子师。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谪来尘世耻为男,翠鬓荷戈上将坛。

忠孝而今归女子,千秋羞说左宁南。


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

状哉奇女谈军事,鼎足当年花木兰。


第一首说,女英雄能够独当一面。“搘撑”意为支撑。第二首说,女姓中也有英豪。“平台诗句”指崇祯皇帝赐诗。第三首说,秦良玉是贬谪到尘世的仙人,但她却耻于为男子。至于与她重名的明末将领左良玉,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左宁南”,左良玉曾被封为宁南伯,故以此代。由于他拥兵自重,骄横跋扈,部队烧杀劫掠,被称为“勇于虐民、怯于斗敌的大军阀”,声名很坏,甚至千年以后,人们都会耻于说起他来。第四首说,满朝文武尸位素餐,真正救国尽忠的却是这两位女将。她们与花木兰一起,鼎足而三。“肉食”,指享有厚禄的官员,他们以食肉为常。典出《左传》:“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乾隆年间进士、四川丰都县知县、石柱厅直隶同知王萦绪在赞诗中
写道:


桃花战马锦征裙,召对平台策大勲。

多少登坛飞将在,须眉都愧女将军。


卸却金钗排虎符,提兵十万上皇都。

西南嫠妇援东土,愧煞中原少丈夫。


“嫠妇”,孤居的妇女,这里特指秦良玉。

乾隆年间进士、黔江知县翁若梅,拜谒秦夫人墓时,曾写过一首七律:


一腔热血长松楸,忠爱堂前目未收。

明季衣冠臣半妾,边陲节钺妇通侯。

合门尽足垂终古,末路犹能正首丘。

石柱勋名铜柱上,回龙何日拜山头。


首联“长松楸”,扣紧墓地。颔联上句“明季衣冠臣半妾”,讽刺明朝末年很多大臣寡廉鲜耻,没有骨气,奴颜婢膝,半数都成了“妾妇”;下句以秦良玉进行对照:一个女子,身在边陲,却能仗节挥钺出征,封侯掌印。颈联,说她满门忠烈,自己最后死在乡关,取“狐死首丘”之义。尾联“铜柱”,用东汉将军马援典故。当年马援征服交趾,在边界上竖立铜柱,以记边功。

清代诗人吴世贤,写过一首《秦夫人赞》:


万里烽烟落日惊,蚕丛愁听乱蛙鸣。

绣襦甲帐桃花马,知是夫人白杆兵。


“蚕丛”,蜀人的祖先,这里借指蜀地四川。

当代大文豪、秦良玉的异代同乡郭沫若,写了四首七绝,热情予以颂扬。其一、二云:


石柱擎天一女豪,提兵绝域事征辽。

同名愧杀当时左,只解屠民意气骄。


兼长翰墨世俱钦,一袭征袍万里心。

艳说胭脂鲜血代,谁知草檄有金音。


头一首,以同时挥师于北方抗清前线的“二左”相比。“当时左”,指左良玉。第二首,说秦良玉不但战功煊赫,而且文采斑斓,擅长辞翰。“草檄”,指她曾作《固守石砫檄文》:针对张献忠“犯蜀,石砫震恐,有议降者,有议迁者”,特“传檄布告父老军士,同心御侮”。“金音”,说她为文有金石激越之音,意为颇富战斗力。


(2012年)



勇哉,卓文君

古代说到男性中的勇士,总忘不了战国时的孟贲和夏育,还有刺虎的卞庄子。那么,女性中有没有勇士呢?当然也有,而且很多,就中我最佩服的是汉代的卓文君。如果说,贲育之勇在于膂力,“力拔山兮气盖世”;那么,文君之勇则在于心志,对于她所深爱的人,不顾封建礼教的束缚,勇闯世俗藩篱,夤夜私奔,成为女性中我国最早的自由恋爱的先驱。

史载,蜀郡临邛县有一户开发铁矿致富的大财主,名叫卓王孙,家里有奴仆八百名。他有一个千娇百媚的女儿,叫作文君。古书上形容她: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特别是才气纵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善鼓琴,通音律。可惜,年轻轻地就守了寡,住在娘家。当地许多门当户对的官宦人家、豪富子弟纷纷向她求婚,她却不肯俯就,一一予以拒绝。

这天,卓翁请客,宴请名士司马相如,县令王吉要亲自出面作陪。只见屋内院外,宾客云集,车马喧阗。上百名陪客者已经到齐,酒席也都摆好了,唯独要请的主客司马相如还没有到场。过了一会儿,捎来信息,说是“身子不太舒服,只好心领了”。这下可急坏了卓大富豪,觉得没有面子。于是,王县令忙着带领几个随从,亲自登门去劝驾。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先生也不便继续矜持,便整装出场了。

人们也许要问:这个司马公究竟是个什么角色,架子有这么大?

据林汉达先生《前后汉故事新编》中记载,司马相如原是成都人士,字长卿,从小极爱读书,也学过剑,并精通音律。他小时颇受父母疼爱,昵称他为“狗儿”,长大起名时,由于深慕战国时代蔺相如之为人,便也名为“相如”。当时正赶上蜀郡太守文翁大兴文教,设立学校,招收民间子弟,司马先生就在这里做了教师。不久,文太守死了,他也无心在这里住下去,决意去京城长安,做大官,任大事。他的心志很高,在离开成都路过升仙桥时,曾在桥柱上题写了十个字:“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由此,这座桥便有了新的名字“驷马桥”。到了长安,开始时并不得志,后来遇到了梁王刘武,被收为门客。这期间,他撰写了一篇长长的文赋,叫《子虚赋》,颇受一辈文士热捧,从此,便名动京师,声闻遐迩。后来,梁王死了,他也无心长住下去,便回到了故里成都。这里交代的是第一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文才出众,而且名动京城。

下面再说第二个因素。临邛县令王吉是他的好朋友。因为当初王县令对他说过,如果在外面混得不如意,就到他那里去。这样,司马相如便投靠到这里来。王吉为了帮他抬高身价,就请他住进都亭一间公房里,自己每天都毕恭毕敬地去拜访他。全城人一看,这人来头可真不小,便也都另眼相待。包括卓家这场宴请,也是王县令一手策划的。

还有第三个因素:司马相如确实是一表人才,长得很帅(《史记》说是“甚都”)。这天一出场,他那潇洒的仪容便立刻引起在座的人一阵惊讶。待到酒酣耳热之际,王县令谦恭地捧琴至前,对司马相如说:“闻君雅擅琴操,请弹一曲,如何?”司马相如略作推辞,尔后,便弹了一支曲子,边弹边唱,声动四座。这就是著名的琴曲《凤求凰》:


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皇。

时未遇兮无所将,何悟今兮升斯堂!

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共翱翔!

皇兮皇兮从我栖,得托孳尾永为妃。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无感我思使余悲。


世上知音者稀,但不能说没有。这天,司马相如终于遇到了知音,那就是卓王孙之女文君。原来,她早已听说司马相如的文名,今天父亲请客,恰恰请的是这位文豪,心中早已抑制不住欢愉之情,便躲在屏风后面,偷偷观看。这种情事,早被玲珑剔透的司马相如发现了。于是,他便有意地作了“琴挑”,把那含蕴着满腔柔情蜜意的琴曲,声声都弹在文君的心弦上。而在文君那里,早已芳心暗许,她被司马相如高华的气度、出色的才情和隽美的丰姿所深深打动;这一曲《凤求凰》求爱的情歌,更令她心旌摇荡,如醉如痴。后世的女诗人潘素心有句云:“一曲琴声两意投”,说的正是这种情景。

宴会结束之后,相如又在王县令的帮助下,通过文君的侍婢向她转达了“心焉慕之,愿结百年之好”的意愿。卓文君知道父亲不会同意这桩婚事,就痛下决心,私自跑到司马相如的都亭,决心跟他患难与共,生死相依。这样,两人便连夜逃回成都。待到老父发觉,他们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直气得卓翁三阳起火,七窍生烟,暴跳如雷,却又不便公开声张出去,因为“家丑不能外扬”。一口气出不去,狠了狠心,就跟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

古人说,读古人之书,说古人之事,须通古人之心。那么,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站在卓文君的位置上想一想:一个不足二十岁的小女子,生于豪富之家,长在闺阁之内,未曾经过人世间的种种历练,竟然敢于同世俗挑战,向封建礼教冲杀,该有多么浩大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呀!这种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女性,实在是令人佩服。好在武帝时“独尊儒术”还只限于上层,纲常伦理的枷锁尚未普遍捆缚民间阵地,市民心理也还没有被“男女之大防”所占领,因而文君所受到的社会舆论压力还不那么强烈。

卓文君对于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对自己婚恋的勇敢抉择,不仅为两千年来无数华夏情侣提供了榜样的力量,而且在后代文学艺术天地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一些话本、小说、戏曲,有的就是以它为题材,踵事增华,宣扬颂赞,如戏曲作家、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卓文君私奔相如》、明人孙梅锡的《琴心记》、清人舒位的《卓女当垆》,都是直接把卓文君的故事搬上舞台;有的在演绎爱情故事过程中引述了文君的事迹。元人杂剧《墙头马上》中的李千金,把婚姻自主看作是人生的应有权益,认为像卓文君那样私奔是合情合理的事。因此,当她爱上了裴少俊,便学着卓文君的榜样,义无反顾地离家出走,并且在公爹面前,摆出文君私奔相如的“千秋义举”,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西厢记》中的张生,隔墙弹唱《凤求凰》,说:“昔日司马相如得此曲成事,我虽不及相如,愿小姐有文君之意。”

且说文君跟着相如来到成都家里,发现家徒四壁,空空如也;而她出走时慌张,更没带上金银财物,眼下衣食无着,困难丛集。但她丝毫没有翻悔之意,当即把随身的首饰变卖了,勉强对付着过上一两个月。这样,他们又返回临邛,再谋生计。终于想出了办法,卖掉了代表身份的车马、宝剑,在临邛街头租了一间房子,开设个小酒店,卖酒为生。

相如穿上一条短裤,洗涤杯盘瓦器;文君则站在柜台前,招呼主顾,掌管酒店业务。一个风流倜傥的文人,相如能够这样做,亦自不易;而文君,作为当日的富家小姐,如今沦落到这种仆役生涯,抛头露面不说,还要充当贱役,不怕人讥笑,不为世俗偏见所拘缚,更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文君、相如在临邛当垆卖酒、抚琴自娱,留下了许多遗迹。杜甫有咏《琴台》诗:


茂陵多病后,尚爱卓文君。

酒肆人间世,琴台日暮云。

野花留宝靥,蔓草见罗裙。

归凤求皇意,寥寥不复闻。


首联说,司马相如闲居茂陵后,患有消渴症(糖尿病),但夫妻尚恩爱如初。颔联写历史,“酒肆”、“琴台”都是当年遗迹。原诗有注:“司马相如宅在州西笮桥,北有琴台。”

颈联写诗人所见,野花艳丽、蔓草缤纷,令人想象文君的俊美的脸庞和铺展的罗裙。尾联是怀古—于今,物是人非,斯人已杳,诗人寄慨遥深。

陆游《文君井》诗云:


落魄西州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这些都是后话。单说当日夫妻二人来到临邛,过起了艰难日子。无论多么苦累,一对美满夫妻为了实现爱情的理想,总还安之若素;真正难堪的倒是文君的老爸。他觉得这两个冤家,是有意让他在人前丢人现眼、抬不起头来,多少天藏在屋里,不好意思露面。朋友、兄弟们都劝他:“长卿毕竟做过官,虽然贫困一些,他的人材还是靠得住的,将来总有出头之日。女儿既然愿意嫁给他,也就算了吧。与其这么僵持下去,莫如分给他们一份财产,让他们出去好好过日子。”卓翁心想,这样做虽非所愿,但事出无奈,也只好走这一步了。于是,就分给了女儿、女婿一百个奴仆,一百万钱财,又把女儿穿的用的衣物用车送了过去。这样,小两口儿也就关闭了酒铺,心满意足地回到成都,买房屋、置田产,开始过上富裕的生活。

俗话说:“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司马相如当日困穷至极,走投无路,“一个大钱也能够憋倒英雄汉”;而在成了富翁之后,立刻运转时来,官运亨通。不久,即由同乡杨得意介绍,前往京城做了大官。

原来,汉武帝看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便对身旁随侍的杨得意说:“这篇东西写得真好。不知道写赋的是哪朝哪代的人。如果和我们生在同时代,我真想见一见他。”杨得意听了,万分得意地说:“陛下,他是我的同乡啊!现在正在家里闲居哩。”于是,司马相如被召到朝廷,汉武帝接见了他,问他道:“《子虚赋》是你写的吗?”司马相如回答说:“是的,陛下,《子虚赋》正是为臣的笔墨。不过,那是写诸侯的事,没有什么可看的。听说陛下喜欢游猎,那么,为臣可以随侍,然后写出一篇天子游猎赋,献给陛下。”

汉武帝听了,喜之不尽,很快就对这个才华横溢的文士做出了妥善安排,不仅给予优厚的待遇,还带着他到上林苑参加游猎。几天过去,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脱稿了,当即呈献给汉武帝。武帝看了,非常满意,于是,封司马相如为皇帝的侍从官,那时称作“郎”。

作为《子虚赋》的姊妹篇,《上林赋》“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鲁迅语),描写了上林苑的恢宏壮丽和天子游猎的盛大规模,歌颂了统一王朝的声威和气势,堪称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

后来,司马相如还曾作为皇帝的专使,招抚夜郎归顺了汉朝。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后来,有人上书汉武帝,告发司马相如出使时曾接受过很多金钱贿赂,武帝信以为真,就罢免了司马相如的官职。

司马相如家中富有,也乐得清闲自在,就把家搬到茂陵,与卓文君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不过,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据汉晋之际的《西京杂记》记载:“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

《白头吟》共十六句,四句为一节,层层递进,展示女主人公思想、性格以及感情变化的过程:


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

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

躞蹀御沟止,沟水东西流。


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

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竹竿何袅袅,鱼尾何簁簁。

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


开头四句,以比兴起,先用高山积雪、云间皓月之洁白,象征爱情的纯洁无瑕,烘托出自己当日对理想爱情的追求;可是,结局却是男人的移情别恋,这该是何等意外,何等痛苦,何等沉重打击,何等无法接受!于是,采取断然决绝的态度。真是力重千钧,咄咄逼人。

第二段四句,写分手的场景:今日斗酒相会,实际是告别的宴饮,明日将各奔东西,像御沟里的水东西分流一样。

第三段四句,通过反思昔日爱恋的过程,发出震撼心弦的呼喊:“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最后一段,揭示文君的爱情观与深刻领悟。簁簁(shāi shāi),形容鱼尾像沾湿的羽毛,鱼儿欢快地跃动,形象地描写爱情的欢悦。那么,这种爱情必须建立在情志相通、意气相重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受金钱势利所左右。

传说,在《白头吟》诗后面,卓文君还附有一封信:


春华竞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声代故!锦水有鸳,汉宫有水,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淫而不悟!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


“琴尚在御”,说明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可是,已经“彼物而新”,喜新厌旧了。朱弦、明镜,朝露、芳时,全都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白头吟,伤离别”了。锦江水长流,与君永决绝。

既有缠绵悱恻的感伤,又有断然决绝的警戒。

相如览后,愧悔交加,纳妾之意遂绝。一场险些断裂的恋情,就这样在文君的凛然正气感召下,获得了成功的挽救。

说来,司马相如也真是太令人失望,太辜负卓文君的万种真情、一片芳心了。好在“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也算是善于改过者。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卓文君的应对举措和坚决态度,是值得赞佩的。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一般的女性有三种选择:一是泼妇似的狂吼乱叫,直闹得“天地为之动容,风云为之变色”;二是隐忍不发,逆来顺受,屈辱地当代罪的绵羊;三是为了勉强维持虚假的爱情,把希望完全寄托在负心人的“偶发善心”上,一味地哀哀求告,乞怜丈夫回心转意,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是,或者造成一个烂摊子,局面最终无法收拾;或者助长负心人的“无行”,等于“与虎谋皮”,于事无补。卓文君不是这样,面对深重的精神创伤和被抛弃的悲惨命运,她既不是悲悲切切、懦怯无力,也不是张牙舞爪,仓皇失措;而是以理智、镇静的态度,痛苦中追思昔日的温馨与情分,冷峻中显现出果断与决绝。这里有一个大前提,就是司马相如毕竟走得还不算太远,存在着挽救的可能。为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之以义,断绝其幻想,最后终于收到理想的效果。

卓文君堪资赞颂之处多多,而最为后人所佩服与欣赏的,还是她的惊人的勇气和超凡的胆识。为了争取婚姻自由,她勇于做挑战封建礼教的闯关猛士、开路先锋。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她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当然,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吐在身上的唾骂、谣诼的口水也不太多;再者,旧时代的女性,原本属于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就这一点来说,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还算是幸运之辈的。


(2012年)



贤母颂

山东友人发来邮件,邀我著文支持其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提案。提案略云:


我们理应有自己的充溢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的中华母亲节,而不是外来的母亲节,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回眸中华民族的历史,孟子母亲仉氏是最突出的中华贤母形象,⋯⋯从孩子成长的外部环境到学习的内部规律,她都注意到了,终于使孩子成了大器,她自己成为教育子女的贤母典范,被誉为“母教一人”,至今仍传为懿范,孟母堪可作为中华母亲节的形象代表,用以彰显母亲的伟大和伟大的母爱,激励一代代母亲,激发作为人子的爱心、孝德。


提案所述,实获我心。从小读《三字经》,就记诵了“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词句。后来,读西汉两位学者所写的《烈女传》和《韩诗外传》,细致地了解到这位古代贤母“三迁择邻”、“断织励学”和“买肉立信”等故事内容—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父亲早丧,母亲仉氏守节。童年时期的小孟轲,跟随母亲,先是住在一处墓地旁边。孟轲就和邻居的孩子一起学着大人的样子,办理丧事,做跪拜、哭嚎的游戏。孟母看到了,皱起了眉头,心想:“这怎么行呢!看来,孩子住在这里不合适!”于是,就带着孟轲搬到一处市集旁边。小孩善于模仿大人的行为,由于靠近市集,旁边又有杀猪宰羊的屠户,这样,小孟轲便又和邻居的小孩一道,学起做生意和杀猪宰羊的事。孟母发现后,又犯了合计:“这个地方也不适合我的孩子居住!”于是,便再次搬家。新居紧邻一所教育场所,也就是文庙。每到初一这天,官员们都到文庙行礼跪拜,互相揖让,彬彬有礼。小孟轲看在眼里,一一都记在心里。这次,孟母很满意,点点头说:“这才是我儿子应该住的地方呢!”

孟轲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关心地问:“学习怎么样了?”孟轲说:“跟过去一样,没什么好学的。”母亲见他那份无所用心的样子,十分恼火,便用剪刀剪断了织好的布。孟轲大为惊讶,忙着问母亲为什么要断织,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如同我剪断这丝缕一样。女人如果荒废了家务劳动,不去生产全家需要的生活必需品,男人如果放松了自己的修养和德行,那么,一家人纵使不做强盗、小偷,也就只能从事奴隶劳役了!”孟子听了,悚然惊悟,自此,从早到晚,勤奋学习不辍,拜孔子的嫡孙子思的门人为老师,终于成了有大学问的圣贤。

一次,小孟轲碰上了东邻杀猪,他便问母亲:“邻居为什么杀猪?”孟母逗他说:“为了给你吃肉。”话说过之后,她就后悔了,心想:“为了进行胎教,我在怀着这个孩子时,席不正不坐;肉割得不正不吃。现在他刚刚懂事,而我却欺哄他,这不是教他不讲信用吗?”当即,拿出钱来,买了东邻的猪肉给儿子吃,用以证明她没有说假话。

三则教子故事,内容并不复杂,里面却饱含着深刻的哲思理蕴。

首先,它阐明了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环境与主体的辩证关系。作为伟大的母亲,孟母不仅富有深厚的责任感、使命感,而且,深谙教子成才的规律和方法。按照一般的认识,往往只是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自身的管教上,而忽视环境、条件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她却敏锐地发现了客观环境对于人的影响,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环境,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不仅此也,尤其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满足于获得理想的环境,认为从此万事大吉;而是,特别重视主观的努力。在她看来,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主观努力跟不上去,仍然是无法成才的。为此,她借助“断机杼”来给予儿子以极大的刺激,使他刻苦努力,勤奋向学。

其次,孟母用织布来比喻学习,用断织来比喻废学,说明学习必须全神贯注,专心致志,决不能半途而废。形象生动,比喻恰当,即事喻理,极富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以身作则,诚信不欺;从小就教育孩子立诚重信,不搞欺诈、哄骗。

第四,孟母教子,方法得当。言传身教,循循善诱,而不是采取粗鲁、野蛮的方式,痛快一时,乱打一顿。

作为子思学派的传人,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素有“亚圣”之称。在这方面,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母亲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不愧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母教优良传统,历朝历代都流传着许许多多贤母教子的动人故事,载录史籍的数不胜数。其中最有名的是“四大贤母”:除了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仉氏,还有晋代名将陶侃的母亲湛氏,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宋代著名军事家、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母亲姚氏。她们以其高超的识见、卓越的品格和动人心弦的事迹,垂范百世,光照千古。

陶侃生当两晋之交,遭逢乱世,而他能以优异的战功和政绩博得世人称颂。史载,“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在他的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路不拾遗”。他具有高尚的品格,《晋书》本传中,说他“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平时凡有馈赠,他必定问明来源,如果是通过自己劳作所得,他收下之后,要加倍地补偿、回赠;如果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给予严厉批评。终日危襟正坐,办事极度认真。当时正在造船,他以高度的责任心,管理公共财物,竹头、碎屑、断木等,他都收拢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大雪过后,天晴融解,官府厅前道路泥泞,便把木屑铺上,方便大家进出。他分外珍惜光阴,对部下饮酒赌博严加管束,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者,严加训斥之外,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东晋时期吏治腐败,不可收拾。陶侃这种严谨、清肃的作风,实属少见。

他以身作则,终日勤于吏职,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曾在边远的广州任职十年,这里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衙署闲居,他便早早起来,把一百块砖从室内搬到院中,晚上再把这些砖一一搬回屋里。对他的做法,多人不解,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原来,他怕生活过于安逸,养成怠惰习惯,从而丧失斗志,难以担承重任。人们听了,无不感佩。

陶侃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完全得力于优良的母教。他家境贫寒,父亲早世,母亲湛氏悉心教导他。史书上记载了她的三个动人故事:

一是“截发筵宾”,事见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贤媛》。同郡好友范逵等数人,途经陶侃的家乡新淦,正赶上冰雪封道,而且天色将晚,便到陶侃家里来投宿。可是,家中贫困至极,空空如也,着实没有招待客人的条件。正在陶侃为难之际,母亲过来说:“你且出外留客,由我来想办法。家中虽然贫寒,但做人不可失礼。”无钱买米,母亲便趁客人们闲坐交谈之际,毫不犹豫地拿出剪刀将长发剪下,出门卖与邻人,换回了粮米酒菜;没有烧柴,劈了屋角的边柱,聊供薪火;又把垫在床上的草席扯出、切碎,权做客人的马草。整个接待非常周到。范逵等一行感其厚意,至洛阳,相与传为美谈。人们都说:“没有这样的好母亲,不可能教育出来陶侃这样的优秀人才!”陶侃为官以后,始终保持着“恭而好礼”,热诚待客的优良作风。

二是用三件土物饯行。陶侃博览群书,精通兵法,后来由太守范逵举荐当了县令。赴任之际,母亲把儿子叫到跟前,语重心长地说:“为娘拿不出什么东西为你饯行,就送你三件土物吧。”到了官府之后,陶侃打开包袱一看,里面包着一块坯土,一只土碗和一方白色土布。他先是一怔,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领悟到母亲的用意。原来一块坯土是教导儿子永记家乡故土;一只土碗,是教导儿子不要贪恋荣华富贵,要保持自家本色;一方白色土布,则是教导儿子为官要尽心恤民,廉洁自奉,清清白白,永不变色。母亲的箴告,深深打动了陶侃的心。后来,陶侃在仕途上果如母亲所望,正直为人,清白做官。

三是退回腌鱼。陶侃在海阳做县吏的时候,恰好监管渔业。生性孝顺的他,念及一生贫居乡间的慈母,心中总觉歉然不安。有一次,趁下属出差顺路之便,嘱托他带了一坛腌鱼送交母亲。谁知几天过后,母亲却将这一坛鱼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和回信,大为震动,愧疚万分。他决心遵循母亲的教导,清贞自守,廉洁为官。

后人赞曰:“世之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则国何患无人材之用?而天下之用恶有不理哉?”

古代“四大贤母”中,宋代占了两位: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和著名军事家岳飞的母亲姚氏。两位贤母为中华民族培养出一文一武盖世英才,功莫大焉。

欧母的事迹见于欧阳修写的《泷岗阡表》,里面说(大意):


我(欧阳修)四岁就失去父亲,母亲立誓守节,家境贫苦,在生活上自食其力;边抚养边教育,使我能健康成长。母亲经常告诫我说:“汝父为官清廉,而且爱好施舍,喜欢结交朋友。他的俸禄虽少,但常不使有余,说,不要因此成为我的牵累!所以到他死时,没有留下一间屋、一垅地,供我们赖以为生。那么,我凭恃什么能够苦守呢?⋯⋯汝父岁时祭祀,必定流泪,说,‘死后祭祀再丰厚,也不及生前菲薄的奉养。’有时喝点酒,吃点肉,也要落泪,说,‘从前生活困苦,现在多有赢余,可惜来不及奉养双亲了。’你父亲做官时,夜里披阅公文,一再停笔叹气。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一桩死刑案件,我想为他寻找一线生机,可是没找到。’他进一步解释:‘经过找,没找到,这样,被判死刑的人和我就都没有遗憾了。即使是这么找,有时还会出现错判呢!’你父亲还嘱咐我,要把这番话告诉你。他真是心地仁厚之人。这就是我确信汝父必有好的后代的依据。你好好努力吧!奉养父母不一定要丰厚,主要在于孝顺;做好事虽然不能及于万物,但只要能够心存仁道就行了。”

母亲为人,恭敬、节俭、仁慈,而且,坚守礼法。从家庭贫穷的时候起,她就以俭约治家,以后家境丰裕了,也总是不让开支超过原先的用度。她说:“我儿子不能苟合于世,不可能大富大贵,这样做,是为了他日后能够度过患难啊!”

后来,我曾被降职到夷陵县,她老人家照例有说有笑,像往常一样,还对我说:“你家本来就穷苦,我处在这种环境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能够安于这种处境,我也就放心了。”


史载,欧阳修的母亲病逝,清江知县李观曾写祭文一篇,全文仅二十字,堪称古代祭文简短之最:“昔孟轲亚圣,母之教也。今有子如轲,虽死何憾。尚飨!”祭文指出,欧阳修一生的成就,得自母教,并把欧阳修比作孟子,而把欧母比作孟母,这真是最高最美的赞誉。

岳母的事迹传播极广,她的声望等同于孟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儿子背部刺上“精忠报国”四字,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尽忠报国。故事始见于清乾隆年间《说岳全传》;此前,岳飞背上刺字一事,在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中也有记述,但未载明究是何人所刺:“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字深入肤理。”明成化年间成书的《精忠记》,嘉靖年间的《武穆精忠传》,明朝末年的《精忠旗传奇》,也都有关于岳飞背部刺字的记载。

岳母姚太夫人出身乡野,识字不多,但为人刚直,极有主见。她对岳飞自小就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刚直不阿,勇于任事,克服各种苦难,做一个忠心报国的男子汉。故乡汤阴沦陷后,岳母跟随着儿子,颠沛流离,辗转南北,后病逝于湖北鄂州。高宗赐葬于江州(今九江县)株岭山。出于对岳母的敬爱,其墓地,历经八百七十余年,至今保存完好。现为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岳母祠上方横匾为“一代贤母”,两边对联是:


鞠育劬劳,励子从戎尊懿范;

躬行慈教,尽忠报国仰干城。


祠门两边的楹联:


精忠报国惊寰宇,点点背花,依稀宋史纵横,斑斑犹渍英雄血;

贤母义方树懿模,煌煌彤管,弈叶江州形胜,赫赫长留姓氏香。

在满怀敬意地叙述了古代贤母的感人事迹之后,我们可以从中领悟到许多带有规律性的认识:

首要一点,“母德在教”是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极为珍贵的优良传统。叩其源流,可以追溯到太古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当时儿女出生后,只知有母,教养责任自然也就落到母亲头上;加之母氏当政,较之其他任务,教育后代必然被列为头等重要地位,而且,母亲不会把这一重任委之他人,肯定要亲自承担。即使后来转入父族当权,出于母爱的天性,母亲作为人生的第一位教师,仍然会把教育子女一事主动担承起来;特别是父亲或做工,或入仕,或从军,或经商,长年在外,家教重担不能不落在守护着子女的母亲肩上。

其次,这几位贤母,都是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她们的出身与个人境况惊人地相似—都是丈夫早丧,家境贫寒,艰苦持家,抚孤自立。她们并非出身名门望族,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培养教育,不过是普通的女性,而其远大的眼光、超人的识见、坚强的意志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又远远超出一般的女性。

第三,在母教内容上,四位贤母也是大体上一致的,体现了一定的规律性。她们教育儿子,有两个共同的重点:一是,都强调敦品励行,以德为先,着重于砥砺品格、立身做人;二是,读书向上,通经达史,增长才干。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为前者打下良好的基础;前者又为后者提供了思想保证、精神支持。

第四,在教育方式方法上,为后世提供了成熟、有效的经验。一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孩子的品格修养、智能成长、行为模式纳入真正的关切、深厚的情感之中,使之入脑入心,乐于接受;二是以身作则,垂范立式,给孩子做出榜样,增强说服力、信仰力;三是摆事实讲道理,看得见,摸得着,力戒空泛说教。

第五,母教带有终身性质。在中国古代,有所谓“胎教”的说法。古人认为,胎儿在母体中能够感受孕妇情绪、言行的感化,所以孕妇必须谨守礼仪,遵循道德行为规范,给胎儿以良好的影响。子女出生以后至十岁之前,从吃饭的基本仪节,男女相处之道,都由母亲亲自训诲;并在读书向学的基础上,母教配合进行忠、孝、信、义、廉、勤等品性方面的培养;待到子女长大成人,为人父母、为民官长之后,母亲也往往长相伴随,教子为善,诫子勤俭,终生不放弃言传身教的责任。

尽管“往事越千年”了,但这些贤母的懿言嘉行,至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无论从青少年教育角度讲,还是从弘扬母教文化、优化母亲意识的角度讲,都有其直接的现实意义。特别是面对当代女性和母教事业的现状,这个问题尤其不容忽视。概括来说,当前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事各项建设事业、参与社会生活同担负教育子女重任的矛盾。现代女性走向社会,走出家庭,有的还是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都有很强的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愿望,压力大,负担重,任务多,逼使她们更多地关注职业角色,而忽视甚至放弃母亲角色,这和古代的母亲有很大的差异。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听听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苏联时期有一位名叫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家,他的话发人深省:“无论您在工作岗位的责任多么重大,无论您的工作多么复杂,多么富于创造性,您都要记住:在您家里,还有更重要、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在等着您,这就是教育孩子。”

二是即使担负起母亲角色,投入很大精力于子女的抚养,但往往更多地关注身体发育成长、生活照料,满足子女的物质需求,而在培养教育方面下功夫不够。

三是关注智能发展,应对考试、进级,而对教育子女崇德尚贤,培养他们树立高尚的人格、良好的德性,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使我们想到高尔基的一段话。他说:“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需要才能和全部的生活知识。”

于今,左个系列,右个丛书,上自皇帝、名臣、奸相,下至阉宦、军阀、妓女,充斥于影视片、出版物,唯独没有一部关于中华贤母的书画、影视作品。真是令人感慨无限。难道是那些贤母不重要吗?当然不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深刻不过了:“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母教一事,真可以说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了。

为此,我已经致信山东友人,表示愿以此文支持他们关于以孟母诞辰为“中华母亲节”的倡议。


(2012年)



李师师的真爱

在两宋之交,李师师可是个大名人。由于她出身歌妓,正史上不予记载,但在当时的笔记、野史、小说、评话中,诸如《大宋宣和遗事》、《东京梦华录》、《耆旧续闻》、《贵耳集》、《墨庄漫录》、《靖康中帙》、《浩然斋雅谈》等等,却到处闪现着她那丰姿绰约、曼妙窈窕的身影。

她的漂亮自不必说。明武宗时,京城有个绰号“佛动心”的名妓,说是她的美貌会引得佛菩萨也不免动起凡心。我想,李师师的美丽肯定会大大超过她,不然,也不会邀得浑身都是艺术细胞的宋徽宗的青睐。当然,女性的动人之处,主要的还在于气质,而李师师的气质是绝对一流的。容颜隽美,温婉韶秀,而且气质清淳,不卑不亢,这在上述那些古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李师师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原本姓王,父亲王寅是汴京城内的一个染房业主。出生之后,一直未曾啼哭,家人深以为虑。旧俗,为了厚生祈福,可以到僧寺寄名出家,只举行出家仪式,受持法名,但不在和尚数内。三岁那年,父亲便把她寄名佛寺,在举行仪式时,老方丈为她摩顶,她突然放声大哭。老方丈认为她很像佛门弟子,便赐名为“师师”—旧时,对出家人往往以“师”相称。

也是她时运不济,一年过后,父亲因罪死在狱中,从此便流落街头,被娼家李姥收养,这样,师师便随了李姥的姓氏。这个李姥阅人无数,当日慧眼识珠,看出师师不同凡响,便请来高明教师教她琴棋书画。师师原本绝顶聪明,又兼名师点拨,一时间成为汴京色艺双绝的名妓。

据说,李师师由于童年生活凄苦,心中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不仅偏爱格调苍凉、哀婉凄清的诗词乐曲,衣着装扮也分外清淡素雅,这样一来,也就予人以更大的吸引力。最后,便陷入了皇帝的手掌。

这里说的皇帝,就是大宋王朝的第八任君主—徽宗赵佶。他和李师师相识于大观三年(1109年)。徽宗当时二十七岁,已经做了九年皇帝;李师师才十九岁。见面之后,皇帝自然是无限倾心,就像《长恨歌》中所写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李师师温婉灵秀的气质使宋徽宗如痴如醉,慨叹过去枉活了二三十年。不过,在李师师心中,却并未作如是想,更不会怎么留恋于枕席缱绻之情;相反地,她倒是一面应酬着委身于皇帝,一面却另外有所倾注—在她的心灵深处,还屹立着一个令她倾心钟爱的男子。这个人就是周邦彦。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他出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有关传记中称他“疏隽少检”,“落魄不羁”,但“博涉百家之书”,妙解音律,工于文词。他少年时代所写的《汴都赋》,深得神宗、哲宗、徽宗皇帝赏识,楼钥在为他的文集作序时,说:“以一赋而得三朝之眷,儒者之荣莫加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稍稍奔走一下权门,即可以“坐拥青紫”、飞黄腾达;可是,他心性淡泊,又很矜持,从他作品中看不出他对政治有多大兴趣,因而“坐视捷径,不一趋焉”。

当时,他的文名很高,特别是在词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堪称是“名冠当时、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人物”。南宋的陈郁在《藏一话腴外编》中说:“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儇、妓女,皆知美成词为可爱。”尽管诗人已经五十多岁了,但岁月的沧桑使他获得了睿智和情趣,具有一种特殊的气质,因而深得李师师的芳心,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憾。

综观周邦彦的生平,大都是在地方做官,做京官的时间较为短暂。就是说,这一对相知相重的情侣,总是离多会少,劳燕分飞。从周氏的年谱中可以看出,他从哲宗绍圣四年到徽宗政和元年这十五年间,虽然在汴京任职,但由于李师师年龄小,就算从她虚龄十七岁算起,相聚时间至多也就是五六年。尔后,周邦彦就外放,一直到政和六年,才从浙江的明州回到汴京任秘书监,提举大晟府,前后也仅仅三年时间,他六十一岁至六十三岁。此后,到他六十六岁辞世,始终都在外地任职。

周邦彦的《清真词》中,有一首调寄《玉兰儿》,有人考证,认为是记述他和李师师初见的情景:


铅华淡伫新妆束,好风韵,天然异俗。彼此知名,虽然初见,情分先熟。  炉烟淡淡云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赖得相逢,若还虚过,生世不足。


这位年逾半百的旷代词人,倾倒于李师师“天然异俗”的“风韵”,而李师师更是喜欢他的丰标俊采,绝世文才,乐于和他接近,交往日久,二人关系甚为密切。

宋人陈鹄《耆旧续闻》记载:美成至李师师家,为赋《洛阳春》云:


眉共春山争秀,可怜长皱。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瘦。  清润玉箫闲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依栏愁,但问取、亭前柳。


《洛阳春》又名《一落索》。词中凝聚着周邦彦对李师师的赞美和同情,并规劝她找个知心之人出嫁,以解愁苦。李师师肯定也考虑到自己的日后出路,可是,问题并非想象得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插进来一个“天字第一号”的嫖客—皇帝徽宗。周邦彦也为此险些断送了前程。

宋代张端义《贵耳集》中记载:“道君(即宋徽宗)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概括成《少年游》云。”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是一首描写恋情的名篇。寥寥五十一个字,曲折入微地绘出一双男女的情怀宛曲。上片先是烘托室内和暖的气氛。皇帝进得屋来,拿出新鲜的橙子。师师伸开纤细的手指,将橙子剥开。这时,小丫头进来用汤婆子将锦被温热;为了增加情调,还点上檀香,然后悄然离开。这时,屋里只剩下两人,他们相对而坐:女郎素手调筝,试试它的音响;男的显然也精于音律,在从女的手中接过笙来试吹几声之后,再交还给她吹奏曲子。仅仅三句话,就写尽了两个人的情态。

最精彩处还是下片,换头三字,直贯篇终,先是以女性口吻小心打探;接上说,时间已经不早了;然后又转而说,“马滑霜浓”,走了放心不下,意思是:索性不要走了吧。语语商量,句句转折,把女性的细腻、机灵等心理活动,逼真地描绘出来。

过了几天,宋徽宗再次前来,李师师因为喜爱这首词,一时兴起,便对皇帝唱了这首《少年游》。宋徽宗听了先是一怔—这般情事怎么全都写进词里?他料得李师师是作不出来的,便反复追问。师师不敢隐瞒,只好告诉他是周邦彦所作。徽宗勃然大怒,便想找碴儿治他一下。于是坐朝,宣谕蔡京说:“开封府有个周邦彦,他是负责监税的,听说税额不足,怎么开封府尹不查处他?”蔡京不知道内情,忙着答应“马上查问”。可是,当他找到府尹一问,实际情况竟然是只有周邦彦收税最多。蔡京说:“不管怎样,按照皇帝旨意,就是要惩治他。”最后,还是以“周邦彦职事废弛”为由,立即将他革职出京。

一两天过去,徽宗再次来到李师师家,可是,师师不在;问其家人,说是去送周监税了。徽宗等了很久,直到夜深,师师才回来,“愁眉泪睫,憔悴可掬”。

徽宗怒问:“你去哪里了?”

师师泣答:“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皇帝来了,死罪,死罪。”

徽宗问:“曾有词否?”

师师回奏:“有《兰陵王》词。”

徽宗说:“唱一遍看!”

师师抹去泪痕,曼展歌喉,唱了起来:


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隋堤上、曾见几番,拂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  闲寻旧踪迹。又酒趁哀弦,灯照离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望人在天北。  凄恻,恨堆积。渐别浦萦回,津堠岑寂,斜阳冉冉春无极。念月榭携手,露桥闻笛,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


唱罢,徽宗大喜,复召周邦彦为大晟乐正。

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此条所言失实”,理由是,“政和元年,先生已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应无冶游之事”。看来,所论有些武断,“五十六岁,官至列卿”,就不会有“冶游之事”吗?根据实在不足。一个“应”字,说明在王国维先生那里,也是有些犹疑的。或者有意“为贤者讳”,也未可知。

不管怎么说,词作还是上上精品。词分三片,自然就成了三段。

第一段写柳,借折柳送别,抒写“京华倦客”的感伤心绪—临别时才发现无人识得,暗写怀才不遇的感慨;

第二段写离筵上的依依惜别之情。对“一箭风快,半篙波暖,回头迢递便数驿”,转眼“人在天北”,用一个“愁”字概括;

第三段,通过写离人渐行渐远,愁堆恨积,以“斜阳冉冉春无极”作衬托,展现心中的加倍愁苦。

词中人与物,情与境,浑然成为一体,“绮丽中带悲壮”,美丽里现凄凉,再经过师师满带着感情的吟唱,繁音促节相和,就更加沉郁顿挫、酣畅淋漓了。

第二年,周邦彦就出知隆庆府了,直到六十一岁回京;两年后又放了外任,最后客死他乡。

有资料说,靖康元年末,金人大举进攻中原,攻入了都城汴京。金人主帅在塞外很早就听说了李师师乃中原第一美女,想要抢占师师,但是李师师誓死不从,吞金簪自杀。然而,李师师没有死,她被尼姑抬到慈云观抢救,得以复生。李师师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在汴京待下去了,便化装潜逃到了南方。也是天假人愿,李师师经过一家农舍的时候,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竟是周邦彦。两人相见痛哭一场,各自诉说了别后的遭遇,都感慨不已。叹惜之余,周邦彦遂写下《瑞龙吟》词一首,中云:“前度刘郎重到,访邻寻里,同时歌舞。唯有旧家秋娘,声价如故。吟笺赋笔,犹记燕台句。知谁伴、名园露饮,东城闲步。事与孤鸿去。探春尽是,伤离意绪。”

这里有许多矛盾:一是,此词作于绍圣四年,词人当时不过四十二岁,李师师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在异地相见;二是,资料里说,于靖康年间相遇,这时,周邦彦已经作古六七年了,哪里还会与李师师相见?

关于李师师的结局,当代学者龚令民综合归纳、考证抉梳,认为有“殉国说”、“被俘说”、“出家说”、“南渡说”等四种说法。

“殉国说”以传奇《李师师外传》为代表。说是金人攻破汴京后,金主也久闻李师师的大名,让他的主帅挞懒去寻找李师师,但是寻找多日没有找到。后来在汉奸张邦昌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李师师不愿意伺候金主,先是用金簪自刺喉咙,但是没有成功,于是又折断金簪吞下自杀。龚先生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金人搜取北宋王朝的妃嫔是按照降臣提供的名单进行的,而师师由于一直未被正统儒家认可,不大可能列在名单之内;况且,根据其他文章记载,在汴京沦陷前,徽宗已把师师从宫里除名,因此,被点名索取一说很难成立,更谈不到以身殉国。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东京梦华录注》,认为《李师师外传》“一望而知为明季人妄作”。蔡东藩《宋史通俗演义》,李逸侯《宋官十八朝演义》,也都认为是作者借李师师以讽世,实无其事。

“被俘说”:汴京失陷后一片混乱,李师师被俘北上,后来嫁给一个病残的军士为妻,最后凄凉地死在北国的荒漠里。后世小说如清人丁耀亢《续金瓶梅》等皆从其说。龚氏认为,“这一说法更是漏洞百出,经不起半点推敲。首先,师师并非寂寂无名之辈,想她名动京华,在汴京姹紫嫣红之时,有多少富家子弟、皇室贵胄一掷千金,只为一睹其芳容。虽说后来世道变了,供求关系不稳定,但人终归还是要生活啊。凭师师的长相,名气,才艺,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嫁给一个病残军士为妻”。

“出家说”称,名臣李纲发动东京保卫战,师师将全部财物捐赠出来,资助宋军抗金。“靖康之难”中她逃出汴京,到慈云观中做了女道士。这一说法也缺少堪资佐证的材料。

“南渡说”,也就是“归老江湖说”,所据资料相对较多,臆测成分较少,也比较合乎情理。龚氏认为可信,极有可能是师师真正的结局。

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称,李师师“流落来浙,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明人梅鼎祚《青泥莲花记》载:“靖康之乱,师师南徙,有人遇之湖湘间,衰老憔悴,无复向时风态。”两宋之交的诗人刘子翬的《汴京纪事》,其实,也是有力的证据: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镂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还有一首七律,作者不详,但可以相互佐证:


芳迹依稀记汴梁,当年韵事久传扬。

紫宫有道通香窟,红粉多情恋上皇。

孰料胡儿驱铁马,竟教佳丽死红羊。

靖康奇耻谁为雪,黄水滔滔万古殇。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看过一出名叫《皇帝与妓女》的新京剧。剧作家宋之的根据《三朝北盟会编》、《宋人轶事汇编》和《李师师外传》,把“靖康之祸”中徽、钦二帝伙同朝中的投降派,残酷镇压主张抗金的将领和民众,甘心为侵略者效劳的种种恶行,搬到了舞台上。主角是妓女李师师和宋徽宗。剧情以她为线索一步步地展开,再现了当时错综复杂、内外交织的矛盾、斗争。当然,由于戏剧本身是文学创作,故事情节有些出于合理想象,未必与史实尽合榫卯,但它往往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集中、更典型。几十年过去了,剧中的一些情节至今还深深地印在脑子里—

金兵攻下开封之后,钦宗签下了降表,抗金将领吴革率兵勤王,自陕北前线归来。就在他节节胜利,杀得金兵马仰人翻,即将活捉敌军渠帅的关键时刻,朝廷却以“破坏和议”的罪名,要捉拿他归案。吴革“情愿做不忠之鬼,不愿做亡国之臣”,抗命杀敌,结果,却被伪装助阵、实为内奸的投降派范琼从背后施放冷箭射倒。当时,台下观众悲愤填膺,传出一片唏嘘之声。

另一件事发生在金军的囚营里。羁押中的道君皇帝,像个丑角演员似的,强装出笑脸,陪同金军将领们踢球打弹,斗鸡走狗,或者吟咏歌功颂德的诗篇,背地里却心态悲凉,愁苦万状。这一切,被天真善良的妓女(其时也遭捕入狱)、陪伴歌舞的李师师偶然见到了。出于同情和信任,她便把刚刚获得的一个信息透露给他。原来,吴革在结义弟兄李宝等的悉心护理下,箭伤得到了康复,他们策划在正月十五元宵节时,趁着金人歌舞狂欢之际,带领一些勇士潜入金营,同三千在押囚犯里应外合,刺杀金军统帅,大张义旗,重整旗鼓。届时,李师师通过献歌侑酒,加以配合。

可是,李师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无道又无良的亡国之君,竟然把她出卖了。结果,一场精心筹划的义举,最后以吴革等被捕杀、李师师当场自刎而告终。赵佶及其左右侍臣的“逻辑”是:万一举事失败,他们必然会受到牵累,到那时,想要屈辱苟活亦不可得;即使侥幸成功,最后起义军把金人赶出去,得利的也不是他这个太上皇,而是南朝的现任天子。综上分析,于是得出结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这是剧作家笔下的李师师的又一结局。


(2012年)



叩启鸿蒙

佛经上有“浮屠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面连续住上三宿,僧人会产生眷恋的情怀。

也许事实果真是这样。“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唐诗中如是说。鸟犹如此,号称“感情的动物”的人,自然更不必说了。

我就有这样的实际体会。近日,在贺兰山下住过了几天,一种流连忘返之情渐渐地潜生心底。

这里地处流光溢彩、飞金洒银的河套平原,贺兰山绵亘数百里,宛若一列壁立千仞的天然屏障,拦阻了西面蒙古高原的卷地风沙和凛冽寒潮;东面是南北流向的滔滔滚滚的黄河,连同开凿于一两千年前的秦渠、汉渠、唐徕渠,为浩茫无际的沃野平畴输送了川流不竭的充足水源。所以,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的民谚。

眼下正值“天凉好个秋”的丰收季节,连续多日都是弹得出声音、照得见身影的响晴天。金黄的稻海浮荡着万顷微澜,把一个偌大的银川平原装点得光华灿烂;山麓、草场上游走着一群群雪团、棉絮似的身躯臃肿的肥羊。与展现在高远无垠的湛蓝天宇上的层层片片的云罗霞锦,上下交辉,遥相映衬,织成一幅丽景天成、悠然意远的图画。

应该说,这里的山川确实雄浑壮美,大地也是富丽丰饶的。然而,我之所以婉转低回、流连无限,却并非着意于此。真正使我动心动容、感发奋起、兴会淋漓的,乃是贺兰山的岩画—这形成于混沌初开的鸿蒙时代,被称作“人类早期艺术的活化石”,“游牧民族用艺术形象描绘的史诗”。

对此,早在5世纪,我国北魏学者郦道元就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作了记载:黄河所经的石山上,“悉有鹿马之迹”,“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

贺兰山岩画属于北方草原文化类型,是由不同的游牧人群按照不同的心理意向,先后凿刻在绵延数百里山崖上的文化遗存。经“地衣测年法”鉴定,岩画的制作时间上自远古狩猎时代,下迄宋、元与西夏末叶,跨度将近万年。已经炸毁、剥蚀的不算,现今尚存五千余组,个体形象多达数万,最大的画幅长十余米,最小的仅一二厘米。穷形尽相,光怪陆离,构成了一个含蕴无穷的造型艺术的大千世界。

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岩画从开始诞生,就紧密地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每一组岩画,都闪现着远古先民智慧的灵光,承载着他们在大自然面前既无能为力又并不甘心的痛苦抉择,记录着他们筚路蓝缕、与时共进的艰辛历程。

此刻,我正站在一幅构图奇异、耐人寻味的岩画前。

画面上,左右两旁各有一个左手印,左边手印下刻着一只低头的山羊和一只前腿下跪的牛,右边手印的上下方各有一个人面像。两只手印的中间站着一个双臂扬起的人,上面的显著位置刻有一个环眼圆睁的桃形人面像。画图十分生动有趣,可是,它的意蕴究竟是什么呢?端详了半晌也未得其解。

后来经过向专家请教,才弄清楚原来这是一份具有“契约”性质的文件—以岩画的形式确认了古代两个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手印是象征着权力的。左边那个部落已为右边部落所征服,随之它的人口与牲畜也全部划归右边部落所有。桃形人面像象征着神祇。有神、人共鉴,石画为凭,这份“契约”自然具备着无可置疑的效力。

在向阳的山崖斜坡上,我还看到一幅凿刻得很精致的射猎图。画面上,一个人正在弯弓射箭,七只硕壮的山羊惊惶逃窜,其中五只向东奔跑,两只向西逃逸,而猎犬却回身伫望着主人。猎人形象凿刻得很小,表明他所在的位置距离羊群较远。由此可以看出,那时的先民已经注意到了运用透视关系来进行构图处理。也说明,在很古的时代,水草丰美的银川平原就已成为各游牧民族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劳动创造、游牧狩猎的理想乐园,也是各种家畜和野生动物的繁衍、栖迟之所。

一组游牧风情图的宏大画面上显示,牦牛、骆驼、花斑马、梅花鹿、北山羊散放在原野里,有的在欢乐地角抵、奔逐,有的静静地低头吃草,有的在悠然闲卧。旁边站着一个游牧人,顶上的头发盘结起来,腰间斜插着一根木棍,胯下拖着一条又长又大的尾巴。身后跟随着一只猎犬,懒洋洋地呆望着主人。画图的右边,聚集着一队歌舞腾欢的人群,男人头上有的装饰着兽角,有的插着羽毛,有的戴着尖顶或圆顶的帽子;女性则长发下垂,也有挽着发髻、装着头饰的。场上,翩翩的舞影,忘情的啸歌,衬着多姿多彩的穿戴和装饰,渲染出原始艺术粗犷、质朴的特色。

为浓郁的生活气息所吸引,此刻,我也仿佛置身其间,随着欢乐的人群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尽情尽兴,和先民们一起发出欢腾的吼声。此间,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大自然焕发出勃勃生机。丛林掩映中,一些平生未曾寓目、而今多已灭绝的动物蹿跃其间;一队前额低平、眉骨粗大、目光迷惘的人群,正在咿唔呼啸着追奔射猎。回望山崖,发现那里还有一些人在紧张地劳作着。趋前细看,他们手持石刀、铁錾,或凿、或敲、或磨、或刻,正全神贯注地制作着各种人面和动物的图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他们的手下赫然展现出来。⋯⋯

我正在忘情地欣赏着这一切,不料,稍微一愣神,忽然发觉山崖上的人形已经淡出、隐没了,逐渐逐渐地幻化成山垭口处一伙凿石垒渠的人群。伴随着各种敲击的繁响,一道清溪从山坳里冲出,顺着渠道滔滔汩汩地流淌下来,顿觉遍体生凉,神清气爽。于是,我也憬然惊寤了。

心头的意念一收,时间的潮水,哗—哗—哗,一下子流过了几千年,我也随之而返回到现实生活里。

贺兰山岩画本身就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书。它是地处祖国西北的许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现在,人们一提起银川,就把它同西夏联结起来,漫步街头,随处可见“昊都大酒店”、“西夏贡酒”、“昊王宫”等与西夏王国有关的商标、名号,这固然有其重要的依据。但是,严格地讲,它仅仅是一部分,而并非全体。

早在数千年前,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在这一带游牧、畋猎,繁衍生息。见诸史籍的,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贺兰山下主要游动着猃狁、羌、戎等部族;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先后有匈奴、鲜卑、氐、羯等族;隋唐两代,突厥、回鹘、吐蕃等族聚居于此;迨至两宋、西夏时期,这里主要是党项族;元代则为蒙古族所领有。他们一个跟着一个进入这个地区,跃上历史舞台,次第更迭,薪尽火传,演出了一幕幕威武悲壮的历史活剧。

随着时序的推移,他们有的迁徙了,有的变化了,有的消失了,像成群结队翱翔于万里秋空的候鸟一般,忽剌剌地飞来,又急匆匆地逸去,许多重大活动,文字都没有记载,甚至煌煌正史上也尽付阙如。事实上,当然并非落地无痕,杳无踪影,而是一站接着一站传承着社会文明的熊熊爝火,为建构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传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这遍布贺兰山上,由五千多组岩画连缀而成的艺术长廊,就是绝好的历史见证。

我们怎能不由衷地感激那些伟大的民间艺术家—成千累万的无名的岩画制作者!是他们以其独特的艺术创造,为后世人民留存了形象鲜明、信息丰富的时代屐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古代文明史的第一手资料。

高尔基说得好:“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艺术家。他无论如何处处力求给自己的生活带来美。”游猎的先民在浩瀚无垠的荒原上,通过与大自然的艰苦拼搏,培植了粗犷豪放的性格,也播下了信念、追求与热望。他们在呼啸、奔逐、游牧、畋猎之余,借助于岩画的创作,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忧思感奋、所见所闻一一凿刻于山石之上,以获取心理上的满足与快感,达到抒发情感、愉悦身心、恢复体力、消解疲劳的作用。

岩画开创了人类艺术的先河,是一部融汇着理性与野性、现实与幻想、稚拙与灵动的无声的交响乐。同时,又是一个活的解释系统,它无异于一部古代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向后人展示着先民对于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认识,把他们敬仰的神灵、崇拜的图腾、朦胧的遐想、放牧狩猎的经验以至于七情六欲等深层次的内涵如实地记录下来。

黄河,这祖国的母亲河,历史之河,文明之河,在她的身边,岩画与神话并存。它们作为人类精神活动、艺术实践的智慧之果,都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本原的沃土之中。那些借助于想象与幻想,把自然力加以拟人化,反映远古先民对于世界起源、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的神话传说,在贺兰山岩画中同样有所展现。

关于伏羲、女娲这两位始祖神的传说,散见于《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古籍,同时,广泛流传在黄河流域一带的民间。与两位始祖神“本为兄妹”、“蛇身人首、尾部相交”等传说内容相对应,贺兰山口一幅极为古老的岩画上也有他们的造像—人面蛇身,共同交尾于一条长蛇之上。画像要早于伏羲、女娲其他造像几千年,极为简单、原始,却是鲜活动人。

就一定意义上说,神话原是某种风俗、习惯、信仰和宗教的反映;而岩画则是从艺术的角度予以形象地记述与描绘。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山海经》中有关“戎,其为人,人首三角”的记述,实际上,指的是人的头顶上的兽角装饰,贺兰山口的人面形岩画中就有这种头戴三角的装饰形象。岩画与神话互为印证,表明古代一个时期西戎族的先民曾在这一带生活过。

《史记》和《竹书纪年》中都有关于“感生神话”的记载,如说周始祖后稷之母在野外见到巨人的足迹,心忻然悦,践之,遂有身孕,及期生子。这在岩画中亦有所反映。据专家解释,所谓“践巨人足迹”云云,原生状态乃是一种生育舞蹈动作—男女相伴而舞,踏着轻盈的脚步,然后野合做爱,从而得怀身孕。贺兰山的岩画就是这样表现的:在一对脚印旁边,一双男女在纵情地狂欢、跳舞、拥抱,集中反映了原始先民对于生育的崇拜与渴望,以艺术形式给予“感生神话”以精彩的图解和印证。

原来,原始人的思维处于人类思维的童年形态,带有“巫术性”的成分。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是一个相信万物有灵、凡事迷信前兆的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上的一切都受着超自然的力量支配,诸如日月的升沉,四时的更迭,草木的荣枯,动物的繁殖,人世的生老病死、穷达休咎,背后都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操纵着。他们既满怀畏惧,却又不甘心任其摆布,总想通过一种特殊的行为来影响它,利用它,于是,便产生了巫术。

在先民的心目中,岩画中的动物就是生活中的实物。因此,只要在山崖上凿刻出交媾与生殖的画面,就能实现人畜兴旺的愿望。同样,为了扩大狩猎的战果,便在岩石上不厌其烦地制作着大量的动物图形和游猎场面,他们确信,只有把动物的形象画在山石上(有的还要用箭镞射中它),才会产生游猎预期的效果。

看着这些千奇百怪的画面,也许有人会觉得它们过于粗糙、简单,甚至荒诞无稽。可是,远古的先民正是凭借着这些普通至极的线条与符号,描绘出了整个的万有世界,一如音乐的七个音符,可说是再简单不过了,靠着它们却能谱出情动三军、绕梁终日的万曲千歌。

当然,也毋庸讳言,作为史前社会的文化遗存和符号系统,作为图腾艺术的物化载体,贺兰山岩画尽管意蕴之深邃、视野之闳阔为世人瞩目,但它们全由图像组成这一共同特点,却是振古如兹,一成未变的。千年前的也好,万年前的也好,线条、画面、构图、命意,几乎看不出太多的变化。无论其为象形图式,表意图式,还是情感图式,都一无例外地以图像寄寓意义。单就“不确定性”这一点来说,与文字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历史在这里似乎经久地原地踏步。

时间在这里似乎凝固了。

人生易老,年寿有时而尽,对于时间的飞逝,现代人总是特别敏感的。几度花飞叶落,一番齿豁头秃,常使人感慨重重,蓦然惊悚。

当年,党项族的首领建立大夏国之后,仿照中原王朝的模式,不仅在都城和林峦佳处建起了金碧辉煌的玉宇琼楼、离宫别馆,还选定了贺兰山东麓为其历代君王夜台长眠之地,在五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留下了数百座大大小小的“金字塔”。

时间仅仅过去了几百年,于今,当日的千般宏丽,万种豪华,已经踪迹无存,只剩下几盔荒冢、数堆瓦砾,萧条破败,零落在秋风里。相反,当人们面对这些“粤自盘古,生于太初”的岩画—这些远古游牧时代的文化遗存,想到它们阅千古而长新,历万劫而不磨,神奇地存留到今天,又怎能不为之而感到惊异、感到庆幸、感到振奋呢?

可以说,解读岩画就是在叩启鸿蒙,等于翻检一部已经失传了的史前典籍。画面上的犀牛、野马、北山羊、单峰骆驼等珍稀动物,不是在一两千年前就已绝迹了吗?而那幅岩画上的大角鹿,据古生物学记载,原是百万年到一万年前的远古孑遗呀!沧桑迭变,岩画长新。时间峻厉无情,然而却又是万分公正的,它善于选择,它并没有吞噬一切。

时间,时间,我们现代人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时间!

当年,大诗人白居易曾经一往情深地咏赞西湖:“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现在我却要说:“未能抛得银川去,全部勾留在此图。”

通过解读这些变形夸张、耐人寻味的岩画,不仅获得一番值得永生忆念的艺术享受,而且,接受了一次认识生存根基、启发生态自觉意识的教育—拨开重重的朦胧烟雾,可以重温人类蒙昧时期的宿梦,聆听远古历史微弱的回声,透视原始先民与生物环境同生共存的真实景象,进而悟解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链中的恰当位置,克服诛求无限、为所欲为的狂妄心态,真正实现回归家园、认清本源的觉醒。


(2001年)




成功者的劫难

“劫难”一词始见于佛学经典,含义大体上与“灾难”、“祸患”相当,蕴涵要更普泛、更深刻一些。

世路维艰,征程迢递,各色人等都难免会遭遇到劫难,成功者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唐僧西天取经,就曾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而传世名作《红楼梦》,更是文学天才曹雪芹受尽贫病熬煎的劫难和饥寒、落寞之苦,耗尽心血和生命的产物。但本文想要说的,并不是这种类型的劫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创造煌煌业绩的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种种代价,虽然有些也表现为劫难,但严格地讲,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灾祸。这里所说的“劫难”,是指已经获得成功之后所面临的“不虞之毁”,这样一种新的困境,新的威胁。

这种“新的困境,新的威胁”,来自于周围人群的嫉妒心理,所谓“一山突起丘陵妒”,“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说来,实在是一个令人感到愤懑、感到沮丧的沉重话题。

应该说,成功者是不畏艰险,不怕劫难的。因为如果他们不是强者、勇士,不是硬骨头,创造辉煌业绩就无从谈起。为了取得大乘佛法的“三藏真经”,为了实践一个坚定的信念,唐僧师徒四众坦然踏上漫漫征途,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什么八百里火焰山、八百里黄风岭、八百里流沙河、八百里荆棘岭,什么妖魔鬼魅—从红孩儿怪、白骨精、南山大王、九头驸马到假国王、假公主、假如来、假观音,千难万险一一踩在脚下。

可是,成功者在嫉妒心理所形成的强大压力面前,却少有不败下阵来的。“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嫉妒再加上谗毁,常令英雄气短,功臣扼腕,壮士寒心;至于受损害、遭欺凌的普通黎庶,更是沉冤莫白,只能暗夜里嘤嘤垂泣;而忧时伤世之士,则仰天长啸,徒唤奈何。

功成见嫉,自古已然。

战国时期,魏国的乐羊收复了中山之后,返而论功;魏文侯却示之以谤书一箧。本来,乐羊有大功于国,是应该因功受赏的,可是,面临的竟是周围人的层层嫉恨。这真是没处说理去。

还有楚国的屈原,怀王时,他担任左徒官职,“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靳尚与他爵位相同,一心想要独得楚王的宠信,便嫉其才能,极尽谗毁之能事。《离骚》中“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餍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讲的就是这种情境。“岂知千丽句,不敌一谗言。”(陆龟蒙诗)最后“抱石沉江”的悲惨下场,是众人皆知的了。

我想,唐僧师徒包括白龙马在内,最后或成佛祖,或做菩萨、罗汉,顺利地实现了“五圣成真”的圆满结局,亏得他们是“受命于天”,人事想要干预也没办法;否则,周围的同辈岂肯甘心,还不得“谤书”旁午,密信盈筐!—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些“辫子”可抓的。

嫉妒,作为一种情感、一种欲望、一种心理活动,属于精神范畴,但就其实质而言,却存在着一种鲜明的趋利性。嫉妒是功利计较、名位争夺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其最深层面是利益冲突。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即成功之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说“嫉贤妒能”,其实,准确地表述,应该是嫉名妒利。在嫉妒者的眼中,贤、能并没有实际价值,他们所看重的是贤、能背后的声望、地位,归根结底,是种种实惠。

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不必担心遭劫被抢一样,那些穷途末路、潦倒终生的人向来也不忧虑遭人嫉妒。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我国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得更简捷、深刻:“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

嫉妒,既然产生于相互比较,这就决定了当事者双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于看得见、接触得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嫉妒心理的强弱,与引其发作的对象的距离成正比。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离越近,力量越强。如果上官大夫之流与屈原不是同在楚国、同参朝政,那就不会“各兴心而嫉妒”了。

嫉妒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存在着相互比较的可能性,一般称之为“同辈的嫉妒”。诗人不会嫉妒科学家的发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壮派”,初试镜头的学员对于明星角色只能产生崇拜心理,三军统帅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带有命定的性质。嫉妒的对象,一般的多属同僚、对手或者邻人、朋友。

《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在才智方面嫉妒诸葛亮,甚至诘问天命:“既生瑜,何生亮?”大有誓不两立的劲头;战国时期,魏国的大将庞涓担心老同学会取代他的显赫地位,便进谗于魏王,结果,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了,成为终身残废。有时,嫉妒也发生在亲人、骨肉之间,由于夺位或者争宠,兄弟之间、姊妹之间互相嫉恨、反目成仇的事,在旧时代也时有发生。

西汉时期,因事系狱的邹阳上书梁孝王,有“女无美恶,入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嫉”的沉痛之言;意大利的古小说中,也有“后宫与朝廷乃嫉妒滋生之地”的说法。它们都表明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纷争,常常以嫉贤妒美的斗争形式表现出来。

刘邦在咸阳一睹秦始皇的威仪,喟然太息:“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看见秦始皇游会稽,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这些议论的实质,都是对于至高无上的威权与地位的一种妒羡,一种觊觎,属于典型的嫉妒表现。

那么,已经取得了最高权位的皇帝,是否就不会产生嫉妒的心理呢?当然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尽无休的,君王的地位再高,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就会利用手中的特权,去夺取其他各式各样堪资妒羡、而自己却尚未具备的优势。正是这一系列的意向与行为,构成了宫廷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说到这类性质的嫉妒,我首先想到了浪子兼暴君的隋炀帝杨广。

史载,薛道衡自幼“专精好学”,“其后才名益著”,“时人目为一代文宗”。隋炀帝攘夺君位之时,他正在外任。由于素知其才,炀帝令他还朝,准备委任秘书监之职。而这位不谙世事的书呆子,大概是要对圣上的“知遇之恩”有所表示吧,同时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才气,回到京师后,便递上一篇《高祖文皇帝颂》的表文,里面对杨广的父亲杨坚(隋文帝)的神功圣德和“大孝”、“至政”颂扬备至。炀帝看过,觉得很不是滋味,以至气急败坏,妒意横生。

他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话说明白了,就是你薛道衡美化先朝,颂扬我的父亲如何德高望重,用意就是为了衬托我的荒淫无道。原来,《鱼藻》是《诗经·小雅》篇名,内容为思武王之德政以讥刺昏暗的幽王。这样,就对薛道衡衔之入骨,准备找个借口置之于死地。反过来,对于贬抑先帝,向他献媚邀宠的人,杨广则大加赞赏。郭衍曾劝他“五日一视朝”,尽量超脱、逸豫一些,不要像文帝那样,忙忙碌碌,劳而无功。他听了特别高兴,说:“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薛道衡的挚友察觉其处境的险恶,便规劝他匿迹韬光,杜门谢客,谨言慎行。他却由于求进心切,全然没有在意,竟把这些忠告当作了耳旁风。不久,朝廷讨论新的法令,久议而不能决。道衡便议论说:“向使高顃不死,令当久行。”结果,这番话很快就传给了隋炀帝。高顃是炀帝的死对头,两年前在太常卿任上,因批评皇上荒淫侈靡而被处死,罪名就是“谤讪朝政”。这样,新仇旧怨一齐聚上心头,炀帝断然下令,将薛道衡逮捕下狱,最后将其缢死。这位“一代文宗”就这样悲惨地作了宫廷政治斗争中父子争锋、君臣猜忌的牺牲品。类似事例在一部“二十四史”中,可说是俯拾皆是。

其实,薛道衡致死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炀帝特别嫉妒他的文学才能。他的古诗《昔昔盐》中有“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之句,颇受时人称誉。这对“善属文,不愿人出其右”的隋炀帝来说,当然是不会甘心的。道衡死时,炀帝曾以快意的口吻问道:“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还有一位诗人名叫王胄,其诗“庭草无人随意绿”传诵尤广。他也死于炀帝之手。死时,炀帝也是这样说:“庭草无人随意绿”,你还能作出这样的诗吗?炀帝每以才学出众自负,并以此骄天下之士。曾对侍臣说,天下都说我承借先帝的余绪,其实,假如我也能和士大夫一样参加遴选,按照我的才能,也早就应该作天子了。

看来,遭逢乱世,不幸而身为文人,如果碰上一个远离翰墨的顶头上司,未必就是坏事。否则,若像薛、王两位诗人那样,遇见“善属文,不愿人出其右”的杨广者流,真要担心,早晚有一天会遭致灭顶之灾的。这大概也就是道衡的友人劝他韬光养晦的深心所在吧?

嫉妒未必和遗传有直接关系,但后天的影响却不可否认。说到杨广的嫉妒,熟悉隋代历史的人会自然地联想到他的母亲独孤皇后。由于她妒意极浓,隋初,后宫一直不许选送美女进御,诸王及朝臣私蓄妾媵者,一经发现,必令马上斥逐,皇帝也毫不例外。

隋文帝曾宠幸一个宫女,独孤皇后侦知后,便趁着文帝视朝,偷偷地把她杀掉。气得皇上单骑驰入山谷,发誓不再回朝。他对前来解劝的大臣们愤愤地说:“吾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当时,高顃劝说最力,其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文帝的心扉:“应该着眼大局,万不可因一妇人而轻天下。”这里所说的“妇人”,很大程度上是指那个倒霉的宫女;可是,传到皇后的耳朵里,就成了专门指斥她、贬抑她的恶言谰语,因此,衔恨至深,终于将高顃罢黜。

在旧时代的宫廷之中,女人能以美貌承恩、邀宠,这在其他后妃看来,自然也算是成功之举,因此,必不可免,要遭到很多人的嫉妒,所谓“好女入室,恶女之仇”。清人陆次云的宫词,对这种情性描绘得异常逼真:


外庭新进美人来,奉诏承恩贮玉台。

闻道天颜无喜色,六宫笑靥一时开。


明代诗人谢榛有一首咏花诗,借用牡丹这个意象,对于遭受嫉妒的美女表示深切的同情,实际上是别有寄托,真实的用意或者说最深的层次,在于慨叹自己因才见忌的可悲命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诗写得很有韵味,也是一首七绝:


花神默默殿春残,京洛名家识面难。

国色从来有人妒,莫教红袖倚栏干。


红袖莫倚栏干,属于“悟道之言”,画外音是:封建时代的官场波诡云谲,怀瑾握瑜之士应该接受高才见忌的教训,懂得藏锋匿彩,保护自己。

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自是嫉妒所由产生的焦点,但不等于此外都是净土,均与嫉妒心理绝缘。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凡有人群的场所,只要存在着利益与私欲的冲突,且能通过直接的对阵或间接的客观比较,显现出优劣、高下、智愚、胜负来,就都有可能孳生出嫉妒的毒菌。当然,情况和特点各有不同。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在一家报社当记者,当时积极性很高,三天两头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通讯报道,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按说,这对于这张报纸本是好事;不料,却遭到了总编辑的无理指责。这天,他找我谈话,告诉我:“以后不要在自家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文章—当然也不是让你向外投稿,我们不能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己的田—要是想写,署上‘本报记者’就可以了,不要落个人的名字。”接着,他又有些愤激地说,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座山头、哪片大地刻上某某的名字。写个“屁眼儿大的”方块、一两千字的小稿,算得了什么?

原来,他听到了人们议论:总编是个“草包”,某某某是有真才实学的。因此,他对我写文章、“出风头”,感到异常恼火。有的朋友劝我,此地不可久留,要设法早点离开。事有凑巧,没过多长时间,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前去工作。可是,总编却以“他不是党员,采访重大活动不方便”为由,予以“挡驾”。几天过后,省报又来人商谈,认为选调条件可以适度放宽,眼下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回,总编说得更加干脆:“你们放下这颗心吧!三五年内,该同志入党没有希望。”这样,调离的事就算彻底告吹了。

既然觉得我在那里“碍眼”,遮盖了他的光华,调出也就了事了;可是,偏偏他又把住不放,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困惑不解。一次,去渔村采访,见到渔民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都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它们为什么不把鱼吃掉呢?”渔民笑说:“它吃掉了,我还吃啥?”说着,让我看鸬鹚脖子上的皮套。原来,如果让鸬鹚随意吞食,不仅造成很大浪费,而且,它们饱食之后也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带上脖套,使它抓住大鱼也难以下咽,只有眼馋的份儿。但每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鼓励。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吃饱,利用与限制相结合,这就是驾驭鸬鹚的权术。我突然彻悟了,自己不也正是处在这种“鸬鹚的苦境”吗!

从这件事,我也悟解了总编对我扣住不放的原因—把我放走,谁给他干活呀?这样一来,便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一度痛下决心,今后再也不干那种“费力不讨好”的蠢事了,不能再让他当作“鸬鹚”来使唤了。无奈,一个人既已同缪斯女神结下了“孽缘”,就有如妖魔附身,像舞女穿上了红色的魔鞋一般,竟至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这样,我就继续把笔不辍,并练习写作散文、特写。为了减轻周围人的嫉妒心理,缓解环境的压力,我便变换着笔名,偷偷地往外寄稿,但终归还是“露了馅儿”,结果以“埋头走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严重”的罪名,遭到大会上点名批判。气恼之余,我写下了一首七绝,借以抒发愤懑: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真没想到,已经死去八百多年的《水浒传》中“白衣秀士”王伦的幽灵,生生被我撞上了。

上述发生在高层与下层的两种类型的嫉妒,思想根源都是自私心理在作祟;但表现形式存在着差异。如果说,前者是着眼于攘夺,或为夺权、夺位,或为夺名、夺利,总的都是向他人夺取自身所不具备的各种优势;那么,后者则是为了保住自身既得的实利。就是说,由于嫉妒者的虚荣心特强,尽管他的实际利益并未直接受到损害,但是,如果别人由于成绩优秀而受到表彰,也就等于凸显出自己的低能与失败。因此,想要永远保持自己固有的地位与优势,就必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嫉妒意识。这种嫉妒心理的行为表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拼力贬损、压制以至打击、陷害强过自己的人;另一种是,把对方作为自己的私有财物,紧紧地拢在身边,不使飞离半步。

嫉妒者缺乏的是自信力,而多的是患得患失心理。他们是低能者,自己不思长进,也不许旁人出人头地。由于私欲作祟,他人的一切优势,才华、美貌也好,功业、名望也好,财富、地位也好,都感到是对自己的一种直接威胁,因而,很容易把自己的失败与低能,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失落感、恐惧感化为一种敌意,投射到优胜者身上。

其后果,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帕金森在《官场病》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这种“集无能与嫉妒于一身”的场合,必然造成人人自危,都把自己的才干隐藏起来,装出一副低能又好说话的模样,而担任着“消灭才干”的侦察员,由于愚蠢之故,即使遇上了干才,也是视而不见的。

嫉妒与竞争表面上有些相似,实际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两者在情绪上都有不服气、不甘心的成分,性质都是相互排斥的。但竞争者是在承认对方的优势地位的前提下,从磨炼内功、提高本领上下功夫;他们公开宣称要奋力拼搏,独占鳌头,甚至明确提出要以对方为赶超目标,把这作为内驱力来激扬下属的志气;竞争者之间在理性的轨道上,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进行;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你好,我要比你更好。

而嫉妒者绝对不会公开承认对方比自己高明,一般的都以贬损对方为能事;他们是黑箱操作,暗算别人,因此,见不得阳光,摆不到桌面上;他们也是眼睛紧盯着对方,但不是为了寻找可供学习、借鉴的长处,而是抱着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希图从对方的失算中获得心理的平衡、精神的慰藉。在他们看来,旁人的失败就等于自己的胜利,因此,所奉行的原则是,我不行,咱们谁也不行才好,其结果,就是“武大郎开店”—满屋都是矬子。竞争的效应是积极的,它能促进人心向上,社会发展;而嫉妒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同狡诈、欺骗、残忍、贪婪一样,直接妨碍着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在关于嫉妒的心理模态及其悲剧性效应的揭示上,我觉得当代著名作家陆文夫的中篇小说《井》有其独到之处。

小药厂的技术员徐丽莎,自幼就受到家庭出身的困扰,嫁到东胡家巷朱家之后,更是一头扎进“是非坑”里,历经了悍姑与恶夫制造的种种磨难。开始时,也曾获得小巷中马阿姨们的同情、信任与关注,暗中为她鸣不平、出主意;可是,一当她事业有了成就,地位得到提高,社会上给予尊重之后,事态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这时的徐丽莎,在马阿姨们的眼中,风风火火地像“吃了回春药”,人变得丰满了,衣着也入时了,而且成了新闻人物,电视上有影,电台里有声,报纸上登出介绍她先进事迹的大块文章,她像模像样地登台领奖,出出进进车接车送,从此,便遭到了人们的冷眼。原因何在?小说点拨得很清楚:“若干年前人们同情过她,因为她当时是弱者,现在变成强者了,对于强者,人们除掉折服之外,往往就是嫉妒。”

结果,当单位领导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心理惯性出现,使她再度遇到种种麻烦时,当她在家庭婚姻生活中,遭受巨大创伤而身心备受折磨时,当她被历史的沉积与现实的惰性交织而成的罗网紧紧裹缚难以解脱时,井边上的舆论对她就十分不利,甚至满含着敌意了。不仅不再重新援之以手,反而以彻骨的冷漠和蔑视,使她在刻毒的流言面前丧失了生存的勇气,最后含冤投井,了却残生。

小说透过对市井人群中心理沉积的恶垢与尘污的揭示,使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弱点”和“国民的劣根性”。他们有善良的一面,同情弱者,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一般也能表示强烈的愤慨。但狭隘、委琐,带有比较浓厚的庸人气味。他们“永远是戏剧的看客”(鲁迅语),存在着隔岸观火的“看客心理”和由社会冷漠所造成的“旁观者效应”。

闲居无聊,他们特别喜欢收集他人的“情报”,习惯于窥视他人动静,特别是有关男女之间的闲话,这倒不是出于关心,也并非因为这类事情和他们有什么实际联系,只是出于一种嫉妒心理,希望从他人的麻烦、烦恼、苦痛、失意中,获取一丝心灵上的快意,给原本单调的日常生活增添一点点“作料”,也就是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他们一般地不肯明确指出问题的所在,而只是模模糊糊地摇头,或摆出一副全然不屑的姿势,使不了解真相的人摸不着头脑,不知严重到何种程度。他们喜欢播弄是非,鼓动情绪,往往是捕捉到一点踪影,便通过口耳相传的业余“小广播”迅速传开,而且添油加醋,旁生枝节,顷刻间苍蝇便成了大象,弄得满城风雨。

这种不健康的心理习惯,作为带有习惯性、本能性的“集体无意识”,作为一种生活存在方式,已经长久而稳定地积淀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扎根在市井民间的板滞的土壤里。

据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列朋和塔尔德的研究,这种“集群心理”有一系列的内在特征:

一是同质、同向现象,大家有着共同的动因,共同的指向,因而存在着鲜明的情绪联系;

二是被暗示、受感染与模仿心理,在集群环境的影响下,个性融汇于群体之中,个人与他人融为一体,很容易接受他人的影响,就像传染病源扩散感染那样,群体的情绪、观念以及兴奋点,能够迅速地向周围的人传播;

三是情绪过激与非理智行为,在群体气氛中,情绪性高于理智性,显示出原始化、简单化的特点;

四是责任分散心理,人们处于集群状态,容易出现“法不责众”的责任分散心理和社会冷漠现象,相对地降低了人们的同情心、罪恶感和内疚意识,某些超常、失范的行为,常常会在过激情绪和责任分散心理的支配下出现。

这种集群行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往往以貌似公允的姿态,构成一种“无主名无意识”的强大的舆论压力,有时比蛊惑人的巫术还要厉害。尽管多数情况下,原初并没有包藏蛇蝎般的害人之心,但是,这种情绪很容易被人利用,成为心怀叵测的造谣诽谤、诬陷中伤者的帮凶,不自觉地“助桀为虐”,最终使被攻击的对象陷入“人海战术”的重罗密网之中,只有含愤受辱,忍气吞声,而没有当众辩解与申诉的可能,直到超越了委屈承受的极限,走上饮恨捐生之一途。徐丽莎式的“上了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的道德人格性的悲剧结局,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形成嫉妒心理的社会根源是平均主义。差异原本是客观存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从事物发展规律看,差异就是矛盾,它是有利于相竞而生,有利于促进人才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可是,过去在小生产的自然经济形态下,长期奉行儒家的消极平衡理论,使平均主义在思想、生活领域,同经济领域一样,也占了上风,人们看不得别人冒尖,更不允许他人超过自己。这是嫉妒情性恶性膨胀的一种沃壤。

不论嫉妒的范围、嫉妒的形式、嫉妒的内容,表现得如何纷繁万状,光怪陆离,宫廷中的政治斗争也好,普通人群中的欲望追逐也好,市井小巷中的集群心理也好,归结到一点上,都可以从人性的弱点方面寻根探源。

古往今来,人们形成了共识,公认嫉妒是一种病态心理,是人性中至为恶劣的一种秉性。京剧《法门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天,大太监刘瑾亲自审案,提审对象是刘媒婆。刘瑾脱口而出:“咱家最恨这一档子人了!”他怕小太监听不懂,接着又解释一句:“咱们用不到她!”原来,专以营谋男女婚事为职业的媒婆的出现,对于一个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生理缺陷的人,无异于直接揭破心灵上的疮疤,公开触痛其无法补偿的、见不得人的丑陋、残缺与忌讳,因此表现出极端的恼恨。

走笔至此,我记起了鲁迅先生对于法海禅师卑劣行径的痛斥:“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太监也好,和尚也好,这类典型事例共同告诉我们,阴暗心理是嫉妒所由产生的一个重要根源。

作为一种社会与自然的双重存在物,人是什么?哲人早就指出了,“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嫉妒,就正是善恶并存的人性中的“恶”的一面。

十一

对于嫉妒,英国哲学家培根曾经引述过《圣经》中称为“凶眼”的说法,还说,“嫉妒能把凶险和灾难投射到它的目光所注的地方”。佛经中也有“恶见”之说,指的是包括嫉妒在内的人们的各种恶意恶行。我觉得,如果能和印度古代的伟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结合起来阅读,可能会加深对于“凶眼”、“恶见”的意蕴的理解。

史诗中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这天,婆罗门乔尸迦坐在一棵大树下面背诵《吠陀》圣典,突然,树上的一只鹳鸟拉了屎,不偏不倚,恰好落在了他的头上,使他遭受了玷污。他抬起头来,对着那只鹳鸟狠狠地盯了一眼,觉得胸中的怒火化作一道凶光从眼睛中射出,竟把树上的那只鹳鸟杀死了。面对这种情景,乔尸迦感到很痛苦。心想,欲望这种东西真是可怕极了,假如它能够自我实现,假如每一次愤怒、每一番轻率行为,都能帮助欲望产生直接效果,那将出现多少令人悔恨的事情啊!

嫉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莎士比亚的不朽剧作《奥瑟罗》中,有个叫伊阿古的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嫉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嫉妒心理。他这种人,属于心理极端阴暗、精神上有缺陷的那种类型,忍受不了他人的纯洁而幸福的爱情,根本不可能成人之美。因此,当他看到奥瑟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宴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他就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他说:“啊,你们现在是琴瑟调和,看我不动声色,就叫你们松了弦线走了音。”

作为无德而又失意的龌龊小人,伊阿古对于有威望、有地位、饱享爱情幸福的奥瑟罗满怀嫉妒之心,是必然的。“因为人的心灵如若不能从自身的优点中取得养料,就必定要找别人的缺点来作为养料。而嫉妒者往往是自己既没有优点,又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的,因此,他只能用败坏别人幸福的办法来安慰自己。”(培根语)

伊阿古在认准了奥瑟罗这个靶心之后,他又开始寻找箭镞,结果选中了他的顶头上司、副官凯西奥。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件“一箭双雕”的精美设计。一方面,可以破坏奥瑟罗的美满婚姻,一方面又能剪除他的直接的对手。他说:“要是凯西奥活在世上,他那种翩翩的风度,叫我每天都要在他的旁边相形见绌。”由此,激起了必欲杀之而后快的变态心理。于是,他就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瑟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正如奥瑟罗自己说的,“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枯竭了,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池”,以致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十二

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两面派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是在高度自觉、极端清醒的状态下策划种种罪恶活动的。明明用的就是点燃妒火的撒手锏,可是,伊阿古却偏偏煞有介事地提醒奥瑟罗:“您要当心嫉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完全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难怪奥瑟罗会引为知己,深信不疑,上当受骗。

看到这里,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类极端诡诈、口蜜腹剑的角色,实在是太凶险了。禁不住想:善良的人群如果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提高警觉,增强识别能力,不使那些“人样的东西”得逞,那该能免除多少悲剧性的结局呀!

“嫉妒—是心灵上的毒瘤。”这是诗人艾青的名句,应该说,形容得非常确切。但我也想过,毒瘤毕竟发生在局部,虽然为害甚烈,但只要发现得早,是可以一刀切除的;而嫉妒却是渗入骨髓、弥漫全身的沉疴、顽症、痼疾,远非刀圭所能奏效。至于古书上所说的“仓庚为膳,可以疗妒”,原属荒诞不经之言。

为了有效地“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鲁迅语),我倒相信这样一个“疗妒金方”,简称为“八字诀”:扶正祛邪,治本攻心。当然,大前提是要辨症施治—就这一点来说,本文也许能够发挥一点效用。


(2003年)




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说到历史,人们一般都会想到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神奥的密码,认为它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或者钻到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

其实,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前些天我在苏州的同里和周庄,就曾经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时相过从,觉得这两个千年古镇都有说不尽的历史话题。

还没等到我们踏上那片土地,就已经充分感受到那里所迸发的人文历史的炫目光焰了。在汽车上,司机给我们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

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

到了宋代以后,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的矜夸、炫耀,不太聪明、得体,一是加重了赋税,二是无端招致邻乡的嫉妒,三是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光顾,于是,就想到了改名。他们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屁眼打通”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

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给它起了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

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种传奇般的变化,焕发出这么多的文采,真要令人赞叹历史的绚丽多姿了。

至于小镇本身,抛开其他话题不讲,单说一个“古”字,且不问它始建于何时,只是换取今天这个名号,就已经七八百年过去了。摆摆“老资格”还真有条件哩!

这是烟雨江南的一个罕见的晴和春日。我们一行前来采风的散文作家,徜徉于古香古色的里弄间,踏在已经磨得光滑的石板路上,指点着一座座枕河漱流、历经沧桑的老宅深院,古巷长街。

据统计,同里镇上现有的民居,明清时代的约占四成左右。这就是说,那些倒影在溪流中的蠡窗照壁,那些苔藓斑驳的岁月留痕,至少已经阅过了二三十万次太湖的潮涨潮落,照临过四五千次月圆月缺了。

整个古镇,宛如一座随处都在振荡着历史回声的博物馆。可以说,每一座宅院,每一个里巷,每一架石桥,每一条河道,都叠叠层层地沉积着古老的灿烂文明,演绎着数不清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穿行其间,空间并没有走出多远,时间却觉得仿佛已经跨越了百年、千年,人们会情不自禁地生发出一种“抬脚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的感慨。

历史风烟在眼前唰唰地掠过,那淹沉于往昔的万种喧嚣,千般角逐,已经消逝得无声无息,无影无踪了。而生者自生,死者自死,人生舞台上总是在永续不断地上演着种种色色的悲喜剧。这样一来,众生、万物、两戒、诸天,也就同无终无始的时间长河一般,在文字传承和现实记忆中彼此衔接起来,而成为一页页绿叶婆娑、生动鲜活的历史,装点着时代的昨天与前天。

同里地处太湖之滨,大运河畔,四周为五湖环抱,街缘水曲,路靠桥通,镇区被蛛网般的十五条小河分割成七个岛屿,它们像一朵朵美丽的睡莲,浮浮漾漾,舒展于蓝天碧水之间。与此相仿佛,周庄也是四面环湖的水乡名镇,四条呈“井”字形的河道将它分割成八列长街,粉墙乌瓦的庭院依水而筑,照影清浅。水,对于这两座古镇来说,是宝贵的生命线,也是最靓丽的风景线。

古希腊的哲人说过,人不可能两次涉足同一条河流,流向你的永远是不同的水。就是说,水在人们心目中,每时每刻总是现出一副崭新的面孔,似乎是最没有往昔的了。可是,只要你抬眼望一望清溪两侧的苍苔密布、蚀渍斑斑的石驳岸,看一看那上面长出的绿树青藤,就会相信,即使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激流活水,也不能不留下岁月的斑痕。

在日光斜射、林影斑驳之下,游人们船头散坐,畅游周庄,一一指认着早已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处沿河临街、坐东朝西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明代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

宅院前后共为七进,整体建筑属于前厅后堂格局,正厅中间高高挺立着四根粗大的楠木柱,柱础为木鼓墩,敲之铮铮作响。这是一处典型的明代民居建筑,其规模之宏阔,保存之完好,即使在江南古镇中也并不多见。

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万三的发迹史及其最后的可悲下场。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就借助此间的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什百,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搞生意,他虽然堪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出招摇,不肯安分守常。孔方兄不仅涨满了他的左右库房,也烧得他头昏脑涨,忘乎所以。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

为了拍皇上的马屁,他竟然心血来潮,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都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这回可算抓住了一只呆鸟,当即便责令他承包南京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

修城嘛,毕竟还是一桩善举,无偿赞助也就罢了,可是,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竟然胆大妄为,异想天开,还要拿出一大笔资财去犒赏三军。修东建西,收买民心,已经犯了大忌,现在还要收买军心,这还得了?一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皇帝老儿,怒气冲冲地说:“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

正是:“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朝荣夕悴,转瞬成灰。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膀蹄。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做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来一股浓烈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膀端了上来,然后从容地从蹄膀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一块土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反正是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告家人。

到了洛阳,他当上了大司马东曹掾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后来,因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遂在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作为隐逸文学的高手,张翰写过许多诗辞歌赋,可惜留传下来的不多。他的“黄花如散金”的名句,曾得到诗仙李白的激赏。里人怀念他的遗泽,把他当年寄情游钓的南湖称为张矢鱼湖。

隐逸,作为一种绝尘出世、回归自然的行为与心态,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它的原发性哲学诱因是天人合一、返璞归真的理论。但隐与逸又是两个层次,两种境界。隐为初级,只是“身隐”,属于技术操作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所执、待,就是说,一当遇到适当机会还会再度出山;而逸则是“心隐”,体现了一种放纵不拘,萧散自适的审美状态。历代隐逸之士多数属于前者,他们或仕或隐,亦仕亦隐,身在江湖而心怀魏阙,张翰先生则不在其列。

作为一个真正的逸士,他在摆脱了爵禄的羁縻和王命国事之累,实现了人格独立,重新获得身心自由以后,“不闻世上风波险,但见壶中日月长”,完全以一种艺术化、审美化的取向来填补人生维度上的虚空,寄情诗书,放怀山水,在参与创造隐逸文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生命价值的转换。尼采有言,诗人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艺术正是休息者的活动。在张翰身上,可说是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隐逸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园林艺术。一些隐逸之士不满足于从前豪门望族庭院中有限的花园绿地,把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哲学观念,引入自成系统的古典园林的营造与鉴赏之中。他们追求一种形迹之外的悠闲、淡雅的情调,或者说,通过一定的景观形象,建构一种弥漫着耐人寻味的玄想氛围和精神环境,在有限的空间感受无限丰富的意趣。这种传情达意的时空综合艺术与心理活动空间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归隐者摆脱政治操作后的人生实践的缺憾。

这里一个典型实例,便是晚清人士任兰生的退思园。如果说,沈万三是周庄的热门话题,那么,在同里则是言必称退思园了。

任氏曾外任武职多年,官场失意后,作为一种心灵寄托,回乡建造了一处豪华园林,取名“退思”,以示补过,兼有养晦韬光之意。园中荟萃了江南园林的亭台楼阁、廊坊厅堂、舫桥轩榭、花木泉石,各类建筑参差错落,疏密有致,一一紧贴水面,如凌波而立。设计、施工者以慧心巧手,赋予有限天地以难于想象的包容量,使方圆不足十亩的庭园蕴藏着至为丰厚的文化内涵,被誉为江南园林里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然而,也正是这座精美的园林及其早已化为埃尘的主人,却引发出后世无尽的话题。在我见到的涉及退思园的近百篇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中,关于园主任兰生的功过是非的叙述,竟然迥不相同,甚至完全对立。有的说他搜括了无数民脂民膏,回乡来肆意挥霍,不然的话,建园耗银十万两,从何而来?有的则引述史籍:任氏“去官之日,士民顾念旧恩,遮道攀辕,数万人无不泣下”;至于贪贿问题,当时就有人举报,经过京师大员查办,结论却是“查无其事”,这是见诸光绪十一年《清实录》的,也可说是凿凿有据。

再比如,退思园的结构是西宅东园,成“一”字形横向排列,而没有像同时期多数园林那样,纵深布局,气势轩昂,庭院深深。有的文章解释为,它体现了“退思补过”的深意,不愿过分铺张,引人侧目;有的说,这是一种勇于打破陈规的创新,也是出于充分采光和避免东西日照的考虑;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只是迫于实地环境使然,无非因地制宜、顺其自然而已—因为私家园主缺乏皇家园林那样的绝对权威,在土地和房屋所有权已经长期稳定的社会条件下,他只能按照实地环境来安排设计,没有条件像一些官家园林那样讲究排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歧见重重、言人人殊的现象,一言以蔽之,这里有一个对于历史如何叙述,亦即取什么视角来作当代阐释的问题。

原来,历史包括客观过程和对客观过程的反映、叙述这样两个界面。一切历史话题也都存在着历史活动者意向与历史解释者意向两个界面。前者通称史实,后者属于史学、史观的范畴。由于历史的叙述是一种追溯性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人们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这种当代阐释必然要印上叙述者思考的轨迹,留下记述主体、研究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

欲知往事如何,当然最好是在诉诸语言、文字等符号历史的同时,能够请出当事人来核实、对证,可是,上帝已经不准许向他们发放出场券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有些历史话题就是说不清楚,那么,不说也罢。好在一些特定的历史单元,有如海天深处的艨艟巨舰,人们所最关注的,原是它的浮沉兴废、进退往还的整体情境,至于舱中某一角落某一个体悲欢离合的细节,对他人与后人来说,终竟不像“当下”置身其间那样关怀痛切。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放翁老人的诗蛮有意思:“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周庄沈万三,同里任兰生,他们自己都不能管得,我又管它作甚?


(2001年)



古今智囊


听说当年里根和卡特竞选总统时,双方的智囊机构都出了很多主意。鉴于里根当过电影演员,长于演讲,而卡特出身于农村木匠,不善应对的情况,里根的智囊团胡佛研究所给他出个主意:同卡特在电视上进行辩论。他们嘱咐里根,在电视辩论过程中,任凭卡特讲他在任职期间做了多少事情,都不要插话。等他讲完之后,马上提出一个问题:“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你们摸一摸衣袋吧,看看这几年的收入是多了还是少了。如果多了,你们就投卡特的票;否则,就选我里根来当总统。”原来,胡佛研究所事先掌握了选民的心理:他们对这几年收入减少颇有怨诽之言。这叫作“哪壶不开提哪壶”。果真一举击中要害,卡特失败了。当然,里根之获胜,未必只是由于这一招儿。但起码可以看出,智囊们对里根的上台,是出了很大的力的。

智囊制度在国外,大约有三四百年的历史,17世纪30年代,瑞典国王斯塔夫二世在他的军队里,以不正规形式设置了助手。当国王有事情要研究时,便请出他们来进行咨询。17世纪中叶,法国军队首先设置了参谋长。后来渐渐推开,各国普遍设立起军事参谋机构,专门从事战术决策研究。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过去那种以政治权术和军事韬略为专长的智囊,逐渐为以经济、技术为中心的多学科综合的专家集体—现代智囊团所代替。

至于我国的智囊史,就更是悠哉久矣,大约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记载: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号曰“智囊”。那时,群雄并起,“邦无定交,士无定主”、“诸侯卿相,皆争养士”,一时蔚成风气。一部《战国策》就是专门记载这些有智谋有本事之人的言行的。

当时的五霸之首齐桓公,认识到“得士则昌,失士则亡”的道理,一度集中了八十名游士,为其出谋划策。还供给车马衣裘,让他们周游列国,延揽四方贤士。战国初年,国君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贵族楚春申君黄歇、赵平原君赵胜、魏信陵君无忌,都以“善养士”著称于时。特别是齐国的孟尝君田文,尤为好客,时称“侠奸六万,门客三千”。宾客不分贵贱,一律接待,按其智能水平,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士以此多归之。秦昭襄王称赞说:“孟君门下,如通都之市,无物不有。”

应秦昭襄王的请求,齐湣王派孟尝君率领大批门客,结队入秦。昭王原拟任命孟尝君为丞相,秦诸大臣恐夺其权,从旁进谏说:孟尝君素有贤名,又是齐国的贵族。他若做了秦相,必将有利于齐而严重地危及秦国。秦昭襄王遂改变了主意,将孟尝君囚于馆舍,准备伺机杀掉,以绝后患。孟尝君见势不妙,托人带上白璧二双,私谒昭王的爱妾燕姬,请为说情、调解。燕姬知道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比、价值千金的白狐裘,便提出愿以此物为交换条件。可是,这件白狐裘在孟尝君入秦时已经献给昭王了,又到哪里去找呢?正在孟尝君无计可施之时,随同他来秦国的门客中,有一个“能为狗盗”的人,自告奋勇,答应为他帮忙。这个人潜入秦宫库藏,乘守藏吏熟睡之际,取出钥匙,开启藏柜,偷出了白狐裘。孟尝君托人把它献给燕姬,燕姬立即说服昭王释放了他。

孟尝君料定昭王事后必会反悔,于是,带人立即逃出都城。夜半时分来到了函谷关,关门早已上锁,按规定要待鸡鸣天晓后才能开关放行,那样他就难逃虎口了。恰好门客中有一个会学鸡叫的人。夜半时分,他在城内学着鸡叫,结果带动了群鸡尽鸣,关吏以为亮天了,即大开关门,这样,孟尝君一行也就得以及时逃出。待到秦昭襄王的兵马赶到追捕时,他们已经跑得很远,再也追不上了。

驰归齐国后,孟尝君说:“吾之得脱虎口,乃狗盗鸡鸣之力也!”唐代诗人胡曾有一首题为《函谷关》的诗,就是咏叹这段历史故事的:“寂寂函关锁未开,田文车马出秦来。朱门不养三千客,谁为鸡鸣得放回!”

集中养士,这是古代建立智囊团的主要形式。后来也有分散使用的,朝廷有重要事情,前往就地咨询。南北朝时的道教学者、医学家、文学家陶弘景,“博学多艺能,好养生之术”。没到二十岁就被朝廷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正当春风得意之时,他主动辞官,隐居茅山,自号“华阳隐居”。梁武帝早年与他常相过从,对他十分敬重。即位后,屡次招他出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事先向他咨询,听取他的意见。每月要有数次信使往来。当时人们称他为“山中宰相”。

梁武帝后期,把持政府权力的士族日趋腐败。一些士大夫宽衣博带,戴大帽子,穿高跟鞋,整日侈谈玄理,对农事和军事一无所知,过着白痴和寄生虫般的生活。对这种情况,陶弘景深感忧虑,临终前,他写了一首诗:“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意思是说:现在朝廷内外竞谈玄理,不习武事。结果都像晋朝的王衍(夷甫)那样散漫放诞,像三国时的玄学家何晏(平叔)那样,专事空谈,坐而论道。这样下去,国势日衰,危机重重,堂皇富丽的昭阳殿要变作单于宫的!

在这里,陶老先生为梁武帝撞击了响亮的警钟,也可以说是出了最后一次主意。当然,他是“不幸而言中”了。十二年后,果然发生了侯景之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卓识远见,但为时晚矣。

智囊、门客、山中宰相,形式不同,名称各异,但他们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在充分发掘智力资源,促进知识智能社会化、实践化方面作出了应有的努力。

今后,依靠个别领导人的聪明才智和经验进行决策的方法必将为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决策方法所代替。也就是领导人不仅要依靠自身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智慧和经验,不仅要依靠领导成员集体的智慧和经验,而且,要依靠一大批各行各业的专家,依靠各种专门的决策研究班子的智慧,依靠那些知识和信息以及实践反馈信息的综合体,采取新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集体研究,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决策方法的根本性变革。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化的大生产的蓬勃展开,给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和信息量急剧地增加,各种需要决策的问题,如山如阜,其内容之广泛,变化之迅速,参变量之繁多,相关性之复杂,是任何个别领导人(即使是非常杰出的天才)单凭个人的智慧和经验难以掌握、难予应付的。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各种智囊团和咨询机构,建立一个由不同知识结构组成的,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可以互相补充、启迪的知识信息综合体,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


(1998年)



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

唐玄宗李隆基的妃子很多,但后来走上京剧舞台,展现女性优雅、凄美形象的大概只有两人,一个是程派名剧《梅妃》里的江采萍,一个是梅派名剧《贵妃醉酒》里的杨玉环。同梅妃的生前寂寞、死后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杨妃生前大红大紫,炙手可热,死后更是闹得沸反盈天,以她为核心展开的争论,至今仍在进行。我这里就杨妃的历史评价及其生死谜团归纳出来的“马嵬坡下的三场辩论”,便是鲜明的例证。

为了帮助读者掌握这几场辩论所依凭的历史背景,首先,简要地叙述一下以这位女主角为中心的“本事”。

杨贵妃,小字玉环,原籍山西蒲州,唐开元七年(719年)出生在四川的蜀州。史书上说她:自幼养于叔父家,善歌舞,通音律,身材丰艳,姿色超群。她原本是唐玄宗的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妻子,嫁过来当时只有十七岁。后来,玄宗因心爱的武惠妃谢世,深情怀念,哀痛不已,后宫虽有几千美女,却没有一个人中他意的。有人报告称,寿王李瑁的妻子玉环杨氏,美貌惊人,绝世无双。皇帝一看,果然是名下无虚,当即神魂颠倒,意注心驰。于是,授意她自愿申请出家,去当道士,当即获得一个“太真”的道号。这边,又重新给寿王李瑁另娶了一个王妃。一切安排停当,便把玉环秘密接到皇宫里。这一年,玄宗六十一岁,玉环二十七岁。

由于玉环肌肤丰满,体态艳丽,气质高华,而且精通音乐,又兼生性聪明机警,善于迎合皇帝的旨意,进宫不到一年,就得到了玄宗的极度宠爱,视同掌上明珠,一切礼仪都和皇后一样;宫中都称她为“娘子”。天宝四载(745年),玄宗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封赠她的父亲杨玄琰为兵部尚书,任命她的叔父为光禄卿,两个堂兄分别为殿中少监和驸马都尉;贵妃的三个姐姐,个个姿容艳丽,分别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也都在京城赏赐住宅,每年还有千贯钱作为脂粉之资。其从祖兄国忠,受封为金吾兵曹参军,特准他可以随供奉官出入宫廷;后来步步登高,总揽大权,专擅朝政,势倾天下。杨氏一家,全都裂土分封,荣显盛于一时。

天宝年间,玄宗统治的后期,内宫纳宠,日益昏庸,荒怠政事,朝中实权先后由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妒贤害能,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穷奢极侈,朝政腐败日亟。天宝十四载,兵权在握、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天宝十五载(756年)六月,玄宗带领杨妃及其家族和公主、皇孙,还有亲近的宦官,仓皇向西逃遁。

据《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唐纪》记载,玄宗一行到了兴平县西部的马嵬驿,禁军哗变,以为祸起杨家,不肯前行,大将军陈玄礼杀了杨国忠,连同他的儿子和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军中将士的怨恨仍未解除,宦官高力士奏以“祸本(指杨贵妃)尚在,军心不安”,要求玄宗忍痛割爱。玄宗犹豫不决,身旁大臣劝说:“众怒难犯,安危在顷刻之间,请陛下迅速裁决。”出语沉痛,并且叩头流血。玄宗说:“贵妃一直在深宫,怎么知道杨国忠阴谋?”高力士说:“贵妃当然没有罪,可是,将士们已经杀了她的哥哥,而她仍然留在皇帝身边,大家怎能放心?将士不安定,陛下也不可能安定。”玄宗只好差遣高力士带贵妃到佛堂,用绸带将她勒死。贵妃时年三十八岁。

首场辩论的参加者,是历朝历代的诗人。辩论是从价值层面上展开的:如何评价杨贵妃这个历史人物?她是不是“安史之乱”的祸胎?

对此,自从杨贵妃在马嵬坡香消玉殒那天起,迄于今日,千余年来,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诗人们尤其予以特殊的关注。大体上,有批判、肯定、同情这样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类,持批评态度。以唐代著名诗人杜牧《过华清宫》(三首之二)为代表: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唐玄宗沉湎女色,不理朝政。在各方强烈的反应下,朝廷派出探使,前往渔阳,侦察安禄山的虚实。但是,由于探使接受了贿赂,回来虚报了军情,盛赞安禄山如何赤心报国,忠于皇上。这样,玄宗便与贵妃更加耽于享乐,日日沉醉在“霓裳羽衣”的轻歌曼舞之中,直舞到“千峰”之上,最后,把整个“中原”都舞破了。诗人运用生动的形象,以夸张的手法,寄托深刻的寓意。杨贵妃固然不能直接舞“破”中原,但中原之“破”,却实实在在由于唐玄宗无尽无休的酣歌醉舞,沉湎女色,不理政事所致。为此,杨贵妃是不能辞其咎的。

白居易的《长恨歌》,就其实质来说,也当属于这一类。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开头的大段描写,反映了祸乱酿成的因果关系,集中渲染了玄宗自纳娶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行乐,如何终日沉湎酒色之中。所有这些,都是酿成“安史之乱”的根源。

同时,白居易在新乐府《李夫人·鉴嬖惑也》中写道: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诗中说,不独汉武帝嬖幸李夫人,古代还有周穆王嬖幸爱妃盛姬的事。他为美人盛姬筑台,状如重垒之璧。他在台上怀拥盛姬,共浴夕阳,伴她度过了人生的美好时光。后来盛姬病死,穆王依皇后之礼葬毕,大哭三日。白居易批评他“心轻王业如灰土”,“一人荒乐万人愁”。诗的最后,落脚在李、杨的爱情上。泰陵是唐玄宗的陵墓,这里代指玄宗。

而批评最为尖锐、严苛的,应数南宋时的商挺的《骊山怀古》:


女色迷人祸更长,千年烽火化温汤。

无情一片骊山月,照罢周家又到唐。


诗中以杨贵妃比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爱妃褒姒,认为她们都以女色祸国殃民,招致动乱。

明永乐年间进士薛瑄《马嵬》七律,有“号令风行遍九州,六军何事此淹留”;“路边三尺妖姬土,长带千秋万古羞”之句。“妖姬土”,“万古羞”,无异于指着鼻子破口骂詈。明末进士王思任的《马嵬歌》,持同样批评态度:“夜半无人语未寒,大家好住魂先逸。不是三郎(唐玄宗)负玉环,玉环自引胡儿缢。”意思是,贵妃之死,祸由自取—由于她宠爱“胡儿”安禄山,最后,“胡儿”反叛,她便也跟着搭上了性命。

第二类,对杨妃持肯定态度。诗的数量很大,意见也比较集中。唐末至五代时的状元诗人徐夤题《马嵬》七绝一首:


二百年来事远闻,从龙谁解尽如云。

张均兄弟今何在?却是杨妃死报君。


诗人题诗时,上距“安史之乱”大约二百年。“从龙”,随从帝王创业,这里指跟着唐玄宗逃到四川的人,语含讥刺。宰相张说两个儿子张均、张垍,分别官至刑部尚书和九卿之一的太常,可是,却都接受了安禄山所授的伪职。诗中说,那些大臣们一个个都跑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个妃子,最后以死相报。

清嘉庆进士、山西赵城县知县杨延亮《题马嵬驿》:


孤负凭肩誓后身,六军相逼太无因。

肯拚一死延唐祚,再造功应属美人。


清代剧作家洪升《长生殿》写玄宗与贵妃“夜半凭肩(手搭肩上)私咒”。这里说,玄宗与杨妃当年无比亲昵,凭肩发誓他生也要相聚,一切一切都“孤(辜)负”了。

清代诗人李羲文《过杨太真墓》:


马嵬永诀六龙骖,匹练酬恩意自甘。

拼却红颜安反侧,美人于此胜奇男。


诗的大意是,杨妃“匹练(缢死时用的绸条)酬恩”,以安“反侧”(反叛)。美人于此,胜过奇男。

还有清代女诗人万叶丹的《书〈长恨歌〉后》七绝,也都是鲜明地站在杨贵妃一边,直接予以颂赞的:


翠羽西行唤奈何,六军兵谏逼金戈。

拼将一死纾君难,愧杀从行将士多。


第三类,对杨妃之死表示同情、惋惜,代替死者讲公道话。这类诗歌占的比例也比较大。

最早的是唐代诗人李益,“马嵬坡之变”时,他已经九岁了。许多事情,可说是亲历亲闻的。因而,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过马嵬》诗:


汉将如云不直言,寇来反罪绮罗恩。

托君休洗莲花血,留记千年妾泪痕。


由于写的是本朝事,他在落笔时还是有些顾忌的。“汉将”其实就是唐将。诗的中心是代杨妃鸣不平:满朝文武,谁也不肯向皇帝直言相谏;等到贼寇到了,天下大乱,反而把罪愆推到一个女子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说,由于他对陈玄礼逼死杨贵妃持有异议,所以,在《再题马嵬驿》诗中,指责陈玄礼说:


万岁传呼蜀道东,鬻拳兵谏太匆匆。

将军手把黄金钺,不管三军管六宫。


“鬻拳”,人名,春秋时楚国宗室后裔。因事诤谏楚文王,文王不从,乃以兵器威胁文王,强使改正错误。袁枚以陈玄礼比喻鬻拳。

晚唐时的著名诗人罗隐,在《帝幸蜀》一诗中,写得更巧妙,更尖锐,更具说服力:


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

地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晚唐中和元年(881年),黄巢攻克长安,唐朝第十八任皇帝、终日嬉玩游乐的唐僖宗李儇,也跟踪当年唐玄宗,同样逃往四川避难,在那里躲避了四年之久。诗人借助这件事情,对指责杨贵妃的人予以回击—这回死去多年的“阿蛮”(唐玄宗的小名)可要站出来说话了:“你看,李儇也跑到四川来了,看来,还是不要埋怨杨妃为好。”

无独有偶,唐末进士韦庄在《立春日作》一诗中,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九重天子去蒙尘,御柳无情依旧春。

今日不关妃妾事,始知辜负马嵬人。


那么,究竟应该归罪于谁呢?清道光年间进士赵长龄的《马嵬》诗,做了直截而明确的回答:


不信曲江信禄山,渔阳鼙鼓震秦关。

祸端自是君王启,倾国何须怨玉环。


矛头所向,直指皇帝;而且,有理有据。“曲江”,唐开元年间的尚书丞相张九龄的别称。他是一位有胆识、有远见的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当年曾向唐玄宗建议:“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可是,玄宗听不进去,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备加信任。

起死人于地下,把他们的三种不同的见解罗列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确实可以看作是一场生面别开的辩论。这是第一场。

那么,第二场辩论的主题是什么呢?

绝大多数人根据历史记载,都承认杨贵妃在“马嵬坡之变”中,确实是被处死了。不过,对于她是怎么死的,死在了什么地方,却还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对此,史家与诗人各有所见,各执一词。

关于杨妃的死,正史《旧唐书》、《新唐书》的本传和《资治通鉴·唐纪》,以及野史《杨太真外传》等,都明确地记载着是“缢死”。何谓“缢死”?词典上解释,“勒人之颈而使之死也”。既然是勒颈而死,自然就不会有血溅出了。可是,到了一些诗人笔下,却与史家持截然不同的见解。就中,尤以唐代许多诗人为甚。

且看有“诗史”之盛誉的杜甫。“马嵬坡之变”发生时,他已经四十四岁,可说是同时代人。恰巧,第二年春天,他又到了都城长安。他沿着流经城东南的曲江行走,一时,触景伤怀,感慨万千。《哀江头》一诗就是当时心路历程的写照。在写到“昭阳殿里第一人”时,下了这样两句断语:“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前面引述的李益诗中,也有“托君休洗莲花血”的诗句。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也写到了:“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另外,杜牧《华清宫三十韵》中,亦有“喧呼马嵬血,零落羽林枪”之句。“血污游魂”,“休洗莲花血”,“血泪相和流”,“喧呼马嵬血”,血,血,血!显然,在这些诗人的心目中,杨妃绝非如正史所记是被缢而死的。

既然不是被缢而死,那么,“佛堂前”、“梨树下”之类的记载,也就值得怀疑了。这又产生一个死的去处的争议。相当一部分论者,认为杨妃是死在乱军之中。且看《资治通鉴》(柏杨白话版)中关于这段乱象的记载:


吐蕃王国使节二十多人,正拦住杨国忠马头,诉苦说找不到饮食,杨国忠还没回答,士卒们就大声呼喊说:“杨国忠联合胡人叛变!”有人一箭射出,射中杨国忠的马鞍。

杨国忠惊骇逃跑,逃到驿站西门里,士卒们一拥而上,把他乱刀砍死,并像杀猪一样,剁下他的四肢,用长枪挑起人头,竖在驿站门口;同时,诛杀他的儿子、国务院财政部副部长杨暄,及韩国夫人、秦国夫人。总监察官魏方进斥责说:“你们怎么敢谋害宰相?”士卒又把他砍死。最高监督长韦见素得到混乱消息,出来察看,士卒扑上去,用铁器猛击他的头部,打得脑血齐流。⋯⋯


已经失去理智控制的士卒,多年的积愤无处喷发,现在实在忍无可忍了,便进行了疯狂报复。

冤有头,债有主。在这种情况下,把罪魁祸首杨氏家族“一锅端”、剪草除根,是他们共同的意志。既然,随行的两个姐姐全都被杀掉了,贵妃也完全有可能死在乱军兵刃之下。

因此,诗人们所写的,未必都属无根之谈。

其实,诗,是完全可以用来证史的。现代史家就颇为推崇所谓“以诗证史”的治史方法,也就是以“诗”为史料来证史、说史,解读历史。在这方面,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做出了楷模式的探索,达到了高妙的境界。关于为什么可以“以诗证史”,陈先生说得十分清楚:“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

当然,有些史家对“以诗证史”的做法,也持有异议。认为,包括诗在内的文学创作,固然也须有真实的史实为原形素材,尤其像诗史性的作品,其纪实的成分很大;但是,文学作品毕竟有其特殊的品格—既可虚构,也可纪实,它对“史实”的处理方式远比史学来得自由,所以不能无条件地据此进行论证。

这场辩论的结果,即使不能“定于一”,但多一种认识就会多开辟一条解读的渠道,对学术研究终究是有所裨益的。而我,更加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互不一致甚至大相径庭的现象。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加有趣、也值得深思的研究课题。这里有三个环节:一是诗人咏歌与史书记载所据史实的渠道不尽一致。史书所记载的,来源于官方的正式文件(包括史官记载的种种资料);而诗人记载的则是当地(有的还是当时,如杜甫、李益等)口耳相传的传说,也不排除军中将士、当地民众等某些亲历者的见闻;二是出于“为尊者讳”和其他某种考虑,官方史料存在着规范化、统一性、选择性的事后精心加工的特点;而诗人所听到的,当是杂沓的、错乱的“言人人殊”的信息,同样存在着整理、加工的性质;三是就史料的严谨性、规整性来说,或者就对待史料的态度来说,“正史”有其特殊的品格,因为史家强调“无征不信”;而诗人则相对地要情感化一些,不可能、也不要求他们必须“出言有据”。

职是之故,把诗人列为承辩者的一方,是完全必要的、正当的。

如果说,第一场辩论的三方都是诗人;第二场辩论的双方是诗人与史家;那么,第三场辩论的双方,则是民间口头传播者及当代某些学者为一方,古代的史官与史家为一方。这场辩论的主题是:“马嵬坡之变”中,杨贵妃究竟死没死?如果没有死,那么,她的下落何在?

史家认为,杨贵妃之死是凿凿有据的。《资治通鉴·唐纪》中,专门记载了这样一段:玄宗下令把贵妃尸体抬到驿站庭院,召唤陈玄礼等将领进去察看。陈玄礼看过后,叩头请求宽恕,玄宗慰劳嘉勉,命他们向士卒解释。这说明杨贵妃确实死了,并经陈玄礼等人确认。这还有疑问吗?

可是,民间传说认为,那场动乱中,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而是辗转流落到了民间。这在史学界,根本未予置信,甚至连考证与驳辩的兴趣也没有。他们分析认为,持“未死论”者大约出现在晚唐至元明之间,一些口头民间文学传播者,出于善良的愿望,觉得这样美丽的妃子不该让她死去。他们虽然同属底层人物,但与当事者(造反军民)不同,对于玄宗的淫逸、贵妃的骄奢没有切肤之痛,已经脱离了愤怒,一变而为对这位“牺牲品”、“替罪羊”的同情与怀念。

但出乎意料的是,现当代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的质疑》和《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墓》等文章中明确指出,杨贵妃是辗转到了日本定居。经过对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的考证,他得出了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驿的结论。归纳起来,论据大致有三:一是《长恨歌》中写贵妃马嵬之死闪闪烁烁,证明贵妃并未死于马嵬坡。而当时六军哗变、贵妃被劫、钗钿委地,诗中明言唐玄宗“救不得”,则正史所载“赐死”之诏旨,当时决不会有;二是据陈鸿《长恨歌传》所言,“使人牵之而去”,显然,贵妃已被使者牵去,藏匿到远地了;三是《长恨歌》说,唐玄宗回銮后,要为杨贵妃改葬,可是,“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竟连尸骨都找不到,进一步证实贵妃未死于马嵬驿。

近日见到当代学者王菡一篇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杨贵妃之死,很成为前些时间的热门话题,而在数十年前,俞平伯就曾根据《长恨歌》及《长恨歌传》提出杨贵妃没有死在马嵬坡的观点,周作人自日本朋友处知道日本山口县有杨贵妃墓,及有关杨贵妃在日本的一些传说,便写信告知俞平伯先生。俞平伯复信中曰:“传说虽异,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不知能否由日本友人处复得较详尽之记叙乎?”如此往返讨论的几封信,今天尚可看到,亦是难能可贵了。


由此可知,俞先生的论点也是获得知堂老人的支持的。

说到杨贵妃日本有墓,我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2008年3月中旬,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说,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

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

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

日本朋友的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

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

日本友人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环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博士局长最后对我说,想一想,日本友人所说的也许有些道理。其实,李商隐的七律《马嵬》,更值得注意。它在一开头就说:“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这对杨贵妃逃亡到日本的传说,可说是进一步的佐证。

据网上提供的信息:日本民间和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当时,在马嵬坡被缢死的,乃是一个侍女。禁军将领陈玄礼爱惜贵妃貌美,不忍杀之,遂与高力士合谋,以一侍女代死。而杨贵妃则由陈玄礼的亲信护送南逃,行至现在上海附近,扬帆出海,飘至日本久谷町久津,并在日本终其天年。网上信息说:据日本学者渡边龙策在《杨贵妃复活秘史》一文中考证,杨贵妃逃出马嵬坡后,得到唐代舞女和乐师的帮助,辗转到了扬州,在那里见到了日本遣唐使团的藤原制雄,在藤原的协助下,杨贵妃搭乘日本使团的船,在日本的海边渔村久津登陆,时间为757年。到日本后,杨贵妃受到天皇孝谦的热诚接待。后来,杨贵妃以她的智谋帮助孝谦挫败了一次宫廷政变,从此名声大震,获得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妇女的好感。至今,还有日本妇女说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代。1963年有一位日本姑娘,向电视观众展示了自己的一本家谱,说她就是杨贵妃的后人;日本著名影星山口百惠也自称是杨贵妃的后裔。

现在,日本本州岛西南端、与亚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山口县,有一个名为“久津”的海边渔村,那里有一座杨贵妃墓,已经被列为国家级保护文物。京都等古城还有杨贵妃的塑像。


(2012年)



三个唐僧


打开关于“唐僧”的网页,实在惊诧不已。绝没想到,人们对于这位亦人亦神的和尚竟然如此感兴趣。当然大多是拿他当“话耍子”来搞笑,来开涮的,什么“唐僧办教育”,“唐僧的隐私”,“唐僧评先进”,“唐僧评球”,“唐僧的网恋”,“唐僧引进股份制”⋯⋯数不胜数;光是杜撰唐僧的著作,就有《家书》、《日记》、《回忆录》、《密信》、《遗言》、《自述》、《报告》、《废话》等许多种。至于从学术方面进行研究、探讨的却少得可怜—当然不是没有话题—比如,作为古代一位大知识分子、著名翻译家、汉传佛教历史上伟大的学者之一,唐僧就很有研究的价值。只是,一些人对此不那么感兴趣而已。而我,在这种情势下,偏要一本正经地从历史真实、文学作品、民间传说的多重视角来探索唐僧的多种形象,也算得上“痴情可哂”了。

幼年读《西游记》,唐僧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好的。他不仅软弱怯懦,进退失据,在困难面前动辄惊慌流泪,而且昏庸迂腐,耳软心活,常常误信谗言,敌我不辨,所谓“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反过来,当时对孙悟空,我却怜爱备至,情有独钟。因此,每当看到唐僧残忍地惩治、处罚为取经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行者悟空时,我都遏制不住心头的愤慨,有时竟至两三天内,“于心有戚戚焉”。

及长,方知《西游记》中的唐僧,不过是文人笔下塑造的文学形象,并非玄奘的本来面目。通过阅览唐代史籍和《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了解到他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人格风范,伟大的精神追求,方知过去是错怪了他。

唐僧俗姓陈,本名祎,河南偃师县缑氏乡陈河村人,十三岁出家,法名玄奘。他自幼聪敏好学,悟性极高,通过熟读各种佛经,走访远近名僧,发现各名师所讲经论互有歧异,各种经典也不尽相同,而且疑伪杂陈,真假难辨,于是,矢志赴天竺取经求法。前后历时十七年,跋涉五万里,亲历一百一十余国,克服了重重险阻,带回六百五十七部佛经、七件金银佛像,还有许多果菜种子,为加强我国同南亚诸国的友好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

随后,他又潜心译经七十五部,并写出一部《大唐西域记》,记录了西游所见所闻,内容涉及印度等国的政治、经济、宗教、文艺和山川、风物等诸多内容,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他是举世公认的杰出的翻译家、旅行家和宗教哲学理论家。鲁迅先生赞颂中国的“脊梁”,其中“舍命求法”者即包括他在内。他不仅在国内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世界各国对于他都有很高的评价。

近些年我又获知关于唐僧的第三种形象。我在寻访古代丝绸之路过程中,意外地听到许多富有传奇色彩、把唐僧加以神化的传说。比如,横亘吐鲁番盆地东北部、名闻遐迩的火焰山,《西游记》里说它有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唐僧师徒来到山下无法穿过,便由孙悟空三借芭蕉扇,连扇四十九扇,断绝火根,永不再发,取经队伍才得以通过,继续西行。

可是,当地的传说却是这样的:若论唐僧的法术,原本可以顺利通行,无须在此耽搁时间。但他一向以仁爱惠民为本,当看到这里烈焰蒸腾,上无飞鸟,下无草木,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智擒牛魔王,取得纯阳宝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甘霖普降,从此这一带才广种棉花瓜果,人民赖以养生发展,世代康宁。至今,当地维吾尔族同胞还指认火焰山胜金口旁的峭石为唐僧当年的“拴马桩”,并热情地带领我们看了葡萄沟断崖上的“牛魔王洞”,和高昌古城中的唐僧讲
经台。

说到葡萄,这里也有一个传说:唐僧西天取经归来,路过已经熄灭多年的火焰山,把从域外带回来的葡萄种子交给当地七位贤人,并点地出泉,穿岩造井,传授葡萄栽植技术。经过当地人民世世代代的辛勤劳动,这一带成为世界闻名的“葡萄之乡”。这种说法显然是带有附会性质,因为《史记》载明,早在西汉年间张骞通西域时,这里即已普遍栽植葡萄。当地人民将这些善举一概归美于玄奘,反映出他们对这位高僧的无限仰慕之情。

后来,我又访问了洛阳、偃师及唐僧故里缑氏乡。如果说,西行取经沿途的传说,对于唐僧主要是神化;那么,他的故乡所流传的则富有人情味,紧密贴近生活实际。当地人民对于唐僧怀有特殊深厚的感情,那里流传着许多关于唐僧的童年生活故事和取经传说。

“玄奘井”开凿于北齐年间,相传玄奘自幼饮此井水,智慧早开,颖异过人,因此被誉为“慧泉”,“神水”。“皂抱凤凰槐”是一棵能够扭颈的皂角树,传说玄奘西天取经时,树头向西,归国后,树头又扭向东边。因此,又称为“望子树”。西原墓地有玄奘父母的合葬墓。当地传说:玄奘西天取经,一去十几年杳无音信,母亲思子心切,日日燃香拜佛,为远在天边的儿子祈福。玄奘取经归来,得知母亲已经去世,却又找不到坟地,心里十分难过,便牵着白马,漫步郊原。忽然,白马长啸一声,前蹄在地上踏出一个大坑,涌出泉水,待大水退后,玄奘母亲的坟墓便清晰地展现出来。还有“晾经台”,传说玄奘取经归来,在少林寺遇水,他们便把洇湿的经卷放到高台上晾晒。恰值观音云游过此,在空中见此情景,便吹过一阵轻风,很快就把经卷吹干了。从此这里香火兴旺,名闻遐迩。

近期又欣喜地看到,由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玄奘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正在顺利展开。确信,此举不仅能够充分揭示沿途各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与中原内地、与古代中国的密切联系;同时,还可以大大补充过去史料的不足,搜集到大量载记于文献、流传于民间的有关唐僧取经的故事、传说,这将会进一步丰富唐僧的不朽形象。


(1988年)



屠羊说与卜式


甲: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这样一个警句:“人难再得始为佳”,强调了存在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乙:此句导源于“佳人难再得”,故实引自《汉书》:武帝时,著名音乐家、歌唱家李延年“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武帝胞姐)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一般的都把这个典故用于佳姝美女;龚自珍的诗:“拊心消息过江淮,红泪淋浪避客揩。千古知言汉武帝,人难再得始为佳。”也是用于女性的,诗人前面有个交代:“杭州有所追悼而作”。有的学者考证,此诗是为悼念他的表妹而作的。

甲:也不一定都要用于女性。1961年,冰心女士就曾以《人难再得始为佳》为题,悼念梅兰芳先生。她在文章中追忆早年欣赏梅先生演出《汾河湾》的情景:“流水般的踱步,送出一个光彩夺目的人儿,端严的妙目,左右一扫,霎时间四座无声。也许是童年的印象最为深刻吧,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男女演员之中,我还没有看见过像梅先生在那时那地所给我的端庄流丽,仪态万方的体态与风神!”这也可以称作“人难再得”吧。

乙:看来,“人难再得”,既可用于女郎,也可用于男士;既可用于今人,也可用于古人。关键在于它的唯一性。

甲:《逍遥游—庄子传》中指出:“庄子就是庄子,他是天才中的天才,只能有一,不能有二。就是说,庄子在世间已经成了绝版—从他辞世那天起,原版就毁掉了,永远也无法复制。”其实,何止庄子本人,包括他所创造的一些典型人物,比如《让王》篇所记的那个楚国以宰羊为业的高人,也莫不如此。

乙:你说的是屠羊说吧?

甲:是的。当日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他,便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可是,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偿。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守本分,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乙: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能够有这样的见识、这样的觉悟,确属难得。

甲:作为庄子笔下创造的一个典型人物,屠羊说是庄子思想的化身,是其价值取向、人生追求、精神境界、处世准则的形象体现。为了达到以自我为主体的逍遥境界,庄子强调,必须超越“人为物役”、“以身殉物”的“异化”现实。他自甘清苦,不慕荣利,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他强调知足知止,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对于身外之物,决不贪求,以免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像屠羊说这种类型,莫说当时是唯一的,后世恐怕也难以再现。咱们不妨打开史书找一找。

乙:我倒觉得,汉代的卜式有点类似。《史记·平准书》中记载,河南郡人卜式,在山中牧羊十多年,后来羊群发展到一千多头,他就买了田宅。那时,朝廷屡次征讨匈奴,卜式上书,说愿将家产一半捐赠给政府,以助边防。武帝听说后,就派使者前去询问:“你这么做,是不是想当官?”卜式回答说:“我从小只知放羊,不懂得做官规矩,所以,不愿当官。”使者又问:“那你是不是家有沉冤,要向皇上申诉?”卜式说:“我生来跟别人都是和平相处,没有闹过纠纷。贫苦人家,我接济他们;为非作歹的人,我耐心教育他们。乡里人民,都尊重我的意见,谁会来冤枉我?没有什么话要禀告皇上。”使者说:“那么,你捐赠那么多财产,究竟是为了什么?”卜式说:“国家跟匈奴作战,是一种抵抗侵略的义举。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战死边疆,有钱的人应该捐输粮食。这样,才能将匈奴消灭。”使者将他的话原原本本地奏报给皇帝,皇帝听了很感兴趣,便把这事说给了丞相公孙弘。不料,公孙弘却说:“这不是人情之常。恐怕他另有所图,不可以因为权变而乱了法纪。”

甲: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和前面提到的楚国大臣司马子綦比较起来,这个丞相可就差了一等。公孙弘这个人口碑很差,史书上说他“曲学阿世”;又说他工于毒计、工于谄媚。

乙:卜式后来还是当了大官。武帝认为他既贤且能,想要尊崇他、表彰他、重用他,用以激励全国人民。

甲:表面上看,卜式与屠羊说有其相似之处,实际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屠羊说匿身草泽,远离魏阙,像《周易》中所讲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卜式所走的却是另一条道路。

乙:是的。开始时,皇帝让他当郎官,卜式不愿意干。皇帝说:“皇家的羊都在上林,那你就去管理它们吧。”这样,卜式就穿着麻衣和草鞋去牧羊。过了一年多,羊群肥壮又加速繁殖,皇帝颇为赞赏。卜式说:“不止是牧羊,对老百姓的治理也是这样。按时让他们休息;有不良分子就赶开,别让他妨害了大家。”

甲:这个说法,倒是与老子的思想有暗合之处。从前的读书士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隐于市者,有隐于野者,卜式应该算做隐于牧者。

乙:卜式属于“内儒外道”者流。武帝觉得他说得很深刻,就任命他为缑氏县令,结果四境大治,百姓安居乐业;又改任成皋县令,同样是考绩优良。皇帝就提拔他为齐王太傅;时值南越反叛,他上书说:“主忧臣辱,我希望父子和齐国习船者一同前往死战。”皇帝许之以忠义,赐爵关内侯,并黄金六十斤,田十顷。后来又做了御史大夫,由于反对盐铁官营,又兼不善文辞,贬为太子太傅,以寿终。

甲:“伴君如伴虎”啊!“以寿终”—应该说,这就是很好的结局了。宋人孔平仲《珩璜新论》中有一段话,大意是:宰相,是人人都想当的。汉武帝接连诛杀了几位宰相以后,又命令公孙贺去当宰相。闻讯后,公孙贺哭了,他实在是不想赴任,因为他想到了前几位的悲惨下场。但是,君命不可违呀!后来还是被迫当上了宰相。结果呢,不只自己送上了一条老命,还闹个满门抄斩。

乙:屠羊说算是彻底的超脱,因而也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不过,这种逍遥游世,既明且哲的人生取向,在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旧时中国社会,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了。绝大多数人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甲:所以,精明盖世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屠羊说予以激赏,在给他的胞弟曾国荃的生日赠诗中,写道:


左列钟鸣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感慨祸福无常,升沉难料,认为最高明的还是那个屠羊说,所以应该低头礼拜,奉他为师。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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