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07域外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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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09:46:29  阅读次数:4092 次

域外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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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             

樱桃园

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泪泉            

涅瓦大街        

湖上有余情      

    德国

断念            

未了情          

附录:爱别离

告别            

悠悠童话路      

    英国

一夜芳邻        

少年版福尔摩斯  

    挪威

作家的生命原版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

    比利时

滑铁卢是什么

    西班牙

“架桥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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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汉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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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水手

旧金山掠影

把望远镜倒过来看

曼哈顿的西洋景  

从“影都”到“乐园”

潘多拉的盒子     

靓女新妆出镜心   

    智利

诗人的恒久魅力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

    巴西

野性               

眼神

    秘鲁

她,嫁给了纳斯卡地画

阿根廷

域外文人说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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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文缘        

东瀛观剧        

月明 人在天涯

野酌

花环

    泰国

芭堤雅哀歌      

湄南河上        

今古鳄鱼                  

    马来西亚

马六甲纪游

异国年俗

    越南

千载心香域外烧

    缅甸

蒲甘晚照           

忽闻佛地有仙山   

    新加坡         

日近长安远   

    叙利亚      

叙利亚听歌

    印度       

万人如海一身藏   

    韩国

蹈海余生作壮游     

    朝鲜

诗话金刚山



解 脱


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生命是越来越屈从于这些形式,然后再从这些形式中解脱⋯⋯

—列夫·托尔斯泰《早年回忆》

亚斯纳·波利亚纳是俄罗斯伟大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出生的摇篮,也是他回归的墓地。在这里,生命的终点和起点连接在一起,画了一个完整的圈儿。

映衬着一株株高大粗壮的橡树、枞树与菩提树,这个凸出地面的土丘就显得更微小了。它长约两米、宽不足一米、高不过几十厘米,外围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就连几岁大的儿童都可以跨过去。上面如果不是覆盖着绿草、鲜花,人们根本就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可是,就是这个小土丘,却被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誉为世间最美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所在。他说,“我在俄国所见到的景物,再没有比托尔斯泰墓更宏伟、更感人的了”。

还有一位名家是这样说的:列夫·托尔斯泰以其丰厚的著作登上了俄罗斯文学的顶峰,而他的墓地,则以其简陋、渺小而攀上世界所有的名墓之巅。

人们也许会问:像托尔斯泰这样的文艺复兴以来唯一能挑战荷马、但丁与莎士比亚的伟大作家,他的坟墓怎么会这样渺小、这么简陋呢?真是太不公平、太不合理了!莫非是沙皇政府衔恨报复的愚蠢举动造成的?也许是由于家乡和后辈缺乏足够的重视,或者财源匮竭,以致名人的身后凄凉?其实,都不是。恰恰是托翁自己的郑重选择。辞世之前,他特意留下了遗嘱:“要像埋葬叫花子那样,用最便宜的棺木将我下葬,垒一个小小的坟头。”

具体地点也是他亲自选定的。童年时,他经常跟随哥哥们到这林地里游玩。大哥尼古拉告诉他,这里埋着一根“绿杖”,上面写着各种各样的秘密;谁若能够找到它,就可以知道全人类怎样才能得到幸福。当时他才五岁,但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打动了。以后,乃至整个一生,他都在探求着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秘密,最后,就终古长眠在埋着“绿杖”的地方。

一生都在探求如何使人类得到幸福,成就了这位精神巨人的伟大;而他却又是再平凡不过的,“不论是作为孩童、少年、成人甚至老人,托尔斯泰永远仅仅是众人中的一员而已”(茨威格语);“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罗曼·罗兰语)。

伟大与平凡,在这位世界文坛的一代宗师身上,也在这个黄土小丘上,实现了完美的统一。

托翁出身名门望族,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以“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高贵的世裔”加以概括。光是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从这个家族中就走出了四十位,他们在《俄罗斯名人传记辞典》中足足占了九十五页。托翁的先祖是彼得大帝的密友和重臣;祖父官至喀山省省长;父亲是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母亲出身于世袭公爵之家,她的父亲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步兵上将;曾祖母与普希金的祖母是亲姐妹。

他本人是伯爵,属于贵族特权阶层。作为既得利益者,作为地主庄园的“一家之主”,他原本可以在这华丽、优雅、宁静的天地里,享受雍容华贵、安富尊荣的贵族生活,然后再将那些财富、荣誉和特权传递给下一代;可是,他没有。

作为世界级文化名人,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一座座横空出世的巅峰而高踞“艺术之神”的宝座,他完全可以像其他无数成功人士那样,心安理得地承受着世人的顶礼膜拜,陶醉在种种荣耀和鲜花、掌声之中;他也没有。

当年,俄国《现代人》杂志的一位编辑说:“在我国有两个皇帝: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俩谁更强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没办法,不敢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义地在动摇着尼古拉二世的宝座和他的皇朝⋯⋯谁碰碰托尔斯泰试试看,全世界都会喊起来。”

作为顶级强势人物,尼古拉二世习惯于凌驾在臣僚、仆役、平民之上,逞豪雄,耍权威,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像《聊斋志异》中所描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阶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而被奉为“精神领袖”、“社会良心”的思想巨人托尔斯泰,却经常以自己未能像普通农民那样吃苦受累,饥寒冻馁,而心怀愧怍,寤寐难安。他坚持自己的人生真谛与理想追求,拳拳服膺并身体力行人道主义思想,无论是形成文字,还是视听言动、喜怒悲欢,都坚守底层平民的立场,勇于为无权无势的劳苦大众说话,无情地谴责与鞭挞沙皇农奴制度,在探索人的内在本质,追求道德的自我完善的同时,也把人类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从青年时代开始,托尔斯泰就尝试着走社会改革和精神探险之路。他先在自家的庄园试行改革,设计了一套改造计划。他遍访庄园附近多个村庄,从中挑选出最穷苦的农户,前往送茅草、修房屋。那时他刚刚二十岁。十年过后,他又在庄园内外为农民子弟创办了二十多所学校,致力于普及平民教育。村里有一户寡妇,缺少帮手,他就过去为她修炉灶、运柴草、干各种农活;那年村里发生火灾,他率先投入火场,抢救农民财产;平时经常为穷苦农民播种、收割庄稼。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有一幅名画:《托尔斯泰在耕田》,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伟大人物的体力劳动场面。

罗曼·罗兰说:“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他长着一副典型的乡下人面孔。宽阔的前额上横刻着两条弯曲的皱痕,眉毛雪白而浓厚;皮肤饱经风吹日晒,粗糙不堪,与农夫的并无二致。什么样的衣着都合他的意,什么样的鞋帽他都可以穿戴。如果他与一个白胡子的仆人并肩坐在马车上,若是不细心观察,你很难分辨出哪一个是伯爵,哪一个是车夫。

托翁长女在回忆录中写道:一次,她在图拉排戏,看门人说,外面有一个老农夫非得要进来看,大概是喝醉了。她马上猜着了来者是谁,赶忙出外去接。父亲笑着告诉她:因为衣服不讲究,人家没瞧得起他。莫斯科与雅斯纳亚·波利亚纳相距二百公里,托翁常常徒步往返。肩上搭个口袋,杂在沿途流浪的人群里。在五天的行程中,有时遇到火车站,他就在三等车厢候车室歇歇脚、喝点水。这天歇过了,他信步走到月台上,正好一辆客车停在那里,眼看就要开车了,忽然听到有人招呼他:“老头儿,老头儿!”原来是一位太太探身车窗外喊他:“快去女洗漱间把我的手提包拿来,我忘在那儿了。”托翁急忙赶到那里,幸好手提包还在。“多谢你了,拿着,这是给你的跑腿钱。”托翁从太太手中接过五个戈比,泰然自若地装进了口袋。同行的一个旅伴问那太太:“你知道你把五个戈比给了谁吗?”当得知是大名鼎鼎的托尔斯泰时,女人说:“天哪,我这是怎么弄的!”而托翁却平静地目送着远去的列车,坦然微笑着。

他把名利、财富、世间的一切诱惑,都看成是沉重的十字架。面对为饥饿、贫穷、愚昧和奴役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农民,他发扬“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博爱精神,把民众的苦难当作自身的苦难;他为自己享有的物质特权“心如火焚,几成灰烬”。在严寒的冬天,他看见一个讨饭的村妇,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瑟缩在凛冽的风雪中,想到自己住大房子,有皮袄穿,有鸡蛋吃,生活过得太舒适、太奢侈了,感到深深的痛楚和羞愧。夏天闹饥荒,他痛苦地写道:“我们的餐桌上,有红红的小萝卜,黄黄的奶油,烤得嫩嫩的面包,摆在干干净净的桌布上;园子里有花草树木,我们的年轻女士们穿着薄纱衣裳,因为天气热自己却凉爽舒适而欣慰。可是,那边农田里长满了藜草,土地龟裂,农夫农妇的脚上长着厚厚的茧子,脚后跟在裂口、脱皮,牲口的蹄子在开裂⋯⋯”写着写着,他伏案痛哭起来。

在他看来,这个世界是无比荒唐的:一面是花天酒地、骄奢淫逸,海量的钱财耗费在无聊的演出、庆典、宴会上,一面是无数贫民饥寒冻馁、饿殍满地。他把这种颠倒反常的现象称为人类的“疯狂状态”。他给家中唯一比较理解他的小女儿写信,说:“一种需要在我心里非常非常强烈地增长着,即要求说出我们生活的全部狂妄和全部卑鄙:在忍饥受饿,半裸着身体,满身虱子,住在没有烟囱的农舍里的人们当中,我们都过着愚蠢的奢侈生活。”于是,他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谢绝亲友间的一切应酬,不再出席贵族圈的社交晚会,他走进田野,同农民一样,头戴草帽,脚穿桦皮鞋,随便找条带子扎在腰间,挥锄劳作。他辞退了家中的仆人和厨师,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自己收拾屋子,生炉子,然后去井边汲水,装满木桶运回家里;把长长的木头锯成小段,再用斧头劈开,堆成方阵;坚持自己耕地、种菜、缝制皮鞋。在他看来,这样做即使不能获得心理学上讲的“受难快乐”,起码可以减轻自己的内心痛苦与心理负担。

“我们优越的生活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活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活,我们应该去理解不属于例外的、不属于我们这些寄生虫的生活,应该去理解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那些创造生活并赋予生活以意义的人们的生活。”在托尔斯泰之前,没有一个贵族知识分子能够承认这一点。

但是,认识到生活的“不义”之后,能否抗拒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本身呢?如果已经认识到生活的罪恶,依然心安理得地接纳它、享受它,那么,就比没有认识到罪恶而生活在罪恶中的人还要可耻。托尔斯泰觉得,他正面临着这种可耻和伪善的境地。

同底层民众接触得越多,对于他们的苦难,他便越是关心,日夜探索着消除苦难的途径。过去围绕着他的大多是学生、作家、学者,现在到庄园来访的都是各类劳苦农民,有的请他帮忙解决吃住难题、寻找做工出路;有的托他打通关节赦免罪犯;有的向他反映本村不合理问题,他家里成了救济所、避难窝、难民营。参加社会人口调查,使他有机会真切地看到大都市贫民悲惨的现状。他号啕痛哭着,说:“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啊!这绝不能存在!”对此,罗曼·罗兰写道:“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吗?”作家在这里揭示出托翁痛苦存在的根源。

通过频繁、深入地接触普通民众,目睹俄罗斯民族的苦难,为千百万农民的悲惨命运而痛苦、忧虑,加速了他在“真理之路”上的求索进程,净化了灵魂,为世界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这时期他托出了《安娜·卡列尼娜》、《忏悔录》、《复活》等传世名著,在控诉腐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中的寄生虫”的罪恶的同时,也揭示了作家自身的彷徨、困惑以及对宗教的皈依。

而这一切,不仅引发了贵族农奴主的忌恨,招致沙皇政府的监视,也使他与家庭特别是夫人索菲娅之间产生尖锐的矛盾,造成心理隔阂,筑起了一道冷漠的高墙。

诚如伟大作家高尔基所说,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所有伟大人物中最复杂的人”,他的内心深处升腾着错综而深刻的矛盾,甚至形成了无解的悖论。

托翁和革命者一样,是地主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曾直接点名痛斥历代沙皇,在他们头上分别冠以“残忍的”、“愚昧的”、“丑恶的”、“粗暴而昏昧的”定语,这在那些把沙皇看作“亲爱的父亲”、“慈悲的天主”的臣仆眼中,简直是大逆不道、无法无天;可是,同时他又是革命斗争道路的死硬的反对派。他的性格中存在着分裂的“两重性”:一方面,同情农民,憎恨农奴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力反对以革命方式消灭这一制度。

他是沙俄帝国秩序的勇敢的揭露者,对“吃人”的农奴制度和整个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恨入骨髓;可是,却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主张通过道德的自我完善来改造现实社会。在他看来,以恶抗恶只能互相伤害,使恶步步升级;“手段的卑劣不可能导致目的的崇高”;“在血泊之上,营建不起来一个纯洁的天国”。他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真正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因为这取决于人们世界观的转变,这是几代人才能完成的事业。现在的一代人,首先是由老爷们—你跟他们在这儿吃饭都觉得于心有愧—和仇视这些老爷并想用暴力消灭他们的革命者组成的。必须等这一代人死去,由新的一代来代替他们。”在《告政治家书》中,他形象地叙说:“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

那么,现实所应该做的,就是走“道德复活”之路,使私有者自愿放弃权利与特权。“总有一天,人类会终止争斗、厮杀和死刑。他们将彼此相爱,这个时代不可阻挡地必将到来,因为在所有人的灵魂中所植入的不是憎恨,而是互爱,让我们尽其所能,以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为此,他让《复活》中男女主人公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复活”。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即使在俄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传统的国家,托翁所倡导的自我更新、自我拷问、自我鞭挞、自我完善的理想,也并不为大众所接受。

基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叔本华对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叩问—东西方的宗教和哲人的思考,最后都被托翁融汇在“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之中,有人径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在托翁的观念里,社会改造问题成了一个纯粹的伦理道德课题。这样,囿于天真、梦幻的信念,只能怀着对“大规模的暴风雨”的恐惧,天天肩负着自制的十字架,对自己轮番展开无休止的剧烈斗争。

在托翁的世界观中,真正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幼稚的乌托邦幻想合而为一。他在宗教信仰上反对暴力,奉行“勿以恶抗恶”的哲学思想;可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却支持农民行动起来反抗农奴主的压迫。当他看见村中穷苦农民为牛羊锅釜被抢走而哀哀啼哭的时候,他愤然面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衙吏,呼喊起“复仇”的口号。

他的主张、言论与实际行动,或者说信仰与生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可是,他却从来没有逃避现实,一天也没有同罪恶妥协过。当他听到葡萄牙民主革命胜利的消息时,他欢欣鼓舞,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他的作品所蕴涵的旨在推翻专制、腐朽的社会制度的爆炸性力量,更使这种叛逆精神、正义立场彰显无遗。

同样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与艺术方面。罗曼·罗兰指出,在托尔斯泰身上,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未能完满地调和;二者的统一只存在于他的艺术与生命的悲剧之中。他强调艺术的宗教指向,认为“艺术应当铲除强暴,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他为自己的有些作品无补于“天国的统治”而感到愧憾。但在他的生命途程中,艺术之路与信仰之路是并行而分割的,前者顺畅发达,后者崎岖险阻。当看到他醉心于宗教信仰和道德自我完善的投入,欧洲的艺术家包括重病在身的屠格涅夫都吁请他“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事实上,即使是晚年的托翁,也并没有真正地委弃艺术—自己赖以存在的理由。这样,就在他的心灵深处,宗教与艺术胶葛重重,燃烧着痛苦的火焰。

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列宁语),托翁这种矛盾的人生,折射出俄国革命之复杂性;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

人性与神性的纠缠,生活和理想的龃龉,使他陷入出走、决裂、解脱与留恋家庭、关怀妻子中间依违两难的困境。他一直在家庭之爱与上帝之爱中间徘徊。他对妻子的既怜爱又反感的矛盾心情,笼罩着整个后半生。他们夫妇各自坚守着高过于自己生命的东西—托翁维护他的至高无上的精神、信仰,守护着他的灵魂的圣洁;而作为家庭主妇,夫人索菲娅考虑的则是一家人的生计,孩子们的现时健康与日后前程。

这些错综复杂、难剪难理的矛盾,积聚在心头,如同利刃切割、烈焰炙烤,把托翁折磨得烦躁不堪,连片刻清净都难以得到。而庄园与家庭—这从前的避风港、安乐窝、温馨的爱巢,更成了他心灵的牢狱,恨不得立刻就远远离开。

不堪痛苦的折磨,在生命的最后三十年,托翁一直在探求着解脱之路。他认识到,只有离家出走,才能摆脱上流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才能同这个“被疯狂包围”的“老爷们的王国”彻底决裂。他说:“这个家每时每刻都逼得我痛苦不堪,使我哪怕连一年合乎人性、合乎情理的生活都不能过。”他的理想去处,是偏僻的农村茅舍,生活在劳动人民中间。而这一切,都是家人、亲属所无法理解的。为此,他在家里,精神上处于极端孤立状态,而且愈演愈烈。

辞世四年前,他曾写过一部《费奥多尔·库兹米奇老人的日记》。其中演绎了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有名的传说,写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终老于辽远的西伯利亚。托翁之所以对此题材极感兴趣,是因为其中体现了他的心灵寄托与价值取向。

实际上,他早就想离家出走了,二十多年来,先后逃离过三次:

1884年6月,在夫妻发生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他狠了狠心,决定脱开这个家庭。但走到半路,当他想到惊慌失措的妻子可能会自杀,而她又即将临产⋯⋯出走的意念渐渐瘫软了。他宁肯悲叹着在一个仅仅是表面上共同生活的压抑屋顶下苦挨,也不愿与儿女决裂,令妻子轻生,做一个铁石心肠的圣徒。这样,这次出走便以人性战胜神性而落下帷幕。不久,他的最小女儿萨莎出生了,后来成了他的思想行为的坚定支持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欣慰,仍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极了⋯⋯真不该回来。”此后,离家的念头一直在纠缠着他,折磨着他,苦恼着他。一想到他的信徒、学生身陷囹圄,或在流放中颠沛流离,而他却安然无恙,他就痛苦不堪,甚至期望被流放、“喂臭虫”、上绞架,做一个像基督一样流血的殉道者。

十三年过后,1897年又是一个多事的年头,爱子夭折,两个女儿出嫁,好友被流放,他与妻子的矛盾也变得更加白热化。6月8日,他再一次出走,留给妻子的信是这样说的:“我之所以决定出走,其一,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生活使我越来越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孤独;其二,是因为现在孩子们都已经长大了,这个家已经不再需要我的存在了⋯⋯而主要的原因是—正如印第安人到了六十岁便遁迹山林那样—每一个信教的人在年老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愿望,要以他的余生来供奉上帝。因此,在我已踏入第七十个年头的时候,我的心灵现在也渴望着安宁与孤寂,以便怀着良心生活在和谐中⋯⋯”然而这一次,他又是回去了,对他人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再一次令他却步不前。由于中途返回,这封信并没有传到索菲娅手里。

不过,离家出走的念头,他一天也没有去怀。“那个作为我妻子,应当像分享我的床铺与生命那样分享我的思想的人,她却成了我的敌人,反对我的想法。她是挂在我的脖颈上的磨盘,是良心的重负,把我拖向一种错误的、虚伪的生活。我早该把系着她和我的绳索割断了。”这番话,时时在他的心头发酵,滚沸,燃烧着。这个期间,他曾对大女儿说,想到她所在的那个村庄定居,那儿没有人认识他,“在那里,我可以去挨门乞讨”。他幻想做一个苦行僧—不珍视生活中的任何东西,蔑视一切,不为人知,背一只袋子到农家的窗户底下,去谦卑地乞讨一块面包。

最后一次出走,是1910年10月28日,距离上一次又是十三年。这次的导火索,是妻子在夜间偷偷地翻看他最隐秘的日记,她总是觉得他有些事在瞒着她,因此,就时时刻刻地对他跟踪。对于托翁来说,这无疑比剜心切肤还难以容忍—竟连生活中最后的一点点秘密都要窥视,连灵魂中仅有的方寸之地也无情地收缴,那就再也没有退路了。这样,“站起来,拿上手杖和大衣!”就成了他响亮的律令。

天还没亮,他就在家庭医生陪伴下,悄悄地登上了单驾马车,从后面绕出庄园,上路了。以他的清醒、明智,不会不考虑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八十三岁高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在家时稍微劳累一点就会晕倒,现在,冲寒犯露,颠簸道途,不管走到哪里,除了死亡,难道还会有其他结局吗?这些,他都在所不计了,他只想进入孤独,到自我、到上帝那里去。他要像一只自由的野兽或者飞鸟那样,寻觅一个神秘的去处,悄悄地老,悄悄地死。是呀,人世间有谁见过自由的野兽、飞鸟的死亡踪迹!—无论是在城市,在乡村,或者开阔的野地上。

途中,托翁由于染上肺炎,于11月7日清晨在阿斯塔波沃车站告别了人世。弥留之际,他号啕地痛哭着,说:“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什么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不管怎么说,这次他终于在死神的配合下,摆脱了家人跟踪、警察监视以及由于盛名所累造成的种种麻烦,实现了不算奢侈却百蹴未就的愿望。不过,这一用生命换来的解脱,代价也实在太高昂了。

对此,高尔基有个著名的说法:“总的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什么时候也不应该出走。那些在这件事上帮助过他的人们,如能阻止他这样做,那将是一种更明智的行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缩短了他的寿命,这一生命在它的最后一分钟都是有价值的⋯⋯”

巨星陨落,哲人其萎。我们后来者,缅怀托翁的理想去处,当然还是他的墓园。在这里,我的感情的潮水涌荡起层层波澜—

论者习惯于把托翁与歌德相比:这两位世界级的一流文学大师,都出生在8月28日,都活了八十三岁,而且,伟大的创造力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同样是贵族,又同样致力于社会改革,同样对大自然有崇高、神秘的体会。歌德看清了英雄人物灵魂深处的幽暗,托翁则主动放弃了英雄式的伟大,而向往着成为一个普通农民。不过,作为后世的一个崇拜者,我在瞻仰他们的陵墓时,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歌德的灵柩安放于魏玛豪华的大公陵寝,两层建筑下的地下室内,阴森、晦暗,本来就有气闷、压抑之感,加上被告知不准闪光、不准照相,更是大大地拉开了他同普通人的距离;顶礼膜拜之情为之顿减,几分钟后就黯然离开了。而托翁的坟墓就在道旁空地上,初夏午后的阳光,透过丛林枝叶照在上面,只觉得花草缤纷,无比亲切,无限温馨,仿佛托翁就在眼前,捻着白须,慈祥地微笑着。前后左右,我转了多少个回合,辗转流连,长时间不想离去。

面对这一伟大的存在,除了觉得亲切、温馨,我还陡起庄严、敬畏之感。恐怕不只我,任谁面对托翁埋骨其间的这一丘黄土,都会感受到一种奇异的威严,一种强大的震撼力,而且是纯然自发的。不要说弯腰拔起几棵草、采摘一朵花,就连大声喧哗、嘻闹的勇气也没有。守门人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明确的要求,可是,再高级的外国贵宾,诸如国王、总统、元首,前来拜谒,一律都是自觉地步行,没有哪个人会大摇大摆地坐车进来。

告别托翁墓园时,我曾口占一首七律,中有“百年风暴安然过,万仞门墙讵可攀!名重方知千纪短,才雄不觉五洲宽”之句。它的蕴涵是:托翁“高山仰止”,令人钦佩至极的,是他的超越国家、民族限界,不为社会更迭、时代迁流、政治变动所左右的万古如斯的普世价值。

这心灵驱动的“三部曲”,加深了我对于托翁及其精辟论断的理解:“空间、时间、原因都是思维的形式,生命的实质超乎这些形式以外。”对于世界文坛泰斗来说,超乎时空之外的生命实质,就是艺术的魅力。这样,“人虽然死了,但他与世界的联系继续对人类发生着影响,其程度不限于他生前的,而且还要大得多,这影响随着他的理性与爱而增强,并且像一切生命一样成长着,既没有停顿,也没有终结”。

从这个意义上说,“死亡是另一种生命的开始”(蒙田语)。


(2012年)



樱桃园

我感到很幸运,白天刚刚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莫斯科新处女修道院陵园拜谒了契诃夫的陵寝;晚上,又有机会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丹钦柯艺术剧院,即莫斯科艺术剧院,观赏了他的名著《樱桃园》的演出。

艺术剧院创建九十多年来,一直以上演古典名著饮誉世界,作为文化韵味十足、理蕴非常丰厚的代表性剧作,《樱桃园》更是久演不衰的剧目之一。剧院场地不算宏大,但是,建筑装饰十分精致。宽敞的休息室里,陈列着建院以来著名导演、演员的照片和演出剧目的剧照。从中可以看出,契诃夫的几部重要剧作都是通过这些导演和演员的艰辛劳动而和观众见面的。所以,当年剧院的负责人丹钦科曾经说过,艺术剧院就是契诃夫剧院。的的确确,契诃夫把剧院艺术化了,而剧院则把契诃夫舞台化了,二者融为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是不可想象的。

看着艺术剧院的标志—舞台丝绒绣幕绣着的银灰色的海鸥,我蓦然忆起了剧院建立之初,上演契诃夫的《海鸥》所获得的荣誉。当时,演员们互相亲吻祝贺,兴奋得跳起怪诞的舞蹈,台下欢声雷动的热烈场面,仿佛又出现在眼前。

我出神地向楼上的包厢搜寻着,想象着当年列夫·托尔斯泰观看契诃夫的另一部剧作《万尼亚舅舅》演出的情态,和演员谢幕时向这位文学大师频频鞠躬的场景。至今人们还传为美谈:九十多年前这里上演契诃夫的《三姊妹》时,第一幕刚刚落下,观众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演员谢幕达十二次之多。

也是在这里,1904年1月17日,契诃夫观看了《樱桃园》的首场演出,这一天又是他的命名日、他的四十四岁生日。剧院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从事文学活动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作家激动地站在舞台前,不住声地咳嗽着,面色苍白、憔悴,豆粒大的汗珠从额上滚出。一位作家事后回忆道,那是一次充满忧伤情调的聚会,场上洋溢着一层浓烈的葬礼气氛。此时的剧作家,已经身染沉疴、举步维艰了;实际上,等于热心的观众们在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果然,五个月后,契诃夫便与世长辞了。

契诃夫的剧作,风格颖异,独树一帜,在世界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是由于他写了近千篇小说、札记,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剧作家的声名。

在他的剧作里,找不到矫揉造作的戏剧性冲突和情境,他无情地唾弃了列宁所斥责的“杂耍技艺”和别林斯基批评过的“纸牌戏”的技巧。开始读他的剧本时,你也许会感到枯燥和沉闷,但是,读着读着,便觉得渐入佳境,生面别开,最后竟达到不能放手的程度。

著名导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樱桃园》是一部非常难演的戏,它的美蕴蓄在微妙的深沉的芳馨里,要想感受它,必须精心地开启蓓蕾,使花朵绽放。契诃夫在生命终结前,几乎用全力精心结撰这部剧作。为了演得成功,他甚至两次写信,向剧院提出如何分派演员角色的建议。

白云黄叶送走了九十度春秋,世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慕名而来的远道客人,为能在这座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剧院,观赏到这部世界名著的演出,而感到自豪,感到庆幸。

由于对剧情比较熟悉,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语言上的障碍。我从舞台上看到,在一座散发着霉气的旧式地主庭院里,生活着一个灰色的人群,他们懦怯、自私、昏聩、腐败;崩溃、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具有象征意义的樱桃园,尽管它在城里颇负盛誉,连百科全书都把它列入要目;尽管主人和忠实的老仆多么眷恋过去那繁华的岁月;尽管代替或者吞蚀旧的精神家园的新的物质文明,或许更加文明、或许更不文明;尽管无数观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极富象征意蕴的樱桃园的消失,未免带有丝丝缕缕的怅惋和留恋,但是,旧的生活再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樱桃园已经易主。最为残酷的是,樱桃园的买主竟是他们祖辈的农奴的儿子。这个过去连主人的厨房都不准进的商人,现在,却趾高气扬地向公众宣告,要把园里的树木伐掉,然后盖起能赚钱的新型别墅。

果真,全剧结尾处写道:


空荡荡的舞台。听得见有人把所有的房门一一锁上的声响,听得见马车一辆一辆离去的声响。寂静来临。冲破这片寂静的是斧头砍伐树木的声响,这声响既单调又忧伤。⋯⋯

传来一个遥远的、像是来自天边外的声音,像是琴弦绷断的声音,这忧伤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出现片刻宁静,然后听到斧头砍伐树木的声音从远处的花园里传来。


当然,契诃夫并未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商人洛帕欣身上;他的作用只是促进新陈代谢,帮助破坏、吞食那已经衰亡的东西。剧中安排了一个头脑中充满理想的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作家通过他来表达对旧世界的诅咒和对新生活的呼唤。

这个大学生说,我们必须熬受痛苦,坚持不懈地工作。只有通过勤奋的劳动创造,世界上才能出现美丽的乐园。他对地主的女儿阿尼娅说:“你们是负着债,靠着别人,靠着那些你们不许走进内院的人过活的。”“你的祖父、曾祖父和你所有的祖先,都是占有过许多活魂灵的农奴主。难道人类的精灵,不是从花园里每一棵樱桃树上、每片树叶上、每一根树干上,向你们望着?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吗?”

在特罗菲莫夫的启发下,十七岁的阿尼娅视野开阔了,心灯燃亮了。当她的母亲、女地主依恋旧宅,叹息新主人会把老屋拆得稀巴烂时,女儿却“脸上发着光,眸子闪动得像两颗宝石一样,为走向新天地、迎接新的生活感到惬意”。我本知道,剧作家本人也怀疑过这个“老大学生”的说教究竟具有多大力量;高尔基更是嘲笑他只说漂亮话,嘴说“必须做工作”,“而自己无所事事”。但是,当他和阿尼娅的扮演者出来谢幕时,我还是尽情地为他们热烈地鼓掌。

当然,散场之后,内在的困惑、心理的冲突、精神的纠结还是很多的,几句话说不清楚,也许需要专作一篇大文章。记得契诃夫的夫人、也是樱桃园的女主人最初的扮演者克尼碧尔就曾说过,这出戏剧所写的:“乃是人在世纪之交的困惑。”

四幕话剧《樱桃园》,是剧作家在著名旅游胜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写成的。

由于健康的原因,根据医生的建议,契诃夫需要离开莫斯科,到温暖的南方定居。为此,他与彼得堡一位出版商签订了合同,以出卖自己所有著作的版权为代价,得到了一笔钱,在雅尔塔郊外买块荒地,建起了一座别墅。契诃夫去世后,别墅改成了陈列馆。

这是一座式样别致、整洁明亮的建筑。在作家的书房里,近窗处摆着一个写字台,旁边贴着一张“请勿吸烟”的标语;后面凹进去的地方,放着一张土耳其长榻。壁炉上面是著名画家列维坦的风景画。再往里走,便是作家的单身卧室。别墅上面有外国神话中常常说到的那种小望楼和露天凉台,下面是镶着玻璃的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大小不等的窗子。别墅的周围是一片花木繁茂、绿树葱茏的果园。不知作家在构思剧作中的樱桃园时,是否借鉴了自己的果园?反正我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看的。

九十年前,窗外是一片马蹄形的空旷的谷地,一直伸向海边,于今已经建成鳞次栉比的楼群了。北面由一列铁栏杆将果园与公路隔开,公路那面原是一处荒冢累累的鞑靼墓园,今天我们看到的却是个比较开阔的广场,正面立着用黑色大理石雕成的契诃夫半身像,左侧陈列着五块大理石屏,上边镶嵌着作家塑造的“套中人”等典型人物。作家戴着夹鼻眼镜,半眯着眼睛,仿佛在冷峻地审视着病态人生,细致入微地观察着这些可怜的小人物。

有人说,创作是羞怯的,这在契诃夫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是从不在别人目光下从事写作的。而他从早到晚都在不停地写,这就造成了即使和他最亲近的人也都存在一种疏离感。加上他那特有的持重、安详、平静和发表意见时的严肃态度,使他的言谈往往具有很重的分量,带上一种判断的性质,这都仿佛为他套上一层难于穿透的甲胄。

他是孤独的,没有更多的欢乐。尽管他也不懈地追求家庭的温馨和爱情的幸福,但是,从来没有充分地享受过。这一方面由于严重的疾病,使他不得不远离亲人,过着自愿的“流放”生活,如他所说:“就跟将来将独身一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人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舍不得支出很多时间与精力同旁人周旋。即便晚年与艺术剧院的天才演员克尼碧尔结婚,他也仍然信守着过去向一位友人申明过的主张:


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也许孤独的生活使然,尽管他很不喜欢雅尔塔,但是,对自己所经营的果园,却爱惜备至。他从俄罗斯各地订购来许多种树木和果苗,一一精心栽植在园子里。写作累了,他就到果园里为花木整枝、灭虫和除草。

现在当我们参谒契诃夫陈列馆,从平台上眺望果园时,还仿佛在花木掩映中,看到他那穿着外套、拄着手杖的瘦削的身影;耳畔似乎响着他的浓浊的声音,在向远道的客人介绍:“这里过去到处是石头和杂草。我来后,把这块荒地变成了美丽的花木园。我相信,再过三四百年,大地都会变成百花争艳的花园,而生活也将变得无限的快乐和美好。”

作为一个医生,他当然知道自己已经接近生命的尽头,但却充满希望地憧憬着未来,越是临近生命的结局,越是对人类灿烂的明天,对“永恒真理的王国”满怀坚定的信念。他说:“我预感到幸福已经越来越近了。即使我看不见它,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别人会看见它的。”

在剧本《樱桃园》中,他借助大学生特罗菲莫夫的嘴巴喊出:“前进呀,我们要百折不挠地向那明亮的星光前进!”樱桃园伐木的斧声,伴随着“新生活万岁”的欢呼声,表现了作家毅然同过去告别的决心和向往幸福未来的乐观情绪。尽管由于他的思想立场从未超越民主主义的范畴,他笔下的新人渴望的“新生活”不过是一种朦胧的憧憬,并不明确创建新生活的必由之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樱桃园》是20世纪初俄国革命前夜的一曲新生活的赞歌,而契诃夫则是一只歌喉婉转、欢快地呼唤着曙光的黎明鸟。


(1992年)



月圆想起了契诃夫

又是月圆时候。晴空一碧,纤尘不染,空气中透着春夜微微的凉意。面对东天的皓魄,我忽然想到了契诃夫和他的妻子—天才演员奥尔嘉·克尼碧尔(一译欧嘉·聂普)的绝代情缘。

1991年年底,我在访问俄罗斯(当时称苏联)期间,曾在雅尔塔契诃夫纪念馆看到馆主的一封信,那是1895年写给他的朋友苏沃陵的:“请原谅,要是你愿意的话,我就结婚。不过我的条件是:一切应该照旧,那就是说,她(指奥尔嘉)应该住在莫斯科,我住在乡下(他当时住在梅里霍沃),我会去看她的。那种从早到晚整天厮守的幸福我受不了。我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丈夫,只是要给我一个像月亮一般的妻子,它将不是每天都在我的天空出现。”

与此相关联,他在札记中写道:“爱情,这或者是某种过去曾是伟大的东西的遗迹,或者是将来会变成伟大的东西的因素,而现在呢,它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给你的比你所期待的要少得多。”

看到这些,当时颇有感触,曾口占四句“打油”诗:“至爱何辞千里远,佳姝尽可挂天边。独居自得人生趣,懒问冰轮圆未圆。”

契诃夫三十八岁时与奥尔嘉相爱,那时奥尔嘉二十九岁,是莫斯科艺术剧院一名骨干演员。当时契诃夫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医生警告他:你已经不是医生,而是病人,不能住在阴湿寒冷的莫斯科,必须变换环境。于是,他选取了南方紧邻黑海、气候相对温暖、地处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定居,那里有温煦的阳光,蔚蓝的海水,清新、湿润的空气。前此,契诃夫与彼得堡的出版商马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卖出了自己作品的全部版权,换得七万五千卢布,他用这笔钱在雅尔塔附近买下一块地,建造了一所房子。

那么,奥尔嘉呢?由于契诃夫的极力阻止,只好留在莫斯科大剧院,完成一场又一场的舞台演出,默默地忍受着别离之苦。这样,两人结婚之后,便一直是鸿雁分飞,每年只有少量时间会面。但这并没有影响夫妻间的亲密关系,他们已经习惯了以频繁递送的“来鸿去雁”传达彼此真挚而浓烈的感情。这令人想起了宋代词人秦观的《鹊桥仙》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六年间,他们留下的情书多达八百多封。一封封信都写得婉丽动人,感人肺腑。其中有这样的语句:“我最尊贵的女演员:我人在雅尔塔,我的监狱(他把自己的白色别墅,称作“白色的监狱”、“相思的囚笼”)。冷酷的风正吹着,海浪翻滚,船只停止了运行,人们都快被淹死了。一句话,你走之后的世界,糟透了。没有你,我简直想上吊。给你,四百个亲热的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的小狗狗⋯⋯”

契诃夫辞世之后,美国剧作家卡罗·罗卡摩拉以“情书”为题,别出心裁地将八百多封“两地书”串联起来,编织成一部话剧,反映一双爱侣动人的情感生活,描绘出他们间的拳拳痴情、殷殷爱意。重点是通过契诃夫生命中重要的关节点和情感起伏,表现“一个剧作家的爱与死”—爱情从莫斯科开始,到他终止生命的德国巴登韦勒结束。这是一部高水平的关于爱情、关于病痛、关于等待、关于思念的温馨作品。

信中在讲述两人的艺术生涯之外,还谈到了与同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多位大师的真挚友谊。

这部剧作,2003年曾被世界剧场大师彼得·布鲁克搬上了舞台;翌年又由中国台北地区绿光剧团移植到台湾演出。近日,我在沈阳看到了由台湾著名戏剧家、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戏剧艺术博士赖声川翻译并导演的《让我牵着你的手⋯⋯》。此语英文原为“将你的手放在我的手心”,出自契诃夫写给妻子的情书,是《情书》全剧的第一句台词,也是剧作家死在爱人的怀中,全剧结束时的最后一句话。

和传统的现实主义剧作不同,全剧由两个人对话式的自述来支撑,与其说是爱恋情景的还原,莫如说是带着布景和简单肢体表演的书信朗诵。台词倒是十分漂亮的,缠绵悱恻,活色生香,令人回味无穷。这也正好让两位演员充分施展了他们的表演功力,用话语表现爱情之初的喜悦,和男主人公病入膏肓的虚弱无力。相较契诃夫,奥尔嘉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好在她的扮演者蒋雯丽知名度很高,功力也不错,颇受观众青睐。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一所样式新颖的别墅,美观、明亮,小巧玲珑。上面有个像神话中所说的那种模样的小望楼,有几个突出的尖角,下有玻璃走廊,四周开着一些宽窄不等、大小不一的窗子。室内陈设比较简单。书房长十二步,宽六步,整洁干净,靠近写字台挂着一张印刷体的“请勿吸烟”的标语。对门正中,开着一扇镶着黄色花玻璃的大窗子。墙壁上糊着镶金边的壁纸,一幅列维坦的笔触粗放但画艺精美的画挂在上面,场景是:傍晚的田野,许多干草垛向远处伸展开去。

别墅坐落在花园里,铁栏杆把它和公路隔开。说是花园,其实栽种的主要是苹果、梨、杏、蜜桃、扁桃等多种果树。据纪念馆解说员介绍,契诃夫在日,如果是春天清早,他会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园子里,给沾满露水的玫瑰花整枝,或者细心地观察着被风吹折的嫩苗,用硫磺抹在玫瑰花枝叶上,或者拔除花圃里的杂草。

公路另一旁是用一道矮墙围起来的古老荒芜的鞑靼墓园,寂静而荒凉,每座墓前都立有简陋的石碑。对面是一块旷地,竖有契诃夫的雕像,旁边立着一排屏风似的黑色石雕,雕刻着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当时,高尔基、蒲宁、库普林等也都住在雅尔塔,有一小段时间,列夫·托尔斯泰也住在附近。但他与这些文豪来往不多。他在札记里写道:我流放在“温暖的西伯利亚”,“就跟将来我独身人躺在墓地里一样,现在我确实也在独自一个人生活”。据他的女友、作家、功勋艺术家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所记述的:他那永久不变的安详、平静和一种像难于穿透的甲胄似的外在的冷峻,把他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

他这样做,当然是由于病弱之躯确实承受不了频繁的接待。刚到这里时,出于真诚的崇敬,那些成群的拜访者,特别是读过他的作品从而衷心景慕的妇女们,总是寻找机会,带着食品前来问候。他对这种烦扰,感到苦恼至极。

另一个原因也是主要的—创作是羞涩的,在这方面,他比别人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从凌晨到深夜都是笔不停挥,奋力创作。他反复强调,一个人如果不写作,不经常处于那种能打开艺术家眼界的艺术气氛里,那么,即使他有所罗门王的聪明,也会感到自己是空虚和无能的。但是,他绝对不会在众人面前动笔。宋代诗人黄庭坚有两句诗,写他同时代的两位诗友截然不同的创作习惯:“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看来,国外的大作家中,这两种情况也都是存在的。这样一来,即便是和契诃夫最亲近的人也会时刻感到,他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虽然身在咫尺,却不啻邈隔天涯。

可以说,契诃夫是没有快乐的,他那优美而略带忧郁的双眼,总是沉重而苍凉地观望着周遭的一切。由于生活经历的特殊和精神上的抑郁,他在作品中较少直接表现人民美好的方面和愉快的场面;作品中往往笼罩着一层阴郁的使人压抑的气氛。所思在《天边外的契诃夫》一文中指出:“契诃夫的剧本里,有那么多惆怅、失望、痛苦,有灰色的卑微的生活,有焦虑的无奈的停滞,有永远无法抵达的梦想,有人失去了一切,有人浪费了一生,有人杀人,有人自杀,那为什么它们还是‘喜剧’?”“契诃夫嘲笑一切人,因为他们软弱、自私、虚荣、吝啬、幼稚、世故,贪图安逸、夸夸其谈、百无一用、自暴自弃,他们困在自我的迷宫里,每一个人都徒有梦想,却都因为个人的局限,没能成为自身想象或者期望的人”。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他可说是一个纤细入微的心理医生,一个铁面严酷的审判者。他峻厉而冷静地刻画出俄罗斯官僚、市侩们的顽固、迟钝、愚蠢和麻木的精神状态。作为俄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学史上精湛而完美的艺术珍品,他的代表作《变色龙》和《套中人》,分别塑造了见风使舵、善于变色、投机钻营者和因循守旧、畏首畏尾、害怕变革者的典型。“我总觉得这位乡村医生该怎样用一个医生的眼睛看待病态社会和各种各样的病态人物啊!不说别的,单看出现在他笔下那些小官吏,那些庶务官、巡官、预审官之类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状态是怎样的卑下可怜,他们的言谈举止是怎样的庸俗可笑。而这些人物,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经常碰到的,正是我们这个病态社会的产物。”(王西彦语)同时,他又以充满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横遭掠夺的农民的悲苦无助的生活悲剧,“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特别是痛彻地剖析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反映出他们的彷徨和软弱。茅盾先生说过:“本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不论是醉生梦死的,或者是苦闷彷徨的,或者是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读了契诃夫的作品,他的脑子里总是不能不泛起波澜。”“因为契诃夫剥露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指着知识分子的鼻子问道:你洁身自好就居然以为在你眼前进行的罪恶你可以不负责吗?你敢说你不是帮凶?”

参观过契诃夫纪念馆,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了“他从这里走进了历史”几个字。

契诃夫出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死在德国小城巴登韦勒,而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的墓园里。就是说,同雅尔塔都沾不上边。显然,“这里”二字指的是文学—意在说明这位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幽默讽刺大师、短篇小说巨匠、著名剧作家,在他构筑的文学殿堂中获得了不朽。

伟大作家也好,普通公民也好,往古来今,又有哪一个人最后不是走进坟墓呢?一朝风烛,万古尘埃。有的留下了几许踪迹,大多数都幻化成一缕苍烟,随风而逝。或迟或早,或久或暂,或先或后,最后都逃不出这一种归宿,所谓“千古贤愚共一丘”也。

结局都要走进历史,都要由“现在式”转为“过去式”,这没有例外;所不同的是,怎么走进去;走进历史之后能否站得住脚,留下痕迹;站住脚了,名留万古,还有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的差别。

孔老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圣人看来,“没世而名不称”,这一辈子就与草木同朽了,就白活了。于是,后世的追随者,为了名重当时、声传久远,就不择手段、不遗余力地呼号奋发,颠扑猛进,到头来换得一盘冷猪肉,或者挤进了凌烟阁。但最后也不过扮演一回舞台上的当红角色。每一个在场的人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端出了这个由各种不同的名人所组成的团体节目。在这里,个人作为一方方碎布片,再借助于史学家“受控想象”来进行谨慎的织补,使之大体还原,而成为布洛赫所说的那种有血有肉的“总体史”。

这也可以说是进入了历史。但契诃夫的进入,却与此不同,他靠的是万古长新,永不漫漶、模糊、褪色的由文字书写的作品。这样,就既不需要编排什么“团体节目”,更无须通过“受控想象”、谨慎织补,而实现大体还原的期待。诚然,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不过四十四个年头;而且,如果按中国古代所说的“三不朽”来衡量,也没有任何功业可言。他的进入历史,入场券上写的是上千篇小说和五部戏剧。更重要的在于后世难以超越的质量。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小说是“内容比文字要多得多的作品”,以“篇幅不大的作品在做着一件意义巨大的事情:唤起人们对浑浑噩噩、半死不活的生活的厌恶”。

可以说,契诃夫终其一生,始终未能摆脱两种旷日持久的死亡经历:一种源于自身,属于肉体层面上的死亡。无情的病魔正在自己的孱弱之躯上疯狂肆虐,随时都在发出死亡的警告与召唤。作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凭着丰富的经验,他当会比任何人都了解死神威胁的严酷性。另一种则来自外面,属于精神层面上的死亡。在令人窒息的旧的专制环境中,伴随着茫无际涯、无比猖獗的保守势力的弥漫,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埋葬在庸俗无聊的生活泥淖里。这种精神上的沦落,较之肉体上的折磨,无疑是更为痛苦、更加令人哀悯的。他在剧作《伊凡诺夫》中,就曾批判过一个缺乏坚定思想信念、因经不起艰难生活考验而自杀的知识分子主人公。他呼号奋发地呐喊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而他最终所获得的,却是不朽、永生。

白云黄叶,飘逝过八十几度春秋。造访雅尔塔期间,当我徜徉在小说家惨淡经营的果园里,恍惚迷离中,仿佛看到他那特色独具的身影:他穿着大衣,拿着一根手杖,身形瘦削,留着胡须,依旧戴着那副夹鼻眼镜,头上罩着一顶软软的黑便帽,神情散淡而严肃。此刻,正眯着深色的眼睛,从帽檐底下往外看着什么。我下意识地放轻脚步,忍住了咳嗽,唯恐惊扰了这位文学殿堂上的尊神。


(2014年)



泪 泉

那天,吃过了早饭,我们便离开下榻的雅尔塔“奥连达”宾馆,驱车前往著名古迹巴赫奇萨拉伊参观。

路上,首先造访了当年普希金居住过的海滨疗养胜地古尔祖夫。这里四面环山,气候宜人,街道整齐、曲折,房舍多作淡褐色,楼层不高,阳台很大,建筑特色十分突出。

东面崖岸高耸,下临万古喧腾的蔚蓝色的大海,阿尤达格山酷似一头巨熊将毛茸茸的胸脯俯伏在海面上,低垂着毛发浓密的头颅在贪婪地饮水。山上有古代克里米亚人的城堡和热那亚人建筑遗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很喜欢在这个山顶的羊肠小道上闲步;普希金也曾在这里登临纵目,吟诗咏怀,流连忘返。

中午,我们便赶到了巴赫奇萨拉伊。作为古克里米亚汗国的首都,这里有建于1519年的著名的鞑靼王基列伊的宫殿和陵墓,有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上面镶嵌着一钩新月,相传是基列伊国王为寄托他对痴情苦恋的一位波兰郡主的哀思而修建的。

普希金就着这个题材,经过想象加工,写出了一部题为“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长诗。王宫1736年毁于大火,后来,为了接待叶卡捷琳娜女皇巡幸,进行了部分整修,现已辟为历史博物馆。

事物竟是如此巧合,简直像是特意安排好的。—我们在圣彼得堡看过一台名叫《泪泉》的芭蕾舞剧,就是根据普希金这部长诗改编的。

基洛夫剧院名气很大,号称全俄第一流豪华剧院,从外观看,特色并不鲜明,但内部装饰十分精美、华丽。圆形的穹顶上绘有圣母、天使图像,下有七层包厢,四壁装饰得金碧辉煌、琳琅满目。从建院到现在,已经上演过七百多个剧目,像这类根据文学名著改编的舞剧是长盛不衰的。

入场前,观众一律把外衣、帽子和手提包存放在寄物处,女士们一般都对镜整容化妆,有的还要换鞋更衣;男士们也都衣着整肃,像是出席宴会一样。这个期间,苏联刚刚解体,正值卢布贬值,通货膨胀,商品供应奇缺,也许有些人排队半晌也没能买到什么东西。可是,他们来到剧院,却显得如此悠闲,实在令人有些费解。开幕铃声响过,观众鼓掌欢迎,指挥率乐队全体起立致谢。全场秩序井然,除配乐管弦外,听不到其他任何声响。

舞剧共分四场。第一场表现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聪明美丽,天真活泼,整天酣歌畅舞,无忧无虑。谁知好景不长,突然灾祸降临:鞑靼可汗基列伊率兵侵掠,父王罹难,郡主本人成了俘虏,可汗把她关在巴赫奇萨拉伊的豪华宫殿里。

第二场:可汗的后宫珠环翠绕,有美女无数。但是,无论哪一个,可汗都不中意,唯独对这个外来的波兰郡主情有独钟,以致把年轻美貌的王后也抛在脑后了。颇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之概。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玛丽雅郡主却对可汗冷若冰霜,视同陌路,整天愁眉深锁,缄默无言。

第三场:一天晚上,可汗又来到玛丽雅郡主身旁,摘掉了王冠,脱下了斗篷,显得殷勤备至,恭谨有礼,却照例遭到了冷遇,郡主全然不理不睬。可汗无奈,只好悻悻然离去。玛丽雅在无边的孤寂中静静地睡去,双颊上燃烧着处女的幽梦,还带着两行新鲜的泪痕,越发显得娇柔妩媚、楚楚怜人。王后莎莱玛对可汗钟情于玛丽雅,始终耿耿于怀,不能自释。这天深夜,她悄悄来到郡主住所察看,发现可汗的王冠和斗篷留在那里,顿时妒火高燃,遂将郡主刺死。可汗闻讯,怒气填膺,当即命令卫士将王后抛入大海,予以最严厉的征罚。

第四场:可汗陷入极度的悲愤之中,大臣们百般劝慰也不能解脱。他发狂地点燃起战火,发兵侵掠了高加索邻近诸国和俄罗斯的和平村庄。班师回朝后,为了寄托对玛丽雅郡主的无尽哀思,在王宫幽静的一角,修建了一座用大理石装饰的喷泉。泉水,盈盈珠泪般地日夜滴淌。

尾声:可汗呆立在喷泉前,眼前幻象环生,郡主与王后相继出现,他在昏暗中晕厥过去。

《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于1821年至1823年写成,是普希金四部南方长诗中的一部,被誉为积极浪漫主义的范本。1820年4月,普希金由于写诗讽刺沙皇和鼓吹自由,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被调离首都彼得堡,流放到南方。途中,结识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拉耶夫斯基将军一家,应邀到著名疗养胜地古尔祖夫做客。

将军的女儿们都有浓厚的艺术情趣和很高的文化教养,而且,特别喜欢浪漫主义诗人。普希金同她们,在一种家庭般的气氛中,愉快地度过了三个星期。后来,他说过,在古尔祖夫过的是一种“那不勒斯流浪汉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他还同拉耶夫斯基将军一起,骑马跑了几十公里,专程游览了著名古城巴赫奇萨拉伊。其时,鞑靼王宫已经倾圮,唯有那眼清澈的喷泉依旧顺着一个生锈的铁管缓缓地流出,好像在柔声地诉说着悲怆的往事。也许那些坍塌的殿宇要比它们完整地保存下来更能说明过去的一切。

遗址周围浓荫匝地,玫瑰花在阳光下无情地怒放,葡萄藤到处蔓延,高大的白杨树与清真寺的古塔,静静地投下了颀长的身影。它们无言而雄辩地表明,往昔的万种繁华、千般壮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普希金默默地折下两枝红玫瑰,—像他1824年在《致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这首抒情短诗中告诉我们的那样—把它放在潮湿的大理石上。那个叙述爱情与死亡的鞑靼民间传说和这座孑遗的喷泉,使他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与忆念之中。

又是凑巧,我们在莫斯科参观美术作品展览时,曾经看到过著名画家切尔涅佐夫作于1837年的珍贵油画《普希金在“泪泉”边》,画面上描绘的正是这个场景。

“眼睛里闪耀着泪花,心儿激动得收缩起来”。—那些倾诉痛苦的爱恋和无望的追求的诗句,从诗人的笔端喷泉般地涌出。就这样,长诗《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诞生了。

一个古老的传说在那里流传,

知道它的有两位年轻女郎,

于是那座阴森的建筑物,

便被她们称作“泪泉”。


关于这首长诗中提到的知道这个“古老的传说”的“两位年轻女郎”究竟是谁,在前苏联的学术界,意见并不一致,大别之有两类:

普希金研究专家伊凡·诺维科夫认为,是指拉耶夫斯基的两个女儿叶卡捷琳娜和叶莲娜,正是她们将那个凄婉动人的传说讲给普希金听的。(见《普希金在流放中》)

而在列·格罗斯曼那部被国内外公认为关于普希金的权威性传记中,则认定是指波托茨基家的两姊妹索菲娅和奥尔加。她们是定居在彼得堡的著名希腊女人索菲娅·康士坦丁诺芙娜和波托茨基的女儿。两姊妹自幼住在克里米亚世袭领地的别墅里,在巴赫奇萨拉伊听到过有关本家族中这位悲剧性人物—玛丽雅·波托茨卡娅郡主的传说,并由姐姐索菲娅讲给了她们的朋友普希金。

坚持后一种说法的,还提出了另一重要证据:普希金那首根据法国诗人巴尼的诗《西色拉的一瞥》意译的《柏拉图式爱情》,便是他于1819年年底献给索菲娅的。诗中表达了他对这位冷若冰霜、拒绝了爱神青睐的少女的炽烈恋情。后来,索菲娅嫁给了基谢列夫将军。普希金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过,《巴赫奇萨拉伊的喷泉》的灵感的惠予者,就是那位被他“长期愚蠢地爱着”(即一种毫无希望的单相思)的女郎。

在这部长诗中,鞑靼可汗对波兰郡主玛丽雅·波托茨卡娅的单相思,与诗人普希金对索菲娅·波托茨卡娅的一厢情愿的狂热恋情恰相照应。因此,有人说,普希金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

在长诗的结尾处,他奋笔疾书,直抒胸臆:


我忆起同样可爱的目光,

和那依稀是人间的玉颜,

我的全部思念都向它飞去,

在逐放中依然把她眷恋⋯⋯

啊,痴人,算了吧,

再别燃起这无益的灯盏!

令人心魂不宁的单恋的幻梦,

已使你作出了够多的奉献。


由于“普希金是用自身的炽烈的生命来温暖它们”,所以,他的“南方长诗能够唤起读者炽烈的热情”,显得格外凄怆动人。不管两位女郎究竟是谁,我想,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一论断,人们当无异议。


(1992年)



涅瓦大街

自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句“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的名言在本世纪20年代初被列宁引用以来,涅瓦大街一下子就飞向了全世界。其实,早在1835年果戈理就曾以“涅瓦大街”为题,创作了中篇小说。

不同的是,车氏与列宁是借用这条笔直、宽阔、平坦的大街来说明事物曲折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哲理;而果戈理则是通过这个车马络绎不绝、行人接踵联袂的煊赫、繁华的“首都之花”,揭露它后面掩藏着的上流社会惊人的矛盾。他富有讽刺意味地称涅瓦大街为“人间一切最优秀的作品的展览会”,可是在这个展览会上,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截然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

涅瓦大街,自18世纪初辟建以来,经过二百余年的踵事增华,于今,已经成为世界建筑史上最有特色的街道之一。尽管它所在的列宁格勒市,已经恢复了彼得大帝建城时的名字,但是,时代的飙轮毕竟飞奔向前,当年大街上那些花花公子、男女豪商以及“经常在羽毛褥子和枕头上过日子”的贵妇人,穿制服、挂十字章、派头十足的小官吏不见了,果戈理笔下的形象猥琐、姓名逗趣、沉默寡言、“谁也看不起他”的小公务员阿卡基·阿卡基维奇·巴什马奇金之流也都无影无踪了。

变化不大的是,涅瓦大街留给人们的印象,依旧是那种类似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晦暗、沉闷的情调。时当岁杪,气温并不甚低,湿度却比较大,日影匿黯,风色凄迷,天空灰蒙蒙的,是一种典型的酿雪天气。

涅瓦大街仍旧弥漫着浓郁的艺术氛围。放眼望去,两旁建筑呈现出极其鲜明的艺术特色,整体上看,属于18世纪的建筑风格。高超的艺术技巧,朴素的表现手法,没有缤纷的色彩,没有奇突的错落,庄重、谨严的俄罗斯古典建筑形式与奢华、隽美的巴洛克式的装饰艺术交相辉映。

楼房多为三四层,米黄色,大量使用石料,壮美、古雅的圆柱、回廊、雕塑、高凸浮雕,随处可见。风致、情调、格局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而各个建筑却又互争奇巧,富于变化,有着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正是这种浓重的艺术氛围,使我漫步涅瓦大街时,忽然产生一种幻觉:仿佛19世纪上半叶活跃在这里的俄国作家群,今天又陆续地复现在大街上—看,那位体态发胖、步履蹒跚的老人,不正是大作家克雷洛夫吗?他是从华西里岛上走过来的。他喜欢花岗岩铺就的涅瓦河岸,喜欢笔直的涅瓦大街和开阔的皇宫广场。

在克雷洛夫的后面,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茹科夫斯基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仿佛正在吟咏他那把感情和心绪加以人格化的诗章:“这里,有着忧郁的回忆;/这里,向尘埃低垂着深思的头颅。/回忆带着永不改变的幻想,/谈论着业已不复存在的往事。”

那个匆匆走过来的穿着军装的青年,该是优秀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吧?是的,正是。他出身贵族,担任军职,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场,但他同沙皇、贵族却始终格格不入。

1840年新年这天,他出席彼得堡的一个有沙皇的女儿、爵爷的贵妇和公主参加的假面跳舞会。在那红红绿绿的人群的包围、追逐下,诗人感到十分疲惫,极度厌恶。他找个借口离开了舞厅,急速地穿过涅瓦大街逃回家去,恚愤中写下了那首《常常,我被包围在红红绿绿的人群中》的著名诗篇,以犀利的笔触尖刻地嘲笑了那班昏庸的权贵,把他们讥讽为“没有灵魂的” “晃来晃去的人样的东西”;对那些胁肩谄笑、假意虚情的女士,同样投以无比的蔑视。

他的灵魂离开了令人窒息的舞厅,翱翔于大自然的广阔天宇。他眷恋着池塘的浮萍,远村的炊烟,田野的黄叶和幻想中的美丽的女郎,感到无限的温馨和亲切。无奈,梦幻毕竟是虚空的,最后,要落脚于丑恶的现实,诗人无奈地叹着气。唯一的报复,是向那“可憎的人群”射出一颗“注满悲痛与憎恨的诗的铁弹”。

别林斯基也是涅瓦大街上的常客。他个头不高,背显微驼,略带羞涩的面孔上闪着一双浅蓝色的美丽的眼睛,瞳孔深处迸发出金色的光芒。他是君主、教会、农奴制的无情的轰击者,他激情澎湃地为反对社会不平等而奋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写道:当在涅瓦大街上,看到“玩趾骨游戏的赤脚孩子、衣衫褴褛的乞丐、醉酒的马车夫—悲哀,沉痛的悲哀就占有了我”。

当然,最了解“彼得堡角落”里下层民众疾苦的,能够用“阁楼和地下室居住者”的眼睛,用饥饿者的眼睛来观察涅瓦大街的,还要首推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他亲身经历过城市贫民的悲惨生活,在寒风凛冽的涅瓦大街上,他穿不上大衣,只在上衣外面围了一条旧围巾。为了不致饿死,他在街头干过各种小工、杂活。

1847年,涅克拉索夫写了一首描写城市生活的著名诗篇—《夜里,我奔驰在黑暗的大街上》。以一个丈夫沉痛回忆的方式,叙述一个妇女的悲惨遭遇:她在独生子死去、丈夫奄奄一息的困境中,为了给儿子买一口小棺材,给丈夫买药治病,不得不走向涅瓦大街,出卖自己的肉体。诗人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农奴制度社会的黑暗,对被损害、被蹂躏的妇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的诗具有震撼人心的强大的感染力。

在这些年龄各异、时代不同的作家群中,偶尔也插进一些穿着学生服装和华贵的制服的青年人,目的只是为了找个机会,向某一位心爱的诗人鞠上一躬,或者掏出记事本来,请作家们签名留念。

在涅瓦大街旁,矗立着一列庞大的建筑,背后却是一个个拥挤不堪的小院落、小客栈。清晨,小公务员、小手艺人、小商贩们鱼贯而出,向涅瓦大街走来。就中有一个二十岁开外的青年,脸刮得净光,头发剪得很齐,穿着一件短短的燕尾服,看去颇像一只翘着尾巴的小公鸡。这就是果戈理。

1828年年底,他满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从故乡乌克兰来到了彼得堡。但是,不久,他便发现原来的美妙的理想浪花已被现实的礁石撞得粉碎。故乡的森林、原野、河流,阳光耀眼的白昼和温煦晴和的黑夜,经常像图画一样闪现在眼前。而彼得堡却经常飘洒着令人烦闷的霏霏雨雪,泥泞的地面和潮湿的空气,特别是大都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现象,常常使他心绪不宁,抑郁苦闷。

他浏览着涅瓦大街的繁华市面,仔细地观察着过往的行人,情绪在不断地变化着,时而消沉,时而忧伤,时而兴奋。而最令他欢愉的,莫过于在涅瓦大街上邂逅普希金了。他们谈得十分投机,有时,竟忽视了饥肠辘辘。

果戈理比普希金整整小了十岁。自1831年相识之后,二人便结成了莫逆之交。他常说,“我的一切优良的东西,都应该归功于普希金。是他帮助我驱散了晦暗,迎来了光明。”

普希金对果戈理在《狄康卡近乡夜话》中把现实主义的世态描摹和浪漫主义的神话渲染加以巧妙的结合,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很欣赏《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语言的清丽、华美,比喻的奇突、恰当。同时,尖锐地提出:“难道乌克兰就没有其他更勇敢、更强有力的人吗?难道拥有那么多关于自由、幸福、爱情的奇妙传说的乌克兰民族,就从来也没有为另外一种生活—光明、美好的生活奋斗过吗?难道果戈理就不能讲讲这种人的故事吗?”

果戈理深受触动,开始细心研究乌克兰的民族历史。这些史料把他带回到两个世纪前的查波罗什,那些“高傲、雄壮得像狮子一样的战士,时时从这个光荣的策源地冲出来,勇敢地保卫着自己的土地,抗击外国侵略者”。于是,塔拉斯·布尔巴这个光辉的形象诞生了。普希金创办《现代人》杂志后,果戈理立即把他的小说《马车》寄去,诗人非常高兴,说:“《现代人》坐在果戈理的《马车》上,就可以负重致远了。”

果戈理想把彼得堡的对上逢迎、对下鄙吝、营私舞弊、贿赂公行的官场狠狠地曝一下光,但是,苦于凭空结撰,全无依傍,便求助于普希金,说:“请给我提供一些题材吧。我将迎合目前的风气,写出一部五幕喜剧,而且,保证写得比什么都更滑稽。”普希金满足了他的要求。

有一次,诗人普希金去奥伦堡,原是为撰写普加乔夫的传记收集素材,却被当地官员误认为彼得堡派来私访的钦差大臣,结果,闹出了很多笑话。果戈理以此为依据,两个月就写成了讽刺剧《钦差大臣》,并于1836年4月正式在亚历山大剧院公演。普希金观看之后,满意地说,任何人都不能像果戈理这样出色地运用他的馈赠。

诗人还帮助果戈理构想了《死魂灵》的某些情节,并读过这部小说的开头几章。过去,他听果戈理诵读新作时,总是面带微笑,从容玩味;这次却神情忧郁地说:“天哪,我们的祖国多么可忧虑啊!”

不久,便传来了伟大诗人普希金去世的噩耗。果戈理为失去一位最崇敬、最亲近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绝望,从此,他进入了一个痛苦的忧伤时期。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再也见不到果戈理的身影了,他离开了祖国,寄身罗马。在那里,他把无尽的哀思写进了《死魂灵》,并在小说中浓重地加以点染:“我们的国家被我们自己毁坏了”,应该用艺术力量来拯救它。

我多次漫步在涅瓦大街的人行道上。我为这里留下过优秀作家群的珍贵足迹,为俄罗斯伟大建筑艺术传统的弘扬,感到骄傲,感到兴奋;然而,心情却常常是抑郁的。

早在1840年,别林斯基就曾预言:“我们羡慕我们的孙子和曾孙们,他们在1940年一定会看见俄罗斯站在文明世界的先端,接受全体文明人类的顶礼、崇敬。”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的艰难岁月里,也曾爱抚地看着孩子们,深情地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

这些先哲的预言,有的已经付诸实现,有的难免要打折扣。这也没有什么,因为“历史的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总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1992年)



湖上有余情

贝加尔湖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可是,说起这个名字,人们却并不感到陌生。这多半是由于它经常制造寒冷的气流,时不时地就让我们瑟缩一阵子。气象台刚才还在播送:“从贝加尔湖生成的冷空气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我国东北和华北大部地区,气温将明显下降。”也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当我在去年年末要去那里观光时,自然不免有些“谈冷色变”了。临行前,特意置备了羽绒服、貉皮帽、雪地鞋,—哪里是什么旅游,简直像是要赴极地考察一般。

车出伊尔库茨克市,上坡下岭,载驰载驱,沿途尽是皑皑的白雪,车辆绝少,有时闪过几幢掩映在青枞、白桦中的木屋,既不见炊烟,也听不到鸡鸣犬吠,寂静、荒寒,恍疑走进北欧童话之中。令人费解的是,在白雪压枝的凛冽寒冬,松林居然秀色青葱,有的现出鹅黄嫩绿,生意盎然,颇有点早春韵味。待到看见贝加尔湖澄波泛碧,微动涟漪,野凫浮游,水下卵石历历可数,就更加消解了几分寒意。

然而,脚下的厚厚积雪在执着地向我们提示,这里分明是严冬,是不折不扣的西伯利亚严冬!大家在雪深没膝的湖畔,兴高采烈地追逐着,嬉戏着。有的互相抛掷雪球,有的双手掬起清冽的湖水大口大口地豪饮着,没有谁觉得过分的寒凉。同伴中有人调侃说:贝加尔湖一向豪爽大方,它把宝贵的寒魔都施舍给了别人,自己就所剩无几了。

望着浩瀚无涯的碧水柔波和疑幻疑真的神秘湖光,仿佛置身于蛮荒的太初,又像是进入了潇洒绝尘的清凉世界,产生一种与大自然交融互汇、浑然一体的感觉。我贪婪地饱吸着湖畔清新的空气,同徐志摩六十多年前在这里所感受的完全一样:“那真是一种快乐,不仅你的鼻孔,就是你面上与颈根上露在外面的毛孔,都受着最甜美的洗礼。”这清奇的境域,清凉的氛围,清幽的意蕴,给予松散的筋肉以有力的约束,为倦累的神经投入一剂绝烈的刺激,令人气爽心清,神凝意远。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游览永州小石潭时,因为潭上“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认为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这在当时当地,自有他的道理。可是,际兹工业化声威无远弗届的今天,在扰攘红尘中居然得见这样一块清虚境域,应该说是“鲁殿灵光”,硕果仅存了。

有人说,这里最美好的时光在春夏之交。而俄罗斯著名作家瓦·拉斯普京在一篇散文中则说,贝加尔湖的黄金季节在中秋八月。他说,那时候湖水温暖,礁石在水下闪闪发光,鱼儿大大方方地游集岸边,鸥鸟啾鸣,上下翻飞;岸边山花烂漫,各种浆果随手可采,略带苦味的草香不时地飘送过来。这真是一席野趣横生、天造地设的奢宴。难怪,契诃夫要说它是“瑞士、顿河和芬兰的神妙结合”了。

当然,拉斯普京同时也郑重地提醒人们,贝加尔湖的气候是变化无端、神秘莫测的,即使是风日晴和的时光,它也可能凭空膨胀起一股无名的怒气,瞬时,几百公里长的湖区立刻变成一只大风筒,四围风呼林啸,湖面上腾起轩然大波。

我正在为错过了八月的黄金季节,特别是没能遇到那种风云突变的奇观而感到丝丝的怅惋,突然,湖上一阵寒风呼啸而至。陪同我们观光的俄罗斯朋友说:“不好,马上就要变天了。”真是如响斯应,“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刚才还是波平浪静,万态祥和,刹那间,化为怒潮奔涌,湖水隆隆作响,—这是从数公里之外风暴区传递过来的信息。是萨尔马飓风?库尔图克海风?还是巴尔古津河谷风?陪同者也说不清楚。只见水花翻滚,泡沫四溅,宛若一锅滚开的汤水,沸沸扬扬,真怕它陡然立起,兜头倾泻下来。此刻,那些令人悠然意远、感到无比温馨的灵境,已在视网膜上消逝,静谧与柔美全然化作了梦境,剩下来的只有气势的张扬,声威的惨烈。

为了躲避这场不期而遇的风暴,我们走进岸边一条静穆的小街。寒林雪影中,现出一幢幢木质结构的房舍。窗户式样新颖别致,全都绘有美丽的藻饰:有的作云卷云舒,有的为规则图案,有的呈皇冠、比丘帽状,多涂翠蓝、淡青颜色,与白雪苍林形成鲜明的对比。目注这些寒庐荒舍,一时神驰往古,情思跃动—这里的居民有没有汉朝苏武、李陵的后裔?那些流放此间的俄国十二月党人,也该留下一些踪迹吧?

贝加尔湖古称北海,曾是中国古代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活动地区。1941年,湖畔出土过汉瓦,上有“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刻文,还曾发掘出典型的中国汉代的建筑遗址。据专家考证,为公元前99年李陵投降匈奴后所建。郭沫若先生则认为,是汉家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建此屋以为陪嫁。尽管考古界就这一建筑遗址的解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苏武曾在此地充军、牧羊则均无异议。

公元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后,流放到北海牧羊,十九载艰苦备尝,始终眷怀故国,不改其志。李陵以故交之谊多次劝降,均被他严辞拒绝。《汉书》本传记载,苏武在北海,口粮匮乏,就挖野菜、逮野鼠充饥。一切困难全不在话下,唯一萦结心头的是远在南天的故国,是自己没能完成使命。于是,终朝每日擎着柄长八尺、上束三重牦牛尾毛的汉节,牧羊湖畔;晚上,把汉节抱在胸前睡觉,日久天长,节旄已纷纷脱落。

后来,汉朝与匈奴和好,根据掌握到的准确信息,提出了归还苏武等人的要求。单于诈称苏武已不在人世,汉朝使者按照事先准备好的辞令,若有其事地说:大汉天子在上林苑射下来一只鸿雁,雁足上系着帛书,乃苏武亲笔信,备述其北海牧羊情事。单于认为,此乃出自天意,这才同意把苏武等人放回;但仍然坚持,苏武在匈奴的妻子及所生子女不能带走。“丁年奉使,皓首而归”,苏武以其震古烁今的高风亮节谱写了一曲“天下所希闻”的千秋佳话。

于右任老人《贝加尔湖边怀古》诗云:


曾经北海费沉思,此地匈奴据几时?

啮雪吞毡苏武泪,行人往路李陵诗。

牛羊被野谁来牧,碑碣连岗我去迟。

胤子两家存与否?风波失所古今悲。


这里说的“李陵诗”,是指苏武归汉时李陵题赠的三首送别诗,其中有“仰视浮云驰,奄忽互相逾,风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的句子,被清代诗人沈德潜推为“五言诗之祖”。

沙皇时代,贝加尔湖一带也是流放人犯的场所。一些早期的俄国革命者、十二月党人和1863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都曾在这里度过苦难的岁月。被誉为“俄罗斯第一位革命家”的拉季谢夫,早在1790年就被流放到贝加尔湖附近的伊林斯克。他有一段著名的话,大意是:像铁屑奔向磁石一样,人们会奔向目光超过自己时代的杰出人物,拥戴他,支持他。不过,这需要有一定的环境。因为没有这种环境,胡斯被活活地烧死,伽利略被投入监狱,你们的朋友被流放到伊林斯克。

贝加尔湖一带地域荒凉,湖中物产却极为丰富。那句“水至清则无鱼”的古话,应用到这里就不贴切了。湖中含杂质甚少,水极清澈,透明度深达四十米以上,素有“西伯利亚明眸”之誉。可是,里面却生长着一千二百多种动物,光鱼类就有六十种,绝大多数为当地所特有。这里的胎生贝湖鱼,通体晶莹剔透,据说,隔着它那玻璃般透明的躯体,可以读书看报。还有一种全身长满浓密卷毛的海豹,是地道的海洋生物。

人们不禁要问:贝加尔湖作为世界最大的淡水湖,为什么会有海洋动物?

这里距海岸数千公里,那些海洋动物是怎么游进来的?什么时候游进来的?是不是贝加尔湖过去曾与大海通连?有些生物在其他地方早已绝迹,为什么却能在此间繁衍生长?贝加尔湖经常向外面施放冷气、寒潮,可是,湖区本身却相对暖和一些,为什么?那么多的冷空气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是怎么生成的?湖上为什么变化俄顷,像一个恩威莫测、喜怒无常的公主?其成因是什么?⋯⋯

连珠炮般的疑问,一个接上一个。如果伟大的诗人屈原再世,也许会继《天问》之后,写出一篇《湖问》来。

天已向晚,风势仍未衰歇。大家怀着迷惘与留恋的心情,依依向贝加尔湖告别。套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惜别杭州西湖的诗句,我在留言簿上题词:“未能抛得伊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


(1992年)



断 念


断念割情莫谓痴,天公偏忌挺云枝[注]

长林寂静人归息,五十年间八句诗。

[注]歌德有言:“上帝的旨意是不让树木的顶端生长得高达天际。”

—题记

在他的生命途程即将到达终点、人生的大幕就要落下的时刻,歌德老人最后一次离开魏玛,来到伊尔美瑙山区。明天就是他的八十二岁生辰,为着躲避庆祝活动的喧嚣、纷扰,他早早就上路了。

这是初秋的一个弹得出声音的响晴天。马车在林木葱茏的山路上轻快地奔跑着。老人的心情也渐渐地开朗起来。不久前,那部耗时六十年之久的浩大工程—《浮士德》终于杀青,当他把沉甸甸的手稿郑重封存,并加盖了自己带有金星的印章时,心中感到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快活。当然,他也并非没有忧虑,他担心这一费了他毕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像一艘破船被抛在沙滩上,最后被时光的流沙所淹埋”。他感到,似乎连最后一点精力也都耗尽了;尽管在这12111行的巨著中,创造的是无限追求、永不满足的典型形象。长时间地沉浸在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感伤之中,“我眼前有的,霎时消逝得远远;那消逝了的,重新矗现在眼前。”《浮士德》献词中的两句话,恰好映现出他此时的心境。

茂密的丛林向着茫茫无际的远方延伸开去,马车奔跑了一阵,逐渐地放缓了速度,原来正在爬上一个山坡。歌德老人向四周看了看,立刻就认出了,脚下就是名叫“基尔克汉”的冈峦顶端。马车停在一旁,老人由看林员玛尔陪同,徒步走向那座猎人的两层小木楼。他告诉玛尔,这是他五十年前的旧游地,他到这里来已经是第三次了。

他第一次来这里是1780年,任职魏玛大公国的第六个年头,他刚刚过完三十一岁生日。

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他赢得了巨大声誉,得到了卡尔·奥古斯特公爵的特殊倚重,从而进入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作为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军务大臣、筑路大臣,他分管的事情很多,从参加欧洲宫廷间的政治谈判,到重新开发伊尔梅瑙的矿藏,直到制定防火条例这些细事。要一个靠驰骋想象来过活的“狂飙时代”的诗人纠缠在无尽无休的矛盾、琐碎之中,这原本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他顺从了,并且很快就适应了。那种跃跃欲试的期待,那种指点江山的快感,那种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满足,使他连续多日沉浸在兴奋的心海狂潮里。在种种世俗的诱惑面前,他狠了狠心,“砰”的一声关上了诗坛文苑的大门,雄心勃勃、兴致冲冲地投入到繁杂艰巨的政务中去。

他告诉朋友:“真像做梦一样,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得到了德国公民能够达到的最高职位。”“如今我已尝到宫廷生活的滋味,现在,我想对治国安邦之事一试身手。”一副年轻宠臣的志得意满之情溢于言表。他在日记中写道:“各种繁忙的压力对灵魂来说是一件很美的事⋯⋯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舒适度日而无所事事。”他坚信“世界上没有克服不了的障碍”。他整天不停地冲撞着,浑身上下充满了成就感。

阿波利德地区发生了火灾,他迅速赶往火场,投入灭火战斗,“大火烤灼着我的眼睛,脚掌感到疼痛”;“大火烧了整整一天,一切都在沸腾着”;“我的思想,我的计划以及我的生命好像也同时沸腾起来”;“我那些关于成立防火组织的想法又一次为现实所确认”。伊尔姆河和萨勒河泛滥,他又匆匆赶往耶拿。他像上次率先扑向烈火那样,这次又第一个冲向洪水,带领民众防洪救灾。办公桌上放着三封写给公爵的信,说明他是如何重新组织伊尔美瑙的采矿工作,勘探矿产资源和开发水源的;如何访问制呢工场,并为他们解决图案版与花纹设色的;如何为森林贸易引进新办法的。

然而,事情绝非他所想象的那么顺遂,诗人气质使他的设想带有许多理想的成分。在大公国内,他试图进行多项改革。但当触及到贵族阶层的利益时,比如皇室领地的分封、农民赋税的减免,便窒碍重重,最后都不得不化为泡影。下去视察,目睹贫困农民的惨境,具有诗人的敏感性、同情心的他,忧思忡忡,终夜不能入眠。农民缺少牲畜,可是,根据《牧场法》,佃主有权让农民毁掉价值低的牧场。他想把村庄容易着火的草房改成砖房,无奈,农民连纽扣都买不起,又哪里有钱购置砖瓦呢?每当歌德与登门拜访的手工艺人聊天,听到种种难处的诉说,都会表现出一种爱莫能助的歉疚。

他越来越感到工作艰难,感到人单势薄、力不从心,对公国的变革逐渐地丧失了热情以至信心。也就是这个时节,来自宫廷的恶意中伤如蜂蝗骤至,说“歌德为了一己的名位不惜牺牲公国的利益”,“歌德的几近胡闹的种种作为,有损于宫廷与公爵的尊严”。终于,他感到疲惫了,告饶了,觉得自己“像一只被乱线缠住了的小鸟”,插翅难飞;“箍在身上的铠甲变得越来越紧”。从政的热劲儿骤然冷却下来。

他说:“我觉得自己下流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坐在国务会议厅的软沙发上,听着那帮大员们无尽无休地进行讨论,接着又多次地回到那个可以一下子就轻易解决的问题上。我真觉得,大厅里的黑色墙壁、房梁和天花板,马上就要倒下来把我压死。”晚年,他对秘书爱克曼说:“我在魏玛宫廷生活十年中,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了意大利。”宫廷奢靡而烦杂的政务活动,日复一日地销蚀着他的诗性与才华。

依旧还是众人簇拥,依旧还是官威赫赫,可是,他却日益觉得孤独与萧索。他在上流社会的事务中陷得越深,就越想尽快摆脱那种种恼人的纷扰。1777年冬天,他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带上旅行袋,独自骑马来到哈尔茨山。在缄默无言的大自然的怀抱,歌德焦灼躁动的心灵暂时安静下来,沐浴着山林里的清风,开始对从政生涯进行反思:“几年来,我可说是倾尽了全力,可是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为改革政治甚至不惜放弃了钟爱的文学,但顽固的封建势力却未受到丝毫的触动。现在,我空有一对健壮的翅膀,却已经不会在空中飞翔。无望的宫廷生活和无休止的事务榨干了我心中的诗情,只有重新置身于自然的怀抱,才能还我诗人歌喉。”

他担心那营营扰扰的俗务会把他的精力、灵感、激情、想象力全部耗尽,因而经常处于狂乱的矛盾之中,他的精神状态完全像浮士德那样,时而振奋,时而忧郁,时而感到满足,时而又要发狂。两年后,他悄悄地去了一次瑞士。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我看到可供描写、可以入画的风景,立刻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我感到,两只脚的趾尖在颤抖,像是拼命要去亲吻大地,而我的手指头也在一阵阵地抽搐。”“这时候,我会抚摸着一片平淡无奇的树叶,它对我说来无比宝贵,因为它使我回想起我的作品给我带来的幸福时刻。”他写信给情人施泰因夫人,说:若是能从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摆脱出来,专心从事心爱的诗歌创作,该有多好啊!

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这样的动机,在过完三十一岁生日的一个星期后,他首次进入伊尔美瑙西南部林区,穿过茂密的枞树林,登上了峰顶基尔克汉,投宿在圆形山顶上的猎人小木楼里,整整住了八天。每天,他都站在高高的山顶上,凝神静睇那远山岚影,看着白云在天际飞去飞来,听秋风掠过林梢,发出飒飒的喧响。突然,有一天晚上,星月皎洁,万籁无声,他似有所悟地随口吟诵了几句诗:


群峰

一片沉寂

树梢

微风敛迹

林中

栖鸟缄默

稍待

你也安息


然后,他回到木屋里,随手书写在二层楼南窗左侧的板壁上,题目是“漫游者的夜歌”。

诗句从横亘于西方天际的高远的群峰落笔,然后逐渐拉近,层层下移,最后从林梢滑到诗人的脚下,由物及人,由外至内。此时的物我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四围静寂,诗人却是思潮澎湃。那么,他在思索什么呢?末尾那句诗透露了个中消息。

《夜歌》令人联想到中国唐代大诗人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垂钓者虽然并非诗人自己,但从他的身上反映出长期贬谪的诗人的孤冷、悲凉的心境。同样,此刻的歌德,作为一个狂飙时代的激情诗人,整天委身于极端琐屑的事务,而且受到宫廷保守势力的层层包围,使他欲进不能,欲罢又不甘心,从而陷入矛盾的旋涡。“稍待/你也安息”,正好映现出这种心境。它是一种断念,一种割舍,一种新的意志的胎息。

他曾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人有许多皮要脱去,直到他能把握住自己和世界上的事物时为止。确实地告诉你说,我在不住的断念里生活着。这却是一个更高的力的意志。”这里道出了歌德生命哲学中一个核心思想。断念,绝非简单的自我限制,而是对高于自我的意志—“更高的力的意志”的服从,或者说,对不可探究的事物的敬畏。在歌德看来,人的能力固然是一天天地扩大,宇宙间却总还存留着大量人力所不能及的事物,人们应该敬畏这些“神秘”,承认这些无奈。一个创造力过于旺盛、成就过于丰厚的人,所遇到的现实环境往往是啬吝的、贫瘠的。历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之士在这里陷于绝境。歌德却以其苦涩的智慧和稀有的自制力,度过许多濒于毁灭的险境,完成他光华四射的一生。

转眼间,三十多年过去了,1813年8月29日,歌德刚刚过了他的六十四岁生日,第二天便来到伊尔美瑙林区,再次登上基尔克汉山顶的小木屋,看过了三十年前留下的诗句,并重新用炭笔描了描,使模糊的笔迹凸现出来。

了解歌德经历、读过他的早期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原是无所顾忌、放浪不羁的,作为“狂飙突进”的青年诗人,激情喷涌,异想天开。及至出任魏玛公国要职,就觉得在诗歌、小说等文艺领域之外,还有更加宏伟、更具理想境界的事业在等待着他去担承,大有那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和“舍我其谁”的豪情胜概。但是,铁一般无情的现实使他那接近沸腾的头脑渐渐趋于冷静,趋于清醒。而荷兰著名哲学家、西方重要的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的著作,对于他更“无异于一服镇静剂”。

多年之后,他回忆说,斯宾诺莎“调和一切的宁静的意境”、“理性控制炽情”的教诲,对于“我的兴奋激昂的努力”、“对于我的整个思想竟有那么大的作用”。他的朋友爱克曼也说过,在歌德看来,斯宾诺莎的观点恰恰符合他青年时代的需要,他从中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一种更高的思想境界。这一切,其实就是歌德所说的“断念”在生活中的意义。

“我们身体的以及社交的生活、风俗、习惯、智慧、哲学、宗教,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体,一切都向我们呼唤,我们应该断念。”歌德认为,“人不可能成为上帝”,越是具备理想性格的人,就越要历练人生,克制欲望。情感有多丰富,欲望有多炽烈,自制力就需要有多强,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一种稳定发展的张力。“若是任性下去,恐怕要粉碎了一切。”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限制着自己,使自己就局限在一两个方面,挚爱着它们,依恋着它们,从不同角度揣摩着它们,和它们融成一体—我们就是这样出脱成一个个诗人、艺术家的。”

掌握了这些,我们对于浮士德在《书斋》一幕中的痛切呼喊,就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你应该割舍,

应该割舍!

这是永久的歌声

在人人的耳边作响。

它在我们整整一生

时时都向我们嘶唱。


这种“歌声”是一种永恒的召唤,每到关键时刻,特别是当情感与理智发生碰撞的时节,它就会骤然响起,像警钟、号角一样,化解着种种矛盾。

以理智驾驭情感,这种意向贯穿在他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之中。且看他的三部小说: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夏绿蒂之所以顺利闯过情感的旋涡,正是理智作用的结果;而维特之所以自杀,则因情感冲毁了理智的堤坝。《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主人公威廉,开始时一任情感的潮水放纵奔流,干了许多蠢事,结果遭到失败,待到他接受了以往教训,终于获得成功;而陷入情感泥淖中不能自拔的迷娘,最后自食其果。《亲和力》中同样体现了作者明显的价值倾向:主理者得以存活;滥情者招致覆灭。

说到断念,人们都会记起在歌德成长的关键时期,对他影响至深、有“精神教母”之称的施泰因夫人。歌德一到魏玛,很快就结识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性。当时她已三十三岁,并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作为宫廷命妇,正处于心智发达、阅历丰富的成熟季节。而歌德只有二十六岁,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拥有冲天的抱负和用不完的劲儿。两人相互欣赏,歌德为施泰因夫人的过人才智、超群魅力、高雅而冷艳的气质所吸引;反过来,这位一直郁郁寡欢的女性的生命力,也被歌德的翩翩风度和炽烈的“情感炸弹”、“言辞野火”激活了。从而,两人坠入了爱河。早在法兰克福时,歌德就曾仰慕芳名,欣赏过她的侧面剪影,而今,“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尤其是那种温柔而周到的关怀、体贴,充盈着足够的理解与宽容,更是一般少女所不具备的。

在爱情的滋润下,歌德这一阶段的抒情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他曾为施泰因夫人写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情诗,《对月》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下面是诗的前三节:


你又把幽谷密林

注满了雾光,

你又把我的心灵

再一次解放。


你用慰藉的光

照我的园邸,

就像知友的眼光

怜我的遭际。


哀乐年华的余响

在心头萦绕,

我在忧喜中彷徨,

深感到寂寥。


诗人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和行云流水般的清丽语言,把对情人的钟情和对大自然的挚爱融合到一起,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

作为一个青年男子,他渴望着尽快地占有她,爱情之火燃烧得至为炽烈。他向心爱的人表白:“每逢我拥抱你那可爱的娇躯,从你唯一的、高贵的嘴唇上面尝到贮藏多年的爱的甘露,我就欣然对我的心灵说道:这种酒器,除了爱神阿摩,任何天神也不能制造、收藏。”可是,富有教养、十分成熟老练,因而多所顾忌的施泰因夫人,却冷静自持,一再要求歌德要学会自制,珍视灵魂的契合和纯情的友谊。从而保证了火山岩浆一般蓄势待发的天才诗人,在获得了琼浆玉露滋润的同时,不致造成猛烈的喷发,而把自己彻底埋葬。

狂放不羁、极好冲动的激情诗人,遇到一个头脑冷静、处事稳重的成熟女性,两人刚柔相济,相得益彰。诚如歌德的挚友席勒所评论的:“她确实是一位富有特性的有趣的人物,我很了解歌德为什么那样依恋着她。她谈不上漂亮,不过她的脸上有一种温柔端庄的表情,流露出相当独特的坦率。她的性格中具有健康的理智、真实的感情。”尽管他们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可是,彼此仍然热情通信,十二年间,歌德总共给她写了一千七百多封信。这再次证明了那句名言:“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他在写给施泰因夫人的长诗中,有这样的诗句:


你了解我的本性的全部特征,

觉察到我的全部神经如何震颤有声。

你能一眼看透我的心灵。

一只垂死的眼睛定难入木三分。

你使我的热血减缓流速,

给我这狂野之人指点迷津。

让我在你那天使的怀抱里得享安宁,

使我碎裂的心胸重新精神振奋。


在歌德的情人中,施泰因夫人是唯一能够创造一种使那分裂为二的灵魂得到憩息的气氛的。同斯宾诺莎一样,她也是一种镇静剂。当然,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镇静剂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使这位天才诗人那颗烦躁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开始追求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风格,避开宫廷斗争的旋涡从而免遭伤害;同时,也使他的澎湃的狂潮逐步平稳下来,以致对施泰因夫人自己也激情不再。

终生都在向往远方,永远不肯固守一个方面,也许是一切天才、所有创造者的特点。施泰因夫人的悲剧性在于,她所扮演的角色,使命是有限的,时间的长度也早有安排。当那个走上政坛的“狂飙诗人”需要一个姐姐兼情人、谋臣兼教母的特殊时期结束之后,她这个肉体的长随、灵魂的护士,在留下理性启悟、生命体验的同时,也失去了作为情人的丰姿与魅力。结果,在歌德来到魏玛的第十二个年头、刚刚过了三十七岁生日,便偷偷地潜往意大利,不辞而别,将施泰因夫人重新抛回到孤独与暗淡之中。究竟哪一种因素是主导的:是为了逃避恼人的官场、险恶的环境,还是出于对往日情人的厌倦?抑或是二者兼有,作为一种合力推动了这一意外的举动?

不论何种因素占主导地位,作为一次决绝的断念,则没有疑问。而且,此番断念与割弃,既不是肇始,也并非终结。就他的人生轨迹来剖析,平面上的直线运行绝少,多数情况下都是呈回旋、轮转、波折、升华等形态。伴随着一次次的断念,总会出现新的开始。如同虫蛹化蛾,龙虾脱壳,蝮蛇蜕去旧皮,否则,就难以实现新的蜕变与成长。

在他八十三载的人生历程中,孜孜不倦的努力是建筑在内心不断地克制之上的。他从一个用热情支配一切的狂放的人,变成一个比热情更可宝贵的“责任”的人,克制的人。他每逢对自己克制一次,便进入一种新的境界,得到一次新的发展。因而,即使到了暮年,人们仍然看不出他有丝毫衰飒、颓唐之气。他带给人们一种重新回归本真自我的可能。他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最好的人的榜样”,就因为他是一个“人”—这是拿破仑对他的评价。唯其是一个“人”,他才被认同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也唯其是一个“人”,才使我们想到他和其他生物一样,有生长,有变化,体现出精神的复杂性、丰富性。

时光又过去了十八年,八十二岁的歌德老人第三次来到了猎人小木屋。陪同他的看林员玛尔做过如是的记述:


我们走进上层的室内。他说:“从前我和我的仆人在这里住过八天,那时我在壁上写了一首小诗。我想再看看这首诗。如果诗下边注明写作的日期,请你费神给我记下来。”我立即引导他走到屋子的南窗旁,窗子左边有用铅笔写的这首诗。

歌德反复吟诵,泪流双颊,他缓慢地从他深褐色棉布上衣里掏出雪白的手帕,擦干眼泪,以柔和伤感的口气说:“是呀,‘稍待/你也安息’。”他沉默半分钟,又望了望窗外幽暗的松林,随后,转身向我说了一句:“我们现在又可以走了。”


六天之后,歌德写信给曾为这首诗谱曲,使之驾着音乐的翅膀传遍全世界的音乐家泽尔特,感慨重重地说:“过了这么多年,真是阅尽沧桑:有持续着的,有消逝了的。成功的事物显露出来使我们高兴,失败了的都忘记了,在痛苦中忍受过去了。”

显然是这首五十年前书写的小诗,勾起了他对于往昔岁月的深深忆念。

他的一生,像浮士德那样,身边总是跟随着一个穿着金线绣花红衣,外罩坚实、缎质的小外套,头戴插着雄鸡羽毛的帽子,腰佩尖尖长剑的终身侍从靡菲斯特。他也像浮士德那样,历经了追求爱情、追求美,最后走向社会实践的道路,饱尝了官能的享受、生的快乐、美的追求,也在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当然,他也像理想主义者浮士德那样,没有一种尝试和体验是感到满意的,觉得生命完满而不再有所欠缺。

八年前,他曾患过一次心囊炎重病,当时仿佛觉得,三千年疾患的总量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死神正在一个隐蔽的角落,不时地对他吐着舌头等候着他。可是,出乎意料,他竟然康复过来。但,衰病残年,毕竟在他的心扉上留下了阴影。他曾半开玩笑地揶揄自己:“我的处境很坏,因为我既不能爱人,也没有人爱我了。”每当想到青少年时代的往事如过眼云烟消逝净尽,便觉得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实在是为时过久了。

时间对于生命的剥夺是残酷的。他出生于18世纪中叶,新的世纪掀开首页那一刻,他刚过半百之年,可是,却接二连三地面对着亲人、挚友的伤逝,几乎不间断地沉浸于无边的痛苦与孤寂之中。在临近生命的尽头,他常常回顾中青年时代,想起许许多多熟悉的面孔,可是,在世的却寥寥无几了。他说:“长寿,就是活过了许多事体,活过了曾经爱过的憎过的漠不相关的人们,活过了王国的盛衰、城市的隆替,活过了青年时所栽种的树木。”

他先是送走了结成生死之谊的诗人席勒,深情地号啕痛哭了一场,说是“等于失去自己生命的一半”。后来,诗人拜伦又辞世了。年轻时的好朋友克林格尔也静静地走了。特别是于他有知遇之恩、小他八岁的卡尔公爵也先他而去了。

母亲故去的噩耗传来,使他在深悲剧痛中夹杂着浓浓的歉疚之情,他觉得过去对于老人关心与存问得太少了。接下来,与他相濡以沫、对他一往情深的妻子颓然命丧,他们唯一的儿子由于脑溢血,又被死神闪电般地领走了,使他伤恸至极。

而最令他伤感的是,自从1810年之后,五个情人接二连三地弃他而去。他的真正初恋,那个用他的话说“年轻貌美,活泼可人”的凯特馨;那位因为歌德负心而留下永恒的心灵创伤,却痴心爱他、终身未嫁的弗里德里克;尤其是丽莉,两人曾经订婚,后来又解除婚约,但丽莉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他还怀有宗教般的虔诚的爱情,歌德也说她“是他一生中唯一爱过的女人”;再就是“精神教母”兼情妇的施泰因夫人,尽管情怀早已淡漠下来,但她在弥留之际,仍然嘱咐送丧队伍不要经过歌德门口,以免使他伤心,说明至死她还在深爱着他;还有那位他曾热烈地追求过,但终究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的夏绿蒂。二十年间,她们相继地遁入了黄泉,只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抛在世上。“有时我觉得,”他在一封信中说,“最亲近我的那些人就像一连串的秘密字母,生活的烈焰一个接一个地把它们全部吞没掉了,而灰烬随风飘散。”

说到自己,他更是感到死神就藏身在哪个屋角里,随时准备掷出哗啦啦的锁链将他带走。他风趣地对秘书爱克曼说:“像我这样年过八十的人,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了。每天都要做好准备,撒手红尘。”

他总是感到陷身于寂寞的深渊,尽管身旁不停地人来人往。那些从德国各地、欧洲诸国前来向他“朝圣”的人,都“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参拜过这座深山中的圣湖之后,各自带走一瓶圣水,而圣湖却变得更加孤寂”。

他觉得,这种情态很像当年到一处避暑胜地去消夏,开始时,四面八方的人陆续前来,一个个都是兴致勃勃的,迅速加入到早些时候就住下来的队伍中去,互相打着招呼,致以问候,很快就都熟悉了,有些还结下了友情。过了几个星期,一些人就陆续走开了,留下来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带着丝丝的怅惘。而自己,偏偏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结果,又站在院里看到新的一伙儿到来,再次由生疏到熟悉,并重新结识一些朋友。但是,不久,这一批人又在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了。于是,又满怀着寂寞的心情,迎接来第三代。当然,逐渐地关系也就不大了,因为自己用不了多久也将离开这里。

而这一切,都带有宿命性质。正中他所说的,“在夕阳将落的时节,日间所有的不甘都化成了无奈。”

此刻,面对着那首题壁诗,老人心情正是这样。因而,禁不住泪流满面,轻轻地叨念着:“是呀,‘稍待/你也安息’。”果然,回去后不到半年,老人便溘然长逝了。


(2008年)



未了情

天色已经完全暗淡下来,街灯把斑驳的树影投射到青年歌德的身上。掠地的秋风穿过莱茵河畔,向着他那灼热的前额漫漫地扑来。他打了个寒噤,陡然感到丝丝凉意,裹紧了披在身上的宽大外套,加快了步伐。

有几户人家窗子里透出雪亮的灯光,间或夹杂着喧腾的笑语,他全都顾不上去听,径直地奔向红十字广场拐角处,在那过分稔熟的豪华住宅前停下了脚步。如果是在从前,他会急匆匆地闯上楼去,然而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放逐者,一个幽灵那样,在楼前的法国梧桐树下往复地踱着步,目不转瞬地向楼内那间屋子搜索着。

绿色的窗帘垂下来,但他还是看得比较清楚,座灯仍然放在往常的地方。隐约映现出丽莉苗条的娇小的身影。此刻,她在做什么?她在想什么?望着,想着,心中不禁感伤起来。时光仅仅过去几个月,往日的亲密情侣于今竟形同陌路。人间万事,因缘而起,缘尽而逝,最终都归于寂灭。

伴着“唰啦啦”的桐叶的飘零,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出钢琴弹唱的声响。那细细的充满忧伤的吟唱,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这是在唱当日他献给她的情诗:“呵,/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到那繁华之场?/难道年轻善良的我/没有欢乐,/在这孤寂的晚上?”伴着袅袅的余音,灯光映出身影在慢慢地移动,她已经站起来了,在屋里走来走去。停了一会儿,又传出几句:“秘密地关在自己的室内,/卧对着月光,/我沐着它的战栗的幽辉,/进入了梦乡。”此刻她想没想到:那人就站在窗子外面,只隔咫尺之遥?

歌德再也忍不住了,眼睛一热,滚出来两滴清泪。

明天,他就要离开法兰克福这座古老而拥挤的城市,到魏玛公国去任职了,归来不知何日。临行前,很想再见上丽莉一面。但他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迟疑了一下,便默默地走开了。

路上,一幕幕地闪现着他们由相识到相爱到最后分手的“电影画面”。

《少年维特之烦恼》这部书信体小说的问世,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青年中间掀起了一股“维特热”,他们穿上了维特式的蓝色燕尾服、黄色背心,模仿维特的一举一动。而它的作者,自不必说,更成了一些文学青年的偶像。有一次外出,朋友们开玩笑,把同伙中的一位年轻人装扮成歌德,结果,周围的人立即围拢过来,对冒充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歌德来了”的信息,也随之很快传播开去。

赞扬和崇拜像急雨一般倾泻在这位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头上,同时也给他增添了许多麻烦。所到之处,无论是溜冰场、舞场、歌厅、假面舞会,还是文人沙龙,身旁总会聚集着一些少男少女,问询个没完。“人们希望见到我,跟我交谈,”后来,他回忆说,“甚至在远方也希望听到我的消息,因此,我便被迫尝到门庭若市的滋味。来访的客人有的讨人欢心,有时是招人嫌的,但总是使我失时费事⋯⋯本来宁静、幽晦的境界是大有利于完美的创作的,但是,我却从这种境界中被拉出来,而置身于白昼的嘈杂之中,为他人而消失了自己。”

这天,他匆匆地用过晚餐,便穿上那件灰色的海獭皮冬装,戴上咖啡色的丝绒围巾,蹬上长统皮靴,去赶赴朋友的约会—到一位已故银行家的豪宅,参加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

到得稍晚一点,楼内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上流社会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客人。

壁灯、吊灯闪现着耀眼的光辉,气氛显得欢腾而热烈。他微微颔首,逐个打着招呼之后,便找个相当的位置坐下。女主人的未满十七岁的小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正坐在大厅正中的一架钢琴前,熟练地弹奏着,动作灵巧而自然,神态里流露出一种童稚的妩媚。弹完一首奏鸣曲之后,朝着歌德默默地点了下头,算是正式打了招呼。可以看出,她是在很留心地打量着这个不同流俗的青年男子,神情十分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展品。

接着,四重奏就开始了。歌德端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饱餐着她的秀色。苗条的身段,浅黄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珠,透出蓬勃的朝气;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充满着迷人的青春气息。而那发式、衣着,特别是神情、举止,更把她的魅力、她的风采衬托得恰到好处。有生以来,他还从未见过如此妙曼的少女风姿。

到了散会告别的时候,丽莉的母亲笑逐颜开地向他这个“本城的名人”表示欢迎,希望他抽出空闲再来做客;丽莉也以殷勤、亲切的口吻为母亲帮腔。歌德真是兴奋异常。归途上,忽发奇想:若是双手握得着宇宙的转轮,他会把这个悠长的夜晚立即翻转作清晨,而后,转身过访,重睹芳容。

几天来,歌德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丽莉的影像。现在,他们终于再次见面了。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廊,在丽莉的导引下,来到了她家的客厅。开始时,她的母亲还坐在一旁,后来说是有急事要办理,便离开了,嘱咐女儿好好地接待客人。

这时,歌德才注意到,丽莉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绿色的水波纹一样的丝巾,这使得她的大眼睛显得更加清亮。在正常情况下,他也许要说,这是一双可能在男性世界中掀动波澜甚至引发灾难的眼睛,而此刻,他只觉得它是两汪神液,楚楚怜人。

他们坐在一对沙发的对面,互相诉说一些少年时的往事和日常的癖好。从而得知丽莉从小就是在饱享家境的豪富与世俗的欢乐中长大的,宽松的社交环境赋予她开朗、大方、敏捷的灵性。

丽莉的卧室整洁而清丽。似乎同它的女主人相互映衬—壁上挂着的那帧小照,那令人为之倾倒、为之心醉神迷的一双媚眼,也在欢快地朝着客人微笑。壁炉里闪射出赭红色的幽光,炉火在熊熊地燃烧着,像两副鼓满青春活力的胸膛里喷薄着的热血。

同丽莉单独会面已经是第四次了。歌德告诉丽莉,她是他理想中的女性,等待她足足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了。她也同样敞开心扉,表达对他的爱慕之情。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在迅速地升温,以致双双坠入了爱河,变得难解难分了。时间快速地驶过,不知不觉间,荧荧的月光从窗子映射进来。但他们并不想开灯,顾自在那里娓娓地倾谈着。倾心的爱恋,使得他那颗素常有些忧郁的心顿时开朗了起来。

他预感到,这个小小的精灵会带给他终生的幸运与快活。而丽莉则坦诚地向他诉说了自己作为豪门少女在世俗环境中所养成的生活习性与细微的弱点。她说:“我自认有一种天生的吸引人的魅力,博得许多人的青睐;在您面前,自然也释放了这种本能。但结果是自己受到了惩罚—因为我发觉,现在已经被您牢牢地吸引住了。”这种半是矜持半是奖饰的自白,是从那样一个纯洁而天真的心坎里吐露出来,所以,歌德听了,感到她是把他完完全全看作意中人了。

青春,注定充满着不安与躁动,而过于丰沛的热力和泉涌的激情更亟待着宣泄。歌德情不自禁地从丽莉的桌子上拿起笔,抒写一个月来的全新的爱恋,全新的生活:“心,我的心,这却是为何?/什么事使你不得安宁?/多么奇异的新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将你认清。/失去你所喜爱的一切,/失去你所感到的悲戚,/失去你的勤奋和安静—/唉,怎会弄到这种处境?/⋯⋯这种充满魔力的情网,/谁也不能够将它割破,/这位轻灵可爱的姑娘,/就用它强力罩住了我。/我只得按照她的方式,/在她的魔术圈中度日;/这种变化,唉,变得多大!/爱啊,爱啊,你放了我吧!”

后来,乐圣贝多芬曾把这首著名的情诗谱成了乐曲,使它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到处飞扬。

两人单独会面时,丽莉总是习惯于穿着素朴的家常便装,很少替换。而现在,她却以时髦而华丽的装束,容光四射地出现在歌德的面前。原来,按照妈妈的安排,她将出面接待一批客人,无论是谈吐、举止,都要比平时更加灵活、体面,仪态万方。这样,她的娴雅、温柔的气度与姿质,她的种种动人之处,也就会随之而充分地显露出来。

不过,在歌德的内心深处,也产生了些微的不快。两人已经进入“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热恋阶段,忘记昏晓与眠食,无止无休地相对倾谈,已经成了常课,也是双方最紧迫的需求。可是,连续两次,他们刚刚坐下,便被母亲唤出,一同会见来访的客人。弄得歌德十分为难:借故走开吧,既不礼貌,又太不甘心;而跟进跟出,也实非所愿—除了与丽莉可以无拘束的交谈,平素他喜欢宁静,惯于一个人闭门思索,多一个人在场都觉得应对麻烦,更不要说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了。

尽管会客过程中他们仍然可以娴熟、自然地暗通情愫,每一回互送的秋波、嫣然的微笑,都透露出他们之间深深的默契,脉脉的情肠;但是,这些频繁的应酬,“她的周遭和与她来往的人们的言行常常妨碍着我们尽兴地欢聚,因此,我纵然特别去看望她,却不知有多少日子虚掷掉,多少钟头浪费掉。”很久以后,歌德还曾这样写道。

生活在故乡富有的市民阶层之中,歌德的心情常常是矛盾的:为了心爱的丽莉,既舍不得离开这个颇有吸引力的圈子,却又日甚一日地产生一种隔阂、反感以至厌弃的心情。他往往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固执而深刻的“不信任感”。一位画家朋友曾这样记述他当时的情态:“有时候在谈话谈得活跃的时候,他忽然一跃而起,走开去,再不见回来”,“在那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的场合,他偏偏相反,硬是穿上一身普通至极的家常便服,大大咧咧,率情任性”。

这一切,感觉敏锐、视角独特的丽莉,当然都看得分明。可是,在她那单纯而痴迷的眼睛里,不过是一种超尘脱俗的举止。结果,这种出于逆反心理与消极抵制的不合流俗的孤高、执拗,反倒成了她另眼相看的一种资本。

大打折扣的,不真实的,情人的眼光哟!

奥芬巴赫小城离法兰克福很近,丽莉的姨父住在这里。得知她到这里来探亲,歌德就像追花逐蕊的蜂蝶一般也跟踪赶来,而且为丽莉可以暂时脱开“人情的围困”感到欣慰。

痴情的春风吹绿了莱茵河畔,林带顺着河岸伸展开去,繁枝密叶间不时地闪现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他们牵着手,缓缓地穿行在丛林中的小径上。高大的橡树林的浓荫像遮天的巨伞一样笼罩着晴空,阳光照射不进来,林间显得寂静而幽暗。有时,高高的树冠上传出一两声怪禽的凄惨的啼叫。这时,丽莉便紧紧地抓住他的衣襟,低声说:“怕,我有些怕。”他便顺势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因此而更加亲近。

然后,他们便迅疾地奔向光亮的地带,那里覆盆子和冬青丛生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娇艳地探出枝头。两人终于寻觅到一处可以畅快地驰骋感情的奔马的地方,在一棵倒卧的树干上,相依偎着坐下来。他随口念着诗句:“如今,那春花烂漫的原野,/我不再迷恋;/天使,只要你出现,/就有爱、/亲切和自然。”她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而后便报之以灿烂的微笑。

歌德和丽莉的恋情,正处于他们所说的“我虽睡着,但是我的心醒着呢”那样的情态,它像晚春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已经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因为白天要处理律师事务及其他琐事,歌德便在晚上过来与她欢聚。他们并肩挽手,漫步在芳香四溢的郊原驿路上,尽情地享受着夜色的温柔和精神交流的愉悦。他说:“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

就这样,一直到深夜,他才把心爱的丽莉送回亲戚家,然后,自己顺着大道返回法兰克福。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稍事休息,在寥廓澄澈的深夜里,聆听着天籁之声,构想着自己和丽莉未来的幸福前程。

途中,有一座葡萄园。这天,他实在是过分疲乏了,倒在园子里一枕沉酣,梦见他和丽莉踏着彩云飘荡;又像是坐在静谧的湖边准备早餐,可是,忽地一大帮人围拢过来,他们只好另觅去处⋯⋯真是演不尽的春梦婆娑。醒来时已是黎明。一条长长的雾带飘动起来,指示出莱茵河的所在。

由热恋的情侣结成为终身伉俪,原本是顺理成章,也是二人心念所归的事。

歌德同丽莉缔结婚约,是由德尔弗小姐从中牵线的。跟双方的父母交谈,肯定费了她不少唇舌;但究竟是怎么谈的,他们都不甚了了。

今天一见到这对情人,德尔弗小姐就快言快语地说:“妥了,一切完备。你们握手吧!”歌德站在丽莉的对面,伸出手来,丽莉郑重而缓慢地把手放在他的手中。他们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后,便猛然拥抱了。

古谚说“盛极必衰”,这话有很深的意义和根据。一当某种理想的情事成为现实的时候,一当人们相信这种情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危机也便开始萌生了。说来也怪,丽莉仍是丽莉,歌德也还是歌德,关系明确之后,却各自觉得一宿工夫两人都发生了变化,变得懂事了,成熟了,心事复杂了—两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天使,一经“红绳系足”(这是借用东方的一种神话传说),便由过去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天国实拍拍地降落在前路崎岖的大地上。这样一来,百端杂务,包括两人的日常生计,双方的家庭环境,以及不尽相同的脾性、习惯和生活情趣的磨合,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无法规避的现实考验。爱恋中的信赖意识是很强烈的,但是,当它碰上同它作对的现实的礁石时,难免会产生强大的阻力。

显然,双方的家庭环境与地位有着很大的差异。丽莉一家在法兰克福是数一数二的望族,资财万贯,经常贵客盈门,许多流光溢彩的钱袋拥有者都聚集在她的周围。歌德每次出入她家时,为使自己与她经常往来的时髦朋友不致相形见绌,总要检点服装,常常是换了又换。可是,一个家庭几代形成的家风、家规、习尚却与衣物不同,那是难以随俗更换的。歌德虽然出身于新兴的市民之家,但长久以来,家中却盈溢着一种浓重的复古意味。父亲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帝国法律顾问,性格孤僻,喜欢清静,酷爱书画,这就难免与讲究派头、注重排场的女方家族格格不入。

订婚的下一步就是结婚。歌德的父母亲现有房舍远不宽敞,需要为新婚子媳加盖一处新的住房;而且,作为娇小姐,丽莉的日常生活已经习惯于奢华侈丽,这也不是一个清寒之家所能应付裕如的。因此,他父亲自始就不太热衷于攀这门高亲。他当然也很想有一个儿媳妇,但肯定不是这种终日沉浸在上流社会娱乐圈里的豪族小姐。即便是歌德本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如果可爱的丽莉要稍微延续她做姑娘时的处世派头与生活方式,便会在这不大讲究的新家里感到局促不安,觉得没有展现姿采与风韵的余地。而更大的障碍,还是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丽莉家是加尔文派,属于革新教派;歌德家则是路德教派,彼此是很难调和的。

毋庸讳言,这斑斑点点,对于一对未婚夫妇的爱恋之旅,无疑是布满了崎岖。当然,丽莉对这一切并没有怎么在乎,往往是一笑置之。这固然因为她还少不更事,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歌德的痴情眷恋,可说是爱入骨髓,一往情深。她一再声言,条件再苦再难,也会心甘情愿嫁给他,无怨无悔地跟着他过一辈子;甚至不惜抛弃眼前的一切豪华、富贵,让这位青年诗人带她到遥远的美洲去,以避开眼前面对的重重障壁。

几天前,歌德曾抱着一种愤懑的情怀,写出歌剧《克劳底纳·冯·维拉·贝拉》。他把对丽莉周围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们的不满,尽情倾泻在剧本之中,借剧中人之口说出:“我实在忍受不了您那个市民环境了!”“我想工作,可我得当仆人;我想快活,可我还得当仆人。难道所有那些想使自己些微有所建树的人,不应该有个自己可以支配的去处吗?”

当然,话是这么说,一到两个恋人见面,那融冰化雪的温馨、体贴,欺糖赛蜜的甜言软语,那令人意乱心酥的紧紧拥抱,又会使满天云翳豁然消散。

一天,歌德向一位知心朋友描述了此时的心境:

显然,对于过往的这段时光,他正在进行着审视与回味,他陷入了彷徨、苦闷,举棋不定之中。既真诚地爱恋着丽莉,又不肯舍弃诗性人生,不希望受到家庭与四周环境的世俗性的羁绊,他渴望着做一只振翮云天,恣意遨游的大鹏。—也许应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清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对于爱恋,清醒往往是不祥之物。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歌德重新发现了自己。自己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一个道道地地的艺术家。归根结蒂,艺术家是一切规范与局限的敌人。只要他深思自省,便会在自身中发现整个世界,然后,就疯狂地扑过去。

就在这时,歌德的一位好朋友在赴瑞士旅行途中,顺道前来过访,并邀请他一路同行。处于徘徊歧路中的歌德,也正想调节一下近期遑遽、矛盾的心态,特别是很想疏离那种“融于俗境而绝于神性”的轮番轰炸的交际、应酬,于是,在他父亲的极力撺掇下,没有细加考量,便欣然同意了。父亲还怂恿他:如果时机凑合,可以顺道转往意大利旅行。这样,他很快就下了决心,迅即把行装打点停当。出发前,见到了丽莉,他没有正式辞行,只是作出“远行”的暗示,便离开了她。

在前往瑞士途中,歌德特意取道埃门丁根,专程看望嫁到这里来的妹妹。她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歌德一直在挂念着她。可是,见面后,她却避开个人的境况,万分恳切甚至用命令的口吻,死力劝说哥哥尽快割断同丽莉的关系。她声泪俱下地请求,千万不要与丽莉结为伉俪,也不要同任何女人成婚,永远,永远。她之所以如此决绝,其间既含有对自己婚姻不幸的惩戒,也融进了一个年轻女性对于世事洞察的经验,尤其是对于两个家庭的背景,她早就深有了解。这使歌德心中十分难过。一番痛彻骨髓的激烈言辞,反而激活了他对丽莉的恋情。

面对着四围的湖光山色,他已无心赏玩,脑子里不时地涌现出丽莉的笑靥,不经意间,就冒出了一首短诗:“亲爱的丽莉,/如果我没爱过你,/这美景应给我何等的乐趣?/可是,/丽莉呀,/如果我没爱过你,/我能在这里、那里感到幸福吗?”

他记起了明天—6月23日是丽莉的生日,于是,托起她赠送的项链上的金鸡心,噙着泪花,吻了又吻,久久地不忍放下。

两个月过去了,漫游终于结束,歌德回到了丽莉身边。

出乎他的意料,情况已经发生急遽的变化。对着他的一团热火,兜头浇过来的竟是一盆凉水。原来,丽莉的母亲包括整个家族,对歌德的不辞而别颇为愤慨,认为他根本没有结婚的诚意,主张立即解除婚约。几个闺中女友也都劝丽莉痛下决心,斩断情丝,不要一误再误。可是,用情专一的她,总是觉得割舍不掉对歌德的恋情。此刻,面对着“无情的未婚夫”,看上去面容有些瘦削的丽莉,尽管也噘起了小嘴巴,但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仍是透露着温情脉脉的柔光,映现出三分佯怒、七分怜惜。

多少天来,她都未得安眠,十分苦恼。听了这些,歌德觉得有些愧赧。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承认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小精灵;但是,他也不愿再登上她家的小楼了。这倒不是由于她的母亲的冷淡与疏离,—对此,他完全能够理解,而且予以谅解;根本在于她的家里总是贵客盈门,高朋满座。那些人对待丽莉都像是老相识一样,过分的亲热,过分的放肆,而留给他这个堂堂正正的未婚夫的,却是翻波涌浪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

他们已是几天没有见面了,这天晚上,歌德想静下心来,同丽莉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地恳谈一次。不料,进得院来,传来的竟是大厅中喧嚣的歌舞欢声,他的心立刻凉了下来。望了望暗淡的三楼窗口,便掉头离去。

转眼到了8月28日,丽莉过来,庆贺歌德的二十六岁生日。

他们强颜欢笑,稍稍热闹了一会儿,很快便又沉寂下来。过去两人聚拢在一起,总有诉说不尽的情话,连珠炮似的,一发接着一发。现在,却都心事重重,像是中间隔了一层屏障似的,即使拣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来也是时断时续。

丽莉的目光迷离不定,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似的,再不就是长时间地出神呆望,透出一种隐忍的悲凉。她把灵动的心扉紧紧地封闭起来,怕是再也不肯向他敞开了。他感到很苦痛。

又坐了一会儿,丽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低声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

在这关键的时刻,本来,歌德应该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却忍不住“当啷”一锤子给顶了回去:“你才变了呢!”他当然意有所指—丽莉越来越像个“交际花”了。

一进9月门,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就开张了。各方商贾云集,丽莉家中也招来了比平日更多的她的崇拜者,连宵歌舞,闹闹嚷嚷。诗性遭遇到世俗性的粗暴侵犯,使作为未婚夫的青年诗人十分恼火。直在半个世纪过后,他还耿耿于怀,在《歌德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些幽灵之群蜂拥而至。丽莉的家既是有名的商馆,各地的豪商巨贾陆续过访,很快我就了然明白,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和能够完全忘掉他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旧谊。其中,年轻的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然也像是很熟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面前采取一种博她欢心的恳切有礼的态度;⋯⋯可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摆起老伯伯的样子来,真是受不了,他们的手禁不住触到她的身上,作讨厌的抚摩,甚至要求接吻,而亲亲脸颊便不容拒绝。丽莉应接他们的态度都合规合矩,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不过,他们间的谈话引起对过去种种可疑的回忆来。什么郊游泛舟的盛会呀,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度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呀,一切的话,都燃起那寂寞寡欢的恋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觉得像是多年的辛苦得来的收获却为他人所暂时夺取了。”

为了展现他那波澜涌荡的妒忌心理和酸情醋意,歌德写了一首寓言长诗,名为“丽莉的动物园”。大意是:

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比丽莉的更加丰富多彩了。她的园中圈禁着各种珍禽异兽,有的狂奔乱跳,有的虽然剪了羽翼却还奋力飞窜,它们追逐撕咬,争夺美丽的女主人抛给它们的干面包。其中有一头笨拙的野熊,是从莽林中抓来的,在仆从队里受到与其他动物一样的训练。在它看来,女主人真是甜美而娇媚呀!只要能为她浇一浇满园花草,即使把热血洒尽流干也心甘情愿。后来,逐渐地发现:自己原是被一张编成石榴裙的罗网套住,匍匐在她的脚下,无异于系上了一根绳索。这样,就感到不满了,狂暴地“狼奔豕突”,鼻子里重重地喘着粗气,把内在的野性尽情释放。跳啊,跑啊,终于跌倒在地,浑身瘫软,痛哭流涕。这时,突然传来女主人动情的歌声,结果,它又心软下来,重新伏在她的脚下,亲吻着她的鞋子。她用手轻轻地挠它的脑袋,它快活得嗷嗷呻唤。随后,她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喏喏,要乖乖儿的!把小爪子伸过来!做个好仆从,像位骑士先生。”她就这样嘻嘻哈哈地打发走这个倒霉的可怜虫,不管它是快乐还是凄惨。有时候,她还故意把门朝它微微敞开,斜着眼睛瞧它是否打算逃脱。野熊再也忍无可忍了,吼道:“还我自由!我发誓,我还强壮有力。”

丽莉看了,十分难过,呜呜地哭了起来。歌德的心为之所动。他确信,能够这样由衷地抛洒泪水的人,即便是有所欠缺,也都是应该得到宽谅的。因而,尽管脑际再度回荡起妹妹的哀哀嘱告,但他仍是下不了狠心撕破情网。心想,她真是一个神奇的“迷人精”;而自己倒像是一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舌头舐着凉水,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没法忍受了。

午饭后,又见到了丽莉,眼睛红红的,显然,她是刚刚哭过。两人对坐着,仍旧哑默无声。当然,并不是无话可说,每人心中恐怕都满盛着一缸苦水。只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理智与清醒,觉察到在这种情态下,话语是无济于事的。

歌德很想立刻就从这种尴尬状态下解脱出来⋯⋯但是,这种念头刚一闪现,他便感到通身地战栗。

激浪!狂风!他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他没有毅力离开他的丽莉,他的心里已经装满了她。那过往的轰轰烈烈的恋情,那满是血痕泪渍的绵绵心路,那浓得化不开的经年积愫,毕竟令人没齿难忘。

将近九个月的情爱之旅,终于走到了尽头。

想当日,在春风骀荡的露台上,两人一起忘情地朗诵过歌德的剧本《艾尔温和埃尔米勒》。当时绝没有料到,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你们凋谢了,甜蜜的玫瑰,/我的爱不能将你们托负;/重开吧,/为绝望的人儿,/我的心灵破碎,无比痛苦。”

婚约解除了,丽莉说:“也许应该把写给我的那些诗奉还给你。”

歌德说:“不必了,它们已经带着我们的情感和泪血,连同那段永生难忘的岁月,融入了苍茫的历史,镌刻在两人伤恸的心版上。即使再锋利的刀斧也无法砍掉它。”

这句话还没落音,他就警觉地意识到,应该立刻走开,不然,也许会反悔“解约”的。于是,他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背后,传来丽莉痛苦的啜泣声。

这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分明是在宣布:这部人生的盛装大戏已经落幕了。它的两个主角—当日纵情于花前月下,倜傥风流的青年歌者,和在除夕之夜风骚绝代的抚琴少女,已经飘然远逝,留下来的唯有周围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配角,还在痛痛快快地蠕动着。

圣诞之夜。远在魏玛公国任职的歌德,辗转反侧,久不成眠,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之中。一想到已经失去了丽莉,他的心便痛如刀割。于是,随手写下了四行诗:“可爱的丽莉,/你曾一度是我全部的欢愉,全部的歌。/唉,而今你成了我全部的痛苦,/但仍是我全部的歌。”

捧起仍然挂在脖子上的丽莉赠给他的金鸡心,他黯然吟哦着:“你是消逝了的/欢娱的纪念,/我仍旧系在脖颈上。/你比情丝/更久地连接着两人,/你要将短促的恋爱时日/尽量延长。/丽莉,我离开了你,/还套着你的情网,/远在异邦,/在幽谷和森林里徜徉。/唉,/你的心不会很快地/从我的心里落下。/恰像一只啄断了绳索的小鸟/飞回丛林,脚上仍然系着一段赤绳。/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它已有了主人。”

令人痛心的是,经过这场沉重打击之后,一生憧憬幸福的丽莉再也未曾赢得真正的爱情,尔后的两次婚姻都很不幸,始终都在扮演着悲剧角色。

后来,歌德听一位早年与他有过交往的将军夫人相告,她曾见过了丽莉。丽莉满怀深情地说,自己是“歌德的创造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对歌德怀着宗教般的崇敬”。她请这位夫人向她的“永生忘不了的朋友”转达她的心意。

丽莉去世的第十三个年头,她的一位亲戚到魏玛访问,专程拜望了歌德。谈起这个昔日的情人,已经八十高龄的歌德老人,凄然泣下,深情地告诉来访者,他像当年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丽莉站在眼前,接近她的芳馨的气息。“事实上,她是我真心深爱的第一个女性,也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并且永生不忘的女人。我从来没有像跟丽莉相爱时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

对于这位伟大的诗人来说,爱情乃是他终其一生都在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他的人生苦旅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痛。从中他尽享了欢乐与幸福,而更多的却是一泓苦水,无尽的忧伤。正是这一次次激动,一次次热恋,一次次失望,一次次裂肺摧肝的痛苦,催发着创作的激情,把他这个当日的日耳曼少年送上了文学的圣殿、诗国的巅峰。

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沃尔夫冈·歌德,有的只是夏绿蒂、丽莉,只是斯泰因夫人、乌尔丽克,一头淡黄色的鬈发,一双湛蓝的迷人的眼睛,一腔浸着浓情蜜意的缱绻情怀⋯⋯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本身就是女人的产品。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歌德最后把这两句话写进了诗剧《浮士德》的煞尾。


(2008年)


附:

爱别离

—拟歌德日记


1775年元旦之夜

在浩瀚的宇宙长空,点点繁星不停地闪烁着光亮的眼睛,有的还不安分地往复游动着。这样,就会出现不相关的两颗星宿邂逅相逢的情景。人生在世,大抵也如此。一对情侣的遇合,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说是“缘分”也好,或者说是“命运”也好,常常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问世,给我带来了空前的盛誉,也增加了不少麻烦。在法兰克福这座古老而宁静的城市,所到之处,无论是溜冰场、舞场、歌厅、假面舞会,还是文人沙龙,身旁总会围拢着一些比我还年轻的少男少女。于是,我便整天沉浸在聚会、欢谈的兴奋之中。

匆匆地用过了晚餐,我便穿上这件灰色的海獭皮冬装,戴上咖啡色的丝绒围巾,蹬上了长统皮靴,去赶赴朋友的约会—到一位已故银行家的豪宅,参加一个小型的家庭音乐会。

到得稍晚一点,楼内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满了上流社会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客人。

壁灯、吊灯闪现着耀眼的光辉,气氛显得欢腾而热烈。我微微颔首,逐个打着招呼之后,便找个相当的位置坐下。女主人的未满十七岁的小女儿安娜·伊丽莎白(昵称丽莉)正坐在大厅正中的一架钢琴前,熟练地弹奏着,动作灵巧而自然,神态里流露出一种童稚的妩媚。弹完一首奏鸣曲之后,朝着我默默地点了下头,算是正式打了招呼。我稍稍向前走近一点,向她这样称赞:“我第一次跟您会面,便欣赏到您的出色的音乐天才,真是深感荣幸。”神情是那么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陈列品。她很有礼貌地答谢,可以看出,她很留心地打量着我,神情十分专注,像是瞧着玻璃橱窗中的一件陈列品。

接着,四重奏就开始了。我坐在一旁,细细地端详着,饱餐着她的秀色。苗条的身段,浅黄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珠,透出健康的朝气;宛若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充满着迷人的青春气息。而那发式、衣着,特别是神情、举止,更把她的魅力、她的风采衬托得恰到好处。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妙曼的少女风姿。

到了散会告别的时候,她的母亲向我表示,希望我再来做客;而丽莉也以殷勤亲切的口气帮她母亲的腔。我真是兴奋异常。归途上,忽发奇想:若是双手握着宇宙转轮,我会把这个悠长的夜晚立即转化为清晨,而后转身过访,重睹芳容。


1775年1月5日

几天来,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她的影像。现在,我们终于再次见面了。穿过古色古香的门廊,在丽莉的导引下,来到了她家的客厅。开始时,她的母亲还坐在一旁,后来说是有事亟待处理,便离开了,嘱咐丽莉好好地接待客人。

我这才注意到,她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浅绿色的水波纹一样的丝巾,这使得她的大眼睛显得更加清亮。在正常情况下,我也许要说,这是一双可能在男性世界中掀动波澜甚至引发灾难的眼睛,而此刻,我只觉得它楚楚动人。

我们坐在一对沙发的对面,互相诉说一些少年时的往事和日常的癖好。知道她是在安富尊荣中,饱享环境的宠荣与世俗的欢乐中长大的,社交环境给了她开朗、大方、敏捷的灵性。


1775年1月19日

丽莉的卧室整洁而秀丽。似乎在相互映照着,壁上挂着的那帧小照,那令人为之倾倒、为之心醉神迷的一双媚眼,也在欢快地朝着我微笑。壁炉里闪射出赭红色的幽光,炉火在熊熊地燃烧着,像两副鼓满青春活力的胸膛里喷薄着的热血。

同丽莉单独会面已经是第四次了。我告诉丽莉,她是我理想中的女性,已经足足等待了四分之一世纪了。她也同样敞开心扉,表达对我的爱慕之情。随着接触的增多,感情在迅速地升温,以致双双坠入了爱河,变得难舍难分了。时间快速地驶过,不知不觉间,荧荧的月光从窗子映射进来。我们也不想开灯,顾自在那里娓娓地倾谈着。倾心的爱恋,使得我那颗素常有些忧郁的心瞬间开朗了起来。我相信,这个小小的精灵,会带给我终生的幸运与快活。而丽莉则坦诚地向我诉说了自己作为豪门少女在世俗环境中所养成的生活习性与自己细微的弱点。她不能否认自己天生有一种吸引别人的魅力,自己也意识到同时又与一种确又把他们甩掉的特性相结合。我们于是彼此相互倾谈,而终于触到一个重要之点,即她所说的:“对你,我也施展了这种本事。但我这样做,自己也受到了惩罚,因为我发觉,现在,已经被你牢牢地吸引住了。”这种自白,是从那样一个纯洁天真的心坎吐露出来,所以,我听了感到她是把我完完全全看作她的意中人了。


1775年2月4日

青春,注定充满着不安与躁动,而过于丰沛的热力和泉涌的激情更亟待着宣泄。我情不自禁地从丽莉的桌子上拿起笔,抒写一个月来的全新的爱恋,全新的生活:“心,我的心,这却是为何?/什么事使你不得安宁?/多么奇异的新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将你认清。/失去你所喜爱的一切,/失去你所感到的悲戚,/失去你的勤奋和安静—/唉,怎会弄到这种处境?/⋯⋯这种充满魔力的情网,/谁也不能够将它割破,/这位轻灵可爱的姑娘,/就用它强力罩住了我。/我只得按照她的方式,/在她的魔术圈中度日;/这种变化,唉,变得多大!/爱啊,爱啊,你放了我吧!”


编者附注:乐圣贝多芬曾为这首著名的情诗谱曲,使它在世界各地广为传唱,到处飞扬。


1775年2月11日

我跟丽莉会面时,她习惯穿着素朴的家常便装,很少替换。而现在,她以时髦的华丽的装束,容光四射地站在我的面前,不过,她的气度与姿质,她的娴雅而温柔的仪态,还是跟平常一样,只是她的动人之处更显露出来就是了。因为这时她要接待许多客人,要逐个地分别应酬,所以,她的谈笑、应对需要比平时更加灵活,更是仪态万方。总而言之,我不能否认,这些生客虽然引起了我的不快之感,但同时,受他们之赐,我也分享许多快乐。即是说,有他们在,我才识得丽莉的交际的才能,即使放在广大的社交界中也毫无逊色。


1775年2月19日

我们间的晤谈,已成为双方的需求,成为一种习惯。每一回互送的秋波,每一回伴着的嫣然的微笑,都透露出我们俩的高尚的默契。即便是在稠人广众之中,每当想起我们那样天真纯洁地暗通情愫,那样的极近人情、极自然的情谊,自己也感叹不置。

当然,也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如果我不是下决心在她有亲友相伴的时候前去造访,那么,我恐怕会有许多天、许多晚上寂寞得难以排遣。因此,我的心头长出许多烦恼来。一种不能抗拒的期求支配着我们,我少了她不行,她少了我也不行。但是,她的周遭和与她来往的人们的言行常常妨碍着我们,因此,我纵然特别去看望她,却不知有多少日子、多少钟头虚掷轻抛了。


1775年3月16日

生活在故乡富有的市民阶层之中,我的心情常常是矛盾的:既离不开这个颇有吸引力的圈子,却又日甚一日地产生一种隔阂、反感以至厌弃的心情。我抱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表现出固执而深刻的不信任。一位画家朋友曾这样地记述我现时的情态:“有时候在谈话谈得活跃的时候,他忽然一跃而起,走开去,再不见回来”;“在那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的场合,他偏偏相反,硬是穿上一身普通至极的家常便服,大大咧咧,率情任性”。这一切,眼光锐利而独特的丽莉,当然都看得分明。在她看来,这是一种超尘脱俗的举止。结果,这种不合流俗的孤高、执拗,反倒成了她另眼相看的一种资本。大打折扣的,不真实的,情人的眼光哟!


1775年4月11日

奥芬巴赫小城离法兰克福很近,丽莉的姨父住在这里。听说她来这里探亲,我就像追花逐蕊的蜂蝶一般,也跟踪赶来。

痴情的春风吹绿了莱茵河畔,林带顺着河岸伸展开去,繁枝密叶间不时地闪现着一对对情侣的身影。我们牵着手,缓缓地踱着步,穿行在丛林中的小径上。高大的橡树林的浓荫像遮天的巨伞一样笼罩着晴空,阳光照射不进来,林间显得寂静而幽暗。有时,高高的树冠上传出一两声怪禽的凄惨的啼叫。可爱的小精灵便紧紧地抓住我的衣襟,低声说:“怕,我有些怕。”我便顺势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因此而更加亲近。然后,迅疾地奔向光亮的地带,那里覆盆子和冬青丛生着,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娇艳地探出枝头。我们终于寻觅到一处可心的驰骋感情的奔马的地方,在一棵倒卧的树干上,相依偎着坐下来。我随口念着诗句:“如今,那春花烂漫的原野,/我不再迷恋;/天使,只要你出现,/就有爱、/亲切和自然。”她听得很仔细,很认真,而后,便报之以灿烂的微笑。


1775年4月12日

我和丽莉的恋情,正处于所谓“我虽睡着,但是我的心醒着呢”那样的情态,它像晚春的天气一样,一天比一天炽热起来,已经达到难以自拔的程度。因为白天要处理律师事务及其他琐事,我便在晚上过来与她欢聚。我们并肩挽手,漫步在芳香四溢的郊原驿路上,尽情地享受着夜色的温柔和精神交流的愉悦。我说:“白天黑夜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白天的阳光不能盖过恋爱的光辉,夜里却因热情发射的光芒而灿同白昼。”

就这样,一直到深夜,才把心爱的丽莉送回亲戚家,然后,自己顺着大道返回法兰克福。走累了,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稍事休息,在寥廓澄澈的深夜里,聆听着天籁之声,构想着自己和丽莉未来的幸福前程。途中有一座葡萄园,这天,实在是过分疲乏了,倒在园子里一梦沉酣,梦见我和丽莉踏着彩云飘荡,又像是坐在湖边准备早餐,可是,火把却怎么也点不着。真是演不尽的春梦婆娑。醒来时已是黎明。薄雾飘起,指出莱茵河的所在,早晨的清新的景色使我分外愉快。


1775年4月14日

由热恋的情侣结成为终身伉俪,这原本是顺理成章,也是二人心念所归的事。

我同丽莉的缔结婚约,是由德尔弗小姐从中牵线的,跟双方的父母交谈,肯定费了她的很多唇舌,究竟是怎么谈的,我不甚了了。只是,今天一见到我们俩,她就快言快语地说:“妥了,一切完备。你们握手吧!”我站在丽莉的前面,伸出手来,她虽不踌躇但慢慢地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中。我们深深地呼吸一下之后,便猛然相拥抱了。这样,在我奇特的一生中,竟也尝到世间的未婚夫的滋味。我敢说,这种滋味是有教养的人一切记忆中最愉快的。


1775年4月16日

古谚说“盛极必衰”,这话是有很深的根据和意义的。当一种理想的事情成为现实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事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便开始发生一种危机了。说来也怪,丽莉仍是丽莉,我也还是我,关系明确之后,却觉得两个人一宿工夫全都发生了变化—懂事了,长大了,心事复杂了。两个原本无忧无虑的天使,一经“红绳系足”(这是借用东方的一种神话传说),便由过去的充满浪漫气息的天国实拍拍地降落在前路崎岖的大地上。这样一来,百端杂务,包括两人的日常生计,双方的家庭环境,以及不尽相同的脾性、观念和生活情趣的磨合,都将不可避免地构成无法规避的现实考验。爱情的信赖心是很强烈的,但是,当它碰上与它作对的现实的礁石时,难免会产生强大的阻力。

我们都清醒地知道,双方的家庭环境与地位,差异是很大的,丽莉一家在法兰克福是数一数二的望族,资财万贯,经常贵客盈门,许多流光溢彩的钱袋拥有者都聚集在丽莉的周围,家中必然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我记起每次在她家出入时,为使自己与她经常往来的时髦朋友不致相形见绌,我必须时时更换我的服装,有时换过又换。可是,一个家的家风、家规、习尚却与衣物不同,那是难以随俗更换的。我的家是一个新建立的市民之家,却带有浓重的复古意味。父亲是一个收入微薄的帝国法律顾问,性格孤僻,喜欢清静,酷爱读书、绘画,这就难免与讲究派头、注重排场的女方家族格格不入,事实上,他对于亲家的豪华气派与繁文缛节早已颇有微词。

订婚的下一步就是结婚。我父母亲现有的房舍远不宽敞,需要为新婚子媳加盖一处新的住房;而且,作为娇小姐,丽莉的衣着服饰和日常交往,已经习惯于奢华侈丽,这也不是清寒之家所能应付裕如的。特别是两家的宗教信仰不同,她家是加尔文派,属于革新教派,我们家是路德教派,彼此是很难调和的。

因此,我父亲自始就不赞成攀这门高亲。他当然也很想有一个儿媳妇,但肯定不是这种终日沉浸在上流社会娱乐圈里的高贵小姐。我当然也意识到了,如果可爱的丽莉要稍微继续她在家时的生活方式,她便会在我的不大宽敞的家里感到局促不安,觉得没有施展的机会和余地。

毋庸讳言,这斑斑点点,对于一对未婚夫妇的爱恋之旅,无疑是布满了崎岖。而丽莉,对这一切却都满不在乎,常常是一笑置之。这固然因为她还少不更事,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我的痴情眷恋,爱入骨髓,一往情深。她一再声言,条件再苦再难,也会心甘情愿嫁给我,无怨无悔地同我过一辈子;甚至不惜抛弃眼前的一切豪华、富贵,让我带她到遥远的美洲去,以避开眼前面对的重重障壁。


1775年4月30日

在这些时日里,我那种深受丽莉欣赏的对出身于其间的市民阶层的不信任,又反转过来作用于她自己。这无疑会对她造成一种伤害—尽管并非我的初衷。

前几天,我曾带着一腔愤懑,写出一部歌剧:《克劳底纳·冯·维拉·贝拉》。我把对丽莉周围那些令人生厌的人们的不满,尽情倾泻在剧本之中,借剧中人之口说出:“我实在忍受不了您那个市民环境了!”“我想工作,可我得当仆人;我想快活,可我还得当仆人。难道所有那些想使自己些微有所建树的人,不应该有个自己可以支配的去
处吗?”

当然,话是这么说,一到两个恋人见面,那融冰化雪的温馨、体贴,欺糖赛蜜的甜言软语,那令人意乱心酥的紧紧拥抱,又会使这满天云翳豁然消散。

我不时地叨念着:“这小天使一样美丽的精灵啊,我们已经几天没有见面了!”


1775年5月10日

我向一位知心朋友描述了此时的心境:

“亲爱的,您可以想象到有这样一个歌德:他身穿镶有闪光的金银花边的上衣,令人眼花缭乱;要不然就是从头到脚都打扮得可以使妇女们觉得他气质不凡,风度翩翩。在他的四周,闪耀着壁灯和吊灯的淡雅的光辉,他活跃在各式各样的人物中间,牌桌上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正盯着他。他不断地改变着消遣的方式,时而与人交谈,时而去听音乐,时而又去跳舞;而且,用尽情的挑逗去博得一个金发美女的青睐。只有到那个时候,您才会看到那个过着舒适、饱暖生活的充分世俗化的歌德。”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歌德:“他在二月轻拂的微风中已经预感到春天,预感到一个可爱的广阔世界即将在他面前重新展开。他永远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拼搏、写作。不久以后,他就要把他青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感情写成一首首诗歌,要把生活中情趣浓郁的故事写成戏剧,并根据他的标准用粉笔在灰色的纸上画出他朋友们的形象,画出他周围的环境,画出他心爱的家庭场景。他是独出心裁而不顾及左右的。”

显然,对于过往的这段时光,我正在进行审视、回味与反思。我深深地陷入了彷徨、苦闷,举棋不定之中。既真诚地爱恋着丽莉,又不希望受到家庭与四周环境的羁绊,我渴望做一只振翮云天,恣意遨游的大鹏。—这是一种可怕的清醒。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对于爱恋,清醒往往不是吉祥之物。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抉择之后,我重新发现了自己—是什么人呢?一个艺术家。归根结蒂,艺术家是一切规范与局限的敌人。只要他深思自省,便会在自身中发现整个世界,然后,就疯狂地扑过去。


1775年5月16日

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好朋友在前往瑞士旅行途中,顺道前来过访,并邀请我一路同行。我也正想调节一下近期遑遽、矛盾的心境,想试试看能否离开一天见不到就意乱神迷的小丽莉,于是,没有细加思索,便欣然同意了。我父亲自然极表赞同,并劝我如果时机凑合,可以顺道转往意大利旅行。因此,我很快就下了决心,即把行装打点妥当。见了丽莉,我没有正式辞行,只暗示有远行之意,便离开了她。她在我心中长得那样根深蒂固,我以为并没有真格与她分离呢。


1775年5月19日

在前往瑞士途中,我特意取道埃门丁根,专程看望嫁到这里来的心爱的妹妹。她婚后的生活很不如意,我一直在挂念着她。

可是,见面后,她却避开个人的境况,万分恳切甚至用命令的口吻,死力劝我下决心割断同丽莉的关系。她声泪俱下地请求,千万不要与丽莉结为伉俪,也不要同任何女人成婚,永远,永远。她之所以如此决绝,我想,其间既含有对自己婚姻不幸的借鉴,也融进了一个年轻女性对于世事洞察的经验,当然,对于两个家庭的背景,她早就深有了解。这使我心中感到十分难过,一番痛彻骨髓的激烈言辞,反而激活了我对丽莉的恋情。

面对着四围的湖光山色,我无心赏玩,脑子里不时地涌现出丽莉的笑靥,不经意间,就冒出了四句诗:“亲爱的丽莉,/如果我没爱过你,/这美景应给我何等的乐趣?/可是,/丽莉呀,/如果我没爱过你,/我能在这里、那里感到幸福吗?”


1775年6月22日

旅程仍在继续中。我记起了明天是丽莉的生日,托起她赠给我的项链上的金鸡心,吻了又吻。


编者附注:六个月过后,身在魏玛大公国任职的歌德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名为《挂在脖子上的金鸡心》:

你是消逝了的/欢娱的纪念,/

我仍旧系在脖颈上。/

你比情丝/更久地连接着两人,/

你要将短促的恋爱时日/尽量延长。/

丽莉,我离开了你,/还套着你的情网,/

远在异邦,/在幽谷和森林里徜徉。/

唉,/你的心不会很快地/从我的心里落下。/

恰像一只啄断了绳索的小鸟/

飞回丛林,脚上仍然系着一段赤绳。/

它已不是生下来时/那样自由的鸟,/

它已有了的主人。


1775年7月22日

两个月的漫游终于告一段落,我回到了丽莉身边。

情况的变化出乎我的意料。对着我的一团热火,竟是兜头浇过来的一盆凉水。原来,丽莉的家族对我的不辞而别极为愤慨,认为我根本没有结婚的诚意,主张立即解除婚约。但丽莉的眼光还是温馨而柔媚的,虽然也噘起了小嘴巴,却是三分佯怒、七分怜惜。

前段时间里,几个女友都曾劝她痛下决心,斩断情丝,不要一误再误;可是,用情专一的她,总是说舍不得抛开我。多少天来,她都未得安眠,十分苦恼。听了这些,我真的有些无地自容了。


1775年8月3日

在给友人的信中,承认我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小精灵;可是,我也不愿再登上她家的小楼了。这不仅仅在于她的母亲的表面客气实则冷淡的神情,更多的是因为她的家里总是歌舞喧阗、高朋满座。那些人对待丽莉都像是老相识一样,过分的亲热,过分的放肆,而留给我这个堂堂正正的未婚夫的,只有翻波涌浪的胃酸和撒落一地的白眼球。


1775年8月8日

几天没有见面了,今晚想静下心来,同丽莉像过去那样推心置腹地恳谈一次。不料,进得院来,传来的竟是大厅中喧嚣的歌舞欢声,我的心立刻凉了下来。望了望暗淡的三楼窗口,便掉头离去。


编者附记:对于丽莉家中的舞会,歌德始终是反感的。尽管知道,主其事者是女主人,丽莉有其不得已的隐衷,但他并未加以谅解,直在半个世纪过后,仍然耿耿于怀,在《歌德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一年一度的大集市来临了,于是那些幽灵之群便真个蜂拥而至。丽莉的家既是有名的商馆,各地的豪商巨贾陆续过访,很快我就了然明白,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想要和能够完全忘掉他与这个可爱的女郎的旧谊。其中,年轻的人虽不对丽莉有什么强求,然也像是很熟的朋友;中年的人在她面前采取一种博她欢心的恳切有礼的态度;⋯⋯可是,上了年纪的绅士摆起老伯伯的样子来,真是受不了,他们的手禁不住触到她的身上,作讨厌的抚摩,甚至要求接吻,而亲亲脸颊便不容拒绝。丽莉应接他们的态度都合规合矩,没有不自然的地方。不过,他们间的谈话引起对过去种种可疑的回忆来。甚至郊游泛舟的盛会呀,怎样碰着危险而终安然渡过呵,跳舞会和晚上的散步呵,对可笑的求婚者的嘲弄呀,一切的话,都燃起那寂寞寡欢的恋人的心中的妒火,我觉得像是多年的辛苦得来的收获却为人所暂时所夺
取了。”


1775年8月28日

今天,丽莉过来,庆贺我的二十六岁生日。

我们强颜欢笑,稍稍热闹了一会儿,很快便又沉寂下来。过去两人聚拢在一起,总有诉说不尽的情话,连珠炮似的,一发接着一发。现在,却都心事重重,像是中间隔了一层屏障似的,即使拣起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来也是断断续续。

她的目光迷离不定,仿佛是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似的,再不就是长时间地出神呆望,透出一种隐蔽的悲哀。她把灵动的心扉紧紧地封闭起来,怕是再也不肯向我敞开了。

又坐了一会儿,丽莉终于长舒了一口气,低声吐出了三个字:“你变了!”我本来应该耐心地听她说下去,却忍不住“当啷”一锤子给顶了回去:“你才变了呢!”我当然意有所指—她越来越像个“交际花”了。

为了展现我那波澜涌荡的妒忌心理和酸情醋意,我写了一首嘲讽诗,名为“丽莉的动物园”。大意是说,没有哪个动物园会比丽莉的动物园更加丰富多彩了。她的园中满是神奇而古怪的动物,有的蹦蹦跳跳,有的扑腾着翅膀。它们追逐撕咬,争夺美丽的女主人抛给它们的干面包。其中有一头野熊,是女主人从丛林中引进来的,她把它驯服得俯首帖耳,规规矩矩。野熊起初觉得主人真好,矢志要用自己的鲜血浇灌她的百草千花。但是,后来,逐渐逐渐地野熊不满了,蓄意挣脱出去。这时,突然传来女主人动情的歌声,结果,它又心软下来,匍匐在她的脚下。她故意把门半掩半开,嘲笑地望着,看它是否还想逃走。最后,野熊吼道:“我发誓,我还有力气!”

我用野熊想要拼力挣脱牢笼来披露此时的心境。丽莉看了,十分难过,呜呜地哭了起来。我确信,能够这样由衷地抛洒泪水的人,即便是有所欠缺,也都是应该得到宽谅的。因而,尽管脑际再度回荡起妹妹的哀哀嘱告,但我仍是下不了狠心撕破情网。


1775年9月16日

十分苦闷。夜间做了几场噩梦。太阳升起,我也从床上一跃而起,在房间里往复逡巡,想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是,怎么也办不到。


1775年9月17日

今天是星期天,丽莉该到这里来了。她真是一个神奇的“迷人精”。我总觉得,自己像一只吞了毒饵的老鼠,从一个洞里窜到另一个洞里,舐着水,心里火烧火燎的,实在没法忍受了。

透过滚烫的泪珠,遥看中天的月色,观察着这个可爱的世界,周围的一切很美,好像都充满了感情。


1775年9月18日

午饭后,又见到了丽莉,眼睛红红的,显然,她是刚刚哭过。两人对坐着,仍旧哑默无声。当然,并不是无话可说,每人心中恐怕都满盛着一缸苦水。只是,一种近乎绝望的理智与清醒,觉察到在这种情态下,话语是无济于事的。

唉,多么想立刻就从这种尴尬状态下摆脱出来⋯⋯但是,这种念头刚一闪现,我便感到通身地战栗。

激浪!狂风!我被抛过来、抛过去,只有紧紧抓住舵轮,好使自己不至于搁浅。可还是搁浅了,我没有力量离开我的丽莉—今天,我的心里重又装满了她。那过往的轰轰烈烈的恋情,那满是血痕泪渍的绵绵心路,那浓得化不开的经年积愫,毕竟令人没齿难忘。

我这个可怜的人哪,正在歧路上徘徊着。


1775年9月20日

将近九个月的情爱之旅,终于走到了尽头。

在春风骀荡的露台上,两人一起忘情地朗诵过我的剧本《艾尔温和埃尔米勒》。当时绝没有料到,我们也会遭遇类似的命运:“你们凋谢了,甜蜜的玫瑰,/我的爱不能将你们托负;/重开吧,/为绝望的人儿,/我的心灵破碎,无比痛苦。”

婚约解除了,丽莉说,也许应该把写给她的那些诗奉还给我。我说,不必了,它们已经带着我们的情感和泪血,连同那段永生难忘的岁月,融入了苍茫的历史,镌刻在两人伤恸的心版上。即使再锋利的刀斧也无法砍掉它。说完这句话,我立刻觉察到,应该立刻走开,不然,也许会反悔“解约”的。于是,我头也不回地跑开了,背后,传来丽莉痛苦的啜泣声。

这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声,分明是在宣布:这部人生的盛装大戏已经落幕了。它的两个主角—当日纵情于花前月下,倜傥风流的青年歌者已然离开了人世,而在除夕之夜风骚绝代的抚琴少女也早就溘然长逝了,剩下来的唯有周围那些行尸走肉般的配角,还在痛痛快快地活着。


1775年10月26日

天色已经完全暗淡下来,街灯把斑驳的树影投到我的身上。秋天的法兰克福,晚风送过来丝丝凉意,向着灼热的前额漫漫地扑来,我打了个寒噤,顿时感到脑袋清醒了许多。裹紧了披在身上的宽大的外套,匆匆地穿行在故乡城市的街头。我这样踯躅街头,显然,并非抛舍不下这个古老而拥挤的城市,也并不是特别偏爱这座带着金色屋顶的豪宅,所不忍割弃的只是那位曾经令人意乱神迷散发着清新气味的少女。有几户人家的窗子里射出刺眼的光芒,间或夹杂着喧腾的笑语,我全都顾不上去听,径直地奔向红十字广场拐角处,在那过分稔熟的豪华住宅前停下了脚步。如果是在从前,我会急促地闯进楼去,然而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放逐者,一个幽灵那样,在楼前的法国梧桐树下往复踱着步,目不转瞬地向楼内那间屋子搜索着。

绿色的百叶窗垂下来,但我还看得清楚,灯仍放在往常的地方。隐约映现出丽莉苗条的娇小的身影。此刻,她在做什么?她在想什么?望着想着,心中不禁感伤起来。时光仅仅过去几个月,往日的亲密情侣于今竟形同陌路,世事纷歧,真是不可思议。

伴着“唰啦啦”的桐叶的摆动,寂静的房间里突然传出钢琴弹唱的声响。那细细的充满忧伤的吟唱,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我把耳朵尽可能地贴着那向外弯曲的窗格子上,一字一字地听得清楚,这是在唱当日我献给她的情诗:“呵,为什么你牵着我毫无抵抗,到那繁华之场?难道年轻善良的我没有欢乐,在这孤寂的晚上?”唱完之后,灯光下身影慢慢地移动着,影子印在百叶窗上,知道她已经站起来了。她在屋里走来走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刻我就在窗子外面,只隔咫尺之遥。我觉得眼睛一热,滚出来两滴清泪。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到意大利去,归来不知何日。如果奥古斯特公爵的邀请前往魏玛公国要是成行,那更是相见无期了。


1775年12月24日

今天是圣诞节。辗转反侧,夜不成眠,一直沉浸在痛苦的思念中。一想到已经失去了丽莉,我便心如刀割。随手写下了四行诗:“可爱的丽莉,/你曾一度是我全部的欢愉,全部的歌。/唉,而今你成了我全部的痛苦,/但仍是我全部的歌。”


编者附注:经过这场沉重打击之后,一生憧憬幸福的丽莉再也未曾赢得真正的爱情,尔后的两次婚姻都很不幸,始终都在扮演着悲剧角色。


1794年12月17日

承一位与我有过交往的将军夫人相告,最近她见过了丽莉。丽莉满怀深情地说,自己是“歌德的创造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对歌德怀着宗教般的崇敬”。她请这位夫人向她的“永生忘不了的朋友”转达她的心意。


1830年3月27日

丽莉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十三年了。今天,她的一位亲戚来魏玛访问,触动了我的往日情怀。我告诉她,我像当年那样,清清楚楚地看到丽莉站在我的眼前,接近她的气息。事实上,她是我真心深爱的第一个女性,也可以说,她是我一生中唯一爱过并且永生不忘的女人。我从来没有像跟丽莉相爱时那样,接近真正的幸福。

对于我来说,爱情乃是终其一生都在孜孜追求的目标,也是我的人生苦旅中最不堪回首的伤痛。从中我尽享了欢乐与幸福,而更多的却是一泓苦水,无尽的忧伤。正是这一次次激动,一次次热恋,一次次失望,一次次裂肺摧肝的痛苦,催发着创作的激情,把我这个日耳曼少年送上文学的圣殿。其实,这世上本没有什么沃尔夫冈·歌德,有的只是夏绿蒂、丽莉,只是斯泰因夫人、乌尔丽克,一头棕褐色的鬈发,一双湛蓝的迷人的眼睛,一腔浸着浓情蜜意的缱绻情怀⋯⋯所以说,歌德本身就是女人的
产品。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飞升!”我准备把这两句话写进诗剧《浮士德》的结尾。


(2008年)



告 别

我们来到法兰克福的第二天,参观过国际书展之后,晚间在莱茵河畔的“老歌剧院”聆听了一场交响乐。

我原是音乐的“不良导体”,混了几十年,也没有锻炼出来一对“有乐感的耳朵”。特别是对于具有复调性、交响化特点,被人称作“庄严宏伟的音乐殿堂”的西洋交响乐,更是接触不多,知之甚少。什么多乐章的交响曲啦,什么交响诗、协奏曲啦,什么音乐会的序曲、组曲啦,充其量也只能粗加分辨,至于品鉴其所谓“稀世之美”、“味中之味”,则是一片茫然。

记得大文豪萧伯纳曾经说过,一切音乐作品都是标题乐。而且认为,音乐越是向文学靠拢,越是不纯,越好。但他终究不是出色当行的音乐家、作曲家,他的观点并没有得到音乐界的普遍认同。相反地,许多高层次的听乐者,则趋向于追求那种绝无背景、一空依傍的“纯音乐”,他们主张摈弃文学与视觉的干预,宁心静虑地直接倾听本文,以求融入音乐艺术的化境,窥探其“无形之相”。

而像我这类初涉乐趣的“半吊子”,在乐海漫漫、茫无津渡的情况下,倒是喜欢找个入门的向导,觉得如果乐曲能和文学联结起来,比如借助歌词的导引、标题的提示,理解起来总比直面本文要更容易一些。因此,当听说晚上这场音乐会将有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时,情致格外浓烈一些。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只这“告别”二字,就引起我生发出无穷的联想。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由于长期受农耕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影响,安土重迁,不惯流徙;加之,古代关山迢递,道路阻隔,正如《别赋》作者江淹所说:“况秦吴兮绝国,复燕宋兮千里”;“是以行子肠断,百感凄恻”。人们往往把背井离乡同生离死别联系到一起,结果是,“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因而,从《楚辞》中率先唱出“悲莫悲兮生别离”的哀歌开始,一部古代文学史载满了《别赋》、《感别赋》、《叹别赋》、《离别赋》、《别思赋》、《惜别赋》⋯⋯“告别”的文章足足作了两千年。

就这样,直到演奏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想着“告别”二字。

这座“老歌剧院”在法兰克福久负盛名,据说已有一百七十余年历史了。这是一座典型的欧式建筑,两层起脊,中间又凸起一层,上下两层灯柱衬着八扇窗户,放射出雪亮的辉光。剧院通体由石头砌造,显得庄严、肃穆、古朴、大方。

开场演奏的是贝多芬的交响曲,那种新颖的风格、宏伟的形象,一下子就攫住了人的心魄。过去听过他的《热情》、《悲怆》奏鸣曲,这天晚上也还想听听他的英雄史诗般的第三、第五、第九《交响曲》,可是,演奏的却是以“田园”为标题的《第六交响曲》,—一幅表达乡间情趣的“音画”。听来倒也轻松、流啭,只是后面带上了一点感伤的意味。关于这部交响曲,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大概给它加上一个“告别”的标题,也还勉强说得过去。

1807年仲春,贝多芬来到维也纳近郊一位伯爵家里,教伯爵的妹妹丹兰士演奏钢琴,结果坠入了情网。每天早晨,他都要和丹兰士手挽着手,到充满绿色乡风的田园里去散步,还一起参加当地农民举行的舞会,沉浸在浓郁的欢情里。这天,他感到有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在胸中鼓荡,于是,立刻奔回府邸,用钢琴记下了交响曲前三个乐章的雏形。后来,由于母亲的粗暴干预,丹兰士不得不忍痛离开,这给贝多芬带来了很大的苦楚。他久久地站立在窗前,望着滂沱的急雨和利剑般的闪电,眼里透露出一股阴郁的寒凉。在这种情况下,乐曲第四章的初稿诞生了。到了第二年的初夏,贝多芬忆起这一段永生难忘的经历,把春花般艳丽的柔情和激荡胸臆的雷雨连缀在一起,谱写出一支清音悦耳的华章,这就是《田园交响曲》。海顿不愧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尽管是一些细微的表征,也逃不脱他那敏锐的听觉。他告诉贝多芬:人们在您的作品中无疑会发现美丽,但也会找到一种特殊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因为你自己就有一点特别和阴暗。而一个音乐家的创作风格,也就是这个人本身的风格。

这天晚上,还演奏了勃拉姆斯的《第三交响曲》。由于乐曲中不同情绪的轮番交替,手法更接近于浪漫乐派,因此,所得印象比较模糊。当然,这和我一心关注着《告别交响曲》的演出也有一定关系。

海顿是奥地利一个多产的作曲家,仅交响曲就写了一百零四部之多。一般地说,他的乐曲充满鲜明的形象,具有乐观、幽默的特征。早期作品中三个乐章的占一定比例,后来,逐步定型为四个乐章,唯有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是五个乐章。这部乐曲不仅意境动人,而且,演出方式也十分奇特,乐队一登台,就以每人手擎一支点燃着的蜡烛而引人注目。

演奏开始了,首先出现的是精神抖擞的快板,而后,越来越紧张、激烈,给人一种急管繁弦、慌乱不安的感觉。第二乐章是温和、宁静的柔板,类似抒情的小夜曲,长笛和小提琴温柔、凄婉地奏鸣着。第三乐章是轻盈的小步舞曲,洋溢着海顿的舞曲所惯有的轻松与幽默。第四乐章重又回到急速而慌乱的格调上来,音乐像旋风般地奏鸣着,速度越来越快。当时猜想,整部交响曲大概就要在这种遒劲、激越的和弦中结束了。但我立刻又画了一个问号:若是这样,“告别”的意蕴又从何说起?果不其然,急促的音乐到此猝然中断,接着,转换为温存的、爱抚的旋律,类似第二乐章的柔板。—就这样,第五乐章出人意外地开始了。看来,这部交响曲的前四个乐章原是一部完整的套曲,而其最后的第五乐章是为着特定的目的与要求补充进去的。

第五乐章是整部交响曲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演奏继续进行着,但乐曲的情绪和气氛逐渐地低沉、黯淡下来,节奏也趋于平缓了。这时突然发现,表情有些哀婉的第一双簧管手和第二号手,各自吹熄了乐谱旁的蜡烛,擎着乐器默默地退场了。不一会儿,低音大管的乐师也灭烛而去。紧接着,第二双簧管、第一法国号、低音维奥尔琴的乐师也都相继下场。乐音渐渐寥落,唯有弦乐声部还在持续地演奏着。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先是大提琴手,接着是小提琴手,最后是中提琴手,一个接着一个,也都陆续退场了。乐曲临近尾声,曲调格外哀婉、凄切。台上只剩下两个小提琴手,他们神情寂寞地,用微弱而凄戚的音调,静静地演奏完最末一个音符,随后便吹熄蜡烛,黯然离去。舞台上一片漆黑。过了一会儿,乐师们重新登台、谢幕,演出宣告终止。

想来,所谓“告别”,是和这样一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结尾有直接联系的。可是,问题接着就出来了:这位享誉世界的作曲家,为了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要设置这样一个结尾呢?—当日,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疑团,离开了这个同样有些迷离惝恍的“老歌剧院”。

直到读过海顿的传记,才算揭开了这个谜底。

原来,海顿从二十九岁的丁壮之年来到艾斯哈特齐亲王府邸,一直到五十八岁离开,在这个贵族之家足足当了三十年的乐长。亲王是一个头号的“乐迷”,他对音乐的酷爱和在这方面的特殊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决定了音乐成为宫廷中的至高无上的需要。

本来,他的府邸是在维也纳东南八十公里外的艾森斯塔特,但他作为匈牙利最富有的、而且权倾朝野的一个贵族,对于当时尚属奥地利统辖的匈牙利境内的萨托更感兴趣。他把这个林木葱茏的胜地更名为艾斯泰尔哈泽,大肆扩建宫室,置备各种豪华设施,每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此地勾留,自然,他所亲自经营的音乐活动也在这里夜以继日、无时或息地进行着。

这可就苦了海顿指挥下的管弦乐队。因为大多数乐师都是奥地利人,长年在外从事紧张的音乐演奏,思家恋亲之情与日俱增。但他们受雇于王府,每天都以仆人的身份奉命登场,谁也不敢向亲王贸然提出回家探亲的要求。长期以来,海顿忍受了太多的“俳优畜之”的耻辱,每天穿着绣花的号衣,饭前饭后在客厅里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作为乐长,他当然更能理解乐师们的苦衷。于是,他那幽默中又带有几分淘气的性格起了作用,索性以暗示的方式,通过乐曲的演奏,提醒亲王如果不放大家回去就将面对“告别”的场面了。

据说,这天听说乐长将有新作面世,亲王率领家族和亲朋好友意兴盎然地前来欣赏。结果就是前面叙述的那样,乐师们一一退下,最后,海顿乐长也收起了指挥棒,向亲王及贵宾深深鞠躬,示意演出到此结束。亲王不愧是超级乐迷,的确有着一双妙悟的耳朵,第二天就下令:全体人员返回奥地利境内的艾森斯塔特。尔后,人们就给这部《第四十五交响曲》加了一个“告别”的标题。

在欧洲音乐界还有另一种传说:艾斯哈特齐亲王为了减缩府内支出,考虑要解散或者精减乐队人员。三十多位赖以谋生的乐师闻讯后,忧虑重重,惶惶不可终日。乐长海顿出于同情,遂谱写了这部交响乐曲,作为解散前的告别演出。亲王听了,深深为之感动,便打消了解散或者精减乐队的主意。

不管是哪一种背景,这场演出和这最后乐章用以结束整部交响曲的特别方式,都给当时以至后世的听众造成了强烈的反响。莱比锡的《普及音乐报》有过这样的记述:“当乐队演奏员开始熄灭烛光并相继悄然退席时,听众的心都收紧了”,“而当最后的小提琴奏出的那微弱的声音终于也消失时,听众深受感动地开始默然散开,好像同他们所欣赏的东西也永远告别了似的”。德国著名作曲家舒曼听过这部交响曲的演奏后也写道:“对此,谁也笑不出来,因为这绝对不是为了消愁解闷而写的。”

“对此,谁也笑不出来”,—确切地反映了聆听这部交响曲时听众的心态。但是,也仅止于“笑不出来”的苦涩与沉重,却并非如我开初时所臆想的那种生离死别的深悲剧痛,或者临歧哽咽的黯然神伤。我想了一下,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距,还是和我对于《告别》这个标题的内涵的理解有直接关系。

原来,标题音乐是借助于主导动机来表达特定的思想的。但是,主导动机这种手法,实际上起作用的是语言、文字,而并非乐曲本身具有这样的功能。这里不完全是形象思维,还有很大的抽象思维成分。如果去掉了这个文字的提示,听众有时就很难晓得这种所谓“主导动机”的含义究竟是什么。

艺术讲究“通感”,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感情,须能唤起听众所经历过的感情体验。而这种感情体验也好,或者音乐作品表现的感情也好,都是间接地反映思想意识的,不可能像语言、文字那样明晰、确凿。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形象化的乐曲,能否准确无误地表达出这种主导动机呢?也可以把话翻过来说,如果标题是后加的,像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那样,它又是否能够恰切地把握形象化的乐曲的意蕴呢?即便是它能恰切地表达乐曲的固有意蕴,还有个听众如何理解的问题。这些环节有哪一个解决得不好,都会产生误导的现象。恐怕这也是音乐界许多人对于标题乐不以为然的一个原因。

回国以后,我曾专门找来海顿的《第四十五交响曲(告别)》的光盘,反复听过几次。由于脱离开了舞台演奏的场面,感觉总不像在“老歌剧院”那样明晰,那样强烈。由此,我又悟出一个道理:虽然我们都承认,音乐是时间艺术、听觉艺术,但是,如果要赋予它表现思想的功能,那就不仅要与语言、文字结合,而且,配合舞台演奏也是必需的。就这个意义来说,它又何尝不是空间艺术、视觉艺术呢?


(2000年)



悠悠童话路

几年前,因为散文集《北方乡梦》英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的出版、印行,我曾应邀参加过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这次,有幸旧地重游,再次来到了法兰克福。参观过歌德故居之后,便偕同一位出版公司的老总,以及德文翻译,结伴乘车出游,实现了“格林童话之旅”这一多年的
夙愿。

格林兄弟,是大家所熟知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他们以毕生精力,搜集、编写了二百多篇童话,诸如《白雪公主》、《小红帽》、《灰姑娘》、《睡美人》等载入文学史的名篇,就都出自他们的笔下。这样,第一站我们就去了他们的出生地哈瑙。

这座拥有七百年历史的古镇,位于法兰克福以东二十公里处,车行不到二十分钟就赶到了。遗憾的是,他们的故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现在,不要说地面建筑,甚至连废墟遗址也已踪迹全无;好在集市广场还有他们高大的纪念碑铜像,是一百一十多年前雕塑的。

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先后出生于1785年和1786年,在姑姑和外祖父的指导下,他们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并且开始埋种下钟情童话的种子。故乡民众对格林兄弟怀有深厚的感情,以他们为本镇的巨大骄傲,每年都要举办多项活动纪念他们。历年五至七月都要举办童话节,在露天舞台演出以“格林童话”为题材的多种剧目;到了十月文化周,这一对兄弟还会“复活”,肩并肩地现身于乡亲面前。

离开了哈瑙,我们继续驱车北行,来到格林兄弟童年期间居住过的施泰瑙。这座隐没于群山怀抱中的迷人古镇,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着他们的故居。现在,就地辟为博物馆,在一楼展厅,我们看到了兄弟二人的生活照片、创作手稿和世界各地出版的书籍。据说格林童话在世界各地,已有一百六十种语言、文字加以传播,版本多得难以计数,这里展出的就有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南京译林出版社印行的《格林童话全集》;二楼为音像馆,放映戏剧、音乐和童话故事动画片。我们戴上了具有同声翻译功能的耳机,直接欣赏了作家的童话作品。然后,又到楼外花园的草坪上,观看了一组反映青蛙王子故事的雕塑;而木偶剧院,每个周末都要上演童话剧,因为还要赶路,就只能忍痛割爱了。

北行约一百公里,我们来到了有“小红帽故乡”之称的阿尔斯菲尔德。古城建于13世纪之初,至今建筑与街道还保存着中世纪的独特风貌。1975年,它曾荣获“最典型的欧洲城市”的称号。二百多年前,格林兄弟整天游转在小城内外,搜集民间传说,酝酿童话故事。据说,他们在构思小姑娘、老奶奶和大灰狼的故事时,刚写到“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谁见了都喜欢,最疼爱她的要数她的奶奶”时,看到了当地女孩身着传统的服饰、头戴小红帽的形象,立刻从中受到了启发;于是,接着写下去:“一次,奶奶送给她一顶红绒线缝制的小红帽,往头上一戴,漂亮极了,从此,不愿再戴任何别的帽子。于是,人们就只管叫她‘小红帽’了。”每年,这里都要围绕着这个童话故事,举办一些节庆活动。城内还有一座建于1628年的童话屋,为明黄色三层古典建筑。那天,我们在这里听到了童话说书人讲的《小红帽的故事》,描情拟态,娓娓动听。他一开头就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戴着一顶小红帽⋯⋯”

我们乘车走过一长段曲折、盘旋的山路,进入了一座名为“哈比希特”的森林公园,午后计划访问此间的沃尔夫哈根小镇。

浴着暖风斜日,穿行于曲曲弯弯的窄巷,漫步在有着七百多年历史的老城里,观赏着一座座至今保存完好的桁架木屋,体验那种中世纪的小镇风情,煞是称心惬意。

这里是著名童话故事《狼和七只小山羊》的诞生地。在老集市广场上,有一处童话喷泉,旁边雕塑一只与实物等高的大灰狼铜像,肚子鼓得滚圆,现出一副痛楚难挨的窘相。原来这里有一个意趣盎然的儿童故事:


那天,羊妈妈从森林里回到家中,发现房门敞开,被褥、枕头从床上抛到地下,屋里一片狼藉。最让她着急的,是七个孩子统统不见了。她便挨个叫着孩儿的名字,前面六个没有回应;当叫到最小的孩子时,直听得暗处传来一声稚嫩的呼叫:“妈妈,妈妈!我藏在钟盒里了。”妈妈走过去打开钟盒,抱出她来,听她讲述老狼怎么进到屋里,哥哥、姐姐怎么被吃掉⋯⋯妈妈的悲伤、痛苦,可想而知,最后她含泪走出家门,出外查看,小羊也跟在身后。

到了草地上,见老狼正在树下酣睡,鼓胀的肚皮,一蹦一蹦地跳动着,看来六只小羊还都活着。羊妈妈立刻跑回家里,取来剪刀和针线。她小心地剪开老狼的肚皮,小羊们一个跟着一个跑了出来。妈妈发令:“快去搬些石块来!”这样,就在老狼肚子里填满了石块,然后再把肚皮用针线缝好。一切停当之后,老狼也醒了过来,觉得口渴难耐,便挪动着脚步,到井边喝水。边走边唱:


什么东西哗啦哗啦?

肚皮里面疼如刀扎!

原来以为羊羔好吃,

早知如此,不吃也罢!


读者看到这里,有的也许会发出疑问:“纯粹瞎编胡扯—那个老狼怎么那么能睡?肚子都被剪开了,还不醒?”其实,他们不了解,这恰恰是童话的特点。在童话世界里,动物会说话,树木能行走,人能死而复生,身体可以刀枪不入,大手一挥高山让路、河水倒流。童话离不开幻想,幻想总需要夸张,而且是故意的夸张;童话没有夸张,可说是寸步难行。粗枝大叶,似是而非,常常是合情而不合理—若是都合理,故事性就没有了。像儿童画似的,脑袋和身子不成比例,两只小手挓挲开,像个“不”字。这些都符合儿童的幻想心理与思维方式。

一般地说,一个地区之所以盛产童话传说、儿童故事,往往是由于:年代悠久,传统古老;宁静、偏僻,开发较晚,人烟稀少,交通不甚发达,终年笼罩在白云雾霭之中,与世相对隔绝;而且,人文积淀深厚,有的曾经发生过奇闻逸事。我们一路上到过的童话景区,大都兼具这些条件。我们刚刚来到的卡塞尔市,二三百年前,也是这样。

雅各布·格林(哥哥)晚年在一部回忆录中,曾这样说:“在卡塞尔的生活,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卡塞尔有“德国童话路的首都”之誉,他们兄弟二人,在这里居住了近三十年,此间的森林、山川、石城、古堡,特别是当地居民口耳相传的大量的童话传说,给了他们丰富的创作灵感与文化资源;而为他们提供素材、讲授故事的,又往往不限于个人,而是一个家庭或者家族。格林《儿童家庭童话集》等主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出版的。因而,这个重要的所在,自然不能错过。

市区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兄弟二人于1812年至1815年居住过的房子,这所当年的“童话制造工场”,现已辟为格林兄弟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他们的手迹和《白雪公主》、《灰姑娘》等大量重点作品的极为珍贵的原稿;展品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家族的历史,也载记了后人对他们的追忆。

我们用了一个多小时,在华丽的展厅里,观看了两场家庭童话剧,亲炙了两位先贤的遗泽;而后,又前往山地公园,登上新哥特式骑士古堡,参观了童话剧《白雪公主》的拍摄现场。

我们顶着瓢泼大雨,访问了童话景区萨巴堡。

刚刚出发时,还是晴天朗日,万里无云,可是,一进入威悉山区莱因哈特森林之中,天气陡然晦暗下来,雷鸣电闪,雨脚如麻,暴雨裹挟着冰雹,敲击在车窗玻璃上,叮咣作响;四周迷茫一片,雨水迅速汇成溪流,道路泥泞难行,又赶上对面来车,双灯灼灼如炬,令人眼花缭乱。

坐落在老城里的古堡,已经被拉到眼前,但视线模糊不清,直觉得阴森可怖。据气象部门说,这里有一个小气候,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一阵急风暴雨;而在践行“童话之旅”的我们看来,这恰恰是酝酿梦幻、展现奇观、产生灵感的绝佳境域。

半个小时过后,终于云散天开。于是,我们踏着摇晃的木板,登上了“睡美人”所在的中世纪古城堡,去看望那个躺在高达三十五米的塔楼上,悠悠沉睡了一百年的“睡美人”。

童话故事很长,概括地讲,就是:


国王和王后生下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喜不自胜,便请客庆祝。亲戚、朋友之外,还邀来了十二个女巫师,可是却漏掉了一个,这第十三个女巫师怀恨在心,蓄意进行报复,恶毒诅咒女孩必将昏睡过去,一睡就是一百年。结果,一切都成了现实。

王宫内外,荒草离离,四周长满了蒺藜棵,最后竟将整座宫殿遮蔽得严严实实,甚至连屋顶和烟囱也看不见了。一天,一位王子踏上了这块土地,听白胡子老人讲起沉睡公主的故事;还说,过去有许多公子王孙、豪门贵胄来过这儿,他们都想去探望这个“睡美人”,但都被蒺藜棵缠住了双腿,困在里面死去了。

听到这里,这位王子说:“所有这些都吓不倒我,就是拼上一死,也要见到公主!”

这天,时间正好过去了一百年。当王子来到蒺藜棵前,所见全是盛开着美丽花朵的灌木丛,他很轻松地穿过了树篱,最后到达了王宫,看见大院内猫狗躺在那儿沉睡,马厩里的马也在沉睡,屋顶上的鸽子将头埋在翅膀下沉睡;走进王宫里,看见墙上的苍蝇在沉睡,厨房里的厨师也在沉睡。一切都静得出奇,连自己的呼吸都清晰可闻。终于,他踏上了古老的芙蓉楼,推开公主的房门,见到公主正在酣然睡去,双眉微挑,粉靥轻红,美艳动人,他看着看着,禁不住俯下身去吻了她一下,谁知,就这一吻,竟把公主唤醒过来。她张开双眼,透着盈盈笑意,充满深情地注视着他。于是,王子抱起她来,一起走下了宫楼。


下面的情节,自然是有情人成了眷属;但是,也有人说,又出现了波折。这且不管,反正“睡美人”已经醒了。

现在,这座古堡深宫,由于幽深僻静,又有美女的传说,成了一对对热恋着的情侣约会之地,每年,都有上千游客前来观光。

出了萨巴堡,绕道东行,便到了著名的大学城哥廷根,在这里,看到的是另一类型的“百年之吻”。

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建于1734年的哥廷根大学,是德国最古老也是最知名的最高学府之一。由于曾经培养出三四十名诺贝尔奖金的得主,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盛誉。格林兄弟曾经在这里执教八年,至今墙壁上仍然印有他们头像的浮雕,这也是它盛名远播的一个原因。中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在这所高等学府学习、工作达十年之久。

那么,“百年之吻”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1901年,哥廷根大学根据格林童话,在政府广场上塑造了一尊美妙无比的牧鹅少女的铜像,底座安置在一个喷水池中。童话故事有多个版本,最流行的说法是:心地善良的公主,带着女仆出嫁到远方,不料,这个女仆居心险恶,蓄意倾陷,使公主遭受无情打击,最后沦落到终日在田间牧鹅。后来,信息传递到国王那里,予以施救,终于恢复了公主原来的身份。

故事比较一般,有些落入“佳人落难得救”的俗套。但是,塑像却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少女身穿长裙,微低着头,神态安详,状若仙子,身旁还有一只白鹅相伴。那绰约的丰姿,甜美的笑意,青春荡漾,玉貌花容,赢得了无数人的青睐。尤其是哥廷根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每当他们通过答辩、学位证书到手的一刻,都会头戴博士帽,在亲友的陪同下,乘坐花车,专程到这里来亲吻少女的面颊。结果,百多年来,少女的脸颊被吻得精光闪闪,锃明透亮。

每天,从早到晚,游客如织,四周布满了水果、花卉小摊,热闹非凡。据导游员说,每到情人节,城内的许多单身男士,都前来向牧鹅少女献上鲜花,表达其殷殷盛意和耿耿痴情,以致市政部门要派专人清理,最后把这上万束鲜花转送到孤儿院去。

告别了哥廷根,我们继续驱车北上,两个小时之后,便来到了以花衣吹笛人和老鼠为标志的小城哈默恩。

在述说城内游踪之前,先讲一段童话故事。故事的原型,或者说“本事”,发生在1284年,据说是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后来,格林兄弟前来采风,听到之后加以整理,其后,又经过当地民俗学家的重重演绎,踵事增华,就成了一个有头有尾,活泼有趣,既富传奇特色,又有警世价值的著名童话—


很久很久以前,那时的哈默恩,还是一个不太大的村庄,这一年,突然发生了“鼠害”:老鼠迅速繁殖,遍布村内处处,各家的衣物、被褥、粮食、面粉、奶酪、书籍,地里的蔬菜、水果,全都遭到它们的糟蹋、破坏,墙壁、地板,到处都是鼠洞,甚至天棚上也絮满了鼠窝;为了寻找食物,连鸡鸭、猫狗也被咬伤致死;有的母亲防范不周,婴儿竟也被老鼠咬掉了耳朵。鼠害一天甚似一天,人们都说:除了迁徙他乡,别无出路;可是,祖祖辈辈,上下千年,实在不忍心离开,何况,这里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堪称人间福地,怎么割舍得了!

就在村民一筹莫展、无计可施之际,从城里过来一个穿着红黄相间的条纹裤褂的吹笛人。他对村长说:“只要付给我五千马克,我就能把鼠害根除。”村长开始不信,后来看他说得十分肯定,便高兴地满口答应:“只要能够制伏老鼠,五万马克也不在话下。”

这样,花衣吹笛人便走向了街头,随手拿起挂在胸前的风笛,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开始还不见什么动静,半个时辰之后,便发现老鼠随着笛声的吹奏,一个跟着一个,陆陆续续奔跑出来,屋里的,院落的,田间的,尽数跟随这悠缓的笛声,争先恐后,密密麻麻,汇成一条灰色的暗流,奔涌而去。最后,全都跳进威悉河里,被翻滚的浪涛卷走。

消除了鼠害的村庄,连日狂歌醉舞,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之中。这边的吹笛人静静地等着村长兑现承诺。可是,村长却舍不得支出巨额的钱款,只是淡淡地说:“是老鼠自己跳进河里的,与你吹笛子无关。”吹笛人听了,气恼地说:“对于不讲信用的人,我半个眼睛也瞧不起。你会为失信付出惨重的代价,你会后悔的。”说着,就扬长而去。

两天过后,吹笛人又出现在街头,照样操起那支笛子,嘀嘀嗒嗒地吹奏起来。这次,是全村的孩子,欢跳着跟随在他身后,半个时辰过去,一百三十个儿童全部到齐。于是,吹笛人带领他们进入了西边的威悉山;然后,吹了一个高音,岩石上立刻开出一个门洞,待他们全部进去,洞门就哗啦一声锁上了。

任凭家长们怎样号啕大叫,捶胸顿足,关门深闭,寂然无声。从此,再也没有这些儿童的信息了。


我们到了哈默恩小城—如今这里已经由偏僻的小村落发展成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城镇了—看看日轮很高,距离天黑尚早,便先去游览了威悉山,但见林木葱茏,却没有关隘、洞口的痕迹;威悉河洪流翻滚,涛声依旧,河岸边的建筑物上,到处都涂有老鼠的标识。马路上,也同样刷印上清晰的“鼠迹”;城内面包店都出售老鼠形状的面包,商店里也有许多和老鼠相关的纪念品。旧市区南边转角处,有一栋石造建筑物,传说吹笛人等候讨债,曾在这里落过脚,现已改作餐厅,生意十分红火;旁边一条小巷,有标志说,就是当年儿童失踪前聚集的地方,至今这里仍然保持禁止跳舞嬉闹的传统。旧城街道中心矗立着一尊花衣吹笛人的雕像,石座四周雕满了各种形态的老鼠,许多儿童围着观看,有的还合影留念。他们料应知道由于村官失信致令孩子遭殃的陈年往事吧?


两天时间里,我们沿着格林兄弟的足迹,访问了上述十个著名景点,获得了宝贵的艺术滋养与精神享受。按照“独乐不若与人乐”—快乐应该与众分享的中国古训,我觉得有必要把一路上的亲见亲闻以及个人感受到的快乐与情趣记下来,同各位读者作亲切的交流。最后,以一首调寄“满江红”的词(步岳飞词韵)作结:


向往格林,童话路,追随未歇。抬望眼,奇观胜境,诗怀浓烈。地母搴裳极乐土,天神弄影澄波月。看等闲现出万花筒,情真切!  赏“红帽”,忆“白雪”,喜羊活,笑狼灭!喜牧鹅少女,百年无缺。悦耳笛声除鼠患,俯身热吻倾心血。漫回眸,公主舞霓裳,芙蓉阙。


(2012年)



一夜芳邻

说来也是一桩人生幸事,我竟然有机会在一个半世纪之后与蜚声世界文坛的勃朗特三姊妹做了短暂的邻居。

来到哈沃斯已是暮色微茫了。远处的山影茫然,淡成似有若无的一袭青烟。广袤的荒原上一簇簇、一片片的石楠花开得正闹,视野所及,仿佛遍地覆盖着一层红紫斑驳的地毯。一条坡度较大的石头道把行人引向村街,两旁排列着积木般的住舍、酒馆、花店和杂货铺。衬着渐隐渐暗的霞晖,高耸的教堂钟楼微现出一层亮色,而对面的勃朗特纪念馆却显得十分暗淡了,好在里面已经多年如一日地按时亮起了灯光,使整座建筑凸显出大致的轮廓。夜幕徐徐地把小村落笼罩起来,枝头鸟雀的啁啾替换为草间鸣虫的合唱,像定音鼓似的每隔一刻钟教堂上空就要响起一次钟声。

纪念馆为沙石构筑的乔治安式二层小楼,原是勃朗特一家的住宅。听说,当日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姊妹就住在左边的楼上,右边是她们的父亲的书房,在这家里已待了三十年的龙钟女仆住在楼下。现在,当然已经是人去楼空了。

这座阅尽勃朗特一家兴衰、嬗变,经历过三个世纪风霜浸染的老屋,于今像是一座苔藓斑驳的古碑,一轴纸色已经泛黄了的画卷,载录了19世纪上半叶三位才女留在英国文学史以至世界文坛上的深深印迹。

实在难以想象,这样几间看不出什么特色的普通石屋,从中竟升起了卓绝千古的文学之星,竟孕育出那些恢宏、壮美的传世杰作!凡是读过《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雷》的人,有谁不为三姊妹天马行空般的瑰奇诡异的想象力,为她们书中捍卫独立人格、表达强烈爱憎的蕴涵,美得苍凉、充满着诗情画意的文笔而倾倒呢!

纪念馆与教堂中间有一片空地,很久以前就成了村里的墓葬区,但三姊妹并未葬身其间。小妹妹死在几十英里外的一个市镇,骸骨没有运回;两个姐姐病逝之后即被安葬在这座教堂里,故乡父老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自己的诗魂。对于他们来说,教堂的意义与价值也许已经超越了一般宗教的内涵。由于这里成了两位天才女作家的终古长眠之地,乡亲们为之而骄傲,感到无比的自豪。

许多作家、艺术家生前颠沛流离,死后埋骨他乡,甚至葬身异域,勃朗特姊妹算是其中的例外,故居和葬地紧相毗连。这对于过早地失去三个女儿的老父亲,固然是一种心灵的慰藉;然而,生于斯,卒于斯,歌哭于斯,存亡异路,人天永隔,又不能不引发旷日持久的刺骨椎心般的伤痛。当然,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存殁、幽冥的界限似乎不像东方那样极度的分明。因此,也就没有那种临尸悚惧、与鬼为邻的感觉。

尤其是,当一个个被神话包装成辉煌圣殿的天体在天文望远镜下和宇宙飞船面前露出粗粝的沙荒本相,数千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天国幻梦终归化为泡影的时候,倒反而觉得眼前这一方墓穴、几抔艳骨是更为实在,更可接近,更感亲切的。

我投宿的小客栈与教堂隔着一条小道,特辟的西窗斜对着三姊妹的故居,抬起头来便能望见里面的灯光。这个店主真是绝顶聪明,起码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他懂得把视线引出石墙之外,投向那不平凡的小楼,对于专程前来的孺慕者未始不是一种欣慰。整日的旅途劳顿,我颇感两腿酸痛,眼睛也有些昏涩了,原以为只要脑袋贴上枕头就会呼呼睡去。谁知,躺下之后经过一番静息,困意反而消遁了,辗转反侧,悠哉游哉,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对面那座小楼—那楼上不灭的光焰的诱惑。

不知什么原因,在这里住下,居然有一种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的奇异感觉。睡眼迷离中,我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随着一阵“嘚、嘚”的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是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我再也躺不下去了,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后半夜三点。

于是,起身步出户外,循着石径直奔纪念馆的灯光走去。夜风卷起了散落在阶前的黄叶,天空云幕低沉,不见一丝星月的毫光。视域里暗夜茫茫,即使没有墙垣遮蔽,左侧墓地上的碑碣也无法看清,只有几株高大的枫香、梧桐晃动着黑黝黝的树冠,发出阵阵林涛的喧响。两只寒鸦惊起后聒噪了几声,很快又在枝间落定,一切复归于静穆。

故居与教堂墓地之间的石径不过五六十米,一如勃朗特姊妹短暂的生命历程,而其内涵却是深邃而丰富的。其间不仅刻印着她们的淡淡屐痕,而且,也会浸渍着情思的泪血,留存下她们心灵的轨迹。

一遍又一遍,我往复漫步,觉得好像步入了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她们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透过有限时空读解出它的无尽沧桑;仿佛和她们一道体验着至善至美而又饱蕴酸辛的艺术人生与审美人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相互间产生了心灵的感应,一句话也没有说,却又像是什么都谈过了。

夜色无今古,大自然是超时间的。具体的空间一经锁定,时间的步伐似乎也随之静止,我完全忽略了定时响振的教堂钟声。脑子里不停地翻腾着三姊妹的般般往事,闪现出她们著作里的一些动人情节。在凄清的夜色里,如果凯瑟琳的幽灵确是返回了呼啸山庄,古代中国诗人哀吟的“魂来枫林青,魄返关塞黑”果真化为现实,那么,这寂寂山村也不至于独由这几支昏黄的灯盏来撑持暗夜的荒凉了。

噢,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或许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霎时,心头漾起一脉矜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

天阴得更沉了,漫空飘洒起蒙蒙的雨雾,茫茫视域里一片潮天湿地。我简单地用过早餐,便急匆匆地一头钻进了想望已久的勃朗特纪念馆。这里资料比较丰富,实物也不少,几个展柜中都珍藏着手迹、书稿,衣橱里存放着夏洛蒂穿戴过的衣服、鞋、帽,厅堂里摆着艾米莉弥留之际躺过的沙发,还有安妮最珍爱的摇椅,各个居室的布置也都保持原貌。

当然,作为历史的再现,它所撄攫人心,令人徘徊瞻顾、穷究深索的,还不是主人一般的视听言动的遗迹,而是那种形而上的超越时空界隔、具有普遍意义的创造精神,是获得永恒价值的鲜活灵动的艺术氛围,是三位文学精灵的超常的智慧和恒久的魅力。

就艺术而言,作品对于作家及其创作背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毕竟是某种现实的反映或心灵的再现。即使是一个普通的有机体,也还要考虑它的遗传基因和环境条件,何况一部作品乃是作家心血的结晶、灵魂的副本,是一个激情过于饱满的心灵的不可抑制的外溢。这样说来,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三姊妹固然属于天纵奇才,但她们的成功是否也有现实的踪迹可寻呢?

从画像上看到,夏洛蒂一头短发,一双大而奇特的眼睛止水般的宁静,身材瘦小,举止稳重;艾米莉个头略高,一副神经质,不胜羞怯似的神情,显得落落寡合;她们的妹妹安妮长着一双略带紫罗兰色的蓝眼睛,面孔富于表情,意态有些矜持。三姊妹的体质都十分孱弱,患着同样的结核病。死神一直在这个家庭里猖獗肆虐,七年间三姊妹先后弃世,分别得年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勃朗特一家基本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一向清贫寒素,三姊妹童年是在寂寞与凄苦中度过的,但精神世界并不空虚。父亲是一位牧师,性格有些乖戾,却酷爱文学,出版过诗集,早岁周游各地,带回许多文学名著;母亲也是天资颖慧的,只是年纪很轻就去世了。三姊妹上过几年学校,由于赋性孤僻,与其他女孩子很少交往,更多时间是在家里自学,由父亲给她们讲课,或者跟随阅历丰富的女仆在荒原上闲步,听讲一些带有原始意味、充满离奇色彩的遗闻逸事。

从而她们相信,早先年仙女们经常在月色溶溶的夜晚来到溪边沐浴,后来山谷间种下了钢筋铁骨,长出一幢幢四四方方的厂房,仙女就再也不来了。她们从老女仆那里了解到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活方式和百式百样的人生厄运与家庭悲剧。

三姊妹的创作活动,早在十二三岁时就开始了。她们编撰了许多想象奇特、内容荒诞、语言夸肆的传奇、戏剧与诗歌,把它们刻印在自己编辑出版的“杂志”上。展柜中陈列的大量火柴盒、纸烟盒般大小,字迹像米粒似的纸片,便是夏洛蒂及两个妹妹当时的手稿。对于现实生活中所缺少的,孩子们大都喜欢通过想象编织一些美丽的幻梦来加以补偿;而孤独、寂静的环境又有利于孩子们养成沉思、幻想的习惯。她们把听来的外界的离奇诡异的传说,偶然接触到的各种社会现象,经过剪裁梳理、虚构夸饰,编织成有趣的文学“梦幻之网”。

长大之后,绝大多数时间,她们也还是离群索居。除了闷在房间埋头创作与绘画,就是在荒原上长时间地散步;走累了,便坐在山坡上石楠花丛,双手托腮,眼睛定定地盯着下面的村落,仿佛要把隐匿其间的一切神奇诡秘窥察个水落石出;或者仰首苍空,望着变幻多端的云朵,扑扇着幻想的羽翼,展开丝丝缕缕、片片层层的遐思。这时,她们就觉得心胸、眼界也像苍空、碧海一般的辽阔。

看来,三姊妹都属于马赛尔·普鲁斯特所说的“用智慧和情感来代替他们所缺少的材料”的作家。她们常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

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有待后人深入发掘的最深层、最隐蔽、也是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可以说,这大大的荒原和小小的石屋只是托起她们那波诡云谲、万象纷呈的内宇宙的一个支点,不过是在奇光幻影的折射下所展现的环境的真实。

在一个个寂寞的白天和不眠之夜里,她们挨着病痛,伴着孤独,咀嚼着回忆与憧憬的凄清、隽永。她们傲骨嶙峋地冷对着权势,极端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与残暴;而内心里却炽燃着盈盈爱意与似水柔情,深深地同情着一切不幸的人。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能像同时代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勃朗宁那样拥有一个情投意合的理想伴侣。

可是,她们却又高自标格,绝不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始终不能在实际生活中展现,只能绽放于各自的蒸腾炽热却又虚幻渺茫的想象之中。这确实是最具悲剧意味、令人无限伤情的事,千载以还,谁人能不为之倾洒一掬同情之泪!

她们只是艺术家而不是思想家,作品中除去一些鲜活的形象和耐人寻味的意蕴,看不出什么微言大义,也谈不上号角和火把。里面也蒸腾着血的气流,飞扬着爱的旗帜,但总体来说,她们对于社会、人生、爱情、事业所持的往往是悲观的态度。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恰恰由于借助这种悲观的哲学视角,使清醒的头脑、冷峻的思维获得了独特的第二视力,—从局部、暂时的平静想到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宁,鸡鸣风雨;透过花团锦簇的表面繁华看到人生背后的惨淡、悲凉;在看似正常的现象中察觉出荒诞的本质。

艾略特等西方现代诗人曾经从象征意义上写到了荒原,用以昭示资本主义繁荣景象后面人性的荒漠化。而勃朗特姊妹笔下的荒原则基本上是写实,却也同样是深邃的意象。

其实,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必然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勃朗特三姊妹就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

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而当读者打开她们的作品时,便像是面对面地与之交谈,时时感受到她们的生命气息,在分享着生命愉悦的同时,也充分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击。所以说,读她们的作品需要用整个心灵,而不能只靠一双眼睛。

追求生命的永恒,原是人类最带本能色彩,也最具本质意义的一种向往。可是,勃朗特三姊妹的一生却是十分短暂的。这对于作家来说,无论从生活阅历、生命感悟、经验积累、时间延续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难以超越的限制,无法补偿的损失。但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比生命长度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生命质量和生命价值。

就此而言,英年早逝的勃朗特三姊妹和许多遐龄高寿的文学大家相比却是毫无逊色的。高度浓缩的一生使她们迅速开花、成熟、结实,一二十年间便展现出绝世的才情,留下了惊人的创获。如同三颗联袂横空的陨星,在穿越大气层的剧烈摩擦中,刹那间放射出夺目的光焰,自尔神采高骞,无愧于星月辉煌、云霞灿烂。

与她们同时代的英国著名诗人马修·阿诺德写过一首《哈沃斯墓园》的诗,在深情悼惜勃朗特姊妹超人的智慧、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之余,称许她们为拜伦之后无与伦比的天才。作为一个文学群落,“三姊妹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仅见的。难怪有人说,她们的出现是近代的一则神话。直到今天,西方还有人称她们为“文学的斯芬克斯”,一个难解的谜团。

有一类作家是专门向着人类心曲说话的,他们往往以任何时代都能理解、都可以交流的旷世知音为倾诉对象。这种远离群众活动方式的选择,决定了他们一生都将在寂寥、孤独中度过。如果能够幸逢知己,即使生非并世,时隔百代千秋,也足以慰藉其傲骨、孤魂于重泉厚壤。

中国汉代文学家司马迁读了屈原的《离骚》,不禁热血贲张,深心向慕,“悲其志,想见其为人”;唐代诗人杜甫暮年出蜀,过宋玉故宅,睹其遗迹,感其生平,一时悲从中来,发出“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苍凉浩叹。过去,我同许多文学朋友一样,每当展读《简·爱》和《呼啸山庄》等文学名著,或者观看据此改编的影视作品,都为其恒久的魅力、高蹈的灵思而深情仰慕,由衷向往。今日天缘得便,有幸止宿于勃朗特姊妹的故宅与墓地之旁,更是生发出一种幽冥异路、觌面无缘的悲慨。我们何止是“异代不同时”啊,而且还远隔重洋,迢遥十万八千里!但我深信,作为文人,彼此的心路都是汩汩相通的。

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引为自豪的是,我们这些“至傻至笨的人”从事这种最艰辛的“创造意义”的劳作,竟然都是自觉的选择,全身心地投入。我从三姊妹对文学的宗教式虔诚和“之死靡它”的献身精神中体验到一种情志的互通和心灵的感应。

天色转晴,和煦的秋阳钻出了云层,枫香筛下来片片光影,教堂的七彩玻璃上映射着耀眼的光芒。“叮叮当当”,一阵钟声响起,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上午十一点,时间过得真快呀!还有几十分钟就要登上返程的班车,告别芳邻,同三姊妹说声“再见”了。为了永不忘却的纪念,我请人拍摄了两张同故居的合影。回过头去,又凝神瞩望了好一会儿,想让这座不寻常的建筑牢牢嵌入我的记忆之窗。

还有一桩要事,就是参谒夏洛蒂和艾米莉的墓地。走进教堂,我屏息敛气,放轻了脚步,穿过一排高大的拱柱,在玫瑰窗下的高台上看到那块刻录着勃朗特一家人辞世年月的特制石板,而左侧地面上就平放着标示两姊妹埋骨位置的铜质墓碑。我把事先准备好的一束鲜活俏丽的石楠花虔诚地放在上面,权当作心香一炷。金光璀璨的碑铭与紫里透红、生意盎然的鲜花相映生辉,令我悲欣交集。

一百五十三年前,在艾米莉生命的最后时刻,姐姐夏洛蒂想到应该给她献上一束平日她最喜爱的石楠花,—尽管寒冬时节花容惨淡,枝叶枯萎,但她还是撷采盈掬。遗憾的是,此时的艾米莉已经神情木然,什么也认不出来了。

对着墓碑和鲜花,我低声吟诵着《呼啸山庄》结尾的一段话:“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流连!望着飞蛾在石楠丛和蓝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吹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

班车驰下了石头道,走出了荒原,离开哈沃斯越来越远了。这是我的英伦之旅的最后一站。其间访问过不少名城胜迹,参观过一些王宫、城堡、塔楼、教堂,有的堂皇富丽,有的壮伟巍峨,有的古趣盎然。但都止于一般的观赏,“游于目而未入于心”,时日既久,便会如过眼云烟,无复忆念。

而在荒疏、僻陋的哈沃斯村,在勃朗特姊妹的故居和墓地,却经受到一番心灵的撞击,情志的交感,觉得那里跃动着不灭的诗魂,鲜活人物呼之欲出,因而牵肠挂肚,意驻神萦,留下了绵绵无尽的遐思。—看来,这一夜芳邻怕是永生永世也难以忘怀了。


(2002年)



“少年版”福尔摩斯


访欧归来,由于受“时差”影响,睡眠不好,我觉得有点头痛,便趁星期天去一位从医的文友家闲坐。不凑巧,医生夫妇出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只有刚上初中的儿子小冬冬在家。听我说头有点疼,冬冬便拉着我玩一种叫作“二十猜”的游戏,说:“这样,伯伯的病就好了。”

玩法是:甲方事先确定一个谜底,它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乙方在猜测的过程中可以提问,但是,如果不能在二十次之内猜中就算认输。因此,如何设问就颇有讲究,比如对方的谜底是一个人名,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缩小范围,步步逼近,最后直抵答案。

这天,我连续出了三个谜,都被冬冬猜中,而他出了一个却把我难住了,经过十八个回合,已经猜到是英国的一个名人,什么莎士比亚、牛顿、瓦特、撒切尔⋯⋯都猜过了,一一遭到否认,最后我只好认输。冬冬狡黠地亮出谜底,一看竟是“福尔摩斯”。我说,这就有毛病了:刚才已经问过“是不是实有其人”,你做了肯定的答复,因此就排除了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这个因素。

冬冬说:“福尔摩斯当然是真人了,现在还活着。”说着,他顺手拉开抽屉,找出几封信件,说是班上同学读过《红字的研究》和《四签名》之后,写给这位神探的。—“不是真人、活人,同学们能给他写信吗?”每个信封上都有用英文标明的地址:伦敦市区贝克街221B。

“可惜太晚了,如果是半个月以前,我会亲手交给福尔摩斯博物馆的。”我说。

冬冬眼睛唰地一亮,“啊?王伯伯,您去过福尔摩斯博物馆了?”

“是的。”我说,“博物馆前身是福尔摩斯的私家侦探所,他与朋友华生医生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

“那是一个四层小楼,一楼是房东哈德森太太的餐馆,福尔摩斯的书房和卧室在二楼,三楼住着华生医生,最上一层是仆人的房间。”冬冬不假思索地说。

他对小说中的描述竟谙熟到这种程度,令我颇感惊讶。我告诉他,馆内的陈设正是这样。福尔摩斯的书房正对着贝克大街,—这条大街是实有其地的,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编号至84。作家防止读者以假当真,特意给它编了个221号。—书房的壁炉里似乎还升腾着红彤彤的炭火,旁边有两把老旧的沙发坐椅,中间茶几上放着神探的前后两个帽遮的方格花呢帽子,还有平时常用的烟斗和放大镜。靠窗的方桌上摆着三部卷宗,分别是:《人类社会学》、《脚印与演绎推理实证》、《化学分析原理》,桌旁立着一把制作精细的小提琴。

“神探常常从拉琴中获得灵感,侦破疑案。”冬冬插了一句。

我接着说,书房的隔壁是福尔摩斯的卧室,里面有一张单人床,床上放着一副手铐、一只黑色小皮箱和一件蓝色外套。楼上房间的陈列台上,放着一部老式的电话和福尔摩斯用过的左轮枪、拐杖、怀表、小刀等物件。还有大量的书信册,里面保存百余年来世界各地的来信,有要求得到福尔摩斯亲笔签名、照片和题词的,有抒发对其仰慕、向往之情的,更多的是遭遇了困难,碰到了疑问,请求神探帮助解决的。据博物馆接待员马修先生讲,这类信件每年都会接到数千封,馆里只好指派专人以福尔摩斯口吻对重点信件予以答复。最有趣的是,每逢1月6日福尔摩斯的生日,总有许多人寄来贺卡;平时他也经常收到一些请柬,邀他出席婚礼、毕业典礼或者生日舞会;等等。

我告诉冬冬,像到处都有球迷一样,世界各地都有数目可观的“福尔摩斯迷”,形成一种宗教式的崇拜的狂热,欧美许多地方都成立了福尔摩斯学会、协会、研究会。我还见过一份福尔摩斯的年谱,不知根据什么确定他出生于1854年,说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胞妹,继承了这一艺术血统,使他终生酷爱音乐。1872年,接受大学教育,他专攻化学,不愿与人交际,只喜欢一个人闷在屋里苦苦思考。1877年创立侦探所,连续接办多起重大疑案,均获成功,从而声名大振。1903年之后宣告退休,金盆洗手,并离开伦敦到乡间隐居,从事养蜂研究,1914年出版了《养蜂实用手册》,此后音信全无。

听到这里,冬冬溢出一种扬扬自得的神情,摇着我的手说:“怎么样,王伯伯?福尔摩斯是真人吧?”

“冬冬,我还和福尔摩斯合影了哩。他站在那里,戴着一顶前后双檐的花格呢帽,面目清瘦,眉毛浓重,鹰钩鼻子,短短的络腮胡子,围着一个长而尖的下巴,白衬衫,打着黑领结,外罩一件也是花格呢的风衣,脚上穿着一双大皮靴。旁边一个老年妇女,可能是房东太太。华生医生坐在一旁看书。我走上前去准备和他握手,顺便问一声‘您好’,可是,却不见他有任何反应,原来是一尊蜡像。”

“真扫兴。”冬冬喃喃地说。

其实,柯南道尔创造这个典型,并不是凭空想象的。他虽然从医,却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并注重研究侦探技术,阅读过号称“侦探小说之父”的爱伦·坡·柯林斯的许多作品。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过程中,他按照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的要求,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做出准确的判断,从中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系列有趣的故事。于是,他就以贝尔教授为原型创造出神探福尔摩斯的形象,一部部作品陆续问世,获得了巨大成功。后来,他想停止这类题材的创作,便在《最后一案》中安排福尔摩斯在与宿敌莫里亚蒂搏斗中坠下悬崖。可是,广大读者却拒绝接受这个令人伤痛的结局,强烈要求作家想办法恢复神探的活动。这样,他只好让福尔摩斯攀上悬岩,化险为夷。可以看出这一典型人物在读者心目中的强大魅力,也说明典型人物一经创造出来,便成为社会的财富,生杀予夺之权已不能独操于作者之手了。

听说,地处瑞士迈林根的福尔摩斯遇险地,如今已经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当地村民在峡谷边挂了一块标志性的铜牌,游人可以乘缆车前往参观,亲身体验一番当时生死搏斗的险境。小镇上的贝克街221号,也有一座福尔摩斯故居,每逢周末还按照探案中的情节举行通宵的“恐怖之夜”活动。各个餐馆、酒店也都弥散着追怀这位神探的浓厚气息,像福尔摩斯冰淇淋、华生沙拉之类的食品随处可见。

说到这些虚拟实境和衍生产物,人们会联想起我国的桃花源、大观园之类的景物。它们本来都是出自作家的想象,并无实地可供考察、实物堪资钩稽的,但按迹寻踪、踵事增华者历代绵延不绝,以致至今各地还在为夺取它们的领有权而纷争不已,它雄辩地证明了文学的创造力多么强大,艺术的魅力何等惊人。

“王伯伯,我想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原本活泼好动的小冬冬忽然变得凝静起来,歪着脑袋瓜像个哲学家似的,“我觉得,重要的不在于是真人还是虚构的,而在于是不是活在人们的心里。活在人们心里的,就是活人,就是真实的存在,就应该在茫茫宇宙之间拥有一席之地。说不定他们聚合在什么地方,但同样会构成一个奇妙的世界,那里住着孙悟空、林黛玉、丹麦王子、白雪公主,还有拇指姑娘和简·爱,当然还有福尔摩斯。您说是吗?”

“应该是这样。”我说。

临出门时,我问冬冬:“那几封信你还往外邮吗?”

冬冬说,我再考虑考虑。


(2002年)



剧作家的生命原版

这确是应了那句“地以人传,人以文传”的老话。凌空跨海,万里间关,我来到濒临北冰洋的挪威,不为别的,就是要看一看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

尽管他远处北欧一隅,但广大中国读者却是较早便熟悉的。他的作品传播过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清末民初,著名译述家林纾就翻译过他的剧作《群鬼》,当时取名《梅孽》。接着,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对他的思想做了精辟的分析,给予很高的评价,其时他去世仅仅一年。到今天,易卜生的绝大多数作品在我国都有译本,而且,许多剧作还被搬上了舞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两千多年前孟老夫子的这句话,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因此,抱着因蜜寻花、知人论世的愿望,专程访问了奥斯陆的易卜生博物馆。

这是坐落在市区中心繁华大街旁的一座普通公寓。易卜生漂泊国外二十七年,倦游归来之后,在这里度过了生命最后的十一年。公寓楼并不怎么高耸,却显得很有气派。离得远远的就可以看到橱窗里展示着剧作家的巨幅头像,银白的鬓发蓬松卷曲着,面部表情严峻,额头宽阔而丰满,一副椭圆形眼镜掩盖不住那双无比锐利、仿佛要穿透一切的灰蓝色的眼睛,像一头昂首奋鬣的雄狮蹲踞在那里,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旁边还贴着几幅姿态各异的全身画像,—易卜生戴着黑色高装礼帽,拄着手杖,大腹便便地悠然缓步前行,表现出一副优雅的绅士姿态。那个形象,那种派头,不管你熟不熟悉,喜不喜欢,只要扫上一眼,便会在脑海里烙上深深的印痕。

博物馆的内部陈设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格局。表面看去,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和其他的一些展览相似,无非是凭借一些照片、画像和主人生前用过的实物来支撑着门面。但有一点值得大书而特书,饱览一过,居然令人产生一种类似朝山礼佛的香客那种载福归来的充盈与满足。细细玩味一番,其缘由在于这里保留住了伟大剧作家那充满魅力的鲜活生命:一个生机盎然的立体形象,他的灵魂,他的个性,他的气息,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多彩的人生,你似乎都能感受到;甚至他那震响整个欧陆以至世界各个角落的“唤醒民众,促使公众深思”的声音,仿佛也穿透了百年时光埃尘,至今还在人们的耳边喧响。—这一切,我把它概括为“生命保鲜”四个字,并郑重地题写在博物馆的留言簿上。

当然,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即使他是伟大、庄严的艺术家,也是血肉之躯,不可能全然超凡脱俗,他也有沉重的肉身,也有灵魂中的遮蔽、性格上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恼和遗憾。而正是这一切,不仅使他成为一个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而且就一定意义说,他的许多作品正是在这种个人的痛苦体验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在我们眼前,就站起了一个活的易卜生,而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这一点,是我感受最深的,也是易卜生博物馆区别于国内一些名人纪念馆的关键所在。

书房里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台老式的地球仪。看到它,人们就会想到,这位惯走天涯的剧作家,即使到了衰迈之年,已经回归故国,还仍然心驰四方,未能忘情于往昔的飘零岁月。此刻,我蓦然联想起他的诗剧《奥拉夫·利列克郎》中那位吟游诗人不止一次弹奏的曲子:“孤单的吟游诗人,/没有房屋也没有家乡。/永远得不到休息,/是心在促他游荡。/若是谁,/胸中富有诗歌的宝藏,/他将失去家园/到处流浪。”尽管,他也钟情故园,眷恋乡土,甚至对一个看不懂他的剧作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尽管他的作品的风格和这个国家的美丽、深邃、孤独、傲岸的特殊气质紧相联结,密不可分;但是,漂泊、流荡乃是他原生的生命状态,剥除了这种状态,易卜生的形象便会随之而黯然失色。

这时我才发现,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解说员静静地站在那里,不动声色地听凭观众在室内随意参观、浏览。感到大家看得差不多了,他才主动走上前来,热情地介绍一些展览中所看不到的逸闻、趣事,把剧作家生活中的一些小故事,他的个性特点,情感、体验,生动地讲述出来。从他那充满深情、活灵活现、如数家珍的诉说中,我猜想,即使他还算不上易卜生的研究专家,起码也是一位老牌的“追星族”,伟大剧作家的孺慕者。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客观、如实地叙述,不为尊者讳耻、贤者讳过,即使对一个解说员来说,也是颇为要紧的。他讲,易卜生从小就聪明过人,可是个性极强,乖僻、内向,很不容易与人相处。他一出生,就受到母亲的娇惯,凡事都得顺从他,因而养成了纵情任性、自命不凡的性格。他经常以首领自居,指使弟弟、妹妹干这干那;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烟冒火,有时候显得冷酷无情。写作的时候,他不许任何人走进书房,即使妻子无意中闯进,他也要大发雷霆。他有极强的自尊心,矮胖的身躯常常使他感到苦恼,为了显得高大一些,经常把头发搞得蓬松耸峙,还特意订做一双高跟皮靴穿在脚上。解说员还告诉我们,易卜生年轻时被邻家一个大他十来岁的女仆看中了,便打定主意勾引他,不时地帮他缝洗衣物,以换取他的好感。一天夜晚,女仆趁他屋里没人,过来与他做伴,结果,刚刚十八岁,他就做了一个私生子的父亲。这使易卜生悔愧万分,而后一二十年,都在精神上、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

易卜生从小就是一个着迷艺术的精灵。他在嗜画成癖的母亲与画家姨母的熏陶、培养下,对绘画如醉如痴,有时不吃不睡,画那些滑稽、可怖的鬼脸人,或者在布囡囡头上画各种各样的脸谱。年纪还很小,他就表现了出色的演戏才能,喜欢和弟弟、妹妹找一些旧木板,搭棚子,垒戏台,然后搬个大木箱子放在棚子中央,自己坐在上面表演“腹语戏”—声音从藏在木箱里的弟弟口中发出,听起来瓮声瓮气的。他时常一动不动地站着呆想,眼睛凝视着一个固定地点,好似走了神儿。一见到这种情景,小妹妹就惊慌失措地跑去告诉妈妈。

凡是与易卜生有过交往的人,都说他善于观察。定居奥斯陆期间,他每到中午十一点半,必定放下纸笔,独自一人到国家剧院旁的大饭店里喝咖啡,看报,默默地端详着每个食客,从外表、衣着、行为、动作,到心灵深处的一丝隐秘,都不想放过。他有一个可以从镜子中观察其他顾客的特定位置,遇有不了解情况的陌生人占据了,他会带着一脸怒气,直愣愣地站在身后,直到那人让开为止。

易卜生曾对一位传记作家讲:“我所创作的一切,即使不是亲身体验过的,也是与我经历过的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我来说,每次新的创作都服务于心灵的解脱过程和净化过程的目的。”剧作《青年联盟》中的小镇就是他的出生地希恩镇的写照。《社会支柱》中一些人物也都有现实依据,因此,造船厂厂主、商人和牧师的势利贪婪、虚伪欺诈、庸俗腐朽,在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苏尔豪格的宴会》中穷诗人与富家小姐的爱情故事,有他早年失恋、受挫的影子。甚至,连他后来的妻子苏珊娜也都被物色为《海尔格伦的海盗》和《恋爱喜剧》中两个女主角的创作模特儿。至于《玩偶之家》则是完全根据他的一次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娜拉的原型名叫劳拉。情节相似,但结局不同,在他的“点铁成金”的艺术处理之下,娜拉已不像劳拉那样逆来顺受,以致精神整个崩溃,而是选择了毅然出走的勇敢道路,最后那砰然一响的关门声,响彻了五洲四海,击中了无数男性中心主义者的心弦。

易卜生终年伏案的书桌简单古朴,坐椅倒比较精致,旁边放着两个沙发。桌上摊开一部大开本的《圣经》,引起了我的注意。据解说员讲,他从来没有那么虔诚地信仰过上帝,之所以经常地细心研读《圣经》,主要是欣赏其优美的文字。更为有趣的是,在他书房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幅画像,一个是他自己的,另一个人就不认得了,那人形貌有些特异:齐额长着浓密的头发,眉头攒聚,眼睛深陷,上髭的胡须又黑又硬。解说员介绍,这是瑞典剧作家斯特林堡,比易卜生小二十一岁,当时在北欧二人齐名。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面世后,曾受到在妇女问题上持保守态度,甚至仇视女性的斯特林堡的猛烈攻击。为了不忘怀这个尖锐的对立面,他有意识地悬挂其画像,以磨砺自己的意志与创作激情。也有人分析,易卜生把这个后起之秀放在身旁,是在提醒自己戒骄戒惰,以免被年轻人超越过去。当年,斯特林堡是在他的带动下走上创作之路的,可是,发展到后期,他又反转过来接受斯特林堡的影响,借鉴其重视剖析人物心理活动的经验。从他晚年创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建筑师》的两个主要人物身上,也能看到他们的影子。易卜生与剧中人索尔尼斯相似,年轻时没有受过正规、系统的教育,完全凭借自己的天赋和勤奋获得成功,在青云独步中,时时感到一种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心理压力,越到老年这种畏戒心理就越强烈。

易卜生的卧室里空空荡荡,现今只存放着一张小床。看不到更多的东西,我便把视线引向窗外。原来,易卜生故居紧邻皇宫,国王鄂斯加二世非常敬重他,曾经对他说:“在政治上,我是皇帝;但在文学上,皇帝却是你哩。”特意将一把王室花园的钥匙交付他,供他随时到里面闲步。可惜,晚年的易卜生由于多次中风已经不能下楼了,有时扶着窗户目注园中芊芊的茂草,感伤无限地追怀着往昔的似锦年华。楼下的行人出于对他的崇敬,频频地向他招手致意,有的还用照相机摄下他的老迈的身影,作为永生珍贵的纪念。渐渐地,他的手臂也麻木不灵了,这更使他苦恼万分。他勉强提笔,歪歪扭扭地给一位友人写下了下述字句:“我也只是一个曾经当过作家的人罢了。”

解说员讲,诸位可不要小瞧这张床啊,它已经成了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伟大的剧作家在这上面躺过十多年,最后还是乘着这只小船进入天国的。有一天,他的孙子前来探视,见久卧床榻的爷爷此刻精神很好,便欢快地说:“我看您的病已经大有好转了。”老人却从床上遽然坐起,说:“也许从此就完蛋了。”说罢,一仰头,就再也没有苏醒过来。为了表达祖国和人民对这位戏剧大师的敬爱心情,挪威国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他去世的八年前、七十诞辰之际,挪威剧院还为他在楼前广场上竖立了一尊高大的铜像。

记得作家郁达夫曾讲过一句非常痛切,也极为警策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命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从易卜生身上看到,挪威虽然很小,但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是很了不起的。

说到这尊铜像,还有一段插曲:易卜生站立在由四层圆饼式的花岗岩垒起的基座上,有人说是象征着他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段生命历程;也有的解释为,最下的一层表现他的诗歌成就(易卜生出过诗集,他先是诗人而后才成为剧作家的),其他三层分别代表早期以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为题材的浪漫主义剧作、中期反映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和后期以心理分析为特征的象征主义剧作三个阶段。当然,也有人对这座雕塑加以贬斥,说剧作家站在一摞蛋糕上,但他本人却表示十分满意。至于它的基座究竟象征什么,何所取义,易卜生则始终笑而不答。

哲人其萎,人去楼空,只留下这座空旷、寂寥的公寓把巨大的想象空间交付给观众。我久久地思考着:这样一位久负盛名的艺术家,当他静卧床头,回首往事,特别是感到自己一天天老去,时日已经无多的时候,他都有些什么想法呢?我曾就此向解说员问询,他耸耸肩膀,摇了摇头,表示遗憾。我想,艺术的力量,说到底是生命的力量,作家用生命创造生命,用灵魂锻铸灵魂。既然一部作品完成之后,作家便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里面,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那么,我们读者为什么不可以到剧作中去窥察一番易卜生的生命原版呢?于是,我想到了他自称为“戏剧收场白”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这是研究这位伟大剧作家晚年心境的一部重要作品。

剧中男主角雕塑家鲁贝克年轻时全身心地投入一桩精美的艺术创作—雕刻一座表达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最理想的女人觉醒状态的大理石像,模特儿由美丽的少女爱吕尼担任。三年多的时间里,爱吕尼裸露着她那无与伦比的娇美身姿供鲁贝克欣赏、镜鉴,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艺术杰作,赢得了赫赫声名。与此同时,她也把最真挚的爱情倾注于这位艺术家。然而,只知艺术创作而不顾其他的鲁贝克却抵住了美和性的诱惑,硬是把没有生命的泥土看得比爱吕尼更为重要,仅仅把这段美好的时光当作人生四重奏中一支“千金难买的插曲”。可怜的爱吕尼,圣洁的灵魂已经留给了艺术家及其杰作,自身只剩下一具空洞的躯壳,艰难、屈辱的生活把她折磨成一个精神不健全的活死人。而雕塑家鲁贝克活得也并不自在,尽管生活富裕,妻子漂亮,却总是感到空虚惆怅,心绪不宁,再也创造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后来,他从国外归来,在海滨浴场上与爱吕尼不期而遇,她那仿佛从坟墓中出来的苍白面色,迟滞、迷茫而充满怨恨的神情,使鲁贝克深深为之震撼。忏悔、自责之余,他终于找到了情结所在,发现了多年灵魂失据的根由,原来是爱吕尼带走了他开启艺术宝盒和疏浚生命源泉的钥匙。于是当机立断,对夫人宣布:“我需要一个在事业上与我志同道合的人。”而他的夫人早已苦于他们的生活枯燥无味,有如置身牢狱之中,巴不得飞出樊笼去寻求自由。此刻,鲁贝克才真正觉悟到:爱是生命的养料、艺术的灵魂,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有了爱还要懂得加倍珍惜。他毅然挽着爱吕尼向高山走去,决心用爱情的蜜液来浇活这株被他弃置已久的“艺术之花”,让“两个死去的人复苏,把生活的滋味彻底尝个痛快”。在爱的滋润下,对生活早已绝望的爱吕尼也逐渐恢复了生机。遗憾的是,往者不可追矣,一切一切都太晚了,结局竟是一场悲剧—他们双双被埋葬在一场突发的雪崩里。

通过用泪血写出的这种成功者的悲憾,易卜生不仅揭示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探索、追踪了生命的本真状态,似乎也为自己呕心沥血劳作一生,全力投身于戏剧创作而无暇领略与享受种种人生幸福,流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

当我读到这部“封箱之作”的煞尾,面对男女主人公昂然走向高山之巅这个意味深长的动人场景时,眼前竟呈现一种迷茫的幻影,仿佛看到这位年近耄耋、白发苍颜的伟大剧作家站在高耸的巅崖,远眺着沧波滚滚的大海,心潮逐浪,与海潮一同翻腾着,千般往事聚上心头。对于社会与人生、事业与爱情、家庭与个人,老人进行着深邃的探索,展开了全新的思考。他在慨叹“整个世界是一只正在沉没的船,唯一可行之事就是自救”的同时,一遍遍地追问着:人生如何才能走出生存困境与精神困境而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问题提出来了,一时却找不到答案。于是,他懊恼地叹息着,徘徊着⋯⋯


(2002年)



冷硬而炽烈的生命之华


作品的签名

就像到了中国的西安,人们必然要看看碑林,提起法国的巴黎,游客总忘不了卢浮宫一样,来到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人,都要安排足够的时间,观赏驰誉全欧的人生雕塑公园。

公园坐落在市区的东北部,属于全国最大的弗罗内尔公园的组成部分,素有“园中园”之称。进得园来,看到的第一件雕塑作品,是一尊三米左右高的青铜人物雕像。看去颇像一位普通的设计师,衣着雅淡、素朴,两只手里分别握着锤子和凿子,神情凝静地正视着前方,似乎在注目每一个游客,又像是正在思考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他就是创作和构思生命群雕系列的挪威著名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假如把整个雕塑公园看作是一幅硕大无朋的绘画的话,那么,他在这里一站,就恰似为自己的作品签上了名字。

此时已是晚秋天气,可是,因为受到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放眼望去,到处还是一派生意葱茏的景象。花蹊、卉苑依然红紫纷呈,芳菲照眼;辽阔的草坪和茂密的丛林也都是绿意迎人,不见丝毫的衰飒气氛。在湛蓝的天幕和雪白的云朵映衬下,这里那里耸峙着一株株黄得令人生发出一种醉意的高大乔木,—那该是枫香吧?微风吹拂,色彩斑斓的叶片索索地抖动着,偶尔有几片飘飘摇摇地坠下,像一只只特大的蝴蝶翩飞在游人的眼前。

“生命之桥”

现在,我已经来到一座长约百米、宽十五米的白石桥上。乍眼看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噢,和咱们的卢沟桥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它要崭新得多、气派得多啦。花岗岩的桥栏上同样也有许多雕塑作品,但不是一个个的石狮子,而是与真人等高的裸体人群青铜雕像,总共有五十八组之多,展现着人生的不同年龄段的不同形态。

看,那几个顽童,欢腾跳跃,多么天真活泼!而更多的雕塑,则是表现体态丰盈、充溢着生命活力的青年男女,他们或遐想未来,或尽兴歌舞,或深情对视,或娓娓倾谈,令人歆羡不置,他们的身旁总是吸引着更多的游观者。可是,对面那两尊身躯伛偻、目光呆滞的白头翁妪的雕像,相形之下,可就黯然寡趣了。这种对比鲜明的形象让人心里一动。其实,生命原本是多重体、多向度的,我们应该也必须接受七色人生的全部赐与,这就既有少日的欢愉、青春的健美,必然也要承受晚境的衰颓、垂死的悲哀。

看到这里,我忽然记起了我国西晋时期著名诗人陆机写的那首《百年歌》。歌词共有十首,每十年为一首,概括了人生由少而壮、由壮及老的整个历程。描形拟态,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你看他写十岁的少年:“颜如舜华晔有晖,体如飘风行如飞⋯⋯终朝出游薄暮归,六情逸豫心无违。”二十岁时,“肤体彩泽人理成,美目淑貌灼有荣。被服冠带丽且清⋯⋯高谈雅步何盈盈!”三十岁时,“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食如漏卮气如熏⋯⋯高冠素带焕翩纷。”不过百八十字,就把一个世家子弟青少年时期的容貌、服饰、心态、气度、行迹全部刻画了出来。

在描绘过壮年情态之后,诗人又把笔锋移向了老年:“精爽颇损膂力愆,清水明镜不欲观,临乐对酒转无欢,揽形修发独长叹。”“明已损目聪去耳,前言往行不复纪”,“言多谬误心多悲,子孙朝拜或问谁,指景玩日虑安危,感念平生泪交挥。”在陆机的笔下,耄耋之年老态龙钟、昏聩衰迈的形象宛然可见。

过去,我一直称许这首《百年歌》为摹写人生的千古绝唱,甚至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单就诗歌来说,也许并不为过。但是,如果从整个艺术天地的范围来观察,从悟解人生的广度、深度来衡量,维格兰的人生雕塑系列,无疑是更为雄浑博大、精美绝伦的,可说是后来居上,天外有天。

人生不是一幅呆板、单调的画卷。你看这里的两对青年伴侣:左边的这一对可人儿,正在把他们的孩子—“得意的生命之作”高高地托起,满含着柔情蜜意,是那样的忻合无间,仿佛看得到他们身上的脉搏一同起落,心灵的翅膀比翼飞翔。而右边的那两位却是一双怨偶,不知是为了什么,他们正怒目而视,形同寇雠,直至挥拳相向。

难怪有人说,婚姻、爱情是天上的云,地上的风,总是那么莫名其妙。看来,还是诗人施帕乔夫说得对:“爱情不是月光下的散步,/也不是长凳上的叹息。/爱情中会有风波和雨雪,/因为一辈子要生活在一起!/爱情正像一首好歌,/可是编一首好歌却不容易。”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世界—这是佛家的说法。人生有如长林中的树叶,表面上看去,似乎一体相同,实际上,却绝对没有完全的一致,甚至是千差万别的,人们不是常说“哪家都有八出戏”吗?

在这个雕塑系列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号啕大哭的小男孩。你看他咧着大嘴,张着小手,跺着双脚,仿佛扑向自己的亲人去寻求父母的疼爱,一副未经世事雕凿的浑然烂漫的情态。还有一个环形雕塑特别引人注目,青铜圆环中一男一女做头脚相连的旋转运动,这大概是象征着两性相互吸引、男女永恒之爱吧?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东方的“阴阳”意象的展现。至于桥的两端矗立着的四座雕塑—男人被蜥蜴捕攫,女人被蜥蜴缠结,人与小蜥蜴搏斗,人与大蜥蜴搏斗—的寓意,除了蜥蜴在西方一向是邪恶势力的代表,更深层次的内涵,恐怕就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了。

总体来说,这个雕塑群系列(由于全部矗立在桥上,我把它概括为“生命之桥”),大约表现了20世纪初叶西方人对生命、生活、家庭、事业的错综复杂的情感与认知。手法新颖多变,或借象征喻意,或用写实传神,无不穷形毕相,惟妙惟肖。至于设计师为什么要借助“桥”这个意象来诠解人生,究竟是展示人生在世的生灭流转过程,还是用以象征生命的过渡性、暂住性呢?我一直思忖着。

“生命之树”

前行百余米,过了一处玫瑰园,便来到一座巨型喷泉前面。水池正中塑着四名全裸的壮汉,共同顶戴一个很大很重的盘状容器,泉水从四面溢出,形成高大的水帘。这也许是人生承载过量,不堪重负的象征性显示。耐人寻味的是,透过喷薄的水雾,从四个人的姿势中可以约略地看出,在托举巨盘时,他们的用力是各不相同的。那么,这又暗喻着什么呢?

喷泉四周,有二十组两米高的由树木与人共同组成的青铜雕像。设计师以树木为背景和依托,展示生命演化过程,表现人的一生自婴儿呱呱坠地,逐步成长,历经青年、壮年、老年,最后化为荧荧白骨的自然规律。少、壮、老、死,四个时期各由五组树形雕塑来集中展现,这也可以叫作“生命之树”吧?树枝与树冠各个形态不同,共同构成一个雕塑空间,使之在不同的天气、一天中不同的时刻,随着光影的变化产生不同的效果。生命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再在它的外面罩上一件创意奇特的树形雕塑的玄裳,那它为世人留下的谜团就更是繁杂错乱、难解难猜了。

—有水源,便有生命,便有包括人类、树木在内的飞、潜、动、植,从而构成了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如果说,这个系列雕塑群含有生命之源的意蕴,应该是“虽不中,不远矣”。

—当然,你也可能要说,人类演化的“千里之行”,是从走下树木、走出森林迈出第一步的,“生命之树”昭示了人类进化的源头。这自然也有道理。

—肯定还有一种说法:绿树常青,流泉喷涌,使人想到生机勃勃,生命力的旺盛。这倒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那么,是不是还可以做进一步的猜想:这种人、树结合的意象,也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亲密无间、息息相关的浪漫表达呢?

—其实,如果统观“生命之树”的全部内容,恐怕最本质的还是体现新陈代谢的生命进化过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与生命相对应的是死亡。死是哲学、宗教、艺术的共同背景、共同话题。《法华经》说:“生、老、病、死,四苦也。”佛家把死亡列在“四苦”的顶端,因为它的“圣谛”首先就是教人认识生存的苦难。思考死,对于认识生是有价值的。死亡既是生命的终点站,是每一个生命个体有限时间段的必然归宿,又是精神活动的末端和最终的渊薮,因而也是生存意义和创造力的辩证的、积极的诞生。艺术是从来也不回避和排拒死亡这个人生重大课题的。作为古典型艺术的理想范本—古希腊的悲剧与雕塑,都把死亡作为中心角色加以表现。千古的诗人和艺术家,有谁不是对死亡这一最高的哲学问题和美学问题予以诗意的沉思和哲学化的想象呢!

作为这一系列的有机组成部分,“曲径迷宫”是万万不可略而不顾的。原来,喷泉四周的地面,系由黑白两色的花岗岩镶嵌而成,组成一幅包括十六组细部各不相同,却有一径相通的扑朔迷离的方形图案。为了走出这座迷宫,我大约花了四十五分钟,走了三千米的路程,整整拐了五百个弯儿,最后才算走出了这个“八卦阵”。不禁慨叹一声:哎,人生的道路很少是笔直的,不仅到处都是弯路,而且有时还会闯入死巷,真是回环曲折,崎岖难行啊!

“生命之柱”

前路步步升高,跨上三个层面、几十级台阶之后,就来到整个公园的制高点,站在了堪称全部系列雕塑群的艺术巅峰—花岗岩独石碑的下面。

独石碑呈圆柱形,高十七点三米,重达二百七十吨。按照维格兰的构思图案,三名高级石工花费十四年时间,在上面雕出来一百二十一个裸体人像。里面包括各种年龄、各种姿势、各种生命状态的男人、女人。有的竭力攀附以免悬空坠下,有的患难中伸手援救他人;有的低眉俯首,在命运面前逆来顺受,有的呈半意识状态自然向上伸展,有的极度地勇猛、亢进,奋力拼争。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虬结蟠屈在石柱周围,用冷硬而鲜活的肉体铸成了一棵灵动、炽烈的“生命之柱”。这些显然经过精心筹划的设计安排,究竟要寄寓什么哲思奥蕴呢?

也许可以从作者本人的提示中获得一些信息。维格兰曾把这种群体的运动比作翻腾的波浪,升起—回旋—跌落。细细看去,独石碑底部的人群斜身半卧,果然像是凝然不动的,中间的人群逐渐直立挺起,相互支撑,螺旋式上升,再往上则更趋活跃,攀向顶峰。而高踞峰巅的却全部都是孩子。孩子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喷涌出来的新生力量,象征着人生的早晨,他们应该站得更高一些。孩子是可爱而又可畏的。你看那目光是多么清纯,多么锐敏,多么执着!他们的眼睛使人想到西方名画中末日审判时天使的眼睛。

“人生之柱”的基础部分呈辐射性展开,四周配置三十六组群雕,均以造型简化、线条粗犷见长。题材包罗万象,诸如劳作、聚会、灾变、别离、爱恋、丧葬等社会人生百态和市井、家庭生活,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有一尊老媪的雕像,面容忧郁,脸部沟壑纵横般地爬满了皱纹,乳房干瘪下垂,眼睛深陷,显现出人生迟暮的阴暗、凄凉的心境。另一尊雕塑,花季少女侧头枕臂,神色怡然,似在凝神痴想,又像是沉酣在玫瑰色的甜美的梦幻之中。还有一组群雕,刻画两个顽童在欺侮一个癫疯的老人。整个雕塑群突出灰白的色调,寂静的氛围,使人易于沉浸在深邃的思索之中,探求多彩人生的底蕴。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乎作者的本意?—既然四周的群雕与独石碑合并而成一个整体,那么,它们的意蕴就应该统一加以诠释。如果说,独石碑上的人群作为一个社会集合体,着重显现了人的社会性一面;那么,四周的群雕则是突出了人的自然性一面。合起来,它们成为一部完整的形象的社会人生读本,是用顽石刻就的《百喻经》。其间体现了人类生存竞争的激烈、残酷,也暗含着对于亲情的留连,正义的呼唤;从更深层次上说,也许蕴涵着人类难以解脱的生存悖论—终生处于向往超越却又难以跳出现实泥淖的无奈与无聊之中。我觉得,较之四周的雕塑群,独石碑显然给人留下了更多的遐想余地。据说,维格兰曾经设想,他的这一作品可以解释为“人类的复活”。其然,岂其然乎?

告别了独石碑,沿中轴线继续前行,就到了雕塑公园的最后一部分—“生命之轮”。在一个金字塔形的底座上,安放着一个由四个成人和三个小孩组成的直径为三米的青铜锻铸的圆轮。远远看去,像是设置一个巨大的句号,在为整个雕塑公园做一终结式的告谕。其实,这不过是一个错觉性的巧合。真正的蕴涵也许恰恰相反,它不是在那里宣布闭幕,而是以鲜活生动的形象向游客说明,生命是永恒的,而且在不断地进化,往复延续,生生不已,新陈代谢,未知其终。

“偶在”与“恒在”

参观过全部雕塑作品之后,我又返回到公园的入口处,重新肃立在维格兰的雕像前,在感到异常亲切,也加深了几分理解的同时,不禁对这位伟大的雕塑家平添了无限的敬意。—他是那样出色地以造型艺术解读人生哲学,把炽热的生命活水灌注到冰冷而僵硬的青铜、顽石中去,用栩栩如生的形象来诠释生命、演绎人生。

维格兰于1869年出生在挪威南部滨海小城一个木匠师傅的家庭里,少年时代生活十分贫苦。早期在意大利学习过木雕技术,后来到巴黎师事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雕塑家罗丹。受老师的著名作品—取材自但丁《神曲》的《地狱之门》的启发,他在生命的中后期,花费四十年工夫,创作出了这部具有世界影响的雕塑群体艺术杰作,为其卓立于现代西方美术界之林奠定下了无可动摇的基础。

他的这些杰作,绝大部分为裸体形象,这显然也是接受了他的老师的影响。罗丹有一句名言:“真正的艺术家总是冒着危险去推倒一切既存的偏见,而表现自己所想到的东西。”这种选择,当然也是出于艺术的恒久性与世界性的考虑。人类的母亲,从西方的夏娃到东方的女娲,都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在如斯纯洁、美丽,秀外慧中的女性面前,一切装饰都成了多余的赘物。面对着这些精美的艺术品,人们所感知的无非是爱,是美,是生命力的勃发,是人生“此在”的自觉,而不会有半点邪僻之念,产生一丝的肉欲。

维格兰以其可贵的平民意识、对社会生活深刻的洞察力、无比炽热的灵感和情思,以及特有的生命诗意、生活美感,去践履他的关于美的本质与自然之爱的艺术追求。他没有步文艺复兴以来那些名家、巨匠的后尘,把目光聚焦于血火交迸的历史题材和头上戴着桂冠、闪现熠熠光环的英雄豪杰,而是钟情于那些平凡得像草丛、树叶一般的庶民百姓,—他们既不能左右政治时局的进展,也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然而却展现着人生的根本状态,最具生命活力,也最富真情实感,因而他的作品才使得那么多的观众感到亲切自然,感到由衷的喜爱。

而这种取材和艺术手法,却又并没有妨碍他的作品同时具备着前瞻性和超越性。人生课题,本身就处于哲学与艺术的中间地带,加之,艺术家善于在揭橥那些普通民众的苦乐悲欢中,巧妙地渗透进深刻的思想内涵、独特的人生感悟,以契合现代人的心灵困惑与深度追求,从而使人生百态、生活实景升华为一种文化,里面闪现着智慧的光华,蕴涵着深湛的哲理,产生一种恒久的特殊的魅力。

维格兰得年七十四岁,在艺术家的行列中属于上寿。但就是这样,他也未及目睹生命雕塑公园1944年全部建成之日恢宏壮丽的胜概,因为一年前他就已经因病辞世了。堪资令人欣慰的是,对应于个体生命的“有限偶在”,艺术的生命之华却是“无限恒在”的,它将绵延于悠悠万世,直至地老天荒。


(2002年)



滑铁卢是什么


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区出发,我们一路南行,穿过欧洲有名的索瓦尼森林,直奔十八公里外的小镇滑铁卢。

路上,一位华人司机讲到,两个月前,接待一个来自中国东北大工业城市的参观团,带队的是一位将要退休的女处长。虽然已经“坐五望六”了,但是,精力特别旺盛,白天整天在外参观;夜间,还连续跑了几家商店去购物,香水、套裙、高跟鞋的高级品牌,连在布鲁塞尔住过十几年的他,都叫不上来名字。

这天,听说要去滑铁卢,她问:“去看什么炉?”

导游告诉她是滑铁卢。

又问:“滑铁炉是炼什么的?那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钢花铁水,我都看见过。”

导游说:“是拿破仑的事,与炼钢无关。”

又问:“拿破轮安装在什么机器上?它不也是炼出来的吗?”

答:“拿破仑是个人,不是机器。”

又问:“什么人?”

答:“一百多年前法国一个野心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里有一个滑铁卢战役。”

女处长又说了:“我们的‘三大战役’还没研究透呢,看它做什么!”

因为目的地到了,司机的趣话便到此为止。

大家下车,首先看了竖立在大路旁边很显眼处的拿破仑的铜像。拿破仑戴着三角帽,全身戎装,双臂在胸前抱拢,双脚摆出类似军人“稍息”的姿势。他的身材原本就不高,这个像似乎更小一些,难道是雕塑家有意贬低他,细想一下,恐怕不是。否则,为什么他不雕塑胜利者英国元帅威灵顿呢?

滑铁卢之战发生在1815年6月18日。在这场持续二十四小时的血拼战斗中,法军和英普(鲁士)联军分别阵亡了二万七千名和二万二千名将士,最后以拿破仑惨败而告终。滑铁卢战役宣告了拿破仑政治生命的结束,最后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上,在这个荒凉小岛上,终结了他那传奇性的一生。而“滑铁卢”一词,从此就成了失败的同义语。

二十多年来,拿破仑率领着那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在欧洲大陆上纵横驰骋,多次进行对外侵略扩张和殖民征服的战争,获得难以计数的胜利。仅1875年至1878年,就有战胜奥地利的乌尔姆之战、战胜俄奥联军的奥斯特里茨大捷,战胜普鲁士的耶拿战役和奥尔斯泰特大捷,还有战胜奥地利的瓦格拉姆之战。可是,这些地方却未见一处立有他的塑像;唯独在这里,却以失败者的角色,留下了他的虽不高大宏伟却也气宇轩昂的形象。这令人想起中国的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他,“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喑哑叱咤”,战胜攻取,人们倒不在意,却偏要在他兵败自刎的乌江畔建起了巍峨高耸的霸王庙,你说怪也不怪?

不单单是塑像,这里还建起了一座纪念馆。这是一座白色圆形建筑,像一口面向下扣的浅口圆铁桶,里面环形墙壁上镶嵌着一幅长一百一十米、高十二米的油画,再现了当年大血战的悲惨而壮烈的场面。油画色彩鲜明,形象逼真,一眼望去,刀光剑影,铁骑冲驰,耳边似闻鼓号齐鸣,人喊马嘶。随着画面的展开,像是亲临当年战场,目睹拿破仑骑兵悲壮的败绩。作为近景,在油画与展览馆中心之间,还配有当年战场景象的泥塑,人马杂沓,尸体横陈,歪斜的木板房,丢弃的枪炮,散乱的辎重,配以灯光,与油画浑然一体。巨幅油画出自法国海军画家路易·杜默兰之手。看过了全景画,我们又到对面的小电影院,观看了《滑铁卢战役》的电影,场景真实,构思巧妙,颇有艺术观赏价值。

最后去了一处地处古战场中心的狮子山。山高四十点五米,有二百二十六个台阶,里面埋葬的全是双方战士的骸骨,外面的土是1826年由比利时妇女用背篓运上去的。上有一铁铸的狮子,系用当年战场上的兵器铸成。上面环形大平台的正中,一只长四米五、高四米四五、重二十八吨的铁狮子,雄踞在六米高的底座上,是雕塑大师范·格尔的杰作。这座土山也因而得名狮子山。平台四周围有铁栏,游人可凭栏远眺四面八方的景色。但见南面当年战场为一极开阔的平地。几十里方圆的战场,扇面似的铺开,想象当年法军从南面揳入,普军从东面袭击,英、比、荷联军从北面迎击,一场鏖战就这样展开了。今日耳旁仿佛犹闻杀战之声。天空白云漫卷,欧盟的战斗机往来不停地飞翔,尾部织成网络似的白纹,一片黑云在西天边上浮动,斜晖照射下,山北面的村庄、林地、远处的工厂烟囱历历在目,极为开阔、壮观。

法国大文豪雨果在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第二部里,以很大篇幅写到了滑铁卢之战,据说就是在滑铁卢现场写就的。我们向导游小姐问了作家当年所住的那间小屋,答复是:原在山的东南面,后来已夷为平地,现在只留有一个标志,附上几句说明词。

小说中有这样两段话:


滑铁卢是什么?是一种丰功伟绩吗?不,是一场赌博。

是一场欧洲赢了、法国输了的赌博。

在那地方立只狮子似乎是不值得的,况且滑铁卢是有史以来一次最奇特的遭遇。拿破仑和威灵顿,他们不是敌人,而是两个背道而驰的人。喜用对偶法的上帝从来不曾造出一种比这更惊人的对比和更特别的会合。一方面是准确,预见,循规蹈矩,谨慎,先谋退步,预留余力,头脑顽强冷静,步骤坚定,战略上因地制宜,战术上部署平衡,进退有序,攻守以时,决不怀侥幸心理,有老将的传统毅力,绝对缜密周全;而另一方面是直觉,凭灵感,用奇兵,有超人的本能,料事目光如炬,一种说不出的如同鹰视雷击般的能力,才气纵横,敏捷,自负,心曲深沉,鬼神莫测,狎玩命运,川泽、原野、山林似乎都想去操纵,迫使服从,那位专制魔王甚至对战场也要放肆,他把军事科学和星相学混为一谈,加强了信心,同时也搅乱了信心。威灵顿是战争中的巴雷姆(数学家名),拿破仑是战争中的米开朗琪罗,这一次,天才被老谋深算击溃了。

到今日,滑铁卢战场恢复了大地—世人的不偏不倚的安慰者—的谧静,和其他的原野一样了。

可是一到晚上,就有一种鬼魂似的薄雾散布开来,假使有个旅人经过那里,假使他望,假使他听,假使他像维吉尔在腓力比战场上那样梦想,当年溃乱的幻景就会使他意夺神骇。六月十八的惨状会重新出现,那伪造的纪念堆隐灭了,俗不可耐的狮子消失了,战场也恢复了它的原来面目;一行行的步兵像波浪起伏那样在原野上前进,奔腾的怒马驰骋天边;惊魂不定的沉思者会看见刀光直晃,枪刺闪烁,炸弹爆发,雷霆交击,血肉横飞,他会听到一片鬼魂交战的呐喊声,隐隐约约,有如在墓底呻吟,那些黑影,便是羽林军士;那些荧光,便是铁骑;那枯骸,便是拿破仑,另一枯骸,是威灵顿;那一切早已不存在了,可是仍旧鏖战不休,山谷殷红,林木颤栗,杀气直薄云霄;圣约翰山、乌古蒙、弗里谢蒙,帕佩洛特、普朗尚努瓦,所有那些莽旷的高地,都隐隐显出无数鬼影,在朦胧中回旋厮杀。


站在狮子山上,看着山顶平台一侧那块巨大的金属盘,按照上面标刻着的记号,查找当年滑铁卢战役作战路线和主要战场,发现所绘图标确如雨果书中说的一个“A”字,A字尖顶为英军统帅威灵顿所在,拿破仑在A字右边一画的下端,与他相对应,左边一画的下端,是拿破仑的八弟的指挥部,A字中间的横线,是从奥安到布兰拉勒的一条凹路,这是一条深陷进去的裂谷。拿破仑不熟悉地形,问他从当地找的一个向导,结果中了奸计。这样,当他指挥军队追击威灵顿时,便有大队人马倾陷进去:“那一刹那是惊天动地的。那条裂谷在猝不及防时出现,张着大口,直悬在马蹄下面,两壁之间深达四公尺,第二排冲着第一排,第三排冲着第二排,那些马全都立了起来,向后倒,四脚朝天向下滑,骑士们全被挤了下来,垒成人堆,绝对无法后退,整个纵队就像一颗炮弹,用以摧毁英国人的那种冲力却用在法国人身上了。骑兵和马匹纵横颠倒,一个压着一个,全滚了下去。从此战争开始失利了。”

雨果此书完稿于1861年6月,而他前往采访,还要早几年,就是说,战火硝烟大约已经熄灭了四十年。当时,他说:“在那场伤心惨目的灾难爆发的地方,现在连一点声息也没有了。那条凹路的两壁间已填满了马和骑士,两旁已没有斜壁了。”

那么,我们来时,已经过去了一百八十多年,就更是“江山已不可复识矣”。

除了黯然神伤,简直无话可说。我只是在纪念馆留言簿上,郑重地写下了六个大字:“诅咒侵略战争”!


(2000年)



“架桥者”言


追寻先师孔子的足迹,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美丽、新潮、独具个性的海滨城市巴塞罗那。

显然,这是一种文学说法。实际上,孔老夫子生前虽然也曾“周游列国”,甚而气恼地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其足迹所至,并没有突破中国的两三个省份。就是说,未曾跨出神州半步,遑论浩瀚的欧陆!

不过,如果抛开形迹,就其思想传播而言,便是另一种情况了。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二十七年之久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就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到了1687年,于巴黎正式出版。此后,孔子便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在世界范围内名闻遐迩。过去,看过一份由西方思想学术界排列的《一百名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的名单,孔子赫然在册,位居第五;而在美国人心目中,孔子的地位还要更高一些,他们尊奉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消息报道:1988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宣言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的迅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文化日益呈现出强大的吸引力,在世界上得以广泛传播。中国悠久而独特的文明传统,是创造今天奇迹的原动力之一,这已为更多的人所承认。而对于中国文化兴趣的不断增长,必然带动汉语的推广、传播。于是,以汉语学习与文化交流为宗旨的孔子学院,便像雨后春笋一般,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巴塞罗那孔子学院的行政中心,设在巴塞罗那“亚洲之家”总部,主要是秘书和中方负责人的办公地点。而孔院的教学地点,则不仅是在这座历史建筑里,而且分布于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等一些高校的有关院系。现在,我们正站在“亚洲之家”总部的百年老楼的顶层,听着热情奔放的女秘书介绍“亚洲之家”与孔子学院的开办情况。这里视野开阔,前面正对着著名的神圣家族教堂直插苍穹的尖塔。她以自己有机会为架设西中两国文化桥梁尽一分力量而感到自豪,热情地说,传播伟大中国的文化,推广汉语学习,是一项神圣无比的事业;当然,也非常艰巨,任重而道远,像神圣家族教堂那样,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完成。

步入孔子学院行政中心,迎面就是一尊孔子的塑像。在迢遥万里之外,与这位老先生打个照面,颇感亲切。迎接我们的是两位中年学者。他们分别来自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从名片上了解到,二位的职务分别为主任与副主任,而不是通常的院长、副院长。原来,这里的孔子学院领先一步,已经成立了基金会。由中西两国四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亚洲之家”、巴塞罗那大学、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分别注资,实现强强联合。孔子学院基金会主任为独立法人代表。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了此项事业的合法性与连续性,不会因为某一方情况发生变化或主事者人事变更、兴趣转移而随之改变。应该说,这是孔院创办中的一项新政。

根据协议,孔子学院的活动可以在巴塞罗那上述三个机构所提供的场所举行,其中包括五十多个教室,三个举办会议、展览和表演的礼堂,以及管理工作的办公室等设施的使用。

孔院基金会主任周敏康博士,年纪并不大,却已是西班牙一位资深的汉学家。他以标准而流利的汉语,向我们介绍说,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特别是西中友好关系的深入发展,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相互了解的愿望也逐步加深,汉语学习在西班牙正方兴未艾。目前,全国开设汉语的大学超过四十家,粗略统计,学习汉语人数在一万人以上。在巴塞罗那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也在不断增加。适应这种大趋势,巴塞孔院的设立,为加泰罗尼亚地区民众提供了近距离了解、感受中国文化和语言的契机,使西中文化在地中海之滨和谐交融。

周主任热情地介绍了西班牙人学习中文、为推广汉语“铺路架桥”的逸闻佳话。一位建筑商的女儿,六岁到十一岁时,家里为她聘请一位旅居西班牙的中国台湾人做家庭教师,封闭学习中文。费心费力学这个,究竟会有多大用处?—父母当时承受着很大的舆论压力。后来,她终于学业有成,派上了用场,1978年6月,以中文翻译身份,随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访问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期,她在当地率先发起汉语的学习、研究活动,至今二十五年过去了。

谈到这里,他笑说,巧得很,几个“8”都凑到一起了:1988年,学校开办第一届汉语班时,有十个学生报名选学中文。有的家长说,这简直是发神经。结果,竟有一半人被选入驻华使馆商务处,到中国高就。1998年,校内报名学中文的增加到二十五人,所学专业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发展前途的学科。到了2008年,汉语班报名爆满,形成了红红火火的气氛。

坐在旁边的另一位“架桥者”—巴塞孔院基金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常世儒教授,接着补充了一个小插曲:巴塞市区里有一对夫妇,已经生了个男孩子,最近又领养了一个中国小男孩。为了给两个孩子创造学习汉语的良好氛围,父母两人每天也都跟着学,整个家庭学习汉语的气氛十分浓烈。他们认为,中国前程远大,汉语是未来的世界语言,应该使孩子们及早掌握中文,以便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

听到这些感人的场景,我们深受鼓舞。表示回国后,一定要把西班牙人民对中国文化和汉语的喜爱传播开去,以推动国人学习西班牙语言、文化的热潮,更好地架起两国人民之间的“心灵之桥”、“信息之桥”。相信今后西班牙文化的多元与中国文化的独特,必将成为两国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不竭动力。

关于下一步打算,孔院基金会的两位负责人共同谈到,随着西班牙人对于中国文化交流和汉语学习的需求日益增长,当前汉语教师存在很大的缺口。需要三管齐下,一方面在中国扩大招聘;同时,在中国“汉办”的指导与支持下,有计划地在协作城市开展就地培训;还可考虑试行推广华人华侨汉语教学。关于课程,应该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在保证汉语教学顺利开展的基础上,适当组织一些层次较高的文化交流、学术研讨活动,以满足当地人多层次的需要。


(2011年)



一堂汉语课


实在是孤陋寡闻,过去我对于雅盖隆大学—这座欧洲最古老的学府之一,所知甚少,仅仅听说天文学家哥白尼五百多年前曾在此读书。这次访问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才知道,原来她所依托的正是这座世界
名校。

克拉科夫孔子学院坐落在市中心古城边上,这是一座17世纪的古建筑。我们一踏入校门,就受到了波方院长、雅盖隆大学国际政治系远近东研究院的讲师阿霞博士和中方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孙仲理教授的热情接待。在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指导下,孔子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孔子学院的日常运营和管理。

孙仲理教授向我们介绍:他们的教学工作,中心是推广汉语;学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雅盖隆大学远近东研究院的学生,二是社会上的学员;共分成八个班,初级、中级各三个班,高级一个班,另有一个书法班,共约八十名学生;现有汉语教师八名,四位来自波兰,四位由中国“汉办”派出,其中大陆三名、台湾一名,另有“汉办”选派的两名志愿者。此外,这座孔子学院还与当地一所小学、三所中学合作开展中文教学、中国文化活动,约有学生四十名。

说着,我们就步入了一个教室。四面墙上,悬挂着多张行书、草书、隶书汉字条幅,内容均为中国古代的著名诗文格言,如“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出自任教于雅盖隆大学的一位中国公派汉语教师之手。2008年1月,克拉科夫孔院曾在雅盖隆大学举办过一次中国书法作品展,这些当是其时留下的展品。据说,这次书法展览吸引了数百名波兰书法爱好者,培养了一大批爱好中国书法的人的兴趣。

孙院长告诉我们,一个小时后,这里安排一堂汉语教学课。我们很珍视这一实际体验、现场观摩的难得机会,就先在课堂后面坐下。学生们陆续进来,发现三个中国人在场,便主动攀谈起来。他们都是当地的成年人,从事不同的职业—

玛丽女士是数学博士、大学讲师。她的教学工作安排得很紧,但出于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仍然抽出时间前来学习汉语。

依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不少学生起了中国名字,着中国人日常服饰。郭和祥是一位神父,过去到过中国的台湾。他的理想是终身传教,但一直想望着能像古代的传教士那样,有机会到中国旅行、参观,了解那里的神秘而独特的传统文化。

王兵,个头很高,而且健谈,能以汉语简单地与我们交谈。他旗下有一个公司,是一位企业家。曾经两次到中国大陆旅游观光、洽谈商务。问他:你已经会说汉语了,怎么还来上学?答复是:我的水平还不高,需要进修。他很喜欢同中国人交往,爱好中国文化,平常一有时间就学习中国书法、绘画,练习打太极拳。高林,行政人员;田方,大学生;⋯⋯这里的每个学生,都抱有一种强烈的求学欲望,说起各自学习汉语的经历,妙趣横生,津津有味。

授课者刘润润小姐,湖北荆州姑娘,供职于中国长江大学。她对于每个学生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一个个谈起来,如数家珍。虽然每个学生看来都年长于她,但是,他们都很尊重她。这一堂课程重点是跟着录音听、说汉语。有时伴以老师标准的汉语提问,如:

“中国的北方人,喜欢吃饺子。为什么?”

答:“那里冬天很冷,饺子煮出来,热乎乎的。”

答:“饺子里面包肉馅,很香很香。”

答:“外面刮大风、下大雪,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饺子,很有意思。”

⋯⋯

学生们凭着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一一认真地应答。有的回答不出来,或者闹出了笑话,不免红着脸,耸耸肩膀,腼腆地吐吐舌头。

刘老师走上工作岗位不久,作为文学硕士,原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传播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次应聘来到波兰孔院参与汉语教学。她为有机会从事这样一项意义重大的“铺路架桥”工作,感到欣慰与自豪。为了上好课,她到来以后,首先做熟悉授课对象的摸底工作,包括记姓名、懂职业、知爱好、摸习性;同时,认真了解派驻国的文化习俗,提前跟学生见面聊天;结合学生的实际,把握教学体态语言,思考、设计每一堂课的教学目的、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步骤。她体会到,掌握教学的主动权,是一个艰巨而曲折的过程。如何取得学生的理解和信任,进而运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与文化,使每个学生都能学有所得,这是她时刻思考的课题。

这些热心的汉语传播者,远离乡国,告别亲人,只身在外,生活和工作都比较清苦,却都能通过认真而不是敷衍的、踏实而不是虚浮的授课实践,朝朝日日、默默无闻地为办好孔子学院,交流中国文化、传播汉语,付出可贵的热情和耐心,这使我们由衷地感到敬佩与尊重。


(2011年)



“马背上的水手”


“横在中间的海湾像熔化了的铅般闪着暗淡的光辉,水面上的帆船,有的纹丝不动地躺着,有的随着缓缓的潮水漂流。遥远的塔马尔派斯山,在银色的雾霭中隐约可辨,巍然高耸在金门海峡一旁,这海峡在西斜的阳光中,活像一条淡金色的小道。再过去是辽阔的太平洋,茫茫一片,在地平线上掀起一堆堆滚动的云块,它们正朝陆地汹涌而来⋯⋯”这是九十年前美国著名作家杰克·伦敦笔下的海湾景观,今天看来也并没有什么
变化。

我们是为着访问杰克·伦敦的故居而来到奥克兰的。这是一个与旧金山隔海湾相望的美丽城市。过去只知道杰克·伦敦出生于旧金山,后来随同家人迁到奥克兰。但是,故居究竟坐落在奥克兰什么地方,书上并没有记载,问了周围的许多人,也都说不清楚。

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们如愿以偿。真像古代话本中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天,我们去林肯大学参观、访问。当我从名片上得知代校长瑞普先生是文学系教授时,便向他请教了这个问题。他热情地介绍了情况,并详细画了路线图。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奥克兰市,经过一番寻寻觅觅,终于找到了杰克·伦敦村。

这是一座庄园式的院落,多为二层楼木板建筑。其中一小部分辟为纪念馆,陈列着作家的《生平事迹概览》,用过的实物,以及在美国出版的他的几十种著作。纪念馆中展品十分丰富,最引人注目的有三件,一是镶嵌在镜框中的作家与妻子卡缅恩的合影,二是一只栩栩如生的灰色狼狗的标本,三是一艘木帆船的模型。

看到这只大狗,我立刻想到了《野性的呼唤》中的“巴克”和《白牙》中的“白牙”。杰克·伦敦的这两部长篇小说,均以狗为主人公,分别写成于1902年和1906年。前者描写大狗“巴克”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但野性未驯,终于在狼群的呼唤下,切断了与人类的联系,逃入了原始森林,变成了狼。后者描写狗与狼的混血儿“白牙”,在荒野中诞生、发育,既具有父亲遗传下来的狼的野性,又保持着母亲驯化于人类的狗的温顺,这种本能把它从荒野引到人们居住的帐篷附近。二者活动的舞台,都是发现了金矿的加拿大荒野。

看着这匹狼狗,我还想到了作家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一个寻金者在北极圈冻土带迷了路,同伴抛弃了他。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形下,他颠踬寻路,奄奄待毙。就在生命垂危中,忽然发现了一匹病得很重的狼向他蹒跚走来。此时,他已无力把狼捕杀,当然,病得很重的狼也没有气力咬死他。但是,一场奇特的搏斗还是展开了,最后,他昏了过去。而当病狼拼命地用牙齿咬进他的肉体时,他又重新振作起来,紧贴着狼的喉咙咬去,一股暖暖的狼血流进他的口腔中。故事的结局是北冰洋上的一艘捕鲸船救活了这个已经不省人事的寻金者。

据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妮回忆,列宁在逝世前几天,曾要她朗诵过这篇小说给他听,并且大加赞赏。我想,这是因为小说中洋溢着一种顽强不屈、战胜困难的极其英勇、坚韧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一切正直的人群都是十分宝贵的。

关于这艘木帆船,也是颇有来历的。作家与卡缅恩·基特吉结合以后,十一年间,他们除了在文学事业上相濡以沫,全力配合外,生活上也是步调一致地自由放浪,异想天开。1908年,他们一同登上这艘自己设计的小帆船,沿着南美海岸线航行,去追溯著名作家麦尔维尔《白鲸》小说中捕捉鲸鱼的水域。以后,又乘船到夏威夷群岛,与当地庄园主们结成朋友,深入莫洛凯岛麻风病区,做打破旅行禁区的冒险访问。

杰克·伦敦的这种文学探险事业,在20年代初影响了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们,如海明威与菲兹吉罗等,使他们提出了冲破美国在文学艺术上的地区狭隘性,自愿流放到欧洲去寻找新灵感的主张。但是,杰克·伦敦本人文学生涯的高潮很快就结束了,随着幻想的一个个破灭,最后,不得不回到故乡去建造豪华的别墅,聊以自慰。

从解说员的介绍中,我们知道,杰克·伦敦是跑码头的星相家威廉·亨利·钱尼和孀妇弗洛拉·韦洛曼的非婚生子。迫于生计,他从小就在街头卖报、打零工,小学毕业后进罐头厂卖苦力,常常一口气干十八到二十个小时的活;十五岁时,借钱买下一条小帆船,偷袭海湾中的私人养殖场,做了“蚝贼”;后来,又搭船去过东北亚,在白令海捕猎海豹;回来后在黄麻厂、发电厂做工;不久,又以“无业游民”被关进监狱;阿拉斯加发现金矿后,他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

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中真正的爱好就是读书”。即使在做“蚝贼”、捕海豹的艰危境地,他也没有放弃过阅读吉卜林、麦尔维尔、左拉、福楼拜、托尔斯泰的小说,并拼命地坚持创作。他甚至典当脚踏车和衣服,以便买邮票寄稿子,但大量稿子还是被陆续退回。据说,到末了,他收到的退稿笺串在锭子上,竟厚达五英尺。

在他二十三岁那年,生活上出现了转机,他被奥克兰邮政局录取为月薪六十五元的邮递员。可是,面对这个“肥缺”,他却又犹豫了:既舍不得丢掉这个吸引力蛮大的职务,又不想放弃文学创作,只好恳求邮政局长格外施恩,暂先录取别人,待下一次出现空缺时允许他去递补,结果,遭到了断然拒绝。我想,如果杰克·伦敦当时毅然接受了这个职务,或者奥克兰邮政局长答应了他的请求,那么,大洋彼岸的邮政系统可能添加一名额外的邮递员,而世界文学的天宇中却隐没了一颗闪耀着奇光异彩的巨星。

杰克·伦敦只活了四十岁,在十六年的创作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近五十部文学著作,其中长篇小说达十九部。同时,作为一个社会党人,他以火样的激情不遗余力地宣扬革命思想,愤怒控诉资本主义制度。后来,竟被尊崇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应该说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在他的世界观中,马克思主义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始终交织在一起,一直到死,都在二者之间摇摆、徘徊。这种矛盾也反映在他的代表作《马丁·伊登》等长篇小说中。杰克·伦敦生前曾打算写一部自传,命名为《马背上的水手》,意在点明他既是一个热爱海上生活的普通劳动者,又是一个高跨在马背上的“强者”。但是,由于死得太早,这部作品本人并没有写出,在他死后二十年,由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完成了。

展览大厅中设有一个大型展台,陈列着世界上许多国家用多种文字出版的杰克·伦敦的著作。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图书样本却付诸阙如。其实,我国出版过许多种,只是由于两个世界的长久隔绝,才造成这种“此求彼有两不知”的状态。当我们向纪念馆负责人说明要寄赠杰克·伦敦著作样本时,他表示热烈的欢迎,久久地和我们握手、拥抱。

纪念馆属民间机构,非营利单位,由一位杰克·伦敦的崇拜者自愿担任义务解说员。参观纪念馆也不收取任何费用,随进随出,无人拦阻。但在入口处设置一个玻璃箱,上面标有“欢迎义务捐赠”字样,我们一行人主动解囊相助,表达了中国作家的一番诚意。

离开纪念馆,我们又到街市上徜徉,想努力发现一些作家当年的遗迹。童年的小杰克就读过的公立柯尔小学还在吗?作家终生寝馈其间的奥克兰公共图书馆在哪里?他以八万美元修造的豪华别墅“狼舍”,听说后来被大火焚毁了,于今可还留下一些残迹?长篇代表作《马丁·伊登》中女主角罗丝·摩斯的原型、作家的初恋情人梅布儿住在哪里?⋯⋯

百年时间不到,一切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或者“江山不可复识矣”,令人为之叹息良久。过去以为简·爱重回盖兹海德府所慨叹的: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没变化,而有生命的却变得认不出来了,乃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其实是不确的—没有生命的东西同样在变。本文开头说的海湾景观八九十年没有什么变化,自是文学语言,而非科学表述。应该说,变是宇宙的常现,“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95年)



旧金山掠影

十年前,我有东瀛之行,也许因为是在“一衣带水”的邻邦,那种置身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并不明显。这次赴美考察就不同了,飞机从北京起飞时,上面还有一些同胞,虽不相识却也并不感到生疏;可是,当搭乘东京到旧金山的“全日空”后,眼前便净是或白或黑的面孔,语言也陌生了,一种去国离乡的飘零感油然而生。记得冰心《寄小读者》中有一段话,写她在大洋彼岸的感受:“自此以后,我们所度的白日,和故国的不同了!乡梦里的乡魂,飞回故国的时候,我们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别离的人,连魂来魂往,都不能相遇么!”

当然,我搭乘的是豪华、宽敞的“空中列车”,飘然御空,风雷万里,抟扶摇而直上,优哉游哉,比起七十年前冰心女士所乘坐的海轮,那要快速得多,舒适得多。古代中国僧人“乘桴浮于海”,远涉新大陆的凄苦境况不说了,即使近代去美洲西海岸淘金的华工,也是乘危远迈、冒险犯难的。他们乘坐“三枝桅”的大帆船,航程三四个月到半年不等,快慢要视潮流与风向而定,波诡云谲,风翻浪卷,人们晕眩万状,苦不堪言。想到这里,心里又平静了许多。

关于旧金山,过去所知甚少,搜寻所有的记忆,不过是: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成千累万的华工到这里来筑路开矿;本世纪初,一场大地震几乎把这个城市从地球上抹掉;1945年,联合国在此成立,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后来才迁到纽约,中国是发起国之一;因为旧金山在美国西部,我也常常把它同西部牛仔片联系起来—在急促而奋发的乐曲配合下,银幕上,一个头戴大檐毡帽、腰挎双枪的骑士,乘着烈马在原野上疾驰,越过重重山峦和高高的仙人掌丛,马蹄下荡起滚滚的黄尘⋯⋯总之,一切都是隔膜的,陌生的。

可是,实际一接触,倒觉得这里令人感到亲切。街市稀稀落落,维多利亚式建筑群之间,超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成排成阵的高级公寓,随着山势的起伏向前延伸开来,与祖国的大连、青岛相似。沿海峰峦长年隐在浓雾之中,市景朦胧,如罩轻纱。登高望去,建筑在四十座山丘之上的住宅区,如仙山琼阁一般。

旧金山原名圣弗朗西斯科,亦称三藩市。开埠前本是一片荒山,19世纪中叶兴起的淘金潮,使它迅速发展成为大都市,连同它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也一道繁荣起来。这里像世界许多大都会一样,具有丰富的特产资源,四通八达的交通设施,多姿多彩的文化氛围。长期以来,由多种人种、习俗和文化背景构成的移民意识,逐渐融合与塑造了旧金山人富有渗透性的个性与魅力。这里自淘金时代以来就流传着一句话:“弱者到不了旧金山,怯者不敢闯加利福尼亚。”

旧金山三面临海,一面依山,四季凉爽如春,即使在盛夏也无需冷气空调。今年我们那里夏天奇热,对于炎炎烈日自是避之唯恐不远。可是旧金山,人们却对日光企盼不置。偶有几天气温略高一些,红日当空,迷雾廓散,电视新闻便要发头条消息,气象预报员也嬉开了笑脸。于是,各家老少欢快地走出卧室,踏上门前的草坪,脱掉外衣,横躺竖卧。真正是“一年几见日当头”啊!

旧金山最著名的景观就是桥了。这里,西部、南部靠太平洋,北临碧波粼粼的旧金山湾,港湾内万吨货轮来往穿梭,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港湾入口处名曰金门,一桥飞架,势如长龙卧波,这就是举世闻名、作为旧金山标志的金门大桥。我们这天乘车来到桥头,正在凝神伫望之际,蓦然,天空飘来一片浓雾,半个桥身被埋藏起来,不禁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憾。看着桥下波翻浪涌的洪潮,我突然记起了梁任公的名句“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粼粼相接,如环无端也”,油然兴起了故国之思。

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浓雾渐渐散去,重新把大桥交给了过往行人,大家的心情顿时为之一快。桥身呈珠红色,全部由钢铁构成。中间两座桥墩跨度为世界桥梁之最。桥的两端各有一座铁塔支撑,中间由两条钢缆相连,钢缆粗如电柱,各由两万七千多股钢绳扭成,洵为世界奇观。建桥用了四年时间,1937年投入使用。这是著名工程师约瑟夫·施特劳斯的杰作,桥头筑有他的铜像。桥建成后不久,他便去世了。可以说,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桥上。中国有句古诗:“偶然一曲亦千秋。”西哲也有一句名言:“一个人一生中只要干成一件大事,也就可以不朽了。”这个哲理于此得到了充分的印证。

大桥像一条红色纽带,把海湾地区的几个卫星城市连接在一起。美国西海岸的大动脉—著名的一号公路在此通过,使金门大桥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桥梁之一。

然而,这座闻名世界的大桥还有一个可怕的名字:“死亡之桥”。原来,大桥建成后,经常有人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原因各种各样:失恋,失业,生活无着,或感到前途渺茫。据统计,大桥建成五十多年来,从金门大桥上跳海自杀的已有一千多人。这又是那位伟大的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我们发现,有关当局已在桥身两侧,架设了一层带栏杆的铁丝网,以阻止这种“美国方式”的轻生举动。

我们辞别了金门大桥,又来到号称“世界上最弯曲的街”—九曲花街观光。这是一个颇有意趣却很容易被忽略的去处。所谓九曲花街,原是一条从小山冈向下倾斜的街道,名为林弼街。车辆只能由上而下单向行驶。旧金山市区本来就建在丘陵地带,随地都是高下起伏,而倾斜度最大的当以此街为最,大约在40度左右。市政厅特许,那里的住户可以把花圃伸向街心,但不能整齐划一,必须犬牙交错。这样,当汽车向下行驶时,就要弯弯拐拐,做锯齿状下旋,既缓解了坡度,又增加了情趣。

花街的得名,源于又弯又陡的车道两旁种满了五彩缤纷的鲜花。可是,坐在汽车上,人人都提心吊胆,冷汗涔涔,什么也顾不上欣赏。因为只要司机稍一疏忽,或者汽车临时出点故障,就会车仰人翻,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虽然置身花团锦簇之中,却什么也无心赏玩。直到汽车走到尽头,停在平地之上,人们才放下这颗惴惴不宁的心,回头凝望着那壁立的花街,充满无穷的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我想,这和七色人生颇有些相似:当年轻力壮之时,奔波世路,闯荡江湖,身旁纵有千般旖旎,万种奇观,也因为要赶赴征程,无心玩赏,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列车为奔赴一个遥远的目标,错过了多少身边的风景!”而一当走下工作岗位有了闲暇余裕,那似锦年华,如花丽景,却已成了明日黄花,逝者如斯,无从追索,统统付与淡淡的追怀。

对中国客人来说,旧金山最具吸引力的要算中国城了。这里有美洲各埠中最大的唐人街。入口处有一座东方建筑风格的牌楼,红色圆柱,绿琉璃瓦遮檐,过街横额上刻着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一带,街道最繁华,商店最密集,人流最拥挤。一座座阁楼高耸,中文招牌林立,邮局、书店、会馆、酒肆、中药铺、功夫馆、古董店、神庙、祠堂,应有尽有,驻足其间,颇有置身香港、九龙之感。

“华埠”,说来好听,其实这里乃是血泪交迸之地。最早在唐人街落脚的,是一群破产的中国农民,他们出洋谋生,淘金筑路,选择靠近海边的荒地,支起帐篷、木架,聚众而居,守望相助。后来,华人渐渐增多,这里便成了一个集中区域,建起了楼屋、街市。大地震之后,一切都荡然无存,只好筚路蓝缕,重建家园,再创一种新生局面。美国到处充满竞争,在唐人街这种古色古香的地方,也不例外。此间店家云集,但盈利颇丰者甚少。许多人开店设肆,惨淡经营,名为老板,实则比打工好上不了多少,无非更加费力耗神罢了。特别令人倒抽一口冷气的是,几乎每隔几天,都会出现旧店倒闭、新店挂彩营业的现象。三年五载过去了,在过路人看来,街面变化不大,但当地人清楚,许多店铺经过巨浪淘沙,已经更换了几代主人。

唐人街茶馆很少,只有零零散散的小咖啡屋,常客是一些身躯伛偻、形体清瘦的老年人。早年间,他们拼出自己的全部血汗,为子孙后辈在这块充满风浪的地面上闯出一条生路,勉强地立下脚跟,而他们自己却已力尽筋疲,像潦倒疆场上的衰颓老马一般,再也无力南北驰驱了。只好在风日晴和之际,几个老人凑在一起,以咖啡代茶,搅拌数杯往事,夹杂几许凄凉,追怀少日情景,或者谈论一番故乡风物,算是晚年的一种慰藉。

在闲谈中,听到一位朋友谈起了华人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的贡献。当年,那里的“淘金热”吸引了大批中国人渡海前来。原本不毛之地的加利福尼亚,一变而为繁荣昌盛的西部大州。加州黄金的发现,使美国成为黄金大国,在世界上吐气扬眉。据一份资料记载,1855年加州有华工三万多人,其中多半在金矿,他们的税负很重,成为当日加州的主要税源。黄金淘尽,华工无业可就,便在废矿区开辟了菜园、农场。以后,又投入了横贯东西部的铁路建设。他们在挖矿、筑路、开辟草莱中,死伤累累,那些幸存者成了今天许多美籍华人的祖先。可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灾难降临,大资产者为转移视线,又制造了“华工夺去当地工人饭碗”的舆论,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限制华人入境条例纷纷
出笼。

旧金山湾里有一座天使岛,亦称埃伦岛,望去宛如翡翠盘中一颗闪闪发亮的明珠。可是,这里却凝结了华工几十年的血泪。从1910年到1940年的三十年间,岛上的移民拘留所曾监禁中国移民十七万多人。监禁时间,少则几个月,多则三四年。每日每人八分钱伙食费,睡三层木架床,几十人挤在一个屋里,没有行动自由,只能在床上辗转反侧。审讯非常苛刻,竟至蛮不讲理。有的人不堪折磨虐待,愤而自杀;许多人题诗泄恨,后来有人专门编成一本《埃伦诗集》,其中有这样两首:


闷处埃伦寻梦乡,前途渺渺总神伤。

眼看故国危机甚,一叶飘零倍感长。


伤我华侨留木屋,实因种界厄瀛台。

摧残尚说持人道,应悔当初冒险来。


至今,一些老华人提起这座集中营来还悲愤填膺,他们甚至很怕向天使岛瞭上一眼。当我们提出要到岛上看看,他们连连摆手,说:“算了,算了!”

算了,我的文章也就此打住。


(1994年)



把望远镜掉过来看

在我到过的独联体、东南亚、北美、西欧的国家中,涉及那里的作家生活、文学创作活动,我印象最深的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圣彼得堡,19世纪上半叶那里活跃着一个作家群;一个是巴黎的蒙马特公墓,里面埋葬了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另一个就是纽约,从18世纪初一直延续到当代,这里出现了一批知名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际文坛上曾产生过重大
影响。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充塞于头脑之中的,不是那些触目皆是的“石屎森林”,也不是那种光怪陆离的都市景象,而是那灿若群星的纽约作家群及其所创造的林林总总的文学形象。

我首先想到的是欧文。人们当会清楚地记得,这位出生在纽约,堪称美国文学之父的小说家、散文家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纽约外史》,淋漓尽致地讽刺了荷兰殖民者在纽约的统治,曾受到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激赏。

当然,人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纽约作家惠特曼的《草叶集》。在恢宏、绮丽的诗章里,诗人创造了“人”的光辉形象,一种惠特曼式的新型的人。他们身体健壮,心胸开阔,有崇高理想,永远乐观,从事劳动创造,鲜红的血沸腾着,好像那消耗不尽的力量的火焰。

与惠特曼同年出生在纽约的赫尔曼·麦尔维尔,也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他的杰作《白鲸》,是一部绚丽多彩,蔚为奇观的经典性作品,堪称一首威武雄壮的海洋叙事诗。一个多世纪以来,书中主人公充满艰难险阻、英勇壮烈的奋斗生涯,那种坚忍不拔、死而无畏的顽强拼搏精神,一直激荡着人们奋进的心弦。

在《白鲸》中,作家通过象征、烘托、借喻、曲笔等表现手法,翔实地描写了19世纪捕鲸者的紧张、惊险的生活,叙述了曲折跌宕的故事,刻画了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抒发了他对美与丑、善与恶、文明与野蛮、民主与奴役、命运与自由的独到见解,表达了他对普通人民特别是黑人的深挚的同情。但是,这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由于思想超越了当时人们的理解能力,以致长期受到文学界的冷遇。直到作家去世三十年后,人们才开始注意它,于是,又是出作者全集,又是写传记、拍电影,闹得沸沸扬扬。这也是古今中外文坛上常见的、令人为之扼腕的现象。

过了将近一个世纪,1915年在纽约又同时出生了两位作家,这就是赫尔曼·沃克和阿瑟·密勒。前者以长篇小说《战争风云》叱咤文坛。这部作品和美国其他战争小说不一样,不是局限于一个战区、一次战役,也不是仅以战争为衬托背景,展开种种矛盾、冲突,实际上与战争关系不大;他的这部作品是从政治、外交、军事以及整个战略思想的全方位,正面反映这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战争,是当代西方文学中很少见到的一部规模宏大的史诗。

阿瑟·密勒算得上当今美国剧坛的第一号人物。在美国的剧作家中,能够排列在他前面的,只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还有田纳西·威廉斯,但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世了。密勒是犹太人后裔,青年时代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由此,终生他都关心社会问题与人类命运。他创作出三十来部作品,1949年由于典型现代悲剧《推销员之死》的上演,进而成为世界知名的剧作家。对于他,中国观众是熟悉的,1978年秋他曾访问过中国,《推销员之死》也在北京上演过。

剧本以一位上了年纪的推销员被老板辞退后驾车自杀的悲剧,揭示了“美国梦”的社会现实的虚幻。这是一部撼人心弦、发人深省的佳作,广大观众称之为“一枚埋在美国资本主义大厦下面的定时炸弹”。推销员威利的结局是三四十年代千千万万普通美国人的人生悲剧。剧作家是这样陈述他的创作意图的:我“要在那些新老板和扬扬自得的王公面前,横陈一具他们的信徒的尸体”。

在表现形式上,这部剧作也是独树一帜的。它将类似电影艺术中的闪回手法成功地运用到舞台上,并通过灯光变化等手段,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幻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从而获得了突出的艺术效果,可说是现代戏剧技巧与严肃社会主题完美结合的一个典范。

这里顺便补缀一句,已故著名性感影后玛丽莲·梦露曾是他的前妻。但是,终因二人—一个思想深邃、极为自负的剧作家和一具头脑空虚、精神贫乏的美丽肉体,在性格、智力、修养方面的巨大差异,而导致离异。

应该说,纽约这个地方,对于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是颇富诱惑力的。纷繁万状的世相,你死我活的争夺,随时发生在作家的身旁,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触发着他们的灵感,为他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也许正是有那么多的作家从纽约起步,或者以纽约为创作背景的重要原因。

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南部,有个著名的格林威治村。说是“村”,其实并非乡村,而是这个大都会中一个比较幽静的所在,历来是作家、艺术家喜欢居住的地方。在这里的咖啡馆,你常常可以听到涉及文学艺术课题的交谈;漫步此间一些公寓和住宅的门旁,你会发现一个个铜牌,从而得知埃德加·爱伦·坡、托马斯·沃尔夫、亨利·詹姆斯、尤金·奥尼尔等,曾经在这里居住过。

这些作家、艺术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至漫步在纽约街头,无时无刻不感到他们的存在。诚然,这里有难以计数的齐云摩天的高楼广厦,有熙熙攘攘皆为利谋的各种肤色的人群,有经济、政治、军事、贸易方面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激烈争夺,有五光十色的西洋景、众生相,但都掩盖不了文学创作的光辉。

它们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由于国情的差异、民族的隔阂、语言的障碍,我们这些他乡游子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之后,不仅“举目有山河之异”,而且社会人情各个方面都感到生疏、隔膜,交往的圈子很窄,没有机会同平民百姓接触,加之,时间短暂,行色匆匆,手抚一斑,难窥全豹。一条重要的沟通渠道,就是借助于文艺作品。比如,一些作家描写过的纽约的种种人情物态,一些摄影师、画家提供的市井风情画面,都为我们认识大洋彼岸这个极具特色的国度创造了条件。这次身历其境,置身于百老汇街、时代广场、中央公园、五大道⋯⋯居然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将社会真实描述给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产生一种由衷的感佩。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细心地寻觅“二十号街”的踪迹,为的是想亲身体认一下出生在纽约的著名进步作家艾伯特·马尔兹笔下的《二十号街的星期日早晨》的实况:大街上阳光灿烂,一群穿着节日服装的孩子正在玩球,跳绳的小姑娘发出“踢嗒、踢嗒”的声响,一片繁杂、热闹景象。突然传出“有人自杀了”的信息。街坊邻居以及收尸工人对这种人间悲剧早已麻木得无动于衷。公寓楼上的窗口出现许多面孔,谁也不说话,谁也不走开,谁也不下楼。不久,房东太太在事主大门的玻璃上挂上了“空屋出租”的牌子。着墨不多,而人情世态毕现无余。

街头闲步,见到前面有一座歌剧院,刚好散场,人们挤挤撞撞,匆匆离去,我却久久伫立,深情地注目。心想,这也许就是美国女作家埃迪丝·沃顿《天真时代》中描写过的剧院哩。观众里面,有没有那位伯爵夫人奥伦斯卡呢?

记得小说是这样描述的:某天晚上,纽约一家歌剧院的包厢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穿着与众不同的奥伦斯卡伯爵夫人身上。她的丈夫是个行为放荡的波兰贵族。为了摆脱他的羁绊,她返回了故乡,渴望离婚,却又慑于社会舆论压力,心情十分苦闷。她与新派律师纽兰·阿哈,通过频繁交往,由相知、相悦而相爱,但却受到同样爱着阿哈的表妹的干扰。作家通过深入描写阿哈同两姐妹的“三角恋”,反映了由于习惯势力这堵墙的阻隔使真正的爱情无法实现的悲剧。

小说的结局是这样的:三十年过去了,表妹和丈夫都已经去世,分处两地、久久离别的这对情人,有了结合的条件。这天,奥伦斯卡夫人邀请阿哈带领他的儿子前去做客。阿哈如约而至,但在最后一刻,他只让儿子进屋,自己却凝望着楼上的灯光,在窗外伫立着。他唯恐爱情的甜美回忆,会无情地被历尽沧桑的自己的衰老形象所粉碎。小说具有优美、醇厚的艺术韵味。

我漫步在纽约街头。这里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富可敌国的豪商巨贾在进行着紧张、繁忙的经贸活动。然而,我想到的却是两桩发生在纽约市区,微不足道却震撼心灵的“买卖”。

一桩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中所描写的,圣诞节的前一天,住在与贫民窟相差无几的公寓里的德拉,正在愁着没有足够的钱为丈夫杰姆买一件圣诞礼物。她刚刚哭过一场,此刻站在镜子前,望着美丽的披肩秀发,毅然决定卖掉它,以便用来购买礼品。这样一来,她到底为丈夫买到了一件圣诞礼物—为他那块祖传三代的金表配上了一条金表链。

晚上,她煮好了咖啡,等待丈夫归来。可是,杰姆回来后,一见德拉的短发立刻怔住了。原来,作为圣诞礼物,他为德拉买了美观大方的镶着珠宝的高级发梳,但是,长长的秀发却已经不见了。德拉一边安慰着丈夫,说:“没关系,我的头发长得快。”一边拿出她为丈夫买的金表链。可是,她哪里知道,杰姆为了买这把高级发梳,已经把金表卖掉了。真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可贵的是,他们没有为日常生活的拮据而丧失其美好的感情,都想为对方献上一份爱心。这种事情发生在物欲横流的商品化社会里,就弥足珍贵。作者欧·亨利与埃迪丝·沃顿同龄,(看,又一对同龄的美国作家!)虽然他不是出生在纽约,但曾长期居住在这里,经常出入于贫民公寓、小客店、小酒吧、下等剧院,广泛接触下层人民,一直自认为是四百万纽约小市民中的一员。

另一桩“买卖”反映在短篇小说《灾星》里。作者杜鲁门·卡波特运用“意识流”的表现手法,把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刻画纽约小市民、女主人公迪尔维亚的贫穷与孤独。迫于生计,她卖了妈妈送的手表,卖了獭皮大衣,卖了晚上出门用的金网银提包,待到手头再没有东西可卖时,就如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在《屠场》中借马利亚之口所说的:“人到穷苦无告时,什么东西都会出卖的。”她就以五美元的代价出卖自己的梦。但是,失去了梦,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幸福,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因此,她又冀求再把梦找回来。作者就这样迂回曲折地通过畸形怪诞的形象,表现了小人物的绝望与辛酸。

这可说是最为凄神寒骨、令人心灵震撼的。如果认为欧·亨利的小说是“含泪的微笑”;那么,看过《灾星》之后,恐怕是绝对笑不出来的。悲哀如果还有泪、有笑,则人心尚有感、有觉,此可谓悲哀之最初境界;若是到了泪与笑都没有时,则为彻底的悲哀,自是悲剧的最深层境了。

有人说,短篇小说好像都有国籍。意思是,各国的风格独具。比如,19世纪的莫泊桑、梅里美、左拉的作品带有鲜明的法国风味,一般都要叙述故事,而且围绕一个情节展开,故事主题又尽可能奇特不凡;契诃夫、柯罗连科、屠格涅夫的短篇小说,则是朴素无华、日常生活化的,同时又体现了情感化和严肃性,一眼就能看出俄国短篇小说的特点。

而美国短篇小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到现在也不过一百五十几年,但它在欧美文坛上,却是成果辉煌,唯一可与俄、法并称,鼎足而三的。英国作家毛姆甚至认为,“不只一次,美国短篇小说深刻地影响了别的国家短篇小说的写作实践”。从上述提到的几个短篇,大体上也能看出所谓“美国性”的独特风格,即更注重想象,追求奇异的情节;同样是反映现实,但方法却好像是把望远镜掉转头来,从物镜一端看出去,现实依然可见,只不过被推到了很远很远的背景上。


(1995年)



曼哈顿的“西洋景”


小时候,每逢过年前后,最开眼界的是到故乡小镇上看“拉洋片”(实即幻灯片)。操作者口里唱着“往里面瞧来往里面观,西洋景致不一般”,然后就一片接一片地拉开屏幕,把摩天楼、大马路、金字塔等国外各种景观展现给观众。这不仅对少年儿童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我的有限的压岁钱一多半都送到这里来了,而且,成年人看了也是兴味盎然,记得那些天我的两三个族叔几乎一天不误地守候在那里。

这次访问美国的大都会纽约,住在曼哈顿区,算是身临其境地观看了一回“西洋景”。整天与摩天大楼相对,不禁勾起了儿时的记忆,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这一带高楼密布,街巷成为“密林中的小道”,显得十分狭窄,人们似乎头碰着头,手拉着手,拥塞得很,而且只能仰观,不能平视。这对久居平原、视野开阔的人来说,是极不习惯的。

此间有号称“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帝国大厦,共一百零二层,高三百八十米;但它的世界冠军地位,近年已被身旁的高四百多米、一百一十层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所取代。克莱斯拉大厦七十七层,华尔街“60段塔”七十六层,曼哈顿银行七十一层,REA大厦七十层,这些都是它的弟弟、妹妹。地处曼哈顿南端的华尔街,集中了美国最大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成为美国金融帝国的象征,可是,它长仅五百米。而长达二十九公里,号称“纽约街道之最”的百老汇就在它的身旁。作为娱乐场所的渊薮,这里有许许多多剧场、影院、舞厅、夜总会,还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与娱乐综合体—洛克菲勒中心,包括二十一座建筑物,单是餐厅就有三十家,加上各种商店、诊所以及民航、铁路、轮船公司、各个国家的旅行社等形形色色的服务性行业,形成了一个几乎独立于纽约之外的“城中之城”,平均每天吸引游客近二十万人。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属于人文景观的“西洋景”,足资记述的也不在少数,还是先从同性恋者大游行写起吧。

一星期之前,我们在旧金山市入境,行囊甫解,居停主人就说:“你们晚到了一天,丧失了一次大开眼界的机会—昨天这里有十三万同性恋者上街游行,市长走在最前面,为游行队伍开路。”

我大惑不解地问:“市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也是同性恋者吗?”

“当然不是。”主人说,“但他不能不表示支持,否则,选票就丢得太多。”这样一个盛大的场面没有看到,自是有些憾然。不料,几天后在纽约竟有机会目睹了声势更大、规模可谓空前的国际同性恋者大游行,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这一天是6月26日,星期天。中午,我们在临街的饭店就餐,发现窗外走过许多对对双双的同性男女。他们一般都做夫妻装扮,携手并肩,无比亲昵。男性同性恋者,一般都戴单个耳环,身后裤兜掖一条白手帕;女性的没发现有什么特点。出于好奇,我们很想过去拍几张照片,但心存顾忌,唯恐引起当事人的不快。后来,发现他们根本不在乎,有的还停下脚步,等我们拍摄完再走。原来,他们都是赶过去与大队伍会合的。

一个小时之后,就见塞满街衢的游行队伍,由两三千人托展着一面长一千六百米长、宽九米、重三千四百公斤的特大彩旗为前导,长江大河一般滔滔滚滚、浩浩荡荡地奔腾呼啸而来。据说,游行者不仅来自全美各地,还有英、法、德、南非、哥伦比亚等四十多个国家的同性恋者参加,包括围观助阵者在内,达一百一十万人。他们齐声呼喊着“反对歧视同性恋,传统应该予以认同!”“为争取同性恋合法权利而斗争!”等口号。街道两旁观众如堵,围得水泄不通,不时腾起欢快的鼓噪声、呼叫声。我们走过曼哈顿的几条主要街道,都曾与游行队伍碰面。由于汽车无法通行,这半天的访问计划已全部告吹。

这次国际性的同性恋者游行集会,是为了纪念纽约抗暴事件二十五周年。1969年6月27日晚,美国警察突袭了纽约格林威治村一家同性恋者常去聚会的酒吧间,爆发了持续三天的抗议示威活动。同性恋骨干分子把这一抗暴活动视为当代男女同性恋者权利运动的开端。

这次百万人大游行进行得十分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挠和暴力干预。纽约市长朱利安尼通过新闻媒体赞扬游行组织者的才能,对警方维持了良好秩序予以表彰。但游行者多数对现状不满意,不抱乐观态度。有的说,尽管二十五年来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许多人在家乡并不能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者身份;要消除社会各界对同性恋的歧视及找到治疗艾滋病的途径,还需要做很多事情。许多游行者表示担心,如果其性取向暴露了,就将失去工作机会。

来自美国南部亚利桑那州的政府公务员D.M不愿被人拍照,担心回去受到革职处分。他说,想到这里,不由得冷汗淋淋,心中惴惴。两个来自俄亥俄州的女同性恋教师也有同感,当即附和说,她们的名字如果公布出去,很可能被学校炒鱿鱼。我们原来就听说,在美国,即使找不到异性舞伴,同性的也不能双双起舞,否则就会被认作同性恋者,旁人会投以责备的目光。通过和他们交谈,得到了证实。

这次集会,也是全球亚裔女同性恋者的第一次会师。一百多名亚裔女同性恋者,从欧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北美各地赶来参加集会。负责筹划此次活动的“亚裔女同性恋者联络网”纽约分会,包下了曼哈顿时装科技学院的整栋宿舍,并举办了多项内容的讨论会,以便互相交换信息,扩大交流。来自马来西亚、目前正在美国修读化学博士学位的S女士,两年前确定了自己的性取向,在这方面十分活跃,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她的父亲认为,女儿是被美国的思想潮流所毒化了。来自中国台湾的陈女士,在美国一家公司供职。她说,同性恋在台湾只能以传统世俗的包装掩饰着,到目前为止,她的身份尚不为父母、亲友所知。

游行结束后,约有十万人冒着暑热出席了在中央公园举行的集会。前几天,在纽约扬基体育馆曾举行过有五万人参加的第四届同性恋者运动会,一万一千名运动员分别来自四十四个国家。下一次赛会,四年后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

同性恋现象殊难理解。据婚恋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这属于性反常和心理变态的典型表现。其重要特征是爱慕同性而厌恶异性。实际上称为“性颠倒”可能更准确些。这种现象青春期出现较多,可能维持终生,也许会半途削减,成为整个正常发展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不少同性恋者,其他方面与正常人无异,只是在性生活问题上不能与人类文明同步。其成因,有的科学家从生理方面加以解释,认为有些人生来对异性不感兴趣,乃是由于脑垂体构造异常;也有的认为,异性相吸是因为人的大脑中一种类似氨基丙苯的化学物质起作用,缺乏这种物质,异性即失去吸引力。但是,总体上看,社会性的因素占的比重应该更大些,否则就难以解释:这类性取向何以在美国特别是纽约非常多。

曼哈顿的另一奇观,是满街不堪入目的“涂鸦”恶迹。除去一些特别重要、非常显眼的高层建筑,由于那里终夜灯火通明和有人看守,因而比较干净外,其他建筑物以至一些橱窗、汽车、集装箱上,到处涂满了各种颜色的莫名其妙、荒唐可笑的图案。人们把它统称为“涂鸦”。它们究竟表现什么内容,由何许人所为,谁也讲不清楚。一般地认为,它植根于一些美国青年对社会与未来失去信心但又找不到出路,以致空虚无聊、愤世嫉俗的反叛情绪。这些人往往在夜深人静之时,手持装有涂料的喷涂器一类东西,见到平面就乱涂一气儿,尤以纽约地铁为最严重。只要走进地铁车站,就会看到车厢与四壁被涂得一蹋糊涂,脏乱不堪。

据说,“涂鸦”行为肇始于1965年,当时有个名叫塔基的青年,用斗大的字在车厢上涂写了自己的名字,后面缀有自家的门牌号码“138”。谁也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但这种做法立刻风行全国各地,人们纷纷效仿。从此,地铁车厢与四壁很快涂满了横七竖八的人名和数码。开始时管理人员还下力擦洗,但越擦越涂,越涂越多,总也擦不干净,只好听之任之。而后便逐渐蔓延开来,楼堂馆所、巷尾街头,几乎无处无之。有关单位开始也是尽力设法铲掉,后因除不胜除,只能徒唤奈何,结果造成一种社会公害。

警察当局对此非常恼火。为了惩治、搜捕那些“涂鸦大王”,费尽了心机。报载,有的采取了诱骗手段,引他们自动上钩。便衣警察通过媒体公布,一家环球制片公司征集“涂鸦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如能中选,作品可在电影纪录片上放映,并组织作者免费去洛杉矶好莱坞影城游览。结果,一批小青年纷纷前往“征集处”填写自己的“涂鸦”活动范围和出示真实“作品”的样品,有一些还当场试涂、献技。这样,一些破坏公物的“涂鸦”分子陆续被捕。有的直到锒铛入狱时还问:“免费游览好莱坞,什么时候兑现?”

在这个当今最现代化的大都会,还存在着一种最古老的行业—卖淫。特别是自从美国国会1960年修改了色情管理法例,放宽了这方面的限制,色情淫乱活动化暗为明,愈行猖獗。而地处曼哈顿心脏部位,堪称繁华富丽之地的“时报广场”一带和42街,尤为集中突出。世界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污浊下流的东西,在这个“黄色世界”都能看到,什么性影院、性商店、性表演、性磁带、性杂志,等等,应有尽有。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头处处,但见一些妖艳的女郎列队门前,浓装艳抹,搔首弄姿,以吸引那些“寻芳逐臭”之徒;有时遇到单身男客,竟蜂拥而上,毫无廉耻地公开议价;也间有年轻貌美的男妓,同样炫姿弄色,干着出卖肉体的勾当。

向来,色情、淫乱与暴力、吸毒是紧相联系着的。这一带也是毒枭出没、暴力凶杀抢劫的罪恶渊薮。市中心矗立着一块大型电子显示屏,俗称“死亡表”,随时报道全国各地被凶杀的人数。一到纽约,我们就被告知:“千万多加小心!”因为这里的盗窃犯知道到此出差的中国客人没有信用卡,随身带有现金,很容易成为猎取对象。

面对着曼哈顿的种种“西洋景”,我记起了当地一家报纸对纽约的评论:这是个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害怕,既充满希望又到处令人失望的城市。这里是物质丰富,科技高度发达,而精神空虚,生活质量低下的世界。这里美丑并存,薰莸同在。


(1995年)



从“影都”到“乐园”

旧时中国戏院常挂一副这样的对联:“谁为袖手旁观客,我亦逢场作戏人。”说的是座上客与剧中人原为一体,意义十分深刻。可是,实际上难以落到实处,毕竟唱的归唱,听的归听。这次在洛杉矶参观迪斯尼乐园和好莱坞影城,我倒觉得,那里的许多节目都体现了观众实际参与,与表演者融为一体的要求,可说是:原无袖手旁观客,都是逢场作戏人。

比如,在影城好莱坞,我们通过参观,实地经历了一场模拟性大地震,大家都毫无例外地着实受到一场惊吓。十年前,我曾亲身经历过海城、营口的大地震,那种惊心动魄的情景,至今还时萦梦寐。可是,即使我这个“曾经沧海”的人,当乘坐影城的旅游车徐徐驶入地铁车站,车身尚未停稳,突然间猛烈摇晃起来,车窗外面,地动山摇,烈焰冲天,房倒屋塌,地下水汹涌奔流,眼看就要把铁道淹没⋯⋯尽管是模拟性的8.3级地震,我还是惊骇万状。由此,也可以看出它的逼真程度。当然,我这里主要是说,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观众参与。

迪斯尼乐园最引人入胜的节目是“海盗洞历险记”,同样体现了观众参与的特点。这里再现了16、17世纪加勒比海上的海盗生涯。我们来到海盗洞前,首先看到一个充满恐怖与神秘气氛的“骷髅”标识,它似乎在向游客昭示:做好思想准备,眼前即将进入一个惊险世界。

果然,当我们在满挂着各种图腾物与许多人头骨的阴森可怖的码头登上一艘平底汽船后,立刻开始了一场神经始终紧张的蛮荒历险。汽船先是在浩瀚的海域航行,突然与几艘迎面袭来的海盗船遭遇。顿时,号角齐鸣,炮火连天,我们的汽船在交战双方的火力网中穿行,人人提心吊胆,幸好炮弹只是擦着船舷而未落入舱中。接着,海盗攻陷一座海岛上的城堡,城内火光烛天,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头裹黑巾、手持利器的海盗,肆意烧杀抢掠,追逐、搂抱妇女寻欢作乐,最后还把市长投入井中。汽船上的游客惊魂未定,忽然又被载入一条河流里,两岸遍布着热带雨林,鳄鱼张开血盆似的巨口,露出一排尖利的牙齿,做待人而噬状,样子十分吓人。船拐了个弯儿,又见河马从水中探出头来,旁边有一头大象在嬉水,顽皮地用鼻子向游客喷水。在一个岛屿上,一群少女正欢快地跳着草裙舞,展现出一种干戈化为玉帛的和平气象。随之,汽船也就返航了。

好莱坞影城和迪斯尼乐园的设计者,独具匠心,充分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在地面、地下、空中的永久性游乐场地,运用光学、声学和生物学的原理,通过各种电子仪表和计算机控制着众多的活动模型。人们在这些科学世界和神秘迷宫,可以看到远古时代的洪荒未辟的景象,和现代以至未来世界中的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增加了天文、地理、历史、生物、航天、航海等多方面的知识。迪斯尼乐园的“遨游太空”,在这方面颇具代表性,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高科技的水平。

我们一登上太空飞船,立刻就被保险带紧缚在太空椅上。灯光忽地熄灭,舱内一片漆黑,太空飞船剧烈地摇晃、震荡起来。面前展现出浩瀚的星空,在蓝色的天幕上布满了闪着光亮的星河、星座。流星群猛然袭来,飞船上旋,俯冲,左闪,右避。眼看一颗巨大的流星即将与飞船对撞,游客惊恐万状,呼叫不停,幸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飞船一个俯冲闪了过去,避免了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人们长出了一口气。飞船安然脱险后,继续在缀满繁星的天宇中漫游,载着游客饱览各种宇宙奇观,最后稳稳地降落在地球上。场上华灯顿时明亮起来。

我忙于四下探索,想看个究竟:飞船航行的场地到底有多大,能容得下我们如此这般恣意遨游?但很快就发现,飞船实际上原地未动,只是太空椅前后、左右、上下摇晃;正前方的观察窗对着一方银幕,飞行过程中,银幕放映着各种太空景象的电影;配合各种景观,太空椅做相应的摇晃、摆动、俯仰,从而造成一种飞船在太空中遨游的幻觉。真是奇欤妙哉!如果不借助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绝对无法实现的。

这两个娱乐王国,正是依托于高度现代化的科学技术,通过各种布景、灯光、音响效果,使游客饱游饫看了千般奇险、万种迷离的西洋景,时而置身科幻世界,时而进入冒险乐园,时而海底潜行、孤岛漂泊,时而太空探险、蛮荒猎奇,时而涉足罗马古城,再踏进拓荒时代的美国西部古镇,时而观赏瑞士雪山丽景,又走上伦敦街头、徜徉泰晤士河畔,时而参与海陆空大战,时而邂逅外星人。真真假假,光怪陆离,一处比一处引人入胜。特别是“卡通世界”中的米老鼠、唐老鸭、大笨狗、白雪公主、小飞侠彼得·潘等“人物”、“幻想乐园”中的灰姑娘城、睡美人古堡,以及圣经故事、童话王国中的仙女翩翩起舞、飞鸟欢乐歌唱、奇花烂漫、雅乐悠扬的仙乡秘府,更是令人赏心悦目、乐而忘返。这些景观,不仅为孩子们带来了欢乐与向往,也使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仿佛寻回了早已失去的童真,回到了快活的童年。人们在参与中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一些科技知识,受到那种勇于探险精神的陶冶,这也就是所谓“寓教于乐”吧?

迪斯尼乐园创办于1955年,老板是以画米奇老鼠漫画起家的沃尔特·迪斯尼。这一带原是一片荒野。创建人按照起伏不平的地势,挖河塘,造湖泊,堆砌土山、丘埠,充分利用空间、地面、底层,把幻想与现实很好地结合起来,精心配备多姿多彩的各种游乐设施,设置了五十几处电动化的游乐场所,如幻想世界、未来世界、边疆世界、海底旅行、美国一条街、魔鬼窟等。还可乘坐一列火车环游全园,车过处,有原始森林、印第安人村落、地球上已经绝迹了的野兽出现。为了从空中俯瞰园中景观,还架设了高空滑行吊车。游人目力所及,那边潜水艇正在海湾里浮沉,“哥伦布”号大帆船载着游客在江河中漫游,这面露天歌舞在行进中演出,电子仪器控制的假动物在表演各种花样。满园熙熙攘攘,令人目不暇接。整个节目以惊险、神怪、打斗、恐怖为主调,年平均游客在一千万以上。据称,这里接待过数以百计的各国政要,唯独把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拒之门外,因为他访问美国时,竟无礼地用皮鞋敲打联合国的讲台,一时舆论哗然。

比起迪斯尼乐园来,号称“世界影都”的好莱坞的建设要更早一些。20世纪之初,电影制片商看好了洛杉矶西北部一片风光秀丽的山林(“好莱坞”原意即为山林),纷纷在这里兴建电影制片厂,于是,一座电影城拔地而起。到了三四十年代,电影业进入黄金时代,这里建起了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制片厂和一百八十多个布局精巧、以拍摄世界各地名胜为背景的摄影棚,集中了美国许多大的电影公司,控制了全美的电影业。到了60年代,电视业崛起,同样看中了好莱坞,于是,这里又成了全美电视摄制中心,以致全国绝大多数电影、电视片都在这里生产。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看电影是看明星,特别喜欢“捧角”,到处为电影明星树碑塑像。这次我们特意参观了好莱坞的“明星大道”。只见人行道的水泥方砖上,嵌有许许多多铜星,上面镌刻着电影明星的名字,供行人漫步识别、观赏。这使人联想到旧中国北京国子监的“翰林题名录”。大道旁边还有一座“中国剧院”,古香古色,具有中国建筑风格,但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是一座电影院。引人注目的是,影院门前一块块水泥方砖上,都有好莱坞男女明星的签名,以及本人特意留下的手印、脚印或鞋印,并注明日期,大约有一百六十名。这些本来极为普通的方砖,由于留下了著名影星的印迹而身价百倍。

附近还有一座明星蜡像馆,展出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在影片中的一些镜头,如卓别林在《淘金记》中披着满身雪花,拿着手杖,走进木屋的神态,《乱世佳人》中男女主角相会的情景。

看到这些,人们当会忆起,早在1913年,正当好莱坞草创时期,大量黑白影片问世。当时的总统威尔逊将白宫的东厢房专门改为总统私人试片间,开辟了在白宫首映电影的先河。到了1942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正式下令把白宫东翼的衣帽间改为试片间,并正式命名为家庭电影院,将总统看电影的习好公布于众。至于小罗斯福总统乃是性感女明星梅惠丝和葛萝莉娅的标准影迷,每有新片必予捧场,更是世人皆知的了。

但是,上述那些遗迹与逸闻,于今只能表明影业的沧桑,当年那种锦绣生涯、黄金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些名噪全球、很有成就的导演、演员,已纷纷衰老病逝,许多声名煊赫的电影公司、制片工厂,或倒闭,或易主,都在走下坡路。当年由米特洛、高尔温、梅耶三家公司合并而成,以拍摄《翠堤春晓》、《茶花女》、《魂断蓝桥》、《鸳梦重温》、《郎心似铁》等著名影片饮誉全球的米高梅影片公司,这个号称“世界之最”的电影王国,已被赌城拉斯维加斯金融家柯克衣购去,到1979年即已基本结束了拍片业务。尽管影星黛比·雷诺丝向公司领导呼吁保留、改建为迪斯尼式游乐园,并自愿与其他老牌明星在门口签名以招徕游客,但始终无人加以理睬。于今,布景场上的中古城堡、纽约街道都已不复存在,几万件服装道具拍卖一空,就连“米高梅”的商标也已易地矗立在拉斯维加斯两家旅馆的楼顶上。而赫赫有名、熠熠生辉的明星大街,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红灯区了。

美国电影业,原本肇兴于东海岸纽约一带。后来,部分制片商苦于专利权的干涉,同时,又发现洛杉矶自然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天晴日丽,空气清新,因此,逐步从东部向此迁移。那时拍摄电影主要依靠天然光线,洛杉矶在这方面是得天独厚的,此亦好莱坞之成为世界影城的主要条件之一。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洛杉矶已经是烟雾之城。自从1943年9月8日所谓“黑色星期三”那天开始,烟雾便始终笼罩着洛杉矶上空不散。其成因与大气污染严重而又地形特殊有关。

洛杉矶由二百个自成一体的小城镇组成,面积很大,没有统一规划,没有形成市区中心。这样一个高度分散的地区,全靠公路与汽车连接,公路路面占去市区百分之三十的面积。又兼身边有好莱坞影城、迪斯尼乐园和赌城拉斯维加斯三个旅游热点,以致三百万人口的市区竟拥有四百五十万辆汽车,在美国占第一位,因而有“汽车轮子上的城市”之称。每天无分早午晚,在六条线或八条线的高速公路上,车流滚滚,轮声轧轧。大巴士雄姿如虎,横行路上;小轿车多如“过江之鲫”,首尾相衔,蛇虫般地奔窜;摩托车电闪雷轰,呼啸而过,连交通卡的红绿灯也惊骇得连连眨眼。据统计,这些机动车辆每天要向大气中排放一千多吨碳氢化合物、五百多吨氮的氧化物、四千多吨一氧化碳,加上这里地形特殊,一面临海,三面环山,形成直径五十公里的盆地,太平洋吹进的冷空气压着污浊的气流,使城市上空的烟雾排散不开,终年积聚,有时甚至连太阳都难以清晰地看到。

了解到这些,也就容易理解这个城市为什么如此分散。大家都想挤出去,结果越是往外扩展,就越是分散,汽车需要量也就越大,烟尘、废气排放就越厉害,形成了恶性循环。


(1995年)



潘多拉的盒子

汽车出了洛杉矶市区,沿着东去的高速公路,箭也似的向拉斯维加斯驶去。

由于海岸山岭的阻隔,加利福尼亚州东部与西部气候、景色迥然不同。西部濒临太平洋,气候湿润,草木繁茂;而东部由于高山挡住了太平洋的潮湿气流,长期干旱少雨,土地沙化严重。这种状况越往东去越明显。

公路两旁茫茫的沙漠上,疏疏落落地长着一些仙人掌、芨芨草、美洲艾之类的植物,很难见到一株绿树、一泓清水。这里没有鸟噪虫吟,没有人烟市井,一年四季,天空、大地总是灰蒙蒙的,走出很远很远也见不到有什么变化,给人一种苍凉、落寞与空寂的感觉。

只有高速公路上倒是一片繁忙气象,一道道汽车的长河,首尾相衔,呼啸而去。做陪的东道主告诉我们,这都是去赌城送钱的。有些人驾驶着“奔驰”、“林肯”、“凯迪拉克”等各种豪华轿车,腰缠万贯、意气扬扬地奔向赌场,待到输得净光,最后连汽车也下了赌注,落得个“妙手空空”,回来时只能搭乘“大灰狗”—一种专门输送一般赌客的巴士。有去有回,这还算是幸运;有的干脆连命都要“交待”在那里。听了心中为之怃然。

原来,拉斯维加斯处于沙漠地带,经济拮据,人烟稀少。早在1850年,曾有几个摩门教徒从犹他州来到此地,建筑了一个小城堡,用以保护当时新开辟的从盐湖城到洛杉矶的邮路。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此地长不出任何绿色植物,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弃置而归。到了1931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它改变了命运:一是州议会通过宪法,宣布征税的赌博活动受法律保护,并大力投资建设赌场,以吸引四方赌客,刺激经济的繁荣;二是附近的胡佛水坝开工,大批建筑工人来此聚赌,很快地赌博便成为支柱产业,城市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

当时,一个叫本杰明·西格尔的人,在这里兴建了第一家赌场宾馆,以他的女朋友火鹤命名,这就是今天著名的火鹤·希尔顿大酒店的前身。至今,酒店后院的玫瑰花园里还竖有他的纪念碑,好莱坞还以他的身世为素材拍摄过一部电影。

当时全城仅一万人,现已翻了二十番。这里有二三百家赌场,全天候二十四小时营业。其规模与气魄,与摩洛哥的世界赌城蒙特卡罗难为轩轾。作为整个美洲最大的销金窟,每年吸收两千二百万赌客,赚取利润几十亿美元。

赌城到了。衬着湛蓝的天宇,一个光怪陆离的童话般的世界突兀地矗立在眼前,在亚热带的强烈阳光照射下,到处闪现着珠光宝气,令人目眩神迷。不身临其境,绝对想象不出它的气象的豪华、规模的宏伟。赌城的活力主要反映在夜间,加之,上百万的赌客都分散在各个赌场里,所以,白天街上行人很少,整个城市显得意外的宁静。

但到各个赌场一看,却是另一番景象。场内特别宽敞,都有冷气装置。朱红地毯上,陈列着各种赌博设施、器具,什么轮盘赌、百家乐、扑克牌、掷骰子、二十一点、猜号、赌球、赛马,甚至中国式的牌九,都应有尽有。而最多的是吃角子老虎机,美国人称它为“独臂将军”。

只见一排排的赌客坐在这些“将军”前面,手里端着一盘硬币,在一枚枚地喂着这些机械的老虎。硬币投进以后,机器的灯光闪亮,老虎机便呼呼地运作起来。拉动机掣后,如果侥幸转出横列成排的三个或五个相同的数码,铃声便会响起,接着,就会有一些数量不等的硬币咚咚咚地掉出来。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一般都是硬币投进去了,却转不出相同的成排字码,只好眼睁睁地瞅着“虎口”把硬币吞进去,又吞进去,周而复始地吞进去。

依照我们的观念,一提起赌场,人们往往会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其实,如果有机会到里面转转,观察一番各色人等全神贯注地与命运拼搏的情景,倒也是蛮有趣味的。

你看,在那里,无分男女老少,种族肤色,文化教养,地位身份,一个个赌徒都是那么肌肉绷紧,双眼通红,神情专注,以致我们站在旁边很久,他们也视若无睹。那种形象,使人想起狄更斯笔下的吐伦特老头—一个呆头呆脑、没有思想、十分可怜的人物。他平素总是无精打采,可是一进赌场,就完全变了个样:面孔急得发红,眼睛睁得很大,牙齿咬得紧紧的,呼吸又短又粗,手颤抖得很厉害。暂时的小胜使得他欢喜若狂,而经常的失败却又令他老是心焦气丧。他坐在那里仿佛是个疯子,又像是服了兴奋剂一样,片刻也安定不下来,紧张,激动,贪婪,狂想,时刻渴望得到那一笔贵如生命的钱财,却一次次地失望,以至绝望。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是那类初涉赌场、财力相对微薄的人群。而那些沧海惯经、精于此道的职业赌徒,则呈现另一副神态。他们一个个安详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下着赌注,显得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即使是等待着观察结果,也还是既冷静,又稳定。他们坐在那里,除了手中的赌具,对于其他任何事物都很淡漠。外表上总是现出一副超然姿态,既不表示焦灼,也看不出怎么兴奋,好像是一具石头雕镌的塑像。

赌客的天地十分窄小。无论外部世界如何丰盈广阔,仪态万千,对于一个赌徒来说,心头只有这一方“盈尺之地”。老虎机前一坐,如同坐拥金城,胸藏万象,尽可以纵横捭阖,志得意满了。明乎此,也就可以理解,一台吃角子老虎机何以竟会成为孤寂的孀妇、鳏翁和失意的豪商、政客朝夕与共的唯一伴侣。

各家赌场装饰不同,设置有异,但是,却有一种共同的格调,就是华、俗、浓、艳。赌客们的全副身心既已整个集中在输赢赌注上,那就再也谈不上什么理想追求,审美情趣。在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时间早晚、气候寒温、环境雅俗的概念。假如他们能够生出四个脑袋、八只眼睛,也会把整个心志、全副目光贯注到轮盘、赌注、老虎机上,哪还有什么闲情逸趣去欣赏、鉴别景色、气韵呢!

赌场上,一般总是静悄悄的,没有人纵情谈笑,大声喧哗。但是,个别情况下也有例外。我曾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玩老虎机,一次赢了二百美元,伴着硬币掉出的哗啦啦、哗啦啦的声响,他一迭连声地在场上狂呼乱喊,乐不可支。赌场老板非但不加干预,反而扩大嗓门向他祝贺,借以招徕赌客,鼓振士气,掀动他们赢钱的欲望。实际上是在做最好的广告。赌场内原本不准照相,理由也是堂而皇之的:一则避免干扰其他赌客的注意力;二则为了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可是,如果你有幸中了高额大彩,赌场就会打破惯例,有人主动过来为你大拍特拍,无非为了扩大宣传效果。

怎奈,这样的机会太少,绝大多数情况都是老虎机在那里不倦地、默默地大口大口地吞食角子,连“骨头”都不会吐出一根来。就在个别幸运儿在那里偶交鸿运之时,正不知有几多的(百倍?千倍?万倍?)倒霉蛋儿,在往“虎口”里寂无声响、有去无回地送钱哩!

有人怀疑,赌场上输多赢少现象的产生,是由于老板暗中作了手脚。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作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在激烈的竞争面前,他不能不顾及信誉问题。但是,赌场聘请专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各种赢面的或然率,根据这类资料再制定出赔兑率,进而权衡得失,趋利避害,却是事实。在“大数恒静”的法则下,老板自然有赚无赔,可保万无一失。

据说,赌场上赢的概率不过万分之几。这样,即使碰到巨额赢资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何况,赢钱之后,只要你继续地赌下去,等待你的结局必然是输,直到你连本钱都赔进去,最后“地了场光”,净身出户。所谓“久赌无赢家”,正以此也。因此,赌城有个别名—“苏打埠”,意思是:进到里面去,钱袋子就会像用苏打水洗过一样,一干二净。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必输无疑,赌客为什么还会趋之若鹜呢?这种局面又是依靠什么机制维持下去的呢?原来,凡是赌钱的人都有渴望赢钱的心理,赢了还想赢,输了更想赢,要赢就得赌,赌上就没完。所以有“只怕你不来,不怕你不赌”的说法。正像有人形容的,赌癖是一条毒蛇,一经缠在身上,就再也难以摆脱。老板就正是利用这种心理机制来运作的。结果,有些嗜赌终生的人,把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全部押在赌注上,“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最后,一贫如洗,走投无路,只好用一条裤带了却残生。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赌瘾的成因,源于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如同酒瘾来自于酒精,烟瘾是由尼古丁所致。据英国的格里菲斯博士最新研究显示,人在赌博时体内分泌一种叫作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快感。正是这种快感,诱使赌徒一次又一次地拿起赌具而不想放开。因此,一些科学家设想找到一种可以抑制内啡肽分泌的阻滞剂,以救助赌徒消除赌瘾,跳出迷津。

这种观点完全排除赌瘾与金钱的诱惑、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等社会因素,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起码是不够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该承认,一个人之所以耽于赌博以至逐渐成瘾,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心理影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志。即使确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那它也只是久赌之后所产生的果,而不是因。

与日间的恬静、消闲形成反差,夜晚的赌城到处展现一派龙骧虎跃、火树银花的繁华景象。宛如一个睡醒了的魔女,满身披挂着金丝玉缕,整个躯体都像上足了发条,注入了激素,猖狂恣肆地活跃起来。亿万盏高强度的彩灯一齐睁大了眼睛,光华四射,照彻云霄。争强赌胜,渗透在赌城的每一个毛孔里,不仅在赌场上充斥着命运的拼搏,就是在街头闹市,随处也都能见到实力的赌赛。为了出尽风头,招徕客户,有的在高楼前面布置了活火山定时喷发的景观;有的在广场上装设高达数十米的喷水柱;有的建筑本身就被装点成一个令人目眩神摇的万花筒。这里那里,不时地放射出争奇斗艳、尽态极妍的礼花,万千颗流星般的光束,霎时绽放在云空里。拉斯维加斯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我们来到赌城这一天,正值美国国庆纪念日,可是,全城看不到任何庆祝的迹象,甚至连星条旗都很少见到。整个赌城沉浸在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里,没有人作兴地去问今世何世、今夕何夕。

在这里,作为社会的毒瘤,与赌博相竞而生、同步发展的,是色情的泛滥和色情业的畸形繁荣。到了晚上,街头随处可见发放色情广告、抢拉嫖客的人群,有的女孩子只有十二三岁。他们像苍蝇逐臭一般,死死地纠缠着游客不放,公开介绍“游伴”和应召女郎,招揽生意;最后实在拉不走人,也要免费赠送一张印有裸体照的招贴画,做一份预期性的提早投资。据说,全城二十万居民中有职业妓女四千人,男妓还没有计算在内,也不包括“外来妹”和其他的“散兵游勇”。

听说,在美国,已有五分之一的州宣布赌博合法化,有近一半的州承认老虎机、轮盘赌等赌博方式为合法性娱乐业。我曾问陪同游览的东道主:“尽管赌博业收入可观,但眼睁睁地看着一座座城市沉沦、腐化下去,人们不觉得代价过大、得不偿失吗?”得到的答复颇出乎我的意料,甚至感到有些惊讶。他说,现在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在价值观念日益呈现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允许赌博业和某种程度的色情场所存在,为人们提供一个发泄剩余精力、排遣忧愁烦闷的渠道,有助于稳定社会秩序和保持人的心态平衡。

看到我疑惑不解的神情,他接着又以“赌场上一向秩序井然”为例证,来说明这一观点。我说,这是一种特定环境里的暂时现象、表面形态,而在它的背后,凶杀、抢劫、卖淫、贩毒,无所不有。美国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赌徒的自杀率高出一般人的五至十倍。而拉斯维加斯的犯罪率多年以来一直位居全美之冠。何谈赌博、色情有助于心态的平衡,社会的稳定!

访美期间,结识了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家。他对我说,过去人们认为,长辈留给下一代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使他们懂得:生活中的希望在于自己的艰辛努力。而随着赌风的弥漫,青少年普遍信仰:运气、机会才是希望的根本所在。这是令人颇堪忧虑的。


(1994年)



靓女新妆出镜心

到过亚洲一些著名的海滩,无论是东道主介绍还是资料上宣传,都毫无例外地说是有“东方夏威夷”之誉。大家都公认夏威夷海滩乃世界之最,这无形中也加大了它的压力。因为声名越高,人们的期望值也就越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最后的结局往往是失望。但是,当我置身夏威夷威基基海滩时,却完全没有那种“声名过实”的感觉,就是说,你把它想象得多么明丽、漂亮,它就是多么明丽、漂亮。我用“靓女新妆出镜心”这句诗记下了我的第一印象。

当然,我也想过,夏威夷之所以令人感到“名下无虚”,也可能与一种心理效应相联系着。这些天我们都是在纽约、洛杉机、旧金山等繁华大都会活动,吃尽了营营役役之苦。日日夜夜生活在各种噪音之中,人人、处处、万事万物,都有制造噪音的条件和权利,随时都可以进行强迫性的神经干扰和疲劳轰炸。除了众声汇合的千种噪音,还有光怪陆离的万般世相和腾烟起雾的十丈车尘。在这种情势下,如果觅得一处水净沙明的静静的海滩,供人聊息心机,轻怡倦眼,暂时摆脱一下那些俗网尘劳,达到世累尽消,身心松快,那还能不倾心投抱吗!

说了一番“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的道理,丝毫没有贬低夏威夷海滩的意思。应该说,这里确确实实是很美的。无论你是来自城市、山林,都会立刻为它的明艳、清丽、开阔所倾倒。放眼望去,轻柔、凉爽的椰风在海面上吹拂着,雪乳般的涟波细浪亲昵地缓缓地向岸边涌来,匍匐在金色的细沙滩上喃喃细语。游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泳装,或仰卧海滩,等待接受浪花的亲吻;或脚踏冲浪板耕涛犁浪,箭也似的飞去飞来;更多的人欢腾跳跃,投身到大海的怀抱中去,溅起一层层金光闪闪的浪花。笑声,喊声,惊叹声,此伏彼起。海滩上显得生机勃勃,鲜活浪漫。

特别是到了傍晚,夕阳淡淡地照着海上的澄波,沙滩上游人渐渐散去,把日间的万种繁华与绮丽,留给一片片彤云和一行行椰林。我们用过了晚餐,先是沿着海岸闲游了一会儿,然后,索性就坐在软绵绵的尚有余温的沙滩上,完全放松下来,与海波相知相悦,相对忘言,伴着一阵阵的涛声起伏—那振古如兹的永恒的鼾息,尽兴地去追怀与玩味,想得很远很远,大有一种“云物不殊乡国异”、“独立苍茫自咏诗”的意境。

后来才知道,这长达数千米、号称“世界之最”的威基基海滩,是经过一番彻底改造的,原本布满黑色的礁石,后来用炸药夷为平地,再把一块块大小石头搬走,换上从外面运来的大量细沙,每年还要不断地往里面补充,以保持沙滩的厚度,这才使它呈现出今日的沙软滩平的面貌。其气派之大,构想之精,工程量、投资额之巨,都是颇为可观的。

离开威基基海滩,我们又来到了恐龙湾,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理想潜水海湾和天然观赏游鱼场所。海水透明度很高,清澈见底。游鱼成群结队,酣戏水中,一任游人潜水、笑闹,毫无惊避之态。不禁想起古人的名句:“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为了维持湾内海洋生物的生态环境,管理部门规定,游客不可将鱼、沙、贝壳、海草及珊瑚等携带出去。

全美各地都十分注意保护生态环境,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到处都是绿地,城市里,除了建筑物和黑色路面,全部栽草种树。对保护动物,法律也有明文规定。因此,随处可见松鼠蹿上蹿下,在人群中觅食;鸟雀落在人的肩头或脚背上戏嬉,而毫不惊惧、畏避,说明它们没有被轰逐、捉拿、捕杀的遭遇。这是应该予以赞美的。

笔者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关注已久。多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述及:“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感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之后,便一天天地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近二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人类干预自然的力度之大、程度之深、范围之广,是惊人的。但是,尽管我们在征服宇宙,创造种种奇迹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胜利,迄今为止,人类却只能生存在已经被污染得面目全非的地球上,还没有人预见到,更不要说发现与实现,有另外一个可供居住、可以容身的星球。因此,在这轻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后代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啾啾的鸟鸣、唧唧的虫吟,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翠绿的丛林。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再来保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生态平衡。莫等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

夏威夷群岛可供观光游览的地方很多,单是作为夏威夷州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欧胡岛,就不下几十处。就自然风光来说,除了威基基海滩、恐龙湾之外,还有风口、喷泉很值得一看。强劲的海风从一个山洞口中袭来,呼呼作吼,强度极大,以致在迎面的台坪上无法立定脚跟,衣服像篷帆一样鼓胀得满满的,稍一耸身,就可御风而行。可是,旁边高高的山头上,林木草丛却纹丝不动,岂不怪耶奇哉!所谓喷泉,并非源于地下,而是喧腾的海浪冲击海边岩石,从火熔岩罅洞中猛力喷出,形成一股高高的水柱和滚滚的轻烟,形势极为壮观。

就人文景观来说,市中心有美国境内唯一的王宫—伊奥拉妮皇宫。这是一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建筑。皇宫门窗上刻有神女、仙童、山水、花卉。宫殿的觐见大厅安放着雕花描金的国王宝座,以及权杖、冠盖和工艺精湛的镀金家具等。1893年王朝被推翻后,末代女王被软禁在皇宫顶楼上。在这里,她写下了许多悦耳动听的歌曲,有一些至今仍在夏威夷群众中广为流传。参观到这里,我联想到我国南唐的末代皇帝李煜。他在被俘、去位之后,不也写下了许多哀婉动人的清词丽句,至今还为人们吟诵不置吗!还有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游人在这里可以见到南太平洋岛屿的斐济、夏威夷、马克洛斯、汤加等民族的习俗风貌。

耐人寻味的是,当各国游客踏上夏威夷这块美丽的土地之后,东道主却把上述这些景观都放在可看可不看的位置上,而作为观光的重点首先加以安排的是凭吊珍珠港,参观美国军舰“亚利桑那”号纪念堂。

偷袭珍珠港这一美国在太平洋的重要海空基地和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驻地,是当年日本征服西太平洋的全盘战略之一。其目的在于摧毁美军太平洋舰队,使它无力干涉日本的侵略行为。这一计划的实现,是在完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为了麻痹美方,日本一面积极策划偷袭行动,一面派出来栖大使赴美谈判,一再声称“日美没有任何理由打仗”,再一次施放和平烟幕。直到1941年12月8日(当地时间为7日),日本出动三百五十架飞机、五十五艘战舰轰炸珍珠港,美方还没有任何察觉,更谈不上有什么应急准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美国还通过驻日大使递交罗斯福总统致日本天皇的亲启电函,衷心希望天皇为驱散乌云、实现和平做出努力。开战一小时后,美军战舰“亚利桑那”号的甲板被炸弹击中,引爆了舰上的弹药库,九分钟之内,整个战舰连同一千一百七十七名将士一并沉没,其他一些战舰和军事设施也都遭受袭击。美方损失惨重,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部被摧毁,而日本仅损失二十九架飞机。

美国政府宣布这一天为“国耻日”,并且特意修筑了纪念堂,以永远纪念这次惨痛的事件。接待单位首先组织我们观看了一场珍贵的历史纪录片,重睹当年战争的惨状,然后乘船参观了设置在被击沉的“亚利桑那”号战舰残骸上的纪念堂。这座白色枕形建筑,中间低两头高,据说寓有太平洋战争美国初期受挫、最后大获全胜之意。战舰的烟囱现在还露出海面,纪念堂的旗杆也是这艘战舰上原有的旗杆。后厅石墙上镌刻着当时舰上牺牲的全体将士的姓名。前厅有战舰的模型,墙上挂着战舰被炸、下沉情况的照片。为了再现当年的情景,参观中突然警笛长鸣,一切广播节目中止,代之以广播员紧张的呼声:“美国被敌人袭击了!”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颇见组织者的匠心。

有人说,美国不注重政治。这种观点不能令人苟同。相反,我倒觉得美国人精于对外宣传。他们把珍珠港吃亏、挨打之事宣传得有声有色,使每个前来夏威夷游览观光的人都寄予深切的同情,从而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只要看他们对半年后同样发生在夏威夷附近的重创日军的“中途岛海战”只字不提,就可以领悟到个中的三昧。颇像聪明的孩子与人打架时,自己被打了则涕泪交迸,大喊大叫,而当反过手来给予对手以狠狠报复时,却若无其事,一声不吭。珍珠港被偷袭后,美方电台反复广播:“珍珠港遭到卑鄙的偷袭!”罗斯福总统也多次大声疾呼:“必须记住这个奇耻大辱的日子!”这样做,不仅对外有利于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而且,对内也可以产生“哀兵必胜”、“明耻教战”的效应。即此,足以窥见美国人政治手腕的精明。


(1995年)



诗人的恒久魅力


在顶尖儿的世界级大诗人中,我最喜爱的有三位。他们是俄罗斯的普希金,在我们的北面;印度的泰戈尔,在南面;还有一位是智利的聂鲁达,我说不清楚是在东面还是西面,反正都是我比较熟悉的—不仅读过他们的作品,研究过有关的传记,而且有幸访问过他们的祖国,他们的故乡,瞻仰过他们的不止一处的故居,实际感受到那种温馨、儒雅的氛围,亲承他们的遗泽。

对于三位大师级的诗人,自然我都是仰视的,但感觉与印象并不相同:

在我的心目中,那位倜傥风流、多情善感的普希金,属于“乌衣年少”一流,尽管我特别崇拜他、喜爱他,长诗短诗都能背诵出一些来,但相互间总有一点“隔”的感觉;那位飘动着白发长髯,仿佛有一种仙风道骨般的泰戈尔老人,在蔼然可亲之中,常常平添几分敬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唯有那个聂鲁达,—也许同早就知道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民诗人有关—我感到特别亲切,也最容易接近,因而一厢情愿地同他结成了朋友。看到那方方正正的脸庞上,嵌着一双大而圆的眼睛,再衬上两弯浓重的长眉,一张抿着嘴唇的阔嘴,我总是忆起过世多年的长兄—一个出色的建筑工人。

在智利几天的访问,使我进一步走近了聂鲁达,对于这位优秀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有了多方面的实际了解。

三四十年前,诗人还在世的时候,我就曾如饥似渴地读过当时所能找到的他的动人诗篇,感受到诗人的博大胸怀、可贵的正义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倾倒于他的超人的智慧与幽默。“文革”期间,在那道德、观念、习惯和阶级、法律、政策等一切都同爱意柔情大相径庭的年月,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常常躺在农村冰冷的土炕上,就着微弱的灯光,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聂鲁达二十岁时写下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通过这部青春恋情的杰作,仿佛看到现实中的诗人愁肠百结、坐立不安的焦灼心态,里面有忧伤的记忆,有真情的呐喊,有情感的剖析,也有深沉的哀叹。同诗人一道沉浸在孤独、自省,为情所扰、所困、所累、所苦的茫茫隐痛之中,体味着那种对人性对心灵的终极关怀。

那组动人心魄的《漫歌集》,尤其是其中著名的《伐木者,醒来吧!》,读着读着就抑制不住心头涌动的狂潮,常常是感同身受,也让我为自己祖国富饶的大地、往昔的荣光而自豪,为祖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与未来的命运而忧思,有时竟披衣起立,绕室彷徨。

诗人以满腹赤诚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由于他宣扬革命,主张社会正义,生前却几度被他的国家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群众中盛传着,夺走他生命的并非癌症,而是悲伤。在他死后的十七年间,其作品几乎完全为智利右翼军人组成的独裁政府所封禁。它使人记起了聂鲁达的广为世人传诵的诗句:“爱是那么短暂,而遗忘又是那么漫长。”

所幸这一切终于结束了。今天,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祖国和人民通过开展一系列纪念活动,给予他以无尽的哀荣和褒扬,用以补偿对他的长期不公与歉疚。智利政府以国家英雄之名,将他请入了先贤祠。

诗人宽阔的胸怀有如浩瀚无垠的大海,他把视野敞向全球,以其人性的伟力拥抱着整个世界,让盈盈爱意在诗中涌流,于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同样也把盈盈爱意回报给诗人。看过意大利影片《邮差》的观众,大概都记得这个情节吧:

20世纪40年代末,聂鲁达由于宣扬革命被流放到意大利一个孤岛上。这里虽然狭小、偏僻,但并未与世隔绝,世界各地的广大读者,其中尤以女性居多,仍然惦记着诗人,与他声息相通,因而信件源源不绝地向小岛涌来,这使专门给他送信的邮差—当地一个粗通文字的青年马利奥感到惊异,从而产生了进一步与诗人交往的浓烈兴趣。

真的,聂鲁达确有迷人的魅力。这种“追星”的情景,这次在智利访问中,我也实际接触到了,当我自北而南漫游这个狭长得有些怪诞的国家,像举起头来随处可见有“南美大地的脊梁”之称的安第斯山的皑皑白雪一样,无论走到哪里,海滨也好,山村也好,平原也好,随处都能听见巴勃罗·聂鲁达的名字,人们为祖国拥有这样一位可爱的诗人而感到自豪。尤其是在他的几处故居里,我见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观众,顶着炎炎烈日,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已经辟为聂鲁达博物馆的故居,坐落在圣地亚哥圣母山下,这是一组依山就势、造型奇特的欧式建筑。一般的山居,都是在山坡上削出个平面,或者分出层次逐级攀升,像画图一样次第展开。而聂鲁达的住宅却是纯然依照山势的错落,蜿蜒上下,凹进凸出,似断实连,散落在浓荫密布的林峦深处。清幽、别致,充满了艺术情趣,体现了主人的匠心独运,是诗人的艺术心灵的外现。

凡是到过这里的观众,大概都会有一个突出的印象,那就是诗人极富艺术感觉,极富生活情趣,极富人情味。我想,这大概就是诗人的恒久魅力所在吧。整座住宅,包括会客室、卧室、书房、餐厅、酒吧间,壁橱里陈列的,案几上、窗台上放置的,挂在墙上、摆在地下的,都是大大小小的艺术品,除了珍稀的古玩,世界的名画,彩色的玩具,多彩的瓷盘,最多的是千姿百态的海螺。

诗人自己说过:“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海螺,它们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像细瓷一样美妙的内在质地,加上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多姿多彩的外壳—令我心旷神怡。”这里有南极的通明海螺、古巴的杂色螺、加勒比海的彩绘海螺、北美的彩线榧螺、中国的宽肩螺⋯⋯据说总数超过一万五千个,其中大部分已经捐赠给智利大学。

故居里有大小三个酒吧间,主人喜欢和客人一边谈天,一边饮酒。他还常常用酒来激发灵感,他说,喝了酒以后晃晃悠悠的,有如坐在船上。他的书房在小楼的一角,就设计成船的形状,他说自己整天都坐在指挥舱里。许是由于诗人一生总是靠近大海,而且终年漂泊的缘故,除了海螺,对于船舶,终生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的几处住宅里,不是摆放着船的模型,就是挂着船舶的绘画,有一处房舍外面的山头竟然放置一艘实用的船只。但是,据说,他从来也没亲自驾驶过航船,甚至根本不懂得航海的技术,照比美国的同行杰克·伦敦,这方面他可差远了。

与故居隔着一道铁丝网,外面是一座动物园,聂鲁达喜欢这种生机盎然的环境,尤其是愿意谛听嘤嘤鸟鸣和咆哮山林的狮吼。故居庭院里种植一些果树,有时活泼的小猕猴偷偷跳进来摘葡萄,诗人便乐颠颠地瞅着它们跳上跳下,直到饱腹而去。

聂鲁达对于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向关注中国革命的进程。早在1927年,当他出任驻缅甸仰光的“荣誉领事”时,就曾访问过中国,时年二十三岁;后来在1951、1957年又两次访问中国,回去后写了《向中国致敬》和《中国大地之歌》等诗篇。他同我国的著名诗人艾青、萧三等结成亲密的朋友。

1954年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萧三等中国诗人曾带着景泰蓝的名瓷、湘绣和象牙雕刻,专程前往智利为他祝寿,使聂鲁达无限感激。他深情无限地对艾青说:“中国是从梦想变成现实的一个国家。”他一直记怀着愉快的中国之行,一次游览颐和园,陪同他的艾青戏问他:“你姓聂,按汉字的写法,‘聂’字是由三个‘耳’字构成,而你只有两只耳朵,多了的那只耳朵放在哪里?”聂鲁达随口做答:“一个耳朵放在前额上,可以倾听未来!”大家都叹服他的机敏与智慧。

他非常注重友情,多少年过去了,还不断地想念着好朋友艾青。据艾青去世前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所记:有人告诉他,聂鲁达曾经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情谊,互相都十分珍惜。

艾青从南美归来,写过几篇赞颂与忆念聂鲁达的诗章,在《告别》这首长诗中有这样的感人诗句:


浅灰色的早晨/我离开你/

离开你动人的声音/离开你温热的手掌/

离开你宽阔的胸膛/离开你的拥抱/

说了一声“再见”/不可能许下重聚的日期/

就这样地,我离开你/

离开我的兄弟/离开智利/

⋯⋯

你像一个士兵/穿着草绿色的粗呢大衣/

外貌十分温静/心里却燃烧着/

对于叛徒和走狗的仇恨/

和对于千百万人的爱情/

你的心是属于群众的/

你的感情和语言是属于群众的/

全世界都有你的朋友/

人们多么容易理解你/

像人们理解树和岩石一样/

像人们理解海和山一样/

像人们理解自己一样


聂鲁达对于中国的艺术情有独钟。在这所故居里,陈列着两幅中国画,一幅画面是一戎装少年骑在马上,手里牵着一只梅花鹿;另一幅画的是野花啼鸟。记得参观他的另一处住宅时,曾看到一幅中国古代的仕女图,上面有清代著名书法家王文治的题诗,这是一件十分名贵的珍品。

王文治,字孟楼,乾隆朝进士,殿试第三名,被擢拔为翰林院侍读,能诗工书,名重当时,与著名书法家、宰相刘墉齐名,时人称之为“浓墨宰相,淡墨探花”。海内外人士都以藏有他们的书法作品为荣耀。

智利归来,几个月过去了。脑子里还不时地闪现出聂鲁达的身影,似乎诗人已经随我来到了中国;而我又同时发现,我的心却留在了智利,留在了诗人的身边。


(2004年)



太平洋深处的“天问”


我们从圣地亚哥国际机场出发,乘坐了五个多小时的飞机,傍晚时分,到达了这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复活节岛。

遥远的行程,殷切的期待,强烈的好奇心,伴随着我们踏上了岛上唯一的小镇—杭加若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一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浩渺之感,蓦然涌上了心头。

由于它是在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荷兰探险家罗格文率领的探险船队发现的,因此而得名。小岛面积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有原住民三千八百多人;可是,外来游客却几倍、几十倍地潮水般从世界各地涌来。里面很多是科研人员。有人说,如果按比例计算,这里聚集的探险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可能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其缘由,就在于小岛上面充满了谜团,成了世人瞩目之地。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些像残棋棋子般的散布在各个角落被称作“莫埃”的数百尊巨石雕像。这些沉默的巨人,演绎了一部曾经辉煌、瑰丽却又不幸湮灭的悲剧,最后以其神秘的存在,向人类的科学与智慧提出了恒久的挑战。

早在公元前300多年,在中国南方的楚国,产生过一部伟大的诗歌集《楚辞》,其中有一篇《天问》甚为奇特。诗人屈原被放逐之后,忧心愁悴,彷徨于山泽、陵庙、祠堂之间,为琦玮谲诡的天地、山川、神灵的图画与神话传说所震撼,心中浮现出无数难于索解的问题,于是,便以四言诗的形式,用了三百六十九个问句,提出了涵盖古代神话、历史,关于天、地、人的一百七十八条的质疑与问难。

比如,诗人是这样叩天问地的:“圆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大意是:人们说天是圆的共有九层,是谁用什么办法把它测定?九重天的工程何等浩大,是谁、从何时、又怎样把它建成?九重圜圆是怎样在天轴上系挂?天轴又是怎样贯通上下?传说中的擎天八柱挺立在何方?既然大地是平的,东南何以那样低洼?

如果说,《天问》中的问题,不过出于浪漫主义诗人的神奇想象,那么,复活节岛上的问题,则全部源于现实,实物般般俱在,可以抚摸,可以感受。当然,就其疑团纠结,众说纷纭,难以做出确凿的结论来说,二者是一致的。

岛上石雕多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薄唇;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神情冷漠、阴郁而严肃,看上去有的在沉思,有的在惊愕,有的在闭目养神,没有一个是笑逐颜开的。个头在三四米上下,最大的高过十米。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赭红色岩石雕制的大帽子,岛民称之为“普靠”。专家们经过考证,对此做出了多种猜测。有的认为,那并非帽子,而是象征着红色头发—因为岛上的先人头发都是红色的。石像都矗立在高大的当地称为“阿胡”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经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来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

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

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

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

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

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

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

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

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

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

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

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

⋯⋯

问号连着问号,谜团绕着谜团,像一堆缠夹不清的乱麻,没有人能够理出头绪,可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二十二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住手了。

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

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灰。据有的科学家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它们恰好分布在三个角上。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岛的西南角,有一座名为“拉诺考”的火山口,里面储有淡水,呈淡水湖状,湖面上长着一片片青青的高大芦苇。湖的外侧就是烟波浩荡的太平洋。那么,小岛的命运是否又同这些火山有什么瓜葛呢?

曾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作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

这个贫瘠的小岛,不能种植粮谷,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靠什么来维持生命?

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是暂住,还是久居?是平等相处,还是存在着种族分裂、种族压迫?

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木板的正反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类似古代文字的符号,究竟记载了一些什么事情,至今尚未破译。原来有很多块,大多数已经朽腐、残破,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较为完整的,分别收藏在几个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

有的学者猜测,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

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

有的更进一步考证,认为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

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提到的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推测这里可能是另一个文明古国;

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是,史书上并没有关于这片大陆沉陷的记载。

而最引人深思的,则是这样一种推测:岛上最早的居民是波利尼西亚人。当时这里像天堂一样,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们生活安逸、富庶;可是,随着人口的繁衍,加上过度的开发,土地不堪重负,自然资源枯竭,生态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形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如果真是这样,这倒是一处难得的历史教材。复活节岛的今天,正是许多地方的明天。世人应该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


(2004年)



野 性

南美洲的歌舞种类繁多,就我所见到的,觉得里约热内卢的“桑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复活节岛的“羽裙舞”最有特点。那种步伐、节奏的快捷变化,韵律的急促,动作的剧烈,那种生命活力的迸发,人性的张扬,原始野性、初民状态的凸显,情感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真是平生见所未见,耳目一新。

东道主说,不到里约热内卢等于没有到过巴西,而不看桑巴又等于没有到里约热内卢,桑巴被国民誉为“巴西的灵魂”。于是,我们首先就欣赏了桑巴舞。那是一间不算太大的剧场,近乎过去中国县城的演出场所,但要讲究得多、阔绰得多,舞台音响、灯光照明、座位架设,都是十分现代化的。舞台正面还延伸出两个桥形的栈道直接伸入观众座席,一对对相拥着的舞蹈演员,随时可以蹿到观众中间。

桑巴是音乐加舞蹈的混合体,以华丽、激昂、明亮、节奏超快著称。音乐由弦乐、打击乐组成,歌手随着打击乐与舞蹈动作伴唱,音调欢快、激昂、亢奋,再配上舞蹈演员色彩鲜明而又大胆夸张的服饰,充满诱惑、动感极强的肢体语言,使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狂欢气氛之中,观众很快就被卷进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浪潮里。桑巴舞来自南美民间,气派雄浑,动作快捷,风格独特,把不规则的步伐同胯骨、臀部的摆动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很强的发泄性。

在打击乐的敲击和歌声的伴奏下,桑巴舞者的狂欢姿态,会使人联想到急风暴雨中剧烈摇动的癫狂的树叶。它充分展现了以民族大融合为特点的巴西人民酷爱生活、热烈奔放、向往自由的民族个性。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是桑巴展示的最佳舞台。每年二三月份,来自全球各地特别是欧洲的游客,还有巴西国内的观众,成群结队,挤满了里约热内卢和萨尔瓦多这两个因狂欢节而驰名世界的城市。

有人说,桑巴是融化在巴西人血液中的民族艺术,是欧洲白人音乐与非洲黑人音乐融合的产物;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什么叫桑巴?它是印度人的笨,黑人的愣,葡萄牙人的疯,添加一点咖啡因,烹制而成的一锅大杂烩。”我们回来之后,听说巴西文化部已经将桑巴舞蹈和音乐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阿根廷是个移民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时尚艺术和高雅艺术汇集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充满激情,心中也壅塞着矛盾、迷惘与困惑。作为阿根廷的国粹,探戈舞就像我国的京剧那样,成为舞蹈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有人认为,探戈舞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阿根廷国民性的集中体现。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探戈是一种上流社会高尚文雅的舞蹈文化,其实,它起源于草根阶层。19世纪初,阿根廷接纳了大量的欧洲与非洲的移民。这些远离乡土的外籍人,滞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尚未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便纷纷来到码头附近的妓院、酒吧,极声色之娱,尽杯酒之欢。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为了表现思念女人的苦闷和男女相依相恋的情感,将来自非洲、欧洲的歌舞姿势融合于当地的原住文化,创造出这种表达狂热激情、突出肢体形态的舞蹈形式:一个男子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另一个男子则扮成求爱者,舞步快捷,臀部摆动,肢体缠绕,动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像旋风似的。起初上流社会不予接受,传到欧洲后,德国威廉皇帝曾下令禁止,但在法国却得到了认可,这样就逐渐传开了。后经不断吸纳、接受世界上各种探戈舞的精华,遂以其刚劲挺拔、潇洒豪放的风格特点,而享有“舞中之王”的声誉。

探戈被认为是南美洲最具性感、最富感官刺激的舞蹈艺术。自产生之日起,即为男女对舞,双方靠得较紧,身体相互接触,重心偏移,男士着力于右脚,而女士重心放在左脚。双方都注目于自己的左侧,而不互相对视。舞步轻盈、华丽、狂放、恣肆,变化无穷,令人目不暇接,充分体现了两性之间的爱恋与诱惑,也饱含着生活的痛苦与欢乐。它是生命之花的蓄积与绽放,是上流社会的色情面具、下层人群的欲望释放。

阿根廷人认为,探戈就像男性和女性自愿投入其中的战斗,男女舞伴间的强烈目光和身体接触,当是探戈的魅力所在。在这里,男士的粗犷、奔放的激情,昂首阔步的雄风,女士的妖娆艳冶,风情万种,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磁性与张力。探戈舞最强调的是激情,它让发自内心的情感,带动肢体的快速舞步,通过大幅度的旋转、踢腿、跳跃、劈叉,显示其洒脱、奔放,令人目眩神摇,浮想联翩。而它的演唱,也极具特色,歌者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哀婉、伤情;歌词大量采用乡谚俚语,融汇了欧非多国风情,曲调深沉、舒缓,如怨如慕,往往带有浓重的忧伤、惆怅情绪,因而有“移民者的乡愁”之说。

阿根廷人以其拥有两双国脚而引以自豪,一双用来踢足球,踢出了马拉多纳这样的足坛巨星;另一双用来跳探戈舞,也跳出了《探戈女郎》这样的艺术精品。这次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欣赏过舞剧《探戈女郎》,它把激情的探戈舞和好莱坞式的叙事手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法国女子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尽头,有一间咖啡厅,据主人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常在这里喝下午茶,一边品味可卡因的感觉,一边观赏着探戈舞的演出。咖啡间里的红色皮椅、镜子和枝形吊灯,都是当年的旧物。

应该说,在南美洲,最能体现生命活力,也最具野性、最肆无忌惮的,还是复活节岛的羽裙舞。不经意间,一队无比健壮的男女演员,就突然跳到观众圈子里。一个个裸身赤脚,胯部围着一圈羽状的短裙,黝黑的肤色发着亮光。后边有三四个人伴奏,乐器也都是很特别的。

男演员手里拿着刻有奇形怪状文字符号的木板,蹦得很高很高,落地时,咚—咚—咚,简直就像擂鼓一般,水泥地面都被震动了,表现的主要是力度,是豪放,是蛮勇;女性表演者则往复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前倾后仰,婀娜多姿,反映着内在的力与形体的美。两相配合,穿插进退,持续十几分钟后,再变换新的姿势。他们同时欢快地吼着一种富有节奏感的“呜嗬,呜嗬”,听起来更像是远古初民的呼唤与呐喊。

一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淋漓,真是“及其得意,忽忘形骸”,一时间竟忘掉了疲倦,忘掉了自我,也忘掉了纷纭万端的外部世界,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蹈里。他们像一群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没有东方人的斯文,更谈不上什么封建礼教的束缚和纲常禁忌。

此时,我的脑际突然浮现出南宋诗人陆游的那首《读易》诗:


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

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


素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原是后世演进的产物;原始的初民其实同这里并没有什么两样。正如陆老诗翁所说的,他们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

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也有过类似说法:“亚当和夏娃在从知识树上摘食禁果之前,都赤裸裸地在乐园里到处游逛。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精神的意识,意识到自己的裸露,就感到羞耻了。”

南美的音乐与舞蹈是文化的混血儿,由印第安原住民、欧洲移民和非洲黑人多种文化成分,经过长期的同化、杂交、融合、演变而成,里面既保存着本土固有的文化质素,又广泛吸收外来的艺术营养;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南美大陆相通性的特点。节目更多地体现着非洲与当地原住民的特色,音响激扬、浓烈,舞蹈动作洒脱、快捷,舞步粗犷、豪放,坚定有力,造型灵动自如。

这是一种乐观的艺术,里面不掺杂着病态的、颓废的情绪。因而被看作是降压阀、缓冲器,是对紧张、烦闷生活的消解,对严酷的现实压力的缓冲,对处于压抑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美的
诉求。


(2004年)



眼 神


我原本不擅长摄影,可是,那天在亚马孙河上却出了彩—拍得一个令人心灵震撼、永生难忘的特写镜头。

豪华的游船从巴西城市玛瑙斯出发,沿着宽阔的河道,劈波犁浪,哗哗地驶向被称为“大地之肺”的热带雨林区。开阔的河面像天空一样邈远,邈远得简直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航行,游船驶入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也宽得很。这时河水正在上涨,大片大片的森林都浸泡在河边的沼泽地里,前面隐现着两只柳叶似的飘摇、动荡的小渔船。

又走了一段,游船在“魔鬼沼泽地”停泊了。靠近岸边的水面上,零星地搭设着几个极为简陋的小窝棚—由木架托起的不能遮蔽风雨的茅草帐篷,这是以捕鱼为生的原住民的“浮家泛宅”。他们生活所需极少,仅足维持其生命的延续。在终年炎热的气候下,渔民身上除了一块窄布遮羞,再没有任何装饰;脸上普遍映现出一种冷漠、木然、呆滞的神情,看不到丝毫的活气。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镜头:一只不足一米宽的小舢板向游船靠拢过来,驶船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几乎全裸的身躯皮包着骨头,瘦弱不堪,臂弯处蹲着一只猕猴,和小男孩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黝黑,它是专供游人照相取景的。游人纷纷拍摄,然后递过去一两枚硬币。而我所关注的却是小男孩的眼神。

人们常说,眼神是心灵之窗,心灵是眼神之源。在人的五官中,眼睛是最为敏锐的,任你心灵中的情感和欲望隐蔽得多么深,它都会通过眼神映现出来。言语、动作、行为都可以造假,都能够掩饰,唯独眼神无法伪装。

我发现,这个小男孩的眼神十分独特,它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这里面不是哀伤、愤慨,也不是凄苦、悲凉,更看不到欣喜与慰藉、乞求与期望,而是毫无感觉,极端冷漠,麻木、呆滞中透出一种无奈,一种绝望。这真是可悲、可叹而又可怕的。这样一个刚刚闯入人间世的幼童,原本应该活泼、顽皮,恣意玩耍笑闹,尽情欢蹦跳跃,充满着好奇心、新鲜感,可是,却过早地踏上了他的祖辈父辈的旧辙,失去了发芽、开花的活力,没有发酵、蒸腾的欲望,欠缺喷射、爆裂的热能,只剩下了淡漠与麻木。

我的心揪揪着,实在不忍心再看他一眼,然而,还是按下了相机的快门。于是,一个撼人心弦的特写镜头,便永远地被记录下来。

而后,便陷入了沉沉的思索—

是什么东西摧残了他那幼稚的心灵?

是哪些因素致令他的脆嫩的心长出了厚厚的硬茧?

它使我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到的可怜的芳汀姑娘:“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睡眠”。

⋯⋯

导游员正在讲“魔鬼沼泽地”的来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热带雨林,印第安原住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息繁衍。葡萄牙殖民者霸占了这块地方,强制他们砍伐和运送这里的贵重木材,结果遭到当地民众的反抗,殖民者便大肆进行灭绝种族的屠杀。

为了施行报复,原住民把木棍插进死者的身躯,加进去箭毒木的汁液,让它充分腐烂化毒,然后刺向入侵者,使其招致惨重的伤亡。于是,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施行整个村落的血洗,只要见到人影就开枪射击,结果河面上漂满了尸身,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流水。从此,“魔鬼沼泽地”的名字就传出去了。

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善良的。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这个新大陆时,曾这样描述过:


印第安人游向我们坐着的小艇,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鹦鹉、棉纱、标枪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很乐意地赠送所有的物品给客人。他们全都赤裸裸行走,光着身体⋯⋯没有携带,也不懂得武器。当我们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抓住了利刃,因无知割伤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你向他们要东西,只要他们有,就从不会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动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表现出他们的确是衷心爱你的。


韦里尔在所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也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时,和平的土人用礼物和殷勤的款待来欢迎这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成神灵或者超人。”

可是,那些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呢?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在1509年的《圣谕》中,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便向你们开战,用我们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使你们服从教会和王公们的约束;我们将抓住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使他们成为奴隶”。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手挥舞着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最后终于把拉丁美洲征服了,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上空前的种族大屠杀,至少有一千万原住民丧生。他们掠走的是无尽的财富;而留下来的,是落后、疾疫与贫穷。

下面再看看印第安人在美国殖民统治者治下的悲惨命运。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个一年一度的极为隆重的民间节日—感恩节。据《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这是一个庆祝收成、带有吉庆性质的全国性节日,始于1621年。当时的普利茅斯港口—第一批美洲移民白人在此间登岸,正值严冬,饥寒交迫,意外地获得了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无私援助。为此,到了丰收季节,总督W·布雷德福邀请邻近的印第安人举行了三天的狂欢活动,以示感恩。19世纪末,感恩节活动已经风行新英格兰各地;1863年,林肯总统正式宣布感恩节为国定假日。可是,到了后来,感恩却化作了迫害,对印第安人不仅进行血腥屠杀、疯狂驱赶,而且,通过屏幕影像和纸质媒体编造事由,诬说印第安人野蛮凶残,缺乏正常人情感,为镇压无辜者张本。

如果说,对于现存的一代代印第安人的孑遗来说,那些关于种族屠杀的斑斑血迹,已化作辽远的尘烟,至多不过是淡淡的伤痕;那么,新的种族压迫、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生存困境,则彰彰在目,刻骨铭心。反抗未见成效,忍受又不甘心,剩下来的就唯有宿命与无奈,唯有冷漠与麻木了。

我经历过天崩地坼般的海城·营口大地震,也感受过亲人生离死别那惨烈的情感冲击,但是,当我看到这种儿童的麻木的眼神,还是由衷的震撼了。一整天,不论是在滚滚滔滔的河上,还是在摩肩接踵的闹市中,总觉得有一种眼神在追随着我,或者说,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一种眼神,时时刻刻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2004年)



她,嫁给了“纳斯卡线条”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说“纳斯卡线条”吧,在几百平方公里的荒漠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由砂土刻痕构成的线条,其中有飞禽走兽、大树、人形和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形体非常巨大,最长的线条超过三百米,一只大蜘蛛有五十米长,秃鹰双翅展开长达一百二十米,蜥蜴就更大了,竟有一百八十米长,而一只卷尾毛猴也有几十米高。由于形体特大,占地面积甚广,在平地上没有办法观察,只好在三百米的高空鸟瞰。

“纳斯卡线条”地处秘鲁首都利马以南四百公里的干旱少雨的荒漠上,经碳同位素测定,最早形成于公元前300年,是南美洲也是整个世界的科学谜团之一。

去年冬月里的一天,我们从利马出发,乘坐四个小时的汽车到了伊卡,然后再转车赶到纳斯卡机场,在那里登上事先准备停当的直升飞机。飞机有两排座位,加上驾驶员总共五人。设施简陋,噪音很大,而且颠簸厉害,我们一个个都提心在口,蛮紧张的。特别是当看到地面上的游客同我们频频招手,珍重告别时,心头陡然产生一种“易水送别”般的悲壮感。

大约飞行了二三十分钟,地面上仍是凝固着黄沙的波浪,不见水源,不见草木,不见丝毫的生命迹象。心想,火星、月球上也不过如此吧?我正自怅惘中,突然,见驾驶员挥手一指,啊,下面果然显现出清晰而奇特的线条,曲折成形,一个个颇像幼儿园里的儿童画,只是,成百个孩子的臂膀连接起来,也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笔触啊!我忽然发现,一只硕大无朋的蜥蜴,竟被泛美公路的黑色路面给拦腰切断了。

还没来得及细想,视野中马上又钻出来一条高大的卷尾毛猴,还有蜘蛛、蜂鸟⋯⋯为了使我们逐个看得清楚,飞机往复盘旋,时上时下,左倾右覆。不知不觉中,四十分钟的“地画节目”就演完了。其时,我已完全忘掉了危险,顾不上害怕,只是瞪大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下面的千奇百怪的画面,生怕漏掉每一个场景。结果是越看越觉得迷雾重重,疑团
难解。

返回住地,同伴们一致赞扬我对“纳斯卡线条”的虔诚与投入,说我忘记了危险,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说,事情就怕比较,在我接触到玛利亚女士之前,大概可以认同大家的说法;但是,现在却绝对不敢以此自居了。比起那位玛利亚女士来,我们的虔诚,我们的投入,简直是不值得一提。

为了破解“纳斯卡线条”这一神秘的文化疑团,秘鲁和外国的六十多位科学家,在这一带反复进行考察,研究、探索了几十年。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德国女学者玛利亚·雷彻。她出生于1903年5月15日,20年代末毕业于德累斯顿技术大学。她原来的主攻方向是数学、物理,后来为拉丁美洲的古代文明所吸引,于1932年只身远涉重洋,来到秘鲁的古都库斯科做家庭教师。

当时,这位有着宏伟抱负和坚定意志的姑娘写信给远方的妈妈,说:你在信中对我的未来寄予厚望。可是,和你的希望相比,现在我是一个失败者—世界对我要求的比我实际达到的要高。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事之前,总应该明确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而我暂时还不知道内心真正的需求,也许要再默默无闻地等上两年,命运才会向我展示我的使命。我确信,有一项我还没有意识到的使命在等待着我。为迎接这一使命,我在准备和学习。

玛利亚说得多么好啊!伟大的使命之光终于照临到了她的头上。在首都利马为考古学家翻译资料过程中,她有幸结识了研究“纳斯卡线条”的专家保罗·科索克博士。正是这位美国科学家改变了她的一生。在科索克的影响下,玛利亚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这项解读纳斯卡、保护纳斯卡的神圣事业。她终身未嫁,在沙漠上一住就是六十年,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岁高龄去世。人们说:她是为“纳斯卡线条”而存在的,因此一来到这里便嫁给了它。

玛利亚的生活简单而充实,素食粗衣,住在一间当地民众提供的土坯房里,每天早早起来,戴上一顶草帽,背上那台老式的照相机,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纳斯卡地区往复默默地勘察,拍摄地图,清理地面,探明、修复了上万条线条和所有的动植物、人形、几何形图像。为了不致因为修路、旅游造成人为的破坏,她在秘鲁全境奔波游说,耗尽了心血。

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歇歇脚。后来完全走不动了,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还请助手背着她到处转悠。就这样,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线条”。最后完成一部学术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守望着这片浩渺的荒漠。

当地的民众和政府特别尊重和敬佩她,称她为纳斯卡的保护神,在她生前,就为她塑造了一尊雕像。满头白发,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清癯的面容。人们说,这尊雕像和她本人像极了。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把她安葬在附近的沙丘上。

现在,她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方桌上摆着一个烧水壶,两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挂在墙上,单人床前放着一双满是灰尘的拖鞋,屋里除了一架旧打字机,两台漆皮剥落的照相机,一大团用以测量长度的白色纸条,重重叠叠的图纸,别无长物。一幅珍贵的照片,记录了她九十岁时带领当地士兵清理地震后受损的线条的场景。她已经很老了,皮肤粗糙,皱纹纵横,系着一方印第安人的头巾,在荒原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角。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只有四个指头,原来,一个手指在实地考察中因被有毒刺的仙人掌扎伤而失掉了。

对于“纳斯卡线条”的研究,尽管迄未中断,但它至今仍然是个谜。

1926年首次发现时,曾被认为是古老的、如今已被人遗忘的“印加小路”的遗迹;后来又被认定是古人类灌溉用的水渠;最富想象力的理论认为它是外星人的着陆场,因为从空中看去它很像着陆时的飞行跑道,而线条中的猫头鹰样的人像可能就是外星人的肖像;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硕大无朋的神秘地图,里面标示了进入重要场所的通道;有的猜测可能是远古时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和路线;有的主张线条是连接圣地的宗教朝拜路径,而动物图形则是神灵的画像;还有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

玛利亚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她认为线条代表着星座的运动轨迹,图形预示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将要出现的位置,而且同冬至、夏至、春分、秋分有关,这样,纳斯卡人就可以据此确定种植、灌溉、收获的时间;还有一种意见:刻画这些线条,是为了让天上诸神能够了解到下界人群的祈求,以帮助他们搞好耕种、捕鱼及其他活计,比如猴子代表大熊星座,代表雨水,当地上干旱雨水迟迟不来时,人们就刻上猴子图案,使诸神了解实情;⋯⋯结论越积越多,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一个观点,就是Z字形和螺旋形图案都与对水的崇拜有着密切联系。Z字形代表的是闪电或河流,螺旋形象征着埋藏在沙原上的大量贝壳。

我会永远记怀着纳斯卡之行,它使我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惊奇,一份牵挂。

现在,和玛利亚联结在一起的“纳斯卡线条”,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就是说它既属于秘鲁,又属于整个人类社会;理所当然地,玛利亚女士也将随之而进入永恒境界。


(2004年)



域外文人说庄子


上世纪90年代,我先后到过美国、墨西哥、德国和英国,这次又来到了阿根廷,综合几个欧美国家的印象,认为域外许多作家、艺术家对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大哲庄子,十分崇敬,也颇有研究,并将所学成果应用于他们的创作实践。

庄老夫子如果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到聒噪不堪,苦于日夜不得清静。白天里,听故国学人对于其人其书纵横论议,争辩不休,贬之者固有,而誉之者极多;而自从18世纪他的著作翻译到西方之后,每到夜间,地球那面的诗人、作家,又把他们读《庄》、解《庄》、学《庄》的心得,传送到他的耳边,闹得他无法安眠。

我曾写过一篇《文脉传薪有后人》的散文,里面列举了中华大地上从魏晋之际的嵇康、东晋的陶潜,中经唐代的李白、宋代的苏轼,直到清代中叶的曹雪芹,这些旷代的文豪诗伯,组成一条跨越千年的传薪红线,脉络分明,各极其盛。无独有偶,这几年我又发现,在西方居然也有五位文豪,或为戏剧家,或为小说家,或为散文家,或为诗人,不同程度、不同侧重地崇尚庄子的思想,欣赏他的思维方式,学习、借鉴他的创作经验,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现在,我就把国外一些作家研究庄子的脉络与线索,讲述给各位读者。梳理的方法,也是同中国作家一样,按照时间顺序,描述他们同庄子的文脉传承关系。

首先是美国作家梭罗。“梭罗与庄子在生活的坎坷、坚强和对个人主义的渴盼上都特别相似。”(林语堂语)而他的生平阅历,却比庄子还要简单。他1817年出生于一个小城镇,二十岁就从哈佛大学毕业了,而后当了两年教师,并开始文学写作。他赞同《庄子》中的很多见解,尤其崇尚庄子的简朴生活,试图追寻、体验庄子所倡导的清新、空灵、诗意的生活方式:从蛙鼓声声、鸟鸣嘤嘤中得到欢愉,在晨曦暮霭、朗月清风里收获宁静。

他不遗余力地鼓动人们,要简化生活,取消娱乐,腾出时间来用于体验生命、品味人生;同时,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世人不要被繁纷复杂的生活所迷惑,从而失去生活的方向和意义。于是,孤身一人,跑到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自建了一个小木屋,在周围隙地种植玉米、豆类、萝卜和马铃薯,自食其力,过着原始、简朴的生活,总共住了两年两个月零两天。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回到城镇之后,他患了肺病,死时年仅45岁。近两个世纪过去了,他的小木屋以及瓦尔登湖,如今已经成为融入大自然、疏离社会群体和挑战物质文明、告别城市喧嚣的一种象征。

英国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读完《庄子》英译本后,感叹地说:“这部完成于两千年前的中国书,对欧洲人来说,依然早了两千年。”言下之意: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庄子不仅超越了空间,也超越了时间。看来,他对庄子确实是衷心崇拜的。

王尔德作为一位重要的文学家,与庄子有其相似之处,当然,差异是明显的,并且是主导的。他于1854年,出生在都柏林一个有着卓越地位的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他的作品以辞藻华美、立意新颖和观点鲜明著称于世。作为唯美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无论是他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还是作品风格,都是充满魅力的。论者认为,王尔德的一生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他是一个集天使与魔鬼于一身的矛盾人物,既世故又纯洁,既虚伪又真实,一面取悦上流社会,一边又进行尖刻的讽刺、批判。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王尔德也正是这样。他极端自负,曾傲气十足地写道:“上帝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才气、社会地位,并富于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困惑、猜疑。”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依稀地看到庄子的某些影子。

德国著名戏剧家贝尔托·布莱希特出生于1898年,他从倡导歌剧改革入手,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史诗剧的实验,从而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戏剧理念与表演方式。他认真吸收中国戏剧艺术经验,特别是从庄子那里汲取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他像当年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庄子》,不仅从中发掘出表现主义戏剧的理论支撑,而且激活了创造性思维,开阔了学术视野,使他的认知向哲学的深度和广度推进,从而“由一个欧洲人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人”。

对于《庄子》,他是五体投地地折服,曾说:“这样的书,在我们这里再也写不出来了,因为缺乏这种智慧。人们只能在自家的作坊里炮制思想,结果这种思想总也摆脱不了迂腐气息。”他在多部剧作中,引进了《庄子》的思想蕴涵,成为西方文艺家中仅见的“曲翻古调填今事,义探新辞改旧观”的一个典范。就此,当代学者张黎举出多部作品实例加以说明:《四川好人》里卖水人老王,一个偶然机会,在一座破庙里拣到一本《庄子》,其中的一些故事,令他联想到妓女沈黛的遭遇。他担心沈黛当好人、做好事,可能不得好报,为此心神不宁,忧虑重重。睡梦中,他给来到人间寻访好人的三位神仙,诵读了《庄子》书中“材之患”的故事,请教神明:沈黛是否会像庄子寓言中那些好端端的树木一样,无法享受应有的天年?在《高加索灰阑记》里,他又以格鲁雪那双粗糙的手和大公那双细嫩的手为例,再一次精彩地演绎了“材之患”的思想。此前,布莱希特还曾以教育剧的形式,在《例外与常规》中,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改造了庄子宣扬的乱世之秋的处世之道,把庄子哲学中的“隐逸之术”改造成了对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这出戏,故事取材于瑞典作家鲁内伯格的叙事诗《露塔·斯韦尔德》;而剧中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同样来源于《庄子》,这是一出中西合璧的作品,经过重新诠释的庄子思想,构成了这出戏的灵魂。布莱希特正是通过这种“古为今用”、“中为西用”的高明手法,使他的作品既增添了艺术情趣,又蕴涵着深邃的哲学魅力。

比布莱希特晚出生一年的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对于庄子更是顶礼膜拜,推崇备至。早在青年时代,他就通过一个英译本,潜心研索《庄子》,并在作品中屡屡引用。他对《天下》篇中惠子讲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无限着迷;“庄周梦蝶”的寓言故事,更使他悠然神往,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向老师、阿根廷著名作家马塞多尼奥讲解,并把它写进作品《漆手杖》里:“我瞅着它,我想起了庄子。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后不知道究竟是人做梦变成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人。”他还把《齐物论》中“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这一论述,作为小说《圆形废墟》的主题。(转引自赵世欣论文)在小说《另一个我》中,描述1969年2月的一个上午,在英国剑桥,他遇见了1914年在日内瓦的自己。为了证明二者是同一人,1969年的博氏谈了他于1914年在日内瓦的往事,而1914年的博氏却说,这达不到证明的效果,“如果我梦见了你,你当然会知道我的事情。”1969年的博氏只好说:“若是今天上午和我们的会面都是梦境,那么,我们都得相信自己既是做梦人,同时也是梦中人。也许我们已经清醒,也许我们还在做梦。”他真是把庄子哲理美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论者认为,博尔赫斯的创作,划开了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文学的分水岭。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写出了《叙事的艺术与魔幻》的论文;日后,更以其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实践,使东西方文学界裨益无穷。从他开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诸如,文学种类的界限被打破了,客观时间被消解了,幽默与荒谬结合、写真与魔幻统一,等等。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者之一,他在名为《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的小说中,模糊以至抹杀了真实时间和虚构空间的界限,“虚构”这一美学概念,在他的艺术世界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可是,他却谦虚地说:“魔幻文学祖师爷的头衔轮不到我,两千多年前梦蝶的庄周也许当之无愧。”

最后,就要说到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了。他是五人中唯一出生于20世纪(1914)、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家。他毕业于墨西哥大学哲学文学系,深受法国超现实主义诗风的影响;后期诗作又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从而自觉地将东西方文化质素熔于一炉。他曾翻译过王维、李白、杜甫等中国古代诗歌大师的作品;而对庄子,尤其殷殷垂注。1964年,他与法国姑娘玛丽·何塞结婚,在赠诗中,他将爱侣与自己共同镶嵌进庄子的“蝴蝶梦”里:


一只蝴蝶在汽车丛中飞来飞去。

玛丽·何塞对我说:那一定是庄子,

正路过纽约。

但那只蝴蝶,

不知道是梦见成为庄子的蝴蝶,

还是梦见成为蝴蝶的庄子。

蝴蝶不会疑惑,

它自在飞舞。


他曾深情灼灼地说:“我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是位中国人—庄子。我的确认为他对我们有用。我推荐所有人都读读庄子的书,它与蒙田(16世纪法国的文学大师)的著作一样重要。”

实际上,域外研究庄子、钟情庄子的文人,绝不止上述五位,人们随手就能举出一些。比如,苏联时期那位著名的语言学家什克洛夫斯基,在《散文理论》再版引言中写道:“不久前,我被一篇中国小说中的语词震慑住了。一个人梦见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便陷入沉思,不知是他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他。”这里说的无疑是庄子。在这位语言学家看来,两千多年前的那个“蝶梦寓言”,就是一篇精短小说。

除了人文学者,庄子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手法,同样也吸引了大批自然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就曾多次说过:“我特别喜欢庄子,他的作品充满了比喻和佯谬,而且,其中最吸引人的,是这些比喻和佯谬揭示出在我面前的那个充满幻想的广阔世界。”德国物理学家兼思想家、诺贝尔奖得主海森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曾在多次演讲中,援引庄子关于“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会干扰、破坏灵魂的淳朴与宁静的论述。他说:“很清楚,这则古老故事包含了许多智慧,因为‘灵魂追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也许恰到好处地描述了我们现代危机中的人的状况。”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在,地球母亲已经到了疮痍满目、遍体鳞伤的地步;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支配下,更是加倍地承受着发达国家以高能耗、高代价、高污染为特征的“物化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劫难。言念及此,我们重温一番庄子的“顺物自然”、“人与天一”、“天与人不相胜”等一系列生态哲学主张,以及由此衍生的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该是何等亲切,又是何等震撼啊!


(2013年)



一路文缘


日本北陆线上的“雷鸟”特急列车,风驰电掣般地急速前行。

所谓“北陆”,是指本州中部濒临日本海沿岸的地区,包括福井、石川、富山等县。这是一个狭长地带,无论山川风物、人文历史,在整个日本都是最有特色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文风尤盛。

古人说:“一出国门,便成万里。”从前关山阻隔,交通不便,自然会有这种“人在天涯”之感。现在,乘坐飞机,一个小时过去,就踏上了东瀛土地,和沈阳到北京差不多少。不然,怎么叫“一衣带水”呢!

当然,从景色到世情,特别是语言,彼此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昨晚,下榻京都郊外一处小宾馆,环境格外清新、宁静。凌晨五点钟刚过,就被一阵彼此应答般的鸡鸣从酣睡中唤醒。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两句诗:“东游顿觉风光异,喜有鸡啼似故乡。”

我还是第一次乘坐这种高速列车,时速大概有二三百公里吧?座位十分松软,可以前后旋转,方便熟人对话,或者自己闭目休息。列车,联翩的铁马一般,呼啸奔驰,般般景物相继地闪现在眼前,又迅疾地飞向身后。宛如特大的电影屏幕,忽而喧阗的市镇,忽而恬静的村庄,忽而丛林密布的景区,不断地更换着画面。

列车驶入福井县境,我记起了这里是日本当代著名作家水上勉的故乡,问了陪同访问的广濑先生,果然不差。他告诉我,水上勉出生于一个十分偏僻、闭塞的村庄,父亲是个穷木匠,养活不了五个孩子,断炊是经常的,往往下顿不接上顿。水上勉九岁时,便被送进附近一座寺院当了小和尚,后来因为不堪寺院的非人境遇,冒险出逃了。他从事过卖药、送报等三十几种职业,十分熟悉底层民众的疾苦。多舛的生涯、丰富的阅历,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他的长篇名作《雁寺》就是取材于少年时期那段僧侣生活。逃出僧寺后,他开始半工半读,念完了中学;而后又继续外出干苦力活,挣出学费,晚上读夜大学。

对于水上勉先生,我之所以颇感兴趣,不仅仅由于他是一位名噪全球的大作家,还因为出国之前,在沈阳图书馆偶然看到一份资料,说水上勉在30年代末,曾一度流寓中国,在沈阳北市场附近当过搬运工,患了肺结核,卧床不起,多亏一个烧开水的中国小伙子悉心照料,才得以逃出病魔的纠缠,保全了性命。水上勉一直结记着这件事情,深情怀念这位救命恩人。他长期致力于日中文化交流,战后曾多次访问中国,并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和最高顾问。

他和中国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65年老舍先生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专程到东京拜访了水上勉,二人进行了深入交谈。水上勉向他介绍了个人的凄苦经历,当时动情地说:“如果我有幸访问中国,一定要去参拜东山五祖寺。”老舍先生告诉他,五祖寺在湖北黄梅,是唐代的著名禅师五祖弘忍创建的。当年,弘忍要选拔接班人,让弟子们各作一个偈子,据此分辨其悟性高低。最后,认定惠能所作偈子能够明心见性,悟性和境界最高,于是,由他继承了衣钵。说着,老舍先生便随手写下了那首有名的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并且承诺:“你到了中国,我陪你去黄梅。”可是,有谁料到,第二年,老舍在“文革”中,竟遭残酷迫害,饮恨长逝。水上勉闻讯后,曾写了一篇《蟋蟀葫芦》的散文,表达其深切的怀念之情。

赴日访问前,我曾读过水上勉的长篇小说《越前竹偶》。同作家的其他许多小说一样,都是以家乡为背景,以社会底层生活为题材,描写普通民众生计的艰辛和命运的残酷,富有人情味和乡土气息。《越前竹偶》中的故事,发生在20年代日本越前(今福井县)武生附近的一个名叫竹神的小山村里。当地盛产竹子,以竹制品工艺精湛而闻名遐迩。小说通过描写制竹工艺师喜左卫门和喜助父子同妓女玉枝的爱情悲剧,成功地塑造了三个生动感人的形象。父亲在世时,和一个叫玉枝的妓女关系很好,但没有娶她进门。父亲死后,喜助独身一人,于是想到把枝子接到家里来生活。但他视枝子如同母亲一般,毫无任何非分之想,枝子对此颇感不适。就在这个当儿,一个富商插手进来,奸污了美丽的枝子。枝子羞愧难当,身染重病,含恨而死。喜助从此万念俱灭,不久也悬梁自尽。整部作品的调子是凄婉而低沉的,给予读者以历久不磨的印象。

我们在金泽站下车,由东道主陪同,游览了位于市中心的日本“三大名园”之一—兼六园。

据介绍,这里从早春的红梅到盛夏的白莲、晚秋的红叶、寒冬的青松,四季景色兼备。我们来晚了两个月,没有赶上赏樱盛况—那可称得上天下奇观,赶上星期天、节假日,每天游客多达五万人;游客徜徉在由樱花连缀成的浩瀚天幕下,几乎不见天日;眼之所见,鼻之所嗅,除了春装仕女,就是花色花香。带着丝丝的怅憾,我们只是在几棵已有三百年树龄的古樱下面,合影留念,记此一游。

然后,又观看了建造于江户时代末期的古老喷泉,喷起的水柱高达三四米,光炫水彩,蔚为壮观。当然,园林就建得更早了,1676年,由第五代藩主始建,直到第九代藩主,中间经过四代人,历时一百七十年才最后建成。

参观中,广濑先生问到“兼六园”的名字由来,我说:

“可能来源于中国古代文献。您知道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吧?她的父亲李格非,中过进士,当过礼部员外郎,也是一位文学家。他的散文代表作《洛阳名园记》,记述了十九处园林,在谈到‘湖园’时,他讲:‘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有六: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已。’而此处园林,在建设者、营造者、观赏者看来,具有中国洛阳那座湖园的特色,也就是:既宏大又幽邃,人力加工却能保持苍古格调,水泉众多而不妨碍眺望,兼此六者之长,所以名之曰‘兼六园’。”

接着这个话题,广濑先生告诉我:“日本文化史上,有‘北陆地区文风夙盛’之说,主要是由于这一带同驰誉世界文坛的日本古典文学名著《万叶集》有着深厚的渊源。中国古代文化对于日本的影响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唐代。《万叶集》形成之初,日本还处在从原始社会向封建专制社会过渡时期,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由于同汉文化广泛交流,大量引进中国文献典籍,使本国诗文创作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书于6世纪初叶的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在文艺思想、艺术发展道路上,就曾给予日本古代的‘万叶诗人’以不小的影响。《万叶集》正是在借鉴汉文学的基础上,通过消化吸收、繁衍变异、创造革新,最后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诗界丰碑。”

作为日本第一部诗歌总集,《万叶集》大约成书于奈良时代后期或平安时代前期(8世纪末叶),其中收录了4世纪初至8世纪下半叶间,从天皇、官吏到文人、庶民的诗作四千五百余首,总共二十卷。按诗的题材,分为“相闻”(相互闻问,大多为男女情歌,或亲友间的往来酬酢)、“挽歌”(悼念死者,以及临终遗作或追忆歌吟)和“杂歌”(内容庞杂,凡前两项包括不进去的,都搜罗在内)三大部类。

这部被视为日本国宝的著作,以人性为基础,以现实主义为特征,直率地表现人的真情实感,开创了日本和歌的道路,成为后世诗歌的典范。其主导倾向,是吟叹人生的苦闷悲哀,抒发诗人对外在事物的细腻感受和主观体验。它初步奠定了日本诗歌重主观情绪、重感受、重宣泄的审美基调。而其中大量的民歌,由于受既成观念的束缚较少,内容更为充实,诗风朴实、清新、刚健,表现了当时民众的坦率情感与自在心态。

我在前两年,看到过一部中文译本,觉得在那些表现男女爱情的抒情诗中,最为凄怆动人的,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与中国唐朝李白、杜甫同时代的中臣宅守及其妻茅上娘子的赠答诗。

中臣宅守婚后不久,便被判处流放罪,发配到边远的越前味真野町,而妻子茅上却滞留于京城奈良。以现今的交通条件而言,两地相距不过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可说是方便极了。但是,在8世纪,这里还属于洪荒未辟的穷边绝塞,山川阻隔,道路崎岖,简直就是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了。中臣宅守在诗中苦吟:


远山复远山,行行过重关。

相逢更无日,凄苦满心间。

⋯⋯

杜鹃无凭证,任意越关飞。

但能如彼鸟,看妹频来回。


一双爱侣被生生地分开,相见无期,关山难越,竟至艳羡那无须缴验证件,即可自由翱翔于万里苍空的杜鹃鸟,渴望能够像它们那样,冲出重重关卡,随时与所欢会面。

而茅上娘子的答诗,结想尤为奇特,且又同样饱含着血泪相思之情:


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

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


她幻想求助于冥冥中的神灵,将丈夫与她拉开的漫长的苦痛之路、相思之路,像一个纸条那样,折叠在一起,然后笼起一场弥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妇就可以长相聚首,永不分离了。这些饱蕴着纯真、炽烈的深情,伴合着凄惨的泪水的铿锵诗句,令千载以下的今天的读者犹为之伤情不已。

越前味真野町,在今福井县武生市。午前在飞速奔驰的列车上,我曾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搜索,看到过“武生”这个站牌。当年流放罪犯、发配刑徒的边塞穷荒之地,于今已高楼栉比,市廛连云,车如流水,到处都是一片繁华景象。即使还能觅得味真野町这个地点,肯定也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再也无从找到一千二百年前的鸿爪留痕了。

广濑先生说,《万叶集》中许多诗篇,产生于包括福井、金泽、高冈、富山等地的北陆一带。特别是我们要去访问的富山县冰见市,附近有一座万叶山,被认为与《万叶集》有着直接的渊源。诗集中收诗最多的歌人、担任过全书总纂的大伴家持,就曾在这一带任过官职,至今冰见市还留存着他的活动踪迹。

他说,日本文化在5世纪前,尚处于鸿蒙初辟的原始时期;可是,到了8世纪之后,便跃向一个辉煌的阶段。“万叶时代”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因此,直到今天,它在一些日本文史专家、社会学家的笔下,还往往被罩上一圈闪亮的光环,每当提起“万叶时代”,人们总是充满着憧憬与向往。当然,忆旧,恋旧,往往针对的是今天。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的长篇小说《市声》,就真实地描绘了当代人的这种心态。书中说,一位退休老教师一直深情无限地缅怀往昔,在他的心目中,唯有“万叶时代”才是充满理性光辉与诗性智慧的理想社会。为此,他在桑榆晚景中,带上孙儿和一个萍水相逢的农村姑娘,乘坐汽车,沿着《万叶集》所吟咏的路线(其中自然包括北陆一带)漫游,企图寻找一个理想的处所。可是,足迹所至,到处都是经济的畸形繁荣,世道浇漓,文明异化。无情的利刃挑开了商业时代现实的脓疮,往昔的诗情画意、田园牧歌已经消逝净尽。最后,这位老人嗒然若丧,以彻底的失望而告终。


(1985年初稿,2001年改定)



东瀛观剧


看到这个题目,读者也许以为我在日本观看了松山芭蕾舞团演出的《白毛女》,或者欣赏了“前进座”的组织者、著名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主演的《屈原》,再不就是观摩了熔音乐、舞蹈、故事于一炉的歌舞伎。不,都不是,我看到的是由形形色色的机器人表演的戏剧、美术、音乐节目。

机器人也会演剧?会的。按照中外的古代传说,“他们”早就登上舞台了。中国古代典籍《列子·汤问》记载,三千年前,中国有个名叫偃师的人,用木头制成一个形态逼真、有感觉、会说话、能跳舞的伶人,献给了当时的天子周穆王。穆王为“她”的优美舞姿和楚楚怜人的神态所迷惑,竟像对待真人一样,深致其渴慕、爱恋之情。两千多年前,在亚历山大—马其顿的古都,曾有一家机械木偶人剧院,那里的由古希腊科学家赫龙发明、制作的机械木偶人也能说话和表演各种动作,一时轰动全城,震惊朝野,人们都以为是妙法天授,神祇显灵。

不过,“机器人”这个名称的出现,却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卡雷尔·查倍克在他创作的剧本《罗莎姆万能机器人公司》里,描写这个公司制造了一种既听话,又勤劳,能干活,一台可以顶替两个半工人的机器人,投入使用后,使劳动生产率猛涨,利润成倍增加,因而受到资本家的青睐。但却遭到各国劳动者的激烈反对,因为机器人夺走了他们的饭碗,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他们联合起来举行罢工,并捣毁了许多机器人。资本家见势不妙,便组织机器人军队屠杀和镇压工人。正当工厂主举杯欢庆胜利的时候,躁动不安的机器人又起来造反了。他们声称,要结束人类对机器人的统治;机器人要取代人类,成为世界的主宰者。结果,人类惨遭屠杀,只有罗莎姆公司的机器人设计师幸免于难。出于正义感和爱心,他设计出两种专能制伏原有机器人的新型机器人。于是,一场新的鏖战又开始了⋯⋯

当然,这是一部科学幻想剧,它同《未来世界》中惟妙惟肖的“700型”,同胸储十万马力、身怀七大神力的铁臂阿童木一样,不过是出自科幻作家的想象。

机器人根本不可能征服人类,独霸世界,这是确切无疑的了。但是,在新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今天,集各种尖端技术之大成的智能机器人,模仿人类动作,进行各种生动的表演,确已成为事实。在日本筑波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我就亲眼见到过这种“机器人王国”中的高级“人种”所表演的出神入化的精彩节目。

他们把能够接受成千上万个程序的先进电脑作为“人脑”,把由微型电视摄像管、光学系统和信息加工线路组成的视觉系统当作“眼睛”,用微型录音机和分析线路组成“耳朵”,以精密的语言分析、语言合成、语言发送系统组成“嘴巴”,因此,具有灵敏的感觉和认识机能。通过事先输入的程序,这些智能机器人可以自行判断周围环境,随机应变,有选择地采取行动、处理问题。

我在博览会首先看到的是机器人音乐家奏曲表演。走进主题馆,迎面见到一位身材颀长的女郎形象的机器人正向观众颔首致意。头戴彩色小帽,身着特制服装,彬彬有礼的女解说员介绍说,这位机器人音乐家在向大家问好。这个被称作“音乐家”的机器人十指纤细,动作灵活,脑后垂着几十条秀发般的导线,头部前方装有一台能识琴谱的“眼睛”—微型电视摄像机,面前摆着展放曲谱的谱架,机械手下方安放着一台有三排键盘的电子琴。

解说员亲切地招呼音乐家机器人的名字,请它为听众演奏一曲情歌。它很有礼貌地应声回答:“好,请稍等一等,我先识谱。”半分钟后,只见它的十指和双脚由数十根导线牵动着,和谐地奏出了《红蜻蜓》乐曲。听说,这个智能机器人能够按照听众当场提供的乐谱,弹奏十六首古典名曲和日本民谣。

记得几年前曾经看到著名科学家沈元先生的一篇散文,他在巴黎见到一种机器人,身上不带任何导线,电源在它自己身上;而且,可以同观众直接对话。沈元告诉了自己的姓氏,它就记住了,以后便始终以“沈先生”相称。还主动提出要和沈先生握手,握过手之后,它满意地说:“我感到很荣幸。”沈先生想了解一下它制作的年限,便问:“您几岁了?”它答说“九岁”,然后又反问沈先生的年龄。沈先生想,对机器人没有必要说得太具体,便说:“当然比你老得多了。”机器人马上就说:“是的,从您的样子可以看出来。您已度过了很多年的可尊敬的生活。”沈先生还发现它能够辨别颜色,因为它从这些人的皮肤、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推断出属于东方人。看来,这要比这次日本展出的机器人更先进一些。

在松下电器馆,也有机器人在表演,它在给游客画像。观众中,一个活泼、漂亮的女孩子大方地走到展台前面,机器人画家向她点点头,并客气地说:“请坐。”然后,就模仿那些老练的画家的动作和神态,聚精会神,仔细地对作为模特儿的女孩子端详起来。原来,它是先通过电视摄像机对模特儿的面部做静止的画面处理,形成线画信息,从中取出轮廓与对比度大的阴影部分,再用微电脑对所得到的线画信息进行取舍和大幅度压缩,把它变为与模特儿相似的画像要素,然后,胸有成竹地举起垂直的机械臂,握着饱蘸墨汁的毛笔,在白纸上熟练地画了起来。顷刻之间,一幅与本人形貌酷似,线条简洁、清晰的肖像画,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机器人画家谦和地问那位女孩子:“怎么样?您满意吗?”姑娘连连回答:“满意。非常感谢。”

告别了机器人画家,我们又来到日本芙蓉财团举办的“芙蓉机器人剧场”,观赏了由机器人表演的幻象环生、饶有趣味的各种短剧。首先演出的是“机器人幻想曲—2001年”,主角是由号称“曲线魔术师”的德国工业设计师克拉尼设计的形如巨鸟的“两翼机器人”,它盘旋在直径为二十米的圆形舞台上空,时而升腾,时而降下。舞台上几十个憨态可掬的机器人在导演—电子计算机的遥控下,表演着种种滑稽可笑的动作,与“两翼机器人”上下呼应,紧密配合。最后,这些特殊的“演员”由一个从观众中选出的小男孩指挥着,做前进、后退、转弯、停止等动作,令行禁止,尽如人意,赢得了观众的热烈赞誉。

我们还观赏了这样一个精彩节目:开场后,两棵大树形状的机器人自动移到舞台中间,屹立不动,作为布景;而后,一个高低不平的冈峦状机器人占了舞台的一角,上面亮起了万点灯火,现出高楼林立的景观,为的是表明故事发生在闹市区,时间在夜晚。两个体态丰满、充满青春活力的机器人,作为剧中的人物相继走上舞台。一为女郎身形,戴耳环,着女式背心;一现男士形象,着挎篮儿背心。两人胸前都佩戴着“心”形徽记。(该是表明都怀有一片真情吧?)开始时,男士热烈、主动地追求女郎,亦步亦趋,形影不离;而女郎却反应冷淡,并不怎么理睬。经过许多夜晚(高楼灯火几度明灭)的接触,交谈,逐渐地,女郎与男士建立了感情,欢谈密语,无比亲昵。演出颇富人情味。

看到这种匪夷所思的表演,邻座两个青年观众低声议论:“照这样发展下去,未来的世界里,会不会像科幻作品中讲的,机器人越来越聪明,最后取代了活人,成为人类的祸害?”我想,存有这样担心的人,恐怕数不在少。在西方国家,近年也确曾发生过一些机器人“发疯”的事件。1982年8月17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一个代号为“DC-2”的机器人跑到马路上捣乱,这个身高一米二的家伙到处找人搭话,并硬向人们散发企业广告,过往行人被纠缠得无法解脱,只好打电话报警,后来查明,这个机器人是由一个在娱乐场所工作的人幕后操纵的。看来,关键还在于操纵它的人。

机器人终究是机器,虽有“人”之名,而无人之实。到任何时候,它也不可能完全具有人的意志和知识,只能永远当一个听话的傻瓜。对于人来说,电脑的智商永远是零。人类所能做的事,有一些电子计算机也可以做,但它不过是具有人类头脑的某些功能,绝不可能是一切。人类既然能够制造出机器人来为自己服务,也就完全能够驾驭它、制伏它。正如华罗庚教授所讲的,人是电子计算机的主人,而不是它的奴仆。

似乎正是针对一些人的“杞忧”、“芙蓉机器人剧场”安排了这样一个场面:当表演进入高潮,人们沉浸在机器人世界中的时候,突然舞台上灯光一齐熄灭,一个个机器人不知所措,纷纷匍匐在舞台上,像迷路的羔羊似的发出阵阵哀鸣。这个即兴之作,寓意十分深刻。它说明机器人并不是万能的,它们必须按照人的意志行事,离开了人就无所施其伎了。

(1986年)



月明 人在天涯


日本富山县的冰见市,是一个美丽而恬静的小型滨海古城。

此间气温很高,六月中旬就达到了二十七摄氏度。而东道主的隆情盛意,简直比炎阳烈暑还要炽热。市长亲自陪同我们来到下榻的永芳阁。这家经政府登录的国际观光旅馆,是一座高耸在石崖上的古色古香的五层建筑,凭栏俯眺,美丽的富山湾像一面幕天席地的晶莹宝镜,被镶嵌在浅绿深苍的崖岸之中。

同行的日本友人广濑先生,指着正前方一座仿佛碧玉雕琢的小岛告诉我,古时候岛上有一座寺庙,名叫光禅寺。关于它,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当地一个虔诚信仰佛禅的名士,梦见一位中国高僧前来此地传经说法,醒后,他立即赶往现场参拜,却什么人也没有见到,只是岛上突兀地现出一座中国式的佛教建筑,门额上书有“光禅寺”三个大字。从此,人们就口耳相传,这座光禅寺是经海上漂流,由中国赠送过来的。因而,亲切地把这座岛屿称作“唐岛”。

我们所住的房间,分别冠以龟、鹤、松、桐、羽衣、淑园等或吉祥、或娴雅的名字。每间客房都兼有和式、西式两种陈设,中间以拉门隔断,壁上挂着小巧精美的装饰画,清新雅素,别有一番情致。

中午,东道主在和式宴会厅举行欢迎会。客厅地面铺着“榻榻米”,四壁饰以黄杨镂花木板,上面挂着唐代诗僧寒山、拾得的画像。寒山着芒鞋,曳竹杖,傍古松而立,广袖宽裾,丰神潇洒;拾得手拄扫帚,嘻开笑口,做远望状。

宾主席地而坐,每人各据一桌;膳设和食,至为丰盛。主人致过简短的欢迎词之后,便率先满怀激情地唱起了《阳关三叠》。王维的这首名诗,早在少年时代,我就已耳熟能详了;但是,此刻在异国他乡听到,却似邂逅故知,感到亲切逾常,便也按照拍节,引吭相和,反复咏唱,直到宾主都激动得闪现出晶莹的泪花。这时,大家共同将杯中的清酒一饮
而尽。

原来,冰见所在的能登半岛,在地形上很像一只长长的靴子伸进了日本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相对孤立的状态,使这一带至今仍然保留着较多的传统习俗。在这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同强烈的市场观念、现代的物质生活相互剧烈地荡激着,在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身上,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一种略带感伤的苍凉意蕴和淡淡的怀旧情绪。

几名歌舞伎兼侍者,表演了精彩的民间舞蹈,手姿、步态、目语、眉情,温柔中略带几分忧郁,轻松里透露着一种矜持,特别娴熟、优美。一望可知,都是阅历深广、成熟历练、养之有素的。歌舞结束,女侍者分别到宾主桌前跪坐侑酒。在溽暑高温之下,她们都严妆盛服,意态端肃。看去年龄均在半百以上。据说,她们都精于茶道、棋艺,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而且,能歌善舞,酒量雄豪。一副副布满皱纹的脸庞和一双双枯涩的眼窝里,饱蕴着人生的艰苦和世事的沧桑。

作为主宾,我被主人安排了一位更为年长些的老年侍者。她主动自我介绍,说是自从永芳阁落成之日,她就前来为各国嘉宾服务,已经几十年过去了,前两天,同伴们为她祝贺过六十二岁生日。与外间的其他场合不同,这里的服务人员,不太要求年轻、俏丽,而是特别看重气质、风度,强调一种书卷气;讲究意态从容、举止凝重、谈吐高雅,重视文化层次和内在的修养。

这种独树一帜、迥异寻常的服务方式,无疑有它的道理。但从客人的角度,看到较自己还要年长的侍者跪伏在面前,端茶奉酒,笑舞酣歌,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甚至有一种酸楚的感觉。我忽然记起了唐代诗僧寒山的几句诗:


朝朝无闲时,年年不觉老。

总为求衣食,令人生烦恼。


人当“耳顺”之年,本应庭前憩坐,含饴弄孙,尽享天伦之乐;可是,这些老年侍者为了谋求衣食,还要滞留海隅,吹弹侑客,歌舞承欢。她们也许有生以来从未被爱神丘比特的箭矢射中过,却时时要通过歌音舞态,表演着一些想象中的爱情的圆满幸福。想到这些,我觉得口中的清酒似乎也带有几分苦涩味了。

半日的紧张会谈,宾主都感到有些疲倦,便说,晚饭后早些休息。可是,我因为贪看富山湾的海滨胜景,却仍然痴坐在瞭望台上,观赏着红日渐渐西沉的黄昏美色:灿烂的夕阳悬在金光闪烁的海面上,万顷烟波接着远天,晚潮有节奏地律动着。每一叠浪花打到岸边,细软的沙滩便立刻绣出一溜银白色的花纹。斜晖映照下,几叶渔舟轻盈地向岸边移动。蓦然,触动了我的乡思—我忆起了儿时在故乡见惯的“日之夕矣,牛羊下来”的牧归小景;耳畔仿佛响起《离骚》中的名句: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夏日黄昏,过得迟缓;可是,又变幻得十分敏捷,一个不留神,夕阳的猩唇就吻了碧海。湛蓝的天空与茫茫的浪波,分别从头顶和脚下同时向天际驰去,渐渐地汇合在一起,任凭你怎样睁大眼睛,也难以分清它的
界限。

我想象着,那迢遥的翠微淡成袅袅的烟霭所在,便是可爱的海棠叶形的祖国大陆。我仿佛看到了那雄伟的长城、巍峨的泰岳和高耸云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当然,不是借助视觉,而是靠着心思。

记得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教授曾说过,她羁身海外时,每当吟诵杜甫的《秋兴》,都油然兴起故国之思;甚至傍晚看到飞鸟还巢,也会涌起缕缕乡情。她写了一首七绝:


向晚郊原独自巡,枝头落日有余金。

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粉碎“四人帮”后,她的访华申请获得批准,于是,即兴吟哦:


劫后书来感不禁,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屈杜魂。


这种感情,久居国内的人是难以体会到的。于今,机轮飞速,天涯咫尺。“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但这指的是国内。置身海外,情况便迥然不同了。一位去国离乡的朋友从芝加哥寄信给我,说:“世人都说出国好,个中苦楚谁知晓?当你踏上陌生的土地,远离多年熟悉的社会环境,接触的是完全生疏的异国文明,语言不通,风习各异,立刻就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孤独感与飘零感。在祖国,失败了或者遭受挫折,可以随时随地向亲人、朋友诉说,而在国外,却只能自己舔净伤痕上的污血,独自吞咽那苦果、涩果,振作精神去迎接新的一天,继续承受巨大的压力,进行紧张的拼搏。生活在国外,最难耐的是那种失去依托的空虚和塞天溢地的寂寞,是‘乡梦不曾休,惹甚闲愁’!思念家乡、思念亲友、思念祖国的实质,是在寻找依托,寻觅失去的支柱。”这种种感受,自非亲历者所不能道语。

⋯⋯

此刻,市声已寂,只有满地虫鸣奏着万古如斯的神秘之歌。天涯云树,完全笼罩在梦一般的境界里。但是,我依然可以凭着想象,以目力和听觉来体察四周的诸般色相—伴着轰响的机声,夜班工人正撑持着疲软的腰肢在紧张地操作;而隔巷,耀眼的灯光下,舞厅人影乱,麻雀战方酣。正是这迥隔人天的苦乐悲欢,组成了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

“明月如霜,好风似水,清景无限。”突然,我把昨宵在金泽市的筵席上听到的谋杀案新闻和这迷人的月色联系起来。因为据美国人韦伯发现,人的体内水分,由于受月亮的引潮力影响而发生变化,导致情绪波动,甚至引起神经错乱。可是,经有关专家研究证明,这种联系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月球的引潮力和磁场对于人的干扰,微小到几乎难以计算;而且,韦伯的“三五月明之夜,发案率高”的论断,在古朴、闭塞的乡村,也难以得到证实。

社会现象,竟要到自然领域里寻根溯源,结果,广寒宫中也出现了冤案。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1986年)



野 酌


连日的拜会、宴请、参观、会谈活动,搞得人脑涨头昏,十分疲惫。一听说,要去访问留萌的一处牧场,大家都为之雀跃。

汽车飞快地前进着,村庄、农田、丛林、草场,纷纷被抛在后面。日本农村多是二层小楼,建筑式样与我国江南小村镇切近,只是村落比较稀疏,色调更加多样。微风拂动,大片草场里游走着一群群牛羊,放牧人悠闲地坐在树荫下。较之东京、札幌高耸的楼群、滚滚的车流、喧嚣的市声、紧张的节奏,像是闯进另外一个世界。

时值雨季,说声阴,浓云密布,雨脚四垂,霎时就降下了瓢泼的大雨。幸好已经到达了目的地,热情的主人在打着伞迎候我们。

没有另外安排参观、会谈项目,整个活动都在餐桌上进行。这是一个上有铁皮盖顶、四周全部敞开的大型凉棚,木制的长桌和坐椅未加任何藻饰,地面也是沙土的,原封未动,没有铺上砖块或抹成水泥,一切保持原生状态和显现一种村野情调。

主人年龄在六十岁上下,汉文基础很好,即席作了简短致词。略云:借用贵国古代诗人王安石的诗句,叫作“草草杯盘供笑语”吧,备上一席野酌,欢迎远方来的高雅客人。这样一说,更增加了亲切感,大家都不感到拘束了,很快,饭桌上便腾起了笑声。

在国外,那豪华宾馆里的宴会,固然是隆重、盛大,仪态万方;但繁文缛节,严妆盛服,常常使人感到拘泥、厌倦,刚刚开始就希望它快快结束,一点舒服的感觉也没有。还有一种所谓“便宴”,随便倒是随便了,但由于宾主比较熟悉,几杯清酒下肚,又往往放浪形骸,酣歌醉舞,有时还要拉上一两个歌伎舞女相伴,却之不恭,又势难从命,因而也被视为
畏途。

唯有这种乡间的野酌,不分主客,不拘礼节,随处落座,随便接谈,确有“宾至如归”之感。特别是,坐在这别致的餐厅里,风来四面,使人完全忘记了外面的炎炎夏日。谈笑间,两声闷雷响过,霎时一阵疾雨倏然而至,叮叮咚咚,敲打着篷顶,宛如置身万面鼓声之中。放眼四望,平芜尽处,一带起伏的山峦,衬着青葱的茂草、浓翠的松林,粗犷中不乏诗的意蕴。

主人用蒙古式的日本菜—“铁板烧”招待客人。桌子正中摆放一个中间凹进去的方形铁锅,锅旁放着几盘新鲜牛羊肉和菜蔬。嘎斯火将锅烧热后,人们用筷子把肉片放上去煎烤,反复翻动,肉变色后,再蘸上一种特制的甜酱,味道十分鲜美。由于吃了那片再烧这片,往往是咽着口水操作,所以非常刺激食欲。这比外面的其他宴会,各种名菜倾盆大雨般涌来,弄得人眼花缭乱,食欲来得快也去得疾,确实要好得多。

当然我也想过,如果设计一种自动控制温度的烤炉,使肉片不至烧焦、烤煳,岂不更好?这在电子工业高度发达的日本,原也不难实现。只是,人们偏爱这种吃法,总觉得这样更有兴味,这也是难以改变的。古人说:“口之于味,有同嗜焉。”现代人则强调个性,因而,又有“口味没商量”的说法。

主人显得特别高兴。他在盛赞了长城的雄伟、故宫的壮丽和天安门广场的开阔之后,突出讲了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各地的飞速变化,“如果你不是亲眼所见,绝对不会相信。”他早年在大连当过医生,熟悉并且酷爱中国文化,直到现在,还经常抓住空闲时间,找出一些珍藏的中国的古籍和绘画、书法作品欣赏。他说,日本科学、文化的母亲,一个是中国,一个是西洋,中国又是母亲的母亲。正是在这两大源头的延长线上,发展了今天的日本科学、文化。他指着“铁板烧”说,就连这个东西,也是转经朝鲜从中国传过来的。

而后,我们品尝了日本名菜“洒西米”—采用肉多刺少的金枪鱼切制的生鱼片,还有将新鲜大虾裹上面糊、用豆油炸过的外焦里嫩的“天妇罗”,醇香适口、别有风味的大酱汤,外面包有紫菜、称为“寿司”的大米饭卷,味道都很鲜美。特别是对“洒西米”,日本人有固执的偏爱。牧场主人告诉我们,到了日本不尝尝“洒西米”,应是一桩憾事。看我拣了两片大口地咀嚼着,主人高兴地吼起来,随手举起一杯清酒与我碰杯,我们都一饮而尽。

这种清酒,在日本颇负盛名,系由大米酿成,味道甜美,但多饮易醉,素有“两日醉”之称,说也奇怪,在市议会、市役所举行的宴会上,我只饮了一杯,就有些头晕;而在这里,三杯饮过,并无不适感觉。也许真像战国时淳于髡所言:执法在傍,御史在后,或亲有严客,收袖曲跪,侍酒于前,一斗、二斗亦醉,而当朋友交游,欢然道故,合尊促坐,履舄交错之时,八斗、一石也自无妨。这类寓言隐语,未必与实际完全吻合,但酒量和情绪有关,该是不容置疑的。


(1986年)



花 环


六月底的日本列岛正处在炎炎夏日,可是,北海道的留萌市由于地处边陲高纬地带,却分外凉爽。我们友好访问团在神居岩饭店用过午膳之后,主人便安排到附近的儿童游乐中心游憩。这是市郊一处新开辟的公园。树木多是近年新栽的,道路还没有修好,儿童游乐设施也并不完备,但环境很幽雅。

因为是星期天,园内儿童很多。看见中国客人来到,许多儿童主动跑过来问好。不大工夫,我们六七个人便都“陷”在重围里。我的身旁站着六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欢快地蹦蹦跳跳,用中国话喊着:“你好!你好!”通过翻译,我夸奖她们中国话讲得很好。她们高兴地回答:“我们是从电视里学的。”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孩。

“佐贺幸惠。”她爽快地告诉我。

“我叫⋯⋯”

“我叫⋯⋯”

孩子们争着向中国各人介绍自己的名字。我笑着说:“我听不清,也记不住。请你们把名字记在我的日记本上。”于是,石井美雪、高宫明子、镰田博子、角尾佳惠、皆川真优枝依次地签了名,汉字写得很工整。看我珍重地把日记本收存好,她们一个个高兴得跳了起来。

这时,那个叫“佐贺幸惠”的小姑娘,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玩具形状的奶油糖,塞到我的手里,连声说“梅西!梅西!”,同时做出“吃”的样子。另一个小女孩送给我一袋膨化食品。我深深地为这种纯真友好的热情所感动。遗憾的是,除了“须臾不可离也”的圆珠笔和日记本,我没有带任何可以还赠的纪念品。至今思之,还觉得后悔。

在我的前边,代表团团长也被几个孩子围住。一个心灵手巧的儿童,迅速地采撷一束野花,编结成一个花环,献给中国客人。无奈团长头大而花环太小,只好放在头顶上。他便一只手扶着花环,一只手打着招呼,连声道谢。

我们接触到的这些日本儿童,都很天真活泼,性格开朗,在陌生人面前,没有拘束、畏葸之感。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轿车开过来了,我们匆匆说过“再见”,便上了车。追逐着扬起的车尘,孩子们奔跑着,不住地用中国话喊着:“你好!”“再见!”我们一再挥手,很快就被浓密的树丛遮断了。

坐在车上,我想,中日恢复邦交十多年来,经过双方的努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断加深,而且深入到下一代的幼小心灵里。中国领导人访日时说过,把我们这一代已经奠定的友好关系,首先传给下一代到下两代,使今后三十年到六十年的友好关系不断巩固和发展。一代接替一代,一代胜似一代,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个目标是建立在比较深厚的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大力促其实现。

晚上,出席市议会举行的宴会之后,我们下榻市区的“鹤扇”宾馆。想是日间活动留下了太多的兴奋点吧,脑袋一贴枕头,我就悠悠地进入了梦乡。这是一处空中摇着松影,地上铺满鲜花,旁边碧波涟漪的所在。我认出是沈阳的北陵公园。一大群天真活泼的少年儿童嬉游其间。恍惚记得刚进大门时,曾见到挂有“欢迎日本儿童访华团”字样的大幅横标。心想,这里也许有我在访日期间结识的几位小朋友哩。那次由于疏忽,没有带上几件可资留念的赠品,至今还觉得遗憾,这次再不能空手了。于是,我就跑到外面的商店去,买回几支国产的“白翎牌”铱金笔。不料等我赶回公园时,小客人的游园活动已经结束,乘车离开了这里。心里一急,梦也就醒了。开灯巡视,看到壁间挂着绘有双鹤图案的装饰画,才明白原来并没有离开留萌。

吃过早饭,主人安排我们参观市立小学校。四十名教职员和上千名学生在礼堂里隆重集会欢迎中国客人。一个穿藕色连衣裙的女学生前来献花,一看,原来正是那个佐贺幸惠。我心想,在北陵公园没有找到你,现在又在这里见面了。通过翻译,我们向她和全校师生表达了谢意,并说:“欢迎你长大后到中国去访问。”她说:“请看我们的壁报,我们不但想去中国,还想去辽宁呢!”原来,学校听说中国客人要去参观,事先做了准备。我们在教学楼走廊里看到,许多壁报都绘有中日两国国旗,其中一张壁报的总题目竟是:“希望到辽宁去”。里面介绍了我省有关的情况,还有两幅望儿山、千山的风景画片呢。

这所学校是1872年日本宣布实施“普及国民教育”制度后,在北海道一带第一批建立起来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前后有二十五任校长莅职。从第十一任开始,每任校长都留有照片,现在都整整齐齐地挂在大厅里。教师中年轻的女性占多数,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我问一位女教师:“您觉得教师工作怎样?”她回答说:“我很热爱我的工作。只是我的学识还浅,阅历不足,还不能完全胜任。”

教室门楣上挂有任课教师的名牌,以示负责。室内阳光充足,但课桌并不十分整齐,摆放也很随便。小学生的穿着多种多样,不像中学生那样有统一规格的制服。男学生大都光着脚板,据说这有利于健康,教室内挂起各种彩带,上面系着种种工艺品,黑板两侧摆有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金鱼缸、蟋蟀笼子,有的笼里养着翠鸟、鸡雏,墙上贴满了学生自己绘的图画。我向陪同参观的“教头”(教育长)询问:“不怕这些东西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吗?”他说,精神贯注来源于浓厚的兴趣;而只有学生的精神始终处于最佳状态,浓厚的兴趣才能培养起来。教室布置得活泼、自然,富有情趣,有助于学生保持最佳的精神状态,培养学生从小热爱生活的感情。

教师讲话活泼亲切,语言生动,经常走下讲台到学生中间去,师生感情比较融洽。每当教师提问,孩子们都争先举手回答,并不因为有外国客人在场而忸怩、拘束。但是,当前日本教育也存在一些弊端。“教头”告诉我,现在青少年身心成长并不完全健康。学生实际能力有下降的趋势,犯罪率日益增加。这与学校过多地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人格的陶冶,过分强调教育的划一性而忽视儿童个性和能力的培养,家庭、学校对少年儿童过分娇惯而忽视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离开学校时,我们把写有“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字样的羽毛装饰画留赠给学校,学校把一百幅小学生的图画作品交给我们,委托转赠给中国的小朋友。


(1986年)



芭堤雅哀歌


芭堤雅之夜是迷人的。

街灯像珠宝璎珞,把整个城市点缀得堂皇富丽,异彩纷呈。时装店,酒吧间,首饰行,水果摊,各式各样的店铺,都是明光耀眼,映照着做生意的泰国人惯有的笑脸,连玻璃罩和壁龛内摆着的佛陀像,也嘻开笑口,似乎在帮助店主招徕顾客,兜揽生意。

芭堤雅的繁华不过二十几年历史。70年代之前这里还是一个小渔村。由于它紧邻暹罗湾,海滩宽阔,沙明水净,空气清新,风景优美,颇受外国游客的青睐,特别是美国海军基地的水兵纷纷来此度假,激活了此间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而号称世界一绝的“人妖”表演选中了芭堤雅,更使一些游客趋之若鹜。

晚上,我们观看了蒂芬妮人妖歌舞团的表演。走进剧场,看到四壁和穹形棚顶上绘有西洋名画《酣睡的维纳斯》、《人间的爱与天上的爱》以及亚当、夏娃的故事。各种灯饰放射着柔和的彩光,全场形成一种宁静、和谐的气氛。

突然,剧场的灯全部熄灭,台上台下鸦雀无声。俄顷,伴随着一阵激越、热烈的乐声急雨般地响起,白色大幕徐徐拉开,舞台正中,两道追光的聚合处,一个云鬓高绾、长裙拖地的女郎向观众致意,接着演出便开始了。人妖个个风姿绰约,个头高耸,体态婀娜,容颜秀丽。一般都是头顶尖塔式的金色花盔,上穿紧身罩夹,臂套玉镯、璎珞,下系前后双披罗裙,脚穿彩色舞鞋,显得端庄秀丽,风情万种,远胜于身材粗短、面色较深的泰妹。

但了解底细的人知道,这些妙龄女郎其实都是男性演员装扮的。由于他们的父母受财利驱使,或因生活所迫,在他们幼小时即斥资为其做变性手术和整容,而后又不断注射雌性激素、女性荷尔蒙,使其逐渐具备女性的性征。这期间,还要模仿女性的仪态,培养女性的情感,完全像女性一样生活,总之,从外形到内心,从生理到心理,都要实现女性化。但只有一点仍然保持着男性性征,即喉头结,这是无法去掉的;再者,说话的声音与女性不同,显得有些沙哑、低沉。

在一个半小时的综合性歌舞晚会上,演出有歌曲、舞蹈、滑稽表演、幽默小品和中国古典剧,内容多取材于本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神话传说、历史掌故、民间习俗。我们还听到了日本的《北国之春》、《拉网小调》,朝鲜的电影《卖花姑娘》插曲,中国的《血染的风采》、《四季歌》等歌曲的演唱,应该说都是一流的,但我不太欣赏。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配音,所有“歌女”的演唱都借助于名歌星的录音磁带,功夫在于口型对得天衣无缝,一点看不出破绽。人妖的舞蹈,妙曼多姿,也是高水平的。据说,舞蹈演员都是从上千名人妖中挑选出来的,而且经过十几年的严格训练。为了陪衬“少女”的妙丽韶秀,时有短小肥胖之老年人妖扮成丑角登台,引人发噱。

节目中最能体现人妖特征的,是由一个演员表演的男女联唱。演员侧身向着观众,在舞台追光照射下,边走边唱。一副男人打扮,西服革履,大鬓角,留分头;瞬间,演员掉转了前进方向,面向观众的一侧呈现女性形象:秀发蓬松,乳峰高耸,红唇粉腮,旗袍、高跟鞋。就这样,时而半面是男,时而半面是女。随着形象的转换,歌声也各为男音、女音。弄得观众迷离惝恍,分不出是男是女、是人是妖,此乃人妖之典型表现也。

演出结束后,观众尚未全部离席,人妖演员即已跑到剧场门前的喷泉广场,按照观众的要求一起照相。依演员条件,收费二十至一百泰铢不等,如观众有拥抱、接吻等特别动作,则加倍收取报偿。由于人妖为世界一种奇观,这种生意也异常兴隆。我则远远地避开,躲在灯火阑珊处,为水花四溅的喷泉广场和五彩缤纷的剧场外景摄取了两个镜头。

此刻,我的心境是黯淡而凄苦的。我觉得,这些青年男子本来都是生理健全、身心健康的,只是为了给老板或自己敛财,不得不摧残身体,扭曲人性,成为不男不女、不人不鬼、不伦不类的中性人,丧失了应有的情感、生趣,葬送了幸福的家庭生活,作为一种有知觉的玩偶,供人玩乐,歌舞承欢,做尽种种妖姿媚态,其实统统为夺情之举。细心人也许能从其歌音舞态中察觉出难以言状的悲怆之情,且不知他们在清夜无眠之时会不会以眼泪洗面?

就表演艺术而言,也没有可取之处。艺术贵天然,感情贵真实。哪怕面貌并不韶美,但只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亦多有可观。而人妖表演缺乏真情实感,没有真性灵、真情感,“假作真时真亦假”,矫情拟态,游戏人生,莫此为甚。

作为畸形社会的畸形产物,人妖现象与娼妓、太监等一样,同是社会可悲的牺牲品。它之所以在芭堤雅得以繁兴发展,其来有自。这里过去驻扎着许多美军,欧洲人也把它看作理想的游乐场所。他们中有些人自小就染上了糜烂生活习气,过不惯清苦生活,在当地卖淫妇女不敷需要时,便与那些人妖周旋,虽然不得其真,亦可慰情聊胜于无。泰国人妖有东方人妖与西方人妖之分,据说,那些西方人妖,有许多就是西方人寻欢作乐时撒下的种子。那些酒色之徒离开芭堤雅后,可怜的泰女生下了不知其父的混血儿,长大后有一些便被迫沦为人妖,终生过着变态的生活。

芭堤雅之夜是迷人的。碧蓝澄净的夜空里,繁星眨着清亮如水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个灯红酒绿、畸形繁荣的闹市。你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纯洁,芭堤雅!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中国作家,我忍着心头的伤痛,在急管繁弦、笙歌彻夜的喧嚣中,为你奏上一曲凄婉的哀歌。


(1991年)



湄南河上


汽车一辆接着一辆,焦急地、缓缓地向前爬行着。曼谷又塞车了。虽然已是岁尾年初,这里却依然燠热难当,车上的游人一个个热汗淋漓,逃炎无地。但当想到马上就要舍车登船畅游湄南河时,耐力和兴趣便增加了许多。

湄南河源远流长,河面开阔,水深流急。它是泰国的母亲河,泰文“湄南”二字即是“河流之母”的意思。数千年来,它以丰美的乳汁哺育了海天佛国的世代人民,涵养了这块热土的经济、文化,不仅为沟通泰国南北的交通运输大动脉,也是驰名东南亚的独树一格、别具风姿的旅游胜地。

河面上,各式游船、大小货轮穿梭来往,呈现出一派百舸争流的繁盛景象。我们登上一艘大型的画舫式游艇,船舷很低,没有窗户遮蔽,风从四方吹来,感到十分凉爽。两岸,市廛街衢、繁花绿树悠悠闪过,一座座佛塔连同那阳光下熠熠生辉的金顶和流光溢彩的琉璃瓦,在视觉中不断地映现、消失。船头不时溅起白色的浪花,打湿了游客的衣裳。船主却说:“不要紧的,这是吉祥的兆头。湄南河水是我们泰家的吉祥水、发财水。谁的身上打湿得最厉害,说明谁的福分最大。”逗得大家轰然腾笑起来。

过了一阵,游船驶入湄南河的一条支流,河道渐渐变窄,两岸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棕榈林、椰子树、美人蕉、槟榔树、芒果树,应有尽有。林木丛中,一座座颇具特色的房屋闪现出来。有一种建立在地势较高的台基上的木屋,一道道石砌台阶通向河内;还有一种房屋搭建在水面上,高高的圆木桩托着木板房高悬河上,当地人称为高脚屋;有一种吊脚楼,傍水建造,半水半陆,在河里立起木柱,以木柱与河岸坡地为支撑点,铺设一层棱木,再在棱木上筑阁建楼;还有一种水上人家,房屋就建筑在宽大的木筏上,随着潮水的涨落,房屋也时上时下,时起时伏,因有缆绳系岸,不愁被水漂走。当然,即使漂走也无妨,“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

泰国人贫富悬殊,只要一看河畔的住房就可一目了然。有些木板楼雕梁画栋,气派豪华,与陆地上的洋楼相差无几;而一些低矮破旧的竹寮,则“悬鹑百结”,摇摇欲坠,无异于上古人的巢居。但无分贫富,各家都有等次不一的木船,都有停靠的码头,讲究一些的人家,码头上盖有木厦,以遮风蔽雨。一路上,常常看到有小船到各家停泊,这是僧侣们在驾着小船逐户化缘。

忽然,船速减缓下来,原来到了著名的湄南河水上市场。这富有地方特色的水上胜景,乃是游览曼谷的人绝不能遗漏的一处景点。河上聚满了独木船、小舢板,多由妇女划行,船上装载着各种蔬菜、水果、鲜花,竹编、草编工艺品,木雕佛像、佛塔、大象,以及竹笠、雨披、服装、壶碗、家具等生活用品。一只舢板就是一个货摊,互相挤挤撞撞,排成一列水上的闹市街衢,叫卖声,议价声,笑骂声,响成一片。

在这里,河道相当街市的马路,浮动的木筏、小船等于罗列市街的货摊,汽艇、游船代替了车辆,一座座泰式高架木桥无异于架设在公路上的立交桥。售货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据我观察成交的不多,也许是由于价格高昂,多数游客只是观光赏景而已。

当下题诗四首,以志水上市场之盛。


其一:

水上墟场岸上楼,湄南风景画图幽。

飞尘不见轮蹄杳,交易全凭百舸流。


其二:

木船如鲫趁墟忙,万果千花列货庄。

佛塔巍巍临水立,钟声常伴市声扬。


其三:

生计终年一木舟,泰娘声哑蹙眉愁,

无情碧眼黄须客,不买香柑只解游。


其四:

买得鲜花未惜钱,哀哀叫卖总堪怜。

萍踪鸿爪休劳问,明日分飞怅远夭。


(1991年)



今古鳄鱼


尽管身上穿着印有“鳄鱼”商标的名牌夹克,腰间扎着以鳄鱼皮制作的皮带,也感到舒适、美观、实用,但是,对于鳄鱼却从来没有好的印象。一是觉得它形体丑陋: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褐色的硬皮,嘴巴、尾巴长长的,四肢却十分短小,简直是一个水中怪物;二是它凶狠无比,森然可怖,吞噬人类和畜类是家常便饭;三是它虚伪可憎—这主要是西方古代传说起了作用:据说鳄鱼吞食生人或家畜时,总是一边吃着,一边还要洒落哀怜的眼泪,人们用它来比喻恶人的假慈悲。

后来,读了英国作家詹姆士·马修·巴里的儿童剧《彼得·潘》,又觉得鳄鱼可怖、可憎之外,倒也十分有趣。

彼得·潘是个永远不肯长大的男孩儿,他能够像精灵一样在天空飞翔。他把海盗巨头杰斯·福克的一只手臂剁下来喂了鳄鱼。从此,杰斯·福克怀恨在心,寻找机会报复。彼得·潘巧妙地利用了鳄鱼贪得无厌的本性:它吞吃了福克的手臂,尝到了滋味之后,就永远忘记不了,于是,始终尾随在福克身后,想把他整个吃掉。但是,福克也不是好对付的,他想办法让鳄鱼吞食掉一架闹钟,这样,闹钟便在鳄鱼肚子里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福克根据闹钟的音响,可以随时察知鳄鱼的行迹,从而有效地避开了丧失生命的危险。

由于脑子里装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故实,所以,当听说要去北榄府鳄鱼湖参观时,我的兴致还是蛮高的。

北榄府紧临曼谷湾,是泰国的一处游览胜地。这里地处热带,又当湄南河的入海口,乃河海交汇之地,非常适合鳄鱼的生长;加之,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鳄鱼的大量养殖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从而促进了“鳄鱼世界”的形成。名曰“鳄鱼湖动物园”,实际上是一处名噪全球的特大型鳄鱼养殖场。场内分池饲养了来自泰国、中国的二十多个品种、数万条的
鳄鱼。

一条条整齐、干净的卵石路,把浩浩荡荡的观光人流分别引向几个木制的阁楼。游人可以顺着水上的曲曲折折的长廊式天桥,遍游全场的各个养鳄池。池塘都是用水泥砌就的,深浅不等,里面挤挤撞撞地布满了长达数米的鳄鱼。有的往复游动,把池水搅得波澜四起;有的静卧在池塘中间的水泥台上,沉酣嬉戏,沐浴着阳光;有的扬威振鬣,气宇森严;有的怡然自乐,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一根长长的黄褐色条石。天桥中部阁楼上,设置一座座商亭,陈设着各种鳄鱼皮制品,供游人选购。

鳄鱼湖动物园创建于1966年,占地零点三二平方公里。上世纪50年代之初,创办人杨海泉看到市场上鳄鱼皮制品走俏,忽发奇想—通过大量养殖,解决皮货原料问题。于是,筑起了小池,试行鳄鱼留种、人工繁殖,当年就获得成功。这在世界上尚属首创。翌年,租赁十英亩土地,凿池蓄水,大量养殖,经过十五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实现了创建“鳄鱼世界”的宏愿。通过做鳄鱼皮生意,获取了巨额的利润,杨海泉也名闻寰宇,被拥戴为国际鳄鱼协会主席。

面对这位祖籍广东潮州的养鳄大王所创下的煌煌盛绩,我不禁想起了一千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潮州的有关鳄鱼的一桩遗闻。唐宪宗元和十四年,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触怒了最高统治者,“一朝封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云横秦岭,雪拥蓝关,由刑部侍郎的京官被贬到当时蛮荒未辟的潮州充任刺史。到任不久,通过访问民间疾苦,了解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后,韩愈命令下属以一猪一羊投入江中,并写了一篇《祭鳄鱼文》—实际是“讨鳄鱼檄文”—来驱逐它们。

祭文里告谕鳄鱼说:你们不肯在深潭里安居,而是盘踞在恶溪之中,凶狠地吃掉民众的家畜和各种野兽,来养肥自己,繁殖后代。假如你们也有灵性的话,就应该听从刺史的命令:三天之内,整个家族全部南徙于海,三天做不到,可以延缓到五天,五天不行,可以推迟到七天。若是七天还不迁走,说明你们是根本不想走了。那好,我就要挑选武艺高强的乡勇拿起强弓毒箭,来找你们算账,直到全部射杀为止。据说,当天晚上,“暴风雷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鳄鱼全部远徙于海。自是,潮州再无此患。

本来,溪水干涸,鳄鱼迁徙,乃是自然现象,原与祭文无关。但是,群众出于对关心民瘼的刺史的爱戴,作出此种附会,反映了韩愈的驱鳄举措大得人心,获得了民众由衷的赞誉,他们把“恶溪”改名为韩江,有一座山也被称为韩山。

有趣的是,当年韩愈为了保护当地群众的利益,视鳄鱼为凶神恶煞,驱之唯恐不速,徙之唯恐不远;而今天,却由潮州人的一个后代耆英,在海外成功地大量繁育、养殖鳄鱼,化祸为福,趋利避害,变弃物为财富,获取了巨额经济效益。从驱鳄到养鳄,千年旧曲翻新调,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鳄鱼养殖场内,有一处水泥砌就的大型圆池,里面游动着许多条性情温驯的大鳄鱼。圆池周围设置有供游客观看驯鳄表演的六级看台,上面罩上了遮避阳光的草苫。在热烈的掌声中,两位身着红衣的男青年出场,向观众行礼致意之后,即赤足涉水,用力牵拽鳄鱼尾部,拖其上岸;鳄鱼则执拗地掉头摆尾,拍击水面,发出了巨大声响。

红衣青年将鳄鱼拖上岸边以后,竟出人意外地把脑袋伸进张作巨盆一般的鳄鱼嘴里,久久地停在里面,供游人们拍照留影。他们还把许多泰币扔进鳄鱼口中,然后探臂入内,一一拾取。尽管早已训练有素,表演有惊无险,但善良的观众仍然惴惴不安,目不忍睹。驯鳄青年还作了骑鳄游水的表演;最后,挺立在鳄鱼背上,扬鞭催打鳄鱼,让它做出种种引人发笑的动作。看来,这些叱咤江海的庞然大物,一经人工驯养,便失去其祖上的威风,成了被人百般耍弄的玩物。

鳄鱼在其自身价值尚未被人发现、获得社会承认的时候,遭人厌弃,受到驱逐;为了延续生命,繁衍后代,它们不得不终朝每日搏击风浪,冒险犯难,去寻觅食物,维持生存。尽管时时处处面对着怒浪狂涛,但是,却可以自由自在地遨游江海,终其天年。

而今,安然酣卧在养殖园中,外无风涛之险,内无冻馁之虞,不可谓不是一种享受;然而,这种宁静舒适的境遇的取得,却是以失去自由、摧残个性、最后统遭宰杀为其沉重代价的。

鳄鱼的这种悲喜剧,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庄子所说的“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和“不材之木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出于同一机杼。归来感慨重重,诗以记之:


佳木先摧散木留,不材神栎耸千秋。

群鳄若解庄生语,宁忍饥寒易自由。


(1991年)



马六甲纪游

我们沿着吉隆坡通往新加坡的高速公路,驱车访问马来西亚历史古城马六甲。早在中学时代,我就从地理课本上接触到这座古城的名字,后来读书渐多,知道它紧靠马六甲海峡—这是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之一,有六十多个国家的船只从这里通过,每天多达二百四十艘以上,就是说,每隔六分钟就有一艘船通过。随着海洋运输量的激增,这里的海盗活动也日见猖獗,而且,撞船事故屡屡发生,生态隐忧日甚一日。

马六甲所在的马来半岛西海岸,是一条长数百公里、宽仅八十公里的山麓狭长地带,为马来西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海上交通极为便利,公路、铁路运输也十分发达,这都有力地促进了马来半岛种植业的发展。此时正值一月上旬,车窗外映入眼帘的却是浓郁的盛夏光景。橡胶林、棕榈林、椰子林,一片片,一层层,葱茏茂密,满山满谷。透过稠密的车流,时而闪过去一幢幢精致、华美的别墅宅院,此外几乎看不到其他景物,满目都是翠绿、嫩绿、浓绿、苍绿。绿,是这里的生命的基调。

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大部分集中在这一带,许多人从事橡胶种植业。据导游员介绍,橡胶树原是产于南美巴西亚马孙河流域的野生植物,19世纪80年代,在东南亚试种成功,马六甲郊外的亚沙汉山是马来半岛橡胶业的起源地。华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前马来亚殖民官员兼学者巴素有个说法:“如果没有中国人,就不会有现代的马来亚”,而“如果没有现代马来亚的橡胶业的发展,欧洲和美国的汽车业就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规模”。多年来,马来西亚一直居于世界天然橡胶出口的领先地位。天然橡胶年创汇近四十亿马元,与棕榈油、石油、木材、旅游业构成出口创汇的五大支柱性产业。

马六甲由于物产丰饶,地理位置重要,从1511年起,葡萄牙、荷兰、英国就先后在这里夺得了统治权。而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暹罗人以及爪哇人数百年来则相继到马六甲落户,同当地的马来人一道,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开发、建设。他们不仅创造了巨额的物质财富,而且通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在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等方面,汇成了特有的文化
风貌。

马六甲的华人,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时代,当时不少人居留下来,以后世代蕃衍,生齿日繁;还有一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中国南方各省来此地做生意的;近年来从东南亚其他地方移居此地的也占一定数量。现在,他们均已落籍,不再以中国人自居,亦较少保留纯粹的中国人血统,但仍沿用华族姓氏,并承袭了大量的传统习俗。

经过三弯两拐,我们来到街的尽头,一座巍峨的庙宇赫然展现在眼前。这便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中国式庙宇、始建于1646年的青云亭。上世纪30年代末,郁达夫先生根据庙中长生禄位牌上记载的木主的姓字,以及碑铭上镌刻的他们的业绩,断定青云亭原是一所古老的公共建筑,神殿供奉的两位明代衣冠、发须楚楚的老者,为明末遗民。他们离乡去国,避地南洋,依靠帮会势力扶植侨民利益,因有功于华人,后遂被奉为神明。庙内同时供有观世音、如来佛及天后娘娘。奇怪的是,这座由佛教团体管理的庙宇,里面却有儒释道三教合流之挂像,这在中国境内是很少见的。

15世纪初叶,中国明朝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在马六甲停泊一些时日。这里,控制着马六甲海峡,扼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交通咽喉。为保证中国船队顺利远航,满剌加不仅提供各种物资援助,而且,批准郑和的船队建立“官场”(仓库),作为下西洋的转运站,长期存放货物。船队到达后,在这里稍事休整,便分派到附近一些国家去开展贸易活动和进行友好访问;完成了任务,驶离各国,也都在此间会齐,静候五月中旬的西南信风,再整队返航回国。这种转运站的建立,对郑和胜利完成航海任务,成功地访问三十多个国家,发展同南洋、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扩大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天,“官场”遗迹虽已湮没无存,但它作为两国友谊的直接见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人民心里。

中午,我们在再也大街海京楼酒家吃过一餐马来沙爹、肉骨茶和各种热带水果后,便乘车来到市郊的三宝山参观。15世纪30年代前,这里是三宝太监郑和的船队的驻扎营地,所以得名三宝山,到了15世纪60年代,明朝汉丽宝公主嫁给满剌加国王曼斯·沙为皇后,国王便把这块久已不用的山地拨给公主构筑宫殿,并命名为中国山。前些年,当地市政府曾拟议铲平此山作为开发用地,后因华人团体强烈反对而作罢。

山的西南麓有三宝井,传为郑和开凿。当地居民为保护这口久经沧桑的古井,特意筑起高约四米的围墙,使之至今完好无损,井水清冽,可供饮用。我们每人喝了一小碗,果然甘甜可口。主人欢快地告诉我们,民间传说:凡是饮过这井水的人,在有生之年至少还会再来马六甲一次。我们高兴地回答:“好,祝愿他年能在这里重逢!”

漫游马六甲市区,我们看到,这里虽然屡遭炮火洗礼,饱经世代沧桑,但仍然到处留存着许多殖民地时代的古建筑。市区东面有葡萄牙人修筑的圣约翰山故垒,市郊海湾阿伯奎路有葡萄牙村和葡萄牙广场,都属于最初的殖民者的遗迹;而荷兰街一带的雕梁画栋、整齐壮观的红房子群,则展现着当日荷兰征服者的威严;由荷兰人始建于1753年的基督教堂,法国神父建于1849年的哥特式圣查威尔教堂,以及圣彼得堡教堂等,都反映了那段以《圣经》与宝剑征服贫弱民族的历史。但最有名的还是葡萄牙总督阿伯1511年侵入马六甲后建筑的圣保罗教堂。—这一切,可说是一幅数百年来西方殖民者在马来西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立体的历史写真画卷。

圣保罗教堂建在圣保罗山上,位于市区西南隅,接近马六甲河口,它是欧洲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最古老的建筑物。1641年荷兰人占领马六甲后,曾把教堂改作墓地,现今这里还竖立着许多块刻有荷兰文字的墓碑;1795年,拿破仑战争未息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取代荷兰夺得了马六甲的管辖权,二十年后《维也纳条约》签订,重新划归荷兰;到了1824年举行伦敦会议,英国又以苏门答腊为筹码,从荷兰人手里换回了马六甲。教堂一度被英国人改作马厩,再次遭到严重的损坏。经过四百多年的战乱破坏与风雨摧残,这座当日堂皇富丽的教堂,于今已面目全非,残存的四壁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衰翁在那里颓然怯立,大张着嘴巴,向游人诉说着过往时光血与火的遭遇。

下山时,经过一座建于1512年的圣地亚哥城门,门高五十尺,以赭色石块砌成,是葡萄牙古城堡唯一残存的建筑物。在山的正门斜对面,市政府建立一座独立纪念馆,专门陈列马来西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时有关文物与史料。对于数百处的历史遗迹,政府下令要严加保护,没有因为它们是殖民地时代的耻辱印记而予以拆除或弃置不顾。这实为明智之举。“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历史的教益是不容忽视的。

天已向晚,我独自站立在古城门前,远眺着马六甲海峡。尽管因为离得比较远,看不清过往的船只,但我深知,其间凝聚着历史的烟云与时代的风雷,在两洋要冲的滚滚波涛中是隐伏着无数危机的。半个世纪前,著名作家郁达夫在浏览了圣保罗山古城门和圣约翰故垒后,曾独立在残堞缺处,远望马来半岛南部最高的一带远山,感喟无限地想到萨都剌的那首“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金陵怀古之词。而我此刻,却记起了苏东坡《前赤壁赋》中的名句:曹氏父子“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
在哉”!

历史毕竟属于人民。国家民族之间的杀伐流血、强权劫掠及其所取得的胜利,总是暂时的;而各民族间的友谊将永世长存,各国人民将千秋万代长期友好下去。


(1991年)



异国年俗


过去,国人乡情浓郁,安土重迁,特别看重能够在乡园故土过上除夕、春节。因之,旧时文集中常常见到“十载年从羁旅过,几丛花在故园看?”之类略带些感伤、酸楚之情的诗句。其实,这里说的异乡飘泊,倒不见得路出千程万里,远隔万水千山,更不大可能是“去父母之邦”而置身异域。若以今天的眼光看,如果能够有机会在天方绝域体味一番异国年俗,变换一种环境、一个角度,回看最能展现祖国民族传统风情的春节,倒未始不是一件新奇而有趣的情事。

恰好我遇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这次访问马来西亚,除夕、春节都赶在了著名历史古城马六甲,一切都是那么新奇,那么亲切,又那么古朴而文明!

除夕之夜,我们吃过晚饭,就早早赶到华人聚居的庙街。那种年味异常浓烈的喜庆气氛,大出我们的意想之外;恍惚间,竟有回复到五十年前的异样感觉。全街绝无例外,家家户外都是红灯高挂,垂下金光闪闪的朱红穗子,高悬着光华耀眼的迎年喜幛和童男玉女《拜年图》,招财进宝《财神挂》(一种类似年画的装饰品),张贴着写有“年年有余”、“接福迎祥”、“平安是福”之类吉祥语句的汉字对联,以寄托主人对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整条街打扮得鲜红火爆,金碧辉煌,光怪陆离,商场里摆满了年货,置身其间,简直忘却了是在他乡异域。大家很怕错过了这个景观,纷纷举起照相机,“咔、咔、咔”地拍摄个不停。

我们又连续游观了其他几条街道,基本上都是如此。可以说整座城市,都在应和着节日气氛,市场上无一例外,到处溢满了买卖应节食品及信仰消费品的热潮。果品摊床上,更是奇瓜异果,琳琅满目,本地的鲜果,世界各地的洋果,盈筐满架,斗艳争奇,上演着一场别开生面的顾客争夺战。

看罢了街头盛景,我们又顺着整齐的石头甬道,走进了两家华人的住宅。同样是张灯结彩,节味浓郁。刚一进院,就听到屋里欢腾地说笑着。当地习俗,大年三十,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共同守岁。有的聚在灶间包饺子、擀面条,有的玩着各种游戏,有的中青年夫妇正在率领子女给父祖辈拜年。唯一见不到的就是滥放鞭炮。不像咱们的城市、农村,每当春节前后,几乎是炮火连天,日以继夜,尤其是三十晚上,整个楼群、庭院简直像坐落在火药桶上,又宛如置身于万炮轰鸣、硝烟密布的战场:“咕咚—咔!”霹雳一声,震天动地;“噼里啪啦”,有如鼙鼓频敲,爆豆不停,没有片刻的消歇;“通!通!通!⋯⋯”这是高程排炮五十发、一百发、三百发的连射。整宿彻夜地闹腾,前后左右轮番地轰炸,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彻夜无法成眠。走到外面去看看吧,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硝烟弥漫,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和耳朵一同遭罪。这一切陋习,在这里,统通都绝迹了。

马来西亚人口中,华人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马六甲一带。这里的华人,最早的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当时,三宝太监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要在此间停泊一些时日。马六甲当时译作“满剌加”,是马来半岛的一个新兴国家,同明朝的关系很好。船队到达时,国王总是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前往码头迎候,并在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在郑和七下西洋的二十八年间,满剌加曾有三位国王到中国访问,并遣使二十六次晋京通好,每一次都受到明朝政府的优厚接待。后来,明朝皇帝的女儿汉宝丽公主许配给这里的国王,随侍宫女数百人,获准住在三宝山—当年郑和船队的驻扎营地。山上有三宝井,传为郑和遗物,一说是国王专为汉宝丽公主开凿的。山麓有三宝公神庙,建于1795年,庙宇飞檐上饰有彩龙戏珠,与黄瓦、红柱、白墙相配,后面衬着飘忽的白云,据说是象征着三宝公郑和驾飞舟破白浪扬帆远航的。中堂深处供奉郑和
坐像。

旁有一副对联:


秩重荒邦 凛凛官方超上国

位跻良吏 绵绵岁序荐明禋


横批是:


惠风广被


都是颂扬三宝公郑和的历史地位与不朽功业的。

此间的华人多已落籍所在国,较少保留纯粹的中国人血统,但仍沿用华族姓氏,并承袭了大量的传统习俗,许多人还会说汉语。他们一年到头,要过很多节日,尤以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冬至和除夕为重,而出于对亲情、乡情、族情的重视和对祖先的追思怀念,就中,以农历新年占居首位。

依本地传统习惯:大年初一,人们留在家里准备接受其他民族(马来族、印度族等)街坊邻里的拜年;整天不能扫地、除尘;信佛的人家这一天要焚香、吃素;初二这天,开始走出户外,过访亲戚朋友;初三、初四以后,有各种戏曲表演。春节期间,有的华人社团还要举行迎春书法比赛,以弘扬传统文化,增加节日气氛;元宵节,照例举行“猜灯谜”
活动。

大年初一,我们早早就起来了,在当地文友陪同下,“入乡随俗”,到马六甲河北岸唐人街,为打过交道的华人家拜年贺节。这里的华人住宅,多为双层建筑,独门独户,宽敞大方。所到之户,发现家家神台上都供着黄梨,原来,他们的祖籍是福建,福建话“黄梨”发音类似“旺来”,取其吉利;有的家中摆放着从中国台湾购进的梅花,象征着吉祥如意。在咱们国内,接待拜年的来客,通常都用香烟、酽茶和各种糖果;而这里则是主客一道品尝着各种各样的新鲜水果。

主人热情地向我们男士推荐奶油果,说它原产于墨西哥和中美洲,由于富含维生素E、甘油酸、氨基酸和不饱和脂肪酸,没有胆固醇,被誉为世界上营养最丰富,植物性脂肪最高的水果。而对在座的两位女士,则请她们品尝莲雾—过去俗称“爪哇蒲桃”,因为原产爪哇,现在台湾屏东、高雄的产品质量更好。色泽深、肉质脆、糖分高,种子少,有养颜润肤之效,所以颇受当地女性欢迎。

还有一种网纹瓜,比西瓜略小,青绿颜色带有黄色细纹,原产自日本,后被中国台湾引进。入口之后,香甜甘美,肉质醇厚。蜜释迦,我们也是头一次经眼,果皮突起的鳞目形似佛头,因而得名“释迦”。果实扒开以后,呈颗粒状,与石榴类似,甜酸适中,别有一番风味。

我笑着说,在这里,不仅嘴巴获得了丰收,而且眼睛也饱享一场盛宴。当地文友趁势说,既然如此,也总得有个回报呀!他向主人介绍了我的作家身份,谦让不过,只好应邀书写了一副春联:


户纳千祥 天开吉运

门迎百福 地辟财源


“地辟财源”四个字,对应了主人的事功与身份—他在郊区经营一处橡胶植物园。

横批是“人寿年丰”。

主人黄姓,高兴地告诉我,过几天,他要把这副春联推荐给“迎春赛会”;还要了我的通联地址,说是如果中奖,要把奖状、奖金寄给我。

我笑说:“如果真有这份鸿运,那就请黄兄留下吧,权当我提前送了‘元宵贺礼’。”

马城二日,我们尽情观赏了浓烈而欢快的异国年俗,留下了许多堪资回味的精神意蕴。作为一种文化景观,作为表现本族群色彩的复合性符号群,它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凝聚着人们的感情、习尚与追求。

面对那种久违了的亲切、温馨而浓烈的年味儿,不禁发出“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热而不俗,活而不乱。整个节日期间,显得和谐、宁静,包括除夕、元旦,都没发现有人在街头、院落里燃放鞭炮;大年夜,商店灯火通明,照常营业,也没有见到哪一处幺五喝六,“胡吃海喝”。他们说,过年了,人们难得休闲几天,更应该好好养生,讲究科学饮食。节日里,祖孙几代团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娓娓话桑麻”,其乐也融融,共同珍惜这难得的阖家团聚、促膝谈欢的
气氛。


(1992年)



蒲甘晚照

像大红灯笼一般,夕阳挂在淡淡的远山上。气温仍然很高,伊洛瓦底江懒洋洋地南流着。江面上游动着两只柳叶样的渔舟,微波荡漾中,看去颇像一幅风景画,淡泊中透出一种雅致。

江的这面绵延着一眼望不到边的平畴旷野,高大的树木也有,不过很少,多的是间杂着几米高的仙人掌的灌木丛,弥漫于整个视野的荒榛野莽。大地干旱得很厉害,热气蒸腾下,枯黄的枝叶罩着起伏的沙浪,呈现出一片凋敝、荒凉景象。

没有风,树梢纹丝不动,一些毛色灰黄的禽鸟在枝间不停地鸣啭,整个旷野却益发显得宁静而空寂。

最饶诗意的是夕晖映照下仪态万千的佛塔。朱红色的,银白色的,金光熠熠的,一座座,一簇簇,一片片,有的高耸于闹市区,有的突兀在郊原、丘陵上,有的排列在江岸边,像国际象棋棋子那样,看是无序却又似有序地展布着。它们傲立于苍穹之下已经千余年、几百年了,历尽了沧桑,饱经了风雨。

想来建塔当日,本是绵延多年陆陆续续落成,并非整个计划停当之后才一一动工的;可是,今天看去,却是错落有致,疏而不散,密而不乱,远远近近,高高低低,十分匀称、和谐。而且,外形变化多端,或像宫殿,或似城堡,或如石窟,圆形、方形、扁形、条形⋯⋯应有尽有,绝无雷同之感。

沿着坍塌的墙垣,一步步向上攀升,登上了高达六十多米的他冰轮塔的塔基平台,像观赏沙盘模型似的,整个蒲甘的塔林一览无余,目力所及,尽是形制各异的塔顶,有如万笋穿天,蓄势竞上。一种置身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感觉兜头涌来,顷刻间心境为之宁帖,灵魂也仿佛得到了净化,进而引发想象于无穷。

夕阳一抹,为直戳苍穹的塔尖涂上了一层金色,塔影幢幢,下面却是一片尘灰般的暗淡,增添了几分神秘,几许迷离。郊原上游人稀少,偶尔有两两三三碧眼白肤高鼻梁的男女青年,骑着自行车在林丛小道上穿行,或者披开榛莽,在佛塔间戏耍、拍照。

这里便是缅甸历史名城、佛教圣地蒲甘。

它的整个基调都是朦朦胧胧,迷迷茫茫,昏昏沉沉,给人的感觉不是蓬蓬勃勃地焕发着生命的活力,而是一种疏离、渺远、空蒙的宗教氛围。如果按照人生境界与宗教境界的分法,那么,这里确是远离了功利圈、伦理圈,而属于形而上的宗教境界或者审美境界了。它已经超越于感性存在,而由理性存在升华到灵性存在。

蒲甘原是一片江边旷野,108年,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古老的王国,名为“阿利摩陀那补罗”。到了11世纪,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此定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蒲甘王朝。

作为都城,在长达二百四十三年间,它一直与蒲甘王朝相始终。当时,宫观楼阁恢宏壮丽,四周有护城河环绕着高大的宫墙,十二座城门通向四面八方,整天有庞大的车流和喧腾的马队进进出出。伊洛瓦底江的水旱码头,联结着全缅的各个重要城市,这里成了南北方的农业、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街区内人烟辐辏,歌鼓喧阗,一片市井繁华景象。

但是,当时的阿诺律陀皇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俗世间的事功,包括宫廷里的一切,并没有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他所热衷的是超越于王权之上的另一种统治力量—对佛法的皈依。依照他的理解,宗教属于形上思维,它的认识方式与哲学的认识方式迥然不同,它不是借助于概念、判断与推理的抽象形式,而是通过图像之类的有形事物,也就是运用表象与象征的方式来加以展现。

恰好,他在征服直通王国战役中,俘获了三百名博学多才的高僧和技艺精湛的工匠,因而,登极之后,即在都城大兴土木,修建佛塔、佛寺。他听信了僧侣们的奏言,决定到中国去迎请佛牙。于是,派出由大臣和高僧组成的迎请队伍,前往大理的南诏。

可是,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迎请团只好临时改变主意,在南诏请回一尊翡翠雕成的如来佛塑像。这意外的收获,使皇帝兴奋异常,当即决定为这尊佛像专门修造一座佛塔。但在塔成之日,他并没有忘记佛牙之事,除了安置佛像,还在塔内特意记载了释迦牟尼四颗佛牙的所在。

阿诺律陀死后,他的儿子江喜陀继位,造塔的热诚更是高于乃父。他觉得这座安放如来佛的佛塔不够气派,便在它的外面又罩上一座更高大更豪华的佛塔,并且在塔内塑造了四座金碧交辉的佛像。每座佛像都是高达数米,艺术水平极高。站在佛像下面仰望,一个个都是神情整肃,法相庄严;可是,退出十几步以后再看,却是面带微笑,分外慈祥。随着距离与视角的变换,佛祖神态各异,十分奇特。它使人悟解到距离同审美的关系;也联想到禅悟、禅机的妙谛:随着理解程度的变化,而自有其不同的收获,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帝王造塔,带动了整个宫廷、整个社会,所有的王公贵族以至豪门巨富,都竞相建造,一时蔚为风气。从上到下,都把建造佛塔作为行善积德、泽流广被的盛举。都城蒲甘不过五十二平方公里,可是,竟然建塔五千余座,有的资料记载为一万三千多座,从而获得了“万塔之城”和“佛都”的美称。

但是,这既标志着蒲甘王朝的繁荣鼎盛,也是导致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庞大的工程、巨额的开支,使国家人力、财力、物力不堪重负,而无量的塔寺又占去了农民的耕地,造成流民载道,野有饿殍。整个国家完全丧失了发展的生机,从此一步步走上衰亡之路。

当然,对于后世来说,无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物质财富。

偶像崇拜是佛教的突出特征之一,因而它又有“像教”之称。伴随着塔、寺、像、塑的创制,形成了丰富、优美的佛教艺术。塔、寺是外在的,主体乃是那些以金银、青铜、翡翠、玛瑙、玉、石雕塑的佛像,或在壁上敷彩涂朱的各种佛传、佛本生、经变、说法故事的绘画。于今,壁画已所剩无几,但珍藏在塔、寺中和博物馆里的佛塑、佛像,不啻恒河沙数,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实际数目。

由于佛像的特殊性质,毁于人工的绝少。千年时光过去了,在蒲甘,至今仍然完好无损地保存着三千一百多尊,其中精品、极品,有二百八十七件。我在蒲甘佛教博物馆,看到一尊一千三百年前的玉佛,雕琢得至为精美,据说是这里最为古老的。

那些林林总总的佛塑与雕刻,形象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进程,最早的佛陀多为高鼻深目,作肃穆、悲戚状,说明它们主要来自印度;而后逐渐演化为鼻头扁平,眼部开阔,丰腴饱满,端庄秀美,显然是受到本地俗世艺术以及中国佛塑的影响。

当然,更准确的历史记录还是岩石碑刻。当时每建筑一座佛塔,都要以碑刻形式记载下它的成因与经过,保存到今天的尚有五百块左右,许多都是稀世之珍。我看到了一块方柱体的九百年前的古碑,四面分别刻有缅文、孟文、巴利文、骠文四种文字。骠国于638年灭亡于南诏,骠文早已成为死去的文字。而这座碑却为通过与缅文、孟文对照来识别骠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因此,它的价值至为重大。

还有一座年代更为久远的石碑,前面为骠文,后面是中文,只是中文已经漫漶不清,因而无法弄清它所记载的内容。

博物馆里有一座特殊的青铜雕像,塑的不是佛祖,不是君王,也不是功勋卓著的将帅,而是一位青年女子。她是13世纪一位国王的爱女当彬公主。当时绝大多数佛典都是以巴利文书写,而这种文字很难掌握,因此,有“要学会巴利文,除非木杵开了花”的俗谚。为了便于佛典的传播,这位公主多方拜师求教,刻苦钻研,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巴利文,而且精通了佛学经义。她不顾习俗、陈规的束缚,勇敢地公开设帐,教授和尚。皇帝特意为她塑像,以示嘉奖。

1325年,蒲甘王朝侦察到元朝的铁骑将要进犯的信息,于是便派遣高僧信迪达·巴毛卡和尚率领使团前往游说。元朝政府提出要用巴利文交流,而蒲甘官员中却无人通晓,只好请来这位高僧。巴毛卡和尚不辱使命,通过合情入理地陈述利害、得失,成功地说服了元朝统治者,从而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奖励他的功勋,皇帝颁发给他一笔为数可观的奖金。而他却用这笔钱修造了一座佛塔。博物馆中一座石碑详细记载了这段史实。

佛都蒲甘,像衔山的落日一样,终于散尽了余晖,归于静寂。而对于它的当代叙述,见诸文字的大都显得模糊、朦胧,难以探骊得珠,抉其真髓。作为整个缅甸历史文化的源头,人文传统的发轫之地,蒲甘自有其不可取代的位置;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宗教、哲学、建筑、雕塑、历史、考古诸多方面的价值,会日益凸显出来,焕发出恒久的魅力。

笔下匆匆,意犹未尽,以七首绝句足成之:


荆榛丛莽叹凋残,美到荒疏欲画难。

大野空蒙千座塔,夕阳影里认蒲甘。


鸟啼花笑亦欣然,话到沧桑总不堪。

目断浮屠荆棘里,茫茫坠绪绕蒲甘。


古槐深处鸟关关,壁圮垣残剩水湾。

一树幽花饶艳冶,故都光景忆蒲甘。


煌煌帝业已尘烟,江水浮花去不还。

凉月晓风棕树下,阑珊灯火映蒲甘。


般般法相示真禅,万笋穿天锷未残。

梵呗声中一回首,空桑三宿恋蒲甘


人天殊听总根禅,妙悟由来不立言。

万物皆因佛影现,寰球从此重蒲甘。


更从何处觅真源,教化人文赖此传。

纵历红羊千百劫,无生无灭羡蒲甘。


注:

①佛经中有僧人“不三宿桑下”的说法,为的是在一棵桑树下住上三宿会产生眷恋。

②意指发生巨大灾祸。


(2004年)



忽闻佛地有仙山


缅甸的蒲甘号称“万塔之城”。作为世界著名的佛都,它已经享誉千余年了,影响及于整个亚洲,四方朝拜者终年络绎不绝。出人意料的是,它身边的博巴山,竟然生面别开地展现一个神灵世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仙山。

两地相距仅四十五公里,气候却天差地别。蒲甘三月,即使在清晨,也是骄阳似火,热浪蒸腾;而地处海拔八百米高程的博巴山,正午时分依然凉风习习,爽气宜人,置身其间,无异入清凉国。在这里,当地居民供奉着三十七路神仙,而且都聚居在一座神庙里。每座神灵都有两米左右高的塑像,并排而立,令人想起中国的“封神榜”和蓬莱过海的八仙。众仙服饰随性别、身份而异。除个别的黑面恶煞般的凶神而外,大多眉清目秀,神采飞扬。塑像前有一长条香案,摆着各种鲜花、供果。

当地比较一致的说法,早在佛教传入之前,这些神仙就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没有这么多,形象与身份也没有定型。显然带有民间宗教的性质,属于原始初民的一种信仰。关于这些神祇的文化生成,经考察发现,大部分都与尘世间的最高统治者的滥杀无辜有直接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正义的象征,是民众愿望与理想的产物。

有一则神话故事说,蒲甘王朝时期,博巴山盛产名贵的鲜花,管理花园的是一位聪明美丽的妙龄女子,名叫梅瓦娜。这一天她结识了京城里来的勇士骠大。这位勇士因为武艺超群,屡建功勋,深得国王的信任,于是,被安排每天到博巴山取花,然后飞马送进皇宫,供给皇帝与后妃观赏。英雄、美人一见钟情,由互相仰慕发展到痴情爱恋,结果生下了两个孩子。国王得知后,盛怒之下把勇士斩首了。女郎闻讯后,痛不欲生,跳进博巴山下深不见底的火山湖里殉情。从此,花树枝头总有两只同命鸟相向哀啼,昼夜不止。当地民众认定这是两位痴情男女的魂魄化成的精灵。出于同情与敬重,便把他们作为忠实于爱情的神仙供奉起来。

庙里还供奉了两兄妹的神灵。传说当年山上住着兄妹二人,哥哥是一个铁匠,身怀绝技,力大无比,在国内多次比武中都夺得魁首,深受山民的爱戴。国王觉得他对于江山的巩固是一个致命的威胁,便想找个借口把他除掉。铁匠察觉到这个阴谋,就悄悄地找个地方藏匿起来。国王派人抓走了他的妹妹,让她交代哥哥的下落,答应只要他自动回来,就不再追究,兄妹二人可以继续过着平安日子。妹妹觉得这也很好,便把哥哥找了回来。谁知,这是国王的一个骗局,铁匠回来第二天,就被暗地里处死了。妹妹悔恨自己过于轻信,使哥哥上了当,也自刎而死。

这次我们看到,他们四位都作为神祇被祀奉着,而且居于众神中间最显赫的位置。

民众按照人世间的规矩,赋予这些神祇以人格化、人性化。这里有正神,包括那些忠于爱情、心灵美好、正直无私的英雄人物和有功于世的公伯王侯;也有兴风作浪的鬼魅式的邪神。祀奉前者是出于景仰、出于爱戴;而给予后者以香火,以礼遇,则是为了笼络与讨好,心存畏惧,不得不然。传说中还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穿戴着朝廷命官服饰的神仙,在为民众降祥赐福的同时,也常常接受一些请托,收受钱财与礼品的贿赂,在向天神汇报民间的是非时,有意隐瞒一些私情—这和中国的灶王爷在“小年”时被用糖瓜糊上嘴巴,只能“上天言好事”,大体上是相同的。

这些神祇都是凡人死去之后才修成正果的。他们因为中断了生命的延续而获得了超自然的力量。凭借着那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成为生者的崇拜对象,成为外在于生者又主宰着生者命运的神灵。神灵原是由人们造出来的,而一经造出来,又会反过来成为人们自身的范式与束缚。人们相信这些神祇的灵验,自觉自愿地接受他们的管束、监督与惩处。(在拉丁语中,宗教即意为“约束”。)一当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违反了神祇的意旨,会从心灵深处产生一种负罪感。在博巴山当地的传说中,就有许多种民众自造的神祇转过来惩处民众悖俗违礼的事例。

作为非官方、非主流、非正统的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民间宗教更多地强调人间情怀,往往与传统的观念、官方的立场、主流的宗教意识形成微妙的冲突。如爱情与金钱,在原始的民间宗教中都是颇受推崇的。相对而言,民间宗教更加务实,更与世俗接近,也显得通情达理一些。

至于同当地正宗、正统的宗教—佛教的关系,就更加微妙了。本来,作为宗教信仰,它同佛教一样,都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种形式,都是对超自然的崇拜,都和个人的信仰有直接关系,所反映的都是个人与一种比他巨大、比他神秘的对象的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有显著的差异,首先,它们的文化前提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佛教重智慧,尚实证,以明心见性为教义之精髓;而这里的民间宗教或原始信仰,则普遍强调实用性,更多地体现人间的情怀、山民的愿望,更明确地讲求世道人心、伦理道德,说明它更加世俗化、平民化、功利化了。

同佛祖相反,这里的神仙都有灵魂存在。当地传说,蒲甘王朝时,有一对战功卓著的兄弟,奉国王之命负责督建京城的宫殿。国王对于工程质量和进度要求十分苛刻,而他们尽管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英豪,却于建筑、管理业务一窍不通,结果工程质量很差,两人均以渎职罪被处以死刑。他们倍感委屈,死后冤魂不散,日夜在宫廷里转游。一次,国王出游都城外的伊洛瓦底江,突然遭遇卷地狂风,波涛骤起,游船险些翻沉。经过巫师占卜,知道是两位将领的阴魂作祟。国王只好答应封神拜祭,把他们送到博巴山上供奉起来,风涛才逐渐平息。

佛祖否认死了之后还有灵魂存在,否认人有永恒的自我;承认彼岸世界,承认转世。在佛陀看来,转世之后,就不再是原有的那个人、那个灵魂。好比两支蜡烛的薪火相传,一支把火焰传递给另一支,虽然后者因前者而存在,但它并非前者。

作为历史文化的积淀,民间宗教有其深厚的根基和旺盛的适应能力,而且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对于域外传过来的佛教,它既不排斥,也不依附。这里靠近曾经辉煌数百年的佛教圣地蒲甘,居然保留着完整而鲜明的初民信仰的象征;后来佛教盛行于全国,成为缅甸的国教,它也仍能继续传承下去,而未受其同化;直到佛教式微之后,它仍然活跃在当地的民众中,享受着更为旺盛的香火。

当然,由于二者长期地糅合在一起,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影响。比如,拜神方式,在中土,或跪拜,或作揖,没有统一要求,尤其是无须赤脚;可是,在博巴山,由于受佛教的影响,进入诸神殿堂,也要像进入佛教寺院一样,必须赤足,而且也要伏地叩拜。也许这里面存在着攀比的成分—为什么见了佛祖要赤足、跪拜,而见了我这个大罗神仙(级别并不比他低呀),你竟然大模大样地穿鞋、作揖呢?


(2004年)



日近长安远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使地球上各地的距离大大地缩短了。早晨还在冰封雪裹的沈阳,中午,波音737客机就把我们送到了温煦如春的香港,午后又搭乘国泰航班直飞离赤道仅136公里、热浪蒸腾的新加坡。一天里逐次体验了寒凉温热,真是一番奇异的经历。无奈,春夏秋冬同人一样,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性格和独立存在的价值,不能互相取代。生活在四季分明的故国,已经习惯于春秋代谢、暑往寒来,现在突然跌落在终年皆夏的热带地区,好像生命中缺少点什么似的,心中不免感到一种失落,一阵空虚,一丝怅惘。

好在此间是名副其实的“花园之国”,一走出机场,作为热带标志的旅人蕉排闼迎人,满眼都是树木、花卉、绿地。花团锦簇的兰苑,青翠如毡的草坪,衬着净洁的蓝天、飘忽的白云和华美的高楼,使人感到清新、舒畅、恬适,躁动的心境一下子宁静下来了。

原来我以为,新加坡人口中华人占百分之七十多,置身其间,一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乡园感。实则不然,这里的欧化程度之高是出乎意料的。整个樟宜机场宽敞豪华的大厅里竟见不到一个汉字,甚至连供人随便取阅的各种导游小册子也都是以英文排印。商店、餐馆、洗手间的标记,包括旅社的电话号码盘上的每一个符号,全都用英文书写。我在繁华的乌节路的一幢百货大楼里找到了一家大书店,整个一层楼摆满了各种图书、报刊、画册,竟没有一册是中文的。

这里许多餐馆都专门卖“肉骨茶”,并标明是华人美食早餐,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也弄不清楚它究竟是什么货色,直到我们用过了这种美食早餐之后,还就“黄亚细肉骨茶”这个店标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六个人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黄亚细”是店主名字;另一派则主张,“黄亚”是店名或店主名,“细肉骨茶”即精肉或瘦肉骨茶的意思,并说:“刚才我们喝的汤,全是精瘦的肉骨熬成的,就是明证。”其实,名为“肉骨茶”,并非以肉作茶,而是指在提供副食排骨汤、主食油炸鬼之外,还特备一杯香茶而言。这种方式的早餐,连学识渊博、多闻广见的作家秦牧先生都说:“在国内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饭后,登上“百龄麦”顶楼的旋转餐厅鸟瞰星洲市区,入目的是一幅幅完全欧式的城市图景,几乎找不出什么东方色彩。站在高悬在头顶上的炎炎烈日之下,翘首北望,但见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心头蓦然涌现出《西厢记》中那句“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著名元曲。

不过,事物总是复杂变化的。置身万里之遥的新加坡,我原以为绝不会碰见熟悉的面孔。可是,在著名风景区圣淘沙却意外地邂逅了来自辽宁省朝阳市、由一位女市长带队的文化教育考察团,两天后又在吉隆坡与营口市一些金融、商业工作者相遇,说明世界毕竟是很小的。天涯原自多芳草,何处楼台无月明。于是我联想起《晋书》中那个著名的故事:

明帝幼而聪哲,为父亲元帝所宠异。几岁时,元帝当着众多臣僚的面问他:“是日近还是长安近?”他说“日近”,因为“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父亲甚为诧异,因为头一天也曾问过这个问题,他的答复却是:“长安近,因为常有使者从长安来,却未听说有人从日边来。”是呀,故国再远,却经常有人来这里访问;太阳举目可见,可是,又有谁见过来自日边的人呢?

我们访问了著名唐人街—牛车水。这里是早期新加坡华族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尽管四周的高层建筑在不断地矗起,但一个多世纪以来,其间的街道格局与建筑风格基本上保持原样。甚至因早期华侨用不上自来水靠牛车拉水而得名的“牛车水”这个街名也保留了下来。这里有经营地道中国菜肴的中餐馆;有中国式的庙宇、茶楼、中药铺、当铺;有颇具潮汕风情的各种手工艺品;有建于1892年,以典雅雕刻和巨型梁柱闻名于世的同济医院建筑群;在阁房稠密区还偶尔能碰上一种装束奇特的老妪“三水婆”,她们身穿蓝衣、头戴红巾,多从事建筑业,因来自广东三水县而得名。我们来到这里,恰值农历新年前夕。牛车水年货市场生意兴隆,人如潮涌,大红色的春节装饰举目皆是,耳边不时传来喜气洋洋的迎年曲。这种浓烈的“年节味”把祖国和星洲紧紧地拉在了一起,原先那种去国离乡的疏离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以为,写新加坡游记,华侨、华人在开发建设东南亚与发展居留国同祖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方面所建树的卓越功勋,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为了纪念华人开拓马来半岛的业绩,新加坡政府专门在国家博物馆大门外雕塑一尊华人半身铜像。我们有些人对于华侨实在缺乏了解。有的戏剧里,华侨一出场就是大腹便便、挥金如土、满口洋腔洋调的巨商大贾模样。有人在文章里写道:“他竟是这样艰苦朴素,胼手胝足,简直不像个华侨。”显然,把所有华侨都当成了纸醉金迷、养尊处优的阔佬。其实,华侨的勤俭美德是举世称道的。在星洲宝塔街,我们寻访了早年贩卖从中国来的苦力(猪仔)的交易站旧址“广合源号”,不禁唏嘘久之。可以说,华侨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血泪史、创业史、爱国史。

华侨向来富有爱国传统,他们同祖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脉搏是一同跳动着的。据说,当年太平天国灭亡后,许多太平军将士都流亡到新加坡。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也曾亡命至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多次起义都有新加坡的华侨青年参加,他的活动经费很大一部分是这里华侨捐赠的。今天,我们站在新加坡美丽的国土上,抚今追昔,会深情无限地缅怀那些海外赤子,其中有三位杰出人物尤其不应忘记—

爱国侨领陈嘉庚,十七岁南渡新加坡,经营米店、橡胶、菠萝、皮鞋等业,成为著名华侨实业家。抗日战争开始,他率先在这里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和“南侨总会”,号召侨胞捐资救国,为散居南洋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制定了共同的抗日救亡、报效祖国的纲领。今天,我们徜徉街市,还仿佛听到那亲切感人的筹款募捐的歌声:“你一角,/我一毫,/涓涓滴滴/积成江河/变成怒潮。⋯⋯”为了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陈先生一生不惜耗费巨资,兴学助教,义无返顾;但个人生活却极为节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有一句名言:“应该花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我们不会忘记南洋爱国巨商、曾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领事、在烟台创办过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这里只记述一件事:1898年他乘德国邮船前往新加坡董理商务。他的外籍家庭医生凭着白种人的肤色可以坐官舱,而他却因是中国人只能坐统舱,连仆人的待遇都享受不到。张振勋怒不可遏,当即把船票撕得粉碎,决定置办专载华人的海轮,票价只收德国邮船的一半。他说:“我宁可赔上全部家财,也要为华人争这口气!”逼得德国人当面赔礼认错,并取消了那个不平等的规定。

再早一些,还有祖籍福建、出生海外的爱国报人薛有礼。1880年他在新加坡创办了海外华人第一份正规报纸《叻报》。他为了全力以赴地投身报业,毅然辞去了汇丰银行的高职,谢绝了朋友们推选他为新加坡议员的厚意,在长达五十二年的岁月中,坚持以文笔流畅、立论新颖的评论和公正、客观的新闻反映祖国人民和南洋华侨的心声,在海外华人报业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为强烈的爱国热情所驱使,早年的华侨大都有“叶落归根”的观念,他们即使生前不能遂其“衣锦还乡”的夙愿,死后也希望将骸骨运回“唐山”。由于历史的原因,后来越来越多的华侨取得了当地国籍,成了外籍华人,“叶落归根”的观念逐渐被“落地生根”所代替。尽管从华侨到华人,在经济、文化、心理各方面发生一些新的变化,但在热爱中华、眷恋祖先之邦这一点上,却始终如一。因此,现在,“访祖寻根”又成了第三、第四代华人的共同愿望。说明中华民族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它强力吸引着海外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强烈的感情热爱着自己居留的国家。通过交谈,我深切地感到,新加坡人(当然包括占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华人)上上下下,都充满着对于自己国家的成就的光荣感和自豪感。诗人杜红是这样宣扬爱国意识、歌颂自己的国家的:


我住的地方真好,

我住的地方真好,

她是一个小小的岛,

小到地图上难找。

可是他的名字呀,

全世界都知道。

不是她土地富绕,

不是她历史古老,

是她清洁美丽,

清洁美丽,

世上难找。

我住的地方真好,

我住的地方真好,

她是一个小小的岛,

小到地图上难找。

可是他的名字呀,

全世界都知道。


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我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这里堪资我们学习、借鉴的实在很多,诸如社会稳定,生活富裕,文明礼貌,清洁美丽,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以为,就精神风貌来说,最值得赞赏的,最值得珍视的,是人民群众这种浓烈的爱国热情,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光荣感与自豪感。这种精神支柱,是整个精神文明的基石。


(1991年)



叙利亚听歌

听说我从叙利亚访问归来,早饭后,友人辛风带着他的刚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小女儿辛玲过来闲坐。玲玲学的是阿拉伯语,属于小语种;但就业形势很好,已经有两个单位与她取得联系,不日即可签约了。这次过来,也是为着了解一点阿拉伯地域的风情。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了几份有关阿拉伯世界的资料,还有一个音乐光盘。辛玲看了光盘上的文字,告诉他爸爸:这是在阿勒颇灌制的。我说,你讲得很准确,我正是那天晚上,在阿勒颇古堡梯形剧院听歌后,当场花了六十叙镑买到的。

父女俩听了,兴趣很浓烈,要我讲讲那里的情况。我说:

我们辽宁省友好代表团,一个星期以来,先后访问了包括首都大马士革在内的叙利亚四个大城市,算是领略了它的全部腹腴之地。这天午后的活动内容,是参观阿勒颇古城堡。连日来,不断地刮着热风,飞着黄沙,弄得人们心里无比烦闷。可是,一进阿勒颇市区,就赶上一场小到中雨。地面湿润了,连日的干热为之一扫。草坪、绿树被浇掉了灰尘,显出几许葱茏的生意。

阿勒颇位于叙利亚共和国西北部,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过去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通向地中海的交通要站,中世纪时期,又是“丝绸之路”上东西贸易往来的通衢要地。我们参观的古城堡,原本是古巴比伦王国和亚述王国神庙的所在地,耸立在城中心一座锥形的小山上,周围是一条深二十米、宽三十米的堑壕;从沟底到城墙顶端高达六十五米。我们穿过一座方形塔楼和吊桥,进入城墙的正门。入口处共有三道大铁门:第一道门因为雕有两条互相盘绕的巨蛇,而被称为“蛇门”;第二道门雕有一对狮子,面对面地坐着,显现一副威严肃穆的神态;第三道门也雕有一对狮子,一只笑着,一只哭着,情态逼真,其义未能索解。

暮色苍茫,过往行人全部笼罩在雨纱、雨网、雨幕中,可是,当地游客却很少有打伞的,一个个从容闲步,任凭衣服、头发淋湿。他们对雨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说“不是下雨,是降金元、落银米啊!”陪同的东道主问我:“你们也喜欢雨吗?”我说:“我们更喜欢春雨—‘杏花雨,仓里米’,春雨贵如油。”我们代表团里有个张云女士,说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东道主说,是她给这里带来了喜雨。我们便说,那就干脆把她留在这里吧,让她当沈阳驻阿勒颇“气候领事”,专门负责改造干旱天气。

辛玲听了,拍着手,笑说:“王叔!那我也去。”

我说:“不过,可要屈尊了,只能当副领事。”

她爸爸说:“别捣乱,听你王叔讲。”

于是,我就讲述了那天晚上听阿拉伯音乐的景况。

晚9点30分,由省长、副省长—阿勒颇是个省,与我们相对应—陪同我们一行,在古城堡梯形剧场欣赏阿拉伯音乐与歌曲。

一开场,就上来一位精神矍铄的歌手,年纪在六十岁上下,据说是全叙驰名的功勋歌唱家。只见他怀里抱着一个类似冬不拉的弹拨乐器,一边弹着,一边放声歌唱,旁边还有三个青年歌手伴唱。乐队分列两旁,左边是一位乐师坐着弹琴,另一个人站着敲击手鼓;右边两个人都坐着,一吹长箫管,一奏小提琴。歌声与器乐,优美、和谐,配合默契。这位老年歌唱家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音乐所表达的境界中去。苍凉是歌声的基调,但听了并无衰飒、悲戚之感,而是越唱越是浩渺、激越,雄豪、闳阔,令人觉得像是置身于广漠,面对着苍天,又仿佛是在眺望大海,或者驰骋草原。虽然听不懂歌词,也不清楚歌曲的名字,但那开阔的音域、绵长的韵律、舒缓的节奏、悠远的意境,便是一辈子也难以忘怀,现在好像还回响在耳边。令人玄想无穷。

确是这样。那天晚上,听着听着,我就进入了一种畅然冥想的境界:天空流云成阵,白日如盘。一个骆驼长队,在起伏的沙脊上,沉重地迈着缓慢的步子,不知其所自来,也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似乎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只是茫茫然行走着。耳畔,伴着阵阵驼铃,响起上达苍天、下连瀚海的无限苍凉、幽邈的歌声。此刻,即便你胸中积蓄着重重心事,有再多的郁结不舒,听了这种歌唱,也会得到化解,引导你进入一种平和的心境,精神顿时安定下来。

友人辛风接着补充了一句:“同样是邈远,同样是苍凉,但是,沙漠地区的音乐与草原地区的不一样,草原的回旋柔和,抒情味浓,而沙漠地区的则显得加倍的苍凉、闳阔。”因为他年轻时曾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过,对沙漠和草原都有直接的体验,所以,说得非常到位。

我说,意大利的小说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借马可·波罗之口说过一句名言:“回忆的形象,一旦用语言固定下来,那它的形象便消失了。”现在正是这种情况。许多形象的东西都被我讲丢了。咱们还是打开光盘,实际听一听吧。

于是,我们就在电脑上把这张原装的叙利亚音乐片放了一遍。

“叙利亚音乐艺术,主要起源于阿拉伯先祖贝都因人。”我问玲玲,“‘贝都因’是阿拉伯语吧?”

辛玲说:“是的,词意就是‘游牧的民族’。”

“这个游牧的民族,成年累月在广袤的沙漠上游走,逐水草而居,完全融合到大自然之中,和大自然同呼吸、共命运,有着血肉的联系。他们居住在用兽皮缝制的帐篷里,日常饮食全都从骆驼和滩羊身上索取;人们性格剽悍,骁勇好斗,却又特别热情好客,哪怕是接待一个陌生人,也会拿出最美味的食品;但时间观念不强,甚至可以说缺乏时间观念。朝霞晚照,月夜星晨,他们过着无拘无束、与世隔绝的生活;眼中所见、耳畔所闻,都是风走沙鸣,鸟啼兽吼,号角驼铃。这个习惯于寂寥独处的族群,世世代代,从这种自然天籁中,汲取灵感,寻求乐趣,获得神示。这样,音乐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整个民族共有的特长。”

那天,走出剧场,时间已是11点。省长通过翻译告诉客人:“咱们找一处高雅、干净的地方,吃夜宵。”

这是一个较为高级的餐馆,屋里已经坐上了很多衣帽整洁的男女食客;设施倒是比较简单,一律是长条木桌,对面坐人。首先端上来的,是凉菜、果蔬、饮料,还有面包、烤片;接着,是烤制的牛、羊、鸡肉;最后,上的是主食,新烤出来的大饼:原本是一个小面团,发酵过的,略一拉平之后,送进烤炉烤过,一下子成了暄腾腾的一张大饼。大家可能是饿了,“三下五除二”地就“消灭”一张,然后交口称赞它的味道甜美。席间,有一种类似我们的麻酱,蘸了蔬菜味道很好,还有橄榄油,也颇受欢迎。大饼,吃了一张又一张,啤酒、酸奶、饮料,喝了一瓶又一瓶,肚子已经“武装”得差不多了。突然,侍者又端上来两大铁盘烤出的羊肉馅,里面拌有西红柿、青椒、橄榄油,甘香扑鼻,带有极强的诱惑力。于是,我们便又扯起大饼,照东道主省长的吃法,一块块地撕碎,然后往肉馅上一摊,用三个指头捏起,再送进嘴里。须臾间,两大盘肉馅已经见了底。

这时,省长又向客人交代:刚才在剧场看的音乐节目,过于严肃,也有些苍凉;现在,再补充一些欢快的歌舞。

说着,他就带头下了舞场。也许是有意安排,场间都是一些上流社会人士,有企业家、医生、律师、公务员,一般都带着夫人或者情人。先是跳交际舞,一手揽腰,一手搭肩,两人对舞,多是肚脐相对,上身不贴,一般都是女人比较活跃。然后是两人站在对面,只摆动手势,脚微微跳起,而眉目传情,姿态也十分优美。只是有一对舞伴不太和谐,女人总是顺着男人脖子后面,盯着另一个男人;另一对舞伴,女士对身旁的男人勉强应付,似乎在寻找机会,摆脱掉他;也有的女士,偶尔同别人打个招呼,而后便全神贯注地同自己的伴侣翩翩对舞。

开场时,省长曾礼貌地挥手致意,邀请我们入列,但考虑到情况生疏,礼节不熟,不想贸然介入,便善意地加以回绝,主人也并不勉强,一切都顺其自然。

紧接着,民歌专场开始了。男女歌手们完全沉浸在一种迷狂、沉醉状态中,仿佛忘记了观众,也忘记了时间。《墙上的镜子,请你下来》、《睡吧,小宝宝》⋯⋯一支接一支地唱个没完。歌手极度投入,摇头闭眼,目中没有任何东西,也不知今世何世、今夕何夕,完全处于一种自足、自娱状态。

我最欣赏的,是一首名为《你呀,你呀》的叙利亚民歌。青年男女对唱,像一双欢快活泼的画眉鸟,嗓音嘹亮,美妙动听,喉头宛如装着个小唢呐,无比高亢、清脆,使全场听众为之倾倒。他们以非常完美的唱腔,形象地表达了一个小伙子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诚,对姑娘的倾心爱恋与热烈追求。通过反复咏唱,小伙子的真挚、直率、热情、尴尬,以及那种爱而不舍、急而不躁、气而不恼的复杂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听众完全被带进一种欢欣愉悦的气氛中。

我的话音刚落,玲玲就站起来,一边唱,一边做着表演—


姑娘你好像一朵花

美丽的眼睛人人夸

姑娘你和我说句话

为了你的眼睛

我到你家

你把我引到了井底下

割断了绳索

就走开啦

你呀

你呀

⋯⋯


这首广为流传的叙利亚民歌,在我们国内的电视台曾经多次播唱,我就看到过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于淑珍的演出。在校期间,玲玲也曾在音乐会上演唱过。全部歌词轻松活泼,节奏明快,风趣乐观,委婉动听,生动诙谐。这是三段中的第一段。

那天在阿勒颇的聚会,长达四五个小时,回到住地,已经是深夜一点半了。当地人传统上都属于沙漠民族,而沙漠地区白天骄阳似火,夜间清爽宜人,所以,许多集会、歌舞活动都安排在晚间。这天又正赶上周六,第二天是星期日,因此,东道主乐于陪同远方来客,作长夜之欢。

席间,省长入座,和普通观众一样,毫无特殊之处;进场出场,也完全按照顺序,没有人予以特殊扶侍、关照,这都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99年)



万花如海一身藏

一阵清脆的鸟啼,把我从梦中唤醒,揉了揉眼睛,一时竟忘记了身在何处。这时,表针刚好指向六点。

推开窗扇,几棵高大的芒果树立刻把遮天的浓绿罩在了我的眼前,上面有几只鸽子般大小、却是花脖彩尾的大鸟,在悦耳地欢叫着,像是相互对歌,又像是呼唤着远方来客。一些在屋脊上、草坪上、卵石小径上啄食、跳跃的山雀自是不甘寂寞,也在那里“唧唧、啾啾”地叫个不停。

山村,醒了。

我信步徜徉在村路上,无论把目光扫视到哪里,都会有鲜花照眼。许多院落里盛开着大丽花、芍药花、月季花。还有一些花木我不认识,很遗憾,没有办法记下它们的名字。比如,眼前这株几丈高的大树,实在太漂亮了,整个树冠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像是我国南方的木棉,可是,木棉是先花后叶,花朵洒洒落落,而这棵树却是花团锦簇,宛如火炬、赤霞,真正称得上是“枝头春意闹”了。当然,“春意”也并不确切,因为此时这里正是道道地地的冬天。

村民们陆陆续续走出家门,有的穿着长布袍,有的披着深色的沙丽,见到我这个陌生人,赭红的脸膛、深陷的目睛上闪现着宁静的、友善的神色。小学生穿民族服装的倒不多,大都是一身袄裤,戴着有遮檐的便帽,背上双挎着书包,完全是城里孩子的打扮,想是从电视上学来的。

这个名叫桑地尼克坦的小山村,“世外桃源”一般,静处于喜玛拉雅山的南麓。“鸟去鸟来山色里,人哭人歌水声中”,千百年来,寂然无闻。只是由于印度的伟大诗人泰戈尔在这里定居过,才使它声噪全球,名垂典籍。1861年,诗人出生于加尔各达,1901年迁居到这里,以此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四十年。就是说,诗人的一半岁月是在这里度过的。过去,我就常常设问:那个桑地尼克坦是个怎样的所在呢?为什么竟有那么大的魅力,吸引诗人与它相伴了那么多年?

中国作家访问团昨天晚上抵达这里。从加尔各答乘火车,走了四个多小时,在博尔普尔站停下,—啊,这里插上一节,泰戈尔当年的《回忆录》是这样写的:“我们抵达博尔普尔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坐进轿子,眼就闭上了。我想把整个奇妙的景象保留下来,以便在晨光中再把它揭开,摆在我清醒的眼前。我怕经验的新鲜色彩,会被在黄昏微明中所得的不完美的一瞥破坏。”此刻,我的心情也正是这样。时间都是在冬季,不同的是,我们进村是乘坐轿车,而在一百二十七年前,他坐的是轿子。那一年他的父亲曾有喜玛拉雅山之行,十二岁的小泰戈尔,跟随着父亲,在这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快活的几天。

诗人的童年时代,是在加尔各答的老宅里度过的。负责照管他的仆人,为着自己可以四出闲逛,把他圈在一个大屋子里。仆人用粉笔在他的周围画了一个圈儿,然后以恐吓的口吻警告说,如果随便走出去,就会惹来可怕的灾祸。小泰戈尔早就听说过《罗摩衍那》中的故事,熟知女主人悉多越过圆圈之后所遭受的种种灾难,因此,他就整天坐在原地不动,不敢越雷池一步。

来到这个小山村,诗人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身心彻底解放了,一时福至心灵,竟然趴在一棵小枣树下,在笔记本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诗剧。回去以后,他还想象着要变成一朵金色的小花,与大自然结为奇特的伙伴,想象着“在梦境的朦胧小路上,去寻找我前生的爱”。甚至在一首诗中,直呼桑地尼克坦为他“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

漫步在山村的小路上,我想到印度的诗翁泰戈尔与俄国的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两个人都是诞生于19世纪的世界一流的伟大作家;都出身于名门望族,家庭里都出了几位文学家、艺术家;本人都享有八十岁以上的高寿;特别是他们都曾长期居住在寂静的乡村里,过着简朴的生活。当时,我记起了一句诗:“万花如海一身藏。”托翁如此,泰翁更是这样。

“藏身”原有二义,这里应作安身解释,而不应理解为藏锋、避世。20世纪第一年,泰戈尔是为着进行一项伟大的尝试而前来桑地尼克坦的。他痛感于英国殖民奴役下的人民觉悟亟待提高,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移植到印度国土上的那种机械死板、毫无生气的教育方式亟须改革。为着要在新的世纪伊始探索一条培育人才的新的途径,他想创办一所由自己直接管理的学校。他认为,这所学校和自己的定居地必须选择一个安静、幽雅的环境,而且必须贴近大自然。这样,诗人就选定了桑地尼克坦—这个童年曾为之无限神往的地方。

自幼,泰戈尔就热爱神奇的大自然,习惯于过简朴的生活,他也希望子弟在这样理想的学园中健康成长。他设想把古代教育环境和现代教育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古代印度哲人在森林中静修的理想画面,一直浮现在诗人的脑海中:在乔木参天、幽深静穆的环境中,那些哲人智者教育他们的门徒,在简朴的生活条件下,培植崇高的理想和精深的学识。印度的传统经典著作《奥义书》就是在这种氛围里形成文字的。

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了这所以泰戈尔的名字命名的驰誉世界的国际大学。校园环境幽雅、宁静,而又十分宽阔,一条乡村的土路把它同居民住宅隔开。1901年学校创办当时,只有包括泰戈尔的长子在内的五个学生和五名教师,今天,已经扩展到十几个院系,拥有来自二十六国家的五千名学生和六百二十位教师。

这座学校经历了20世纪的全部历程,即将迎来它的百年诞辰,但据校方介绍,它在办学思想、教学方式上,基本上还是坚持当日泰翁确定的原则,没有多少改变。上课时,师生仍然像当年一样,团团围坐在大树之下。我们走在浩瀚的草坪上,看到许多伙师生坐在亭亭如盖的大树下面,热烈地研习课业、讨论问题。学生穿戴朴素,有一些还打着赤脚,然而,心态却是健康、活泼的。学校负责人介绍说,这种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环境,有助于学生接受纯洁、清新的心灵陶冶,在感受世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激发出好奇心、想象力,培养自己动手的能力。

从1902年到1907年,死神似乎一直住在泰戈尔的家里,短短五年间,夺走了他的四个亲人,他的温暖的爱巢已经被冲击得摇摇欲坠。先是相伴二十余年的爱妻撒手尘寰,使他经历了“中年丧偶”的苦境;九个月后,十三岁的二女儿又凄然惨别人世;而后,病魔又吞噬了他的敬爱的父亲;紧接着,最小的儿子死于霍乱,也只有十三岁。悲痛与枯寂愈发加重了诗人的沉郁和苦闷,但也深刻地启悟了伟大的诗人,使他透过死亡的阴影,更加体味到爱之深沉、生之可贵,因而,格外地热爱蓝天、大地,珍视广阔而绚丽的生活。特别是,从聚集到桑地尼克坦的天真无邪的青少年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亲子之爱的快乐与真情,他从那些清纯似水的童稚心灵中得到了慰藉,汲取了力量,从而逐渐平复了心中的创痛。

素有“世界公民”之美誉的泰戈尔,一向主张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要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他曾把一行古老的梵文诗选作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坚信人类的思想是通过一种深奥的媒介联系着的,社会的某一方面的变革必然会影响到另一方面。他通过多维的视野,努力探寻着印度文学与世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多层次联系,希望在各民族之间架设起金色的桥梁。而泰戈尔国际大学的创建,正是这种伟大设想的成功实践。

到19世纪末叶,泰戈尔即已显示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取得了早期创作的辉煌成果。但是,作为伟大的诗人,一生中许多重要思想的形成,诸如对于自然、生命、艺术与宗教的深入思索,则是在移居桑地尼克坦之后日益走向成熟的。他的几部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在这个期间相继问世。特别是《戈拉》,评论界把它比之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说它同样深刻分析了带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及其复杂矛盾,因而在印度文学史上成为光辉的史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举世闻名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诗中所追求的深邃、神秘的“梵我一体”的理想境界,所表现的和谐、安宁的美好气氛,以及“天然去雕饰”的清淳的艺术风格,使得蜗居尘壤之中,深为生存烦扰,为都市喧哗、商品化的人际关系所苦的现实世界的人们,有一种清风拂面、如饮醇醪的解脱感和舒适感。这一时期,泰戈尔的重要诗集《园丁集》、《新月集》也都相继面世。如果说,前者是爱的颂歌,那么,后者则是诗人献给孩子们的深情的小夜曲。而格言诗集《飞鸟集》,可说是诗人情感顿悟时迸射出的点点火花,在这里,诗人通过他的灵心慧眼,从大自然那些表面看来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中发掘出深邃的意蕴,并且采用喻义、象征的手法,以形形色色的客体对象生动、形象地喻示了主体意识,从而收到了奇特的艺术效果。

对我们中国作家来说,泰戈尔国际大学最具吸引力的还是它的中国学院。这是一幢掩映于花光树影之间的米黄色的两层楼房。楼内陈设着一些红木雕花家具,还有许多古瓷、字画和匾额,使人一眼就能够从中感受到中国的特色。

中国作家的来访,给师生们带来了节日般的欢快。他们满怀着亲切而自豪的神情,导引我们参观了楼上的图书馆,这里的二十几个书架,整整齐齐地排成了五列,里面按照类书、经籍、史书、佛典、诗文专著等内容,陈列着十分丰富的线装中国典籍,巡行其间,觉得有一股淡淡的纸香扑鼻而来。他们告诉客人,这些典籍是40年代初从中国运过来的,一直完好无损地珍藏在这里。尔后,他们又带领我们看了陈列中国现当代一些有代表性的文学名著和学术著作的书房,说这是他们研究、阅读的主要对象。座谈中,我们回答了师生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中国学院的师生都能用中文会话,尽管有的讲得还不够熟练,但在我们听起来,还是感到亲切异常。出访十多天来,除了在中国大使馆,就是在这里听到了异国乡音。临别时,师生们热情地同我们合影留念,并且,主动地唱起了《歌唱祖国》,由于时间迫促,只唱了两段,学生们意犹未尽,说,还有两段呢,应该唱下去。大家完全沉浸在浓郁的友情之中。

像泰翁这样,在自己国家里专门建立一座学院来研究中国,这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足见其对中国的前途、命运的关注之勤,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之深,向往之殷了。1924年,他曾访问过中国,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等七八个大城市,做过数十次演讲。后来,亲自主持建立了中国学院,并在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印度”的著名演说。

他对中国怀有极其深厚的感情,始终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在二十岁时,他就曾对英国向中国输出鸦片,毒害人民并获取高额利润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日本侵略中国,他不顾年老体衰,以电报、信件、演讲和诗歌等各种形式进行声讨。为了从经济上援助中国抗战,他还组织了募捐活动,并第一个捐资助战。在生命垂危时,他还口述了一首诗,追忆他在中国度过的快乐时光。他称中国是“灵魂的欢乐的王国”,那里给他带来了生命的奇妙。

告别了中国学院,我们又来到坐落在校园对面的泰戈尔纪念馆。一条穿过椰林和乔木的林荫大道,把游人引向一组欧式的建筑群,纪念馆设在一座两层的楼房里。一楼以大量的照片和实物,展示了诗人八十载的壮丽人生;二楼为诗人作品展览和图书馆。旁边还有一座四层楼房,为诗人的故居。

展览内容颇为繁富,而我印象最深的是泰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他热爱中国,中国也同样尊崇和热爱这位伟大的诗人。照片中展现了他在访问中国时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场面。从展览中得知,泰翁挚友徐悲鸿访问国际大学时,曾为诗人画过肖像,并留赠了两幅奔马的国画。其中一幅题了杜甫的诗句:“哀鸣思战斗,回立向苍苍。”分明是诗人的写照。

最令人感动的还是周恩来总理于1957年访问印度时,不辞旅途辛苦,在百忙中,专程赶到桑地尼克坦,瞻仰泰戈尔的故居,参观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并和师生们一起歌舞联欢,临别时在纪念馆题词,给予泰戈尔崇高的评价。其实,一年前,周总理就曾真诚地赞扬过:“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斗争所给予的支持。”这番话切切实实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

1961年泰翁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泰翁的作品选入了中学生的教科书,也是大学文科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

即将离开桑地尼克坦了,我满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感受着诗人的遗爱,心中时时涌荡着一种深沉的崇敬之情。在这里,古榕是随处可见的,这是泰戈尔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景观。他曾在诗中深情地写道:


呵,大树,人类的手足,

我向你走来。

作为人类的使者,

—受到你的精神的激励,

享受过你的浓荫的凉意—

得到了你的力量的鼓舞。

⋯⋯

想做风,

吹过你的萧萧的树杈;

想做你的影子,

在水面上随阳光俱长;

想做一只鸟儿,

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此刻,面对着这一株株参天拔地、郁郁森森的大榕树,我却想到了我们心仪已久的泰翁。那有着蓬勃、持久的生命力,枝条牵连交错、气根丝丝下垂的银榕,多么像鹤发飘逸、银须冉冉的长寿诗翁啊!你并没有离我们远去呀,泰翁!你分明还活在我们的心中。

再见了,桑地尼克坦,这静美的小山村!


(2000年)



蹈险余生作壮游

受葛振家教授《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的启迪与鼓动,烟花三月,万里间关,我满怀着“因蜜寻花”的热望,造访了韩国的罗州市洞江面(乡)仁洞里圣旨村。放眼望去,一片冈峦起伏的坡地上,错错落落地点缀着一些高高低低的民居楼舍、青松翠竹,并没有什么特异的景观,不过是一个在半岛南部随处可见、普通至极的村落。只是因为五百五十年前,这里诞生了一位崔溥先生,尔后便地以人传,名闻遐迩,博得了世人刮目相看。但是,时移世异,陵谷变迁,于今,崔氏祖宅的任何遗迹都已荡然无存。这原是在意料之中的。当年陈迹早已随着岁月的飞逝而化作轻烟淡霭,所谓“低回寻检旧巢痕”,其实,无非是体察一番环境,捕捉些许感觉罢了。此间唯一的纪念物,是在村前高地上,由崔氏后裔醵资竖立的“锦南崔先生遗墟碑”。他们以此来寄托哀思,缅怀先祖的遗泽。对于远方慕名而来的游客,这座碑碣无疑起到了标志的作用。

告别了村中的父老,我们又在崔溥的后裔崔相焕先生导引下,驱车前往全罗南道务安郡梦滩面(乡)梨山里,在一座小山前的阳坡上,找到了松林掩映中的崔家的祖茔。这里,前后次第地排列着两座古墓,分别埋葬着崔溥及其夫人郑氏和他的父亲、母亲。崔溥墓前竖着几方用汉文镌刻的碑石,正中那块的文字是:“有明朝鲜国通判大夫司谏院司谏赠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锦南崔先生溥墓”。这些都是当年留下的珍贵遗物。

有感于崔溥其人的特殊经历和出色成就,当时我即兴题写了两首七言绝句:


蹈险余生作壮游,文光千载耀罗州。

世间多少风云客,埋没尘沙死即休。


板荡荒村迹尚留,偶然一曲亦千秋。

不知瀛海烟波上,更有何人可比俦?


从《〈漂海录〉评注》中我们了解到,崔溥,字渊渊,号锦南,朝鲜端宗二年(1454年,明景泰五年),出生于一个儒士家庭,父亲崔泽为李氏王朝进士。崔溥幼承家教,学识渊博,二十四岁进士考试合格,直接进入成均馆研修学问;二十九岁文科及第,从此步入仕途,先后任军资监主簿,成功馆典籍,司宪府监察,弘文馆副修撰、修撰等职;三十三岁这年接受文科重试,高中乙科第一;官级五品,属于朝廷近臣。综观他的整个仕宦生涯,尽管官声、民望甚佳,但未见有突出的建树,更谈不上什么丰功盛烈。他的声名远播,是由于三十五岁那年,有过一次意外的沧波蹈险、壮游天涯的经历,并写出一部日记体裁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传世名著《漂海录》。

朝鲜李氏王朝成宗十八年(1487年,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时任弘文馆副校理的崔溥,奉国王之命,以推刷敬差(钦差)官身份,赴地处南海中的济州三邑视事。但是,还未等到王事告竣,他就接到父亲崔泽病故的丧讯,于是,率领从吏、护军、奴仆、水手四十二人,仓促登舟,张帆北返。这一天,是旧历闰正月初三。

据《漂海录》记载:航船起碇不久,就迎面遭遇到狂风袭来,连日间,“惊涛畏浪,掀天鼓海,帆席尽破”,“昏雾四塞,咫尺不辨”,漂流大洋,莫知所适。狂风刮到了第五天,又变东而北,暴涛激跃,海水入舱。面对着这不可抗拒的飓风、怒浪,他们自知不免于死,遂以单被缠身,“缚之于舟中横木,盖欲死后尸与舟久不相离也”。后来,形势稍有转机,他们就组织人力,用各种器具淘水,使航船免于覆没。到了第八天,出现了新的危机—饮水断绝,直到口嚼干米,掬其溲溺以饮。“未几,溲溺又竭,胸膈干燥,不出声气,几至死域”。幸而天降霖雨,他们想尽办法聚集雨滴,包括取出藏衣,在雨中淋湿,然后拧干取汁,以勺分饮,“舟人张口,有如燕儿望哺然”。

到了第十天,破船漂至中国宁波海域,遇到当地的两艘小船,船民以两桶淡水相赠。但是,当他们刚刚找到避风处泊船,又突然遭遇海盗,“尽搜衣装、粮物,并捆绑舟人手脚,倒悬旋缚,以刀加颈臂,逼令交出金银”。最后,见所得无多,赌气将破船的碇橹诸椽投置海中,并将船重新牵引到大洋里,遁去。这样,在大洋中重又漂泊了三天,随风东西,逐潮出入,“舟为暴涛所击,为日已久,百孔千疮,旋塞旋缺”;人则腹无粮水,外罩湿衣,冻馁交加,或病卧,或倦怠,皆无意于生。到了第十四天,船受风浪重新漂回中国地界,到了台州临海的牛头外洋,遇有六只民船列泊,经过一番查讯后,船工告以山上的泉水所在,并赠以水桶,让他们汲取作饭。次日,于当时属于浙江宁海的狮子寨舍舟登岸。至里中,老少男女,观者如堵。崔溥率从者趋前作揖,“里人皆合袖鞠躬以答之”。这一天是闰正月十七日。

说起宁海来,人们当会记起中国明代晚些时候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他为了考察祖国的山河大地,“尽绘天下山水名胜”,从二十二岁开始出游,三十多年间,足迹遍于全国十五个省区和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的始发站,就在浙江宁海。其时为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上距崔溥一行在宁海登陆,相隔一百二十五年。一进一出,同在明代,同在宁海,可说是历史的巧合。更大的巧合,是徐霞客也像当年的崔溥那样,以日记体裁写成了一部地理、文学名著,这就是中外闻名的《徐霞客游记》。

当日,崔溥一行脱离了狂涛怒浪的颠簸,心中觉得安稳了许多。但,惊魂甫定,很快又遭遇到一场新的生命考验。原来,此间地处海防前哨,加之宁海人具有一种特有的硬气,素以疾恶如仇、爱憎分明著称。开始接触时,他们从崔溥等人的长相、穿着判断,以为是犯边打劫的倭寇;后经层层审查,仔细盘问,特别是听了崔溥有理有据、从容不迫的申辩,才得以辨识真相,弄清原委。于是,任侠重义、慷慨好客的宁海军民,以“军卒二十人担轿来迎”,从而化干戈为玉帛。途经宁海的健跳,当地举人张辅将远方来客请到家中款待交谈,并作《送朝鲜崔校理序》。此文后来载入了清代的《宁海县志》。

此后,崔溥一行在沿途的明朝官员护送下,经陆路于二月初六日到达杭州,再乘船沿南北大运河,于三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受到了明朝皇帝的亲切接见。经过一段休整、观光,四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启程,驱马驰车,经山海关,入辽东,于六月初四,在九连城渡鸭绿江回国,十天后,顺利到达了汉城。在中国大陆,他们前后逗留了一百三十五天,加上海上漂流十五昼夜,正好是五个月。可以借用大文豪苏东坡海南流放归来抒发感想的一句诗:“兹游奇绝冠平生”,来概括崔溥等人蹈险、壮游的一番奇特经历。

崔溥回国后,奉朝鲜国王李康靖之命,以日记形式,用标准而典雅的汉文,作为内部报告,撰呈了记述全部行程的《漂海录》。全书分三卷,共五万四千余言,逐日载录了他们海上漂流、浙江登陆、晋京陛见、辗转回国的全部历程,全方位、多层面地记述了中国明代中叶社会、经济、海防、交通、水利、官风、时政,以及民俗、礼仪、宗教等各类文化的实况,提供了许多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漂海录》中,崔溥曾谈道:“我国人为公为私往来济州,或遭风无去处者,不可枚悉。终能生还者十百仅一二。是岂尽沉于海波乎?其漂入岛夷,若暹罗、占城之国者,无复望还;虽或漂至中国之界,亦为边人所误,诬以倭贼,折馘受赏,则谁能辨其情乎?”而他们一行四十三人,虽然遭遇重重险境,历尽艰辛曲折,常常是生死在俄顷间,却无一伤亡,全部得以生还,不能不说是一桩历史上的奇迹。当然,这场意外的中国之行,也是古代中朝两国人民深厚情谊的有力见证。—这在崔溥的日记中,作了详尽记载。因此,当崔溥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即派出特使,专程赴北京诣阙道谢。

表面上看,崔溥的成功似乎存在一定的偶然性。设想,他这次跨海行程,如果一帆风顺,如期回到目的地,未曾遭遇那场意外的风涛奇险;设想,即使他有了那番存亡系于一发的经历,并且得以侥幸全生,而他却像一般人那样,淡然处之,不作任何记述,“事如春梦了无痕”,那么,他的身后也仍然是一片空白;或者虽然作了流水账般的简单记述,却不具备崔溥那样丰赡的学养、高超的识见和娴熟的文笔,那么,这份日录也仍然不会广泛流传,引起世人注目。其实,一切偶然的东西往往都以必然为基础,单就上述那些所谓“偶然性”来说,其中就已经蕴涵着一定的必然性。—正是崔溥的学识、智慧、品格、才能,及其爱国情操、奋斗精神、社会担当意识,为他获取看似偶然的杰出成就,提供了坚实的必然基础。

《漂海录》被誉为“摹写中原之巨笔”,是一部无可争议的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作者通过沿途亲见、亲闻,以切身的经历,用事实来说话,生动地记述了明朝成化、弘治年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实况。其荦荦大端,如备倭防盗、海禁与法度,内地航运、重要商埠、关津,以及太监擅权、下官舞弊等诸多关系国脉民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作了翔实的记述。这些,对于密切关注着中国朝野的李氏王朝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直接镜鉴。而从中国的角度看,价值同样不可低估。作为载记明代中叶的历史、地理、政制与风物、民情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它不仅富有说服力地向域外传播了中土文明,并在诸多方面补充了我国典籍中付诸阙如或者失之过简的宝贵资料,同时也为国人对于长期习焉不察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具有显著的参证作用。

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的海禁、海防状况以及法度、审理程序,作了直观的记录:

一是,沿海官民警备倭寇侵掠的自觉性和同仇敌忾、常备不懈的海防意识很强,一经发现可疑人入境,海防部门和有关人员立即盘查追问,如同《漂海录》中所记:“群聚如云,叫号隳突”;“或带杖剑,或击铮鼓”;“夹左右、拥前后而驱,次次递送”;

二是,建立了严格的关禁条例,包括对于私越冒渡关津者、私出境外者、违禁下海者,对于勾结奸细、隐匿敌情、通风报信者的处罚,都有明确的规定;

三是,设有逐级盘查审问、层层递解的诉讼程序。我们从书中看到,崔溥等人首先是由海门卫千户、把总松门等处备倭指挥审问;然后送到绍兴府,进行三司会审;然后,再递送到上一级,由专程赶到杭州的钦差太监和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调查、审讯;最后,接受浙江都指挥佥事、左布政使、按察司副使三司会同复审,拍板定案;

四是,具备严密的防务设施。如崔溥所见:“有兵船,具戎器,循浦上下”;“山上多有烽燧台列峙”;“城郭如关防”;“城有重门,门有铁扃,城上列建警戍之楼”;“以百千兵甲环城拥”;“军卒带甲束戟,铳熥、彭牌夹道填街”⋯⋯戒备森严,如临大敌。

原来,明朝立国伊始(1368年),沿海地区就面临着倭寇的侵扰。日本从1336年起,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内部分崩离析,争战不已,长达六十年之久。一些大封建领主手下拥有许多武士、浪人,他们生活无着,就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侵扰。这些倭寇,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直到江、浙、闽、粤,到处烧杀劫掠,成为沿海居民的一大祸患,其中尤以浙江宁波一带受害最为严重。他们除了劫掠财物,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施暴。《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倭寇侵犯浙东,在桃渚所大肆劫掠官府与居民,驱掳少壮之人发掘墓葬;还将婴儿绑缚竿上,以沸水浇烫,任凭婴儿啼哭号叫,他们在一旁拍手取乐;还捕捉孕妇,猜其腹中胎儿是男是女,然后剖开验证,以决胜负。一时骸骨山积,人心震恐。此事距崔溥一行过此,不足五十年,彰彰犹在人耳目。

面对倭寇的屡屡进犯,明洪武、永乐两朝,曾于1369、1374、1384、1387、1394、1411、1416、1419年,先后多次派兵抵抗,修建工事,筑城列寨,防倭御倭。到了1467年(明成化三年),日本进入诸侯割据的“战国时代”,国内征战频繁,祸乱不断,举凡兼并战争中的残兵溃将,失掉军职的武士,都纷纷沦为海盗;加上一些贪财嗜利的商人,与中国沿海地区的不法豪商巨贾相互勾结,形成海上走私集团,海边侵扰更是变本加厉。而这个时期恰值明代中叶。当我们掌握了上述背景之后,对于崔溥《漂海录》中所述见闻,就能够加深理解了。

作者身为朝廷近臣,对于宫廷政治具有足够的敏感,而且善于透过表象认识实质。可以其途中所记的太监擅权为例。

阉宦擅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滋生着各种病菌与毒瘤的腐尸。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要找一些在他看来较之文武百官更为可靠的忠实奴才,放在自己的周围,并委之以重任。阉宦者流当然是他的首选。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三次宦官横行的时代,其中第三次就发生在明朝,始于15世纪30年代英宗朝宦官王振当权,终于17世纪中叶明王朝覆亡。明代宦官之盛,历时最久,为害至钜,前后垂二百余年,可说是空前绝后了。在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虽说尚未达到巅峰,但已经在步步加剧。

崔溥一行既非朝廷派出的定期赴明朝贡、奏请的使臣,又不同于马可·波罗等其他外国人,可以优游遐豫地长期逗留在中国,更不可能充分接触宫廷、遍访朝野,他们的活动天地和观察视野十分有限。就是说,他并不具备发现、研索这类问题的方便条件。可是,由于他身为朝廷近臣,具有足够的政治敏感性,能够通过在山东鲁桥闸所见,真实地记录下宦官骄横跋扈的恶行:


有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震荡江河。及是闸,刘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狂悖如此。


同时,他还记下了中方陪同人员的话:“太上皇帝信任宦官,故若此刑余人持重权,为近侍,文武官皆趋附之。”既形象生动地记录了宦官狂悖的行为,又准确、深刻地把握住事物的本质—封建最高统治者是宦官的后台,从而揭示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漂海录》中关于南北大运河航运、水利的记述,关于运河沿岸和北京通往中朝边界的东北干线沿途商埠、关津、重要城镇的载录,关于南北风情名物、民性民俗的比较研究,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其重要价值和独到之处,葛振家先生在《崔溥〈漂海录〉评注》一书中已有详尽、透辟的分析,本文不再复述。这里想从一个特殊角度—关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问题谈些想法。我以为,崔溥在这方面的贡献,也是很突出的。

一个城市、一个村镇的历史地名,表面看来,不过是一个文化识别符号,其实,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种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地名是一定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因此,有人说它是“反映一定地域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苏联地名学家A.M.谢利谢夫指出:“地名是了解历史人文学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史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它可以阐明很久以前各人种的关系史,各族人民和各居民群的迁徙情况,经济和社会关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地名的文化内涵尤为丰富。比如,先秦时期华北平原许多地方往往以丘、陵、原命名,无疑是当时地理环境的反映;而两汉时期的以乡、亭命名村、镇,则是当地的基层行政建制的见证;唐宋以降,一些交通便利的省区,某镇、某集、某市等地名大量出现,说明商业经济正在陆续地崛起。报载,最近湖北长阳发现一尊高达二百七十八米的国内最大天然石佛,有关部门正在筹划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这样一尊巨佛,由于隐藏在幽深峡谷之中,过去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但“罗汉峰”的名字却早有记载。如果人们能够根据这个地名来按图索骥,恐怕它也早就被发现了。所以说,研究与保护地名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关系到延续地理历史文脉、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诗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公羊传》以及《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吕氏春秋》、《越绝书》等,或注重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或着眼于地名沿革变迁的考据,或侧重于地名渊源的解释,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奠定了基础、开辟了路径,使后世学者对于地名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产生深刻的认识。特别是两汉时期的《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著作,更为我们积累了古代地名学研究的大量成果。比如,从《汉书·地理志》修撰以来,中国历史上各州、郡、国、府、县、邑,便都依据它的成例,按照辖属关系确定其地理位置。再如,我们今天通用的以山川的相关位置作为与之紧邻的城邑的命名,就是根据《梁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所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定义来确定的,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六七百年。

《漂海录》的一项特殊贡献,是作者在实地踏查的基础上,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沿途经过的一切重要地址,而且载述了各地的名胜古迹、沿革变迁、历史掌故、山川风貌以及方位、里程、地形、地势等。比如,他在二月十二日这一天,记述了在杭州的见闻:


浙江布政司东南至海,南至福建界,管十一府、州,统七十六县。内有杭州为第一,即五代时吴越国,宋高宗南渡迁都之地,所谓临安府也。⋯⋯城中又有吴山,其景最好,上有十庙—伍子胥庙、三茅观、四圣庙等也。又有九井三潭,吴山大井为上,郭婆上八眼、下八眼、中八眼、西寺等井居次。又以小沟浚西湖之井导入城中,府之镇乃武林山也。西湖在城西二里,南北长,东西径十里,山川秀发,歌管骈阗之地。竹阁在广化院,白乐天所建。乐天诗“宵眠竹阁间”者此也。岳鄂王墓在栖霞岭口。冷泉亭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古志“许由尝饮于灵隐涧”者此也。表忠观在龙山南,有东坡所撰碑。风篁岭在放牧马场西,即东坡访辨才之处。南屏山在兴教寺后,崖壁剥落之余,唯存司马温公隶书“家人卦”及米元章书“琴台”二字,坡诗“我识南屏金鲫鱼”者此也。苏公堤与兴教寺相对,东坡守杭州时所筑,长十余里,中有六桥。旌德观在苏公堤第一桥下。袁韶奏请建祠,取钱塘名人—自许由至张九成及节妇五人等三十九人—摘传立祠。丰乐楼在城西涌金门外西湖岸,其北有环碧园。玉莲堂在涌金门城北,门内又有涌金池。玉壶园在钱塘门外,东坡咏南漪堂杜鹃花即此也。


在四百多字的记述中,不仅涉及到杭州治所及其沿革,道路里程,还描绘出风景名胜,历史故实,名人遗迹,诗文书法,提到了许由、伍子胥、白居易、司马光、苏东坡、宋高宗、岳飞、米芾等许多历史人物,甚至连做过《钱塘先贤传赞》的南宋时的临安府尹、当时并没有多大名声的袁韶,也不忘缀上一笔,真是渊博得很。

崔溥在《漂海录》中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3月26日记载:自天津卫以北,白沙平铺,一望无际,旷野无草,五谷不生,人烟鲜少。是日大风,沙尘涨天,目不能开。次日,船向通州进发,“至和合驿,又过郭县,县治在河之东岸,码头巡检司、崔氏园亭在其中。至此,沙堆高大如丘陵然。又过火烧屯、公鸡店、李二寺、长店儿、大通关、浑河口、土桥巡检司,至张家湾,即诸路贡赋、朝贡、商贾之船之所集处也”。笔者近日曾亲临其地考察,发现文中提到的绝大部分地名至今仍在运用,只是“高大如丘”的沙古堆已经夷为平地;而郭(读音为“火”)县确实为古县名,辽代设置,元代升为郭州,明初降州为县,治所在今北京市通州区东南郭县镇。所记十分准确。

从《漂海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儒学对于当时的朝鲜半岛的影响,至为深广。朝鲜半岛三国时代,即已悄然兴起慕华之风,主要表现为对中国礼乐文化、礼仪文明的学习与吸收,开始向儒家化迈进;到了后来的朝鲜王朝,就已经完全儒家化了,并波及到日本等国,其最大特征是汉字的推广和使用。崔溥的《漂海录》就是以标准的汉文书写的。朝鲜半岛地处“中国儒学文化圈”的中心,儒家文化在其民族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如《漂海录》中所记述的:在那里,“生子先教以小学、家礼,治丧、居家一皆遵之”;“家家皆以入孝出恭、忠君信友为职分事”;“士子皆以经学穷理为业”;“精研四书五经,其专治一经者不得齿儒者之列”。

出身于儒士家庭的崔溥,自幼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并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他精研“四书五经”,“以格致诚正为学”。从《漂海录》中看到,崔溥不仅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精研深治,烂熟于心,在记述和对答中,举凡典章文物、经史诗文、掌故传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而且,奉儒学经典为行动准则,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即使处于九死一生的危难关头,仍然恪守不渝,绝不稍有差池。尤其是在躬行孝道、忠君爱国、维护国家尊严方面,崔溥堪称当时读书士子的楷模。

他流寓中国,达四个半月之久。一路上,不管是乘船骑马,雨日风晨,他始终是穿着孝服、戴着孝帽,不饮酒,不茹荤,以示孝亲之悃诚。即使在风涛险恶,横海漂流、生死未卜之际,他也仍然如此,绝无半点儿马虎。一次,从吏们向崔溥秉报说:前番遭劫,大人没有示之以官人服仪,以致受到贼人的百般凌辱、迫害,几至于死;今日应该从权达变,脱去孝服,换上官服,以应对海盗,使其知所戒惧。崔溥听了以后,正色反问:“尔何以害义之事导我欤?”从吏申辩说:“当此之时,与死为邻,何暇治义哉!姑当权便取生道,然后以礼治丧,不害于义。”崔溥峻拒之,曰:“释丧即吉,非孝也;以诈欺人,非信也。宁至于死,不忍处非孝非信之地。吾当顺受以正。”

崔溥一行到了北京以后,接受官府赏赐,按礼仪须着官服,这使他左右为难,不知如何处置:“当丧即吉,恐不合于礼;且以丧服入朝,义有不可。”怎么办呢?后来幸亏接受这种赏赐,并无严格要求,临时遣其从吏代领,才算了事。但是,入朝谢恩时,崔溥必须亲自拜见皇帝,而他又不能穿着孝服面君。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在入阙(长安门)时换上朝服,拜见皇帝的仪式结束后,他再在长安门外穿上孝服。这种一切行止完全按照《仪礼》、《孝经》来办的执着与虔诚,即使在当日中国的朝士中,恐怕也不多见。

在践行儒学的整个过程中,崔溥把“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移孝为忠,为国效力,看作至高无上的伦理道德。他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认为:“求忠臣于孝子之门,未有不尽孝于亲而忠于君者。”崔溥在接受大明皇帝的赏赐后,即向下属特别强调:“帝之抚我赏我,都是我王畏天事大之德,非汝等所自致。汝其勿忘我王之德!”他一路上谨言慎行,有人以“越界无妨”,劝他消除顾虑,尽可从容。崔溥回答说:“为人臣者,其可以越界而负其国,异其行,变其主乎?”当他们历尽艰危,最后漂流到中国海岸时,崔溥还念兹在兹地提醒下属:“我国本礼义之国,虽漂奔窘遽之间,亦当示以威仪,使此地人知我国礼节如是。”

按照儒家的观念,“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崔溥始终坚持人格的修养与官德的恪守,处处身先士卒,严于律己,刚正廉直,一丝不苟。他在处理生与死、公与私、诚与伪、经与权、徇情与守义、利人与克己、人格与国格等人生重大问题上,以其高尚的品格、坚定的原则性和凛然无畏的奋斗精神、忍苦耐劳的超常毅力,为一行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赢得了国人的尊敬。

崔溥归国后,除了完成《漂海录》的写作,史料中其他记载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守孝期满之后,曾受到朝鲜国王成宗的召见;而后,又曾两次随同朝廷的谢恩使、圣节使重返北京,觐见明朝皇帝。朝鲜王朝燕山君四年(1498年),崔溥因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仗义执言,亟言峻谏,触怒了国王,遭到搜家、拷打,最后发配流徙到咸镜道端川;六年后,拿致诏狱而卒,年仅五十一岁。两年后,朝廷追赠其为“通政大夫承政院都承旨”。崔溥殁后,有后人编辑的《锦南集》传世。

由于《漂海录》是奉王命写作的,当时除宫廷中少数人传阅,外间“愿见者众而流布未广”。直到崔溥去世七十年后,经过他的外孙柳希春校正题跋,镌版刊行,这部珍贵的文献才得以传世。1896年前,先后印行过五个版次。日本于1769年(清乾隆三十四年)译成日文,美国于1965年亦将其翻译过去;到了1979年,崔溥的后裔又将这部汉文典籍译成本国文字。而我国,直到1992年才出版面世。北京大学的葛振家先生对全书细加点校、注释,先后整理、出版了崔溥《漂海录》点评本和《崔溥〈漂海录〉评注》,并进行深入研究,撰写了多篇富有创见、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为我们现在研讨国外汉字文化古籍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范本”(著名学者傅璇琮先生评语)。其创辟、疏凿之功,猗欤大矣。


(2005年)



金刚山诗话


难怪唐代诗人有“愿生高丽国,一见金刚山”的诗句,金刚山,九月的金刚山,实在是秀美极了。

初秋的太阳刚刚爬上山顶,就把明媚的曦光闪射在峰峦、飞瀑、丛林之上。这里那里,到处展现着熠熠的光环。露珠滴在脖子上,清凉凉的。远处,鸟啭青山,蝉鸣高树,和着促织娘的吟唱,组成一曲悠扬悦耳的交响乐,伴送着游人穿林越谷,跨涧登山。

金刚山为朝鲜四大名山之一,素有“朝鲜第一山”之誉。景色佳丽,以奇峰怪岩、飞瀑流泉、密林奇洞、松涛云海驰名于世。随着四季气候的转换,金刚山也变幻着不同的景色,获得不同的名称。这在世界名山中当是独一无二的。初春,明媚的阳光照射着山上的层峦叠,看去很像闪闪发光的金刚石,所以叫“金刚山”;盛夏,丛林四合,浓荫翳日,赛似蓬莱仙境,因而叫“蓬莱山”;晚秋,红叶烧山,层林尽染,名为“枫岳山”;深冬,落叶飘萧,铁干凌空,林寒山瘦,故称“皆骨山”。

金刚山号称一万二千峰,以主峰毗卢峰为界,分为内金刚、外金刚、海金刚三大部分。我们这次主要是游览外金刚与海金刚。大家谈笑着来到一处峰奇岩秀、松古涧深,颇似我国医巫闾山的景点,稍事休息,我即口占二绝:


金刚风物豁吟眸,荟萃奇观世罕俦。

最爱层峦青万叠,十峰过处九停留。


策杖清游入画间,穿林越涧路弯环。

他乡莫便萦离绪、是处晴峦似故山!


一条径直的小道把我们引到了金刚山的主要景区九龙渊和九龙瀑。瀑布从七十多米的高处奔泻而下,宛如一匹银绢雪练凌空垂挂,落入状如石臼、险深莫测的九龙渊中,轰然作响,声震山谷。岩壁上刻有一千二百多年前古人的题词:“千丈白练,万斛真珠。”四周石壁峭拔,峡谷幽深。听导游员介绍,遇有暴雨倾盆,百条瀑布怒泻狂奔,气势极为雄浑壮伟。九龙瀑的上面是九龙台,登临俯瞰,可见前方有八个水潭,像念珠一样穿在一起。秋阳映照下,波澄如镜,闪闪发光。相传天上的仙女曾到此沐浴,“金刚山八仙女”的传说即由此而来。附近还有玉流洞,有颇像两颗翠珠连缀起来的连珠潭,以及向它泻入飞泉的连珠瀑。面对金刚盛景,不可无诗,因成七律一首:


无负名山赫赫声,千般石相竞峥嵘。

松繁不掩层峦秀,蝉闹偏增羁旅情;

九瀑练裙饶客兴,八潭美目向人青。

何当肋插凌霄翅,万二峰巅取次登。


途中,遇到一处仙女泉。传说,饮此泉水,可以返老还童。游人列队牵葛攀岩,争相酌饮,其中大多是青年人。泉流出处颇高,隐于林荫雾霭之中,迷蒙莫测其所由来,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饮罢仙泉,戏占一律,博得同行者粲然一笑:


健步攀岩尽妙龄,羞将华发对山青。

蓬壶日月谁亲历,尘世烟波我惯经。

胜地传奇终有意,神泉祛老恐无灵。

仙姬怕管人间事,迷雾空濛匿影形。


中午就餐于木兰馆。主人安排了富有当地特色和高丽风味的丰盛宴席招待我们,饭后在木兰馆参观。这是一处革命遗迹。战争年代,金日成将军与夫人金正淑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伍作战,当地流传许多关于他们夫妇携手并肩克敌制胜的佳话。金正淑于1949年9月病殁,安葬于平壤大成山烈士陵园。临风悼惜,谨题七律一首,以志怀念之情:


仰止高风盖有年,木兰馆内久盘桓。

将军伟绩开宏业,女杰深情济世艰。

亮节长光新日月,英魂永奠大成山。

金刚处处传佳话,万树丹枫展笑颜。


午后,沿东海岸游览海金刚。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松岛,一个高出海面五十米左右的岩石岛,一棵棵松树从岩石缝中长出,铁干虬枝,傲然挺立,显出一副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然后进入由三块巨石组成的金刚门,观赏浮现在碧波之上的“海上众生相”。在约一千米长的地段,罗聚了各种形象的石景:童子岩和书籍岩构成了一组学童在书卷前垂首深思的画面;丛石亭,具象龙宫;天香岩,酷似盛开的牡丹;还有卧牛岩、狮子岩、猫儿岩,都是惟妙惟肖,各臻其妙。

告别石景园,我们乘车来到关东八景之一的三日浦处四周有三十六峰环绕的淡水湖。这里原为海景,为海金刚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壳变迁,它已与东海隔离,成为一个内陆湖泊。湖中点缀着几个有苍松覆盖的小岛,湖边有梦川、蓬莱台诸景。登上蓬莱台,可一览三日浦全景。三日浦得名于一个著名的历史传说。相传古代一个国王到此游观,原拟只住一宿,因沉缅于湖山之胜而流连三日,以致贻误了军国大事。我当即口占一绝:


怪石奇松掩画楼,澄波也解钓王侯。

非惟女色能倾国,忍弃朝纲恋远游。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后汉书》中襄楷的话:“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章怀太子注云:“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经三宿便即移去,示无爱恋之心也。”后来的苏东坡、元好问、姚姬传都曾写诗加以评说,煞有介事,俨乎其然。研究比较文学的专家不妨把这些故实与三日浦的传说放在一起来考究,但我的短文可要就此打住了。


(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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