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10心中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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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10:44:59  阅读次数:26131 次

心中的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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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几度风花

心中的倩影

两个爱情神话

收拾雄心归淡泊

三过门间老病死

母亲的心思

鸬鹚的苦境

薏苡的悲喜剧

夜话

寻觅

感念

包袱

昙花

有信自远方来

人过中年

节假光阴诗卷里

我的四代书橱

我也会老吗?

买豆腐

岁短心长

一网情深

温馨雅致过新年

化烦恼为菩提

细雨梦回

追求

酒令丛谈

太白误我

戏鉴人生

安步当车

益者三友

饮茶 圆桌旁

银幕情深

始信文缘是苦缘

饮酒的四种境界

病床也是大学校

散步的历程

生命还乡的欣慰

十载相交如水淡


 华发回头认本根

因蜜寻花

遗爱长存

人天永绝  长歌当哭

营川双璧

吴门隽雅

留下一片绿荫

 

 

回头几度风花

这是一个落红成阵的傍晚。

一丛丛金英翠萼的迎春花,正开得满眼鹅黄,装点出枝枝新巧,小桃红也忙不迭地吐出了相思豆一般的颗颗苞蕾;而堤畔的杏林花事已经过了芳时,绯桃也片片花飞,在淡淡的轻风中,划出美丽的弧线,飘飞在行人的眼前,漫洒在绿幽幽的草坪上,坠落到清波荡漾的河渠里。

面对着这种残红万点的景色已经不知多少次了。印象最深的,是小时候到姨母家去,时光不比现在晚多少,我却已经换了单衫了,是月白色的土布做的。路过一处桃园时,空中没有一丝风,缤纷的花瓣飘落在布衫上,一片叠着一片,乍一看,像是绣上去的细碎的花朵。妈妈在前面几次三番催我快走。我说,走不得,往外一走,我的绣花衫就又变成白布了。最后,索性站在桃林深处,一动不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的赐予。

可是,等我们几天后回家,再度经过这里,已经是繁英落尽,绿叶蒙茸了。果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当时,暗诵着王安石的“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荫”的诗句,觉得大野芳菲如此幻化无穷,确是满新鲜的,一时竟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当时实在不能理解,那些文人骚客对着绿暗红稀,居然愁绪茫茫,究竟所为何来。

还有一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已经开始体悟到中年情味了,其时被抽调到偏远的山区去参加“改造落后队”的实践,当然,落脚点还是要改造我们这些“臭老九”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间是一年,种地之前农闲时期进村,到次年的大忙季节返回。

任是再困难、再“落后”的荒村僻野,春风也照样吹开了冻土,我们便挥起镐头,刨那些秸秆割掉后留下的茬子,或者一担担地往地里挑粪,晚上还要顶着星星月亮,开那滚滚滔滔、无休无尽的会。一天过后,累得连炕都爬不上去。尽管这里水媚山娇,风情万种,人们却没有半点儿赏花玩景的心思,每天连脑袋都懒得抬一下。

可是,突然有那么一天,早晨出工时,我不经意地发现路旁的杏花残瓣正在随风飘落,不禁心神为之一振。这倒不是由于清景撩人,逗发了什么诗兴;只是想到杏花落了,表明春天已经来过多时,眼看就要开犁种地了,我们也即将脱离改造身心的环境,告别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了。

有人说,花朵是沟通大自然与人的心灵的一种不需要翻译的语言。借助花朵的昭示,人们能够体察到天地造化中的灵性,感知自己灵海的波澜、心旌的摇荡。也许果真是这样,但我自己的体会不深。只觉得年华老大之后,面对着残红委地、落英缤纷的衰凉景色,总有些“春归如过翼”、“流年暗中偷换”的丝丝怅惋。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感受力的敏锐与表现力的高超。她在一首调寄《清平乐》的词里,通过她在梅花面前的表现,刻画出自己青少年、中年、晚年心态的变化: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此时她在汴京,正处于待字闺中的花季,每当雪飘飞絮、梅吐清芬之时,她总要满含着盈盈笑意,如醉如痴地把那独占春先的梅朵插在青丝秀发上。一个“醉”字,就把小儿女春闺嬉戏的情景刻画得活灵活现。

待到哀乐杂陈的中年时节,她这个情感极为丰富的才女,更由于被丈夫疏远而无亲生子嗣,变得郁郁寡欢,了无意绪了,“挼尽梅花无好意,赢得满衣清泪”—一边揉搓着寒梅的花朵,一边想着心事,不觉清泪沾裳。

下片写她在汴京沦陷、丈夫病逝之后的晚年心境:“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在这里,人与花的命运是相互照应的,花犹如此,人何以堪!“看取晚来风势”,也正是词人审视自己晚年颠沛流离的处境和国亡家破的形势。

无独有偶,异曲同工。大约过了七十年,南宋另一位著名词人蒋捷写了一首《虞美人》词。说不清楚是妙手偶得,不谋而合,还是吸收、借鉴,探骊得珠,达到同鸣共振,反正除了他是以听雨为线索,与李清照以梅花为线索略有差异外,在整个谋篇布局、意蕴提摄方面如出一辙,甚至句式、段落也完全一致,都是上片写青壮年,下片写晚年,各为四句。他们都是以高度简洁、概括的手法,通过一种眼前的意象,刻画出曲折的人生经历,以及随着时空变换而呈现出的三个阶段、三种心态: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绣帏低掩,烛影摇红,绮罗芗泽,写尽了少年时代恣情游冶,逐笑追欢,无忧无虑的放浪生活。迨至壮年,就在客舟中听雨了,“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笔端极度渲染了西风雁唳之中,风雨兼程、漂游江海的悲凉心境。与少年时代昏卧温柔乡中、红罗帐里,恰成鲜明的对比。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老去情怀本多孤寂,又兼息影僧庐,羁人偏逢夜雨,自然是备感凄清、愁苦。“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人生悲喜无常,离合难定,哪里有心绪去听那淅淅沥沥,通宵不止,仿佛点点滴滴都敲在心上的雨声,索性由它去罢。

道是无情还有情。说是不听,实际上心思并没有真正放下,甚至是牵肠挂肚,彻夜不眠。若不然,怎么会知道雨声“点滴到天明”呢?象征性地描绘出了国事蜩螗,生涯愁苦,萦萦难以去怀的故园心眼。语似解脱,实际上却是沉痛至极。

同是落英缤纷的春晚,同是漫步在“桃花乱落如红雨”的芳林里,一样的飞花片片,此刻,我的心境却与少年时节迥然不同。仿佛行进在霏霏细雨之中,耳畔听得见那似近似远,疑幻疑真的时间的淅沥,像是丝丝缕缕、点点滴滴都飘落在寂寥的心版上,切实地体验到一种流光似水、逝者如斯的感觉。我相信了,细雨真的是一种撩拨思绪的弦索,雨丝织出来的“情绣”常常是对于往昔的追思。何况,而今人过中年,正处在对于“韶华不再”最为敏感的年纪。

一般地说,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似乎在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从个体生命的角度看,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缩微、收敛。从前曾经喧啸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许多生活的图像,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它的釉彩也会变得斑驳不清,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

岁月无情,它每时每刻都在销蚀着生命;自然,它也必不可免地要接受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淹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缠绵在中老年人身上的一种痼疾,说得好听一点,它是这个人群特有的专利。它常常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当然,也是对于眼前的衰颓老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调适与抚慰。

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禅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回首前尘,也就是重新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换,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于我心有戚戚焉”。

当然,回忆终竟是有价值,有必要的。心灵慰藉之外,回忆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可以通过平静而真切地回忆,去解读那多彩多姿的生命流程,揭示已不复存在的事物本相,汲取宝贵的人生经验。如果再进一步,能够把它写在纸上,形诸文字,那就无异于重现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出种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这对他人、对来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事情常常不像想象的那样简单。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谿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就已惘然,何谈事后追忆!况且,追忆终竟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许多飘逝了的过眼云烟,通过回忆,获得一种以新的形态再次亮相的机缘,包括有些当时并不具备,而是由追忆者赋予它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

不要说凡是追忆都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即使是当时,由于各个当事人诸多方面的差别,也往往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记其所见,而略其所未见。即如朱自清与俞平伯两位文学大师,原是同时同地,同在桨声灯影里畅游秦淮河,可是,他们所感知、所记述的,却是或抒诗怀,或重“主心主物的哲思”,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是粗略的素描,或者带有主观色彩的感悟,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经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2000年)



心中的倩影


到了南京,第一个念头便是去寻访秦淮河。

《桃花扇》、《板桥杂记》、《儒林外史》等许多古籍对秦淮河的描写,确实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桃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

一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


这是明清之际的秦淮春景;“秦淮灯火之盛天下所无,两岸河旁,雕栏画槛,绮窗绣幛,十里珠帘”,“城里几十条大街、几百条小巷都是人烟凑集,金粉楼台。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这是十里秦淮的繁华胜概。

如果说,清代文人孔尚任、余澹心、吴敬梓笔下的秦淮是靓娘的浓抹;那么,朱自清先生眼中的“晃荡着蔷薇色的历史的秦淮河”,河水碧阴阴的,如茵陈酒,厚而不腻,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蓝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便是西子的淡妆,更是别具一番风情。

由于古文化的熏陶、积淀,秦淮河早已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每个人的脑海中都闪现着它的玫瑰色的丽影。而在我的心目中,它是一首璀璨的诗,一幅绮丽的画,一片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

可是没料到,当听说我要去寻访秦淮河时,市文联的同志却苦笑着摇头。他们告诉我,早在清末民初,秦淮一带便已萧条破败了,河道淤塞,河床狭窄,河水混浊。实际上,朱自清先生看到的秦淮河已非旧貌,只不过在朦胧的月色、眩晕的灯光下看不分明而已;或许诗人已经分明看出它的陋貌衰颜,但不肯去揭那玄色的面纱,做大煞风景的文字,也未可知。总之,今日的秦淮河再也找不出多少诗情画意,那个白舫青帘、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已经像梦一样地消逝了。

看到我充满失望的神色,朋友们半是劝慰半是憧憬地述说:南京市政府已经把彻底整治秦淮河列为市政建设的一项重点工程,将采取一系列人工措施,清除污泥,运走垃圾,沿河恢复一些有特色的古建筑,建成富有特色的秦淮河风景带,涤除它的斑斑锈迹,恢复其天然姿色。

我终于打了退堂鼓,决定在秦淮河恢复秀丽的姿容之前暂不去探访,尽管为它魂牵梦绕了几十年,尽管重来南京不知何日。我不想让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倏忽消失,我愿在记忆中永存它的倩影。

回来后,我把这些想法讲给几位朋友听,多数人都不以为然。有的说我“痴情可哂”,有的笑我“书生气十足”,“理想主义”,我却至今不悔。特别是读到文洁若的散文《梦之谷中的奇遇》,对作家萧乾的举措,更是赞其通脱,引为同调。

1928年,十八岁的萧乾在汕头角石中学任教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本来,她是准备同萧乾一道乘船逃离的;可是,当发现码头上有歹徒持枪环伺,她只好改变主意,悄悄地溜回。她知道,若是萧乾只身出逃,他们会高兴地放他走开;如果二人同行,萧乾就会死在这伙恶棍手中。

尘海翻腾日月长,一别音容两渺茫。这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八年后,作家萧乾以此为题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梦之谷》。他是多么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再见一面当年恋人—书中的女主人公盈姑娘啊!

六十年过去了,他终于有机会旧地重游,回到了汕头的“梦之谷”,并且,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风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

留恋少时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是无分境遇,人同此心的。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感情会日益浓重。世间许多宝贵的事物,拥有它的时候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而一旦失去了它,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时候,才会真正认识它的价值,懂得它的可贵。韶华就是这一类的东西。

人生是不可逆的,“长江一去无回浪”,古今中外永远不会有时间的收藏家。我们仿佛看到雪莱的诗剧《被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时间的精灵—神色仓皇的御者,正赶着一匹匹胁生彩翼的飞马,拖着一辆辆雕花镂彩的神车,踏着香风彩云向前飞奔。自从远古以来,无数智者就从哲学、科学的角度,努力探求无限的时空,最后,总是在奔流不息的时间长河面前惊愕不已;诗人则力图通过无穷的想象力和有限的艺术形象,去追求和把握浩渺的时空,在想象中让时间冻结、压延、超越和倒流,但是,结果只是一连串的浩叹:


恨无壮士挽斗柄,坐令东指催年华。

今朝零落已可惜,明日重寻更无迹。


那年春天,一位著名表演艺术家应邀来营口市讲学。闲谈中,已经离休的市文化局局长,提到六十年代初期这位艺术家首次来营口访问演出时的情景。“您那时真是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我手里还保存着当时我们的合影呢!”老局长说着,把一张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递过去。这位表演艺术家眼睛刷地一亮,说:“太宝贵了,赠给我吧。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所有留影,全都在这场浩劫中损失了。”她坐在镜子前面,静默良久,看着三十多年前流溢着青春气息的秀影,充满了对昔日风华和峥嵘岁月的忆念。

我即兴题赠一首七绝:


卅年回首感千重,妙艺人人赞化工。

且莫伤怀悲老大,青春犹在画图中。


她看了苦笑着,说:“您这诗看似慰语,实际上正是憾词。”

当然,在特定条件下,也还有红颜长驻的情况。记得台湾作家林清玄在一篇文章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同登喜马拉雅山,不幸遇上了雪崩。男青年被雪堆埋得不见踪影,女的却活着逃了出来。她无限地怀念着情人,年年此日,都要去当日的出事地点,寻找恋人的踪迹,终于在第二十个年头,在雪堆的一角,找到了情人的尸体,仍是当年那样年轻、俊俏,朱颜秀发;而自己却早已失去了往日的风韵,垂垂老矣。这虽然也是一种驻颜之术,无奈说来实在是太惨苦了。

人们也许会问:那位女士苦苦奔波二十年,她究竟要寻觅什么?只是为了要见上一面情人的年轻、俊秀的倩影吗?—这在她的记忆之窗上,本是永远抹不掉的,而且,会久而弥新。那么,除此之外,又是要追求什么呢?或许是要重温昔日的恋情,寻觅那一经失去便再也不会重现的、无比珍贵的纯真诚挚的情愫。

由此可以联想到,留给亲人、朋友一个美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是,它所附丽的却是珍贵百倍的真情诚意。如果有朝一日,那位女士发现日夜思念的意中人竟是一个骗子,那么,再美好的形象也会随之而化为丑
陋了。


(1988年)



两个爱情神话


夏历七月初七又到了。

小时候,每到这一天,老祖母都要拄着拐杖到外面仰望云空,察看喜鹊、燕子的踪迹。当上上下下确实见不到它们的影子时,便喃喃地自言自语:“去了,都去了!”如果谁若是问上一句:“去哪里啦?”她会惊讶地看上你半晌,意思是:连给牛郎织女银河会架桥的事都不知道,也太不懂事了。

这一天,最好是阴雨天,因为这证明了牛女双星已经在鹊桥上洒泪相见。于是,老祖母和母亲也都出现黯然神伤的样子。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大概是最牵动人心,最具有群众性的了。据我所知,汉族祖先构思的星象神话流传下来的很少,这是其中之一,所以,弥足珍贵。

正是由于老祖母的启蒙,后来,入私塾读到《诗经·大东》篇中“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的时候,感到分外亲切,对这位独处天庭的女郎因终日相思而无心织布的情怀,似乎也理解了许多;特别是当吟诵《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时,还曾洒下过一掬同情之泪: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有的诗人力辟牛女传说之妄。比如,杜甫就曾写过:


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

万古久相望,七夕谁见同?

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

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


诗意是说,从古以来,人们只见到牛女双星各据银河一畔,有谁见到他们曾经聚合到一起?就算是架桥相会的说法能够存在,作为天上的星宿,神通无限广大,精灵飒然即合,又何必偏偏等到七夕才能相见!诘问得可说是凿凿有据,蛮有道理。只是,由于美丽的传说已经先入为主,就人们的意愿来讲,还是宁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的。这样一来,倒觉得这位杜陵叟有些“刻舟求剑”,大煞风景了。

事实上,中国历代诗人、词客总是出自美好的愿望,驰骋其丰富的想象力,为牛女双星写下了许许多多感人的诗章。有祝愿他们长相聚、不分离的:“愿天上人间,占得欢娱,年年今夜。”(柳永《二郎神》词)“唯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高则诚《琵琶记》句)也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欧阳修在《渔家傲》词中说:“一别终年今始见,新欢往恨知何限?天上佳期贪眷恋,良宵短,人间不合催银箭!”认为牛女终年长别,只有七夕才能会面,而且良宵苦短,应该让他们尽兴欢娱,而不要银箭频催,过早地惊破他们的甜梦。

当一切美好的祝愿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归于破灭,“乍见还别”的处境无法改变的时候,诗人们又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抒写情怀,歌颂他们的爱情忠贞不渝,万古长新,不像人世间爱海波澜,翻云覆雨。苏轼在《菩萨蛮》一词中这样写道:“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羡人间,人间日似年。”这真是绝妙的立意,而且,未曾经人道语。诗人提出一个耐人寻味的富有哲理性的课题:怎样看待爱情与幸福?什么样的爱情才算幸福?

在这方面,写得最出色的,要算“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词了: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词人从七夕仰望星空的角度,次第地写出了所见、所感。全词可分四层理解。第一层,写词人眼中的七夕银河畔的美丽:纤薄、绵邈的秋云在不断地变换着繁巧的花样;牛女双星不停地闪烁,似乎四目含情,蕴蓄着无限的离愁别恨。看,他们渐渐地踏上鹊桥,渡过银河,开始一年一度的会合了。

第二层,即景抒情,歌颂他们爱情的坚贞不渝。“金风玉露”点出相会的季节;“便胜却人间无数”,寄寓了关于爱情与幸福的深刻哲理,体现了少与多、暂与久的辩证关系。“今日斗酒会,明日沟水头,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卓文君《白头吟》);“玉颜盛有时,秀色随年衰,常恐新间旧,变故兴细微”(傅玄《明月篇》)。这类诗歌在古诗中屡见不鲜,反映出人世间无数薄情郎爱情不专,反复多变,色衰爱弛,见异思迁的实际情况。对比之下,牛女双星虽然一别经年,离多会少,但爱情专一,坚贞不渝,万古长新,永恒不变,确实是令人艳羡不已的。早在唐代,就曾有人吟咏:


乌鹊桥头双扇开,年年一度过河来。

莫嫌天上稀相见,犹胜人间去不回。


第三层,词人想象双星鹊桥相会的情态。他们满怀深情,无限依恋,情切切,意绵绵,倾诉着长别的衷曲,相互间都不忍心看那只身归去的离别之路。一幅“儿女恋情图”跃然纸上。

最后一层,补足第二层的哲理思考,并以此相互劝慰,也表达了作者对爱情与幸福的结论性意见:理想的伴侣应是两情久长,坚如金石,而不在乎朝夕厮守的枕席之爱。俄国著名诗人普希金与冈察罗娃,法国著名古典主义作家莫里哀与亚尔玛特,都曾是朝夕相伴、形影不离的爱侣,充满了甜情蜜意,有时竟达到狂热的程度。然而,曾几何时,由于相互间在志趣、追求、道德修养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导致忌恨、猜疑,同床异梦,造成终生的痛苦,甚至葬送掉宝贵的生命。可见,“朝朝暮暮”厮守不离,并不即等于爱情的幸福。

当然,爱情幸福中应该包含长相聚、不分离的内容。古往今来,人们也一向把这作为爱情追求的良好愿望。《长恨歌》中就做过这样的倾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过,这在实际生活中是难以实现的。“多情自古伤离别”,这在任何时代都难以避免。而“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千秋隽句,恰好给人世间饱谙离别之苦的夫妻、情侣,带来了无边的慰藉和有力的支持。

除了牛郎织女“天河配”,在我国古代汉族的爱情神话中,还有巫山神女的故事也久为人们传诵。它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宋玉的《高唐赋》:


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崪兮直上,忽兮改容,须臾之间,变化无穷。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王曰:“何谓朝云?”玉曰:“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旦朝视之,如言,故为立庙,号曰朝云。”


对于出自古代文人笔下的这个“巫山云雨”的故事,唐代以来,许多诗人都曾提出过质疑。像刘禹锡在《巫山神女庙》诗中就直接地进行诘问:


巫峰十二郁苍苍,片石亭亭号女郎。

⋯⋯

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间来就楚襄王?


也有对楚襄王加以讥讽的,李商隐在《过楚王宫》一诗中写道:


巫峡迢迢旧楚宫,至今云雨暗丹枫。

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


诗中说,地位卑微的下民都懂得留恋人间的男欢女爱,只有愚不可及的楚襄王,才迷恋梦境里的虚无缥缈的神女。王安石更喜欢作翻案文字,他在《巫峡》诗中指出:


神女音容讵可求?青山回抱楚宫楼。

朝朝暮暮空云雨,不尽襄王万古愁。


“空云雨”、“万古愁”,这里讲得更直截了当了。

如果说,牛郎织女的神话揭示了爱情与幸福的“久与暂”的辩证关系;那么,巫山神女的传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爱情的“虚与实”问题。

在男女恋情问题上,西方有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质以后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理念之爱。这种爱情排斥一切肉体上的欲望,恋人只停留在纯粹的精神世界之中,在纯精神享受的云空中畅游,嘴唇永久不能接触,双臂只能拥抱理想的空间云雾。这种“精神恋爱说”虽然有别于通俗禁欲主义,而且,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因是一种有节制的带有绅士气味的苦行主义,所以,本质上是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

与这种超脱尘世的幻想相区别,古今中外绝大多数学者所持的则是现实主义的恋爱观。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诗人海涅说得十分直白:男人不可能娶米洛的维纳斯雕像为妻,女人也不会嫁给普拉克希特利的赫尔麦斯雕像。人应该从幻想回到现实中来,把注意力转向现实世界。中国南宋女诗人朱淑真和晚清学者黄遵宪也都在爱情方面发出过现实主义的呼喊:“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人人要结后生缘,侬只今生结目前”。当代年轻女诗人舒婷对流传了几千年的神女峰的虚无缥缈的爱情神话,写下了与传统决裂的热情、勇敢的诗章: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另一位诗人则借此题目,提出了幸福、实在的爱情要靠自己去争取的见解:


情也绵绵,恨也绵绵,

爱化作了一块冰冷的石头,

我们读了百年、千年。

幸福怎能靠默默地坐等?

不如去学精卫吧,

用行动表达你的信念!


这里鲜明地体现了两种爱的追求。

我们说,爱情不是来去无踪的神秘天使,也不是随手可拾的寻常草棍,而是发生于两性之间的符合人伦道德的爱慕之情。它是感情与理性、自发与自觉、本能冲动与道德文明、直观与愿望、现实与理想的对立
统一。

爱情永远是动人的回忆和美好的期待。


(1988年)


收拾雄心归淡泊

莎士比亚在喜剧《皆大欢喜》中,借杰奎斯之口说,世界是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不过是一些演员。一个人在一生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可以分为七个时期:最初是在保姆怀中啼哭、呕吐的婴儿,然后是满脸红光、背着书包、很不情愿地走进课堂的学童,然后是“像炉灶一样叹着气”、咏着恋歌的情人,然后是爱惜名誉、好勇斗狠的军人,第五个时期变为满嘴都是格言和老生常谈的法官,第六个时期成了鼻子上架着眼镜、腰边悬着钱袋、形体精瘦的龙钟老叟,最后一场是孩提时代的再现,全然的遗忘,没有牙齿,没有眼睛,没有一切。把整个人生描绘得形象、深刻,惟妙惟肖,十分耐人寻味。

但我觉得,如果从中国的文化传统背景出发,按照习惯说法,把人生的童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阶段分别比喻为一年的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倒是很贴切的。

阳春烟景,万物昭苏,充满了生机,饱绽着活力,颇像一个人的少年时代。但初春发育的幼芽,毕竟未曾饱经风雨,没有受过磨折,还不免有些娇嫩、稚拙。待到炎阳播火的夏日,滚滚鸣雷赶着一阵阵的疾雨,“绿遍郊原白满川”,正是谷物茁壮成长的时节,有如人生处于青壮之年。大时代的弓弦呼唤着年轻的臂力,风帆鼓满,豪气冲天。

秋天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人到中年正是如此。经验丰富,阅历深广,情怀由浪漫、激烈而至于深沉、阔大,处世由粗犷、焦灼变为成熟、稳健,像封存日久的佳酿、品味甘醇的水果一般。如果说,青年生活于未来,老年生活于过去,那么,中年则生活于现在,更加注重实际了。

在人的一生中,老年虽为收敛时期,是生命的黄昏,却也意义充盈,丰富多彩,像一年四季中的冬天一样。冬天是透明的,蓝天澄明高爽,白云浅淡悠闲,“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线月分明”。冬天可以使人透视宇宙万般,冬天使人清醒。由于它接受了春的绚烂、夏的蓬勃、秋的成熟,因此,冬天也是充实的。

与此相似,作为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老年包容了生命之旅中的欢欣和烦恼、期待与失望、颂赞与非议、慰藉和苍凉,领悟着哲学意义上的宁静与超然,称得上是人生的冠冕。在七色斑斓的黄昏丽色中,继续演奏着生命真实的凯歌。最后,生命火花闪灭,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一切都返回大地母亲的怀抱,消融于苍茫无尽之中。

在一年四季中,我最喜爱的是明艳的秋天。我爱它的丰盛、充实、成熟、圆满。林园漫步,处处光华耀眼,硕果盈枝,或丹红,或金黄,或绛紫,沐浴着艳美的秋阳,清香四溢,供人们恣意赏玩,尽情撷采。我爱秋天的清凉明澈,深沉淡泊,这远远胜过春天的喧嚣、浮躁,夏日的热烈、张狂。

唐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寓有深刻哲理的《秋词》: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


他说,面对苍凉萧瑟的秋光,人们会觉得思想沉静,心境澄明,清爽入骨,精神振奋,而那千娇百媚、浓艳繁华的春色,却会挑动人沉酣迷乱,浮躁轻狂。秋天由炎炎夏日的繁华、激越转入宁静、安详,使人思想深邃,头脑清醒,有助于沉静地思考一些问题。比如,每当我面对白云、黄叶、雁阵、澄潭的无边秋色时,都联想到,人过中年也应该像秋天那样,“收拾雄心归淡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淡泊,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审美文化。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大体上涵盖了平淡、冲淡、素淡和散淡等多方面的意蕴,反映出一个人内在的襟怀与外在的风貌,但集中地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精神涵养。

“少年心事当拏云”。人在年轻时节,雄心勃勃,豪情四溢,充满了奇思、狂想,敢于藐视权威,勇于冲锋冒险,不主故常,不怕失败;在青年心目中,无事不可为,无事不能为。这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当然,有时也会闯出一点“乱子”,撞下几处伤疤;由于虚荣心作怪,或者经验不足,有的也难免逞强、使气,显示、卖弄。

“春行秋令”,要求青年人都像老年人那样宁静与淡泊,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应该的。及至他们饱经世事的磨炼,“阅尽人间春色”,历遍世路艰辛,“淡装平步入中年”,那时,便会显得成熟与历练,不再担心失去或者错过什么,也不肯茫然地赶冲某种喧腾的热浪,便会觉得天高地阔,极目悠然。

这种宁静与淡泊,会使人们显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以“过来人”的清醒与冷静,对客观事物作静观默察,持超拔心态。平淡不是消沉,乃是修养已深,思想和见解均已成熟,返于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因为是自然的表现,不能包装,也无法模拟。

如果拿文学来比拟,这种人生境界,有如陶渊明的诗文,看起来平淡质朴,却是无从学起;李太白、苏东坡的作品也是这样,纯粹自然,近于天籁,后人也有刻意模仿的,但总是学不到家。平淡是诗文中的一种很高的境界,苏东坡就有“寄至味于淡泊”的说法。

平淡不是气象萧索,不是淡而无味。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看来,平淡正是臻于成熟的表现。诗文如此,人生何独不然。

正是由于淡泊是一种人生境界,在人的心理素质上,首先要求能够看得开和放得下。看得开事物的发展规律,对于名利、权势等身外之物不可看得过重。庄子讲过,外物偶然到来,只是寄存于此,寄存的东西,来时不能阻挡,去时不能挽留。有些人在对身外之物的追逐中常常迷失了自我,这实在是一种缺憾。

而且,“万物都有待尽之日,岂有吾人可得长生不死之理。”(朱熹语)只要看开了“生命无常”这个自然法则,懂得一身是随着“大化”而存灭的,能在精神上超越死生的拘牵,那样,自然也就会放得下对于世间利害、得失和人事升沉、荣辱的执着,养成悠然的心境、达观的意识了。

曹聚仁先生在《浮过了生命海》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他的臣下编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书编成了,是一部六千卷的煌煌巨著,可是国王已到了中年,由于国事忙碌,抽不出时间来看。于是,他要臣下把书缩短一些;及至缩编成功,国王已经年老了,连那缩本的世界史也没精力看了,他便要臣下把它再缩短一些。直到他垂死时,终于没有读成那部世界史,深以为憾。这时,一位年老的史学家赶到病床前,把这部长达六千卷的世界史缩减成一句很短的话,说给国王听:“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


人类的历史画卷卷帙浩繁,纷纭万端,然而要以最简洁的话来概括,确也不过如此。

淡泊萧然的暮年心性是精神层面上的。本来,溪水无心地流淌着,不涉人情,无关世事,可是,原本积极入世的孔老夫子溪旁闲步,看在眼里,却蓦然兴起岁月迁流、“逝者如斯”的慨叹。秋风潇飒,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草木无情,有时飘零,而“方夜读书”的欧阳子,却为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凄然愀然。

在寒暑迭更、四季分明的北方住久了的人,乍到终年皆夏的南方往往不太习惯。我曾到过南亚一些国家,尽管那里不乏绿草红花、明楼翠阁的人间佳景,尤其是净洁如洗的澄空、葱茏蓊郁的雨林、通体透明的碧海,令人叹为观止;但是,由于一年四季都是溽暑炎蒸,节候的概念十分模糊,觉察不到一年四季的变化,置身其间,总有一种景物单调、时间凝滞、生活混沌的感觉。

人生犹如登山。年轻时节体力充盈,心高气盛,又满怀着好奇心,不知艰难险阻为何物,谈笑风生,奔突跳跃,攀上了一个又一个制高点。最后立足顶巅,凭栏四望,但见江天寥廓,大野苍茫,不禁快然自足,心神为之一爽。但是,“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特别是望中并没有想象中的奇观胜景,也解释不清楚攀登中那样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心理基因,于是兴奋中又夹杂着几丝迷惘。

这种心态颇似中年过后情景。下山时的步履总是平缓、悠闲的,时时以一种“过来人”的淡泊情怀,扫视着那些也是风风火火、沸沸扬扬的登山热客,对他们的磅礴气概和热切心情,似乎领略了一些却又并不真正理解。

“暮年心事一枝筇”。在古人眼里,一根朝夕相伴的竹杖能够最鲜明地参透与映衬那老去的情怀。因此,又可以说,淡泊无求的心性也植根于生理的实际。此无他,存在决定意识也。

“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在这里,疲惫的双腿向稼轩先生提示着老之已至。而彻夜难眠、辗转反侧,则使随园老人深谙衰年的苦楚:“老去神昏夜不眠,更筹数尽五更天。”由少壮而老迈,由劲健而衰颓,“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生老病死,这原是铁一般的自然规律。

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朋友葛莱西安诺曾经发问:“谁在席终人散以后,还能保持初入座时那么强烈的食欲?哪一匹马在漫长的归途上能像起程时那么长驱疾驰?”这是不答而自明的。

而他的喟然叹惋,也是极富哲理性与真实感的:


一艘新下水的船只扬帆出港的当儿,多么像一个矫健的少年,给那轻狂的风儿爱抚拥抱。可是等到它回来的时候,船身已遭风日的侵蚀,船帆也变成了百结的破衲,它又多么像一个落魄的龙钟浪叟,被那轻狂的风儿肆意欺凌!


当然,对于这类一般性的自然规律,人们的认识、想法也并不一致。一首老年的述志诗,是这样写的:


路遥,正是测马力的时候。

自命老骥就不该伏枥。

问我的马力几何?

且附过耳来,

听我胸中的烈火,

听雪峰之下内燃着火山,

听低啸的内燃机运转不息!


看了着实令人五内升温,感发奋起。

是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但是,生无所息,奋力拼搏,毕竟不能止于励志,而首先是一种实践,这就不能不受到体力与智力的制约。

古代的桓温看到他当年亲手种下的柳树,“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薛平贵“一马离了西凉界”,兴冲冲地回到阔别一十八载的武家坡,想不到发妻王三姐竟觌面不识,诧异地说:“儿夫那有五绺髯”?薛平贵及时地提醒她:你也是同样,“不是当年彩楼前”了。寒窑里找不到菱花镜,且到水缸上照容颜。不照还好,一照,王三姐哭了起来:“呀,老了!”

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今天,寿登耄耋,也属常事。所以,对于身体状况,许多人常常自我感觉良好,我就总是不愿意承认老之已至。年少时觉得四五十岁就很老了,及至自己到了这个年龄,又觉得六七十岁才算老迈;而到了六十岁,又觉得自己头脑依旧清楚,腰腿还算灵快,离衰老尚有一段路程。

这种不断地把老年起点向后推移的心理现象,表明了老当益壮的勃然之气,有积极的一面;但终竟不那么切合实际。专从顺生养性角度来看,也值得深长思之。人的年龄大了,不要说经受不起持续、紧张的劳累,连剧烈的心理矛盾也担承不了。卸去沉重的工作担子,保持平和、恬淡的心境,实现一种良好生命状态的恒常化,无疑有利于强身祛病,益寿延年。

这和所谓“老有所为”,并不相悖。应该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有所为有所不为。老树十围,亭亭如车盖,浓荫匝地,是柔枝幼干所代替不了的,但是,开花吐蕊,却非千年古木的事。

人到晚年,远离了工作岗位,并不等于无所事事,只能隔着窗子闲看飘飞的雪花,或者拄着拐杖漫踏阶前的黄叶,需要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古人早就有“老马识途”、“乡有三老,万般皆好”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说法,表明了老年人无可代替的特殊作用。

而老有所为也应坚持量力行事。孔老夫子有一段关于“君子有三戒”的论述,末了说:“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人到年老了,气血已经衰弱,便要警戒自己,不要脱离实际,贪求无厌,莫知止足。

这里有一个分寸、尺度的问题,假如掌握失当,也会造成一些不良后果。因此,古人要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宿将还山不论兵”。非不负责,有所避忌也。

闲翻今人文集,见到这样一首七绝: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总是夕阳无限好,管它近不近黄昏!


作者翻用了唐人杜甫和李商隐的两首名诗,既表述了中年过后的淡泊心性,又不现丝毫衰飒之气,可谓善作文章者。


(1998年)



三过门间老病死


—疗疴琐忆

年轻时得过结核病,当时本已治愈,想不到四十年后在原发病灶上又出了大的变故,可怕的病魔竟然“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结果,肺部挨了一刀。这样一来,我便由“五花教主”变成“四叶亭侯”了。—这句轻飘飘的话,是现在想出来的,六年前的当时,绝没有这种心绪。看来,时间确乎是有效的销蚀剂,它不仅可以弥合伤痕,平复痛楚,而且,能够淡化感觉。

过去,喜欢征引钱锺书先生那句“雕疏亲故添情重”的名诗,实际上,不过是掩饰心性萧疏淡泊,不愿主动与亲朋往来的遁词。患病之后,才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情重”二字的实际分量。纯真、浓重的亲情、友情潮水一般从四方八面涌来,“忽剌剌”,一下子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那种紧张、焦灼的心情和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至今还让我感激无尽。

病痛,也显示了生命的真实。平时,身强体壮,除了近视,觉察不到四肢五官存在什么毛病,更不知病苦缠身为何物,可以说,几乎失去了生命存在的感觉。现在,倏忽之间,“返老还童”,变成了一个躺在襁褓之中处处要人呵护的婴儿。鱼刺要人一根一根地摘出,米饭要人一口一口地喂下,转侧要人帮,下地要人扶。护士每隔两个小时要量一次体温,测一次血压,摸一次脉搏,还要详细记载饮食、起居状况,以及便溺的时间、次数、颜色。令人想起古代宫廷的“起居注”,于是,一眨眼的工夫,又变成了皇帝。

几天过去,渐渐能下地走路了,护士又严厉警告:动作不能像从前那样速度很快、幅度过大。过去吃饭如风卷残云,蚕食桑叶,“刷刷刷”,五分钟不到,整碗饭就进肚儿了。现在,受到了严格限制,必须缓进嚼烂。但是,只要医护人员不在场,依然是我行我素。此无他,积习使然也。

然而,最大的约束还是不准读书。理由是看书损耗精力,不利静养。因此,只要发现我在翻书,轻则警告,重则收检,直至把我床头所有的书籍全部缴械,令我叫苦不迭。从识字起,就书伴人生,虽然没像古人说的那样,“饥以为食,寒以为衣,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一日废离,却是千真万确的。数十年来,我习惯于到书籍中去寻找自己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借书了解世道,由书走向人间,它既是镜子,又是窗子。它伴我行过悠悠岁月,给我带来乐趣,带来智慧。书之于我,堪称交游感遇中的心灵的守护神,不啻怡红公子的通灵宝玉,成了名副其实的命根子。

手头没书,颓然静卧,又睡不着,急得我抓耳挠腮,心神郁闷。实在挨不过去,就悄悄地把要看的书目写在一个小纸条上,塞进饭盒里去,趁护士不在,交给前来探望的亲友。这样,很快我就又有了新的给养。苏东坡、黄景仁的诗,鲁迅、梁遇春的散文,又都悄悄地跑来给我做伴了。趁医护人员不在,抓空拼命地读下去,如逛宝山,如饮甘泉,直累得两臂酸麻,全身疲累。

这里顺便说几句。现在人们喜欢谈论人生感悟、亲情、人性的话题,我以为,专就这点来说,黄景仁的《两当轩集》也是很值得一读的。它伴我度过了寂寞的疗疴岁月,我很喜欢那些真情灼灼的诗句:“自嫌诗少幽燕气,故作冰天跃马行”,“全家都在秋风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千家笑语漏迟迟,忧患潜从物外知。悄立市街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他的《别老母》诗:“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读了令人凄然涕下。

所以,郁达夫说,要想在乾、嘉两代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景仁莫属了。

按说,用脑过度、积劳成疾这个惨痛的教训,我早就该牢牢地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此刻,如果聂氏在侧,估计他也定会写出悲悯或者嘲讽书痴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原诗是:“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

卧病中最大的痛苦,不是刀口疼,不是胃口不佳,也不是无聊、闷寂,而是失眠。有的人脑袋一贴上枕头就坠入黑甜乡中,心身都获得宁息,诸念全消,六根俱净。可惜,我没有这个福分。想望黑天,又怕到黑天。独卧床头,辗转反侧,一个念头接着一个念头,滔滔汩汩地涌来,正似清诗中写到的:“往事无根尽到心。”几多年的意海波澜蓦然泛起,眼前的忧虑,过去的纠葛,未来的筹谋,也都聚上心头。

我也曾遵照医生的指令,下狠心排除一切杂念,可就是办不到。在这万籁俱寂的秋宵,偏偏听觉又出奇地灵敏。隔壁的鼾鸣,阶前的叶落,墙外的轮蹄交响,甚至腕上石英表的轻轻的滑动,都来耳边、枕上,成了空谷足音。

此刻,我想到了宋代的陈抟老祖。这位华山道士,睡着了百日不醒,所谓“以一睡收天地之混沌,以一觉破今古之往来”。一天客人过访,正赶上他在睡觉,旁面有个异人,听其鼾息之声,以笔记之。客怪而问,其人曰:“此先生华胥调、混沌谱也。”看来,陈老先生不仅能睡,而且会睡,睡出了高度,睡出了水平。因此,宋人有诗云:“华山道士如容见,不觅仙方觅睡方。”

有人说,一夜沉酣,那是前生修来的福。我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美美地睡上四五个小时,就谢天谢地了。可是,就这一点点需求,也常常沦为奢望,万般无奈,只好请出安眠药来帮忙。而负责护理的小护士,一到夜静更深,就困得上下眼皮不住地打架,却又不敢伏几而卧,一怕失于监控,发生事故;二怕被值班的发现记过、罚款。这种反差,被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黄宗羲说个正着:“年少鸡鸣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鸡鸣。”一壁厢是有觉不准睡,一壁厢是想睡睡不着,世情之不公,有如此之甚乎?

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出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本钱来。”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王安石虽然执拗,但才气纵横,而且,观察事物非常细致。说到这里,我先问她们:“你们说,菊花枯萎了,花瓣是依然留在上面,还是纷纷飘落下来?”她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花瓣不落”,并举出前面花畦中的实物为证。我说,王安石的诗句是:


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


苏东坡的看法和各位是一样的,马上续诗加以批驳:


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


一般地说,菊花确实是这样,但事物是复杂的,常常存在着特殊与例外。古代的诗人屈原早就吟过:“夕餐秋菊之落英。”后来,苏东坡在黄州,也亲眼看到了落瓣的残菊,从而认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地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卧沧江惊岁晚”。转眼间,已经卧病两个多月,进入深秋了。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种环境,结束这种痛苦的羁留呢?我越是这么想,心情便越是变得烦躁不安。

手术后伊始,不间断地插管、换药、打针、拆线,体温升高盼着降下,胸部阵痛渴望平复,每天都处在紧张的企盼与热切的期待之中,腾不出心思来想其他事情。可是,待到病情日见好转,体质逐渐复原,却还未能返回工作岗位,整天僵卧床头,无所事事,就有些急不可耐了,正是:“心之忧矣,不可断绝。”

苏东坡说过,“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无奈闲则闲矣,心却安不下来。躺在病床上,心潮涌荡,百感中来,半个世纪的前尘往事,灵魂的拷打与拯救,个人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欢乐与痛苦、成功与失败、骄矜与愧悔、得意与失落,带着一种辽远的时空感,忽剌剌攒聚心头。

过往几十年间,朝朝暮暮,绷紧生命之弦,“拼命三郎”似的,奋斗、拼搏、磨炼、积累,对于自己,总觉得不满足,总认为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今,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遭遇致命的挫折、灭顶的风涛,面对着时时高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蓦然产生一种幻灭感,觉得一切希望与抱负都失去了可靠的依托,顿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变成了意冷心灰。一时间,困惑、忧郁、浮躁、压抑、焦虑、恐惧、失望、悲伤,铺天盖地般涌来。

病后,最典型的一种情绪,是表现为怀疑某些规律、常识、公理的虚无主义。比如说,抽烟、喝酒容易致病,这被认为是常理。可是,我从来没有吸过烟,酒也是绝少沾唇的,怎么却得病了呢?相反地,许多终日嗜烟如命者,逢酒必喝、鲸吸豪饮者,却健壮如常。那么,上述说法是不是真的具有规律性呢?

再比如说,几十年来,我对于生命在于运动、步行有益健康的理论,信守不渝,日日坚持,从不间断,可是,结果又如何呢?还有,医学认为,锱铢必较,患得患失,情怀抑郁,于健康不利,而我是属于那种赋性淡泊、旷怀达观的人群,那为什么也会罹患致病呢?为什么?为什么?问号一个接着一个,百思不得其解。

大概生活中偶然的东西一多,人们就容易陷入精神的误区,难免在科学与迷妄、必然与偶然、存在与虚无之间茫然却顾了。

当年,苏东坡离开杭州的时候,曾经发出过“别后西湖付与谁”的慨叹。我倒是没有这类牵挂,卧病期间,想得比较多的是,若是真的到了那个“没有明天的一天”,我那些盈箱累架的图书该如何处置呢?

半个世纪以来,节衣缩食,积铢累寸,穷搜尽索,远近营求,居然聚集了一两万册图书,使我坐拥书城,俨然一方寨主。朝夕晤对,时时都能忆起每册图书背后的无尽沧桑,想到购书当时发生的令人动心动容的故事,想到书本上渗透着的点点心血。事实上,书籍已经成了我的第二生命。一朝主人的生命消逝了,这些书岂不就成了可怜的流浪儿?

孔老夫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倒觉得,人而无“执”,太也空虚了。爱书成癖,这就是一种“执”。本来,佛禅教给我们的是“无执”,那么,已经“有执”了,又怎么办呢?就要“破执”—只要想到旧梦如烟,人生无常,就应该“执”而能“舍”。然而,谈何容易。

从前,像良田美屋能够传承子孙一样,也有“诗书传家”的说法。可是,学问与癖好是不会遗传的。何况,在商品大潮和“关系学”行时的冲击下,还有哪个子弟痴憨如我辈者流,肯于孜孜苦读,埋首于黄卷青灯之下呢?水、火、蛀虫和刀兵,一向是书籍的四大厄运。

当时想,与其日后这些书籍像蒲公英的种子那样随风飘荡,或者被论斤出售,一批批地化作纸浆,或者散落街头,包装菜籽,真莫如遭遇一种厄运,索性让它一了百了。

伤哉,这作家的情怀,这学人的最后牵挂啊!

长夜无眠,我想得很多很多。本来,人的生命具有一次性和不可重复性,而疾病又是伴随着生命而来的。正如白居易所言:“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获得生命之后,不能只知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须考虑怎样滋育它,调适它。应该想到,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索回。

特别是人到中年,生命活力逐渐衰减,人生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古人有“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的说法,反映了新陈代谢、老病相关的客观规律。

可是,由于长期以来很少患病,甚至基本上不患感冒,就误以为自身体质绝佳,从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放弃了对疾病的应有的警觉。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

老舍先生说过一番哲理性很强的话:


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得过一场大病,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也增强了承受能力。就这个意义来说,病床也是大学校。记得一位作家说过,池水不惊、波澜不兴的小时代,人心觉悟的机会,似乎只在病床上。

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健康比什么都要紧。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苦抓苦曳,拼死拼活,究竟所为何来?

“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英国历史学家饶列如是说。

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我素性喜静,不惯应酬,卧病之初,请求领导批准,以“病情危重,谢绝一切探视”为由,在楼下设置一个接待岗,负责收受慰问的函件和留言,四个月过去,居然积累了半尺多厚。财物一概拒收,—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堵塞了当时盛行的“以病敛财”的门径,因为各种馈遗往还都是私相授受的。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我的前任老部长,钓了一条大鲤鱼,亲自送了过来,委托食堂烹煎为我佐餐;另一次是收下了沈阳市同志送来的甲鱼汤。有时,远道赶来的一些作家、学者被准予入室探访,我们便海阔天空地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课题。

记得曾经谈到:从前,人们常用“贫病交攻”来概述一个人的穷愁潦倒,习惯于把贫和病联系在一起,这原是客观实际的反映。但有趣的是,见诸文字的,却只有汉代扬雄的《逐贫赋》、唐代韩愈的《送穷文》,而未见到有谁发出讨伐疾病的檄文。清代举人胡大川的《幻想诗》中倒是提到了:“但愿百年无病苦,不教一息有愁魔。”

有人说了,还是生活在古代好,那时疾病相对地少。疾病少,这无疑是先民的幸事;然而,许许多多在今天看来算不上什么的症候,在古代,却眼睁睁地看着它置人于死地而束手无策。《左传》记载,晋景公“病入膏肓”,疾不可为,意思是成了绝症。今天看来,所谓“膏”,系指心尖脂肪;而“肓”,按中医说法,在心脏与隔膜之间。病入此间,总不会是不治之症吧?现在,不仅许多病都能治愈,而且,有些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流行疫病,如鼠疫、脑膜炎、天花、霍乱等,已经被一一征服,而逐渐绝迹。

至于说古代疾病少,原因也许是那时大气、水文、土壤、食物污染少,生态环境平衡,各种噪音也不像今天这样严重,加上人们思想单纯,心无挂虑,所以发病率相对地低,人们对于疾病的威胁感受得不深。

不过,也有人问难:同在古代,为什么印度的和尚对病苦的反应那么强烈?这话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据说,释迦牟尼为太子时,曾经游城四门,一门见生苦,一门见老苦,一门见病苦,一门见死苦。佛家说的四苦或者八苦,都包括疾病这个内容。问难者的结论是,其间的差异要从儒、释两家的不同宗旨上找原因。围绕着这个问题,文友们各抒己见,争论得脸红脖子粗,大有苏东坡说的“宾主谈锋敌两都”的气势。

实际上,不要说禅门衲子,就以常人而论,也不会有人否定生活中的“苦谛”。这表现在多方面。比如,占有欲就是一个“苦”源。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的欲望却会无限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陷入失望与苦恼之中。

有人举例说,沙特的小王子只有十四岁,每星期有六百万美元的零花钱,银行存款十六亿美元,拥有三架喷气式飞机,七辆豪华型轿车,号称世界上儿童中的首富。他完全不知辛苦、困穷为何物,但是,却经常陷于极度苦恼之中。他有着把一切攫为己有的强烈的占有欲。一次,随父王出访伦敦,在白金汉宫拜见了伊丽莎白女王。事后,居然提出要把白金汉宫买到手,当他知道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时,感到非常失望,痛苦万分。

看得出来,人生的苦楚,确实常常来源于贪心过重,索要的太多,来源于整天地攀比。而且,随着地位的改变、视界的扩展,人们的要求、欲望往往也会随之而扩展。希望越高,失望会越大,烦恼就越多。一次,“三八节”聚会,两位年轻女作家说起各自的凄苦来,竟然涕泗滂沱。若论她们的物质条件,村姑、农妇是无法比拟的;而她们所感受到的痛苦与烦恼,也是村姑、农妇所想象不到的。她们的苦楚主要在精神方面。“人生识字忧患始”,实在是见道之言。

当然,有人说了,我所想望的并不过分,但该有的却往往得不到,如健康、爱情、安宁、顺遂等,而不想有的却偏偏纷至沓来,如疾病、失恋、离别、挫折等。所谓“不如意事常八九”,这是包括圣人、皇帝在内都免除不了的。

就说疾病吧。作为人类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形式,现在简直到了无时无地都必须同它打交道的地步。疾病之于人类,这大概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挑战,只能听任它肆意吞蚀无量数的旷世奇才,制造数不清的人间悲剧。单说一个肺结核,单说被它扼杀的中外著名作家,就能列出黄景仁、契诃夫、济慈、高尔基、鲁迅、萧红等一大串名字。每当人们提到这些作品比岁月还多的哲人,都深深为之痛惋不已。萧红十年时间留下了百万字的作品;黄景仁作诗达两千首,而他们都才刚刚活过而立之年。设想,如果他们寿登耄耋,其成就为何如哉!而李贺、梁遇春比他们还小,在二十七岁的锦样年华就被病魔抓走了。

不过,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正是疾病与伤残,诱逼一批天才人物同缪斯女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以对宇宙人生的超常感知与体悟,以一颗经过灾难磨砺的敏感的心灵,去感受命运的残酷、人生的无常、世路的艰辛、生命的飘忽、生活的沉重,认知与体验情绪变化的微妙、心灵世界的奇异。意蕴深邃的文学作品,总离不开对于生命存在、生命价值的关怀与叩问,而伤残病苦这些人间的不幸,往往能够给五味人生增添无限色彩与波澜。而这一切,往往是构成文艺作品的意蕴内核,也有助于作家艺术家体味精神劳动的甜美、奋斗的艰辛,迸发创造的活力。

我常想,如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自己患有精神病,他对人类的深层的精神痛苦,就不会体会得那样准确、那样深刻,也就无法在《白痴》和《罪与罚》中描绘得那样淋漓尽致。正是癫痫病,使他以正常人的感觉难以达到的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去洞察隐秘的感觉世界和一般人体会不到的心灵境域。同样,安徒生的著名童话《牙痛大婶》,也得益于他晚年的一次剧烈的牙痛。美国评论家哈·阿顿说过,关于牙痛的描写,恐怕谁也比不上安徒生,他把主人公的牙痛比作一首交响乐,说“每一个痛苦的音符,都由智齿内的铜鼓、铜号、短笛和伸缩喇叭分别演奏出来”。

前面谈到的那些情节与思绪,已经是六年前的往事了。今天,许多朋友看到我健旺如常,精神振作,都问我是如何破除迷惘,战胜疾病的。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身体上的病痛可以交给医生,而心灵上的病痛却只能留给自己。但要我说说“自胜”的经验,却又讲不清楚,正是所谓“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那种境界。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医治病讲究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讲究阴阳平衡;解除我的心理失衡状态,应用的是同一原理。就我切身体验,至爱亲朋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一张笑靥,一束鲜花,一封亲切温馨的慰问信,一罐清香的甲鱼汤,灯前月下,情切切、意绵绵的耐心解劝,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开导,包括文友间的开怀畅叙,探赜发微,都对那些迷妄与失落的瘀结起到了消融作用。

我也颇得益于郊原闲步。我体会,在大自然里以自由姿态来往,很快就会融为它的一部分。每一个黄昏都是一场亲切的告别,每一个黎明都是一次愉快的邀请。当沐浴着晨风,踏上一片新绿,你会惊异于生命自身的伟大。野草,看去是那么卑微,柔弱,可是却异常顽强。任凭野火焚烧,牛羊践踏,只要春风拂过,照样绿意葱茏。

面对茫茫翠野,这雄浑壮美、涵容万汇的大自然,即使幽忧抑郁填胸塞臆,也会涣然冰释,还你一副潇洒、坦荡的情怀。难怪明代的袁中郎要说:“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

就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书籍的疗效更是功莫大焉。西汉学者刘向有一句著名的话:“书犹药也。”南宋的大诗人陆放翁也说,“病须书卷作良医”,他还把读书健身除病之术写成了诗:


儿扶一老候溪边,来告头风久未痊。

不用更求芎芷药,吾诗读罢自醒然。


当今,在意大利等国用诗歌来疗疴治病已经成为时尚。在那里,无论是去书店或者药店,都可以看到和普通药品一样的药盒,上面清楚地标明主治、禁忌、日用量等字样,只不过里面装的不是丸散膏丹,而是一部部装帧精美的书籍,由著名诗人与医生合作研制“诗药”配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诗药有限公司”,专门承揽这方面的业务。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海外奇谈,书籍之所以能够治疗疾病,就在于它可以调节病人的情感,引导患者正确的思路,净化心灵,提供战胜病魔的动力。

病中我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鲁迅的《野草》。二十四篇散文,是高品位的文学作品,但也可以作为一部生命哲学来读,这是诗化的哲学。看我朝夕翻阅,小护士好奇地拿起来读了两段,认为是“诗”,说诗有助于改变心境,读读也好。她是外行,看不出《野草》的朦胧、空灵、诗化的底蕴。其实,这是很难啃的一部著作,它所涉及的是人的灵魂世界、终极意义,因而需要从存在本体论的思路上去解读。野草是生命的象征,是向命运抗争的产物。也许这种抗争终归无效,但它却明白无误地证实着自己的存在。读者从中可以悟解如何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死亡、面对命运—实际就是面对人生—的真谛。

鲁迅赞颂牛蒡花,说“野蓟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他还说过:“危险?危险令人紧张,紧张令人觉得自己生命的力。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要体现“自己生命的力”,就应以一己的存在为人生确立一种意义。这样,在命运面前,就会生发出足够的勇敢与从容,就会“永远沉浸于生命的大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这些,都赋予我以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巨大的动力。

不仅此也,一编在手,还可以沉酣今古,浪迹宇寰,不受时空限制,任情与异代、异地的知己倾心交谈,而且,通过读书能够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在一起,置身其间,可以达到物我两忘、得失消融的境界,什么失落呀,幻灭呀,就都一股脑儿地逃到了爪哇国啦。


(1999年)



母亲的心思

矗立在我的眼前的,是坐落于渤海之滨熊岳城的望儿山。

在巨钟般的峻峙如削的山体的顶端,有一座高四五米的砖塔,远远望去,活脱脱地是一位披襟当风、翘首远望的老妈妈。远航归来的游子,只要抬眼望去,就会被这动人的形象牢牢地吸引住,油然生发出一种感慰之情,顿觉海上的风波、旅途的劳累消减了大半。他们晓得,老妈妈站在那里,是在远望着久出未归的儿子。“朝朝鹄立彩云间,石化千秋望
子还”。

清代诗人魏燮均路过此地时,曾写诗咏叹:


山下行人去不返,

山上顽石心不转。

天涯客须早还乡,

莫使倚闾肠空断。


寥寥数语,令人恸心伤情,感怀无限。立刻,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就是家,家就是母亲。母亲、故乡、童年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大作家讲的,人即使到了七十岁、八十岁,只要老母亲还在,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儿孩子气。一个人,若是失去了母亲,便像鲜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已经失去了根柢。

在母亲永远离开我的时节,当时的感觉,就是花儿离开了泥土,鸟儿无家可归,一天到晚,忽忽悠悠,心神不宁,像辞柯的黄叶,飘飘摇摇,像懒散的白云,浮漫无根。

那天我正在北京出差,突然接到家里传来的母亲病故的电报,立刻,脑袋就轰地一下,感到一阵晕眩。尽管老母亲已过髦耋之年,平常身体也不怎么好,但这个噩耗毕竟还是来得过于突然,一时我竟哽咽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两腿像瘫痪了一样,好一阵子站立不起来。我的眼前,模模糊糊地映现出老母亲伛偻的身影,可是,瞬息间便消失了。我马上意识到,从此,便和母亲人天永隔,再见面只能在魂梦中了。

乘坐火车赶回去奔丧,心里乱成了一团,分辨不出快慢来,忘记了昏晓,也失去了饥渴的感觉,觉得整个身心特别地疲倦,却又片刻也睡不着,整个意念都沉浸在无边的悲戚和痛苦的回忆里。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情怀抑郁,备感孤寂,我护送她到三姨家里暂住一个时期。那是一个紧靠着辽河边的小村落,离县城大约有十华里。我们母子下了火车,来到县城。当时正处在“文革”初期,县里和农村都没有人管正事,群众临时在大堤上开辟一条道路,凸凹不平,还没有通公共汽车。我只好从朋友家里借了一台自行车,让母亲坐在鞍座上,我在前面
推着。

可是,她从来没有这样坐过,生怕跌下来,便紧紧地搂抱住我的腰。我一面要推车前进,一面还要回头照看母亲,非常费力,汗水湿透了棉衣,呼呼地喘着大气。母亲怜惜我,多次让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我说,天气太冷,还是快一点赶路吧,不然,容易把老人家冻感冒了。这一段原本不算太长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半小时。

吃过了晚饭,三姨就把我安顿在滚热的炕头上早早躺下。这一天我确实很累,但是,心里却最踏实,最舒坦—我终于帮助母亲做了一点事。可惜,对我来说,这类机会实在是太少了。

从我出生到母亲辞世,前后四十八年,可是,我在母亲身边不足二十年;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母亲终朝每日的挂念、想念、忆念,为了我,母亲可说是耗尽了心血。到了晚年,老人家对我还没有照看完,又开始把她衰迈的精力投放到下一代身上。婚后,我们有了女孩儿,母亲爱怜备至。晚上搂在身旁,早晨起来,耐心地给她梳着小辫儿,扎着蝴蝶结、鸳鸯结、葫芦结,每天都变换一个花样。白天,像当年拉扯着我那样,领着小孙女从后园子转到前院,又从前院爬坡到沙岗上,到处转游着,讲各种各样的传说、故事,只是再也抱不动了。

看着老母亲苍苍的白发和伛偻的身躯,我想,她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儿孙。真个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为我、为孩子们操劳了一辈子,而我长年在外,没有为老人尽过更多的孝心。即使我再苦再累,直到碎骨粉身,也难以酬报深恩大德于万一。

跟随我们进城之后,母亲没有地方同人唠嗑儿,加倍地感到孤独,时时想念着故里的乡亲。她经常催着小孙女给老家的亲朋故旧写信,每次都要在信尾捎上她的几句话。逢着有人自故乡来,她总是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问长问短,从东邻的二婶、西院的三叔到屋后的枣树、门前的沙岗,都一一问遍。她说,最割舍不得的,是喝了几十年的门前那口井的甜水,从今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老家来人的那几天,是她最快活、最精神的日子,白天也唠,晚上也唠,有时半夜醒来,还要接着唠个不停。几天过去,乡亲要回去了,她总要三番五次地挽留,舍不得放他们走开。

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视机,为了破除母亲的寂闷,我在工余之暇,常常到文化艺术馆去借一些母亲早年喜欢听的鼓词唱本,带回家去讲给她听。听着听着,她就抿着嘴乐了,脸上露出一种少见的笑容。

一次,听了我讲述《白蛇传》的故事之后,她高兴地插上了几句“子弟书”的唱词:“千错万错都是卑人的错,望娘子海量且容宽,从今再不信和尚的话,白头相守永无嫌。”—这些都是从前听我父亲吟唱时记下来的。

有时,看我太忙腾不出工夫来,她就让我的上了小学的女儿给她念,但小孙女毕竟识字有限,每当遇到一些陌生、难认的名字,像秦琼、哪吒、貂蝉、窦娥等就蒙住了,还要由老祖母在一旁提词儿。老人家却乐得这样,总是兴致勃勃地听过一遍,再听一遍;同时,不住声地夸赞小孙女能够“识文断字”了。

母亲去世前一年,我奉调到省城工作,这是和家人团聚几年之后,又一次远离家门。老人家当时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打心眼儿里不情愿我走,但是,她知道我是“公家人”,一身不能由己,最后还是忍痛放行了。告别时,久久地拉着我的手不放,一再地嘱咐:“往后是见一次少一次了。只要能抽出身,就回来看我一眼。”听了,我的心都有些发颤,刷地眼泪就流了下来。后来听妻子说,我走后还不到一星期,母亲就问小孙女儿:“你爸爸已经走一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回来看看?”

每当听到人们唱《烛光里的妈妈》,我总是想,母亲所体现的正是一种红烛精神。为了子女,她不惜把自己的一切都化作烛光,直到燃尽最后一滴蜡泪。她慷慨无私,心甘情愿地承受着百般劳苦,不为名不为利,也不需要任何报偿。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年迈之后,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不要把她遗忘了。

她对个人生活的要求,十分简单,非常有限,什么锦衣玉食、华堂广厦,对她来说,并没有实际价值;她只是渴望,有机会多和儿孙们在一起谈谈心,唠唠家常,以排遣晚年难耐的无边寂寞。特别是喜欢回忆晚辈的一些儿时旧事,因为老年人整天都生活在忆念与盼望之中。

无分贵贱贫富,应该说,这是十分廉价、极易达到的要求。可是,十有八九,我们做儿女的却没能给予满足。我就是这样。那时节,整天都在奔波忙碌之中,没有足够地理解母亲的心思、重视母亲的真正需要,对于母亲晚年的孤寂情怀体察得不深,缺乏感同身受的体验,没能抽出时间多回家看看,忽略了要和老母亲聊聊天,更谈不到给予终生茹苦含辛的母亲以生命的补偿了。

结果,老人常常深深陷于一种莫名的寂闷之中。这种寂闷,在痛苦的思念中发酵,在热切的期待中膨胀,在无边的失望中弥漫,致使老人家逐渐逐渐地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然,丧失了生命的活力。

三十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在漫长的岁月里,老人家为儿女们的成长、升腾,一步步地搭设台阶,架桥铺路。可是,她可曾料到:路就桥成之日,恰是儿女高飞远翥之时,最后,只剩她一个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了。

《光明日报》曾开辟“永久的悔”专栏,如果说,我也有永久的悔,那就是在母亲的有生之日,特别是晚年,我同她交流得太少了,我在她的身边为时过于短暂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只能抱憾于无穷,椎心刺骨也好,呼天抢地也好,一切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996年)



鸬鹚的苦境

说起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我在一家地方小报当责任编辑。按照当时的解释:“责任编辑”者,即虽为一般编辑却要担负很大责任也。那么,难道上面再没有负责人吗?有的,我的上面有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上面还有总编辑。

我是从中学教师岗位调来编报的。到任那天,总编辑—一个矮胖的肤色黝黑的中年干部—找我谈话。

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执意让我坐在靠近他的凳子上,显得蔼然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十分直爽,又非常客气。他说,你知道,我是个大老粗,说说、干干还行,动笔头子就玩不转了。咳,硬把一个渔场的场长调来办报,实在是“赶鸭子上架”。

他慢慢地点上一支烟,猛劲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下去:“你呢,念过大书,满腹经文(他不说“满腹经纶”),是个笔杆子。—我点名要的你,当然了解你的情况。咱们把话挑开来说,因为你还不是党员,在党的机关报社当不了主任,更不用说副总编了。但是,还要重用你,—我是爱才如命啊,叫你当‘责任编辑’,报纸的文字、版面由你全权
处理。”

一席话,说得我情怀似火,热血奔腾,对如此知遇之恩,真的要感激涕零了。

我原以为,“全权处理”云云,不过是总编辑的客套话,没想到,他竟真的大甩手了。主任审过的稿子,他也要我进行文字加工,然后再送给他。他呢,总是坐不安站不稳的,不是一味地晃荡着座椅,就是躺在床上,两脚搭着床头,根本不看稿子,只问一句:“你不是认真看过了吗?”看我点头默认,便马上坐起来签字,然后,由我送往印刷厂发排。晚上,也由我先看版样,再径送宣传部长审查。熟悉了以后,部长便一边看着报样,一边与我唠嗑儿,有时还故意提出一些问题,听我讲述个人的看法。

就这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编辑室—印刷厂—宣传部,奔驰在这个“等边三角形”上,转眼一个季度过去了。我试探着询问总编辑,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求,他一迭连声地说:“好,好,你表现得很好嘛!”心想,既然我表现得很好,你怎么不提我入党的事呢?但我马上就反驳了自己:听说,入党都得自己主动申请,这标志着个人的觉悟与决心,组织上怎好动员呢?于是,我花上一整个的星期天,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其事地上呈报社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总编辑。

我的心上,开始织起了入党、提拔、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绮梦。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杳无信息,也没有人找我谈话。有时看见党员开会,心想,大概是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可是,等了两天还不见动静,才知道猜错了。

一天,路上碰见了母校的中学校长,他先是夸奖我聪明能干,又讲了两件闲事,最后,诚恳地告诫我,要学会“夹紧尾巴做人”,不要逞才触忌。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没什么”,就分手了。

我心里放不下,就去找师母透底。原来,是在宣传文教系统的领导联席会上,宣传部长问起了我的入党的事,说“这是一个人才,加入组织之后,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当场总编辑就说,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重,锋芒外露,修养不足。现在,支部主要是帮助他改造思想,入党问题还谈不上。听了师母转述的这番话,犹如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但除了自省自责,也没有往别处想。

恰好,那些天读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觉得知识分子确是应该像书里说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洗三次,再在清水里涮三次。

转眼到了中秋节,我去朝鲜族与汉族聚居的中央村采访,正赶上他们举办歌舞盛会。优美的舞姿,悠扬的旋律,衬托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谐的时代气氛,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荡秋千,两个靓妆女郎,真像宋代诗僧惠洪诗中写的,“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上下往还,翩然若仙。回来后,写成一篇反映民族团结、进步的文艺通讯,见报后又被省报转载了。不少人看后都称赞它有思想、有文采。

两天后,总编辑找我谈话,一反那次蔼然可亲的神态,冷冷地说,下去写东西可以,但注意不要署个人名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按说,记者下去就该写东西,为什么只是“可以”呢?文艺通讯为什么不能署个人名字?我想不通,却不敢问。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挡了驾。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推荐我们的编辑室主任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主任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采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们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老主任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带上脖套。但隔一会儿,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它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我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写散文。发表欲虽然很强,却不敢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娘家的
住址。

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不曾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报纸发表作品总需要了解作者情况,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再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没有勇气“较真儿”,只是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那时,我单身在外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凹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

回到机关以后,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当,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惟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去交趾省亲,船过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嗅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惟”字上。试想,如果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阶段,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烂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浒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能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工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销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当时已是市带县的体制,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市报“趁火打劫”,调我去办文艺副刊,总编辑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许多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实在是便宜了他!”

其时,正当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相隔一条大河,报社准予解冻通航后再去报到,但我硬是等不得,恨不一步就跨出这个门槛儿。于是,简单地把工作交接一下,便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去履新了。

进入新的单位,我感触最深的是那里有一种鼓励青年成才、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勤于动笔,敢于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肯定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在我听来,不啻是空谷足音,晴天炸雷,旱地甘霖。

在编辑副刊的四年间,我写了许多散文,是青年时期心境豁朗,收获甚丰的一段。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总编辑以“邓拓的徒子徒孙”的罪名受到无情的批判,作为他的“黑干将”,自然我也在劫难逃,随之也就结束了新闻生涯。每当忆起这段经历,我就想到清人赵翼的诗:


舟行连日上滩迟,稍喜扬帆疾若驰。

才得顺风河又转,世间那得称心时。


(1998年)



薏苡的悲喜剧

辞典上说,薏苡俗称药玉米、回回米,是一种草本植物,颖果卵形,淡褐色,有营养,可供食用与入药。但我从前未曾见过,最先接触这两个字,是读了杜甫的诗句。他在感叹李白的际遇颠折、屡遭谤毁时,曾哀吟过:“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这又涉及到一千九百多年前的一桩有名的冤案。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南征交趾,中了瘴疠。听当地的人说,服用薏苡仁可以疗治。马援吃了,果真见效。班师北还时,就买了很多个大粒饱满的薏实装车载回。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但在位时,都不作声;等他死了,就有人向皇帝告发,说他载了明珠、文犀等稀世珍宝回来,结果,害得他爵位被革,名誉受损,连灵柩都不能很好地安葬。后人把这称作“薏苡之谤”。许多诗人,像唐代的陈子昂,宋代的苏轼、陆游,清代的郑板桥、朱彝尊等,都曾写诗,为之愤愤不平。

这都是过往的事情了,只是作为一种谈资,顺便提起来,至于本文所说的“悲喜剧”,则与此毫无关联。

记得是1994年的春节前,我收到了一个寄自辽西某农村的一个邮件。是用硬纸盒包装的,大约有三四斤重。解开塑料绳,撕破密封的纸口,赫然露出分装在六个纸袋里的薏苡粒。纸袋旁边还夹着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你离开我们村子已经三十六个年头了。当年的一个个毛丫头、愣小子,于今都已坐五望六了。人的年岁一大,就免不了要怀旧。我们六个人碰到一块,常常念叨起你。(另外几个,有的过世了,有的远嫁他乡,有的搬迁到外地。)

尽管分手以后,咱们再没见过面,但是,大家对于你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对你的成长、进步,我们共同感到高兴,首先,在这里表示祝贺!

春节快到了,我们商量着给你送点“礼”—就是纸袋里的东西。城里人,一般的怕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可是,你,我们相信,不仅对它十分熟悉,而且,会感到异常亲切,看到它,你会联想起来许许多多的往事。

这些年,我们村的药玉米已经大面积铺开,并连续获得丰收。除了大部分按照合同交付医药公司以外,家家都贮藏不少,熬粥炖饭,健体强身。念记着当年你为引进这个“劳什子”费过一番苦心,念记着咱们的友谊,秋收后,我们这几个当年的共青团员,一致提议给你寄去一点点,表达我们各家的心意。

⋯⋯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忙着翻看信尾的落款。“赵书琴、佟心宇⋯⋯”恰好是六个名字,都是我所熟悉的。

简短的一番话,把我带回到往昔的岁月里。

那是1958年年初。县委决定,对一些没有经过实践考验的年轻的“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又入机关门的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锻炼,通过参加体力劳动,“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我就是这样来到辽河岸边一个叫作“秃尾沟”的小村落的。

我和另外一位同志被安排住在生产队长家的一间空房里,吃饭是到老贫农刘大伯家入伙,干活参加青年突击队,当时主要是往耕地里挑黑土,改良土壤。晚间,在夜校里教男女青年识字。村里原有十名团员,加上我,组成一个团支部,选我为支部书记。

这天,农业社的管委会主任到队里来,听说我教过中学,当过报社记者,来到队里很快就和群众打成了一片,当众鼓励了一番;然后,又领着我在村里村外转转,帮助我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我知道,这是在向我进行热爱乡土、献身农村的实际教育。

望着大堤外黑黝黝、油汪汪的河滩地,我被深深地迷住了,当下情不自禁地甩了两句学生腔:

“多么肥沃的宝地啊!真是插进一根锄杠也能长出庄稼来的!”

管委会主任却说:“地是没比的,只是年年受涝,除了一茬麦子,再没有其他收成了。”

“下茬种豆子不行吗?”我问。

“这里,年年夏天涨大水,二三十天下不去,什么样的豆子也挺不住哇!”他面带忧郁地说。

此后,我和队里那些年轻人依旧是天天到堤外挑黑土,心里却总是记挂着管委会主任所忧虑的事。

一天晚上,在队部看到《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一则消息,介绍河南省商水县农村种植一种富有营养,又能治多种疾病的药玉米。它的最大特点是抗涝,水中浸泡三四十天,仍有较好收成。回到住处,我连夜给商水县长写了一封信,并寄去五元钱,请他帮助购置一些药玉米种子。这事是悄悄干的,没有告诉年轻的伙伴。因为我知道“一县之长”工作很忙,未必能去过问一个外地青年的微不足道的请托。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接到一个邮件通知单,我以为是家里寄来什么物品,便委托去镇上赶集的刘大伯代我取出来。带回来的是两个枕头般大小的包裹。打开一看,正是我日夜盼望的药玉米种子。捧在手里,粒粒珍珠一般,椭圆形,淡褐色,有光泽,共有十斤左右。包裹里还夹了个便笺,简单地介绍了播种日期和它的喜肥、喜水的习性。

我在连夜召开的团支部紧急会议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秘密。然后,大家一起研究、拟定了为期两年要使全社滩田受益的“宏伟规划”。一张张极度兴奋的青春面孔,在煤油灯的照映下,看去像涂上了一层油彩。

清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去找管委会主任,请他批准划拨一块肥腴的腹地作为栽培药玉米的青年试验田。老主任听了我和回乡高中生赵书琴描述的神话般的远景,乐得合不拢嘴。马上就答应下来。

第二件事,便是挨户到团员、积极分子家里收集上好的农家肥。大家皆记着商水县长复信中讲的“喜肥”二字,决心把这个“大地的骄子”喂养得壮壮的。

经过一天一夜的紧张动员,试验田的旁边矗立起一座小山似的肥堆。

转眼到了播种时期。我们起早睡晚经营着这块腹地,地整得炕面一样平,土细碎得像用竹箩筛过一般。然后,套上一副牛犁杖,开了沟,起了垄,把上万斤的鸡、鸭、猪粪一股脑儿倾撒进去。

我们觉察到了,帮助干活的两个老庄稼把式—我的“饭庄”的刘大伯和书琴的父亲赵大叔有不同看法,但他们憋着不说,只是一个劲儿抽着老旱烟。也许是为这些孩子们的冲天热劲所感动,尽管有不同意见,也不忍心泼冷水。但是,回到家里以后,赵大叔按捺不住了,申斥女儿说:“我看你们是瞎胡闹!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限度。巴掌大一块地方,下了那么多的肥,将来还不得长疯了!”女儿—这个坚定的“跃进派”,嘴上不说,心里想的却是:老脑筋,老保守,到秋天放个“高产卫星”给你看!

下种的第三天正赶上一场透雨,真是天遂人愿。此后,几乎每天早上,我们都要跑到地头,伏下身子,察看萌芽的踪迹。药玉米终于齐刷刷地钻出了地面,它们摇摆着两片娇嫩的小耳朵,向主人微笑着。一个星期过后,我们又浇了一遍蒙头水。同伴们互相揶揄着,说是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也未必能像这样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几十个难忘的日日夜夜过去了,药玉米已经蔚然成林,手指般粗细的茎秆上,枝分叶布,绿影婆娑,最后,竟繁密得连鸡鸭都钻不进去。为了按时灌水,佟心宇从家里扛来一根竹桅,一破两半,刳去节档,将一头顺进垄沟里,另一头支起来,连清水带粪汤一齐倾泻进去。

趁着雨季尚未到来,我们又一次踏勘河滩地,计算着明年大体需要多少玉米种子。当时,想到了尽量节省用量,以便拨出一些来支援兄弟社。此刻,这伙年轻人确是有些“提刀却立,四顾踌躇”的志得意满之态。

但没过多久,这种乐观的情绪便为沉重的焦虑所取代了。大家注意到,那么葱茏蓊郁的药玉米秸棵上,竟没有几串花序,更很少见到颖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连那几个最活泼、最乐观的女青年也把头耷拉下来。有的分析认为,是异地种植水土不服所致,还引证了“橘逾淮而北为枳”的古训。多数人不同意,理由是:河南的小麦、湖北的棉花到这里落户,不都生长得很好吗?最后,我跑了三十里路,请来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他的诊断是:“营养过剩,造成贪青徒长。”啊,真的“长疯了”!赵大叔的预言竟不幸而成为现实。结局自然是“一幕悲剧”—割倒后装满两大车,拉到村东头五保户家做了烧柴。

回想起来,当时我们都在二十岁上下,本来就缺乏辩证观点,易走极端。又兼当时处在“大跃进”、“放卫星”的气氛中,头脑更是发热膨胀。所以,尽管过后也曾懊悔几天,有的甚至痛心地流下了热泪;但是,很快就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喧嚣声浪中淡忘了。亏得秋后我被调回县委机关,不然,在尔后的普遍深翻、高产密植以及“大办”、“大上”中,还会闹出更多的违反科学规律的笑话。

回来后,参加过几次比较尊重实际的农村调查,头脑变得清醒一些。我曾想以“薏苡的悲喜剧”为题写一篇文章,总结自己因违反辩证法而干了蠢事的沉痛教训,后因患急性肝炎进了医院而搁置下来。病愈后,反“右倾”开始了,我怕有人把这类自省文字同否定“大跃进”联系起来,便没有动笔。当然,即使写出来,肯定也是很肤浅的。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能力,我还不可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过去那段岁月的真貌。

当时由于走得匆忙,我未曾与同伴们交谈过这方面的意见。因此,一种歉疚之情时常在头脑中涌起:我应该坦诚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想到这些,我重新展开同伴的来信,接着看下去:


如你所知,对咱们的蛮干,一些老年人是持反对态度的。书琴的父亲担心这一锤子会敲得“片种无存,全军覆没”,便在播种那天偷偷留下一些种子,打算第二年种在园子里。不料,转过年来他老人家竟一病不起。后来,书琴整理旧物发现了它,细心地种在地头上,没想到秋天居然收了三四斤。于是,她又分散给同伴们做种子,慢慢地便在全村扩展开了。现在,整个河滩都成了薏苡生产基地。

⋯⋯

岁月如流。而今,孩子们都已超过了咱们那时的年龄。闲谈中,我们也曾将那些忽明忽暗的记忆碎片连缀起来,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毕竟是一面镜子,既回振着自己的心声,也折射着往日的光谱。但他们听后,往往只是漫不经心地付之一笑。其实也难怪,时代前进了,认识发展了,他们毕竟比我们那时要聪明一些。

知道你重任在肩,异常忙碌。对这类“陈谷子、烂芝麻”,怕是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我们觉得,闲暇时节,偶尔想上一想这些往事,也许还有一些益处,特别是对于你们这样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也难怪伏波将军身旁那些人,怀疑他从南方带回了珍珠财宝;我望着眼前这些光润、圆莹的薏苡粒,也竟觉得它们很像珍珠。古代传说中有一种记事珠,“或有阙忘之事,以手持弄此珠,便觉心神开悟,焕然明晓”。我想,若是把这些薏苡粒串缀起来,悬置座前,不也同样是一种“记事珠”嘛!


(1995年)



夜 话


这是一件平凡的小事,牵涉到三个同样平凡的小人物。只是由于它连接了四十个春秋,又像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翻动着情感的波澜,闪耀出人性的光彩,才使它无论从当事人或者读者的角度来看,都还具有传述的价值。

事情要从几位散文作家到边防某部采风说起。

我们来到这里,半个月过去了。“人间有味是清欢”。生活在大城市,经常苦于纷繁的俗务和杂沓的应酬,剥啄的叩门声,清脆的电话响,镇日间不绝于耳;回到家里,又会淹没在饭馆的卡拉OK、小贩的沿街叫卖、广告车的往复喧腾的噪音狂潮里。现在,它们总算被一股脑儿地抛掷在千里之外,称得上是“轮蹄不到红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了。

绵延无尽的一带连山,像凌空壁立的屏风一般,遮蔽了长风,也遮蔽了人们的视野,使这一原本就甚为偏僻的小镇,更显得与世隔绝了。山的阳面,是一处莽莽苍苍的林茂粮丰、水草肥美的原野,一道清澈的山溪,傍着一条新近筑成的沙石路,笔直地伸向远方,把这片绿锦缎般的茫茫碧野齐崭崭地切割成两半。左面,丛林掩映中的营房大院被一列长长的红砖墙包围起来;右边,翠苇森森,簇拥着一潭清澈的湖水,朝朝暮暮,镜子般地面对着万里晴空,没有波澜,没有污染,给人一种亲切、自然、澄净、安详的感觉。而晨兴、入夜响彻营房内外的嘹亮的号角却在明确地提示人们,这里生活着一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这里的自然同样是人化的自然。

此刻,我们刚刚从湖畔游泳归来,一起聚在院里的凉亭下聊天。忽然一辆军用卡车开进院里,“嘎”地一声停了下来,一位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妇女从驾驶楼里钻出,向司机道过谢后,便径直走了过来。她那修长的身姿,文静的气质,一副透着几丝忧郁的眼神,引起了文友们的注目,大家同时都起身让座。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这位客人是专程前来与我会
面的。

三天前,我曾接到一封寄自山西朔州的快信,署名姜敬妤。信写得很简单,开板就说:“我总算找到了您,哎,天涯苦觅,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她要马上起程前来,叮嘱我一定要等见上一面再离开这里。

文友们就着信的内容做了种种猜测。有的认为,她是我的一个失散了多年的亲属;而素有“关东才女”之誉的白凌则歪着小脑壳,煞有介事地说:看来,她是老兄的早年女友,旧影依依,前情未忘,所以才不惮山长水远,要来这天之涯地之角,重温宿梦,畅叙离情。不管大家怎么说,我自己却心中有数,觉得这不过是一场误会。

此时,大家已经悄然散去,凉亭里只留下我们两个人。听说我已经收读了信件,她眼睛刷地一亮,笑着解释:“都怪我太匆忙,急着把信发出,就是怕拖延了日期您收不到。结果,话也没说明白,让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心里嘀咕,莫说当时,就是现在,我也还是处于蒙昧状态。便说:“从信址得知,您是晋北人,我呢,世居辽河之滨,我们过去既无一面之识,又从来没有过任何联系。恐怕是搞错了。这种误会,十五年前我经历过一次,那时我在省委机关工作。当时收到一封由天津《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寄信人是南方某城市的一位女教师。1937年她的胞兄与一家人失散,四十余年杳无踪影。一天,她看到《散文》上一篇文章的作者署名,竟与其胞兄的完全相同,欣喜之余,就给编辑部写信,请求帮助与作者联系。作者是我,编辑部就把信转过来了。结果,竟是一场由同名同姓造成的误会。”

停了一下,我接上说,生活中这类巧合致误的事原是很多的,不足为怪,只是千里迢迢,历尽艰辛赶来,却扑个空,未免太亏了您。看着她那瘦削的身躯和由于连日奔波而略显疲倦的神色,我竟有些过意不去了。尽管我也知道,过错并非由我造成。

敬妤一改开始时的激动,现在却异常平静,不动声色地听着,看得出她是在仔细地端详着我。这时才莞尔一笑,还是那么娴静:“没有错。怎么会错呢?”像是向对方申明,又似在自言自语。说着,从提包里珍重地取出一张四寸大的黑白照片,双手递了过来。接过一看,竟是四十年前我和一位名叫颜亦尊的上司的合影,不由得“啊!”了一声:“快告诉我,老颜现在哪里?”

不料,这一追问竟惹得她伤心地啜泣起来。“在哪里?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以问作答,她继续呜咽着,直到白凌跑过来招呼我们吃晚饭。

小白像发现了外星人的秘密一般,惊奇诡异地观察着眼前这一男一女,心里在证实着她预先织就的那张“罗曼蒂克之网”。而我,一边走着一边也在琢磨:她是老颜的什么人呢?当然不是妻子—老颜的妻子我熟悉,姓何,矮个儿,年纪也比她大。可是,那种深情,那张照片⋯⋯

席间,客人总算恢复了常态,几个青年文友围拢过来,开着善意、亲切、谑而不虐的玩笑,她都大方、得体地应酬着。白凌知道我晚饭后还要接受附近一家报社的记者采访,便说,“晚上,大姐住在我那里。你们都暂告休息。”背朝着客人,向我扮了一副鬼脸。

由于闷葫芦还没有揭开,我显得心事重重,晚上的“记者问”也没有答好。记者以为是疲倦所致,提议明天再谈。我正巴不得颁下这道赦令,便匆匆离开,径直跑到白凌的房间。显然,她们已经谈了许多,而且,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我已经从“罗曼蒂克之网”中被解脱出来。小白也不再耍怪态了,惊世骇俗的悲喜剧告吹,“大导演”英雄没了用武之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斜倚着墙,歪在床上。这边,我和敬妤开始了竟夜之谈。

敬妤说:“1957年‘反右’,老颜可能有些言论。”

“情况是这样,”我插嘴说,“他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中学教书,后来调进机关来办县报。我的经历与他相似。那时,机关里工农干部占绝对多数,大学生是凤毛麟角,我们都酷爱文学,气味相投,共同语言比较多。喜欢在一起谈论晏几道、李清照的词,欣赏中外的名曲,读些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小说,而颇不满于报社主编的不学无术却妒贤嫉能、妄自
尊大。

“老颜当时是副主编,笔头子硬,小有名气,主编怕他取而代之,便到处制造舆论,说他的坏话。其实,老颜一身清正,也没有什么把柄可抓的,无非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十足’,‘目无组织,骄傲自负’等。可是,说归说,工作却又离不开他。不久‘反右’就开始了,这位主编总算找到了发难的机会,于是,首先起来揭发老颜的‘反党言论’。”

现已回到原来的话头,我请敬妤接着讲。敬妤说:

“还是您讲,您是当事人,最有发言权。”

于是,我便接着讲下去:

我记得,有天晚上,主编特意把我找到家里,先是夸我年少有才,具备发展前途,接着,把话锋一转,色厉辞严地告诫说:“你眼前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不同颜亦尊撕开面皮,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他的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片“山雨欲来”的紧张气势。

果然,第二天就召开了批斗大会。几个“右派分子”面对着群众,站在长条板凳上。会议由主编主持,他扫视了一下会场,看我躲在后面,便轻轻地摆了摆手,示意我到前排就坐。我只好硬着头皮在前面找个空隙坐下。会议开始后,主持人首先领着大家喊了一通口号,叫作“杀威风”、“打态度”,然后,就喝令颜亦尊交代反党罪行。老颜昂头说道:“我十六岁就投身革命,拎着脑袋找共产党,怎么现在变成反党了?笑话!”

主编弄得很尴尬,便以凌厉的目光盯住我,点名叫我起来揭发:大右派颜亦尊是怎样腐蚀青年的,他都放过什么毒。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势,慌忙站起,嗫嚅地说,老颜只是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讨论李清照、欧阳修⋯⋯主编厉声喝道:“谁让你讲这些?要揭发反党言论,反党的言行!”我摇了摇头,说“我没听到什么”。会议卡了壳,泄了气,便不了了之地散了。

“后来呢?”敬妤紧着问了一句。

我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给老颜拼凑了一些“反党”言行,并以态度恶劣,抗拒运动,给他定性为“极右”,以后就不知下落了。当年冬天,我也被下放农村改造锻炼,两年后做了异地安排。

小白看敬妤有些倦怠,便下地将毛巾用冷水浸过,递给她擦了脸,又给我续了杯茶水。敬妤建议到外面散散步,走着谈。白凌立刻拍手响应。我看了看表,这时刚好是十二点一刻。

营房大门上了锁,三人便在宽阔的教练场上,踏着清凉的月光闲步着。月色浸润着整个大地,远山近树,旷野平畴,千般万象都涂上一层银灰色。天空没有一片云,清泠泠的,透明而洁净,令人感到无限的高远。近处的虫吟,远地的蛙鼓,一迭连声地喧嚣着,军营的夏夜却益发显得宁静。

敬妤接上前面的话题,低沉地说:

“老颜被投入内地一所监狱里关押起来,妻子老何怕连累了孩子,加上组织出面反复动员,不得不与丈夫办了离婚手续,然后就带领孩子,隐姓埋名,投奔山东老家去了。

“出狱之后,老颜觉得往事不堪回首,不愿意返回原籍,便被就地安置在我所在的县文化馆。我们经常一块下乡,很谈得来,对他的满腹经纶,我更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我还没有处对象,馆内同志便加以撮合,于是,就走到了一起。

“婚后,我经常听到老颜念叨您。记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的境况已经相当艰难了,还曾和我说过:‘人世沧桑,如今也不知道这位老弟落到了哪一步。当年,他不肯昧着良心说话,结果受了很重的牵累,我一直铭感于心,却无法表达。今生今世,怕是无缘相见了。’”

老颜的话,实在令人感动。现在反思,当时我的表现是很软弱的,无非是说了一句真话。可是,没有想到,他竟如此珍视,终生不忘。

此时此刻,我对他就更加怀念了。当下忙着追问:“老颜也在朔州吗?现在景况如何?”

由于背着月光,看不清敬妤的面容,只听她轻轻叹息一声,凄然地说:

“唐山大地震时,他正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被活活地压死在楼板底下。转眼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当时,我拉扯着一个未满十岁的孩子,无依无靠,只好转到山西的哥哥那里,在矿上教小学。现在,孩子大学毕了业,也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了,新近我办了退休手续,过上了含饴弄孙的清闲日子。按说,可以告慰于地下亡灵了。

“可是,从他去世以后,心中就老是记挂着这件事。作为未亡人,我应该实践他的遗愿,想办法与您见上一面,说上几句感念的话。为此,我苦苦地寻觅着。心想,幽冥、人世,阴阳永隔,永生永世再没有见面机会,倒也死了那股肠子;可是,两个大活人,都在一个太阳底下,山不转水转,早不见晚见,怎么就无缘相会呢?亲友们都劝我丢掉这个念头,可我就是不死心。往各地发出过许多封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有的回函说‘查无此人’。总之,失望连着失望,后来真的有些绝望了。”

走着走着,敬妤突然问道:

“听过没有,老颜唱法国的名歌《天鹅》?”

我说:“听过不知多少遍,现在曲调还有印象,只是歌词全都忘记了。”

她说:“我把《天鹅》当作我们的幻影,一想念他,我就唱上一遍。”

现在,她又月下怀人,情不自禁地轻轻地哼了起来,当唱到“伴侣啊永眠在梦乡/只听得水波轻轻歌唱/天鹅她垂头眼泪汪汪/她在月亮下独自彷徨”时,竟泣不成声了。

这种浓情挚意,令我和小白都深深为之感动。我们都苦于找不出什么话语来安慰她,便陪着她回房间去。

灯下,三个人又默坐了一会儿,敬妤如梦初醒,从提包里翻出一张边防某部接待客人的名单,上面赫然印有我的名字。

原来,我们到边防某部后,部队首长曾经设宴招待,当时提供过一个名单。记得有位接待科长曾与我热情交谈,问询过一些情况。

敬妤说:“那是我的亲侄,入伍之前多次听我讲过您和老颜的事。这次,多亏他牵线搭桥,传递了信息。”

我说,其实我的散文集上就印着我的简历。

她淡然一笑,说,山野之人看不到呵。

外面,天色大明了。小白回到屋里,不知什么时候在床上悄然睡去。我简单地向敬妤介绍了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她很欣慰,揉了揉眼睛,长舒了一口气,说:

“人也见了,话也说了,心也安了。有一年我上五台山,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婆婆,沿着台阶,从山下一步一步往上爬,一直爬到山顶上,礼了佛,进了香,双膝都磨破了,心却特别安然。她告诉大家,这个愿总算还了,回到家里就能安心睡觉了—我现在也是这种心境。”

吃过早饭后,她的侄子、前面说过的那位接待科长,带车前来接她。大家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依次同她紧握过双手。我请司机开车走在前面,然后,同小白一起,陪着敬妤沿着那条沙石路,又步行了很长一段路程。分手时,我的眼睛已经湿润了,模糊了,以致根本没有看清楚敬妤是怎样登车上路的,直到汽车腾起的滚滚烟尘在视野中消失了,才憬然醒悟到人已经走远了。


(2000年)



寻 觅

在我高中即将结业的前夕,一次体检中突然发现患上了浸润型肺结核。这在今天看来,原本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疾患,可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却几乎等同于现在的癌症了。

前此,教导主任曾向班里透露,以我的优秀学品,可以不经过入学考试,直接保送到北师大或者东北师大;可是,我自己却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向往着、也觉得完全有把握考进学子们心目中的圣殿—北京大学中文系。甚至,梦境中已经戴上了北大的校徽,徜徉于柳丝垂映的未名湖畔,欢歌笑语在花丛间、草坪上。现在却被告知,升学的事只能以后再说,眼下必须休息、治疗。心情的怅惘、失望以至绝望,自不待说了。

这天,注射过链霉素之后,我回到家里卧床静息。突然,素心表姐推门进来了。她与我同年级,但不在一个班,这是参加过高考之后,从学校回来度暑假的。可能是怕我脆弱的心灵经受不住刺激吧,她没有谈有关高考、升学的事,只是告诉我,哪几位老师、哪些同学嘱托她向我转达劝慰、问候之情,听了自是感念不置,仿佛干涸的畦田流进了汩汩清泉,秧苗立刻展现出勃勃的生机。其中,尤其使我感动的是—

素心姐说:“那天晚自习之后,我们宿舍的四个同学先后都回来了,记不得什么话题引出来,大家忽然提起了你,—你是学生会副主席嘛,同学们自然都熟悉—共同感到非常惋惜。D(姑隐其名,作者注),你有印象吧?个头不高,挺清秀,挺朴实的。”

我点了点头。

“D平时话语很多,天真活泼,这天晚上却显得神情萧索,只是凝神地听着,突然,她插了一句,不,只说出了半句‘出师未捷⋯⋯’,便呜咽着,泣不成声了。”

我猜说:“也许她的亲人中,有谁因为这种病⋯⋯”

“没有。—几年相处,她的情况我了解。”表姐说。

我低声喃喃着:“其实,我们之间没有过太多的接触。”

“这我清楚。”表姐说。

又谈论了一些别的,素心姐就回家了。我却静静地躺在床上,像过电影似的,把和D相识的过程,在脑子里复映了一遍。

新中国成立之初,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规定,录取初中生,除了笔试—测评一大张包罗万象的卷子,还须进行口试,以实际了解考生的智力水准和应对能力。这次口试我得了满分。D当时也在场,可能留下了一些印象。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部分优秀学生到兴城海滨参加夏令营活动,我和D都去了。那时的中学生眼界不宽,思辨能力较弱,对问题的认识也显得肤浅,但是,思想单纯,真情灼灼,充满着向上的激情,美妙的憧憬。我们曾在一起谈论过未来的理想,还曾共同背诵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散文诗《灯光》。大意是,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乘着小船漂流在一条阴暗的河上,前面有灯光在闪烁,实际却离得很远。现在,我还经常回想起这飘忽的灯光。可是,生活仍在河岸之间漂流,而灯光还很遥远,还得使劲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

那天,我们背着西斜的阳光,浴着晚风,漫步在海滩上。她捡了许多五彩贝壳,说是要粘在画布上,挂在宿舍的床头。

记忆中,我们打交道也只有这么两次。实在没有想到,对于我的患病,她竟如此感到惋惜,直至痛哭失声。这令我深受感动,历久难忘。

病愈之后,我也考取了大学,毕了业就到外地中学教书,后来,又先后走上新闻岗位,进入机关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强烈地感到青少年时代友情的纯真可贵,越发怀念起D这个瘦弱的姑娘。我多么想,能和她重见一面,亲口对她诉说:我衷心地感激您,是您,使我认识到自身的存在价值,从而增强了我同疾病做斗争的勇气、信心和力量。

我做过多方面的努力,可是,一次次地总是失望。

最先,当然是通过素心姐和她的班上同学探寻线索。她们说,只知道D考取了兰州的一所大学,学的是理科,毕业后可能在陇东工作过一段时间,“文化大革命”之后,就不知下落了。

听说在她的原籍沙岭乡有一个叔叔,我便趁新闻采访之便,跑了这个乡的几个村子,逐个地打听D姓人家,最后终于有了着落,原来,她的叔叔一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逃荒到了“北大荒”。结果又是断了线。

天高地迥,人海茫茫。我对于寻觅D,已经不再抱有希望了。

去年,母校中学庆祝建校五十周年,我应邀参加了。当时,颇寄希望于这次聚会。设想,纵令见不到D本人,至少也可以从其他同学那里了解到有关她的线索。及至到了学校,才发觉“纪念会”已经有些“变味”了,校方以“联络感情,扩大发展”为宗旨,请的都是一些有名有位,有权有势,特别是能够提供赞助的学生,他们多数毕业于七八十年代。至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知识分子,包括50年代毕业、已到退休年龄的老校友,根本就没有接到邀请函。

失望之余,暗自想道:也应该尊重实际,略迹原情,—逝者如斯,时移势异,一切都在变化,四五十年过去了,怎么可能还保持往昔的清纯,还到哪里去找回旧日的温馨呢!

但是,这次聚会终竟还是有收获的。会后,我去拜望一位已退休多年、现在卧病在家的老师,从他那里访察到了D的下落。原来,她和这位老师的女婿都毕业于兰州大学,后来又都在天水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任教。现在,他们也都退休了。

“估计我这女婿能够知道D的近况。”老先生说着,就拨通了女婿家的电话。得知D现在太原,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在一家外资企业上班。我当即记下了她们的姓名和具体单位。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你这飘摇在万里云天中的风筝啊,我总算扯住了这条线!

借一个出差机会,我来到了太原,并找到了这家电子原件有限公司。通过她的女儿,我和D约好了在迎泽大街西段一家东北风味的楼上餐厅会面。

我知道,站在我对面的不会是别人,但是,确确实实,她已经变得我无法认识了。头发花白了,脸上爬满了细细的皱纹,个头没有变化,身材却过于发胖,爬了几步楼就大口地喘着气。衣服倒十分考究,全是进口的料子,剪裁得也很合身。一副闲适、富有的姿态。她有礼貌地轻轻地握了下我的手,平静地说:

“你还是当年的模样,说话声音也没有改。”

按照逻辑,我应该接上说,这些年我基本上没动地方,不像你一直在外面闯荡;可是说出来的,却是:“你可让我找得好苦!”

“哦?”她略微有些诧异,但马上就沉静下来,“是呀,我们都期待着能够别后重逢。”

我请她点了几样菜,又特意订了高粱米粥和血肠、冻豆腐的汆锅。

“我永远不能忘记,你在精神上给过我巨大的支持。”我察觉到这句话有些贸然,也过于笼统,便又补充了一句,“听袁素心讲,高中毕业前夕,你得知我患了病,竟然⋯⋯竟然哭了一场。”

“是吗?”她却显得很平淡,“我可记不得了。”

本来我还想告诉她,寻寻觅觅几十年,费了多少周折,通过几种途径,才打听到她的所在,但又觉得语境已被隔绝,这些话似乎是多余的了。

我们一边进餐,一边又随便唠些别后的琐事。

我了解到,她的丈夫已经不在了。女儿、女婿在西安交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属于高科技领域,原想继续深造下去,当时,恰好太原这家外资企业招聘外语翻译,待遇甚为丰厚;在母亲的极力撺掇下,他们便前来就职。收入自然大大增加了,居住条件也得到显著改善,但是,却付出了专业完全废弃的沉重代价。

对此,我流露出惋惜的心情,她却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你呀,依旧是文人气质。—都什么时代了,看问题,还不现实一些?”

这次会见,就这样匆匆地结束了。四十余年的渴望终于得偿,按说我应该感到轻松了,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反而有些闷寂,有一丝惘然若失的感觉。

出乎意料,第二天晚饭后,D又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儿到房间里来看我。一面热情地握着手,一面解释说,她昨天有些头晕—因为血压高,今天要和老同学好好地唠一唠。还说:“小刚,快来向爷爷问好!”

“这是小外孙吧?”

“不,是孙子。”她抚摩着小男孩儿的脑袋,说,“我还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爸爸,属于‘下生就挨饿、上学就停课’的那一代人。整个都耽误了,费了很大力气才弄了个大专文凭。现在还留在天水,想往太原调转,联系了几次,都因为学历低,找不到接收单位,只好孤零零地飘在那里。这简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稍稍停顿一下,她又继续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一向都是凤毛麟角,也是老同学们的光荣啊。听说,我们省长过去和你在一起工作过,那当然很熟啦。倘若他能说一句话,我想,哪个单位也不敢说个‘不’字。”

尽管未必如她所言,省长也未必肯说这个话,但我还是表示,要尽最大努力,争取办成。

D很高兴,同我热情地握手,说了几次“再见”。路灯下,目送着她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努力追寻着旧日的影像、旧日的情怀。


(2000年)



感 念


一年一度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金秋十月应时召开,2008年刚好是第六十届。由于我的散文集《北方乡梦》被译成英文与阿拉伯文,这次,有关部门也安排我到场。

书展全程是五天,头三天集中开展洽谈和各项专业活动。我国由于两个月前刚刚举办过北京奥运会,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影响,洽谈中,外国客商往往把这作为首要的话题。一位美国书商对我说:“你的书里说到中国北方有‘三多’,皇帝多,军阀多,土匪多,我很想实际了解一下。如果早些时候读过你的书,参加过奥运会之后,我会直接前去踏访的。”我说,那些都是六十年前的往事了,你即便去,也看不到什么。莫如坐在屋里读《乡梦》这本书。他听了,高高地竖起了大拇指,说:“你真会给书做广告。”

借助后两天“公众开放日”,我抓紧浏览了整个展区的各个分馆。最后又回到坐落在六号分馆的中国展区,一则是太累了,歇歇脚;二则重点翻翻台湾、香港两个展台的图书。大出意外的是,在这里竟然邂逅了一位久别的乡亲。

我正低着头看台版图书,突然听人喊了一声:“王先生,王叔叔!”抬头一看,是位中年女士,觉得面熟,细一端详才认得出来:“你是雅萍啊!”

我们已经近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她的父亲是我在沈阳的大学同学,供职于财税部门。旧事依稀,如烟似梦,唯一印象深的,是这位老同学特别喜欢喝酒。我奉调到了省城之后,他把我拉到家里,说是要用酒把我灌饱,他不说“灌醉”,而是说“灌饱”。结果,一瓶酒开封后,我只喝上三小盅,其余的都进了他的肚子。那时,雅萍还在大学读书,我曾在她就读的中文系讲过课,在她家里也见过面,标致,漂亮,我夸她像清水芙蓉。她爸爸顺杆儿爬上,当即托我在文学界给物色个对象。雅萍耍娇地双手蒙上爸爸的眼睛,说:“你又喝多了!”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出版社当编辑;后来,听说出国了,同一个留学德国的青年结婚。妈妈去世早,爸爸后来也不在了,她便很少回国,我们便再也没有联系过。

⋯⋯

听我介绍了来意,她说,王叔,咱们出去吃饭,慢慢地向您汇报。

对于法兰克福,雅萍也不算太熟,她住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这次是专门来看书展的。好在德语精通,找中餐馆,特别顺利。坐定之后,我们点了水饺,几样菜,还有啤酒。她说,德国的啤酒饮誉世界,慕尼黑所在的巴伐利亚州,有一千多家啤酒厂,啤酒是家家必备的饮料。我笑说,“良弓之子,必能善射”,凭你爸爸的酒量,你肯定也不是“善茬子”(辽宁土语,意为别人对付不了)。她笑着摇头,转身又点了一大盘绿色蘸汁和煮熟的马铃薯,说这是法兰克福的特色美食,大文豪歌德所青睐的。

我们就这样,边吃边谈,开始了名副其实的漫话—

雅萍跟随丈夫到了德国,先是做过一段华人家庭教师,后来到一家出版社供职。丈夫一直做律师,女儿、儿子都在念中学。

她连续喝了两杯啤酒,显得有点儿兴奋,突然问了一句:“王叔,你当客座教授时,认识不认识哲学系的赵老师?”

“知名教授,谁不认识!不过,我接触的主要是中文系教授,同他联系不多。”

“人生的悲剧性,在于年轻时期盲目性大,常常感情用事,像没头苍蝇似的乱闯;待到阅历日深,情感稳定下来,却又像浅水浮花,波澜不兴,再也没有当年闯关夺隘、异想天开的锐气了。”她的这番话,听起来,显然蕴涵着过来人的领悟。

这时的雅萍,仿佛又回到二十年前的青春岁月,下意识地用右手梳理了一下头发,细眯着一双漂亮的眼睛,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赵老师,复旦的高才生,后来又在南京大学读了博士。学问棒,文笔好,谈吐风雅,表达能力强,修长的身材,架着一副宽边眼镜,风度翩翩,很招同学们喜欢。我虽然就读中文系,但十分爱好哲学。您知道,中学生喜欢哪门课程,往往和老师讲得出色有关联,大学生也不例外。我课外读了一些西方哲学著作,最喜欢的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

这时,我本想插上一句:“其实,也不单是你,连爱因斯坦都曾赞扬过罗素,说:‘阅读这个人的作品,使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是,为了不扰乱她的思绪,我缄口不言。

“我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向赵老师请教。记得我曾问过:为什么叔本华和尼采都讨厌女人?尼采强烈地反对男女平等,鼓吹要把妇女当作奴隶对待。是封建意识使然,还是出自一种自觉的价值判断?对我每次的问询,赵老师都耐心地予以解答。当时,我记了厚厚的一大本。后来,我又大着胆子给他写信,除了探讨学问,还曾请他谈谈个人、家庭情况。赵老师说,他有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女儿很聪明,中学快毕业了;妻子聪慧、大方,是典型的东方式的贤妻良母,在一所中学当教导主任。说到他自己,记得有这样一番话:‘我原本是学习中国古代哲学的,西方哲学是后来补的课。也许是由于整天同孔孟、老庄打交道的缘故吧,写起文章来,也是老古板,年届不惑,老气横秋。我在同龄人中,属于保守、持重的那种类型。’”

我看她嗓子有些嘶哑,便递给她一杯茶水。她点头称谢,轻轻地呷了一口,又继续说下去:

“我那时还是年轻,缺乏理智,没有深思熟虑,任凭一时感情冲动,相信一条心丝足以把所有的门拨开,竟然一厢情愿地暗恋着他。整天盼着同他见面,可是,待到课堂上相见了,却又心在狂跳,眼在期待,经常走神儿,根本听不清楚他都讲些什么,往往是听着听着,便进入一种迷茫状态,坠入虚幻的童话王国里,连续多少夜晚失眠。可是,又没个人可以诉说,我不敢告诉爸爸;心里实在憋得难受,放学后,我便搭乘大巴到郊区的姑妈家去。姑妈在我小时候,就特别怜爱我,见我去了,喜出望外。上下打量了一通儿,说:‘宝贝儿累瘦了。功课太紧吧?’马上挽起袖子,炖鸡、烙饼,做了各种好吃的款待我。可是,我却一点也没有胃口,眼睛盯着喷香的肉菜,泪珠儿不听话,竟滴滴滚落下来。姑妈惊呆了,硬是用话来套拢。我吞吞吐吐、模模糊糊,告诉她几句。一听说是有妇之夫,姑妈断然表示反对。我说,你可以不支持我,但绝不能向我爸爸告密,当‘甫志高’!

“赵老师已经有所警觉,我几次写信,他也不做答复。但是,一直挂念着我。担心我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受到影响,便在一个星期日找我谈话。我原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当面挑明了,打开窗子说亮话;但当看到他的端庄肃穆的神态,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感觉,我便连一个‘爱’字也说不出口了。只是说,老师是我终生崇拜的人,我愿在老师的直接引导下,走上人生的幸福之路。老师说,偶像崇拜,是靠不住的,何况你还年轻,远没有成熟,处于一种盲目状态!你还不晓得幸福之星挂在哪一棵树梢上,也不懂得怎样走上自己幸福的征途。现在,你的唯一使命就是狠下心来读书上进,走出虚幻,走出迷茫,走出自己绘制的海市蜃楼。须知,这里没有停车的位置;要揣着梦想上路,踏出满地风光。听得出来,他的每句话,都是做正面引导,又句句有针对性。

“过了一会儿,我嗫嚅地说,我正在苦恋着一位长者。老师问:长者?他没有家室吗?我说:有了。他说:这可是胡来!凡属这类情况,十个有十个—要记住,我说的是十个有十个,而不是十个有九个—必然落个悲剧下场。接着,老师给我讲了他的表妹的遭遇:哈工大毕业后,她分配到一个科研单位,半年过去,爱上了她的所长。所长大她二十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这些她都知道,但由于涉世未深,天真烂漫,盲目崇拜名人,不懂得世间的复杂事态,更不知如何驾驭情感这匹烈马,结果,一经陷入,便难以拔出腿来。而所长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党外专家,又是全国人大代表,单位的学术带头人。他清正自持,爱惜羽毛,洁身自好,更不肯仳离原配,结果空自苦了我那个纯真的表妹。现在,已经三十七八岁了,仍然处于独身。许多亲属都给她介绍男朋友,她却觉得哪个也不是意中人,或者严词峻拒,或者婉言谢绝,最后一无所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挂在她嘴边的两句诗。这个教训是无比深刻的。在这场大错铸成中,板子应该打谁呢?小妹她有爱的权利,要说错,是在对象选择上;所长当然负有一定责任,姑念其属于被动受过—‘楚人无罪,怀璧其罪’,最终尚能善于自处,可加原谅。只是,我那可怜的小表妹,却因一念之差,酿成了终生的悔憾。

“说到这里,老师问我一句:‘那个长者,他持什么态度?’我说,冰冰的,冷冷的,不愿意理睬我,拒人于千里之外。老师问:‘那你理解他的苦心吗?’我说:我理解不了,心头只是恨怨。老师一听,笑了。我心说,人家是‘黄连炖苦胆—苦上加苦’,你可倒好,还在一旁轻松地笑!我立刻把嘴噘了起来。老师接下来给我讲了农民运动杰出领导者彭湃的一则轶事:1929年8月,他和杨殷在上海龙华刑场就义,激昂慷慨,气贯长虹。他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工农劳苦大众。可是,在被押解游街示众时,一路上观者如堵,当时不少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不知他是一位革命者,更不知他为谁而死。看热闹的人群中不时爆发出讪笑声,他们既不同情,更不理解。彭湃同志感慨之下,口占了一首诗:‘急雨渡江东,狂风入大海。生死总为君,可怜君不解(粤语读“解”为“改”)!’当然,这只是暂时的,过后,人们便完全理解了。同样,对于你所说的那位长者,日后你也肯定会理解的,知道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你着想。当你从迷梦中醒来,进入清醒状态,特别是选择到真正理想的感情客体,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之后,回思既往,你会无限感念这位‘不通情理’的长者,你会给他下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是一个正派的人,是一个以德报德、对人负责、令人终生感佩的人。’

“老师还说,其实,是否理解,倒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必须迅速走出他的阴影,从迷恋状态中解脱出来。盲目地死抱住一个虚幻而永远无法把握的目标,空耗精力还在其次,最大的负面影响,是会形成一种既定的观念。因为人是有记忆的,人是在过去的经验中继续积累新的经验的,过去的痴情爱恋,可能为未来的情感生活罩上一层阴霾与暗影。‘唯一’的爱,这种最真挚、最投入,纯然以感情作基础的爱的破解,很有可能使一个人一生中再次、多次的爱,都相应地贬值,甚至变得不屑一顾。我的表妹就正是这样。这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你必须毅然决然尽快地挣脱出来。我愿意赠送你四句话:宜急莫缓,快快收敛,迟之一日,悔之已晚。

“分手时,老师说:‘我一百个相信,像你这样纯真、聪慧、正直的青年才女,肯定能够获得美满的爱情、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的。’”

雅萍正要接着说下去,突然,手机铃声大作。她看了看,说:“是我的先生。”一阵欢快的对话,虽然里面不时地夹杂几句德语,但我大致听得出来,先生是问:什么时候‘打驾回府’,他好到火车站去接她。

放下手机,雅萍带着微笑,说:“被他给打断了,对不起。王叔,我再接着向您汇报:

“这次师生谈话之后,我备感痛苦,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公园的僻静地方,号啕大哭一场。好多天,茶饭无心,颓靡不振,但是,逐渐地头脑觉得清醒了一些。恰巧,这时又收到了姑妈的一封信。里面是一首字迹工整的诗。姑妈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旧体诗词写得很好,这一首却是白话的新诗,读来明白晓畅,朗朗上口,至今我还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
出来:


聪明的萍儿,你好糊涂


绿了,黄了,红了—果实日渐成熟

明确代替了模糊

加减变作了乘除

姑姑我看得出

姑姑是神,你瞒不住


你刚刚经历一场

冲破岩层的感情喷突

不,你正陷入痛苦的魔窟

萍儿,你不要嗔怪姑姑

原谅我搞一次破坏性的短路


那是萤光、虹影、水月、露珠

看着还在,扑去却无

诚然,其间确有情感的大厦

真诚的船坞

但绝非理想的归宿


因为,一个是安琪儿—自由天使

一个却是戴着礼法荆冠

锁着家庭镣铐的刑徒

一个是健翮凌空的小鸟

一个是积年困锁的碌碡


也许还不如刑徒

刑徒没有礼法的重负

也许还不如碌碡

碌碡没有观念的束缚

聪明的萍儿,你好糊涂


世间唯有情难诉

只怕你为情所累,误入迷途

贪恋短暂欢娱,酿成终生痛苦

姑姑期望着你幸福

日夜馨香默祝


“我真是净遇见‘贵人’了。姑姑对我也是这么关心!我这个老公便是经她引荐搭桥,我们相识、相知、相爱的。”

“后来,你和赵教授通过信吗?”我问。

“通信很少。但我奉他为人生的导师,终生谨记他的教诲,不忘他的恩泽。出国之后,几乎断了联系,只是‘中心藏之’。前年他六十大寿,我寄去一张亲手制作的贺卡,上面只写了两个字:感念。”

雅萍结过了账,一看时间还早,便又陪我回到了六号展馆。我们在台湾展台,一边翻看着图书,一边随便谈些共同关心的国内国外的事。她说,已经和丈夫商定了,待到女儿考取大学,他们便领着儿子回国;困难在于儿子的汉语基础太差,现在,父母每天都帮他突击补课。

正说着,她拿起一本台湾立绪文化公司出版的《21世纪的儒道》,翻了翻,顺手买下。她说,王邦雄的这本哲学著作,赵老师也许能感兴趣。随后,她又下楼在香港展台买下了李泽厚的《浮生论学》,委托我一并带给她的老师,笑着说:“秀才人情纸半张啊!”


(2013年)



包 袱


这是一件很蹊跷的事。

六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份《读者》杂志,是今年的第4期。我先是一愣,第4期,应是2月份出版的,怎么才到?过去我曾连续多年订阅过这份杂志;今年因事外出,错过了期限,没有订上。真是“欲渡河而船来”,看来,他们竟没有忘记我这个老主顾呀!

翻了翻,竟然意外地发现,里面还转载了我的一篇文章:《让自己做重要的事》。紧接着,又收到了一笔稿费,也是读者杂志社寄来的。

摊开文章,我从头细读,道理讲得十分清楚,“生活是复杂的,对于一个想干事业的人来说,必须分清事情的主次,哪些是必须要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哪些事关照一下就行,哪些事应该干脆放弃。”

话说得多好啊!《读者》上的文章,都是摘录。可是,经过我反复追忆,却怎么也记不起这篇文章是摘自我的哪篇文章或讲演稿中。最后,明确认定,肯定是安错了名头。我看了文章后面的出处,写的是:“摘自贵州人民出版社《21世纪中国文学作品选编》”。看来,错植的源头在此!

于是,我在午后专门跑到北方图书城,遍翻各种散文选本;可惜,偏偏缺少这一本。问了图书售货员,她说:“出版社既然选了你的文章,那他们应该寄送样书啊,还应该发稿费。”我摇了摇头,立即告退。

两天过去,仍然放不下这件事情。我就通过一位文友,查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电话号码。电话挂通了,但那头说,你得弄清楚:这是哪个编辑组编的,才能把电话转过去。我想了想,该是文学编辑组吧?转到了文学编辑组,一位女士答说,她们没有编过这本书。接着问我:“你是要买书吗?可以在网上订购。”我说明了意图—我的一篇文章,被选了进去,想和编辑了解一个情况。

这时,她才说,这部书是本社出的,但编者不在这里,可能是在外地编出来的。听到这里,我可就有些急了—人海茫茫,这要到哪里去寻觅呀?便随口问了一句:“再说,你们编选了作者的文章,也应该给寄送样书啊!”答复是:这都是由编者负责做的。然后问我:“书的后面,专门写着:如果没有收到样书、稿费,可以和出版单位联系。那你没有看
到吗?”

我说:我如果能够见到这本书,就不会挂电话来问了。既然,你说由编者负责,那我就直接和编者联系。请你把编者的电话告诉我。

答复是:没经过人家的允许,我怎能把电话告诉你呢?

我说,那就麻烦你,同他联系一下,看看可否把电话告诉我。

五分钟不到,这位女编辑就给我回了电话。态度变得异常热情,连说“对不起,对不起”,还说了某某老总也熟悉我。原来,编者是我的一位文友,也是一位知名散文作家。这样,很快便同这位文友通了电话。

我问他,这篇文章选自我的哪个文集、哪个讲话稿里。他却也记不清楚了。只是说,我的文章,他非常喜欢,所以,就优先入选了。

看来,一条理想的线索,到这里,突然间又中断了。

又过了几天,由于问题未得解决,依旧处于胶着状态,我的情绪陷入了焦躁之中。万般无奈,只好拜托沈阳图书馆和省委党史办两位电脑搜索高手,请她们利用先进的技术条件,帮助搜索《让自己做重要的事》一文的来龙去脉。当天,就获得了可观的成果,找到了在网上曾经推荐过这篇文章的人,提供了推荐者的单位,以及具体的推荐意见。

足足用了两个小时,我的电话终于挂通了,这是河北省邢台市一个文化单位,我请他们给找一下胡某某。对方说,他正在陪侍病人,不好意思打扰他。我只好同他套近乎,说“我的祖籍在大名,咱们都是河北老乡”。可能是有所感召吧,这样,他又告诉我挂文联办公室。按照告知的号码,办公室挂通了,但仍然不肯给我找。一再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平生不惯说谎,此刻出于无奈,只好说是亲戚,听说他的亲属病了,我想询问一下。这样,总算告诉了胡某某的手机号码。

我说明了原意,问询他:一、这篇《让自己做重要的事》,选自我的哪篇文章?二、向什么地方推荐的?他很坦率,说不是单独推荐这一篇。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似乎有个班子专门从事此项工作。至于文章的出处,他说,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最后,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我,要通过一定方式,由你亲自声明:文章的作者弄错了,“作者”本人要求予以更正。

事情发展到这里,似乎也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两个电脑高手,却埋怨我过于宽容、厚道,没能就势追查下去。她们分析认为,人家硬给你安上个名字,文章得到多处转载,表面上你是受益者,实际上正是受害者,无缘无故、无辜地被推上了尴尬的境地;弄得不好,还会被人家误认为这是抄袭行为,实在是无妄之灾、飞来横祸。

她们分析,这种局面的造成,很显然,正是源于这篇推荐文章。选编者从网上发现了这类推荐文章,又是名气比较大的,于是,就选了进去。

那么,作者名字是怎么搞错的呢?我还是有些不解。

她们认为,无非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为之。借助名人效应,以利于报刊转载,目的是赚取稿费;这种情况的发生,肯定不是只此一篇,往往有大量的文章被推介;二是,推荐者操作马虎,无意出错。由于推介的文章较多,偶尔出现作者名字误植现象,也有可能出现。

我说,会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呢?—觉得文章不错,出于广泛传播的善意,于是,向外做了推荐,不慎弄错了名字。

她们说,存在着这种可能性,过去我们也见到过;但是,这篇文章不像。一是,文章很短,并非特别精彩;二是,刚才听你转述当事人的说法:“时间长了,文章很多,已经记不清楚了。”可见,并非属于这种情况。

又过了两天,她们分别告诉我,找到了《让自己做重要的事》这篇文章的真正作者。

原来,这篇文章出自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2年版《内心强大的秘密》,作者为任宪宝先生。全书共六章,本文为第一章第七节。

这样,我想,有必要主动与任先生取得联系,说明有关情况。于是,便直接把电话挂到了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这里出版过我的散文集。我想通过熟识的编辑,了解任宪宝先生的情况。结果没有找到。后来,另一位编辑告知,任先生是青年学者,出书甚多,现在北京,主要从事传媒、出版事业。至于通信地址、联系方式,他也说不清楚。最后,仍是一头
雾水。

早晨散步过程中,我突然从“传媒、出版”四个字里,得到了一点启示。回到家里,我便给北京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总编辑臧永清先生挂了电话,向我的这位忘年交求救。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在出版界有很宽广的人脉,请他帮忙寻找一下这位任先生。很快,就得到了回音,原来,他的一位下属,不知是通过什么方式,同任先生取得了联系,掌握了他的电话号码。“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甭提我是多么欣慰了。

通话是顺利而愉快的。原来,任先生并未发现这个问题。他说,每年他都出很多部书,根本不关注哪篇文章被人抄去。当听我说过这篇文章的始末之后,他笑了,说:“您真是太认真了。其实,文章里不过是讲了意大利经济学家巴瑞图的‘八二定律’,讲了西点军校教练与罗宾的故事,基本上是引证实例。我可以用,您也可以用。”

我说:“那可不一样,您是首创,别人引用只是因袭。必须尊重创造精神,保护精神劳动成果。”

剩下的事情,就是应该通知《读者》杂志。这样,我又给杂志的编辑室主任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篇文章的真实作者是任宪宝,而不是我,应予更正。同时,把收到的稿费也如数退回。我不能不劳而获啊!

前后足足花费了十天时间,终于卸掉了一个虽不沉重、却也并不轻松的包袱。这一天,我感到特别畅快。仰首天外,但见白云成阵,舒卷自如,美妙极了。


(2014年)



昙花,昙花


因为我写过《因蜜寻花》、《天涯芳信》之类的散文,有些朋友便以为我精于花道,向我请教何为传统名花、现代名花者有之,特邀我出席一些赏花盛会的亦有之。殊不知我的写花,多是避实就虚,借题寓意,别有寄托的。而且,大凡赏花的里手,都兼具丰富的情趣和必要的逸豫。于此二者,我很难称为富足。当然,爱好还是有一些的。

大约是中秋节前两天吧,我从外地出差归来。因为在火车上已经用过了晚餐,便径直到办公室去翻阅积压的报刊,同时,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听一曲悠扬悦耳的广东音乐。顿时,觉得旅途的劳顿渐渐融释,全副身心都沉浸在诗一般的优美、和谐的意境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是妻子打来的,说是家里的昙花已经绽蕾,马上就将开放,催我急速赶回去观赏。

这是一个月白风清、沁凉如水的秋夜。空气像新鲜的牛奶一样清净,吸上几口,凉爽而恬适。但是,因为“昙花一现”这句成语萦结在心头,我不敢作片刻留连,只好三步并作两步,匆匆忙忙地追踪芳踪。

推开了屋门,只见雪亮的灯光下,妻子正全神贯注地观察着那盆平素很不引人注意的昙花。在扁平的叶状新枝的边缘,翠玉般的花蕾,无风自荡,颤颤摇摇,似乎不胜负载;过了一会儿,竟和电影特写镜头里的一模一样,逐渐地,逐渐地张开了,中心涌射出一簇黄澄澄、金灿灿的花蕊,每一茎都像纤细的金丝,又像粉蝶的触须,在微微地颤动。四围的层层花瓣上的每根筋络,还在拼力地向外舒展,仿佛要把积聚了多年的气力和心血,尽情地倾泻无遗,要把全部的美和爱,一股脑儿奉献给培育它的主人。

花冠大似碗口,晶莹如玉,洁白胜雪,透出浓郁的幽香,沁人心脾。那空灵俊逸的神韵,轻轻摇曳的身姿,使人联想到葱葱郁郁的树冠上的一朵飘忽的白云。我连大气也不敢嘘出,唯恐一不小心将它吹荡开去。

按照我们中华民族以雅致为核心的审美观,这艳而不亵、冶而不娇的昙花,堪称花中圣品。无论是“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的牡丹仙子,“开处自堪夸绝世,落时谁不羡倾城”的西府海棠,还是“水中轻盈步微月”的水仙,“烂红如火雪中开”的山茶,都无可比拟。

有人嫌它花时太短,惊鸿一瞥,稍纵即逝。其实,这是过苛的挑剔。长短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决定事物价值的,往往是质而不是量。生命无论短长,关键是看它有无亮色;没有亮色的生命,再长也不过是一片虚空。何况,人生七十古来稀,即使寿登期颐,放在无始无终、万古如斯的时间长河里,也只是短暂的“一现”。只要能在这“一现”之中,像一颗陨星冲入大气层之后,能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目的光华,自尔神采高骞,同样称得上星云灿烂。

为着追求唐诗中“昨夜月明浑似水,入门唯觉一庭香”的意境,我顺手关掉了电灯,使昙花在皓月清辉中显现其空灵淡雅的芳姿。妻子认为,这样美好的景色,只是两个人欣赏,未免辜负了它的一片芳心。她提议招呼一些亲邻好友来共同赏花。古人说,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在一般情况下,这无疑是真理。但此刻我却认为,还是保持一种静穆的气氛为好。

在这一片光雾迷离之中,只容意念回旋,不宜有过多的人物点缀。那种“歌鼓喧阗,笙簧齐奏”的聒噪,与夫“千门如昼,嬉笑冶游”的粗俗,对于昙花来说,都是很不适宜的。史载,南宋画家、词人张镃当牡丹开放时,招邀友好举行赏花盛会,宾客齐集后,吩咐开帘通气,立刻满座皆香,然后伴以歌姬舞女,檀板清樽,喧腾彻夜。这种“厚爱”施之于昙花,大概是难以忍受的。

据说,昙花原属热带植物,为了避开日间的燥热,便躲在深夜里开花。它并不计较条件的优劣、土壤的肥瘠,淡泊自甘,多予少取;勘破了名利关头,不愿取悦于人,招蜂引蝶。它同“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笑傲秋霜、幽香独抱的菊花,实可并列而为“花国三清”。

此时,和平恬静的空间完全为奔走不停的秒摆所占据。“当、当、当”,时钟敲了十二下。妻子回到寝室去睡了。我默坐一旁,仔细地端详着掩映在清冷的月华下的隽秀幽姿。超逸,雅静,妙相庄严,通体明亮。这哪里是花?分明是一颗怦怦跳动着的心!此刻,我的胸臆里既满怀着兴奋,也夹杂着一种带有苦涩味的酸楚与歉疚。真个是:舌兼五味,百感交集,不觉慢慢地沉浸在如烟往事的回忆里。

三年前,暮春时节。一位朋友赠给我一段昙花的叶状嫩枝。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顺手将它插在一个幼苗尚小的菊花盆里。十几天后,它竟扎下根须,渐渐长大起来。我于养花一道,纯属外行,如何给水施肥,全然不懂。有时看盆里发干,就随手将一大杯凉茶倒进去。赠花的朋友发现后,嗔怪我硬拉着李逵去跟张顺泅水。原来菊花耐湿,而昙花喜干,我这么一锅煮,岂不苦了它也!此后,我就把它移进另一个小花盆里。转眼间,一千个昼夜过去了,它由一段扁平的叶片,繁衍成几茎柱状青枝,于今已绿叶婆娑,高达数尺了。

劳人草草。每天我都怀着一颗忙碌的心,匆匆来去,早出晚归。回到家里,只觉得身心两乏,倒头便睡,几乎把培育昙花一事完全忘诸脑后,既没有按照植株大小换土更盆,也从未根据生长需要为它追施任何肥料,偶尔心血来潮,“咕嘟嘟—”灌上半盆清水,谈不上及时,更未必合理。可是,它,这株昙花却全不在乎待遇的菲薄和条件的艰苦,凭着高度的使命感和顽强的生命力,经过长时间的蕴蓄元气,硬是“拼命三郎”似的,在寂静的秋夜里悄然开放。唯一的追求就是把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和盘托出,给人们以爱的温馨和美的享受。

冰心老人写过这样的诗句: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想到这些,我益发觉察到心中留下的缺憾。我筹划着,明春一定买个大花盆,满装上肥沃、松软的腐殖土,早早地把它移植过来,殷勤、合理地加以培护。

月亮下去了,屋里一片黯淡。我开亮了灯。呀!昙花巨大的花冠已经垂了下来,花瓣全部闭合了。再看那青葱的枝叶,似乎也渐形枯萎。这该是长期疏于管理,养分匮乏所致。昙花,昙花!为着绽放一朵奇葩,竟然使尽浑身解数,最后力尽而竭!做人果能如此,也就很够标准了。

记得《随园诗话》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自己的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点。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中,对这个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重视,随手放在一边。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细品玩一遍,发现作者原是一个才分很高、颇有造诣的诗人,诗稿中不乏一些传世之作。他便忙着打听其人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故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

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科场失意后,息形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历史上许多奇才俊逸之士,没身草泽,不为朝廷与社会重视,直到显露了才华,做出了贡献之后,人们才赏鉴其才识,但因贫病摧残,心身交瘁,往往为时已晚。这种情况,今天也时有出现。报纸上不是时常介绍一些生前未被重视,死后才予以赞美、宣扬的人才吗!

自然界的花卉自有其生长的规律,本与人事无关。但事有可鉴,理有可通,有时一些物象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人过中年,久经世事,已经淡化了昔日豪情似火的衷怀。但在名花零落、深情悼惜之余,总觉得有一股激情在胸中喷涌。遂步寒士陈浦的七绝原韵,题诗一首,作为本文的结尾:


一枝素艳惜凋残,旋现旋消补过难。

顾理失时成大错,花中我亦负方干!


(1986年)



有信自远方来


每当看到那些繁霜侵鬓,蔼然可亲,献毕生精力于教育事业的辛勤园丁时,我总会忆起一位缘悭一面但印象很深的可钦可敬的老大姐。

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记得是春节刚过,我收到一封由《散文》月刊编辑部转来的信件。寄信人为南方某城市师范学校的一位教师。信,原是写给编辑同志的:


⋯⋯我有一件私事,烦请你们帮忙。1937年秋我的胞兄同家人失散,四十多年杳无踪影。昨日阅读贵刊,发现一篇散文的作者署名,竟然与我哥哥的姓名完全相同(这个名字曾被人们认为是极少见的),真是令人喜出望外。不知你们可否将这位名叫“王充闾”的作者的通信地址见告?

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这封信直接转递给他,顺便问一下:他是不是昆明籍贯?可还记得有个名叫“冠华”的妹妹?⋯⋯


热切的企望,真挚的感情,使我深深为之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师,在掠着花白头发,满怀期望地伫立窗前,急切地等待着“绿衣使者”送来亲人的信息。但她哪里知道,这却是一场误会。

我出生在辽河岸边,1937年尚在襁褓之中。我并没有胞妹,却曾有过一个姐姐,在我幼年时期,即因屡遭丧乱,贫病交攻,过早地弃世。姐夫哀恸欲绝,在一个风雨凄凄的夜晚,鸿飞冥冥,一去便无下落。我是深谙乱离之苦和失去亲人的哀痛的。尽管和这位大姐相隔万里,但悠悠此情,彼此相通。我觉得应该立即作复,以释远念。可是,拿起笔来却又有些踌躇—信到之日,即彼失望之时,我不忍心过早地唤醒她的甜梦。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按捺不住,到了第三天,便按照信址寄了回信。信中,除了说明有关情况,还劝慰她要放开襟怀,切莫悲观失望。我写道:“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这在祸深寇急的邦国颠危之时,又何止是你我两家的遭遇!所幸今天阴霾荡尽,四海承平,这类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我劝她不要灰心丧气,“虽然没有找到失散多年的哥哥,但是,在异地他乡总还结识一个深为同情和关怀你的弟弟。愿我们今后常通音讯,互勉互励”。

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复信,略谓:从信中深切体味到了同志间的温暖,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祖国到处有亲人。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复,紧接着,又收到了王冠华写给我的第二封信。原来,她的丈夫有个胞弟,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沈阳工作,兄弟间书信频传,互通情愫,这对于万里暌隔的亲人来说,确实是很大的慰藉。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彼此的处境都十分艰难,自顾不暇,音信便完全隔绝。来信委托我代为探询他们弟弟的消息。

我按照信中提供的名字和线索,多方查访,了无结果。后来在一次闲谈中,偶然提及此事,凑巧一位朋友熟悉此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一道被遣送到辽西山区“下放改造”,其人现已调入某单位任秘书长。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原来,他前些年改了姓名,以致费了许多周折方才找到。我满怀着喜悦的心情,马上与他取得联系,并请他看了来信。刚刚读过数行,他便激动地紧紧握住了我的手,说:“感谢你的帮忙,真是‘家书抵万金’哪!”

回信,自然无须我代劳了。过后老大姐专函致谢,她以欢快的笔调告诉我:“这些天,我们全家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虽然我没有找到哥哥,但我们老两口儿却相继找到了各自的弟弟。”也许是因为做了一件有益于人的事情吧,我也深深感到快慰。

驹光如驶,转眼间我离开省城已经一年多了。一次,去沈阳开会,与那位秘书长重逢,顺便问及令嫂的近况。他那原本开朗的笑靥,顿时沉黯下来,凄然地说:“她已经在去年10月份故去,太可惜了!”从谈话中得知,这位老大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严重迫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了彻底平反,并重新回到了教学岗位,连续几年被评为市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她对工作认真负责,尽心竭力。近年虽然肝区时时作痛,但从未声张,更不肯扔开教学去医院就诊,后来竟至不起,经诊断为晚期肝癌。

对于她的猝然谢世,我是深为痛惜的。同时,也为有这样一位具备“红烛精神”和“春蚕品格”的好大姐而感到自豪。

后来,收到逝者的女儿(她也是教师)寄来的母亲遗照。这是一幅鬓发花白、蔼然可亲的典型的“园丁”形象。从大姐生前那带着微笑的面容,看得出她对教育的春天的到来和自己晚年的执教生涯是眷恋而惬意的。


(1985年)



人过中年

何为“人过中年”?进入老境之谓也。

域外的诗翁耆宿心态如何,知之甚少;反正中国旧时的文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是常常把“老”作为热门话题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是南宋的陆游,一是清代的袁枚。当然,他们的格调不同。

陆游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属于“老不能闲真自苦”的类型,因而不时地咏叹“壮士凄凉闲处老”,“骨朽成尘志未休”。梁启超赞之以“亘古男儿一放翁”,非虚誉也。

而袁枚谈老,却是常常以诙谐出之。比如他写老态:“作字灯前点画粗,登楼渐渐要人扶。残牙好似聊城将,独守空城队已无。”还有一首《夜坐》:“斗鼠窥梁蝙蝠惊,衰年犹是读书声。可怜忘却双眸暗,只说年来烛不明。”都是充满情趣的,否则,就不成其为性灵派的旗手了。

他们或庄或谐,作为寿登耄耋之翁,确都充分具备谈老的资格,不像杜甫、苏轼,张口“野老”,闭口“老夫”,其实,彼时他们都不过四十上下,拿今日的眼光来看,还都处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阶段。韩愈也曾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当然,他这里说的属于实情。

大抵旧时文人骚客失意者居多,却又耽于幻想,不切实际,劳生有限而想望无穷,一旦与现实发生冲突,便不免感慨兴怀,嗟卑叹老。又兼呕心作赋,面壁穷经,“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自然心神劳损,未老先衰。这一切,都是不难理解的。

人们一般谈老,主要是依据年岁而言。古籍《文献通考》上说,晋朝以六十六岁为老,隋朝以六十岁为老,唐朝以五十五岁为老,到后来甚至以年过四十为老。似此每况愈下,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有的论者认为,上古之人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环境清洁,生活简素,许多人的寿命是长过今人的。并引据古籍为证,神农在位一百二十年,黄帝、少昊都在位一百年,帝喾、帝尧、帝舜分别享年一百零五岁、一百一十八岁、一百一十岁。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杜甫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是不确的。这里说的当然都是生理年龄。

其实,即便专就年岁而论,由于每个人健康情况的不同,身体素质、心理素质、生活质量等各方面的差异,也是非常之大的。古人有云:“松柏之姿,隆冬转茂;蒲柳之姿,望秋而落。”如果按照所谓“心理年龄”来讲,那就更有云泥之别了。身老,常常源于心老。一个人精神状态好,可以延缓衰老;而精神颓废,意志消沉,则必然导致未老先衰。

孔夫子虽然也曾对于生命易逝,流光不再,发出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深沉浩叹,但他毕竟是达观、进取的。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我大约就属于那种“不知老之将至”的类型。过目诗书犹忆诵,上楼腰脚未衰疲,这也助长了几分“元龙豪气”、壮烈情怀,难免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面上日见深密的皱纹和鬓边潜滋暗长的华发。

有一句俗语:人过中年万事休。孔老夫子自己奉行“不知老之将至”,“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哲学,反过来却也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这番话是对照“后生可畏”来讲的。

其实,大器晚成,也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神童毕竟是少见的。中年过后仍然大有可为,甚至可以说,有些事业恰是刚刚开始。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无限宝贵却又十分有限的时间。

无限的期求与有限的生涯,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悲剧性命运。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曾经企望达到一种“大知”境界。但他分明知道,这种“大知”目标的实现,绝非个体生命所能完成,只能寄托在薪尽火传的生命发展历程之中。他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人生是一次单程之旅,对生命的有限性和不可重复性的领悟,原是人生的一大苦楚。它包括在佛禅提出的“人生八苦”之中,属于“求不得”的范围。

由于时间是与人的生命过程紧密联结的,一切作为都要在这个串系事件的链条中进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时间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倍加关注。古人说:“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还幻想有一位鲁阳公挥戈驻日,使将落的夕阳回升九十里。凡是智者、哲人,无不对于时间倍加珍惜。自然,也可以反过来说,珍视生命,惜时如金,正是一切成功者的不二法门。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珍惜时间的情结会越来越加重。特别是文人,对于流年似水、韶光易逝更是加倍的敏感。可是,时间又是一匹生性怪诞的奔马,在那些对它视有若无、弃之如敝屣的人面前,它偏偏悠闲款段,缓步轻移,令人感觉着走得很慢很慢;而你越是珍惜它,缰绳扯得紧紧的,唯恐它溜走了,它却越是在你面前飞驰而过,一眨眼就逃逸得无影无踪。

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如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

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从来都没有赢家。人们唯一的选择是抓紧当下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清代诗人孙啸壑有一首七绝:“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从今打点未干时”,这是过来人的沉痛的顿悟之言。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

当然也可以说,手中握得的现在,其实也是空空如也,因为时间并没有停留过片刻,转瞬间现在已成过去。但这样,未免迹近虚无,所以还是要讲,与其哀叹青春早逝,流光不驻,不如从现在做起,珍惜这正在不断遗失的分分秒秒。“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有些年轻人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分秒必争,寸阴是兢,觉得不能理解。这也不奇怪,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才会感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

也有好心的朋友,见我朝乾夕惕,孜孜以求,便引用清人项莲生的话:“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加以规劝。我的答复是,如果这里指的是辛勤劳作之余的必要调节与消遣,那是完全必要的,不能称之为“无益”。可是,项氏讲的“无益之事”,指的是填词,这原是一句反语。前人评他的《忆云词》:“荡气回肠,一波三折”,“殆欲前无古人”。哪里真是无益!而且,他在短暂的三十八年生命历程中,一直惜时如金,未曾有一刻闲抛虚掷过。“华年浑似流水,还怕啼鹃催老”,这凄苦的词章道出了他奋发不已的心声。

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同样,兴趣、快活之类的体验,也往往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他人难为轩轾,更无法整齐划一。所谓“趣味无争辩”,就正是这个意思。有些老年人把含饴弄孙、庭前笑聚视为暮年极乐;也有许多人,或投身“方城之战”,或加盟胜地之游,或垂竿湖畔,或蹁跹舞场,或终日与“方脸大明星”—电视机照面。

我则异于是,总想找个清静地方,排除各种干扰,澄心凝虑地做学问、搞创作,把这看作余生最大的乐趣。总觉得,过去,肩承重任,夙夜在公,无暇旁骛;现在,由于年龄关系,工作担子相对减轻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因此,每天除去把“三餐一梦”和一两个钟头的散步作为必保项目外,其余时间就都用于读书、创作,有时参加一些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友朋交往,或者去高校讲课、外出考察。

我习惯于把读书、创作、治学、游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创作、治学为经,以脚下游踪与心头感悟为纬,围绕着所要考察、研究、撰述的课题,有系统、有计划地阅读一些文史哲书籍。

1996至1998年,结合访问河北、河南、安徽、云南、黑龙江、山西等地的一些名城胜迹,研读了有关先秦、魏晋、唐宋、辽金、明初的历史,以及庄周、严光、李白、苏轼、陆游和赵匡胤兄弟、朱元璋祖孙、文成公主夫妇的传记,生发出许多人生感悟。

于是,便在现实风景线的“画布”上,饱蘸历史的浓墨,纵情挥洒,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活跃的情思获得一个当下时空的定位,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透过“人文化”了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生、鲜活的情事,同时也从中寻找、发现着自己。

这样,为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副刊写了三十几篇随笔。还应一家出版社约稿,历时百天,编写了一部古代哲理诗选释。从唐至清代浩如烟海的诗歌总集、别集、选本中,选辑三百余首富有哲思、理趣的五、七言绝句,一一加以注释,并作内容讲解和艺术赏析,同样体现了读书、治学、创作的结合。

创作切忌雷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千头一面,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如果千篇一律,那么,文坛上又何贵乎有我这些文字!因此,在散文创作中,我苦苦追求自己的特有风格。我重视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但耻于依傍,也忌讳模仿。如果听到有人说我的什么文章与某某人的相像,我便设法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和尚在此,我却何往?”这总是很难堪的。

当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固属不易,但是,更为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作家最大的前进障碍,正是他自己营造的樊篱。他必须时时努力,跳出自己现成的窠臼。

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书籍越积越多,苦于没有时间细读;走了许多国家,足迹遍布九州,随手记下许多随感,苦于没有时间加工整理成文章;各地报刊约稿信雪片飞来,欠下了无数笔文债;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朋友们再三推荐,却抽不出时间去看;长函、短简箧满桌盈,未能作复的为数不少。

前人说:“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四项中我能对上三项,唯有“贪客过”没有做到,因为舍不得这点时间。朋友们也都理解,有要紧事必须找我,总是说,知道你忙,只打搅五分钟。我散步时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由于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一边走路,一边进行创作思考。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进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家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这样一来,生活是否过于清苦、单调,缺乏应有的乐趣呢?每当听到朋友们的这类询问,我总是会心一笑,戏用庄子的语式以问作答:子非我,安知我不以此为乐耶?明代的归终居士有句十分警辟的话:“要得闲适,还当在一‘劳’字上下功夫。盖能劳者,方体味得闲适。”

从前对这句话缺乏理解,现在体会到,劳作与闲适是相反相成的。闲适是一种心境,这种心境的产生有赖于充实与满足。无所事事的结果是身闲而心不适。情有所寄,才能顺心适意。读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寄托,实际上也是一种转化,化尘劳俗务为兴味盎然的创造性劳动,化喧嚣为宁静,化空虚为充实,化烦恼为菩提。

前些年曾经大病一场,几乎和死神接了吻。那时想的是,一切一切,都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做了,死逼无奈,只好同缪斯女神斩断情缘。—也好,撒手尘寰,一了百了。不料,重新拥有了健康之后,竟全然忘记了当日的决绝,依旧痴情眷恋,难解难分!看来是不可救药了。

(1998年)

节假光阴诗卷里

宋代诗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千古脍炙人口。据说,当时就曾受到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宋高宗的激赏,以至作者被拔擢为参知政事。

此事深为清代文人张佩纶所诟病,他在《涧于日记》里写道:即此,足“以见其用人之轻。此何时,而以诗拔人耶!”批评得十分剀切。

不过,平心而论,这两句诗,景而带情,洵为上品。因为喜爱它,我把“客子”二字易为“节假”,用来描述我的读书生活。

这里的“节假”属于泛指,既包括节假日、星期天,也包括课余、工余时间。每逢节假,一些青年朋友挈妇(夫)将雏,到两父母家欢聚,以尽人子之情,叙天伦之乐;如果风日晴和,有些朋友则与亲友一道,赶赴名园胜地,共尽游观之兴;或者趁雨天雪夜,聚三五朋侪,垒方城,跳伴舞,畅一日之欢。

我以为,节假期间无论省亲、访友、游玩、聚餐,都是正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纯属个人自由,无须他人置喙。

当然,这里有一个摆放在何等位置,支配出几许时间去安排它的问题。业余时间如何利用,绝非细事。爱因斯坦甚至说,人的差异就在于业余时间。业余时间可以造就人,也能够毁灭人。

古人以“三余”(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风雨者时之余)之时读书。毛泽东生前经常告诫身旁的青年:要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而且,他是身体力行的。可见,“节假光阴诗卷里”,以此作为人生一大乐趣的也大有人在。

十年动乱中,“读书无用论”颇为盛行,一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近年来,“厌学”之风又有滋长,社会上讲究实惠的人增多了。用俄国19世纪民粹派的说法,“一双皮靴顶一个莎士比亚”。走笔至此,我记起了清代诗人朱彝尊针对重饮食轻读书的时尚而写的一首诗:


槛边花外尽重湖,到处杯觞兴不孤。

安得家家寻画手,溪堂遍写读书图!


马克思说:“我最喜欢做蛀书虫!”这道出了我的心声。我从六岁开始接触书籍,先是“三、百、千”启蒙,而后读四书五经、诗古文辞,到了“志于学”的年龄,在中学第一次走进了图书馆,一整天伏在里面不出来,从此,与书卷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的老师里没有叶圣陶、朱自清那样的名家,但是,他们自有其高明之处,就是从来不肯用繁杂的作业把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全部占满,而是有意无意地纵容、放任我们阅读课外书籍。我的父母也从不因为我在节假日埋头读书、不理家务而横加申斥。这大大地培植了我读书的兴趣,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像王羲之爱字、刘伶好酒、谢灵运酷嗜山水那样,与生命相始终,从来没有厌倦的时候。

但兴趣与自觉性还不是一码事。我的切身体会是,读书自觉性的形成,首先来自迫切的需要。我并不相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之类的“神”话,但我相信培根说的“知识就是力量”,相信理论是行动的指南。我曾下过很大功夫埋头钻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每读一次,都被其中强大的思想魅力所吸引,都有新的收获。

我也曾相信苏东坡所说的:“学如富贵在博收,仰取俯拾无遗筹。”因此,举凡左史庄骚、汉魏文章、唐宋诗词、明清杂俎,以及西方近现代的一些代表性学术著作,都综罗博览。后来懂得,书犹三江五湖,汇而成海,浩无际涯,而个体生命却是很短暂的,“任凭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所以,必须有所选择。

古诗中说:


人生七十古来少,前除幼年后除老。

中间只有不多时,还有一半睡着了。


特别是人过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岁月疾如下坂轮”,光阴自当以分秒计,正所谓:“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1988年8月,东北三省宣传部长雅集长春市,东道主举办舞会,盛情邀请客人出场。我因疏于舞艺,再三推辞,大家终不放过,最后只好即兴口占七律一首,才算“蒙混过关”,但诗中所述都属实情:


晚雨迎凉送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吟诗且作他年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确确实实,是“为恋诗书”断了一切“雅缘”。

1990年9月,我还写过六首七绝:《读书纪感》。


其一曰:绮章妙语费寻思,天海诗情任骋驰。

绿浪红尘浑不觉,书丛埋首日斜时。


其三曰: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

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


其四曰: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其五曰:如饮醇醪信不诬,朝朝埋首勉如初。

情怀老大无稍减,沧海扬尘或忘书。


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

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

道理简单得很,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做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而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

读书固然是苦差使,但苦中有乐,乐在其中。林语堂有个很幽默的说法:读书要能产生浓厚兴趣,必须在书境中找到情人,“一旦找到文学上的情人,必胸中感情万分痛快,而灵魂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说得很神秘,我至今尚无这样的体验,说明还不到火候。但书卷的吸引力是极大的,确是事实。

据笔记小说记载,明人屠本畯平生好读书,至老尚手不释卷。有人问他:“老矣,何必自讨苦吃?”他的答复是:“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未尝苦也。”虽然没有说“生活中当情人”,但迷恋之情并无稍异。

孔夫子当年读《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也是一种痴情迷恋吗?所不同的是,生活中的恋人贵在用情专一,具有排他性,而书境中的恋人则多多益善,而且,这种恋情可以与众分享,绝不会招致麻烦,产生忌妒。

我以为,林语堂说的在书境中寻找“情人”,也可以作为读书当求会心,读书是一种精神享受来理解。陶渊明就曾说过:“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在读过一些古籍之后,曾写了这样一首诗: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他觉得读了《穆天子传》和《山海经》,仿佛神游于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和广袤无垠的宇宙空间,俯仰之间即可穷究宇宙的奥秘,真是欢快之极。

叩其所以然,或许是由于这两部书中所记述的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我们种族的原始意象,积淀了我们祖先无数次的欢乐与愁苦,饱含着人类命运和远古生涯的残迹与奥秘。其中的黄帝、夸父、精卫、西王母、三青鸟、三危山等,都作为一座座路标,引导人们返回辽远的精神家园和熟悉却又陌生的人类童年,因而,令人产生一种快感。

古人有“书卷多情似故人”、“亡书久似失良朋”的说法,都是以书喻友,说明读书犹如会友。朋友中有畏友、诤友,也有昵友、腻友。书籍何尝不是如此。

陆游赞赏王深甫的作品,说:“此书朝夕观之,使人若居严师畏友之间,不敢萌一毫不善意。”同样,书中也有直面人生、直言规过、不留情面的诤友和“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亲热狎玩的昵友、腻友。

每当面对高大的书橱,我总觉得:那些已经熟读过多次的书籍,颇似积年稔熟的老朋友,属于深交、挚友。古人诗句:“旧书读似客中归”,说的正是那种老友重逢、联床话旧的亲切之感。有些书只是略加翻检,粗粗浏览一过,比之于朋友,好似初交乍见,不过点头之识。还有很多书罗列案边却未尝展读,这就像闻名未曾见面的友人,素昧平生,觌面不识。对它们冷落地挤在书架中,未得“周郎一顾”,我往往感到由衷的歉疚。

还可以说,读书是交友的延伸。交友受共时性限制,必须是同时代人才有交往的可能,而从书卷中则可以广交异代与异地的朋友,能够神游域外,上下千年,不受时空限制。也是陶渊明说的:


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

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


这位老先生慨叹他出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虽然向往黄帝与虞舜的德政,却因“萧条异代不同时”,无缘得见;只有借助披览古代典籍,才能知晓千载以上的往事。

就是说,经由书卷这个门径,可以进入更深更广的领域,获得无穷无尽的知识宝藏。确如盲姑娘海伦·凯勒所言:“一本书就像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广阔的生活海洋。”高尔基也说过:“似乎每一本书都在我的面前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新世界。”

列宁早在我出世十多年前就去世了。进一步说,即使我提早出生三十年,与列宁生活在同一时代,大概也无缘见到他。但是,书籍却给了我熟悉、接触这位伟大人物的机会。我读过许多描写列宁的书籍,其中尤以高尔基的回忆录《列宁》留给我的印象为最深刻。高尔基与列宁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倾注了全部的爱,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表现力,为我们再现了这位伟大的人物。列宁夫人看过回忆录后,赞许说:“整个列宁是栩栩如生的”,“写得好极了”。我们在高尔基的笔下,不仅看到了列宁的特异的丰姿,而且了解了他的精神世界,仿佛活生生的列宁就站在我们面前。

最令人难忘的是列宁的一段话。高尔基回忆说:一次,列宁用一种特别轻巧、温柔的手势抚摸着孩子,说:“这些孩子将来一定会比我们生活得好些;我们生活中遭遇过的很多东西,他们是不会经历了。”沉思一会儿,他接着说:“可是,我毕竟不羡慕他们,我们这一代已经完成了一桩在历史上有惊人意义的事业。”前一时期,我曾回味过列宁这些感人肺腑的话。列宁当年抚摸过的孩子,如今也都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可还记得这些掷地有声的时代强音吗?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旅行家,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歌、散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叠一起,不啻身临其境,而又能免却鞍马劳顿,解除风尘之苦。

我曾在一年秋天游览了杭州西湖,有幸看到了“三秋桂子”,却无缘观赏“十里荷花”;而且,由于来去匆匆,许多名胜都失之交臂,深感怅惘。回来后,翻出明人袁宏道、史鉴、张岱等人的西湖游记,未出斗室,而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算是补上了这种缺憾。

当然,我这样说,绝没有以读书代替实践的意思。实践是认识的基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所以,我们既要读有字之书,又要到社会实践中去读无字之书。单就旅游来说,卧游、神游、梦游、醉游,无论怎样空灵浪漫,富有诗意,也都代替不了实地考察,亲身经历。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身临其境,也需要从容玩味,细心涵咏。如果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那样漫游西湖,只是吃熟牛肉,喝大碗茶,瞧贵妇人进香,看阔人家请客,于湖光山色全无会心,所得也就微乎其
微了。


(1990年)



我的四代书橱


古有惠施“腹载五车”,边韶“腹便便,五经笥”的佳话。《明史·文苑传》记载:周玄“尝挟书千卷,止高棅家,读十年,辞去,尽弃其书,曰:‘在吾腹笥矣。’”腹笥繁富,自是令人艳羡,但其人终属奇才异秉,而平凡如吾辈者流,大概是无法企及的。因此,自幼便渴望有个专门藏书的书橱。

这个愿望,在60年代之初终于实现了。书橱样式,即在当时也谈不上新颖,但十分宽大、坚固。抬将过来,居然有二三同道称羡不已。他们帮我把二十年来积聚起来的书籍一一细心地存放进去。其中,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新书居多,也有我在童蒙时期读过的“四书五经”、《纲鉴易知录》、《古唐诗合解》、《昭明文选》等旧书数十种。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它们原来挤压在几个木箱里,随我出故里、入县城、进都市,历尽流离转徙之苦。于今,看到这些“故人”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心中颇觉畅然,甚至有一种“向平愿了”之感。

当时书价低廉,但薪俸也少,去掉必要的开支,已经所余无几。每当走进书店,总是贪馋地望着琳琅满架的新书,不想移步,无奈阮囊羞涩,只能咽下唾涎,空饱一番眼福,无异于“过屠门而大嚼”。尽管如此,几年过去,书橱里竟也座无虚席。工余归来,即使再累再乏,只要启开橱门,浏览一番书卷,顿觉神怡目爽,倦意全消。

不料胜景不常,“文革”浩劫到了,“破四旧”的狂飙席卷全城。自忖橱中书籍十之八九当在横扫之列。为了安全度过劫波,只好将它们再度塞回木箱,放置楼顶天花板上。尽管有些过意不去,但形势所逼,也只好屈尊了。转眼间三年过去,我从劳动锻炼的工厂归来,进门第一件事,便是从楼顶上搬下木箱,拂去蛛网尘灰,将书籍重新摆上书橱。“故友”重逢,恍如梦寐,相对唏嘘久之。

70年代后期,大批新书上市,许多旧版书也陆续重印。冷落已久的书店,又是熙熙攘攘,门庭若市了。我呢,由于十年间物资匮乏,开销不大,手头略有些许积蓄。这样,几乎每次从书店出来,都要带回几本新书。加之,在“海、北、天、南”等大都市工作的朋友,知我嗜书如命,也都纷纷为我代购。一时间,床头、桌下,卷帙山积,竟然“书满为患”。于是,我又添置了两个新的书橱,是为第二代。

80年代中期,散文集《柳荫絮语》出版后,我开始了随笔集《人才诗话》的创作。当时,做了两方面的准备:一是购置与借阅上百种历代诗词别、总群集,从中选出三百余首与人才问题有关的诗词;二是搜集、研读各种人才学论著,以及古今中外关于人才问题的故实、轶闻、佳话。在此基础上,兼顾“人才诗”(这是我杜撰的一个名词)的内容与人才现象、人才思想、选才制度、成才规律等各方面课题,拟定近百个题目,边准备,边构思,边创作,以文学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情与理、诗与史熔于一炉,每月可得五六篇。其中有些篇章,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中刊载过。通过这部书的写作,使我有机会研究了大量诗文典籍,也积聚了相当数量的书籍。为此,我又新置了两个书橱,是为第三代。

进入90年代之后,新书出得更多,但书价之高昂,令人瞠目咋舌。这个期间,虽然我又出版了三本散文集、一本旧体诗词,但稿费无多。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因工作之便,可以定期收到省内各出版社的样书。日积月累,数量也颇为可观。我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美学与清前史的研究,相应地置备一些有关学术著作。适应这些方面的需要,我添置两个高与梁齐、装上有机玻璃拉门与铝材滑道的现代化书橱。后来居上,这第四代可称是“佼佼者”了。

多年来,书籍随进随放,见缝插针,有些杂乱无章。最近,我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它们进行一次综合治理,实行分级管理,分类陈放。藏书中,以散文与诗词为多,我让它们进驻第四代书橱;史书与理论、学术著作,由第三代书橱安置;第二代书橱中,一个用于存放诗词、散文以外的文学著作,一个用于存放各类社会科学杂著,三教九流,百家诸子。

与上述三代书橱相比,制作于60年代的第一代书橱,未免有些寒酸、陈旧,有的朋友劝我改作它用,另置新橱,我却敝帚自珍,割舍不得。算来,它已经与我同甘共苦三十年了,伴我由青春年少到绿鬓消磨,渐入老境,彼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贫贱之交不可忘”.我为它派下了特殊用场,专门陈放各地文友签名、惠赠的书籍,现已达到几百种了。

四代书橱,比肩而立,占去了我的卧室与客厅的半壁江山,使原本就不宽敞的居室显得更为褊窄。但环堵琳琅,确也蔚为壮观。纵然谈不上桂馥兰馨,书香盈室,但,“四壁图书中有我”,毕竟不失雅人深致。尽可以志得意满,顾盼自雄,说上一句:“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

清夜无眠,念及众多古圣先贤、硕学鸿儒、骚人墨客,各以其佳篇名著,竞技闲庭,顿觉蓬荜生辉,萧斋增色。陶彭泽当年不为五斗米折腰,而今却伫立橱中,静候主人光顾;而开创了中国大写意派,“病奇于人,人奇于诗”的徐文长,也居然俯首降心,屈己以待。

惭愧的是,橱中只有部分书籍我曾匆匆过眼,余则连点头之识也谈不到。我当在有生之年,焚膏继晷,夕惕朝乾,加倍地黾勉向学,以不负诸贤的青睐。


(1994年)



我也会老吗?


人生怕忆少年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城读初中时,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男孩子都不怎么用功,脑子里常常结记着在故乡抓螃蟹,养蝈蝈,偷摘邻居瓜枣一类的乐事;身在书桌旁,心却像孟老夫子说的那样,“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当老师点名提问时,往往是蓦地站起,答非所问。

几个月后,班主任教师领着我们排了一个小话剧,名叫《老头三年生》。剧情梗概是:一个小学生终日嬉游耍闹,不肯用功读书,结果课业荒疏,屡屡降级。这天,他忽然做了一个梦,恍惚间自己已经头秃齿豁,垂垂老矣,却仍和十来岁的儿童一起读小学三年级。建校六十周年庆典到了,同学们的祖父母—他当年的同学们,纷纷从全国各地赶回母校。这里有工程师、农艺师、大学教授,也有工厂经理、劳动模范。他们听说还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学在校,便都与他相约叙旧。这个“老头三年生”听了非常愧怍,登时汗流浃背,悚然惊觉。从此,他刻苦自励,加倍用功,矢志成才。这出小戏情节简单,主题也没有脱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俗套。但在当时,对我们这些思想单纯、可塑性强的少年儿童,却起着有力的激励作用。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大脑内部机能发展迅速,精力、体力、记忆力、创造力都处在最旺盛的时期。有人做过统计,在一千二百四十三位著名科学家、发明家中,65%以上的人是在二十到四十岁这段时间里做出第一项发明、创造的。所以,有“英雄出少年”的时谚。如果说,自然界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那么,人生的春天无疑就更宝贵、更美丽了。青春时期拥有巨大的发展优势。古人说的“后生可畏”、“丈夫未可轻年少”,道理正在于此。

当然,在看到这种特殊优势的同时,青年人也应该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青年时期正值学龄阶段的后半期,是奠定知识鸿基的关键时刻,又处在工作阶段的开端,因而亟须掌握实际本领,取得独立工作能力。外国有一句谚语:“一个人成年时收获着青少年阶段播下的种子。”含义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大体接近。就这个意义来说,青年时代既是播种时期,也是收获时期。记得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语重心长地对一些青年人说过:“假使你们珍惜自己的优势,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你们会超过我们。但是,如果你们把自己的优势浪费了,不管时代怎么前进,历史怎么发展,你们和退出历史舞台的老一辈相比,可能还是望尘莫及。”

其实,世间任何优势都是相对的。作为一种生命现象,青春的优势也是一样。青年人固然比中老年人拥有更多的生命时间,但并不等于同时拥有经验、知识、修养、能力等方面的优势。要在这些方面同样具有优势,就须抓紧学习,刻苦磨炼,认真打好基础。而且,“流光容易把人抛”,生物性的优势时刻都在转化。当青少年步入中老年之后,年龄优势就将随之而递减与消失,这是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但可惜的是,许多人在青春年少时并不知惜取韶光,直到年华老大,百事无成时,才痛悔前尘,但为时已晚。清代诗人孙啸壑写过一首哲理性很强的七言绝句:


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

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


诗中告诫人们不要等到“油尽灯残”之时才思有所进取,凡事应该早做安排,“莫到无时想有时”。诗人以哲学的眼光、生动的形象,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内涵丰富,寄慨遥深。

“从今打点未干时”,寄寓着过来人的沉痛反思与顿悟。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常常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它的时候,才真正认识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青少年中很多人不能充分理解中老年人惜时如金、奋力拼搏的急切情怀。

人总会老的,对此绝无异议。但正如古人说的:“老似名山到始知。”在许多年轻人看来,“老”是极其遥远并且难以想象的事,因此,“我也会老吗?”竟是个疑问,至少是没有考虑过它。有鉴于此,美国盲姑娘海伦·凯勒在她的著名散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提议,


我们最好把每天都看成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天。持这种态度对待生活,才能深刻体会生命的价值。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让每个人在他成年后的某个阶段,失明几天,失聪几天,也许是很有益的。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寂静将教会他们领略喧哗的欢乐。

设想一下,如果你只剩下三天的时间利用视力,那么,该如何发挥它的作用呢?随着那即将降临的第三天夜晚的到来,当你已经意识到了太阳不再为你升起时,你该怎么办呢?


也许我们觉得这位盲姑娘过于吝啬—为什么只设想三天而不是更多时间呢?但这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奢望了。她曾感慨无限地说:“啊,如果我有哪怕只是三天的机缘,让我的眼前大放光明,该有多好!那时,我将能看多少东西啊!”我相信,一切耳聪目明且神智健全的人,当听到这些晨钟暮鼓般的“醒世恒言”时,总不会冥顽不灵,无动于衷吧。

有人写过一篇名为《减去十岁》的小说,说某单位开一个喜讯: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于是,人们奔走相告,各打各的美妙算盘,结果当然是一场荒诞的梦幻。其实,与其当绿鬓消磨、老之将至时,寄希望于减去十年—争取年轻十年,何不提前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刻苦拼搏、自强不息呢!

受这些奇思妙想的启发,我倒觉得,每个人不妨假定自己倏忽间长了十岁,像那个梦境中的“老头三年生”那样,在意念中增设一种内驱力,从而“浃背汗流,悚然惊觉”,而今而后,再不轻抛虚掷大好韶光了。


(2005年)



买豆腐


黎明即起,我的第一件事,便是到街头去买豆腐。

湿润、清冷的晨风飘送着豆制品厂散发出的浓郁的豆香味,吸进鼻腔,感到分外惬意。不大工夫,一辆辆满放着豆腐盘的推车便在大街小巷中出现了。应着售货员的曼声吆唤,人们端着盆、碗,从各个角落杂沓地攒来。

我一般都是在靠近十字街口的一处摊床上买豆腐的。由于我是常购不辍的顾客,两位卖豆腐的姑娘已能准确地判断出我哪些天没在市内,并能根据我购买的块数,测定我家是否来了客人。

一次,卖豆腐的姑娘问我:“你们天天吃豆腐,不感到腻味吗?”我笑着回答:“豆腐是美味佳肴。过去说,什么客什么样待,庄稼院客豆腐菜。现在,可发生了大的变化,豆腐已经跨进了富贵之家。‘青菜、豆腐保平安’啊!”一番话,引逗得人们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

我的这番话,可是言之有据的。科学分析表明,大豆中含有40%的蛋白质和20%的脂肪,大大超过了瘦肉、鸡蛋、牛奶中这两种养分的含量;此外,还有胡萝卜素、硫胺素、核黄素、尼克酸等为人体所必需,也容易吸收的营养素,对人们的肌肉、脏腑、神经、血液、内分泌等都大有裨益。这一点早为古人所认识。成书于宋代的《延年秘录》中说,久服大豆食品,可以“长肌肤,益颜色,填骨髓,加气力,补虚能”。

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许多人家从营养学角度考虑,与豆腐结了缘分;更多的人对豆腐垂青,则是从经济、实惠、方便着眼,特别是城市中的一些双职工。数九隆冬,寒风凛冽,喝上一碗热气蒸腾的豆腐汤,立刻觉得暖意盈怀。若是时间迫促,来不及动烟火,舀上一勺儿碎葱、炸酱,将豆腐搅拌来吃,也照样可以大快朵颐。

豆腐最易吸收其他滋味,同肉、蛋炖在一起便有肉、蛋味,同鱼一块烹调便里外溢满了鱼香。如果煎豆腐汤放些嫩绿的菠菜,那就色、香、味俱全,邀得了“清香白玉板,红嘴绿鹦哥”的芳名。

我们莫要小瞧这道“庄稼菜”,据说,光是传统的烹制方法就在千种以上。相传豆腐的祖师爷—西汉淮南王刘安所在的八公山的豆腐,以用料讲究、研磨匀细、味美鲜嫩闻名于世。也有人认为,桐城豆腐最称上乘,有词为证:“桐城好,豆腐十分娇。把足酱油姜汁拌,煎些虾米火锅熬,人喝两三瓢。”

清代宫廷中专门设有豆腐房。康熙大帝南巡时,特赐巡抚宋荦“豆腐宴”以示宠,足见豆腐在清宫廷中之地位。道光年间,山东按察使梁章钜曾在济南大明湖畔的荔枝馆吃过一味豆腐,尔后终生称道,以至“每每触思此味,则馋涎辄不可耐”。

据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记载:


蒋戟门观察招饮,珍馐罗列。忽问余:“曾吃我手制豆腐乎?”曰:“未也。”公即着犊鼻裤亲赴厨下,良久擎出,果一切盘飧尽废。


因而,这位名闻遐迩的美食家断言:“豆腐得味,远胜燕窝。”

也是这位袁公,为了向别人求教一种“雪霞羹”豆腐的做法,主人故意逗他:“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汝肯为豆腐三折腰,我即授汝。”这位大诗人真地行了三鞠躬礼,遂得其秘。毛俟园曾吟诗记载其事:


珍味群推郇令庖,黎祁尤似易牙调。

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


当然也有例外,宋代的理学家朱熹就终生不吃豆腐。但那并非由于滋味不鲜,而是老夫子迂腐所致—他发现豆腐做出后,重量超过大豆、水分、配料重量的总和,“格致”再三,不得其解。

豆腐,早已活在古代文人的笔下。古语称豆腐为“黎祁”,陆游就有“洗釜煮黎祁”的诗句。古籍《坚瓠集》载,豆腐有“十德”,如无处无之,为“广德”;一钱可买,为“俭德”;食乳有补,为“厚德”;水土不服,食之而愈,为“和德”⋯⋯近代小说家兼戏剧家徐卓呆,曾为一位好友题写纪念册,其词云:“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还有一位贫士拟过这样一副诗联:“大烹豆腐茄瓜菜,高会山妻儿女孙”,以表现其清苦生活和天伦乐趣。

特别是那首流传很广的《咏豆腐》七律:


传得淮南术最佳,皮肤褪尽见精华。

一轮磨上流琼液,百沸汤中滚雪花;

瓦缶浸来蟾有影,金刀剖处玉无瑕。

个中滋味谁知得?多在僧家与道家。


描形拟态,惟妙惟肖,说它是一副道地的“春灯谜”,亦无不可。

至于豆腐同广大群众的关系,那就更是十分密切了,可说是达到了生根发芽、水乳交融的程度。它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以致许多俚言俗语都用它来作为对照物。形容某人嘴硬心软,叫“刀子嘴,豆腐心”;说明哪个人个头小,叫“三块豆腐高”;比况两方面实力不等,相差悬殊,叫作“雷公打豆腐”。其他像“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武大郎卖豆腐—人熊货软”,等等,举不胜举。连地方戏曲里还有《双推磨》这样一桩“豆腐姻缘”哩。

豆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在鱼、肉、蛋之下。市民主要副食,夏、秋两季是青菜,冬、春便是豆腐。看来,这道家常便菜确是不可或缺的。也正是为此,我便成了豆腐摊旁的常客。

当然,在我来说,买豆腐还有更大的收获。每天同市民一道排队,使相互间的感情贴近了,共同语言增多了,从而,可以获得许多在其他场合难以获得的舆情和信息,及时听到各个阶层群众的不同反映。其中,既有对领导机关善政的揄扬,也不乏对某些工作失误的批评,包括对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个别干部腐败现象的深恶痛绝,以及对于治安秩序不良的忧虑,都是很好的月旦评、群言录。在买豆腐的行列中,常有机关、学校、工厂的一些熟人过来唠嗑儿,趁便谈了心、办了事。

有时,唠着唠着,竟忘记了家里等着豆腐下锅,直到远远地看见扎着围裙的妻子正在楼头焦急地张望,才紧忙道声“再见”,端着豆腐盆抬腿走开。


(1988年)



岁短心长

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对于老年情味,摸得最熟、体悟得最深的,大概要算南宋诗人陆游了。这当然和他活到八十六岁高龄有直接关系。清人陈古渔有“老似名山到始知”之句。有了长寿的经历,又能悉心体察,准确地诉诸文字,自然效果就可观了。

比如,陆游在一首七律中,讲到“老觉人间岁月遒”,我就击节称赏,觉得一个“遒”字说尽了老来岁月的独具特色,多彩多姿。“遒”字多义,用在这里主要是说明岁月匆遽、急速、迫促;同时,也含有晚境深沉、苍劲、豪迈的意蕴,“遒深”、“遒迈”之类词语亦常见于古代诗文;词典中还有“遒丽”、“遒逸”的词目,以之形容老来心境的劲健、超逸,自然也十分恰当。我以为,“岁月遒”的含蕴,大体上与《千字文》中的“年矢每催,曦晖朗曜”相当。

正如唐人杜牧所云:“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也到了花甲之年。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难道生命的基础不过是面对前尘影事,召唤遥远的感觉世界,只剩下淡淡的追怀了吗?昔日戏言衰迈事,今朝忽到眼前来。应该承认,思想准备是不足的。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曾题诗慨叹:


青春余梦感蹉跎,老去狂奔逐逝波。

一卷未终天又晚,人间难觅鲁阳戈!


“鲁阳戈”是个典故,出自古籍《淮南子》。说的是战国时有个鲁阳公,挥戈奋战,眼看日头栽西,他便举起长戈去支拄,结果,太阳为之返回三舍。这当然只是神话传说。明代诗人何景明早就慨叹过:“世无鲁阳子,坐惜朱颜衰。”

但是,唯其如此,也就令人更加深切地感悟到,与其把衰老所带来的一切,看成人生最沉重的东西,莫如从容品味生活的分量,真正受用好这无比珍贵的分分秒秒。即使是回忆,也要在苍茫情味中,实现一种新的置换,新的综合。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宇宙,天性中都蕴涵着自然母亲赋予的感受力和创造力,都应拥有气吞八荒、胸藏万汇的气概和权力。然而,匆忙、迫促的日子,一个个最现实的目标、最具体的杂务,剪不断理还乱的纷争、矛盾,往往肢解了、冲淡了人生的总体性感觉,使其沦为碎片,变得琐屑,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被淹没、被忽略了。

要想修复这被切割、被蚀损了的总体感觉,首先,要求一份内心的宁静与空灵。“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一旦得以卸掉杂务的纠缠,挣脱尘网的羁绊,走进这种生命的鲜活境界,便有了深刻体验人生,归返自我,走向无穷的可能。

这时,只有到这时,生命的有限和无限,历史的存在与虚无,心灵的栖居与超越,内宇宙与外宇宙的沟通,人与自然的亲和与疏离⋯⋯这许许多多根本性的问题,才会跳入你的胸中,搅动你的思绪,使你为之焦虑,为之欣喜,为之沉醉。这真是一种令人难以遏制的诱惑!

过去重任在肩,无暇旁骛;现在,工作担子减轻了,公务活动变少了,人际关系简化了,世情纷扰也渐渐淡去,正可恢复书生本色、云水襟怀,实现多年的夙愿,—把读书、创作看作是一种诗意存在的生存形式;把屐痕处处,游目骋怀,“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视为人生的至乐。

每天清晨,我都要到公园里去散步。人生感悟、创作构思也就在这里丝丝缕缕、片片层层地展开。任身旁人声嘈杂,墙外车流涌荡,也并不为其所扰。身在红尘嚣嚷之中,心驰四野八荒之遥。此刻,对前人说的“静,在心不在境”、“心远地自偏”的意蕴,有了切实的理解。

也正是在这种新的岁月里,我开始用心品啜着一种新的人生况味,体验着一份纷乱中的澄静、挣扎后的从容,体味着对生命的诗意感受和老来岁月遒迈的悲壮之美。

我喜欢游历,喜欢访古,习惯于胜地寻踪、荒园踏梦,洗去岁月的尘滓,再现历史的光泽;通过理性思考和感性认知,连缀文明的断简,把散文创作的艺术背景放在广阔的历史空间,让笔底流露出厚重的文化积淀和世事沧桑之感。但过去游观,大多是在参加各种会议的缝隙,虽然也走了不少地方,获得诸多感受,可是,毕竟行色匆匆,来不及仔细咀嚼,从容玩味。匆遽的心境所感受的东西,往往止于触景生情,谈不到“乘物以游心”,发掘深层的奥蕴。

近两年总算有了纵情登览的条件。我曾专程寻访了号称历史博物馆、文化回音壁的古都开封、洛阳、临淄;徜徉于群雄逐鹿的中原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三晋”古战场;驻足战国时期辩才云集的齐都稷下;临流淮上,体验着庄、惠观鱼的“濠濮间想”;踏着晚秋的黄叶,漫步在采石矶头、桃花潭畔、敬亭山下、天柱峰前,冲破时空的限界,亲炙诗仙李白的幽情逸韵。

当我漫步在这些曾经产生过辉煌的古代文明、布满斑驳史迹的大地上,仿佛置身于一个瑰奇、丰厚的艺术世界,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中,敞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去体味焦灼里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中的欢愉,从而产生深刻的人文批判,对文化生命作一番富有兴味的慧命相接。

出游前、归来后,我都怀着浓烈的兴趣,沉浸在深邃、浩瀚的“诗渊史海”之中,使游观、治学、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一部《宋史》告诉我们,为了赵家王朝的万世一系,开国皇帝赵匡胤可说是虑远谋深,机关算尽。但是,从他陈桥举事,黄袍加身,建立宋王朝;中经“杯酒释兵权”,以文官取代武将节制方镇,以书生为宰辅削弱相权,实现集权柄于皇帝一身;直到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瞬息间事。当初,得天下于周家的孤儿寡母,后日又失天下于赵氏的寡母孤儿,一往一复,历史简直像旧片重映。

人事如此,大自然又如何呢?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映水,仿佛今古都未曾发生变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让后人生发出许多联想。前代诗人何希齐只用了十四个字:“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就完整地把它概括出来,真可谓气吞沧海,举重若轻。从书卷中我读出了古人“通天尽人”的怆然感怀,体味到无数哲人智者的神思遐想,从而打开一个新的视界,提供了足够的思考空间。

通过散文创作,我把飞扬的思绪、开启的心智,连同思索与领悟、迷茫与困惑,以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在艰苦的劳作中寻求着思想的重量,同时将身心里的情境展开,以探求与读者交流、沟通的心灵渠道。

正是这种知识的储备和智能活动,使心胸豁然开朗,一如浩荡的江河,融汇了自己,也包容了客观世界。我喜欢这种心灵的维度,这种丰满的人生。

而丰满的人生是要靠思想来滋养的。思索使我在世俗生活之外感受到了至高至重的幸福与欢愉。在尘嚣十丈、物欲横流之中,保留一块思索的净土,这是多么不容易,又多么值得庆幸啊!

在大学讲课时,中文系一个学生问我,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著书立说,留下了许多传世之作,其中充满了哲学智慧。请问:这种传统,在历代诗歌中是否有所继承?如果说,诗歌中同样反映了哲学智慧,那它又是如何体现的?受到这个问题的启发,我利用春节前后一段时间,编写了一部古代哲理诗选释。这些诗即事寓理,意蕴深沉,“称名也小,取类也大”,言近旨远,别有寄托,同样称得上是哲学智慧的渊薮。

不妨举例说明,还从“老”字谈起。老,在古代哲理诗中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围绕着如何看待老的问题,仿佛那些异代诗人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聚会一堂,各抒己见。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刘禹锡率先表述了积极、进取的“老境”观。

命途多舛的李商隐却怆然叹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清代的任锦心和龚定庵都是坚定的“刘派”,分别借助霜叶、落花的意象,谈了自己的观点:“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到了现代,朱自清则与玉溪生针锋相对,直接反驳:“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这些诗不仅充满了智慧,而且情趣浓烈,兴味盎然,有一股迷人的美学冲击力。研究起来,令人陶然心醉,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享受。那段时间,我整天沉浸在这种美学意蕴和智慧海洋之中。

人过中年,极目悠然。同少年一样,老人也是“不识愁滋味”的。俗谚就有“小小孩、老小孩”的说法,意思是人老了常有孩子气,贪玩也许就是一例。只是急年晚景,要玩没得工夫。人生就是这样,当你在一方面充分获得的时候,就要准备在其他方面有所放弃。

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我失掉了许多人生享乐的机会,但我坦然无悔。

正是在这种沉酣、迷恋中,扩大了生命的内涵,使人生内在的丰富性充分体现出来,这何尝不是对缺失的一种补偿?其实,这样的生活本身也是很有滋味的。一边倾听历史回音壁上的足音,一边思考当下的生活底蕴,生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自由状态,它悠远而阔大,有形接连着无涯,有尽融入无尽,由此走向审美人生,走向一种近乎永恒状态的创化。这种境界,难道还不迷人吗?

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没有不断地创新与突破,就谈不到成功与飞跃。我耻于因袭他人,也不愿意重复自己。新时期开始,我的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一些了。这大约在80年代中期。

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随笔集《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创新与突破,还体现在我对工作方式现代化的追求上。沉浸于历史是为了走出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憧憬明天。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这既可节约大量劳动时间,也能进一步理解现代工作方式给人们生活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还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打开电脑书,也觉得“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令人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王旁青头戋五一,土士二干十寸雨⋯⋯”不仅要背下这一百三十种基本字根,而且要把每个汉字拆分得开,再一个个敲击出来。大前提是必须准确地掌握每个字的写法,否则就休想打上去。

我在冲闯这个关卡过程中,敲出第一篇千字小文,竟用了三整天的时间,但这也带给我足够的慰藉。面对打印出来的第一张由漂亮的宋体字组成的文稿,我反复地端详着这个“宁馨儿”,心中的得意和快活真是难以言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五六年间我用电脑写出了上百万字的文稿。每当打开计算机,在自己设定的绿色屏幕上打字、编辑、修改、复制,总有一种涉身现代化的自豪,体验到手指运作的一分快感,尝到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甜头。

工作效率的提高是惊人的,既免除了抄写之劳,又能将大量资料存储在硬盘里,以备随时调用。当然,这还仅仅是开始,电子计算机每一程序所能展示的深广世界,对我来说,许多仍是未知数。在它面前,我永远承认:“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

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会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去年初,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但是,对于已经适应了前一种软件的我,学起来还是遇到了许多麻烦。

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块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但是,在朋友演示下,它的神奇、强大的排版、编辑功能所产生的诱惑力,使我再也无法排拒。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又和这种新的软件结了情缘,可以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电脑写作,苦乐相循,在诸多的快感中,也夹杂着一些烦恼。有时,一个误操作便使整个屏幕变成一片空白;临时性的断电曾导致几个小时的劳动成果化为乌有。我也曾产生过返回旧路,重新把笔的念头,但是,终因电脑太多的优越性而不忍“移情”。相交日久,我才发现,原来电脑这个“劳什子”也懂得“欺生”,当你和它磨合好了,摸准它的脾气,“调皮蛋”自会变得百依百顺,成为亲昵的“方脸大情人”。

进行大容量多媒体信息处理,实现信息资源的数字化转换,已经为期不远了。那时,卷帙浩繁的图书馆藏势将“缩龙成寸”,进入电子网络,我的居室里顶天立地的十几个书架也将完成它们最后的使命。如果说,在电视时代,文学在影视传媒冲击下,有呈现边缘化的趋向;那么,在后电视时代,随着个人化媒介—电脑的出现,文学的个人化特征则将更加凸显出来,从而获得新的生机,恢复其应有的尊严。

我期待着这一天。

我想,一个人只要有志于成为“电脑发烧友”,时时向往遨游在因特网上,徜徉于地球村中,渴望进入“人机交流”的全新境界,起码就心理来讲,距离真正的老境总还有一段路程吧。


(1998年)



一“网”情深

“一年容易又中秋。”银盘似的月亮从东天边上升起,窗外,绵邈、青葱的草坪上洒满了月华的清辉,像是铺上了一层晶莹的露珠。草虫欢快地奏鸣着小夜曲;晚风掠过,几树白杨轻轻摇着叶片,发出了萧萧的声响。

对着盈盈素月,我深情地怀想起了远方的友人。

国外是怎样一种情况,我不清楚;反正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月下怀人,已经成了一个终古长新的课题。古人没有条件通过电波同远在天边的亲人直接对话,折柬投书又谈何容易,便发挥奇妙的想象力,设想在同一的桂魄下,即使彼此远隔天涯,仿佛也能在这一特定情景之下聚首言欢。

于是,南朝·宋的文学家谢庄便写出了一篇《月赋》,发出“隔千里兮共明月”的清吟;到了唐代,诗人张九龄引吭高歌:“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抒发其望月怀远的情愫;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更是深情无限地在《水调歌头》中祝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就着同一的事物,同一的主题,三个朝代的文人,或者作赋,或者吟诗,或者填词,异曲同工,各臻其妙。

楼上,隐隐传出一片节日的欢声;“哗、哗、哗”—不知谁家,在“方城”对垒,激战方酣;隔壁的电视机也正在播放着文艺节目。往日,这时节我已经悠然入睡了;此刻,却未现丝毫倦意。拉拢了窗帘,我把电脑打开,点开了Outlook Express的图标,随着“小猫”的一声欢叫,联上了网络。我把“新邮件”打开,填好了对方的网址,撰写了“主题”、“内容”,通过网络,把“望月怀人”的思绪传递给了远方的朋友。

这时,我忽然联想到:友人会不会恰在此刻也发过来一个“伊妹儿”呢?于是,又轻轻点了一下“接收”按钮,随之便展现了一个界面:“您有一封邮件,正在接收⋯⋯”打开收件箱,果然跳出一个鲜活耀眼的“伊妹儿”。据说,在互联网上,每一分钟,全世界要有几百万、上千万个电子邮件同时发送与传递。而我们的邮件居然在如此浩瀚的精神牧场上互相“撞击”了,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怎不令人激动,令人狂喜,令人欣慰呢!

友人的“伊妹儿”,原是一封长达两页的节日问候信,也是一篇使人忍俊不禁的漂亮散文。我立刻把它全部下载,打印出来,然后,坐在沙发上轻声地读着:


⋯⋯我们已经习惯在网络上交流、在网络上会面了。我猜想,此刻,你定是同我一样,坐在酒吧间(Windows98)里,在善解人意的“爱伊”(Internet Explorer)的引领下,畅游这个名为INTERNET的虚拟的现实世界,领略那数字化生存的无限风光。


友人学富五车,才思敏捷,生性幽默、风趣,特别喜欢开玩笑。你猜他下面是怎么写的?可真把我逗乐了:


效法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秋思》的笔调,即兴胡诌几句歪词:“今朝花落谁家,知心人在天涯。伊妹传书递柬,无端受杖,深恩—怎样酬答?”


仿佛友人就坐在对面,娓娓地絮谈着,说来动情,读着亲切。

在网络世界中,“距离”已经失去了固有的含义。想想烽火关河、他乡行役的杜陵叟“寄书长不达”、“家书抵万金”的悲慨,体味一番前人为与远行的亲友互通情愫而绞尽脑汁,最终不免嗒然失望的衷怀,怎能不为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得以尽情享受科技进步的成果,而感到庆幸和自豪呢!

闲翻产生于公元8世纪的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发现茅上娘子的一首抒情诗:“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原来,她的丈夫中臣宅守被流放到边远地区,相逢无日,信息也无从沟通,她便幻想求助于神祇,将横亘于夫妻间的迢迢长路折叠到一起,然后付诸昊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妻就可以消除距离,对面倾谈了。

在我国古代先民中,也曾幻想过缩地术、赶山鞭的神奇法术,流传过一些鸿雁捎书、红叶传情的凄婉动人的故事。前些年,我在云南曾听到一个关于“绿叶信”的传说:


从前,一个傣族青年离开心爱的姑娘去外地谋生,相约每个月通一次信。开始,青年把信写在芭蕉叶上,由一只鹦鹉传递。空间的代价是时间,经过一个月,信才传到姑娘手中,可惜,蕉叶已经枯萎破碎,认不清一个字了。后来,青年越走越远,便用刀把字刻写在贝叶上,然后交鹦鹉衔回。足足经过一年,姑娘才收到信,幸好上面的字迹还清晰可辨,只是,其时青年早已返回到家里。贝叶刻经,据说就是这样发明出来的。


试想,那时如果像今天这样,他们两人都成为“网虫”,各自拥有一只“鸡”(计算机)、一只“猫”(调制解调器)、一只“鼠”(鼠标),尽可在夜深人静之时,让那个柔情似水的“伊妹儿”充当递柬的红娘,结一番“网上情缘”。那样,也就不会经历那种“信寄经年”的想望之殷、熬煎之苦了。

在尽情享受着网络交流的快捷的同时,我和每个“网虫”一样,还拥有网络时代的海量信息。网上,确实是一个精彩、神奇的世界。只要点开“搜索”的引擎,我们的眼前便仿佛展开一个光怪陆离的万花筒。我观察过昙花的开放过程,在扁平的叶状新枝的边缘,翠玉般的花蕾竟和电影特写镜头里的一模一样,次第地展开了,层层花瓣上的每根筋络都在拼力地舒张,似乎要把积聚多年的心血倾泄无遗,把全部的美感和爱心奉献出来。网上信息的展现同花蕾的绽放有些相似,也像是要在美妙的时刻,毫无保留地向“网虫”们展示出全部的珍藏。

心房急速地搏动着,手指在键盘上轻快地起落着,一个个窗口被敲开,以复杂的感情、诧异的双眼,扫描这里,窥视那个,充满了冒险、绝奇的快感。此刻,颇像童年时期悄悄地从家里的后门溜出,跑进一个未曾寓目的崭新天地,尽情地浏览着。在现实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况下,人们竟能在这里开启一扇精神之门,剥离物质世界五光十色的表象,回归人文精神的家园,释放一下现代人过重的精神压力,放飞那不无沉重的浪漫,展示着不倦的追忆,去践履那没有预定的心灵之约,多一份对人生的感悟,多一份创造的激情。

有时我也感到惊讶,曾几何时,还在向旁人询问DOS的基本命令,练习WPS的排版技巧,仿佛一夜之间就闯入了网络时代。呼呼啦啦地筹划着调制解调器的安装,浏览器的使用,新邮件的收发⋯⋯应该承认,我们确实是在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了计算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到来。面对着这一系列新的技术、新的知识、新的挑战,真有如刘姥姥懵里懵懂地闯进了大观园。

网络世界,作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生存状态,一种加速度的内驱力,正在营造着一个与现实不同又紧密结合的虚拟天地,使人们跨越了时间与地域的界隔,迈向无限的自由空间,自然也改变着思想和行为方式。就这个意义来说,同网络的结缘,与其说是工具手段的变换,毋宁说是观念形态的更新。它使人记起了丘吉尔的话:“人们改变世界的速度,总是快过改变自己。”

当然,事物通常总是利弊互见的。网络并非无影灯,在璀璨光亮的背后,也潜藏着阴幽的暗影。它在带给人们巨大方便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有人把因特网比作潘多拉的魔盒,人们在充分享用这一技术创新所提供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也难免要承受“被拿捏”、被制约的尴尬。一般地说,在浩瀚的虚拟空间里,人们的心灵既变得容易沟通,也完全可能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由于网络的程式化、通用性,容易使人失去特点,泯漠个性。上了网,人就幻化成一个以“比特”为单位的符号,一种虚化了的角色,有时,甚至会忘怀那个真实存在的自己,也便远离了现实世界。

运作快捷、量化分割的结果,是过程的简化、情感的弱化,那种温馨、甜蜜的韵味,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亲切气息,也会因之而削减,甚至出现某些变味。假如我们不时时加以警惕,自觉地进行抵御,就会把鲜活的感情变得生硬呆板,面临着异化的难堪。那种情景,犹如在机制面条布满餐桌的情况下,更多的人仍然钟情于手擀面条;戴上亲人织出的手套,其感觉总和市场上买回的大不一样,尽管它的保温效果未必有什么差别。同样,面对邮件的快速传递、伊妹儿的悄然跳出,仍然不时地忆起昔时手书文字、笔走龙蛇的美感与温馨,当然,更无法代替那种“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促膝谈欢的陶然情味了。

月亮已经升上了中天,大地一片寂然。我想象着友人此刻也一定还在周游着网络的虚拟世界。既然,人生最苦伤离别,而“千里离人思便见”又不过是《胡大川幻想诗》中的一种虚空的想望;那么,这种万语千言瞬息可通,地远天遥须臾便至的快捷传递,就不失为优化的抉择,堪称现代人的科学的杰作。至于它的负面效应,我绝对相信人类的智慧与理性,相信在“文化自觉”之光的烛照下,通过不断地探索、创新、选择、扬弃,总会展现出日臻完善的前景。

因之,对于网络世界,我还是一往情深。


(1999年)



温馨雅致过新年

“淡装平步入中年”,说的是一种情境。套用这个句式,我所追求的是:温馨雅致过新年。这同过年应该欢乐、和谐是相辅相成的,其间没有什么矛盾。

说来也怪,近些年每逢春节,我总有一种惧怕的心理。是不是悚岁月之飞逝,惊年华之迟暮呢?这似乎也有根据—所谓“天增岁月人增寿”,实质上是“无情岁月增中减”,过一年少一年,因而难免引发心理上的恐惧;但我并不作如是想。其实,只要懂得生老病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你欢迎它是那样,排拒它也是那样,就会顺时应命,处之泰然。也有人分析,是年龄大了,过惯了安静生活,不愿因为过年打破日常规律;或者是嫌现在的年味儿不足,内涵单调,觉得不过瘾⋯⋯这些因素固然足以影响过年的心绪;但要说到“惧怕”,总还不至于吧?

存在决定意识。身临老境,情怀、心态总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少陵野老”性耽佳句,追求出语惊人;可是,投老为诗—客观实际如何置而勿论,单就个人心境而言—就有所变化了,故有“老去诗篇浑漫与”的说法。放翁老先生的诗句:“老觉人间岁月遒”,“老不能闲真自苦”,讲的是年届高龄关于“岁月聿遑”的感觉。清人诗中还有“老经故地都嫌小”、“老眼渐花同辈少”、“老去尘缘已尽删”之类的句子,谈的都是切身的感受。

同样,关于过年的感受,也和年龄有直接关系。小时候家在农村,听惯了“小孩小孩你别哭,一过大年就杀猪;小孩小孩你别闹,过了大年放花炮”之类的儿歌,因而从旧历冬月初一“关场院门”(结束粮谷脱粒),就开始掐着手指算计,离大年还有多少天。待到进了腊月门儿,饭就不好好吃了,奶奶说我是“盼年盼得心火太盛,肚子里长出了馋虫”。盼哪,盼到“灶王爷爷”带着夫人走下灶台,返回天宫述职去了,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这时候,便夜夜梦魂萦绕着花炮、糖果、新衣裳,锣鼓、高跷、野台戏。

当然,这是童稚无心,苦中求乐。对于穷人家来说,平素缺衣少米,生计维艰,已经费尽了周折;年根临近,孩子们哭哭闹闹,要东要西,加上债主登门,追魂逼债,无异于雪上加霜。那年月,我的父亲、母亲每逢春节,就总是紧锁着愁眉,很少见过他们有过笑模样儿。

旧时代穷人怕过年,是生活所迫;那么,现在丰衣足食,国泰民安,过年了,究竟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我来说,过年有“三怕”,都属细微末节,而且全同传统的风俗习惯有关:

一怕滥放鞭炮。我平素喜欢安静,每天到时候就想休息。可是,春节期间,几乎就没有安静时候,万炮轰鸣,烟花满眼,日以继夜,响声震天。尤其是三十晚上,整个楼群简直像坐在火药桶上,又宛如置身于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咕咚—咔!”霹雳一声,震天动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如鼙鼓频敲,爆豆不停,没有片刻的消歇;“通!通!通!”这是高程排炮一百发、三百发、五百发的连射。楼前楼后,楼上楼下,轮番地轰炸,彻夜地翻腾,搅得人心意不宁,神魂错乱,通宵无法安眠。

走到外面去看看吧,你会惊骇地发现,天地为之改容,风云为之变色,烟雾升腾,纸屑翻飞,呛得人喘不过气来。还不如紧闭房门,床头枯坐,犯不上让鼻孔、肺子、眼睛,跟着耳朵一同去遭灾受罪。

二怕大吃大喝。过年就要放开肚皮,猛吃猛喝,这种陈规陋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本来应该细水长流匀着吃,有计划地安排开,不!偏偏都要集中在过年时节,调动嘴巴向肠胃发起猛攻。白天已经是“大水漫灌”、“沟满壕平”了,在那“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的除夕之夜,到了亥正时刻,还必须合家老少团团围坐,放开肚量大吃一顿饺子。有道是:“打一千,骂一万,不能舍掉三十晚上这顿饭。”不弄到肚皮鼓胀,肠胃炎发作,上吐下泻,直至住进医院挂上几天吊瓶,是绝不肯罢休的。

三怕串户拜年。如果说,大吃大喝,属于自作自受,咎由自取;那么,大年初一、初二的串户拜年,就带有“强加于人”的性质了。整个除夕,已经是撑得难受,睡得不好,弄得脑涨头昏、四肢酸痛了;可是,“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人得少休”,大年初一又脚跟脚地来到了。一家人都要早早起来,穿戴整齐,然后兵分两路:年轻人、晚辈的要鱼贯而出,走门串户,出去拜年;而户主和长辈人则须稳坐家中静候,接待串门的客人。抬眼望去,但见街头巷尾,人头攒动,进进出出,连绵往复,不绝如缕。有的单兵教练,有的三五成群,有的是一家人联翩而至,有的是全单位整个班子列队出行。前呼后拥,摩肩接踵。这一伙客人话音未落,席不暇暖,另一拨人马已经“毕毕剥剥”地在外叩门,于是,“前客让后客”,匆匆忙忙,交换场地。好在来者都是熟人,头一天多数都曾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只不过走走过场,打个照面。在客人那边,算是尽了礼数,在主人这里,也从熙熙攘攘、送往迎来中,获得些许心灵慰藉、心理平衡。

拜年习俗的形成,大约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中记载:“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家家饮宴,笑语喧哗。”这是民间,朝廷上还有圣驾坐大庆殿,百官联辔入宫城,随班入贺的“大朝会”。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不思重整河山,收复失地,抵抗入侵者,却在西子湖边的“销金锅子”里,搞什么“大朝会”,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宴安鸩毒,醉生梦死。说来,也是堪叹亦堪悲的。

过年时节,还有一种“人情债”,又要花钱,又要耗神费力,也令人不堪重负。长辈要孝敬,亲戚那里要应酬,孩子们小的要“压岁”,大些的要买衣物—七十二路神仙,哪一个答对不妥也不行。有钱没钱,都免不了破费,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好在这种事情,我早就把它免除了。因而,没有算在“害怕”之列。

不过,静下神来,细加玩味,又觉得人情世事总是错综复杂的,是多元多向的。单就过年来讲,大概也并非人人都畏之如虎。谓予不信,且举出三类人群来看一看:

一类是青少年(当然并非全部)。他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过剩的精力,也有着过分发达的胃口,尤其拥有难于排遣的空闲时间;他们过不惯孤单、枯寂的日子,习惯聚堆儿,喜欢热闹,觉得逢年过节比平时有情趣、有意思,因此,不唯不觉其苦,而且还嫌时间过得太快—七天长假,一眨眼间就过去了。另一方面,过年期间,在年轻人来说,也确是个会亲访友的机会,通过聚会欢谈,交游酬酢,可以扩大接触面,联络感情,开阔视野,增长阅历。

第二类,是各类商家、厂家、店家的经营者。过年,就意味着花钱、购物,能够促进高消费,扩大卖钱额,有利于营销各类商品,大发其财,塞满腰包,何乐而不为?

还有一类人盼望过年,他们是那些急着往上爬、专靠拉关系的官员。这是走门子、送礼物、打通门径、跑官要官的绝好机会。平时请客送礼,上门私谒,还要找个引子、借个由头;过年了,这一切行径,均属因风就俗,顺理成章,用不着遮遮掩掩。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年节到了,原是交往双方久经企盼、求之不得的大好时机,“害怕”云乎哉!“叫苦不迭”云乎哉!

这三类人群渴望过年的心情大致相同,而出发点与操作规程因人而异,世人对他们的观感也迥然不同。应该说,前两种情况,或为习性使然,或为利益驱动,总还都是顺乎人情、合于事理,属于正常范围。如果不嫌多管闲事的话,我愿向青少年进一忠言。西方有一条谚语:“成年期收获着少年时种下的成果。”意义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相似。所以,应该作息有时,嬉游有度,留出足够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提高自己,造就本领。“莫倚儿童轻岁月”,这是古人的悟道之言。至于第三种情况,只能令人作呕,鄙夷不屑,嗤之以鼻了。

最后,回到节假活动本身。呜呼,繁文缛礼,积渐成习,那种毫无节制地滥放鞭炮、大吃大喝和“呼呼拉拉”串门子拜年等传统陋习,不知道还将延续多久,为害到什么时候!想起来,这本身就是很可怕的。估计同我有类似看法的人,大约不在少数。但任谁恐怕也没办法去革新它,整饬它,规范它,只要看看有些城市禁止鸣放鞭炮,后来又相继恢复,就可知此事非同小可,正所谓:“思通天上星河易,力挽人间风气难”,是也。

记得十多年前出访马来西亚,我们在华人聚居的马六甲城赶上了过旧历年。腊月三十那天,我们一行在庙街漫步,那种异常浓烈的“年味儿”,大家都叹为观止,甚至发出了“礼失而求诸野”的感叹。家家门外挂起了大红灯笼,高悬着朱红的贺年喜幛,门上张贴着“招财进宝”、“接福迎祥”等类字句的联语,以寄托主人对于新的一年的美好祝愿。整条街市打扮得鲜红火爆,金碧辉煌,置身其间,简直忘却了是在他乡异国。但是,却并没发现有人在街头、院落里燃放鞭炮。商店在除夕之夜灯火通明,照常营业,也没有见到哪一家在那里摆酒设宴,“胡吃海喝”。

他们说,过年了,人们难得休闲几天,更应该好好养生,讲究科学饮食。大年初一,我们应邀到一户华侨家里做客,看到祖孙三代人团聚在一起,尽享天伦之乐,“娓娓话桑麻”,其乐也融融。我问东道主:“怎么没见有人串户拜年?”答复是,谁也不愿意破坏这种难得的合家团聚、促膝谈欢的气氛。这番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


(2005年)



化烦恼为菩提


顷接外地朋友来函,备述其工作之烦恼,谓昔日悉心全力于专业,虽紧张忙累不堪,而亦自得其乐;今则纱帽当头,事权增长,人际关系也因之而渐形复杂,稍有不慎即会跌入是非坑中,颇感穷于应付。

作为“过来人”,我对于这一点是有深刻体验的:工作好做,关系难缠。久矣夫,非一日了。

论其原因,“也许是由于文明的早熟,社会又长期封闭,逼得人们在相对狭小的生存空间中互相摩擦;也许还因为我们从来就太关心社会现实,视野太狭隘,老是盯住现实的人情世态不放。总之,我们对大千世界的丰富感受,最后几乎都要归结到对人情世态的洞察上面。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人简直成了世界上最老于世故的民族。”著名学者王晓明的这番剖析,我以为是切中肯綮的。

作为一种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总是在整体上时隐时显地发挥其影响力。“关系学”之盛行,种因于我国悠久的封建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学传统的深重濡染。儒家过分看重人际关系、等级地位与协调适应,习惯以共性为前提,却忽视个体存在,不承认个性乃人生之依据。此类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传因子,已潜存于国人头脑之中,时刻发挥着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西哲有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如从人性层面剖析,可知其与忌妒心理不无干系。“才高于人,众必非之。”忌妒之最深层面为利益冲突。有现实功利在,则忌妒者孳生。欧阳永叔有言:“其所以见称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纱帽当头,事权增长”,自会成为众矢之的。

上述诸端,关乎国民素质、社会痼疾,以至文明传统,非一时一术所能治理者。就个人而言,应付之道,古人多从心态的调适入手。且看苏东坡的《定风波》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北宋元丰五年三月,东坡先生有黄冈沙湖之行,途中遇雨,因未备雨具,同行者惶遽万状,唯先生步履从容,泰然自若。此词即抒写其雨中独特体验,大而论之,更是概括了素常的处世规则,其事固小而哲理颇深。就在三年之前,先生愠于群小,以所作诗文“语涉谤讪”而遭逮捕下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后被流放到了黄州。虽历经磨难,而其心境仍如此宁静、超拔,且吟且啸,缓步徐行,显现出内外宇宙之和谐统一:人事既“一蓑烟雨任平生”,大自然便“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四百二十五年过去,明代著名学者王阳明以仗义执言,忤犯权阉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南下途中,刘瑾派爪牙尾随其后,蓄意暗中谋害。阳明先生察知后,遗衫履于钱塘江岸,并附绝命诗一首,迅即搭乘商船疾驶舟山。不料,海上遭遇风暴,生命危在旦夕。先生镇静自若,处变不惊,从容写就《泛海》七绝: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孤舟一叶,闯荡汪洋,险则险矣;他却视同浮云掠过太空,安危、祸福早已置之度外。想象自己如同一位天外游僧,月明之夜,手执锡杖,足踏罡风,乘着万里洪涛,飘摇自在,任意遨游。思通万里,胸开三界,充满了禅机理趣。

一诗一词,都可化烦恼为菩提,洵为祛病良方。每当心境窒塞、愁闷难堪之时,吟诵一过,细加涵咏,未始不能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人立身天地间,总须坚守一种“自性”。“自性”原为佛禅词语,见宋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序:“切以诸佛说法,不离自性,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意为诸法各自具有不变不灭之本性。听来似觉神秘,实即个性,或曰本性。

鲁迅先生曾说:“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坟·文化偏至论》)守住自性,具备一种自信自足、气静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方能超乎现实功利,而使精神有所引领,有所归依,不受外界环境侵扰,摆脱“观念世界之执持”,在纷繁万变中保持相对独立之内在品格,在世俗包围中保有一片心灵净土。

烦恼源于心态失衡。纠结种种事端无法摆脱,自难心安理得。想得开方能放得下。解脱与否,不独关乎修养,尤其体现一种人生境界。有些智者,素常却予人以“痴愚”错觉,这倒不是故意装憨,而是人生智慧的映现,一般人是学不来的。

古人有“愚不可及”之说,源出《论语·公冶长》篇:孔子十分欣赏宁武子,赞曰:“其知(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清人郑板桥亦云:“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
报也。”

“当下心安”亦即内心平衡,此为“放得下”之心理基础。

续 篇

上文刊发于《羊城晚报》后,连续接到几封读者来信,纷纷谈论他们的读后感,或者提出一些现实中的问题,希望听听我的看法,就中有一位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说到自己工作非常肯干,绩效突出,所苦恼的是,人际关系紧张,周围环境不宽松,整天有“芒刺在背”的感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她说,从孔门圣训“反求诸己”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角度,独自反思:主要是过于敏感,以至反应过度而造成的。如同诗人德·贝朗热所说的:你的心/是敏感的弦琴/,轻轻一触/便发出幽鸣/。看来她是一位文学基础很好的诗歌作者,分析得很到位,也很深刻。

我在回信中说:“看来,你是非常清醒、非常明智的。实际上,你已经准确地找到了症结所在。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不嫌辞费的话,我愿提出两点建议,稍作点拨。”

其一,要有足够的自信力。我说,你还非常年轻,正处于“多思季节”;加之,养成了良好的分析习惯,善于动脑子,喜欢思考问题,探求究竟,而且很有深度。这原本是突出的优点。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人相处时,如果过于敏感,思虑过多,担忧过多,防范意识过强,就难免带来一些无谓的烦恼。应该说,情绪的不安宁、不稳定,往往来源于一定程度上的不自信,就是说,反映出自己对此也有所疑惑,否则,你是不会在意的。心理学家杰克·埃菲尔德有个很好的比喻:当有人说你长了绿头发了,你肯定无动于衷,因为你自信这绝对不可能。可见,关键在于自己怎么看,而并非别人怎么看的问题。

日常生活中过于敏感的结果,一是自己活得太累,精神的弦儿绷得过紧,有时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二是人际关系容易出现紧张,反转过来,又会加剧自己的烦恼。我向她推荐两首宋诗:


夜雨涨波高一尺,失却捣衣平正石。

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忆。

—葛天民


报道梅边雪未休,披衣晨起上帘钩。

孤根清健元如许,空为花寒一夜愁。

—严粲


我说,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它就笑;反之,你若是对它哭,那它也就哭。从这个意义上说,确是咎由自取。其实,生活完全可以过得从容、镇定、恬静一些,用不着那么敏感,那么焦虑。东坡先生不是说了吗:“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其二,眼界、思路要更开阔一些,视角要更超拔、豁达一些。我很喜欢冯至先生《十四行集》中的一首短诗:


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

随时占有

随时又放弃

仿佛鸟飞翔在空中

它随时都管领太空

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有人说,生命是一场圣宴;有人说,是一场虚无的旅行。悲观地看,白驹过隙,千年一瞬,转眼皆空;乐观地看,天荒地老,无古无今,生命永恒。怎么说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如何支配它、享用它。海伦·凯勒有言:幸福,是对一个有价值的目标的执着追求,而不是在自我满足中得到的。即便是由于遭逢不偶,或者偶然的灾患临头,生命注定是一场悲剧了,那么,我们也不妨以抗争的形式,让它放出一番粲然可观的亮色。


(2003年)



细雨梦回


想是夜间读书过于疲劳,一卷未终,便伏几而寐。醒转来,壁上的时钟已经敲过了十二下。

不知从何时开始,楼外下起了雨,衬着路灯的辉映,雨丝闪着一道道耀眼的毫光,透出一种朦胧、含蓄的美蕴。推开窗户,细雨扑上脸颊,痒丝丝的,了无寒意。夜风轻吻着头发,流荡着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

这初春的第一场喜雨,不待鸣雷的呼唤和闪电的指引,蕴蓄着满腔的爱意,悄悄地降临人间。确实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啊!

连日来,听到许多关于农村苦旱的讯息,到处都在翘盼着时雨。却不知,辽南果园中此刻是否同样普降了甘霖。我仿佛看到,春雨洒处,姹紫嫣红开遍,片片果林堆着满头香雪,有的如玉屑冰花,白里泛绿;有的如彩云漫拢,一抹轻红。

春雨,唤醒了万物的生机,催动着人们丰收的热望。古往今来,咏赞春雨的诗章连篇累牍。“杏花雨—仓里米。”人们总是把三春灵雨同花繁果富紧密地连结起来—

许多无名诗人早在两千年前就吟咏着:“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既沾既足,生我百谷”。至于后来的诗篇,诸如“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等等,可说是俯拾即是。

雨催花发,昨天还是蓓蕾,今天便绽放出鲜花,几天以后就将结出小小的果实。久旱逢甘霖,是人间的乐事之一。“五风十雨升平世”,更是古代人民的理想境界。苏东坡在《喜雨亭记》中讴歌春雨,兴会淋漓:“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

出外旅游,逢着落雨,总有些大煞风景吧?也不见得。古人早已说过:“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雨里登山且莫嫌,却缘山色雨中添”。极目青郊,烟雨中的杨柳、禾稼,显得分外朗润清新。有一次,我在苏州逢着下雨,那黑瓦白墙的楼舍,典雅工丽的园林,五颜六色的雨伞下疾徐不一的行人,都因为霏微的春雨更饶有韵致。不然,恐怕是无法领略“雨中春树万人家”这句诗的妙处的。

落雨,是挑人思绪、引人遐思的时刻。雨能使人从躁动归于沉静,从感情进到理智。面对着垂天雨幕,耳听着潇潇暮雨,人们会萌动着种种饶有兴味的思绪—

诗圣杜甫在长夜苦湿、风雨凄其中,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浩叹,体恤民艰之情,跃然纸上。

宋代的诗人曾几,午夜梦回,听得雨声淅沥,认为是最佳音响,从甘霖普降想到稻香千里,大有丰年:


一夕骄阳转作霖,梦回凉冷润衣襟,

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

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

无田似我犹欣舞,何况田间望岁心!


而他的门生,那个被誉为“亘古男儿”的陆放翁,则是“忽闻雨掠篷窗过,犹作当时铁马看”。因为听到雨声,他那饱满的爱国激情,竟然冲出白天清醒生活的境界,泛溢到梦境中去: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当然,落雨引发的思绪,也并不都是奋发向上的,也有人从点点滴滴,淅淅沥沥,飒飒潇潇的雨声中,领悟到一种前尘如梦、人生易老的悲凉意绪。最典型的要算宋末词人蒋捷了。他在一首《听雨》词中,通过追怀生涯中的三段里程,着力滃染凄苦冷寂的意境,以暗托其深沉的故国
之思: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雨,本来是没有灵性和知觉的。无情抑或有情,都在于人的感受。正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所说的:


峡猿亦无意,陇水复何情,

为到愁人耳,皆为断肠声。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对雨向来抱有好感。童年时代,每逢落雨,我都跣着双脚,跑到街头玩耍、嬉戏。有一次,因为在雨中贪玩、摸鱼,竟然忘记吃饭,误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师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是指那首“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的,因为觉得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了。”

当晚,听父亲说,十年前的一个雨夜,在警察署长家里充任家庭教师的先生的爱侣被东家奸污了,第二天,便含愤跳进了辽河。

先生以戊子年五月生,授徒当时不过五十几岁。如今,我已超过了这个年龄。但是,时移世易,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他那样的遭遇再不会重演了。所以,我对雨终无恶感。

⋯⋯

思绪,像一个扯不尽的线团萦绕着,楼外,淅淅沥沥,雨还在下。


(1985年)



追 求


悬念与追求会产生一种美的境界。有的美学家认为,哲学、艺术的真谛,都在于不断地追求真善美,而不是占有它们。实际上,美是不能被占有的。由此,我联想到《世说新语》中的一则故实:

王子猷任性放达,弃官东归后,在山阴闲居。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弥天盖地。他一觉醒来,开门叫僮仆备酒。饮酌中,临窗四望,但见处处银装素裹,净洁无尘,蓦然忆起了住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连夜乘船前往寻访。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也许王子猷只是追求一种美的境界,走近,却并不占有,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在他看来,这种美的境界就在事物的过程之中,所以,“山阴泛访戴之舟,到门不入”。这里,也显示了晋人追求心灵超越的唯美主义品格。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莱辛说过:“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胜于重视真理本身。”爱因斯坦十分喜欢这句话,曾把它作为座右铭,意在从中汲取美感,寻求慰藉。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体会。钓鱼兴趣很浓,但目的往往并不在于吃鱼,只是为了从持续的等待、期望、追求中,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充实和满足,寻求健康、悠闲的情趣。

几年前,读过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的一篇小说,内容梗概是:


靠近小镇有一条铁路,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区间特别快车驶过。二十多年来,每当这列火车开过来,司机总要拉响汽笛,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儿,后来,女孩儿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一天天地步入了老境。

他忠于职守,勇敢机智,多次在危急中紧急制动,使一些儿童、老人、流浪汉幸免于难。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曾在上千种光线、上百种异样天气中见过她们,以为自己已经完全了解她们,尽管未曾交过一言,但彼此似乎已经心心相印,融为一体了。

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他走着走着,逐渐产生一种陌生感,涌现出困惑、茫然的心情。幸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

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


这篇哲理性很强的小说,恰恰应和了陈独秀先生1909年《本事诗》中所写的:


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应该说,它是这两句名诗的最佳的诠释。

从中,我们也悟解出,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快慰,感到幸福;充满希望的追求,总是比实际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有些人占有欲很强,但未必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世间能够到手的东西毕竟有限,而占有欲却会无限地膨胀。以有限逐无限,必然经常处于失望、苦恼之中。正如宋代文学家苏轼所言:“物之所以累人者,以我有之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丑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

苏轼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人们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人与物之间不会产生占有关系的欲念,人的精神摆脱了物与人之间的实际利害关系的束缚,处于自在自如状态;而“留意”,则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所产生的对客观事物的占有欲望。

西方美学也很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他们把这种审美心理与个人功利观念之间的距离,称为“审美的心理距离”。

企求人格完美的精神超越,是人类特有的崇高的审美追求。美感,不是功名利禄、饮食男女的物欲满足,而是个中精神上的充实与愉悦。尽管人的生命延续和美的追求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但是,如果仅仅以世俗的功利欲望的占有为满足,那就无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甚至使人沦为物的奴隶。

人生代代无穷已。社会发展,人类进步,都有赖于不断的追求。人类的精神世界,正是伴随着不断追求与探索而一步步地丰富、拓展开来的。当代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人生等次在追求,志向鸿猷竞不休。

放眼游心天地外,登高更上一层楼。


其实,幸福的实质就在于不断地追求。“哀莫大于心死。”人只要活着,就一天也不能没有追求和希望。难怪有人说,人生的道路是由一个个目标铺成的。目标,理想,追求,向往,这是催人上进的强大的内驱力,犹如大海的洪潮,万古如斯,一刻也不停息它那澎湃的律动。

我从小就很喜欢俄国作家柯罗连科的散文诗《灯光》,至今还能够背诵出来:


很久以前,一个秋天的昏暗的傍晚,我乘着小船在西伯利亚一条阴沉的河上漂流。忽然,在河的拐弯处,我看见前面昏黑的山影之下,有灯光在闪烁。很强,很亮,而且看上去非常近,似乎只消再划两三桨,路程就可以结束⋯⋯我在墨水似的河上又漂流了很长时间,而灯光还是在前面⋯⋯我现在经常回想起为两岸山峦的阴影覆盖着的这条昏黑的河,回想起这飘忽的灯光。在这以前和以后,有许多灯光以其距离之近迷惑过不止我一个人。可是,生活还是在这阴沉的河岸之间漂流,而灯光还很遥远,还得使劲划桨⋯⋯不过,在前面毕竟有着—灯光!


这首散文诗,以其优美的意境、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一种永无穷尽的追求的美。它象征性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和坚定信念。看了令人深受鼓舞,同时也得到启迪:理想之光是迷人的,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一段似近实远的途程。要想到达目的地,就须驾上奋斗之舟,不懈地划桨。


(1986年)



酒令丛谈


酒令的内涵,大体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为在场人所共同认可的监督行酒的规则;二是指宴会中助酒兴的一种游戏方式。如果追溯它的历史,可谓悠哉久矣。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记载:“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人名—引者按)属觞政,曰:饮不嚼者,浮以大白。”《韩诗外传》中也有关于“齐侯置酒令”的记载。可见,早在战国之前就已经盛行酒令了。

既行酒令,那就必然要设执行操作与负责监督的酒史与酒监,而这,就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了。《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有句云:“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行酒令中,要公推一人为令官,称作酒监、酒史或酒吏。在那种特定场合,他们是颇有权威的。《汉书》中记载,朱虚侯刘章尝入侍燕饮,吕后令他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吕后表示同意。酒酣,诸吕中有人违犯了酒令,刘章拔剑斩之。太后与左右大惊,但既已许其执行军法,也没办法怪罪他,只是罢宴而已。

《史记·楚世家》讲过一个与酒令有关的“画蛇添足”的故事:

楚国的宰相昭阳率兵攻打齐国,齐王非常忧虑,刚好陈轸自秦入齐,听说此事,便到楚军中去见昭阳,说:“请问,按照楚国的法令,打败了敌军的有什么赏赐?”昭阳说,可以当宰相,受封上等爵位。陈轸说:“我想打一个比方。有人送给他的舍人们一杯酒。酒只一杯,人有几个,怎么喝呢?于是定个规则,都在地上画蛇,先画好的,单独喝这杯酒。其中一个舍人,声称蛇已画好,于是拿起酒杯站了起来,说:‘我还能给蛇画脚呢!’等到他画出了蛇足,酒杯已被后画好的人抢走喝掉,说:‘蛇本无足,你却偏要为它画脚,那就已经不是蛇了。’”现在,你已经做了楚国的宰相,就算能打败齐国,官爵也不能加封了;如果打了败仗,自己身亡,爵位也将被人夺去,这就好像画蛇添足一样。昭阳深以为是,遂退兵回国。

唐代以后,酒令在文士中十分盛行,或以经史内容为令,或以呼卢、博采为令。白乐天诗中都讲到了,前者如“闲征雅令穷经史,醉听新吟胜管弦”;后者如“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盆呼大采”。《坚瓠集》中记载了这样一条趣闻:明代崇祯年间,苏州有陈、倪、牛三位都侯同坐公馆,有一曾姓庠生和一鲁姓监生前来说事,两人走了以后,陈公说:“吾因二生之姓,戏拈一个酒令:‘曾与鲁,好似知县和知府。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腰间略差些。’”盖谓二人一腰金、一腰银也。牛公应声答道:“衰与哀,好似监生与秀才。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肚里略差些。”另一人笑说:“我昨天偶断一僧尼奸事,今以其配合成令:‘斋与齐(均指繁体),好似和尚与女尼。头上脚下一般样,只是两股之内略差些。’”三人捧腹大笑。

《红楼梦》第四十回,详尽地叙述了贾母设宴大观园,陪同者遍行酒令的场面。这次的令官是贾母的贴身丫鬟鸳鸯,一上台,她就宣布:“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唯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她说:“如今我说骨牌副儿,从老太太起,顺领下去,到刘姥姥止。比如我说一副儿,将这三张牌拆开,先说头一张,再说第二张,说完了,合成这一副儿的名字,无论诗词歌赋,成语俗语,比上一句,都要合韵。错了的罚一杯。”于是,她就和贾母对答:“左边是张天,”“头上有青天。”“当中是个五合六,”“六桥梅花香彻骨。”“剩了一张六合么,”“一轮红日出云霄。”“凑成却是个蓬头鬼,”“这鬼抱住钟馗腿。”说完,大家笑着喝彩,贾母饮了一杯。最文雅的当然是宝钗、黛玉了;就中以刘姥姥的最为逗趣。且看鸳鸯和她的对答:“左边大四是个人,”、“是个庄稼人。”“中间三四绿配红,”“大火烧了毛毛虫。”“右边幺四真好看,”、“一个萝卜一头蒜。”“凑成便是‘一枝花’,”“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

新中国成立前,在民间也曾盛行酒令。我的父亲虽然并不善于饮酒,但他对于酒事却颇有研究。中年以后,由于心境不佳,常常借酒浇愁,当然,酒量并不算大。酒菜简单得很,一小碟黄豆或者花生米,两块咸茄子,或者半块豆腐,就可以下酒了。往往是一边品着烧酒,一边低吟着“子弟书”段。我的绰号“魔怔”的族叔是个饱学之士,见了此景,调侃地说:“古人有‘汉书下酒’的说法,你这是‘子弟书’下酒。”父亲听了,“呵呵呵”地笑了起来。在我入私塾读书期间,每次父亲请塾师刘璧亭先生吃饭,总要邀请“魔怔”叔作陪。记得那是1948年—私塾开办的最后一年的中秋节,他们老哥仨又坐在一起了。因为是带有一点饯别的性质,每人都很激动,说了许多,也喝了许多。喝着喝着,便划起拳来,行着酒令,什么“一更月在东,两颗亮星星,三人齐饮酒,四杯、五杯空,六颊一齐红⋯⋯”,每人从一说到十,说错了就要罚一杯酒。后来,又改成“拆合字谜”。一直闹腾到深夜。

这次聚会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少年以后,父亲还谈起过。他的记性特别好,仍然清楚地记得每人即兴说出的内容。当时,按年齿顺序,刘老先生第一个说:


轰字三个车(指繁体字),两丁两口合成哥。

车、车、车,今宵醉倒老哥哥。


接着,是我父亲说:


矗字三个直,日到寺边便成时(指繁体字)。

直、直、直,人生快意碰杯时。


最后,“魔怔”叔张口就来:


品字三个口,水放酉旁就成酒。

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


父亲还记得,这天晚上,他唱了“子弟书”段《醉打山门》。


(2002年)



太白误我


因为不会喝酒,不知遭遇过多少次尴尬的局面:有时不得不弯下身子当众“逊谢”,抱拳作揖,鞠躬致歉;有时要瞪着眼睛说假话,编理由—以“患某某病,医嘱禁酒”为托词;有时只好中道逃席,从“尿道里”溜走;有时甚至会因为言语过激,开罪于热心劝酒的友人。

记得二十年前,一次应邀到兄弟省参加会议,东道主盛情款待,珍馐美味罗列桌前,还摆上了几种佳酿。我以“素不善饮”为词,结果遭到一位同行朋友的揶揄、嘲讽,说:“你还号称诗人呢!太白斗酒诗百篇,哪有诗人不会喝酒的!”于是,硬逼着我吞下两杯。俗话说:“将酒待人,没有恶意。”可是我那天,大概是因为不胜酒量,头脑一发热,情绪一激动,便口不择言了,很莽撞地回敬了两句:“你们这样做,很不文明。对于请来的客人,起码应该懂得尊重,讲点礼貌。”后果自然是不怎么好了。过后,我深以为悔;但在当时,确是吐露了心声,真真地觉得他们既不够朋友,又不讲文明。

像俗谚中说的“肚子疼埋怨灶王爷”,我在悔憾之余,竟暗暗地埋怨起千载之上的李太白了。心想,都是你老先生惹下的祸患!没来由偏偏要贪杯嗜酒,“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耐不住嘴馋、肚馋,你就顾自开怀畅饮吧,手还不闲着,又要写诗。结果留下了“斗酒诗百篇”的佳话,这可就叫后世的文人跟着遭罪了。特别是太白诗翁关于醉饮的诗文,更给那些好酒贪杯者以强有力的支撑。其中一首是这样说的: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

圣贤既已饮,何必求神仙!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


诗仙加酒仙,这么一鼓吹,影响就大大的了。

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已经分析过,古人往往在酒杯之中掺和着政治。《战国策》记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而有意思的是周公,据《尚书·酒诰》,周公发布禁酒令,对周人要求很严,说是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而对异己的殷人则不禁酒。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从嗜饮者角度看,也是情况各异。像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其实,本意未必真在于酒。托于酣醉,以粗远世故,全身避祸者,所在多有。即以“酒圣”李太白而言,他的醉饮也存在着多种客观因素,不可一概而论。晚清诗人丘逢甲在《题太白醉酒图》中曾作如下解释:


天宝年间万事非,禄山在外内杨妃。

先生沉醉宁无意?愁看胡尘入帝畿。


至于现当代就更不必说了,有些人把酒场当作战场,“酒平”看作水平,视能喝酒为拥有公关能力,不是有“白酒也出生产力”的说法吗?到了项目审批、贷款发放、合同签订等关键时刻,免不了要托人、求情,套近乎、拉关系、挖门子,打通关隘,扫除障碍,“情城易破酒为兵”嘛!

由于经常酗酒,贪杯过甚,动辄“一口闷”、三杯连饮、五杯见底;逢年过节,友朋欢聚,更是要在醉醺醺中度过。有的自己喝还不解渴,筵席上还要频频劝酒,制造出种种由头,举凡同乡、同龄、同姓、同学、同一性别、同一级别、同一职务的,都成了共同畅饮干杯的理由。为了推动饮酒作乐,有人还颇为荒唐地造作一些有害“舆论”,什么“宁伤身体,不伤友情”啦,甚至毫无根据地说:“白酒能治糖尿病、心脏病”,等等,实在是误人,欺世。

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东坡居士《艾子杂说》中的一则笑话:


艾子性好饮酒,整天昏昏沉沉,很少有清醒的时候。众门生深以为虑,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有的说:光凭劝谏、说服,怕是无济于事,咱们得用最严重的后果吓唬他,或许能够帮助老先生戒酒。一天,艾老先生大饮过后,有些干哕、要呕吐的样子。门人秘密备置一段猪的小肠放在呕出的秽物中,然后,面带愁容地端过去给他看,说:凡是人都必须五脏兼备方能存活,先生现在因为酗酒而呕出了一脏,腹中只剩下四脏了,这可怎么生存呢?艾老先生熟视一番,笑着告诉门生:唐玄奘只有“三藏”还能存活,我还有四脏,又怕啥呀?


其实,对于酗酒的危害,古人早已讲得明明白白。西晋时期,葛洪在一篇《酒诫》中说道:“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无毫分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这可说是一篇系统的讨酒檄文。饮酒过量,必然造成人的思维、知觉、情感、行为失去控制,忘乎所以,产生种种失常现象。如同古籍《清异录》中所说的:


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容为者为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


至于酗酒伤身,危害健康,在历代典籍中更是连篇累牍。战国时的名医扁鹊有言:“久饮酒者,溃髓蒸筋,伤神损寿。”东晋大诗人陶潜到了晚年,结合自身的教训,沉痛地说:“后代呆笨,盖缘于杯中物贻害。”

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耍酒疯”的诗:


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

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

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

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丑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最后,被旁边的狗舔食,结果狗也醉倒了。

好在,现在对于酗酒的弊害,多数人已经逐渐有了清醒认识。有人把喝酒、劝酒、赌酒者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门祸害别人,而不祸害自己的;一类是只祸害自己,不祸害别人的;一类是既祸害别人,又祸害自己的。从中也可看出,人们还是逐渐承认了酗酒的危害。日前,我到一个县去参加活动,他们告诉我,酗酒败坏党风、民风,腐蚀干部,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几年工夫,许多乡镇干部(大都年纪很轻),由于喝酒太多,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各种疾病。所以,过去那种“傻乎乎”地“感情深,一口闷”的现象,已经少见了,劝酒之风也已大为收敛。

善哉,善哉!


(2009年)



戏鉴人生


人生如戏。进入社会就如同一场大幕拉开,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活着在舞台上奔波,死了等于从舞台上退下。只是,人生这场大戏是没有彩排的,每时每刻进行的都是现场直播;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像戏剧那样,可以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不断地重复上演。但也正是为此,不可重复的生命便有了向戏剧借鉴的需要与可能,亦即通过戏剧来解悟人生、历练人生、体验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舞台、剧场都应该是灵魂拷问、人性张扬、生命跃动的人生实验场。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觉得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作是最有益于“戏鉴人生”的。莎士比亚的剧作是一座永世开掘不完的人生富矿,里面涵蕴了渊博的学识和源源不竭的深邃思想,充满了人生智慧、生命的甘醇。记得王元化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过,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他被隔离审查时期,头脑里充满了各种矛盾的思虑,孰是孰非,何去何从,深感困惑与惶恐。这时,他读到了《奥赛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内心激动不已。当奥赛罗被重重苦恼击倒之后,曾发出一番叹息:“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由于理想的破灭,奥赛罗的绝望竟是那样激荡灵魂,撕裂人心。王元化先生正是从这部不朽的剧作中,感受到了强大的生命震撼力与感召力。

而我在读莎氏的这部名著时,却在另外一种情境下获得同样深刻的悟解:忌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奥赛罗》中有个叫伊阿古的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忌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忌妒心理。他这种人属于心理极端阴暗、精神上有缺陷的那种类型,忍受不了他人的纯洁、幸福的爱情,根本不可能成人之美。当他看到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燕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有了靶心,还须有箭镞啊,结果选中了他的顶头上司凯西奥。在他看来,这真是一件“一箭双雕”的精美设计:一方面,可以破坏奥赛罗的美满婚姻,一方面又能剪除他的直接的对手。于是,他就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赛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按照黑格尔老人的说法,罪恶生于自觉,这是一个深刻的真理。两面派的可怕之处,在于他们是在高度自觉、极端清醒的状态下策划种种罪恶活动的。明明用的就是点燃妒火的撒手锏,可是,伊阿古却偏偏煞有介事地提醒奥赛罗:“您要当心忌妒啊,那是一个绿眼的妖魔,谁做了它的牺牲,就要受它的玩弄。”完全是一副“正人君子”的姿态,一副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难怪奥赛罗会引为知己,深信不疑,上当受骗。看到这里,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这类极端诡诈、口蜜腹剑的角色实在是太凶险了。禁不住想:善良的人群如果都能够从中汲取教训,提高警觉,增强识别能力,不使那些“人样的东西”得逞,那该能免除多少悲剧性的结局呀!

歌德有言,精神有一种特性,就是永远对精神起着推动作用。正是根据这一规律,他得出莎士比亚研究是没有穷尽的结论,并且撰写了《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同样的道理,对于欧洲另一位杰出的戏剧大师易卜生及其剧作的探讨,也是没有止境的。

七年前去了一趟挪威,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亨利克·易卜生的生命原版,掌握了这位伟大剧作家比较全面、真实的面貌。中学时代,读了鲁迅先生的《娜拉走后怎样》、《文化偏至论》,才知道了他的名字(当时译为伊孛生),后来又阅读了《玩偶之家》、《群鬼》等几部剧作,对于他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有了初步了解,认为这是一位十分关注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善于通过所谓“时政戏剧”,充分暴露社会上隐蔽着的矛盾,揭橥资本主义美丽面纱后面的种种丑恶与虚伪。及至这次在奥斯陆参观了他的纪念馆,系统地探究了他的行藏、身世,进而通读了他的全部剧作,才晓得过去所认识的不过是一个侧面,他的文学成就中最为闪光之点,则是揭示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性纠葛、心理冲突。他说:“我的主要目的,一向是描写人,人们在一定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支配下的情绪,他们的命运。”他认为,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关于“能力与期望之间以及意愿和可能之间的矛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思想冲突,也不是现实生活的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人性的冲突”。这无疑揭示了他的戏剧艺术所具有的一些本质性东西,即人性剖析、哲学意蕴和社会意义。

我很喜欢他晚年写的《当我们死而复苏时》,剧作家自己称它为“戏剧收场白”,标志着他的一系列剧作的结束。剧中男主角雕塑家鲁贝克教授崇拜唯美主义艺术。他年轻时,创作了一座象征着世界上最崇高、最纯洁、最理想的女人觉醒的大理石雕像,题为“复活日”。模特儿由美丽的少女爱吕尼担任。三年多的时间里,爱吕尼把可贵的灵感和真挚的爱情奉献给他,帮助他出色地完成了艺术杰作。可是,他为了全身心投入艺术事业,“不亵渎自己的灵魂”,拒绝接受爱吕尼的爱情,致使她愤然出走,逐渐变得放荡不羁,处境十分凄凉。而雕塑家鲁贝克成名之后,娶了一个爱好打扮、精神空虚的女人做妻子。婚后,夫妻之间共同感到厌倦,过得很不自在,雕塑家再也创造不出来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后来,他从国外归来,在海滨浴场上与爱吕尼不期而遇,她那仿佛从坟墓中出来的苍白面色,迟滞、迷茫而充满怨恨的神情,使鲁贝克深深为之震撼。爱吕尼向他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并批评了他过去奉行的“第一是艺术作品,其次才是人生”,实质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准则;并在这生命途程中的关键时刻告诉他一个真理:只有当我们死而复苏时,我们才明白什么是无可弥补的损失,并会发现:我们其实从未真正生活过。也正是在此刻,鲁贝克真正觉悟到:爱是生命的养料、艺术的灵魂,生活中不能没有爱,有了爱还要懂得珍惜它。他们都为过去轻易放弃了幸福生活而惋惜,期望能重温旧梦,最后,二人手挽手向高山走去,穿过雪地、迷雾,一直走上“朝阳照耀的塔尖”,决心让“两个死去的人复苏,把生活的滋味彻底尝个痛快”。遗憾的是一切都太晚了,结局竟是一场悲剧—他们双双被埋葬在一场突发的雪崩里。

在这部悲剧里,艺术的冷酷和生活中的温暖形成鲜明的对照,艺术最后竟成为艺术家的牢笼。鲁贝克能够创造出自己想象中的完美的艺术杰作,却无视,也无力回归与艺术攸关的人性。他不得不承认,他是通过损害别人的生活来从事艺术的。为了艺术他抛弃了一切,抛弃了青春、爱情和早年的理想主义。实际上,他在牺牲了所有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的同时,也就背叛了艺术。

通过这部戏剧,我们看出成功者的悲憾,以及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尽管这并非作者的一部自传,但似乎也能从中领悟到剧作家为自己呕心呖血劳作一生,全力投身于戏剧创作而无暇领略与享受种种人生幸福流露出的深深的遗憾。总之,对于我们体悟人生、历练人生还是有深切的借鉴意义的。


(2008年)



安步当车


有人问我:工余之暇有些什么爱好:打麻将?下象棋?莳花?养鸟?看电视?聊闲天?我一一摇头。细想一下,要谈业余爱好,除了读书,便是散步了。

住在一个人口多达六百万的大城市里,车辆鱼贯、穿梭,多得如“过江之鲫”,没有事愿意遛大街的人,恐怕不是很多的。我呢,倒不是喜欢上街,商店三五个月不去光顾一回;我的出行,意在散步。只要时间允许,无论是办事情,参加会,看节目,我都喜欢徒步而行,不想坐车。

至于晚饭后,信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默默地走,平静地走,轻松地走,尽兴地走,无意其他,无顾其他,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更是早已成为习惯了。有时,夜间读书、写作,感到头昏目眩,就寝之前,也要到院子里走上几圈。回来后,带着几分凉意钻进被窝,很快便悠然入睡。

适量喝酒,到底好不好?吃红烧肉,是否健脑强身?可说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但是,生命在于运动,散步有益身心,却是古今中外从无异议。我国流传已久的《十叟长寿歌》中就有“饭后百步走”、“安步当车久”的经验。古希腊哲人也曾讲过:你要健壮吗?走路吧!俄国大文豪果戈理说,走路永远是祛病疗疾的良药。也许是这个缘故吧?据说,欧洲有的城市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习俗:不论贫富、老幼,入城都必须步行;外地客人驾车来访,也要停车郊外,而后徒步进城。

我的切身体会是:散步不仅能消耗掉多余的热量,增强身体的素质,而且,可以使心胸获得扩展,神志得到超脱,精神上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无论是精力高度集中造成的疲劳,案牍劳形沉积下的闷倦,还是“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以及错综复杂的矛盾、无法摆脱的干扰所带来的重重烦恼,都可以借助缓步徐行,抛诸脑后,排遣无遗。苏东坡就有过这种体验,他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古今中外,许多作家、学者都有散步的习惯。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步是他们特有的精神活动方式。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好像整天都在散步,濠间、濮上,郊野、田园,到处都有他的身影。诗人陆放翁更是随时随地策杖闲游,翻开《剑南诗稿》,触目皆是:“信步闲行遍四邻,拥篱老稚看纶巾”,“端闲何以永今朝,拈得筇枝度野桥”,“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旅饭风埃小市傍,却呼拄杖踏斜阳”。当代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散步,每当写不下去或者需要深入思索的时候,他都要出去走走,实际上,散步已成了他创作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外国,也有类似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就唤作“散步学派”。列夫·托尔斯泰经常穿一件肥大的外衫,在查谢卡林区,顺着一些不引人注意的幽径、溪谷,走到他从未到过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回思着过去,审视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品味着人生三昧,为自己的创作探寻种种新的路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流放、苦役生涯中,只要健康允许,就坚持户外散步,从未间断过。他觉得,走路时的回忆是最温馨可人的。卢梭认为,散步促进了他对问题的思考。歌德老人甚至说,他的最宝贵的思维及其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在散步时出现的。

这种认识和感觉,有一定的科学根据。因为散步时心肌收缩加强,血液流动变快,供给大脑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增多,使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脑皮层逐渐松弛,思维自然随之而重新活跃起来。人在散步中会产生一种美妙的情思。近代女诗人林蕴林暮春时节在济宁郊外闲步,得句云:“老树深深俯碧泉,隔林依约起炊烟。再添一个黄鹂语,便是江南二月天。”诗人因心造境,化虚为实,构建一个诗意盎然的鲜活的新境界。

据我亲身感受,散步也确能益智怡情,提高思维能力。多年来,我习惯在业余时间,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成散文、随笔之类的作品,总共也有几百篇了。回顾它们诞生的历程,大部分都是在散步中完成构思的。现在,竟至出现这种情况:真要我静坐桌旁,凝神结想,或者在品茗衔杯之际梳理文思,倒没门儿了。即使是夜静更深,绝无半点儿扰攘,有时也会出现文思迟滞的情况,不肯像平日那样泉流、潮水般地涌来,这时,我便立即起身,出外散步,伴着风声林籁,月色星光,展开点点、丝丝、片片、层层的遐想。此刻的散步,看似悠闲自在,散漫无羁,实则脑子里进行着紧张的活动。思维空前活跃,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兴奋点上,上下古今,云山万里,联翩浮想,绵邈无穷。

当然,也不能认为,“踏遍青山人未老”,只是革命家的豪情,“步随流水赴前溪”,仅是诗人的雅兴。今天,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是普通公务员,还是各级负责干部,安步当车,随处可见。可以说,散步现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活动形式。但是,在旧时代的官场,出外办事,却必须乘车、坐轿,步行走路是不可想象的。唐代的李贺弱冠能诗,才名卓著,都官员外郎韩愈和侍御皇甫听说后,想亲自考察、了解一番,便坐着车子到家去看他,李贺当场作诗,题目就叫“高轩过”。所谓“高轩”,就是高车,“轩”是古代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专供大夫以上官职的人乘坐。后来,诗人刘迎吟咏这件盛事,有句云:“正以高轩肯相过,免教书客感飘蓬。”

在封建时代,为着“谨出入之防,严尊卑之分”,读书士子一经入仕,便与徒步绝缘。《聊斋·夜叉国》中有个形象的描述:“问:何以为官?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真是威风了得!据古籍诠释,官者,管也,牧也,为民父母也。旧时代把长官治理下民看成牧人看管牛羊一样,典型地反映出封建制度下处于对立状态的官民关系。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就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对于这种腐朽的官场习气,在旧社会是不易摆脱的,包括杜甫那样“恫瘝在抱”、体恤民瘼的伟大诗人在内。他曾在朝做过一任微官,入了仕自然就与普通士子不同了。在一首名为《逼侧行赠毕四曜》的诗中,他是这样写的:


逼侧何逼侧,我居巷南子巷北,

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

自从官马送还官,行路难行涩如棘。

我贫无乘非无足,昔者相过今不得。

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

徒步翻愁官长怒,此心炯炯君应识。


过去还可以街头徒步,常相过从,但做了微官之后就不能了,尽管住得非常的近。“不是爱微躯,非关足无力”,只是因为徒步上街有碍官家体面,那要惹官长生气的。

其实,这种当了官就不能步行的规矩,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据《论语》记载,孔子的高足颜渊死了,其父颜路请求孔子卖掉车子为颜渊置办外椁。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时,也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卖掉车子来替他买外椁,因为我也曾做过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记得老作家曹靖华过去曾经写过一篇散文:《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嗟呼,艰难岂止穿着事,行路当年未等闲!


(1989年)



益者三友


孔老夫子有“益者三友”的说法,认为“直”者、“谅”者、“多闻”者三类朋友都是有益的。我很赞同这一论断,并且有切身的体会。

我加入中国作协之后,有机会参加多项文学活动,从而结识了许多益友,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记得是1994年秋天,中国作协组织召开了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研讨会。到会的有许多海内名家,过去只是读到他们的著作,但无缘识荆,未能亲聆謦欬,这次算是大开了眼界。那时参加研讨会,人们都还是特别认真的,从发言中得知,他们大都仔细读过书中文字,而且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指摘缺失,直言不讳。会议进行了多半天,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老一少。

陈荒煤先生接到书和邀请函之后就因病住院了,没能亲自到会,却认真写了份发言稿,由作家出版社负责人蒋翠林女士代为宣读。开头说:“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话语不多,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那时我的散文最大的缺陷,正像荒煤先生所指出的:引述过多,“近似炫耀”,缺乏“自己特有的感受”,看不到作者自我。此后,我便注意有针对性地读一些主体意识较强的作品,重点钻研鲁迅的文章,反复玩味个中的奥妙。如果说,后来的创作有所进步,获得某些突破,不能不归功于荒煤先生的指点。

那时的莫言先生还很年轻,不过四十岁上下,但《红高粱家族》已经使他名满天下了。他在会上的发言,简短、深刻,又风趣,一语破的,分量很重。他跷着二郎腿,瞇缝着眼睛,不像其他人那样具体剖析作品、文章,而是着眼于作者的生命体验与文学道路。他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接着又解释几句:看了王充闾的作品,知道他的人生道路很平稳,心态很平和,运笔也很从容;平稳、平和、平面化—欠缺的是深刻的生命体验。以他的文学功底,如果能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经历,那就成气候了,作品就深刻了。

莫言在这里谈到了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课题—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它的本质特征是直观性与超越性。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是超越性的前提。中外文学作品依此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实例不胜枚举。

当然,也可借助他人的体验,通过灵悟,达到感同身受。(徐复观先生把它称作“追体验的工夫”。)在这方面,我有些实际体会。《简·爱》和《呼啸山庄》过去读过多次,但由于时空的限隔,对于作品的意蕴和作家的心路历程总是缺乏深入的理解。那年我到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故乡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作实地考察,访作家足迹,经过切身体悟,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三姊妹是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前面说到了“炫富矜博”的毛病,过去我确是常以博学自居。可是,后来恰恰在这上面“马失前蹄”了。我有一篇散文《碗花糕》,里面提到了沈复与《浮生六记》。刊出之后,接到了著名学者林非先生的电话,告诉我,沈复为清朝人,而我误作了明人。前人说,一物不知,学者之耻。我们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深感愧赧并向林先生恳致谢忱的同时,举一反三,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凡是遇到史实、成语、掌故,都要一一核实,决不率尔落墨,案头一部《汉语大词典》几乎被我翻烂了。

从失误中学习,自然最为直捷、有效;而朋友们的关怀、勉励,也同样能起到鞭策作用。1996年12月,中国作协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差额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再由全委会选出主席团成员,时至午夜,会议还在进行。忽然,中宣部值班室转过来一个电话,说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张毓茂教授找我。那时,手机还未盛行,几经周折,张先生才找到了我,为的是祝贺我顺利当选。他说:“你当了宣传部长,我不祝贺你,宣传部长多着呢,祝贺不过来;你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也没有电话祝贺,因为那只说明作家身份得到了组织承认;这次你当选了全委会、主席团委员,说明你获得了作家朋友们的普遍认同,这是我特别看重的。”当时正值寒冬深夜,由于等待计票,已经十几个小时没有进餐了,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这个电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

多少年来,每当忆起上述的般般情境,我都深深感念那些予我以强大的推动力的正直诚笃、博学多闻的朋友。为了不辜负他们的期待与厚望,唯有奋力前行,不敢稍有懈怠。


(2009年)



饮茶,圆桌旁


一位朋友,说他见到方桌就记起搓麻将,而坐在圆桌旁便会想到喝茶。这是个人的体验。就其他人来说,坐在圆桌旁,也可能是想到喝酒,喝咖啡,喝酸牛奶,喝可口可乐,喝⋯⋯但,一个“喝”字大体上是不错的。

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弗朗西斯·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里,写了一个巨人刚一出世就嚷着:“喝呀!喝呀!喝呀!”他大口大口地吸吮葡萄酒,以代替乳汁;一口气喝掉了一万多头奶牛的奶。他的儿子颇有乃父之风,也是一个“喝茬子”,为了寻觅更好的饮料,费尽了周折,终于找到了一个神瓶,据说喝了它盛装的佳酿,就能使人的灵魂充满知识、学问和真理。—这当然是设喻。

我们属于凡人,既没有“巨人”那样的海量,更没有本事寻觅到什么神瓶、佳酿,要说有一点相同之点,就是凡人也好,“巨人”也好,都离不开一个“喝”字。谁在口渴了的时候,不想弄点什么喝一喝呢?

至于喝什么,想来想去,还是以喝茶为好。饮茶、品茗原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自古以来,茶就是“开门七件事”之一,说明它作为人生的必需品,盖有年矣。17世纪之初,中国人的这种嗜好,又由葡萄牙人传到了欧洲,现已遍布世界。起码可以说,凡有华裔的地方,就有饮茶的习尚。如果说,喝咖啡足以代表现代西方人的生活情趣,那么,表现东方人独具“中古气味”情趣的,则非饮茶、品茗莫属了。

国外有喝下午茶的习惯。听说,英国人邀约朋友赶赴茶会,时间一般都安排在午后,请柬上往往这样写:“某某先生暨夫人备下午茶,将于某日下午某时在家恭候。”英国小说家吉辛说到饮茶,把安排在下午的家庭红茶小聚,看成是一天里最大的乐事。而以英国为精神故乡的美国小说家亨利·杰姆士,则更向前推进一步,在其名著《仕女画像》中写道:“人生最舒畅的时刻,莫过于饮下午茶。”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久别重逢的友朋相聚,最想望的是坐围圆桌,开怀畅叙。在这种情况下,喝酒不如饮茶。因为酒宴往往为热闹的社交而置备,茶会则是为恬静的朋侣而张设的。且不说,倾樽轰饮,醉拍栏杆,难以欢然道故,款叙衷肠;即使安然对坐,只要频频举杯,轮番顾劝,也难以畅抒怀抱,更不要说昵昵儿女语,娓娓话桑麻了。

何况,在酒席筵间,经常会遇上那种“打通关”的猛将,不甘英雄的寂寞,摆台设擂,叫吼不停,善饮者连番应战,固然腾不出空儿来谈心,而怯饮者避之唯恐不远,就更没有悠闲的心绪来叙话了。所以,茶会就成了首选的形式。古人有诗:“寒夜客来茶当酒”,我想,这并非全是由于夜半萧斋灶头乏酒,主要还是茶比酒更宜于对坐倾谈的缘故。

茶有润喉、解渴的功能,这属实情。但是,如果反过来说,饮茶只是为了解渴,却不尽然。有人饮茶是为了赏鉴其色、香、味,认为饮茶是一种享受,一种情趣,一种闲适。那位说“人生最舒畅的时刻,莫过于饮下午茶”的小说家,显然不只是为了润喉、解渴。

林语堂先生说过:“茶有一种本性,能带我们到人生的沉思默想的境界中去。”这种体验,许多人都有。

时逢炎炎夏日,午梦初回,趁节假之暇,邀三五知己,或凉亭憩息,或雅座消闲,一壶沸水,数盏新茗,在紧张、喧嚣、变动、浮躁的现代生活的间隙,寻得一方恬静的憩园和几丝温馨的抚慰,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此刻,澄心静虑,意兴悠然,伴着袅袅茶烟,畅叙着万般情事,在粗犷里品尝细致,在浮荡中享受宁静,在刹那间体会恒久。确实是,暂得半日消闲,可抵十年尘梦。


(2001年)



银幕情深


北师大关于电视收视率的权威调查资料显示,在北京地区央视几个频道中,一套的收视率为67.8%,电影频道以50%位居第二,第三位是体育频道。从电影频道收视率之高、吸引力之大,看得出广大观众对电影的喜爱。而电影频道中播放的多是老片子,有的老电影甚至三番五次地重播,却偏偏获得了观众的特殊青睐。原因何在?很值得相关部门、相关人士认真研索。

我也是一个“电影迷”,几十年来,对它一直怀有特殊的偏爱。我总觉得,电影有演绎人生之妙,每观赏一过,皆有重历一番人生的感悟。2002年,省电影家协会成立二十周年,我曾应邀题写一首七言绝句,说的就是这种感悟:


银幕情深结厚缘,赏心娱目几经年。

人生千度从头过,一样悲欢逐逝川。


人生如戏。进入社会无异于银幕拉开,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活着就好似在银幕上奔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死了等于从银幕上退下,尔后便悄无声息了。所不同的是,人生这场大戏是没有彩排的,每时每刻进行的都是现场直播,而且是一次性的、不可逆的。不像电影(当然还有戏剧)那样,可以反复修改、反复排练,不断地重复上演。但也正是为此,不可重复的生命便有了向电影、戏剧借鉴的需要与可能,亦即通过电影、戏剧来解悟人生、历练人生、体验人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银幕、舞台都应该是灵魂拷问、人性张扬、生命跃动的人生实验场。

在我的观赏经历中,觉得以莎士比亚剧作为蓝本拍摄的电影,是最有益于感悟人生的。这是一座永世开掘不完的人生富矿,里面涵蕴了渊博的学识和源源不竭的深邃思想,充满了人生智慧、生命的甘醇。爱情悲剧《奥赛罗》—沙翁笔下的黑人英雄奥赛罗与其美丽多情的白人妻子苔丝狄蒙娜之间的悲剧故事,曾于1952、1955、1965、1986、1992、1995、2007年,分别在美、苏、英、意、德等国家被搬上银幕。这本身就有力地证明,电影特别是具有经典意义的老电影深受观众的喜爱。

英雄奥赛罗与美丽善良的苔丝狄蒙娜,由相亲相慕,彼此倾心,结为爱侣,却遭到阴险狡诈的旗官伊阿古的忌恨。他暗暗垂涎苔丝狄蒙娜的美色,又恨怨奥赛罗未任命他为副将,便肆意诬陷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的副将凯西奥有染,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假象,使奥赛罗相信了妻子的不贞。在极度悲愤、无比绝望、妒火高燃下,他忍痛亲手将无辜的苔丝狄蒙娜杀死。尔后,经伊阿古的妻子当场揭发真相,使冤情大白。奥赛罗悔恨万分,悲痛欲绝,最后挥剑自杀身亡。悲剧就此落下了帷幕,而至为深刻的教训却是万古不磨的。

—保鲜爱情的真谛,莫过于相互信任。两人深相爱慕,彼此坚信不渝,任何阴谋毒箭也难以中伤。反之,猜嫌、疑忌,将会像镪水一般戕蚀着恋人们的爱情,最终将抱憾终天,铸成大错。憨直、勇敢的奥赛罗,在爱情面前,心胸狭窄,欠缺理智,轻信他人,正如他忏悔时所说,他并不是不懂得爱,而是他爱得太不理智。对爱情的猜疑,对爱人的不信任,这是悲剧根源所在。

—理想信念,对于一个人像生命一样重要。当奥赛罗被重重苦恼击倒之后,曾发出一番叹息:“要是上天的意思,让我受尽种种的折磨;要是他用诸般的痛苦和耻辱降在我的毫无防卫的头上,把我浸没在贫困的泥沼里,剥夺我的一切自由和希望,我也可以在我灵魂的一隅之中,找到一滴忍耐的甘露。可是,唉!在这尖酸刻薄的世上,做一个被人戳指笑骂的目标,我还可以容忍,可是我的心灵失去了归宿,我的生命失去了寄托,我的活力的源泉变成了蛤蟆繁育生息的污地!⋯⋯”由于理想的破灭,奥赛罗的绝望竟是那样激荡灵魂,撕裂人心。

—忌妒作为一种欲望,它的杀伤力是非同小可的。伊阿古这个小人物,不过是个旗官,却有一套翻云覆雨、兴风鼓浪的惊人本领。作为恶的现实的物质承担者,他靠的就是忌妒这一杀人不见血的法宝,而他造作事端的根由,也是出于忌妒心理。当他看到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真诚相爱的情侣终成眷属,陶醉在燕尔新婚的甜蜜生活之中时,感到受了极大的刺激,发誓定要把它毁掉。于是,他巧施诡计,诬陷栽赃,使奥赛罗相信凯西奥与苔丝狄蒙娜通奸,从而引发出狂热的仇恨,以致丧失了理智,亲手杀害了爱妻,最后自己也同归于尽,酿成了一场凄绝千古的人间惨剧。

我们生活其间的现实世界,迁变流转,百象纷呈,若要透过种种现象(有一些还是假象)看清其本质,由隐蔽进入澄明,进而找出规律性的认识,总离不开文史哲等人类智性活动的导引。“艺术教人们如何观看”(达·芬奇语),它在认知方面的启示作用,尤其不可低估。而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电影以其最逼近于生活形态、强大的艺术再现功能,可以为广大观众提供一条考察世事、认知人生的直观而便捷的门径。诚如马克思所说,艺术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自电影行世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观众,在丰富审美经验,提高视听文化水平的同时,深深受益于电影作品的熏陶与滋养。我想,这当是它赢得广大观众经久不衰钟爱的一个根本原因。


(2009年)



始信文缘是苦缘


我对缪斯的钟情,可以追溯到幼年就读私塾和进入初中之后。就是说,从读过了《诗经》、《史记》、《古文观止》和鲁迅、冰心、朱自清的散文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读书还不等于创作,它们之间有密切联系,但毕竟是两码事。

我没有新中国许多同辈作家和一些文学新秀那样幸运,有机会上文学讲习所、北大的作家班,或者创作伊始就能得到知名作家、文学编辑的指教与培植。我走上创作之路,纯粹是靠着独自的摸索、磨炼,所以,常有悟道太迟、事倍功半之叹。我们这一代人,实在是耽误得太多、荒废得太久了!

50年代末,我在县里工作,一个偶然机会,结识了一家报社的一位驻县记者,有时间我们就在一起谈论有关文学创作的事。他见我文学功底比较深厚,又有较好的生活积累、澎湃的创作激情,便鼓励我从事小说、散文创作,并答应带回去送给副刊发表。这对于一个僻处县城、孤陋寡闻、“两眼一抹黑”的爱好文学的青年来说,确是难得的机遇。

于是,我就尝试着以散文、小说的形式,描绘农村的新生活,抒写自身的独特感受,先后写了《绿了沙原》、《插在货郎担上的一束鲜花》、《红粱赋》、《春夜》等四五篇作品,居然都连续见报了,而且,据说反映不错,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当时,虽然嘴里没有冒出“文豪赋客宁有种乎!”那类狂言壮语,但悠悠乎、飘飘然的心态还是有的。

天遂人愿。不久,这家报社发来了调令,要调我去做农村部的记者。其时,正值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隔着一条大河,当时又没有修桥,报社批准我,河川解冻、通航之后再去上班,但我等不得,硬是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前去报到。一路上,我认真盘算着怎样采访新闻,如何深入农村,怎样同基层干部交朋友,想到要买一辆轻便的自行车和一件雨衣。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进了市委大院,到宣传部报到时,部长竟亲笔在我的调令上批了“我的意见,让他去编文艺副刊”的话。我暗自思忖,这可能同那几篇文章的见报有直接联系。来到了报社,同样获得了上下的青睐。总编辑自然尊重宣传部长的意见,这样,我便开始了四年多副刊编辑的生涯。

这段经历,对我日后登上文学创作之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感触最深的是,这里有一种鼓励人成才、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敢于出头、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一个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对我来说,不啻空谷足音,晴天炸雷。

因为过去在我所供职的单位,漫说公开讲这种话,即便私下议论,也是绝对不可以的。在那个年月,哪个敢冒“走白专道路”的大不韪呢!那里是“武大郎开店”,我不行你比我更不行才好。一次,我给《中国青年报》写一篇散文,编辑部准备采用,发信给所在单位了解作者情况。这一下可翻了天。主管文秘的是个女同志,不敢做主,便把公函送给了“头头”,“头头”不但把信压下,还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有的人名利思想严重,只专不红,不务正业,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一连串甩出三顶大帽子,实实地扣在我的小脑袋上。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我。反正也就这样了,此后,我倒大大方方地往外投稿,但心头却像坠着一块沉铅,总有一种压抑感,又像干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错事,觉得抬不起头来。调到这个报社之后,总算把它消释了。

副刊编辑这个岗位,使我有条件接触到当地数得上的一些文艺界、学术界的名流,结识了许多文友,无论是孔子说的“以文会友”,还是庄子谈的“乘物以游心”,都有了着落。由于整天生活在文学的圈子里,显著地增强了创作意识,“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大家相竞而生,互争雄长,想偷懒也不成,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颇有益于人才的成长。

不久,由总编辑创议,以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为榜样,在副刊版上开设了一个专栏,每天发一篇杂文、随笔,基本上由编辑人员包揽。这样,写出作品来不愁没有地方发表,只怕你江郎才滞拿不出东西,可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加之,每期版面上都有一些补白和随感式的言论,要靠编者待稿子凑齐之后即兴撰写,这种短平快的“点睛之笔”,时间紧,要求高,最能锻炼笔头子。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逼的次数一多,“鸭子”慢慢也就学会上架了。

编辑部里人才济济,素有“四大金刚”、“八元”、“八恺”之誉;单是副刊编辑,除我之外还有一老一新,各有“应手家伙”,“三人同行,我师在焉”。再就是向书本学习。编副刊有机会披览各种报纸,阅读各类文学作品,观摩内部放映的影片;而且,编别人的文章,本身就是一种学习与借鉴。

这里,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当时的评报活动。编辑部向例:本报重要稿件发排后,先打出小样交各组讨论,大家尽情修改,作者为谁,不遑计也。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便是评议当天出版的本报,往往一张报纸画得朱墨琳琅,而且,常有不同意见交锋,气氛十分热烈。读报、评报,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当时我曾写过两首小诗,以纪其盛:


史笔千秋重是非,无须曲意定依违,

摘疵辨误挥朱墨,不管文章属阿谁。


编采由来问舆情,每从议报见分明。

阿侬不是初笄女,头脚人前任品评。


我还写过一首《听课》的诗:


昼采新闻夜拜师,青灯课读似儿时。

苏洵发愤年同我,学海扬帆未觉迟。


为了帮助编采人员开阔文学视野,提高写作能力,报社特意从高校聘请专家学者前来讲授古文,开办外国文学讲座,当时听课者颇多,甚至包括市委机关的一些干部。予年二十七,故有“苏洵发愤”之喻。

正是这种环境培植了我的勤于动笔、敏于思考的习惯。在尽力参与办好自家报纸的前提下,我几乎攫取了一切业余时间,为各地文学报刊撰稿。也就这样,纵身跃上了文学创作之舟,至今还在上面晃荡着。

当时写了一首七绝,以抒怀纪感:


于斯初上缪思船,史海文渊结厚缘。

短棹一挥人去也,灯遥岸阔任浮潜。


谁知,盛筵易散,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的狂潮把这一切都冲毁得七零八落。首先是总编辑被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四梁八柱”的黑爪牙,也进了牛棚。在批判《燕山夜话》的大会上,报社造反派扎了个纸人,身上用墨笔写上“邓拓”的名字,并打了个大“×”,我们几个人由总编辑领头,披着纸糊的孝衫,站在两旁,被勒令交代与北京黑主子的关系,开办反党专栏的罪恶意图。讲不清楚,就拳棒交加,一站就是一天,晚上腿肿得连床都爬不上去。

主持批斗会的,乃是当年因为胸无点墨、不学无术而又妄自尊大、不肯学习,曾遭到总编辑严厉批评的一个编辑组长。戏曲里有个“张五可”,他的外号叫“张三渴”,来源于老师讲授《曹刿论战》,由他领读,他把“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竭”读成了“渴”。弄得满场哄堂大笑,从此,他就获得了这个外号。总编辑嫌他给报社丢脸面,立逼他坐下来三天,学字典,读古文;还在全体编采人员大会上点名批评,引为鉴戒。这口恶气一直出不来,“文化大革命”给了他报复的机会。他用加厚的铁板特意做了一个大牌子,穿上两根细铁丝,挂在总编辑的脖子上,头一天就勒出了血口子。

我写过一篇《镜子上面有文章》的杂文,里面引了唐人刘禹锡的五言诗《昏镜词》。诗的前面有个小引,说磨镜工人摆出十面镜子出售,其中只有一枚明澈,其余全是昏暗的。镜工解释说,不是我的制镜手艺低劣,乃是为了适应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这样做的:凡是来买镜子的都要照一照,面目姣好的自然喜欢明镜,但这样的人极少,仅占十分之一吧?而陋貌衰颜者都喜欢模糊的镜子。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护短自欺、文过饰非的人。

按说,这类人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无可取,刺他一下也是应该的。可是,却被造反派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污蔑现实,给新时代抹黑”。无论怎么检讨,横竖过不了关。

后来,斗争对象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黑笔杆子”、“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群众造反组织自然没有资格加入,最后被分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于是,我在一家纺织厂,天天去跟着女工学习接线头。也倒好,下班后我又可以看书了。灯下,偷偷地写下了一首七绝:


始信文缘是苦缘,青灯孤影鲜清欢。

为伊消得人憔悴,无悔无尤对逝川。


(1994年)



饮酒的四种境界


我不能饮酒,但自认尚能知酒,特别是对于嗜饮者,我不仅能够描绘出他们自己未必留意的般般情态;而且,经过酌古量今,反复考究,概括出来他们开怀畅饮之后展现的四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种是神仙境界,寄怀深远,诗兴淋漓。典型代表是李太白。他在《春日独酌》中写道:


我有紫霞想,缅怀沧洲间。

思对一壶酒,澹然万事闲。

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

长空去鸟没,落日孤云还。

但恐光景晚,宿昔成秋颜。


道家有“神仙乘紫霞而行”之说,因此,古人用“乘紫霞”来形容成仙飞升。“沧洲”是息影林泉、高隐不仕者的居所。太白先生说,喝了酒就有乘紫霞、隐沧洲,脱落人间万事的感觉。把酒望青山,倚松赋古琴,坐看鸟飞鸟没,云往云还,那确是进入一种超然物外的仙家境界。

第二种状态,是高人逸士境界。他们并没有脱离凡尘,而是置身于现实之中,却能优游暇豫,保持心态平衡,求得逍遥自在。宋代诗人朱希真有一首《西江月》词: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才。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见在。


一杯在手,散漫逍遥,自斟自饮,无拘无碍,充分放开自我,尽情地享受现在。

第三种状态,是一种半醉半醒的潦倒模糊情境。


问狂夫意兴如何?日日模糊,醉舞婆娑。一榻凉风,半窗好月,何肯奔波。  世情多一时看破,谢苍天落魄而过,誉也凭他,毁也凭他。贵客王公,我睹么麽!


明代文学家王世贞的这首《折桂令》词,说的是:“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人生如梦,一醉方休,什么都不过尔尔。

第四种状态是“耍酒疯”。清代著名笔记《坚瓠集》中记有这样一首讽刺诗:


娘舅常常撒酒风,今朝撒得忒恁凶。

踢翻两个糖攒盒,踏扁一双银酒盅。

面孔红来干急迸,髭须白得窍蓬松。

旁人问道像何物,好似跳神马阿公。


至于日常生活中的酒疯形态,更是屡见不鲜。我就亲眼见到过,有的喝醉了,使酒装疯,破口骂街;有的眼赤筋暴,狂吼乱叫,甚至翻桌砸碗;还有的人多喝一点,就滔滔不绝地讲演,所谓“兔是狗撵的,话是酒撵的”;有的翻肠倒胃,呕吐不已,狼藉满地。

如果要问我,这四种状态更倾向哪一种?我的回答是,哪一种我也不欣赏。站在地上想上天,做个凡人想成仙。在商品大潮波涛汹涌,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现实条件下,这倒是蛮有诗意、颇为浪漫的,只是,现实中哪有可能存在啊?无非是一枕黄粱,甜蜜蜜的空想罢了。至于第二种状态,实际上是个假命题—自在逍遥,无拘无碍,充分享受现在,这只能是清醒时的心态,一当醉眼蒙眬,甚至烂醉如泥,脑袋早就乱得像一堆糨糊,哪还能有这份闲情逸致呢?第三种情态,“日日模糊,醉舞婆娑”,闲待着可以,假如还要舞文弄墨,写点东西,恐怕就会一塌糊涂,那倒应了《出师表》中末了的话:“不知所云”了。至于大煞风景的“耍酒疯”,就更惹人笑、遭人烦了。

古人说,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及半开时。这是颇有道理的。如果若从醉酒形态中做出选择,比较理想的状态应是微醺,带着二三分醉意,但还有七八分清醒,像陶渊明所说的,“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产生灵感,也最容易唤起固有的潜意识,最容易展开丝丝片片、缕缕层层的联翩浮想。灵感、潜意识、联想,这三种功能对于诗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会把你平日积累的所有的经验、感悟和智慧充分发掘出来,调动起来,从而把你带入一个新的境界。台湾诗人郑愁予说,一个喝酒的人,活一生过两辈子。我想,那里面就包括了这诸多功能的充分发挥吧?

至于那位李太白,他的醉饮固然是一种排遣,一种宣泄,一种对于心灵的外在羁绊的解脱;但是,在这位伟大的诗人看来,饮酒就是重视生命本身,就是拥抱生命,热爱生命,充分享受生命,是生命个体意识的彻底解放与真正觉醒。饮酒,使他的情感能量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也给他带来了超越时代的持久的生命力和广阔的襟怀、悠远的境界、空前的张力。这是一种特例。一般文人经历不着,即使经历了恐怕也做不到。


(2010年)



病床也是大学校


人的生命历程宛如单向行驶的列车,又似大江东去,是一次性的,一去不返,不可重复。而疾病又总是伴随着生命而来,接转着生命而去。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得好:“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因此,战胜疾病的侵扰,保持身体的健康,就成了终生的乃至永恒的课题。

这里的重要启示,是人在获得了生命之后,不能只是消费它,支配它,享用它,还必须时刻考虑到如何滋润它,培育它,调适它。因为一切事物都是有生有灭的,弄得不好就会得而复失,健康也不例外。特别是人过中年,生命旅程进入了事故多发期,肌体的各种零部件不断地出现破损,活力在逐渐衰减,或早或晚,总有那么一天,会像江淹的五彩笔那样,被“造化小儿”强制索回。

这原本是一个至为浅显的道理,可是,对许多人来说,尤其是那些长时期很少患病的人,却往往缺乏清醒的认识。他们存在一种错觉,以为自身体质绝佳,简直到了与病苦绝缘的仙家境界。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见到,有些人以自己的体魄健壮相标榜,拍着胸脯,吼着喉咙,津津乐道,简直是忘乎所以,结果放弃了对疾病应有的警觉。

其实,这是很不明智的。老舍先生讲过这样一番哲理性很强的道理:“楚霸王不害病则没得可说,一病便了不得。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然后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且至明过了度,忽然烧断,如百度电灯泡然。这个,照直了说,便是小病的作用。”

相反,倒是那些体弱多病的人往往寿命很长。这已经为日常闻见和专家考证所证实,比如美国一家保险公司就做过这样的调查。之所以如此,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主要在于体弱多病者自觉维护健康、珍惜生命、加意保养的意识比较强。他们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存在着弱项,于是,主动调理,时刻不忘自我保健;这样,在饮食、医疗、心理调适、生活规律诸方面,要比那些表面健壮、实则外强中干的所谓“硬汉子”科学、合理得多。其次,他们自知体质较弱,常常甘拜后尘,不去逞强、硬拼、“打肿脸充胖子”,不做那类超越极限、力不从心的冒险试验。这也就减少了许多风险,避免出现意外。再者,患病本身,有时也能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

患病,无疑是一件倒霉的事。但是,得过一场病,可以为自己挣得一份认识上、生理上的财富。只要能够正确对待,它就会产生一定的积极效果,那就是可以使人懂得一些生活的辩证法,增强对于灾难的预防能力、应对能力和承受能力。所以说,病床也是一座大学校。

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常常是认识得迟,却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往往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以惨重代价换得的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我在北京有一位朋友,前些年由于用脑过度、积劳成疾,患过一场大病,这个惨痛的教训,按说早就应该牢牢记取了;可是,痴情眷恋,爱书成癖,已经到了执迷不悟、之死靡他的程度,病势一经好转,便又故态复萌,有时甚至是变本加厉,结果,很快又旧病复发了。元代诗人聂碧窗有两句诗:“到底不知因色误,马前犹自买胭脂。”这是哀叹被掳少妇的。意思是,她在被掳途中看到有卖脂粉的,仍然要买,以便打扮得更漂亮一些,完全忘记了正是因为年轻美貌而惨遭劫掳的教训。寥寥两句,寄怀深远,语重心长。此刻,如果聂氏在侧,料应也会为我那位“书痴”文友,题上几句哀悯或者婉喻的诗句。

实际上,稍早一些的南宋诗人杨万里已经这样做了,只不过他写的是一首自嘲诗。题目比较长,把本事交代得很清楚—《淋疾复作,医云忌文字劳心,晓起自警》:


荒耽诗句枉劳心,忏悔莺花罢苦吟。

也不欠渠陶谢债,夜里梦里又相寻。


说是自警,实际上看不出来,倒像是自解自辩,结果只能是故我依然。人啊,人!就是这样麻痹,这样执拗,这样善忘。

今年,距离我那次做大手术整整十五年了。不久前,题写两首七绝以为纪念。题目是“晨起见手术刀痕有感”:


刀兵未见见刀痕,平地风涛险更频。

度尽劫波成妙悟:一重冰雪一重春。


留得刀痕似弹痕,病魔凶恶梦重温。

休矜老去顽躯健,岂有金刚不毁身!


(2008年)



散步的历程


散步是一件至为平常的生活小事,可它又是一个大题目,大到可以写一部专著,有许许多多话题可供研究、探索。比如,说到它的发展历程,就可以从古代的大思想家庄子写起。这位博学多才的老先生,好像一天到晚,总是自由自在,散步逍遥,一会儿与哲学家惠施悠然闲步于濠梁之上,一会儿又“游于雕陵之樊”,一会儿又“行于山中”,几乎随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而且,还不只是走走而已,还要把它提到“逍遥游”、“乘物以游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哲学高度来认识。

若是觉得单是中国还不够开阔,需要把话题泛溢到世界范围内,那么,自然会想到古希腊那个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理论学家亚里士多德创建起来的“散步学派”。在由他创办的吕克昂学园里,有着广阔的运动场和苍苍莽莽的园林。每次课业,亚里士多德都不是傲踞于课堂之上,翻开他的“高头讲章”条分缕析地讲起;而是倒背着手,在学园里散步,边走边教,学生就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听讲。当讲完一个问题时,就会问学生们“是否听明白了”,如果学生支支吾吾,答得不很爽快,没关系,那就再接着走,接着讲,直到彻底弄通为止。后来,欧洲的许多学者都效仿这种做法,于是,形成了著名的“散步学派”,也称为“逍遥学派”。

话题有点儿扯远了。看来,在这篇千字短文中,我只能收束笔墨,从个人角度说说散步的历程。我的散步,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年富力强,又正赶上大乱初治,心境比较闲适,工作压力不大,也不像后来对时间抓得那么紧,整天有大量的剩余精力,而我又不喜欢篮球、赛跑之类的激烈运动,更与象棋、麻将无缘,于是,便经常到户外闲步,倒背着手,边走边思考一些问题。遇到办事情,参加会,或者看节目,我也都喜欢徒步而行,没有车可坐,也不想坐车。至于晚饭之后,信步徜徉于林荫路上、湖畔河边,花木扶疏的庭园曲径,风俗画面一样的僻巷街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更是形成了习惯。有时,夜间读书、写作,感到头昏目眩,就寝之前,也要到院子里走上十几圈儿。回来后,带着几分凉意钻进被窝儿,很快便悠然入睡。

到了1983年,我从省城调到一个省辖市担任领导工作。身份改变了,散步方式也有了变化。因为经常熬夜,早晨不能起得太早,便由过去的每天凌晨散步改为步行上下班,同样是风雨不停,寒暑无间。如果时间充裕,我还会沿着街衢走下去,并不直接到单位或者径入家门。这种散步的特点,是紧密结合着工作。一是实地检验工作的成效,及时发现死角和薄弱环节。比如,你要查看街道卫生状况,或者了解市场供应情形,用不着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只要走街串巷,到各个角落里转一转,一切都了若指掌;当时市里提出治理大气污染,而一些单位的大烟囱却照旧排放出浓浓的黑色烟尘,不符合排放标准,若是看汇报表,全都“达标”了,可是,实地一看就露了馅儿。二是主动接触社会各个阶层,在散步闲谈中贴近群众。城区范围不大,上下班打个照面,事情就随便布置了,情况及时得以交流,不致上下壅塞,直到人家上访才着手解决。三是带便干些家务活,当时我经常做的,是买豆腐、油条、青菜,扔垃圾,取牛奶,等等。事项多种多样,目的都是附带办事。五年期间,除却下乡和外地开会,基本上没有间断过。

及至再度返回省城工作,吃住在机关,散步便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近年退出领导岗位之后,虽也同样是风雨不误地坚持散步,但从根本上说,是着眼于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随着年龄的增长,面临着健康的挑战,为了防止高血压、糖尿病、体重超标,每天都有意识地到公园里散步。同样是坚持不渝,但已失去了早年那种无拘无束的悠然、适意;也没有了每天都同大量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只是单一的目的—保证健康。当然,边走边想,考虑写作提纲,思索研究课题,这和从前没有变化。

三个阶段,三种走法。开始时可说是充满了情趣,多的是闲情逸致,随意地走,轻松地走,尽兴地走,无意其他,无顾其他,悠哉游哉,富有诗性;后来,徒步上班,也充满了乐趣,虽然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完全是发之于内心,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负担;现在,倒也满怀着兴趣,完全本诸自觉,但是,健康、健康、健康,成了内驱力、原动力。凡事一当高度自觉,怀着一种需求,一种功利性,往往就会丧失了诗性。因此,每当忆起当日那种优游闲步,就像追怀青春年少一样,不免滋生出一丝惆怅与惘然。


(2001年)



生命还乡的欣慰


每当我徜徉于大自然赐予的这一片敞开的大地上,总有一种生命还乡的欣慰与生命谢恩的热望。我把这种感觉写下来,于是,便留下了笔底心音。它是我在这自然的怀抱中居停的宣言书和身份证,是我探寻真源的心灵印迹和设法走出有限的深深的感悟。

“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这句诗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悠悠万物,生息繁衍,无始无终,作为个体的人却不过是匆匆的过客。而要使这短暂的居停超越瞬间走向永恒,就理应把存在审美化,使之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通过原一,大地与天空、神圣者与短暂者,四者统一于一”。由此,便产生了原根意义上的诗性。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与中华民族对于自然美的虔敬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相比。从庄子、屈原到谢、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诗人们一直行进在寻求存在的诗化和诗的存在化的漫漫长路上。这些诗哲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幅幅风景画,它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情绪,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它是人“诗意地居住”的情怀,是对自然的审美观照。

当我面对山川胜景时,前人对于自然的盛赞之情便从心中沛然涌出。这些美的诗文往往导引我走向那些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审美境地,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必然,探索内在的超越之路。于是,我“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脚踏在自在的敞开的大地上,一任尘封在记忆中的诗文涌动起来,同那些曾经驻足其间的诗人对话。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一束束性灵之光。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艺术之源。

当我沿着历史的长河漫溯,极目望去,也常常会感受到生命之重,前思古人,后望来者,天地悠悠,心潮喷涌。作为地球上的暂住者,我习惯于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色彩,尽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

站在大自然的一座座时空立交桥上,任心中波涛滚滚翻腾,那种凿穿了生命隧道的欢愉,那种超拔的渴望,飞腾的觉悟,走向自由、自在的轻松,又使我渐渐地有了对于儒、释、道以不同方式界说的“天人合一”的深悟。

当我仰望星空,俯瞰大地,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许多人生感慨就会从胸中涌荡出来。宣泄心灵深处的欢乐与悲哀、沉重与轻松,物我双会,见物见心,还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生命,这实在是一个召唤,一个诱惑。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读懂了许多作家,也读进了自己。青天云霞,让我看尽了女作家萧红的风景线,也隐约展现了自己内心的风景。绍兴沈园,梦雨潇潇,写下陆游一生“爱别离”、“求不得”的苦痛,半个多世纪的爱之梦和沈园那雅淡、萧疏的韵致,一起走到我的心灵深处,触发着我的情思。七夕牛女鹊桥会凄绝千古的动人传说和“巫山云雨”恍兮惚兮的爱情神话,同样是在自然中倾注心声,也使我情动于中,思与境偕。

当我行进在连天朔漠、茫茫瀚海之中,这些时间上悠远、空间上浩瀚的景物,往往成为可以与之直接对话的生命之灵,使你切实感悟到生命有涯而大地无涯。苍茫的大地托着浩渺的天穹,显得格外开阔,至此,才真正有了百年一瞬,万古如斯的感慨,才在灵魂深处与千百年前的那个声音和鸣:哀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

我也喜欢那些未经开发的、原始粗犷的自然景观,那里往往蕴藏着一种野性力量,一种蓬勃的生机,一种旺盛的生命活力。而当面对九寨沟的造化神工,又会忘情于清风白水般的自然天籁、荒情野趣。那淙淙飞瀑,飒飒松风,关关鸟语,唧唧虫鸣,那宛如娇羞不语、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笑靥的杜鹃花萼,那隐现在水雾氤氲的瀑面上,酷似七彩神龙夭矫天半的虹彩,那悬挂在枝头的一丝丝、一缕缕,随风飘荡,如新娘头上轻柔的婚纱的长松萝,那五角枫、高山栎、黄栌木、青榨槭的如霞似火、燃遍天际的醉叶,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都在人类感情的琴弦上奏起美妙的和声,不期然而然地淹入了你的性灵。置身其间,真如裸体婴孩扑入母亲的怀抱,生发出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宠,返回精神家园,与壮美清新的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

保护、珍惜大自然的这些恩赐,是我们“诗意地居住”的前提,是我们以性灵之光驱逐黑暗,让大地不再被遮蔽的路径。然而,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往往忽视和忘却了大地母亲的恩泽,疯狂地掠夺它,野蛮地践踏它。有朝一日,当大自然失去了青春、活力和平衡时,它会痛苦而愤怒地实行报复,从而使人类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我曾经对破坏大自然的行为表示愤怒,为那些戕害大地母亲也贬低自己的人感到耻辱。有时,我甚至想,假如工业文明的物欲满足是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那么,宁愿让自然美景再沉睡百年、千年,直到人类的“居住”真正成为“诗意的居住”。

无论如何,山川万物总是与我们同在。诗人何为?诗人使人达到诗意的存在。此刻,似乎读懂了庄子,又似乎与荷尔德林长谈,吟着他的诗句:“我们每人走向和到达/我们所能到达的地方。”


(1996年)



十载相交如水淡


在东方出版中心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忆起了与之十载交接的过程。

也许是偏爱吧,在我的几代书橱里,“上海版”的图书竟然占据了相当大的空间。尤其是东方出版中心,买书、读书之外,1998年以来,我还有幸成为它的作者。记得我们的交往始于一份约稿函。当时他们正在策划编印一套文化散文丛书,我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关于这部书稿,我有这样一个设想:通过诗、思、史的结合,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美感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心灵撞击力,把对往事的钩沉变成哲思、理蕴的意义追寻。散文中要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独特理解,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人性的认知,寻求一种面向社会、关注人生的意蕴深度。这样,就有望把读者带进悠悠无尽的历史时空里,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从单调的丛残史迹中获得诸多意蕴与情趣。

当我在电话中把上述想法向尚无一面之识的青年编辑张爱民陈述之后,立即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并提出一些恰中肯綮的建议。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也从中感受到编者的创新意识和较高的业务水平。尔后,《沧桑无语》的书稿写出来了,也仍然是邮件传递,时在1999年年初。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很快就印了三次;后来又再版、三版;而且,同台湾尔雅出版社作了版权贸易。这个期间,我又接到了责编的第二封约稿函,希望能提供一部以人生感悟、人性关怀为主旨的书稿。这样,《何处是归程》一书,又有幸在这里出版了。当时,一次签了两万册的合同。印出后似乎销售得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理想,但出版中心仍然严守信诺,及时而顺利地寄付了稿酬。尽管事情不大,但也标志着一种诚信,一种风范。相对于国内有的出版社,合同上分明写着“出书半年后寄付稿酬”,可是,现在已经过去了四个半年,仍然还是一毛不拔。也不说不付(因为没有理由),只是,不声不响,一拖了之。

在我的印象中,东方出版中心的工作效率和出书质量是很高的,编校工作十分认真。尤其是责任编辑,工作不厌其烦,非常负责任。两部书稿中许许多多地方,都曾被一一研索、叩问,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又能做到充分尊重作者意见,叫不准的地方绝不师心自用、擅加改动。此其一。

其二,风清气正,一切按原则办事。由于我身在北方,远离上海,除了与这位年轻的责任编辑通过多次信函、电话之外,再没有同出版中心发生过任何联系,至今我也不知道编辑部大楼是面南还是向北。他们着眼于书稿水准,至于作者生疏还是熟悉,到场还是不到场,全然不加考虑。说到这里,忆及一件往事。两部书出版后,有一次,主管编务的副主编和编辑室主任来到沈阳,闻讯后我赶往宾馆会见。因为两部书稿都是经过他们审定的,自然心存感激,倍觉亲切;然而也只是欢然道故,既未想到送点什么礼品,甚至也没有请他们品茶、吃饭。尽管是天性使然,但过后,我仍是觉得有些歉疚。当我在电话中表达这层意思之后,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认为一切都纯属正常。这使人记起一句老话:“始信今时有古风。”两部书的出版,出于同一位责编之手,直到前年我出席华东师大举办的文学活动,我们才在上海锦江饭店见上一面,此外,也再没有其他往还。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样就有了第三条,编辑、作者之间,相知相重,守信重义,结下了深厚情谊。每当忆起这十年岁月,都觉温馨、清淳,余韵悠然。其实,若说是“没有其他往还”也不尽然,三十年来,他们出版了大量文史类优秀图书,我不时地去信索取,总能如愿以偿。记得,一次我从南美访问归来,应南开大学文学院之邀,准备给研究生做一场《关于拉美作家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的讲演,急需一本美国作家莫内加尔撰写的《博尔赫斯传》,知道1990年代东方出版中心印行过,但已过去十多年了,恐怕早已无从查找。谁知求助的电话打过去第三天,我的责任编辑便把书寄过来了。一时大喜过望,真是说不出的感佩。

列宁有一句名言,开展纪念活动,“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前路正长,任重道远。鉴往以知来,我们有理由确信,她一定能够依靠其强盛的人才资源,发挥特有的优势,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在新的三十年中创建更加辉煌的业绩。


(2008年)



华发回头认本根


友人S君送来散文集《山野菜》的书稿,让我在前面写点东西。翻看一过,我随手题写了一首七绝:


岁月迢遥浣旧痕,山蔬野簌寄情温。

生涯亦有鸿泥感,华发回头认本根。


三十六年过去,也称得上“岁月迢遥”了。那时,我在一家报社担任副刊编辑,经常接触到一些文学青年,S君就是其中的一个。

记得是秋初的一个傍晚,我刚从抗洪前线采访归来,还没来得及换下溅满泥浆的衣裳,便被几个文学爱好者拉进一间小饭馆里。一盘煎鸡蛋,一盘炒黄豆,一碟猪头肉,一碟萝卜丝,就着一壶烧酒,大家海阔天空地神聊起来。唯有这位S君,虽然年龄和我们相仿,不过二十几岁,却显得有些落寞寡欢。不知是出于情怀内敛,还是因为初次见面眼生,他既不作兴喝酒吃菜,也很少插言,只是枯坐在一旁,一个劲儿地吸烟。

分手时,S君交给我新近写成的两篇千字散文。回去看了看,都是真情灼灼,清新雅致的。几天过后,就相继地刊载在副刊上。尔后,他还到我的办公室访谈过几次,除了诗文创作,也涉及一些人生感悟。十年浩劫中,我们虽然也曾多次见面,但是,再没有唠起过文学的话题,创作更是无从谈起了。

近些年,我和S君时散时聚,有分有合,工作的接触很多,谈论文学的事儿却极少。日前,突然收到他的散文书稿,附信说还有一部诗集也将付梓,这倒使我有些“惊诧莫名”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他的创作才能持怀疑态度,相反,以其当日的文学造诣、感悟能力、表现功力来说,出散文集、出诗歌集都是意料中事。我之所以惊异,是他长期供职党政机关,多年从事秘书、行政工作,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判袂分襟了;谁料,几十年来,竟然旧怀难忘,情有独钟,独抱幽香,“珠胎”暗结,直至产下一个又一个“宁馨儿”!

其实,细想一番,倒也顺乎自然,符合逻辑。“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语)。文学这种东西极富魅力,一经染指,往往终身难于废弃,有时魂梦相随,纠缠如藤萝绕树,狐媚附身。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的咏叹。而不事张扬,闷头去做,见真本领,练硬功夫,又恰是文友S君长期铸就的性格特征。所谓“艺痴者技必工”,难怪他能爆出这个“冷门”。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记忆是昨天与今天的对接,对每个人来说,追忆童年都是充满情趣的。《山野菜》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抒写了童心、童趣,亲情、乡情,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读着读着,我就被带回到悠远的故乡、久逝的童年。我和S君有着相似的经历,都是生于忧患之中。30年代末期的东北农村,兵荒马乱,蒿目时艰,使我们都变得性格内向,趋于早熟。

当然,再凄苦的童年,也总能从亲情、乡情中获得一丝丝的慰藉。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就立刻有了安全感、温馨感。而故乡是放大了的母亲的胸怀。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总是“人情恋故乡”的。这样,童年、母亲、故乡,便三位凝成一体,织就了一片难剪难理的亲情网,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做着凄婉而温情的梦。纵然鲜活的岁月板结成时间长河中陈旧的化石,它们也没有因之而淡化、消解,反而在一定的触媒催化下,历久弥新,经过重新整合,往昔沉淀在记忆中的欢欣与适意,遗憾和惋惜,都一一浮现出来。

本来,随着阅历的增加,世事的濡染,环境的变迁,昔日的童心、逸趣难免涣然冰释,情怀会逐渐地变得粗糙,心中会长出一层层的厚茧。而在S君的笔下,却至今仍能流泻出一些充满情趣的文字,“不失其赤子之心”。作为一个走上领导岗位多年的文学爱好者,这是难能可贵的。不难想见,为此,他要超越几多心理障碍,克服多少实际困难啊!

我以为,为文与从政的矛盾,固然首先反映在时间、精力方面的冲突上。但这还不是根本的障碍,最主要的在于两者在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的要求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对于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积累如何,材料的丰富与否,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是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

每当谈起这类话题,我们往往都生发出一种悟道太迟、为时已晚的感慨。这里,固然包含着对未能及早踏上“专业”途程的怅憾;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对韶华虚掷、老大无成的愧悔。比起生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年轻一代,应该承认,我们那一代人的时间,确实是浪费得太多太多了。无休止的批判,不间断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的大“革”文化的“命”,朝朝暮暮,月月年年,我们做了多少于国于民并没有实际价值、自己也毫无兴趣、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勉强应付的事啊!

宛如白驹过隙,生命是匆促的,每个人都在一天天地接近“没有明天的一天”。我们曾经拥有过,却没有办法留往它。在充满偶然性的选择之中,我们丧失了宝贵的无涯岁月。于今,就像流行歌曲中所唱的:再回首,泪眼蒙眬;再回首,恍然如梦。当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谒见马克思的时候,该如何向他递交那份人生的答卷呢?有没有勇气重复中学时代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我们既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

古人说,人生过后方知悔。人在小时候谈不上有什么悔,因为阅历简单,参照物不多,没有什么可以追忆和反省的内容;而且,即使发现某些缺憾,总会觉得来日方长,尽多追补的余地。悔,是从对比、追忆、反省中派生出来的,悔是成年人的专利。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人到老年,与其伤逝感旧,在痛苦的追忆中重拾青春的流韵,莫如珍惜有限的光阴,实施有效的补偿,做一些符合平生志趣、过去却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畅怀适意地去做的事情。

当年,诗圣杜甫在五十三岁时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苦吟,似乎为时尚早。而我们,都已过了花甲之年,已经或者即将离开工作岗位,进入退休行列,正好由此进入一个自在自如的境界,获得回归自我,回归本位,或者说“华发回头认本根”的机会。

对于早年曾经做过“文学绮梦”的我们来说,“本位”或者“本根”是什么呢?说得简捷一些,就是静下心来多读点书,多写点东西。这样,我们就将面临着一个新的开始。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如此说来,确实又并不存在一个“晚”的问题。


(1998年)



因蜜寻花


高尔基有一句名言:“艺术家创造艺术的真实,像蜜蜂酿蜜一样;蜜峰是从各种花里一点一滴地采集最必要的成分的。”

典型化的东西,无疑比生活原型更集中、更完美、更动人,但是,“美物者贵依其本”—人们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往往对其据以产生的生活原型也特别感兴趣,正如人们不仅食蜜还要赏花一样。看过《红楼梦》之后,读者都还愿意了解一下曹雪芹的身世及其有关传说;山东阳谷县的狮子楼、景阳冈等遗迹,并没有因为有了《水浒传》而无人问津,相反地,地以文传,它们倒是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正是这个道理,使我怀着浓烈的兴趣,在绍兴寻访了鲁迅先生笔下的风物人情。因为先生一生中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是在绍兴度过的,许多小说、散文都以这里为背景。

过了轩亭口,走进东昌坊口的都亭桥、覆盆桥一带,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颇具地方特色的河网、拱桥、黑漆门、石板道,遍布街头巷尾的酒家、茶肆、寺庙庵堂,穿梭般往来的乌篷船、白篷船,以及圆顶、卷边,别具一格的黑毡帽和生动有趣的方言、“炼话”,耳目所及,都觉得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尽管我到这里来还是第一次。

穿过两扇黑漆石库门,走进了一座江南特有的那种深宅大院,眼前现出一幢中式的二层楼房,石板台阶,白色花格门窗,前后都有石板铺就的天井。1881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就诞生在这里。岁月奄忽,时移事异,于今,从深邃的庭院中已经难以看出这位旷代哲人成长的足迹,但是,我还是久久地驻足其间,情怀依依,流连忘返。

庭院后面,有一个约为两三亩的菜园,便是先生称之为“儿时乐园”的百草园。现在,“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还在,那堵先生小时候常去捕捉蟋蟀的泥土短墙也大致保持着当年的旧貌。我凝神摹想着—

夏日,那个机灵、好动,被称为“胡羊尾巴”的少年鲁迅,怎样攀上爬下,摘取紫红的桑葚和覆盆子,哪一处的土墙因为拔取何首乌而坍毁下来;

大雪天,他如何同闰土一起,扫开一块雪地,支起大竹筛子捕鸟,怎样从筛子下面把白脸颊的张飞鸟抓出来,装进麻布口袋里;

长得又矮又胖的长妈妈,坐在哪个地方给他讲述太平军的故事,那条很大的赤练蛇,还有美女蛇,是从哪个方向“沙沙沙”地爬过来的,那蓬乱的草丛还会不会藏有老和尚的飞蜈蚣⋯⋯

一切都默然了。带着无从索解的遗憾,我在百草园中往复徘徊。

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先生以中年怀抱追忆了童年的般般往事,再现了当年生动逼真的生活图景,使我们看清了在接受传统文化的陶冶的同时,儿童生命固有的活力,任情适性的纯真,以及人的生命的本性,如何在成文的教本和不成文的风俗的包围之下,遭到肆意的摧残。

离开百草园,向东走出三百多步,穿过一道南北跨河的石桥,从一扇朝北的黑漆竹丝门,进入了“三味书屋”。这个“三味”,有人引述宋人李淑的《邯郸书目》:“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加以解释,并以书屋里挂着的对联为证:“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也有人认为,“味”即吟咏玩味,“三味”就是反复寻绎的意思。我也没有去细加研索,只是细心地看那幅代替中堂的《松鹿图》,还有先生用过的刻着“早”字的书桌,和后来在文章中提到过的已有百余年寿命的蜡梅树。

出东昌坊口北行不远,便是坐西朝东的长庆寺。这里的当家和尚龙祖,曾给少年鲁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先生还写了一篇《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散文,热情地赞扬了这个“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不守清规的龙师父,生动地描绘了他的叛逆性格和生活情状,有力地揭穿了那些“佛门弟子”、“道学先生”的虚伪本质。

土谷祠在长庆寺的斜对面。这里,过去除了农历四月十四土地神生日领受一些香火外,平时总是冷冷清清的,于是,便成了一些无家可归的游民、乞丐的栖身之地。据导游员介绍,当时有个叫“谢阿桂”的,原本住在戴家的一间房子里,由于名声不好,被房主赶了出去,只好住进了土谷祠。他经常在外面打短工,帮人家推磨、舂米。却又不好好干活,沾染了一些流氓习气,后来变成了半工半偷、游手好闲的人。谢阿桂也做些旧货生意,有时还替一些破落户子弟代卖几件古董。一天晚上,他悄悄地来到鲁迅家里偷东西,被人发现了,由于在这里做过短工,门径熟悉,翻墙跑掉了。

谢阿桂有个邻居,名叫戴阿贞,住在土谷祠隔壁的穆神庙里。原以打更为业,后因吸食鸦片成瘾,穷困潦倒,也干些偷窃勾当。两人可说是“难兄难弟”。解放前夕,许广平先生来土谷祠参观,听了人们的介绍,无限感慨地说,似乎在这里“更亲切地找到了阿Q的所在,仿佛此中有人,呼之欲出”。我现时的感觉,也正是这样。

中午,我们特意安排在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描写过的颇具古风的咸亨酒店用饭。酒店坐落在东昌坊口西首路北,至今还保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旧格局:两间门面,屋檐下悬挂着一块写有店号的牌匾,柜台的青龙牌上直书“太白遗风”四个大字,店堂内挂一幅醉后狂吟的李太白的画像,曲尺形的大柜台,朴拙的陶制酒坛,铁皮制作的温酒爨筒⋯⋯这一切,使我忆起了孔乙己及其所处的时代。

据说,这类小酒店的主顾,当时多是锡箔工人、搬运工人、船工、车夫一类“短衣帮”,穿长衫的读书人是很少光顾的,只有“三味书屋”的塾师寿镜吾先生例外。但是,他也总要避着学生,一进店门,伙计们便主动招呼:“二老爷,里面坐。”马上给他温好半斤老酒,放在桌上,他便随手摸出八个铜板偿付,再买一个铜板的茴香豆。

听着导游的讲解,我急着问道:“那么,孔乙己的生活原型究竟有没有呢?”

“有的。鲁迅有个邻居,人称‘孟夫子’,很喜欢喝酒。早年在周氏私塾中帮助抄写文牍,后来穷途末路,衣食无着。一次,溜到书房里去偷书,被人抓获打残了腿,只能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靠两手支撑着身子向前挪动。他常对人说:‘窃书不能算偷。’鲁迅就是以他为模特儿,并杂取多种人的特征,塑造了孔乙己这个艺术形象。”

我们也学着绍兴人的习惯,在曲尺形的柜台旁,买了一爨筒绍兴老酒,外加一盘茴香豆、一盘豆腐干,坐下来慢慢地吃着,谈着。绍兴老酒为全国八大名酒之一,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从唐代起,就被列为贡品。当地朋友介绍,这种酒色、香、味俱佳,而且,有特殊的滋补功能。它不怕放,越陈越红,越陈越香,越陈越醇。陆游诗中“莫笑农家腊酒浑”、“一杯放手已醺然”,说的都是这种绍兴老酒。

这就更增添了我的兴致,尽管平时滴酒不沾唇,此刻,我也喝了小半碗。带着微醺,乜着双眼,注意观察店内的其他顾客。许多人都戴着黑毡帽,和鲁迅笔下的“紫红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的农民外形相似,但闰土、阿Q那种打短工的,恐怕难以见到了。

这时,邻桌一个中年汉子,见我们四下张望,以为要买东西,便主动过来搭话。原来,他是到市外贸公司联系“绍兴腐乳”出口生意的。说着,便送过来几块红色和淡黄色的“绍兴腐乳”,请我们品尝。我尝了一块,说:“早就听说过这种绍兴特产,果真是醇香可口。”他听了更加得意,眼里闪着亮光,口若悬河地滔滔地讲了起来:“这种腐乳是用清澄甘洌、含有矿物质的鉴湖水,以绍兴老酒作辅料做成的。当年曾经在巴拿马赛会上夺得奖章。现在,除了畅销国内市场,还销往港澳、东南亚、日本和美国。”俨然以大老板的身份出现。

我想象不出来,如果鲁迅生活在今天,那么,活在他笔下的又将是一些什么角色呢?


(1985年)



遗爱长存


四十余年倏忽而过,中学的执教生涯在记忆中早已淡如春云,唯有一件小事却终生难以忘怀。

我讲授的第一课是老舍先生的《我热爱新北京》。教导主任是我的老校友,事先郑重其事地嘱咐说:上好第一课至关重要,要投入足够的精力做好准备。直到上课前,他还叮嘱我:稳住架,不要慌;切记按时结束,绝对不要“压堂”。说着,从腕上摘下了手表,放到我的粉笔盒里。

走进教室,我扫视了一下全场,几十名学生坐得整整齐齐,静穆无声,最后一排坐着语文教研室的几位同事。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我便很快地进入正文。除了按照教案认真讲解课文之外,我还对作者的生平、北京的历史作了重点阐释。尽管其时我还没有到过首都北京,对老舍先生更是素昧平生,但我讲得还是绘声绘色,自认生动感人。

特别是讲到龙须沟,因为我事先看了老舍先生的剧本,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我还把剧中人程疯子的快板大段大段地背了出来:


给诸位,道大喜,人民政府了不起。

了不起,修臭沟,上手儿先给咱们穷人修。

请诸位,想周全,东单、西四、鼓楼前,

还有那,先农坛,五坛、八庙、颐和园。

要讲修,都得修,为什么先管龙须沟?

都只为,这儿脏,这儿臭,

人民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


我说,老舍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写了一辈子北京,他对北京的感情极为深挚。他在1936年写过一篇《想北平》的散文,说:“真愿成为诗人,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血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俊伟。”十五年后,他又写了这篇《我热爱新北京》,将解放前后的北京加以对比,一个“新”字道尽了北京的沧桑巨变,也写出了作家对新中国的首都的炽烈深情。

我就这样,漫散着讲述了我的观感、体会,完全模糊了时间观念,更忘记了看上一眼粉笔盒里的手表,以致外面响起了下一节课的上课铃声,我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啊讲。结果,回去后被教导主任“训”了二十分钟。多亏几位同事在一旁大力为我解围,肯定我的课文讲解内容充实,生动感人。

过后,家住北京的朱老师告诉我,老舍先生的住所在灯市西口,属东城区;并不在南城。原来,我从课文中“南城有条龙须沟”,“我亲自去看过”,想当然地认为作者必定住在它的附近,结果犯了常识性错误。从此,我就产生了一定要去灯市西口看看老舍住所的愿望。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到了北京,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一直未能如愿,但它在我的心目中却是活灵活现地矗立在那里。我想象这所宅院一定很大。因为老舍写于三十年代末的一篇散文中,曾经谈到,他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有客厅,里面摆放小桌和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有一间书房,两间卧室,放上极大极软的床,有一间客房、一间厨房、一个厕所;还要在院里摆上金鱼缸,挂起蝈蝈笼,还要有足够打太极拳的场所。

我猜想,先生的宅院里,一定种植很多花草果木。因为先生实在是太喜欢花了,几乎每篇文章里都要谈到。他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他说: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它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有益身心,胜于吃药。

斯人已殁,风范长存,瞻谒先生故居成了我的一个情结。今年适值老舍先生百年诞辰,从新闻报道中得知,早在1997年7月,老舍夫人率子女已将故居捐献给国家,并由北京市投资进行了修缮,在今年二月初正式对外开放。一个风日晴和的午后,我顺着王府井大街南行,找到了灯市口西街,前行不远,再向右手一拐,就进入了丰富胡同。两侧的山墙都是水泥罩面,地面也都有柏油铺垫,干净确是干净,只是怕已泯没了当年的旧观。

据《燕都游览志》记载,灯市口一带“衢中列市棋置,数行相对,俱高楼,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市廛中“凡珠宝玉器以逮日用微物,无不悉具”。此间,明清时期由于是著名的灯市,夜里观灯,日里卖灯,因此最为繁华、热闹。现在这一带,高楼栉比,繁华依旧,只是灯市不见了,已为滚滚的车流和潮涌的人流所代替。好在丰富胡同这条小巷还十分僻静,来往的人不多。

老舍故居在小巷西侧,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像它当年的主人一样,朴素得很。进得门来,右侧有一面不大的照壁,整个院落整洁、雅致,但比我想象的要小一些。先生在日,院中种满了花草。虽然名贵的不多,但东风吹过,照样开得云霞灿烂。天井中,先生手植的两棵柿树,如今依旧绿叶纷披,只是树下再也见不到主人那慈详的身影了。

故居共有十九间房屋,展室中陈列出万余件藏品,包括十九卷《老舍文集》、书画、生活器具、衣物和先生各个时期的图书资料。主房照原样保留了先生的卧室、书房和客厅,床上还散放着先生当日摆弄过的扑克牌。各种陈设都是极为简朴的,没有任何豪华、奢侈的用具。书房里摆着一个大理石面的书桌,上面存放着文房四宝。客厅不大,却也非常朴素、典雅,展厅中陈列了先生在此接待包括周总理在内的许多知名人士的照片。这使我想起了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警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也正是在这个小院里,先生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珍贵无比的文学遗产。共和国成立后两个多月,先生就从香港回到了首都北京。从1950年搬到这里,直到1966年8月23日含冤谢世,再没有迁出过。十六年间,他在这里写出了《龙须沟》、《方珍珠》、《茶馆》、《西望长安》、《神拳》、《正红旗下》等二十多部剧本、小说以及曲艺、散文、诗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作为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的艺术深深植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他的作品融平民意识、现代意识、地方色彩和执着的文人气质于一体,那种具有悲剧性的幽默风格,尤其为中外读者所深爱。

十多年前,为了寻访先生的“终焉之地”,我曾专门跑到德胜门的西边,去找太平湖的那个偏僻的小公园,可是,已经满目皆非了。先生当日沉身的后湖填平了,成为地铁的机务段,外面套上了一列围墙。

我忽然想到,先生于1938年曾经说过:“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先生是真正“尽责”了,可说是“鞠躬尽瘁,死尔后已”;可是,我们却未能为他立下一块短碑,因为不知他的骨灰撒落何处。

归途上,满怀抑郁的心情,不禁对着高高的德胜门慨然浩叹:“彼苍者天,曷其有极!”当然,就逝者本人来说,这也许无关宏旨,—千秋自有丰碑在,他早已活在世代人民的心中。但对于活着的人们,是每当想起来都要锥心刺骨的。⋯⋯

不知不觉,三个小时过去了,马上就要闭馆。在即将离开小院时,我站在两棵柿树中间,请人为我留了影。尔后,还依依不舍地在树下盘桓,一面亲切地手抚着光滑的树干,一面默默地记诵着《诗经·甘棠》篇的名句:“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同样,我们所有前来瞻谒老舍故居的观众,也会永怀先生的遗爱的。


(1999年)



人天永绝 长歌当哭

        —沈延毅先生十年祭


公卓老人离开我们已经十个年头了。一直想写点纪念文字,可是,十年生死茫茫,提起笔来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只要提起沈老,人们首先想到的,他是名重当时、泽流后世的书坛一代宗师,这是确切无疑的了。其实,要论诗才,在现当代的旧体诗家中,堪可比肩的大概也不会太多。套用袁简斋咏叹王右军的诗句,似乎也可以说,“书名太重诗文掩”了。

大约是1980年的春天吧,一次参观“地方、军队老同志书展”,在留言簿上我即兴题写了两首七绝:


翰墨辉光映绮霞,宗王范柳各名家。

毫端饱蕴腾波势,临镜何须感岁华!


山惊海立字如人,虎顾鹰瞵力万钧。

戎马平生存浩气,纵横墨沈写尧春。


沈老看到了,当即约我到堂上一叙,地点似乎是在友谊宾馆。他的名气,在我早已如雷贯耳,只是未得识荆,缘悭一面,这次有机会接谈,藉聆清诲,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但也夙闻先生俯视侪辈,多否少可,口无遮拦,不留情面,心里又有些打怵,后悔不该信笔涂鸦,以致招惹祸端,真是“烦恼皆因强出头”啊!

落座之后,首先说了一些闲话。当得知我新从营口市调来,老人便亲切地开着玩笑:“原来你也是一个‘盖篓子’!”—这是先生对盖州同乡的一个习惯称呼。(其时盖州已划归营口市管辖。)这么一来,便把我的拘束、紧张的心情缓和了下来。他的个头很高,面容略显清癯,嘴里叼着个大烟斗,两只臂肘架在座椅的把手上,腰杆挺得直直的,矍铄中透着一种傲岸之气。

这一天,老人的兴致很高,同我谈了盖州历史上的许多诗人。正是从他那里,我才知道金代著名文学家王庭筠原来是熊岳城人。近代以降,他重点谈到两位,一为蒋荫棠,即流传广远的名歌《苏武牧羊》的词作者,是公卓老人的业师;另一位是乡先辈于天墀,我从沈老的记诵中录下了他的一首七绝:


爬沙响处费工程,隔岸遥闻下簖声。

毕竟世间无辣手,江湖多少尚横行!


我喜欢它的借题抒愤,别有寄托,后来引进我的一篇散文《捕蟹者说》里。

过了一段时间,承一位文友告知,沈老写了一首《祝贺女排获冠军》的七古,堪称旧瓶盛酒、熔铸新辞的范本。我想一睹为快,便再次登门过访。不料,老人却一个劲儿地摇头,连声说“不怎的,不怎的”。看来,这天他的情绪不怎么好。一见面,他就对着我(仿佛我就是他所批判的对象),愤然抨击时下的书风,说书法艺术本是圣洁无瑕的,可是,在有些人手里,却成了捞取名利的资本,甚至造作事端,吹生嘘枯,招摇过市;还有的受外面浮靡之风的影响,书体追求怪异,脱离汉字规范,弄得非今非古,非书非画。这时,我才发现外面客厅里还坐着两个不相识的人,据说是远道前来求字的,旁边还放了两个礼品盒。这次没有多谈,我就回去了。

三年后,我奉调回营口市任职,前去辞行时,给老人带去了两条家乡产的“营口”牌香烟。他说:“今后你再来看我,不要破费很多钱买东买西,非得要带的话,弄上几斤盖州产的小米或者玉米小子,就满好了。”我见他已经磨好了墨,正准备写字,不便多所打扰,就起身告辞。他拉着我重新坐下来,顺手从桌子上扯出一张纸片,略加思索,用大狼毫记下了几行小字,然后又圈改了两处,认为满意了,就在一张四尺长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一挥而就。

先生作字,悬腕竖掌,中锋行笔,指、腕、肘并力于毫端。据说,老人年轻时,曾有幸拜识旅居大连的康有为先生。南海书艺格调超拔,兼容汉魏,在清末书家中独树一帜。他从南海挥毫作字中体悟真诠,经过简练揣摩,谙熟于心,遂使茅塞顿开,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书体风格。他勇于创新,不袭窠臼,以行书来写魏碑,同时杂糅汉隶,熔碑帖于一炉,雄健中显现蕴藉、温雅,峻劲挺拔,拙媚相生,非常耐人寻味。欣赏先生的法书,实是一番难得的高品位的审美艺术享受。

这天写的是一首五言绝句:


虎跃龙腾志,天空海阔心。

身经无量劫,一笑过来人。


下面一行小字,是“充闾小棣有行赋此志感”。

我真是喜出望外,回去后便把它细加装裱,多年来一直挂在床头。旁边还有一张著名作家、诗人汪曾祺先生赐赠的条幅,题的也是一首诗:


红桃曾照秦时月,黄菊重开陶令花。

大乱十年成一梦,与君安坐吃擂茶。


我觉得,作为“过来人”,两位老先生的诗作似有翕然相通之处,所谓“君子安时,达人知命”是也。朝夕晤对,不独是绝美的艺术欣赏,在处世做人方面也是受惠良多的。

在我的印象中,公卓老人平日十分关注艺术人才的培养和古代文物的保护。我回营口工作五年间,先生曾五次驰函,都是用毛笔郑重书写在十六开、八行的红栏信笺上。除了一件是告知应盖州之邀,拟择晴暖之日回乡一游,借以开拓胸襟,兼作养生计之外,其余的四件,有两件是为盖州籍的八十高龄的专工画虾的民间艺术家刘林泉“说项”,嘱托我多多予以关注和支持;有一件是请托为营口市内一擅长木版雕刻画的纪姓待业青年开设美术社解决租房舍、办执照等实际问题;还有一件长达五页的专函,要求市政府立即制止拆动重修国家级文物盖州玄帝庙,言辞激烈,义愤填膺。信中说:


他们居然违反文物法规,无视乡土耆老和地方负责首长的意见,可谓大胆已极。现在,我已怒不可遏。我从学术权威的角度,以一省政协常委的身份,尚有提意见之权。吾弟为我文学忘年小友,希望破除旧习,放胆直呼,为家乡做一件大功德事也。


1988年5月,我到省委宣传部任职,担起了更重的担子。这天,我专程前去看望公卓老人,他显得很兴奋,在谈论了有关文艺系统特别是书法界的情况之后,老人拂纸挥毫,书赠两条前人咏竹的对联:


未出土时先有节,

及凌云处尚虚心。


有期许,有勖勉,寄怀深远,极得风人之旨。

先生是性情中人,火暴脾气,诗人气质,从不掩饰个人观点,也不太考虑谈话方式,有时意气不合,即训詈交加,尤以晚年为甚。这是凡接触过沈老的人都晓得的,今日也无须“为贤者讳”。对我,应该说是十分客气的了,但由于有些事情受种种原因限制没能达到他的要求,也曾遭到老人的训责,但我一般都不予辩解。一则考虑到老人已过耄耋之年,不忍心惹他气恼;二则他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耆宿,而且远离世务,不了解形势的变化,我们应该多加体谅;特别是念及老人对我的一贯垂青,实在是铭感五中,即使再怎么不快,也就淡然冰释了。

这类情绪反映,大多还属于外在表现,在我看来,作为诗人与艺术家的卓翁,肯定会有更为丰富、繁复的内心世界。这在先生早年的诗作中,已经有过充分的揭橥。1936年,妻子孔韵书女士病故后,先生吟七绝十六首,痛赋悼亡。其二、其三云:


泪透青袍泪亦枯,思量往事转模糊。

挑灯记唱招魂句,日夜魂归识也无?


误我文章我误卿,小坡[注]空负旧才名。

无端梦冷香云散,肠断春风是此生。

[注]小坡,指苏东坡之子苏迈,人呼之曰小坡。此乃作者自况。


三年后,又有《临归京前一日赴松坞展拜先慈墓怆赋志哀》五律二首,其一云:


买纸东门市,独行近午辰。

登车难遏泪,近墓倍伤神。

运会遭时厄,遗忧在境贫。

儿心今已碎,诘旦仍风尘。


境真情切,语语悲怆,令人感同身受。

1956年,沈阳市文史馆迁入张汉卿将军旧宅,俗称为小姐楼。抚今追昔,不胜沧桑之感,先生吟咏三首七绝以纪之。其一、二云:


香艳人传赵媞楼,当年雅韵亦千秋。

而今文史开新馆,海上将军已白头。


公孙两世据辽东,海表雄图往事空。

剩有嵯峨辕邸在,小楼一角日初红。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老人后半生的情感世界又如何呢?这在先生后期的诗文中绝少流露。我曾试图通过日常的接触,悉心探求老人的感情波澜和心理脉络,由于他不太喜欢深谈,心扉固闭,同样所得无多。

有一点是明确的,老人的心性一直是蓬勃向上,迄无衰飒之气。进入八十高龄之后,还曾以“天行健斋”四字额其居所,寄托其老有所为,自强不息的衷怀。并题诗云:“素缣安得三千丈,再卷云烟数十年。”可谓豪气冲霄,老当益壮。不料过了望九之年,体质便明显衰落,终至一病不起。尽管以九十晋一的遐龄溘然仙逝,得享上寿;可是,我却总还贪餍不足,觉得以先生之诗文造诣和炉火纯青的书艺,应该再假以十年二十年,以尽展其卓智长才。

际兹十年忌日,谨吟四首七绝,长歌以当哭耳。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注]沈老墓在盖州青石岭侧。


书当快意常收尾,人到相知易别离。

解得庄生参悟语,浮槎终有落帆时。


想见先生旷世姿,弦歌绛帐最堪思。

临风不待山阳笛,独对沧桑唱旧词。

(此首系集公卓老人诗句)


(2002年)




营川双璧

近日,连续梦见陈怀和吕公眉先生。—这两位老诗人,十年间先后作古了。

我同文友们谈起做梦一事,说,有的书上讲,少年情事入梦,说明心态还很年轻;那么,反过来讲,常常梦见老人,是否就意味着心境已经衰颓了呢?他们说,那倒未必,你做这类的梦,也许和你近日想的做的事情有关。我觉得,这话有一定根据。前些天,《诗刊》一位编辑来信约稿,说:“我们刊物上还没发表过你的诗章,如果没有新作,前些年写的也可以。”于是,我就从80年代以来写的一些旧体诗词中拣选出十几首寄了过去。自然,也就忆及写作当时的情景,忆及十多年前供职营口的时光。

营口是我的旧游之地,在这里我度过了大部分的青壮年时代。兴于斯,困于斯,歌吟游钓于斯,这里有许多知心文友,分手之后,时时忆念着他们。一千七百多年前,曹丕给友人吴质写过一封真情灼灼的信,开头就说:


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


我觉得,这番话也正是我现在想要说的。只不过“别来行复四年”,远远地不止了。

营口地处辽南腹部,正当辽河的入海口,经济、文化发达,人文荟萃,我很喜欢它的环境。中间出去过几年,1983年春又重回旧地,有机会同这里的许多诗人、学者常相过从,谈诗论道,同时参与筹建了“金牛山诗社”。诗社开展了多项有意义的活动,其成员写下了为数可观的华章,成为当时全省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诗社之一。我有幸躬逢其盛。忆及当日游处,与曹子桓所写到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略相仿佛。后来,虽然因为工作调动离开了那里,但是,联系始终未断,当日那种诗酒谈欢的繁兴景象,至今还彰彰在目,时萦梦寐。

我以为,大凡一个地区要在艺术或学术方面形成一种气候,一种氛围,一般需要具备下述一些条件:文化土层丰厚,人文积淀较深,而且有几位声名卓著的作家、艺术家或名流、学者;周围聚集着一大批钟情文化的积极分子;同时,又有一两位有影响、有实力的内行的当政者予以热心倡导,鼎力支持。当时的营口地区,大体上具备了这些方面的优势。

这里,除了有一支学养深厚且又热心诗艺的老中青三代的文学队伍,还有两位文名夙著、颇孚众望的诗人、学者:一位是陈怀先生,他还是著名的书法家;另一位是豹隐城隅的吕公眉先生。两人年岁仿佛,都是在学校任教,50年代都曾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而性格、情趣却各具特色,被当地报刊誉为“营川双璧”。

记得是1984年的三月上旬,一个天宇晴朗,东风劲吹的星期日,市里在体育场举行城乡风筝大比赛。场上,几百只各式各样的风筝,漫天里飘浮着,吸引了成千上万观众的视线。一些热心捧场的中小学生索性跟在放风筝人的后面,欢呼着,鼓噪着,雀跃着。我忽然发现,已经年届古稀的陈怀先生,也杂在人群中间,随着风筝的上下飘浮,在场上往复走动,时而开颜逐笑,时而指指点点。我怕他过于劳累,便吩咐工作人员请他到看台上来就座,喝杯茶水,休息休息。

先生个头不高,精神矍铄,黑红的脸膛,头发略显花白,两眼闪着熠熠的光。一身合体的西装更使他现出干练、潇洒的姿采,只是,头上那顶绒线编织的便帽,稍稍给人一种不甚谐调的感觉。他向在座的各位颔首致意之后,便找个位置坐下,然后,很有礼貌地把帽子脱下来,放在手里。

我把一杯茶水送到他的手里,笑着说:“不有佳作,何申雅怀?”他随口接上:“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周围的两位文友听我们俩在那里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轰然笑了起来。

这天,应《营口日报》记者的邀约,我以风筝比赛为题,写了两首七律。其一云:


的是今春乐事浓,花灯赏罢又牵龙。

千般妙品争雄处,万丈晴空指顾中。

兴逐云帆穷碧落,心随彩翼驾长风。

只缘寄得腾飞志,翘首欢呼众意同。


先生看了,稍稍思索一番,立即把笔作和:


遥天引上众情浓,谁辨真龙与叶龙?

彩蝶似疑离梦境,霓裳宛欲下云中。

红楼妙手传新谱,白雪新词送好风。

忽忆金猴留幻影,异邦赤子此心同。


这一天,他显得特别兴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自己也说,真的已经“返老还童”了。

先生喜欢外出游览,友朋遍于各地,尤其笃于夫妇、手足之情,家中子息、姻亲团聚,其乐也融融。诗集中每多亲友寄赠、唱和之作。他有一个四弟,羁身台北,80年代中期忽然接到隔海飞鸿,内附七绝一首:


卅年台海泪痕干,锦绣中华纸上看。

何日干戈成玉帛,放怀一览旧河山。


先生喜极而泣,中夜起而赋答。成《水调歌头·遥寄台北四弟》一首:


天上一轮满,两岸万家看。四年音讯断续,汇作鹡鸰篇。昨岁东瀛暂聚,相与携妻挈子,大被又同眠。上野送君去,老泪涌如泉。  卅年梦,今宵月,兆团。寄我缠绵诗句,无限旧情牵:叮嘱冶山扫墓,祝愿干戈玉帛,放眼看河山。故里春常在,只待鹤飞还。


一天,我在办公室临时召集一个小会。门开处,陈怀先生一阵风似的涌了进来。满脸带着怒气,手也有些抖颤了,任是怎么让他坐也不坐,水也不喝。开口就是:“岂有此理!”原来,先生鉴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字写得太差,主持开办了一所青少年业余书法艺术研习班,不收取任何费用,完全是尽义务,主要是占用星期假日,讲授书法知识,夙兴夜寐,风雪不辞,非常热心、投入。可是,有的家长却在一旁说风凉话:“老陈头吃饱了撑的,‘没有茄子找个灯泡提溜着’(当地俗语,意为没事找事,多此一举)。字写得再好,又有啥用!也填不了肚子。”先生听到后,感到很伤心。

我听到后,也有些气恼,但不能火上加油,只好劝解说,他们可能是担心孩子贻误学校的课业,未必是针对书法本身的。我说,如果您真的就此解散了研习班,相信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哭着叫着挽留您的。这时,老先生才在椅子上落座,并且端起茶杯来,猛劲地喝了一大口。我随手翻出新近买的一本《王右军书法精华》,请他过目。他一边翻看,一边随口吟出前人的名句:“《黄庭》一卷无多字,换尽山阴道士鹅。”

我说,是呀,既然王羲之的字能够换鹅,又怎么能说填不了肚子呢!先生“扑哧”地笑了,一腔怒气已经释放得差不多了,便闪过身子,甩手走开,嘴里还喃喃地叨咕着:“我还有事,不能久留。对不起,对不起!”

1988年春,我奉调到省上工作,还同先生保持着通信联系,有时,彼此寄上几首诗,借抒怀抱。记得先生寄的诗中有这样一首:


辽滨凉露浥蒹葭,遥忆伊人沈水涯。

蔽芾甘棠碑在口,人才谠论笔生花。

云泥分隔时萦梦,文教遐敷远济槎。

何日重聆吟好句,壮游诗赋动京华。


诗中记叙了我们之间的深挚情谊和先生的垂注之殷。

后来,听说先生患了膀胱癌,在医院作了切除手术。趁新年回市探亲机会,前往问疾。床头执手,畅叙移时,临别依依,不料竟成永诀。后来听人告诉我,先生临终前,曾写过一个条幅,是李商隐的两句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用来概括他的一生,真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没能赶赴灵前向先生的遗体告别,怀着深深的遗憾,写下了两首七绝,遥寄哀思。其一曰:


梦断音容尚宛然,床前揖别隔人天。

诗翁去后情怀淡,独对青灯作素笺。


其二是一首集句,都是清代诗人的:


千年过客太匆匆(张问陶),

聚散浑如一醉中(黄仲则)。

最是春来无限憾(刘友宪),

云霄何处托冥鸿(丘逢甲)!

公眉先生同样是我最敬重的一位长者。他出生于1911年,长陈怀先生四岁。

先生门衰祚薄,早年丧偶,未曾留下子息,孤身一人住在一间小平房里,高高的身材往屋里一站,几乎要碰上了檩条。面部表情平静,嗓门儿清亮亮的,赋性淡泊,喜欢独处,很少外出交游,更不愿意出席与诗文不相干的集会,从不参加各种娱乐活动。在他的身旁,却聚集了一大批学者、诗人。他曾自豪地吟哦:“老去幸余堪乐事,一时贤士尽从游。”

我们翻检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史,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某个地方,某一时期,只要那里有一两位文名卓著的诗人、作家,在他们高张大纛之下,往往会带动起周围一大批文学人才,一时云蒸霞映,蔚为壮观,直至形成一个群落,一种流派。公眉先生所在的盖州以至整个营口诗坛,就呈现出类似的情况。

先生对我是格外垂青的,包括品评我的诗文集,前后赠诗达二十余首。诗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1987年元宵节,我曾去盖州先生寓所拜望;五月初,先生到营口专程枉顾,值我公出未遇,留下了四首七绝,以诗代柬。其一、四两首:


风雪元宵一别离,清明又见柳依依。

小桃欲落春犹浅,着意余寒莫减衣。


何曾咫尺是天涯,争奈缘悭莫自嗟。

别后流光君记否?上元灯火到槐花。


脉脉情深,令人永生难忘。

两年后的深秋,金牛山诗社有重九登高之会,其时我已调往省上年余,先生又咏诗寄怀:


登高寒色扑衣襟,满目蒹葭感客心。

我欲辽天北向望,雁声嘹呖海云深。


先生平生主要从事教育工作,行有余力,敏为诗文。素以散文见长,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远播文名,诗文登载在许多报刊上;五十年代初写的《念珠桃》、《山城拾旧》等篇,刊出之后,人们争相传诵。先生工旧体诗,尤擅七绝,以神韵见长,清新隽永,空灵俊逸,感情真挚丰富。著名老诗人张秀材先生有言:“吕公眉诗极冲淡雅致。绝句本难工,而先生则好为绝句,颇得唐人神韵,所谓‘诗人之诗’是也。”这是很到位的评价。

正如随园老人所言:“文以情生,未有无情而有文者。”公眉之诗,情文兼茂。他早年写过一首《南归,车过白旗小站》的诗:


客路风花过眼频,几曾回首触前尘。

乡音渐熟家山近,小驿孤灯亦可人。


旧日乡关,尽管萧条零落,但眷恋之情依然溢于纸上。“十里塔西山下路,杏花如雪雨如烟。”“桃花冰拥银鱼上,二月春寒忆得无?”这些《致沈延毅老人(注:全国著名书法家、诗人,与吕先生同乡而略长)》中的诗句,都满怀着深情,看了令人心移神往。

不仅感旧怀人之作,即使是书评之类的论说诗,他也同样写得形象鲜明,情景交融。他在读拙著《柳荫絮语》散文集时,曾感赋五首七绝,其中两首是:


山光水色冷诗筒,蜡屐深探造化工。

最是文行寒艳处,碧潭轻点落花红。


拂地长条态自酣,风流笔底更毵毵。

春风春雨无端梦,直使营川作汉南。


去年初夏,承文友告知,通过辑佚、钩沉,公眉先生的诗文集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正好赶上他的八十八岁“米寿”,希望我能写篇序言。谬承青盼,却之不恭,我便把含有上述内容的文字寄过去,末尾题了两首七绝。其一:


被褐怀珠历雪霜,天留一老作灵光。

骚坛饶有三千士,诗酒风流尽瓣香。


其二,集了清人舒铁云的诗句:


往日春风结客场,生平知己此难忘。

未妨余事耽佳句,也列门人弟子行。


不料,三天后即接到吕老病逝的噩耗。呜呼,天忌才人,文章憎命,竟至“灵光”一老也不予存留,痛可言耶!回思当日聚首之时,虽然没有像曹子桓那样乐观,期望诗社同人能与几位骚坛耆宿“百年己分,长共相保”,但也绝对没有料到,“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观其姓名,已为鬼录”。确是“言之伤心,言之伤心”!

堪资自慰的是我幸能亲往致祭。这是盛夏最热的一天,灵前罗拜着十几位先生的男女弟子,一个个都已年届花甲,却都身着临时用白布缝制的孝服,长裾曳地,汗水夹着泪水,涔涔流在脸上,看了令人感动不置。他们说,先生生前孑然一身,死后,我们都来陪陪他,不愿让他有孤寂之感。

尤其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是郭绍光先生。他是与吕老同在一校任教的历史教师。出于对吕先生的敬爱,从七十年代开始,他和妻子就主动承担起侍奉吕老的全部家务劳动,孩子们也都像对待亲爷爷一样,端茶送水,殷勤扶持。老少三辈,雍雍乐乐,完全同一家人一样。每次见面,吕老都说,他之所以能够安度晚年,尽享天伦之乐,这都是绍光一家辛勤赐与的。

这天一见面,绍光就将珍藏着的吕老的“遗言”拿给我看。这是一张普通的稿纸,上面用钢笔写着几行字:


一、死后留存骨灰,树墓于沈延毅老人之侧;

二、墓碑上刻字:“诗人吕公眉之墓”,请王充闾先生题写。


我说,先生有言,敢不从命!一切照办就是了。

吕、陈二老,一冷对世情,一热衷时务,性格不同;作为诗人,他们的诗风也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之间友情甚笃,相知相重,诗酒唱酬,成为营口骚坛的佳话。

公眉老人赠陈怀先生的诗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墨迹丹青造诣深,辰州风物说如今。

文思不是闲辞赋,忧乐常关天下心。


陈怀先生以诗奉答:


故人相见未嫌迟,甘苦频看鬓上丝。

犹忆辽滨佳句在,清新开府畅吟时。


诗中有人,呼之欲出。—他们各自为对方画了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不愧是一对知心的诗友。


(2003年)



吴门隽雅


友人编成《中国古代诗书画三绝》,属余为序。余固乐其有成并获先睹之快也,欣然应之。交稿时,建议他能尽早收集现当代有关资料,以纂辑续编。友人笑说:“那就‘请君入瓮’,先为我贡献十家。”这样,我就首先“献俘”,把范敬宜抛出去了。

范氏为新闻界巨擘,耳其名者众矣,但其诗才、书法特别是高超的画艺却鲜为人知。所以,还须作一番如实的绍介。他是苏州人氏,自幼生长在一个文化氛围极浓的环境里。其母为近代词曲大师吴梅、龙榆生高足,雅擅填词度曲,因而他能早结诗书之缘;稍长,即拜师著名画家樊伯炎,悉心学画;尔后,又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师从多位国学大师,从而奠定下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

就学期间,他曾带上临摹晚清名家陆廉夫的山水画册,拜求有“画坛祭酒”之誉的吴湖帆指教。先生看过画页,指出:“此为廉夫青年时画作。”并挥笔题签“廉夫画册”四字。敬宜赶忙说明这是他的临摹作品。先生始而惊,继而喜,遂补写一行:“敬宜范世兄临本”。

1947年,无锡国专举行书画竞赛,著名书画家王个簃主持评判,范敬宜以一幅仿陆廉夫山水长卷荣登榜首,评语是:“此生将来必夺我画人一席地。”这一年他才十六岁。三十五年后,他又画了一本仿石涛山水册页,送请王先生指点。先生高兴之余,题满册页:“层峦高耸翠,妙笔自生风。醉心大涤子,展纸乐融融。敬宜同志酷爱石涛山水,兹册笔墨精妙,一再展读,十分钦佩。回想当年曾在许多作品中谬加评语,忽忽已数十年矣。海门王个簃时年八十有六岁。”

范氏国学功底深厚,写得一手精彩古文。我见过半个世纪前他的一份字迹隽秀的作文卷子,名为《小园赏雪赋》:


蜗居之侧,有小园焉。虽无嘉木翠峦,而饶有松风竹韵。范子课余之暇,辄与客憩息其间,绝尘襟,遣幽情,致足乐也。畴昔之夜,彤云凝闭,六出纷飞,虚庭添寂,锦衾生寒,及夫东方既白,则已鸳瓦被素,庭院如银矣。⋯⋯三千世界,一片冰清;十二亭台,万竿琳璐。长松益增虬结之势,老木似缀鹤羽之素。而梅萼盈枝,香添孟春,蟾光耀霁,祥征岁暮,犹其余事也。


国文老师许之以“遣辞流利”。

五十多年前,任教无锡国专的现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王佩诤,留下一册《流碧精舍师友渊源录长编》,记载当时结识师友的姓名、特长、著述。其中章太炎、吴梅和钱锺书、杨绛、钱仲联等著名学者分列第二页、第五页,范敬宜与知名国画家吴湖帆、陶冷月同列第三页,内容为:“范敬宜著有小给园诗文存,善山水。”其时他不过十六七岁,已见重于
先辈。

人们或许会问:“如此清才妙艺,为何过去竟不为世所知?”范氏赋性冲淡,谦卑自抑,不喜招摇、炫耀,这也是一切有大作为者的共同特点。加之,前后各二十余年传奇般的沉浮际遇,忽而颠踬泥涂,忽而高居显位,无论是“鹰击长空”还是“鱼翔浅底”,都迫使他坚守“深藏若虚”的人生取向。试想,作为一名“右派”,如不韬光养晦,那场“史无前例”他将如果度过?尔后来的高干身份、显赫位置,也未必适合以一诗、书、画家名世。

十年前,我们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因有秦淮河之游。桨声灯影里,任他人沉酣于花灯彩舞、鱼龙曼衍之中,我们却尽享文化滋养之乐,时而背诵诗文,时而遣词联句,完全沉浸在浓郁的艺术氛围里。范氏诗文修养之深、闻记之博,原为我所素稔;这次展读其两部著述:《范敬宜诗书画》和《敬宜笔记》,方知其绘事与书法尤为超拔。

范氏画作以山水最擅胜场。明人薛同有言:


画中惟山水义理深远,而意趣无穷。故文人之笔,山水常多。若人物禽虫花草,多出画工,虽至精妙,一览易尽。


之所以如此,盖因中国山水画善于以简驭繁,以有限笔墨拓展无限意境;而山水画境,并非自然风物之单纯模写,乃主体(画家)精神风貌所营造的客体意味世界,属于精神的契合、心志的贯通。

范氏品格真淳,学养深厚,这在其艺术创作中自会莹然映照。学养之功,为艺术心灵的展现提供了创造、开掘的深度背景。人文素养愈深,艺术心灵之映现也随之而愈厚。当然,就艺术家而言,其学养并非以知识形态表现于作品之中,而是借助于智慧的濡染、人格的升华,通过艺术灵悟展现出来。

与古人相较,我以为范敬宜与苏东坡有相近之处。他们都是诗书画“三绝”的承载者(尽管艺术成就与历史地位不能相提并论);都有一段政誉颇佳的仕途经历,从而获得一种为杰出艺术家所必需的立足点高、胸襟博大、视野开阔的优势;二人都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有经国济民之志,同时又超逸、旷达,淡泊名利,显现着老庄的影响;他们一生的遭际都曲折多故,但大苏尽管多次遭贬,总有官职在身,因而自由度较大,可以随时为书作画,不废吟哦;而范君一经划入“另类”,即成为改造对象,不独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投入艺术实践,更主要的是失去了艺术创作的自由和兴致,所谓“戴盆难以望天”者也。

不难想象,以范君之高才绝慧、坚实基础,如果在旺盛的创造期没有遭遇困踬、颠折,始终沿着艺术之路顺畅地走下去,将会取得何等辉煌的硕果。每思及此,辄抚几长吁,为之痛惜。

写下上述感想,意犹未尽,复题六首七绝以足成之:


墨采光鲜耀大都,新知旧雨漫惊呼。

范家自有连城璧,只恐王郎识碔砆。[注]


犹记秦淮夜泛时,狂谈班马醉哦诗。

从来绝艺知音少,愧我无才作子期。


籍甚吴门大雅才,廿年苦滞塞垣隈。

江河不废流千古,华采毫端烂漫开。


尺素能参造化工,少年才艺冠江东。

销磨未便情怀减,辉映疏林淡墨中。


不忍高华没草莱,晚教艺苑展鸿才。

素衣未受缁尘染,云影无心出岫来。


宦海经年亦淡如,书生意气总难除。

纵横一管生花笔,潇洒从容似大苏。


[注]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句,意谓元微之评杜甫没有得其真髓,评语似是而非。“碔砆”,石之似玉者。


(2002年)



留下一片绿荫

卧云山的民众,自发地为退休林业工程师朱序弼老人立了一尊铜像。

这则消息,我是在西安飞往榆林的客机上,翻看当天的报纸发现的。当即决定,暂先不去参加在市内举行的诗词创作研讨会,直接赶往现场去拜会朱序弼老人。

给伟人、名人塑像,随处可见,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已经作古的;而为身旁一位健在的普通人树立一尊铜像,这倒是新鲜事。当然,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他们肯定不会是刻意“作秀”。

铜像立在卧云山植物园的一处开阔场地上。和善、憨厚的老工程师,戴着一顶陈旧的布帽;映着午后的阳光,古铜色脸上的皱纹更是沟壑纵横,眼睛瞇缝着,一副久经烈日风沙磨蚀的典型的普通农民形象。他左手握着一段结果枝条,右手拄着一根木杖,似乎刚刚察看过心爱的林木,略微地歇歇脚,又像是打点好行装,正要出门远行。底座前面铸有“绿圣朱序弼”五个大字。

从前有“文圣”、“武圣”、“诗圣”、“书圣”的尊称,还有“茶圣”、“棋圣”、“药圣”之说。“大约百工技艺,俱有至极,造其极者谓之圣。”这是古人的说法。那么,“绿圣”的含义呢?承旁边一位正在干活的青年农工点拨:“栽树种草嘛!留下绿荫嘛!手杖上刻着呢—”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手杖上还刻有四个字:“移步生绿”。

听说我来自东三省,青年人夸张地说:“啊,你们那里,一搂粗的大树,海海的,遥山遍野。”身在林木稀缺的黄土高原,语气中透露出对于浓荫密林的向往。说着,他主动提出要带我去见“朱工”。

除了年数大一些,实在看不出“朱工”—这位名扬中外的林业专家,和普通农民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衣着,一样的做派,一样的肤色,一样的话语,平凡到一眨眼工夫就会消失在劳动人群里。

老人话语不多,更没有任何客套,听说我远道而来要看他的植物园,立刻增长了精神,平时总像是睁不开的眼睛唰地亮了起来,手杖也由拄着略微地举了起来,径直引我先去看那生气蓬勃的苗圃。呀!方方片片,沟畦分明,好大的气派。十多年来,从这里移进移出的苗木,已经绿化了三千多亩荒沙。绿色的生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

与绿遍山原的青葱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眼前一片娇红,令人心神振奋。一棵棵绿叶纷披的细茎顶端,挑出来朵朵六瓣红英,像迎风摆动的小旗。原来这就是名闻遐迩的山丹丹。“山丹丹的那个开花哟红艳艳⋯⋯”那首高亢的陕北民歌,此刻仿佛在耳边响起。朱工说,这种多年生草花,极盛期在六七月,现在稍稍有些过时,不过还能看出她的生长特性:每过一年就增开一朵,从每株开几朵花便可推知其生长年份。我细看了一下,就中两三朵的居多,少量的开出四朵、五朵。

山丹丹花原本开遍了陕北的川原丘壑;后来,由于干旱少雨和过度采摘,人们已经很难见到她的踪影了。为了寻找她们,朱工无数次登山越谷,最后在佳县和神木发现了少量野生品种,他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将她们移植过来。经过八年来的抢救、驯化,栽培试验成功。老人日夜盘算着,如何让她们结出更多种子,再经过大面积人工繁育,最后广泛投入城市绿化。

两天来,我跟随着老人穿行于森然密布的花木丛中,尽兴地观赏着他的那些鲜活、灵动的创造物,同时,也很自然地把目光扫向他那极度寻常却又带有某种“神性与魔力”的双手—这是他的所有作品的生命源头。手,哪个人没有呢?不同的是,有的用于创造,有的用于享乐;有的造福社会、他人,有的却专事搜刮、掠夺。这本身就是一部言说不尽的大书。朱工的手,看上去青筋暴突,粗糙不堪,膨大的关节,破损的指甲,干裂得满是豁口。他的手似乎从来就未曾洗净过,泥浆、汗水、粪尿,粗活、脏活、累活。粗粝中却又透着精巧,一粒种子、一株幼苗、一段枝条,经过他出神入化地拨弄,顿时拥有了灵性,迸发出生机;棵棵树木、片片浓荫连接起来,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倒应了日本电视剧《阿信的故事》中那两句歌词:“青春走到白头,成功只靠一双手。”

我从朱工那双手,又联想到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的手。这位“近代雕塑艺术之父”,在冥顽不灵的粘土、石膏、青铜、大理石上,通过卓越的双手,把梦想与激情化作可以触摸到的实体,以创新精神与生命活力演绎人类的苦乐、悲欢,实现灵魂与肉体的艺术对接。罗丹已经习惯了“在干活中获得自在”,“获得内心平静、灵肉升华”。他说:“不干活,我只是一个可怜虫。”

同罗丹一样,朱序弼也是以生命创造生命,以生命酬答生命,以生命补偿生命。如果说,罗丹每时每刻,都是在一张张面孔上荡漾着他的创造之舟;那么,朱序弼则是在一片片枝叶上闪烁着自己的生命灵光。在他所倾心的绿色王国里,一株株树木沐浴着雨露、阳光,吸吮着浓情蜜意,光鲜、恣肆地膨胀着,日复一日地长粗长壮,把缥缈的云空托举得更高更远。老人把这看作是最宝贵的酬劳,从中获取了美妙无比的成功喜悦。而对自己正一年年地蜷缩着,日渐软弱无力,以致需要扶杖而行;仿佛大部分“生命之水”都已化作草浆木液,自身已极近干涸了,却全不在乎,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

在创办卧云山植物园之前,朱工曾先后创办过青云寺植物园和黑龙潭山地林木园。于今,黑龙潭四围一改童山濯濯的旧貌,十个山头全部绿化,满眼都是雾蒙蒙、莽苍苍的青松翠柏。多年不见的猫头鹰露面了,喜鹊、山雉也接踵而至,紧跟着又传来百灵、画眉、金翅鸟、叫天子的清音鸣啭。新华社1992年一则电讯称,这个山地林木园是我国一百一十四个植物园中唯一的一所民办园林,已成为国内注册的一个保存绿色树木资源的基因库。人们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饱含着朱工的心血,渗透着他的辛勤汗水。

在半个多世纪里,他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育苗、嫁接技术,亲手收集、引进、培育、推广了两千多个植物品种,取得二十八项科研成果,发表论文和科普文章二百多篇,荣膺全国绿化奖章,被科技界誉为“复苏植物生命的人”。他的动人事迹吸引了中外无数专家学者。国内各地前来考察、取经的团队络绎不绝;丛林、花木中还留下了美、英、法、德、瑞典、比利时、西班牙、厄瓜多尔等十多个国家几十位专家的身影。日本亚洲学会的桥本濑毅夫妇参观后题词:“地球的再生,从这里开始。”东京大学安富步先生撰写的《东大授业》教科书中,以近万字篇幅和大量图片介绍了朱序弼的成功之路。

面对那些宏伟的工程,再扫视一番朱工的年迈多病的孱弱身躯,我真想发出一声浮士德的呼唤:“这太美好了!请你停一停。”然而,他是绝不会停歇的。他并非像浮士德那样特别着意于“尘世生涯的痕迹”,也不想“享受现在这个神圣的瞬间”,他只是要奔向下一站,不断地踏上新的行程。就在人们沉浸在黑龙潭林木园硕果累累的欢乐时刻,朱工却在一个星花寥落的清晨,背起行囊悄然上路了,“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人们记得,当时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目标是创建十个、八个民办植物园。”

榆林地区坐落在陕西最北端,四围与甘、宁、蒙、晋接壤,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由于流沙的强势进逼,解放前榆林城曾三度南迁。那天同朱老聊天,我说,陕北的风沙肆虐,早就写到唐诗里了:“北风卷尘沙,左右不相识。飒飒吹万里,昏昏同一色。”还有一首:“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莫言塞北无春到,总有春来何处知!”他听了说:你是摇笔杆的,说话能搬出本本作证;我是全凭实际感受,一从娘肚里钻出头来,就和风沙撞了个满怀。爬在窑洞里,倒是安稳;跨出房门一步,就全身裹在黄风里,沙飞石走,辨不清上下左右、南北东西。

他没满十岁就外出佣工,当小羊倌,整天与林草相依相伴,结下了终生不解的深厚情缘。他熟悉各种草木的习性,童年伊始,就立下志向:长大了,要种无边的树,栽海海的草,改变那周边的环境。他说,什么事都有学问,庄稼院的学问是实打实凿的,一切都要动真格的,说了就干,一干到底。证之以老朱自身,正是这样,他始终只念一本经—草木经,只做一个梦—绿染黄沙,一辈子未曾改变过主意,未曾打过退堂鼓。

号称“荒沙克星”的沙地柏,耐寒、耐旱,再生能力极强,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理想树种。可是,现存的丛棵大多是天然生长的,而且,日渐萎缩,濒临灭绝。朱序弼从1955年就盯上了它,当时他刚好进了榆林防沙造林局。为了使沙地柏按照他的设想生长,先后进行了主枝扦插、侧枝扦插、种子繁育、培植直立树型四个阶段的实验,历经上百次失败,终于在1995年全面获得成功。四十载的甘苦辛劳,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作家柳青还在,足够他写出另一部《创业史》了。

创业就要不断地闯关夺隘。1984年春天,就在人们欢呼沙地柏扦插育苗实验成功之际,老朱却在琢磨着怎样通过种子繁育进行大面积的推广。最大的障碍,是种子难采啊!沙地柏十籽九空,要经过三年才能成熟。恰在这时,他应邀到内蒙古一个林场指导育苗。一天,偶然发现沙地柏枝头有一群小鸟在啄食树籽,他顿时眼前一亮:应该到鸟粪里寻找残存的籽实。于是,拨开繁枝密叶,小心翼翼地寻捡出一粒鸟粪,放在手里一搓,果然露出一颗饱满的沙地柏种子。此后,他连续多日寻找、收集,居然“从鸟屁股里抠出”一市斤优质种子。第二年试种成功,开创了种子繁育沙地柏的先河。这使人想起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那句名言:“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由于朱序弼日夜思谋着种子繁育这一课题,因而获得了灵感的光顾,正所谓“得之在俄顷,积之在
平日”。

年年月月,他就是这样,整天在空旷的沙荒上,作那篇种树种草的大文章。他很少与人交往,也没见过他主动向谁诉说衷曲。许多人认为,这种生活实在是寂寞,枯燥。他却有其独到的见解:枯燥、寂寞,属于闲散人的专利,他这个大忙人可没有那种“福分”。无论是历年手种的,抑或是边远的“移民”,无论是插条的还是嫁接,每一株苗木,老人都说得出她们的来历与特征。他说,树通人性,像人一样,也都懂得情感,知道好歹,重情重义。你头天晚上给她浇上水、施足了肥,第二天清早一看,格外地精神、水灵;你若是不好好对待它,她见你也就蔫头搭脑,爱答不理的。整天和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精灵们头碰头、脸对脸,你说还会感到枯
寂吗?

写到这里,我想从陕北作家陈江鹏为朱老作的传记中摘取两段:

“创办植物园中,朱序弼生活环境的艰苦令人难以置信,他所需求的简单得实在不能再简单,可说是一个当代的苦行僧。他穿着一套烟头烧开许多小洞的褪了色的中山装,随身携带一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色人造革包,上面打着不同颜色的小块补丁。里面装有他心爱的林业技术书籍,装着他平生最爱吃的‘镇川干炉’麦面烧饼,还有方便面,加上几个梨。每天晚上,他总是不住地咳嗽,不啃几口梨就无法入睡。”

“老朱四十八岁那年,参军的大儿子不幸夭折,第二年,长期相依为命的老伴又病故了。接连不断的沉重打击,折磨得他患了重病,多少天昏昏入睡。稍微清醒之后,就觉得妻儿的音容笑貌不停地在眼前晃动着。他感到一阵阵揪心般地痛楚,一阵阵刻骨铭心的内疚:他整天总是忙他的林草,忙他的课题研究,顾不上照看妻子,甚至陪她上医院诊病的工夫也没有;而爱子忙于训练,来信常说想念爸爸,他却从未到部队去看望过。他觉得这一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婆、孩子。他勉强挣扎着从炕上爬起来,走路东倒西歪地,连脚跟也站不稳。他两眼直直的,呆若木鸡,精神有些崩溃了。他跌跌撞撞地摸到了苗圃,慢慢地转游,或是蹲在地上,嘴里咕哝着,念念有词,人们说他在和苗木对话。是呀,他就是在和苗木谈心,他觉得自己亲手培育、亲手嫁接的苗木,就像亲生的儿女一般,是他生命的重要组成和寄托。只有面对他们,他才感到平添了一线生机,增长了生命的情趣。他仿佛觉得苗木这个巨大的磁场,向他发出信息、发出召唤—坚强起来,不能倒下去!”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续弦老伴李增兰,说得更是形象、风趣:

“我们老朱一满不顾自己,不顾家,回家跟住店一样,炕头还没坐热,尻子一拍就走。他满脑袋装的就是他的林,他的草,他的植物园。你看看我们这个家,小得像个猪窝、羊圈,屁股大的一块脚地,来了人站没个站处,坐没个坐处。单位盖新楼分新房,我们老朱就是不要。我说,你要下来给娃娃们住。他说,咱不占公家那份便宜。老朱现在出名了,可他一辈子受的痛苦、遭的磨难,比普通人多得多。‘不受磨,不成佛’,兴许有这个理儿。”

老伴这番话,乍一听,像是在抱怨、批评,可骨子里“一满”是赞誉,是自豪。

还有一件事,老伴没有说到:作为知名专家,朱老退休之后,接到过多处高薪延聘,都被他一一谢绝了。他专门看中了这类不给任何报酬的活干,一干就是十几年。除了这几处植物园、灌木园,他还在毛乌素大沙漠中创办了第一个珍稀濒危花木园,建成了高质量的保存绿色树木资源和珍稀花木的基因库,全都是尽义务。过春节时,当地一位老先生送给朱老一副对联:“视草木如金银,视金银如草木。”可说是对这位超凡脱俗的林业工程师最好的生命诠释。

我们再听听朱老自己怎么说:

“生活没等格,钱还有个够?你得了五六万,还想五六十万,得了五六十万,还想得五六百万。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要那么多钱做什么!过去人们说:‘六十不种树,七十不盖房。’为人不能只顾自己呀!人的名望,树的阴凉。我就是要给后人留下一片绿荫!”

他不会说大话,也不习惯那些豪言壮语,朝朝暮暮,从容自得,只是默默地做着奉献,一点一滴地实践着“留下一片绿荫”的生命承诺。但是,他又绝不是那种仅仅盯着自己脚面的目光短浅之人。他的立足点很高,从不为浮言、虚誉所左右,即使是怀疑、非议,他也是一笑置之,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山丹丹不是照常开花,樟子松不是照样生长吗?他已经脱开谋生空间,远离现实功利的层面,而进入澄明之境,徜徉在宏阔的精神境界里。用他老伴的话说,就是“成佛”了。

他无意成名,对于自己所做的事,始终看得很平常,像日出日落、草木发芽、庄稼拔节一样自然,不过是尽了一份力量,或者说出于天性;却在时代的宏大背景上,把自己的身影刻进树木的年轮,为陕北大地树起一座葱茏蓊郁、逶迤绵延的绿色丰碑。

朱序弼出生于1932年,今年正值八十大寿,谨以这篇文字作为一份贺礼,遥遥献上。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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