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08春宽梦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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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09:53:47  阅读次数:19980 次



春宽梦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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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连雪

清风白水

春宽梦窄

读三峡

重读三峡

生命的承诺

天上黄昏

寻访大红袍

从容品味

找北

八公山下吃豆腐

五岳还留一岳思

客子光阴诗卷里

冰城忆

烟花三月下溱潼

沪沽湖寻梦

朵乐嗬,朵乐嗬

凉山访古

车上文化

冰原上的盛事

三人行

津门赏艺

杏花村里的尴尬

古镇灵光

沧浪“三忘”

北海去来今

玉山倾

意念中的行旅

三江恋

净土情缘

淹城三说

缘证三生

三道茶

访书

转身后的华丽

滇云万里情

依旧长桥

曾是洛阳花下客

溪韵

一篙如画苇间行

曾将泪眼望山河

仙阁遐思

小岗行吟

壮歌行

海行寄感

历史的抉择

插竹亭轶事

中秋宴叙

梦游沈园



祁连雪


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千里河西走廊,在我身临其境之前,总以为那里是黄尘弥漫、阒寂荒凉的。显然,是受了古诗的浸染:“千山空皓雪,万里尽黄沙”,“青海戍头空有月,黄沙碛里本无春”之类的诗句,已经在脑海里扎下了根基。这次实地一看,才了解到事物的真相。

原来,河西走廊竟是甘肃省最富庶的地区。这片铁马金戈的古战场,这条沟通古代中国与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孔道,于今已被国家划定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当你驻足武威、张掖,一定会为那里的依依垂杨、森森苇帐、富饶的粮田、丰硕的果园所构成的江南秀色所倾倒。

当然也不是说,整个河西走廊尽是良畴沃野。它的精华所在,只是石羊河流域的武威、永昌平原,黑河、弱水流域的张掖、酒泉平原,疏勒河流域的玉门、敦煌平原。这片膏腴之地是仰仗着祁连山的冰川雪水来维系其绿色生命体系的。祁连雪以其丰美、清冽的乳汁,汇成了几十条大大小小的河流,灌溉着农田、牧场、果园、林带,哺育着河西走廊的子孙,一代又一代。

祁连山古称天山,西汉时匈奴人呼“天”为“祁连”,故又名祁连山。一过乌鞘岭,那静绝人世、夐列天南的一脉层峦叠嶂,就投影在我们游骋的深眸里。映着淡青色的天光,云峰雪岭的素洁的脊线蜿蜒起伏,一直延伸到天际,一块块咬缺了完整的晴空。面对着这雪擎穹宇、云幻古今的高山丽景,领略着空际琼瑶的素影清氛,顿觉情愫高洁,凉生襟腋。它使人的内心境界,趋向于宁静、明朗、净化。

大自然的魅力固然使人动情,但平心而论,祁连山的驰名,确也沾了神话和历史的光。这里的难以计数的神话传闻和层层叠叠的历史积淀,压低了祁连山,涂饰了祁连山,丰富了祁连山。

在那看云做梦的少年时代,一部《穆天子传》曾使我如醉如痴,晓夜神驰于荒山瀚海,景慕周天子驾八骏马巡行西北三万五千里,也向往着要去西王母那里做客,醉饮酣歌。当时,我是把这一切都当成了信史的;真正知道它“恍惚无征,夸言寡实”,是后来的事。但祁连山、大西北的吸引力,并未因之而削减,反而益发强化了。四十余年的渴慕,今朝终于得偿,其欢忭之情是难以形容的。

旅途中,我喜欢把记忆中的有关故实与眼前的自然景观加以复合、联想。车过山丹河(即古弱水)时,我想到了周穆王曾渡弱水会西王母于酒泉南山;《淮南子》里也有后羿过弱水向西王母“请不死之药”的记载。在张掖市西面的镇夷峡,当地群众还给我们讲了大禹治水的故事:

传说,禹王凿开了镇夷峡,导弱水入流沙河,玉帝闻讯后加以干预,命寒龙镇守祁连山,把河水全部冻结成冰雪,河西走廊从此变成了戈壁荒滩。后来,李老君骑青牛赶到,与山祇、土神计议,到寒龙那里偷水,就这样,从南山开下来一条黑河。山神牵牛引路,李老君扶犁耕田,土地爷撒播种子。寒龙发觉后,怒吼道:“你们三个合伙做贼,我就叫这里每年三个月不得安生!”结果,黑河每到六、七、八月,就要暴发洪水,为害甚烈。

这里,本来就够惝恍迷离的了,偏偏沙市蜃楼又来凑趣、助兴。我们驰车戈壁滩上,突然,发现右前方有一片清波荡漾,烟水云岚中楼台掩映,绿树葱茏,渔村樵舍,倒影历历,不啻桃源仙境。但是,无论汽车怎样疾驰,却总也踏不上这片洞天福地。原来,这就是著名的戈壁蜃景。

据说,整个河西走廊,包括祁连山脉,上古时都是西海,与大洋相通,后来经过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隔断了印度洋,南山拱出海面,其余地带留下了无量数的沙荒砾石。也许这沙洲蜃景,正是古海的精魂寄形于那些海底沉积物,仍在做着昔日的清波残梦吧?

人类史前时期相当长的一段,是在幻想和神话中度过的。作为丰富的人文遗产宝库,神话传说汇集着一个民族关于远古的一切记忆:它的历史性变迁,它的吉凶祸福、递嬗兴亡,它对于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认知和体验。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思维、情感、体验以及行动的载体,深入地窥察一个民族以至人类史前的发展轨迹。

观山如读史。驰车河西走廊,眺望那笼罩南山的一派空濛,仿佛能够谛听到自然、社会、历史的无声的倾诉。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的激动和沉甸甸的时间感、沧桑感被呼唤出来,觉得有许多世事己经倏然远逝,又有无涯过客正向我们匆匆走来。

这时,祁连山上一团云雾渐渐逸去,露出来一个深陷的豁口,我猜想它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大斗拔谷。两千一百年前,骠骑将军霍去病从这里穿越祁连山,进入河西走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匈奴的单于城,在焉支山前展开了一场震天撼地的大拼杀,终于赶走了匈奴,巩固了西汉王朝在河西的统治。霍去病死后,汉武帝为了纪念他的赫赫战功,特意在自己的陵墓旁为他堆起了一座象形祁连山的坟墓。

时光流逝了七百三十年,隋炀帝率兵西征,再次穿过大斗拔谷。不过,他没有碰上霍去病那样的好运气,当时“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大半”(见《资治通鉴》)。但是,由于他在张掖会见了西域二十七国君主,实际是举行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的和平友好会议,也是一次首创的国际经贸洽谈、物资交流会,使此行毫无逊色地与骠骑将军的武功一同载入史册。

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不仅有叱咤风云的过去,而且,有无比辉煌的现在与将来。勘探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使祁连山更高地昂起了头颅:

—这里并不贫乏,而是一座矿藏极为丰富的百宝神山。继往昔的“金张掖、银武威”的盛名之后,今天又博得了“油玉门、镍金昌、钢酒泉”的美誉。

—始建于西汉时期的山丹军马场,现已发展成为亚洲第二大马场。

—祁连山继续向世界人民奉献着“葡萄美酒夜光杯”。

—驰名中外的敦煌莫高窟,这名副其实的艺术的圣殿、神话的王国,像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古丝路上散发着夺目的光彩。

—坐落于祁连主峰北面的我国建设最早、规模最大的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许多“中国的第一”: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一箭三星”运载火箭,第一枚中程导弹,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被誉为中国航天工业的摇篮,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科技之林。

正是这些风尘洞、异彩纷呈的历史人文之美,伴随着甘霖玉乳般的高山雪水所带来的丰饶、富庶,使千里祁连从蒙昧、原始的往昔跨进了繁昌、文明的今天。我们这些河西走廊的过客,与祁连雪岭朝夕相对,自然就把它当作了热门话题。

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类似的情感使然,一百五十年前的秋日,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充军西北,路过河西走廊时,曾与祁连雪岭风趣地调侃:“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我的一位祁姓学友,西出阳关,竟和祁连山攀了同宗:“西行莫道无朋侣,亘古名山也姓祁。”甘、青路上,我也即兴写了四首七绝,寄情于祁连雪: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日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1992年)



清风白水

诗文讲究风格,古人形容苏东坡的词风豪放,说是像关西大汉执铜琶铁板,唱“大江东去”,而柳永的词则是缠绵悱恻,如二八女郎手执红牙玉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其实,风景区何独不然!它们的风格特征也是极其鲜明的,泰山的威严肃穆,迥然不同于黄山的瑰奇峭美;“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的西子湖,与“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八百里洞庭悬同霄壤;同是天池,长白天池与天山天池也是风格各异的。

川西北岷山丛林中的九寨沟的特色,是朦胧、神秘、绮丽、自然,充满荒情野趣,全无雕琢痕迹。如果说,泰山具有老年人那种饱经风雨、阅尽繁华的成熟与镇定,那么,九寨沟就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以言艺术美、人文美,或许不及其他许多风景名胜;以言自然美,则是各地难以比驾的。

说它绮丽,首先要从水谈起。这里有三沟、二滩、四瀑、十八群湖、一百零八个海子。水是九寨沟景观的主旋律,真个是“江湖满地”。我十分艳羡这里的天空,竟有那么多面镜子黑天白日为它鉴形照影。

天涯何处无清水?难得的是,这里的原始生态保持得很好,因而水质绝少污染,清澈异常,透明度达到二三十米。空气清新甜美,天空蔚蓝如拭,没有一丝浮尘雾霭。大自然的神工,将泉湖溪瀑聚敛为一体,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清晨,镜海上映出一幅幅“山林全息图”的倒影。人们站在湖边,连嘴角的笑涡、睫毛的飞动都照得一清二楚,更不要说天上疾飞的翠鸟、眷恋的白云,四周峭拔的层峦、肃穆的丛林,无一不被它收入澄澈的波心。面对着“鱼在天上游,鸟在水底飞”这颠倒迷离、虚实莫辨的奇观,人们都赞不绝口。可惜,胜景不长,一阵微风掠过,湖面上便荡起一层细微的涟漪,像是尚未凝固的玻璃浆液,倏忽间里面的一切景象都变得模糊起来。

遍游世界的旅行家,常常赞美前苏联巴伦支海基里奇岛的五层湖的奇观:湖水分为五个层次,水质、水色和生物群各不相同而又互不混淆,构成一个绚丽多彩的湖中世界。也有人称誉印度尼西亚的努沙登加拉群岛上左湖艳红、右湖碧绿、后湖淡青的三色湖胜景。

但我相信,当他们看到九寨沟的融五光十色于一湖的五花海后,定会叹为观止。五花海的水与四周丛林组成一个以翠蓝色为基调的色库,湖水因深浅和沉积物的不同,而呈橙红、鹅黄、墨绿、翠蓝、绀紫等多彩的色膜版,在阳光照射下,清澈的涟漪闪烁着层层光环,构成无数的不规则的几何形色区,相互浸淫,加上湖底沉积的珊瑚、琼花般的海藻的映衬,其色泽之绚美,变幻之神奇,堪令天惊地叹。

瀑布之奇,常在于天半高悬,飞流直下,恍如银河倾泻。而九寨沟的瀑布,却是由四十多个首尾相衔的群海构成,以其平地上陡起波澜而引人入胜。由于水碛物在河谷中沉积,形成了弯月形的凸堤,随着时间推移,钙华层层堆高,便出现了首尾衔接、翠湖叠瀑的特异景观。又兼堤埂遍生林木,气势恢宏的水流从婀娜多姿的花树丛中兵分几路冲杀出来,大有“六龙卷海,万马呼风”之势。不仅绿波掩映,白浪滚翻,爆炸出生命的光华声色,而且,瀑从树中出、树在瀑中长的奇观,也洵属世间罕见。

九寨沟与其他许多著名风景区不同,亘古以来,“隐在深山人未识”,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处女地。这里除了世世代代散居着为数不多的藏族同胞,那些性耽山水、情系烟霞的文人墨客从未涉足,因此,过去“名不见经传”,人文景观相对缺乏。

此间,多的是古艳动人的神话传说,它们以原始思维的想象和幻想、虚构的形式,曲折地反映出藏族劳动人民在征服自然的劳动、斗争、爱情生活中的经验、理想、感情和愿望。这种特异的历史文化积淀的形成,当然和它长期处于封闭式的环境,脱离原始状态较晚有直接关系。

作为民族远古的梦、文化的根、精神活动的智慧之果,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和无意识的集体信仰,神话传说在九寨沟可说是满坑满谷,俯拾即是,几乎所有的景观都和神话传说,特别是和挚诚相恋的男神达戈、女神沃诺色嫫的爱情故事相联系。他们赋形于沟内两座最高的山峰,既是神,也是同自然做斗争、从事劳动生产的强者,是半人半神、人性多于神性的偶像。而另一座险怪的峭岩,则是一个插足其间的魔鬼化身的第三者。

许多景物都围绕着这根主线被赋予神奇的来历。比如,色嫫失手打碎了达戈赠给的梳妆宝镜,碎成一百零八块,就成了今天九寨沟一百零八个晶莹澄澈、光可鉴影的海子;那跳玉溅珠的珍珠滩,则是色嫫项练上的光洁圆润的珍珠汇成的溪海奇观;那一片片一条条银绸素练般的奔流急瀑,来自神女的纺织台;那长海岸边的苍劲挺拔、枝丫侧向一旁的古柏,乃是为民除害,折断左臂的沃秀老人的化身。

这里的山,因那些神话传说而更加瑰奇神秘;这里的水,因那些美丽的传说而益发富有魅力。晨昏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虬,驰骋其间。它使素以“童话世界”著称的九寨沟,又罩上了一层神话世界的色彩。

神话传说在各民族的古代生活中,并不是一堆无机物的沉积,而是经常发挥着弥补生活中的不足的积极作用。有人说,梦是一个受压抑的愿望的满足。那么,神话则是贫弱民族的财产,—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却又无力实现的事情,就以代偿的形式付诸余生梦想,久而成为神话。因此,透过这些神话传说,不仅可以捕捉到历史的影像,而且,能够窥见远古先民的世界观、宇宙观、价值观,察知他们的真实感情和精神世界。

这些神话传说反映了早期人类智力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喜欢在各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中寻求一种因果关系。可以说,许多神话都是对因果关系作出的某一类解答。而且,人类原始思维虽然具体、形象,联想力非常丰富,但是,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作出逻辑推理的能力,却十分低下。因此,只能借助“拟人化”即万物有灵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和解释
世界。

当看到满山火红的秋叶,便想到贪杯醉酒的壮汉,或脸罩红纱的倩女;把由碳酸盐聚集而成的水中凸堤想象成为民造福、鳞甲飞动的戏水蛟龙。正是这种惝恍迷离的意象与传说,造成一种朦胧的意境、“人化的自然”,从而,赋予各种自然景观以诗情、理趣,使九寨沟原本就瑰丽迷人的景观更加富有魅力,筑成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座虹桥,沟通梦境、现实、希望的一条彩路。

我访九寨沟时,正当知命之年,已经是告别童话与神话的时期了,但置身其间,又仿佛找回了飞逝已久的童年,重温和白雪公主、美人鱼为伴的幻想世界,恢复了清风白水般的童真。同这种雾气氤氲缠绕在一起,幻者似真,真者疑幻,怕是几个清宵好梦也难以遣散的了。

当然,这种感觉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富有恍兮惚兮的神话传说,而且,同九寨沟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有关。

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那水中五光十色、迷离扑朔、绚丽多姿的碧波,山上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靥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氲的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原始森林中绿茵茵、暄蓬蓬,绒毛地毯般的地衣和悬挂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

在这里度过一个假日,真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据鸟类专家调查,九寨沟有鸟类一百四十多种。这些天才的音乐家、优雅的舞仙,诸如亭亭玉立、单足点地的鹭鸶,“贞姿自耿介”、“白雪耻容颜”的白鹇,翱翔于芦苇海上、盘旋飞舞的苍鹰,通体蓝灰、头侧绯红、宛如头戴京剧武将脸谱、尾翘三尺龙泉的我国独有的蓝马鸡,在箭岩景区次生林设擂赛歌的百灵鸟,终朝奏着凄婉的森林咏叹调的子规,扬着花腔高音的山噪眉,以“笃笃笃”的击木声为林中交响乐团敲着定音鼓的啄木鸟,都给神奇的九寨沟布下一层浓烈的原始古朴的荒情野趣。

这里应该大书一笔的,是被誉为“九寨一宝”的大熊猫。游人在长海一带,常常会碰到它们在溪边喝水,那种娇憨痴笨、悠然自得之态,令人忍俊不禁。熊猫饮水,颇似酒徒贪杯,一边喝着,一边侧耳聆听水声,细细品尝其中滋味,流露一种忘机出世的神情。如果没有外来事物干扰,它总是喝得肚皮隆起,一“醉”方休,而后便若无其事地拖着笨拙的身躯,一摇一摆地向箭竹林蹒跚走去。有的撑得不省“人事”,倒卧溪边,忘却了昏晓。

应该说,我们欣赏九寨沟的自然天籁,并不意味着赞赏它的与世隔绝,或不加分析地提倡保持原始状态。现代化与对外开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隔绝世事,毕竟是社会进步的致命障碍。生活的环境越是隔绝,文化便越发落后、脆弱、单调,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而且,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事物,也很难说它具有什么美的属性。

试想,在混沌初开、洪荒未辟之时,洪水泛滥,疫疠流行,毒蛇猛兽到处伤人,长林古木自生自灭,又有什么美之可言!只有当劳动人民成为大地的主宰,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同时,也发展了自身的认识与能力,这样,大自然在人们的心目中才具有了美感。

寻访九寨沟,我的心情常常处于矛盾状态。面对那醉人的湖山秀色,我曾深深为之惋惜:长期僻处深山密林之中,鲜为人知,空度了无涯岁月,辜负了天生丽质。但是,当我看到坐落在海拔二千六百米的湖山胜境的日则招待所门前,一群吃罢山禽盛宴、喝得烂醉如泥的年轻人,乱掷罐头、酒瓶,随处便溺、呕吐,丑态百出的情景,又觉得开发得晚也未必不是它的幸运。在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往往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其代价的现代社会里,如果九寨沟早几十年面世,恐怕今天再也见不着这块净土了。

自然界有其自身合法的权利和独立的价值。我们每个生活在地球母亲怀抱中的现代人,都应该对生态环境有一种深沉的眷恋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感。遗憾的是,在这方面,人们常常忘本。人是自然的产儿,但在成为文明人以后,便一天天远离自然,掉头不顾了。

在这红尘十丈的喧嚣世界里,人们对于自然环境,应该去掉那种极为近视、极为功利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多为人类、多为子孙着想,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这地球上一切生命的根基,珍惜这新鲜的空气,净洁的水源,明媚的阳光和未经污染的土地。

应该认真汲取西方工业国家先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后才想到爱护自然、恢复自然,结果事倍功半、百难偿一的沉痛教训,设法超越人与自然分裂、对立的历史阶段,从现代化进程伊始,便早自为计,尽力保护自然生态平衡,莫待那些最珍贵的东西一去不复返时,再来哀叹、悔恨和痛惜。

愿你永在,九寨沟的清风白水!


(1989年)



春宽梦窄

“八千里路云和月”。飞山越岭,载驰载驱,总算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新疆巴音郭楞州的首府库尔勒了。这里与沈阳有两小时的时差,八点钟才亮天。可是,没到六点,我的一枕还乡幽梦就被报晓的鸡鸣唤醒了。看来,生物钟是不因地域的远近而变换的。因得诗二句:南疆满目风情异,剩有鸡啼似故乡!

我们离开乌鲁木齐时,正值漫天飞雪。天山山脉,这条大约四亿年前从茫茫古海中腾冲出世的巨龙,此刻,更是银装素裹,气宇雄浑,鳞甲飞扬,夭矫万仞。天山路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确是一番壮美的景观。

想象中,气温较高的天山南麓,纵然没有“杨柳依依”的江南秀色,起码也该是“雨雪霏霏”的塞外风光。可是,翻过天山脊背一望,迎接我们的是浑然一色的茫茫戈壁滩。四野苍黄,天高地迥,空中没有一丝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情调,气候干燥得很。与北麓天低云暗的冰雪世界可谓悬同霄壤。这使人联想到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山脉东西两侧截然不同的景象:一边是湿润肥沃的绿洲,另一边是干旱贫瘠的荒漠。显然,都是由于高山阻隔了雨云所致。

还在上中学时节,我就曾面对着祖国大西北的赭黄色的地图画面,射出过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描绘着它的历史、现在、未来的诸般色相。而今实地游观,才觉察到自己的想象力之贫乏,与大自然的瑰奇特异恰成鲜明的对照。借用一句宋词来形容这种反差,就是“春宽梦窄”吧。

那天,我还写下了这样两句诗:自此敢夸心眼阔,茫茫瀚海任飘游。你看,坦坦荡荡的大戈壁,无丘无壑,无树无草,平展展一直伸向天际。苍茫的大地托着浩渺的天穹,显得格外开阔,格外壮观。

我想,只有身历南疆,才能真正体会到祖国幅员之广袤。在这里乘车,往往以百公里计程。乌鲁木齐到库尔勒五百公里,库尔勒到阿克苏五百公里,阿克苏到喀什五百公里,喀什到和田又是五百公里。怎么这样凑巧?就是因为地域太广了,像亿万富翁计算收支一样,四舍五入,取其大略而已。空间的代价是时间。巴音郭楞州辖一市八县,面积相当于苏、浙、闽、赣四省的总和。从自治州首府到最远的且末县,即使乘坐飞机,也要花上一两个小时;若是公路驰车走遍全州各县,大概没有半个月时间是下不来的。

我们在六百万人口的沈阳,朝朝暮暮,常以人满为患。徜徉闹市,但见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仿佛满城人口全都涌到身边。可是,置身戈壁滩上,却又嫌周围世界过于荒凉、孤寂了。即使百辆汽车齐驱并驾,任性撒欢,也绝无闯灯、落涧、撞人之虞。这里听不到喧嚣的市声和各种都市的噪音,空中偶尔有一两声老鸦的鸣叫,尽管并不怎么动听,却也如庄子所言,“逃虚空者”,“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

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页,铺满了历史风霜,展现着沧桑变幻,“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而这里,却似乎停下了时代的步伐,甚至连自然面貌也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对此百年一瞬,万古如斯,真要令人“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了。

但是,如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就会觉察到,这原来是一场误会。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段,此间曾有过千余年繁华兴盛的岁月。如果这条古道,像人一样也存留着记忆的话,那么,它绝不会忘记: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和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飞扬过和亲乌孙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的车尘,闪现过乘危远迈、策杖孤征、西天取经求法的玄奘的身影,也刻印着谪戍边陲、率领民众修渠引水的林则徐和追奔逐北、平叛杀敌的左宗棠的足迹,迎送着无数中西商旅的满载着财货的驼队、马帮。直到今天,这一幅幅雄奇、壮观的瀚海行旅图,一阵阵悠扬悦耳的驼铃和苍凉的军乐、征战的杀声,还仿佛闪现在眼前,回旋在
耳际。

人们一向赞叹《西游记》作者艺术想象力的丰富。其实,只要沿着古丝路走上一遭,就会发现书中的许多神话故事都可以在这里寻觅到它的本原。我们拜识过“巍巍荡荡飒飘飘”,搅得对面不见人的“黄风大王”(可惜无缘见到“虎先锋”);穿越过通天水、流沙河(但是,没有看到“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的奇观);也游览过传说孙悟空曾在那里“三打白骨精”的铁门关;还在吐鲁番观赏过火焰山,寻访过葡萄沟里的牛魔王洞和高昌故城中的唐僧讲经台。我认为,吴承恩即使没有实地考察过唐僧取经之路,也肯定认真研究过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中国的古代神话,把它们作为玄思的渊薮和灵感的触媒,为构建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悟入深邃的背景、现实的土壤和神秘的机锋,找出连接历史与现实、幻想与存在的一条彩路。

库尔勒地处南疆古丝路上,紧临全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思是“进去出不来”。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神话故事:

很久以前,在干旱酷热的塔里木盆地,人们渴望着引水种田,开发宝藏。有个慈善的神仙,手中握有两件宝贝:金斧子和金钥匙。他把金斧子交给了哈萨克族人,让他们劈开阿尔泰山,引来清清河水。还准备把金钥匙交给维吾尔族人,让他们打开塔里木盆地的宝库。不料,金钥匙被神仙的小女儿丢失了。神仙一怒之下,便把小女儿囚禁在盆地中央,从此,这里就成了“进去出不来”的地牢,日久天长,宝地变成了大沙漠。

千百年来,人们还口耳相传:沙漠中有个神秘的去处,叫作“七座连城”。那里人烟密集,市井繁华,楼宇栉比,绿树葱茏,四围有清澈的流水,肥沃的田园。不知哪一年,突然刮起了一场连续七七四十九天的黑风,田园湮没,庐舍为墟,水流干涸,人烟灭绝,遍地堆起了沙丘砾石。可是,每到夜静更深时刻,还能听到人喊马嘶、鸡鸣犬吠之声。我曾向当地一位维吾尔族老人问询:“这七座连城的遗址离市区有多远?可曾有人考察过?”答复是:大沙漠东西长一千公里,南北宽四百公里,谁也说不清楚这个城池的所在。

后来我才知道,在距今两千一百年到两千五百年期间,这一带,像楼兰古国那样的城市至少有二十座,但都一一湮没在流沙之中。最近,塔里木盆地不断传出喜讯:据勘测,那里的石油、天然气蕴藏量分别占全国油、气资源的六分之一和四分之一。茫茫瀚海中重新矗立起繁华城镇的时光,已是指日可待了。

有人说,神话传说是贫弱民族的财产。凡在现实中无力获取的事物,远古先民便把它付诸余生梦想,发而为神话传说,绵延到千秋万代。如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这些传说也是这样形成的,那么,随着“金钥匙”回到人民手中,神秘的地下宝库之门被打开,诸般梦想逐渐地成为现实,神话传说本身也就会逐渐地淡化了。

听说,库尔勒在清朝末年还只是一个小村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村民们还把手电筒称为夜明珠,把胶鞋视为不透水的神物;一把砍土镘就是当地农民的万能工具。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里会平地矗起一座崭新的城市,不仅有火车、汽车、航空之便,而且有充足的动力资源,多种原材料工业和丰饶的农、畜产品。驰誉世界的“果中王子”—库尔勒香梨就产在这里。

饮马河流经市区,相传东汉班超曾饮马于此。当地人民把它看成是生命之泉,对它怀有特殊的感情。由于河水清澈明丽,在阳光照射下,绿漪层层,浪花朵朵,有如孔雀开屏,因此,人们又亲昵地称之为孔雀河。一位诗人赞美它:冲出巉岩峭壁的束缚,挣脱灼热、饥渴的沙的折磨,矢志东流,之死靡它。即使最终不免被瀚海吞噬,幻化其踪影,失去其存在,化作“悲壮的灵魂”,但是,经过雾化、蒸发,也还要实现其生命的循环和灵魂的晶化,蒸腾氤氲,回到人间。

默诵着诗人的赞歌,眼望着滔滔东去的清流,我倒是别有会心,耳畔仿佛响起二百余年前英雄的蒙古族土尔扈特部人民的悲壮吼声:“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我记起了久为当地人民传诵的一部万里长征东归祖国的历史佳话。

土尔扈特部是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元代重臣翁罕的后裔。17世纪30年代,其部首领因与准噶尔部首领失和,遂率其所部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自成独立的游牧部落。但仍和祖国保持着联系,经常参加厄鲁特各部的共同活动,并多次向清朝政府上表进贡。从顺治三年(1646年)起,历经康、雍、乾三朝,相互往来不绝。1712年,康熙帝派出使团前去探望他们,途经西伯利亚,历时二载,到达土尔扈特部。1756年,该部遣使进京,经过三年时间,向乾隆帝呈献了贡品,表现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片至诚。

这个期间,沙俄却不断加紧对其控制,力图割断他们与故国的联系。沙皇先后发动了对瑞典、土耳其的战争,都强迫娴于骑术的土尔扈特人为其前锋,归来者十无一二。可怕的灭族之灾,使部内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尤其难以容忍的,是沙俄实行宗教压迫,强制他们改信东正教。于是,在民族英雄渥巴锡的率领下,三万二千帐、十七万人毅然离开了已经生活了几代的欧洲草原,冲出了沙俄官兵的围追堵截,踏上了千难万险的东归祖国的征途。他们高呼着:“如果走回头路,每一步都会碰到亲人和同伴的尸骨。让我们奋勇前进,向着东方!向着东方!”终于在1771年夏天,踏上了祖国的疆土。检点队伍,只剩下七万余人。

一路上,他们历尽了千难万险,一个个蓬头垢面,形容枯槁,衣衫褴褛,靴鞋俱无。但是,那颗祖辈传留了三百六十多年的明朝汉篆封爵玉印,依然完好地保存着。乾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热情地接待了渥巴锡等首领,封赏有加,后来把他们安置在水草丰美的库尔勒一带。

库尔勒市区算不上宽敞,也谈不到漂亮,但颇具南疆特色。街道两旁遍植馒头柳、沙枣和白杨。柏油路上,人群熙来攘往。最引人注目的,是戴着小花帽、留着俏皮的小胡子、闪动着幽默眼神的“库尔班大叔”和头裹花巾、身着长袍的蒙古族妇女。有的毛驴车上还坐着西服革履的外国朋友,其悠然自得之态,远胜于乘坐豪华轿车。

人们常说“吃在广州”,其实,也可以说“吃在南疆”。这里,饭馆的主副食品,真是千色百味,异彩纷呈。我们品尝了“手扒羊肉”、烤羊肉串和“抓饭”。据说,千余年前有个医生,身体虚弱,百药无效。后来,他选用新鲜羊肉、胡萝卜、洋葱头和清油,加盐加水,同大米一起混合焖熟,早晚各吃一碗,逐渐恢复了健康。人们猜他是服了什么灵丹妙药,其实,就是现在的“抓饭”。店主人一手端水盆,一手提铜壶,给我们逐个淋净了手,同时教授“抓饭”的吃法。一撮入口,果然鲜美清香,别有风味。

虽然我们已经鼓腹餍足,但禁不住新奇食品的诱惑,不时地在一些饭馆前停下脚步来。有一种叫作“馕”(波斯语,面包的意思)的圆饼,由于经过特殊的烤制处理,可以存放很长时间。传说,唐僧取经穿越大沙漠时,就是带了许多馕做干粮的。这又引起了我们的浓烈兴趣,每人都买了几个,珍重地放进提包里,留作纪念。

这时,几个维吾尔族的男女青年在邻座开怀畅饮,忽然又站起来,围着圆桌翩翩起舞。有的两只手同时打着响亮的“榧子”助兴,其他人一齐击掌打拍,脚下踏地有声。颇像古籍《通典》中描述的情景:“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首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受到他们的感染,我们也欢快地拍手应和,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秋宵。

北出市区十五里,我们寻访了古丝路上的铁门关。这是从焉耆盆地通向塔里木盆地的天然关口,从晋代设关开始,便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现在,这里修起了一座水电站。登上高高的拦河坝,只见人工湖碧波潋滟,浪花轻轻地吻着崖岸。开阔处,屋舍错落,恬静地袅起缕缕炊烟。云鳞在碧空中织成斑驳的图案。绿杨耸天,宛若一排排甲兵在护卫着村落,阻战着风魔。

这时,我忽然记起南宋词人姜夔咏叹合肥的名句:“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更衰草寒烟淡薄。似当时,将军部曲,迤逦度沙漠。”面对着枯索、惨淡的秋容,词人想到金兵压境,疆土日蹙,就连江淮沿岸的合肥也都做了边城,简直像黄沙大漠一般荒寂。凄苦之情跃然纸上。而今日的铁门关,这地处大漠深处的货真价实的天涯边防,却成了各兄弟民族的友谊关,流辉溢彩的电光城!在水电站接待处的留言簿上,我即兴题了两句唐诗:“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光。”

我总觉得南疆是一片神秘的土地。这里地处西陲,群山环阻,沙碛障路,“热海亘铁门,火山赫金方,百草磨天涯,湖沙莽茫茫”,可是,两千年来却成为中亚与华夏的陆上交通纽带,有过“驿骑如星流”,“使者相望于道”的商旅繁兴的岁月;这里酷旱高温,终年少雨,可是,却以盛产香梨、甜瓜、棉花名满天下;这里并不具备文化发达的土壤,可是,它却是中西优秀文化传流交汇,充满着疑真疑幻的神话传说的地方;这里给人的直观印象是荒凉、单调、枯索,可是,却富有诱惑力,显现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和边疆特色;⋯⋯

当然,数日的短暂勾留,还谈不上对南疆有什么深知邃解。但匆匆一瞥,已经留下了铁铸刀刻般的印象,日后思量,尽足以向往于无穷了。


(1995年)



读三峡

“船窗低亚小栏干,竟日青山画里看。”我满怀着四十余年的渴慕,放舟江上,畅游三峡,饱览着山川胜景。

伴着船行激起的“沙沙、澌澌”的水声,迎来又送走那峥嵘、嶙峋的山影。江轮在危岩绝壁间婉转穿行,眼看要撞在迎面横过来的陡壁上,却灵巧地一闪,辟出一片生面别开的天地。真是“山塞疑无路,湾回别有天”,不能不由衷地佩服古诗用字的贴切。

老杜笔力的雄健更是令人心折,群山万壑,的确像无数匹高高低低的骏马,脱缰解辔,挤挤撞撞,奔赴荆门。谪仙作诗,惯用夸张手法,但他刻画三峡之险巇:“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则全是写实。

峡中景色变化无常,适才还是“高江急峡雷霆斗”,令人目骇神摇,霎时烟云浮荡,一变而为惝恍迷离,幻成一幅绝妙的米家山水。游人也随之从现时的有限形象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玲珑相见,灵犀互通,开掘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
向度。

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斯年风雨剥蚀,岩石现出许许多多的层次和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船过兵书宝剑峡,这种“书”的概念就更加浓重了。相传诸葛亮入川时,路过三峡,曾把神人赐与的兵书藏在峭壁之上。清代诗人张船山煞有介事地咏叹道:


天上阴符定不同,山川终古傲英雄。

奇书未许人间读,我驾云梯欲仰攻。


而另一位诗人则从另一个角度去做文章:


兵法在一心,兵书言总固。

弃置大峡中,恐怕后人误。


平日嗜书如命的我,座前、案边、眼中、心上,无往而不是书卷。孤寂时,有书相伴,会觉得“书卷多情似故人”;夜阑人静,手倦抛书,也习惯于“三更有梦书当枕”。此刻,面对着峡江胜境,“书痴”自然要把它捧起来当书读了。

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早在语言文字出现之前,不,应该说早在“混沌初开,乾坤始奠”之际,它就已经摊开在这里了。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我们不能设想,在自己有限的一生中读尽它的无限内涵,但是,总可以观嬗变于烟波浩渺之外,启哲思于残编断简之中。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们徜徉其间,一种对山川形胜的原始恋情与源远流长的历史激动,会不期然而然地被呼唤出来。

在这锦山绣水之间,早在五千年前就曾闪烁着大溪文化的异彩。两千年前,扁舟一叶从那条唤作香溪的小河里,载出一位绝代佳姝。“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不独闾里之荣,也是邦家之光。两汉之交,公孙述枭踞白帝城,跃马称帝。过了三周甲子,这里又成了吴蜀争雄的战场。年轻的陆逊创建了“火烧连营七百里”的赫赫战功;刘先主永安宫一病不起,将他的嗣子以及未竟的事业,连同未来的千般险阻,一股脑儿托付给他的军师;诸葛公神机妙算,在鱼腹浦摆下了“八阵图”。“自从归顺了皇叔爷的驾,匹马单刀取过巫峡”。老将黄忠的行迹,至今还留在《定军山》的戏文里。但是,“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今日舟行访古,不仅史迹久湮,而江山亦不可复识矣。

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屈平词赋悬日月”,船过秭归,人们面对着万树丹橘,总要联想起那以物拟人的不朽名篇《橘颂》;而当朝辞白帝,放舟三峡,又必然记诵起李白的流传千古的佳什。

在这里,杜少陵经历了创作的极盛时期,二年时间写诗四百三十七首,占了他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以上。刘禹锡出守夔州,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首创了文人笔下的充满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的竹枝词。前后相隔二百余年,白氏兄弟与苏家父子的诗章,使三游洞四壁增辉,名闻遐迩。

洎乎现代,“江山仍画里,人物已超前”。陈毅元帅的三峡诗,蕴藉沉雄;毛泽东主席“高峡出平湖”的雄词,堪称千古绝唱。面对着意念中的历代诗屏和眼前的山川形胜,我也情不自禁地写下一首七绝:


轻舟如箭下江陵,高峡急江一水争。

短梦未成千嶂过,巫山何处听猿声?


布鼓雷门,非敢附骥,也不是要作谪仙的翻案文字,纪实而已。

就诗而言,巫山十二峰可以说是一部不是靠语言文字而是由境界氛围酿成的朦胧诗卷。两岸诸峰时隐时现,忽近忽远,笼罩在云气氤氲、雨意迷离的万古空濛之中,透出一种“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朦胧意态。“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神女生涯”为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成了所谓“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也许这样远远望着那万古烟云,谛听着她的模糊的默示,更富迷人的魅力;如果有谁过于刻板、认真,率性攀到峰头去睇视一番神女的芳姿,恐怕那风化的巉岩会令人意兴索然,大失所望的。

比之于绘画,巫山十二峰无疑是整个三峡风景线上一条最为雄奇秀美的山水画廊。在这里,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疏密虚实等各种表现手法兼备毕具。那群峰竞秀、断岸千尺的高峡奇观,宛如刀锋峻劲、层次分明的版画;而云封雾障中的似有若无、令人神凝意远的万叠青峦,则与水墨画同其韵致。

整个三峡,也并不都是怡情悦性的画境诗笺,它还是一部描绘奋斗人生、满布着坎坷与风浪的惊险之作。我看到过一幅《巴船下峡图》的古画:在狭窄湍急的滩口中,船工们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地使篙撑船,同无情的礁石、激流做殊死的决斗。际此“天下至险之地,行路极危之时”,“摇橹者皆汗手死心,面无人色”。白帝城中一幢古碑上,也有“瞿塘峡口波涛汹涌,奔腾万状,舟行至此,靡不动魄惊心”的记载。

至于流传在两岸世代人民口头上、记忆中的,更是举不胜举。今日舟行江上,耳畔还仿佛鼓荡着古老的黄牛峡歌和滟滩谣。在这种生死系于顷刻,战战兢兢,提心在口的情势下,赏玩江峡奇景,根本无从谈起。正如《水经注》引袁山松所述:“峡中水疾,书记及口传悉以临惧相戒,曾无称有山水之美也。”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航段经过了彻底整治,出川入川,流缓波平,从容稳渡,再不用“愁水又愁风”了。但事物总是复杂的,有人却又感到刬尽崎岖,平淡寡味,怅然若有所失。这从审美的角度来说,也自有他的道理。

清末民初著名学者王国维有过“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的说法,还有人把绘画分为写实、传神、妙悟三个层次。我以为,读三峡可能也有三种灵境:

始读之,止于心灵对自然美的直接感悟,目注神驰,怦然心动。这种灵境,大体上,像是晋人袁山松对于三峡的观赏:“仰瞩俯映,弥习弥佳,流连信宿,不觉忘返。”

再读之,就会感到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景物交融互渗,物我融成了一体,亦即辛弃疾词中所说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卒读之,则身入化境,浓酣忘我,“冲然而澹,翛然而远”,进入《易经》上讲的那种“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的灵境,此刻该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了。(现在,我还能剌剌不休地饶舌,说明离这种“化境”尚远。)

读三峡,有乘上、下水船两种读法。乘上水船,虽然体味不到“轻舟飞过万重山”的酣畅淋漓的快感,但颇有利于从容玩味,沉思遐想。“读书切忌太匆忙,涵泳工夫意味长”。读三峡,也是如此,不能心浮气躁,囫囵吞枣。下水船疾飞似箭,过眼烟云,留不下深刻的印象,其弊正在于此。

但是,下水船又有其独特的美学效应。本来两岸的青松、丹橘、翠峦、粉堞,彼此相距甚远,但由于船行急速,拉近了它们的距离,造成眼前多种物象重合叠印的错觉,从而,丰富和充实了视觉形象,即使物象渐渐消失,也能留下一种雄奇的意境与奋发的情思。鉴于两种读法各有得失,我们通过双程往返,兼取了二者之长。

人说大宁河上的小三峡是三峡的聚珍版和缩印本,景色绝佳,而且,由于滩险岩奇,还可以补偿由于三峡惊险场面的消除所造成的失落。可惜,因为时间有限,交臂失之,说来也是一桩憾事。

但是,我用另一面的道理宽慰自己: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


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1991年)



重读三峡

在那玉露初零、气象萧森的秋日,我们畅游了大江截流后的波澜壮阔的三峡。

依据古人的解释:游者,行也,含不迫遽之意。这里面的学问还是蛮大的。庄子曾用“出游从容”四个字来状写濠梁观鱼的情景和心态,应该说是深谙“优游之趣”的。何谓“从容”?云无心以出岫,舟摇摇以轻飏,未必有什么固定的目标,也不受时间的限制,游游逛逛,行行止止,纵情如意,兴尽而归。

这种自在自如的情态,现代人群久矣夫无缘领略了。说声出游,宛如列队从征一般,“悠悠旆旌,班班马鸣”,直奔目的地,不容少许回旋。即便是游观名园佳景,也是《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兴冲冲地跨曲桥,穿廊庑、步闲庭,眼睛瞅瞅这边,瞧瞧那边,完全未曾留意其间的文化蕴涵;有时竟是急匆匆地低头赶路,令人怀疑是忙着如厕,或者急着救火,不见一丝从容品味的优游步态。而且是走路越少越好,尽量以车代步;下了车就“咔嚓、咔嚓”地摄影留念,算作未虚此行,立此存照。至于究竟看了些什么,有哪些实际体会,就只有天知道了。真真是空耗了精力,枉费了资财,更辜负了名山胜境。

我们这次乘“维多利亚”号游轮游览三峡,一改从前那种匆匆一过,直奔主题的习惯,驶离重庆朝天门之后,便一路放怀适意地遨游着。江深流缓,岸阔潮平,即使是下水船,也不见昔日那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的情景。夜深了,远处岸边的灯火闪着幽暗的清光,显示着它自身的存在,同时给予过往的天涯倦旅以亲切的慰安;作为呼应,轮船上的探照灯也不时地把一束长长的光柱摇过去,于是,山山水水就在光的虹桥上实现了有效的对接。

天刚一放亮,船就到了丰都。码头扬起巨人的臂膀,迎接我们登上陡峭的堤岸,去游观那搬迁后拔地而起的新城。漫步在高楼林立、坦平如坻的街道上,听县里负责人讲述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的建设小康的宏伟蓝图;一队衣着鲜艳的学童同我们擦肩而过,蹦蹦跳跳地朝着新落成的教学大楼奔去。最有趣的还是同过路的老人交谈搬迁后的感受,他们总是洋溢着喜悦的心情,如数家珍地述说着新生活的变化;但也往往掺杂着一丝由于浓重的乡情和切身的利益交织而成的苦涩、无奈的滋味。

原来,截流之后,宜昌到重庆江段形成了一座长达六百三十公里的河道形水库,长江干线、支流将湮没几座城市、十几座县城、数百个乡镇和千余家工厂,移民达一百多万人。尽管国家和许多省份投入了巨额资金,从事新的城区建设,保证搬迁后的居民生活水平高于往昔,有的已经踏上了富裕之路;但是,由环境和习俗所塑造的人的心理与癖性常常是超功利、超理智的。对于一代代已经饱看过两岸峭立的峰峦,听惯了川江的号子的当地居民来说,让他们离开故土,告别陈旧的茅草屋,简直如同婴儿割断脐带一般。其实,不要说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原住民,就是我们这些过往游人,面对着湮没了的峡江风物,也总还是闪现着丝丝缕缕的失落感,在情感深处,还不能忘怀旧日陡峭的山峡和湍急的
江流。

当然,要说这些景物究竟有多么美也并不见得。八百年前,陆放翁眺望峡口诸山,就曾指摘过壁立的群峰刚健有余而蕴涵不足:“白盐赤甲天下雄,拔地突兀摩苍穹。凛然猛士抚长剑,空有豪健无雍容。不令气象少渟滀,常恨天地无全功。”可见,“趣味无争辩”,见仁见智,向来是因人而异,难于划一的。人们在这些方面考虑得更多的,与其说是眼前风物,毋宁说是浸染其间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那和着血泪、伴着生命体验的诗潮歌海,那融汇到悠悠群山、滚滚洪流中的屈子的悲吟,杜陵的咏怀,那朝云暮雨,神女生涯⋯⋯担心它们在大江截流之后,随着江声浩荡,洪潮暴涨,这所有的一切会不会荡然无存。

江风吹老了人寰,瞬息间一切事物都在发生着变化。即便是原来的“难于行鸟迹,险过上龙门”的滟堆真的能够激发什么诗情、美感的话,早在几十年前,它就已经伴随着连天的炮响沉入江底了。“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哪里有楚王宫阙?老杜在日,“舟人”就已经置疑了;至于诗圣当年寄居的草阁也早就踪迹全无;而宋玉赋中咏赞过的高唐观、楚阳台,即使真有其地,那确切的位置又有谁能够一一指认呢。“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无非是一种情感的纠葛、文化的牵连。倒是巫山神女一类神话传说,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并没有因为江流的变化随波而去,万古千秋还会流播开去。

古人有“放舟下巫峡,心在十二峰”的诗句,我却只是关注那“上古所无,世所未见,瑰姿伟态,不可胜赞”的圣洁、美艳的神女。船到巫山,我就引颈瞩望,心里默默地挂念着:“神女应无恙?”此后便顶着浩荡的峡谷强风,挺立于船头之上,衣服像被雨水浇过似的紧紧地贴在前胸。“天风吹乱发,不顾整衣冠”。尽目力之所穷,一个个地迎送着登龙、圣泉、朝云诸峰,待到造型隽美的神女峰蓦然闯入眼帘时,我竟忘情地欢呼着:“神女仍无恙啊!”高耸云天的神女峰依然吸引着过往游人,她还是那么壮美,那么妩媚。而且,由于水涨船高,适度拉近了同游人的距离,更平添了几分清晰度和亲近感。

听说,截流之后,江面较前拓宽了一百一十米左右。两岸的峭壁悬崖原来紧束着江水,好似就卓立身边,现在,坡度降低了,像是退出去很远。这就确确实实使三峡两岸显得不那么峻拔,不那么险峭了。作为一种只供游目赏玩而无须举步攀登的景观,应该承认是一种致命的缺憾。好在身旁的“小三峡”适时而恰当地作了有效的补偿,大三峡往日的影像在这里基本上得到了重现。从前受水量的限制,大宁河里大型轮船无法通行,小船也只能在河的下游地段航行六十公里。现在,不仅龙门峡、巴雾峡、滴翠峡一一畅通无阻,而且可以一直溯流上行,蜿蜒二百公里,与大三峡的航程不相上下。同样是峭壁摩天,雄浑壮丽,清秀幽深,有些山景甚或过之。

最值得称道的是,大宁河上游人烟稀少,基本上未经开发,生态环境没有遭到破坏,至今仍然葆有良好的植被,因而水如缥碧,澄波潋滟,清澈无比。舟行其间,令人心神为之一快。这是江水混浊、泥沙俱下的大三峡所无可比拟的。不足之处是人文景观较少,即使有百里栈道、千载悬棺和大昌古镇风情,由于未经神话传说和诗文书画的浸染,因而还缺乏应有的意蕴与风采,堪资咀嚼、回味的东西不是很多。看来,“江山总要诗文捧”,徒有自然美不行,还需要文化赋值,需要“人文化成”,否则,任何风景名胜都不可能具备足够的魅力。

与只具山水之胜的一般景观不同,巫山巫峡已经被古代诗文神奇化了。这是一个神秘的所在,而且充满了人情味,颇具梦幻性。如同唐代诗人李商隐所写的:“非关宋玉有微词,自是襄王梦觉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任谁行经这里,都会被那瑰奇而绚丽的神话传说,弄得如痴如醉,意乱神迷。

而那绵邈无际、如诗如画的巫山云雨,点染着扑朔迷离、亦幻亦真的动人传说,更是从中煽情助兴,会让你想得很远很远。它和其他任何地方的云彩都不一样,它不是祖国北方那种羊群絮片、素车白马般的瞬息万变的流云,也不像富有温柔感、音乐感的南国浮云那样透明、绮丽,更不同于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这里的云霞,深藏着梦幻,饱蓄着雨意,不飞、不散、不流动,同秀挺的山峦牢牢地拥抱在一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真正的云彩,难怪唐人有“除却巫山不是云”的论断。也许正是为此,才吸引了古往今来那么多的骚人墨客吟咏不辍。

有人问,如今大江截流了,“高峡出平湖”,巫山云雨还能像过去那样神秘吗?答曰:云由水汽氤氲而成,现在江面阔了,水汽多了,这里的云情雨意自然比过去更为浓重,更加梦幻迷离了。

十年前,我曾畅游三峡,把它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并写过一篇《读三峡》的游记。今日旧游重到,这部大书又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我的眼前,予我以许多新的启示,爰赋《重读三峡》七绝九首以记之:


画苑诗廊浣旧痕,一番晤对一番新。

依稀十载江天暮,“书卷多情似故人”[注]

注:于谦诗句。


仰首高天易损神,临流壁立想前身;

而今展卷烟波上,一览从容慰远人。


千秋壮旅迥绝伦,逼仄终嫌气不伸。

此日中流行自在,平湖高峡倍迷人。


缘结天涯物外因,心安净洗旧嶙峋。

放翁诗句堪玩味:“平远山如蕴藉人”。


果是“青天若可扪”[注],江风浩浩净无尘。

举头不费搜寻力,倩影分明梦里人。

注: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唐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句。


云想衣裳玉想身,婷婷袅袅现真真。

灵峰神女仍无恙,丽影娇姿更可人。


朝云暮雨感清真,结想陈王赋洛神[注]

纵使莺花还入梦,镜波已换昔时人。

注:曹植《洛神赋序》:“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九月巫山别有春,停舟暂驻峡江滨。

早知心被灵峰恋,茅结云根效土人。


静对巫云发兴新,痴情直欲结芳邻。

归欤聊作天涯叹,缘浅无由傍玉人。


(2004年)



生命的承诺

在春夏交接的时刻,我披着一身蒙蒙的雾雨,投入了张家界的怀抱,践履了生命中的一个信约。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过,不到张家界,休谈自然美。因此,下决心要在有生之年,实地验证一番这句话的准确程度。过去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些名山胜境,过蒙青盼,屡经品题,然而声名过实,留给人们的无非是失望,是怅惘;而芸芸众庶的旋风、潮水般的趋从与膜拜,更加剧了它们的俗浅。这自是胜地的悲哀。

号称“峰三千、水八百”的张家界,山川秀色确是极富个性魅力,般般美景都在我的经验与想象之外。可以说,任谁身临其境,都会目眩神摇,惊叹大自然天工开物,鬼斧神工。说“身在画中游”,绝无半点夸张,我就是把它当作一幅幅硕大无朋的泼墨的山水画来观赏的。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它的神韵。清新,清丽,清静,称得上是三清化境,却又不是一个“清”字所能了得。

蛛丝、断线般的细雨,飘飘洒洒,如雾如烟,给翠树青峦罩上一层梦幻似的影像。随着脚步的移动,眼前不断地展开米家父子笔下的霭霭的烟云。置身其间,有不知寄身何处,悠然意远之感。

绿是阳春烟景、大块文章的底色,四月的林峦更是绿得鲜活、秀媚,诗意盎然。叶片在雨雾中生光发亮,原本就绿得醉人,此刻,那青青翠色更逼近到人的心房里。一位同伴为他的奇异发现惊叫着:“大家看哪,我们的须眉鬓发,怎么都是绿的了?”另一位朋友郑而重之地补充一句:“我觉得,连你的欢声笑语都染上了一层新绿。”

万绿丛中,这里那里,时而露出游人的一把把花蕾、香蕈般的雨伞,衬着青枝翠叶,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浮荡着,也称得上林中的一幅绝景。“一番过雨来幽径,无数新禽有喜声。”伴着林间的关关鸟语,清冽的山溪一路上弹奏着冰弦,流漾出几许清芬,又似带着淡淡的幽思和清怨,许是因为它眷恋这人间仙境,不愿趋赴那攘攘尘寰吧。

雨后的空气,清纯如酿,只要鼓动起双肺的小风箱,吐纳几口芗泽,就立刻觉得神清气旺。难怪美国著名作家梭罗要把瓦尔登湖畔的新鲜空气装进瓶子,卖给那些睡早觉的人。我真不能想象,久居这人间仙境,看惯了盈盈翠绿、绣水画山的张家界人,有朝一日,面对他乡某些地方童山濯濯的景色,将如何排遣他们心灵上的枯寂,安顿那无奈的情怀呢!

有些地方的山峦,往往隽美中透着几分矜持,又兼远哉遥遥,可望而不可即,不免有一种疏离感;而张家界的山总是凑在游人的眼前,像古人说的“即之也温”,显现出热切地渴望人知的恳悫,予人以亲切、温馨的愉悦。同时,游人也产生一种归属感,觉得自身已经成为它的组成部分,不禁从心底里认知“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油然漾出那几句稼轩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徜徉于淡烟薄霭之中,和着风声林籁,与大自然在同一旋律里脉动,渊然脱却了种种俗嚣物欲,顿有潇洒出尘之感。宛如裸体的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充分体验到心魂的欢愉与自在。这也许正是庄子所营求的“乘物以游心”的消魂境界;或者,荷尔德林的诗中摹画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庶几近之。

张家界的范围实在太大,没有十天半月工夫,是不可能饱览其秀美的全貌的。一般的游人只能从不同的路径切入,享受一点点自然之美,然后,带着“尝其一脔”,未尽其余的遗憾,怅然离去。这样也好,清人龚自珍有诗云:“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踏不上的土地总是最迷人的,留下一种牵肠挂肚的朦胧追思,付诸余生遐想,胜似不留余地,一览无遗。

早就听说,湘西地区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热情、大方,爱美,喜欢唱歌,可惜由于下雨,失去了一睹风采的机会。正怅憾中,突然,从前方隐约传来一串清脆的歌声,似天外飞来,悠扬悦耳。我们快步赶去,只见一块林间隙地上,两个苗族打扮的青年男女正在对歌,四周围着一些观光的游客。姑娘身着色彩艳丽的衫裤,袖口和裤脚都镶有别出心裁的刺绣,看去十分漂亮。歌喉自然是顶儿尖儿。

原来,对歌并没有现成的歌词,都是即兴发挥,出口成章,合辙押韵,而且,切合当事人的情况。对歌过程中,彼此情意流转,表情丰富,映衬出生命的充盈润泽,予人以真的启迪和美的享受。

忽然,姑娘向观众扫了一眼,热情地招手,请一位小伙子出来。三分钟过后,又用自编的歌儿,谑而不虐地同他调侃,有两句是:“看你美貌不寻常,奈何含羞口不张?”越说,小伙子越不好意思,竟飞红着脸,一转身钻回人群中去了。观众欢声雷动,纷纷用热烈的掌声对两位歌手表示鼓励和谢意。

大家十分惬意,交口称赞这种颇具湘西特色的人文风景线。东道主听了,自是高兴,但话语中仍流露着一种歉然:“毕竟我们这里人文景观太少,显得文化氛围淡薄一些。”

文化,作为社会的遗产,个体心理在历史银幕上的映像,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而言的。一般风景名胜区,总是历代文化积淀深厚,骚人、名士留下许多屐痕、墨痕的所在。灿烂的华夏文明几乎为每一处名山胜境都注了册,打上了深深的人文烙印。因之,我们在赏鉴自然风物时,实际上也是在读诗读史,从一个个景点走入历史的沧桑。

而张家界恰恰缺少这一点。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足迹遍半个中国,写下了《水经注》,可惜,他没有到过这里。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走的地方更多,却唯独漏掉了张家界。古代许多寄兴林泉、钟情山水的诗人,如谢灵运、李白、王维、孟浩然、陆游等,都和此地缘悭一面。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往者已矣,但来者可追。今天,张家界的朋友正在做有效的补偿工作。比如,他们在著名景点黄狮寨的最高处,修了一个六奇阁,凭栏远眺,可以纵览山、水、云、石、动物、植物之奇观,并请羊春秋教授撰联:“名动全球到此真堪三击节,势拔五岳归来不用再看山。”隽景佳联,交相辉映。

“但肯寻诗便有诗”,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我很欣赏他们的这番话:“在几千年的秦风汉雨中,我们的祖先错过了太阳,今天,我们再不要错过月亮与星辰。要在我们的手里,把张家界的山水文化推上一个新的层次。”

是的,同一切资源一样,文化资源颇有待于开发。我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得知这里有张良墓,据道光三年修纂的县志记载,张良得黄石公授书后,从赤松子游,殁后归葬于此。听说,张家界的得名即与此有关。据我所知,陕西留坝县有祭祀张良的留侯祠,门旁竖有“留侯辟谷处”的石碑,里面还有回云亭,取功成身退,返回云山之意。这也同样是传说。似可两说并存,因为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硬要去对它辨个虚实真伪。

张家界还流传着当年秦始皇驱山填海,把赶山鞭留在这里,化为金鞭岩的神话。此外,还有惟妙惟肖、石相天成的“儒士藏书”、“天书宝匣”等景观,都引起了四方游客的浓厚兴趣。

一时,我也发思古之幽情,即兴为上述两个石景题写了三首七绝:


祛老天书匿碧虚,山深未走始皇车。

可怜不得长生术,难免沙丘伴鲍鱼!


秦火虽严却也疏,深山犹自有天书。

当时若果张良见,肯向桥头纳履无?


千载攻书立险峰,今时犹见古儒生,

凭虚欲问经纶策,地哑天聋唤不应。


第一首,是讥刺秦始皇的。说,为了逃避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士们把书册藏匿在高耸云天的大山里,其中就包括秦始皇到处寻觅的传授祛老长生术的天书。只是由于他的征车没有到过张家界,结果,长生术未能到手,最终难免死于河北的沙丘。“伴鲍鱼”也是用典。秦始皇死后,丞相李斯恐怕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将尸首放在凉车里。当时正值暑夏,死尸腐烂发出了臭味。为了迷惑人,便把同样发臭的鲍鱼放在车上。这里有调侃的意味。

第二首,引用汉初名臣张良的故实。张良少时,曾在桥上为黄石公纳履,黄遂授以天书,说“读此则为帝王师”。后来,果然辅佐汉高帝刘邦得了天下。这里说,尽管经过一番“秦火”,深山里也还藏有天书。如果张良当时得以见到,那他就不必卑躬屈节地给黄石老人拾鞋纳履了吧?

我觉得,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可以把游观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有助于他们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自然景观的鉴赏力和审美感。

当然,我也认为,即使没有任何社会人文景观,张家界也仍然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那种原生状态、荒情野趣,未经人工雕饰的自然天籁,同样是美的极致,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宁馨儿”(朱光潜语)。问题的症结所在,是如何珍惜它,保护它,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方天造地设的美的净土,—这世间最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道理很简单,自然创造是一次性的,既没有副本,也不能复制。而且,自然美是易碎品,一旦毁坏了就万难补偿。而审美又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没有人的欣赏,任何自然美都无从谈起。于是,就产生出一个悖论:发现了自然美,有时却意味着同它告别;欣赏的同时往往带来人为的践踏。就这个意义来说,张家界开发得晚,未始不是它的幸运。

在我的印象中,张家界是前所见到的管理得最好的风景区。可是,以后会怎么样呢?对此,我也表示了忧虑与担心。因为在其他很多地方,下述情况确实存在:人们向往于“诗意地居住”,但是,由于我们的行为并不那么“诗意”,“居住”的结果竟与初始的愿望相左。许多风景区都曾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而一经住进,很快就变成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

临歧握别时,主人嘱咐我们放心,说:“为保护好张家界的生态环境,我们已经作了生命的承诺。”


(1996年)



天上黄昏


黄昏、夕照,景象是迷人的。自从人类把自然风物作为自己的审美对象,宇宙间的各种景观有了独立的美学意义之后,便有无数诗文咏赞它,描绘它。

南北朝诗人谢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成了传诵千古的吟咏江南春晚的华章;而唐代画家兼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则是一幅典型的北方风景画。

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夕照、黄昏更是多彩多姿,它具有美的形象。泰戈尔说:“黄昏时候的天空好像穿上了一件红袍,那沿河丛生的小树,看起来更像是镶在红袍上的黑色花边。”

它又是富有音乐感的。高尔基说,当太阳走到大地里面之后许久,“天空中还轻轻地奏着晚霞的色彩绚烂的音乐”。

而且,还有性格,有情感。在莫泊桑笔下,“那是一个温和而软化的黄昏,一个使人灵肉两方面都觉得舒服的黄昏”。凡尔纳写道:“太阳在向西边的地平线下沉之前,还利用云层忽然开朗的机会射出它最后的光芒”,“这仿佛是对人们行着一个匆匆的敬礼”。

赫尔岑写得更是富有良知,“这美丽的黄昏,过一个钟头便会消失了。因此,更其值得留恋。它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在别人还没有厌倦之前叫他们珍惜自己,便在恰当的时候转变成黑夜”。

原来,黄昏竟是这样的充满情趣,难怪夏洛蒂·勃朗特称许它是“二十四小时中最可爱的一个小时”。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接受了这些教养与熏陶,所以,几十年来,我对于夕照、黄昏,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小时候,每年夏天都跟随父亲去牧场割草,那炎炎烈日烤得草原在呼呼地喘气,简直到了燎肌炙肤的程度,但我却百去不厌。一是为了到河沟旁掏洞捉蟹;再就是傍晚时分欣赏草原落日的奇景—

滚圆的夕阳酷似过年时檐头挂着的红灯笼,看去似近实远,似静实动。下面衬托着绿绒毯一样的芊芊茂草,成就一幅天造地设的风景画。晚霞像彩带一样横亘天际,风沉淀下来,草浪平息了,荒原寂静无声。牧归的羊群从远方游来,一团团,一片片,简直分辨不清是翠绿的“魔毯”收敛了白云、彩带,还是白云、彩带飘落在草地上。

我也曾沉醉于海上的黄昏。在水天相接处,耀眼的夕阳像正在爆发的火山一样,喷射出万道光焰,把天际烧得通红。海面上,滚滚惊涛犹如万马奔腾,比赛着向落日驰去,闯进那红宝石和炉火般的蒸腾滚动的霞
辉里。

然而,最使我难忘的还是在万米高空之上看到的天上黄昏的景观。

那是在上海飞往北京的客机上。飞机起飞后,我习惯地透过舷窗玻璃向远方眺望。呀!一幅绚美的图画简直使我惊呆了。在苍茫的天地交接处,映现出类似日光七色的横亘西天的宽阔彩带。紧贴黛青色天穹的是翠蓝和绀紫,下面是一层碧绿,再下面是一色的橘黄,再下面呈淡金、橙红色,靠近地平线的是一抹丹红,彩带下面是暗黑的大地。

过去在茫茫的戈壁滩和一千八百米高程的黄山光明顶,在号称黄昏景色之最的“日本第一斜阳”—北海道留萌市海滨,我都欣赏过黄昏景色,但像这样瑰奇伟丽,还是第一次看到。

宇宙实在太广袤了,尽管波音客机以九百公里的时速飞行,但视线内的景观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二十分钟以后,天空开始变暗,七色不甚分明,而后红色逐渐转暗,彩带全呈暗黄色。最后,与大地融合在一起。看去像薄暮中大片成熟的谷物,这使我想起了那句“如果说朝阳是一种创造,那么,黄昏便是一种丰收与成熟”的名言。

我陷入了沉思。

面对着如此壮美的黄昏景色,为什么古代诗人竟会吟出“日暮秋风起,萧萧枫树林”,“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一类充满萧瑟、悲凉之感的诗句呢?我想,也许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在按门阀取士、靠恩荫选官、凭年资进阶的制度下,无数被褐怀玉之士难以酬其夙志,加上临风落泪、对月伤怀的旧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感,于是,逢着友朋离别、世路艰辛、流离颠沛等复杂感情宣泄的机会,自然就要迁景于情,产生悲凉之感了。

北宋词人晁无咎说得直白:“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也可以说,这种悲凉意绪是旧时代读书人普遍而深刻的失落心态的折射,反映了理想与现实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

当然,也不应一概而论。同是古代诗人,旷达、乐观的刘禹锡,就吟出“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充满豪情的丽句。归根结蒂,与本人的精神境界或者说世界观紧密联系着。朱自清先生在五十一岁那年,特意反李商隐的诗意而用之,属就一副励志奋进的中堂对:“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陈老总的诗句“花信迟迟春有脚,夕阳满眼是桃红”,反映了伟大革命家在艰险环境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叶帅“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的佳什,更是振古励今,令人感发奋起。

夕阳也好,黄昏也好,在革命者眼中,原是同朝阳、晨曦一样清新可爱的。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告诉我们,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当透过铁窗玻璃看到玫瑰色的夕晖返照时,竟然“如释重负地长呼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认为,“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霞彩和生命的美便会跟我同在”。“书简”通篇透出思想的开拓和胸襟的博大,哪里有半点衰飒气氛!

捷克斯洛伐克革命者、著名作家伏契克被德国法西斯关进集中营。为了摧毁他的意志,秘密警察将他带到郊外去看夏日黄昏、红日西沉的景色,意在诱使他逐渐颓丧、沉沦下去。结果,这种阴险的居心遭到了伏契克的痛斥,他的斗争意志更加坚定了。

社会因素在这里固然起主导作用,但是,同时还有个对自然界事物的认识问题。在古代人眼里,日出日落,像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或者和花开花落相似。实际上,太阳除了自转而外,并未曾移动半步,倒是人们“坐地日行八万里”,跟随着地球以每秒四百六十五米的速度,由西向东不停地自转。人们每天傍晚,都同那位“兀坐不动”的太阳爷告别一次,到了第二天清早又见面了。日出、日落的概念,如同我们坐在疾驰的列车上,看铁路两旁的村庄、树木似乎在一齐后退一样,不过是一种错觉。认清这一点,再去看落日、黄昏,也就不会产生迟暮、萧瑟之感了。

科学地说,旭日东升与夕阳西下,原是同一事物的两种景象,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已。记得一位著名作家在一篇散文中,叙述飞机上看日出的情景:当飞机起飞时,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空却已呈现微明,看去像一条暗红色长带。红带上面露出清冷的淡蓝色晨曦,逐渐变为瓷蓝色,再上面簇拥着成堆的墨蓝色云霞,通体看去,有如七色日光那样绚丽。这种日出前的景象,竟与日落后的景观非常相似,证明了二者原本是同一的。

我常想,如果没有那次万米高空上的游目骋怀,我对于黄昏、夕照的印象,大概不会超出草原与海上的所见,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上述新的认识。看来,人类要想不断认识更新更美的事物,就须不断地扩展自己的视野,开拓新的境界,进行新的探索。

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将不断地发展。据说,当科学工作者观察微观世界时,无不为原子世界绝妙的排列而惊叹。在登上月球的宇航员的眼中,表面温度高达六千度的烈焰蒸腾的太阳,竟像金盘一样美丽,柔和,光亮。

但不知月球上的黄昏、夕照是怎样的景观。


(1985年)



寻访“大红袍”


《大红袍》是弹词中的一个传统书目,讲的是明代著名清官海瑞如何费尽心机为邹彬平反冤狱,十分生动感人。还有一出《敬德月下访白袍》的戏曲,表演唐朝大将尉迟恭寻访“白袍小将”薛仁贵的故事。我这里讲的也是“大红袍”,而且又是寻访,难道是要拜见那位海刚峰海大人?或者要去结识什么叱咤风云的盖世豪雄?不是,全然不是。这里写的“大红袍”,原是武夷山岩茶中之佼佼者,有“茶王”之誉。我们所要寻访的就是这样一种茶树。

我们几位文友此刻正行进在武夷山风景区的“九龙窠”里。顾名思义,这是一条由九座岩峰组成的萦回纡曲,势如蟠龙的幽谷深涧,两侧峰峦屏列,徜徉其间,有一种穿行在高墙深巷中的感觉。光滑湿润的褐色峭壁上布满了苍苔,偶尔有一两株枫、槭横斜逸出,像是红色的旗招,显得分外明艳。山顶上罩着冠缨似的浓绿的丛林,终年弥漫在浓淡不一的云雾里。尽管节令已交“冬至”,这里却依然暖风煦煦,斜日曛曛。只是,光线照射到谷底来的却十分稀少。

溪涧潺潺,流淌在错错落落的鹅卵石上,一路上弹出琮琮的琴响。诗人老G面对这种山川丽景,竟情不自禁地高声朗吟起来:“云麓烟峦知几层,一湾溪转一湾清。行人只在清溪里,尽日松声夹水声。”原来这是宋代“永嘉四灵”之一的徐玑的诗,他写的正是武夷山一带的景观。—峰峦重叠,清溪曲折,水声松籁,不绝于耳。闽北风光宛然如画。

我说,山川胜境也通人气,有灵性,而且,各有各的独特风格。这个九龙窠,幽深中透出一种雅淡,静谧里显现着无限生机,它和那种江清渚白,落木飘萧的明丽景色迥然不同,倒是“泉声咽危石,日色冷苍松”这两句古诗略相仿佛。

东道主、散文作家S先生听了,立即接上话头,说,正是这样。如同景色有其鲜明的个性,各地的物产也是各异其趣的。那种日照长、温差大的黄沙碛里,非常适合哈密瓜的生长;而这种岩壑幽深、雾雨弥漫的自然环境,则特别符合栽植岩茶的要求。有的茶园分布在溪流的两侧,有的藏身在幽深的涧底,有的附在岩壁上或者夹在山峦的缝隙之中。失去这种独特的条件,就不会有举世闻名的武夷岩茶的存在。

走着走着,女作家小N突然指着溪流,叫了起来:“看,这么清冽的泉水里,竟然还有鱼哩!”

大家赶忙围了过来,果然见到一队体态纤柔的游鱼,正对着细细的雨滴唼喋哩。

作家V女士随口吟出:“这真是‘细雨鱼儿出’啊!”

S先生纠正说,响晴的天色哪里来的雨呀!这所谓“雨滴”原是山石上氤氲而生的。

V女士若有所悟地说,怪不得唐诗里讲:“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唐诗里还有呢:‘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用在这里可能也很贴切。”我补充了一句。

听说,在浙东新昌、嵊州、天台一带有一条驰誉中外的“唐诗之路”。王维、李白、孟浩然等上百位唐代诗人在那里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武夷山一带,虽然主要是遍布着宋代以后诗人的足迹,但唐人那些绘情绘景的诗句却也同样可以移用到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诗路”吗!

一个小时过去了,“大红袍”仍然没有露面。东道主觉察到了大家急切的心情,便说:快了,很快就到了。这样,人们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观察茶树上。走了一段,见到一处用护栏围起来的茶树,我心想,这恐怕就是“大红袍”了。可是,一问,竟是“丹凤水仙”。

又走了几步,见到一畦叶长而大、细嫩光亮的茶株,N女士问:“这是不是‘大红袍’?”回答:不是,这是“铁罗汉”。东道主告诉大家,“大红袍”分枝茂盛,叶片斜上伸展,光鲜浏亮,叶缘为紫红色。

走着走着,看到一小片茶园里,枝株茂密,而且,叶片微呈红晕。几个人同时喊出:“看,这就是了。”谁知,又错了:它是“大红袍”的老弟—“小红袍”。

这种情形,颇像《三国演义》里的刘玄德三顾茅庐访诸葛,见到崔州平以为是孔明,见到石广元、孟公威以为是孔明,见到诸葛均、黄承彦也以为是孔明,足见其想望之急、思念之殷。

又拐了一个弯,前面略显开阔,却不见了茶园,小石丘上独有茶亭翼然。S先生说,到了。大家还以为是到了喝茶的地点呢,心里都嘀咕着:“大红袍”还没见面呢。S先生指着右上方的山腰绝壁处,说:“请看,那就是!”在高悬山半,由石块垒起的台座上,果然长着几株茂密的茶树,旁边还隐约可见镌刻在岩石上的“大红袍”三个字。

由于山势高耸,距离较远,茶树的具体形态看不太清楚。东道主介绍说,这几棵“茶王”生长时间很长了,枝干弯弯曲曲,长满了苔藓,又浓又绿的叶片间夹杂着一簇簇的嫩芽,边缘上都呈紫红色。传说从前是靠驯练猴子攀崖采摘,后来从旁边石罅里凿出一条缝隙,架上悬梯,茶工可以勉强上去,采摘之后,悬梯立即撤除,因为这是“国宝”啊。

关于“大红袍”一名的来历,传说很多,S先生讲了一个“状元郎饮茶除病”的故事:

相传古时候一个读书士子进京赶考,路过武夷山时病倒了,下山化缘的永乐禅寺的老方丈发现后,叫来两个小和尚把他抬到庙里。方丈见他面色苍白,体瘦腹胀,便泡上一壶好茶,扶持他饮下。士人见茶叶绿地红边,泡出的茶水黄中带红,如琥珀一样光亮,遂呷了几口,顿觉口角生津,芳香四溢,肚中咕咕作响。连续喝了多次,鼓胀全部消退,身体康壮如常。谢过老方丈,他便赴京投考,竟得状元及第。不忘救命之恩,状元郎重返武夷山,在老方丈导引下,寻访了这半天腰的神奇茶树。这天,他正跪在山下虔诚地焚香祷拜,忽然一阵风来,把猩红状元袍卷上了半空,不偏不倚,恰巧罩在“茶王”的枝头,宛如红云一片。“大红袍”遂由此得名。

说着,一行人已上到茶亭坐下。女老板提着水壶汲来了山泉,然后迅速地用硬炭升起了炉火,顷刻间壶中便冒起了热气。她左手端过一个古香古色的茶盘,上面摆放着比拳头稍大的紫砂壶和几个酒盅般大小的茶杯;右手托着一个贮存茶叶的锡罐。茶叶放进壶中,注入滚沸的水,并用开水将茶壶淋过。两分钟过后,便提壶在各个杯中先斟少许,然后再均匀地巡回斟遍,最后将剩下的少许茶水向各杯点斟。S先生讲解说,这种斟法很科学,防止浓淡不均,而且有个名堂,头一次叫“关公巡城”,第二回为“韩信点兵”。

S先生是精于茶道的,大家都按照他的做法,端起杯来慢慢地细加品啜,齐声赞美佳茗的芳香清冽,饮过两杯之后,就再也不肯罢盏。我却没有这份口福,只是略微尝了一点点,便放在鼻子下面嗅着香味。因为我不胜茶力,哪怕喝上一小杯,也会招致失眠,像苏东坡说的那样:“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

天色已经向晚,同伴们向女老板致谢,说有幸在这里品尝到了“大红袍”这种人间至味。女老板却歉仄地摇了摇头,说,准备不周,十分抱歉,今天我这里只有“小红袍”。—当然,这也不是凡品。


(2001年)



从容品味


辞典上说,从容,是一种举动,一种举止状态、行为方式。其实,也是一种境界,一种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人的境遇、情致和襟怀、修养。处于紧张、波动、喧嚣、浮躁的现代生活旋涡中的人们,很不容易做到悠闲舒缓,沉静安详,静观默察,细心玩味,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

近日,在北京饭店参加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友人邀我到对面一家老店去吃羊肉泡馍。不经意间获得了一次从容品味的机会。

原来,为了能饱吸汤汁,甘软适口,那特制的白面馍馍要食客自己一点一点地掰开,以细碎、匀整为佳,这就要耗上一段时间。我们便卸却尘樊,脱略形骸,以悠闲的心态,从容操作,款诉衷肠,从七情、八苦说到多彩人生,昵昵尔汝语,娓娓话桑麻。尽管并没有跳出“三界”,远离人海,但因心境宁帖,生发一种重返自然、回归乡园的感觉,也就达到陶渊明所说的“心远地自偏”了。

我们一边说着话,一边把视线扫向窗外车如流水、人似潮奔的都市风景线,类似江浙人说的“看野眼”。发现在交叉路口的红灯下面,不同走向的人群的心理状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同一去向的行人,神态也各式各样,有的舒徐,有的急迫,有的躁动不宁,有的沉静闲雅,你可以尽情地从中猜测他们的身份、阅历、文化水准,甚至想象背后隐藏着的情节、故事。

过去,每天都和街上的人流打交道,却从来没有仔细地观察过哪一个面孔,感知的只是一片模糊,一色蒙胧,一条由车尘轮迹、衣香鬓影织成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流水线。此刻才注意到,原来这里竟是时装的荟萃,发型的博览,妙曼的或臃肿的身段的大汇展。单是这一点,也尽可以供人们从容品味了。

我们就这样聊着天,观着景,欣赏着,品鉴着,直到一大碗泡馍煮好了,端上来,再优哉游哉地填进肚子。人生有味是清欢。羊肉泡馍是甘美的,那种悠闲的心态,散漫的清谈,无拘无束的身心的放松,同样是甘美的,令人历久难忘。

在北京、开封、南京、洛阳这些古都做客,我喜欢晨兴闲步,沿着幽深静谧的胡同踽踽独行。那里滤除了嚣尘,充溢着宁馨,残留着经过历史风雨汰洗的斑驳的色彩,是一幅幅萧疏淡雅的风情画。那一条条纡回折曲,仿佛没有尽头的古城路,到处都昭示着岁月的悠长,世事的沧桑。似乎每一条窄巷里都沉淀着感人的故事,荡逸着凄清的韵味,展现着古城的意蕴与魅力。

在这些现代的“乌衣巷”里,每户人家都有各自的沉浮录、兴衰史。通过从容品味,可以在软尘十丈中独得一份清新,在震耳聒噪中保持几分恬淡。这本身就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无分古代现代,人们都是喜欢游览的。所不同者,古人心境悠闲,无论是孔子的游学、论政,柳宗元、苏东坡的登山临水,还是徐霞客的地理考察,都是悠然自得的。为事功也罢,为学术也罢,为饱享山水之乐也罢,反正都是宁心静虑,沉潜其中,必有所得。

相比之下,现代人们外出旅游就总是显得过于匆忙,过于迫促,为旅游而旅游,似乎只要看完所有的景点,跑遍全城的胜迹,就算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务。不肯按迹寻踪,叩问一个究竟,更谈不到沉潜涵泳,婉转低回,从中捕捉一些灵感,实现某些妙悟了。只是习惯于遇到一个景观,就按动快门,“咔嚓咔嚓”,再遇到一个景观,还是按动快门,“咔嚓咔嚓”,于是大功告成,带回一大沓照片就算了事。

特别是现今交通发达,出游方便,到处都以汽车、游艇代步,纵然不像孙悟空那样,翻一个筋斗云就越过十万八千里,也总是云烟缥缈,过眼匆匆,来不及细细赏玩,从容品味。实在有负于那些名园胜地,美景奇观。

人们常常揶揄《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嗤笑他不懂得从容品鉴西湖的烟柳画桥、情山媚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只是匆匆地过雷峰塔,进净慈寺,穿六桥,上吴山,看红男绿女,吃美味佳肴。说句不太客气的话,我们自己有时就恰恰当了一回现代的“马二先生”。

自然风物、人文景观是不同于一般商品的。商品的特点是消耗,是占有,价值在于实用,买到手了就算了事;而自然、人文景观的价值在于欣赏,可以久存、共享,耐人反复寻味,只是“咔嚓咔嚓”,浮光掠影,是无济于事的。游览的妙处在于得趣、尽兴,在于随缘随机发现物我之间的妙谛,在于暂避尘嚣、纷扰,从“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境界中做缥缈烟霞之想。

日本学者鹤见佑辅说过,旅游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腾;是把拘谨的世故中秘藏胸底的浪漫情怀尽情发露开来。因此,善游者往往不去那种名扬九州、人海沸腾的景点,而要寻觅一个很幽静、有情趣、耐玩索的去处,像袁中郎说的,“逍遥林莽,欹枕岩壑”,意在荡涤胸襟,品玩逸趣。

人们来去匆匆,常常是为了奔赴一个又一个遥远的目标。不能设想,一个人在生活中没有目标、理想、追求,因为人生的道路原本是由目标铺成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过程可有可无,无关紧要。德国著名文学家莱辛甚至说:“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甚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把这句话作为终身的座右铭,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

人们都有这样的体会:钓鱼的乐趣并不体现于最后的吃鱼,它是在持续的等待、观察、期望、追求中获得心理上的充实、满足,体验情致上的悠闲、恬适。如果放弃了从容品味,过程自然枯燥不堪,目的也就化为乌有了。

一次,我在旧金山观光,游览了闻名于世的九曲花街。这是一条从小山冈以四十度坡向下倾斜的街道。市政厅要求,街道两旁住户遍植鲜花,花圃可以伸入街心,但必须犬牙交错。这样,当汽车向下行驶时,就要弯弯拐拐,做锯齿状下旋,既缓解了坡度,又增加了情趣。可惜我们坐在车上,个个提心吊胆,冷汗涔涔,根本无心赏玩两旁的鲜花丽景。唯恐司机稍有疏忽,或者汽车出现故障,造成人仰车翻。所以,虽然置身花团锦簇之中,却什么也无心赏玩。直到汽车走到尽头,停在平地之上,人们才放下惴惴不宁的心,回头细看那壁立的花街,久久不肯离去。

我想,这和七色人生有些相似:年轻力壮之时,因为要匆匆赶赴征程,身旁纵有千般旖旎,万种奇观,也不能从容玩赏。及至走下工作岗位,有了闲暇余裕,那似锦年华,如花盛景,却已逝者如斯,成了明日黄花,统统付与了淡淡的追怀。

从中我也悟出,要从容品味,必须具有悠闲的心境。而这种悠闲、从容的心境,常常产生于经过文学熏陶、哲学感悟的文化气质。悠闲,既标志着心灵的平静与解脱,也显示出一个人的生存状态与心理倾向的细腻、复杂与深沉。

就一定意义来说,文化艺术本质上又是悠闲的产物。悠闲的背后,有内涵,有背景,有文化积淀,否则,单是悠闲自身是留不下东西的。在中国,它以强大的内在吸附力,在琴棋书画、花鸟虫鱼以及武功、戏曲、音乐、饮食等各种传统文化中沉淀下来。

至今,我们打太极拳,还讲求圆融、轻灵、舒缓、柔婉之中寓托着凝重,体现中国文化的尚和贵柔与从容、悠闲的心态。煎中药,讲究文火、武火兼用,而以文火为主。因为只有慢火细煎,才能充分地汲取药力。

闽粤一带喜欢喝工夫茶,顾名思义,需要破出工夫来慢慢地品啜。二三知己对坐,端起又浅又小的茶杯,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地品味茶茗,自如自在地神聊海侃。最有代表性的要算听京剧啦,唱腔缠绵回荡,节奏婉转悠扬,那类“西皮慢板”的慢节拍常令许多人闭目晃头,沉酣坐忘。这一切,都凭借着悠然自得的心境,体现了一种审美文化、精神涵养和人生境界。

本来,广摄博览,从容品味,是人类应当充分享用的一份“特权”。自从开始直立行走,人类就拓宽了视野,调整了视角,既能俯瞰大地,统察品类之盛,又可流眄天穹,仰观宇宙之大。这是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而且,这种“万物之灵”的每双眼睛都面对着两个世界,即围绕着视觉而构筑起来的知觉体系,属于现象世界;和围绕着记忆而凝结起来的经验体系,属于本体世界。一为感觉,一为想象;一为设景,一为达情。双方面结合起来,才有创造,才有艺术,才有诗文。

这里,怕的是反应迟钝,感情粗糙,来不得半点浮躁,半点遑遽,半点造作。需要的是沉潜涵泳,全身心地浸淫其间,使主体与客体,眼前光景和心中的经验与回忆,交织成一种形象,或者一种感悟。

天涯遍地皆芳草,何处楼台无月明。美是到处都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关键是培养一个易感的心境和悠闲的心态,多一些从容,少一些栖皇;多一些安详,少一些喧嚣;多一些沉思,少一些浮躁。


(1997年)



找 北

20世纪90年代之初,我始与北极村结缘。这是一个紧临中俄界江的小村落,清流滚滚、蜿蜒东下的黑龙江,到这里绕了一个弯儿,从西、北、东三面将小村环抱起来;时间又恰值长夏。这样,我就记起了老杜《江村》中的两句诗:“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诗成于唐代成都郊外—时隔一千二百多年,地距将近三千公里,可是,挪用到北极村身上,竟然十分合体。

核心还在于这个“幽”字。如果说它是这两句诗的“诗眼”;那么,对于北极村则是“村魂”了。那时,它还没开辟成旅游风景区,正所谓“养在深闺人未识”。房舍稀稀落落,全村不过百十户人家。一条土路连接起村内村外,进村好长时间,也没有碰到人影,外来人很少。清、宁、幽、静,不闻市井喧嚣。

在这市场经济无远弗届,人们过于讲求功利的时代,熙熙攘攘,营营役役,成了风景线、主题词;而与之相对应,却是头脑的闲置,思维的闭锁,情感的疏离,以至逐渐地遗忘了梦想,诗性,童话。诚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

可是,来到这遥远的北极村,面对的却是旷远,空阔,原始,素朴,它们往往和功利无关。这样,幽思、悠思、遐思就有了驰骋天地。

午餐用罢,信步徜徉,顿觉江风谡谡,清爽得犹如初夏凌晨。瓦蓝的天,飘浮着几朵白云;树丛墨绿,浓得有些发黑,叶片上闪亮着亿万个小镜子,透着一色空灵。沿着江岸,我们随意地穿行在林荫下、田埂上、花草间。沙土地上,小麦长得不算茂密,风,梳理着它们,也梳理着我的头发,一层层地吹起来,又把它抚平,然后再层层托起。因为静,常常会有收视反听的错觉,原本没人搭话,却仿佛听到了什么。

走累了,我们觅得江堤上一片树阴,坐下来。身旁是摊开的厚厚干草,由于割下不久,还透出一股浓浓的草花香味。久违了,这花香草香!童年、故乡、草场,不期然地霎时回复到眼前。我双手托着后脑勺仰卧在干草上,眼睛望着云天,望着树冠,像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所记的,“开始欣赏那些交互错综的树叶在明亮的天空中的和平的游戏”,“你似乎觉得你在眺望无底的海,这海广大地扩展在你的‘下面’,树木不是从地上升起的,却仿佛是巨大的植物的根,从天上挂下去,垂直地落在这玻璃一般明亮的波浪中”。这是所见;而所思呢?则是“一串幸福的回忆徐徐地在心头通过,像云在天空移行一样,又仿佛同云一起移行一样,你只觉得你的眼光愈来愈远,拉着你一同进入那宁静、光明的深渊”。

歇足了,我们便走下江堤,去看那户农家的木刻楞式房舍。四面墙壁,竟然全是用原木垒起,尖顶苫着厚厚的茅草,隔寒隔热,冬暖夏凉。房前随便地用木栅栏围起,说是挡猪鸡的;用不着挡人,社会秩序好。园子里栽种豆角、茄子、马铃薯、西红柿,篱笆上挂满了翠嫩的黄瓜。正在菜园里劳作的农家夫妇,听说我们远道而来,赶忙从水井里汲出一桶清水,又摘下一些黄瓜,浇水洗涮。男主人说,吃吧,这瓜有说道呀,它长在祖国最北的人家。

听他这么一说,我们可就刮目相看了,一面吃着黄瓜,一面摄影留念;每人还喝了几口甘甜的井水。看我们这么喜欢他们的东西,夫妇俩从心眼里高兴。执意留我们吃晚饭,我说,已经订好了,去吃江水炖江鱼,下次再来麻烦。

晚上,村里原本安排看江边篝火;我提议,早点睡觉,养足精神,夜间看极昼、极光。说是睡觉,实际上谁也没睡着,有的在夜光下玩扑克。将近十一点,我们便又聚到江边一处开阔地带。这哪里是夜晚啊?西边霞彩还挂在那里,东面的朝霞已经起身了,北面白光光,看去既像傍晚,又像黎明。在这里,扭转了我的三点认识:一是太阳东出西落—不对了,应该是北面,起码是偏北。二是,我们习惯说晚霞朝晖,就是说,它们一在晚上,一在清晨—不对了,在这里,二者同步出现。三是,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朱自清先生嫌它有点颓唐,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未必如此吧?这里,不仅夕阳好,黄昏也更长,从晚五点算起,总有六七个小时吧?

三年前,我去海拉尔参加学术研讨会,时值盛夏,散会后,上海的吴教授约我一同去北极村转转。一别近二十年了,我很想旧地重游,并且脱身自任,说可以在前面领路。

可是,出了北极镇汽车站,如果不是当地朋友来接,真不知要向哪个方向走去。用一句东北话来形容,叫作“找不着北了”。我怕吴教授听不懂,就简单解释一下:“北”,指的是北斗星,夜间出行,为了认准方向,要步步盯着它;如果赶上星月不明的阴天,迷路了,就叫找不着“北”了。

在江边一处宾馆放下行囊,简单地用过午餐,东道主看我们兴致很高,便笑着说:“走!咱们找‘北’去。”

说着,我们便穿过林丛,踏上栈道,来到了北极沙洲。这是1958年特大洪水过后形成的一片沙淤地。说是“沙洲”,其实是道地的绿洲,满眼绿意葱茏。因为刚从呼伦贝尔草原过来,脑子里立刻就唤起了绿浪接天的记忆,真不知此身何处。

游客很多,去年全年竟达到一百三十万。至于我,虽说旧游重到,可是,般般都是新鲜的,奇特的。就说这个“北望垭口广场”吧,触目可见的石头上,到处都是“北”字。据说,总共有九十九个形体各异的“北”字。我们边走边看,就发现了晋代王羲之、唐代李世民、欧阳询、贺知章、怀素、明代王铎,还有今人毛泽东的笔迹,一个个斗艳争奇,风流妩媚。吴教授也是书法家,当即兴奋地说:“我们终于找到‘北’了!在这么一个小小地方,竟然能欣赏到这么多的‘北’字,其他收获略而不计,只此一项,也就不虚此行了。”

我说:外来的人找“北”,可是,对于北极村来说,却只有南。

东道主听了,扑哧一笑,说,还有更大的“北”字等着我们呢!

果然,一个标志性的巨型雕塑赫然出现在眼前。这是一座三棱锥形银白色的钢塔,从中心呈120度角散射排列,斜阳照射下,闪着熠熠的辉光。像是三只昂首向天、引吭高唱的仙鹤,实际是三个“北”字的半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个“北”字,具有“北”字的全方位的视角效果。这是以清代书法家邓石如的小篆体“北”字为原型建造的。吴教授站在塔下,面对午后的斜阳,说:“立足神州北陲,整个中国都展现在眼前。”话音刚落,只听“咔嚓”一声,他的瞬间形象就被我定格在相机里。

刚才只是关注上空,当我们低头扫视地面时,发现石板上绘有一张硕大无朋的中国地图,上面标着全国各个省会城市,并且载明同这里的直线距离,他找到了上海:2420km。那么,祖国哪个地方离这里最远呢?应该是最南端的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吧?一看,是5664km。

右行不远,见到一块略似中国地图形状的大石头,上面刻有一个五角星,这是北京,右上方顶端还有一个小红点,无疑就是北极村了。巨石旁矗立着一根高大的木柱,有人称之为“指北针”,上面钉有指示不同方向的十四五个木牌,分别写着:开罗、悉尼、新德里、华盛顿、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城市,并都注明与此地的直线距离。与我们对着的是好望角,我好奇地看了看,19311km。

吴教授称赞说:“设计师很高明,堪称灵思慧想!”我理解,所谓高明,是说他们把人文景观同美秀天成的自然景观结合得很好;这里历史没什么特点,就是说时间优势不明显,他们便充分地在空间方位上做文章。富有创新意识,别出心裁,独标异帜。所谓灵思慧想,一是把书法之类的传统文化同抽象派的现代雕塑艺术结合起来;二是把游客的找“北”、奔“北”的习俗、趣味同中国古代的“北辰”、“北斗”概念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三是抓住人们“常在他乡忆故乡”的心理,以北极村为基点,标示与各地的空间距离,从而把全国以至世界各地的游人同北极村联结起来。精巧的构思,以素朴、自然的形式出之,达到完美、和谐的程度。

又走了几个景点,但是,我意犹未尽,原来心中结记着要去看望上次到过的极北人家,我很想念那对善良淳朴的夫妇,还有那甘甜的井水、清脆的黄瓜、独具特色的木刻楞。这次在海拉尔开会,得到一份十件套的俄国套娃纪念品,做工精致,鲜活可爱。我想把它转赠给他们,留做纪念。可是,问询结果却是,两人已经先后弃世了。那座木刻楞房屋呢?答说:改做他用了。—现在的最北人家在此身后,更靠近江边,是名副其实的最北。

想到古时“挂剑空垅”的故事,我有些感伤。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莫梅迪有一句名言:“在人的一生中,他应当同尚在记忆之中的大地,有一次倾心的交流。他应当把自己交付于一处熟悉的风景,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它,探索它,细细地品味它。他应当想象自己亲手去触摸它四季的变化,倾听在那里响起的天籁。他应当想象那里的每一种生物和微风吹过时移动的风景。他应当重新记起那光芒四射的正午,以及色彩斑斓的拂晓和黄昏。”

我对于北极村,就是这样。

记得前年访欧时,去了芬兰,专程前往北部的罗瓦尼埃米市,游览了穿入北极圈、纬度更高的北极村。那里除了具备观看北极光的独特优势,主要是作圣诞老人故乡的文章。村里建有圣诞老人办公室,像皇帝一样,圣诞老人每天都要会见不同层次的各国贵宾;至于处理来自各地的邮件和接听电话,则由一群头戴尖顶红帽、俗称“小精灵”的仙童担任。许多未曾涉足此地的远方人士,在生日、命名日或者圣诞节时,会接到圣诞老人从芬兰北极村寄来的邮件—当是前去旅游的亲友们同那里的圣诞老人诉说过这种心愿。当时,我曾向圣诞老人表达过对中国北极村同胞的祝福,并希望两地能结成跨国的友好村。

几天后,我到了德国北部著名城市不来梅,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格林童话之旅”。乘坐汽车沿着乡间道路蜿蜒南行数百公里,中经捕鼠小镇哈默恩、童话风景区萨巴堡、小红帽的故乡阿尔斯菲尔德等十几个盛产童话传说的景点,终点站是格林兄弟出生地哈瑙。在我看来,德国最大的成功,不是鲁尔工业区的精美制造,西门子电器的设计尖端(这在世界许多地方早已司空见惯了),而在于它的乡村既实现了城市化、现代化、工业化,又保留了农业传统文明的古朴自然、清新净洁,溪水潺潺流经绿浪翻腾的牧场,遮天的林木掩映着别墅式的农舍,建成了以保存完好的自然生态为前提的城乡融合社会。

真正有趣的游览,不仅是体验与欣赏,同时还应有思考和发现。我从心底里祝愿:已经进入现代化、商业化的神州北极村,能够少些喧嚣的声响、感官的娱乐,更多地保留一些宁静、质朴、自然的本色。记得从北极村走出的年轻女作家迟子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我十分恐惧那些我熟悉的景色,那些森林、原野、河流、野花、松鼠、小鸟,会有一天远远脱离我的记忆,而真的成为我身后的背景,成为死亡的图案,成为没有声音的语言。”她生于斯,长于斯,血脉相连,魂萦梦绕,她把此间称为“梦开始的地方”。之所以说这番话,就是因为她实在太爱北极村了。


(2013年)



八公山下吃豆腐


那年夏天,接到淮南市淮硖画院的一份专函,谈及该院定于第五届“中国豆腐文化节”期间举行书画作品展览,“旨在弘扬民族书画艺术,展示当代名家风采”,特邀我为这次书画展提供一份诗词、书法作品。

我与这家画院向无联系,也没有任何熟悉的同志;而且,我的字也缺乏功力。本拟婉言辞谢,但又考虑到,这样处理很没有礼貌,有负画院千里驰函的一片诚意,便认真地写了个条幅。至于内容,当然应该切近淮南这个特定环境。

我曾想到,淮南为我国大型能源基地,有“华东动力之乡”的盛誉;这里有距今约十亿年的古生物化石群;一千六百多年前,此间发生过著名的淝水之战;还有“橘逾淮而北为枳”和“淮南一叶落,天下便知秋”的故实;我也记起了曾被王国维击节称赏的白石词中“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的名句。—这些都可借来做些文章。但我还是选了豆腐这个主题。

《本草纲目》记载:“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原来,早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成为当时全国一处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汉高帝刘邦的孙子、淮南王刘安博雅好古,招揽四方宾客数千人,其中有许多文人、方士,相与探讨学术、方技,研求治国良策,著书立说,流传下来的有《内篇》二十一篇(即今《淮南子》)。同时,刘安还与左吴、李尚、苏非等八人在都城寿春的北山(今八公山)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结果,仙丹没有炼成,却制作出了豆腐。从此,淮南的“八公山豆腐”便名满天下。

其实,丹结黄白之术,本属子虚乌有,服食成仙者绝无,而中毒致死的数不在少。倒是豆腐确有丰富营养,久食可以延年益寿。这也叫“歪打正着”。近年,为了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淮南市政府每年都在豆腐祖师爷刘安诞辰的9月15日举办一次豆腐文化节。届时开展多种经贸洽谈活动,也包括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想来书画展便是其中的一项内容。

因为索稿甚急,来不及自铸新词,我便采取了便捷做法,把明代号称“景泰十才子”之一的苏平的《咏豆腐》七律书写出来,寄了过去。诗云:“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退尽见精华。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去玉无瑕。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一扣淮南,二扣豆腐文化,倒也甚为贴切。

由于有了这么一段“夙缘”,八公山也就在我的胸臆中打了个情结,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魂之外,又多了个“豆腐西施”的雪肤冰肌的倩影,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一睹其迷人的姿色。

事有凑巧,前年秋末,因事道经淮南。接待中,当地主人说起了我曾以书法作品参展的事,因而倍感亲切,分外热情。他们首先安排我游览了黛色苍苍、钟灵毓秀的八公山,尔后又看了山下淮南王刘安的墓。我笑说,幻想着求仙升天,最后终须埋骨地上,事实真是铁面无情。于是,谈起了“淮南鸡犬”的典故:传说,刘安和他的家人服食了仙药之后,便都成仙得道,连家中的鸡、犬吃了剩下的仙药也随之而飞升。这在晋葛洪《神仙传》中也有过记载。所以,后来便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成语。其实,完全都是误传的“虚言”。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在《论衡》一书中早已作出了有力的批驳。刘安,实际上是自杀而死,只活了五十七岁,哪里有什么“服食飞升,成仙得道”之事!至于宋代诗人晁之道的诗句:“一时鸡犬皆霄汉,独有刘安未得仙。”原属借题发挥,别有寄托,不过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罢了。

午间,东道主在八公山区举行了豆腐宴,招待我们一行。八公山的豆腐,果然是“名下无虚”,不仅洁白细腻,清爽滑利,而且品种繁多,营养丰富。仅在那天的筵席上,我们就品尝了采用烹、炸、煎、烩、炖、汆、烧、扒、炒、煨等烹调方法做出的近二十种豆腐佳肴。翌日,在寿县的八公山乡,我们又享用过有“三绝”之誉的奶汤、漂汤、鲜汤等多种花样的豆腐烧汤。

席上有一味“凤阳酿豆腐”,主人给我们讲了这道明代宫廷名菜的来历。原来,凤阳离八公山很近,那里也盛产豆腐。朱元璋的父亲就曾卖过豆腐,但出身寒微的这位皇爷,小时候却很难吃到。一天在讨饭中,他偶尔得到一块豆腐里夹上馅、经过油炸而成的酿豆腐,吃了觉得特别香。后来登上了九五之尊,他还总是记怀着这味食品。于是,便从家乡凤阳请来一位厨师,专门给他做这道色泽金黄,外脆里嫩,味道酸甜适口,鲜美异常的御用佳肴。这样,酿豆腐便成了明代的宫廷名菜。

后来,中原战乱,江淮一带的居民迁移到广东东江地区,成为“客家人”,又把做酿豆腐的技术带了过去,于是,“东江酿豆腐”便名噪一时,蜚声中外。

据说,上了菜谱的独具地方风味的豆腐名菜,至少也有上百种,有的记载说多达二三百种。像川菜中的“麻婆豆腐”、“崩山豆腐”,鲁菜中的“三美豆腐”、“九转豆腐”,闽菜中的“珍珠豆腐”、“卤豆腐”,湘菜中的“开口豆腐”、“包子豆腐”,粤菜中的“蚝油豆腐”,浙菜中的“三虾煎豆腐”,鄂菜中的“葵花豆腐”,京菜中的“朱砂豆腐”,等等,风味不同,各臻其妙,赢得八方食客的交口称赞。

于今,八公山的豆腐已经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同名震寰宇的“四大发明”一样,成了尽人皆知的“中华一绝”,制作豆腐的技术传遍了亚、欧、非、美各大洲。日本人传说,中国豆腐是由鉴真和尚传入东瀛的,时在754年。日本豆腐业一直奉鉴真为师祖,至今,豆腐包装袋上还印有“唐代豆腐干淮南堂制”字样。1963年日本纪念鉴真大师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到古都奈良唐招提寺参加盛会的,各行各业都有,其中豆腐制作业的人最多。中国四川的“麻婆豆腐”,风味独特,具有汁色红亮、麻辣嫩烫、肉末酥香的特色。日本人掌握了它的制作工艺之后,改为软罐头包装出口,深受东方及欧洲家庭的欢迎。

“走遍了南北东西,吃过无计其数的豆腐,为什么同是大豆做原料,八公山的豆腐却最为鲜美呢?”席间,我向东道主提出了这个问题。

他们的回答是,一凭人工,二靠自然。所谓“人工”,就是原料挑选严格,黄豆磨得精细、均匀,豆渣淘得干净。理学家朱熹有一首五言诗:“种豆豆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似乎做豆腐比种豆子容易,可以坐获财利,其实并不尽然,这里面有很精到的技术。主人说的“二靠自然”,是指借助地利条件,得天独厚。自古以来,当地的人们就用这里的甘冽爽口的山泉做豆腐,做出的豆腐细如脂,白如玉,柔软细嫩,格外鲜香可口。

八公山一带有二十四名泉,其中以凤凰山下的珍珠泉为最。明代御史杨瞻有诗赞曰:“清清灵脉发,闪闪瑞光浮。尘垢难污洁,珍珠不断头。”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变化。清池四周绕以石栏,内有珍珠般的泉脉汩汩涌出,水极清冽,无纤毫杂质,数米之下的硬币可以清晰地透视花纹。泉水通过一个石刻龙头滔滔滚滚地流出去。两千余年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996年)



五岳还留一岳思

有一回,我们游览医巫闾山风景区,在感到十分餍足的同时,却又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我分析,这可能与那种沿着东路、中路、南路、北路,“按图索骥”,一览无遗的游观方法有关。

那年游扬州瘦西湖也是这么走的:经绿杨村、红园,过大虹桥,至徐园、小金山,到钓鱼台、五亭桥,北折上蜀岗,登平山堂、观音山,犹如展观一幅秀丽的山水画卷,逢景必驻,巨细无遗。当时也曾感到很充实,甚至叹为“观止”;但是,待我们登上瓜州渡开往镇江的客轮,一位诗友却略带倦意地吟了两句唐诗:“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是不是他也觉得这种“满堂灌”的游法,实在是又累又乏味呢?

反过来,对于绍兴的鉴湖,我们却是挂肚牵肠,时萦梦寐。那年,我们游了禹陵、沈园、东湖和兰亭,因为时间有限,“烟波一棹镜湖湾”的愿望落了空,只是远远地望了一下,既没有实地观察到“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的丽景,也未曾领略到“鉴湖水如月”、“鉴湖五月凉”的妙境,实在有负于李白、杜甫这两位诗仙、诗圣,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等着后日去填补。按说,鉴湖的景观是无法与瘦西湖相比的,可是,它却能挑起“何日更重游”的绵绵思绪。我觉得,这里有一种心理作用,主要是它留下了悬念。

有的哲学家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我那次游黄山,就是受了这位郑老先生的点化,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个机会重游一次。

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记得过去看过一幅《我的手最干净》的艺术摄影。作者意在表现儿童们爱整洁、讲文明的崭新风貌,但他没有去拍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何洗手洗脸,讲究卫生,甚至画面上连一张娃娃的笑脸也没展现;而是别具匠心地摄下一双双高高举起的令人喜爱的白胖小手,正在雀跃地接受卫生值班员的检查。简单的画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在这里,读者想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得多。

同样,白石老人的画虾,也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在这方面,唐代的张彦远说得十分透彻:“夫画物,特忌形象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后人把这种“了”与“不了”的辩证法奉为绘事秘宝。元代的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中,更把满幅填塞,不给欣赏者以想象余地的画法列为首忌。

为文也是一样,切忌过直过露,过黏过满。清代剧论家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诸文字的,好似冰山露出水面部分,不过八分之一;而作品中的蕴涵,如同冰山没在水下部分,要达到八分之七,这要靠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去加以补充。作家的本事就在于实现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艺术内容的无限广阔性的完美统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古代的著名短文。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深情怀念惨遭杀害的亡友嵇康、吕安。一次,路过嵇康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写成了《思旧赋》。文字非常含蓄、简练,除了小序,正文只有十二句。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柔石、白莽等五位作家时曾谈道:“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的这段文字也写得非常含蓄、简练。它们都令人反复思索,回味无穷。我想,假如当日向子期或者鲁迅先生,临文嗟悼,哓哓不休,不仅无助于感染力的增强,反而会冲淡那怀人愤世的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里,确实有个实际效果问题。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州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决定把捐助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又在心里减至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求助,我已经不想捐助,甚至要从钵子里拿走两块钱。”

五分钟的讲述,留给作家大量的想象余地,这里面自然要加上作家平日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传教士的凄苦生活的感受,所以,立刻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而在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作家的想象余地早已排除净尽,剩下的唯有对于他们“宣传”、“敛财”的反感。这使我联想到古人说的“大成若缺”、“过犹不及”的至理名言。凡事都要讲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我们通常讲的艺术与技能的熟练,无非是说恰到好处,能纵能收,善于控制。

德国艺术理论家、剧作家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对待人物的表情的描绘要有控制,不宜“选取情节发展中的顶点”,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这自然仅是从审美需要考虑的。但是,这种“不到顶点”的主张,也揭示了艺术的普遍规律。

正如莱辛所言:“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对于这段论述,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有一段透辟的解说:“作为艺术创作的自然形态—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都不能没有一定意义的顶点(高潮)。然而它对人们在感受上的反映,最富于魅力的,经得起挑剔的,不是矛盾解决,而是矛盾接近解决的那一环节。为了避免观众感到意味索然的一览无余,艺术家不作兴选取和突出这样经不起反复欣赏的环节。”

与这个道理相通,我国古代诗人也提出:“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盛开的鲜花意味着飘零衰败,熟透的果实面临着腐烂发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上泰山极顶后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

当然,莱辛讲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也和一个人的胸襟、器度有直接关系。从前,抚顺高尔山的一座凉亭上有这样一副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眼睛自然也不想看得更远。而清代的鄂容安的对联则是: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换了三个字,境界全新。同样是登上顶端,但由于把它看作是新的里程的开始,眼界与追求便迥然有异。

古人说:“天道忌全,人情忌满。”原来,这里有很深的学问。


(1986年)



客子光阴诗卷里


江南三月,丽景迷人。这里那里,氤氲着薄薄淡淡的轻烟浅霭,有时竟令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座座村镇就浮游在波光潋滟之中。繁花,使水乡景色灵虚中透出几分烂漫,更加风情万种。层楼掩映间,紫玉兰秀色可餐,小桃红与黄金缕争鲜斗艳,那粉白透绿的几树繁英,分辨不清是李花还是梨蕊。参加作家采风团客游常熟古里,首先就被这绚丽的春光迷乱了双眸。

我想,如果可以把浏览景观比作展读诗卷的话,那么,此间,地地道道,堪称是一轴传统元素与现代理念相融合的诗卷。早年读宋诗,记得一句“客子光阴诗卷里”的佳句,常常苦于那种情境无从体验,不意竟然于此得之。

书香,是古里的灵魂,是这座千年古镇的主题词;而诗卷则是它的展现方式。借用古代画卷分为引首、卷本、拖尾的说法,不妨把眼前的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看作是诗卷的“引首”。这里是古典美学的凝缩之地,到处散发着令人脱尘忘俗的浓郁的文化气息;这里幽深玄渺,古旧得仿佛同外间失去了联系。踏在润滑的苔痕上,似乎走进了时间深处,生发出一种时空错位的神秘感觉,说不定哪扇门“吱呀”一开,迎面会碰上一个状元、进士。粉墙黛瓦中,一种以书为主体的竹简、雕版、抄本这些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文化符号,让他乡客子亲炙了瞿家五代在藏书、读书、护书、刻书、献书中所辉映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守望,体味到高华、隽永的书香文脉。难怪晚清的两朝帝师、状元宰相翁同龢当日登楼时曾慨乎其言:“假我二十年目力,当老于君家书库矣!”

如同农作物的栽培需要土沃水足,阳光充沛,读书种子的发皇光大,知识、智慧的传承,端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此间经济发达,士民富庶,交通方便,特别是文化底蕴至为丰厚,为典籍的积累、传播,读书世家的养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苏锡常一带,上下千年,何以擢巍科、登高第者极多,而现当代又涌现出那么多的学人、院士。

堪资欣慰的是,这种文脉、书香,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如果说,铁琴铜剑楼这个“引首”是一篇阳春白雪的古体格律诗,那么,作为“卷本”的文化公园,则是一首充分体现大众化、人性化的现代自由体诗篇,同样,昭示着文化的高怀雅致,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

文化公园凸显了历史名镇、江南水乡、时代文明三大主题和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科学发展理念,紧密切合群众的精神需求,建造了评弹馆、文明馆、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系列设施,集休闲、娱乐、学习、观赏、活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在这寸土寸金的江南小镇,不惜划拨出大量土地,建成如此宏阔的文化主题公园,足见当政者的胸襟博大、眼光久远。采风的作家们对此啧啧称赞。

这天正值双休日,广场上各种文化设施吸引来众多的村民。伴着《春江花月夜》的悠扬乐曲,有的老人悠然闲步,有几位妇女在练习太极拳。更多的青少年集聚在阅览室,安静地读书、上网,他们听说著名小说家蒋子龙、叶辛、苏童、范小青等到场,一个个悄悄地离开座位,跑过来请求签名。而在评弹馆里,已经座无虚席,村民们正饶有兴致地听唱苏州评弹。经过细细品味,原来演唱的是凄绝千古的《孟姜女过关》。

最为动听的还是白茆山歌馆村民的自演自唱。年轻、健美的男女演唱者,不凭借任何音响,展放洪亮、婉转的歌喉,或对唱,或合唱,或独唱,举凡婚恋、劳作、生活、节庆、时政、民俗等人间万事、百姓心声,都涵盖无遗,展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审美情趣和生存活力,开启了江南农耕文化的情感源泉。那种烟雨冥濛、农歌四野,“东村群唱西村和,南陇余音北陇闻”的动人场景,宛然如见。他们曾十上北京城、两进中南海,多次走出国门,为古里赢得了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的荣誉。

作为吴歌的杰出代表,白茆山歌不同于历代文人创作的诗词歌赋,它是劳动人民以集体智慧创造出的口头文学遗产,依靠民众口耳相传,代代承袭,带有浓厚的地方俗文化色彩。鉴于白茆山歌赖以生存的农耕文化,正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而逐渐消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镇政府有计划地建起山歌馆,创办艺术节,物色、培育接班人,以保护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作家采风团在古里的最后一站,是参观波司登羽绒服工业园。通过展馆接近实际的靓丽的风景线,形象地了解到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感受到融现代化工业色彩与文化韵味于一体的时尚旅游的真髓。徽商祖训“读书好经营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在这里得以发扬光大。书香古镇孕育、滋养了万千读书种子,而这些读书种子,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业绩,反转过来为古镇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不竭资源。

换一种思路,即换一片风景。他们由过去靠推销人员“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跑遍全国各地去卖产品,转换为靠名牌的影响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世界客商走进来;企业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换为创意服务型,形成富有诗性的全新生态和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达致最高发展目标,称雄世界,独执亚州羽绒服生产之牛耳。

这是一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崭新诗篇,它相当于整幅诗卷的“拖尾”。

既云诗卷,岂可无诗?最后,以《古里吟》四首七绝作结:



书香五代总痴情,独对芸编有至诚。

不事杯觞不聚敛,一琴一剑证平生。

—铁琴铜剑楼


浮世烟波已惯经,苍苍阅尽古今情。

酬偿钱柳相思债,还向人间说废兴。

—红豆树


白茆山庄载笔行,花光云影映波清。

千年古调翻新谱,婉妙吴歌画里听。

—白茆山歌


虽非姝丽亦倾城,举世传扬波司登。

名款名牌饶创意,吴衣吴带总当风。

—波司登世界名牌


(2011年)



冰城忆


望着窗外渐渐消融的冰雪,脑际蓦地浮现出秦观的“梅英疏淡,冰凘溶泄,东风暗换年华”的名句。不过,此刻萦绕念中的却不是洛下的金谷名园、铜驼巷陌,而是松花江畔的北国冰城。

已经过了“知命之年”,早就淡化了昔日的江湖情、壮游热,通常是不易动情的。但是,当我徜徉于哈尔滨的冰城,身入“琼宫”,目迷五色的时候,却难以抑制感情潮水的放纵奔流。至今,四十天过去了,那景观,那色彩,那刀刻斧削般的深刻印象,还依然浮现在眼前、心上⋯⋯

一踏进由数百块坚冰垒成的仿古城门,眼前,便立刻呈现出一个洞府、仙乡般的水晶世界。游园如展手卷。如果把迎门处“三羊开泰”的冰雕造型比作这幅手卷的“引首”,那么,珠宫贝阙、琼楼玉宇般的冰雕建筑群就相当于“卷本”,而数百件炫奇斗艳、竞逞才思的各种冰灯、冰塑,无疑就是“拖尾”了。它们在镶嵌其中的五光十色的电灯照映下,益发显得神奇瑰丽,灿烂辉煌。仿佛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中的童话世界:随着“开门吧,胡麻胡麻”的呼唤,石门砉然而开,里面珍宝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我们登上了用冰块垒砌的岳阳楼,眼前虽然没有见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洞庭胜状,但“登斯楼也”,确也感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逸兴遄飞,“其喜洋洋者矣”。元代一位诗人登岳阳楼时的题诗,可谓先得我心:


乾坤好句唐工部,廊庙雄文宋范公。

秋晚登临正奇绝,只疑身在水晶宫。


杜陵叟的“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的名篇和“小范老子”的传世雄文,是早就读得烂熟的,可是,这座江南名楼却至今缘悭一面。岂料半生夙愿于此得偿,尽管属于模拟性质,也算是“慰情聊胜无”了。

那冰雕“玉”砌,雉堞参差,雄浑壮丽的山海关,更是美轮美奂,惟妙惟肖,再现了那座始建于六百多年前的“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的雄姿。听说,登上后,要从陡峭的冰道上滑下,我们面面相觑,似有惧色,便只能望“关”兴叹了。

好在前面还有令人目眩神迷,金碧交辉,殿阁玲珑的布达拉宫在吸引着我们,也就不觉得怎么遗憾了。两年前,我在拉萨曾实地参谒过这座号称藏族古建筑艺术精华的宫堡式建筑群。想不到,今天夜晚竟在北国重逢,感到分外亲切。悠悠东流的雅鲁藏布江,依旧是澄波如鉴吧?被誉为藏族发祥地的贡布山,别来无恙乎?亲爱的二百万藏族同胞,你们好!

在“冰雕艺术作品展”中,中、俄、美、日、意、瑞士等国和港、台地区的冰雕爱好者,都有作品展出。风格迥异,各擅胜场。要言之,东方的显得典雅、素朴、深沉,而西方的则泼辣、热烈一些,富有象征性和梦幻特色。

那天,哈尔滨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二十五摄氏度,但畅游冰城的人流仍是络绎不绝,一个个神采飞扬,毫无瑟缩之感。哈市人民素有迎风斗雪的良好习惯和“雪虐风饕愈凛然”的昂扬气概。

我听说人流中杂有许多冰雕艺师,他们喜欢不动声色地倾听着观众的评议。回去后,有的埋头灯下,有的闭目沉思,准备明天推出独轶群伦的新的冰雕作品。

据说,仙家日月过得很慢,而人们的感觉却是快的,所以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诗句,和大梦沉酣,四十年出将入相,醒转来却黄粱未熟的故事。在瑰奇的冰城里,亦有同样感觉。

当时游览了许多景观,从水瘦山寒的塞外,到繁花似锦的江南,登上了世界屋脊,访问了江南名楼,欣赏了富有异国风情的冰雕作品和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的各式冰灯,实际上仅仅在兆麟公园转了一圈,时间不过一个多小时。当我们告别这琉璃世界,重新踏上街头时,确有离开幻境,返回了人间之感。当即口占一绝:


回首天边月半弯,琼楼玉宇在人间。

从今惯结仙乡梦,我自冰城一往还。


冰城之引人入胜,我想,不仅由于它是一个纯系冰雪构建的水晶世界,而且,因为这些冰雕都是颇为精美的艺术品,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价值。“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通过这些精美的冰雕,在人与自然之间,艺术美与自然美之间,架起了一座灵犀互通的桥梁。这是一种新奇而确有成效的尝试。更值得称颂的是,这些艺术品,并非出自久负盛誉的艺术大师和雕塑名家之手,它们的制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普普通通的群众。雕塑艺术,闯入“寻常百姓家”,这还不值得我们热情地赞颂吗!

这场冰城的游历,似远实近,似虚却实,它植根于现实世界,不像海市蜃楼那样可望不可即,瞬息消逝,也不像梦中仙境那样虚无缥缈,醒后踪影皆无。当然,它也有别于石林奇观、瑶琳仙境等风景点,它不能久历春秋,留存长远。即使在奇寒的北疆,三个月后,它也要幻化为流水、浮云,重返大地母亲的怀抱,流向滔滔江海。四时代序,冬去春来,这是自然的常道,我们无须为冰城的消解伤怀。应该说,它在人们的心版上,已经刻镌下深深的印象。

好去灯前施妙技,明年冰雪倍还人。一当寒风掠地,雪满松江,北国人民会适时托出一座新的冰城的。值得挂虑的倒是,年年垒建,岁岁雕冰,而世事长新,永无停日。冰城建设者、冰雕艺师们,将如何争奇斗巧,推陈出新,以满足人们无尽的追求呢?


(1991年)



烟花三月下溱潼


一到溱湖景区,真有一番意外的惊喜。因为在商潮沸反盈天,旅游热一浪高过一浪的今日,想要找一处风光如此旖旎而又宁谧、净洁的所在,着实不易。

此间地处江苏中部里下河水网地带,她的人文依托是姜堰市的溱潼古镇。夏历三月,林非先生、卞毓方和我,惬意的三人行,就是在这里展开的。时间不长,仅仅三天,而忘归之意已潜滋暗长。可知佛经中“浮屠不三宿桑下”之说,良有以也。

一只画舫,载着我们做逍遥游。霎时,那千顷碧波荡漾的溱湖,便摊开了她的全部浩瀚,连同岸边的远村、近树、麋鹿苑、水禽园,一股脑儿地收进了我那不盈寸的双眼。在距离产生的魅力下,四围的阳春烟景似乎掩映着无穷的奥秘,静候着游人去探掘;而我此刻,则心随目远,要从情与境的交萦互染中,领略般般逸趣。那情景,有如摊开长长的画卷,赏鉴着清丽的宋人山水;又像是阅读拉美现代派的小说,沉浸在那种虚无缥缈、若即若离的氛围中,而无关乎情节的疏密。

湖中看不到网箱之类的养殖设施,也没有机船行驶,这自然有利于保持水质净洁。尽管暂时会减少些许收入,却将获巨益于长远。且不说,此间风光之秀美雄冠四方,单就环保这一点,也足以傲世骄人。偌大一个湖面,竟能无须经过处理即可提供直接饮用水源,试问今日之域中,谁堪比并?当然,在我豪纵地放言之时,也悬着一份挂念—经济、旅游大开发之后,生态环境还能一如既往吗?

“会船”,是溱湖中一项独特的景观。会者,聚也。清明节,附近各地船只齐聚湖中比赛。这一活动,盖有年矣,现已列入“全国十大民间艺术节”。平日也能看到表演性的竞赛。看,现在湖中就有几只篙子船驶来,上面环立着身强力壮水性好的小伙子,不,全由女性撑篙的彩船也过来了。男子着装或为姜黄,或为靛蓝、雪白,女将则一袭红衣,个个长篙在手,英气勃勃。当两船或多船相会时,扬锣人手中的大锣“哐呛”一响,比赛便告开始,追头啃尾,竞进不停,鼓声杂着血脉贲张的呐喊,恬静的湖面瞬时变成一座喧腾笑闹、气势恢宏的生命舞台。

如果说,水是自然景观的精灵,那么,人文景观的精灵便是情。少了情感的滋润,再秀美的自然风景,再深厚的人文积淀,都会显得无精打采,像一个人切断血脉,失去了精气神一样。“无情有景不精神,有景无诗俗了人”。这原是一则通例。西湖不是有个断桥吗?无独有偶,溱湖有个鹊桥,它们都是情之所钟,爱之所注。溱潼八景之一“花影清潭”,与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恰相对应。西湖边上的雷峰塔下压着一个白蛇娘娘,而溱潼古镇的茶花影里,掩映着一双不能同生宁愿同死的痴情爱侣。

为了亲炙“花影清潭”的芳泽,我们便舍舟登陆,踏上溱潼古镇,去看那株已有千岁高龄的茶花树和树下同时开凿的古井。想是由于充沛的水源滋润,古树长势极好,丝毫未现龙钟老态。花期刚刚过去,绿油油的繁枝密叶间,还有几点猩红伶俜摇曳着。

正是应了“兴尽悲来”那句古话,会船比赛所燃起的炽烈心潮,像淬火似的,突然被这凄凉哀婉的爱情纠葛所冷却。相传,溱潼镇上当年住着一个秦员外,老年得子,视同掌上明珠。一日,公子午倦抛书,来到村前的湖中垂钓,不慎落入水中,被一采莲姑娘救起,于是,两人便在藕花深处荡舟嬉戏。姑娘生长贫家,未曾读书进学,却是绝顶聪明,懂得许多世事,使公子深为赞服。碧眼秋波,一来二去,彼此逐渐产生了感情,便私自订下终身。哪知,这个秦员外门阀观念极重,以不是门当户对为由,硬是棒打鸳鸯。公子拼死相争,决意非村姑不娶。为着对付他,员外想出一个偷梁换柱的调包计。伴着会亲的喧腾锣鼓,公子心头涌起阵阵的狂喜,以为尽管好事多磨,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岂料盖头一揭,却是一个素昧平生的娇小姐。他愤然逃出镇外,悄悄来到采莲姑娘家中。两人伤心绝望,抱头痛哭一场,然后相拥着跳进湖中殉情。洞房竟然成了丧门,员外悔愧交并,遂把两人合葬在墙外的花树丛中。不久,坟边长出一棵连理交柯的茶花树,年年春至,一树红焰烧灼天际,人们说它是公子和姑娘的精魂。

关于“花影清潭”,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古时有个青年僧人与一村姑相爱,经常在井边幽会,后被家族长辈撞见,痛加责骂,村姑不堪羞辱,愤然投井自尽。第二年,井边长出了一棵茶花树,和尚认定是村姑的化身,便日夜守护在井边,浇水灌溉;而自己则眠食俱废,最后枯瘠而死,化作了翩翩彩蝶,日夜在花间飞舞盘旋。有人凭栏俯视井底,曾经见到里面晃荡着一对青年男女的倩影。清乾隆年间进士孙乔年有诗云:“满庭花卉一灵泉,碧水清澄镜面圆。月下阶前僧去后,闲听窗外水涓涓。”

爱情是美好的。然而,世间万事万物中,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最易遭受摧折,又是最禁不起摧折的。如果说,传说中的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美满爱情,摧折于旧时代吃人的封建礼教;那么,现实的童话“鱼鸟之恋”,则摧折于人们暂时还无法抗拒的自然的魔力。

“这是一曲热爱生命、珍视青春的赞歌。”当地编写的《三水文萃》记载着:溱湖的南边有个梁徐镇,梁徐镇有个东塘村,东塘村有个患了白血病的姑娘陈霞,陈霞有个男朋友叫沈新华,同样患着白血病。就是这一双患了绝症的情侣,演绎了一段凄绝惨惋的旷古奇缘,人们艳称为“鱼鸟之恋”。

当时,他们分别住在苏州的第一医院与第四医院。在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前夕,沈新华给已经进行过这项手术治疗的陈霞写了一封信,说,自从跌进苦难的深渊,一直饱受疾病的摧残,能够熬到今天已经不易,今后还将面对怎样的命运更是吉凶莫卜。他渴望通过心灵交流增进彼此理解,汲取生存的动力。陈霞刚刚做过骨髓移植,身体极度衰弱,接信后无力伏案作复,便在电话中谈了个人的印象和感受,说她很欣赏这个充满希望和理想,坚强、乐观的青年,也喜欢这种诚挚的倾诉;相信通过同病相怜的交流,会使双方进入一个全新的精神境界。

此后,他们便频繁交往,几乎每天都要通话或者写信,有时在电话里对唱共同喜爱的歌曲,这边唱一句,那边接一句,常常是唱着唱着,就泪水交流。这种心灵的对接、情感的契合,生发出一种具有无限感召力的精神寄托。新华术后,陈霞去看他,并在所赠书籍的扉页上题词:“羚羊和狮子是强者,只要我们一起奔跑,就能到达辉煌的目标。”他们谈到,如果能够活下来,一定要合力创建“爱心网站”,呼吁全社会都来为救治白血病患者奉献爱心;万一哪个人先“走”了,活下来的清明节时要去坟头祭奠,并代对方照顾好父母。两人分手时,还双双跪在夕阳的余晖里,邀苍天做证。

陈霞逐渐恢复了健康,可是新华却一病不起,在一个冬天的夜晚,匆匆地走完了生命的历程。此前,他曾给陈霞写过一封长信,信里讲了一个“鱼鸟之恋”的童话:“⋯⋯虽然鱼无法离开水面而同鸟一起飞翔,但鸟飞过的影子是鱼活下去的理由;鱼希望鸟越飞越高,只祈求鸟还记得在静静的湖底有一条濒临死亡的鱼在为它祝福。鱼希望鸟能再次飞过湖面,或作短暂的停留,鱼会在湖底睁大眼睛,流下眼泪,而鸟却永远不会知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令人不堪卒读。其实,活着的人更不轻松,她要以病弱之躯同时承受双倍的痛苦,续写那凄绝哀艳的爱情遗篇。

听着这个真实的故事,我把目光投向一碧如洗的晴空和静静的溱湖,上下搜寻那一对鹣鲽相亲的精灵的幻影。我相信,他们此刻不会离我们很远。

哀婉中,我写下了五首咏怀绝句:


烟花三月下溱潼,怅对山茶浴晚风。

枝上华心上血,千年无改尚猩红。


痴蝶娇花未了情,萦心爱恋起无明。

凄清难忘溱潼景,一曲悲歌逐浪生。


为生为死两由之,阔海高天任骋驰。

鹣鲽幽怀何处见?垂杨尽日袅情丝。


天孙涕落雨如丝,银汉迢迢暗度迟。

千古鹊桥同一慨,两情难得久长时!


盈盈一水漫相思,牛女飞星会有时。

修到神仙还恋此,人间何苦笑情痴!


(2004年)



泸沽湖寻梦

夙愿终于得偿,近日与几位作家朋友结伴,畅游了泸沽湖。

我们从丽江出发,乘坐公共汽车,很早就上了路。但路况较差,烟尘弥漫,上坡下岭,曲曲弯弯,颠簸了五六个小时,才遥遥地望见左前方摊开一泓碧水,司机师傅说,那就是泸沽湖。“那么,格姆女神山呢?”师傅摆了摆手,意思是说不清楚。

又过了半个时辰,汽车戛然而止,原来前方横亘着一条大岭。师傅说,汽车要从一个豁口处穿出,俗称“钻洞”。怎么叫这个名字呢?我猜想,是就地形而言,路自天开,双峰对峙,岂不是钻洞一般!但有的文友解释:这是告诉来客,你已经过了门卡,从此不必严装盛服,道貌岸然;你可以放开手脚,作兴地游玩一番。但马上就有一位滇籍作家予以驳正:即便是有这层含义,也只限于游玩,绝不意味着任谁都可以随便“走婚”,充当“阿夏”。

这时,有的文友说了,尽管无缘成为“阿夏”,但旅行在外,放松放松,开开玩笑,当无大碍。记得过去看到过由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政论家鹤见祐辅的一段话:


旅行者,是解放;是求自由的人间性的奔腾。旅行者,是冒险;是追究未知之境的往古猎人时代的本能的复活。旅行者,是进步;是要从旧环境所拥抱的颓废气氛中脱出,人类的无意识的自己保存底努力。而且旅行者,是诗。一切的人,将在拘谨的世故中,秘藏胸底的罗曼底的情性,尽情发露出来的。这些种种的心情,就将我们送到山和海和湖的旁边去,赶到新的未知的都市去。日日迎送着异样的眼前的风物,弄着“旅愁”呀,“客愁”呀,“孤独”呀这些字眼,但其实是统统异样地幸福的。


按照“入乡问俗”的要求,旅伴们请这位滇籍作家就“走婚”的风俗作些介绍—

原来,世代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人,至今仍保留着“男不婚,女不嫁,自愿结合,离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在摩梭人看来,男女相爱,自由平等,这是至高无上的,感情在“走婚”中起着决定作用。就是说,他们的“走婚”,完全建立在彼此相互欣赏、双方全都自愿的基础之上。尽管这种“走婚”不受《婚姻法》的约束,但人们都恪守着民族固有传统,因而不会发生奸杀之类的违法事件。

作为“母系”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摩梭族“走婚”的成年男子(称为阿夏),同花房中的女子,经过约会,夜晚相聚,拂晓回归母家。这种“暮来晨去”的婚恋方式,同样承载着传宗接代、繁衍后裔的义务,但与其他民族夫妇长年生活在一起迥然有异。子女由女方家庭抚养,姓氏随从母亲,当然,父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承担着一定的责任。相比较而言,男人爱姐妹的子女要胜过爱自己的子女,他们认为,姐妹与自己是同胞,属于骨肉深情;而父子之间只是血缘关系。血缘可换,骨肉难分。

晚上入住“湖畔摩梭人家”。这是一座四合院,楼高三层,客人住在北楼、南楼的正房,主人曹姓,住在西厢,东面是仓库、杂屋以及厕所。

吃过晚饭,登楼远眺,望得见后面几栋楼舍,闪着昏暗的灯火,似乎隐含着点点神秘。想象着有些家庭中的成年男子已经出去了,而对方的知心人,正在家中静静地等候着心中的“白马王子”。据说,小伙子们“走婚”时,有“三件宝”必不可少:帽子用来挂在门上,表示这家已经有人了;刀是用来拨门的;还有狗食,是用来同狗狗拉关系的,让它给予关照,不要乱叫。

楼前的广场上,正响震着砰砰的鼓点,伴着欢快的歌声,来自全国各地、穿着不同服装的男女青年,正在热情投入地跳舞、对歌。细听下去,原来,除了共同合唱当地流行的摩梭民歌,广东青年唱的是客家民歌《绣荷包》;云南青年唱着《康定民歌》;还有不知来自哪里的唱的是藏族民歌《白塔》,有的唱《在北京的金山上》。但最令我动情的,还是女高音唱的《泸沽寻梦》。曲调悠扬婉转,歌词也十分优美:


梦里

一碗青稞酒接过

辗转欲寻梦外的篝火

听不真切

此刻

你是因谁而歌

行囊不多

只为解惑

船家停泊靠岸那一刻

仿佛前世江湖我来过


白裙红衣的姑娘

桥上婀娜

这一方风土名曰摩梭

日出而作

岁月如梭

那传说本不属于我

⋯⋯

世上原有许多因果

都来不及一一道破

我应是

泸沽烟水里的过客

孑然弹铗

划天地开阖

邂逅过的

梦醒之余

却忘了该如何洒脱


早饭过后,便到湖上出游。我发现这一天游客特别多,便问为我们划船的姑娘小马:“在你看来,这么多的游人,好不好?”

她说:“也好也不好。收入多了,腰包鼓了,这是好;但是,带来了各种疾病—这里过去根本没发生过传染病,现在不行了,外面有的这里全都有。”

“有那么严重吗?”我问。

“有一种说法,”同行的一位作家接上说,“当年哥伦布在征服世界过程中,历经了千辛万苦,最后于1493年把梅毒带回到欧洲大陆,贻祸无穷。直到1943年成功地运用青霉素治疗为止,这种说不得、听不得、问不得、治不得的痼疾,足足折腾了欧洲大陆四百五十年。到了20世纪初,竟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欧洲人患上了梅毒。”

这终究是鲜见的特例。但一些常见的传染性病毒传播进来确是事实。其实,何止是带来了疾病,丧失了往昔的健康环境;潮涌的人流,刺耳的喧嚣,也惊扰了这里的古老而质朴的酣梦,使千百年安宁、静谧的古朴生活宣告中止。像一块巨石投进映着天光鸟影、波澜不兴的宁静的湖泊中,激起了重重波浪。但愿此间不要过早告别那真淳而特异的生活方式。

游客中文化人不少,有的吟诗,有的作画,他们都想把这世外桃源,永久地刻进记忆中去。当然,意义恐怕并不止此。一位女作家告诉我,过去文化人来,是寻求安定、恬静、素朴,一句话:诗意人生;现在人们来此,更看重的是这里的高度自由的婚恋方式,具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也可以说是“诗意婚恋”。人们向往这里的自由、和谐而充满“罗曼谛克”的婚恋方式和两性生活。她说,你看,这里的女性风姿绰约,无忧无虑,多么令人神往!由于男欢女爱,生下的子女也聪明、活泼、美丽;家庭生活自然也就和谐、幸福。

就是说,人们之所以纷纷寻访泸沽湖,不单是因为这里的风光绮丽,景色清明,也不单是因为这里有什么神秘的风情、特异的民俗,而主要的是体现一种向往、一种追求,人们向往与追求那种自由而和谐的婚姻制度,具有充分选择余地的近乎理想的两性生活。

已经实现的可能是唯一的,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却是无限的。陶渊明的高明,在于他在兵荒马乱、民不聊生、避逃无地的乱世,以美妙的诗文为人们描绘一个“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理想化的田园。在这里,人们完全按照原生态的自然本色来生活:“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古朴、宁静、淳真、自然,处于未被人类智慧所开凿、礼法所雕琢、刀兵所蹂躏的混沌状态,且又和谐愉悦,丰衣足食。这样,诗人笔下的桃花源,不仅在当时,尔后千余年间,一直成为人们心中“理想国”的最大公约数。

诗本身就是为填补实有世界的空缺而存在的,以之写桃源、写幻梦,自然更是寄意于愿望的达成。它们共同的追求,都在于理想的现实化和现实的理想化。应该说,游人之向往泸沽湖,很大程度上是在寻觅理想的现实化的梦境,寻觅久已失落或者现实中未曾出现过的梦境,也就是企盼着像梦一样的愿望的达成。他们发现,这里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固然匮乏一般意义上的文化追怀与历史记忆,但环境幽雅,水碧山青,白云成阵,泥土芳香,而且,不乏由情的花朵、爱的果实编织而成的现实风景,尽管客居只是暂时,最后总要离开、酣梦也终于会寤醒。不是有一句时髦的话:“只要曾经拥有”吗?其实,梦本身也是生活,它与现实的差异,不过是虚实、久暂而已。


(1999年初稿,2013年改定)



朵乐荷,朵乐荷

原根意义的“采风”,是搜集民间歌谣。这次中国作家采风团到凉山来,当然不只是撷采歌诗,主要还是访史问俗,亲炙这一神奇大地的沧桑巨变。但是,既然来到这素以“歌的海洋”艳称中外的八百里凉山,又不能不为遍地的山歌、情歌、酒歌、舞歌、婚嫁歌、祭祀歌、丧礼歌、节庆歌而忘情倾倒。

有人说,到了凉山,忘了吃,忘了喝,忘不了彝家姑娘一曲歌。

彝族民歌中数量最大的自然是情歌;其次,酒歌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人生酒歌”一般以敦勉、教诲为目的;还有一种“塘酒歌”,老人们坐在一起,通过歌唱,谈古论今,展示才智,这种酒歌多为鸿篇巨制,内容淹博,素有“歌母”之称。

据熟谙声乐艺术的朋友讲,彝家唱歌发声的方法很科学,很考究。他们善于使口腔、喉腔、胸腔和鼻腔巧妙、自然地加以配合,达到音域广、吐气长,音量宽阔,即使数十拍的长乐句也能一气呵成。

彝族人民能歌善舞,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就在《子虚赋》中记载了彝族先民的“颠歌”。唐人樊绰所著《蛮书》中,也有关于彝族男女吹笙、跳歌的描述。

古籍记载,这里的男女老少皆擅弦歌,转喉开口,一唱百和,举凡爱恋、婚嫁、喜庆、悲戚、放牧、农作、狩猎、行役,无不以歌讴抒怀达意。他们把弦歌看作是彝家心声自然流露的情感通道,又当成反映人情世态、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们自豪地说,彝家的史书,记在弦歌之中。

彝家女儿长成大姑娘了,一般都随身携带一种用竹片或钢片制成的口弦,演奏时,将口弦置于唇间,左手握住弦柄,右手轻轻地拨动篾尖,或吹或吸,发出柔和、婉转的清音,借以表达复杂、细腻的情感。这美妙的音乐所洋溢的万种柔情,会使热恋中的小伙子如登春台,如饮醇醪。有一首民歌是这样描述的:


假如阿妹子的脸皮薄如纸,

悠悠的响篾能替你递话传情。

它是采集爱情鲜花的蜜蜂,

从这颗心钻进另一颗心。

假如阿妹子被苦闷缠住了身,

悠悠响篾能吹散胸中的阴云。

它是寻求友谊的金丝银线,

把两颗心织作一颗心。


彝家儿女历来有以歌传情、以歌代言的习尚,触事为歌,随口而唱。赛歌会上,男女青年初识乍见,交浅言深,有些耐口,往往以歌声“投石探路”,曲折传情。

这边,小伙子唱道:


唱支山歌给妹听,

看妹格是痴情人。

点灯还要双灯草,

有情小妹来接音。


那边,有时姑娘看不中对方,便用歌声加以婉言谢绝:


妹是一杯酒,苦荞子酿成。

闻着味不香,喝着味不醇。

阿哥是上品,另找可心人。


凉山彝家以真诚质朴、热情好客闻名于世。每当我们踏入彝寨,都会遇到人们主动地问询:“曲博,卡波?”意思是:朋友,你去哪里?你只要说出准备拜访的人家,他们便会热情地前趋指路,甚至一直陪送到那一家。

有时,我们没经事先联系,随意走进哪个彝家,男女主人也总是很有礼貌迎迓接待,决不会冷落了这种不速之客。里巷徜徉,随时都能听到彝家的暖人情怀的祝酒歌:


远方的朋友,来哟,来哟!

珍贵的客人,来哟,来哟!

请喝一杯彝家祝福的酒,丰收的酒哟!

彝家的心像篝火一样红,金子一样真哟!

请喝下这珍贵的酒啊,接受彝家的一片深情哟!


客人登门,酒是必备的,往往客人一就座,主人便立即递过来一杯酒,然后边叙边饮,以酒代茶,一直喝到客人起身告辞。彝家待客慷慨大方,他们有句俗话:“一斗米不吃十天,难以度年;十斗米不做一顿,无法待客。”

著名的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四十年间三上凉山,对于彝家的这种盛情待客,有更深的体会。一次,他到昭觉县的甲甲阿吉家串门,因为这里地处平坝,为了让家中的羊避暑,主人事先把羊寄放到山上的亲戚家里。现在来了客人,一时无羊可捉,没有肉食款待,主人感到很难堪,便一连气杀了四只鸡来下酒,还再三地表示过意不去。

还有一次,在尔吉久布家,见客人来到,主人当场就花二百元钱,买下了一头牛来,准备宰杀。林先生一看这种情势,赶忙登车告别,如同逃跑一般。虽然心知这样做会使主人不悦,但无论如何,也不忍心让他无端作如此大的破费。

彝家认为,善是立身处世的根本。他们说,步子直才能走得快,心肠好才能交朋友。存善心,行善事,既可以造福自己,又可以荫庇子孙。广泛流传在民间的大量故事传说,都宣扬了这类思想。长期的生产力低下,从自然界获取物质生活资料艰难,加上天灾人祸频仍,使他们养成了合群互助、团结齐心、扶弱抑强的风尚。

这次,作家采风团来到凉山彝寨,热情好客的主人更是早早地欢聚村头,置酒接风。一队靓装丽服、美目流盼的彝族姑娘,手里擎着酒杯,高歌侑酒。我以素无饮酒习惯为辞,姑娘们便齐声唱着:


大表哥,你要喝。

你能喝也得喝,

不能喝也得喝,

谁让你是我的大表哥!

喝呀,喝!我的大表哥!


在这种情殷意切的态势下,别说是浓香四溢的美酒,即使是椒汁胆液,苦药酸汤,也不能不倾杯而尽。

在接风席上,彝族姑娘们表演了一个《喜背新娘》的歌舞节目。

寨子里的姐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把阿呷姑娘围在木屋中央,和着歌声、笑声,为她将红白相间的童裙换成中段为黑蓝两色的少女长裙;将独辫分成双辫,盘在花头帕上。—阿呷姑娘就要出嫁了。女伴们的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惹打》嫁歌还没有落音,外面的迎亲队伍已经进来了。

啊,原来,散文作家吴先生竟“混”在迎亲客里面,而且是“喜背新娘”的角色。真是再适合不过了,大家齐声道“好”,一致赞扬导演的眼力。只见姑娘们七手八脚,瞬间就用锅烟灰把我们的“江南才子”打成了花脸,引得全场哄然大笑起来。吴才子灵巧机智,趁着慌乱、喧哗,背起新娘阿呷就走,把全场歌舞腾欢推上了高潮。

在凉山彝家婚礼的实际生活中,不管去往男家的路是远是近,新娘都得由人背着,有的地方也可骑马。因为新娘的双脚是不能沾地的,这祖辈传留的规矩,谁也不能违背。彝族谚语说:“不抢不背身不贵,背去的媳妇赛千金。”

背新娘颇有讲究,一般由新郎胞弟或堂弟担任。要求背上的新娘要侧身、曲膝,双手搁放胸前;背新娘者不得用绳带捆系,只能双手托住新娘弯曲的小腿。如果路程遥远,需要在途中过夜,新娘亦不能进入迎亲队伍借宿的人家,只能在户外由人们轮流守护着,静待天明。

锅烟抹脸的习俗由来已久。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考据资料看,黑色在原始民众的观念中,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的意义。在人的身体上特别是脸面上涂黑,是一种带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有驱邪、祈福、禳吉的意图。

在西羌故地天水一带,有在公爹脸上抹锅烟子以祝福纳吉的婚俗。远处东北、北部边疆的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都有“抹黑日”或“抹黑节”,时间是正月十六—诸神归天、人间新生活开始这一天。早起后,老人给尚未起床的儿孙脑门上抹一点锅灰,把这作为一种佑护生灵的节庆礼仪。这在许多民族中都是共通的。

当然,时至今日,除了局部地区古风犹存,抹黑仍然保留着原始的祝福意义外,其他地方,中古以后,人们赋予色彩的情感发生了变化,黑色已经走向反面,成为贬义。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依我看来,“尚黑”可能与火的崇拜有关。锅底黑的魔力,根源于对火的信仰。因此,凡是有抹黑习俗的地方,同时也都存在对火神崇拜的习俗。自古就有“彝人敬火,汉人敬官”的俗谚。

在老辈的彝族群众心目中,火是圣物,它能够净化一切。年节祭品要一一在火上转三圈,或将一块石头烧过,经淬水冒出蒸气,再将祭品在上面绕过三圈,就可以除掉一切污浊。他们视火为神物,视锅庄、火塘为神之所在,严禁人畜践踏与跨越。猎人、牧人常用的引火绳,在家要挂在屋壁上方,用后只能用手压灭,而不许用唾沫淹灭。火是中心,哪里有了火,哪里便会围上一圈人,火成了凝聚人们的轴心。

这是一个爱火、敬火的民族,她的历史就是一条火的长河。一年一度的最隆重的节日—火把节,实际上,是彝家古老的祭火节。人类最初一代的文明,是被火的光焰照亮的。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关于火的崇拜、火的禁忌的习俗。然而,像我国西南藏缅语系的几个少数民族这样,把火的崇拜神圣化,并以节日形式固定下来,同预祝丰收相结合,却是不多见的。

关于火把节,当地流布着这样一个传说: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旱情十分严重,庄稼长得瘦弱不堪。可是,天神仍然派出差役,下界催租逼债。人们苦苦求饶,还是颗粒不留,统统收走。这激怒了英雄惹地豪星,决心把这个恶差除掉。结果在六月二十四这天,在比赛摔跤时,把他摔死了。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候,天神发出命令,要放出天虫,毁灭所有庄稼。说时迟,那时快,转眼之间遮天蔽日的天虫便把一片片庄稼吞噬净尽。豪星看了心痛如焚,忽然情急生智,想起了应该借助火神威力来扑杀害虫,保护庄稼。于是,动员男女老幼采来蒿秆扎成火把,满山遍野燃烧起来,经过九天九夜的激战,终于消灭了天虫,保住了即将收获的庄稼。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为民除害的英雄,也为了祈祷丰收,年年都点燃火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火把节。

但是,书伦修撰的《西昌县志》记载的火把节起源,却是一个哀惋动人的故事:

唐代开元年间,云南有六诏,其中的南诏想要并吞另外五诏,在六月二十四这天,召集五诏首领宴饮于松明楼。五诏中的邓出行前,妻子慈善看出其中的阴谋,力阻夫君前往,不听,便含悲饮泣,将一个铁镯戴在丈夫的手腕上。宴会间,松明楼火起,五诏其他首领均葬身火海,骸骨难以辨认,唯独邓因腕上戴有铁镯,被部下认出运回。

南诏王惊羡慈善的才慧,欲以重金聘之。慈善以夫死未葬为辞。既葬,她便率兵据城自守,南诏攻了三个月也没有攻下。后来弹尽粮绝,夫人盛服端坐,饥饿而死。百姓为了纪念她,每年到六月二十四这天,便燃起火把,并用以照田祈年。后人有诗云:


赴宴先知去不回,柴楼烟冷尚余哀。

而今火树沿成俗,忍使冰心化作灰!


慧心早卜去难回,赠到金钏隐自哀。

千古人犹照亮节,吞来六诏已成灰。


关于火把节的来源,此外还有十几种说法。就广大民众的意愿来说,当然更倾向于第一种,因而流传得也最广泛。

这次作家采风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参加农历六月二十四的凉山彝族火把节。吃过早饭,大家就乘车来到普格县五道箐乡拖木沟的一处非常开阔的草坪,四周天然隆起,形似看台,上上下下已经坐满了人群,据说达三万多人。

彝家有一句谚语:过年是嘴巴的节日,火把节是眼睛的节日。意思是,过年讲究吃好喝好,而火把节讲究的是穿戴打扮,好玩耐看。放眼望去,尽是姑娘们的七彩裙、花头帕、绣花坎肩和小伙子们的白披毡、蓝披毡、花腰带,好像一个硕大无朋的五彩花环罩在青苍的碧野上。

最先出场表演的是彝家女儿,她们打着黄油伞,相互牵着三角彩巾,围成一个又一个圆圈,唱起了优美动人的“朵乐荷”。歌声美,舞步轻,织成了一条情韵绵绵的女儿河,又好似一朵朵太阳花在蓝天下缓缓滚动。

同来的诗人们看了,热情洋溢地赞颂说,彝家姑娘穿的是不用文字记载的神话,绣的是民族创世纪的史诗和悲欢离合的故事,她们用彩色丝线编织着似水柔情,倾注着对美好事物的憧憬。

最能充分展示这种美的姿彩的,是已有千年历史的选美活动。选美,既看姑娘们的身材容貌,穿着打扮,又要看她们的仪态风采,还要看平时的道德品行,包括对待父母长辈的表现。评委们都是山寨中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一整天在过节人群中寻觅、拣选,反复比较、协商,评判意见颇具权威性,没有人会怀疑、指责。每次火把节每个场地只选三名,一旦评出,便成为姑娘们心仪的目标,小伙子心中的偶像。哪家出了美女,哪家的瓦板房四周,晚间便口弦声不断,清晨背水路上的脚印最多。

当男人们湮没在几乎清一色的汉装或西装的洪流中,凉山的彝家妇女却以多彩多姿的服饰显示着迷人的个性和鲜明的特色。同样是女性,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汉族妇女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连起码的社交自由也没有,更谈不到在公众场合轻歌曼舞,以女性特有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在戏剧中,女性角色都要由男人反串。相形之下,彝家女儿却是开放得多,可说是置身于一个无拘无管的世界。

过去我总以为,处于比较封闭、落后状态下的民族,必然追求与向往一种平衡、和谐、安定的结构与心态,只有到了人类活动趣向多元、内容多变、节奏加快的生活阶段,亦即进入现代,人的精神的基本倾向才会寻求强度的刺激,激烈的变换和更大程度的紧张。可是,来到凉山之后,却发现这里的精神生活,更适应那种刺激、动荡、紧张的现代生活方式。这从场上观众对于摔跤、赛马、斗牛、斗羊是那样的投入,那样的兴致勃勃、全神贯注,便可以看得出来。

它说明,广大彝族地区较之追求宁静、安适,执着于繁文缛节,以农业文明为主的汉族地区,更具活力,更为开放,“生命之光”发射得更充分。这也许由于彝族地区长久以来,生产、生活的流动性大,获取生活资料艰难,自然条件恶劣等情况,促成了其生命力旺盛,神经系统一直保持较高的激活与兴奋水平。

天色暗了下来,我们在街前广场上,点燃起干蒿扎成的火把,排成长长的队伍,高声唱着火把节祝歌,走向田野,走向山冈。于是,漫山遍野都响起了:


朵乐荷,朵乐荷,

烧死猪羊牛马瘟,

烧死吃庄稼的害虫,

烧那穿不暖的鬼,

烧那吃不饱的魔,

朵乐荷,朵乐荷!


由于火把节适值盛夏,田里秧苗正处于旺盛的生长期,也正是各种危害庄稼的昆虫繁殖的高峰期。当火把在四野燃起,那些害虫便迅速攒聚趋光,一齐葬身火海,所以确有除害保苗的实效。

时间已到深夜,登高四望,但见漫山遍野,到处都有金龙飞舞,起伏游动,浩荡奔腾,人们仿佛置身于火的世界。城市里也同时施放礼花,把光明送到天上,让暗淡的长天也大放异彩。古人有诗云:


云披红日恰含山,列炬参差竞往还。

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人间。


可说是真实而确切的写照。

山在燃烧,水在燃烧,天空在燃烧。与此相应和,人们的情绪也在燃烧,激扬、纵放,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之中。面对着星河火海,我也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高声朗诵起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中的诗句:


我们生动,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我们悠久。

一切的一,悠久。

一的一切,悠久。

⋯⋯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翱翔!翱翔!

欢唱!欢唱!


火把节自始至终体现了一种反规范、非理性的狂欢精神。这显然带有原始的万民狂欢的基因,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精神需求。从更广泛的集体心理来说,人们都愿意借助这个节日,营造一种规模盛大的、自己也参与其中的欢乐氛围,使身心放松、亢奋,一反平日那种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秩序,而同时又不被他人认为是出格离谱、荡检
逾闲。

正当我们交口称赞这次盛会的堂皇富丽时,彝族诗人马德清却指了指采风团中的年轻诗人吉狄马加,说:要讲火把节,正宗的并不在此,而是在吉拉布拖—吉狄马加的故乡,那里是火把节的真正故乡。只有到过布拖,才能叹为观止。一番话,使作家们对布拖充满了神奇的向往,后悔这次没能赶到那里去参加火把节。

我笑着接上他的话头,说,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也不妨在意念中留下一方充满期待与怀想的天地,付诸余生梦想。也许,德清先生施展的是关云长的故智:当关王爷刀斩颜良,力解白马之围以后,曹操赞曰:“将军真神人也!”关公却说:“某何足道哉!吾弟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耳。”曹操听了,自是惊羡万般,向往不置。这叫深一层表现法。其实,并不见得张飞就比关公更胜一筹。

大家听了,又是一阵说笑。有的说,英雄无悔,狡猾的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世界上,哪个民族没有诗呢?

维柯说过,在所有民族的历史上,诗是最初的或最原始的表态方式。

海德格尔也说:“诗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语言,因此,诗是人类对宇宙和自身之悟解的最早开端。”

但我敢说,要找一个像彝家那样全民族都迷恋诗歌,沉浸在写诗、诵诗、用诗的巨大热忱里,形成一种独特而鲜明的民族特征,走遍天涯也不容易。

早在一千六百多年前,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就记述了彝族“论议好比喻物”,喜欢以诗的手法和格言、谣谚来表述社会生活、抒发思想感情。凉山有着丰厚的文学积淀,到处都是诗的沃土。古老的历史,绚烂的文明,美妙的大自然,以及那些难剪难理的爱爱仇仇,统统以诗的形式载诸彝文古籍,流布于人们的口头。

广泛流传于大小凉山的著名史诗《勒俄特依》、训世诗《玛木特依》、叙事长诗《阿莫尼惹》、抒情长诗《阿冉妞》与云南的《梅葛》、《阿诗玛》、贵州的《恩布散额》,构筑成彝族民间文学的宏大殿堂。

在凉山,与诗歌堪称文学“双璧”的是遮天盖地的神话、传说。不管是历史的、传奇的神话,还是诠释某种现象、事件、名称的起源的解释性、推源性神话,都是通过“遗传”方式从远古保存下来,都体现了彝族文化传统的底蕴,反映着民族的经验与愿望。

这些神话、传说既是古代彝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可以说是它的丰厚的土壤。尽管这些神话、传说反映着原始人思维的前逻辑的、主客体不分的稚拙的特点,如同《山海经》、《淮南子》中所保存的神话一样,情节简单、象征性单一,尚未形成一个种族的完整体系,但是,它们确曾启发了彝家各个时代无数画家、雕塑家、诗人的灵感。

如同希腊神话中反映了群婚制、母权制、血亲复仇、父权同母权的斗争等许多人类遗迹一样,彝族神话中也保存了大量神话化了的亦虚亦实的史迹。它们当然不即等于历史,但往往在虚构的外衣下包藏着真实的内容。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在神话和传说中,我们可以听到从事驯服动物、发现药草、发明劳动工具这些远古的回声。”

其形式,大量表现为口述流传。中文的“古”字,就是十口相传之意。通过这些口头流传的神话、传说,可以向远古追溯传统的源流,探索其更悠久、更超自然的原始形态,读出人类生活史的第一页。这对于文字历史记载较少,也不甚完整的民族来说,尤其重要。

像渴望着一切文明、幸福一样,早在远古时代,人类的先民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腾身天界,遨游太空。—域外的关于法厄同的神话,关于罗达斯及其儿子伊卡洛斯的神话,中国的嫦娥奔月的传说,都反映了这
一点。

几千年的想望,今天终于变成了现实。中国,这个火箭的故乡,经过无尽沧桑,今天终于面对崭新的世界,高扬起火箭的旗帜,在空间高科技领域实现了辉煌的跨越。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地发射了二十多颗实用地球同步卫星,使西昌成为人类飞向太空的港口,蜚声宇内的中国航
天城。

几天来,采风团参观了坝高近百米、工程浩巨的大桥水库,雅安到攀枝花的高速公路和飞机播种营造的百万亩林区,这天午后,我们又在航天城实地参观了法国宇宙公司制造的“鑫诺”一号通信卫星的成功发射过程。伴随着“轰隆隆”一声巨响,火箭腾空而起,熊熊烈焰映红了半面天宇,划出一道人类征服太空的经天轨迹。

面对高科技的伟大成果,面对这些改天换地、征服自然的人间奇迹,我蓦然想到马克思的名言:“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如同成年人常常喜欢回顾童年时期的梦幻追寻,尽管这种梦寻是极为幼稚与虚幻的,心头却依然不免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眷恋;人们在以满腔热情欢呼着、切盼着这些神话消逝的同时,对于远古先民那种粗粝而幼稚的神话梦寻,又总会充溢着崇敬与向往之情。

当然,那种神话与传统杂陈,不见科学真面,蒙蒙然处于扑朔迷离的雾霭之中的混沌状态,毕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凉山,这块风物宜人却又深藏固闭,资源富集却又相对贫穷落后的地方,如今正在发生神奇的变化,面临着一场大规模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调整。

显然,现代文化科技事业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定会与固有的民族传统发生激烈的撞击。摆在彝家儿女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以足够的思想准备,主动地调适自己的社会文化系统,以防止可能产生的某些消极后果。我们欣慰地看到彝族诗人倮伍拉且的诗句:


沉重地滚动

挤压我们身躯

坚硬如铁

粉碎灵魂的硬壳


飘逝的时光

一页页翻开

从以往翻到现在

我们拥有足够的经验

接纳必然的明天


(1999年)



凉山访古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裤涤器于市,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做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地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二十七名荐绅、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许多少数民族,此其一;其二,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在牵制而并非灭绝;其三,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恐怕就不是很多的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英雄儿女各千秋”吧!

中国作家采风团一行,这次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许多人都是首途,因此,稍事休息,便集聚在一张四川省地图的前面,听当地一位彝族文友介绍有关情况。这位文友指着地图西南部一片广阔的地域,说,凉山是全国最大最集中的彝族聚居区,与西藏有些相似,是一片神奇古老、峻丽多姿,承载着无数自然与人文奥秘的土地。

这里,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北部、东部和南部为水深流急的大渡河、金沙江迂回环绕,境内有小相岭、碧鸡山、黄茅埂纵横盘错,其间高山耸峙,河川割裂,峡谷幽深,地形陡峭,加上旧时代彝族“家支”势力的割据,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禁锢、封锁,使整个凉山地区与外界的交往受到重重阻隔,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有一首民谣记述了这种封闭、隔绝的实况:


上山入云间,下山到河边。

山前能对话,相见走一天。


大诗人李白曾经苦吟:“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旧日的凉山,道路之难行,在蜀道中又是数一数二的。过去奴隶娃子被抓进凉山去,叫作“青蛙掉进井里”,永世没有逃出之日。有的地方耕牛无法进去,只好背运牛犊进山养大,以解决耕作之需。由于交通阻塞,致使日用消费品奇缺,老阿妈买一枚缝衣针要从鸡窝中摸出十个鸡蛋来交换,而猎手们鸡蛋大的一块麝香也只能换回一斤白酒。

封闭当然是坏事,但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景观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在举世进入现代文明时代,又苦于“文明病”折磨、困扰的时候,凉山却为我们提供了一方净土,托出了一块充满着迷人景色、绮丽风光的胜地,保留了人类最古朴、最浓烈、最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风民俗。

这里,有四川最大的淡水湖邛海,《马可·波罗游记》中称它为珍珠湖。作者记述说:“湖中珍珠无数”,“然大汗不许人采取”,否则,“珠价将贱,而不为人所贵矣”。

“清风、雅雨、西昌月”,为川西南三大景观,其中的“邛池夜月”,天下驰名,因而,西昌获得了“月城”的美称。原来,这里地处横断山脉西缘,海拔高而纬度低,四面青山环绕,中部是安宁河平原地带,属于干湿交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风轻云淡,晴好天气极多,加上山林和湖水对大气层的过滤,使这里的月光分外皎洁。古人有诗赞曰:


天空临皓月,海上最分明。

境过银河界,人来水廓城。


在“月亮的女儿”青铜雕塑下面,彝族金融家、诗人阿卓哈布给我们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在大凉山领扎洛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彝家姑娘,名叫兹莫领扎。她放牧的牛羊长得又肥又壮,她种的荞麦年年获得丰收,她唱的歌声传遍了天涯海角,她织的羊毛披毡上现出一个逼真的世界:她织上了花,花儿招来蝴蝶;织上了蜜蜂,蜜蜂引来布谷;织上了贝母鸡,贝母鸡会请来公山羊;织上了神龙鹰,神龙鹰便驮来一个绚丽的春天。

月宫仙女听到这个信息后,便派出七彩云霞去寻访,想要请兹莫领扎来教她织披毡。先是派乌云,找遍了大小山沟,没见踪影;又派出黄云、绿云、蓝云,找遍了山林、草坡和村庄,还是没有找到;最后派出眼明心亮的白云,才在领扎洛山的古松下找到了,兹莫领扎姑娘正在织美丽的披毡。于是,她踩着七色云霞搭成的虹桥来到了桂殿仙宫,朝朝暮暮教月宫仙子织披毡、弹月琴⋯⋯

西昌城南三十公里外有一座螺髻山,海拔四千三百多米,为二百五十万年前第四纪古冰川运动的遗世杰作,保存有完整清晰的大型冰川刻槽,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和旅游观赏价值。山上“烟中鬓髻,尚觉模糊,雨际青螺,偏多秀媚”。自古即有“十二佛洞、十八顶、二十五坪、三十二天池、一百单八景”,令人悠然神往。红、橙、黑、黄、酱、绿等各色海子点缀山中,传说是仙妃沐浴的地方,日月朗照,宛如熠熠闪光的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白云深处。山中有许多特异景观,诸如冰化源泉、露零芳草、水磨奇石、烟飞林箐,均为世所称道。

怪不得明朝进士马忠良在游记中要说:“螺髻山开,峨眉山闭。”意思是,如果有朝一日,这里能够开发出来,那时,秀出西南、誉满寰中的峨眉山,就将大为逊色,只好悄然关闭了。

凉山地区的人文景观,更是独具特色,多彩多姿。神秘的原始宗教,五光十色的服饰,优美动人的舞蹈,以及“恒河沙数”的神话、故事、歌谣,都具有神奇的魅力和恒久的诱惑力。特别是人类最后一块母系社会的遗址泸沽湖,那里的充满传奇色彩的东方“女儿国”和摩梭人奇特、浪漫的“阿肖”走婚风俗,吸引着五洲四海的万千游人和中外众多的作家、
学者。

沪沽湖养育的摩梭女儿,个个美丽健壮,勤劳善良,情深似海。她们不奢求不属于自己的一切,不会做金钱、物欲、权势的奴隶。她们按照质朴的本性,遵循自己心灵的指引,无忧无虑地劳动、生活、爱恋着。在她们的头脑里,没有古圣先贤留下的礼教、清规,没有“所适非偶”的烦恼、忧伤。她们在属于自己个人所有的花房里编织着少女的梦,品啜着情真意挚的爱的琼浆。

当地文友介绍说,许许多多前来采风的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和民俗学家,对于这里的婚姻生活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还写出了动人心弦的文艺作品,或者完成了专门的学术报告。听到这里,同行的一位学者神秘地问我:“你认为这里有什么道理?”我猜想,他一定会有一番妙论,便笑着说:“我愿洗耳恭听。”

他说,人们到一个地方游览,如同阅读文学作品一样,都会将自己的感受或者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到那种地域、那部作品的情境框架中去,设身处地,比较一番。也就是,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对比与衡量。有价值的地方风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感召力、生命力,就在于能够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满足其欲望要求的“对象化的相关物”。具体说到沪沽湖的“走婚”形式上,其实,人们与其说是在看人家,不如说是在想自己—希望自己也有这样一种自由选择的条件。他们是在向往一种世外桃源,一种诗意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到这里来寻梦,寻找自己已经失落了的梦境,—梦是愿望的达成,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尽管梦终归也要醒,但梦本身,难道不是一种生活吗?它和实际生活的区别,只在于虚实、长短而已。

我觉得,他说得很妙。

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属的广大区域,是以彝族为主体,彝、汉、藏、回、蒙等十几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共同开发拓展出来的。

彝族在旧时史籍中称作“夷人”、“倮族”,而彝民自称为“诺苏”。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广大彝族民众的意愿,以鼎彝之“彝”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多种学科的材料证明,彝族先民是以自西北而南下的古羌人部落为基础,在西南的川、滇交接带的金沙江两岸,融合了当地众多的原住民部落而逐步形成的。凉山彝族的直系祖先,按照彝族民间普遍传说,则为古侯、曲涅两个原始部落,大约在西汉时期即由今云南昭通一带陆续迁入大、小凉山。自唐代以迄明清,黔西、滇东北的彝民又有过数次大规模的迁入。

这里的汉族居民大多数迁自内地,或为封建王朝屯垦戍边,或自发地到这里来落脚谋生,最早的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族群,他们以土地为核心,建造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社会经济形态。

在漫长的岁月中,彝族人民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并且,小心翼翼地接受其他民族一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式;同时,以血缘家支联盟为依托,注意加强内部的凝聚力,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是,由于地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会接地带,又不能不受到来自北部和西部草原牧业文化的熏陶,东部巴蜀文化的哺育,以及东北部江汉流域稻田耕作文化的辐射,因而表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

大、小凉山是一个早已闻名于世的特殊的民族文化区域,是本世纪初以来中外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

其原因,就在于此间虽然处在人口稠密、历史文化悠久的东亚中部的内陆,与素称“天府之国”的人文荟萃的成都平原近在咫尺,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情况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形成了相当特殊的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样式,产生了一套以低需求适应低生产的社会文化机制。

而建立在生产水平低下和地理环境分散、封闭的基础之上的血缘组织—“家支”,以及“家支”之间的械斗,又使财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统一的政权组织无由建立。这样一来,凉山的社会发展就只能在原地上打转,结果形成了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凉山奴隶社会的“两千年一贯制”。

如果说,中华民族就整体来讲,是带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镣铐,迈着沉重的脚步,叩开20世纪大门的;那么,凉山彝家则是背负着奴隶制的枷锁,从长夜漫漫的历史隧洞中缓慢地走出来,比之整个中华民族,其步履无疑是更为沉重、更加艰难的。

彝族的创世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彝族和汉族本是居木武吾的两个儿子,彝族儿子名叫武吾格自,挽起蒿草做地界,住在高山上;汉族儿子武吾拉业,垒起石块做地界,住在湖水边。那时候,水牛、黄牛并着走,耕作时在一起,休息时各走各。那时候,彝人也说汉话,汉人也留彝髻,彝、汉兄弟亲如手足,共同为开发八百里凉山抛洒汗水。这动人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和美好愿望。

但是,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隔离的政策,不断地对彝区进行剿灭、征服;而凉山彝寨的奴隶主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转移斗争视线,又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宣扬“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搭朋友”,彝、汉两族的冲突也是经常的,带来了无边的历史性灾难。

当然,这种冲突和对立,在我国两千年的彝、汉民族史上,毕竟只是一股支流;而主流则是两族劳动人民共同的生产劳动、抗暴御侮,并肩保卫、建设祖国的西南边疆。

《西昌县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夜,西昌地方官府横征暴敛,鱼肉人民。知县章庆以推行新政为名,增加苛捐杂税。贫民割一背草,只售二三十文,要按十抽五;每碗茶原售三文,加厘捐后要售四文。弄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正值清政府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出卖筑路利益给外国银行团,原籍西昌的同盟会会员王西平和刘次平、朱用平(世称“三平先生”),发动群众响应成都的“保路运动”,开展抗捐、抗粮和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得到当地民团的支持。

团总张耀堂联合了安宁河两岸五千多彝、汉民众,趁着西昌清军外调,城防空虚,杀进城来。他们以捕获所谓“暴民”名义,假装将几名群众捆绑起来,由民团押送入城,邀功请赏,从而顺利地叫开了城门,攻占了县署,揪出知县章庆,立即斩首。知府王典章迫于形势,伪装支持民众,以温言软语将民团和起义群众骗出城池,然后立即紧闭四门,暗地纠结各地武装星夜驰援,并勾结教会势力,向义军大举进攻。起义失败后,王、刘、张三位组织者,连同义军一千余人惨遭杀害。但彝、汉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迄未停止,一直到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我们发现,在古代汉族官员中,彝家似乎对诸葛亮有特殊的好感,漫步山乡,常常听到一些彝族老人称之为“孔明先生”。蜀汉建兴年间,南中诸郡(今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西南一带)相继发生叛乱,为了安定后方,以图中原,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出发前,曾任越嶲(辖今凉山一带)太守、熟悉南中情况的马谡相送数十里外,一再建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诸葛亮听了深以为然,南征中始终坚持这一战略方针。

阿卓哈布先生讲给我们说,当时,诸葛亮从成都出发,经过今宜宾的屏山、雷波的马湖,于卑水(今昭觉)与叛将高定决战,收复了越嶲郡;然后“五月渡沪(金沙江)”,在今云南曲靖一带俘获了孟获。为了使这位深为“夷、汉所服”的彝族英雄心悦诚服,真心归顺,孔明先生引他观看了汉兵的营阵,问道:“此军何如?”孟获说:“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所以打了败仗。今天看过营阵,觉得也不过如此。若是放我回去,整兵再战,我看,打败你们也不难。”诸葛亮果然把他放还。就这样,两军再战,七擒七纵。最后,孟获恳挚地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南中平定后,孟获升任蜀汉中央政权御史中丞,专司朝廷官吏监察工作。

当地群众传说,孟获当了“官上官”之后,刚正不阿。三个月里查出三十三个赃官劣吏和十三个贤臣良将。这天,他颇为得意地问询诸葛丞相:“我这监察御史干得如何?”没料到诸葛亮竟摇了摇头,说;“不怎么样。”因为知道赃官中就有诸葛亮的朋友,孟获心想:这可坏了事了。但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坚持建言:“朝廷必须赏罚严明,不能徇私舞弊。”诸葛亮拊掌大笑,说:“我说你‘干得不怎么样’,是因为你漏掉了一个贤臣。”孟获忙问:“是谁?”诸葛亮指着孟获说:“就是你呀!”孟获一听,当即笑弯了腰。

关于诸葛亮,还有一个“馒头祭江”的传说:蜀军与孟获交战,连战连捷,孟获只得渡过泸水逃回云南。蜀军欲乘木筏追击,不料,每到江心,就被波涛吞没。当地人告诉诸葛亮,必须用人头祭祷江神。这可难住了足智多谋的孔明先生。有的将领主张抓几个“蛮人”杀了祭江,诸葛亮坚决反对无故杀人,情急之下,便想出一个通融的办法。他找来厨师,让他们把牛羊肉剁成肉泥,然后用面粉把肉馅包上,做成人头模样,投入泸水祭江。这样,江涛便平静下来,蜀军顺利过去。

后来,当地人也跟着改变了这种陋俗,不再用人头祭江,改用这种代用品;渐渐地又推广到家庭的餐桌上,作为食用。由于它开始是代替“蛮人”之头的,所以称为“蛮头”,以后改为“馒头”。

凉山一带,诸葛亮遗迹甚多,现有四处“诸葛城”、三处“孔明寨”;据说现在的登相营、小相岭都与诸葛丞相曾率兵过此有关。云南嵩明县城郊还有一个高台遗址,传说是诸葛亮与孟获订盟结好的所在。也有一种说法,冕宁县彝海附近的孔明寨,即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战场。

彝海是一个群山环绕中的淡水湖泊,在冕宁城北近五十公里处,坐落在海拔两千二百八十米的羊坪山上。阳光拂照下,清冽澄明、没有污染的湖水,四周倒映着层峦叠翠,现出浓淡不同的青青翠色。站在山顶上俯瞰,宛如一颗镶嵌在山峦中光华闪烁的绿宝石。湖边古木参差,虬根裸露,有的枝干横逸斜出,照影水上,状似蛟龙蟠曲,平添了几分苍茫而荒古的气氛。

湖的一侧是一片开阔的草地,漫坡布满了野花芳草,暖风晴日下,鸟鸣虫噪,蝶舞蜂喧,为荒古、静谧的湖山胜境平添了几许生意。

草坪前面不远处,便是气势恢宏的反映“彝海结盟”场面的群体雕塑,由刘伯承、聂荣臻、果基小叶丹和一位彝族群众四人组成。旁边,一座状似迎风招展的红旗的大理石碑,巍然屹立,望去使人永世缅怀中国工农红军冲风搏浪、浩荡前行的英雄气概。

六十多年前,红军长征途中通过彝族聚居区时,刘伯承与果基小叶丹在这里歃血为盟,结为兄弟。

刘伯承紧紧握着小叶丹的手,深情地说,我也是四川人,曾在川军做过事,深知国民党的腐败和旧军队的反动,才毅然参加了工农红军。红军愿意与彝族同胞一道,共同去打国民党反动军队,帮助彝家过好日子。

小叶丹告诉刘伯承:“我们这里生活很苦,这是外边的人体会不到的。汉人还能耕田种土,住在平原川坝,而我们,稍微平坦一点的地都被汉族财主霸占了,长年挤在深山,过着挨饿受冻的日子。”说到这里,小叶丹洒下了悲凉的泪水。

于是,两人跪在蓝天白云之下,各自端着一碗湖水,里面滴上了刚刚宰杀的大公鸡的鲜血,共同发誓:“上有天,下有地,今日我们结拜为兄弟,若有翻悔,如同此鸡!”说罢,仰头将血水做成的“盟酒”一饮而尽。次日清晨,红军先遣队在小叶丹的护送下,顺利通过了彝区。几天后,传来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安顺场的喜讯。

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同志介绍说,1935年4月底,红军巧渡金沙江天险,进入凉山地区的会理县。部队进行短暂的休整,上层领导在城东北郊一个铁匠铺里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上,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穿过彝族地区,抢渡大渡河,在川西北实现与第四方面军会合。接着,红军击溃了会理、西昌外围的敌军,进抵泸沽。

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是大路,从泸沽东面穿过小相岭,经越西城到大树堡,渡大渡河,直逼雅安;另一条是崎岖的羊肠小路,从泸沽往北,经冕宁县城,穿越拖乌高山彝族聚居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

当时,蒋介石认为,彝族聚居区一向被视为禁区,红军为及时赶到大渡河,必定避开彝区、隘路,选择越西大道行军,于是加派重兵堵截。结果,红军先遣部队听取冕宁地下党组织的报告,经军委同意,走了羊肠小路。同时,派出一个团,径行大路,取道越西,担任佯攻,以迷惑、牵制和吸引敌人的兵力。

当时,彝族地区尚处在奴隶制阶段,“家支”林立,各有自卫的武装;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民族压迫,造成彝、汉之间严重对立,成见颇深,特别对经常“剿伐”、劫掠他们的汉人军阀痛恨至极。现在,要穿过彝区北上,显然是困难重重的。

看着红军长征路线图,我蓦然联想到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西南远征。

1863年春,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也是在渡过金沙江后,取道会理、西昌,直抵冕宁,决定从小路赶往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的。事前,为了减少进军阻力,曾以重金向“番族”土司王应元馈礼买路。四川总督骆秉章闻讯后,立即调兵遣将,赶赴大渡河防守;同时,施用计谋收买王应元,答应“破贼之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并买通彝族土司岭承恩等,使他们配合行动。结果,导致了石达开进退失据,腹背受敌,落进了清军事先设计好的陷阱,全军覆亡。

七十二年后,红军又选择了这条崎岖小路,蒋介石自是大喜过望,叫嚷要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梦想历史重演。可是,“大渡河水险,我非石达开。一举强渡胜,三军大步来。”(聂荣臻诗)伴和着大渡河掀天雪浪和震耳涛声的,是红军的旌旗照影和将士欢颜。

时届中午,作家、诗人们拣了一块干爽的地方,架柴烧起了马铃薯和“坨坨肉”,同当地彝家男女青年一道,伴着欢快的歌声,开始了丰盛的午餐。我们一边喝着彝家自酿的泡水酒,一边就着刚才的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彝族著名青年诗人吉狄马加说:“彝海结盟”是五千年中华史册上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典范,是凉山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应有贡献,也是刘伯承元帅为中国革命事业立下的汗马功劳。可是,刘帅个人却异常谦虚,功成不居。

在《刘伯承回忆录》中,对此,只记载了百十个字:红军“经西昌、泸沽,进入彝族同胞聚居的地方。我们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使老伍族中立;对受蒋介石特务支持利用,不断袭击我们的罗洪族,则反复说明我们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就这样依仗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赶到安顺场渡口”。

应该说,刘帅讲的尽管不多,但却恰恰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红军与太平军,同样都在五月,同样一条行军路线,同样数量的军队,同样的经过彝区,同样的围追堵截,最后又到同样的渡口,结果却截然相反。“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陆定一语)红军出奇制胜的法宝是正确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讲了解放弱小民族、彝汉民族平等、尊重彝家风俗、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等重大事项。靠着这最强大的武器,旷古未有的仁义之师自然无往而不胜。

采风团团长、作家邓友梅于20世纪50年代初,曾以中央工作团成员身份,较长时期生活在彝族地区,对凉山一带的历史了如指掌。他说,当年红军走后,反动武装和恶霸势力卷土重来,白色恐怖笼罩了冕宁,彝、汉人民再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邓家的那个败类—邓秀廷,当上了冕宁代理县长,以土豪劣绅为基础组织了“善后委员会”,枪杀了红色政权的副主席萧佩雄和抗捐军大队长李发明等数十人,血腥镇压地下党人和欢迎过红军的民众。彝族同胞面对乌云滚滚的黑暗统治,更加激起了对红军的怀念。他们聚集在彝海边,跳起了锅庄舞,深情地唱着《盼红军》:


清清的海水流不尽啊,

红军一去已数春啊,

也不啊,捎个信。

彝家盼红军啊,

三天三夜啊,说不尽!

⋯⋯

彝家受尽千年苦啊,

彝家有苦无处倾。

一心啊,盼红军,

盼你呀,回来救彝人!


(1999年)



车上文化


现在到处都在掀动着“文化”热,诸如社区文化、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军营文化,还有什么茶馆文化、宿舍文化、地头文化、炕头文化,不一而足。我不妨也凑凑热闹,侃一侃车上文化。

六十年前,丰子恺先生写过一篇《车厢社会》的随笔,叙写自己乘火车的三个时期的心境和车上旅客形形色色的状态,用时髦的说法来表述,可以说是火车上的文化。平时我乘汽车居多,这里想着重说说汽车上的文化。

外出旅游乘长途汽车,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台中巴,十来个人,纵情谈笑,率情适意,人员既不过分繁杂,又足以驱除旅途寂寞,这该是最理想的了。不得已而求其次,索性乘坐大客车,几个同伴凑在一起,也尽可以笑语倾谈(当然要照顾一下四周的环境),沟通思想,而且,能够尽兴地浏览车窗外的风景。等而下之,是乘坐小轿车,三四个人挤坐在一起,空间狭窄,氛围郁闷,眼界不开,若是几辆轿车鱼贯而行,更是常令路人侧目,心里是不怎么舒服的。

在中巴车上最容易培植车上文化。当然,若是具备下述条件就更为理想了:一是车上人员互相比较熟悉;二是文化水准、职业、爱好,大体上相近,基本上处于同一层次;三是旅程较长,道路又很好走;四是车上没有病号,特别是没有晕车、呕吐者;最后一条最关紧要,必须有一两个富有情趣的人,这是车上文化资源的开发者。

有一次,我们乘汽车从兰州出发前往敦煌、阳关,穿行千里河西走廊,大约需要一天多的时间。如何消除旅途寂寞,减少些许疲劳,进而培植诸公的雅兴昵?这就有赖于车上文化了。同行的都是从事文化艺术工作,一个个自是风流倜傥,文采斐然。

东道主刚刚介绍过此行的路线和到达最终目的地的里程,一位朋友就随口说道:“路漫漫其修远兮!”话一落音,另一位同志立刻就谈到,清代大诗人袁枚有两句诗:“莫愁海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还有呢,”旁边又有一位接上了茬口,“千里不辞行路远,时光早晚到天涯。”由于他没有说明出处,不知是引文还是杜撰,这倒无关紧要,反正起到了振奋人心,增强信念的作用。

车上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交谈,可以是两人间的娓娓交流,情谈款叙,也可以是整个车里的齐鸣共振,笑语喧哗。内容极为广泛,天南海北,上下古今,风物人情,“六根”、“八苦”,均可兼容并包。其上品、佳什,往往有真正个性化的七彩人生的独特体验,有冷隽、机敏、唇牙蕴秀的月旦评、浮世绘、众生相,有深邃的人生感悟和哲学积淀,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历史内涵、伦理内涵,既足赏心,并寓警策。即使是普通的谈心、叙旧、宣泄、调侃,也都不乏广泛的信息传递,浓郁的生活情趣,真挚的情感交流。

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写历史小说的作家。车过张掖,他告诉我,隋炀帝西征吐谷浑,从民乐县的扁都口(当时叫大斗拔谷)穿过祁连山,赶上了“六月雪”,冻死了许多士卒。而后,沿着山丹河(即古弱水)西行,到达了张掖。他在这里会见了西域的二十七国的君主,实质上是召开了一次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和平友好会议。悬灯结彩,盛况空前。我说:“您不是又在编撰小说吧?”他把眼睛瞪得溜圆,认真地辩解,说:“这是出自正史啊,不信的话,您回去翻一翻《隋书》的《炀帝纪》和《裴炬传》,《资治通鉴》里也有记载啊!”由于语调激烈,态度又极度认真,逗得整个车上的人们轰然腾笑起来。

除了交谈,车上文化活动也还有其他一些形式。我很欣赏那种叫作“二十猜”的猜谜游戏。由一个或几个人事先暗自思考并确定一个谜底,—可以是人名或者物事,古今中外、飞潜动植不限。但是,一开始,必须明确告诉对方,是人名还是一个动物、一个地名、一件物品。对方往往是几个人合猜,但怎么设问,这里就大有文章了。长于此道的珍惜每一次“设问”机会,优化选择每一个问题,使之步步逼近答案。

比如,对方设的谜底是一个人的名字。猜这种谜,就要考虑:是今人、古人?文人、武人?活人、死人?男人、女人?中国人、外国人?实有人物还是艺术形象?一般的规律,应该是先拉大网,问一些涵盖性较强的,尽量把一些无关因素排除掉,逐渐地缩小范围,最后,步步逼近,直奔主题。设问中,要特别防止“歧路亡羊”,一个岔路走下去,会把你带到遥远的天边。

有时,谜底的设计非常狡黠,出的是人物,却不找现实中的或者历史上实有的,而是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那次,他们就出了一个“柳湘莲”。结果,人们都按照一般的猜法,先问“今人古人”、“文人武人”,这么一路问下去,越问离题越远,出谜者当然很高兴了。

不过,再复杂的问题,再迷离的谜底,只要具备应有的文史知识,一般都能在二十问之内揭穿。所以,这项活动名叫“二十猜”。这是很有意义的,档次也比较高。通过猜谜,既能增长一些知识,又能锻炼敏锐而有效的思维能力。

大凡人一外出,心境都感到十分放松,日常的矛盾纠葛、家务负担、情感联系,以至职务、身份,一股脑儿放下,尽可以卸却尘劳,摆脱拘束,得数日之闲,畅游观之兴。有时,不免放浪形骸,剥离故态,露出一个“人”的自然本色。

长途行车,为了防止瞌睡,一般都喜欢逗闲哏、说趣话、讲故事,结果总是逗得一车人哄堂大笑,激发出浓烈的兴趣。但是,故事讲着讲着,有时就下了道儿,特别是一些脸皮比较厚的男性公民,往往一讲起来,荤的、艳的、带色的都上来了。若是车里清一色的男性,或者虽有异性,而年庚较长,属于阿姨、老大姐身份,则难免信口开河,肆无忌惮;如果车上品类齐全,那些年轻的女姓,除去少数不在乎的以外,一般的只要还有别的车,就将自觉地退避三舍。

那次河西走廊之行,车上有一位老兄,其人极富幽默感,却静坐一旁合眼假寐,不时地发出一声鼾鸣,似乎什么也没有入耳,实际上一切都听到了,等着某人讲到关键地方,他往往慢条斯理地捎上那么“哏哏叨叨”的两句,就会使一车人忍俊不禁,或者轰然腾笑,而他本人却不动声色。他更是讲故事的能手,一般只讲一个,只是在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才补上一条。结果,把大家逗弄得不是笑出了眼泪,就是胀痛了肚皮。当然,车上逗笑也有一条不成文的戒律,就是绝对不能干扰司机的工作。

所谓旅游,不过是社会成员外出变换生活环境,实际感受新奇事物,而实现个体心理满足与群体自我完善的一种生活行为方式。一方面,围绕着闻见所及而构筑起来知觉体系与现象世界,这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观感;另一方面,围绕着记忆与经验而凝聚起来经验体系与本体世界,这个不可见的世界的核心是想象。前者是景,后者是情。高质量的车上文化,往往能把二者结合在一起,使眼前景物化为回忆与感悟,予人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

同时,车上群居数日,通过有益的倾谈漫叙或开展种种文化活动,实现感情交流,也增长了见识,扩大了交往,发展了友谊,互相在记忆之井里投入进去许多值得珍视的东西,可供日后长久追怀与向往。


(2000年)



冰原上的盛事


夕阳恬静地悬浮在昏黄的天际,看去颇似一面铜锣。仿佛听得“嘡”地响了一声,这一天的冬捕会战,便在查干湖的万顷冰原上暂告收场了。它使人联想起古代战场上的“鸣金收兵”。

无疑,这是一个盛大而欢腾的节日,而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出货真价实的野台大戏,唯一的理由是它彰显了典型的劳动艺术,而且带有规范化的程式。在冰原的大舞台上,全副毛皮装束、英风飒飒的渔夫们是戏剧的主角,身旁两千米长的拉网便成了道具,而数以万计的游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观众。现在,无论是演员、道具还是观众,连同上千台的车辆,已经潮水般地退去了;寒光四射的冰面上,只留下无数个下网的冰窟,当然,最显眼也最令人心旌振奋的,还是那盐堆、柴垛一般的捕获品,那光鲜鲜的几万公斤鲜鱼。

散场,一般地说,总是带有一种感伤的意味,古人说的“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就是显例。可是,这种冰原盛事的收场,留给游人的却是猎获的丰厚,心灵的充实,是洋溢于身心耳目的欢乐,是同开场一样“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振奋,是原汁原味、饱蕴着民族风情的传统文化意象,是沉甸甸的记忆。

这种冬捕活动,源于史前,盛于辽、金时代,复活于当下。不仅民俗观念、祭拜仪式,就连它的采捕手段、捕鱼工具、操作规程,也都是沿袭了原始的风习,各种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冬捕活动中得到了系统的传承。这是一种东方古老文化的复苏与再现,人们置身其间,有一种回归传统的奇异感觉,仿佛亲炙原色的远古人类生存状态的遗存,体验到现代人久违了的生产、生活情趣。

冰原盛事的序幕,是基于“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始而神秘的“祭湖”、“醒网”仪式。闷声闷气的法号响彻冷冽的晴空;披着紫色袈裟的妙因寺的喇嘛咏诵着经文,祈祷湖神保佑渔民的富庶安康和水下精灵的永续繁衍。手擎皮鼓不停地敲打着的萨满舞者刚刚过去,戴着鹿、牛、鹰、虎等原始图腾面具、跳着查玛舞的又结队登场。“网啊,该醒醒啦,到了大显身手的时日啦,走吧,我们一起出发!”“醒网”仪式过后,头戴披肩帽、身着蒙古长袍的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渔把头”,为整装待发的渔夫们酹酒壮行。四面围观的人山人海,也都一道尽情地倾洒着喷薄的狂热和忘我的虔诚,被一种神秘、静寂、苍凉的氛围带进了宗教的情境。

作为原始渔猎部落的孑遗,查干淖尔渔民生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和抗寒蹈险的性格。当太阳被冻得发出奶黄的光泽,千里冰原作天青色,大雪罩满茫茫草野的时候,他们便成群结伙地集结在“渔把头”的身旁,策划着一年一度的冰下捕鱼活动。回到家里,一边哼唱着“有心想把大湖离,舍不得一碗干饭一碗鱼”的旧日民谣,一边翻腾着衣柜,找出老羊皮袄和狗皮帽子,备足土作坊烧制的“二锅头”,一种抑制不住的期待与守望燃烧在胸膛里。

开创新的前程,自应由衷的赞美;然而,保护我们所由来的固有传统包括文化形态、生存方式,不使它随风而逝,同样也不容忽视。人们的习惯是“待到无时想有时”。一种事物,常常是在它永远消失之时,才会追怀它、珍视它。查干淖尔的蒙古族兄弟,对于传统的尊重是感人的,他们在满腔热忱地接受现代化所赐予的科技成果的同时,把已经融入生命的那种原生态的古老渔猎文化,视为灵性之根、民生之源、族群之魂,视为人类久远的生存智慧,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冬季捕鱼仍然保持着固有的集体劳作方式。所有的捕鱼工具都是传统的,那长长的拖网,笔直的带网杆,用于摆动和矫正冰下拖网运行的扭矛,锋利而沉重的凿冰镩,还有那运载沉重网具的大马车,都属于原生态。尤其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以拖拉冰下大网的“马轮”,大概在其他地方早已绝迹了。渔民们,也包括当地政府官员,未必熟悉古代先哲“数罟(细眼的网)不入洿池”和“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捕获以时)的规则,但他们凭借智慧的祖先传授下来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严格控制网孔,坚持每年集中冬捕一个月,保证渔类充分繁殖,不搞“竭泽而渔”;湖区禁止上工业项目,绝对制止环境污染,全力打造生态、绿色品牌。他们说,这样重视对资源、生态的保护,说到底还是出于对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需要。

查干湖坐落于吉林松原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这里历史悠久,蒙、满、汉等多民族和睦共处,渔猎、游牧、农耕多元文化融合。看似荒凉、静寂,却到处张扬着迷人的风致和特殊的文化魅力,随便走进一个地方,就会有民族艺术瑰宝展现在眼前;无分男女老少,都热情奔放,能歌善舞,他们俭于物质,而丰于自然,富于诗性。令我感触尤深的是,当下城乡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和高强度的人为干预,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日益加剧,人们远离自然、告别传统,生命正逐渐失去光泽,心灵中充满现代性的焦虑。反映在生活中,所凭借的机械愈多,同自然的接触就越少,诗意的存在也就愈益稀薄。而查干湖的醒眼之处,正在于他们仍然保持着对自然、生灵的敬畏,体现出素朴而神秘的东方古老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性,引发出人们对于大自然、原生态的基本价值的遥远而温馨的记忆。这种记忆的表述,可以借用《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句话:“看着面善,心里倒像是旧时相识,恍若远别重逢的一般。”

这里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欢呼笑语、歌鼓喧阗的世界。这种劳动中歌舞、丰收时庆祝的美学意义,是在浩大的时空中,通过一个个劳动者的体温与脉搏展现了自古迄今的无穷的生命活力。这里多的是粗犷而真实的历史遗存,无须借助于深邃、高超的理念,也用不着附加什么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表面上看,这荒寒的角落,似乎是被诗意与哲学遗忘了,其实质却蕴涵着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回归与生命还乡,攒集了太多的心理文化和哲学命题。


(2009年)



三人行

历代文人多得江山之助。北宋文学家苏辙说过:“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豪杰交游,故其文疏宕,颇有奇气。”清代学者顾亭林也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主张。到了诗人黄景仁那里,就说得更直接也更明确了:“自怜诗少幽燕气,故向冰天跃马行。”

同样,为了开拓诗文境界,全国作协也经常组织一些作家登山临水,探美采风。这样,我和诗人C君、小说家S君便结伴上了黄山。

黄山七十二峰,有莲花、天都、光明顶三大主峰,海拔都在一千八百米以上,其中最著名、最险峻的是天都峰。古人在游记中曾把它描绘成天上的都市。有的惊赞:“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有的形容说,天都突出云表,如旭阳出海,星月爝火一时无光;又如庙堂朝会,天子升御,那些平素为兆民所瞻拜的公卿将相,都屏息俯伏。

清代大诗人钱谦益甚至发出过“不上天都死不休”的壮语,足见其倾慕之至,可是,说来遗憾,这种誓言并未兑现。当他看到天都峰壁立如屏,鸟道如线,“无受手,无凹受足,樵苏绝迹,猿鸟悚栗”,就再也没有勇气攀登了。但他并不死心,望着层峦叠嶂,恋恋地说:“吾将买山桃源,朝夕浴于汤池,炼形度世。”然后,结伴山灵,复理游屐,乘飙轮,驾云车,直抵峰巅。—为着登上天都,竟幻想要羽化成仙了。

难道天都峰就真地攀登不得吗?我们决心闯它一下。

清晨起身,冒雨进发。开始时,登山路还比较平缓,小说家悠闲地吐着烟圈,走在前面。诗人紧紧相随,听得见一对二两装的“双沟佳酿”在背兜里咣啷啷地响着。我照例揣着一本书,此外身无长物。想是为了破除攀山的寂闷吧,诗人扯开了话题:

“你们说,谁是黄山文学的开山祖师呢?”

我有意开他的玩笑,说:“那一定是个诗人了!”

“对,”诗人非常认真地说,“正是李白最先写了赞诗:‘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以后,再没有下文了,原来,前面到了笔陡的石磴,吟哦的兴致已经消逝,只有“呼呼”地喘大气了。

越往上爬,石级越陡,每上升一步都要手足并用,动作稍不协调,前面人的脚就会碰到后面人的头顶。有时遇到垂直九十度的绝壁,免不了要膝盖贴腮,鼻头碰壁。仰首翘望攀登顶峰的路线,远哉遥遥,势如悬瀑,不禁心旌震怖,两腿发虚。特别是山树鹰在枝头一声声的鸣叫,听来很像“回—回去”,更平添了三分退意,确像古人说的有点“望峰息心”的味道。

可是,当想到三百七十年前,徐霞客抓着树枝、野藤,将肚皮贴在山上,蜿蜒向上爬行,终于登上天都峰的情景,又觉得眼前的难度和险度,正在大大减小。—起码我们有石头凿出的台阶可登吧?

当然,险峻终究是事实。眼前,就到了险上加险的“鲫鱼背”地段。十几米长、溜平光滑的石脊,宽度只有六七十厘米,两边悬崖万丈,深不见底,人走在上面像站在薄薄的刀背上,遇有流云疾风,更是随时都有滑下去的危险。我们总算胜利地渡过了。

到达天都峰顶,放眼四望,顿觉天空野阔,心旷神怡。诗人掏出小酒瓶,慢慢地呷了一口酒,高声朗吟着:“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小说家也不顾风高背凉,接连抽了两支烟,兴奋地发着议论:登山最有趣的是在上下、进退之中。比如,我们本来应该步步向上,可是,突然有一小段却蜿蜒向下,使人产生了迷惑,走过这段,山路又步步向上了。这叫高潮跌宕,错落有致。再比如,走到文殊台前,迎面石壁高耸,刻着“不可阶”三个大字,心想,这回可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了。正在焦急中,忽然看到石壁下部钻出两个人来,原来,那里有石洞可通,这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这种跌宕、悬疑,很像戏剧冲突、小说情节。生活中最能引发人们关心的,往往是那种矛盾接近顶点,将要解决但尚未解决的事物。

我一面听着他们的高吟妙喻,一面欣赏着远山近壑、奇石怪松的瑰丽景色,快然于心,真也要手舞足蹈起来。我想起了宋人吴古梅在《黄山纪游》中讲述的:暮秋之日,他同鲍鲁斋、宋足庵登上丹崖万仞之巅,“古梅谈玄,鲁斋论史,足庵歌游仙、招隐之章,少焉,吹铁笛,赋新诗,飘然有遗世独立之兴”。相对于他们而言,我们可说是现代的“黄山三人行”了。

正在我们纵情谈笑时,倏忽浓雾弥漫,烟云泛起,似乎滚滚波涛正向脚下涌来,甚至听到了“唰唰”的流响。苍茫四顾,迷蒙一片,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陡然袭上心头,我们疾步离开了顶巅。

走到玉屏楼,迎面见到石壁上刻有“观止”二字。我们议论说,黄山多壮美之景,恐怕到过天都峰、玉屏楼,也就算“观止”了。不料,这番话马上遭到身后几位同志的驳斥。这是来自内蒙古的游客。

他们说,黄山之美,险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奇,不到西海、北海,就谈黄山之美,实在为时过早。他们已经来了三天,今晚要爬上黄山另一个主峰—光明顶,晚间宿在那里,以便翌晨观赏云海、日出。于是,我们便尾随着他们开始了新的探索。

黄山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云海,就中以光明顶为最佳的景点。泰山的云海是壮观的,但孤峰特立,风吹云涌,为时短暂,常常感到不满足。飞机上可以居高临下,广览云海奇观,可是,置身万米高空之上,终有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之感。而光明顶的云海,层层叠叠,汗漫无涯,仿佛就在脚下。

这天,我们起得很早,登高四望,但见山峰的前后左右,到处都是烟云缭绕,浮浮荡荡,如帛如絮,如缕如带,有的像轻纱薄雾,有的如怒潮奔马。眼前只有莲花、天都、玉屏诸峰,如盆景,如螺髻,错出其间,其余的峰峦、峡壑统统湮没在云海里。此刻,才真正体会到清人咏黄山云海的诗句:“白云倒海忽平铺,三十六峰遭吞屠。风帆烟艇虽不见,点点螺髻时有无。”确实是状景传神,惟妙惟肖。

忽然,东边的云脚慢慢移动,露出了一线曙光,逐渐由银灰色幻化为浅红色,形成一条宽阔的彩带。渐渐地在天地交接处,冒出来一个红色的光点,随之金光四射,光点很快变成了弧形的光盘,并且逐渐地增大,不断地扩展,霎时,一轮闪着金光的旭日跳跃着钻了出来。

几乎在同一时刻,分别在玉屏楼、北海宾馆、排云楼、白鹅岭等处观赏日出的游人,都一齐欢呼起来。套用一句唐诗,叫作:“海上生红日,天涯共此时!”在朝暾普照下,云海闪动着万顷金波,整个光明顶罩上一层耀眼的光华。这时我才醒悟,“光明顶”的名字,原来就是根据这个起的。

吃过了早饭,我们向西海、北海进发,深入到黄山风景区的腹地。一幅神奇的画卷逐步在我们眼前摊开。奇峰千叠,尽态极妍;怪石纷呈,琳琅满目。千百年来,人们根据它们的形态,起出了达摩面壁、仙女鼓琴、文王拉车、武松打虎、仙人指路、老翁钓鱼、喜鹊登梅、金龟探海、雄鸡叫天门、孔雀戏莲花等各种名字。

作为大自然的另一杰作,黄山松更是独具一格,颇富创造性。它打破了一般树木对称与平衡的常规,枝条侧向一方,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冠平如掌,枝伸似臂,以低矮坚实的躯干,迎击着雷霆、暴风的挑战。靠着无坚不摧的钻劲,哪怕是生在笋尖、剑芒、莲蕊般的方寸之地,也要觅出一点缝隙,扎根成长。特别是作为黄山标志的高寿千秋的“迎客松”,站在玉屏楼前,朝朝暮暮,平伸出手臂,彬彬有礼、仪态从容地迎接着来往行人,给人一种亲切、凝重的感觉,成为中国人民热情好客的象征。

黄山,确如人们所赞誉的,是巧云的家乡,奇石的陈列馆,怪松的博览会。而且,诸多景观,错落有致,具备整体上的美感。我想,黄宾虹老人之所以九上黄山,刘海粟先生八十六岁高龄还要策杖登临,定是因为它达到了美的极致。可惜黑格尔老人缺乏这个眼福,不然,也许他对自然美就不会那么轻蔑了。

小说家议论说:“看过一些以黄山为题材的美术作品,觉得多数都没能表达出它的姿质。我倒以为,画黄山应该细针密缕做女儿绣,搞一些须眉毕现的工笔画,不然,恐怕画不出它的丰姿俊采来。”诗人对此颇不以为然。笑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古人的这种审美观点,于黄山也同样适用。”

对于小说家的论画,我也持不同看法。记得一本书上讲过,古希腊画家阿贝列斯曾把自己的画作放在街头,然后躲在后面听取行人的意见。旁边一个鞋匠,批评人物的鞋子画得不对,画家马上按照他的意见改了过来。鞋匠受到了鼓舞,又滔滔不绝地评论起其他的部位来,实在都没有道理,画家听了,忍耐不住,便从画的后面闪出来,说:“你还是只谈鞋子吧。”我们的小说家讲起小说、戏剧的矛盾冲突来,头头是道,可是,对于绘画一事,则不见得内行。

“看!”诗人忽然发现了新的景观。顺着他的指向,我们看到散花坞前有一根挺拔的巨石矗立在松海之间,上面长着一棵古松,望去酷似一支饱蘸着浓墨的毛笔。这就是著名的“梦笔生花”。

传说,李白少时梦见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遂“天才赡远,名闻天下”。现在,我们正苦于“眼前有景道不得”,如果也能笔上生花,一定首先用来描绘黄山,同时,为那些历险犯难,探索黄山风景区奥秘的先行者,为洒血挥汗、给千百奇峰铺设石阶、巧架天梯的英雄石工,写一首壮丽的赞歌。


(1985年)



津门赏艺


趁“南开”讲学间隙,由张、王两位教授陪同,原想驱车去杨柳青看画,不料,一场遮天的雾霾扳了道岔儿,只能改在市区内观光。这样,我们便走进了广东会馆。

原来,这里是一处“国宝级”文物古迹。当年,孙中山先生曾两度莅临会馆,并发表重要演讲;邓颖超同志也曾利用会馆舞台开展爱国募捐义演活动。1985年开始,在这里创办了“天津戏剧博物馆”,从而大大地丰富了它的文化蕴涵。我们这次过访,适值会馆的百年华诞,与有荣焉。说来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进得门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古朴有致、独具岭南风格的传统建筑,由门厅、正房、配房、跨院和套房组成,而以戏楼为主体建筑。我们首先走进了正堂,此间原为会馆拜神、议事之所,现已辟为国内首家“梨园拜师堂”。正面悬置一方刚劲有力的大幅“师”字,下设神龛、香火、八仙桌椅等拜师设施。关汉卿、汤显祖、李笠翁、梅兰芳四位古今戏曲大师的画像分挂在两旁。此外,两侧粉壁上还列有京、评、粤、越、豫、吕、蒲、淮、黄梅戏、梆子腔、二人转等366种戏曲品类的名录及其发源地的一览表,彰显了中国戏曲艺术的源远流长,多彩多姿。

作为一座专题性的戏剧博物馆,这里藏品十分丰富,包括早期戏剧艺人的演出手抄本,著名京剧大师的书画珍品、演出服装,清宫升平署戏装及道具等数千件文物,还有87个剧种的音像资料。我们参观过《中国戏曲发展简史》、《中国京剧发展简史》、《中国京剧人物艺术造型艺术》展览之后,就登上了古戏楼。过去只听说有“京班规则”,这次实地见之于后台墙上,诸如“未开锣前,舞台上一切响器不准敲碰”,“未开锣前,台上鼓吏坐,他人不许落座”,“伶人上装后,上楼撩前襟,下楼提后袂,不得有误”,“扎扮登场,必须由左边进退”,“后台不准拍掌及喝彩”,“后台伶人不准掀帘私窥台下”,多达33条,既强调了戏剧演出的严谨性,也体现了演艺人员对观众的尊重。

戏台是整个戏楼的中心。当年,国内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龚云甫、红线女等都曾在这里登台献艺。戏楼空间跨度大、结构巧妙、装饰精美。戏台为伸出式,无立柱支撑,观众可以从三面观看演出。整体看去,剧场有如一座二层楼的四合院,东西南北四面建筑围合成为天井,天井之上构筑为巨大的罩棚,形成一个完整的剧场空间。而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高悬在戏台上方的藻井,这个直径为五米、外方内圆、形似鸡笼的庞然大物,由上千块的小型木雕变形斗拱咬合接榫而成。由于借助了力学与声学原理,它将舞台上的声响吸进,再由不同的角度折射到场内各个角落,保证戏台上的演员可以不借助任何扩音设备,将原汁原味的音声传送出去。

正在我们悉心鉴赏精美的藻井艺术的当儿,负责接待的张女士笑着说,今天很凑巧,“戏博票友俱乐部”的几位“票友”在这里,各位可以欣赏一番她们的表演艺术。我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李女士的京剧《贵妃醉酒》,深得梅派真传,开场的韵味十足的“四平调”立刻把听众引入剧情中去。她通过载歌载舞的优美表演,细致入微地揭示出杨玉环期盼、失望、寂寥、幽怨的复杂心情,颇见艺术功力。在黄梅戏《打猪草·对花》中,赵女士一身而扮男女双角,“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丢下一粒籽,发了一棵芽”的大小嗓的甜暖唱腔,以及灵巧的舞蹈动作、传神的表情,博得了全场喝彩。苗女士的时调演唱,同样悠扬悦耳,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

她们在表演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原生态”歌喉,绝不同于目前各种舞台上必须借助麦克风扩音,否则就根本无法演唱。这既反映出她们的深厚功力,同时也现场印证了舞台藻井的神奇效应。我即兴咏赋了一首七律,以纪其盛:


文华艺彩逐时新,十月津门别有春。

醉酒清淳邀俊赏,对花灵妙寄情真。

俨然专业夸名票,如此全能托慧因。

摄得戏魂经百载,鸡笼藻井已通神。


在盛赞了一番几位“名票”的高品位的表演艺术之后,我们又继续欣赏、议论着这里的建筑艺术,从雕花、藻饰工艺之精巧说到戏楼、剧场设计之奇特,从南北方建筑风格结合之完美说到整座古典建筑的浓郁的文化韵味。这样,自然就联系到每副楹联、匾额的妙蕴理趣。首先接触的是舞台上“薰风南来”的匾额。我说,据《吕氏春秋》讲,“薰风”指东南风。用在这里很切合广东的方位特征。再者,明人李东阳《天津八景》诗之四,有“层轩南向坐薰风,极目平畴远近同”之句,这又照应了会馆的所在地。而且,它与吟唱有直接关系,相传虞舜咏唱《南风歌》,即有“南风之薰兮”句。

接着,大家又议及厅前楹柱上的贺联,剧场黑漆金字的抱柱联,特别是“拜师堂”的一副联语,更是引发了人们的兴致:


几回舞遍霓裳 桃花扇底风犹软;

一曲歌残玉树 杨柳楼头月未低。


这确是一副妙对,它隐含了四个与戏曲相关的典故:“霓裳羽衣曲”传说为戏曲的开山祖师唐明皇所作,实际是由他制作了歌词;而“霓裳羽衣舞”则始于开元,盛于天宝年间,都与唐明皇有关,很切合戏院这个主题;《玉树后庭花》是陈后主的诗,他以艳美的辞藻描画其嫔妃娇娆媚丽的歌音舞态;两联的下半句,均源于宋代词人晏几道的《鹧鸪天》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而《桃花扇》更是清代有名的剧作。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会馆目睹了津门的百年沧桑,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于今已成为永难消逝的记忆。它所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一座精美的建筑,更汇集了弥足珍贵的建筑艺术、戏曲艺术和联匾艺术,留下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作为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润泽着现代人群匆遽而焦渴的心灵。


(2008年)



杏花村里的尴尬


那次,我和十几位文友应邀到山西省的杏花村汾酒集团采风。勾留数日,诗酒风流,饱谙“诗意的栖居”的雅趣。

那里多的是花香鸟语、绿树荫浓、安宁静谧的田野风光,而少有城市的喧嚣、纷乱、拥挤,至于空气的澄鲜、净洁,更非车水马龙、人烟辐辏的城市所可比并。

那里是酒的世界。不仅品类众多,什么“青花瓷汾酒”、“老白汾酒”、“竹叶青酒”、“玫瑰汾酒”,疏于此道的我,难以一一标举;而且,文化氛围很浓,令人平添了许多雅兴。“杏花村里酒如泉”,仿佛一切都和酒发生着联系,甚至连空气里都溢满了酒香。人们笑说,这里的麻雀也有三杯酒量;人,就更不必说了。这些耍笔杆儿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有几分酒量,纵不能隶籍“酒中八仙”,但“高阳酒徒”还是大有人在的。于是,筵席之上,就餐餐酒满,日日衔杯。喧呼叫阵、勒袖揎拳者有之,把盏吟哦、慷慨陈词者亦有之;有的动辄“一口闷”,甚至三杯连饮、五杯见底;有的自己喝觉得不解渴,还要提供种种由头,频频劝酒,举凡同乡、同龄、同姓、同学、同业、同一性别、同一职级的,都成了共同畅饮干杯的理由。唯一的例外是我,由于酒量极小,从来不敢与人交锋对阵,只顾闷着头吃菜,尔后便默默地坐在旁边,看着众多朋侪推杯换盞、觥筹交错,或者“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了。

“你怎能不会喝酒呢?”新结识的文友根本不信。偏偏我又作了十首《杏花村杂咏》的七绝,文友们便以此为口实,说:“既然你写得那么头头是道,就肯定对喝酒感兴趣,有研究。”唯唯,否否,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摆手、摇头,同时,耐心地加以解释。几十年来,由于不会喝酒,这类酒桌上无限尴尬的局面,不知遭遇过多少次。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当众逊谢,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时为了过关,竟然瞪着眼睛说假话、编理由,以“患某某病,医嘱禁酒”为托辞;有时甚至中道逃席,从“尿道里”溜走;最难堪的是因为言语过激,开罪于热心劝酒的友人。

大约是二十年前,应邀到兄弟省参加一场会议,东道主盛情款待,珍馐美味罗列桌前,还摆上了几种佳酿。我以“素不善饮”为辞,结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揶揄、嘲讽,说:“你还号称诗人呢!太白斗酒诗百篇,哪有诗人不会喝酒的?不要糊弄我们老实人!”于是,硬逼着我吞下两杯。俗话说:“将酒待人,没有恶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为不胜酒量,头脑一发热,情绪一激动,便口不择言了,很莽撞地回敬了两句:“你这样做,很不文明。对于客人,起码应该懂得尊重,讲点礼貌。”后果自然是不怎么好了。过后,我深以为悔;但在当时,确是吐露了心声,真真地觉得他既不够朋友,又不讲文明。

像俗谚中说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在悔憾之余,便暗暗地埋怨起千载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祸患!没来由偏偏要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馋、肚馋,你就顾自开怀畅饮吧,手还不闲着,又要写诗。结果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这可就叫后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别是太白诗翁关于醉饮无量的诗文,更给那些好酒贪杯者以强有力的支撑。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诗仙加酒仙,这么一鼓吹,影响就大得无边了。

回过头来,接着说杏花村里碰到的尴尬场面。逢到劝酒,推辞也解不了围,我便采取“以进为退”的策略,找些谈资,自我解嘲。我说,虽然我不能饮酒,但却晓得酒中的乐趣。为了增加说服力,还拉出宋代两位大诗人作证。苏东坡有言:“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而范成大的说法就更豪放了:“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知酒者,亦莫余若也。”

请出两位古代的诗人来“陪绑”,无非是想说:虽然我自己不善饮酒,但喜欢看别人喝,且能从中寻觅情趣,品出格调。这是实实在在的,当我看到文友们有滋有味地品尝那芳香四溢的汾酒时,我便心花怒放,跟着他们同样地兴奋,同样地酣适。那种甜美的程度,料想不会比当事人差多少。另外,也想表明,我不能饮酒,但能知酒,能够描画出嗜饮者未必留意的情态。经过酌古量今,反复考究,那天,我给文友们讲了:开怀畅饮之后,人们会分别进入四种不同的状态:

一种是神仙境界,寄怀深远,诗兴淋漓。典型代表是李太白。他在《春日独酌》中写道:“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道家有“神仙乘紫霞而行”之说,因此,古人用“乘紫霞”来形容成仙飞升。“沧洲”是息影林泉、高隐不仕者的居所。太白先生说,喝了酒就有乘紫霞、隐沧洲,脱落人间万事的感觉。把酒望青山,倚松赋古琴,坐看鸟飞鸟没,云往云还,那确是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仙家境界。

第二种状态,是高人逸士境界。他们并没有脱离凡尘,而是置身于现实之中,却能优游暇豫,保持心态平衡,求得逍遥自在。宋代诗人朱希真有一首《西江月》词:“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一杯在手,散漫逍遥,自斟自饮,无拘无碍,充分放开自我,尽情地享受现在。

第三种状态,是一种半醉半醒的潦倒模糊情境。“问狂夫意兴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凉风,半窗好月,何肯奔波。  世情多一时看破,谢苍天落魄而过,誉也凭他,毁也凭他。贵客王公,我睹什么!”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这首《折桂令》词,说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人生如梦,一醉方休,什么都不过尔尔。

第四种状态是“耍酒疯”。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诗:“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形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

如果要问我,这四种状态更倾向哪一种?我的回答是,哪一种我也不欣赏。站在地上想上天,做个凡人想成仙。在商品大潮波涛汹涌,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条件下,这倒是蛮有诗意、颇为浪漫的,只是,现实中哪有可能存在啊?无非是一枕黄粱,甜蜜蜜的空想罢了。至于第二种状态,实际上是个假命题—自在逍遥,无拘无碍,充分享受现在,这只能是清醒时的心态,一当醉眼蒙眬,甚至烂醉如泥,脑袋早就乱得像一堆糨糊,哪还能有这份闲情逸致呢?第三种情态,“日日模糊,醉舞婆娑”,闲待着可以,假如还要舞文弄墨,写点东西,恐怕就会一塌糊涂,那倒应了《出师表》中末了的话:“不知所云”了。至于大煞风景的“耍酒疯”,就更惹人笑、遭人烦了。

古人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这是颇有道理的。如果若从醉酒形态中做出选择,比较理想的状态应是微醺,带着二三分醉意,但还有七八分清醒,像陶渊明所说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也最容易唤起固有的潜意识,最容易展开丝丝片片、缕缕层层的联翩浮想。灵感、潜意识、联想,这三种功能对于诗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会把你平日积累的所有的经验、感悟和智慧充分发掘出来,调动起来,从而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台湾诗人郑愁予说,一个喝酒的人,活一生过两辈子。我想,那里面就包括了这诸多功能的充分发挥吧?

至于那位李太白,他的醉饮固然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对于心灵的外在羁绊的解脱;但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看来,饮酒就是重视生命本身,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饮酒,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也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这是一种特例。一般文人经历不着,即使经历了恐怕也做不到。


(2010年)



古镇灵光


人生不相见,有时交臂失之,地域、景观也是一样。苏州的古镇震泽,我曾几次从她身边擦肩而过,但都错失了会面机会。1984年,我在东北某一城市工作,曾到苏锡常一带学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经验,到过震泽所在的吴江;后来,两次去周庄、同里,还到过和震泽紧相毗邻的南浔,却偏偏错过了这一古镇。也许人生真的存在缘分,这次机缘到了,参加作家采风团,出了浦东机场,乘车直奔震泽。相逢一笑,契阔平生,深抱相见恨晚之憾。

一踏上这片土地,脑际便跳出来两句古诗:“输他震泽名偏古,禹迹犹传底定桥。”此间地处吴头越尾,唐开埠,宋设镇,清置县,确是有足够的资格,当得起“古镇”这个称号。至于同周边一些地方较量水乡风光、自然景色,总是各有所长,难为轩轾。我这里想着重从历史积淀、人文景观角度,谈谈她的特色,说说我的观感。

采风中,我反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代著名诗人柳亚子先生,足迹遍神州,一向“眼空四海”,从不肯轻易以令誉许人;而他又是吴江的乡党,就是说,对于此地是深知深解的。那么,他何所据而称震泽为“灵区”呢?

“灵”,关乎精神世界。心灵,性灵,灵气,灵光,都属于深层蕴涵,触及现象背后的本质。为此,作为采风者,我理应透过波光塔影、旖旎风光,透过市井繁华、纷繁万象,探索出、发掘出她据以发展、当作底气、奉为支柱的精神蕴涵。

全镇景观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是师俭堂。这次采风,东道主又恰恰把它安排为第一站。在我心目中,其所以拔得头筹,不仅仅因为它楼阁重重,庭院深深,备极恢宏壮丽,属于“国宝”级重点文物单位,更主要的还在于它的特殊的象征意义。—作为苏嘉湖平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震泽一向以工商重镇驰名海内。因此,剖析震泽,自应从亦官亦商这道特殊的风景线入手。清同治年间,礼部郎中徐寅阶所建的师俭堂,正是官商一体的产物。面阔五楹,六埭进深,集河埠、行栈、店铺、街道、厅堂、内宅、花园于一体,堪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但究其亮点,乃在于“师俭”二字。

关于宅主当日以此二字命名的初衷,可从浅深两个层次加以读解。“俭以养德”,“与其奢也宁俭”。节俭,代表了儒家的传统美德和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从字义上看,“师俭”可以理解为崇尚俭德。这完全切合大户人家,特别是实业经营者的宗旨。不过,深入一步考究,就会发现意义并不只此,“师俭”还有更深的蕴涵。《史记》中记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选择偏远僻静的地方),为家不治垣屋(不建高大的围墙)”。他说:“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俭”的古义是,行为约束而有节制。《说文》:“俭,约也。”“师吾俭”,也就是效法我的俭约,学会韬晦、低调。联系到萧何一生公忠报国却屡遭高祖疑忌,就很容易理解:他以俭约相嘱,预先为子孙留下地步的深心,凸现出他深刻的人生智慧。

另外还有一层,震泽离周庄很近,徐氏不会不记取那里的富商沈万三由于铺张扬厉而致蹈覆辙的教训。明初,沈万三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但他不知收敛,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一味四处招摇,不肯安分守常。为了拍皇上的马屁,先是承建部分南京城墙,尔后,还要去犒赏三军。结果,触怒了朱元璋,说他“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经过马皇后说情,念他毕竟为皇家出过财力,才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充军,最后客死他乡。徐家当日以“师俭”二字为堂名,足见其目光深远,虑久谋深!至于讲解员所说的“师法汉代的张俭”,就有些牵强附会了。诚然,在“党锢之祸”中,张俭曾以高风亮节著称于世,确有堪资师法之处;但在这里,我们要追问一句:这和一个富商,有什么直接
干系?

附近还有另一户徐家富商的致德堂,同样为六进豪宅,与师俭堂一衣带水,隔河相望。一俭、一德,既是商家成功的路径,更是他们经营、发展的理念。把这些看作市井繁华后面的“灵光”,不为过也。

接下来,采风团一行参观了明清之际著名天文学家王锡阐的故居与墓园,以及它们所在的江苏名校震泽中学,领略了古镇的另一束带有根性的“灵光”—重科教、尚文化。

早在宋代,此间即振兴儒学,立明教堂,建震泽书屋,祠奉三位名贤,一时学风蔚然。明清两代,尚文重教之风尤为鼎盛,书院、义塾、私塾,遍布全镇。清人徐丙华的诗句:“书楼遥望遍桑麻,比户相连耕读家”,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因此,历代人文荟萃,才俊辈出。区区一镇,出过十五名进士、二十二名举人、三十八名贡生。迨至清末民初,这里又首开创办新式教育之先河。光绪年间,即有女校出现;上世纪20年代,镇里就办起了中学,独占全县鳌头。

此间奇才俊杰,当以天文学家王锡阐为巨擘。王锡阐字寅旭,号晓庵,素以治学严谨、观测勤勉著称。不仅博极群书,潜心钻研天文历法,而且,“每届晴夜,必仰卧屋顶,通宵观测星象,寒暑不辍”。其科学成就,与清代著名天文学家梅文鼎齐名。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在《广师篇》中列出十位自叹不如的当世师表,王锡阐列在首位。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王氏所著《晓庵新法》收入《四库全书》;英人李约瑟赞之以“熔中西学说于一炉”。

采风的最后一站,是始建于元代的荻塘河上的思范桥。“范”即春秋时识机在先、功成身退的范蠡。镇上关于范蠡的遗迹,还有蠡泽湖、范蠡祠和范蠡故居、范蠡钓台遗址。这里,咏赞他的诗甚多,清人程礼有句云:“会稽霸业十年成,鸟尽弓藏意独行。”这使人联想到震泽在人文方面的另一个特征—盛产逸民、隐士。在清人辑集的“震泽八景”中,除了“范蠡钓台”,还有隐居江湖、自号“烟波钓徒”的唐人张志和的“张墩怀古”;宋代震泽三贤的“复古桃源”;明代不合于时、解组归田的吴秀的“康庄别墅”,整整占去了一半。王锡阐本身就是一位明末遗民。他穿古装衣服,写时人不易辨识的篆字,生活中不使用清朝钱币,著作中不标识大清年号。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伴随着他的整个一生。从其晚年所赋《绝粮诗》中可以看出他的气节和抱负:“尽道寒灰不复然,闭关岂复望人怜!平时空慕荣公乐,此后方知漂母贤。何必残形仍苟活,但伤绝学已无传。存亡不用占天意,矢志安贫久更坚。”

隐逸之风,在当地士人中表现为,一是看重名节,义有所不为,于进退去取不苟且行事;二是淡化官本位,热心实业。而它之所以在震泽盛行,不外乎三种因素:其一,自古以来,此地即安定、富庶,而且风光秀美,民风敦厚,文化底蕴丰富,又兼自古即有范蠡归隐的佳话流传,遂使后世遁迹江湖、疏离政治者择为首选;其二,清初著名文字狱“庄氏史案”发生于近在咫尺的南浔,本镇也有几位名士身被其祸,其腥风血雨犹彰彰在人耳目,遂使大批士子绝意功名仕进,纷纷遁入民间,或隐居不仕,或投入陶朱事业,走当年范蠡的路子;其三,此地盛产蚕桑,商业经济发达,官本位观念相对薄弱,热心实业以及文教、科技者甚多,这更是观念更新、社会进步的实际体现。

师俭、重德,显现出一种人生智慧与文明根性;尚文重教、热心实业而淡化官本位,代表一种道路抉择;而看重名节,不轻忽于去取出处,则体现一种生命价值。这些都属于精神蕴涵,深层次的理念,都是纷纭万象后面的本质呈现;特别是在重实用轻理想、重金钱轻道德的消费时代,更有其针对性很强的现实意义。誉之为“古镇灵光”,不亦宜乎?


(2011年)



沧浪“三忘”


苏州的沧浪亭,是一处楼台错落,烟水茫茫的所在。

从前读过两篇《沧浪亭记》—作者分别为它的始建者北宋诗人苏舜钦和明代文学家归有光—似乎都是侧重讲其“所以为亭者”,没有更多地涉及园林自身,所以,留下的印象很淡漠了。倒是清代苏州文士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笔端常带感情”的记述,令人久久萦怀。他深以宅近名园为幸,说,得“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甚至后来被迫迁往他处,他还情怀依依地顾恋:“沧浪风景,时切芸怀。”他记叙沧浪亭的园林佳胜,饶有韵致:“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可惜,我的实地游观,是在盛夏的白天,没能体味到那种晚霞成灿、月映波心的幽情逸韵。但,过得石桥,风来四面,翠柳摇丝,感觉还是蛮有诗意的。苏州园林大都以高墙围护,自成丘壑;唯有沧浪亭外面绕以浩渺的清池,望去顿起烟霞之想。园内,以山峦为轴心,楼堂轩榭,各抱地势,并有长廊相连接,逶迤高下,自然形成游观的路线。水令意远,石致神幽,内外景色融为一体,极富水乡山岛意趣。而且,四时景观俱有佳致,春可赏竹翠玲珑馆,夏宜观荷藕花香榭,秋坐清香馆饱嗅丹桂飘香,冬临闻妙香室探访寒梅,都是可游、可望、可摄、可忆的。

这使我想到知名学者文震亨阐扬的“三忘”境界。他是明代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十五、十六世纪的两百年间,世居苏州的文氏家族前后六七代人,一直醉心于园林—“城市山林”的营造与欣赏。文震亨对于居住生活的空间艺术尤有独到的见解,他在《长物志·室庐》篇中写道:


居山水间者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


他概括得实在是好。

看得出,其他都是衬托,文震亨的着眼点在于“城市山林”,而其落脚点是实现“三忘”境界。所谓“混迹廛市”,即在商肆集中之地安家落户。既然是置身闹市,就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能“纳须弥于芥子”,在有限的物质形态中创造出可供精神悠游、心灵寄托的“壶中天地”。在这种情况下,要能达到久居者悠然忘老、暂住者乐而忘归、游观者怡然忘倦的境界,着实不易。文震亨从两个方面提出要求:一是营造“门庭雅洁,室庐清靓”,遍植“佳木怪箨”的自然环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打造“硬件”),这样才能住下来舒适,游起来饶有情趣;二是创造一种“具旷士之怀,有幽人之致”的文化氛围,能够满足文人雅士的精神需求和增进审美情趣的人文环境。这后一方面当然更为重要。

看来,以这些标准来衡鉴沧浪亭,自是当之无愧的。其实,这也正是苏舜钦园林杰作中所引为自豪的“龙门得意之笔”。你看,他在五律《沧浪亭》中劈头就讲:“一径抱幽山,居然城市间。”由于“迹与豺狼远,心随鱼鸟闲”,因此,“吾当老此境,无暇事机关”。从前的文人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晋谒公卿、应酬世务、入朝问政,自然不能脱离目迷五色的都会;但朝政龌龊,争斗激烈,常为幽人、逸士所难堪。要论生活安定、环境恬适,自然应以山林为富有诗意的乐土。理想的境界是“鱼与熊掌”兼得,两方面都不放弃,于是,便构想出这种“城市山林”的模式,并且得到优游于仕、隐之间的士大夫的率先首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就说:“人间有闲地,何必隐林丘?”这里的“人间”并非泛指,应当作尘氛十丈的都市理解。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筑宅舍于鹤林寺后,索性亲笔直书“城市山林”四字以为匾额。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当时士大夫认同“城市山林”,自有更深层次在—它反映了一种人生态度与心性哲学。白居易在《中隐》一诗中提出,与隐于朝的“大隐”、隐于山的“小隐”不同,“中隐”隐于市,“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他在《池上篇》中,说得就更充分了:“有室有堂,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既不受仕途牵累、“乌纱”羁绊,保持相对独立的心性自由,又无须穴居岩处,免除了饥寒、冻馁之苦;使出与处、仕与隐、“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对立得以融通,外部社会所带给他们的烦恼与束缚涣然冰释,从而获致一种自由的精神空间,人们自然会趋之若鹜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忘”境界以及“城市山林”的选择,仍有其实际的价值。为了使疲惫、烦闷的心灵获得自然的滋养,实现“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使优美、自然的生态环境和充实、高雅的人文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荷尔德林多年前所向往的“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这确是一个十分理想的境域。只是,现实中这样的资源实在是太少了。


(2005年)



北海去来今


波澜壮阔的南流江,在这里分成五支,注入了北部湾。正是这沿江抱海的特殊区位优势,造就了广西北海在两千年的历史上独领风骚,多次成为大西南乃至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不久前,又有幸进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行列。

北海(史称合浦)之成为历史文化名城,顾名思义,首先是由于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此间留存了中华文明史上“南珠文化”珍贵的群体记忆,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区”之美誉。

在北海,岭南文化本身就放射着璀璨的异彩;两汉以来,中原文化熏风普被,又给予她以丰沛的补给;加上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她还较早地接纳了西方外来文化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以海洋文化为主体,岭南文化、中原文化、西方文化相融合的中西合璧、多元共生的特有风貌。这里的文化还有一个特殊的内涵,就是以汉代贤臣费贻“廉山留名”、“廉泉凿井”、孟尝“珠还合浦”等一系列佳话为代表的自古及今不断传承的廉吏文化。

当然,关键一环,还在于她历史悠久,地下历史遗存丰厚(仅汉墓就有近万座),地上古建保存相对完好。说到古老,为了不劳辞费,只引证一句《后汉书》,以见端倪:“(合浦)自秦汉置郡,文明之盛媲美中朝,岿东南一大都会也。”洎乎近代,北海又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西方炮舰威逼之下,被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列强领事馆的集聚地,掠夺中国西南物资的输出港,以及西方宗教、教育、医学传入中国的登陆口岸。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往昔遗迹,特别是集中成片的近代历史建筑,包括领馆、海关、传统民居、店铺等,都完整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点,也很令人赏赞,就是全市保存下来很多古树。寿命最长的八百年、六百年,一般的也都在二三百年上下,总数达到二百三十多棵,分布在一县三区,一一挂牌登记。

如果说,这些更多地属于过去,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切更多地是仰赖于前人,仰赖于自然条件;那么,今天,北海人所萦心牵怀、殚精竭虑的,则是如何通过自己的双手开创更加美好的现在与未来。

新的历史时期伊始,北海即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人文环境,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率先跻身于对外开放城市。三十年间,他们在抢救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维修旧城的同时,建起了临海新城,并连片开发波平浪软的天然优良海滩,水质达到国家一级标准。这里,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高;绿树掩映间,层楼栉比,朱瓦白墙,怡情悦目,荣获“中国最适宜居住城市”称号。

特别是借助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发展中,北海通过发展特色经济,建设国际一流水准的滨海旅游度假区,联合开发跨境旅游路线,切实起到了我国与东盟各国进行区域交流的天然纽带和桥头堡作用。

说到城市小区建设,这里还有一个典型事例。

北海天隆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掌门人,是一个目光开阔、颇有头脑的年轻人。他来自东北的黑龙江畔,却有志于在祖国南疆开基创业,决心要把“三千海”小区打造成一个有生命、有灵魂、会思考、能呼吸,又与整个北海的自然、人文环境背景相适应的生命体。他的理念是: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建设者的抱负。当一切宣言以及音乐与传说都已沉默时,而凝动的音乐—建筑,却还在那里引吭歌唱。作为一个建设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抱负与追求:不亚于洋人,无愧于前人,造福于时人,对得起后人。

一次,他到意大利的罗马和佛罗伦萨游览,看到那里每一个时代都有建筑存留,每一处建筑都经过艺术巨匠设计,每一个设计都达致了完美、和谐,而且,特色纷呈,绝不重样。这使他受到了强烈的触动和刺激。他记起了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的话:“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庞大、最复杂、也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所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面、也更重要。”可是,现实中为什么我们的建筑寿命竟那么短暂?为什么有些建筑那么粗糙?为什么到处出现低成本复制,导致建筑同质化?

回国后,公司引进了国内外知名的规划、设计师和施工团队,确定以天然石材为建筑外立面材料,以期达到二百年以上的使用周期。为此,一石一瓦,一门一窗,以至每一个五金配件,无论是隐蔽工程还是门面装饰,都要求一丝不苟,坚固耐用,而且体现文化蕴味,独具特色。

他对现在有些人满足于啃祖宗的老本(且不说还有一些人败坏祖传的家底,随意乱拆滥建),并且振振有词地说:既然有了历史的光辉,就不必用灯光来制造明亮,颇不以为然。他明确宣称:“我们不能怀抱着几千年的安详,在幽暗中酣然入梦,必须点亮灯光,夜以继日地书写今天的历史。”

他看到市里将前代人留下的珍贵古树一一注册保护,感到欣慰;但同时又觉得,二百年以上古树,全市一县三区仅存四十五棵,加上百年以上的也不过二三百棵,未免太少了。于是,专门辟建了一个博大的名木园,把从南洋以及国内各地购进的上万棵大树栽在里面,确保存活,尔后,再根据小区与楼舍布局,有计划地一一移植。气魄极为宏阔,精神令人
感动。

“三千海”的建筑美奂美轮,异彩纷呈,体现亲水、爱绿、重石情结。为合理利用有效资源,他们把海水引入社区,楼房、广场、会所、商业街都临水而建,创造了海中有城、城中有海,周围绿树环绕,四季鸟语花香的生态环境。

明代学者文震亨—大书画家文徵明的曾孙—认为:好的居住环境,应该让人进入“三忘”境界:“居(常住)之者忘老,寓(暂住)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有的现代学者也说,城市作为市民的家园,应该让人们可游、可望、可撷(如采撷风光,摄影留念)、可忆。“三千海”以至整个北海市,可说是符合了这些条件、要求。


(2011年)



玉山倾

日长闲居无事,整理旧日报刊、信件,看到一张寄自宝岛台湾的2000年的剪报,上面刊载着我的三首小诗,署名“青衫”,诗为《缅怀于右任先生,玉山纪感》:


日暮途遥瞩望深,临风洒涕惨归心。

可怜耄耋龙钟叟,一曲悲歌哭碧岑。


老觉人间万事非,乡园能望不能归。

“鸡鸣故国天将晓”(于右任诗句),独立空山泪染衣。


一像何劳动斧斤?皤然一老胜三军。

金刀难断江河水,万里归心托暮云。


由是,我忆起了五年前在台湾观光期间亲身经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个响晴的六月天,瓦蓝瓦蓝的天宇上,这里那里游动着羊群、棉絮般的雪白的云彩,它们飘浮到了头顶上,仿佛伸出臂膀就可以抓住几朵似的。游客们的兴致很浓。从阿里山开出的公交客运汽车,一踏上21号省道,大家便一唱百和地齐声唱起了“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唉⋯⋯”一路上,歌声伴着笑语,一直喧腾到此行的终点站—“塔塔加游客中心”。

“塔塔加”,系当地少数民族曹族原住民的语言,意为辽阔、平坦的草原区。原来,此间恰好位于阿里山与玉山之间的一处平川地带,海拔2400多米。当晚休息在这里,明晨,大家就要直抵玉山登山口,准备攀登这座东亚第一高峰了。

玉山位居台湾本岛中央高山地带,主峰3952米,每逢冬季,山头覆盖着皑皑白雪,莹光四射,洁白如玉,因而得名。主峰之外,四围还有东、西、南、北诸峰,呈“十”字形排列,构成雄伟的玉山群峰,素有“台湾屋脊”之称誉。整个玉山景区,不仅山川壮美,气势磅礴,拥有断崖、峡谷、峭壁、飞瀑、雪景、云海、林涛、花山等自然奇观,而且,这里的稀有野生物和原始森林,随着地形、地质、气候的递变而呈多状态、多形貌,成为台湾地区最为丰富、完整的生态资源。

游憩区四周分布着许多诱人的景点。按说,万里间关,此行匪易,完全应该从容信步,仔细游观,听听导游员关于各种生态景观如数家珍的讲解,从而增长一些鲜活的知识。可是,由于我的心里只是装着玉山绝顶,急于瞻望矗立其上的于右任先生铜像,其他便都只好忍痛割爱了。

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又是才气纵横的书法家和诗人。1879年,他出生于陕西省三原县,二十五岁中举,后来便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制。辛亥革命后,曾任职南京临时政府,后来长期担任监察院院长。先生一生热爱祖国,风范长存。1949年后,以古稀之年,别妇抛雏,孤身羁留台湾,始终思念亲友,思念故乡,思念大陆,热切期望祖国统一,叶落归根,写出过许多强烈抒发思乡之痛的诗词,可说是语语悲苦,字字酸辛。

初到台湾不久,于老曾写过一首《鸡鸣曲》:“神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他还写过《题故山别母图》二首,有“珍重画图传一别,故山长望白云深”,“梦中游子无穷泪,二十年来陟屺心”之句。他忆念旧日师友:“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读来令人心酸气噎。甚至当他到友人家赏菊,心中也会掀起无限波澜:“篱间尽是中原种,要我赏之赠我看。我本关西莳菊者,海天万里一凭栏。”其他如“夜夜梦中原,白首泪频滴”,“垂垂白发悲游子,隐隐青山见故乡”,“无情岁月迷归梦,有泪山川作卧游”,“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等等,简直举不胜举。

老人病重期间,在日记中写有“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的遗言。并把这一遗言凝结为血泪交迸、激情喷涌的诗篇,记在1962年1月24日的日记上,这就是那首流传广远的《望大陆》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诗中强烈抒发渴望回归大陆的心情和对故乡对亲友痛彻骨髓的思念,表达了对有生之年不能目睹海峡两岸统一的失望情绪;以及四顾苍茫,归期无日的深悲剧痛。“国有殇”,借用屈原《九歌》中“国殇”一词,表达自己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全诗以“骚体”出之,既反映了老人对爱国诗人屈原的倾慕,更获得了古人所说的“长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的最佳表现形式。它浓缩了海峡两岸人民共有的情怀,道出了无数他乡游子的心声。

老人于1964年11月10日在台北病逝,享年85岁。国民党当局将他安葬在观音山上。鉴于老人生前有“百年之后,愿葬于玉山高处,可以时时望见大陆”的遗言,台湾一些民众团体发起募捐,为他塑造面对着大陆的半身铜像,安放在玉山主峰之巅。三十多年来,无数登山者都要在铜像前面留影,它已成为人们美好回忆的组成部分,更是台湾人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一种象征。

夏日山乡的气候多变,恰如孩儿的脸那样,刚刚还喜笑颜开,不一会儿就陡然变相,涕泗涟涟。早起推窗远望,天际阴云四合,我们草草地用过早餐,便赶忙整装出发,沿着一条名为楠梓仙林道的柏油马路前行,路旁的毛地黄开得正闹,长长的茎上结着成串的花朵,在绵绵的细雨中临风摇曳,楚楚生姿。我们也无心赏景,不到一个小时就匆匆地赶到了玉山登山口。

然后,我们便沿着楠梓仙溪的溪谷,在蜿蜒的步道上曲折前行,山路渐行渐高。下一站是排云山庄,里程标示是85公里。气温也在逐渐下降,两旁棕褐色的岩石,形态狰狞,森然可怖;上面遍布着玉山龙胆、玉山石竹、高山沙参等这一带所独有的植物,花型大小不一,但一律都十分艳丽。特别是那种玉山杜鹃,花朵洁白、硕大,罩满了远山近谷,把茫茫大野装点得如同仙山阆苑。经过一处狭窄而陡峭的断崖之后,便踏上了一段碎石铺就的上坡路,大约提升了几百米。一打听,此地海拔已经接近3400米了。空气比较稀薄,呼吸感到不畅。我们一个个已经汗流浃背,剧烈地喘息着。而旁边却是一列峭壁,拄天拄地地矗立着,真怕它会在大风雷雨中突然倒塌下来,于是,赶忙躲到前面去休息。

中午过后,我们终于来到了排云山庄—这攀登玉山极顶的最后基地。这里距离极顶,据说只有24公里。晚间,要在这里住宿。稍事休息之后,体力有所恢复,天色也晴明了许多,我便选一处开阔地,向那神秘而圣洁的玉山遥遥地眺望。峰顶此刻正笼罩着迷雾,白云弥漫了山巅,瞬息间又飞瀑一般地流泻着,果真是风马云车,变幻莫测;下部却黝黑一片,显然是覆盖着大片的森林。强风掠过,林涛掀起层层巨浪,漫山漫谷,发出隆隆的响声,令人心神为之震怖。

晚饭后,阶前闲步,与台湾一位报社记者闲谈,他也是于右任老人的书法和诗词的热爱者,我们一起背诵了老人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章隽句。我也正是从他那里得知一个令我震惊、令我失望、令我气闷的信息—玉山峰顶的于右任铜像,早在四年前,当局即以清除“政治图腾”为由强行拆除,实际上,前此已连续遭到分裂分子破坏。拆除后,在基座上放置一方刻有“玉山主峰”字样的石块,去年“9·21”大地震后,又在基座前刻上了“愿心清如玉义重如山”几个大字。今年5月20日,新的主政者在就职大典仪式中,演奏了《玉山颂交响诗》乐曲,邮政局还发行了以玉山为背景的纪念邮票。玉山,显然成了他们的象征符号和精神靠山,自然容不得于老先生在这里同他们分庭抗礼了。其实,这种举动早在其任台北市长时即已开始,坐落在台北市仁爱路圆环中间的于右任铜像,就是由他决定拆走的。

连一座铜像竟也不容,足见其政治的怯懦与精神之虚弱;反之,一座铜像竟有如此巨大之威力,也着实令人振奋。从前读《三国演义》,看到第一百零四回《见木像魏都督丧胆》中“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的故事,原以为是罗贯中编的笑话,想不到竟于今日重见!可惜客中无酒,不然,真堪浮一大白。只是,一从听到这个讯息,向玉山之巅冲刺的兴致就再也提不起来了,而那耸天拔地的青峰,似乎已经在我的面前轰然倾倒。“玉山倾”或“玉山倒”,语出《世说新语》,原是形容人酒醉将欲倾倒之态。我这里“顺手牵羊”,借用这个现成的词语,不过是想说明此刻的一种心态,一种感觉。

是夜,排云山庄里通宵下着大雨,在海拔三千四百多米的高程上,伴着孤灯寒雨,一时百感中来,率然题写了篇头的三首七绝,也算是对于老先生的一百二十一年冥诞的一份纪念吧。


(2005年)



意念中的行旅


看到这个题目,你会觉得很潇洒很诗意的。不是吗?“意念中的行旅”肯定是记述一场离奇的梦境,既然是行旅,那就不会是个人踽踽独行,里面或许带有某种罗曼蒂克式的插曲;也可能是诉说一次拟议中的、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的远行,—为什么“此行未果”呢?大约更是有“戏”可看了。

其实,你全都猜错了,说来未免使你扫兴,事情远没有那么复杂,我所讲的只是一次参加考试的经历。

考试,向来都是紧张、单调的,绝无潇洒、诗意、轻松、快活之可言。旧时代有个顺口溜:“牛怕野虻,驴怕磨坊,长工怕苇塘,生员怕考场。”生员俗称秀才,又叫博士弟子员,也称庠生。秀才是科举制度下踏上升官阶梯的起爬基点,他们不能直接当官,但可以参加乡试,考取举人,—这是很难跨上去的一个台阶。

一般地说,考试是对人的知识、才干与能力进行考查测验的一种方式,这在世界各地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在中国,它的初始阶段,却是用以考核官吏治绩的。我国最早的古籍之一《书经》里就有“三载考绩”的记载;唐代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考试便成为开科取士、拔擢人才的一种通行的手段;明清以后,开始把考试同学校教育联结起来,实行“科举必由学校”的制度,—朝廷委派学政官主持院试考试,从省府州县办的郡县学中录取生员,然后再通过乡试、会试、殿试,一层一层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往上爬。

一个读书士子,往往要花上几十年的工夫,才能爬上登龙入仕的阶梯,有的则是青灯黄卷,矻矻终年,到头来还是一个老童生。看过古典小说《儒林外史》的,有谁不为周进之流的倒霉蛋儿洒上一掬同情之泪呢!《儿女英雄传》里的安如海,算是幸运儿,不管怎样还是中举了,可是,你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算,我自二十岁上中举,如今将近五十岁,考也考了三十年了,头发都考白了。”真是地地道道的含着辛酸、带着血泪的伤心人语。

当然,在今天,这已经成了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话了。但考试却是常说常新的。人们,包括每个普通的中国人,对于考试大概都不会有陌生之感,甚至说它是最为常见的,任何人都曾接触过的一项社会活动,也不为过吧。比如说,这一家有三代人,上中学的小孙子,早晨起来就嚷嚷着:“期末考试开始了,早点吃饭吧!”儿子和媳妇,一个是机关的公务员,一个是法院的审判员,他们嘴里一边嚼着饭,一边讨论着《法律法规大全》里的内容,准备着即将到来的年终考试;老奶奶是老年大学的积极分子,此刻也正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温习着绘画、书法课,她也要应试哩。

最典型的事例要算全国的高考了,每年都有几百万的考生应考,若是再加上他们的亲人、老师、朋友,加上考试的组织者和工作人员,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参与其中,关注其事,为之呕心沥血,不眠不休,恐怕是难以计数的。考试决定着无数人的前途、命运,关系着许许多多人家日后的苦乐、悲欢。它简直成了一条抽打旋螺的鞭子,在催赶着无量数的人,无量数的家庭,奋力地搏击,拼命地旋转啊。

纵观古今中外的考试,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起码有笔试、口试、面试等多种形式,现在又增加了计算机测试、远程测试的项目。近几十年,我国的各级各类考试,率皆以笔试为主,突出笔试的作用,这当然有重要的道理。但我以为,忽视口试与面试却是万万不应该的。在远古时代纸笔尚未出现的时候,当然只能依靠面试、口试来拔擢人才。据《记纂渊海》一书记载,汉代取士实行射策与对策两种形式,“射策随其所问而释之”(按照提问的内容加以解答),对策则是“问以政事经义,观其所对文词,定高下”。二者,都具有口试性质。到了唐代,就把笔试与口试分开进行了:“唐制取士,凡明经(科考项目)先帖文,然后口试。”(见《文献通考》)在国外,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凡教育比较发达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考生口试、面试的成绩,俄罗斯更是把考查考生的“说话应答能力作为升学考试的主体”。

从实际工作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在笔试的同时,如能辅之以口试、面试,对于全面地了解报考对象,考核人才、发现人才,确是一个可以获得显著效果的重要环节。如果说,笔试侧重于考查考生的书本知识,那么,口试、面试则更能充分考核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思想气质、精神风貌。可是,由于我国多年来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同时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考生参加高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够采取的形式只能是笔试,而口试、面试根本无法付诸实施。

但是,年龄较长的朋友当会记得,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教育界,还是很重视口试与面试这两种形式的,他们继承了我国长期固有的传统,不满足于一张“见物不见人”的试卷,总是耐心地与考生交谈,从而更多地掌握一些活的情况。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有一点切身的体会。开头说的“意念中的行旅”,指的就是这件事。

那是1949年7月中旬的一天。刚刚下过了一场暴雨,建立不久的盘山中学条件还十分简陋,校园里到处汪洋一片。我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本来就没有穿袜子,此刻,索性脱掉了鞋,蹚着泥水,来到一座陈旧的木楼里应试。当时,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学生,除了笔试—语文、数学、时事政治等方面的答卷,还须进行口试、面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

老师很亲切、和蔼,高高的个头,大约三十岁上下,胸前戴着一个白布制作的名签,从那上面我知道,他和我是一个姓。王老师照着报到花名册,念出了我的名字。我应声走进屋里,显得十分拘束,他挥手示意,让我坐在他的对面,亲切地告诉我:要定下神、静下心来,做好答问的准备。

闲聊了几句家庭状况、本人学习经历之后,王老师开始提问了:

“你读高小时喜欢什么课程?”

我说,喜欢地理。

“为什么?”

我说,长大了以后,我想游览名山大川,走遍全国。

“那好,我就考问你这方面的问题。”老师略微思索一下,便说,“你注意听着,题目是这样的:我想从这里(指当时的辽西省盘山县城)到广州—你知道广州吧—去看望外祖母,你看要怎么走,才能经济、合算?要求有三条:一要尽量减少经费,二要尽最大限度节约时间,三要汽车、火车、江轮、海轮都能坐着。”

我说,可以从盘山县城坐汽车到锦州,然后换乘京沈铁路的列车前往北京,再转乘京沪线的火车抵达南京,从南京登上长江客轮到达上海,再从上海乘海上轮船前往广州。

“你再考虑另外一种方案,”老师说,“我的出行计划有些改变,因为发生了新的情况。我的妹妹在陕西的宝鸡读高中,放暑假了,她也要一同去看姥姥。你看这要怎么走?我怎样同她会合?”

我说,那就事先通知她登上陇海铁路的东行列车,赶到江苏的徐州,彼此约定好车次和到达的时间。老师还是从这里坐汽车到锦州,再坐火车到天津,然后换乘津浦铁路的列车,在徐州车站接妹妹上车,依旧是到南京下车,然后换乘江轮到达上海,再转乘海轮前往广州。

“好!”老师高兴地说,“给你打一百分。”

这样,尽管我笔试的成绩并不十分理想,数学分数没有及格,但我还是以第十九名的靠前位置,被录取为初中一年级插班生。

这次口试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可是,当时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尤其是每次乘车经过这些地点,都会想到这番“意念中的行旅”。1999年3月,我趁返回母校参加五十周年校庆的机会,专程拜望了已经八十高龄、正在病榻上休养的王老先生,席间又一次共同回忆了这段往事。作为省内知名的老教育家,他痛切地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教育系统有许多好的经验和做法,可惜没能继承下来,重视口试、面试就是其中的一项。反思过去,我们的许多青年学生之所以存在着重知识轻能力,或者说有知识没能力的倾向,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依我看来,可能同这种入学考试只限于笔试的单一形式也有一定关系。


(1999年)



三江恋


人们习惯于把祖国的东北地区比喻为引吭高歌的雄鸡,那么,由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冲积而成的三江平原,便是这只雄鸡的丰满的颈部和奇突的头部,而素有“东北第一镇”之誉的抚远县乌苏镇,就恰是美丽的鸡冠了。

这是一个神奇的所在。盛夏凌晨两点多钟,祖国的其他地方都还在夜幕笼罩下酣然沉睡,而这个小镇已经蘧然醒转过来。在东北方向天地交接之处,首先现出一条红色的亮带,顷刻,毫芒四射,光华耀眼,紧接着一轮红日像顽童似的一蹦一蹦地向上跳动。

记得那年也是这个季节,站在泰山日观峰上看日出,是四点三十分,大家都以为是绝早了,可是,比起这里还晚了两个多小时。此刻,我才憬然领悟:怪不得小镇边防哨所的战士将“我们最先把太阳迎入祖国”十一个大字写在墙上。占据着如此优越的地利条件,谁能不充满自豪感呢!

登上高耸云天的瞭望塔,凭栏远眺,但见奔腾北下的乌苏里江在这里与浩荡东流的黑龙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浴着朝晖,闪着粼光,一同欢快地滚滚东奔,追赶那一轮红日。

云水苍茫中,乌苏里江上驶过来两艘运载杂货的机船,一幅绝妙的“清江晨泛图”呈现在眼前。遗憾的是,我没有嘹亮的歌喉,不然的话,一定要高歌一曲《乌苏里船歌》。

面对着接天盖地的茫茫翠海,我张大着渴望的双眸,尽力在绿到天边的莽原上,搜寻与辨识着豆畦、麦垅、稻海、粮原。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绿,这宇宙间最鲜活、艳丽的生命的原色,此刻,涵盖了一切,模糊了一切。

红日初临,碧空如洗,益发显得天色瓦蓝瓦蓝,以至于浮游的云朵轮廓异常清晰,宛如镶嵌在翠蓝的天幕上的白玉浮雕。一只雄鹰平展着双翅,悠闲地在碧空中滑翔。条条点点的清溪、水泊,像白练,像明镜,在下界静静地闪耀着光华。

我见过祖国无数的大小平原,也曾驻足大西北,骇叹过千里戈壁的辽阔,游目骋怀于北美加里福尼亚州的茫茫沃野。但是,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修远、如此完整的弧形地平线。凭高远望,一时忽发奇想:展现在眼前的分明是一把其大无比的打开的折扇嘛,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恰似两个扇骨,地平线相当于扇面的边缘,而脚下的乌苏镇正处在两个扇骨的中轴。这把大折扇上画满了浓绿、淡绿、翠绿、嫩绿的风景。

以前无论在哪里,总嫌起伏的山峦、茂密的丛林、参差错落的建筑群,那些形形色色的障碍物遮蔽了眼界。这次在三江平原,才真正领略到望眼连天、极目千里的快感。此情此景,大约只有置身于天空、海上,尚可得其仿佛。

我这次寻访三江平原,只是涉足它的腹地,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抛在视线之外,不免有遗珠之憾。但就是这些,已经使我梦绕神驰,流连忘返。

这里土壤肥沃,水质优良,日照、雨量充足,生态环境良好,交通方便,具备发展以绿色食品为主的生态农业和林、牧、渔业的优越条件。

这里有成批的国家一类口岸,有内河深水良港和内陆地区借江出海,经鞑靼海峡直达太平洋沿岸诸国的黄金水道,有正在兴建的北起同江、南至三亚的纵贯全国的高等级公路。

这里的“三花五罗”、鲟鳇、大马哈等特种鱼和雪兔、紫貂、丹顶鹤、白尾海雕等珍禽异兽,久负盛誉。一种能够捕获天鹅的猛禽海东青,自辽金时代即被列为贡品。

条件优越,而人烟稀少,区内人口密度仅为全国平均数的三分之一。其发展潜力是无与伦比的。作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世界少有的没有充分开发的亚次处女地,三江平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盛的物质产品,而且,是北方理想的旅游胜地。

无论是秀绝神州的花开叶落、鸟啭虫吟、牛羊咩咩、流水潺潺的莽原朔野,还是独具塞北特色的森林公园、狩猎场、滑雪场,以及赫哲族民俗村、博物馆,都以其无穷生趣,吸引了中外游人。置身其间,仿佛投身母亲的怀抱,回到幼时的摇篮,顿觉远离尘俗,宠辱皆忘,神清气爽,返璞归真。纵有千般尘虑,万种忧思,也会澹然冰释。

三江平原是民族的大家庭,有近四十个民族在这里生养蕃息,和睦相处。又是北方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摇篮,数千年来,他们在耕渔采猎中濡染着风习,开创了文明。统治中国北方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女真族,就是从这里跨上了征鞍,创建了金国,最后跃马中原,灭辽蚀宋的。

全国人数最少的民族之一赫哲族世代聚居此地,独具特色的博物馆向我们昭示了这个民族的世系源流、经济生活、文化礼仪、风土人情。这个民族富有爱国情怀和抗暴精神。史载,1643、1658年,赫哲族与达斡尔、满、汉族民众一道,先后三次击溃沙俄的入侵。

当地传颂着一首《烈妇歌》,叙述1860年冬月赫哲族少妇抗拒沙俄暴徒凌辱,坚贞不屈的感人事迹:“赫哲女子颜如花,夫出从猎妻守家。突来碧眼黄须虏,闯门入室难要遮。妄思鸠占饵以利,继乃威逼戈矛加。由来女子抱贞性,此身可碎心无他”,“彼众我寡势不敌,至死不屈宁嗟呀”。“遐方女子知大义”,“肯将皎玉遭污瑕?”

承赫哲族聚居地街津口乡乡长告知,敌伪统治时期,惨遭日寇迫害,整个赫哲族只剩三百多人,现已增长了十倍。从穿鱼皮,住地窨子,乘狗爬犁,以捕获大马哈鱼次数计算年岁,到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整个生活方式现代化,从单一捕鱼到多种经营,他们说:“我们是一步一层天。”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组织了一批批转业官兵、地方干部、科技人员和知识青年,进军北大荒,开发建设三江平原。这里不须费更多笔墨,只要听听沿途的“建三江”、“换新天”、“红兴隆”、“大兴”、“创业”、“友谊”、“星火”、“前进”⋯⋯这些农场的名字,就不难记起这支建设大军与万千拓荒者的皇皇盛绩。

为了开发、建设北大荒,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漠漠荒原上,撒播了知识、爱情、友谊、信念的种子。就中有欢腾的乐曲,也有沉重的悲歌;有憧憬,有思考,也有忆念。

三江平原是一种诱惑,一种挑战,一方献身的祭坛,更是一处建功立业的疆场。有些人已埋骨荒原,他们和同伴一起经历了昨天,却不再拥有明天。也有相当数量的佼佼者,从这里起步,跨上了科学、文艺的殿堂。

他们带走了伴和着冷雪清霜的残夜断想,带走了半是甜蜜半是凄苦的难忘的岁月,带走了对黑土地魂牵梦绕的苦恋;而把用汗水血汁和青春的激情、理想的诗意书写的创业史,留给了江花边草,留给了粗犷的荒原,留给了子孙后代。

经过两代人四十年的艰苦奋斗,在十万平方公里的黑土地上,发展了佳木斯、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城市,建设了一批大农场、大工厂、大林场、大煤矿为主体的新兴经济区。于今,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的北大仓。改革开放以来,三江平原更跨上了飞驰的骏马,并开始走向世界。

夜深了,昂首疾驰的南下列车载着我踏上了归途。我依依不舍地望着车窗外的佳木斯的万家灯火,望着万籁无声的漫漫荒原。那绿色的晨风,仿佛仍在心上吹拂,富含健脑提神的负离子的清新气息,还存留在呼吸间。当下吟哦一首七绝:


船歌高亢牧歌甜,碧草如茵接远天。

我与三江期后约,流云逝水两茫然。


(1995年)



净土情缘


常听人说,万有的缘法都是偶然凑泊的。这话当然在理,比如,我的结缘观音山,就颇带一点偶然性。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这种偶然之中也潜伏着必然。—对于大自然,尤其是对于赋形大自然的禅思、禅悟,我一向是悉心究诘,情有独钟的。虽然我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置身于尘氛十丈之中,不属于那种“偶开天眼觑红尘”的世外超人,但是,却又醒里梦里都在想望着、向往着这种喧腾热浪中的清凉世界,都市里的一角绿洲。就是说,在实地踏上这片桃源佳境之前,我的心里早已模拟出它的影像、它的精魂了。借用佛禅的说法,“因缘现身”是也。

情生缘。情是渊源不竭的泉流,缘则为人生着上一层暖色。

乾坤清气得来难。在这红尘扰攘的现实世界中,几乎一切山川旷野、溪谷陵原,都已被那无远弗届的现代文明登录、注册,车尘市声、衣香鬓影,耳目所及,无处不是人为的世界,复制的、机械的、扭曲的痕迹随处可见。在紧邻港、深、惠、莞这些繁华都会的夹缝间,居然硕果仅存着一处守候在都市背后的绿色群落,而且是如此之广袤,如此之妙境天成,真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人间奇迹。

诚如主人所言,这方红尘净土,像佛祖一样胸怀坦荡,慷慨无私,像挚友一般热诚好客,豪爽旷达。只要你能够觅得半日消闲,肯于步出郊外,踏上这片画一般静美、梦一样空灵的大地,你就可以实现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拥有一处意念中的精神家园。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有一句富有理趣的话:“求爱得爱,固然好;没有求,就给你,更足实。”观音山森林公园就是这样一个保证你身心都“更足实”的所在。

当你踏着林间小径,穿行于万树葱茏之间,心头会渐渐地涌起重返童真、回归自我、生命还乡的亲和感与归属感,像是裸体的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恣意饱享着受用不尽的原生形态、荒情野趣,你的整个身心便一股脑儿地同大自然融会在一起—目所见,生机也,万树参天,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耳所闻,天籁也,风呼林啸,溪吼泉鸣,杂着草虫飞鸟的浅吟低唱,汇成一部妙趣无穷的交响乐;鼻所嗅,清气也,林谷风回,花草馨香,沁人心脾;心所思,禅悟也,通过灵魂净化,千般痴嗔爱欲,万种忧患得失,一切世俗纷争,都会随着淙淙的清溪流远,宛如旧梦轻烟悠悠地散去,进而体味出精神对于经验的觉悟,实现着以智慧透视人生的超越,真正悟解“世人不识青天意,空使身心夜半愁”这禅偈一般的妙绪灵思。

漫步“佛缘路”,攀登“菩提径”,游目“普度溪”⋯⋯脑际回旋着这些饱蕴禅机理趣的名字,已经觉得明心见性,平添了几分妙悟;更何况望中还有耸立于五百米高程之上,直矗青天白云的观音菩萨圣像,远远看去,好似驾着冉冉祥云,飘然自南海归来,慈祥地俯瞰众生,点化着信众。在阳光—绿色—人文的氤氲下,作为一种昭示、一种象征,作为智慧、和谐、安宁、福祉的化身,它使众生领悟到慈爱心、向善心、包容心、平常心、自在心,概言之,也就是禅心。

其实,人们钟情绿地,渴望回归自然,绝非仅仅为了怡情悦目,健体强身;更深层次在于寻觅一处心灵的憩园。


(2005年)



淹城三说

最早知道淹城的信息,缘于《文汇报》的一则简要的报道。报载,在素有“八邑名都”之誉的常州市南九公里的武进县湖塘乡,有一处重要文物古迹,是大约三千年前的商朝淹国都城遗址,三城三河,环环相绕,为我国以至世界所独有,而且在现存的地面城池中,最古老,保存得也最完整。

关于淹城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吴地传》:“毗陵(常州古称)县南故城,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这一带,春秋时期称为延陵,为吴王寿梦第四子季札的封邑。《公羊传》有“季子去之延陵”的记载。《史记·吴泰伯世家》云:“季札封于延陵,故号曰延陵季子。”古代类书之祖、三国·魏时编辑的《皇览》记载,“延陵季子冢在毗陵县暨阳乡,至今吏民皆祀之。”正是依据上述古代典籍,史学界对于淹城遗址的来历,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推测:

一说,淹城曾是商末周初奄国的国都。商周时期,在今山东曲阜、泗水一带曾有一个诸侯国奄国。商周递嬗,它曾联合徐、淮和东方其他邦国进行抵抗。《越绝书》中提到的淹君,乃是奄被平服之后流窜东南的残部的首领。他们凿河为堑,堆土作城,仍然沿用“奄”字为其国名。古代“淹”、“奄”二字通用(甲骨文中,有“弇”而无“淹”、“奄”二字),其临时国都遂以“淹城”名之。

二说,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三让王位,被吴王诸樊封于延陵(即今常州),吴语中“延”、“淹”谐音,因而认定淹君即季札公子,淹城为季札所筑。也有的说,公子季札因不满阖闾刺杀王僚攫取王位,遂毅然脱离他的统治,于封地延陵筑垒修城,以示淹留之决心。“淹城”之名本此。

上述两种推测,我认为各有所据,都说得通,一时难于判断其是非。实际上,还有一种说法,它来自当地的民间传说。作为远古记忆的口头传承,我觉得其可信度同样很高,不应忽视。

关于淹城遗址的第三说,我是在1984年实地访察武进县湖塘乡时直接听到的。

诗文中有“神游”、“卧游”之说。我就是身尚未到淹城,心却早已向它敞开了。脑子里带着一大堆问题,坐上了市文化局备好的轿车,南出市区,径直上了武(进)宜(兴)公路。正是收获时节。两旁稻海连天,推涌着起伏的金浪,展现出锦绣江南的丰年胜景。向导小章是一位健谈而博雅的姑娘,沿途做着有关故实的解说。过了湖塘桥,在西向拐弯处,小章指着一个村落说:“这里距淹城五里,是古代留城的遗址。”接着,她讲述了一个有趣的古老的传说:

商朝末年,淹、留都是诸侯小国。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两国君主常相过从,还做了儿女亲家。后来,留君听说淹君得到两只白色灵龟,属于稀世之珍,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借回去与妃嫔传观,但始终未获准诺,于是起了并吞淹国之心。察知了留君的用心,淹君一怒之下,把归家省亲的女儿扣住,不许她再返留城。同时筑设三城三河,严加防守。城外烽墩罗列,用以登高瞭望和升烟报警。城墙外侧种满倒钩、蒺藜、唐球、弯角毛树等带刺的灌木丛,形成了防御敌军偷袭的天然屏障。留军几次强攻,都没有得手⋯⋯

说话间,淹城到了。轿车开进了外城,停在三座高墩前面的广场上。由小章导引,我们顺着传说是淹君的跑马岗往里走去。原来,城凡三重,均为泥土堆砌。外城略呈圆形,周长五里,城郭约为七里;内城呈方形,周长三里。恰和《孟子》中“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说法相符。宫城,俗称紫罗城,周长一里。每道城只开一门,外城门朝西北,内城门向西南,宫城门对正南,这也符合中国古代统治者对自己权力的传统表示方式。

三城外侧均有护城河,宽五六十米不等,互不通流。宫城河已湮为农田,内河、外河静水无波,作蛙绿色。宫城地势高耸,内城、外城渐低,远望之形似旋螺。城墙虽已倾圮,但基址仍高出水面十米左右。

小章念了一首民谣,基本上勾勒出淹城当日的胜概:


里罗城,外罗城,中间方形紫罗城,三套环河四套城;

内高墩,外高墩,周围林立百高墩,城中兀立王女墩;

内河坝,外河坝,通道唯有河西坝,独木舟渡古无坝。


现在,除墩台有所减少外,余者大体如是。

《武进县志》记载了明代诗人陈常道的两首淹城纪游诗。其一曰:


谁叱冯夷去巨兵,凿开湖埠壮南营?

山藏孤岛围千嶂,堑挟重汤控一坪。

盘谷蛇形森踞虎,昆池迭影浩翻鲸。

可怜王气今蒿莽,落日群鸥空自盟!


于兹可见,在数百年前,虽然城池早已笼罩在荒烟蔓草之间,但气魄还是十分壮伟的。

我们踏看了城墙上下,共同赞叹古昔工程的浩巨。遥想淹国当年,深沟高垒,负险固守。三道城门不在一个方向,该是考虑了城堡防御的要求;而唯独东面无门,又似乎标示出当时主要敌人的方位。“但是,偏偏没有守住。”说着,小章续讲了前面剩下的半截故事:

单说留国的军队围困淹城一个来月,也没有攻下。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留国的军师给太子出了个主意,让他以过去惯用的方式(飞箭传书),与年轻貌美的妻子(淹君之女)相约在城外会面。面诉两地相思、缠绵悱恻之情;说明照此死守下去,夫妻永无团圆之日;进而诱使她提供破城之策。

淹君女对父王早有腹诽,此刻为了一己的情爱,便将社稷存亡置诸脑后,当即答复了丈夫的请求,在城外会面中偷偷泄露了淹国的机密。她说:“冬令祭腊之时,父亲将带兵出巡,城里兵力空虚。届时可在城外放火,烧掉墙上的棘刺,然后你们偷偷地架桥设梯,攀上城头,我在里面按时接应。”

留君太子按计行事,结果,五百精兵一夜之间尽数涌进宫城,劫走了白龟和大量财宝。淹君归来,知是女儿里通外国,勾引敌兵所致,未容分说,便手挥青铜剑将女儿碎尸三段,分别埋葬三处,上筑高墩,以警臣民。后人称它们为头墩、肚墩、脚墩。

尽管这只是传说,未必实有其事,但经当地多少代民众的口耳相传,淹君女便成了不见诸史传的千古罪人。

“揖让征伐几废兴,陈年史影费猜评。”隔着历史的重重帷幕,有些史疑一时很难廓清,还是请历史学家去论证吧。我想的是,这个古老的传说留给后人的深刻教训。

中国古代城堡的形制,多数比较简单。沪南奉贤县的柘林古城,不过是个土围子。即使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和赵邯郸、齐临淄等古代名城,也只有两重方城,有的部分还互相重合。像淹城这样内外三层,层层相套,高达数丈,实属少见。但因隐患未除,“变生肘腋”,堡垒被从内部攻破,高垒深池,统归于尘土。

归途上,感谢小章为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小章却摇了摇头,嫣然一笑说:“功不在我。历史本身就是一部生活的教科书。”

后来,我陆续看到报道,这里先后出土了独木舟和多种青铜器具、原始青瓷和几何印纹陶器。被称为“开天辟地第一舟”的独木船,全国现今只发现十几只,而淹城一处就出土了五只。最大的长十一米,口宽零点九米,系用整段楠木刳空而成。科学鉴定证明,这只船公元前一千多年即已投入使用,现陈列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淹城遗址已经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4年)



缘订三生


杭州,我不知来过多少次了。在葛岭的初阳台上,欣赏过朝暾起驾的丽景;在九溪十八涧的石板间,轻盈地跨着鹤步,尽情体验着“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的自然情趣;西溪梅墅河道两旁倒影水中的梅林,萧疏淡雅,更令人尘襟为之一浣。当然,驻足最多的还是西湖一带,尤其是雨雾空濛的六月天,漫步在杨柳轻扬的苏堤、白堤上,看滴滴雨线插入湖面,划出一圈圈的涟漪,看湿漉漉、水泠泠的“三潭印月”那绝美的意象画,看仕女头上的伞花与湖里的荷花交相辉映,真真切切是“十步一诗,五步一景”。否则,当年诗人白乐天也不会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在此湖。”

不过,这次重到杭州,却抛开了那些奇观胜境,主要是想会会祁君子青。子青兄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彼此交谊达半个世纪。当年一同供职于营口日报,彼此声应气求,时相唱和,相知相重;尔后,海桑变易,同葆岁寒,虽音问常通,但已千里暌隔了。

子青兄饱经忧患,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个性强,悟性亦强,感情尤为真挚、浓烈,非常适于从事文学创作。可是,考中的却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结果大半生精力投入办报。这无异于让一条大水牛去拉磨,用其所短,弃其所长。渐入老境之后,才调回浙江,不觉又过去几年了。久不相见,彼此有太多的情愫要倾诉,太多的话语要交谈。

见面之后,我还没有坐下,他便急着告诉我—

近日趁出差之便,返回营口看看。咳,看什么呢?“旧梦如烟一笑空”啊!当然,最想看的还是旧时居住多年的宅舍。路已经拓宽了,楼房一栋挨着一栋,幸好当日的院落还在。忙着趋前几步,就发现大门墙外的几株卷帘花,竟然钻出一层破碎的煤渣,啸傲着春风,粲然开放,开得那么绚丽耀眼,跟他在的时候一模一样。顿时,他记起了唐人钱起那首《故王维右丞堂前芍药花开,凄然感怀》的诗来:“芍药花开出旧栏,春衫掩泪再来看。主人不在花长在,更胜青松守岁寒。”禁不住热泪滚滚流出,哭了。

“一切生物,都有灵性。鲜花野卉,是不是同样也有三生,也有记忆呢?”

听了我的问话,他也不去做答,似乎仍然沉浸在当时的情境里。过了一会儿,他问:“你知不知道,杭州有个‘三生石’的景观?”

没等我回答,他就牵着我的手,三步并作两步,大踏步地奔向公交车站。

我说:“你莫不是要拉我到黄泉路上,先喝上一碗孟婆茶,再去找那奈何桥边的三生石?”其实,我知道,他说的“三生石”就在杭州西湖边上。苏东坡曾经写过一篇《僧圆泽传》,讲述一个含蕴很深的“缘订三生”的故事。书中记载,在西湖天竺寺外,至今还留下一块大石头,据说就是当年他们隔世相会的地方。

他笑了笑,“究竟是哪个,实地去看。”

我们在灵隐寺下了公共汽车。他定了定神,辨别一下方向。

多年前,他曾来过一次,只记得,要经过下天竺法镜寺,然后,再过一座小石桥。可是,现在旧游重到,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石桥了。只好去问一位过路老人,指点说,走过一片茶园,再上行一百米左右,就能够看到了。

大石头,倒是真有。原来以为是立在山上的高耸处,其实,就在山脚下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大石并非一个整块,而是几个拼凑在一起,嶙峋、错落,略显峥嵘。旁面有一块立于民国二年的石碑,讲述故事的原委。

传说唐时洛阳名士李源久居某寺,与寺中僧人圆泽交情甚笃,一次,两人同游峨眉山,途中圆泽辞世。死前,与李源约定,十三年后的中秋之夜,相见于钱塘天竺寺一块大石旁边。十三年后,中秋月下,李源如期赴约。立在石头之下,正当他独自忆念当年的友情时,恍惚间,见到一个牧童缓缓骑牛而来,隔涧高歌:“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李源心想,这肯定是圆泽了,刚要上前和他畅叙前情,只听牧童又朗声唱道:“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下瞿唐。”一曲方歇,便隐身而去,不知所终。一切如梦如幻,有如春梦无痕,但一切又情境分明,丝丝入扣,皎然若现真如。

我们怔怔地立在一旁,谁也没有做声,然后就默默地在四周寻察。时当初夏,山上山下,绿树葱茏,尽皆盘根错节生于石隙之中,时有古藤缠绕,勾结相连。我们透过枝条缝隙,突然发现,里面还依稀地隐现一些石刻,可惜因为年代久远,漫漶难辨,一方石碣上刻有“贾似道”字样,不知所述为何。由于害怕误犯毒蛇,不敢探头细看,只能远处站着猜想。

忘记了是谁首先打开了话匣子,无非是慨叹:古往今来,人世间不知立下过几多山盟海誓,许下了多少信誓旦旦的诺言。可是,莫要说缘订三生,即便是并世同存,真正念念不忘、时刻结记着兑现的又有几人呢?


(1998年)



三道茶


写罢了“茶”字,忽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有好茶喝,会喝好茶,一种清福。”

由于苏、浙、闽、皖都有一些文友,他们到时候总能捎来一些上好茶叶,因此,除了《红楼梦》中警幻仙子的产于放春山遣香洞、煎以仙花灵叶上的宿露的“千红一窟”不知何味以外,其他诸如龙井、毛尖、大红袍、铁观音,庐山云雾、金奖惠明、顾渚紫笋、莫干黄芽,等等,都曾领略过。看来,前半句“有好茶喝”倒也当得;只是,喝则喝矣,对于茶艺却素少研究,所以,后半句“会喝好茶”,就谈不到了。

我同意那种“酒为热闹的社交而设,茶则是为恬静的朋侣而设”的看法。因此,喝茶时喜欢寻觅一个幽静的去处,向往那种“临水卷书帷,隔竹支茶灶,幽绿一壶寒,添入诗人料”(吴苹香诗)的韵致。我曾自嘲:如果饮茶也要分型列派的话,我当属于散漫型、自由派。

一杯春露,两腋清风,畅怀适意,优哉游哉,尽半日之闲,涤积年尘腻,什么俗氛杂念,烦闷疲劳,都一股脑儿化解在清茶的色、形、香、味里。它不像欧洲人那样解渴式的匆匆忙忙、一饮而尽的鲸吸豪饮,也有别于日本式的拘于礼仪、程序繁复、讲究“敬和清寂”的茶道。那种超然气韵,大约只有钱起诗中描绘的“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可以略相仿佛。

这次在大理下关,当接到“白族三道茶晚会”的请柬时,起初并未引起太大的兴趣。我以为,这种表现民族风情的茶点,可能与藏族的酥油茶、蒙古族的咸奶茶、维吾尔族的奶子茶相似。既称为茶会,免不了要肩摩踵接,履舄交错,只有合尊促坐,吹弹侑客,不容意念回旋,从容品味。同时,我还把“三道茶”同所谓“三饮知真味”的三碗茶混同起来。我真怕三大碗茶下肚后,像苏东坡那样,“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整夜兴奋无眠了。

实践证明,我犯了个主观臆想的错误。

步入会场,便听得四壁风鸣,有一种波翻浪涌、身在浮舟的感觉。原来,下关这个地方,处在点苍山的风口,因此,“下关风”与“上关花、苍山雪、洱海月”齐名,同为大理绝景。这番狂吼的疾风,客观上显示了一种时代洪潮激荡、人生变幻不居的警世意味。

室内客桌做U形设置,有二三十人入座。开场前,扩音器里奏鸣着江南丝竹乐,与室外的风号林啸恰成鲜明的对照。给人一种干戈化为玉帛、铁马秋风转作杏花春雨的舒泰感,大家的心境随之也宁静下来。

主人简约致词,略云:中国的饮茶艺术,一向注重情趣和韵味,追求一种悠然自得、回味无穷的心理境界。今天的晚会力求体现这个特点,愿它能够伴着各位嘉宾度过一个难忘的春宵。

说着,三位头戴艳丽的流苏,身着红裤褂,腰系花围裙的白族姑娘,已经端着第一道茶穿花蛱蝶般地走了过来。这些“五朵金花”的后代,一个个美秀天成,端丽大方,分三路向客人彬彬有礼地献茶。

面对此情此景,我想起了苏东坡的一则轶事:一个冬夜,他梦见一位韶秀的女郎,一边歌唱着,一边把用雪水烹煮的小团茶献给他喝;醒后,还觉得音容宛在,齿颊留芳,于是,写就了两首“回文诗”忆述其事。

此刻,我双手接过茶杯后,便仿效着古人的茶式,先闻茶香,再观茶汤色泽,然后,小口品尝,使茶汤从舌尖到两侧,再到舌根。

原来,这第一道茶是经过文火烹过的,苦涩无比。客人们一边慢慢地品味着清苦之茶,一边观赏着白族男女青年表演的民族歌舞。

第二道茶是甜茶,里面加了红糖、核桃仁等,喝上一口,甜中带香。根据事先摸底,漂亮的白族少女为各地客人分别演出了他们家乡的舞蹈,令人感到分外亲切。

第三道茶里,添有蜂蜜、花椒、芥末等作料,使人记起苏辙“俚人茗饮无不有,盐酪椒姜夸满口”的诗句。略一沾唇,便觉麻辣酸涩一齐涌来,竟然辨别不清是什么滋味。可是,饮过几口之后,细加品啜,却又颇像咀嚼橄榄,大有回甘之效,故称之为回味茶。

三道茶饮罢,客人纷纷发表感想,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

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


据说,白族的三道茶会,原是为欢送子弟外出求学、习艺、经商的一种礼俗,后来,演进成现在这种富有生活情趣、饱蕴人生哲理的待客方式。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作用于一炉,为人们在紧张、喧嚣、粗犷、变动的现代生活中提供一方宁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

三道茶会,对于初出茅庐、乍涉世事的青少年,颇有教益。三杯酽茶入口,苦苦甜甜,回味无限,即使是粗心率意的钝根庸质,也总能从中得到启迪,有所感悟,减除几分稚气,增加些许成熟,不致把原本复杂曲折的社会生活简单地看作笔直、坦平的“涅瓦大街人行道”。

回味茶,尤其宜于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沧海惯经,风霜历尽,百般磨折过去,世事从头数来;绚烂归于平淡,浮躁化为沉静。丰富的阅历,多彩的生涯,翻过筋斗、勘透机锋的智慧与超拔,使他们如窖藏数十年的陈酿,味浓而香洌。经过几番回味,其间固然不乏颓唐、退馁者流,所谓“五欲已消诸念息,世间无境可勾牵”(白居易诗);但更多的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有人说,幸福感是经过磨折之后一种高扬的澄静。果如是,则这些老人的心境笃定是甘甜的。

身处逆境者有必要啜饮三道茶。那种苦甜交汇、忧乐相乘的意蕴,有助于他们顿悟“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妙谛,相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人生哲理,领略“谁谓荼苦,其甘如荠”的辩证关系,从而磨砺意志,振奋精神,立志做烈火中的纯钢,冻雪中的红梅,暴风雨中的雄鹰。

至于那些万事亨通,一无滞碍,志得意满的幸运儿,三道茶对他们也有所裨益。他们在横绝四海、睥睨万方的奋进中,喝上一杯苦茶,当可澄心静虑,少一些浮躁,多几分清醒,懂得危机感的不可或缺,忧患意识之可贵,增强经受挫折、战胜困境的应变能力。

健全的人生离不开真善美的发掘与弘扬。借鉴与吸收外间经验,无疑是极端必要的。但是,总不能脱离民族传统的土壤。而且,正如民俗学家所指出的,现在有些艺术实践活动,尽管比较科学、缜密,但总不如一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活动那样清新活泼,意趣盎然,贴近生活,那样使生活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生活化浑然一体,因而不能形成足够的社会氛围和人文趋向,不易获得整体的社会性认同与契合。

单就这个意义来说,三道茶晚会也是极有价值的。


(1992年)



访 书


北京的琉璃厂,上海的四马路中段,苏州的玄妙观、护龙街,杭州的留下,南京的状元境,都是旧时学人访书的理想去处。半日徜徉,归来满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有的兴犹未尽,还发而为诗,畅叙访书之乐:


老去看书眼未花,断编残简是生涯。

城南片席琉璃厂,饱向东京阅梦华。


记得还看过一首闺秀的买书诗:


厂桥游趁上春初,囊有余钱尽买书。

归压轻舟应胜石,伴郎披读快何如!


同样写得雅趣盎然,颇饶韵致。

几十年来,我也是每到一处都要去书肆访书,把它当作平生一乐,确像古人所云:“洛阳纸贵何暇计”,“每阅书摊不忆乡”。

这次在西双版纳,自然也不例外。只不过访求的书不是那些宋椠元刻,也不是什么殿版坊本,而是历经沧桑、闻名于世的“贝叶经”。

一般访书,往往是漫游坊肆、“信马由缰”,因为许多奇书、珍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我这次寻访贝叶经,则是事先就定了明确目标。我知道贝叶经,始于读《聊斋志异·林四娘》,那里面有“日诵菩提千百句,闲看贝叶两三篇”的诗句。后来翻检《全唐诗》,读到骆宾王、柳宗元、皮日休等许多人吟咏贝叶经的诗句,才晓得早在一千年前,它就已经出现在我国诗人的笔下了。

原来,唐代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高度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传播的繁盛期。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佛学的熏染,形成了习禅风气。写诗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发扬“禅意”,参悟“禅机”,而禅师们也经常喜欢借诗谈禅。中唐时期,虽然文人中有一派倡导儒学复古,力主排佛,但是,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并没有就此衰歇下去。

李商隐写过一首《题僧壁》的七律,全诗堆砌佛典和佛经的词汇,“禅偈气”很重,就艺术价值来看,并没有太多可取之处;但结末两句还是有些味道的:“若信贝多真实语,三生同听一楼钟。”大意是:如果笃信贝叶经上的经语,那么,也就可以勘破世情、彻悟三生了。

这里用了三个典故:据《酉阳杂俎》记载:“贝多出摩伽陀国,长六七丈,经冬不凋。此树有三种⋯⋯西域经书用此三种皮叶。”按:摩伽陀在印度北部。相传释迦牟尼圆寂后不久,他的弟子们就在摩伽陀国的首都王舍城集会,由几位上首弟子诵出释迦牟尼所述的“经藏”和“律藏”。摩伽陀国既然出产贝多树,那么,当时用它的叶片来刻写这些佛经是完全可能的。“真实语”是《金刚般若经》中“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的节缩。佛家把过去、未来和当今称为“三生”,语出《魏书·释
老志》。

风光旖旎的西双版纳,花开四季,果结终年,引人入胜之处甚多。我却一直结记着贝叶经,亟欲一读为快。因为这里聚居着全民普遍信奉佛教的傣族,从一些文献的记载看,利用贝叶刻经自印度传入我国傣族地区是较早的,以至有人索性就把傣族文化称为“贝叶文化”。

在当地一位精通贝叶经的学者的帮助下,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首先陪同我到景洪的佛寺浏览了庋藏贝叶经的盛况,然后又同去他家,检读了他们几代珍藏的贝叶经。

这些经卷的书页,呈淡青色,大约长六十厘米,宽十厘米左右;叶片靠边处有一穿孔,被细绳连缀起来,每五十页或一百页装成一册;每册叶片上的刻字为五行、六行、八行不等。

承主人见告,这种作为刻书材料的贝叶,一般是从八年以上树龄的贝多树上采下来的,经过剪截、蒸煮、搓洗、晾干、拉磨、压平等多道工序的特殊处理,使叶片更为柔韧、光洁,便可以用铁錾刻写文字了,而后再涂以掺和烟炱的植物果油,叶面上的字迹就更为清晰。经过加工处理的贝叶,具有防潮、防腐、防蛀性能,可存放数百年完好无损。

关于贝叶,当地流传着一个“绿叶信”的传说—

古时候,一个傣族青年离开心爱的恋人,去太阳的家乡寻找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他们相约每月通一次书信,以倾诉彼此的思念之情。别后,青年把情书刻写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传递,开始时倒也顺利,可是,后来他们相距越来越远,传递时间越来越长,没等鹦鹉飞到姑娘身边,芭蕉叶就已经枯萎、破损了。这样,被迫中断了联系。青年十分伤心。一天,忽然发现一只虫子在贝多树叶上爬过后,留下了清晰的痕迹,而且,叶片虽然干枯了,却没有破碎,痕迹也经久不消。于是,他就试验着用小刀在贝叶上刻写情书,然后交鹦鹉衔回。足足等了一年,鹦鹉才飞回到青年身边,并且衔来姑娘在贝叶信背面刻写的情诗。

故事的结局是:这位青年虽然没有走进太阳的家乡,却找到了光明与幸福的种子—作为文明象征的贝叶信。从此,傣族人民开始用贝叶记录史实、传递信息,青年男女则用它来刻写情书。这就是傣族民间叙事长诗中常常提到的“莱邦东(用树叶写信)时代”。

这位傣族学者告诉我们,贝叶刻经大约已有两千七百多年历史了,七百多年前,从印度经由泰国、缅甸传到了西双版纳。在傣族地区已知的几万部贝叶经中,除佛教经典外,举凡天文地理、阴阳历算、社会历史、哲学法律、谱牒世系、经济文书、文学艺术、医药体育、工程建筑、农田水利等,应有尽有,内容广泛。这些珍品不仅是傣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出于一种“爱屋及乌”和“因蜜寻花”的心理追求,读过贝叶经后,我又特意驱车赶到景洪县曼乱弄佛寺前看了贝多树。这是一种树身高大挺拔、叶片硕厚、树冠似一把巨伞集生于顶端的热带树种。据说,整个西双版纳现在只有二三十株,每株约能存活五六十年,傣族人民对它们怀有深厚的感情,视之为知识与智慧的象征。

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他们勤劳的双手,会有更多的贝多树扎根展叶、拔地而起的。


(1992年)



转身后的华丽


长春是一座文化型城市。这一概念,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在我的心目中形成了。那时,我在辽西的一所中学就读,班主任老师毕业于东北师大,而且可能就出生在长春市,不然,她怎么会对这座城市那么一往情深呢!

记得她讲过这样一则轶闻:乾隆皇帝喜欢制作对联,他曾用京城附近三个县城的名字组成一个上联:“密云不雨,虽有玉田难丰润”,向几位硕学鸿儒征集下联。一时应者丛集,遗憾的是,对出来的下联竟没有一则涉及到关外的县份,他感到有所不足。—皇帝祖上的龙兴之地怎么可以略而不计呢?可是,不久他就“龙驭宾天”了。翌年,长春厅正式设立,有一位年轻举子随口应对:“德惠斯民,纵无铁岭亦长春。”里面嵌进去关外三个地名,而且,极尽颂扬之能事:由于德被生民,自可千秋永固,用不着去筑什么铜墙铁壁、万里长城。据说,此联曾得到嘉庆皇帝的赞许,有“孰谓关东无文!”之赞叹。

课堂上下,班主任老师一个经常性的话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春星月交辉,“济济多士”。那时,此间号称拥有三大“文化重镇”: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东北师范大学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她如数家珍地列举出长长一大串学者、作家、文学家的名单:成仿吾、吕振羽、匡亚明、于省吾、金景芳、张松如、杨公骥、王惠岩、穆木天、逯钦立、蒋锡金⋯⋯至于有“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之称的长影,同样是集聚了各路精英,诸如白杨、张平、秦怡、陈强、谢添、于洋、项堃、方化等,人们都耳熟能详,而且,还向全国各地输送了郭振清、向隽殊、田华、张良、梁音、王晓棠、王心刚等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人才。人存事兴,文以人传。在这些名字后面,连挂着一系列学术著作和受人喜爱的影片。

正是这些骄人的成果,使长春市成了我在北京之外最为向往的地方。

尔后的五十年间,我有幸多次身临其境,并曾同那里的文学界、艺术界、教育界的师友们深入交谈。“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岁月奄忽,时移事异,听到的议论当然是林林总总,言人人殊的。我多么想把这些亲历亲闻的实际感受同当年的“亲老师”(年少时对班主任的昵称)做一番交流啊,可惜,她已经辞世多年了!

如何看待长春市的文化大势?大别之可以归纳为三种意见,有人用三句现成的话来概括:一是“昨夜星光灿烂”;一是“文采风流异昔时”;一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在当下这个明星鼎沸、大师寥寂的时代,无论就某一地区还是就全国来说,确是不大可能再出现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泰斗云集、名流辈出的局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星光灿烂”属于昨夜,或曰“风光不再”,不可谓缺乏根据、没有道理。但也应该阐明,这种说法只能限于“这个意义”;如果从文化的广义来考究,此论恐怕就不无偏颇了。看来,还是后两种说法较为客观、全面。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风景,原是不可厚此薄彼、以偏概全的。

新时期的文化,具有传统向现代转型、精英朝大众扩展、固守与开放兼容的过渡性特征。由于人们生活条件各异,社会角色不同,文化素质、心理需求、审美理想、感知方式方面的差异,对文化的需求与欣赏已由过去的单一型、固定化向复杂化、多元化、动态化转换,其特点是主体性、选择性、创新性强。这里有一个典型事例:交谈中,有位老先生激赏程派京剧传统剧目《梅妃》的艺术韵味,他津津乐道当日著名鉴赏家、高等“戏迷”张伯驹如何推崇此剧,认为完全可以和梅派的《贵妃醉酒》相媲美。说着说着,他就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梅妃的四句“西皮散板”:“柳叶双眉久不描,残妆和泪污红绡。长门自是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可是,更多的观众包括外地前来采风的作家朋友,却更愿意到和平大戏院或东北风剧场,观看同样表现女性幽怨情怀的“二人转”《回杯记》,他们为剧中人王兰英的泼辣而直白的唱词所倾倒:“王二姐,把嘴撅,二哥你不该赶考把奴撇。状元纱帽有啥用?拆了它,不够二妹我做双鞋!”显然,那些“转星”的互动方式、澎湃激情、逗趣姿态,以及对于音乐、舞蹈、摇滚等当代艺术的吸纳,尤其是他们的超拔的嗓音、身段功夫和搞笑的本领,与时代脉搏紧相联结的即兴创造,增添了更加浓烈的现代艺术的魅力。此之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或曰“文无第一,因人而异”。你说哪个更超绝、更美妙?似乎是难为轩轾的。

都市人渴望通过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缓解满负荷的压力,松弛紧绷着的心境。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市里有关部门举办了五光十色、“万花筒”般的文化娱乐活动。除了长达70多天,涵盖文化民俗、体育健身、休闲娱乐、乡村旅游等上百项内容的消夏节,还有多种节庆、会展、赛事、演出,举凡冰雪节、电影节、采摘节、农博会、冬运会、汽车博览会、垂钓争霸赛、利丁越野赛、自行车山地赛、长跑接力赛,应有尽有,难以一一计数。

而且,随着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人们眼界的拓宽,受众的审美观念、鉴赏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更加讲求艺术品位,往往在饱游饫看之余融入必要的研索与反思。他们逐步培养起欣赏高品位、高层次的世界名画、名曲、名剧等高雅艺术的情趣。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人流潮涌的状况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间汇聚了五大洲170多个国家顶尖级雕塑师的精品力作,并拥有500余件有“非洲神奇”之誉的马孔德木雕作品。那些涵盖了现今全球各种艺术流派、风格,以青铜、生铁、玻璃钢、木、石为载体的瑰奇伟丽的形象,通过或抽象或写实或传统或现代的不同手法,鸣奏出友谊、和平、春天多声部的凝固交响乐,以其地老天荒般的静默,在这座庄严的艺术殿堂里,张扬着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精神魅力。

还有许多年轻人,渴望新潮,刻意地追逐神奇,这样,长影世纪城便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那旁逸斜出的魔方、参差峭立的圆管、蜿蜒的翼龙、敛翅的雄鹰,令人目不暇接;而当面对4D影院的动感穹幕电影、激光电影、巨幕电影、水幕电影,乘坐太空探险的航空飞船纵览宇宙奇观时,更会在惊悚、震撼之余,饱谙一番充满神秘感的狂喜。

那么,狂欢过,兴奋过,刺激过之后,又将如何调节神经与体力的饱和、疲累状态呢?市内自有消闲、散心的去处,城东方圆100多平方公里“水木清华”的净月潭旅游开发区,正在张开双臂迎候着。绿是这里的生命基调,翠海茫茫,不知何处是岸,它饱蕴着生机,充满了灵性。那盈盈碧水,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吟,令人生发出一种像裸体的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笼,返回精神家园,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惬意感觉。难怪梭罗要说,通过亲近自然,“每一个午后,我都能找得到这样的乐趣”,“一个新景观便是一种新的心情,你所看到的任何景物,都显现出某种和谐”。

原来,环境文化是一种大视野,是人类对于环境危机进行反思的产物,也寄寓着人们融入自然的美好愿景的憧憬。环境反映了文化的积淀,而文化也在慢慢地影响环境。人与环境的交流,既可以创造环境文化,反过来,环境又对人的理念产生实际影响—整天生活在洁净优雅环境中的人们,时日既久,其言谈举止、个性修为、精神状态以及生活习惯,都会发生积极的变化。为此,长春市民对大自然的特殊恩赐充溢着感激之情,而当政者保护生态环境的高度自觉,也受到了市民应有的赞许。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看待长春市的文化大势?我想借用“华丽的转身”这个由一位女作家发明、而今已经成为时髦的用语来说明—此间的文化已经成功地实现转型,正呈现出转身后的华丽。当然,相对于纵情娱乐,我还是要呼唤读书;相对于广场文化,我更欣赏经典;精英应与大众互补,华丽最好能和典雅兼容。为此,对于远逝了的当日名家云集、星月交辉的文化场景,我还是满怀着眷恋之情的。


(2009年)



滇云万里情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人们对故乡的感情深沉、持久,荦荦大端自不消说,甚至连窗前的梅蕊是不是绽放了这样一点细事,都要问个究竟。

云南远在千里万里之外,我既非出生在那里,也没有在此间工作过,只是旅游、采风、开会,前后去过几次。可是,说来也怪,对于它,怎么竟会有一种类似故乡的感情呢?每次收看天气预报,总忘不了看看昆明的气温是多少,有没有阴雨、大风;媒体上报道云南某个地方闹地震了,总要想办法弄清楚那里离昆明、大理有多远;当云南修建了新的机场,铺设了新的公路,或者发现了什么宝贵矿藏、重要文物时,我都欢欣鼓舞,心潮涌荡;而当听说滇池上长满了水葫芦,水有些变臭,翠湖上的红嘴鸥比过去少了,心里便堵得慌,像是塞上了一团棉絮;平常,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我总愿意尽多地了解一些发生在这块红色土地上的事情⋯⋯

其实,在身临其境之前,我对云南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且,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无非是昆明有个大观楼,大观楼有副一百八十字的长联,从这副长联里得知,大观楼前有个“五百里滇池”;再就是,史书上记载,汉武帝曾经“兵临滇池”,诸葛亮平定南中也曾到过这里;还有,明朝的状元杨升庵从北京远谪云南几十年,后来终老于此。如此而已。

写到这里,想起一个笑话来:1990年春,我第一次到昆明,首先就登临了大观楼。正在观赏楼上的一些书画、题词,忽然听到一位衣着甚是考究的游客在给同行的伙伴讲说唐诗。他说,杜甫到没到过云南没有记载,但他的诗却写到了,《秋兴八首》中的第七首,一开头就说:“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昆明池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滇池。听了这番“宏论”,我不禁猛地一愣:昆明池本来是地处陕西长安的呀,怎么跑到云南来了?细想想,这位先生的讹误原来出在“望文生义”和“想当然”上。由于汉武帝的“旌旗”确曾在云南的上空飘扬过,而那个池沼偏偏又以“昆明”命名,以致产生了错觉,闹出了笑话。

还是书归正传,接着前面的话题说说我第一次到昆明的情况。我在游览了翠湖,观赏了烂红如火的山茶花之后,写了两首七绝,发表在当地的报纸副刊上。《翠湖》:“陌上花开客到迟,翠湖烟柳已垂丝。浮云净扫天光碧,万点鸥翔乱撞诗。”《山茶花》:“花气熏人欲破禅,禅盲似我自陶然。徜徉十里诸香界,忘却清霜染鬓边。”

这次还访问了大理,舟行玉洱沧波上,饱看银苍十九峰,看了蝴蝶泉、望夫云,参观了南诏国的遗迹和独具特色的白族民居。后来写了几首七绝,其中《苍山》写道:“碧天凉影点苍颜,古雪神云水上看。缩取银峦供画本,归来冰玉满胸间。”

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大理下关的白族三道茶晚会。三道茶的味道各不相同,头一道茶苦涩无比,第二道却是甜香可口,最后一道是回味茶。它熔娱乐、审美、教化于一炉,在人们紧张、喧嚣、变动的生活中提供了一方宁静的憩园,有着回味无穷的逸趣。我当即口占一首七绝:“未经世路千重境,且饮人生三道茶。消受个中禅意味,蹉跌险阻漫诧讶。”回来以后,又以“三道茶”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刊载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

第二次去云南是在1992年3月,参加在昆明举行的全国第二次艺术节。会后,曾去素有“孔雀之乡”美誉的西双版纳观光。这里有一种贝叶棕,树干笔直、高耸,叶片扁长呈条状,集中生长于树的顶端,远远望去,像是一把太阳伞。傣族先民很早就用它的叶片刻经,古籍《酉阳杂俎》中已有记载。这天,在当地一位精通贝叶文化的学者陪同下,在景洪的佛寺中,见到了明清以来许多刻写在贝叶上的经卷,算是开阔了眼界。就这次见闻,我曾给上海《解放日报》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作“西双版纳访书”。

又过了三年,金秋十月,我专程去武定狮子山采风,访查明代初年建文帝的遗迹,这是第三次叩访云南。1402年,明朝宫廷内部发生了一起政变,燕王朱棣从他的叔父手中夺取了政权,是为永乐帝;建文帝不知所终,一说在宫中自焚,一说在姚广孝的掩护下,匿居苏南某地;一说从地道出走,逃避到云南、贵州一带当了和尚,武定的狮子山就是一个落脚点。这里有据传由他手植的孔雀杉,有当时避难隐居的龙隐庵等多种遗迹。

归来后,写了一篇随笔《狮山更比燕山高》,分四次连载于香港《大公报》。文章主要的不是记述狮子山的景色,也不是单纯地考辨这场公案的真伪,目的在于借助这段史实探究“公道自在人心”这种历史规则、人生哲理,通过对永乐帝残杀无度的暴行的鞭笞,高扬人性的光辉,观察民心的向背。武定属地震多发区,在我离开一个月之后,这里便爆发了一场大地震,听说,我到过的几条街道上的建筑物均已沦为废墟,思之不禁怃然。

1999年10月第四次去云南,应邀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骏马”文学奖颁奖活动,尔后参观了世博园,游览了丽江古城、玉龙雪山、沪沽湖。归来后,写了散文《问世间情是何物》,发表在《万象》杂志上。在这彩云之南,玉龙雪山无疑是最具吸引力、诱惑力的一处旅游景区。那透着寒凉、闪着幽光的银雕玉砌的万代冰峰,仿佛要刺破苍穹,遗世独立。晴雨晦明,风晨月夕,雪山景观总在交替变幻着,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画面。然而,雪山的观赏效果还在其次,最突出的是它的深邃、奇诡的意蕴,以及与它有直接联系的“情死”现象的认识价值。

长期以来,玉龙雪山被纳西族人民赋予了种种瑰奇、神秘的色彩。只要你凝眸一望,就会铸定终生相许的情怀;只要你面对雪山有过一段深沉的思考,你的心灵就会从此被它牢牢地占据。由于举目可见,你会觉得它就在身旁,离得很近;可是,当你想到罩在它的头上的魔魇的光环,神话的空灵,传说的奇诡,又仿佛面对一个扑朔迷离的梦境,只能在想象中认知,而无从确实地把握。你会觉得,对于它的阐述,充其量是在表述环境,烘托氛围,若要潜入它的内界,探索这个有“殉情之都”雅号的神秘所在更深的奥妙,还须解开许许多多的谜团。

比如,纳西族的人民为什么会把自己的理想之国建立在这个冰雪世界之中?是一些什么因素使它获得了灵山圣境的光环?一对对情侣,为了炽烈的爱情宁愿将年轻的生命抛向这晶莹的世界,这么巨大的魅力从何而来?面对这座图腾式的庞然大物,这个异常古老而又充满现实活力的族群,感到的是轻松抑或是沉重呢?

作为一个民族的象征,一种古老文化的载体,玉龙雪山不仅象征着神圣与豪纵,而且也映衬着悲凉和苦难。这种神圣、豪纵、悲凉、苦难,体现出纳西族的哲学思想、民族心理、生命情调、价值取向以及自然观、情爱观,需要我们进行全方位的探索。

应该说,笔底滇云,我已经点染得不少了,但是,仍有许多联翩的意绪、雄奇的物象、奋发的情思,至今还活在意念之中而没来得及化为文字。那苍凉、古雅、闳阔、悠扬的纳西古乐;那古老、美丽,到处都是绿柳红花、小桥流水的丽江街景;那作为彝族、纳西、拉祜等族家庭与祖先的象征和人生旅程的见证,寄托着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的企望的火塘文化;那沪沽湖畔以母系血统维系家庭的奇异的“阿注”婚俗;那凄婉动人的“葫芦信”的故事传说;那高差达三四千米,以奇险壮观闻名世界的怒江峡谷⋯⋯只要一静下来,它们便像迷人的神光魔影一样,活跃在眼前,萦回于脑际。

现在,人们喜欢讲说缘分。说起我和云南来,可能就是有缘分的,而且委实不浅。您看,《滇云万里情》刚刚写到这里,突然接到一个从昆明打来的长途电话,原来是中国诗歌学会和楚雄彝族自治州要在火把节期间举行诗歌赛会,特邀我前去参加。

—那年到大理去,与附近的巍山、南涧失之交臂,结果坐失了探秘千余年前南诏国的良机,我真想找机会补上这一课。

—我还想从大理北上,到藏族自治州迪庆去,踏上这片美丽、神奇、富饶的土地,用心灵去触摸一番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也许是“收视反听”的效应在起作用,想着想着,耳边仿佛响起了藏族歌手金安拉姆的优美的歌声:


在那雄伟的雪山下,

柔情的奶子河流过的地方,

那就是中甸香格里拉—我的故乡。

⋯⋯

祥瑞的香巴拉雪域圣地,

勤劳的康巴人纯朴的心灵,

和谐的乐园,腾飞的日夜城,

托起明天灿烂的辉煌。


(2000年)



依旧长桥

面对长城、故宫、大运河这些顶儿、尖儿的人工绝景,心头总有一种朝圣的感觉,自豪的情愫;此刻,置身于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晋江安海镇的五里桥上,那种景仰、敬佩之情立刻又涌现出来。

五月的闽南,丽日当空,红花照眼,街头该已是满眼轻衫短袖了吧?而长桥之上,水面风来,顿感遍体清凉,神舒气爽。

大桥像一条蜿蜒的石龙伸向迢遥的海域,真的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目力再好,怕也要望不到彼岸而幻入沧溟。巨型石条铺就的桥板,看上去有些粗糙,走起来脚掌略感凸凹不平。这是很自然的,当日建桥的基准是坚牢、实用,可以越千秋百代,渡人走车,负重致远;原未想到什么风裳水佩、烟柳画桥,供人游赏。

八百载风烟掠过,潮涌云飘,依旧长桥。这雄踞于万顷沧波之上的庞然大物,气势不减当年。不过,时间老人终竟没有放过它,还是刻下了或隐或显的印迹,条石上那些磨光了的凹痕,及其一圈圈的黛色波纹,便是。沧桑变易,动辄以亿万年为期,除了麻姑仙子能够看到东海三度变作桑田,一般的肉眼凡胎是无缘得见的。哪怕是感受到些许氛围,几丝风色,也算幸会。—眼前的这些凹痕与波纹,该是看得见的沧桑吧?

走了好长一段,才到达长桥中部,我们健步跨上了水心亭。右侧观音殿的一副旧日的对联,引发了大家的浓厚兴趣。


世间有佛宗斯佛,

天下无桥长此桥。


下联,尽管口大如天,其势汹汹,却无可挑剔,因为它是“实话实说”;而上联,有的就不以为然了:若说释教以观音为宗主,那将置佛祖释迦牟尼于何地?退一步讲,即便是宗法观音,何以此地的观音就天下独尊?也有人认为,这种质疑过于穿凿,文学描述毕竟不同于科学结论,用不着丝丝入扣,尽合榫卯。

其实,我倒觉得,如此立论,恰恰凸显了晋江以及安海人自古以来养成的争强赌胜、独占鳌头的心性。就说科举应试吧,一千二百年间,全国出了五百零二名状元,泉州地区占了八个,竟被晋江一县包揽无遗;历代相爷,整个泉州有二十人,晋江占去了十分之七。当地有一句谚语:“摆三文钱的土豆,也要做个头家。”他们“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即使暂时受雇于人,寄人篱下,一朝羽翼长成,便要自立门户。而且,不干则已,要干就争第一。他们把拿破仑的话:“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改换成“不想当老板的小贩,不是男子汉”。

此间,流传着这样一段对话:


“你的厂子有多大?”记者问一位初出茅庐的企业家。

答复是:“眼下我还没有厂子,可是,别人有厂子。”

问:“那你有资金吧?”

答:“我手头没有资金,可是,别人有资金。”

问:“那你肯定是有技术了?”

答:“暂时我还没有技术,可我盯住了别人的技术。”


借鸡下蛋,白手起家。巧抓机遇,敢倾血本。一般人要有十万元的积蓄,才敢做五万元的生意;而他们只要认准了,就会倾其所有,把十万元全部投入,还要再借十万元进行风险投资。

还是回到桥的话题。

翻开地图,八里桥、六里桥之类的地名不时可见。我想,这该是表明那座桥与某一坐标物的距离。至于杜诗《狂夫》、《野望》中的“万里桥”,原是成都南门外的一座小石桥,传为当年诸葛亮送费祎处,寓有“一出都门,便成万里”之义。总之,都和桥本身的长度无关。唯有脚下这座全长两千多米的五里桥,是名以实出,不折不扣的。这若在别处,恐怕早就会以绚丽的文辞相标榜了,什么“卧虹”啊,“苍龙”啊,“冠华”啊,百般渲染;而安海人却不在这方面动脑筋。他们不尚奢华,务求实际,尽管其间不乏满腹经纶的秀才。

一方面壮志冲天,一方面脚踏实地。这“天”与“地”一交合,还愁结不出硕果、干不成大事吗?交谈中,听我发此议论,东道主不无调侃地说,生孩子倒会,只是不会起名。我说,有些地方恰好相反,光会起名,却没有本事生孩子。

五里桥构建于南宋绍兴八年至二十二年,其时正值奸相秦桧当权,岳飞父子遇害;而南宋朝廷则纳表于金,称臣割地,赵构由金人册封为宋帝,算得是中国历史上既腐败又屈辱的黑暗时期。然而,与帝都临安同属滨海一线的一个东南小镇却显现出另一种气象。这里像是完全逸出动荡不宁的现实社会,别有一番洞天:港湾帆樯林立,转输货物山积,店肆客商云集,一片百业繁兴景象。适应海内外经贸与交通需要,大桥应运而生。它像一条浮海的游龙,负载着安海小镇、连带着晋江,冲向世界;回转头,又输入了滚滚财源和八方资讯,扩展着人们的思路。

于是,成群结队的村民,在五里桥头龙山寺敬过香之后,便掮上简单的行囊,满怀着梦想与希望,跨过长桥,登上南去的帆船。他们一面同送行的老母、妻儿挥手告别,一面贪婪地看上几眼这连心锁与脐带般的石桥。从此,便一生一世也不会忘却;并且通过口耳相传,让记忆递接到远托异国的下一代,像当年先辈述说着洪洞县的大槐树那样,世代传颂着故乡的五里长桥。

这里自古就有儒、商结合的传统。人们奉行着“君子喻于义亦喻于利”的更加注重实际的人生观。看来,理学大师“过化”中的空洞义理,终究敌不过地少人多的生存困境的现实。古往今来,吃饱肚子都是硬道理。他们重商、善贾,“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浮海趋利者,十家而九”,“襟带江湖,梯航万国,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从而形成了广泛的商贾阶层。

安海市井繁兴景象,古诗中多有题咏:


灵岩山下万人家,古塔东西日影斜。

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


村落里,“山野田稀多贾海,小村市镇亦成圩”;港湾中,“南风一片飞帆入,泉布人夸欲斗量”,随着货物输进输出,银钱(泉布)源源涌来。

当然,繁荣、富庶的背后,也笼罩着贾客生命轻抛与女性默默承受苦难的暗影。“商人重利轻别离”,横海漂游,风涛莫测,葬身鱼腹、以身殉货、客死他乡者不知凡几。有的离家十几年杳无音信,返回则儿郎不识生父,盖新婚数日即遽然远逝也。无怪乎安海人要把遥遥相对的扬子山称为“眼泪山”—丈夫、儿子久客不归,妻子和母亲挥泪瞩望亲人的
去向。

民初,著名革命家廖仲恺先生行经安海时,满怀深厚的同情与人文关切,填词调寄《黄金缕》,上阕是:


五里长桥横断浦。不度还乡,只度离乡去。

剩得山花怜少妇,上来椎髻围如故。


长桥迎送往来人,怎么竟会偏起心眼,只度离乡之人而不载还乡游子呢?原来这里是说,出去的多而回来的少。“日暮随潮人去远”,只剩得烂漫的山花怜惜着妙龄新妇。而少妇却无心装扮,只是将头发简单地扎起,看去髻如椎状。


大家把目光投注到水心亭前的《剔奸保民》碑上。

这是一座纪胜碑,但既非平倭,也不是荡寇的,而是记载着“民告官”的获胜始末。原来,清代食盐实行官卖。乾隆二十七年,安海盐官洪达为谋私利,勒索百姓,强令各店铺多购食盐,激起商民的公愤,上诉于泉州参政谭公,最后争得了公道。扬眉吐气之余,民众自发地树碑纪念。看过之后,我们也心胸为之一快,便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

“听说,雍、乾、嘉年间,这一带发生过多起庶民不畏官府,参倒贪官的案件。”

“心雄胆壮,可圈可点。”

“八面来风,总会吹进一些现代的民主意识。”

“历史总的趋势是后来者居上。但在有的方面,也未可断言今人的见识就一定胜过古人。比如说,古人强调‘天地与我共生,万物与我为一’,看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较之现代人,环保意识强一些。《孟子》中有‘数罟不入洿池(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捕鱼),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说法,可见,那时已经注意到资源合理地开发、利用。”

“眼前的事更能说明问题,老祖宗历经千难万险,凿石架桥,渴望开放,志在四方;而后来者,元代,清代,还有‘大跃进’时期,总有少数地方官员,眼睛就是紧盯着那点‘蝇头微利’,毁桥填海,围堰造田,干下了徒劳无功的蠢事。”

⋯⋯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对此,也当有一些感慨要倾诉的,然而,石桥无语。

石桥,是一座人生大舞台。商家,海客,僧侣,官员,文人,武将,各色人等齐集此间,登台亮相,桥上衫履杂沓,人影幢幢。其中有宋代的朱松、朱熹父子,明代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清代的施琅、施世纶父子,他们或为敷扬文教的一代儒宗,或为拓展海洋商贸文化的先锋,或者创建收复台湾,开疆保国的殊勋,或者获得“天下清官”的令誉,堪称文经武纬,各有千秋。

石桥,又是一座凌烟阁、纪功碑。如需画影图形,首倡建桥者僧人祖派以及醵资筹款的僧人智渊,应该施以浓墨重彩。为着“建此般若桥,达彼菩提岸”,他们含辛茹苦,之死靡他。当地富商黄护受到感召,输财相助,鼎力扶持。嗣后,祖、黄中道崩殂,郡守赵令衿力肩其任,使此震古烁今之杰作终于告竣。当然,最应大书而特书的还是石工的双手。他们构成信念、资财、权利与劳动之结合。后之期于成事者,四者未可缺一也。


(2006年)



曾是洛阳花下客

可以这样讲:只有实地观赏过洛阳名园的牡丹,你才能充分领会诗人欧阳修的名句“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的意绪,实际体验那种阅尽繁华、曾经沧海的过来人的放达与豪纵;你也才能切实领略“花团锦簇”、“花开富贵”、“花气袭人”之类词语的丰富内涵及其令人叹服的确凿性;进而能够悟解:在古时的洛阳,何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何以有那么多的倜傥风流的诗人骚客为之倾倒,为之欢叫,为之鼓吹。陆放翁老先生甚至说:“老去已忘天下事,梦中犹看洛阳花。”直到已经走近生命的尽头,八十五高龄了,他还念念不忘地歌吟:“洛阳牡丹面径尺”,“世间尤物有如此”!深以久处东南,未获一见而引为终生憾事。就连那位垂绅正笏,端肃其容,方正其言的庙堂名相司马光,以讲道劝义、格物穷理相标榜的道学先生邵康节,都要随俗俯仰,为牡丹仙子大唱赞歌。你说说,她该有多大的吸引力!

长期生活在荒边塞外的我,终于有机会来到九朝故都洛阳,赶上了牡丹花开的全盛时节。春神—这护花使者,把它积蓄经年的柔情蜜意全部倾洒给满园的娇艳,而温煦、湿润的和风,正鼓涨着生命的轻帆,和着沁人心脾的芳馨,直接占据了游人的肺腑。当我徜徉在五彩斑斓、绿波滚沸的花丛间,霎时感到整个心魂都被那花的恣肆、美的癫狂震骇了,慑服了。说得夸张一点,那种状态真就像现代诗人所形容的,如痴如醉,欲仙欲死。什么心潮涌荡,灵海翻澜,早都被搅乱了。轻抛了主心主物的哲思,也暂时搁置下种种牵肠挂肚的眷恋,一切话语,一切矫饰,都显得多余了,只是在饱游饫看中恣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慷慨赐予。

眼前,虽说多的是浓艳的芳华,迷人的妩媚,妖娆艳冶中饱涨着生命的活力;但终竟不同于那种俗不可耐的歌鼓喧阗、暖风熏醉、绮罗芗泽的温柔乡、藏春坞。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诗的都会、画的渊薮,到处盈溢着文明精神的眼波流盼,张扬着大雅的风情。从花卉本身来说,也是如此。所谓“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正是牡丹所固有的特质。哪怕你随便瞄上一眼,也会透过温馨、丰腴、隽美的姿容,感受到骨子里含蕴着的那种朦胧诗般的书卷气,不经意中撑起一个诗化的空间。

如果说,笑倚东篱的瘦菊体现着隐逸君子出世的潇洒闲适,斗雪寒梅令人联想到凛然不屈的志士的傲骨骄姿,那么,在牡丹身上,则散发着一种大家闺秀所特有的娴雅端庄的姿质与雍容华贵的大气。若不然,诗仙李太白怎么会在“清平调”里,把牡丹和杨妃融会在一起写呢?“云想衣裳花想容”,“名花倾国两相欢”。群玉山头,瑶台阆苑,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美人玉色与靓丽花光,交互参差,浑融一片。千真万确,在众芳国里,牡丹算得上是最富于女性气质、女性情调、女性风华的了。因此,自古以来,洛阳的花工们就挑选出历史上的名媛佳丽,来一一地为牡丹命名,诸如“洛神”、“西施”、“二乔”、“嫦娥奔月”、“天女散花”、“贵妃出浴”、“飞燕红妆”、“绿珠坠楼”、“昭君出塞”、“龙女招亲”⋯⋯真是不胜枚举。

自从牡丹进入了文字记载,她们就一直成为文人笔下的精灵,文学殿堂中的娇客。那些诗人雅士,为了刻画她们的天生丽质、绝代丰神和高洁的品性,可说是倾竭了心血,荡尽了才思。在文学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她们一个个都被描绘得秀外慧中,婀娜多姿,而且极有个性,颇富人情味。就说《镜花缘》里的“牡丹仙子”,《聊斋志异》中的“葛巾”和“香玉”吧,哪一个不是如意的可人儿,哪一个不是巧慧多情,人见人爱,楚楚堪怜呢!

至于民间口头文学中关于牡丹赋形靓丽女郎的传说—西王母的小女儿瑶姬的化身,邙山岭上“洛阳花”的现形,以及焦骨牡丹、酒醉杨妃、花王姚黄、花后魏紫、夜光白、欧家碧、赵粉、胡红等无数名葩奇卉的来历,更是令人口角流香,千秋传诵不绝。可以说,在六百多个品种中,几乎每一种后面都蕴藏着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寄寓着人们美妙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它们共同映现出牡丹栽培、进化过程中世世代代劳动人民所倾洒的智慧与汗水。

人与自然原本是浑然一体的。像传说中的人的一半总要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那样,从古到今,人们在重塑自然,赏鉴自然,回归自然,饱享造物主慷慨赐赠的盛馔的同时,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然人格化。李汝珍笔下的敢于抗命君王、不肯趋炎附势的“牡丹仙子”,何尝不是文学家自我塑造的精神偶像。究其实,赏花,也就是赏鉴文学,品玩艺术,当然,也总是要从中寻觅自我,发现自我。

一些历尽沧桑、饱经忧患的文人骚客,常常把一己的悲欢离合、穷通际遇同眼前的芳踪花影合乎自然地编结在一起,里面饱蕴着情感,伴和着血泪,融汇着各自的生命体验。两宋之交最杰出的诗人陈与义,洛阳人氏,自小就同牡丹结下了深厚的情缘。“靖康之变”后,金兵的铁蹄踏烂了伊洛名园,繁华事散,“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年仅四十几岁,他就以病老告退。从此,便流离失所,浪迹江湖,后来卜居于浙江桐庐县北的青墩溪畔,镇日间,情怀悒郁,忧心如捣。绍兴六年,一个晴和的春日,诗人在他寓居的僧舍前,突然瞥见了一株艳丽的牡丹,心神陡然一震,蓦地触发了他的浓烈的思乡之情。联系到国脉的衰微如缕,个人身世的凄楚苍凉,于是,以“牡丹”为题,写下了一首七绝: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在这幅悲苦凄怆的写照中,诗人将他那伤怀故国、感喟身世的全部深情,都倾注在眼前这寂寂无言的牡丹上。两年后,他带着无边的怅惘,悄然离开了人世,久违的故乡牡丹终于未得一见。

与这种椎心刺骨、感慨生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类连讥带诮,玩世不恭的“冷幽默”—实际上有大悲苦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生于河南的新郑,死葬东都洛阳,也说得上是牡丹的地地道道的乡亲。怀着特殊的情感,他写下了许多咏叹“洛阳花”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是写白牡丹的:“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东宫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很明显,这是借题发挥,倾泻牢骚。原来,白老先生为官清正,直言敢谏,经常讥刺时政,颇不得意于朝廷,也属于“白花冷淡无人爱”的类型。元和九年冬,他被委任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职司东宫的侍从和讲授,所谓“弄臣”之职,同赋闲差不多少。半年后,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把他贬为江州司马。

当然,也有托借牡丹的“花开富贵”来抒写其春风得意的心境的,最典型的是明代的冯琦。他是万历年间进士,累迁礼部尚书,青云得志,意气洋洋。那首《牡丹》诗:


数朵红云静不飞,含香含态醉春晖。

东皇雨露知多少,昨夜风前已赐绯。


便是活脱脱地映现了这种心态。

三首七绝都是借助牡丹以抒怀寄兴,可是,格调、襟抱迥异。谁说“花蕊无情”呀!

漫步邙山上下,伊洛河边,土花斑驳的古城遗址随处可见,地上高冢累累,地下埋藏着数不清的古墓。也许有的他乡游子因而担心,这里会不会弥漫着末日的颓靡和恐怖气息,以致暮气沉沉,生机寥落呢?

其实,这种杞忧是无谓的。洛阳绝非“沉落的夕阳”。当你走到她的身边,无论是游观绵延数十里的洛浦公园,驰车于贯通南北的中州大道,还是驻足鳞次栉比的名园胜境,到处都会感受到磅礴的生气,旺盛的活力,没有丝毫的衰飒、破落之感。这当然得力于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但也要说,“满城红紫斗芳菲”的牡丹,是功不可没的。正是那丰姿绰约、绮丽繁华、令人神飞魄动的绝代佳姝,以其“文化暗示”的独特效应,冲刷了这座帝都的“八王之乱”、荆棘铜驼、刀兵烽火、战乱权谋的惨淡形象。她们的娇姿丽影,点缀着各个公园和街道的绿化带,以及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和居民小区。遍布城区的牡丹园,不仅成为人们滋养身心的游憩空间,而且,直接发挥了美化、香化、净化环境的作用。

盛世如花。我们不能认为花事属于细微末节,无关乎世道人心。早在一千多年前,宋代学者李格非就曾指出:“园囿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园囿的构成,不独是雕梁画栋,曲槛回廊,自然也包括名花嘉卉,竹木泉石在内。此论验之以洛阳牡丹的兴衰际遇,也如响斯应,恰合榫卯。洛阳园囿中培植牡丹,始于隋,兴于唐而盛于宋,尔后,沉寂了近千年,直到新中国建立才有所恢复,近二十多年来,以兴办“牡丹花会”为契机,而使之臻于极盛。在新的历史时期,洛城人赋予牡丹以崭新的内涵,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对品德高尚、心灵圣洁的向往;引以为自豪的诗神、美神和爱神,视之为社会和谐、经济繁兴、生活安宁的吉祥物。

旧日的冷落而封闭的牡丹园,与普通民众绝缘,是王侯将相、才子佳人的觞饮狂欢、诗酒流连之地,属于帝宅官府、巨室豪门的专利品。而今,她们回归了社会,回归了自然,回归了人性,使广大民众在辛勤劳作之余,徜徉花下,能够随时随地感受着“诗意地栖居”。这聚天地之灵气,吸时代之精华,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千古花魂,更作为“国花”的候选者,走出洛阳,跨越中州,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美好幸福的象征。

而我,“曾是洛阳花下客”,与有荣焉。


(2005年)



溪 韵


记得俞曲园在《春在堂随笔》中说过:“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特别是他那首描写九溪十八涧的诗:


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

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


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这次来到杭州,行囊甫解,我们就寻访了龙溪十八涧。

看地图,九溪十八涧位于西湖西边的鸡冠垄下,地形像个“丫”字。上端一方起自风光秀丽的龙井,一方连接著名的烟霞三洞;下端与钱塘江贯通,全长十数华里。

明人张岱盛赞:“其地径路崎岖,草木蔚秀”,“别有天地,自非人间”;同时强调指出:那里“人烟旷绝,幽阒静悄”,“老于西湖者各胜地寻访无遗,问及九溪十八涧,皆茫然不能置对”。三百年过去了,现在,这里也还是“幽阒静悄”,人迹稀少。一路上,我们问过许多人,有的“茫然不能置对”,有的表现了善意的诧愕,意思是:到杭州来,不去游湖赏景,偏要到那个僻塞地方去,怪哉!只是他们很客气,没有明说出来。

走出龙井之后,就踏上了九溪十八涧的“崎岖径路”。迎面遇到一个青年,主动告诉我们:“我来杭州十几天了,西湖游过了多少遍,以为九溪一带肯定好玩,谁知一点意思也没有,走到半路就折回来了。”我们一听,心里也凉了半截。但是,总觉得“名下无虚”,古人不会无故说瞎话的。于是,便硬着头皮径直地走下去。

山回路转,前面果然出现了幽邃的胜境,两旁竹木葱郁,绿荫四合,苍茫中颇有佳致。中间清流一线,纡曲弯环,琮琮琤琤,声若鸣琴。有时,同我们捉迷藏,隐身丛林峡谷之中,只留下一片清脆的流响;有时,又大大方方地流过我们脚下,露出明亮的姿容;有时,调皮似的横在我们面前,从左边跳向右边,一会儿又从右边奔向左边,拖累得我们经常要履石穿流而过。

这里的地形也十分奇特,四面山峦环抱,每架山峦多呈馒头形。放眼四望,酷似绿色的巨大花环,行人被围在中间的“井”里。眼望着前面的去路已断,可是,循着溪流走去,又转游出来了。谁知,刚刚转出了这个“井”,很快又迈进了另一口“井”。怪不得清代的随园老人说:“我爱九溪十八涧,把人引去又勾留。”我们就这样,转呀转,勾留在一个个“葫芦峪”里。愈转山色愈深,愈转溪流愈阔。虽然已是暮秋,但山中气温还比较高。鸣蝉在树,山鸟啁啾,此刻,真正体会到了“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两句古诗的妙谛。

同行的诗人C君说道:看到这里的景物,我想起了泰戈尔的一段论述:诗像一条小溪,紧束在两岸之间,岸边丛林、村落,景色万般。诗歌格律很像小溪的两岸,使它流得曲折,流得绚美。散文则像涨大水时的沼泽,汪洋一片,散漫不羁。所以,写诗是一种快乐,而写散文则是痛苦。高尔基也认为,散文比诗更难写。

我说,泰翁讲的自有他的道理。其实,会写诗的一般都擅长散文创作。就说泰翁这番话吧,还不是一篇绝妙的散文!⋯⋯

突然,一串银铃般的笑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原来,一对青年男女正在前面溪石上照相。女青年对着清澈的溪流梳理着秀发,一不小心踏在水里,却并不急着走出,只是大声嚷道:“哎,怎么水还发温呢?”男青年放下照相机,将女郎拉到自己身边,伏身一试,说:“真的,说不定哪一条溪就是温泉。你闻闻,还有硫黄气味呢!”

我们继续在“葫芦峪”里穿行着。小说家S君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舍弃六桥三竺,肯到这个深谷幽涧中漫游,我想,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情人,谈情说爱,是最喜欢幽静的。古人游西湖,有诗云:‘人自乞晴侬乞雨,要它微雨散行人。’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再一种就是诗人,揽胜寻幽,更饶诗兴。这两种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避艰险,不惮劳苦。哪怕炎阳流火,或者风雪载途,也不说半个‘难’字,照样坚持着,忍受着,甘之如饴。都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献身精神。”说罢,小说家自己也不禁笑了起来。

“而且,”我补充说,“这两样都是事必躬亲,再苦再累再险再难,也不能烦请他人代劳。不然,爱神维纳斯就不会光临,诗神缪斯也见不到踪影了。设想,当日李白如果不‘流落楚汉’,‘仗剑去蜀’,《蜀道难》这千古名篇就无从问世;同样,徐霞客只有历经三十年,走遍大半个中国,才留下那部被称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的二百万言的皇皇巨著。”

说话间,我们已经到了“溪中溪”,这是九溪十八涧的最佳处。往前再走一段,就将告别九溪,踏上大路了。照通常心理,离开了崎岖小路,走上通衢坦途,一定会欣然色喜的。可是,我却有些怅然。后悔前段路走得太匆忙了,没有仔细浏览溪山胜境。赏景好似读书,“读书切忌太匆忙,涵泳工夫意味长”,囫囵吞枣,收获不大。无奈,天已向晚,没有可能再回去重温胜迹了。

小说家谈到有一年他在苏州,住在人民桥附近,每天上街都要绕过一段很长的路。离开苏州这天早晨,他突然发现一条捷径,但也只能走这么一次。当时,他颇有感慨地想:小路啊小路,发现了你,也离开了你。事物常常是这样的。

几句简单的话,引起了我一路沉思。


(2001年)



一篙如画苇间行


“一篙如画苇间行,双鹤翔空别有情。醉眼浑疑天在水,白云苍葭共波清。”这是我在扎龙湿地口占的即景诗。句句写实,绝无半点夸张。

依据心理美学体验,风景的魅力,未必全都存在于最终的实际所见。为南为北,为雨为晴,原可略而不计,要紧处在于产生强烈观赏欲望的那一刻初始的冲动与雀跃。我这次出行就带有几分预期的向往与覃思遐想。—说来也怪,近日做梦老是离不开环境保护方面的事由。按照通常说法,人们做梦,不外乎内外双重因素促成:精神上、心理上的感受,所谓“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合并身体上、生理上的物质因由。前者为“想”,后者为“因”,两相碰撞,制约着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做什么样的梦。

显然,我所做的梦同近日看了新闻媒体关于国内以至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仍的报道有关。报载,淫雨连宵,市区一处居民楼顿成泽国。街坊的大爷大妈,争先告诉记者,从前住宅区后面有一片很大的池塘,一年到头,大张狮子口,不管下多大的雨,它都能一口吞下;三伏天四面风凉,绿树遮阴,真是一道风景。现在,房地产开发商把它填平了,为了楼高气爽,还垫得高出地面许多。这样,可就应了“以邻为壑”那句老话。由是我联想到,怪不得人们那么看重湿地—这“地球之肺”(或“地球之肾”),无论是草原、沼泽,还是渠塘、湖泊,它们的效应可不能轻忽啊!

惦记着这方面的事,所以,这次来到黑龙江,行囊甫解,便告诉友人,我想看看扎龙的湿地。头一站是大庆市,我倍加关切地问询东道主:这硕大无朋的湿地,对于保证油田不受水灾侵袭,该是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吧?东道主连连点头,说:“自然,自然。”顿了一顿,又告诉我:“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它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多种多样:包括提供农、牧、副、渔等物质产品;调控洪涝、干旱和土地退化以及预防疾病;保障土壤形成与养分循环,都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发展。”说着说着,语调渐渐变得沉重了,“过去我们习惯讲,要为明天着想,为后代负责。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现实的危机,形势的严峻,已经不是未来或者下一代的事了,我们自身每天都在承受着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这番话出自第一线工作者之口,看得出他们对于生态资源的破坏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灾难与损失,有着切肤之痛。

我们到了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几场大雨过后,原本乍干还湿、草瘦苇枯的大片沼泽地,眼下已经是绿浪接天、烟水茫茫了。我到过三江平原,面对着接天弥望的茫茫翠海,张大渴望的双眸,我的精神曾为之久久地昂奋,极度地震撼。而扎龙湿地同它比较起来,就其博大来说,也算差可比拟。除了绿到天边的芦荡、草场、沼泽,整个视界中绝无一块冈峦、一片荒漠。该是上帝的园丁事先为它们量好了身段吧,苇丛平整得像剪齐了的绿毯。绿野间到处闪亮着一条条碧水清溪,脉管似的蜿蜒着,呈现出北方罕见的江湖满地,绿波荡漾的景观。

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就是说,没待《水浒传》中的朱贵于水亭之上弯弓搭箭,那翠廊般的苇丛里便突然间撑出了一只竹筏,一竿长篙穿波点水,悠悠地把它送到了我们面前。竹筏由二十根茶杯口粗细的毛竹编就,首端微微翘起,十分坚实、精致。东道主笑着说,可别小看这个竹筏,它的来路可不近哩,还有几只,都是在武夷山定做的。大家不禁“哟”了一声。陪同我前来的哈尔滨的友人尤其兴奋不已。她那次去武夷山,本来一切都安排停当,准备第二天乘坐竹筏畅游九曲溪,可是,事有不巧,夜间突然下起了暴雨,山洪倾泻,竹筏之旅就失之交臂了。想不到几年过后,倒在本地圆了“筏上行”这个梦,自然她更是欢呼雀跃。

湿地上到处充溢着生命。草丛间,出游从容的野生鱼,历历可数。“嘎—嘎—咭”,“嘎—嘎—咭”,芦荡里的水鸟鸣声不绝于耳。中学时代,读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处女作《穷人》,那时涉世未深,对于陀氏的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以及对社会上的不公平不平等的抗议,缺乏应有的理解;可是,活跃在作家笔下的生趣盎然的自然世界,却令我历久不忘—空气是那样的清澈,那样的宁静,不论是一只受惊的小鸟拍着翅膀飞起来,还是一根芦苇让微风吹响,或是一条游鱼在水中拍溅,全都可以听见。还有契诃夫在小说《草原上》所描写的场景,也像刀镌斧削一般刻印在脑海里:草地里升起一片快活的鸣虫的叫声,嚁嚁声,吹哨声,搔爬声,总之,草原的低音、中音、高音,混合成一曲连续的乐章。在那里默想往事,有些忧郁悲伤,却感到很舒服,很痛快。几十年后,这般般情境似乎又重现在眼前。

这里是丹顶鹤的故乡,跨国飞翔的白头鹤迁徙种群,每年也都在此停歇一段时间,休整并补给食物。观鹤,是此间旅游的常备项目。看,此刻,正有两只白鹤扑扇着翅膀从湿地上腾起,衬着绿水青芦的苍翠,两片雪白的隽影悠然远逝。目极苍空,仿佛觉得脑际的幽思妙绪也随之被带往天边。从而对于刘禹锡《秋词》中的“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诗句,有了实际的理解。

西晋的简文帝缺乏“济世大略”,做皇帝不怎么够格儿,可是,由于处在精神史上自由、解放,美的成就很高的时代,对于游观,审美,以及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倒是颇有领悟。譬如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令人领悟、使人动心之处不一定都在很远的地方,你们看眼前这葱葱郁郁的长林和鲜活流动的清溪,就自然会联想到濠梁、濮水,产生一种闲适、恬淡的思绪,觉得那些飞鸟、走兽、鸣禽、游鱼,都是要主动地前来与人亲近。这番话的核心,是“会心处不必在远”。当然,世俗的眼光是恰恰与此相左的,人们总是认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还说扎龙湿地,似乎至今尚未引起许多作家、艺术家足够的关注。美国著名作家梭罗在他的代表作《瓦尔登湖》中,记述了他栖身大自然、与青山绿水相伴、返璞归真的诗意般的生活。在他的优美细腻的生花妙笔之下,瓦尔登湖、沙湖、鹅湖、白湖,连同康科德河,或烟波浩渺,或小巧玲珑,或清波如鉴,或凄美迷离,或被描绘成国王皇冠上的宝石,甚至以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来刻画其勇敢、高华的丰神,从而载入了文学的史册。真是溪湖有幸!

我们也会有自己的梭罗的,我深信。


(2006年)



曾将泪眼望山河


香港《大公报》连续刊登一些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的抒情诗,我几乎是每篇必看,看后总是沉浸在兴奋、温馨的气氛中,心中升腾起一种自豪感。我想,这恰是体现了诗歌的特殊作用。诗是和情感的脐带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古人说,诗人感而有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又说,诗者,诗人胸中之轰然一声雷也。我们的诗人满怀着激情,将长期凝聚起来的苦闷、狂喜、渴望之情,一一诉诸笔端。作为读者,我的情感便也随之而涌荡起春潮,常常不能自已。当时,我也曾写过一首诗,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上,是一首五律:


南望总神驰,香江系梦思。

临风抒浩气,逐日计归时。

毋忘蒙羞史,常吟励志诗。

金瓯缺又补,大业启来兹。


美籍华人连文山先生的《自度曲》,是抒写自豪的心态和爱国情怀的:


问南海潮头,可知今夕何夕?凤翥华灯,龙翔彩焰,共庆金瓯完璧。⋯⋯数强梁霸业,终成尘迹。今日巨人奋起,岿然屹立。整顿衣冠更正谱,续我炎黄史页。猎猎红旗,轻扬星岭,笑指西天落日。


看了令人心神为之一振。可惜我不会喝酒,不然,真应“浮一大白”。

诗也是史,它是心灵史,更是历史的歌吟,时代风云的记录。我很喜欢著名作家峻青的一首七绝:


曾将泪眼望山河,残缺金瓯遗恨多。

欣看神州完璧日,那堪再唱后庭歌!


寥寥四句,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的整部中国近代史,里面蕴涵着往日的斑斑血泪,奇耻大辱,也寄寓了胜利的今天的喜悦和必不可无的警示与惕戒。一位美籍华人在《伶仃洋的咏叹调》中,深沉地吟道:


一百年的羞辱,

一百年的期待,

一百年的风霜雨雪啊,

一百年的愤懑在胸怀!

是现实嘲讽了历史?

是历史对现实的无奈?

一百年后的今日啊,

好一辆直通车—

纾纾缓缓地开过来。

送来了一车的阳光,

送来了满天的霞彩。


从这里也得到一种启示,解诗必须联系背景。背景就是历史。特别是解读这类饱蕴沧桑之感的诗篇,还应同近代诗词结合起来。从1842年8月29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王朝,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在“汉华丽”号英舰上订了城下之盟,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大门就被列强打开了。神州各地,到处是帝国主义角逐的战场和杀人的屠场。野蛮的侵略者的暴行和广大人民的苦难,激发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许多人认识到,诗歌创作再也不是歌舞升平,给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大雅之什”,也不是躲在象牙之宫里吟风弄月,作为茶余饭后的消闲品。他们以笔为枪,以诗歌为号角,开创了爱国主义诗歌的新纪元。爱国主义成为近代文学最光辉、最集中的主题之一。

鸦片战争之前,爱国主义文学的性质,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长期融合、发展、形成过程中,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反压迫的性质,它有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非正义之分,长期形成的这一历史事实不能抹杀。但如从近代国家多民族这一新的角度来考察,它基本上还是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而鸦片战争之后,爱国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已是中华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世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诗歌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诗人丘逢甲奋起组织义军抗日保台,但终遭失败,乃潜往内地。诗人引领南望,故乡掩映于苍烟暮霭之间,忆家国之遭逢,独怆然而涕下。于是,题《春愁》一首: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与此同时,著名思想家、诗人谭嗣同也写了一首七绝: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两诗可以看成是姊妹篇。但后者感情更为激越,以愤激与悲壮取胜,意境亦更为苍凉,蕴涵也更为深邃。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他们纷纷划定势力范围,向清政府强行租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德国派海军强占了胶州湾;沙俄派舰队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随之,法、英等国接踵而至,分别强迫清政府租借广州湾和威海卫。近代资产阶级著名政治活动家、诗人黄遵宪,面对这一惨痛的现实,悲愤异常,于1898年写了《书愤》五首,第一首是:


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

瓜分唯客听,薪尽向予求。

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

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


诗人愤怒地谴责清政府唯列强之命是听,而列强瓜分中国没有止境,此刻正像秦楚纵横之日,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之时。但即使那时,也没有听说连南北咽喉要地都被控制住的。悲愤之情,溢于纸上。

这种把清政府的卖国妥协行径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罪行联系在一起加以揭露、谴责,是特别有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人民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在当时,不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的清王朝,也就无法真正地反对帝国主义。类似内容,还有康有为作于1901年的一首七绝:


魏绛和戎岂有功?只愁云雾蔽辽东。

凭将士气扶中夏,泪洒山河对北风。


这年9月7日,庆王奕劻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英、美、俄、德、日等十一国代表达成和议,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民族利益的《辛丑条约》。诗中感情跌宕多姿,慷慨遒劲,与黄遵宪的五律《书愤》有异曲同工之妙。

早在1870年,即黄遵宪写《书愤》的28年前,当他来到已为英国租占的香港时,曾写过十首《香港感怀》。其一曰:


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

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

凿空蚕丛辟,嘘云蜃气奇。

山头风猎猎,犹自误龙旗。


诗中说,乾隆帝在位时英国就曾提出过租用香港的要求,当时被断然驳回。可是,道光朝却签订了《南京条约》,丢失了“燕脂”,铸成了大错。“凿空”句是说中国人开辟香港的艰辛;“嘘云”句形容它今日的繁华。尾联摇曳生姿,通过风中误认龙旗,寄托诗人对香江被迫割离母体的惨恸悲怀。

寄寓同样的感慨,康有为写过一首《八月十四夜香港观灯》,也是尾联写得非常凄婉动人。这是一首七律:


空濛海月上金绳,又看秋宵香港灯。

曼衍鱼龙陈百戏,参差楼阁倚高层。

怕闻清曲何堪客,便绕群花也似僧。

欢来独惜非吾土,看剑高歌醉得曾!


前四句写景,写尽了香江中秋夜鱼龙曼衍、灯火辉煌的繁华景象,用来反衬后面的凄楚情怀。后四句抒情,抒发诗人做客难堪,情怀落寞(即使群芳环绕,也像个六根俱净的和尚)的悲慨。最后两句是点睛之笔。一腔爱国衷肠,令人深受感染。

好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当万众腾欢,载歌载舞,共庆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刻,当五星红旗猎猎高扬于星岭晴空之际,我们这些后来人又该是如何地欢欣、如何地自豪,又如何地感喟无限啊:一百多年来,无数近代诗人悲歌呐喊、愤切慨慷,不正是为了争得这扬眉吐气的一天吗?


(1997年)



仙阁遐思


四年间,两去胶东,三登蓬莱阁,每次我都从丹崖山下的海边拾回一些光洁的小卵石,留作纪念。有的同志不理解:到了那样一个“人间仙境”,可资忆念的事物该有多少!起码要留下几张照片吧,怎么只捡回一堆小石子?未免⋯⋯

蓬莱,确是一个容易挑人思绪、引人遐思的所在。在孩提时期,就从长辈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它的美丽、神奇的传说,什么“八仙过海”、“白蛇盗草”啦,什么“仙人鞭石入海”啦,甚至连天上的星宿都曾到此聚会,传说蓬莱阁旁的“坤爻石”就是这么来的。

对于这样一个充满着神秘色彩的去处,我曾用童年幼稚的想象去描摹它的形迹,但总是如烟似雾,朦胧一片。长大了,读到白乐天的诗句:“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更加深了那种恍惚迷离之感。仙阁凌虚,海市变幻,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是个朦胧的谜。

实地登临蓬莱阁,这些谜也并没有完全揭晓,只是觉得它凌空结撰,气象非凡。一组结构缜密、布局整齐的古代建筑群,高耸于壁立海隅的丹崖山上,有如雄鸡唱晓,苍鹰展翅。十几座参差错落的殿、阁、祠、亭,设计精巧,各臻其妙。就中以蓬莱阁最为壮观,重檐飞甍,金碧辉煌,十六根朱红楹柱,显得极有气势。

确实像《老残游记》中描写的那样:“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建筑群周遭有些参天的古树,一条卵石铺就的光洁石径直通山下。凭栏眺望,脚下崖壁如斧斩刀劈,海上涛澜汹涌,天际风云开阖,确有一种振翮凌虚之势。

海市我没有机缘看到,但从当地人的叙说和一些碑文、方志的记述中知道,的确称得上人间奇景。明朝的袁可立是这样记载的:


仲夏二十一日,偶登署中楼,推窗北眺,于平日苍茫浩渺间,见俨然一雄城在焉。因遍观诸岛,咸非故形;卑者亢之,锐者夷之,宫殿楼阁杂出其中。谛视之,飞檐列栋,丹青彩黛,莫不具焉。其纷然成形者,或如盖,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语。春树万家,参差远迩,桥梁洲渚,断续隔联,时分时合,乍隐乍显,真有画工之所不能穷其巧者。


如果说,海市中的仙山琼阁,无须耗费气力,顷刻之间,便能在人们眼前展现;那么,现实生活中却绝没有这般便宜事。“没有耕耘,哪来收获?”人世间的一切成果都是靠艰辛的劳动取得的。叶剑英元帅曾为蓬莱阁题词:“蓬莱仕女勤劳动,繁荣生活即神仙。”他说:“劳动人民个个都是活神仙,神就神在有一双改天换地的手。当今的人民群众,胜过古人,赛过神仙。”

“天道酬勤”,古今同理。就说蓬莱阁这组堂皇富丽的古建筑群吧,尽管人们习惯于把它看成是超然物外的琼楼仙阁,可是,一梁一栋,一砖一瓦,又有哪一处不渗透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斑汗迹呢!

当然,“八仙过海”之类充满着浪漫主义色彩的神话传说,对我们也并非毫无教益和启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把笊篱、花篮当作渡海的津梁,有的驾着铁拐、葫芦遨游沧海。目标是一致的,办法却多种多样。为了突破前进中的障碍,不是也需要像八仙过海那样,竞呈绝技,各展雄才,争取胜利地抵达理想的彼岸吗!

不过,至关重要的还是应该弘扬艰苦卓绝、勇于奋斗的革命精神。所以,每当我踏着那光洁的卵石,一步一步登上这层楼杰阁时,总是从心底发出深沉的赞叹。我想,这“恒河沙数”的小小铺路石子,既没有华美的风姿,也不具伟岸的膂力,但它却有高尚的品格:为了铺平前进的道路,它们挺起坚硬的脊骨,默默地承受着各种压力,终年累月地坚守岗位,恪尽职责,从不计较荣誉、地位,从无抱怨之意。它们体现了中华民族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卓绝、踏实坚韧的献身精神。

古代的荀子说过:“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真正的革命者,绝不会因为艰难险阻而退缩不前。呼唤暴风雨,迎着困难前进,正是时代英雄的本色。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写过这样的诗句:


火焰充满着我的整个心房,

我怎能安闲地游荡!

迎着风暴,投身斗争,

我怎能在半醒半梦中闲逛!

⋯⋯

为了不致在空虚的苟且偷安中

生活得碌碌无为,

来吧,

我们一起走向

困难重重的遥远的途程。


幸福,是艰苦奋斗的伙伴。一个人如果胸无大志,畏难苟安,整天像蝴蝶似的空虚地飞去飞来,企鹅般地把头伸到崖岸底下去逃避风雨,那还有什么幸福之可言!

契诃夫有一篇《哀伤》的小说,写一个镟匠格里高里·彼德洛夫,跟老婆“一块儿过了四十年,可是那四十年如同在雾里一样过去了。尽是醺醉啦、打架啦、贫穷啦,根本没有觉着是在生活”。后来老太婆在绝望中病危,他赶着车把她送往医院,一路上回忆过去,后悔了,觉得再从头生活一次才好哩。

他盘算着添买新工具,承揽定货,把钱交给老太婆⋯⋯可是为时已晚,生活不能从头开始,他自己也与老太婆一样,在哀伤中死去。哀莫大于心死,苦莫过于无聊。无聊会使人处于麻木状态,造成生命的停滞。

现在,我们正唱着时代的凯歌,准备迈进人类新世纪的门口。每当想到未来的人们,便立刻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眼前,我们宁愿付出更艰巨的劳动。正如十月革命初期列宁所说的:“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的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千载秃山开遍绚烂的花朵⋯⋯而这些,正是我们时代的记功碑。

后来人无疑要比我们享有更丰美的物质文化生活,也不会遇到前代人经历过的无数艰难险阻。但我确信,他们还会以艳羡、景仰的目光看着我们。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壮丽无比的开拓、垦荒的事业。


(1982年)



小岗行吟


坐在您的对面,我神情专注地端详着您—小岗村当年的带路人。

饱经沧桑的面孔呈现紫赯色,上面爬满了皱纹,头发也已经花白了,眉眼间透露着慈祥,宁静,成熟,一副风霜历尽、波澜不惊的神态,酷似北方大地上一株红熟了的高粱。

看着,想着,我已经完全沉浸在过往的岁月里,以致当有人介绍您的名字时,我并没有听清楚是“严俊昌”、“严宏昌”,还是“关友江”。其实,这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反正都是当年领头搞起“大包干”,为此而甘冒巨大政治风险,以致“按红手印”、“赌咒发誓”,拼上身家性命的扛旗人,都是小岗人的优秀代表。

尽管从您的面容上根本看不出史书上所谓“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易逞”的凤阳人的特征,但我还是满怀敬意地称呼您和您的伙伴为勇辟新途、甘冒风险、敢于造反的勇士。您听了,质朴地笑着摇了摇头,说:“哪里是什么勇士?造反更谈不到,不过是饿肚子逼出来的。”这倒是一语中的。“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可说是中国农民两千年来的永恒主题。当然,您和您的同伴们是坚定而自信的。当时,您们曾理直气壮地说给前来干预的上级工作组:“我们身为农民,交售了粮食,对国家有贡献,就是光荣的。难道年年吃返销粮倒反而光荣了?”

当我把目光投向窗前笔直的友谊大道,投向那些新楼、路灯、葡萄架、蘑菇棚,并为到处都在掀起建设新农村的热浪而倍感兴奋时,您的神情却显得凝重起来,甚至有些惶然。与那些终老荒村的闭塞村民不同,您的眼界十分开阔,因而清醒地意识到,作为“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小岗村同一些闯在前面的先进村相比,近些年的脚步毕竟还是缓慢了。

这天,您的话语不多,最能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这句掷地有声的话:“一转眼,大包干过去三十年了。我看,纪念改革的最好形式,就是继续深化改革。”是的,早在八十七年前,列宁就曾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为此,他特别提醒人们要关注新事物。在这方面,您和小岗人是自觉的,敏
感的。

您们现在十分注重研究外部世界的新事物。自知文化低,底子薄,便有意识地把子女送到外面去学习;积极鼓励外出打工见过世面的青年回村创业;同时,从高等院校引进大批科技人才。只是去年一年,三个“大学生创业园”就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三名大学生,带动本村农民培植良种葡萄、双孢蘑菇,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观光业,创办科技事业。科技—这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又带来了变革生产关系与经营方式的需求,于是,您们又适时地提出: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重新踏上集体合作之路,向着全面建设小康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迈进。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敢为天下先,靠的是勇气;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与时俱进,变革图新,靠的就是智慧了。我从您的飞扬的目光中,正是看到了小岗人朴素的智慧。

短文草就,意犹未尽,率成《小岗行吟》七绝十首:


丝丝翠柳弄轻柔,油路清溪傍小楼。

直恐老来诗兴减,淡烟疏雨下濠州。


东风伴我帝乡行,村鼓田歌别有情。

风片雨丝芳草路,菜花黄里过清明。


开路旌旗据上方,冲篱破锁谱新章。

朱皇跃马成何事,花鼓从头说凤阳。


德被生民首重农,家家鼓腹乐年丰。

敢拼性命开生路,拓展阳关一径通。


漫道年华水样流,丰功早已著千秋。

一从小岗燃星火,烈炬燎原耀九州。


卅载风烟似电驰,荒村古陌展新姿。

精描巧绘鹅溪锦,改革原来是画师!


迢遥应恨我来迟,十八先锋鬓有丝。

江北江南春正好,老梧待发凤凰枝。


创业科研重担挑,青衿学子志冲霄。

葡萄香菌连天架,荡我诗心涌巨潮。


万事由来重肇端,至今艳说大包干。

盘空鹰隼无停翼,制胜重攀百尺竿。


秋菊春兰各擅场,求新通变费端详。

风云坛坫无常主,小岗村前路正长。


(2008年)



壮歌行


这是我们在这太湖之滨的美丽城市的最后一夜了。市里的同志介绍,明天中秋节将在蠡园举行盛大的赏月歌咏晚会。在那长烟一空、皓月千里的翠阁明湖之上,欣赏一番美妙的听觉艺术,自是难得的机会。可惜我们归程已定,无缘躬逢其盛了。带着微微的憾意,我走下层楼,踏着清光翠影在中庭闲步。蓦地,从主楼东侧传来手风琴伴奏的《敖包相会》的悠扬歌声。循声趋视,原来宾馆的共青团员们在举行露天赏月歌咏会。一些二十岁上下的男女青年,相继地站在麦克风前引吭高唱。那浑厚、自然、醇美的歌喉,加上良好的乐感,给人带来心灵上的美感。尔后是集体大合唱,第一支歌便是《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雄浑有力的歌声,再现了社会主义祖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新姿,记录了中国人民英勇前进的步伐。

记得一位散文作家说过,感人的歌声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便会深刻地留在记忆里,像是摄下了声音的影片一样。此刻,这一曲壮歌就真的勾起了我对往昔的忆念。

二十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月明之夜。当时我在东北一个海滨城市从事新闻工作,年龄和眼前这班青年朋友差不多。这天晚上,我从外地采访归来,一进院便被雄浑的《歌唱祖国》的歌声所吸引,饭也没顾得吃,就赶去参加别开生面的革命歌曲演唱会。几十名新闻同行聚集在一间较大的办公室里,空闲凳子没有了,后来的同志索性坐在窗台和桌子上。这里有领导干部,也有一般工作人员,有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涉世未深的小青年,也有饱经革命风霜的老同志。大家无拘无束地膀靠膀、肩并肩地挤在一起,放开喉咙,纵情歌唱。尽管每人的经历不同,情趣各异,但都兴致盎然地搜寻着记忆,把一支支革命歌曲翻出来,唱开去。于是,悠扬婉转,富有抒情韵味的《二月里来》,深切感人的意境融和着激昂的战斗情绪的《延安颂》,洋溢着乐观情绪、昂扬斗志和必胜信心的《游击队歌》,音调高昂、气势雄壮,像冲锋的号角一般的《大刀进行曲》,以坚实有力、豪迈热烈的旋律,表现工人阶级紧张劳动的生活,塑造出解放了的中国工人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便一支接着一支地带着无形的翅膀在夜空中回荡着。一曲方终,只要有谁开个头,大家便立刻接唱下去,汇成了地地道道的歌的洪流。月影西斜,夜很深了。可是,随着歌声的导引,人们已经沉浸在甜美的战斗追忆或陶醉在锦绣征程的憧憬之中。谁也不愿终止这热情的讴歌。歌声,掀开历史的帷幕,把人们带进亲身经历过的革命、建设生活中去。太行山上的战斗烽火,“红五月”中的竞赛热潮,一齐展现开来。可以说,一支歌,再现了一页革命的史迹;一支歌,标志着一个光辉的年代;无数支歌串起来,便组成了一部完整的革命史诗⋯⋯

湖风掠面,透出几分凉意,把我从追忆中唤回。青年们的歌咏活动已经结束,带着一种惬意和满足,我回到了卧室。“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窗外的枇杷树在夜风中摇动,不时地送进来几枝倩影。许是因为过于兴奋了,一时难以入睡,我便沿着原来的思路遐想下去。

音乐语言是一种感情的语言,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我们的祖先很懂得音乐的力量,早就有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论断。《东周列国志》记载过这样一件事:齐桓公即位后,采纳鲍叔牙的建议,以“索仇”为名,将管仲从鲁国要回。在解押的途中,管仲知道这是挚友鲍叔牙的计谋,便放下心来;但也料到经人点破后鲁庄公必将翻悔,派兵追杀。于是心生一计,编写一首《黄鹄之词》,教驭手们歌唱。歌声激越,驭手们为之感奋,驱马疾驰,轮转如飞,乐而忘倦,结果一天赶了两天的路程。待鲁庄公醒悟过来派兵追赶时,管仲已经回到了齐国。后来,管仲随齐桓公征讨孤竹国,轴重车马为山岭所阻,他又编写了《上山歌》、《下山歌》,教军士们歌唱。士气非常高昂,跨险驰车,如履平地,齐桓公看了赞叹地说:“今日知人力可以歌取也!”

至于革命歌曲,其教育、感化作用之大,就更不必说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列宁指出,公社被镇压了,“但是鲍狄埃的《国际歌》却把它的思想传遍了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为实现“英特纳雄耐尔”而英勇奋斗,瞿秋白同志高唱着它,面对敌人罪恶的枪弹,视死如归,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低吟着它,以沉雄悲壮的歌声表达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马赛曲》、《七月十四日》、《出征》等革命歌曲,曾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志,甚至是一种命令,团结和激励着人民群众为共和国、为自由进行殊死的斗争。当然,有些歌曲则是起了涣散军心、瓦解斗志的作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悲歌散楚”的故事便是一例。“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诗)陈后主日夕沉溺于声色狗马,一曲《玉树后庭花》未终,韩擒虎已跃马而来。靡靡之音导致亡国覆宗的教训,从反面说明了音乐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斑驳的树影斜映东墙,思绪的翅膀仍在翱翔。我从歌曲的不同效果,又联想起去年亲身参加过的两次音乐会。一次是民歌欣赏会。十几名身着不同民族服装的歌者,各都演唱了两三支民间歌曲,真可谓繁花竞放,丰富多彩。汉族的山歌、小调,或以粗犷、豪放见长,或以清新隽永擅场;蒙古族的牧歌,寥廓绵邈;赫哲族的船歌,逸兴悠然;朝鲜族的舞歌,充满抒情韵味;高山族的杵歌,显得淳厚古朴;回族的花儿,嘹亮高亢;苗族的飞歌,俊雅风流。内容多是反映社会主义新生活以及健康、纯真的男女恋情的。音色、腔调、韵味、表情、素朴自然,给人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

而另一次音乐会却令人大倒胃口。伴随着架子鼓、沙球、响板和电声乐器倾泻出的一片轰响,国外的爵士化了的民歌和爵士型的新编流行歌曲,和盘托出。嗲、俏、嚣、闹,矫揉造作。可是,场内却有少数人不时地掀起叫好、狂喊的声浪。多数观众是反感的,有的没坐上半个小时,就“逃之夭夭”了。

这当然不取决于哪一种音乐形式。社会主义的歌坛同整个艺苑一样,应该是百花齐放的。“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邓小平语)

⋯⋯

这一夜睡得虽晚,却很香甜。一觉醒来,已是满窗红日。好,又是一个响晴天!蠡园的中秋赏月歌咏会可以如期举行了。我一边打点行囊,一边欣慰地想着。


(1983年)



海行寄感


听“老航海”讲,海上行人之所以对凌波鸥鸟和远岸遥灯分外感到亲切,是因为此外再没有其他的伴侣了。这说的是寂寞;再就是颠簸—人们都说,海上无风三尺浪。那么,有风呢?我猜想,一定像狄更斯在长篇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所描述的:矗立的狂涛像一堵墙似的排闼而来,简直要吞没那面的整个城镇。当它轰然一声向后退去时,又像要在海滨挖成深深的岩洞。

待到我实际踏上甲板,却又觉得并不是说的那样。微风飒飒地吹着,船头犁起雪白的浪花,平稳得像在冰面上滑行。当然,我是幸运儿,第一次出海远行,就赶上了一个绝好的天气。

站在甲板上,我向海天深处瞭望。只见万道金鳞在浩渺的沧波上熠熠闪耀,千朵万朵银光灿烂的笑涡向着蔚蓝的天空嬉笑。透明的、碧蓝的、细软的波纹,一道接着一道从对面滚来,多么像故乡那茫茫无际的草原啊!大概长时间观看同一事物容易发生疲倦的感觉,我渐渐觉得有重重睡意从四面袭来,于是返回舱里卧下。此刻才切实感到波浪的起伏—大海的呼吸。飘飘摇摇,很快就跌进了梦乡。蓝天,远树。故乡的原野。少年时代,我骑着家里那匹四蹄雪白的大红马、蹄声嘚嘚,飞驰在青葱万顷的草原上。突然又跨上了黄沙古道,上冈下坡,左颠右簸,有几次险些从马背上跌落下来。不知是为了搔痒,还是蓄意要将我甩掉,大红马偏偏向一棵歪脖子柳树钻去,幸亏我眼疾手快,弯臂抱住了树干,才没有被刮落下去。惊吓得猛吼一声,我醒转来了。睁眼四望,轮船依旧平稳地前行,微微地发出耕涛犁浪的“唰唰”声响。

时间,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概念。“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首传说中的唐尧时代的《击壤歌》,反映了古代先民对时间的最初认识。那时是以日出日落,也即以“天”为单位来计算时间的。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时、分、秒的概念产生了。古人说“寸阴是竞”;现代语言叫“争分夺秒”。雷巴柯夫说: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计算时间的人,时间要多五十九倍。其实,有些场合(如田径运动员角逐),分、秒也不适应了,往往要以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秒的差异来确定谁是新纪录的创造者。时间与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益。这话固然很有道理,但同一切比喻一样,也有它蹩脚的地方。金钱、财富,可以储藏起来,可以留给子孙或资助他人,丢失了可以找回,花掉了还能重新积聚。而世上绝没有储存时间的库藏,时间多的不能施舍,时间少的无从乞贷;一经流逝,便再也无处寻觅,像滔滔流水一样。金钱的浪费是有形的,多少可以计算,时间的浪费是无形的,无人能够估量。

古往今来,人们都习惯于把时间比作长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黑格尔也说,时间“犹如流逝的江河,一切都被置于其中,席卷而去”。尽管时间是客观存在,总是以其固有的节律运行着;但人到中老年之后,往往对时间的流逝变得特别敏感。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少听到有谁发出光阴荏苒,事业无成的慨叹;可是,当熬过十年浩劫以后,却是“相逢各问年,尽道流光速”了。许多至今仍以“小”字相称的同志,其实早已跨过“知命之年”,坐五望六了。称其“小”者,习惯而已。

为了拖住时间老人的步伐,让他多留给人们一些余裕,我们祖先曾有过“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的幻想。这当然是徒劳的。唯一有效的办法,是珍惜现有的时间,紧紧勒住“今天”这匹骏马的缰绳。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与其慨叹青春的早逝,不如从现在做起,迎头赶上去。“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此刻,睡意已经完全消失。我在航船的往复颠簸中,忽然记起了一个有趣的域外传说:埃及金字塔的人面狮身像,是一个名叫斯芬克斯的怪物,她张着翅膀,每天向过往行人考问一道谜语:“早晨四只脚走路,中午两只脚走路,傍晚三只脚走路。—这是什么?”有人猜中了,说是“人”。生命的早晨—幼年,不会走路,手足并用,在炕上爬;生命的中午—壮年,迈开双脚,走南闯北;生命的傍晚—老年,拄着拐杖,好似三只脚走路。

现在,机关的绝大部分同志正处在“生命的中午”时期,既具备青少年阶段思维发达、勇于进取的优势,又有着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分析、判断能力强的有利条件,如同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


(1978年)



历史的抉择


为神奇丰富的古代传说和色彩斑斓的历史画卷所吸引,我在来到“文物之邦”绍兴的第二天,就专程探访了大禹陵和南宋诸陵。

禹陵在会稽山下。一条青石铺就的长长甬道,把游客引向一座建于明代嘉靖年间的碑亭,石碑上镌刻着“大禹陵”三个雄浑壮美的大字。碑亭右侧就是禹陵,古称禹穴。据《越绝书》记载,禹的墓地“穿圹深七尺,上无泻泄,下无邸水,坛高三尺,土阶三等,周方一亩”。今天看到的情况,与古籍所载,十分接近。

想那“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的远古洪荒时代,这位伟大的治水英雄,栉风沐雨,茹苦含辛,日夜奔波于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率领民众通山川,疏江河,历经十三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制伏了水害,理出了可供群黎居住的九州。然后,聚会诸侯于会稽山下,总结经验,计功行赏。由于多年辛苦,积劳成疾,庆功表奖大会刚告结束,这位治水英雄就长眠不起了,以其震古烁今、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望着那神奇、迷茫的古穴和高耸的碑亭,一种肃然起敬的情怀,蓦然在心头涌起。

禹庙紧靠着禹陵,是一组规模宏大、气象巍峨的建筑群,始建于梁大同年间。现存的主体结构保持着清代早期的建筑风格。从西辕门进庙,迎面就是那座赫赫有名的岣嵝碑,亦称禹碑。原在湖南衡山云密峰,早已佚失,这里的碑文实系摹刻。传为夏禹所写,也属后世伪托。但字形确是非常奇特,类似古篆,又似符录。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形容它:“科斗拳身薤倒披,鸾飘凤泊拿虎螭”。明代学者杨慎对碑文作过考释,认为是颂扬大禹治水业绩的。

向北穿行,登上百步金梯,进入拜厅,这是历代帝王将相祭祀大禹的场所。左右两庑立着许多歌颂大禹的历代刻石。过了拜厅,便是金碧辉煌、重檐飞角的大殿。屋脊上塑有背插利剑的逆龙的造型,当是象征这位治水英雄治平水土的功业的。

殿堂正中,矗立着六米高的大禹塑像。古书上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大禹应是一个道地的体力劳动者形象。可是,眼前出现的却是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的龙凤之姿,不免有些诧异。据说,这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

孔老夫子论述大禹时讲过这样的话:“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太炎先生设计的塑像,取其朝会时的装束。这样一想,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是,“卑宫室”还是事实。可以肯定,大禹生前也会像帝尧一样住着“茅茨土阶”,绝不能像后代的君王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华丽,不过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其怀念与崇敬之情而已。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文人学者、黎民百姓,只要来到绍兴,总不肯放过参谒禹陵、瞻仰禹庙的机会,因而,留下了无数的诗文轶话。鲁迅先生曾来过多次,特意写了以大禹治水为题材的小说《理水》。1939年春,肩负着民族解放斗争重任的周恩来,在百对战疆、戎马倥偬之际,也曾拜谒过禹陵、禹庙,一幅珍贵的照片,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信息。我们前来,正值黄叶飘飞的暮秋时节,参谒的游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为了满足人们景仰先贤、摄影留念的要求,摄影师竟忙得汗流满面,应接不暇。

辞别了禹陵,我们乘车来到城东南四十里外的攒宫山下。史书记载,南宋偏安临安后,先后有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六个皇帝的陵寝建在这里。远远望去,群山拱抱,古树苍苍,地势沉雄,环境幽雅,确有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只是过分荒凉了,不用说游客,连过往行人也少得可怜。等了好长时间,才遇到一个戴毡帽的中年农民,但当问到六陵位置时,他竟茫然不晓。最后,还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指了指赵家岙的几个坟包,淡淡地说:“陵墓早就废了,听老辈人说,每座坟包里都有一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可是,已经尸骨无存了,只是葬了几堆猪羊骨头。”

人民群众骂这六个皇帝昏庸无道,是有事实根据的。越州一带紧靠临安,这里还曾作过南宋的临时首都,连“绍兴”二字都是高宗赵构改的。“纸墨之寿,永于金石。”史书上煌煌记载着:高宗“恬堕猥懦,偷安忍耻”,“信任权奸,残害忠良”;光宗乃“万世之罪人”;理宗“嗜欲怠政,权移奸臣”;度宗“荒于酒色,拱手权奸,丧权失地,天怒人怨”。他们统治的一百五十年,可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至于说帝王陵寝里葬了几堆猪羊骨头,也并非“齐东野语”。原来,元世祖至元年间,西藏恶僧、江南释教总头目杨琏真珈,为了掠夺珍珠财宝,经过朝廷特许,盗发了绍兴、钱塘一带南宋皇帝、后妃、大臣坟墓一百多座。在挖掘六陵前,消息传到了一些南宋遗民耳朵里。他们便事先潜入陵寝,用猪羊骨头把帝王遗骸换出,迁葬于绍兴城西南的兰渚山天章寺前。但因理宗头骨特大,怕调换后被发觉惹出大乱子,就没敢动。结果,杨琏真珈盗墓之后,把理宗的颅骨锯开,作为酒器,玩耍取乐。明太祖灭元后,下诏将理宗头骨归葬旧陵,其余五陵也迁回攒宫山,再兴土木,重树碑石。

但是,时间仅仅过去了六百多年,巍巍六陵于今已荡然无存。而四千年前的禹陵、禹穴,却安然无恙;禹王的光辉形象和伟绩丰功,已经永远植根于后世人民的心中。

时间公正,历史无情。在大禹陵和南宋诸陵那里,我看到了历史的抉择。


(1996年)



插竹亭轶事


承南京文友诸荣会先生来信示知,江苏省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在校园内恢复重建了九百多年前宋代的古迹“插竹亭”。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应邀书写了“插竹亭”匾额;根据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推介,请我为这处名胜古迹撰写一副对联。

江苏是我的旧游之地,无论是苏南、苏北,许多县份我都去过,大都市更不必说了;但溧水尽管离南京不过百余里,却未曾涉足。过去读清代文学大家、《随园诗话》作者袁枚的传记,记得他曾在溧水当过县令。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官声、民望卓著。他的父亲从广西来到溧水县,担心儿子年轻,不谙吏事,便隐匿姓名,到民众中私下进行了解、访察。听到的反映都是:这个年少的袁知县,可是个好官呀!一位女子甚至说:“吾县袁知县政若神明。”父亲听了,大喜过望,遂安下心来,入住县衙官舍。传记里说,一些文人更是踵事增华,常常以袁枚断讼、判案故事附会为小说。

若是再往前追溯一下,北宋末期词学大家、被王国维先生推尊为“词中老杜”的周邦彦,也在这里当过县令。任职三四年间,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文。其中最有名的是那首《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有如下的名句:“年年,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

说来凑巧,溧水县这所中学所修复的古迹“插竹亭”,就恰恰与周邦彦有直接关系。宋哲宗元祐八年,周邦彦到溧水做县令。旧时代官员初到任上,循例都要拜访当地一些名门巨室、耆旧乡绅。这天,他就来到分龙岗,看望俞氏望族。听主人介绍,四十二年前,先祖插竹枝以护花,结果,竹枝成活,长得十分茂盛。当地都视为奇迹。周邦彦听了,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建议主人修亭以为纪念。三年后,亭子建成,周邦彦写了《插竹亭记》一文,对俞氏家族寄托了厚望。果然,十年过后,俞家后人俞栗便中了头名状元。从此,插竹亭也就成了当地一处胜迹。但是,后来便渐就倾圮了。

去年,遗址所在地—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激励后学追慕前贤往哲之积极进取,在校园西南角重建了插竹亭,立碑纪胜。本校的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写了《碑记》,备述恢复古迹插竹亭的颠末。在此基础上,我又题写了一副对联:


佳话记当年,亭以竹名留胜迹;

文风开此代,校因史显育贤才。


事情原委已经交代清楚了,文章本可以就此打住。忽又记起流布已久的关于周邦彦的一桩轶闻:他在汴京时,和才貌双全的名妓李师师常相过从,两情相悦。这天,他正在妓院和李师师缱绻风流之际,突然听说徽宗皇帝驾到,他见外出逃避已来不及,便就势藏匿在床下。

只听皇帝进得门来便说:“江南进俸一种新下来的橙子,非常鲜美。我带来给你尝尝。”于是,李师师就用纤纤玉手把它剖开。吃过之后,皇帝又和李师师在轻柔的幔帐、袅袅的炉香之间,相对调笙,情谈款叙。不觉已到深夜,于是,李师师又以无限关切的口吻,又促、又劝、又留,曲折有致。

这一切,都被周邦彦听得真真切切。皇帝走后,他便带着吓出的一身冷汗,填写了一首《少年游》词,备述当时的亲见亲闻:“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两天过后,徽宗皇帝又来这里,命令李师师为歌一曲,李便唱了这首词。皇帝听得明白,惊问“何人所作”,李不敢隐瞒,据实以告。徽宗怒不可遏,回到皇宫后,便找丞相质问:“听说开封府监税官周邦彦,课税无力,职事废弛,为什么不拿下来法办?”丞相不敢怠慢,赶紧差人查处,不料,查处过程中发现,课税成果最优异的就是周监税官。但是,既然皇帝有话,管他绩效如何,都得一样处置。结果,周邦彦就无辜遭贬了。

整个事件经过,在南宋张端义的《贵耳集》中也有较为详尽的记载。尽管后来经过王国维的考证,认定此说属于误传,但当地民众还是“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并凿凿有据地说,周邦彦贬到哪里去了呢?就是到了溧水。


(2008年)



中秋宴叙


此番宁夏之行,收获颇大。围绕着西夏学的探究,我考察了王陵、古塔、城垣、岩画,游览了贺兰山和河套、古渠,看了一些展览,翻检了有关文献。预期的目的已经达到,很快就要离开银川了。

塞上的秋光明艳撩人。金黄的稻海敞开丰满的胸怀,静静地等待着收获;高远的云空瓦蓝瓦蓝的,阳光显得分外柔和、明亮;路旁,高高的白杨林轻摇着叶片,像是小儿女们在喁喁窃语。今天正值中秋佳节,我以老朋友的身份,出席了自治区政府马启智主席专门设的午宴。

一见面,马主席就说:“你对历史有兴趣,也有研究,我这里有一幅字奉送给你。—这是西夏学的著名学者李范文先生的作品。”打开装帧精美的卷轴,赫然现出四个西夏文的擘窠大字,撇、捺、横、折兼备,笔画似曾相识,却一个也不认识。幸好下面缀有汉字释文,原是“高山景行”四字,故典出自《诗经·小雅》,三国时曹丕文章中有“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的话。谢过了马主席,我告诉他,同李教授已经会过两次面了,亲聆雅教,受惠良多。

说着,宾主就入座了。宁夏素以酒多、酒美驰名内外,桌前摆放了几种,什么“昊都液”、“西夏酒”,名目不少,菜肴也是十分丰盛的,节日的气氛很浓。大家吃着唠着,沉浸在一种家庭式的融洽氛围里。

老朋友多年不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话题汗漫纵横,大到形势、任务,经济、文化,小至友朋问询,忆往追怀,但是,中心还都是围绕着祖国西部的开发和宁夏的社会人文的发展、建设。我说,我很欣赏作家张贤亮的一个看法。他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上讲道,过去西部地区落后,固然有着自然环境、经济条件的制约,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人们的思想观念陈旧,人才缺乏所致。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因素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样,话题就从事业发展转到了西部地区如何发掘人才、留住人才、培养人才上。宾主正议论得起劲儿,马主席突然向在座的政府秘书长问道:“李范文先生的住房条件改善了没有?—前两年我到他家去过。做研究工作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舒适的条件。”秘书长说,李先生还是住在那套旧房里,一百平方米左右,条件很一般。

省、区、市这一级的主要负责人,每天要处理的重大事项很多很多;能够比较熟悉这类从事古文字研究、与现实不怎么搭界的专家学者,也属难能可贵。我这么想,也就顺口说了出来。启智同志谦虚地解释说:“李先生毕竟不是一般人物。”

这当然也是实情。

话说起来也就长了。11—13世纪,中国古老的党项民族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贺兰山麓,建立起与宋、辽、金鼎足而立的封建性民族国家政权。国号大夏,定都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因为地处祖国疆域的西北部,故史称西夏。在其立国的190年间,经济上充分发挥其固有的畜牧业优势,文化上与中原汉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相互吸收,密切交流,形成了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的西夏民族文化。1227年为蒙古军所灭,灿烂的文化受到摧残,典籍、文书留存的很少。后来官修正史,于宋、辽、金之外,独遗西夏。而西夏文字又结构复杂,难学难认,向有“天书”、“绝学”之称,从而使西夏王国的历史成为一道难解之谜。1972年初,周恩来总理视察中国历史博物馆,见到了西夏文文献,问道:“现在有多少人懂西夏文?”当得知只有一两位老先生时,他语重心长地嘱托,一定要培养人学这种文字,绝不能让它失传。

李先生的主要贡献也就在西夏史,特别是西夏文字的研究方面。此前,世界上尚未正式出版一部西夏文字典。李先生积25年之功,穷搜苦索,经过对西夏王陵六年的发掘与研究,对3270块残碑逐一进行考释,制作了近百公斤的三万多张卡片,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在编写出《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等一批学术专著的基础上,编撰出一部150万字的《夏汉字典》,从字形、字音、字义和语法等方面,对六千个西夏文字做了全方位的诠释,并用汉、英两种文字释义,集古今中外研究西夏文字之大成。此外,还著有系统研究西夏语音、语法、词汇的《西夏语比较研究》、《同音研究》和探讨宋代汉语西北方音的《宋代西北方音》等专著。为此,十五年前即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在这些荣誉面前他并没有止步,而是拳拳眷注于攀登下一个新的峰巅—组织国内西夏学专家编写多卷本的《西夏通史》。

席间,我说:“李先生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的这些卓著的成就,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那种生死以之的执着追求和顽强拼搏的敬业精神。”李范文50年代末以民族语文专业研究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出于对西夏学的挚爱,他放弃了留在北京的机会,毅然提出要到西夏王国的故地宁夏去从事研究工作。亲友不理解,妻子更是无法接受,一气之下,与他离了婚。而他本人这时还在戴着“右派”帽子。

“这一代学人,历史是不会忘记的。”马主席深情地补充了一句。

这时,他才注意到,大家只顾说话了,酒、菜都没有下去多少,便热情地端起酒杯来和我的对碰一下,“来,老朋友!见一次面不容易,咱们把它干了!”半杯红葡萄酒进肚,顿觉热气喷发,我拣了几样菜大口地吃着。他却像突然想起什么事来,眼睛盯着秘书长,郑重地说:“给李教授调房子,别忘了。”秘书长笑着说:“放心,明天我就办。”


(2000年)



梦游沈园


哪个人没有做过梦呢?一当我们酣然坠入了黑甜乡,梦魂就会在我们大脑里展开它那重重叠叠的屏幕,放映出光怪陆离、千奇百怪的画面。有的使我们震怖,使我们焦急,有的却令人留连追恋,向往不置;有的使我们忧伤,有的却会带来现实中难以体味到的欢乐。

学者们认为,梦中表现的那个自我,往往比清醒状态下的更真实、更本色。因为在梦中任何人都会撤下包装,去掉涂饰,从而露出每个人的本来面目;加之,梦境是一部映射心灵底片的透视机,可以随时揭示出人们灵魂深处的秘密。

这种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我的实际感觉,却是梦影婆娑,扑朔迷离,像日光照射下的枝间碎影,像勉强连缀起来的残破的网片,又像是迸落在岩石上飞流四溅的浪花,不仅错乱复杂,不易解读;而且电光石火一般,稍纵即逝,难以把握。

但有一点我深信,就是说梦是现实生活中某些缺憾的一种补偿,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是生活中某种想望与追求的反映。亲人死去了,觌面无缘,人们便把重逢的想望寄托在梦境之中;一件向往已久的事情,由于条件的限制或礼法的约束暂时无法实现,便把它付诸余生梦想,希望通过置身梦境如愿以偿。所以,歌德说:“人性拥有最佳的能力,随时可在失望时获得支持。”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好几次是在含泪上床以后,梦境用各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安慰他,使他从悲伤中超脱出来,而得以换来隔天清晨的轻松愉快。

80年代初,我曾游览过绍兴的沈园。那时,里面的景观刚刚恢复,许多被人占去的园地还没有退还,看了不免有荒凉、褊窄之感。好在越中明眼人毕竟很多,他们没有在昔日名园周遭摆上座座华堂广厦,而是尽量让它保持一种雅淡、萧疏的韵致,不使它为“都市文化”所熏染。假如为了招徕游人,追求洋化,硬是在荒园内外布下种种现代设施,那就无异于给白发老翁套上蝙蝠衫、牛仔裤,弄得不伦不类,令人意兴索然了。

距离那次初游沈园,一晃儿又是十几年了,听说那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次恰好有永嘉、雁荡之行,我曾想,待浙南之旅结束后,再去绍兴看看沈园。不料,因为有急务等着处理,只好打破原来的计划,直接飞回关东的沈阳,而浙东的沈园竟失之交臂。闷坐在“抟扶摇而直上”的北行客机上,心中总觉得有一点缺憾。秋宵苦短,一眨眼的工夫,夕阳的猩唇已经吻别了地母,四围陷入了沉沉的夜幕笼罩之中,我也就斜倚舷窗和衣睡下了⋯⋯

突然,听到有人招呼:“到了,到了,带上背包,下来吧。”我也没有弄清楚这是什么所在,便稀里糊涂地随着人群走进了一处园林。推开两扇虚掩着的园门,迎面是一座绵延的假山,山上有石筑方亭,赫然耸立,为全园的制高点,两旁廊柱上嵌着一副对联,上联的词语忘记了,下联似乎是:“石亭无语俯瞰今古情缘”。凭高四望,一览无余,更觉得整座园林实在是过于狭小了,而且,游观的景点也不多。只是由于它具有比较丰富的历史内涵,留出颇大的艺术空筐,可供人们遐思无限,浮想联翩。何况,荒疏之美,堪入画本;天然平淡,容我低回、盘桓,正不妨暂时抛却那些世务酬答,享受一番“城市山林”的逸趣。

山下,静卧着一湾水池,窄狭处横架着一座石桥,看去宛如系在葫芦颈上的一条绢带。我心想,这就是那个葫芦池了。还没等跨上去,就见白石栏杆上题着“春波”二字,看似郭沫若的笔迹。记得60年代初,郭老来过这里,还写了一篇纪游文字,填了一首词,有“宫墙柳,今乌有。沈园蜕变怀诗叟”之句。三十年过去了,今天,大体上还是这般风色,也没见到有太多的变化。

这次我来,恰好也在秋天,金风送爽,细雨霏微,正是“道是无晴却有晴”的天气。湖畔柳槲成行,照影清浅。这里那里,点缀着一簇簇黄花瘦朵,衬着静水闲云,确也不乏野趣。

雨滴稀稀落落地漫空飘洒,葫芦池上泛起轻轻的涟漪。但游人的兴致并未因之稍减。一对对情侣林亭对坐,池畔勾留,偶尔也有二三男女青年踏着芳草闲花,笑闹嬉游。时代不同了,他们可以不受外在压力干预,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感情客体,因而,也无从尝到旧时代封建婚姻的凄苦况味。他们哪里想到,就是迈出这么“普通的一步”,前辈足足走了几千年时间。

我突然想到,应该去看看当年的题壁词,留个影。走到墙角处,却见一个城建部门的招商广告招牌挡住去路,上面的语句比较雅驯,诸如“寄耽诗之豪兴,登楼把酒;发思古之幽情,抹月披风”;具体讲到要建一批饮食服务设施,什么“杏花深巷”的美容厅,“又一村”的桑拿室,还有一处“天山大酒楼”。

只听身旁有人询问:这里既远离西北,又没有高山,何以要用“天山”命名呢?另一人答说:陆老诗翁不是有“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词句嘛!他们还议论了一些什么,我已无心去听,直觉得心里有些堵得慌:看似文采斑斓,实际却大煞风景。利用名人效应,建起这些楼堂,肯定能够赚大钱;可是,原有景观的萧疏、雅淡的韵致,就破坏无遗了。我想找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却无论如何也转不出去⋯⋯

情急之下,蓦然苏醒,却是沉酣一梦。睁开眼睛,静了静神,感到十分诧异的是,梦中情境竟是那样清晰。谁说,梦影婆娑,扑朔迷离呢?

前些年,我曾见过一幅古代流传下来的《沈园图》,画面上楼阁参差,林亭掩映,小桥流水,花影重重,兼具幽雅与华美、秀丽与萧疏的特点,是一座典型的宋代园林。但是,“江山也靠文人捧”,它之所以名传后世,不与古代的无数园林同倾共圮,湮没无闻,只是由于它极为幸运地遭遇了一位大诗人。1155年的一个春日,陆游在这里与其十年前的爱侣不期而遇,留下了一首哀婉动人的词,后来由于“爱屋及乌”,还写过一些有关沈园的诗。从此,便地以人传,园以诗传,世世代代活在人们的心里。


(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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