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11秋窗漫笔

【 字体:
2019-07-12 10:51:18  阅读次数:1210 次

秋窗漫笔

 

 

 

      目    录

  

婆婆妈妈

生生之谓易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视角的选择

事是风云人是月

要有一点书卷气

联苑谈丛

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

座次趣谈

“老去诗篇浑漫与”

文学想象力

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读书让人拥有世界

借鉴遗产融合新机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乾隆帝御制《盛京赋》散谈

信与疑

退休者言

过度阐释

“各位领导……”

记忆不可少

奥运是个大学校

杂说一:出世与入世

杂说二:载鬼一车

杂说三:劳生

杂说四:清流只在古诗中

杂说五:亲密无间

市井卮言四则                                                                     

您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市政建设“西洋景”

花甲老人不明白

走了老陶 烂了香蕉

善读“无字之书”

传承  重塑  创新

友谊漫话

世界的眼光

论说文的文采

关于记叙文的写作

我写纪游散文

听课纪实

莫笑放牛郎

五女山山城碑记

文化的影响力

一个有趣的话题

谈谈人生不同阶段的读书学习

  

 

婆婆妈妈

和婆婆妈妈相对应的,是儿媳女儿。那么,现在就从儿媳女儿说起。

她叫吴玲,外号“小公主”,在一家银行里当柜台经理。因为爸爸已去世多年,她是独根独苗,妈妈视若掌上明珠,从小就娇生惯养,含在嘴里怕化了,托在掌上怕碰了,以致乖张任性,为所欲为,稍不称心,便张口骂人,甚至摔盆砸锅,横踢乱踡。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在结婚那天早上。

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公主”,在妈妈和新郎的陪伴下,从长江沿岸的一个大都市,乘坐飞机,来到东北这座省会城市。这里是公婆家,也是如意郎君生长的源头所在,按理说,应该感到温馨、亲切才是。孰料,竟然像是积蓄下三生宿怨,她一踏上这片黑土地,就气不打一处来,凶神恶煞般,气昂昂,虎着脸;一进家门,就嫌新房布置得气氛不浓、色调寡淡。“我是搞金融的,理应金碧辉煌,金光灿烂;这像什么,简直就是尼姑庵!”

新郎赵雨了解她的性情,知道“惹不起”,何况又逢大喜日子,只好满脸陪笑,低声地说:“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一辈子清贫惯了,喜欢雅素的格调。我们作晚辈的,应该尊重他们的习惯。”新娘听了,三角眼一瞪,鼻子一哼:“废话!谁不是知识分子!要说尊重,我应该是首要的。一群猪脑袋,连谁是主角都不知道。”

这个下马威,像是一瓢凉水兜头倾下,使得公爹、婆婆的一片热心霎时化作冰凉,两人面面相觑,张口结舌,半晌不发一言。亲友们怕把事态闹大,赶忙劝说:“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也累了,快到酒店休息一下吧。”这样,一队人便前呼后涌地直奔对面不远的香格里拉酒店。新娘提出,要察看婚礼的会场。不看则已,这一看更是怒气冲天,手一挥,断然下令:“立刻换地方!这简直是胡来—灯光、音响、窗纱、喜幛,粗糙不堪,照我们的富丽华差远了!这里不是有凤凰大酒店吗?马上开拔,过那边去!”

操办喜事的人赶忙陪笑解释:“那得提前五个月预订,现在来不及了。”

事情总是无巧不巧,“屋漏偏遭连夜雨”。本来定好:“正日子”的早上,在新人下榻的九楼用餐;可是,由于恰逢中秋佳节,宾馆服务员休假,临时改到普通餐厅。其实,只是换个地方,电梯又很方便,那里也并没有外来客人;不过,还是捅了“马蜂窝”。新娘暴跳如雷,索性大打出手。热水瓶摔出窗外,装饰画敲碎了,又踏上两只脚,全新的枕头、被褥、沙发垫,一股脑儿掀到地上。里里外外,烟尘斗乱,像是遭到一场洗劫。

她的威风算是使足了,两公婆的颜面可是扫地以尽,恨不得找个地缝儿钻进去,真是憋气又窝火。公爹原本就有心脏病,当即气得昏厥过去,送进医院去紧急抢救。在这种情势下,婚礼之尴尬、别扭与草率,可想而知。

儿子成了“受气包”,夹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安抚老的吧,除了抱歉、愧赧,实在无言以对;而对年轻的,理应严肃批评,却又缺乏足够的气魄和胆量。新娘出过气之后,此刻倒是有点心慌,不见得是良心发现,主要是看事态闹大了,无法收拾;加上妈妈在背后紧扯衣裳襟,觉得应该找个台阶下。这样,到了七天头上,在公爹遗体告别仪式上,哭得泪眼婆娑,跪拜不起,一场闹剧总算收场了。但是,后果毕竟是严重的,在婆媳关系上,从此结下了一个硬疙瘩。

赵雨和吴玲就读金融学院时,是同班同学。男长女的一岁,两人生日倒是巧合,都在八月初三。吴玲学习成绩一般,却妩媚窈窕,能歌善舞,装束入时,宛如彩蝶翩跹,校园里到处闪现着她的身影;而且,精明巧慧,能够随机应变,发起脾气来,雷轰电掣;平时却擅长撒娇,甜嘴蜜舌,生成一副讨人喜欢招人怜爱的媚态。

赵雨是标准的北方小伙儿,身高一米八二,挺拔英俊,一表人材,品质清纯,彬彬有礼;又是班里的高材生、团支部书记,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这样一来,入校不久,就被工于心计的吴家母女瞄准、看中了,当做未来的女婿加以培养,实质上,是把他作为猎物管控起来。由于家在本市,生活比较富裕,每逢星期假日,吴玲总是把“小哥哥”带到家里,好吃好喝款待着。这样,尽管赵雨才品出众,人气旺盛,但也没有别的女同学(哪怕是条件再好、素质再高)敢对他动心思。为什么不敢呢?主要的还不是“东风有主”了—可以竞争嘛;而是那个捷足先登的吴玲,可不是善茬子,女孩们矜持,都怕“抓不住狐狸,反惹一身臊”。

那么,关于吴玲的个性以至性格缺陷,赵雨又是怎么看的?开始时未曾在意。幼承庭训,他一向与人为善,总是注意发现他人的长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吴玲又应对有方,在他人面前,尽可头角峥嵘,咄咄逼人,而为了笼络与讨好男朋友,开初两三年,呈现给赵雨的总是另外一副姿态—小鸟依人般的温婉柔媚,或者大姐姐似的体贴入微;纵使有时露出一些“马脚”,由于她巧言善辩,无理也能辩出三分,又会装成一副委屈的样子,说着说着,腮间就挂起两行清泪;这样,在质朴天真、富有同情心却迹近懦弱的赵雨那里,便能收到“哀兵必胜”的效果。咳!说到底,还是“情感没商量”啊。“情人眼里出西施”,“爱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看走眼”的情形是常有的。待到后来—后来嘛,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即便眼明心亮,也拔不出腿了。

赵雨的父亲是驻外记者,常年出国采访,直到近年因为心脏病发作,才病退还家;儿子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母亲叫林子平,“七七届”文科大学生,由于文史基础坚实,毕业后,党校和出版部门争相引进,她选择了后者,从而成为一位出色的高级编辑。她是大家闺秀,属于传统型的贤妻良母,孩子一上小学,就教育如何重品德、懂礼貌、屈已待人、谦恭忍让;而且自己做出榜样。她是学历史的,讲究知人论世,当得知儿子处对象了,便有意识地观察对方这对母女。无非娶媳妇吧,管人母亲干啥?她有个不成文的逻辑:勤俭看家,品行看妈。

那是赵雨大三那年秋天,林子平责编的一套丛书,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颁奖仪式在金融学院所在的城市举行。她觉得正好可以看看儿子,也附带会会吴家母女,便兴冲冲地前来。会议进行中,第二天晚上,东道主宴请各地出版界同行,办了个“九鱼宴”。她的胃肠功能原本就比较弱,由于水土不服,又兼吃了几个淡水小龙虾,结果患上急性胃肠炎,儿子连夜把她送进条件最好的军区总医院。次日清晨,吐泻便已停止,但吴玲和她母亲还是赶来探望。

吴玲的母亲姓高,在市地税局担任行政处长。人尚未露面,就留给林子平一个“先声夺人”的印象。心想,这又是一个“凤姐”。你听,还在走廊里,她就高喉咙大嗓门地嚷着:“我有一个多月没来了,环境氛围真是大有改观。”伴着节奏鲜明的高跟鞋的“哒哒”响声,又传过来一句:“忙啊,脱不开身哪,我这是请的特假。”看来是和谁搭话。

微感虚弱的林子平,撑着床铺坐起,透过近视眼镜看到,进来的这位,真个是珠光宝气;身后的女孩倒很洒脱、乖巧,把手中的礼品盒交给赵雨之后,便转过身来,亲切地叫了声:“林姨,您好!”行过了鞠躬礼,就退到门口,和赵雨小声地嘀咕什么。贵妇年龄在五十开外,有些发福,赘肉不少了,却穿着一条苔藓绿的连衣裙,颈上挂着白金项链,配的是镂空的金至尊翡翠吊坠,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的感光变色镜,腕戴宝格丽的金表,胳膊上挎着国际上流行的爱马仕的咖啡色皮包。林子平起身下地,很有礼貌地和对方握手;可是,终究不脱书生的习气,本来该直说腹泻或者闹肚子,却偏偏拽文:“我这一点‘河鱼之疾’,劳烦大驾,真是过意不去。”高处长不懂得这个典故,赶忙纠正:“哪里是‘河鱼’?惹祸的是长江水产。我回去要找他们,怎能这样不讲卫生,把不干净的东西送上餐桌?”林子平心中窃笑她胸无点墨,却架子十足—你看她口气多大,简直像个分管食品卫生的女市长。实在是俗不可耐。这样一来,她也就不愿意再搭话了。高处长原本就是走走过场,搭讪了几句,也就扬长而去。

脑子里带着恶俗的烙印,林子平回家和老伴一说,两人都摇头,叹气,觉得势头不妙,说是再观察一下女孩吧。凑巧,几个月过后,学院放了寒假,吴玲跟着赵雨前来小住几天,说是要看雪。这正合了两位老人的心思。

到了男朋友家,吴玲有如脱缰野马,可以任情适性。不像在妈妈身旁,耳根不得清静。妈妈毕竟世故一些,自己虽然张扬,但还经常提醒女儿,公众场合注意影响。此刻的“小公主”如入无人之境,二老在她眼里,视有若无,什么“注意影响”早抛到九霄云外。这样,其个性乖戾的本相便一展无遗:一语不投,就耍泼放刁,还花舌子,耍手腕,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恰和质朴淳厚的赵雨形成鲜明的对照。老两口觉得,同这么个人过一辈子,儿子可就苦了。于是,私下里,夫妻一道,郑重地向儿子表明态度,反对他们结合;临走时,林子平又把这种想法当面说给女方。结果,弄得不欢而散;直至走出门外,吴玲还恨不绝声。

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无用功,因为决定权并不在他们手中,而是远在数千里之外,所谓“鞭长不及马腹”。论血缘,儿子当然是自己的;但他早已成为吴家的“人质”—眼看就要到嘴的肥鹅,人家绝不能让它飞掉。在那对母女眼中,作为乘龙快婿,赵雨是最理想的人选,才貌双全,且老实听话,真是千里挑一,数载之功,岂能废于一旦!大四这一年,对于吴氏母女来说,是“艰苦,并快乐着”,最后,终于大获全胜。

没有什么“六韬三略”、妙算奇谋,只不过是一张持久而缜密的情切切、意绵绵的温情网。只此,用来俘获一个远离家园、涉世未深的青年学子,也就足够了。其间自然暗藏着母女二人的“机心”,但“女婿为半子”,终究是亲人,所以,也不能说是虚情歹意。当然,父母这边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视角。在他们看来,儿子已经不是原来的儿子,姑娘更不是意中的媳妇,可说是“满盘皆输”。明知道,一切努力都为时已晚,但还是函电交驰,硬性干预,直至以断绝关系相威胁。当察觉到赵雨面对巨大压力有所动摇时,女方立即抡起了“狼牙大棒”:“怎么的?你想白吃白占?天底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声言要到学院去当众说理。一贯谨小慎微、缺乏历练的“阳光大男孩”,考虑到自己已经定位留校任教,为人师表,总须维护形象,这就惟有“俯首投诚”之一路了。

如果获胜的一方,能够“穷寇莫追”,就此收兵,不把人逼到墙角上,那么,“事到无为意转平”,公爹、婆母也就会自甘认命,被动接受,“理解万岁”了。岂料,这对母女见不及此,并不善罢甘休,总觉得那“一箭之仇”不能不报,于是,婚礼上的这场风波,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一年过后,小孙女降生,儿子打来电话报喜。妈妈当时手里正有一部重要的书稿待审,脱不开身前往,便从银行取出六万元存款寄过去。尽管心存芥蒂,但是儿女情长,当妈妈的还是割舍不得。“亲人肚里没仇肠”,“不看僧面看佛面”。而时间,更是一把有效的抹泥板,心中的伤痛,随着岁月的推移,已经渐渐平复了。

可是,儿媳却怨气十足,收了钱,也噘着嘴,不高兴;孩子一哭闹,就破口骂:“哭什么?老不死的听不见!儿媳妇生孩子,哪家婆婆不是主动上门!这可倒好,正眼不瞧,千里开外躲清静!”

因为女婿在旁,老谋深算的妈妈,便一个劲儿地递眼神儿,背后告诉女儿:“你要看得远一些。明年春天,她就退休了。孤身一人,又是个书呆子,给几句好话就上套,只要饵料抛下去,不愁她不吞钩!你这么一骂,万一儿子把话传过去,人家就不理这个茬儿了。”

女儿毕竟精明,一点就透:“啊,你是说让她过来当不花钱的‘老妈子’—连带孩子再做饭?是呀,如今保姆不易雇,每月至少五千块,还得供吃供住,稍不顺心,就卷包走人。原来,我是想让赵雨每天拿出半天时间照看孩子,反正大学教师也不坐班,可是,他又被抽调到郊区任职,成了重点培养对象。哎呀,一想起这些破事,脑瓜仁子就疼。”

孩子成了吴玲最大的累赘。为了保持苗条身段,她服用中药断了乳汁,孩子只能靠喂进口奶粉。逍遥惯了的她,勉强在家捱过了六个月的产假,觉得度日如年。而老妈又想再往上蹿一蹿,弄个副局当当,所以,也不能表现太差,投给孩子的精力自然有限。商量来商量去,还是雇人。赵雨高兴得跳了起来,顶着大雨,前往育儿嫂培训班去选人。先是挑了个“湘妹子”,中专学历,活泼大方,手脚勤快。谁知,带到家来,却遭到吴玲的强烈反对,也不说明什么原因,就一句话:立刻走人。赵雨无奈,只好说:“那你自己去选吧。”

吴玲领回一个五十多岁的阿姨。一望可知,善良质朴,干净利落。此刻,正静静地站在一旁,听年岁不及她一半的女主人下达关于护理婴儿的指示,从奶粉什么时间喂、怎么喂,辅食怎么加,到室内温湿度、睡眠姿势、洗澡时间,以及口腔护理、湿疹、尿布疹观察,都有明确要求,特别强调:必须准时、定量,不得突破。可是,实际执行中总有一些变故。比如,孩子口壮,消化特好,常常不到时间就哭嚎着要吃,阿姨不忍心,便提早来调喂奶粉,结果遭到吴玲的痛斥。还有一次,阿姨的娘家侄女来了,她陪着在大商店买了几件衣服,又给乡下的婆母挑了两样点心,以致误了孩子洗澡时间,吴玲足足骂了半个钟头。阿姨觉得伤心、憋气,最后不辞而别。

四月尽头,林子平办了退休手续,在儿子的撺掇下,兴冲冲地前来看宝贝孙女,住进了小两口新置的楼房。儿媳妇满面春风地把小孙女抱给奶奶。像是真有夙缘,白白胖胖的小家伙,本来正在哭着,一听奶奶说话,小眼睛立刻寻找,哭声随之停止。奶奶也很开心,心里甜丝丝的,总算见了又一代人。亲吻了小脚丫、小屁股蛋,便抱着她在客厅里往复走动。随后,又不顾旅途劳顿,扎起围裙,烧水合面,烙春饼去了。

楼门外一阵话语声,知道是高处长来了。原来,她在吩咐帮助提物品的司机,“立刻回单位,把报表给我拿来,我得连夜处置”;然后,又拨打手机给下属某单位负责人:明天有重要领导到场,事先要做好准备。极度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好像离了这个“高处长”,地球立刻就停止转动了。

进了屋,说过两句客套话,便兴致淋漓地向女儿女婿炫耀,她在单位是如何的自由随便:上班时间,洗澡、美发、买菜、购物、电话聊天⋯⋯林子平觉得格格不入,仿佛一阵冷风袭来,将那满心的欢欣吹得烟消云散。

尽管已经看惯了岳母的作派,但此时的赵雨也觉得实在过格,太丢身份,却又不敢直言奉告,只好神情木然地呆望着。看着儿子这种状态,妈妈心中一阵悸痛:难怪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环境的产物。原来一个多么聪明睿智的孩子呀,四五岁就能背诗、读报,左邻右舍的姑姑阿姨,全都夸他是“神童”;中学六年,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可是,⋯⋯不过几年工夫,就让她们给带成这样!

她还忆起孩子报考高校选定志愿时,根据本人的气质、爱好,父母一致主张报考文科;当时依她之见,未来要向新闻出版发展;而他爸爸,觉得新闻工作太苦太累,执意让他学习财经,说这样出路广阔、就业容易,最后如愿以偿,进了金融学院,并留校任教。谁曾想到,没把学生培养出来,自己却被人家给“培养”了。

几天来,吴玲一直媚笑着,“妈妈”、“奶奶”不离嘴,一会儿,领着婆母看房间:“妈你看,这里紧对着湖面,清波荡漾,是专门给您留着的”;一会儿,又是一副满怀关切的口吻:“妈您一个人,得多孤单啊。若是我,一天也受不了。原来在职,事业至上;退休回家,就是亲情至上啊。咱们这里,可是个理想的养老乐园,还是及早迁过来,和儿孙团聚吧。您啊,一辈子苦奔苦曳不容易,晚年应该坐享清福,尽情体验天伦之乐;再说,您也得给我们晚辈一个孝敬、报答的机会呀!”

看透了这种“精神贿赂”,林子平已经打定主意:绝不进这个圈套。心想:“言之太甘,其心必苦”,现在说得天花乱坠,娓娓动听;冲着这娘俩儿,待到哪一天你灯尽油干,走不动爬不动了,“使用价值”耗净了,不把你一脚踢出去才怪。

但她终究是知识分子出身,有涵养,讲礼仪,古人所谓“交绝不出恶声”,心里有数就行了,不想把这层窗户纸捅破。“我呀,一个人也习惯了,不觉得寂寞;况且,工作也离不开:反聘公文正式下了,让我以老带新,还要负责主编出版社史,三天两头就得到单位去。”

儿媳一听,没戏了,顿感失望,便瞪起了三角眼,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老了老了,还给人家当奴隶!”

“那是我的志趣所在”;真正要我当奴隶的,是你们。后半句,她没有说出来。

临行前,她嘱咐儿子:“还得雇个育儿嫂。钱好说,妈妈给你们分担一半。”

转眼间,林子平退休一年又三个月了。离开工作岗位,她不仅没有感到失落、空虚,由于自由度增加了,审稿、策划之外,闲暇时间,弹弹钢琴,画几笔水墨丹青,反而觉得更加充实,充满活力,身体也较前硬
朗了。

这天入伏,她记起“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这句俚语,从出版社出来,就拐进超市,买了肉馅和面皮,准备回家包饺子。刚一打开屋门,就听卧室的座机响起急促的铃声,原来是儿子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是岳母带着小外孙女前来,飞机已经起飞,嘱她去机场接站。她急切地问:

“要住多少天?”

“总得住到出伏吧?这里是大火炉、大蒸锅,气温高达40℃,孩子实在受不了。”

“这么大的事,事先为什么不和我商量?昨天晚上还曾通话,你也没透露一个字。”

“她们都在身旁,万一商量了,你表示拒绝,那又怎么收场?”

“孩子,你这么做,实在是坑我,你对得起妈妈吗?”

“毫无办法,我也架不住她们母女折磨。妈妈,就原谅我这一回吧。”

立刻,林子平就头晕了,扶着墙,勉强平静了一会儿,赶紧搭出租车,向机场进发。还算没有耽误。

坐在车上,小孙女似乎还认得奶奶,抱起来也没哭,扎撒着小手,调皮地去抓鼻梁上的眼镜。

而高处长,这次的气派却不那么足了。“三高”、肥胖症,又兼闷热,让她一个劲地发喘。“没想到,北方也这么热!”短短一句话,中间喘了两次。

开门进屋,她就迫不及待地坐了下来,随之,木制的圈椅“嘎吱”地响了一下。她忙着起身,竟把椅子带了起来,便又一屁股坐下去,再也不想动了。

孩子喂足了,安然地睡去。她们也吃过了晚饭,林子平心烦意乱,但还是勉强地应付着。这样,客主之间,一场系统的交谈便开始了—

“自从女儿‘坐月子’,我就手插‘磨眼’里,拔不出,躲不掉;带孩子,做饭,没得片刻清闲,一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不是说好了,雇个育儿保姆吗?”

“哎呀,人心隔肚皮,把孩子交给外来人,谁信得着啊?”

“那就没办法了,只好自己带。”

“我呀,是职场人,不比你们动笔杆的,肩上担负着重大责任;身体又不好,实在招架不住了。我和你儿子、儿媳商量:在这非常时期,咱们就得一起承担,‘共赴国难’了。”

“虽然退休了,我还有我的安排;并且已经同单位签了反聘合同,我可不能跟着你‘赴难’。那么,你这次来,长途跋涉,究竟有什么具体打算?”

“我和你儿子、儿媳,三人一致意见:第一步,领着孩子,先在这里度过伏天;第二步,处暑以后,天气凉爽了,我就回去上班。”

“孩子呢?”

“这是第三步,孩子在这里待到十月底;然后你带着她,去江南过冬。”

“以后呢?”

“第四步嘛,要看你的意愿,如果愿意在江南,就一直住下去,把这个房子一卖,带着钱,存起来;如果住不习惯,愿意在北方养老,那么,小孙女也大了,就跟着你回来上学。祖孙一起过,一举两得,既照顾了孩子,又免除了你的晚年寂寞。他们小两口呢,已经商量好了,再生个二胎,定要来个‘带把的’。一儿一女,品种齐全。”

一、二、三、四,说得头头是道;奇怪的是,中间竟再没有粗声喘息,林子平因此怀疑:进屋时,可能是有意做给自己看的。

喘也好,不喘也好,反正在林子平听来,都是声声刺耳。尽管她一向讲究礼仪、心性平和,但此刻,实在是忍耐不住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无奈只是一厢情愿!你应该知道,我是个自由人,不是你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玩偶。”

“什么叫自由人?哪里有自由人?既然生儿育女,那就得尽义务。没有孙子,你是奶奶;有了孙子,你就由奶奶变成孙子了。”

“那是你的逻辑。要说义务,我早已经尽够了。千辛万苦,总算把赵雨抚养成人;至于下一代,对不起,谁生谁带,既然能生,就应该能带。‘儿孙自有儿孙福,谁给儿孙作马牛!’当然,我这当妈的也不能完全袖手—雇保姆钱,我拿一半。”

“说到雇保姆,我和玲玲都一致反对。不差钱,只是觉得不如亲人托底。你呀,自私自利,总想一个人躲清静;其实,躲个啥?眼下,就算你不失落,不空虚,唱什么理想寄托的高调;可是,岁月不饶人,你都年过花甲了,最终还不得投靠儿子!没有春风换不来秋雨,现在不及早投资,等到走不动、爬不动了,再下跪求儿子、拜媳妇,谁还会理你!”

有诱导,有恫吓,真是煞费苦心;可是,林子平偏偏不买这个账。话不投机,她原本准备煞车,无奈多年积忿溢满心胸,还是一吐为快:

“照你说,人间没有亲情,一切都是商品交换。你呀,现在和女儿女婿‘一锅搅马勺’,除了将来怕人家一脚踢开,还有现实需要—整天逢场作戏,呼呼啦啦,身旁没有人,还怎么‘表演’,又去指挥谁?再者,看着是戴名牌,赶时髦,化妆、整容,连脸面都‘现代化’了;可现代化的电信、网络,全然不懂,有架子,没本事。离开年轻人,你自己没
法过。”

“不管怎么说,我总还享受过,比你穷酸一辈子强。”此时的高处长,倒是显得平静,一副稳操胜券、成竹在胸的神态:“大势所趋呀,你没有办法摆脱。这副担子,你挑也得挑,不挑也得挑!”

“凭什么我要听你们摆布!我的唯一爱子,眼睁睁地看着,成了你们手中的猎物,成了吴门的忠臣孝子;你们还不满足,俘获了小的,又来抓老的,还想给我也套上夹板。真是痴心妄想!”

⋯⋯

伴随着高跟鞋“嘎、嘎”的响声,高处长扭身走进屋里。本来已经熟睡的小外孙女,突然间,厉声嚎叫起来,听了令人撕心裂肺。不大工夫,便被姥姥推送到奶奶屋里:“胖胖想奶奶了,要跟奶奶睡。”然后快步回屋,“咔喳”一声,锁紧了屋门。

没料到她会来这一招儿,林子平为之愕然。


(2015年)



生生之谓易

—读《易》随笔

“生生之谓易”,这是《周易·系辞》中的一个核心概念。“生生”也者,乃生命繁衍,孳育不绝之谓也。学者认为,“生生”二字,前面的“生”表示大化流行中的生命本体,后面的“生”为生命本体的本能、功用与趋向。功能与趋向不能脱离生命本体,而本体若是剔除功能与趋向,亦无生命可言,二者相辅相成,深刻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周易》乃生命之学。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按其古代形态来说,《周易》原为卜筮之书,不要说形成于三千年前的幽玄诡奥的卦象、卦辞、爻辞—那些“神秘的砖块八卦所砌成的殿堂”(郭沫若语);即便是战国时期的辅翼之作《易传》,也充满了形上思维、哲学抽象,哪里会有鲜活的生命出现?

《周易》源于自然。大自然的运转变化,是卦爻演化的蓝本和赖以形成的基因;而卦爻与象辞则是混沌初开之时远古先民对于自然、社会早期认识的记录。徜徉于《周易》所铺陈的天地间,眼前会展现出“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动人景象。宏观的自然环境是,“天玄地黄”、“上火下泽”、“雷雨之动满盈”、“万物资生”—其中有植物:“草木蕃”盛,“系于苞桑”、“拔茅”连茹,“枯杨生稊”;有动物:“鸣鹤在阴”、“鸿渐于陆”、“潜龙勿用”、“羝羊触藩”、“小狐汔济”、“鼫鼠贞厉”、“乘马班如”、“牵羊悔亡”、“鸟焚其巢”、“十朋之龟”、“童牛之牿”、“豕之牙”、“履虎尾”、“包有鱼”。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那些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群:有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推演卦爻;有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有的“作结绳而网罟,以佃以渔”;有的“射隼于高墉之上”、“田获三狐”;有的穿行山泽,“过涉灭顶”;有的“笑言哑哑”、“鼓缶而歌”。⋯⋯

描摹物象,在于寄寓思想观念。其形成过程,往往是通过观察一系列自然与社会现象,参悟出个中所隐喻的哲思、理蕴。在这里,卦象和现实中的人类生活联结起来,将生命作为天地间最可宝贵的本体加以研索。比如,《既济》卦中讲成事规律,其中《九五》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意思是,东方邻国杀牛举行大祭(处于既济状态,祭祀十分隆重),不如西方邻国举行简朴的祭礼(禴祭是夏祭,五谷还没有丰收,所以礼仪简单),诚敬而合于时宜,更加经济实惠,更能得到神灵施降的福泽。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化、生二字,是中国古典哲学中两个重要范畴。化有多义,此处当指化育、生长。化是生的存在方式。《庄子》佚文有“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之语;《文子·十守》亦称:“化者复归于无形也,不化者与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尝生,其所生者即生;化化者未尝化,其所化者即化。”化、生二字,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表征着生命转化的动态流程。

中外思想家无不悉心赞佩中华大地上远古先哲思维、语言的精妙—简单几个字就将万物经历了数十亿年生成的道理和一切飞潜动植特别是人类的进化过程精确地表达出来。黑格尔老人曾经说过:“《易经》代表了中国人的智慧,就人类心灵所创造的图形和形象来找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这是一种崇高的事业。”

对于物质世界,远古先哲以乾坤、阴阳两对概念作既抽象又形象的表述。《乾》、《坤》二卦的《彖》辞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成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就是说,万物资始,均导源于乾坤的生生运作。他们认为,阴阳化为物质,即是天地;而其象征表现,即是乾坤;体现在人类身上,则为男女。其核心理念,是阴阳和合,“一阴一阳之谓道”、“独阴不生,孤阳不成”。关于这种自然的宇宙生成论,《易传》中表述得至为充分:“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序卦》);乾主阳,坤主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周易正义》中指出,“《易》卦六十四,分为上下,而象阴阳也”:“上篇三十,所以象阳也”;“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阴也”。《乾》、《坤》二卦,“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咸》、《恒》二卦,“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也”。而无分阴阳与男女,均以“生生”为第一要义。就此,宋代大儒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太极图说》)

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认为,“阴阳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若必加分别,则应该是阴先阳后。让我们把男女两性来讲,男女异性似乎是两相对立,同时并起的。但照生物进化大例言,当其没有雌雄男女之别以前,即以单细胞下等生物言,他的生育机能早已具有了。生育是女性的特征,可见生物应该先具有女性,逐步演化,而再始有男性,从女性中分出。女性属阴,男性属阳,故说阴先阳后也。”看到这里,我曾有过疑问:既然阴先阳后,为什么《周易》六十四卦要将《乾》卦置于第一,坤卦次之?钱先生似乎料到了这一点,文中解释说,乾德为健,主动;坤德为顺,随动。儒家推尊人文,故取《乾》卦为第一卦。

而与此说形成鲜明的对照,钱穆先生的宗亲、当代学术大师钱锺书先生则在海峡此岸,充满风趣地接上话头:《周易》中个别处“有乖男女平等之道”,乃“逞男子之私便”。他还引证古书中《谢太傅、刘夫人》的掌故:“公(谢安)既深好声乐,不能令节,后遂颇欲立(娶)妓妾。兄子及外甥等微达此旨(了解这一意图),共问讯刘夫人,因方便称(《诗经》中的)《关雎》、《螽斯》有不忌(忌妒)之德。夫人知以讽己,乃问:‘谁撰此诗?’答云:‘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为尔;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语也。’”(《管锥编·周易正义》)

当然,《周易》也可以说是生存之学。生命的实现,有赖于生存;而生存的本质,或曰根本属性,是达致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天人合德、和谐统一。

远古先哲“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静观默察,潜思体悟,从时空、天象的变化及其与人事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现规律性的现象与认识,从而形成了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这样,作为最古老的阐发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周易》一书,就充分显现出视整个宇宙为一大的生命系统,视人与自然为一整体的生态伦理思想,而其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德。这一生态伦理思想,不仅正确地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对于世界的重大贡献。

《周易》中把整个宇宙分为天、地、人三个同元同构、相互感应的组成部分,“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语)—天、地、人“三才之道”。人与万物具有统一性,天地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默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如果我们把一部《周易》比作一座美轮美奂的摩天大厦,那么,天人合德、和谐统一,便是这座大厦的顶梁柱与基石。

《系辞》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这个“德”集中体现在合、和二字上。合、和的外在表现,是孔子所言:“仁者爱人。”清代学者戴震认为:“仁者,生生之德也。”在天覆地载之中,体现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体之仁,反映出我国古代先民敬天重德、仁慈博爱的思想精神。它是覆盖于整个社会、自然与人生的,特别是反映在自然观和生态伦理方面。具体地体现为:

一是顺。《易传·说卦》指出,“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顺应人性、天命的规律),“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豫》卦《彖》曰:“天地以顺动(循时运转),故日月不过(没有过失),而四时不忒(不出偏差);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清明公正)而民服。”《革》卦《彖》曰:“顺乎天而应乎人。”这里的“顺”,有顺应自然、顺乎天理、遵循规律之意。这是以天人合德为核心理念的生态伦理观的最基本的内容之一。

二是节。六十四卦中第六十卦为《节》卦,专门阐明适当节制的道理。卦辞:“节,亨”(节制,亨通顺利)。就此,《彖》辞解释说:“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爻辞《六三》:“不节若,则嗟若(不能自我节制,必然会忧伤嗟叹)。”爻辞《六四》:“安节,亨(心安理得地节制,亨通顺利)。”爻辞《九五》:“甘(甜美愉悦)节,吉”。看来,《周易》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凡事要有节制(包括节俭、节约、节欲),不可过度开发,肆意掠夺,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不可挥霍无度,暴殄天物。这也是中国古代生态伦理观的一个重要原则。

三是谦。《周易》第十五卦是《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能有好的结果)。”《彖》辞的解释是:“天道亏(损)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爻辞《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爻辞《六四》:“无不利,㧑谦(发挥谦虚的美德)。”

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学术著作中,热情赞誉中国古代先民的敬天重德思想,把这种天人合德的自然观称为“有机的自然主义”。他说:“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并不是某种应该永远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而更像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
物体。”

“有机的自然主义”也好,“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也好,核心理念,或者说基本出发点,是生存意识—主体的人和客体的自然世界,是命运的共同体,彼此同生共存,相依为命;而“被意志和暴力所征服的具有敌意和邪恶的东西”的基本出发点,则是无限制地掠夺、占有。

美籍德国著名哲学家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对于人的两种生存方式—重占有和重生存进行深入解析。为了彰显二者的区别,书中以英国诗人坦尼森和日本诗人芭蕉松尾的诗为例。二诗内容相近,描述的又是同一种体验,即他们在散步时对一朵花所做出的反应。坦尼森的诗是这样的:


在墙上的裂缝中有一朵花,

我把它连根一起拿下。

手中的这朵小花,

假如我能懂得你是什么,

根须和一切,一切中的一切,

那我也就知道了什么是上帝和人。


下面是芭蕉松尾的俳句:


凝神细细望,

篱笆墙下一簇花

悄然正开放!


弗洛姆解析说,前者对花的态度是想要占有它。出于对花的兴趣,他把它连根拔起,后果是花朵遭到扼杀,虽然他的理性还在侈谈什么“这朵花可能会帮助他理解上帝和人的本质”。在这首诗中,诗人“就像西方的科学家一样,为了寻找真理而不惜分解生命”。而芭蕉松尾对花所做出的反应,则完全不同—他欣赏它,却不想去摘取,甚至连动它一下都不忍心,只是“凝神细望”。这使人想起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所说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

弗洛姆指出,强调占有的人,“对自然界抱有一种深深的仇视态度”、“放弃了对美好的弥赛亚时代—人类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憧憬。我们奴役自然,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来改造自然,结果是自然界越来越多地遭到破坏。想要征服自然界的欲望和我们对它的敌视态度,使我们人变得盲目起来,我们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自然界的财富是有限的,终有枯竭的一天,人对自然界的这种掠夺欲望,将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是的。大自然原本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存在之根、创造之基、发展之本。即便是人的创造物—一切文明成果,“自然造化内在目的的结晶”,也都离不开这个根基。可是,恰恰是这样简单的规律性事实,却被短视、盲目的人类遗忘净尽,以致大自然始终被作为对象化、资源化加以对待和理解。特别是现代化运动以来,对于大自然无限度地开发、掠夺,导致空气、水质、土壤严重污染,全球气候日益恶化,可耕土地日渐减少,大批物种逐渐消亡,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球普遍出现严重的生态危机。

古人作《易》,表达了深沉的忧患意识,《系辞》有言:“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后面特别加上一句:“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但人天之忧,总是一个最为紧迫的事实,最为严重的大问题吧?

“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以为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以说,《周易》揭示了宇宙万象发展变易的内在规律;而变易正是《周易》的灵魂。宋代理学家程颐指出:“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现代著名学者章太炎也说:“变易之义,最为《易》之确诂。”

为此,《周易》也可以说是发展、变易之学。与前两章的生命、生存相对应,这里所揭示的乃是关于生机的奥秘。自身的矛盾运动,决定了事物的发展、变易。变易为生命与生态系统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大化流行,肇源于万古如斯、渊源不竭的变易。

关于《周易》一书之所以名“易”,历代学人众声鼎沸,认识却是一致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为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的论断:“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一为宋代鸿儒朱熹所下的定义:“《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变易之义,故谓之《易》。”

从字学方面来考究,也有多种有趣的说法。我不懂得甲骨文,据有的学者考证:在甲骨文中,“易”字像双手捧一只杯向另一只杯中注水,后来简化了双手,只写作一个杯向另一杯注水的形状,再后来简化为只剩下一个杯向外流水的形状,最终又加以简化,纵向截取杯的一半,失去了原形,最终被讹化演变为“易”字。由“易”字的注水、两件器物之间的盈虚消长,表现变化、变换、变易的复杂内涵。在注水过程中,那只盛满水的杯子由有变为无;而那只空杯则由无到有,体现了变易的意蕴。由此,我倒联想起宋代文人秦观的那些话:“变者,自有入于无者也;化者,自无入于有者也。”“是故,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这是说法之一。其二,日月为易,一上一下,“东上朝阳西下月”,鸡飞免走,变易轮回。既形象,有趣,又理顺词达,很有说服力。其三,还有学者认为,蜥蜴亦称变色龙,为了生存,身上颜色一日多变。而这个“蜴”字,古代也写作“易”,取其善于变化也。

当代著名学者蒋凡指出,《周易》四大功能之一,是“以动者尚其变”,阴阳变化,矛盾运动,日新月异,生生不息,表现了中华古代先哲深邃的哲学思考,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周易》的思维方法,是一个以感悟为特色,在对事物整体把握的前提下进行辩证思维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承认矛盾对立的普遍存在,进一步确认矛盾对立的运动变化,同时又更深一层地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阴阳矛盾的对立与相互转化。比如天地、男女,没有地,岂有天?没有女,岂有男?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而运动变化。六十四卦中有所谓正对卦、反对卦,如《泰》卦与《否》卦,卦爻之象相反,《泰》象征安吉通泰,《否》象征否塞多灾,彼此矛盾对立,但又相互依存而转化,乐极生悲,由《泰》化《否》;否极泰来,脱《否》转《泰》,矛盾运动,生生不息,这是生活的辩证法。

不仅如此,《周易》更指出,运动变化是绝对的,而阶段性的静止是相对的。比如按照卦序,《既济》与《未济》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二卦。《既济》象征已经安全渡河,事业成功;《未济》象征尚未涉险渡河,事业未成。按照常理,最后一卦应为《既济》;但《周易》作者却置《未济》为最后一卦。此卦序排列,充分体现了辩证思维—《未济》后于《既济》的卦序显示,象征事业成功的《既济》卦,只是取得阶段性的暂时胜利,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应该再次卷起裤腿,准备重新涉险渡河,开始新的征途。这说明了矛盾运动,辩证发展,旧阶段虽然完成,但新阶段的长征却又开始,人们在高歌猛进而自强不息的矛盾运动中,又继续前进,进而上升到一个新的文明阶段。

看来,作为一部国学元典,《周易》确是彻里彻外地浸满了变化理念。正如《系辞》中所言:《易》之“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周转六个虚爻)。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不能视为僵化、固守的经典要籍),唯变所适”。这也充分体现在卦、爻所代表的物象、观念及其排列组合上。《易》中卦象,往往代表着某一事物的演变过程,而卦里的六爻,则代表某个时期变化着的状态。“爻者,言乎变者也”(《系辞》)。它们本身也是错杂关联、交相变化的。且看《乾》卦中的龙:爻辞《初九》:“潜龙勿用”,其意为潜伏水中,暂不宜张扬、施展;爻辞《九二》:“见龙在田”,则是脱离潜伏状态,出现在田间(地平线)上;爻辞《九四》:“或跃在渊”,退而居于深渊;爻辞《九五》:“龙飞在天”,最后飞翔在九天。由潜伏而翱翔,呈现动态变化。再看《渐》卦中的鸿雁,由下而上、由低而高地“渐之进也”,“动不穷也”—爻辞《初六》:“鸿渐于干(游走于岸边)”;爻辞《六二》:“鸿渐于磐(栖息在石上)”;爻辞《六四》:“鸿渐于木(飞上林木);爻辞《九五》:《鸿渐于陵(飞上山陵)》;爻辞《上九》:“鸿渐于陆”,辞典解释:陆者,逵也,云路也,喻高空,高飞远翥,“得所愿也”。

通过卦爻的推演,先民借物象以明人事,卜吉凶、定休咎、决去取,进而提出“知几”(见微知著,预测事势的玄机)、“乘时(把握时机)”的理念。《易传·系辞》有言:“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等待)终日”;而关于“乘时”,则曰:“终日乾乾,与时偕行”(《乾》卦《文言》),“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辞》)。

“生生之谓易”,一要生存,二要发展。这里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永葆生机?概言之,即把握变化、变易、变通的规律。《坤》卦《文言》有“天地变化,草木蕃”之说。其实,人事何尝不是如此。“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在“生生之谓易”前面,还有一句话:“日新之谓盛德”。它所强调的,乃是创新精神。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教授指出,作为“天下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正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诚如清代大诗人赵翼在一首七言绝句中所赞的: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生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殷商末年,周武王继位后四年,得知商纣王的商军主力远征东夷,朝歌空虚,即率兵伐商。当时,武王率本部及八个方国部落军队,进至牧野。纣王惊闻周军来袭,调动少量的防卫兵士和大量奴隶,开赴牧野迎战。以数量而论,商军的兵力超过了周军,但由于匆忙结阵,士气低落,加上奴隶们阵前倒戈,最后遭致惨败。对此,《尚书·武成》篇记载:“受(纣王)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没有人愿意和我为敌),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向后边的自己人攻击),血流漂杵。”

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披览至此,大不以为然,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章句下)这里的“书”,特指《尚书》,亦即《书经》(《论语》中有五六处提到“书”,大多数都指《尚书》)。《武成》是其中的一篇。

孟子认为,《尚书》中的记载未可尽信,并举出了具体实例。这一论断得到了后世学者的认同。宋代著名理学家张载、朱熹等,还就此做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强调读书要“有疑”,且在“无疑处有疑”;要“濯去旧见以求新意”。道理就在于,怀疑方能开启觉悟之门,“疑乃可以启信”。敢于怀疑,认真分析,才既能进入书中,又能跳出书外。

《公羊传》中有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其实,成文的历史,又有哪一种不是间接的传闻呢?那类“生无旁证,死无对证”的事,所在多有。何况,“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东汉王充《论衡·艺增》篇,对此作进一步的阐述,专门揭橥了古代一些典籍增溢其事以致失实的现象(这里的“艺”应作“经”解,汉儒以六经为六艺,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文章一开头就指出: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实,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何则?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


他说,里巷之言,出小人之口,固然难免失真,而“言审莫过圣人,经艺百世不易,犹或出溢增过其实”。接着,他就举出大量出自儒家经典“六经”、“四书”中的“增溢”事例:

《尚书》中赞美帝尧的德政,说是“协和万国”,实际上,当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说是“万国”、“褒增过实”了。

《尚书》曰:“祖伊谏纣曰:今我民罔不欲丧。”罔,无也,“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无不,增之也”。祖伊之所以这么说,是要引起纣王的恐惧,“冀其警悟也”。

他还举出《尚书·武成》篇:“武王伐纣,血流浮杵”、“助战者多,故至流血如此”。“案:武王伐纣于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干燥。兵顿血流,辄燥入土,安得杵浮”?再者,“周殷士卒,皆赍干粮,无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

“儒书又言: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意思是人人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

这种种陈述与批驳,都至为确凿。

古时是这样,那么近世呢?王充接着又列举了汉代言过其实的事例:郎中贲光上书光武帝,言汉文帝“时居明光宫,天下断狱三人”,以颂美文帝。光武帝当即予以驳斥:文帝并不居住明光宫,断狱也不是三个人,正式澄清了事实。为此,王充慨叹道:“汉为今世,增益功美,犹过其实,况上古帝王久远,贤人从后褒述,失实离本,独已多矣。”还说,如果不是遇到光武帝加以纠正,千世之后,载于经艺之上,人不知其增,那就会据为实事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层复杂的关系。过去有“六经皆史”之说,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经》、《书经》、《诗经》、《礼记》、《乐记》、《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如果把包括《诗经》在内的经书都看作史书的话,那么,对其所记失实予以切责,当然没的可说;但《诗经》本身又是文学作品,如果句句都去这样要求,就有些失之过苛,甚至是“刻舟求剑”了。比如,《诗》云:“子孙千亿。”这是赞美周宣王之盛德,顺应天地,子孙众多。王充指摘说:“诗人颂美,增益其实”;再如,《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王充也加以批驳:说其声高远,可以,“言其闻于天,增之也”,“人无在天上者,何以知其闻于天上也?”这就未免吹求过苛了。看来,学术研究应该合理区别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

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载记失实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在古代,经常出现而无法避开的一个问题,是义理正确与事实正确在辨别、处理中的矛盾。

经过前人编辑、修订的古代经书,经常会碰到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的矛盾冲突,这就必然导致史官不可能如实记述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是《春秋经》。《僖公二十八年》记载: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2年),“天子狩于河阳”。乍一看,是周天子去河阳这个地方考察地方官员的工作。实际上,哪里是一次狩猎活动?不过是晋文公命令诸侯国以朝周天子名义举行的一次会盟活动,同时也召呼周天子到场了。

这个晋文公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夙有贤名。献公宠幸骊姬,骊姬欲立其子奚齐,三个公子受谗,重耳逃出晋国,到各国流亡。晋献公死,诸子争立,短短几天,发生两次流血政变。后来。在秦国帮助下,晋人接回在外流亡近二十年的重耳为君主,是为晋文公。

当时,正值周王室政治动乱,襄王出逃到郑国的汜地(今襄城南)。襄王向晋、秦、鲁等诸侯国求助。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欲谋霸主,必须尊周,应该通过救助襄王复辟,捞取图谋霸业的资本。于是,晋文公发兵平叛,迎襄王于汜,并护送到王城。接下来,晋文公与各诸侯国逐鹿中原,经过城濮之战,打败了楚国;并与齐、鲁、卫、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襄王也应召而至,会上,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由于卫、许两国未服,晋文公欲会诸侯讨之,但害怕诸侯不听命,遂召襄王出面,以天子名义在河阳会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

从上述事实中,看得出来,明明是诸侯号令天子,可是,《春秋经》却记载为“天子狩于河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左传》解释说:“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所以,孔子订《春秋》时用了一个曲笔。所谓“曲笔”,就是以义理正确掩盖了事实真相。历代史书上经常有史官“秉笔直书”的话,实际情况却往往是,“直者,正也”,直书的并非真实的事实,而是正确的义理。而且,史书上还有个“为尊者讳”的问题,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庚子之役,明明是西太后逃跑,偏要说成是庚子“西狩”;明明是战败了,偏偏要说成是庚子“赐和”—皇帝、太后恩赐给你列强和平,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

说到义理正确与事实真实的龃龉,历史上还有一个事例:

明武宗纵欲亡身,没有子嗣,也没有兄弟,经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皇太后张氏商定,依照《皇明祖训》“兄终弟及”的规定,由其同辈庶出的近支堂弟朱厚熜继承大统,是为世宗嘉靖皇帝。世宗即位第六天,就下诏礼部,命廷臣集议皇帝生父兴献王的主祀和尊号。以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府部群臣一致认为,本着帝系继统制度,应该以国为重,“继统继嗣”,这就要称武宗之父、兴献王之兄孝宗为“皇考”;而称兴献王为“本生父”或“叔父”。而世宗皇帝却坚持要尊兴献王为皇考,结果发生了著名的“大礼议”之争。这里不去分辨他们政治伦理上的是非曲直,单就逻辑判断来说,前者属于义理正确,后者属于事实正确。就是说,正确与否,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依个人所处位置和思考的角度来辨识,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进入历史载记,同样会遇到尖锐对立的两种见解。

而更多的是慑于最高统治者的威权,史官不敢如实记载。古代帝王的《起居注》,由史官负责记载,分工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那天,唐太宗要亲自看看史官们都在《起居注》中记载一些什么。当时,有一个大臣叫朱子奢的,说:“这可不好,这会开一个不好的头。皇帝看了记录,以后史官贪生怕死,就不敢如实记了。”太宗还好,听了劝阻。可是,到了唐文宗时候,就不行了,史官不同意看,他说:“我看一看,有什么不合治体的话,把它改过来。”史官顶不住,只好送上去。这就无法保证真实了。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几个字一笔带过。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这种野史、杂记多有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做贼心虚”,直接出面干预有关系。他说过:为君为臣,做一恶事,载之简册,流传万载。正因为他很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工作极为关注。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首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正是由于历史本身存在着难以把握的某种不确定性,所以,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慨叹:“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历史是一次性的,当一种事物成其为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特定的人、事、环境尽数都消逝了。那么,未曾“在场”者(时人或后人)在恢复历史原态过程中,有时就要依据事件的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进行必要的充实与渲染,其间更是难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介入。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西方新史学提出了历史研究“想象性”思考方式。海登·怀特指出:“随着我研究得越来越多,在我看来,历史学家创造的是对于过去的想象性形象,它有着一种功能,正如同一个人在自身个体的想象中对往事的回想。”平常,我们总说历史如何如何。那么,历史是什么?拿到桌面上的无非是史家撰写的历史著作。而真实的历史是已经消失了的过去。时间越久远,所留痕迹越少。原本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世界,变为幽暗、神秘以至于不可测度的“他者”。而那些存在于文献中的记载,也只是结论性的东西,很难说就是历史本来面目。虽然史家自以为是真相的再现,读者也大多这样认为。事实上,历史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存在一个可以观察和规定的对象,历史作为消失了的过去,已经不能实际感知和体验。

任何知识都具有相对性,随着时代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随着人类认识的更新和实践活动的深入,种种学说、知识的局限性会逐渐地显现出来。而且,由于历史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随着阅读者的差异,必然呈现阐释的多义性。还讲上面那篇《武成》。孟子的批评已如上述,后来的朱熹也持相同观点。但朱熹的学生蔡沈在作注时,却说:“纣众虽然有如林之盛,然皆无有肯敌我师之志,纣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后之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实而言之。盖纣离心离德,特劫于势而未敢动耳。一旦因武王吊伐之师,始乘机投隙,奋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显然,这是针对孟子的批评而言,也反映了因读者差异而出现的阐释的多义性。

2009年春天,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讲了一件趣闻:访问日本时,他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有什么史实依据”。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白居易《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有辞!这里同样反映了因读者差异而出现的阐释多义性。

看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说,看来,凡事就只有靠亲历亲见的在场者来记录了。不过即便是这样,也未必就一定可靠。因为他们要考量利害得失,不能不进行选择、取舍,有的还出于某种动机,有意造假。近日看到一篇评述《马可·波罗游记》的文章。关于这部游记,学术界争议很大,有的认定马可·波罗根本没有到过中国;但也有人力挺马氏游记的真实性。现在,就算承认作者真的到过中国,但他在游记中也存在许多有意造假的问题。比如,他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总喜欢在一些重大事件中,把自己打扮成主角。比如,蒙古军围攻襄阳城的那段历史,作者竟把自己穿插到这场战役中。说蒙古军之所以攻陷了襄阳城,以致南宋覆亡,全靠用了他所发明的先进武器—投石器和弹射器。事实又怎样呢?在他到达中国之两年前,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这里讲的是存在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有意加以渲染的情况。有时,即使没有利害关系,在场者也未必就能如实地反映,同样存在着“言人人殊”的现象。日本有个电影叫《罗生门》,描写一个武士带着妻子远行,在丛林中被一个强盗劫持,经过一番拼搏,武士败北遭到绑缚,妻子被奸污,武士最后被杀死。一个樵夫看到了这个情景,报了案。警察署传唤了有关人员。有趣的是,强盗、武士(鬼魂)和妻子口供各异,连报案人说的也与上述无一相同。强盗说,经过搏斗,他将武士绑在树上,便把他妻子奸污了,心想离开,却被这个女人抓住,说两男不能并存,必须只剩一个,最后剩下谁她就跟谁。于是,两人决斗,杀死了武士,女的在二人决斗时逃跑了。第二种说法,女的说:强盗把她强奸之后就逃走了,她感到羞愧,请求丈夫宽恕,丈夫不理她,冷面相对,她就给丈夫松了绑,把自己的刀交给丈夫,要求丈夫杀死她,丈夫还是不理,这时她神经错乱,就把丈夫杀了。第三种说法,武士借一个巫婆之口说,强盗奸污了他的妻子,准备带走她,她坚持要强盗杀死丈夫再走,强盗正犹豫着,在给武士松绑时女的逃跑了。强盗去追她,武士自刎了。还有第四种说法,樵夫讲述:强盗确实强奸了女的,并且要女的嫁给他,女的坚持要求强盗与丈夫决斗,决斗中女的逃跑了。强盗一气之下,杀死了武士。四种说法,究竟以何为是,成了一个无法判断的谜团。

鉴于过往的历史无从通过概念规定和判断推理从逻辑上加以把握,于是,从克罗齐、柯林武德到怀特这些新史学家,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转变思维方式,运用想象力、联想力这些原发创生的“象思维”。海登·怀特说得很明确:“想象某一个东西,就是要建构它的形象”,“人们所经验的‘历史’是什么呢?那只能是一种想象性的创造物,但却是真实不妄的”。事实上,历史学的创作在追溯历史结论时,无论是文献性的,还是实物性的,都要从结论回溯其形成结论的动态历史过程。显然,作这种追溯没有丰富联想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它区别于传统史学把历史文献和实物简单地作为历史本身,而不运用联想力去追溯形成这些文献和实物的过程史。新史学的重要先驱柯林武德把这类传统著述讥讽为“剪刀加糨糊”的拼写史学。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就是在尽可能避免虚构(实际上很难免),特别是历史发生和绵延的过程,在地点、时间方面不允许虚构的情况下,使历史学与文学性相融合,对细节加以联想,从而增强历史著述的可读性与趣味性。

确实,文史作品都离不开细节描写,包括一些对话,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父子三人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一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临深履薄”、险象环生的政治氛围。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谈到了“画”与“化”。画,就是要描绘形象;而化,就是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这就触及文史作品中想象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历史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大概也正是为此吧,所以,当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听到弟子问及“《左传》可信否”时,他漫声答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再来看另一部被奉为古代散文之范本—《史记》。《项羽本纪》中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之所以如此交代,是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距“鸿门宴”大约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照相机和录像设备,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记载座次。那么他据何而写?显然靠的是想象。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流放到这里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费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是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为此,有人不无夸张地说:史者,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也。”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里需要说清两点:其一,历史由史实与史学两部分组成,史实是客观存在,我们这里所谈的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问题;其二,文史作品中难免出现经验性整合与合理的艺术加工,但必须建立在尊重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不能像小说那样自由虚构,它的想象度是有限的。


(2009年)



视角的选择

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将赴日本留学,他的朋友、时年二十五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有句云:“君行我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诗中祝愿远行人能够像鲲鹏一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胸中要有日月常新,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从而忘怀得失,而不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这里用了取义于《庄子》的“鲲鹏”与“太仓稊米”两个典故。前此,唐人白居易也曾为诗:“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毛、白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获得了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世界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之后,写了一篇回忆录。他说:“当我们踏上月球之路的时候,眼看着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也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看来,这里有个眼界、视野与视角、视点的问题。《庄子·秋水》篇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使两岸和沙洲之间,远远望去,分不清是牛是马。于是,黄河之神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却看不到水的尽头;这时,河伯才改变了原先得意的脸色,望着海洋,面对北海之神海若感叹地说:“现在,我总算目睹了你的难以穷尽的广大。我若是不到你这里来就糟了,将永远遭到有道之士的耻笑。”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谈海,因为它受到空间拘束;夏虫不可以语冰,因为它受到时间限制;浅薄之士不可以同他论道,因为他受到礼俗的束缚。现在你出乎河流,观于大海,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鄙陋,这才可以同你谈谈大道的条理。”这段对话说明了:眼界越开阔,视野便越扩展,那么,所见到的客观事物的范围,便会越加宽广了;而随着视点、视角的变化,客观对象则会随之而发生变化,人们的认识也会有新的领悟,新的提高。

所谓大道条理,指的是庄子借北海若之口所谈的,从不同立场、视角观察客观事物,会得出不同结论,获取不同结果。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

在庄子看来,客观上有两种境界:物的境界是有形的,任何人都举目可见、挥手可触,这样,就能够计量、可以权衡,从而必然产生层次高下、形体大小、数额多少的比较;而道的境界则异于是,它并非实体,因而是无形的,隐蔽在物的境界的背后,属于本源性的存在。在道的境界里,一切比较、计算都泯除了,事态与物性是齐一的。

道,公正客观,无党无偏、无私无蔽。如同孔子所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以道观之”,一切等级、畛域都泯除了。一个大前提,是立足点高。犹如我们乘坐飞机,刚刚起飞之际,俯视地面,举凡村落、屋舍、河川、林峦,高低大小,历历分明;但当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再向下俯视,就会发现种种差别尽皆模糊,以至统统不见了。日常生活中,有一些是非的争竞,闹得沸反盈天,其实,如果立足点高一些,就会发现,完全没有太大的必要。以道观天下,就能摆脱重重束缚,采取新的视角,破除井蛙式的“拘墟之见”,换上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成委琐、卑贱,可有可无。这种视角,亦即前面所说的物的境界中的视角,是浅层次的、外在的。由于取径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比如“文人相轻”,这是世间常见的典型例证。依曹丕说法,文人相轻,一是因为“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因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其结果都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

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庄子·在宥》篇讲:世俗之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相同,而厌恶别人与自己不同。其实,也可以翻过来说:世俗之人,都习惯于自己与众人相同,而没有勇气特立独行,独树一帜,标新立异。结果是,众人说贵,自己也跟着说贵,众人说贱,自己也跟着说贱,人云亦云,赶风潮,随大流,还美其名曰:“吾从众者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世俗之人经常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庄子提出:“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不会更加积极),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丧,消极)。”世俗之人所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自信力与心理定力。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这里说的是,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时,选取什么角度。从等差上看来,顺着万物大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大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大的了;顺着万物小的一面而认为它是小的,那就没有一物不是小的了。明白了天地如同一粒小米的道理,明白了毫毛如同一座山丘的道理,就可以看出万物等差的情形了。

—“以功(用)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而没有一个纯客观的标准。而有用与无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庄子讲,脚下方寸之地,供人驻足就够了,周围的土地并无实用价值;但是,如果把周围的土地全都挖掉,那方寸之地还能用吗?同样,东、西,大、小,上、下,多、少,既彼此对立,又互为依存。所以说:“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也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这里体现了典型的庄子的相对主义。庄子认为,一切都是辩证的、相对的,依主观视角而决定;万事万物,时刻都在变化,盈虚消长,周而复始,无时或息。因此,面对着出处进退、辞受取舍,应该顺时应变,一切本于自然,与道相通、相契。

哲学研索本身,就有一个视角或曰立足点的选择问题,视角与立足点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判然有异。有人谈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你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庄子的视角,博大开阔,既不拘限于人类,更不拘限于自我,而是推及宇宙、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以道观之”,世间许多认识都会随之而变化,不要说各种社会事物、文化现象,就连自然界也是如此。比如,我们通常说的益鸟、害鸟,益虫、害虫,什么东西有营养,什么东西对身体有害处,这些都是基于人类主观意志的认识;就自然来说,从天道来说,各种生物的生存价值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此高彼低、此益彼害、此是彼非的差别。一切事物,“固有其所是,固有其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正是基于道的立场,建立了他的“齐物”思想,从而获致了一种超拔境界与恢弘气象。宇宙千般,人间万象,在庄子的视线内,物我限界一体泯除,时空阻滞化为乌有,大小不拘,久暂无碍,通天入地,变幻无穷。

把相对意义绝对化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人对自身以及人与自然的认识。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的高寿了,在她诞生了十多亿年之后,才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自然的创造物,自然则是人类诗意的居所。在直立之前,人类和所有的动物共同匍匐在漫长的进化之路上,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原本没有资格以霸主自居,摆什么“龙头老大”。可是,后来人类逐渐地把这个最基础的事实、最浅显的道理淡忘了,结果就无限制地自我膨胀,恣意攫取;声威所及,生态环境遭到惨重的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环境灾难。“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种种苦头,人类自身今天算是尝尽了。

庄子生活于战国的乱世。作为艰难时世的产物,《庄子》所探究的中心课题,是如何在乱世中养性全生,摆脱困境,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这样,每逢灾祸频仍的时日,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磨难而豁然省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中那些警策的教示,祈望从中获取灵魂的慰安、心理的平衡,寻找解脱的路径。因而有人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它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活下去,可以从另一种视角看待问题、观察事物。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人在本质上是有限的存在,不仅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而且,很难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折磨,以及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毒素的侵蚀,这样,精神上就难免出现种种愁烦、般般痛苦。前贤指出,庄子齐物的思维方式与超越的视角、旷达的心态,为后世读书士子提供了一副醒心丹与解毒剂。

在庄子看来,事物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肝胆之近有如楚越之远)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这种发展的、开放的思维方式,有助于防止、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为“拿得起、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世俗间的般般计较、种种纷争,置入他的价值系统和“以道观之”的宏大视角之中,纵不涣然冰释、云散烟消,也会感到淡然、释然,不足介意了。

《逍遥游》篇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为喻,慨叹人生的短暂。辽西地区有一种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而人,即使是上寿百年,也只是这种鸟化石的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经过这么一比较,就会觉得那些俗世纷争、人间龃龉,蝇头微利、蜗角虚名,真是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闹腾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有限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特别是记取庄子“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却(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的警世恒言,确实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戒贪贿、厌奢华,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逐渐养成以超越的眼光、旷达的心胸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努力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解脱出来,祛除心灵的拘缚,化解许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

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原因来源于攀比。庄子说:“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老子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有见及此,就可以在现实物质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对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能够自觉地摒弃,而不是贪得无厌。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2013年)


事是风云人是月

我的祖籍河北大名,是北宋王朝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民众间流传下来“说书讲古”的习俗。祖父辈迁徙到山海关外,也把这个传统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集在场院里,几杆旱烟袋,一壶糊米茶,“李唐赵宋”、“南朝北国”,讲起来没完。这种环境的耳濡目染,渐渐地培植了我对于历史的深深爱好。一般地说,单纯的爱好是先于知识的渴求的。待到入塾启蒙、求知问学,接触到的“四书五经”,左史庄骚,也无往而非史。过去有两句老话,一曰“文史不分家”,一曰“六经皆史”,都显现出华夏民族特殊发达的史学传统。

而历史本身更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朱光潜语)。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和足够的“想象空间”,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张力。这一切,都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我。青灯独对或者沧桑看云,我常常设想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奇华异采。数十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精神享受、思想升华的必要方式,一种无须选择的自动选择。

不过,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去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正所谓“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

那么,月与风云谁为主从呢?当然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向来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我很认同这一说法: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事实正是如此,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生命叩问。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后世读者一种心灵的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勘核,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史的人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比证、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

二是强调感同身受,理解前人。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换位思考,理解前人,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缺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骘、研判、褒贬—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亦即按照什么尺度、坚持什么原则、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三是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对此,清初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有十分剀切而深刻的体会。他说:“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

著名文学评论家夏济安在《一则故事,两种写法》这篇文章中谈到,在《今古奇观》与《隋唐演义》这两部书中,使用的是同样的题材,前者名为《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后者题作《李谪仙应诏答蛮书》。《今古奇观》里说:玄宗接到渤海国“蛮书”后,唐朝君臣慌张得很。这样写,显然和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故事作者似乎根本忘了那时唐朝国势的强盛。按当时情形说,唐朝君臣应该是瞧不起这种“小邦”以及它的使臣的,决不至于因一封番书而着急担忧。之所以这样写,原因是《三言二拍》成书于明季,明朝国势积弱,边疆多故,那时说书的人也许很能了解这种番邦来书的可怕,于是就把自己的情绪渲染进去。而《隋唐演义》作者褚人获是在康熙年间写成此书的,他的心态大不一样(这里当然也有学识丰俭、技巧高下之分),君臣上下要从容得多。可见,读书过程中“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确是十分必要的。

读史过程中,我也经常着眼于隐蔽在书页后面的潜台词、画外音。研究《周易》有“变爻”、“变卦”之说,我于历史也往往注意其演进过程中的“变爻”、“变卦”,从而做出旁解、他说,所谓别有会心。

读史,我总是采用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法”,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层层递进,渐次深入。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以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问置疑。“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来势汹汹,过程奇诡,而兰因絮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也并非罕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看得出来,同是读史,写作者与一般人的立足点不尽相同。就是说,面对历史资源,除了着眼于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之外,作家还有一个以历史为题材写成作品,以观照世界、解悟人生的考量。此其一;其二,“文学是人学”,作家最为钟情、着意的是历史人物,这个人物可大可小,可轻可重,关键是要具备典型性;其三,由于作品属于文学体裁,还需借鉴象征、隐喻、通感、联想、意象组合、虚实相间、时空切换等艺术表现手法。我在历史文化散文的人物描写中就曾作过多方面的尝试,这里只举一个事例。

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词章的神髓。回来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集中写晚年李清照的愁苦。从前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词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在写法上,我借鉴了外国电影《戈雅在波尔多》和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它们都是想象、联想的范本。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晚年住在波尔多,整部电影就是通过他的回忆展现其壮阔的一生的。伍尔夫在小说中,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个蜗牛。而我写李清照,也是从她的一对凝眉写起。如同《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以历史为题材写作散文,最遭人诟病的是缺乏主体意识,通篇罗列事实,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我很认同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说法:“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然,强调主体意识,绝不是说可以异想天开,胡编乱造。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准确的史实依据,只是在个别细节上,加进了合理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


(2010年)



要有一点书卷气

先说“书卷气”的“气”。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反映人的属性,人的精神状态,包括气质、气度、仪态、格调、风貌、气概等内涵。

这个“气”和“书卷”叠加在一起,应是指在气质、仪态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高雅的气度与风貌。晚清的陈其元有言:“学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复济以经史,则字里行间,纵横跌宕,盎然有书卷气。”他原是就书法而论,但因其植根于“敦品励学”,这就道出了根本,因而具有普适性。

书卷气,诚然是优良素质的外在表现;但它却是由内在品格所决定的,所以强调“立品”;而它又肇源于书卷,就是说,这种内在品格与外在表现,都是通过“济以经史”亦即读书、励学来完成的。苏东坡有两句诗讲得很好:“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从个人角度,读书、励学,是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发展前进的导航针,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品格修养和精神境界;往大处说,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与活力,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盛衰、兴替。当然,敦品有赖于励学,却又不完全依靠读书,它还要从社会实践中来,从学以致用中来,从自我修养中来。

现实生活中,与书卷气相对应的,有江湖气、市侩气、痞子气、粗俗气、酒肉气,还有书生气,等等。顾名思义,前面几种气,看来都要不得;那么,书生气呢?也不太好。“书生气十足”,是政治上幼稚、处世上呆笨的表现,比书呆子—读死书、读书死、死读书,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说,要有一点书卷气,绝非提倡“本本主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最后必须落实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

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教师、作家、编辑、记者,也包括负一定责任的各级各类干部,面对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范围广、要求高的知识经济时代,整天在那里输出知识、沟通思想,甚至做出判断、进行决策,更是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不断地补给营养,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否则,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必然导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贻误工作,损害事业,实在是咎莫大焉。

我们提倡要有一点书卷气,强调要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除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需要,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前几年,《人民论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比较少:34%的受访者,每周的读书时间为零到三个小时,27.6%为三到六个小时。就是说,六成以上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在六小时以下。47%到4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许多人追求享乐,玩物丧志,不好读书;思想平庸、作风浮躁,带有普遍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些同志从现实功利出发,认为读书无用,“远水不解近渴”。有的甚至认为,要想得到提拔重用,首要的是在领导那里“挂上号”,这就要下力气搞好关系,拉小圈子,上面有人推荐,下面有人投票;不然,读书再多,“票决”不过关,也是白搭。这样,就经常置身于各方酒筵、同学同乡聚会、迎来送往之间,把本应用于读书的时间,投入到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称兄道弟,攀高结贵上。还有些同志单凭一己经验部署工作、处理问题;觉得书本上的脱离实际,不切实用;还美其名曰“不做书呆子”、“不搞本本主义”。

加之,现实社会中,诱惑多,应酬多,娱乐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摆脱不开这些方面的牵扯,置身其间,不能自拔;反过来,却又抱怨工作忙、事务多、矛盾错综复杂,没有片刻清闲,腾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

不少同志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心浮气躁,日常以上网、看电视、QQ聊天、网络游戏来代替读书。结果是,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流于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读书,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浅尝辄止,“看书看皮儿,看报看题儿”;不读原著,满足于从报刊上摘抄几句警语,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迨至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进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当前,影视、录像、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普及应用,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般地说,电子传播文化是以快捷性、直观性、休闲性、趣味性为其特征的,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和“图像化”、“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接受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

再深入一步探索,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会加速膨胀,而价值理性则处于失落、衰萎状态。对于正当与否的考虑会被能否现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现实计较所代替。当人的欲望被市场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约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会逐渐弱化;而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则会相应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读书学习,弘扬人文精神、审美情操,树立高尚理想,就成为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了。

要读书,读什么?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

所谓智慧,是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底蕴,属于哲学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说明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应用化、实际化,为带有全局性、预见性的领导决策与战略抉择所必需。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可以发挥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等重要作用;而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有益于陶冶情操,铸造人格,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摒弃,有所进取,等等。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华智慧,从而增强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通过读书学习,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实现人际和谐,相互信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对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古人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把读书同个人修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我们也应该做到,徜徉于浩瀚无际的书的海洋,从先秦诸子的哲学,左氏、司马的史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韵文,庄、韩、欧、苏的散文,到明清小说、鲁迅杂文,通过读解、消化、涵泳,以增长智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借用一个天文学名词,就是要培植“正能量”—激发一切引导人积极进取、给予人以希望和信念的动力与感情。

要读书,如何读?

关于如何读书,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氏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劳形苦心,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的呢?”弗氏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说东道西,指手画脚,老挨批评。”读书方法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谁都能说个“一二三”,这不是等着当“箭垛”吗!况且,每个人的情况差异很大,很难提供一种普适的经验。所以,最好是从宏观上讲,大而化之。比如说,读书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不过,这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所以还得说得具体一点。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对于做好实际工作,不可或缺;用在读书上,同样至关重要。读书思考,可以有两个路径:一是在博览基础上,进行对照式、联结式的梳理,发掘出这些思想资源的继承、批判、发展、创新的脉络,从中汲取营养,借鉴思维方式。一是大胆吸收,博采众长;但又绝非集纳式的、撷花缀锦式的,囊括无遗,全盘吸纳;而是采花酿蜜,大冶熔金,重视选择与扬弃,自出机杼,熔铸新机。“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鲁迅语)

中国传统社会,在文化心态上,是“以过去为定向”的;要勇于突破这种习惯思维、习惯做法。过去学习理论、研读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往往满足于背教条,记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提倡,读书与思考同步化、一体化,要习惯于找问题,找课题,也就是培养和提倡“问题意识”—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自觉性的分析和解决的思路;在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凡事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解决了多少实际难题,处理了什么具体事务,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
之门。

再者,每番读书、思考,都应注意寻找一个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一部《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在组织集体学习方面,近年来摸索出多种有效的做法:比如举办学习讲座,有组织、有目的,选题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普适性;再比如,选择、推介有价值的书籍,在班子内统一部署,分散阅读,然后集中讨论,各抒己见,最好能够展开争论,最后由班长归纳、总结,博采众长,并有所升华,有所发展。

就整体来说,应该创造一种有利于读书学习的大环境。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建立关于读书学习的引导、评价机制,比如,树立典型、表彰先进都能与学习成果挂钩;二是在全社会倡导、培植、弘扬读书学习精神,树立尊重知识、读书学习光荣,不学无术、胸无点墨可耻的社会风气、舆论氛围。


(2013年)



联苑谈丛

上世纪40年代,我就读于医巫闾山东麓一个偏僻乡村的私塾。这是一座家塾,由我的一位绰号“魔怔”的堂叔创办,学生只有他的独生子和我两个人;延请了名闻遐迩的饱学之士刘璧亭先生担任塾师。刘先生与魔怔叔文友而兼“(鸦片)烟友”,早岁相知,私交甚笃。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诗论文,对于楹联,他们都有特殊的爱好。

在我就读的八年间,塾斋的门上年年都要贴上鲜红崭亮的对联。有的是塾师或魔怔叔自拟的,多数为现成的诗句,然后由刘先生染翰,因为他是知名的书法家。记得我刚入学的那年,张贴的联语是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的两句诗:


万卷藏书宜子弟;

十年种树长风烟。


还有一年贴的对联,据说是一位江西巡抚拟制的:


笔下留有余地步;

胸中养无限天机。


除了观赏门联,闲暇时,还常听刘先生与魔怔叔茶烟歇后讲述一些奇联妙对。记得魔怔叔说,清代书法、篆刻家邓石如曾在居所—安徽怀宁的邓家大屋里用隶体字书写的一副对联,以宇宙奇观对古今绝艺,不仅工整、协调,而且气势雄浑,撼人心魄:


沧海日 赤城霞 峨嵋雪 巫峡云 洞庭月 彭蠡烟 潇湘雨 武夷峰 庐山瀑布 合宇宙奇观 绘吾斋壁;


少陵诗 摩诘画 左传文 马迁史 薛涛笺 右军帖 南华经 相如赋 屈子离骚 收古今绝艺 置我山窗。


塾师说,实际上,这副联语是明人李东阳撰写的,邓氏略加改动,“广陵潮”改为“武夷峰”,“青莲诗”改为“少陵诗”,把它题写在碧山书屋壁上。

先生给我们讲,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文学体裁、文学门类中,对联可说是独树一帜,也最具特色,是一字一音的汉语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堪称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地地道道的国粹。它与传统的格律诗有着深厚的渊源,一首律诗的颔联或颈联,绝大多数都是合乎规格的对联。作为一种艺术精品,它常常同书法融为一体,人们在赏玩翰墨的同时,也品味了联语的诗情哲蕴,而令人口角噙香的清词丽句,又通过精美的书法艺术显现其隽雅的风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各臻其妙。

楹联肇端于五代,成形于两宋,兴盛于明、清,一直延续到今天,千余年流光焕彩,赓继不绝。许多博学之士,广蒐博采,编辑成书,据说多达数百种。其中传播最广的,是出版于道光二十七年,由乾嘉之际著名文人梁章钜编著的《楹联丛话(包括续话、三话)》。书中把对联分为故事、应制、庙寺、廨宇、胜迹、格言、佳话、挽词、集句、杂缀十个门类。到了民国年间,又有人把它扩展成二十个类别,包括庆贺、哀挽、廨宇、学校、商业、会馆、祠庙、寺院、剧场、第宅、园墅、岁时、名胜、投赠、香艳、集字、集句、滑稽、白话、杂俎种种。就中以春联为应用量最大、影响面最广。元旦、春节张贴对联,已经像穿新衣、放鞭炮、吃饺子、拜大年一样,作为传承千载的民俗固定下来,成为一道充满喜庆气氛的靓丽风景。

统观楹联的内容、形式、范围、功能,有五点最为突出:

一是文学性。好的对联,吐纳经史,文采斑斓,新奇典丽,意蕴深邃,高度凝炼,片言撷要。尤其是历代传诵不衰的名联,每一副都堪称文学精品。

二是规范性。对联从撰写到张贴都有统一、明确的格式,历千余年而不变。在声韵、对仗、修辞、结构诸方面,都十分讲究。其精致程度不亚于诗词,甚或过之。

三是普及性。自王侯第宅、名楼胜苑、仙观古刹,以至工商店肆、五行八作,直到寻常百姓之家,随处可见。从事联语写作的,不仅有帝胄王孙、公卿将相、硕学鸿儒、诗人名士,甚至一些禅门衲子、樵夫渔父、引车卖浆者流,也都参与其中。

四是实用性。从上述分类中即可看出,它的功能、作用极为广泛,应用于社会各种场合、各个层面。举凡教化、箴规、讽喻、述怀、应对、题赠、祝颂、哀挽等等,可说是应有尽有。

五是针对性。绝大多数对联,都有明确的功能、适用的场所,不能互相混淆。否则,若是颠倒了庆吊,弄错了张贴场所,就会弄出笑话,招惹来麻烦,甚至招灾罹祸。

刘老先生对于清代学者王筠《教童子法》中提出的教育需要改革,“学生是人,不是猪狗”的进步观点,深表赞同;但是,书中“儿童不宜很早作文,才高者可从十六岁开始,鲁钝者二十岁也不晚”的主张,他却不以为然。老先生说,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作文就是表达情意,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写的。儿童如果一味地读书、背书,头脑里的古书越积越多,就会食古不化,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许多饱学的秀才之所以写不出好的诗文,同这种状态有直接关系。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加以疏导,通过作文、写诗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为此,在“四书”过后,讲授《诗经》、《纲鉴易知录》、《左传》、《史记》,兼及《老子》、《庄子》、《韩非子》,尔后通读《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等,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并引导学童练习作文和写诗。他很重视“对句”(俗称“对对子”),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些都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他找出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反复进行比较,最后确定讲授李氏的《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
空⋯⋯”的诵读声。

刘老先生讲,对仗,是汉语文学的一大特征。汉语的单音词很多,非常适于对偶;即使是复音词,由于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也很容易结成对子。这种对偶,也叫对仗,它取象于古代宫廷中的卫队排列(相当于今天的仪仗队),这种排列是两两相对的,故称对仗。对句要分别虚字与实字,还要区分词性,即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等。一副联语中,要求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方位词分别两两相对,并置于相同的位置,不得错位。

他讲,按照传统说法,有义可解的算实字,比如名词、代名词;无义可解的为虚字,像一些动词、形容词,特别是副词、介词、助词、连词等。实字比较容易处理,虚字则相对复杂一些。但诗词、联语中,虚字是必不可少的,措置得当,可以使词语鲜活灵动、婉转多姿。像“何处”、“漫道”、“遥想”、“怎禁得”、“都付与”、“君不见”等等,都是在诗词、联语中常见的。就内容来说,上下联的文义,既要相互衔接、照应,又不能彼此重复;有时需要嵌入一些诗文成语、经史典故,以增加意蕴含量。

当时,老先生举出乾隆年间辽东才子王尔烈的一副楹联为例:


龙之为灵昭昭 降雨出云 何必独推东岳;

泉之不舍混混 飞花舞浪 无难更作西湖。


老先生解释说,辽宁千山有五大禅林,就中以龙泉寺为最,这副对联就是写给龙泉寺的。除了符合对仗工稳、平仄协调的普遍要求,这副对联还有三个特点:一是读起来音韵铿锵,抑扬顿挫,掷地有声;二是“龙泉”二字冠顶,突出寺院名称;三是上下联中各都嵌入了文学典故。上联说“龙”,实际上着眼于“山”。“龙之为灵昭昭”,出于唐代散文大家韩愈的《获麟解》和《杂说一》。前者有“麟之为灵昭昭也”,后者提到了“龙之为灵”,王尔烈巧妙地把二者嫁接在一起。“昭昭”意为非常鲜明。下联说“泉”,目的是要说水。“泉之不舍混混”,出处是《孟子·离娄篇》,原文为“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大意是:有渊源的泉水滚滚奔流,昼夜不停,注满低洼之处,又继续前行,一直流到大海。整个联语是说,从山的角度看,千山可以媲美东岳泰山;而以水论,也不难与西湖并驾齐驱。这种评价,当然未必准确,不无言过其实之嫌。不过,这种夸张手法常见于文学作品,人们也并不刻意计较。王尔烈出生于千山脚下的辽阳,从这副对联中,可以看出他的“家乡情结”之浓重。

记得是一个夏日的傍晚。老先生和魔怔叔过足了烟瘾,兴致很浓,便搬出两把椅子,对坐在塾斋窗前的合欢树下,摇着大蒲扇闲聊。他们二人都和老东北军有些联系,因此,这天便又牵涉到这个话题。魔怔叔说,当年轰动一时的小凤仙,蔡锷一死便息影艺坛,不知所终;后来听说嫁给了东北军的一个师长,并且跟着到了沈阳。老先生慨然兴叹,说,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蔡凤因缘”真的成了“一梦”,至今仍然存活的,倒是小凤仙悼念蔡锷的那副挽联:


万里南天鹏翼 直上扶摇 那堪忧患余生 萍水因缘成一梦;

几年北地燕支 自悲沦落 赢得英雄知己 桃花颜色亦千秋。


魔怔叔说,这是大名士易顺鼎代拟的。老先生说,也有人认为捉刀人是曾孟朴,因为他与小凤仙也曾有过交往。不管出自何人之手,反正称得上“绝妙好辞”。上联说蔡锷,“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和“忧患余生”,概括松坡将军的出处(生在湖南,发动“反袁”起义在云南),以及一生经历;下联讲小凤仙自己,她生在杭州,后来萍浮梗泛,从上海到了北京,在这里与蔡锷结为风尘知己,所以有“北地燕支(胭脂)”之说。“萍水因缘成一梦”、“桃花颜色亦千秋”,寄慨遥深,逸韵悠然,哀而不伤,最富诗意。

在大量赏鉴佳对、名联的基础上,老先生开始让我们练习对句。

那天,带领我们两个学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道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 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小哥哥对出下联。我想了一会儿,对出:


轮蹄远去 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评论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律诗、联语向来都避忌“合掌对”,就是不能将字义相同的词语拿来配对,比如,不能用“千秋”对“万世”,“雪浪”对“银涛”。重复陈述,叠床架屋,招人厌弃。这里的“轮蹄”与“车马”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是应须避忌的。要设法从另一面去做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 觌面浑疑梦里身。


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个下联也没有对好,因为“襜帷”二字,其实也还是说的“车马”,乘坐车马的,遮挡前面的叫“襜”,围罩旁边的叫“帷”,转了一圈也没有避开。

为了开拓我们的思路,老先生经常给讲些前人有趣的联语。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杭州冷泉亭的对联:


泉自几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极为鲜见的是,上下两联全都是问句。当日,晚清进士、杭州著名学者俞曲园曾拟联答对:


泉自有时冷起;

峰从无处飞来。


他的妻子姚文玉看了,认为可以改作:


泉自冷时冷起;

峰从飞处飞来。


他们的次女也是才华横溢,随口说出:


泉自禹时冷起;

峰从项处飞来。


曲园先生问她:“项”字何所指?有什么根据?女儿答曰:“项羽《垓下歌》中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句;如果不是他将此山拔起,安得远地飞来?”夫妻二人听了,不禁拊掌大笑。

为了便于比较,先生还经常从古诗中找出一个成句,让我们给配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对出上联。我面对窗前场景,想了一句“衰杨摇败叶”,先生看了说,也还可以,顺手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了。接着,老先生解释:“我之所以这样出题,是因为对联由律诗的对偶句发展而来,它保留着律诗的许多特点。对联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这些特点都和律诗相似。”

记得是我读私塾的第八个年头,那天恰逢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外面锣鼓声越来越近,知道是高跷队(俗称“高脚子”)过来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硬着头皮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共枕一条三尺长的枕头,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吸着鸦片烟。由于堂役(私塾的勤杂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惊惶失措,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 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这个难度可真是太大了。心想,撞坏茶壶惹了祸,你索性罚站、罚跪就是了,何必这样难为我?我正在发愁找不出恰当的对句,憋得额头渗出了汗津,忽然见到吸着鸦片烟的魔怔叔把脑袋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便灵机一动,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 灯前头枕枕头头。


听了,他们二人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即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尔后几十年间,从事诗词、联语创作获益匪浅。

刘老先生说,撰作联语,要过两道关卡:一是讲求对仗;二是掌握音韵,做到平仄谐调,错落有致。按照《佩文韵府》要求,音韵分为平、上、去、入“四声”;“四声”又分平仄,“平”为平声,“上、去、入”一律归入“仄”声。现代汉语也分作“四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去掉了入声字,增加了平声字。不过,撰写楹联仍应执行《佩文韵府》音韵标准。

老先生说,作诗、撰联,都要避忌“孤平”、“孤仄”和“三平尾”、“三仄尾”。这类问题之所以出现,同所谓“一三五不问,二四六分明”的说法有关。实践表明,“一三”可以略而不问,“五”同“二四六”一样,是必须分明的。当时,他曾结合实例加以讲述:

清代初年,抚顺高尔山一座凉亭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雍正年间进士、两江总督鄂容安看过之后,嫌它满足现状,目光短浅,顺手改换了三个字,遂使境界一新: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老先生说,上联第五字的平声“千”如果换成仄声字(比如“百”或“万”),就犯了“三仄尾”;而下联第五字的仄声“一”,属于仄声,若是换作平声字(比如“三”),则犯了“三平尾”。而且,这样改的结果,上联还犯了“孤平”,因为全句中只有一个“穷”字是平声;下联由于只有一个“上”是仄声字,又犯了“孤仄”的大忌。可见,“五”是不可不问的。说到这里,他顺便解释一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十个数字,按次序分别为:入声、去声、平声、去声、上声、入声、入声、入声、上声、入声。就是说,十个数字里,只有“三”属于平声,其余都是仄声。

说到入声字,这是撰联或者写诗经常碰到的麻烦事。我们且看下面这一实例:

辽宁铁岭有一座银冈书院,清初由著名学者郝浴修建。前两年重修,应书院负责人的要求,我为它撰写了一副新联:


文明沾溉八方 河山映日;

人杰隆兴百代 桃李迎风。


传承文明,培育英才,从两个角度强调书院的功能、作用。“河山映日”,是说书院位于柴河岸边、龙首山下,同时也映衬出今日的大好时光。“桃李迎风”,与“人杰隆兴”相互照应,体现了书院的特点。下联的第一个字可平可仄,第二个字必须是仄声,“杰”为入声字,属于仄声;否则就成了“四平调”,同样也是犯忌的。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

江苏省溧水县有一处九百多年前的宋代古迹“插竹亭”遗址.。去年,遗址所在地—溧水县第一初级中学,为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激励后学追慕前贤往哲之积极进取,在校园西南角重建了插竹亭,立碑纪胜,备述古迹恢复的始末,由本校校友、编辑家诸荣会先生撰文;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应邀书写了“插竹亭”匾额;楹联邀请我来撰写。在阅览了有关资料之后,我拟出如下一副联语:


佳话记当年 亭以竹名留胜迹;

文风开此代 校因史显育贤才。


上联叙古,隐括《碑记》中所述故实:宋哲宗元祐八年,著名词人周邦彦到溧水做县令。旧时官员初到任上,循例都要拜访当地一些名门巨室、耆旧乡绅。这天,他来到分龙岗,看望俞氏望族。听主人介绍,四十二年前,先祖插竹枝以护花,结果,竹枝成活,长得十分茂盛,当地都视为奇迹。周邦彦听了,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建议主人修亭以为纪念。三年后,亭子建成,周邦彦写了《插竹亭记》一文,对俞氏家族寄予厚望。果然,十年过后,族人俞栗便中了状元。从此,插竹亭也就成了当地一处胜迹。但是,后来便渐就倾圮了。下联述今,归结到学校重建插竹亭的深义,紧扣重振文风、教书育人这一主旨。

凡是对联,在音韵方面都须遵守两条准则:一是“仄起平落”,即上联以仄声收结,下联用平声落脚;整副联语,落脚处不能同为平声或同为仄声。可是现在,撰写与张贴,上下联颠倒,时有所见,有时还出现一副联语“同声落脚”现象。二是对联中如有分句,收尾的字,也不能同是平声或同是仄声。如这副对联中,上联两个分句的尾字“年”与“迹”,为一平一仄,下联两个分句的尾字“代”与“才”,为一仄一平。挽蔡锷联中,上下联各有四个分句,其尾字分别为仄(翼)、平(摇)、平(生)、仄(梦),平(支)、仄(落)、仄(已)、平(秋)。两两相对,音韵互不相同,错落有致。这里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本副对联的上联,有两个分句,其中“亭以竹名留胜迹”,第三字“竹”为仄声,按照要求应为平声,但考虑到此处可平可仄,而“竹”字又不可或缺,所以也就加以迁就了。

楹联撰写中,易于操觚的是单纯地抒怀、状景;而当牵涉到一些人物、事件,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涵盖比较复杂的内容,所谓“纳须弥于芥子”,则往往颇费周章,令人大伤脑筋。清代有位诗人叫宋荦,他为江西的滕王阁写过这样一副对联:


依然极浦遥山 想见阁中帝子;

安得长风巨浪 送来江上才人。


这是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上联说,登临纵目,“依然”可以见到远水遥山,进而“想见阁中帝子”。“极浦遥山”一语,自王勃《滕王阁诗》中“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一联化出。而“阁中帝子”一词:同样出自诗中“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那么,谁是“阁中帝子”呢?这就追溯到滕王阁的来历了。唐永徽四年(653年),高祖李渊之子李元婴兴建了这座著名楼阁,并以其封号“滕王”命名。下联讲述天才诗人王勃撰写《滕王阁诗序》的经过。唐上元二年(675年),王勃赴交趾省父,九月初六,从家乡龙门出发,一路沿黄河、运河乘舟南下,再溯江而上,经芜湖、安庆抵达马当。初八这天,听说滕王阁重修工程告竣,洪州都督阎伯屿将于重阳节邀集宾朋,盛宴庆祝。他十分珍视这次以文会友的机会,可是,马当山离洪州(南昌)尚有七百里之遥,一个晚上是万万赶不到的。这时奇迹发生了,据说,因有江神相助,一夕间神风飒飒,长风巨浪吹送江船,次日清晨便到了滕王阁下。于是,那篇千秋杰作《滕王阁诗序》应运而生。洞悉此事的原原本本,也就明了下联“长风巨浪”、“江上才人”的所指了。

通观全副联语,我们知道作者是说,千载而还,不要说兴建江南名楼的“阁中帝子”无缘得见,就连撰写《滕王阁诗序》的“江上才人”也不知哪里去了,可谓寄怀深远,一唱三叹。作者的手法十分高超,把赏景、抒怀与稽古、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上下联相互呼应;而且,对仗工稳,音韵铿锵,意蕴丰厚,允称佳构。

滕王阁还有一副对联,为周恩来总理的伯父、晚清举人、民国督军专署秘书长、新中国中央文史馆研究员周峋芝所作:


滕王何在 剩高阁千秋 剧怜画栋珠帘 都化作空潭云影;

阎氏能传 仗书生一序 寄语东南宾主 莫轻看过路才人。


遣事、用典,大体上与宋荦所作对联相似,但能翻出新意,遂使人拍案叫绝。同样是赞颂王勃,其手法却独出心裁,另辟蹊径。

联语说:滕王已经不在了,面对着千秋高阁,什么画栋呀,珠帘呀,都化作空潭云影,这是令人堪叹又堪怜的;而奇怪的是,那个都督阎公却得以名传后世,什么原因呢?只因为“书生一序”呀!所以,应该“寄语东南宾主”,你们可要当心,切莫小瞧了“过路才人”。联语背后还隐藏着很多话—想当初,在座的那些人,也包括阎伯屿及其婿吴子章在内,“嘁嘁喳喳”,目光短浅,是没把年少的王勃放在眼里的。结果又如何呢?寥寥四十四个字,亦庄亦谐,有训有诫,不啻一篇绝妙的醒世之文。

说过了王勃,再说骆宾王。王骆卢杨,号称“初唐四杰”。大约是1996年春季吧,我去浙江省义乌市参加文学采风活动,期间造访了坐落在市郊枫塘的骆宾王墓。当地官民都把这位异代同乡引为骄傲,缅怀不尽。市区内有“宾王路”、“宾王大桥”,还准备兴建一座“骆丞公园”,计划在公园内开设骆宾王纪念大厅,邀请我撰写一副对联。临行前,我交了这样一副联语,算是结清了文债:


露重风高 一檄雄文成绝响;

潮残日暮 三生老衲向孤檠。


骆宾王的阅历极为丰富,在其近七十年的生涯中,诗文创作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于仕进一途,则极为崎岖坎壈,可说是荆棘丛生,危机四伏。而这两条轨迹又总是紧相纠合,呈反向式发展。每当仕途颠踬,备受打击迫害的时候,创作业绩便显现直线发展的态势。这既反映了诗才塑造、创作生成的规律,也从一个特定角度,验证了他的人品、文品的高度统一。其内容之丰赡,足够写成几十万字的传记。但是,作为联语,受字句限制,只能在其迭宕多故的人生中,择取最具代表性、最有典型意义的二三事件加以概述。而且,由于他在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讲述他的经历时又必须对应其诗文创作,否则体现不出一代文宗的特色。经过一番覃思苦索,我在二十二字的联语里集中讲了骆宾王的三段经历:

上联讲他的遭谗系狱和草檄声讨武则天。这两件事情,在他来说,是非同小可的,浮沉荣悴,祸福存亡,尽系于此。将近两年的缧绁生涯,对于骆宾王无疑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但这次劫波也使他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五言律诗《在狱咏蝉》为其代表作。其中“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一联纯用比体,表面说蝉,实际上是暗喻社会人生,也正是他仕途艰难、悲惨遭际的真实写照。另一番重要经历,是他参与扬州起事,为李敬业草拟雄文劲采的《讨武曌檄》,使他遭遇了灭顶之灾。但也正是这篇檄文,不仅使这次昙花一现的军事行动放射出奇光异彩,而且,它也玉成了这位失意文人。凭着这一千秋绝响、这张含金量很高的入场券,他得以傲睨当世,高踞于伟大的文学殿堂。

下联主要是讲述他最后兵败“逃禅”的悲惨结局。关于逃亡的下落,历来所传不一,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遁入空门,即“灵隐为僧”说。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初唐诗人宋之问被贬黜后放还,游览杭州西湖灵隐寺。他乘兴行吟,以《灵隐寺》为题,吟成起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一联却苦吟至再,终不如意。这时,一位老僧帮他续就:“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听了异常惊愕,没想到这方外之人诗才竟如此之高。接下去就顺势展开,斐然成篇,而老僧的续句实为全诗之警策。次日清晨,他披衣往访,则不复见矣。经过问询寺里僧人,方知这位老僧便是名闻四海的骆宾王。“潮残”、“日暮”、“老衲”、“孤檠”,都是驱遣形象、意象,用来统括他的这一结
局的。

撰写楹联是一专门学问,要求具备多方面的修养与艺术才情。陈寅恪先生认为,对子作得好坏,可以看出一个人读书之多少、语汇之贫富以及思维能力等。我虽揣摩操练达六十余年,但仍不敢说已经登堂入室。个中甘苦,实难缕述。愿以“野人献曝”之诚,掬出点滴体会,以公同好。


(2008年)



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

我们生活在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里,传统文化积淀十分深厚,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光辉灿烂的思想、深邃玄奥的智慧。这些文化积淀、思想蕴涵、人生智慧,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与我们日常生活关联密切,不像想象的那么幽渺,那么遥远,可以说每日每时都在和它们打交道。作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方式,它们具有复杂性、特异性、持续性(未曾发生过重大的文化断层)、群众性、常识性、实用性的特点。就我们日常耳目所及,大体上有以下几类:诗词、戏曲、楹联匾额、书画艺术、民间歌舞等;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廿四节气、十二生肖、民间信仰、传统习俗之类;官制、品阶、服饰、礼节、仪式、饮食居住方式,等等。它们都长期而深入地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说“十二生肖”,牛年过去,虎年接班,挂历上,邮票上,各类招贴画上,到处画影图形,已经成为一种民俗文化积淀,你是抛也抛不开的。今天准备谈的“姓名与称谓”问题,基本上也属于这种情况。

看了我写的题目:《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心里嘀咕:姓名有什么好讲的?称谓,不就是称呼吗?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哪个不会叫?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即使说十分复杂,也不为过。这里只讲一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不要说一般人,就连有的大学教师、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曾在这方面闹出过笑话—称别人的父亲为“家父”者有之;称自己为“足下”的也有之。所以,稍稍破费一点时间,弄懂弄通这个看似浅近、实则学问很深的课题,还是颇有必要的。

在人际交往中,选择准确、恰当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文化教养,也体现出尊重对方的诚意,以及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但是,由于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背景不同,语言、风习各异,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之中,彼此间的称谓用语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如果称呼错了,闹出笑话,自己尴尬,还是细微末节,引起对方反感、招致误会,那就影响大了。

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书籍、报刊、影视、戏曲中,经常会接触到许多传统文化内容;特别是有些朋友外出机会较多,常常和港澳台人士以及海外华人交往,有些东西人家现在仍然沿用(比如某些古代称谓),而我们或者不懂,或者弄错,结果遭致尴尬,出乖露丑;至于那些做学问的青年朋友,经常阅读一些古代典籍,如果你在这方面缺乏基本的常识,就会面对许多“拦路虎”,弄得蒙头转向,摸不着门径。

在一次“中国文化史讲座”的课后,有位青年听众同我漫谈,说他正在攻读文学硕士学位,平时很喜欢读清代以来的笔记、诗话一类作品,因为里面有丰富的学识和许多精辟的见解,只是障碍太多,除了一些文言词语,还有人物的称谓,有时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五里雾中。说着,递给我一篇打印文稿,请我就其中的名字、称号作些解释。我翻看一过,原来是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梦苕庵诗话》中的一篇名人小传,讲述的是作者乡先辈赵石农治砚、刻铭、镌印、作书、写诗的情况。使用的是文言,遣词构句比较简古,特别是四百字短文中涉及到文化界古今名人达十三位之多,有一些是比较生僻的,令人索解为难。比如“苏玉局”,恐怕许多人都会感到生疏。原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任职成都玉局观提举,后人遂以“玉局”称之。那么,“沈寐叟”是谁呢?寐叟是近代著名书法家沈曾植的号。其他像“颜鲁公”、“米南宫”,不太那么生僻,但有些青年人也未必知道。前者为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因为曾经任职尚书左丞,封鲁郡公,故世称颜鲁公。后者就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唐代以降,尚书省六部统称南宫;由于进士考试多在礼部举行,故又专指六部中的礼部为南宫。因为米芾曾官礼部员外郎,所以,后人就以南宫指代这位杰出的书画家。至于“松禅老人翁文恭”,他就是咸丰朝状元,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晚清政坛重臣翁同龢,死后谥号是文恭。

其实,不单是这类学术著作,就是一些较为通俗的古典小说,比如《三国演义》,你在阅读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一些称谓方面的学问。且看第六十六回,一开头,就说诸葛瑾到了成都。刘备问诸葛亮曰:“令兄此来为何?”诸葛亮曰:“来索荆州耳。”诸葛瑾见到弟弟以后,就放声大哭。亮曰:“兄长有事便说,何必发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原来是由于诸葛瑾的弟弟诸葛亮所在的西蜀不归还荆州,因此,孙权就把他一家老小关押起来,逼他去想办法。亮曰:“兄休忧虑,待去见主公说情。”一见刘备的面,诸葛亮就哭拜于地,说:“吴侯执下亮兄长老小,倘要不还,吾兄将全家被戮。兄死,亮岂能独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将荆州还了东吴。”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刘备答应归还一半。鉴于那里的守将是关云长,诸葛亮曰:“既蒙见允,便请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曰:“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这里面包含一系列称呼,都是很有讲究的。称别人的兄长为“令兄”,表示尊重;称自己的君主为“主公”,显得很亲切;而称他人的君主则叫“吴侯”,显见亲疏之别。称呼关羽、诸葛瑾,都用“字”,表示尊重,关羽字云长,诸葛瑾字子瑜。

这方面的学问,可以统称为“姓名文化”,具体涉及到姓、名、字、号与称谓问题。下面分别展开说一说。

现时代有关社会活动、政治集会,凡涉及到位置排列,一般的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这里的姓氏,反映的就是姓。在母系氏族社会,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由一个老祖母传下来,标明血缘与婚姻状况;“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同姓者都是一个女性祖先的子孙;“氏”则是“姓”的衍生的分支。进入阶级社会,“氏”起着“别贵贱、判亲疏”的作用,如黄帝称轩辕氏,帝尧称陶唐氏。姓氏往往是家族的标识。最早的姓出于母系,后来为父系所取代,子从父姓,以父系推算血缘关系,将人的个体生命延续意识同家族亲缘关系传承下去。春秋战国、特别是到了汉代以后,姓与氏逐渐混同起来。

一般来讲,姓与名属于一个人的特定指称,它的直接功能,是作为姓名所有者与他人相区别而独有的代表符号,供人们称呼、识别,成为承担着该人信息传递的主要载体。大约从周朝开始,命名即已被纳入礼法,形成制度。尔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演进,姓名也逐渐被赋予繁富而复杂的内涵,其中涵盖着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文字学、文学、美学、音韵学、谱牒学等多种学科,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所特有的“姓名文化”。

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姓名之外还需要加上谱系。过去,各大家族都有修家谱的传统,一般是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谱名及其排序在修家谱过程中就要确定下来。而孔氏家族,由于圣人孔夫子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则更为特殊一些,有时甚至要经由朝廷审定。他们的谱系(行辈),已经达到几十个。据《曲阜志》记载,孔氏族人的名字,从四十五代起,已注意显示行辈,但不严格。明代初年,朱元璋先后赐给孔氏十字十辈,即“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胤”(清代初叶,因“胤”字犯清世宗胤禛名讳,改为“衍”字),从五十六代往下排列。明崇祯二年,六十五代衍圣公孔胤植,报经皇帝恩准,又增加“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十辈。清同治二年,七十五代衍圣公孔祥珂,经皇帝核准,再增“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十字十辈。1919年(民国八年),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由内务部核准备案,续增二十字二十辈,加上前面两批三十字三十辈,总共是五十字五十辈。其中,人们接触较多的是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等辈分。另外,孟姓、颜姓、曾姓,大体上也是按照这个谱系来排序的。

按照谱系,如果姓名为三个字,那么,第一个字是姓,第二个字(有的是第三个字)体现谱系,剩下的那个字,便是名—三个字中,只有这个字可以自行确定。如曾国藩、曾国荃,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如果是一字名,即姓名为两个字,就在偏旁、部首上做文章,如《红楼梦》中的贾赦、贾政,贾珍、贾琏,贾蓉、贾蔷等,以彰示同宗,分别辈分。

清朝皇帝的姓氏,有些特殊情况。大家知道,满族原称女真,1636年以满洲取代。入关以后,关于谥号、避讳的方式,从有利于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考虑,接受了汉族的制度。预先假定行辈排序,原来是十六个字:福、玄、胤、弘、永、旻、奕、载、溥、毓、恒、启、涛、恺、增、祺,就是皇帝的名字中,第一个字是固定的,按行辈流动;后来又续增了十二个字,但国祚已终,传到了“溥”字,清朝就灭亡了;后来虽然仍有接续,比如末代皇帝溥仪之后,还有他的侄子毓嶦,曾经写过一首长达四十二句的《火龙》诗,用以概括溥仪的一生;再下一辈,还有著名的书法家启功,大概也就这样了。

说到称谓,有人问:皇上为什么称作“天子”呢?一般认为,来源于感生说。《说文》解释:上古神圣的始祖母,因交感于天物而生子,故曰“天子”。那么,汉化佛教的僧人都姓“释”,又是怎么来的呢?原来,佛教创始人是释迦牟尼,这是对他的尊称,是从梵文音译过来的。汉译佛典常简称他为“释尊”。佛法东传,僧人按当地习惯,也必须有姓。从前,有几种办法,一是沿用原姓;二是跟师傅的姓;三是利用所来国家或地区确定姓,如从天竺(南亚次大陆)来的,就用竺(如竺法兰),从月支来的,就用支(如支谦),从安息来的就用安(如安世高);四是以佛、法、僧三宝为姓。到了东晋时期,僧人领袖道安,随师傅姓竺。他从实践中体会到,统一僧人姓氏,有利于佛教的发展。建议以“释”为统一的姓。由于他的崇高威望,很快便统一了认识。而且,一律与在俗时的姓一刀两断。日常中有时“释”姓略而不用,只用法名,如弘一法师。

孩子出生后,一般先有乳名(亦称小字)。如三国时的后主刘禅,小名阿斗。再比如张学良,乳名叫“小六子”,这个名字大有来历。原来,他一出生,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命硬,不好养活,还克母亲。解救的办法是,把孩子许给寺庙做“寄名和尚”。这样,她母亲就选了个日子,送他到庙里焚香礼拜。老和尚用戒尺作一姿势,表示要责打他,他就跑出庙去。按照事先约定,孩子听到第一个呼唤叫什么名字,他就借用来作为自己的小名。那一天,出了庙门,就听有人喊“小六子”,这样,“小六子”就成了张学良的小名。老将军自嘲说:“当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我就叫‘王八蛋’了!”

稍长,即由父母或师长正式起名,古代专有命名仪式。起名讲究避讳,不能取与君父、圣人相同的字,同音的字也不行。平时作文、说话,当遇到这类人的名字时,也要设法避开或改写。旧时的皇历,之所以又称“时宪书”,就是为了避乾隆帝的圣讳弘历。这在旧时代,是所有读书士子必须掌握的学问,如果有所触犯,就将身遭大祸。

清乾隆时期,江西新昌有个叫王锡侯的举人。他处事本来十分谨慎,起先名叫王侯,由于害怕被人罗织罪名,便在中间加个“锡”字。他曾编撰《字贯》一书,在遇到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圣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是没有采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或“空字法”,结果被人告发到乾隆皇帝那里,以“大逆不法”的罪名,不仅本人被杀头,还牵连到妻妾儿孙,多人致死和发配为奴。

起名,一般都体现长辈的意愿与期望。宋代文学家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翻译成现代语言,大意是:


构成一辆车子,包括轮子、辐条、上盖、车厢底部的横木,它们在车上都各有职责,唯独拦在坐车人胸前用作扶手的那一条横木—轼,好像是没有用处的。然而,去掉轼,就算不得一辆完整的车了。名之为“轼”,是害怕你过分显露自己而不知掩饰形迹。天下所有的车,都从车辙上辗过,而论及车的功绩时,却从来不给辙算上一份—这倒也好,假如车覆马毙,而祸患也不会殃及到辙。所以说,辙是善处于祸福之间的。辙啊!虽然没有名分,却可以免除灾祸,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这里体现了父亲为两个儿子起名的意图,亦即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名字的来历。当时,兄长十一岁,弟弟八岁。

有的名字,与姓氏存在着相关的意义,如马千里、牛得草、米暂沉、成思危等;如果是文人,有些还寄寓了艺术精神、志趣爱好与审美情趣。

作为名子的补充与延伸,名子之外,又有字,有号,有绰号,有笔名、艺名。过去有“幼时命名,成年取字”的传统。《礼记·檀弓》说:“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就是说,男子二十岁以后,要做父亲了,所以朋友不能再叫他的名,而只能叫他的字。可见,“字”是男女成年之后,开始受到人们的尊重才加取的。也有的学者认为,“字”的产生,源于避讳。古人祭祀先祖时,为了表示恭敬,不能直呼其名,只好以“字”代替;再如,人死了以后,要由君王另外赐予一个“谥号”,于是就只用“谥号”来称呼他,如曾文正公、李文忠公。这都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人,一般平民没有这些说道。

有些“字”与“名”互为表里,意义相互关联。比如,毛泽东字润之,泽与润,意义相连;张学良字汉卿,因为张良为汉朝名卿;诸葛亮字孔明,亮与孔明含义相近;关羽字云长,展翅入云,名字相成相辅;苏轼与苏辙的“字”,也属于这一类:轼为古代设在车厢前供立乘者凭扶的横木。《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的话,故苏轼字子瞻;而“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故苏辙字子由。还有的“名”与“字”相反相成,如唐代大文豪韩愈(愈,胜过之意),字退之;今人程思远,字近之(是毛主席给起的)。还有的通过“字”来表达一种志趣、意向,如朱自清字佩弦,性格比较缓慢,想加以调节。其典出自《韩非子·观行》:“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缓己;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
自急。”

号,是一个人的别称,所以又叫别号,多为自取,可以不受行辈与谱系的约束,自由体现本人的心迹、寄托、兴趣、爱好,如别号中有的叫“山人”、“居士”,表明自己鄙视利禄,自命清高;欧阳修号“六一居士”,意思是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再加上本人一个老翁,共六个“一”。而绰号、诨名、外号,则是他人赠与的,如《水浒传》中的“智多星”(吴用)、“黑旋风”(李逵);民间的“周扒皮”、“小诸葛”。清末民初以后,字与号逐渐为笔名、艺名所代替。

名、字、号之外,对于不同年龄,还有一些特殊的说法:婴儿出生三日—汤饼之期;不满周岁—襁褓;两三岁—孩提;幼年泛称总角,束发;十岁以下—黄口。女孩十二岁—金钗之年:十三岁—豆蔻年华,十五岁—及笄之年;十六岁—碧玉年华;二十四岁—花信年华;等待出嫁—待字闺中。男性:十五岁—志学之年;二十岁称为弱冠;三十岁—而立之年;四十岁—不惑之年;五十岁—年逾半百、知命之年;六十岁—花甲、平头甲子、耳顺之年;七十岁—古稀、杖国之年、致仕之年、致政之年;八十至九十岁—耄耋之年;一百岁称为寿登期颐。八十八岁,称为米寿;一百零八岁,称为茶寿。古人以六十为下寿,八十为中寿,九十为上寿。

概括地说,姓名有四个特点:

1. 传承性。揭示了一种血缘关系、家族关系,反映浓厚的宗族观念。

2. 寄寓性,体现一种意愿色彩。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走正道、有作为,在为子女取名时,往往寄寓美好的期望。

3. 时代性。人之取名,往往因时而变,与社会背景、环境、形势及时代精神风貌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建国”、“国庆”、“超英”、“文革”中“继红”、“卫东”等弥漫着浓烈的政治色彩。

4. 装饰性。在平常的社会交往中,高雅、深邃的名字,往往会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有些名字妙如诗、美如画、清如水、醇如酒,令人难以忘怀。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东西,经过精美的包装,就会收到不同寻常的效果。

《三字经》有一段话:“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此十义,人所同。”实际上,讲的是五种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里面也包含了长幼、尊卑、上下的秩序。所谓称谓,就是源于这个“五伦”、“十义”而产生的。

从前的官场、文坛、商学各界,都特别注重礼仪,日常交往、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在名、字、号的用法上十分讲究。

君王对臣下,长辈对晚辈,老师对门生,都是称名。按照规则,上级对下级应该称名,但有些讲究礼节的,往往还是以字相称,表示尊重。比如,曾国藩信札中,对其下属,一般都以字相称,并不直呼其名;而自己则谦称“国藩”、“鄙人”。

旧时,当本人说到自己时,一般都用本名,而不能自报字、号。在书信、文章中署名、落款,也是如此;而且,称呼自己时往往用谦词或者卑称,如“鄙人”、“在下”、“不才”、“仆”、“晚生”、“后学”,等等。而如果自己称“字”,则被认为“有失体统”。这里有个典型事例:晚清状元、中国近代化的开拓者之一张謇,一天,接到在青岛求学的儿子张怡祖的信,看过之后,忽然发现信背封条处,署有“孝若”二字。“孝若”,是怡祖的“字”。当时,张謇大为不悦,立即写信加以责备:“今儿才十五,⋯⋯对他人尚不可遽称‘字’,况于寄父之函而题封以‘字’乎?此事关乎礼教,不可不知,以后动笔,须小心。”

而称呼别人则用尊称,如“阁下”、“足下”、“大人”、“钧座”等。反之,如果对人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一种没有礼貌的不敬行为。尤其是对那些有身份的人,如果直呼其名,唐突长者,轻则遭到奚落、耻笑与戏弄,严重的还会罹灾贾祸。

旧籍中有一个“家僮背磨”的趣事。明初,江南名医庄伯和,性开朗,善谐谑。一日,他的友人、当地名士李庸遣家僮送来书信一封。家僮呈递书信时,不慎叫出了这位名医的名字。对这种失礼行为,当时文人一向都看得很重,庄氏也极度不满。但他并没有当面加以指斥,而是采取一种巧妙做法予以惩处。只见他一本正经地对李家僮仆说:“你们老爷要借我的药磨用一下,叫你把它背回去。”并随手书写一份回函,要他转交。家僮背着沉甸甸的药磨,气喘吁吁地回到家里。主人先是一怔,待到看过了便函:“来人当面直呼姓名,实为无理,罚他驮运药磨两遭。”这才明白了底里。不禁被友人的风趣逗得哈哈大笑,遂立即命令家僮再把药磨背回去。

至于下属对上级,晚辈对长者,学生对先生,则绝对不能称名,即使以字、号称之,后面往往还要缀上相关的尊称。在字、号不再通行的情况下,对于师长、尊者、德高望重的人,人们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先生”,或者职务、职称;年岁大的以“公”、“翁”或“老”称之;年辈相当的,为客气起见,有的称“君”称“兄”;即使称名,也并不直呼,往往要在后面附以“先生”、“女士”等称谓。

亲属之间的称呼,同样也颇有讲究;而且可以说,是中外一体的。比如恩格斯就曾说过:“父亲、子女、兄弟、姊妹等称谓,并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一种负有完全确定的、异常郑重的相互义务的称呼,这些义务的总和,便构成这些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实质部分。”这是从责任、义务的角度说的。恩格斯还讲过,亲属间的称谓,“是实际上流行的对血缘关系的亲疏异同的观点的表现”。

从前对于父母之名,是要避讳的。古人说:“父母之名,耳可得而闻,口不可得而言,则所讳在我而已。”看过《红楼梦》,人们当会记得第二回冷子兴与贾雨村的一段对话:


子兴道:“⋯⋯上一辈的(名字),却也是从弟兄而来的,现有对证:目今你贵东家林公之夫人,即荣府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时名唤贾敏。不信时,你回去细访可知。”

雨村拍案笑道:“怪道这女学生读至凡书中有‘敏’字,皆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写字遇着“敏”字,又减一二笔,我心中就有些疑惑。今听你说的,是为此无疑矣。”


“这女学生”即林黛玉。因为她要避母亲贾敏的名讳,所以,每逢遇到“敏”字,便念作语音相近的“密”,而书写时则故意缺一两笔。这类避讳形式,今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于长者、尊者不直接称名的规矩,还是坚持的。原外交部长李肇星讲过一则趣闻:他的父亲是抗日游击队战士,偶尔回家,乡里父老兄弟都前来欢迎他们。有个邻居叔叔有意拿他逗趣儿,便悄悄地把小肇星叫到一边,叫他大声喊一个名字。当时,李肇星年岁小,不知道里面有计策,就按照族叔教给他的喊了一声,结果被父亲听到了,过来就给他一巴掌,原来那是父亲的乳名。在家乡,只有长辈才能这么叫。这是一种礼仪,一种规矩。直到今天,对于长者、尊者,也还是不能直接称呼名字,更不要说乳名了。

在称呼自家的亲属时,我们通常会听到或见到“家、舍、亡、先、犬、小”这一类字样。先说“舍”字,这是用来谦称比自己卑幼的亲属,如舍弟、舍妹、舍侄、舍亲,但不说舍儿、舍女。“先”,含有怀念、哀痛之情,是对已死长者的尊称,如对已离世的父亲称先父、先人、先严、先考,对母尊称先母、先妣、先慈,对祖父称先祖,等等。“亡”,用于对已死卑幼者的称呼,如亡妹、亡儿。对已故的丈夫、妻子、挚友,也可分别称为亡夫、亡妻、亡友。“犬”,旧时谦称自己年幼而涉世不深的子女,如犬子、犬女等。“小”,对人称自己子女所用的谦词,如小儿、小女等。最后说说“家”的用法,它是用来称呼比自己辈分高或年长的活着的亲人,含有谦恭平常之意。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家慈,称丈人为家岳,祖父为家祖,以及家兄、家嫂,等等。

说到这里,我想插一段真实的笑话。一位先生,也就是一位教师,同客人见面,觉得直接问候“你的父亲身体可好”不太文雅,便拽了一句文:“家父近来可好?”客人闹愣了,只好说:“对不起,令尊我还没有见过。”无独有偶,偏偏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节目一位著名主持人,重蹈覆辙,同样误将对方的父亲称为“家父”。这已经是够丢人、够难堪的了,可是,所在的节目组却硬着头皮,偏要“将不是当理说”,辩称他们的主持人是“为了更好地与观众沟通”,说什么:“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令尊’是在不太熟悉的时候用的,而为了拉近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更好地进行沟通,用‘家父’也可以的。”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过去,有人家中来客,嫌自家的房间太小,欲借邻居家的用一下。写信说:“家室太小,欲借令堂一用。”结果被邻家扇了一个大嘴巴。不知道挨打者的同事,又将为他做怎样的辩护?

刚才已经说了,尊称别人的父亲,叫令尊、令严;母亲叫令堂、令慈;兄弟叫令兄、令弟;子女叫令郎、令嫒。尊称人家的兄弟,叫贤昆仲;夫妻则称贤伉俪;尊称别人妻子叫贤内助,尊称年龄稍大于自己的朋友的妻子,叫嫂夫人。旧时著名童蒙读物《幼学琼林》里专有一部分,讲各种称呼,里面有这样的话:“称人妻为尊夫人,称人妾为如夫人”;称呼叔父叫诸父,称呼侄儿叫犹子。

妻子称呼丈夫,从古至今变化多端。最早叫“良人”,古诗:“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孟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后来又称“郎”,古诗有句:“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亲热一点叫“郎君”;又叫“官人”、“老爷”、“相公”、“外子”。现代称“先生”,解放后,我们改称“爱人”,但海外华人拒绝接受,认为与“情人”同义;现在称呼“老公”,也较普遍;民间称“当家的”、“孩子他爸”、“我们那口子”。女子的配偶,一般称作丈夫;还有其他称谓:君、外子、官人、老公、爱人、当家的、前面人、掌柜的、外面人、郎君、老伴儿、老头子、那口子、男人、那位老板等。

从古至今,对妻子的称呼,据说有近四十种之多。皇后,皇帝的妻子。小君、细君,最早是称诸侯的妻子,后来作为妻子的通称。古代诸侯的妻子称夫人,明清时一、二品官的妻子封为夫人,近代用来尊称一般人的妻子,现在多用于外交场合。荆妻,旧时对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又称拙荆、山荆、贱荆。娘子,古人对自己妻子的通称。糟糠,形容贫穷时共患难的妻子。过去对他人称自己的妻子,书面语称内人、内助。旧时称生意人的妻子为内掌柜或内当家的。太太,旧社会一般称官吏的妻子,或有权有势的富人对人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今有尊敬的意思,如问:“你太太怎么没来?”有的人为了表示亲爱,在书信中称妻子为贤妻、爱妻。老伴儿,指年老夫妻的一方,一般指女方。有些地方称妻子为娘儿们,或婆娘、婆姨;江南一些地方称堂客;在河南农村称妻子为媳妇儿,北方城乡也有这个俗称;有的称家里、屋里人、做饭的或孩子他娘。一些农村,称妻子为女人;而伙计、搭档,则是现代都市对妻子的俗称。另外,旧时对妾的称呼有侧室、偏房、小星、如夫人等。妻子死后,又另娶的,称为继室、续弦。

夫妻关系在古今称谓中,有结发、鸳鸯、伉俪、配偶、伴侣、连理、秦晋、百年之好等。“鸳鸯”原指兄弟,我国古代曾把鸳鸯比作兄弟。鸳鸯本为同命鸟,双栖双宿,所以古人用它来比喻兄弟和睦友好。后来,以鸳鸯来比夫妇,始于唐代诗人卢照邻。

我国古代,年少之时结为夫妻,称为结发。后因以“结发”为结婚,指原配夫妇。至于丈夫对妻子的父母,妻子对丈夫的父母,在称呼上,也有发展变化。先秦时期都称为舅姑。这种奇特的称谓,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族外群婚的遗迹。到了南北朝时期,开始称妻子的父母为“丈人”、“丈母”,这是一种尊称。至于称妻父为“泰山”,则来自于一种政治利益的关联。这里有个故事:唐明皇到泰山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典,丞相张说担任封禅官,顺便把他的女婿郑镒也带去了。因为按照旧例,随皇帝封禅,丞相以下官吏可以晋升一级。当时,郑镒是九品官,张说利用职权,把他连升四级。唐明皇发现他的官服变了颜色,便问是咋回事,郑镒不敢回答。皇帝身旁的艺人擅长讽刺,便说“此泰山之力也”。一语双关。后来就这么叫下来了。因为泰山又称东岳,是五岳之长,于是,又把妻子的父母称为“岳父”、“岳母”。

东床指女婿。东晋时郗鉴让门人到王导家去物色女婿。门人回来说:“王家少年都不错,但听得消息时,一个个都装出矜持的样子,只有一个年轻人,袒腹东床,只顾吃东西,好像没听到我们说话一样。”郗鉴当即表态:“这个人正是我要物色的好女婿!”这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以后,人们就称女婿为“东床”。

上述只限于国内;如果涉外,还另有说道。概言之,分四种情况:一是男女。男子一般统称先生,女子称为夫人、女士、小姐;已婚的称夫人,未婚的称小姐,不了解婚姻状况的女子可称为小姐。二是官场。一般情况下,高级官员称“阁下”;但德、美、墨等国无此习惯,可统称先生。三是君主国。习惯称国王、皇后为“陛下”,王子、公主、亲王等为“殿下”;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人士,可以用爵位或“阁下”、“先生”相称。四是交往中与我以同志相称的国家。官员一般称为同志,可以在前面加上职衔,如“大使同志”、“省长同志”等。

看来,称谓的学问还真是不少哩!而且,大都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大体上有所了解,还是很必要的。


(2011年)



座次趣谈

辽宁省委党校有一位离休的老教授,已经是耄耋之年了,每次出席友朋的聚餐会,都要带着一个本子,将饭碗扣在纸上,用笔画个圆圈,然后按照座次一一填写就餐人姓名。他说,已经积累厚厚一大本了。是何用意,我未便询问;当时只是想:此老之不惮烦,实为有心人也。

当年司马迁撰著《史记》,写到《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时,根据情节的需要,特意标明几个主要人物的座次: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陪侍,西向坐。在这节文章中,作者交代了相互关联的四件事:一是,范增一再暗示项羽,怂恿他趁机对刘邦下毒手;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刘邦)”;三是,项伯随之拔剑起舞,出面遮掩,对刘邦予以保护;四是,张良见势不妙,赶紧找来樊哙。这四个方面,都直接关系到当事人所坐的位置。范增和项羽斜对面,而且十分靠近,这才有可能“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而项庄是从项羽和范增的空隙处进来,对着刘邦舞剑的;项伯座位应该是靠近刘邦的,这样,他拔剑起舞才能起到翼蔽作用;张良所处位置,恰好把上述情景看个分明,眼见事态紧急,才起身出外,召唤樊哙。

后人可能要问:“鸿门宴”发生在前206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前110年,就算从这年开始动笔写吧,相距“鸿门宴”已接近一百年了,当事人、目击者肯定都已不在。那么,他是怎么掌握当时的座次顺序的?恐怕只能揆情度理,借助想象了。如果当时有个老教授那样的人,用碗画个圈圈儿,记录下现场座次,那可就方便多了。

实际上,《史记》中关于座次的记述,绝非仅此一次,说明太史公对此是很看重的。比如,《陈丞相世家》中讲,项羽为了招降王陵,让被掳的王陵的母亲东向而坐,用贵宾之礼相待,以示敬重。《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要活捉广武君李左车,悬赏千金。有人就把广武君绑来送到韩信的麾下。韩信立刻松了他的绑,并请东向而坐,自己执弟子之礼,西向坐陪。还有《南越列传》,叙述汉使出访汉之属国南越的经过:在酒席上,汉使者以钦差身份面向东坐,南越王面向北坐,王太后面向南坐,丞相吕嘉和众大臣都向西而坐,侍候饮酒。这种座次顺序以及人物的尊卑关系与“鸿门宴”大体相似。

你看,太史公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记叙人物的座次,用以反映当时的尊卑、主从关系。

在古代中国,座次问题被纳入礼的范畴。儒家认为,礼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有言:“不学礼,无以立。”说的是,不掌握礼仪,在社会中无法立身行事。因为礼仪是人际交往、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体现了一个人、一个社会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素质;整个社会、民族的上下、左右关系,都是通过礼来协调与制约的。正如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所说:“‘礼’是一个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一切家务和外事。同样,‘礼’也是一个政府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务和外交。”“‘礼’为全中国人民树立了社会关系准则。”

人类社会成员是众生群居的,不像笛福小说中所写的鲁滨孙,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独自生活二十几年;即便是鲁滨孙,最后也还找了一个伙伴“星期五”。只要有两个人以上组成的集体,在日常交往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就必然会发生秩序、程序、次序,亦即社会关系准则的问题。无论其为传统的等级严明的社会,还是现代的所谓以平等主义为政治价值观的社会组织,都需要通过上层统一颁布,作为法定制度,或者由群体共同议定,约定俗成,制定出本群体所共同认可的秩序标准、礼仪程序、行为方式,并在社会交往、日常活动中付诸实施。

在中国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自古以来,即十分讲究礼制。礼的核心就是讲规矩、定名分,用以别尊卑、分上下、序先后。

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在谈到“六艺(经)”的功用时,首先就强调“礼以节人”—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生活方式的,或者说:礼从规范人的生活方式这个角度来谈怎么治理国家、整合社会。那么,用什么规范、怎么样规范呢?亚圣孟轲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翻译成现代语言:天下公认为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是一个,年龄是一个,道德是一个。在朝廷中,先论爵位;在乡里中,先论年龄;至于辅助君主统治百姓的自然以道德为最上。不同层次、不同场合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

一部煌煌九万字的《礼记》,就是专门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的。而座次问题,作为礼仪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现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庸》篇中:“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这里说的是三种不同层次、不同场合:天子宗庙大祭,按照左昭右穆的次序排列;而公卿士大夫所在的官场,则按照爵位、官职高低来安排座次,其着眼点在于区分尊卑、贵贱;在民间,普通的乡里祭祀,事毕举行宴会,则按照毛发颜色(老幼)来安排座次。

古代官场序爵,下面就说一个实际事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记载:前279年,秦、赵两国君主在渑池会见。秦王以大国君主自居,恃强凌弱,咄咄逼人;赵王的侍从蔺相如寸步不让,以其凛然无畏的正气,杀减了秦王的淫威,逼使其屈服、让步。回国之后,赵王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当时是以右为上的。对此,廉颇很不服气,说:“我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我见相如,必辱之。”蔺相如听说以后,从顾全国家大局出发,主动回避、退让。终于感动了廉颇,最后登门服荆谢罪。

看得出来,在座次的安排上,为了显示尊卑关系,无论是序爵、序齿,都是讲究方位与方向的。所谓方位,也就是左右之别,这个问题说道很多,比较复杂。在中国古代,有“虚左以待”之说,意思是空着尊位等候宾客、贵人,说明是以左为尊,以左为上。但是,同样是在古代,又有“无出其右者”的说法,从前面的《廉颇蔺相如列传》中也可以看出是以右为上的。唐人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递居之。”“左迁”为贬谪,“右移”为升官,也体现了尊右贱左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有的论者认为,因朝代不同,而所尊各异。大体上是(并非绝对的),春秋战国、秦、西汉时以右为上;迨至东汉、隋、唐、两宋又逐渐尚左,直到明、清;蒙元则以右为上,科场中,蒙古、色目人称右榜,汉人、南人称左榜。有的论者则指出,由于地域不同,所尚亦有差异,比如,秦地官职尚右,而楚地则以左为上。《左传》桓公八年,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有的援引《老子》的话:“君子居(平时)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吉事尚左,丧事尚右”;《逸周书》曰:“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道东流”,说明尚左或尚右自有其不同的根据。

比较公认的原则是:尚右的根据源于人的生理习性:一般人使用右手比使用左手方便利落,右手作用大,用处多,所以右尊于左。而尚左的根据则源于居室的朝向:自古以来,宫室皆向南、向阳,“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易经·说卦》有“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之说,皇帝坐北朝南,君临天下;而臣下则面北朝拜,山呼万岁。既然向南,自然就左面为东、右面为西了,东大于西,人所公认。那么,二者孰先孰后呢?由于自有人类出现,就有使用右手方便的习惯,而居室朝向问题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就此推断,尊右发生在先,而尊左发生在后。

文贵鲜活、形象,光是空泛地叙说,未免有些枯燥乏味,下面列举三个判然有别的典型事例—

尽管社会上族群、风习、层次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在礼仪、规范、秩序方面,还是会形成共同确认的统一准则,约定俗成,自觉遵守。如果有人打破成规,“躐等而行”,就会引起客观上的质疑与惊异。还是接着说座次问题。战国时期,魏国有一位智者,名叫侯嬴,年届七十,为大梁夷门监者。魏公子信陵君素以贤能、谦恭驰名于世。这天,他置酒大会宾客,却亲自驱车执辔,往迎侯嬴。侯嬴穿戴敝旧衣冠,径坐上位,毫不逊让,从者见状窃骂。至家,公子引侯嬴坐上座,满堂宾客尽皆惊异。后来,侯嬴献“窃符救赵”之策,并推荐勇士朱亥,最后又刎颈相送。在侯嬴的激励和直接帮助下,魏公子终于成就了煌煌胜业。对于魏公子礼贤下士、侯先生以死相报这一千秋佳话,清初著名诗人吴梅村有“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之感叹。

历史上还有一个出于不可告人的一己私利,肆意违反礼制成规,出格、非礼,遭致指责、批判的事例。唐代宗广德二年十一月,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大元帅郭子仪,前来朝见代宗皇帝。这自然是一件非常隆重的礼仪活动,主其事者为定襄郡王、右仆射郭英义。其为人也,奸佞欺诈,专权跋扈、收受贿赂、陷害忠良,品质极差。他觉得这正是自己勾结权贵、打击异己的好机会,自是欣喜不已。在如此重要的朝会上,无疑应该按照与会文武百官的职位高低、资历深浅来安排座次;可是,郭英义为了取悦掌权太监鱼朝恩,竟违反成例,将他的座次放在尚书大臣之上。对此,上柱国、鲁郡公、著名书法家颜真卿致函郭英义,对他违反礼制、乱排座次的恶劣行为予以严正的指责。信中指出,古时“乡里上齿,宗庙上爵,朝廷上位,皆有等威,以明长幼。故得彝伦叙而天下平也”;然而,你为了向宦官鱼朝恩邀宠献媚,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打乱等级、次序,进行反常排列,此种行为“何异清昼攫金(白昼打劫)”!信稿即为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名重千秋、影响深远的行草书精品《争座位帖》。这一珍贵的历史文献,反映出颜真卿忠义奋发、端直不阿、不畏权奸、仗义执言的豪情胜概,刚烈之气跃然纸上。字如其人,笔势亦豪宕大方,姿态飞动,虎虎有生气。

在中国古代的座次排列故实中,要以影响之大、范围之广而论,长篇小说《水浒传》中的“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肯定是拔得头筹了。在水泊梁山,随着队伍的日益扩大,影响的日益深远,特别是不同派系、不同山头、不同背景的草莽英雄的组合所带来的内部矛盾也渐形显露,这就要求必须通过合理的举措加以整合,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就当时情况分析,通过安排座次以理顺关系、确定身份、体现地位,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至于如何实际操作,却是一件颇费周章、最伤脑筋的事。“四大天王”—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依次排列在前,原属众望所归,不会有太大的争议;而其他人如何排列,孰先孰后,可就众说纷纭了。关键是以何标准定位,按贡献?按武功?按声望?按资格?似乎都说得过去,有理可依;但是,历史的作用是合力形成的。单突出哪一项,恐怕都不能令公众信服,必须方方面面全盘着眼,统筹考虑,既要充分体现整体利益,又要适当关照个体特殊情况,有时还不得不进行摆不到桌面上的“暗箱操作”。即便这样,最后也还得借助九天玄女授书的玄机,来个“石碣受天文”,玩一套由天意决定的把戏,可谓用心良苦。

年轻时候看问题简单,觉得只有在所谓“礼仪之邦”的中国,才会如此看重等级、座次;而在奉行现代法律规则的西方国家,既然强调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社会靠契约来调整,不分贵贱、贫富,在订立的合同面前,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那么,他们还需要特别讲究什么尊卑、座次吗?后来接触外事部门和经常出国访问的人士,特别是自身有了直接到欧美地区参观、考察的实践,才知道西方国家的会议布置、餐桌礼仪、宴客形式、座次安排,不仅讲究,而且十分烦琐,条条框框,较之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学者帕切特等著的《国际商务礼仪》一书中明确提出:“主席台上,居右的座次通常安排给尊贵的客人。”其成因,据说来源于一种古代的风习。在几百年前,国王集会时,往往把最信任的盟友安排在右侧,而把心怀叵测、存有敌意的客人安排在左侧。以备万一出现反目、对抗情况时,便于国王右手拔剑加以应对。这种古老的风习沿袭下来,遂有今天的尊右礼仪。

按照国际惯例,西方正式宴会的座席排列,一般奉行下述原则:女士优先;恭敬主宾;以右为尊;面门为上;交叉原则;按距离主位远近来定位。桌数较多时,桌次的尊卑视距离主桌位置的远近而定,近者为上,右尊左卑;一般都应摆上桌次牌。吃西餐时,均使用长桌,同一桌上席位的尊卑,亦以距离主人座位近者为上。西方习惯是男女交叉安排,夫妇也分开落座。女宾的席位尊于男宾,入座时,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拉开椅子,以示尊重。西方人讲究留有个人空间。两人对谈时,不可离得太近,一般以五十厘米以外为宜。如日常接触,需要与别人同坐一桌或紧挨别人落座时,最好先打个招呼,问一声:“我可以坐在这儿吗?”得到允许后再坐下。

如果男女两人同去就餐,男士应让女士坐在自己的右方,注意不要让她坐在人来人往的路边。如果只有一个靠墙的座位,应请女士坐,男士坐在女士的对面。若两位男士陪伴一位女士就餐,女士应坐在两位男士的中间。若是同性别的两人一起就餐,靠墙的位置应该让给长者。每个人离座或入座,均应从座椅左侧进出。

西方传统习俗,忌讳并恐惧第十三号座位。专家们认为,这起源于《圣经》,在“最后的晚餐”中,背叛耶稣的犹大是桌上的第十三个客人—尽管《圣经》中并未指定他们就座的顺序。《相信魔法:迷信心理学》一书的作者斯图尔特·维斯说:“最早认为坐在桌子的第十三号座位不吉利,是由于《圣经》故事,但后来发展成为对任何事情来说,十三都是不吉利的。”为此,法国航空公司不设第十三排座位;而美国的许多建筑都没有第十三层,一些机场也没有第十三号登机口。

除了餐桌上分别左右座次,有的还把它延伸到政治的场合,在会议座次中划分出左派与右派。史学界普遍认为,左右分派源自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的议会分座。那些主张共和、人权、政教分离的革命支持者坐在左边,而支持君主制度的议员则一律坐在右边。后来长期被沿用下来。以至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为了打击老干部,在大会主席台上,把他们的党羽的座次一律排在左边,而把那些开国元勋、革命元老一律排在右边,名之曰“老右”,极尽其打击、污蔑、诽谤之能事。

在我国,现在会议安排以及日常生活、饮食礼仪所奉行的基本规则是,前为尊,后为次;中为尊,侧为次;左为尊,右为次。一般的宴会,除自助餐、茶会外,为了不致互相推辞、谦让,主人都须事先安排好席位,排好座次,以便客人“对号入座”。主人居中,一般都是离门口最远,陪侍者对面落座;主宾和副主宾分别坐在主人的左右两侧,位居第三位、第四位的客人分别坐在陪侍者的左右两侧。

由于中为上、左为上、前为上已经成为众所公认的定则,而且,由指示牌一一标出,这样,与会者一进会场,立刻就能明了主席台上每个人的身份、地位、等次、职级。如果偶尔不慎,出现了差错,就会造成混乱。

报载,一次大会上,服务员在收拾主席台桌面时,不慎把一把手左右两侧座位的标示牌给弄颠倒了。结果是,没等班子成员入席落座,会场上的人们就窃窃私语,乱哄哄搅成一团。一把手和几位副手进入会场后,发觉气氛有些不对劲,仔细一看,原来是主席台上座位标示牌惹的祸—大家误以为二把手降为三把手,三把手提升为二把手了。会后,办公室主任挨了批评,写出检讨。

常见的大学、中学举行校庆活动,与会校友的座次,一般都按职级、身份、地位排列。2012年南京大学庆祝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对此进行了改革。他们认为,当年在校读书时,同学都是平等的,于是,破例施行了“序齿不序爵”,只认长幼不序尊卑的做法,没有主席台嘉宾席位,“银发校友”全部前排就座,主持人介绍出席庆典嘉宾时,最先介绍的不是领导,而是两位分别在1939年和1944年入学的年龄最长的老校友,博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

这些属于观念上的问题,只要思想取向端正了,应该说还比较容易处理;现实中十分棘手、引起千家万户普遍关注的,倒是中小学教室座位如何排列的问题。课堂是学生的学习环境,座位安置是否得当,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质量。据美国一位学者研究、考证,座位经常靠前而且居中的学生,由于注意力集中,往往学习成绩好,毕业后成功率高。这样,就引起了如何排序以及如何定期轮换的讨论。国内中小学课堂一般以身高为序,由后至前,然后定期进行前后轮换、左右推演,实施动态管理;个别的也有按学习成绩排序,采取优差互补的做法。似乎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比如,对于那些视力、听力较弱而个头又高的学生怎么安排?轮换过程中,那些身材高大的学生如果到了前排就会挡了后排视线,又该怎么办?

有资料介绍,当今美国的小学绝大多数班级采取“小班化”教学,每个班大约有二十五到三十名学生,教室空间相对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也特别注意根据教学的要求,灵活采取剧院式、圆形或半圆形、集簇式、长桌式、展区式、配对式等多种形式,临时加以调整、配置。限于条件,我们不可能全面推行,但这种从实际需要出发,临机制动、灵活变换的思路,却是应该而且能够充分借鉴的。


(2013年)



“老去诗篇浑漫与”

—谈谈我的传统诗写作

谈论诗词创作经验、体会,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哪位诗人不能说出个“一二三”呢?况且,诗人强调自我,张扬个性,各有各的审美取向。在古代诗人中,陶潜、杜甫可说是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可是,少陵却不喜欢渊明诗,而欧阳永叔又不喜欢少陵诗,真是心眼各异。反过来,诗人谈自己,更不容易得到普遍认可。唐人贾岛诗:“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可是,宋人魏泰却说:“不知此二句有何难道!”加之,“诗无定法,亦不可以讲法。”(清人毛先舒语)即便是讲,按照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来说,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这里有诗人及其作品所展示的自在空间,同时还有由阅读者、鉴赏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体空间与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赏析结论的多样性。就其实质来说,创作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所以,讲经验,谈体会,肯定是难以收到圆满效果的。

就我闻见所及,身边写作传统诗词的人,大致有两条路子,一类是自小就濡染其间,大量记诵诗词名篇佳句,不期然而然就掌握了写作的技巧,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另一种情况是,从做学问入手,精心研索古典诗词的声韵、格律、章法、构局,日夕沉浸其间,不免“见猎心喜”,便也动手填词作诗。这两种路子哪个更好,我不敢贸然置评;仅说说个人的情况。

我走的是前一种路子。父亲一辈子务农,但他幼年读过私塾,酷爱古诗,一部《千家诗》他能从头背诵到尾;还会唱子弟书(它的开头小帽儿,基本上就是一首标准的七律),像《黛玉悲秋》、《忆真妃》、《精忠说岳》等几十个段子,我不知听他唱过多少遍。我从六岁开始,读过八年私塾,经史之外,诗文也是必修课;加上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濡染,我自小就养成了背诵诗词的习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烂熟于胸中的总有上千首吧?这也强化了记忆的功能。现在,随手翻到一首精彩的七律,我只要默诵一遍,用心琢磨琢磨,便可以完整地背诵出来。当然,这和诗词本身存在声韵、格律有直接关系—记住了韵脚,又注意平仄、对仗、起承转合的规律,是很容易背诵的。沈昌文先生说过:同充闾在一起,经常听他引用诗词,不经意间,诗词便从他的嘴里“溜达出来”。

我未曾尽心竭力地研索过诗词格律,由于记诵得多了,即席口占也好,伏案推敲也好,总能熟练地掌握,出韵、不协的情况基本没有。几年前,一位深谙诗律的省委书记(后来做了中央领导),拿着我的诗集,问我:“东北不同于我们安徽,没有入声字。许多入声字,像屋、实、菊、粥、哭、足,你们中多数人写诗时都当平声用;可是,你的诗却是例外,凡是入声字都做仄声处理—比如这首《写怀寄友》中的‘十年阔别浑无恙’的‘别’字,你就准确地用作仄声。那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主要靠记诵古人的诗,像“细雨鱼儿出”的“出”,“轻薄为文哂未休”的“薄”,每当用到这类字,按照古人用法,自然就作仄声了;个别生僻的、把握不大的,有时翻翻韵书。

他提到的我的这首七律的全文是: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除了入声字的使用,这里还有一个用韵、押韵问题。我写这首诗时,用的是八庚韵。但诗中的“青”与“汀”则属九青韵,庚韵本属宽韵,从中找几个同韵的字并不困难,但由于我偏爱“除却人才眼不青”这一句,实在舍不得换掉。那么,庚、青二韵可否通押呢?我当即记起了老杜的《同元使君舂陵行》。这首奉和道州刺史元结的诗押的也是庚韵,但是,里面有“何时降玺书,用尔为丹青”、“贾谊昔流恸,匡衡常引经”等句,押的都是青韵。这样,我把它们通押就有主心骨了。其实,不只九青韵,十蒸韵也可以和八庚韵通押,因为蒸韵里的承、冰、鹰、蝇、升和庚韵里的成、兵、缨、盈、生,分别同音同韵,一如一东、二冬两韵,根本没有分列的必要。

这里顺便说一句,在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在京成立大会上,关于诗词格律问题,当时有“严派”与“宽派”之争,我基本上是站在前者队列的。我以为,既然写的是旧体诗,那就应该遵守格律;但我也并不认为“平水韵”神圣不可侵犯,一个毫毛也动不得,有些方面也应酌情而定,比如上面提到的“通押”问题。

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具体写作了。下面我想结合作品谈一点个人的感悟和体会。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喜欢“老去诗篇浑漫与”这句杜诗。特别是那类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率尔操觚,不作兴去进行调声设色、琢句炼字的仔细推敲。1988年8月初,东北三省宣传部长联席会在长春市召开。晚饭后,一场豪雨骤降,溽暑潜消,东道主举办了一场舞会,邀请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些演员到场。我的舞技拙陋不堪,一看这个架势,就有点紧张了,尽管屡次应邀,而我则反复逊谢,以“不谙此道”为辞。最后,主人说:“作为贵客,您对这个盛会总得有所表示吧?那就以诗代之!”被逼无奈,我当即口占一律:


晚雨生凉祛暑天,未谙歌舞愧华筵。

非关左旧轻时尚,为恋诗书断雅缘。

盛会岂堪人寂寞,良朋空羡影翩跹。

呈诗聊作三生约,重聚春城再比肩。


最后两句结得不理想,很一般化。原来想用李白“只愁歌舞散,化作彩云飞”的内蕴作结,后来考虑到有点煞风景,便换了这个结句。

从长春回来,没过多少天,辽宁彩电塔落成,省上的有关领导和书画名家应邀前往观光、剪彩。领导讲话之后,有两位书法家挥毫助兴,我也随手写下了一首《凭高纪感》:


纵目苍空一豁然,摩天塔上瞰辽天。

情怀小异登楼赋,襟抱遥同胆剑篇;

球籍激人争上驷,宏猷励已拼中年。

凭高易感风云会,澎湃心潮意万千。


率成之作,顺手拈来,兴酣落笔,只是自写性灵,缺乏锤炼功夫,难免予人以粗头烂服之感。不过,自认诗文贵在本色、天然,原无须巧加雕饰。明人有诗云:“但写真情和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是媸是妍,为毁为誉,都付与时间天平去检斤拨两吧。

记得顾随先生说过,诗原是入乐的,强调音乐性。后世诗离音乐而独立,故其音乐性便减弱了。现代白话诗完全离开了音乐,故少音乐美。对诗只要了解音乐性之美,不懂平仄都没关系。平仄格律是助我们完成音乐美的。先生还说:诗难于举重若轻,以简单常见的字表现深刻的思想情绪。我是完全赞同这些主张的,因此,流连把咏中也有意追求一种蕴藉浑融、冲淡自然的格调,期望能够体现出某种音乐之美来。

我有个未必成熟的想法,就是诗应该朗朗上口,有流水行云、“杨柳春风百媚生”的意态,切忌佶屈聱牙,艰深晦涩。谢玄晖与沈休文论诗,主张“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喜为拗律的往往是才大之人,像杜甫入蜀后的一些诗,李白、崔颢也都有处理得非常成功的拗句。但是,就一般作者来说,恐怕难以达到那种层次,最后不免沦为“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再者,古人认为,诗有异于文章,强调在立意措辞上,应该挖空心思,精锤细锻。有一首《苦吟》诗道尽了个中辛苦:“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赋易,为著者之乎。”这种刻意追求的严肃、认真态度,无疑是可贵的、值得提倡的。但是,创作需要才情,与处理日常事务判然有异,除了用力,还有个悟性问题,也需要一定的天赋。孟子曾以射箭为喻,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清代大诗人赵瓯北,亦有“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力七分天”的慨叹。有时力气用得足够,但效果却并不理想,甚至会适得其反。就说这首五律的作者晚唐的卢延让吧,他的诗究竟如何呢?流传下来的句子,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舐鱼砧”、“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实在不敢恭维。即使算不上参死句、堕魔障,大概总谈不上风流骀荡,令人口角生香吧。但是,据说也正是这几句诗,曾经受到翰林吴融的激赏,那也只能说是“嗜痂成癖”了。

顾随先生说过,中国文学特别是韵文中表现两种风致(姿态、境界、韵味):一、夷犹;二、锤炼。“夷犹”一词来源于楚辞:“君不行其夷犹”(《湘君》)。何谓“夷犹”?先生解释说,如“泛泛若水中凫”,说不使力,如何能游?说使力,而如何能自然?凫在水中,如人在空气中,是自得。按照顾随先生的评断,“夷犹”表现得最好的是楚辞,特别是《九歌》,愈淡,韵味越悠长;散文则以《左传》、《庄子》为代表作。屈、庄、左,真乃天仙化人,了不起的天才,可望而不可即。他们以中国方块字表现夷犹,表现得最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夷犹,这是一种化境,我辈终生不能望其项背。

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谈到:“读诗与作诗用心各别:读诗心须细,密察作者用意如何、布局如何、措词如何,如织者机梭,一丝不紊,而后有得。于古人只取好句,无益也。作诗须将古今人诗一帚扫却,空旷其心,于茫然中忽得一意,而后成篇,定有可观。”我体会,这里说的是作诗讲究兴会。

“兴会发于性情”,清人田同之认为:“诗非无为而作,情因景生,景随情变,感触之下,即淡语亦自有致。”(《西圃诗说》)我是认同这一观点的,而且在创作实践中有所印证。一次,我乘船游本溪水洞的暗河,看到钟乳石森然布列,如利剑悬空,洞中嵚奇万状,而洞口却有一株桃花盛开,遂口占二绝:


流水声中展画屏,一舟容与往来轻。

天生怪诞嵚奇状,我作平和坦荡行。


拊掌倾谈一笑中,沧桑今古认鸿蒙。

石林钟乳八千岁,洞口桃花一霎红。


还有一次游览昆明翠湖,为诗以纪所见:


陌上花开客到迟,翠湖烟柳已垂丝。

浮云净扫天光碧,万点翔鸥乱撞诗。


思与境偕,情因景生。那次驰车河西走廊,看到祁连山雪峰皑皑,一路相伴相依,随手记下一首七绝: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有时,诗中也带一点谐趣。灯前苦读,已经到了午夜,妻子一再催促早些休息。当时脑子里浮现出这么几句:


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

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


比较常见的是诗中揭橥某种理趣。上世纪90年代初,每到新年,总要买一些日历册,赠送远方诗友。这年直到1月5日才买到手,寄赠同时附一小诗:


小圃花迟放,折枝赠友人。

岁朝虽已过,还葆整年春。


还有一首《题朽木画》的五绝:


烂木寻机理,神工出匠心。

奇葩荣四季,不必怯秋深。


《中华诗词》编辑驰函约稿。叨在至交,“却之却之为不恭”,心得、体会不好谈也要谈,那就“姑妄言之姑听之”吧。


(2014年)



文学想象力

按说,文学想象力应该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的话题;而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散文一向被认为同想象、虚构不搭边,由我来谈文学想象力,即便算不上南辕北辙,起码也是难以切中肯綮吧。当然,从另一方面看,也反映出这一问题的普泛性、迫切性与重要性。

无疑,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想象力就是生命力,它直接关系到作家、艺术家的成长与发展。黑格尔老人说:“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一个作家、艺术家如果想象力贫乏,即使他有再深的功底,那他的创作生命也无法保持鲜活,甚至会逐渐流于枯萎。而缺乏想象力的文学艺术作品,由于失去创新的根基,必将沦为社会生活一般性状的文字记录与形象写照。

为此,高尔基说“艺术是靠想象而存在的”,没有想象就没有文学。想象是文学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为一切文学门类所必需,任何作家都有责任、有资格来探讨它;何况,“想象与散文无关”的论点大可商榷,我将另外著文加以探讨。

我是小说、剧作的痴迷者,尤其是对那些想象力超常、能够启迪心智的作品情有独钟,像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椅子》、易卜生的《当我们死而复生时》、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剧作,每番展读,我都从心底里佩服这些作家的卓越才华。

毫无疑问,这些杰作都是想象力的产物。那么,作家、艺术家,他们是怎样发挥想象力的呢?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在《姑娘身上的社会学》这篇随笔中,道出了其中的奥蕴:


我的细节意味着物件、声音、言语。比方说,从我正前方一位姑娘的外衣上,我看出了做衣的材料,还有这件外衣所需要的做工—因为它是一件外衣,而不只是一堆材料—我看出脖子周围的丝线是精心绣上去的,多番加工才造就了这样一件外衣。如同读一本政治经济学的入门课本,我立即看见了面前的工厂和各式各样的工种:制造原材料的工厂,制造深色丝线以便装饰外衣弯曲领口的工厂。

我还看见了这些工厂里各种各样的车间、机器、工人以及缝纫女工。我透视的目光甚至可以穿透到办公室里去,看到那里的经理们在试图保持克制,还有些家伙在开始算账。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这一切之余,从这些在办公室和工厂里打发工时的人们身上,我还看见了他们的家庭生活⋯⋯一个没有封闭的世界在我眼前一览无余,全部都是因为无足称奇的深绿色丝线给浅绿色的外衣镶了边,被我面前一位姑娘穿在身上。我只能看见这位姑娘褐色的脖子。

生活的所有方式都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感觉着爱情、秘密以及所有这些工作者的灵魂,因为他们,我面前这个乘坐电车的女人才穿上了浅绿色的外衣。在这个背景上,一束深绿色的丝线司空见惯地曲折环绕着她人类的脖子。

我越来越有点眩晕。电车上的椅子,结实、漂亮的车厢,把我带向遥远的地方。它们也被分解成工业、工厂、房子、生活、现实以及纷纭一切。


联系到我们身旁的作家以及某些作品,我觉得,许多人不肯开动脑筋,精密细致地观察事物,到在一起,习惯于高谈阔论,侃大山,发高见,而不善于驰骋飞扬的想象、捕捉灵感的火花,以致作品的想象力十分匮乏。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的一条软肋,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有些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还原生活。当今,充斥于纸本与网络上的所谓“私人化写作”、“自传体小说”、“新写实小说”等形形色色的作品,说是纪实又有虚拟,而若视为小说,其中又杂有大量的个人实际经历,光怪陆离,唯独不见想象的踪迹。评论家陈超指出,近十年来,中国文学主潮始终被一种自发的、被动的写实性所裹挟。诸如“新写实”、“新体验”、“新市民”、“新状态”、“现实主义冲击波”、“官场文学”、“美女文学”、“新商战小说”、“白领文学”、“日常主义口语诗”等等,形成了没有活力的,低俯而黏滞的琐屑写实性的连续文脉。它们不约而同地挤压着、减缩着文学创造中的精神超越与想象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将文学的可信感完全寄托在生活事实表象上,从而将一切都纳入到叙事视界的漏斗中,加速了“集体遗忘”的进程。

对于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及现今文学作品想象力不够丰富,人们在认识上不会有太多的分歧;但当论及想象力衰颓的成因,可就见仁见智,各有说辞了。大别之,有下述几种看法。概括起来,一则归咎于固有的文化传统;二则认为肇因于我们的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三则从时代方面立论;四则从作家自身的缺陷找原因。看来,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但恐怕也未必能达成共识,使人完全信服。

论者认为,文学想象力的形成,并非仅仅凭依个人的天赋,它是整个文化基础的产物。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天才的艺术作品,同其所处的民族、时代、文化基因提供的条件有着直接联系。一般情况是,作为时代的产物,作家、艺术家总是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必要的营养,然后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思维和天才的想象力,使它从无到有形成一个文本,一种艺术形式。而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则不仅依靠个人的天赋、才情,更有赖于整个民族文化素质这个客观背景。

这样,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我们许多作家缺乏丰富的想象力,是否同我们民族文化传统有着直接关联呢?有的论者提出,总体上说,或者相对而言,我们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是不够发达的。中国的文化人,长期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强调借鉴往昔,强调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玄思不感兴趣。幻想、玄思离不开神奇魔幻、怪异荒诞,而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因而,在中华泱泱大国,特别是汉族人群中,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是比较贫乏的。

但也有人对中华民族缺乏想象力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我们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是极为丰富的,像上古的神话,古代的《易经》、楚辞、《山海经》,中古的六朝志怪、唐诗、唐传奇,后来的《西游记》、《封神榜》、临川“四梦”、《聊斋志异》等,都属于天才想象力的产物。《封神榜》中的雷震子,有人认为,是最早的个人飞行器。嫦娥奔月传说,甚至被西方一些学人奉为女权主义的经典文献。尽管在这种东方式的浪漫幻想和现代“深度撞击”背后的科幻理念之间并不能画等号,但总可以说明,我们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想象力丰富的文化传统。

持“学校、家庭教育限制了想象力发展”的论者认为,想象是人类飞翔的翅膀,而儿童时期正是这一“翅膀”迅速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大约八到十四岁),儿童想象力呈发展趋势,过后便逐步停滞、萎缩。少年时期,会提出一些令成人无法琢磨的问题,会对事物进行特殊的组合。在他们心目中,星星会说话,小草会摇头,河水会唱歌。采一根小草,捧一把泥土,拾几个石子,他们会做出“丰盛的美餐”;几个瓦片,一堆乱石,几根木棍,可以吸引他们全神贯注地进行美轮美奂的建筑“创造”。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那么,我们身旁的孩子想象力究竟如何呢?前几年有一份调查,被称作“火星叔叔”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兰迪斯博士在一次中国之行中,请一些少年为将于2003年发射的火星机器人起个名字。结果是,绝大多数名字都缺乏新意,没有自己独家的思考。不外乎“童年号”、“宇宙邮递员”、“蜘蛛侠”等,除去老掉牙的陈词儿,就是来源于好莱坞的电影。

这同普遍遭受诟病的应试教育有直接关系。为了忙于应试,教学上以灌为主,学生以记为主,师生互为作用,在题海中挣扎,疲于奔命。学生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任务,不得不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以求万无一失,结果阻塞了想象的通道,限制了思考的空间。能够提出问题的人是善于思考的人。现在的学生提不出问题,师长也不鼓励他们提出质疑,独抒己见。从家庭来说,父母对于孩子,一向是教导他们顺从、听话,而不鼓励拔尖、竞争,出人头地,不支持独立见解、逆向思维,更反对特立独行,冒险犯难。总是把成人的兴趣与习惯强加于孩子。鲁迅先生早就痛切地批判过,“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怎能培养出富有想象力的人才呢?

有这样一个故事:电视台记者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智力测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儿,让被试者回答这是什么。问到机关干部,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对答为好。问到大学生,他们则哄堂大笑,拒绝回答这个只有傻瓜才感兴趣的问题。问到初中学生,一个人举手回答是“零”,一个学生大喊是“英文字母0”,却遭到班主任的白眼。最后问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他们异常活跃地举起小手回答:“是月亮”、“是乒乓球”、“是烧饼”、“是妈妈的玉镯”、“是李谷一唱歌时的嘴巴”、“是赵老师发脾气时的眼睛”⋯⋯事后,电视台记者为这个节目起了个名字:《人的想象力是怎样丧失的?》。我们发现,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所受教育越多,人的想象力就越贫乏,越萎缩。

另外,视觉文化的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想象力的发展。电视等现代传媒,因其表达手法多样,声画相互配合,而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可是,实际上,大多数的视像是缺乏意义与深度的。即便是内在涵蕴比较丰赡,也因为电视予人以既定的成型的画面,长此下去,人们便会放弃想象的主动性,形成一种思维惰性。而书面文字却与此显著不同,它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把那些单调而枯燥的符号转化为丰富的具象,在自己头脑中构筑一个繁复、生动的世界。加之,电视上的画面与声音的流动,在人的脑海中停留时间很短,不等人们去思考、想象,转瞬即逝,观众始终处于被支配状态。而读书就不是这样,读者是一个主动者,一卷在手,可以从容展读,细加品味,并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再现与充实书里的内容。据此,英国一家公司通过调查得出结论:电视看得越多,人的想象力便越少;而读书越多,想象力越丰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们的想象力日益受制于理性的约束,受制于思维方式的程序化、单一化。正如刘永丽博士所指出的,科学在开拓人类视界的同时,也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思维的程序化、单一化,影响了想象力的发展。在文学领域里,这种过分地强调科学的客观写实的创作方法,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过分地注重科学的数理的逻辑,而失去了漫无边际的想象。受工具理性的支配,在世俗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生存的人们已习惯于把任何东西都作理性的、世俗的解释。

但是,对此,有些朋友提出质疑,他们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做法,反问我:你刚才还说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大批作家具有超常的想象能力,那么,他们不是同样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吗?他们中没有谁像鲁滨孙那样完全与世隔绝,或者类似原始人过着穴居野处、远离现代化的生活。这又是为什么?

质问、倒逼的结果,将问题聚焦到作家本身。这当然是毋庸置辩的。只是,说到作家自身,情况实在错综复杂,各人之间千差万别,禀赋与才能,阅历与环境,因人而异。立论的基础应是有代表性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否则必贻“以偏概全”之讥。而我这方面的准备是不足的,因此,所陈述的只能是“一孔之见”。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广大作家、艺术家置身于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潮中,经受着多种多样的物欲熏染与心灵羁绊,形成了影响想象力升腾的层层障壁。有些人沉浸在声色喧嚣、欲望角逐之中,无法沉静下来,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有些人的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任何事物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有些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想象的翅膀根本无法展开。

后现代文化的浅表化、碎片式、去除中心、脱离深度,在当下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论者指出,有些作家在创作理念上,以“后现代性”或“现代文学”为依归,倡导“平实、凡俗之谓美”,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倡导人们的精神追求是平凡的世俗生活;把创造性的艺术实践理解为琐碎的、偶然的、无意义的行为,属于个人性的生命律动。有的则以某种类型的新小说和后现代主义诗歌恰好是在对想象力的自觉限制里体现出它的新异为借口,否定想象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不可或缺性。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他们置身于“生活流”中,提倡平面化、被动式地还原生活,强调“当下时态”、“现场环境”,注重人的生物性特征,沉迷于物质享受与原始欲望的张扬,而缺少主体性的深度追求,缺乏艺术的批评向度,缺乏超越精神与审美观照,充其量只能贴近表面的“生活的现场”,而没有能力抵达“存在的现场”,从而“写出生存与人性的实质”。

论者认为,有些作家以粗鄙化、媚俗化的拆解与拼合为表现形式,结构杂散,头绪纷乱,只关注个人经验,张扬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除了现实场景的照搬和庸俗化、媚俗化的搞笑逗乐,体现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全力追求文学的商业性回报,走机械复制、拷贝制作的路子,创作成了迎合市场趣味的复制品。这样,直接导致了精神探索的消解,造成了美学追求与想象力的流失。

论者指出,想象力的匮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其结果,一是使有些人失去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类似无根的浮萍,成了所谓“空心人”,有的不仅失去外在的完整性,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成为所谓“碎片人”;二是有些作家尽管醉心于现实生活的仿真与模似,却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而是习惯于坐在宾馆里“海客谈瀛”,徒逞舌辩;或者走粗俗、简陋的捷径,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货色,张扬狂肆的欲望,却不愿从实际出发,到现实生活中去发掘新鲜事物,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

缺乏想象力的问题及其存在的成因,如上所述。那么,怎样解决问题,也就是如何培养与发展作家想象的能力呢?

我首先想起了马尔克斯关于在创作《百年孤独》时构思让俏姑娘雷梅苔丝飞上天空的切身体验。他说:


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办法打发她飞上天空,心中很着急。有一天,我一面苦苦思索,一面走进我们家的院子里去。当时风很大,一个来我们家洗衣服的高大而漂亮的黑女人在绳子上晾床单,她怎么也晾不成,床单让风给刮跑了。当时,我茅塞顿开,受到了启发。“有了!”我想道。俏姑娘雷梅苔丝有了床单就可以飞上天空了。在这种情况下,床单便是现实提供的一个因素。当我回到打字机前的时候,俏姑娘雷梅苔丝就一个劲儿地飞呀,飞呀,连上帝也拦她不住了。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的想象力源自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照,当然,也需要一个有准备的头脑。西方现代理论家怀特海认为,想象与事实不能分离。想象是探明事实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引出适应于事实的一般原则(正如事实的存在一样),并对符合这些原则的各种可能性进行理智考察。它能使人建构一种新世界的理智的远见,并以提出令人满意的目标来永葆生活的热情。

著名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认为:“知识和人的想象力有着有机的联系。乍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然而这是规律。可以说,想象力随着知识的丰富而增长。”他举例说,我们刚一踏上巴黎的土地,就会突然感受到巴黎的魅力。然而,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你要对巴黎事先有所了解,并且一心向往。不管你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必要的有关巴黎的知识,那你来到这座城市,会仿佛觉得一目了然,“仿佛城市上空罩着一片青铜的反光镜—它伟大的历史、名声和智慧的光辉、名人的魅力、凡尔赛宫的簌簌声、永远那么神秘的卢浮宫的昏暗、热情的巴黎人熙熙攘攘的人群”。反之,如果对巴黎毫无了解,那就只会感到人声嘈杂,令人疲倦,有许多东西不可理解,自然更谈不上什么想象力了。

想象力有合成型与创造型两种类型。有些作家的作品,不能说没有想象力,但它主要表现为对于经验、观察、思考的重新组合,或者细节的连缀、故事的演绎,而缺乏创造性的奇思玄想—借由创造性的想象,使有限的心灵直接同无限的灵智沟通。创造型想象力不是停止在对现成形象的连缀与描述上,而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重新进行创造,这种想象的特征在于新颖、奇特、独创。

文学评论家摩罗认为,想象力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问题,想象的活动不是简单的思维活动。我们中国不乏智商很高的人,智商高的人思维肯定非常活跃,但智商高的人,未必就具有高度的想象力。因为想象力是直接跟一个人的精神领悟力,一个人的信念紧紧相关的。对于一个敢于为他的想法付出努力、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承担患难的人来说,任何事情他都是可以想象的,他有最伟大的想象力,最开阔的想象力。难以催生,不可复制,无法剽窃,想象力因其独特的气质,决定了天才标准的唯一性。艺术的殿堂复杂和深远,唯有想象的翅膀能轻松绕穿于暗道与狭堂,冲破禁锢,洞穿一切,自由游弋。

最近,通过阅读评论家的有关文论,我从中归纳出几个直接关联着想象力发展的问题:

一、如何使想象力与经验、学识统一起来,融为一体?现实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是富有经验的人却缺乏丰富的想象力,而想象力发达的人又往往苦于经验不足;腹笥丰厚的人,想象力一般是匮乏的,而富于想象力的人又缺乏知识储备。这是一个现实中亟待解决的矛盾。怀特海认为:


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联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至少,这就是大学对社会应履行的职责。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在此,一件事实将不再是纯粹的事实,因为它被赋予了全部的可能性。记忆不再是一种负担,因为它如同我们梦境中的诗人和我们的目标设计师一样富有生机。为此,一所大学的特有功能就是运用想象力去获得知识。大学是富有想象力的,否则就不是大学,至少毫无用处。


这里说的是高等教育,那么,中学、小学,一些专业学校,特别是各级鲁迅文学院,各种作家培训班,是否也应承担这一职责呢?关于训练的途径,怀特海也有所论列,他说,想象力和学问的结合,需要悠闲自在、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需要多种多样的经验,需要同那些在观点上和智力训练上不相同的心智相互激发,还需要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时,为周围社会的成就而自豪的兴奋和自信。想象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然后永远保存在冰柜里,让其以固定的数量定期增长。学习和富有想象的生活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是一件商品。我觉得,上述说法对于我们也同样
适用。

二、如何实现想象力与可信感的统一?想象并非一空依傍,不着边际,完全无视文学的真实性。评论家陈超指出:“与美术、音乐中的想象力不同,文学话语固有的具体生存语境压力,和词语使用的全部历史留下的痕迹,决定了我们在衡量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力的价值时,必须同时将其真实性考虑进来。想象力与真实性,二者在文学作品中应是互为条件、彼此打开的,离开任何一方,文学文本在意味和形式上的有效性都要大打折扣。”他还引述了米兰·昆德拉在界定“小说的想象”这个关键词时,举出的小说《笑忘录》里的实例:塔米娜在“孩子岛”被凌辱、强暴、被逼迫去跳集体圆圈舞的情节。在他看来,这是一个由想象力构成的荒诞、恐怖的情境,似乎匪夷所思,但它应比那些有限的写实,更具有骨子里的可信感,也更能激发读者对“幼儿暴力乌托邦”的思考与批判。

三、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想象力与现实性、世俗化,尤其是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的实质,是作家如何调整思维方式,破除思维僵化、程序化、单一化的问题。

四、如何在对世俗生活的关注中,葆有艺术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观照?如何使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与想象的、超验的虚拟视野保持美妙的平衡?如何使生活故事的描写能力和生存情境的想象能力保持统一,同时到位?如何从表面的“生活的现场”抵达反映本质的“存在的
现场”?

我想,在寻根溯源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研讨、切实解决,将会有助于增强想象自觉,提升想象能力。


(2005年)



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现代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活动,读者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英国大作家康拉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也就是说,一旦作品面世,它就变成公众的了,它不再仅仅为作者所有,同时也为读者所有;而读者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语境下接触作品的,不可能与作者原初的意图尽合榫卯,完全一致。特别是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同于科学常识、科学结论的认同。任何时代、任何读者都必须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整齐划一,可能有多种解释、多种看法。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

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着多种可阐释性。一部《红楼梦》,鲁迅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还有人谈到,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也是言人人殊,用目的论的眼睛看他,觉得十分荒诞;用过程论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很伟大;用世故的眼光看他,觉得他是疯子;用少年儿童的眼光看他,觉得他和自己差不多,是个天真的赤子。因为在阅读与鉴赏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这里有阅读对象(即作品)所展示的自在空间,同时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体空间与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赏析结论的多样性。

《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攻下邺城之后,亲临政敌袁绍墓地祭祀,“哭之流涕”,并慰劳袁绍妻子,还其家人、宝物。《三国演义》第三十三回也描述了曹操在袁绍灵前设祭,“再拜而哭甚哀”的场景。史实是这样,那么,后世读者如何看待曹操这一举动呢,可就众说纷纭了。北宋学者刘敞说,曹操之哭是真实的,因为他与袁绍当董卓之乱时曾结为同盟,回思过去的岁月,难免悲从中来,体现了慷慨英雄的气概。而毛宗岗在评点《三国演义》时,却认为这是奸雄手段,杀了人家的儿子,夺了人家的儿媳,占了人家的土地,还灵前大哭,虚假得很。当然,可能还有第三种解释。这就是所谓“艺术空筐”的效果。这里的奥秘在于,没有实现的可能是无限的。

伟大的精神产品,具有不可复制性和无限可能性的品格。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布莱希特在谈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现代文学观念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使读者拉开心理距离,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契合其文化心态的情境或者思想。假如有一天,你拿起先前酷爱的一部作品重读,却发现它已经了无新意,也就是再也拉不开那段心理距离,这说明在你的心目中它的生命力已经开始枯萎,它已不能给出新的审美期待。

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是至关重要的。鲁迅说过,没有悲哀和思索的地方,就没有文学。思想大于存在。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实际上,更应倡导作家成为思想者,因为学者未必就是思想者。思想的自觉,是学者最高的自觉。有些书的作者很聪明,有才气,文章也流光溢彩,可就是思想含量不足,精神内涵空虚,像开白水一样,读过之后,获益无多。同样,作为读者,也应该善于思索。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姿态。年轻时我就养成了这一习惯,为此曾写下五首七绝,描绘读书中探险抉疑、攻关破阵的情景。其三曰:


缒幽探险苦般般,夜半劳思入睡艰。

设问存疑挥战帜,堂堂书阵百重关。


长时期以来,人们将读书、学习的基点定在掌握知识上,“知识就是力量”成为公认的普遍真理。知识当然重要,但更值得珍视的,是人生智慧、哲学感悟。知识与智慧处于不同的层次。大部分知识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学问;而智慧则是在生命体验、哲学感悟的基础上,经过升华了的知识,它是知识的灵魂,是统率知识的,智慧是指能够把知识、感受转化为创造性的特殊能力。一般地说,知识关乎事物,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它的着眼点、落脚点是指引生活方向、人生道路,属于哲学的层次。在读书、思考中,悟性是至关重要的,但有了知识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知识只有化作对生命的一种观照能力时,它才能变成智慧。因此,智慧总是与内在生命感悟和创造性思维有关,知识则未必。

从前的史学只注重史实与过程的记述,着眼于历史的客体;而自从分析的历史哲学正式提出以来,历史哲学家们的重点就逐步转到历史思维上来,即转到了主体如何认识历史的客体上来。我国古代史学,以叙述为主,阐释为辅;而现代史学,则以阐释为主,叙述为辅。所谓“叙述”,主要是指翔实地记述史实、事件;而“阐释”则着眼于史论,重视历史
研究。

中国史学文献《左传》中的“君子曰”,《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曰”,都是属于史论性质的文字。它们往往并不独立成章,只是附于书后,或者夹叙在行文中间。史论的大量出现和独立成篇,大体上肇始于宋代,到了清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进程中,有些饱学之士炫富矜博,腹笥不可谓不丰厚,占据史料也十分充足,但由于缺乏浓厚的研索意识,不善于发现问题,穷追苦诘,结果终其一生缺乏理论建树。这个教训我们应该认真地汲取。

思考重在找到一个准确的、独特的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这是著名学者李泽厚说的。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这一结论。

没有艰难的思索,绝不会有独到的创造。应该说,每一次创新都是思考所绽放的鲜艳花朵。创造与思索是艰难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但里面却蕴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和幸福感。萧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个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这里讲的是占有会给人带来痛苦。未得到满足自然是痛苦的;已经得到满足又会感到索然无味。这是人生的悖论。破解之道在于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创新,这就会把两大痛苦变成两大快活。没有实现你所向往的,可以从潜心思索、奋力追求中得到快乐;已经实现了所向往的,可以在品味成功之余,进行新的思索、新的创造,这也同样可以获得欢乐。

堂堂书阵百重关。攻书阵之关,靠的是思考。所以,我们提出:读书要有问题意识。


(2011年)



读书让人拥有世界

半个世纪前,1962年2月,我在《营口日报》担任副刊编辑。当时,根据读者要求,报纸上曾开设过一个《读书》栏目,每个星期各有一个版面,登载读书心得体会,介绍优秀图书,刊发名文摘要、名言集锦,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与支持。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影视、录像、光盘、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的普及应用,有些人对于读书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应该说,这些传媒工具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普及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而且,由于电子传播文化以图像为其主要特征,更具直观性、快捷性、休闲性、趣味性,对广大青少年和退休人群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无论如何,归根结底,它们还取代不了读书这一传统活动。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飞机、轮船、汽车、火车等交通工具再发达、再普及,总无法取缔步行。原因在于,二者起的作用不同,功能各异,只能相辅相成、互相补充,而不能以此代彼。作为传播文化的不同渠道,电子媒体与纸质文本、“触电”与读书,各有所长,二者不可缺一。

须知,“触电”并非无影灯,在光亮的背后,也暗藏着阴影。电子媒体在给人们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单从读书学习这个侧面来说,它的“图像化”与“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传统的发扬,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语言、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出现了纸质文本的边缘化;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接受效果。我们讲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可是,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你总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失去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要受到一定影响。而读书,则须调动你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它为你提供持久的、主动的思考余地。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为此,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要积极提倡读书阅读活动。

为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早在上世纪末,党中央就发出了号召:全社会要共同营造一个勤奋读书、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的良好环境,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整体素质。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于读书问题也都引起了高度重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纷纷举办一些“图书节”、“阅读月”、“读者年”等多项活动。

读书,严格地讲,是个人化活动,所以,从前的读书士子,沉酣于高阁临风展卷、雪夜闭门读书,而不觉寂寞,不厌凄清。尽管古人喜欢吟咏“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熏风”之类的清词丽句,但作为一种劳形累心的苦差事,读书绝不是轻松的。纵使今天再也用不着去“悬梁刺股”,也并不提倡废寝忘食,但是,起码也应该煞下心来,坐稳板凳,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读书,反映了一种主客观互为作用、彼此融合的过程。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与学问,绝不能靠灌输,而应该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思考。读书看似接受他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阅读过程中,读者是将自己的感受或思索不自觉地对象化,即化入文本中的情境框架,在审美的返照中完成对自身的观照或顿悟。易言之,阅读过程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同创作一样,常常需要生命体验。

可是,在人心浮躁的今天,许多人的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趋向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鉴于这种状况,通过种种吸引更多的人参与的有益活动,创造一种强烈而深广的读书氛围和文化环境,随时交流一些阅读中的心得体会,还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环境、氛围的拉动,不过是外在因素;要真正地读得进去,读出成效来,还需要有高度的自觉性。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那些从事领导工作,以及宣传、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整天都在向外输出,这就更加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交换能量;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亦即动态的平衡。那样,不仅个人的成长进步难以为继,事业也必然遭致损失。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到了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有人说得很透辟:“人的后半生是让前半生点亮的。”说明年轻时抓紧时间读书、学习,努力提高、升华自己,不断地增强人文修养,至关重要。有这样两首著名歌曲:一首是《回到拉萨》,这在现实中是可以做到的;而另一首《昨日再现》,那就永无实现的可能,要再现,只能在科幻小说中、到梦境中去。


(2012年)




借鉴遗产 融合新机

在网络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改进新闻写作的文章,文中提出要“向文学借鉴白描的功夫,以求文章的朴素平实”,“向文学借鉴锤字炼句的功夫,以求文章的干净准确”,“向文学借鉴修辞方法,以求文章生动活泼”,我深以为是。其实,何止新闻一途,我想,最该向外借鉴的恐怕还是文学本身。早在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用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先生是就艺术而言,但无疑对于文学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前,文学正从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向边缘滑落,而伴随着商业化、时尚化的无情侵蚀,文学的消费性、娱乐性也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作品缺乏审美意蕴的深度追求,只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以追踪时尚为乐趣,以逼真展现原生态、琐碎描绘日常生活为特征,使作品沦为表象化、平面化的精神符号;而且,文采匮乏,粗制滥造,完全不讲究谋篇布局,结构紊乱,语言质地很差,古汉语语句凝练、内蕴丰富、风格雅致的特色荡然无存。人们经常寓目的却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者满篇西崽口吻,拉洋旗作虎皮。这类劣质化、泡沫化的“快餐文学”,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为了疗治这种“文学无文”的弊病,我觉得有必要借鉴一些古代文学的辞采与章法。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孔子的这句话是有着强烈的针对性的。不难看出,古代思想、学问的传承与阐扬,确实有赖于词达义畅、文采斐然的文字。我们固然不能把文学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于文华辞采;但是,如果“言之无文”,那么这部作品就不可能流传广远,则是确凿无疑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是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文学语言与认知性、逻辑性的语言不同,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古人有言:“文征实而难巧。”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这里讲的无非是辞章文采。

文学语言往往是象征性的。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是直接叙述,而是要通过情怀上的感染,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这种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需要营造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古人作文讲究声韵、气脉,提倡“耳治胜于目治”,强调要有敏锐的语感,以达到“声入心通”。六朝人吟诗作赋,尤其重视声韵的铿锵、和谐之美。《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唐宋文学大家一般都十分重视文章的声调之美,为文句式长短适度,声调抑扬抗坠,气脉、韵味十足。唐人李华有一篇《吊古战场文》,一开篇就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我们读着读着,眼前就浮现出一种凄凉惨淡、阴气森森的景象,不仅形象鲜明,而且声情宛在。到了现代,重视文章的声韵、气脉,仍然是许多学人的共识。叶圣陶先生就曾强调,对于现代的美文,应该重视“美读”—“就是把作者的情感在读的时候传达出来,激昂处还他个激昂,委婉处还他个委婉”;“不但了解了作者说些什么,而且与作者的心灵相感通了,无论兴味方面或是受用方面都有莫大的收获”。

中国古人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西方现代接受美学强调,要有“成像能力”,如果不能把文字在自己的想象中变成形象,那么,人和书籍就无法真正结缘。作家、诗人通过形象的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主观意念与外界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往往表现为一种瞬间出现的情结。与此相切近,英国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艾略特说,诗人不应该直接表白自己的观念、思想和情感,而应该把思想知觉化,借用具体的事物曲折地表达,让抽象的变成具体的;读者在阅读时,再把描写客观事物的意象,视觉的、听觉的、触觉的、味觉的,一一对应诗人的思想和情感。

《论语》一书,既为“论”,就是讲述道理的,但它却并非板着面孔,成本大套,枯燥地在那里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等弟子们坐在一起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曾点听了,便用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然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时间,有场景,有形象,有动作,有哲思、意境,有诗情、画意。

文学创作的艺术性展现,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以至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境,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下功夫。写人叙事,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的还要通过细节揭示人的内心活动,状写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古代传记散文的典范,就具有这个长处。且看作者是如何刻画智勇双全的猛将樊哙的: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

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

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

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

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

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

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

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

古人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个性化与独创性,不仅要有共通的审美意义和功能,每个作家还须有其自身独具的特点。清代诗人张问陶有句云:“诗中无我不如删。”袁枚说:“有人无我,是傀儡也。”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众所熟知的抒情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通篇不到一百二十字。作者李白以其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十分讲究章法,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我在写作长篇系列散文《张学良:人格图谱》时,碰到了一个难题:十五篇文章集中写一个人物,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次第展开,而是以扇形结构并列铺排,这样,如何才能做到篇篇各具特色而不致雷同?当时想起了苏轼写的几十篇古代人物系列论文,其中仅汉代就有刘邦、范增、张良、贾谊、扬雄、晁错、霍光、曹操、诸葛亮九人,各擅胜场,每篇的开头都不一样。《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叔孙通不懂得这个道理,当高帝要更换太子时,他以“废长立幼不合礼法”相谏,结果遭到了刘邦的嗤笑;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以讲述事件经过开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贾谊论》劈头就下定语,“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说明“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互不重复,篇篇精彩。

平庸寡淡、缺乏文采现象的产生,固然同文体泛化、文学队伍泛化有一定关系,什么都称文学作品,谁都在那里写书出书,以致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其基本原因是由于工具理性、实用主义作怪,心浮气躁,粗制滥造,率尔操觚;对于文学艺术缺乏应有的尊重和严肃认真的态度。这已经成为现时文坛上的通弊。文学作品需要锤炼,需要沉淀。现在是没有初稿的时代,不管是否成熟,码完了字就送出去发表,甚至连再看一遍的耐心也没有。过去作家写文章,轻易不肯示人,所谓“良工不示人以朴”。随园老人说得更为形象:“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侬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前人谈自己的创作,是“吟成五字句,捻断数茎须”;而翻译他人的作品,竟至“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严复语)。现在,对于文学如此敬畏、如此痴情、如此执着的人,恐怕是越来越少了。


(2010年)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

因此,聪明的人群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又谈何容易!正如王安石在《读史》诗中所慨叹的:“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千百年来,这些诗人赋客,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因此,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壁,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了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格的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所显示的超出个体生命的意义,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不倦探寻,以及在终极毁灭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

这是历史,也是诗章,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又同时从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人们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着自己。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学遗产无比丰富,几乎每一处名城胜迹,都有相对应的诗文和逸闻、佳话,见诸方志,传于史简,任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而这无数诗文、逸事的积蓄,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

这样,即使是初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作历史性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在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的层面上,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既写现在,又写过去,既写现实的发展,又写历史的变迁。

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的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的感悟、渴望与追求,努力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

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
空间。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

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我们说,时空条件本身,就给予人一分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蚀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出一种宇宙的悲剧性、幻灭感与无常感。

从我个人的创作实践中也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便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去年初夏,我有中州之行,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这三座历史名都,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散文。这些在历史上曾经繁华绮丽的文化名城,历经世事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还存有沉甸甸的文化积淀。漫步其间,我脑子里涌现出很多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我写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努力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三百多年的宋王朝留在故都开封的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更是一面文化的回音壁,是诗人们从中打捞出来的超出生命长度的感慨,是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探寻。

邯郸古道上,既有燕赵悲歌,也有黄粱美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汇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叩问沧桑》中,我通过凭吊洛阳的魏晋故城遗址,写了《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写了废墟—这悲剧的文化,历史的读本,岁月年轮留下的痕迹,写了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但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

魏晋时期留给后人可供咀嚼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另一思想大解放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思想十分活跃。部分文学家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敢于荡检逾闲,抒发真情实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恰如清人赵翼所言:“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尤其是魏晋时期文人以艺术风度所造就的诗性人生,给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他们的诗酒生涯,他们的文学创作,为后世留下了一个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荒原,翻过长城,跨过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哭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与揭示这类社会文明继承、发展的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文化历史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都俘获到五国城下。

与此同时,他们也同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蒙、清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创造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目的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在丧失一些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考验。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我以为,散文应体现一种深度追求,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和深切体验,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我也试图在状写波诡云谲的历史烟云时,以一种清新雅致的美学追求和冷隽深邃的历史眼光,渗透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在美的观照与史的穿透中,寻求一种指向重大命题的意蕴深度,实现对审美视界的建构,对意味世界的探究。

文学创作的实践表明,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文学从来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

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人,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文学的青春的笑靥,可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史眼、哲思的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又能使文学倩女变得深沉、凝重,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心灵的撞击力,引发人们思考更多的问题,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感到生命的沉重。特别是一些悲剧因素,更能使读者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在对历史的勘劾中也多了一层苍凉。

恩格斯在论述黑格尔的思维方式时指出,他“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记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1997年)



信与疑


在小时候,我就记住了两句德国谚语:“年轻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老年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

老年人究竟是否多疑?按照常理推测:老年人经多见广,世事洞明,“眼里揉不进去沙子”、“明察于秋毫之末”,自然不会轻信。随园老人就曾夸下过海口:“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另一个根据也属臆断:心中的偶像、最崇拜的鲁迅先生,似乎也是多疑的。他自己就承认:“在未有更确的证明之前,我的‘疑’是存在的。”“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那么,多疑的结果是什么呢?假的固然难逃法眼,而有些真的东西恐怕也随之滤除了。

至于说年轻人容易轻信,这有自身的体验为证。孩提时每逢街头有卖糖果的经过,大人总要神乎其神地告诫:他们假装成卖糖果,实际是“拍花”的人贩子—快躲开!当时信以为真,总是骑在家里的墙头上,远远地望着,不敢靠前。最典型的是后来的“大跃进”,报纸上登载消息,还附上照片,密植的麦棵上坐着小男孩,亩产超过两万斤。虽然那个期间我也曾到河北的徐水实地看过,并没有亲眼见到那种场景,但仍然深信不疑—自己没有见到,不等于那件事情就不存在。

原来,信任抑或怀疑,除了取决于经验,还和感情与理性有直接关系。年少时激情澎湃,容易感情冲动,在他们心目中,事事皆有可为;而那些饱经沧桑、迭遭变故的老年人,则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看待事物往往是困难多于顺利,挫折大于成功。这样,必然会怀疑许多有待努力、有待探索的东西。

可是,这两句一直为我深信不疑的谚语,在现在的中国,似乎是不确了,起码要大打折扣,甚至是完全颠倒过来—老年人相信许多假的东西,而年轻人怀疑许多真的东西。只要看看公安部门通报的那些案例,上当受骗最多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年人。有的以邮局名义,打来电话,说你的座机欠长途电话费了。问:在哪儿打的长途电话呢?答:福州,或者是广州、深圳。问:我并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呀,怎么会有我打长途电话的记录呢?答:你的身份证(号码)被人盗用了。接着,电话中那人“忠告”你:现在面临着存款被人提取的极大风险。怎么办?要迅速把那些存款改存在一个保险账户上。为了存款的安全,你只好照办。结果是一场骗局—存款被人提取了。

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老年人上当受骗居多,除了缺乏应有的知识、经验,还和传统观念、传统的思维方式有关。老年人总是将心比心,人心都是肉长的,哪里会有人那么丧尽天良!尽管大千世界早已发生千变万化,许多上了岁数的人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仍然停留在固有的观念上。

就人生阅历来说,虽然我在老年人中算是比较丰富的,但是,由于传统教育早已打下了根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总是觉得,世间毕竟好人居多。我曾拟过一副联语,置诸案侧:“处己何妨真面目,待人常是古肝肠。”古道热肠,输诚相与,是我十分欣赏并一贯坚守的一项做人准则,尽管为此也曾付出过不同程度的代价。比如,我时常接到一些外地陌生人(估计绝大多数是年轻人)的来信,求我在首日封上、宣纸上、扇面上题词,话说得极为恳切,有的还夹有邮资。这时,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一张张诚恳、热忱、充满期待的年轻的面孔。当即放下手头的事务,展纸把笔,按照要求完成请托,随即把函件连同所附邮资原封寄回。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从来未曾怀疑、犹豫过。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位细心的文友告诉我,从网上看到我题写的首日封和信笺正在被人拍卖。开始不信,待到实际看了,不禁怅然若失。

现在的年轻人,也再不是过去那般轻信了。许多人竟然达到意想不到的成熟、老练,甚至世故。这里有多方面的因素:在信息泛滥、网络发达、交往频繁的当代,他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经验和判断能力,可以运用自如地对付各种伪装、假冒的事物;他们的双眼早已被“秋水”洗净,不但不会被古人欺瞒,即使是玲珑剔透的今人要想骗取他们的信任也难乎其难。加之,接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增强了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凡事都要问个究竟,一切事物都要进行审视。这是属于正常的,可说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有些质疑、不肯相信,是因为他们未曾经历过,经验的界限往往是认知的界限。这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未曾经过传统观念的反复熏染,什么待人以诚,什么“守死善道”,什么“宁可人负我,绝不我负人”,对他们而言,都是隔膜的、陌生的,都是过时的老古董,甚至认为是圣人用来盗名欺世的施骗伎俩。这就要加以分析了。

每个人都存在着一个信仰问题。在道德缺失、世风日下,造假现象、欺骗行为弥漫、笼罩着整个中国社会的现时代,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心理效应,潜滋暗长,导致信仰基石的坍毁,人生观、世界观方面发生了剧烈改变,造成“神马都是浮云”,任何事物在他们眼中都是虚幻的,不可信的,出现了所谓“信仰危机”。

人们常说,信任是一种降低交往复杂性和人际关系的交易成本的社会机制。人类的社会发展、文明进步,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共同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不能倡导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当然,这样说,也并非主张不加分析地盲目轻信,对任何事物都抱持深信不疑的态度。那样做的后果,必然会助长盲从,弱化思辨能力,重蹈过去的覆辙;甚至姑息养奸,降低作恶行骗的犯罪成本,对于社会文明、法制建设造成直接的危害。


(2011年)



退休者言


退休,已经几年了。说起退休之后的实际体会,觉得和《庄子》中讲的“丽姬入晋”的故事,有些相似。故事说:晋献公娶丽戎国艾地守疆人的女儿为姬,称之为丽姬。开始听到晋国迎娶的信息时,丽姬“涕泣沾襟”,极不情愿。待到进入王宫之后,与国君同睡一床,同食美味,尽享人间荣华富贵,于是,对开始时的哭泣感到后悔。退休也有类似的情况。

过去说到退休,有些领导干部往往视为畏途。有的提前三两年就掐指盘算,常常闹得寝食难安,内心负担很重,唯恐这一天的到来。可是,一当真的退出了领导岗位,跳出了是非纷争的旋涡,卸除种种精神上的负担,赢得逍遥梦、自在天,吃好睡好身体好,才晓得个中况味原来竟是如此舒适,倒感到过去的想法未免可笑。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想说,作为退出领导岗位的“闲身”,应该多做换位思考,多给在职者一些理解、一些设身处地的体谅。

缺乏体谅,这里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出于不了解,由于缺乏基本常识,结果出现了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状况。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一个地级市任职,寒假期间,接待北京某高等学府几个实习生。当时,一位大学生问我:

“就这么一个中等城市,修了两条三四千米长的柏油路,还要在人代会上当作突出的治绩大讲特讲,值得吗?”看我没搭言,他又接上说:

“如果由我当市长,我一年就修它四纵四横的柏油路,那才叫真正的四通八达呢!”我反问一句:“资金从哪里来?”

他说:“贷款啊!”

我说:“贷款怎么还?还有利息呀!”

他问:“那么,建工厂呢?不也是靠贷款吗?”

我说:“经济建设讲究‘投入产出’。马路这类基建项目与建工厂不一样。”

这位大学生不吱声了。他的问题在于不了解。列夫·托尔斯泰说:“能了解一切,就必定能原谅一切。”

要了解与理解,就须设身处地。宋代诗人杨大年有一首七绝:


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

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


“鲍老”,唐宋时代民间流行的一种戴面具的滑稽舞中角色。“郭郎”,南北朝时称傀儡为“郭秃”或曰“郭公”;以后用人扮演,又称郭郎。“郎当”,衣不称身,显得模样滑稽。

诗的大意是,你在台下,对于舞台上的人,指手画脚,多所挑剔;须知,如果你粉墨登场,表演一番,你会比人家出更多的洋相。就是说,什么事情,都须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老同志总是“想当年如何如何”,用过去套现在,这样就容易对新生力量看不上眼,结果,一味地挑毛病。

我们都在官场中生活过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十分谂知仕途的艰辛、官场的不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繁重、矛盾的剧烈、关系的复杂,远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可比。对各级领导人员素质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是说,工作是越来越难干了。晚清名臣李鸿章曾经夸下海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经历的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使他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如果出自他人之口,我们会笑他们“口吐狂言,不知深浅”。

上面是从退休人员的角度讲的;对于在职的领导干部,我一方面说,要增强对他们的理解和体谅;另方面,还想提几点希望,奉献“识途老马”的一得之愚吧。

其一,在职时要善于交朋友,主动交朋友,而且要慎交朋友。交朋友是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对领导干部来说,善于交朋友尤其必要。有些在职同志可能认为,当了领导,身旁朋友多着呢!用不着你主动去交。这种说法,是似是而非的。表面上看,领导身旁前呼后拥的成群结队;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真正的朋友,许多人趋炎附势,甜言蜜语,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实际上另有所图。像战国时的邹忌所讲的,“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就是说,你有权有势,有足够的利用价值。可是,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这叫作“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

真正的朋友是道义之交,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到,“小人无朋”。即使有,也是假的。有些同志把无原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看成是交朋友,这尤其要不得。古人说:“同道为朋,同志为友。”老托尔斯泰欣赏法国一句格言:“你告诉我,你和什么人交往,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所以,应该提倡结交益友、诤友。这就是善于交朋友。

明代学者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成四种:


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生死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


这就是说,“朋友”有多种,需要慎交、择友。

那么,为什么要主动交朋友呢?我这也是退休后观察出来的。有些领导干部原本也是文科出身的,只是在职时忙于工作,无暇从事自己所爱好的事业,像琴棋书画、诗文创作、学术研究之类。退出领导岗位之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常常怀恋早年的爱好,往往主动投入这类活动中来,有的甚至拜师求教。但是,所谓“专业圈子”却并不见得欢迎,结果经常遭人白眼,受到冷落。这和你在职时不同,那时如能参加这类专业活动,人家求之不得,一则赞赏上级领导的支持;二则可以借助你的声威,促进事业的开展。遗憾的是,那时常常是“三请不到”,因为没有闲暇时间,今天接见外宾或者企业家,以便招商引资;明天又要招待上级首长、兄弟省市领导,对于哪一位有权势的人物也怠慢不得。至于这些舞文弄墨者,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沾不沾边无关大局,哪里会主动地结交朋友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尽管你纡尊降贵,主动找上门去,人家也会说:“你早干啥去了?对不起,拜拜!”所以,我说,在职时要主动交些文友。这样,即便你退出了领导岗位,人家也会把你看作“自家人”,而不会产生排拒心理。

其二,人是凭文化塑造自身的,是用文化装备起来的。文化为一个人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新的境界,它会提供新的气质、新的形象。在职时,应该重视思想境界的提升、学识的积累、社会经验的深化、世情的考察、人生以至生命的体验;重视哲学、历史、文艺方面的涵养,有效地增强自身的人文修养。权力并不是一切,它只存在于现时,而在之前、之后的漫长的往昔与未来的延伸,非文化、精神莫属。

与此相关,在职时,应尽量培植自己的专业特长,起码是不要丢弃原有的专业。这也是干部“四化”的重要内容。可是,多数领导同志却忽视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他们的专业就是当领导。可是,当官并非终身职业,有上必有下。清代著名诗人赵翼有两句《咏史》诗:“老夫看惯秋千架,才上高层又下来。”与此相类似,旧时代剧场曾有一副对联:


台上莫漫夸,纵做到厚爵高官,得意无非俄顷事;

眼前何足算,且看他抛盔卸甲,下场还是普通人。


说得十分冷峻,十分警策。那么,当你退出领导岗位,职务没了,又怎么办呢?朝朝暮暮,将何以度此余生呢?有的就只好整天坐在“方脸大情人”面前,沉浸在电视剧和小品、二人转里;或者进行“方城之战”,日夜搓麻看牌;再就是,含饴弄孙,没有孙子可抱,便牵着狗遛弯儿;归来体倦神疲,三杯热酒下肚,尔后便一梦酣然。

我们不妨算一笔账,人生八九十岁,已成常态。大致是:二十四五岁之前,读书求学;六十或五十五岁之前,从事公务;剩下的三十左右年,安度晚年。不妨设想,如果没有一个自己所钟情的专业,这人生的三分之一将如何排遣?所以,在职期间,不能没有专业;那样,即便退休赋闲,照样可以过上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

其三,不管当多大的官儿,根本的根本,必须有个好德性、好人品。在职时,当然要创造政绩,就是说,需要以事业为主,做好分内的工作。市长、书记也好,局长、主任也好,都是要看政绩。上级和选民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更应定下这样的志向与目标。不过,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或者政绩会逐渐地淡化,而民众或者下属提起你来,往往更多地是关注你的为人,看重人格、品质。个中道理可能在于,工作或者政绩,受客观因素制约较多;而品德如何,却是完全取决于个人;特别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当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思想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我常想,人活一世,草绿一秋,时间很短,权势、地位、财富转眼间就不属于自己了;而名誉却伴随终身以至后世。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在世上几十年,包括退休以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真是不算短啊!如果没个好的声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者整天忧心忡忡,总怕哪个地方“冒顶、喷浆”,纵令你有再大的产业,再长的寿命,又有什么乐趣呢!

其四,工作要多做加法,而生活则应多做减法。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时刻不忘选民的重托,兢兢业业,克勤克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一句很有哲理的话:“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意思是,当掌握权力仅意味着你要承担起保障公众利益和满足他们要求的重大责任,使你总在担心自己能力不足和担心犯错误,这样的权力对掌权者就是一种负担,一般人也不会来和你争。相反,当权力主要意味着能给个人带来好处,而社会责任却处于次要地位时,那么,权力的真正意义也就丧失了,一些人就会趋之若鹜。

说到生活要做减法,是基于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的限制,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种人生的有限性,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除掉忌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古代大哲学家庄子要我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不妨细想一想,这究竟值得不值得?

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餍,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


(2010年)




过度阐释

从网上看到文豪李敖和他的儿子李戡的一段对话:


父:你去买瓶汽水。

子:是可乐还是雪碧?

父:可乐。

子:铁罐的还是瓶装的?

父:瓶装的。

子:没糖的还是普通的?

父:普通的。

子:500cc的还是1000cc的?

父:你好烦!算了,水就可以啦!

子:矿泉水还是过滤水?

父:矿泉水。

子:冰的还是不冰的?

父(生气了):你再啰唆,看我拿扫帚打你!

子:是拿塑胶的,还是竹子的?

父:你这个畜生!

子:像猪还是像牛?

父(气喘):我⋯⋯我会被你⋯⋯你气得吐血⋯⋯血啦!

子:要拿垃圾桶,还是扶你到厕所?

父:我死了算了。

子:你要土葬,还是火葬?

父:他妈的!你是存心气死老爹了⋯⋯


原本是十分简单的事,由于一味地寻根究底,最后竟闹出了一场笑话。

这使我联想到冯友兰先生讲的一个趣话:假如有一天,公孙龙要出门旅行,叫弟子去牵马。弟子去了,结果空手而回,说:“先生,马厩里没有马,只有白马。”公孙龙就让他把白马牵来。隔了一会儿,弟子又来汇报:“白马也没了,只有瘦白马。”公孙龙非常不耐烦地说:“呆子!那就牵瘦白马来。”可是,死心眼儿的弟子还是没领会,又来报告:“师父,我只看见一匹瘸腿的瘦白马。”公孙龙火了,揪住弟子的耳朵,来到马厩,指着马说:“就是这匹马,你要认清了!”

其实,这并不是弟子呆,而是公孙龙自讨尴尬,他把名词慷慨地赠与共相世界,而留给实际世界的,只剩下可怜的指示代词“这”和“那”了。偏偏遇上这个“老实巴交”的听话弟子,忠实地按照他的指示办事,最后陷入了过度阐释的窘境。

关于这种过度索解的事例,我曾实地碰上过一次:

一年,在辽宁电视台文艺晚会上。作为嘉宾,省内的知名人士纷纷到会,堪称是“名流荟萃,冠盖如云”,正在沈阳演出的全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胜素女士也应邀出席了。节目进行过程中,惯于接茬儿、逗趣儿、说废话的主持人,一时雅兴大发,出人意外地即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请到场观众解答:

“请各位嘉宾分析、解答:李胜素女士的名字—‘胜素’二字,有什么含 义?”

主持人话音一落,坐在前两排的几位名流,当即举手响应。

一位从事艺术教学的老师说:“素”者,质朴、素雅之谓也,不施粉黛,明慧天成,达到了美的极致;“胜素”,就是取胜之道,在于抱朴守素。

一位专门从事国学研究的学者,站起来讲:这个“素”可大有讲究。一是纯白,纯白的质地上施以彩绘,叫作“素以为绚”,这是见诸《论语》的;二是属于根本性质的事物,比如质素、元素;三是安于现在,《中庸》里说:“君子素其位而行。”朱熹解释说,安于现在所居之位,为其所当为。“胜素”则表明,不能安于现状,必须积极进取。

一位年轻的女作家,以颇快的语速讲:素,可以理解为“朴素的底子”。张爱玲说:“唯美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素朴的底子。”“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能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个底子。”这“素朴的底子”就是日常生活的痕迹,就是张爱玲文字中的独特韵味。“胜素”就是崇尚这种“素朴的底子”,体现了一种生命哲学、人生的追求。

台下仍然有人举手,但主持人却做了一个停止的手势,他可能觉得分析的深度够了,便恭敬地走到李胜素女士面前,说:“请您自己谈谈对名字的认识;是哪一位艺术大家给您起出这么一个高深、儒雅的名字?”

只见李女士站起身来,谦虚而娴雅地给观众们鞠个躬,说:“感谢各位对我的高看。其实,我的名字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我是河北柏乡人,在我们老家那里,女孩小名都带个‘小’字。我出生之后,奶奶抱起来看看,说:‘长得很素气,就叫小素子吧!’我奶奶一个大字不识,她哪里懂得那么多学问!”

一番话,闹得全场哗然,接下来是热烈的掌声。而最感难堪的,倒是那几位“考据家”和“名师”。

此癖非独今日有,遥遥古步已先行。

陶渊明有一篇文章,叫《与子俨等疏》,子俨是他的长子,下面还有四个弟弟。疏是一种文体,通常用于训诫、告谕或者说明情况。钱锺书先生引述这篇文章中的一句话:“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说明由于被人过度穿凿、随意阐解,结果,不仅背离了原意,而且闹出了笑话。这句话本意是说,他的几个儿子虽然不是同时出生,但要团结友爱,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是同胞骨肉呢!不料,后世的学究们却穿凿附会,猜测陶渊明有妻有妾,或者说他的妻子死后又续娶了一房,或者说他有两个孪生的儿子。这样将无做有,节外生枝,岂不可笑!

从上述几则事例中,引出了一个道理:凡事,应该顺应自然,不宜穿凿过度,无限吹求。在人们的心目中,过于简单的事物,或者一看就懂的事,体现不出来高深的学问;因而习惯于把本来十分简单的问题特意复杂化,于是,层层追索,步步深挖,最后竟然闹出了令人哭笑不得的趣闻。

近日,看到刊载于《新华日报》的贾梦雨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了中小学考试中常见的“过度解读”问题:


“过度解读”往往意味着钻牛角尖,一些考题拼命“臆想”文章背后的微言大义,到了挖地三尺乃至歇斯底里的地步。比如说,一个考题中,作者写自己“抓耳挠腮”,题目要求学生“写出作者当时的五个心理活动”。还有一道考题开篇引述了一句诗:“花开的声音”,要求学生指出其中“常识性错误在哪里”。翻开现在的各类中小学语文试题,这样的考题层出不穷。一位学生家长说,他上小学的孩子,经常拿这些考题向自己请教,让自己很“无助”,很“无语”。其实,这些微言大义,往往带有出题者自己的局限、偏见乃至错误,不但与作者无关,更与文本无关,尤其是一些文学性表达,完全变成“分数点”后,人文意境和审美意义已被忽略了。很显然,“过度解读”割裂了文章意蕴,伤害了文化审美;牵强附会的解读,没有把学生的思想和审美引向深入,反而让学生陷入了机械化与枯燥化之中,文字与语言的美感消失了,在为难学生的同时,也让语文教学走向了歧途。


过度解读、过度索解、过度阐释,也会影响到学生的思维习惯。一次,老师给学生出题:“一个人面向东,一个人面向西,他们中间至少要放几面镜子才能相互看到对方的脸?”学生听了,认真进行思考,又反复演练、测算。于是,有的学生答说:两面;有的答说,至少要四面。最后,老师亮出了答案:根本用不着镜子,一面也不需要。是呀,两个人,一人向东,一人向西,不正好是面对面吗?还用什么镜子!学生说,没想到,老师会出这么简单的题。

走笔至此,我又想起了过去的一则趣闻:一九四五年,著名漫画家廖冰兄的漫画《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郭沫若先生应邀参加首展剪彩仪式。郭沫若问廖冰兄:“你的名字为什么取得这么古怪,要自称为兄呢?”版画家王琦代为解释:“他有个妹妹名字叫冰,兄妹二人相依为命,所以他就取名为冰兄。”郭沫若听了哈哈大笑,说:“噢,我明白了,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一定叫邵力。”引得在座宾客捧腹大笑。

其实,郁达夫也好,邵力子也好,郭沫若都是十分熟悉的,他不会不知道他们的亲情、家世。他这样说,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

凡事都有个“度”,度是一定的质所能容纳的量的活动范围的最高与最低界限。生活常识也好,生存智慧也好,无不告诉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必须掌握适度的原则,也就是把握好分寸。辛弃疾词中“物无美恶,过则为灾”一语,有深意存焉。


(2014年)



“各位领导⋯⋯”

一次,我陪同北京几位客人去葫芦岛市的九门口长城和秦汉遗址参观。由于都是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当地政府十分重视,专门安排了一位专业素质较高、口才也好的导游员负责讲解。讲得确实不错,令人不太惬意的是,这位导游小姐一口一个“各位领导”,贯穿于两处参观的始终。我感到很尴尬,便特意予以纠正,说,他们都是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研究员,可以称“老师”或者“先生”。导游员点点头,一迭连声地说:“是,领导。我一定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下面再讲,只说了两句“各位老师”,马上便又改口称呼“领导”了。

在她的心目中,只有领导是尊贵的;如果称之为“先生”、“老师”便减弱了分量,降低了身份,显得不够尊重。她的年纪很轻,涉世未深,不应深责;何况,完全是出于善意。但,其中所反映的“官本位”的思想,却是要不得的。

“官本位”思想,在我们中国,其所由来久矣。古有“四民”之说,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本身就是“官本位”的反映。因为“士者,仕也”,一经入仕,即为“万民之望”,也便置身利禄之场,随之而来的是“黄金屋”、“颜如玉”、“千钟粟”。现代社会,在有些人眼里,当官仍然拥有特权,可以获得比普通人多得多的利益,可以受到人们特殊的尊重。

古代的读书士子,对于登堂入仕趋之若鹜,更主要的是体现了一种对于社会政治权力的依附。儒家的内圣外王也好,致君泽民也好,所依凭的都是入仕。在封建社会,只有走上仕途,才有望实现政治抱负与自身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本位”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各个阶层,都是以官为本,以权为纲,以仕途为个人事业的选择导向;一切都要按照官爵来排位次、分等级、列尊卑、定高下。俗话说,“官大表准”、“官大一品压死人”。于是,官高位重者自然就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聊斋·夜叉国》中有一段话,对此作了惟妙惟肖的描绘:


问:何以为官?

曰: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


清末一首《京都竹枝词》是这样描写的:


一双蔗棍轿前催,曲巷回过喊若雷,

更有双鞭前叱咤,威风扬起满城灰。

一个读书士子是不是发迹了、有出息,自古以来,一个显著标志,或者说验证标准,就是看是否入仕做官。读过古代典籍《战国策》的,当会记得这样一段精彩的描述:


(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然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摩燕乌集阙,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抵掌而谈,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受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镒,以随其后,约从散横以抑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嫂何前倨而后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


“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以忽乎哉!”两千多年前,苏秦先生所给出的结论,至今仍没有过时。

也正是为此,一旦为官作宦的愿望得以实现了,这时所反映出的心态,往往是踌躇满志,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唐代诗人孟郊,连续两次名落孙山,久困名场,到了四十六岁那年,才幸得进士及第,因而,再也按捺不住狂喜之情,写出了那首披露心曲却饱遭时贤与后辈讥讽的浅薄的诗章:“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时至今日,出巡喝道,“双鞭叱咤”,青红皂隶前后护卫之类的官场排场不见了,称呼也由知府、知县改成了市长、县长。但是,“长官,长官,官者为长”、“官者,牧也,管也”的陈旧观念,仍然在一些人头脑里盘踞着。讲排场,摆阔气,皮包要人提,雨伞要人打,茶杯要人送,讲稿要人写;住要高级,车要豪华,一台轿车不够,还得配越野车、大吉普,什么丰田、现代、奔驰、三菱、凯迪拉克⋯⋯不一而足。此类现象,几乎是随处可见的。

这样,留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官贵民贱,官为“万民之望”。影响所及,即便是纯学术会议或者各类专业会议,行政领导也都要头排就座;大学、中学举行校庆活动,邀请的重点对象,也都是相关领导和校友中的位高权重者;至于最应受到尊重的老教授、老专家,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对象。有的把本校出了多少大官作为体现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社会各行各业普遍向官位靠拢。专业技术人员、演员、教师、医生、厨师,也要用行政职级来套。有的画家、书法家,被评为人民艺术家,立刻获得厅级、司局级、省部级待遇。甚至一些寺庙,也要给和尚、道士定上职级待遇,以至闹出“处级方丈”、“局级住持”的笑话。

上述两类情况,前者为颠倒重轻,后者为职级泛化,都是亟须扭转与纠正的不良社会现象。

“官本位”体现了一种体制设置与政治文化,它所包含的意识、思维、机制、行为,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几千年。一个以官阶高低为标尺,由行政权力搭建起来的金字塔,关涉到整个社会人群的利益分配、权位较量、意志施行,严重影响了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特别是人生价值追求与事业选择导向。

记得有一次,因为我有一本散文集被译成英文与阿拉伯文,要到法兰克福去参加国际书展,于是,去外事部门办理出国手续。一位工作人员为难地说:“干部太大,职位又高,而事情太小,实在不好处理。”我说,我是作家,原来虽然当过领导,现在已经退位了,没有什么职位高低问题;况且,一部作品能够翻译到国外去,也不算小事。他却扑哧一笑:“无论怎么说,你也是领导。”

领导,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定格了,不管你怎么转身,怎么变轨,高官的形象也消解不掉。其实,这种“尊重”本身,也常常令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古籍记载,北宋年间,北方民家做红白喜事时,往往请相礼者做司仪。魏国公韩琦在枢密使任上回到故乡邺县。一日,到一姻家出席宴请,看到筵席上放有一盘荔枝,便顺手拿起一颗,刚刚剥开,正想放进嘴里,相礼者突然大声唱道:“资政殿大学士吃荔枝了,请众宾客同吃荔枝。”韩琦讨厌此人饶舌,就把荔枝放回席上,相礼者赶紧又唱道:“资政殿大学士放下荔枝了,请众宾客也要放下荔枝!”

看来,领导也不是那么好当的。这位身为魏国公的高官,连想要安安生生地吃上一颗荔枝也难以办到。

以什么为本位,直接影响到称谓问题。几十年来,我们社会日常交往中,称谓上的变化,十分显著。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队伍内部互相以同志相称;后来,滋长了官僚主义,下级遇到上级,则改口称呼官衔,不管正副,一律都叫书记、局长;甚至已经退休多年,仍然要按照原有的官职称呼,以示尊重;新时期,市场经济盛行,有的互称“师傅”,尊重一些称呼“老板”、“老总”,亲切一点的则以“大哥”、“大姐”称之,而最高贵的还是称呼“领导”;变来变去,唯独不见专家、学者概念的呈现。

就此我想,日常交往中,什么时候能够把知识、学问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社会可就是向前进了一大步。现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要求,这不仅有利于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而且,对于引领社会风尚的主流价值导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2014年)



记忆不可少


一位知名学者著文指出:“在传记作家的描述中,陈寅恪先生能够记住所有阅读过的文本,以致有‘活字典’之誉,并能阅读藏、蒙、满、梵、日、英、法、德以及巴利、波斯、突厥、西夏、希腊、拉丁等十几种语文;而钱锺书先生亦以博闻强记著称,素有人肉‘照相机’的美誉。但这种记忆力只是前谷歌时代的技能,它夸张地折射出人们对于知识储备的无限渴望。进入谷歌时代之后,人肉搜索引擎和硬盘代替了‘人肉记忆体’,以致这种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

尽管这一位学者为我素所尊重,但他的这种说法,我却“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它违反规律,甚至违反常识,看似反映一种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实是似是而非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位学者混淆了人与工具的本质差别。计算机再先进,又怎能代替人的头脑呢?诚然,今天由于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盘,许多资料、数据、知识可以不必存储在脑子里;但这绝不意味着超人的记忆“禀赋逐渐失效,转而成为一种旧时代的历史传奇”。应该说,纵使天荒地老,亿万斯年,也就是到任何时候,搜索引擎和硬盘也无法取代人的记忆才能、知识储备,尽管表面看来,它们同样具备记忆存储的功能。

我们无论是从常识出发,还是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都可以明确地察知这一论点的武断与失当:

其一,“心之官则思”,人的头脑的思维功能,要靠记忆对感知提供经验。何为记忆?记忆是人脑保持和提取信息、知识的心理过程,是个体对其经验的识记、保持和以后的再现与回忆的心理过程。俄国著名生理学家谢切诺夫说,记忆是“整个心理生活的基本条件”。想象是同记忆紧紧地联在一起的。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记忆与回忆》一文中指出:“记忆和想象属于心灵的同一部分,一切可以想象的东西,本质上都是记忆里的东西。”而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则说得更干脆:“一切知识,不过是记忆。”他之所以这样讲,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各种学习无不以记忆为基础;没有记忆,学习过程就会像“熊瞎子擗苞米—随擗随丢”。通过记忆,人们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能力,也形成了各自的个性心理特征。记忆可使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与现在连成一个整体。没有记忆,一切心理活动、一切智慧积累,都将化为乌有。如果一切都仰赖于搜索引擎和存储硬盘,那还能谈到个性心理特征、独创性与创造性吗?

其二,记忆不仅是从感知到思维的桥梁,更是想象力驰骋的基础。所谓想象,是对感知到的表象进行主观加工与改造,从而产生新的形象的过程。可见,记忆是想象力的出发点,是想象力通过难以预言、难以预见的飞翔伸向虚构的跳板。研究人员分析,记忆就是大脑重新定位、恢复一部分信息、知识的过程,而想象则是重组既有信息的过程,因此两者有必然的联系,记忆力下降了,想象力自然会随之而变化。美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记忆力和想象力是相辅相成的;老年人记忆力下降时,其想象力也会随之而消减。

其三,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需要贯通、联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种思辨能力的养成,是建立在记忆存储之上的。一个人所掌握的知识越丰富,知识面越宽广,联想、贯通的能力便越发达,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对象就越丰富。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怎样进行创作与研究?

其四,“谷歌时代”的搜索引擎和硬盘固然可以查阅许多资料,但它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线索,如果你对所要搜索的内容一片茫然,那是无法进行的。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恩师穆尔先生曾告诫他:“不论是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的材料⋯⋯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要实现穆尔所要求的“学会到哪里去找所需资料”,光靠搜索引擎和硬盘是难以奏效的。

其五,知识在于积累,知识有“夥聚性”。你掌握的东西越多,也即托尔斯泰所说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显现;反之,以狭窄的知识面,面对枯燥无味的资料,既形成不了独到的见解,更无法对林林总总的素材进行有序地整合,又何谈创作与研究。一个只靠电脑操作来从事创作与研究的人,岂不沦为一架会喘气的机器!

其六,从知识的类别来分析。按照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兰尼在1958年提出的论点,人类知识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有些知识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进行搜索、存储,能够用规范化、系统化的方式加以记录,进行传播。比如,那些能够用语言、文字、数字、图表等形式清楚表达,可以用固定程序显示,可以利用数据和IT技术进行整理与存储,可以编码输入计算机的数据、档案、图片、影像等等,一般称之为编码知识,或显性知识。还有一类属于隐性知识,它们的特征是高度个性化、主观性,难以明晰化、公式化、规范化、系统化地表达,不易确知,不易传播。比如,个人情绪、个人信念、价值观,以及属于感悟、抒情、暗示等微妙的心理活动,纯粹建立在个人经验、感知之上,显然,是无法进行技术化、规范化、系统化处理的。

要之,人的头脑所进行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无比复杂的思维活动,绝非电脑软件的机械性的组合所能代替的。


(2012年)



奥运是个大学校

北京奥运会即将落下帷幕。在这短短的十多天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卷入了情感的旋涡,经历着翻腾起伏的激情变化,可说是五味杂陈,七情毕现。此中有狂喜,有震撼,有满足,有遗憾,有欣慰,有惋惜,有期待,有牵挂,而主题曲还有强烈的自豪感。

“世界给我十六天,我还世界一百年。”我们终于圆了百年梦想,以令世人骇然目眩的体育实力与骄人盛绩,现身于这个世界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竞技赛场上,体育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亮点。整个赛会的组织工作和安保、环境,后勤保障和媒体服务,以及精彩绝伦的艺术表演、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创意,都赢得了国际的同声赞誉。甚至连少数习惯于对中国挑刺的外国朋友,也开始赞扬北京奥运的巨大成功。应该说,这是一次中华文化的复兴,是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全景式演绎,更是现代化进程中的软实力的展现,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宏大庆典,也是对奥运精神的完美阐释和成功践履。

当然,除了情感上的自豪与欣慰之外,从这次体育盛会中所获得的教益,尤其值得珍视。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最可宝贵的精神力量,看到了包括各国运动员在内的全体参赛者追逐梦想、追求卓越,无所畏惧、冲决一切的拼搏精神。媒体上形容赛事的精彩,尤其是那些奖牌得主的出色表现,惯用崛起、超越、神奇、奇迹、不可思议、匪夷所思等充满感情色彩的顶级字眼,而这些出色表现的背后,却是伟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这样,才会出现作为东方民族积蓄了百年之久的澎湃激情,“井喷”一般从国家体育场中迸发而出;才会出现“场上三分钟,场下十年功”的长期持久的刻苦磨炼,才会激发运动员“一切皆有可能”的进取意志,带来异乎寻常的生命体验。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我们正是靠着这一股子气呀,劲呀,才使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得以付诸实现。

奥运是一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学校。

我们的耳边响彻了“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的歌声。在这里,我们有幸获得一次同国际接轨、与世界全方位地接触、交流,构建新风貌、新语境的机遇。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在完成硬件条件上的现代化的同时,也实践了民族心理、历史理性、开放意识上的现代化。从雪“东亚病夫”之耻、扬体育大国之威,进展到树立泱泱大国风范、展现国民文明素质与良好精神风貌。这是一次质的升华,精神上的洗礼。

既然世界已经成为“地球村”,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不可避免地面对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现代化、价值观念差异化的现实环境,我们就应主动捕捉这种十分难得的机会,进行一次国际化的有效磨合,经受一次全方位的人生历练。这有助于我们获致一种全球视野和崭新的视角,学会以“海纳百川”的大国心态和平常心理、宽容态度,对待一些“不虞之誉,求全之毁”,接受许多现代化的公关手段,掌握一种与对抗完全不同的解决矛盾冲突的方法。诸如,如何应对某些不和谐的杂音,如何看待“海外兵团”,如何面对中国运动员、教练员走出去,如何做到赢得起也输得起,如何体现东道国的礼貌、礼遇、礼仪,保证与会的每一个选手都有获得理解、赢得尊重的权利,把比赛中的每一次突破,都看作是人类挑战自我、战胜困难、达到更高境界的标志,这样不管胜利者为谁,都会报以热烈掌声,等等,从而体现了善良、机智、宽厚、包容的民族性格。这里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自身的高度自信;二是对个体的尊重、对他人的宽容。

通过观摩体育盛会,我们也懂得了一系列的常常被人忽视的道理:

作为一种竞技体育,奥运比赛比的是什么?自然是竞技水平,是技能、体能;但心理承受能力与心理素质,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对于那类技能、体能高超的运动员,对于胜负决于一瞬的射击之类的比赛来说,临场时的心理状态往往决定着比赛的最终结果。

应该承认,去掉心理压力,保持平静心态,放低位置,想象自己从零开始(有人形容为处于“空杯心态”),说来容易,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的。且不说,有些压力来源于客观环境,个人往往难以控制、摆脱;单就参赛者主观来说,他们总要考虑到:在奥运会这一非同寻常的竞技舞台上,所获成绩终竟是与国家形象、国家软实力相联系的。所以,要解开这一羁绊,需要从组织者、现场观众和参赛者三方面入手,达成一种共识—体育有别于你死我活、有我无敌、“鱼死网破”、势不两立的军事战争,它终究不过是一场比赛,甚至是一场游戏,一场欢乐的大聚会。展现力与美,欣赏竞争与挑战,这原是奥林匹克的本质,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奥运精神本身,已经跳出了简单的体育运动的模式,成为体质、意志和精神全面均衡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

为此,就应记起“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一百多年前在《体育颂》中所写下的,“体育是天神的欢娱,生命的动力”,从而摆脱狭隘的胜负观,卸去过多的精神负载,多一分轻松,少一分沉重,升华到享受奥运、欣赏奥运、陶醉奥运的境界,分享快乐、自由与卓越、崇高。奖牌是流动的,胜负只具有一次性,而对于“和平、友谊、进步”的奥运精神的追求,则是万古长青的。

对待这个问题,我觉得郎平的说法,是颇有启发的:


从心态上来说,美国的优势在于放松。我们对体育比赛的追求,更多是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导致过度紧张。而美国文化在乎的是参与精神,是你有没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只要发挥了你的能力和潜力,你就是胜利者,就能获得承认,而不是在心理上将自己逼到无路可走的死角。他们在胜负上,更能保持平常心。球输了很简单,就是重新再来。


其实,也不单是体育比赛是这样,我们平常待人处事,包括对待自己的损益、进退、成毁、顺逆,果能做到这样,那么,心理压力也就会随之消减许多。两千三百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庄子就有过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作赌注的,可以从容应对,心理毫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以这个道理来反思一番我国运动员在国际体育竞赛中,由于内心负载过重,以致技艺难以充分发挥的教训,该是多么切合实际、多么发人深省啊!


(2008年)



出世与入世


—杂说之一

中国固有的哲学流派是儒道两家,后来又从外面传进了释家,发展为禅宗。儒家是主张入世的,佛禅是提倡出世的,而老庄,一般被划到出世的圈子里,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应该说,庄子是游世—“逍遥游”的“游”,他的主张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就是说,道德修养极为高尚的人,能够混迹于世而不出现邪僻,顺随于众人之中却不会失却自己的本真、自性。庄子在人间,他同那些纯然避世、完全脱却红尘者不同,只是不随俗俯仰、不同流合污而已。

在我的头脑中,似乎从小就接受了儒家的入世与庄子的游世相融合的观念,我对那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并不欣赏。走上仕途之后,仍然坚持创作、不废吟哦。一次,在我的作品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分析为官与为文的关系,说我是作出了“无奈而恰当的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出世与入世的结合”。

在古代的历史上,读书人似乎向来只在两种人生道路上做出选择,或者逃离尘世,纵情山水,或者金榜题名,宦海浮沉。其实,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还有更多的人是选择中间路线,外儒内道,或者亦儒亦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就封建士子来说,不同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为文的两种存在方式,或是自我娱悦的玩具,或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工具。要找到第三种存在方式,就必须首先为文化人(不仅仅是作家)、为文章(不单是文学)找到第三种人生态度。这就是,永远依据某种明确恒定的价值体系来衡度现实、褒贬现实、投身现实。清醒而高明的读书人,并非不参加现实的实践活动,只是即使参加了也并不放弃自身的价值取向、人格信仰。

莎士比亚说,世界只是一个舞台。那么,入世就好比演戏,出世或者游世则无异于看戏。表演者淋漓酣畅,尽态极妍,活灵活现,死去活来,完全进入角色;而观看者冷静观察,即使悲从中来,或者喜上眉梢,不旋踵间也就清醒了,知道台上不过是在演戏。再深一层探讨,演戏的是行者,活动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观众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学家,任务是评说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罗式的观照人生”。比如,五千言的《道德经》,就自始至终是一个沧海惯经的智者通过静观人生所得出的直觉妙谛。前者重执着,后者重解脱。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为酒神达奥尼尔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实现生命的跳动;后者是日神阿波罗,高踞于奥林匹斯峰顶,凭高静睇,恬然不动,照临一切。文艺自然属于人生世相的观照,是情趣与意象的融汇,是“兴观群怨”;它与实际操作终有区别。


(2012年)



载鬼一车


—杂说之二

兴酣把笔,蓦地记起了《易经》上的“载鬼一车”这句话。

在我的散文创作中,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占了不小的比例。对这种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的做法,文雅一点说,叫作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们所具有的原型属性,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汰洗湮沉到忘川中去,反而由于历史的积淀,踵事增华,头上还会罩上一种神秘的光环,从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诚如美学家朱光潜所言:“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而历史题材的多义性、不确定性,可以提供更多的“空白”,更具备一般现实题材所欠缺的文体的张力。

活跃在我的笔下的古人,或者叫鬼魂,如果分头把他们安顿在中巴车上,那么,秦始皇、赵匡胤、成吉思汗等封建帝王可以载满一车,曾国藩、李鸿章、张学良等政要可以载满一车,死去的族内、族外的亲属以及老师、朋友,足够载满一车,而为数最多的还是各类文人,不过,一个大巴也就能够装下了。他们多数为作家、诗人,兼及少数知名学者。就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资格最老的,已有两千三四百年的冥寿;而最年轻的作古也在十年以上了。

蒲留仙写鬼,是“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我这里搬出鬼来,不过是一种召唤,一种呼吁,一种寄托。古代文人的那种风范,那种气节,那种追求,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消费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人们欣赏的是物品外观的美,追求的是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既然现实中找不到了,那么,就只好起死人于地下。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志趣、情操、节概。写他们,本身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审美艺术的回归。在精神境域里相知相重的重逢,无疑也是一种大欣赏、大欢慰。


(2012年)



劳 生


—杂说之三

先父晚年写过一首《除夜感怀》七律,有句云:“四屈三伸通变数,七情八苦伴劳生。”所谓“劳生”,是指终朝每日辛勤劳累、无时或息的生活;诗中寄寓着对于人性、人生的深层的感喟。

当时我猜想,“劳生”一词,当是源于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典籍《庄子》:“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可是,待我问他诗中用典的出处时,他却苦笑着,递给我一本《明·诚意伯文集》,诚意伯也就是刘伯温,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无用文章岂疗饥,劳生筋骨已支离。穷愁杜甫家何在,落魄陈平计未奇。”看来也是很感伤的。

我这里想说的,是“七情八苦伴劳生”这种人生的境况。

近年撰写历史文化散文,多为人物载记,中外古今,各色人等,林林总总,多至百数;而其行藏、际遇,顺逆、穷通,般般各异。不过,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无一不是“七情八苦”伴随着“劳生”,我想问上一句:“何事劳生终草草?”可以说,透过每个人物的思想行为,都能读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愫,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盛八般苦楚。而这一切,概言之,无非是一个“情”字,一个“欲”字。生之劳苦,肇因于七情六欲的驱动。欲望无穷,人生有限,求而不得,必苦无疑。欲望有如拉长的橡皮筋,当它不能兑现亦即找不到挂靠的地方,就会弹回来打伤自己。

情与欲,作为现代汉语概念,分属于人的情感展现和生存与享受需要两个层次。二者互动互补,相辅相成,织缀出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流行坎止、是非成败的“劳生”万象。“情生文,文生情”。反映在这些作品中,举凡温馨的亲情、真挚的友情、炽烈的爱情、淳朴的乡情,以及挥之不去、所在多有的思古幽情,无不闪现着人性美的一面,令人婉转低回,一唱三叹。而笔墨所及的五花八门的欲望,占有欲、权势欲也好,名利欲、贪恋欲也好,则揭橥了人性丑陋的一面。

当然,情的投入与欲的追求,都是人的基本的心理动态与生理要求,是任人皆有的本性和现实生活的基本色调。如果真的实践了“六根清净,四大皆空”,且不说社会的发展进步失去了内在的动力,文学艺术更是消解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和气象万千的话题,而人本身,岂不个个成了木雕土偶,或者不食人间烟火的大罗神仙,最后,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
干净”!

表面上看,文章中描绘的是历史辙迹、世事休咎、命运抉择、人我情怀,可谓光怪陆离,形形色色;而其实质却脱不开人性这面镜子,一个个灵魂、一张张面孔,都透过它来明心见性,鉴貌辨形。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作品是以文学的手法,借助历史这个平台,叙说一些同哲学有关的意念。如此而已。


(2012年)




清流只在古诗中


—杂说之四

诵读古代诗书,随时都能接触到清澈、净洁的河流,无论是《诗经》里的“河水清且涟漪”,孔门弟子的“浴乎沂”,庄子、惠子的“濠梁观鱼”;抑或是王羲之、韩退之、柳宗元笔下的“清流激湍,映带左右”、“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下见小潭,水尤清冽。⋯⋯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无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产生无边的向往。反过来,到了今天,任你足迹遍布天涯,再也难以见到这种景观,几乎随处都是污秽的浊流,或者河床外露,干涸得剥皮见骨,丑陋不堪。

豫北有条淇水,它是淇县和浚县的界河,《诗经》中直接说到它的就有六首,“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淇水悠悠,桧楫松舟”、“淇水汤汤,渐车帷裳”;间接联系到的多达三十九首,真是了不得,堪称是一条历史的河、诗歌的河、文化的河。淇河鲤鱼,自古驰名。为此,我那次经过时专门下车过去访问。可是,整个景象全都变了个样。狭窄、裸露的河滩,细流潺潺,上面还漂浮着一些污秽的杂物。深悔此行毁灭了几十年美妙的憧憬,心情十分沮丧。回去后,有的文友问我的此行观感,我以一首七绝作答:“频年浪迹走西东,暮楚朝秦似转蓬。待得临淇增怅惋,清流只在古诗中。”

我想,难怪当年周总理批评一些干部“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真的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实在是对不起老祖宗,当然,更对不起的是那些滋养我们的河流。她养育了人类,繁衍了文明,创造了都市,发展了经济,可是,自己却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成了藏污纳垢的场所,承载脏秽的动脉。人类忘恩负义,甚至恩将仇报,可说是莫此为甚。

当然,这决非个别现象。英国现代派诗人、诺贝尔奖获得者艾略特在上世纪30年代就心情沉重地指出:“由于毫无节制地实行工业化,正在导致人性的扭曲和自然资源的匮乏;而我们大多数的物质进步,则是一种使若干代以后的人将要付出惨重代价的进步。”有资料记载,欧洲莱茵河上游瑞士境内的巴塞尔处,河水中细菌每升只有十五个,到了中游德国境内,每升细菌达两万个,而到达荷兰境内时,莱茵河水中的细菌,每升竟达到二百万个。1969年6月,莱茵河发生过一次公害事件,河中四千万条游鱼全部死亡,四百二十公里长的整个河段里,水生动物全部灭绝。

在儿时的记忆中,水是天下最充盈的东西,可说是江湖满地,苇塘、河汊,满眼都是碧水清波,可是,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消失净尽。当时享受着清新的环境,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而今,才觉得这简直是最美妙而高贵的奢侈,从而大呼大叫它的美丽、它的可贵。然而,一切一切,都为时已晚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眼看着大自然已经被摧毁得体无完肤,很快并且已经就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想到回归大自然,到乡间去,到山上去,到林间去,盖别墅,建山庄,千方百计把碧水清流引进来,把花木栽在花盆里。这在我们的先人那里,统统都是多余的,他们随处择一块地基盖起房子就是“仙居”,他们整天都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2010年)



亲密无间


—杂说之五

形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密切,常常用“亲密无间”、“水乳交融”之类的词语。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美好境界。

“亲密无间”,亦曰“亲昵亡(无)间”,它的出处源自《汉书·萧望之传》:“萧望之历位将相,藉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无)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诬陷)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西汉时的名臣萧望之,曾给太子刘奭当了八年师傅,后来太子继位,是为汉元帝,赐爵关内侯,君臣二人可谓亲密无间。但是,“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司马光语),一当弘恭、石显、郑朋等谗邪之辈施展邪说诡计,交相构陷,他就迷昏了,最终的结果,是萧望之饮鸩自尽。可见,即令是关系密切到“无间”的程度,最后连条命也没有保住。

在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那种血火交迸、命运无常的特殊形态且不去说他;我们来研判一番普通人群的常态关系。《庄子·外物》篇中有一句十分警策的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勃谿,就是纷争、吵闹。整个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

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呢?经验表明,如果两个人过分亲热、极度熟悉,一点点距离、一点点差异都没有了,也往往会出问题。频繁的接触,使一切话语、一切问候都成了多余,私人空间完全丧失,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即所谓“牢狱形态的文化”。个人自然不太舒服,时刻都觉得别扭;彼此之间,由于一切都成了公开的秘密,欢乐是共同的,忧患是共同的,一切都不再需要分享与担负。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因为一点透气的空隙也没有了,反而会造成生命的窒息,使亲情、友情随之而化作乌有,最后,必然导致疏离以至破裂。我曾听人讲过,一双伉俪,彼此个性不同,但婚后关系又过于紧密,妻子寸步不离,如影随形,事事关心,处处照应,时时监管,不给丈夫一点点预留空间,以致彼此都感到活得疲累,反而加重了心理负担;最后忍痛分手,双方都认为是一种解脱,一种释放。这个事例也许是个别的,缺乏普遍性—夫妻之间毕竟有异于常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生活需要必要的自由空间。

古人有“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醇如醴”的说法。钱锺书先生的诗句“凋疏亲故添情重,落拓声名免谤增”,实为悟道之言。

世故人情都是共通的,我们不妨再往外延伸一步,从审美的角度来观照。同生活中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为自己和他人留下一种转圜的余地、弹性的空间相类似,我国传统艺术创作讲究“留白”。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图》,扁舟一叶,一个渔翁在垂钓,整幅画中没有一丝水,而让人感到烟波浩渺,江湖满地。“咫尺应须论万里”,予人以辽阔的想象空间。再者,西方美学有“距离产生美”之说。它的意思是说,审美意识的产生,源于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易言之,就是人只有在心理上将自我的主体意识从自然中分离开来,或与审美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审美才能形成。论者并以《诗经·蒹葭》为例予以说明—由于“伊人宛在水之湄”,渺远模糊,望而难即,因而产生一种距离美、模糊美。同样,唐诗中的“草色遥看近却无”、“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之所以富有美的意境,也都与此有关。


(2013年)



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市井卮言之一

新年过后,我出差到一个地级市,那里正在举行城建系统的年初工作动员大会,在局领导的主报告中,听到了这样一番妙论:


新的一年各项工作都安排得很紧,任务十分繁重。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不能打乱仗。这就要学会分析矛盾,抓住事物的本质,弄清楚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矛盾,什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什么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平均使用力量。主要矛盾找出来了,就要下大力气,动真格的。一句话,就是要做到:什么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就要突破什么;什么是工作的薄弱环节,你就要加强什么,什么重举什么,缺什么补什么。


显然,这里不是在谈论学习哲学的心得体会,也不是专门讲述工作方法,而是向所属基层单位和全局系统干部职工部署工作。应该是越明确越好,有任务,有指标,有标准,有措施,有完成的时限,有应该注意的事项,这样,才具有可操作性,才容易检查落实。可是,这个动员报告却只是讲述了一番空泛的道理,罗列了一些让人难以把握的抽象概念。相信与会者听过之后,除了脑子里留下一大堆“什么”、“什么”之外,其他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没有得到。主讲人绕了那么大的圈子,最终也没有告诉人家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说了等于没说,自然是听了也等于没听,反而感到如堕五里雾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使人想起两千多年前孔老夫子的那一句话:“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听起来颇像“绕口令”,大意是,对于不明确“怎么办,怎么办”的人,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了。

当时,我很想告诉那位局长:“你不说我还明白,你一说我反倒更加糊涂了。”然后再发问一句:“你说的‘什么’究竟是什么?”

这类言之无物的讲话(也包括文章)的通病有三:一曰浮泛。放在任何场合都合适,放在任何场合都不解决实际问题。漫空里吹喇叭,不看对象,不着边际,不切实际。二曰空洞。罗列概念,通篇没有实际内容。听这类讲话,像是吸吮干瘪的乳头,又像吃皮厚馅少的包子,半晌捞不到实惠。《颜氏家训》中记载的,“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与此如出一辙。三曰凑泊。套话连篇,生拼硬凑。对此,鲁迅先生一语破的:“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八股。”

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对于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问题若明若暗,甚至一无所知,因而提不出恰中肯綮、鞭辟入里的见解,胸中没有一个成型的方案。既然如此,那么,不讲也罢;可是,碍于面子,又觉得作为一局之长,出席会议了总不能当“闭嘴葫芦”。而要讲,就必须拉开架势,堂堂皇皇地论说一番,这样才显得本领导口才好、水平高、有魄力。具体的东西讲不出来,于是,就采用《孙子兵法》中“避实而击虚”的策略,空空如也,大而化之。结果,就苦了那些听讲的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如此典型的事例并非普遍存在,但也绝不是个别的、十分罕见的。类似的讲些不切实际的空话、套话、废话,作那种空洞无物的报告、讲演的人,还所在多有。因而,确有必要加以揭露、批评,以资鉴戒。应该认识到,空言之弊,不仅仅是不解决实际问题,空耗他人的时间与精力,长此下去,还会助长一种逞空言、竞浮夸、崇尚虚华、不务实际的风气,败坏党的学风与文风。所以,当年毛泽东同志把“空话连篇,言之无物”列为党八股的头条罪状痛加挞伐,告诫我们要“禁绝一切空话”。五六十年过去了,今天看来,仍然觉得有着强烈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1996年)



市政建设“西洋景”


—市井卮言之二

甲:最近我回一趟老家,家乡的变化确实很大,许多旧游地已经面目全非。童年时常去的薛礼点将台,现在只剩下个空名,土台子已经夷为平地了,上面盖起了一大片楼房。文管部门出面干预多少次,最后都是无果而终。

乙:这和现时利益的驱动有直接联系—政府需要资金,开发商又看好了那块地皮,双方一拍即合,什么古迹不古迹的,就没人顾及了。

甲:这是主导方面的因素,另外,也和城市建设规划部门的观念有直接关系。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工程技术领域只重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忽略了人文理性、价值理性,结果导致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对社会问题、人文关怀、文化观念、环保意识的淡化。忽视人文科学,必然导致工具主义的盛行,只要有用便是真理,所悉心关注的只是有效还是无效、经济还是浪费、快还是慢、多还是少,而缺乏有无价值、价值如何的考量与判断,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从整体上说,城市规划界人士对于历史文化保护意识,不如那些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那么强烈、那么敏感。这种现象的出现,和建筑规划界人士大都是工程专业背景有关。学建筑、学工程的专业人员,对单体建筑工程的艺术还算有感觉、有要求,而对城市整体文化,对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缺乏全局观念、整体意识。究其原因,和我们长期以来忽略人文科学有直接关系。

乙:依我看来,也和领导层的实用主义政绩观有直接的关联。前些年,我曾亲眼见到过这么一件事:新县长到任了,他要修建一个体现其新政业绩的广场。可是,城区几个空场已经被三个前任捷足先登,事先修好了广场;于是,他就把新的广场修建在郊区的旷野上,十分豪华、气派,四周渺无人迹,空气倒是清新良好,只是人迹寥寥,无人问津。这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动辄美其名曰全市第一、全省第一,可是,中看不中用,造成了极大浪费。

甲:还有重要一环,就是市政建设缺乏整体规划。城区道路,黑色柏油路面刚刚铺好、轧平,行车白线还没来得及划好,便又要“开膛破肚”,说是地下管道排水不畅,需要改装下水管线;一个月过去了,好不容易挖好、填平了,煤气管道又要改装,邮电线路也要从地上转入地下埋设,只好再次“开膛破肚”。老百姓说,干脆给马路安上个拉链算了,什么时候要打开,随手一拉就行了。

乙:缺乏统筹规划的另一后果,是只顾眼前,不管长远,贪图省钱、现得利,不作长远打算,忽视工程质量。结果是,道路季季修,车辆时时堵。

甲: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到处出现“快餐式建筑”。为了赶在某某重大节日之前完工,设计周期、建筑工期普遍压缩,盲目追求“加速度”。再者,建筑式样或者雷同化、符号化,或者崇洋求怪,动辄国际招标,结果,“手机楼”、“铜钱楼”、“错位楼”随处现身,白宫、凯旋门、罗马柱廊不时可见。

乙:受种种不良的政绩观所支配,专门干“面子活”—显眼地方,大面上,紧着“擦胭粉”,诸如领导机关门前、领导干部聚居区附近的道路,修了再修,春天刚铺上地砖,秋天又换上石板;而闭塞的普通居民住宅区的道路,或者泥泞不堪,或者砖破石碎,却视若无睹。

甲:有的领导干部心血来潮,随心所欲,不从实际出发,不考虑实用效果。公园的人行步道,用马蹄石块铺设,说是“一百年不落后”、“一百年不用再修”。结果,晨练者感到硌脚,詈骂连声。有些路段也修上了盲人道路,可是,只铺一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其实,这些,纯粹都是做给人们看的。

乙:随心所欲。一个典型事例是,到处建新城,为了往那里填充项目,把本该建在闹市区的文化设施,像图书馆、文化馆等,也都搬迁到居民很少的“空城”去。

甲:小时候,看“拉洋片”的,老百姓称作看“西洋景”。现在,那些老的洋片已经淘汰净尽了,却到处出现新的“西洋景”。这种“西洋景”代价既高,更不合理,养肥的是开发商,侥幸的是“政绩干部”,而叫苦不迭的是纳税的老百姓。


(2011年)



花甲老人不明白


—市井卮言之三

赵老汉今天早早就起来了,喝过一碗开白水之后,挎起一个竹篮就往外走。

老伴问他干啥去。他说:接到手机短信:今天有两个新疆来的远客,要到家里来看我,晚上得好好招待招待。我要跑趟市场,买点河鱼、海蟹;再选点山蘑菇、黑木耳,炖个鸡汤;还要做上一顿“抓饭”(这是老人的“拿手活”—当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时学来的),这就要选二斤羊肉里脊、几只胡萝卜、几头圆葱。

“现在就是方便,市场上要啥有啥。”话音刚落,老汉已经走出了家门。

农贸市场倒也不远,他往西一拐,不足二百米,就到了。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往日熙熙攘攘、闹闹盈盈的场面,竟然全部消失,像变戏法一样,卷地不见了。街道上,空空如也,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一眼望不到边,怪清冷的。人呢?市场上那些摆摊儿的人呢?那装满菜蔬的大车,高声叫卖的商贩,挤挤撞撞的人群,怎么一股脑儿都不见了?他们都到哪里去了?花甲老人不明白。

这时,正好一个年轻人穿着球衣球鞋,从胡同里跑出来,老汉迎面问上一句。

那人说:“今天和明、后两天,市场暂时停止营业,上面的卫生检查团来了。”

老汉依旧不明白:市场是卖东西的,碍着检查团什么事?

那人说,市场的地摊上,东西随便摆放,菜叶、果皮成堆,乱糟糟的一片,再加上鱼虾气味难闻,塑料袋满天飞,有碍观瞻,卫生也不讲究。所以,需要集中整治一番。

听了,赵老汉点了点头,“唔,是这么回事。”—心里似乎明白了。

那人刚刚抬腿要走,老汉却又问上一句:“那以后,这里就不让摆摊儿卖东西啦?”

那人不假思索地简单回答一句:“三天过后,照样营业,啥也不耽误。”

老汉这可就弄胡涂了,顿时疑窦丛生,问题连成了串儿—难道三天以后市场上就不乱了?鱼虾就不腥了?塑料袋就不飞了?难道三天以后就用不着讲卫生了?那检查团的检查,究竟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他对年轻人说:“人老了,思路不开阔,左想右想想不开,反正就是不明白。”

这回却轮到年轻人点了点头,说:“唔,是呀,是呀。”分手时,他亲切地问了问老人家的住处。

又过了一袋烟工夫,老汉还是没有动地方,他琢磨着,既然卫生检查团关心市场的环境卫生,为什么不想想办法,从根儿上解决一下营业秩序呢?比如,对农产品如何摆放提出要求,对经营方式做些明确规定,建立一些责任制,分片包干,等等。不抓根本,光是这么突击检查一下,走走过场,“水过地皮湿”,不是白白地耗时费力吗?难怪人们编出“顺口溜”来:“全民总动员,对付检查团。检查团一走,虎是虎来狗是狗(原来啥样还啥样)。”

心里就是不明白,可是,身旁已经无人可问,只好“自己做梦自己圆”了。

什么东西也没有买到,空手而回,心里很是烦闷。老汉胡乱地吃了一点饭,看看墙上的挂钟,八点已经敲过了,他到棚子里把自行车推出来,准备再到超市去一趟。可心里却还是合计着,干部们不是老讲: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要为人民办实事吗?不是老讲:不要“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吗?这种苦头已经吃够了,有些人怎么就是不接受过去的教训呢?—不明白,实在是不明白。

心里想着事,好险没撞上迎面开过来的小轿车。突然,车子停下,里面下来一个年轻人,一看,正是早晨市场上接谈的那一位。年轻人忙着帮老汉把自行车推回院里,然后请他上车,到区政府参加一个办公会。路上,司机介绍说,这是刚上任的副区长,姓赵。

老汉高兴地说:“弄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可是,马上又说:“赵区长,我是个普通的退休职工,不会说也不会道,别让我挨憋了,送我回家去吧,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远道来了客人,我得打酒、买菜招待他们。”

副区长说:“赵大伯,你在会上,不用讲什么大道理,就是当着那些卫生局长、工商局长、街道办事处主任、农贸市场管理干部的面,说说你的那些‘不明白’。”

“师傅,”副区长说,“麻烦你再跑一趟,帮赵大伯把菜买了。”这时,汽车已经进了政府的院门。


(2008年)



走了老陶,烂了香蕉


—市井卮言之四

这一筐香蕉,是云南省文联一位文友特意带过来送给老陶的,可是,电话挂了个遍,却杳无踪影,最后找到了我。我是个出了名的热心人,便满口答应,代为转交。因为我知道,岁尾年初,老陶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有脱不开身的急务。

所谓急务,就是专门书写贺年卡,他练得一手秀洁端丽的小楷书法。每年一到这时候,市政府以及所属的外经贸、发改委、金融、工商、外事、旅游部门,就会找他用毛笔书写贺年卡。什么事都讲究规格,贺年卡自然也不例外:层次最高的是由领导(或秘书)提供词语,书家恭楷缮写,着意题好上下款;次一等的,印刷体现成的拜年话,上下款毛笔填写;一般的由办公人员在普通贺卡上代领导签名或盖个印章;等而下之的,领导名也不签,只在信封外面写上收信人。老陶干的活,属于前两种。由于找他的部门多、领导多,对象远及海外,上达京师,因而数量也多得惊人。

说来,贺年卡的时兴,起码也有二十年了;近年更趋红火,“跑部”、“上省”的激增,对外、对港澳台发的贺卡也呈翻番之势。可别小瞧这张纸片,有它在前面引路,再见面话题就有了。为此,市内竟有几家挂牌,专门承揽印制、书写业务,俨然成为一项竞争激烈的职业。这里有个机制—各单位的一把手收受贺卡自然最多;而在那些主管人、财、物、证的部门,分管领导必须尽先送到,但同为副职,漏了谁也不好;还有掌握实权的业务处室,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在本市,生意最好的是妹夫在政府办当副主任的老范。除了包揽写字,他还经营贺卡印制,可谓左右逢源。2009年冒了个新高,印制了上百万张,销售一空。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被摊派两千张,使了吃奶的劲,也只发出一百六七十张,剩下的就都堆放在扫雪工具仓库里。可是,事有不测,老范竟在一个小事上砸了锅。原来,这年正逢己丑。“范书法家”以为,现在时兴繁体字,那么,“己丑”不是应该写成“己醜”吗?特别是寄往港澳台的,若是用简化字,岂不“掉价”!这样,这年凡是由他书写的,包括那些寄给高级领导和重要人士的,都一律写成了“己醜年”。发出之前,没有谁提出疑义。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澳门一位客商打来电话予以指谬。这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分别用十台电话,一一向收信人纠正、道歉。绝大多数都回答说:“没注意呀!”因为人家根本没把贺卡当回事,成百上千的,有的甚至没有启封,就扔进垃圾桶了。

这也提醒我们,发放那些东西纯粹是形式主义。由于缺乏真情实感,所以也没人看;凭空浪费公款,浪费纸张(须知,那些特制贺卡,都是高档竹、木浆纸呀),浪费人力,劳民伤财。这种“走形式”的做法,实际上古已有之。见诸宋人笔记的:京城过年,有一士人不想每家每户亲自拜访,便想出一个偷懒主意,自己先写好祝福卡片,然后吩咐仆人每到一被访之家,便在那家门口放上一张,随手敲门,却不等门开,赶快溜走,意在让主人以为他亲自来拜访过。后来,这种作伪行径还是被人拆穿了。

由于出了纰漏,致使范家丢了生意;这样,我的文友老陶便颖脱囊中,崭露头角。政府办主任亲自接见,向他部署了任务,说:“此事关乎发展大局,我们不差钱。一定要高端、气派、上档次,纸张要高档,印制要精良,字体要秀美。”名曰彰显本地形象,实为联络领导感情,此乃花公家钱办私人事之范例也。可在老陶听来,却如纶音佛旨一般,立即着手研究改进贺卡样式,加大标准尺寸,扩展咖啡、墨绿、深紫、猩红等色彩模式,纸片型之外,又增加了立体型、烫金型、绸缎型,最高品位的每张可值六七十元。“功夫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赚了个钵满盆满。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春节过后,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主任,还联席宴请一番,也算是名利双收。

可是,今年却生意暗淡了。老陶在家一直等到十二月中旬,仍然门庭冷落。而他的风湿症又发作了,整天是胯骨酸、膝盖痛,夜间无法入睡。于是,就领着老伴到熊岳温泉洗汤去了。他一走了事,只是那一筐香蕉,眼看着变黑霉烂,又叫我如何处置?


(2014年)



善读“无字之书”


世间的书有两种,一种是“有字之书”,一种是“无字之书”。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三大队毕业典礼上,对学员们说:“社会是学校,一切在工作中学习。学习的书有两种:有字的讲义是书,社会上的一切也是书,无字天书。”他自己在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不仅视书本为生命,直到临终还没有放弃阅读;而且,同时也特别重视社会实践,积极提倡到社会中调查,向普通民众学习,吸收各方面活的知识,即所谓读“无字之书”。

“有字之书”,尽管卷帙浩繁,如山如阜,远不止“汗牛充栋”,但毕竟还能以卷数计算;而“无字之书”则充塞宇宙、囊括古今、遍布社会、总揽人生,是任何手段、任何精密仪器也无法计量的。

下面,我想结合江南名镇的两次游踪,谈谈是如何从社会生活、历史遗迹中学习历史、感受现实、悟解哲学、历练人生的。

一说历史、哲学,人们往往都会想到那些“十三经”、“廿四史”,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什么古老的语言、悠远的年限和神奥的密码,总之,离开现实生活很远,既深邃又神秘,只有走进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一头钻进故纸堆里,才能有机会和它打个照面。

其实,历史老人和时间少女一样,都是人类自觉地存在的基本方式,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的。比如,我在江苏吴江的同里、周庄这两个江南名镇里,就曾同历史老人不期而遇,觉得它们都有说不尽的话题。像对待“有字之书”一样,我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我所集中思考的问题,同样是如何认知,如何解读,怎样分析这些历史话题。.

在前往同里的汽车上,听司机讲了它的“命名三部曲”—由于交通便利,灌溉发达,土壮民肥,同里最初的名字叫作“富土”;后来人们觉察到这样堂而皇之的矜夸、炫耀,不太聪明,既加重了税负,又无端招致邻乡的忌妒,还经常不断受到盗匪、官兵的骚扰,于是,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把“富土”两个字叠起了罗汉,然后动了“头上摘缨,两臂延伸,屁眼打通”的手术,这样,“富土”就成了“同里”;十年动乱期间,为了赶“革命”的时髦,造反派曾经赐给它一个动听的名字,叫“风雷镇”,但是,群众并不买账,为时很短,人们就又把它改回来了。你看,简简单单的一个镇名,就经历了这般奇妙的变化,焕发出许多文采,真应赞叹这“无字之书”的意蕴丰盈。

在周庄,看了几处历代名人宅第。船出双桥,拐进了银子浜,就见到一个沿河临街的大宅院。舍舟登岸,跨进前厅,看到门额上标着“张厅”二字。原是明代中山王徐达之弟徐孟清的后裔于正统年间兴建,清初为张姓所有。南行不远,就到了江南首富沈万三的后人建于乾隆初年的敬业堂,现在习称“沈厅”。走进了这处七进五门楼,一百多间房屋,占地两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人们自然免不了感慨系之地谈论一番沈家的兴衰史。

沈万三的祖上以躬耕垦殖为业,到了他这一辈,借助此间水网条件进行海外贸易,从而获利什百,资财巨万,田产遍于四方,富可敌国。无奈,搞生意他虽称高手,可是,玩政治却是一个十足的笨伯。他同所有的暴发户一样,见识浅短,器小易盈,不懂得封建政治起码的“游戏规则”,一味四出招摇,不肯安分守常,结果,接二连三干下了种种蠢事,最后竟招致杀身惨祸。性格便是命运,信然。

为了拍皇上的马屁,沈万三晋京去奉献什么“龙角”,还有黄金、白金、甲士、甲马,并斥资建筑了南京廊庑、酒楼。这下可爆出了名声,显露了富相。恰似“欲渡河而船来”,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正愁着银根吃紧呢,当即责令他承包城墙三分之一的建筑工程。结果,他“抓了个棒槌就当针”,修过城墙之后,竟然异想天开,要拨出巨款去犒赏三军。这下子惹翻了那个杀人成瘾的朱皇帝,当即下令:“匹夫犒天子之军,乱民也。宜诛之!”亏得马皇后婉转说情,才算免遭刑戮,发配到云南瘴疠之地,最后客死他乡,闹得个人财两空。此中奥蕴多多,一一彰显在“无字之书”里,关键在于后人能否解读出来。

如果说,这个堪笑又堪怜的悲剧角色还留得一点历史痕迹的话,那就是周庄街头随处可见的名为“万三蹄”的红烧猪蹄髈。这是当年沈万三大摆宴席的当家菜。据说,有一天,朱元璋带着亲信到他家里来做客,他受宠若惊,一时竟不知用什么珍馐美味招待是好。恰巧,这时膳房里飘出一股浓冽的肉香味,皇帝问他是什么佳肴,他便让厨师把炖得皮鲜肉嫩,汤色酱红,肥嘟嘟、软颤颤的猪蹄髈端了上来,然后从容地从蹄髈下侧抽出一根刀样的细骨,轻盈地划了几下,皮肉便自然剖开。朱皇帝见了馋涎欲滴,一面大快朵颐,一面连声称赞:这“万三蹄”真是好。从此,这道沈家名菜便誉满了江南。

无独有偶。“万三蹄”之外,周庄还有一种列入江南三大名菜的“莼菜脍鲈羹”,它也同样联结着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西晋文学家张翰,尽管和异代同乡“沈大腕儿”生长在一块土上,喝的是同一太湖的水,但他却是典型的潇洒出尘、任情适性的魏晋风度。史载,一天他正在河边闲步,忽然听到行船里有人弹琴,便立即登船拜访,结果,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大相钦悦”。许是像俞伯牙与钟子期那样,以旷世知音相许吧,反正是已经到了难舍难分的程度,最后,他竟随船而去,而未告知家人。到了洛阳,他当上了大司马东曹掾这个不大不小的官僚。后来,因为眼见朝政腐败,天下大乱,为了全身远祸,遂于秋风乍起之时,托言思念家乡的菰菜、莼羹、鲈鱼脍而买棹东归。朝廷因其擅离职守,予以除名,他也并不在乎。他说,人生贵在遂意适志,怎能羁身数千里外,以贪求名位、迷恋爵禄呢!后人因以“莼鲈之思”来表述思乡怀土之情。

如果说,读无字之书—社会调查也好,出外旅行也好,对一般人来说,有利于丰富人生阅历,获取活的知识,开阔眼界,增益见闻;那么,作为一个作家,特别是散文作家,还有更现实、更直捷的收获,那就是在读无字之书的同时,有效地充实了创作的素材,甚至完成了创作的构思。

今年春天,我有机会重访江苏,曾有常熟古里之行。与前次随走随看有所不同,这次索性就把景观游览直接当作一部书卷来展读,然后写出了游记,题目就叫《客子光阴诗卷里》。我想,书香是古里的灵魂,是这座千年古镇的主题词,而诗卷则是它的展现方式。这样,我就借用古代画卷分为引首、卷本、拖尾的说法,写了一篇生面别开的游记。

首先入眼的是清代四大藏书楼之一—铁琴铜剑楼,于是,我把它作为诗卷的“引首”。踏在润滑的苔痕上,似乎走进了时间深处,生发出一种时空错位的神秘感觉,说不定哪扇门“吱呀”一开,迎面会碰上一个状元、进士。粉墙黛瓦中,一种以书为主体的竹简、雕版、抄本这些中国数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的文化符号,让他乡客子亲炙了瞿家五代在藏书、读书、护书、刻书、献书中所辉映的高贵的精神追求与文化守望,体味到高华、隽永的书香文脉。

那么,这部手卷的“卷本”在哪里呢?那就是凸显历史名镇、江南水乡、时代文明三大主题的文化公园。堪资令人欣慰的是,当年那种文脉、书香,今天得到了有效的弘扬,实现了华丽的转身。如果说,铁琴铜剑楼这个“引首”是一篇阳春白雪的古体格律诗,那么,作为“卷本”的文化公园,则是一首现代自由体诗篇。它集休闲、娱乐、学习、观赏、活动、展示等功能于一体,充分体现出时代化、大众化、人性化的特点。

而异彩纷呈的波司登羽绒服工业园,则相当于整幅诗卷的“拖尾”。人们在这里,通过展馆接近实际的靓丽的风景线,形象地了解到这一世界著名品牌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业绩,感受到融现代化工业色彩与文化韵味于一体的时尚旅游的真髓。

书香古镇孕育、滋养了万千读书种子,而这些读书种子,又以其超人才智和非凡业绩,反转过来为古镇跨越式发展创造出不竭资源。波司登的创建与发展,便是显著的一例。他们由过去靠推销人员“千山万水、千言万语”,跑遍全国各地去卖产品,转换为靠名牌的影响力和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世界客商走进来;企业从过去的单纯生产型转换为创意服务型,形成富有诗性的全新生态和源源不竭的动力,从而达致最高发展目标,称雄世界,独执亚州羽绒服生产之牛耳。

在游览同里、周庄、古里的全过程中,我一直都在读解历史与现实这两部“无字之书”。同读“有字之书”一样,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要努力从中把握事物展现的客观过程和对客观过程的叙述这样两层蕴涵。如果说,在同里、周庄读的是史书,面对的是史实或者史学、史观;那么,在古里,则是在接触史迹的同时,又读到了许多粉墨淋漓、芸香犹在的现代作品。当然,即使是不久前发生的阅读情事,待到我把笔叙述的时节,它们也都像王右军在《兰亭序》中所说的,“向之所欣,俛仰之间,已为陈迹”。而这类历史的叙述,总是一种追溯性的认识,是从事后着手,从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因而不能回避也无法拒绝笔者对于历史的当下阐释。就是说,作为“无字之书”的解读者(同时也是叙述者),我总会通过当下的解读而印上个人思考的轨迹,留下一己剪裁、选择、判断的凿痕。—这同解读“有字之书”,是原无二致的。


(2011年)



传承 重塑 创新


—东北地域文化散谈

地域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空间组合形式,它的形成条件复杂多样,与自然环境、历史变迁、民族风情、社会习尚、人文素质都有直接关系;而且,常常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制约与影响。由此,也就决定了研究地域文化必然涉及文化的诸多领域、诸多内容。

过去说到地域文化,总是侧重于社会文化环境特别是民俗民情的调查、研讨,着眼于同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对照。这些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今天看来,这还远远不够,视界还须更开阔一些,立足点还须更高一些。我们必须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发展观,从时空组合上,统筹考虑地理环境、社会、民族、历史传统对于文化的影响,全面剖析地域文化的组合形式、流变方式,进而探求这一特定文化形成的规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内在蕴涵及其组合方式,特别要研究、探索地域文化向现代转换,实现重塑、再生,进行文化创新的路径。

如同民族性与国际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特色文化的地域文化,它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存在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我们研究地域文化,立足点并非着眼于他人,更不是要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典章礼仪、逻辑词汇强加于他人;而是要发掘本地区具有历史感、人民性和时代特征的独特文化个性,并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阐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我的“这一个”。所谓“国际化”,其实,就一定意义来说,也就是要找到那个能够与世界沟通,能够为别人所理解的方式。文化的民族性,是一切文艺创造的脊梁、灵魂和价值所在。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们应该有“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这是进行国际接轨进程中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一环。

地域文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时代、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作为一种人文积淀,一种资源的积累、历史的负载,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并存,必然有其局限性。而地域文化又是一种继承,一种延续。这种继承与延续,不是简单的保留、维持,不是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转换,一种重塑,一种再生;是一个不断改造更新,不断赋予新的内涵,注入时代精神的过程。我们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际出发,对固有的文化传统认真加以审视,撷取其智慧与养分,含英咀华,去芜存菁,通过升华与扬弃,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继承、转换与重塑,就其本质来说,也就是文化重建、文化创新。这一过程,往往同风俗习惯的改革,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重塑相傍而行;同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建立科学、文明、健康的新的生活方式相统一。创新的方向寓于现代化建设和广大受众的需求之中,我们要从文化撞击、社会转型中勇拓新路,以保持地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为先进文化提供不竭的源泉。

地域文化,博大精深,是一项系统工程、专门学问,我在这里所要谈的只想限于东北地区。其实,这个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举凡辽河两岸、沿边沿海、松辽平原、白山黑水,以至部分内蒙草原的地理特征、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对于地域文化的影响,这一广袤地带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固有文化、外来文化、合成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民族习惯、艺文特征的形成与演变,都应该涵盖其中。

研讨地域文化,面对的往往是它的昨天,而目的、手段与途径,却在于古为今用,着眼现实。我们研讨东北地域文化,所关注的是东北地区的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实践,人的文化心态,即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行为准则。东北文化一方面具有很强的遗传性、因袭性,另一方面,它又具有鲜活的变异性、现实性。这一文化特质决定了它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时刻影响着、制约着、塑造着现今整个东北地区各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文化行为。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我们已经鲜明地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它的影响。

关于东北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本体特征,以及它在整个中华文化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学术界已有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证,我不想加以重复,这里只就它的优势与缺陷谈一点纯属个人的看法。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创新与文化转型、重塑的问题。

历史上,像东北地区这样众多的民族薪传火继;年代如此悠久,而且流动性大、流动范围广泛;民族关系如此复杂;生命状态如此活跃;进取精神(或者叫进攻性)如此旺盛,吸收、消化能力特强,在国内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这就衍生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文化组合上,它属于混合型的文化,是多种文化的融合与整合。它既不排斥其他区域、其他民族的异质文化,又善于从其他不同文化中吸收对自己有用的养分,不断充实自己,增加同外部抗衡的竞争能力;二是带来顽强的生命力、鲜明的适应性,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种地域的封闭性、观念的保守性、行为的滞后性。

当今国际社会提倡一种“合金文化”。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然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善于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素质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没有排斥与偏见,而是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还有拉丁美洲文化,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金文化”。

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教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未曾想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民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诚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而“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古代东北地区多个民族,生活空间广阔,而地处边陲,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条件又比较严酷;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流动不定,却又相对隔绝、闭塞;世世代代的狩猎、游牧,强化了力量与勇气的拼搏,形成了民风剽悍,性格粗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自然环境、生活空间、生产方式是铸造人文品格与民族气质的大熔炉。这诸多因素使东北文化风格劲健,民风古朴质实,具备较强的适应性、耐受力和鲜明的保守性。

我们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承认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作用,因为它处于文化生态最基础的层次。人类的物质选择与文化建构,一般地说,都要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地理环境、区位所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发展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环境受制于生态环境与地理条件。而且,越是在古代,越是地域闭塞、生产力欠发达地区,这种情况越是明显。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民族距其原始阶段越近,其文化胎痕中往往越多地留存着生态环境、地理条件的因子。

加之,持续的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特别是较长时段处于外国殖民统治的残酷处境,更使文化典籍、艺术作品、建筑成果等观念与物质形态文化,遭受严重的毁弃与掠夺,阻断了正常状态下的文化积累,造成这一地区的人文积淀相对稀薄。而单调、简陋、贫乏的精神生活后面,又反转来过多地依赖于物质因素与环境条件。

正是由于受到上述社会、地理环境的影响,东北地域文化中,传统人文积淀相对薄弱,一方面,各个民族勤劳勇敢、积健为雄,具备健康、活泼的质素;另一方面,又展现出原始、粗野、封闭、保守的文化形态,两方面相生相长,一并存在。而在古代上层统治阶层中,野蛮凶残,好勇斗狠,则表现得十分突出。历史上,早期的辽、金、元、清的铁骑,在逐鹿中原进程中,对于华夏文明、中原地区经济的破坏与践踏,就是明证;当然,后来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逐步得到了纠正。而从另一方面看,这种暴力冲击,又有效地促进了腐朽、衰落的固有文明的瓦解。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至于那种封闭、保守因子的负面影响,在现今重要的历史转型期,仍然时有表现,诸如视野闭塞,思想守旧,求稳怕乱,满足现状等,或隐或显地形成改革开放中的一种惰性,一种阻力。

地域文化一个重要支派是民间传统文化,它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传统基因。放弃了这个必不可少的根基和精神血脉,就会导致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丧失。许多专家学者、有识之士,都就这一问题撰文、讲演,大声疾呼。有的文章谈到,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保护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当前,面对世界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态势,面对强势的商业文化的猛烈冲击,许多国家都极端重视对于民间传统文化的保护。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就开展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文化遗产总普查,大到教堂、宫殿、城池,小到玉坠、书册、汤匙,巨细无遗,全都登记造册。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三项重点调查:民俗资料紧急调查、民俗文化分布调查、民谣紧急调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又再次由政府专项拨款,进行无形文化财产登录,颁布专项法律法规,举办全国性的民俗艺能大会。比较起来,我们在这方面,重视程度还很不够,近年来虽然也开展了一些活动,但力度与影响面还是比较小的。

民间传统文化,流布于社会、家庭,积淀在世俗观念之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所表述的是人生应该怎样,那么,那些鲜活的民俗文化,则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如何,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赤裸裸的原生态。鲁迅先生说过:“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可见,良好的民间传统风俗习惯对于社会的整合、稳定,对于国家、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至关重要。古人极端重视那种承载着典章礼仪和道德规范的通俗的训诫性文字,像在民间广泛传播的《三字经》、《弟子规》、《名贤集》、《幼学琼林》等等。比起经典文献来,它们更容易直接走进民间,发挥其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东北地域文化来说,最值得关注的是满族传统文化。其中尤有特色的,一是射猎文化。自从他们以建州女真为核心形成统一的民族之后,就一直坚持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手段和生活来源。而长期的采猎生产实践,又造就了他们长于骑射的本领。入山采参,行围猎兽,全都仰仗着高超的骑术,配备足够的器械,因而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善于骑射。据当时朝鲜学者写的《建州闻见录》记载:“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佩弓箭驰逐。少有暇日,则至相率畋猎为事,盖其习俗然也。”二是服饰文化。为了适应在森林、草原上骑射生活的需要,满族男子都穿戴紧袖窄瘦的缨帽箭衣,这与骑猎、征战紧相联系。直到皇太极当政时期,仍然强调保留满族当日的服饰,严厉斥责一些上层人士仿效汉人服饰的言行,用以维系八旗骑射长技。为了使这一传统长期保持下去,清军入关之后,曾以强制性极端政策,迫使汉人改着满人装束。乾隆帝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指出:“我朝官服制度,法守攸关,尤与骑射旧俗为便。”三是萨满文化。满族所信仰的萨满教的传承及祭礼,保留着古代原始宗教、艺术、道德观念、生产生活等多领域的民族文化遗产,时至今日,仍然有着活态的展现。

三年前,我在沈阳市领导干部学习会上,曾专门谈了清前文化、满族文化问题。其中包括民间音乐、美术、舞蹈,民间工艺、节日庆典、服饰、饮食、体育游艺、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等诸多方面。特别是满族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游艺文化和居室文化,在现今发展地区旅游事业中,都极富开发价值。

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创新工作,是一项赓续历史、开辟新途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长期、持续地抓下去。当前,要在加强地域文化研究、推动民间传统文化创新的基础上,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集中政府、专家、民众三方面的智慧,切实整合文化资源,把地方的文化资源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这是实现“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2003年)



友谊漫话


甲:友情和亲情、爱情一样,是人类所具有的宝贵的情感。很难设想,当一个人隔绝了任何朋友,终日离群索居,茕茕孑立,或者说,当人与人之间一朝失去了相互的友情,生活会变得何等枯燥,何等苦闷。

乙:所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吟出动人的诗篇:“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诗经·小雅》)意思是:铮铮铮铮,森林里传出伐木的声音,嘤嘤嘤嘤,树上交响着小鸟的和鸣。那小鸟啊,从幽深的山谷飞出,迁徙到高大的林木中。它们嘤嘤地叫个不停,是为了寻求朋友的声音。你看,那小鸟还要寻找朋友的声音,何况人呢,怎么可以不寻求友朋?英国近代哲学家培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友谊的奇特作用是,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份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的忧愁。所以,友谊对于人生,真像炼金术士所要寻找的那种“点金石”,它能使黄金加倍,又能使黑铁成金。

甲:是这么回事。难怪有人说,朋友是人的第二个“自我”,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交一个好的朋友等于又获得一次新的生命。

乙:友情不同于亲情,它并非源于血缘关系,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在社会生活、日常交往中逐渐培植起来的。这一点与爱情有些相似,但却不是排他的,友情可以多人共享,它有很大的兼容性。当然,三者也有相同之点,就是都出于纯情,都是非功利性的。友谊的致命杀手,是实行交换原则,实用主义,互为利用。英国诗人赫巴德说,一个不是我们有所求的朋友,才有可能是真正的朋友。

甲:说到后天获得,就有一个“从什么时间获得”和“怎样获得”的问题。

乙: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意见分歧很大。有人认为,人世间只有少年时代的友情最纯真,最干净;也有人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友谊,应该是基于清醒认识之上的理性原则,因而只能产生于成年之后。至于它是怎样获得的,有人认为,友情常常从交情中转化、提升而来,言下之意是,友谊的产生有待于较多的交往、较深的沟通,并且引用两句尽人皆知的俗话为证:“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可是,也有人主张,建立友谊未必需要长期交往,有时恰恰是在偶然的境遇中与陌生人一下子就建立起来,倾盖相交,一见如故,彼此为对方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产生了心灵上的感应,立刻就达成默契,有相见恨晚之感。持此论者,也引证古人的话:“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何则,知与不知也。”(西汉文:《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甲:两方面问题,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听起来都有道理。但我以为,它们又似乎都有些绝对化。各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友情的发生也绝不可能雷同划一,因此,难以设想找个固定的模式加以框范。

乙:无论是如何产生的,只要称得上友谊,那它就应该是高尚的。因为友谊的产生,是一种人格上、志趣上的相互认同,心灵上的彼此交融,相互信任。在这里,志同道合,心心相印,是带根本性的前提。可以说,友谊是一种精神需要的满足。在友谊的氛围里,人们会感到自己处于一种心地澄明、灵魂净化的境界,从而产生一种崇高感、自豪感。因为友谊是对于自身人格的一种确认。当然,真正的友谊也是不易获得的。试想,在物欲横流、人情淡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情况下,兄弟、姐妹、夫妻之间有的尚且谈不上非功利化,更何况友朋呢?我这么说,倒不是否认友谊的现实存在。只是想要表明,为了真正建立起高尚的友谊,结交知心朋友,人们需要注意修养自己,塑造良好的品格,培养较高的素质。对于已经建立起来的友谊,彼此应该像爱护眼珠一样,加倍珍视,加倍爱惜,并能经常不断地予以丰富、完善,使之能够永远保持新鲜的活力。

甲:要想结交知心朋友,就必须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持有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的倨傲态度,肯定是没人买账的,自然也交不到知心的朋友。

乙:特别是结交知识分子朋友,互相最看重的是人格、襟期、抱负、风范,关心的是对方是否尊重他的人格,是否承认他的社会价值,是否待人以诚。“人之相知,贵相知心。”知心就要竭诚相待,开诚相见,不能“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不能虚与委蛇,更不能尔虞我诈。核心是,建立在大目标一致的基础上的相互信任。信任出真诚,信任出友谊。失去了相互信任这个基石,什么竭诚相与,什么肝胆相照,都变成了空话。

甲:说到肝胆相照,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意蕴。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根据形势发展的特点,赋予这句成语以新的内涵,对其固有的含义加以深化,把同各民主党派以及党外朋友的密切关系形象地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并同原有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结合在一起,成为全党的统一战线的工作指针。实践证明,是非常正确的。

乙:肝胆相照,这个比喻十分贴切。由此我联想到一个问题。看来,祖国语言文字的修辞方式确实大有讲究。单就“比喻”这种修辞方式来说,可说是千变万化,奥蕴无穷。它的特点之一,是根据事物之间某些相似的特征,以相对具体的形象的一方来表现不甚具体的甚至是抽象的一方,喻体都来自人们所熟知的、经常接触的客观事物或现象。我们常见的一种比喻方式,是利用人体的某些器官构成词组或者成语来表达某种感情、某种概念、某种隐喻、某种倾向,或者某种关系、某种联想。前者比如,人们常说“这项工作有眉目啦”、“这个人心肠好”、“那人手腕很活”,等等,里面都包含着人体器官,内涵却另有新义;后者比如“唇亡齿寒”、“手足之情”、“扯耳腮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里面也都包含着两种器官,而表述的却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甲:“肝胆相照”这句成语,就属于后种类型的典型例子。

乙:无论是成语也好,文学典故也好,它们都属于那种凝聚着古代文史蕴涵和古汉语发展成就的特殊的汉语语汇,含蓄,概括,形象,凝炼,表现出了很强的艺术魅力,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文学性和丰富的语言艺术价值。还说“肝胆相照”,我觉得它的内涵就极其丰富。首先,它表示了双方关系的极为密切。中医认为,肝与胆互为表里。医书上说:“胆为肝府”;“胆为腑而主表,肝为脏而主里”。可以说,二者相互依存,休戚相关,谁也离不开谁。“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句话,正是根据这个实际概括出来的。从这个前提出发,衍生出“肝胆相照”的更深一层的内涵—既然彼此休戚相关,那自然就应该相见以诚,推诚相与,相互关照,相互理解。《史记·淮阴侯列传》里有“披腹心,输肝胆,效愚计”的说法;宋代文学家曾巩诗云:“江湖一见十年旧,谈笑相逢肝胆倾。”“输肝胆”、“肝胆倾”,还有“肝胆照人”、“披肝沥胆”之类的成语,都是用来表达朋友之间推心置腹,赤诚相见,以真心诚意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以及竭尽忠诚,坚贞不贰的意蕴。

甲: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常常富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在我的印象中,“肝胆”一词的内涵向来都是褒义的。

乙:是这样的,可以举出许多的实际例证。近代史上维新变法的著名人物谭嗣同有两句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表现了他的以身殉难、壮烈捐躯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戊戌政变发生,他就作了牺牲的准备,并且,劝诫友人梁启超尽快出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无论是去是留,都是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像昆仑山一样的崇高、伟大。一百年过去了,今天读来,也还是令人热血奔涌,铭感于衷。

甲:话题扯得有些远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有关友情、友谊和朋友的问题。前面我们讲了那么多的话,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应该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交朋友?

乙:关于朋友的类型,孔老夫子有个说法:“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篇》)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信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的;同谄媚奉承的人交朋友,同当面恭维、背后毁谤的人交朋友,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便有害了。为益、为损的根本标志,概括起来,其实就是正直无私、坚持原则,还是曲意顺承、口是心非。

甲:这里说到了问题的本质。当然,朋友也都是普通的人,不是天神,对朋友不能求全责备,应该尽可能地大度、宽容一些。叶剑英在《怀董老》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诗:“日常生活称老好,原则从未许通融。”这应是我们待人处事的原则,于交友也同样适用。


(1999年)



世界的眼光


我很欣赏“世界的眼光”这个提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它有着与时俱进的重要意义。过去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扬弃问题,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任何发展与创造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与借鉴。问题在于,关于世界范围内的,也包括本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互汇,广泛地借鉴、吸收,似乎注意得不够,强调得不够突出。在信息及其交流手段不断更新,国际交往日趋频繁、日渐深入的今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我们要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想,先进文化就应既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三个面向”有一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重视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我们应该通过学习研究,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智慧的沉潜,像鲁迅先生那样,既保持现代知识者的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精华产生深邃的感悟,进行有效的吸纳。同时,还应自觉地把中国文化的发展同世界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深度,亦即用“世界的眼光”来考虑问题。着眼世界文化发展的最前沿,瞄准它的最新思想、观念、知识成果,吸其精华,创造新“我”。既要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科学成果,又要坚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本国的文化虚无主义。只有既立足中国大地又面向世界,既正视国情现实又放眼未来发展,才能达到建设先进文化的要求。

上个世纪60年代之初,吴玉章同志总结辛亥革命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一方面革命派对“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过于简单”;另一方面,他们在理论方面,缺乏创造性的活动,对西方17、18世纪的启蒙学者的著作和19世纪中叶的主要思想家的著作没有作系统介绍。当时对于西方文化限于“声光化电之学,船坚炮利之术”的传统眼光,只是吸收一些实用技术和应用知识。这是他们未能攻破封建主义思想堡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是单一的民族,但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视为异端,抱有偏见而加以排斥,而是善于吸收、借鉴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以儒学为例,在我国,儒家学说后来变成了呆板的礼义教条、人伦法典,变成处理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形成使权势、等级制度合理化的秩序观。而在日本,则从儒学中总结出重视教育(从而造就一个“文凭社会”)、崇尚理性(使科学思想牢固扎根)、提倡节俭(居民踊跃储蓄,加速资本积累)的精华;提炼出“劳动道德”和“诚信为本”的经济思想,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发挥着整合与激励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中国思维方式的特征,是具有综合性、整体性、模糊性、感悟性;而西方的思维方式,表现为分割性、孤立性和清晰性、思辨性。二者各有所长,也都还需要吸收新的滋养。英国的东方艺术研究专家劳伦斯·比尼恩说,(在西方)人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致使生活的整体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似乎就是生活的艺术。他呼吁,要用心地研究另一半球上那些创造力的成就。应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固然有利于认识事物、处理矛盾的整体考虑、综合把握,有利于从事艺术创造和审美生成,但只重整体而轻部分与层次,必然缺少科学性、清晰性。模糊性造就了中国人运用概念的灵活性,它使许多旧的观念可以不断地填充新的内容,但也出现了不确定性。儒家的“仁”在《论语》中出现了一百零九次,可是,始终也没有说清楚它的确切定义。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既闪烁着忧患意识、爱国主义、重德爱智的光芒,但也潜存着力求平稳、安时处顺的影响;西方文化既有求索存疑、勇于进取的长处,又有颓废迷惘、不顾整体的缺陷,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这方面表现尤为明显。

中国人的智慧是超群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自卑。伏尔泰说过,中国人在所有的人中是最有理性的。莱布尼茨也说,如果让哲学担任裁判的话,一定会把金苹果奖给中国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方面,有些也是需要改进的。比如学术研究,我们往往着力于占有资料、占据事实,面向广度推衍,直到它的极限,而在有限的区域向纵深,向高度,向虚空开掘却很不够,也就是不善于依靠逻辑思辨的力量,由具体进入抽象,进入哲学思辨的境域。儒学传统,思辨性不足。梁漱溟有一句很深刻的话:“孔子的学说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对于事物的分析判断,我们往往喜欢绝对化,两极判断,习惯于划线,左右、正误、唯物唯心、进步反动,把各种人和事都清清楚楚地分开,这样,往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也容易排拒一些有益的东西。不是不要讲政治立场,而是应该辩证地加以区分。我们不习惯于提出疑问,缺乏怀疑精神。对于一个知识者来说,缺乏问题意识,不善于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心理反映经常提出问题,容易导致思维的僵化与弱化。

我们的思维往往是求同的,而在域外,人们的思维则往往是求异的。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那年,我到韩国的釜山大学去访问,听在那里任教的李晓虹博士讲,她在课后邀几位女学生一块上街去买衣服。几个女学生感到有些诧异,问道:“李老师,你给自己买衣服,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帮忙?”李老师说:“我对这里情况不熟悉,也不了解都时兴什么款式,自己拿不定主意,想让你们帮助参谋参谋。”学生们说:“挑东西要拣自己喜欢的,又不是给别人穿,没必要征得他人的认同。我们的心态是体现自我。如果这天出门,发现自己穿戴的与别人雷同,便立刻回去更换一下。”听到这些,我们都深受触动,深受启发。

鲁迅先生在一封信件里曾经谈到:“要技艺进步,看本国人的作品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自己还很有缺点,必须看外国名家之作。”这是就研究木刻而言,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但我想,道理还是共通的,今天对于我们仍有借鉴意义。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的必要性。

文学名著《镜花缘》和《鲁滨孙飘流记》里的主人公,都曾远游海外,历经颠折,两部书以他们各自的海外奇遇为线索展开了故事情节。唐敖走的是一条旧时中国文人在仕途无望之后离尘出世的老路:科场失意之后,他为了纵览大洋海岛山水之胜,消解愁烦,遍游三十余国,最后到了蓬莱仙境,吃了仙草,遂撒手尘凡,成仙入道。而鲁滨孙的率然远行,则是因为不安于家庭生活的舒适、平庸,为了探索新的世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他航海到了巴西,成为种植园主,又往非洲贩运黑奴,因遇风失事流落荒岛,居留二十八载,历经种种困难,最后成了所在殖民岛国的主人。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鲁滨孙的故事,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那种冒险进取的创业精神。《镜花缘》定稿于1817年,《鲁滨孙飘流记》初版于1719年,前后差了近一个世纪。18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出现鲁滨孙式的人物,当时所缺少的也正是这种勇于进取、大胆冒险的精神。

我们把这两部书比较着看,对照着读,就会从中领会到两种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民族性格的鲜明特点,加深对于社会人生、人的生存条件、生命价值的理解。


(2004年)



论说文的文采

按照中国传统做法,一切文学性的和非文学性的散体文章,也就是不押韵、不骈偶的文字,都纳入“散文”的范畴。朱自清先生认为,“论文、宣言等不用说也是散文,但是通常不算在文学之内”。实际情况是,那些文采斑斓的抒情、叙事、写景文章,像《滕王阁序》、《阿房宫赋》、《岳阳楼记》、《荷塘月色》等等,自然都是散文;而雄辩滔滔的论说文字,比如韩愈的《师说》、《讳辨》,骆宾王的《讨武曌檄》,苏轼的《留侯论》,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都是典型的论说文字,今古散文范本都把它们纳入其中,并作为标准、典范来看待。这类散文的功力,不仅表现在识见高超、认识深刻、表达充分、说服力强方面;而且,以其格调高雅、形象生动、表现力强,见称于世。

这样说,有人会问了:一般思辨性散文,比较轻巧、灵便,有施展技巧、表现文采的余地;而学术论文要求结构严谨、局面开阔、学理深厚、逻辑紧严,也能达到这种境界吗?这里恐怕要说两句话:一句话,“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学术论文由于文体限制,要达到那种活泼、通脱、轻松、随便的程度,确实难度很大。另一句话,难度大不等于不可能;不仅可能,而且必需。

一般散文也好,学术论文也好,都要面向社会,面对读者,都要让人喜欢读,读得进,读得懂,否则就只能束之高阁、悬置于“象牙之塔”了。正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其一;其二,既云思辨,即应该以现代意识为引领,对社会、历史、人生有敏锐的感悟和比较深刻的体验,体现主体性的思考,有发散型而不是封闭型的思维方式—在这些方面,学术论文与一般思辨型文字,要求是一致的;其三,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大师级的、水平特高的作手,他们的学术文章都明白晓畅,深入浅出,都能以简驭繁,化难为易,化复杂为简单,变佶屈为通畅;倒是一些半通不通、似懂非懂者,往往以艰深文简陋,拉“洋皮”作大旗;其四,中外古今,都不乏学术著作极富文采,甚至以文学手法出之的成功
事例。

最典型的当数《庄子》。它既是先秦时期一部高深的哲学名著,同时,又是一本世所公认的泽流百世、传之无穷的散文精品。面对《庄子》这部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元典,宛如置身一座光华四射的幽邈迷宫,玄妙的哲理,雄辩的逻辑,超凡的意境,奇姿壮采的语言,令人颠倒迷离,眼花缭乱,意荡神摇,流连忘返,不禁叹为观止。我们通常把哲思与诗性的完美融合,看作是文章的极致,《庄子》一书就达到了这种境界。作者通过离奇的形象、夸张的言辞、荒诞的情节,来编织五彩缤纷的言“道”画卷,里面散发着浓郁的诗性、诗情,闪烁着缜密的理性光彩,产生了常读常新的艺术感染力。

当代学者姚曼波说:“在《庄子》中,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紧密结合,水乳交融,相互补充,其契合之巧妙,如同演双簧戏的两个角色,在形象思维的一举手一投足背后,都清晰地透出了逻辑思维的理性声音。它真正是思想的文字和幻想的文字的和谐结合。”通过哲与诗的联姻,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哲思老人插上飞翔的翅膀,带来欢愉、生机与美感,灌注想象力与激情;而穿透时空、阅尽沧桑的哲学慧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世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难怪清初文学批评家金圣叹认定《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把它同《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列为“六大才子书”;鲁迅、郭沫若、闻一多先生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读《庄子》,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和文字、外形和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

我们可以运用庄子及其著作这一个例,分析、研索一番学术著作而有文采的规律性认识。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学术界一般地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这里说的直觉,是指超越于一般感性和理性,采用非分析判断的、非逻辑推理的方法,通过感悟、借助诗性等途径,实现直接的本质理解和综合的整体判断,属于中国传统的一种整体认知方式。有的学者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称之为“非逻辑思维”;也有的称之为“意象思维”,即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要之,庄子具有艺术家的气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以及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体悟、主体内在的感受。

与这种思维方式紧相联结的,是作者视线、视角的选取。每个人的眼睛,实际上都植根于自己的心灵。就是说,纯客观的认知与体验是不存在的。电影学中有“主观镜头”的说法,即拍摄电影时,常常选取影片中一个线索性人物,以其视线角度作为定位的基准点。如果把《庄子》一书作为一部电影来看,那么,作者庄子的视角,就形成了“主观镜头”。各个篇章的人物,孔子也好,老子也好,惠子也好,还有那些古代的圣帝贤王、当时的暴君昏上,百工居肆的能工巧匠,各个角落里的隐者畸人,他们的言行举止、角色定位,全都通过这个“主观镜头”来映现,各种事物的观察、情节的展开,也都以庄子的视线角度为基准,其间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运用召唤结构、模糊语言、对话类型、虚拟情境,也是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庄子》本文作为一个艺术整体,展现出“召唤结构”的纵深层面。诗性的语言文字,其可解性本来就是多向度的,内涵与外延往往大于概念性的语言文字,便于读者在阅读中通过发挥想象力,予以充实、完备和具体化。避开论述性的语言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而采用一种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模糊混沌的言说方式,这有助于突破“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收取“义生文外”的效果。

庄子为文,可说用尽了各种文学手段,最突出的是:

—取譬设喻,驱遣意象,描形拟态,摇曳生姿。清代宣颖有言:“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啻峡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比如,《齐物论》中通过子游与子綦对话,阐明对“人籁、地籁、天籁”的体道、悟道过程。应该说,这是一个十分高深难懂,更是难以表述得清楚的道理。可是,庄子通过取譬设喻的手法、形象逼真的描写,就使它变成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审美画面。

—运用夸张、浪漫的手法,通过抒情性想象与叙事性想象,营造虚拟的变幻莫测的艺术世界,表现了高超的写生技巧和营构境界的能力;特别是在运用形象生动、丰美诡异、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方面,可说是达到了极致。

—庄子文笔挥洒自如,善于把枯燥艰涩、深邃难解的理论,以浑浩畅达、奇趣盎然的语言出之。不要说并世诸子,即便是百代以下的文章家中,也罕有其匹,堪称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清·方东树语)

—庄子谈道,还惯常应用类似后代散文、骈文的铺陈、排比的方法:“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

—作为抒情天才、丹青妙手,庄子善于运用形象刻画、场面铺陈的手法,来阐明道义、展现情怀,在《庄子》一书中,所在多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山林与(欤)!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亦不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知北游》)飞扬的意象,诗意的语言,读来真是一种惬意的美的艺术享受。

早在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明确地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用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先生告诉我们,要向中国古代遗产借鉴,要向外国优秀作品借鉴。这同样是一种学习,甚至是更有效的学习路径。借鉴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我们可以通过博览中外优秀典籍,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

向传统的文化遗产学习、借鉴—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众所熟知的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通篇不到一百二十字。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咏,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作者李白以其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十分讲究章法,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高才,惭自家之庸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翻译成白话:“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招贤纳士,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附他,而孟尝君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从虎豹一样凶残的秦国逃脱出来。唉!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很难说得到了贤士!否则,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只要得到一个贤士,成为天下霸主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吗?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庭上,这就是贤士不归附他的原因。”

作为一篇翻案性的论说文,它并没有冗长的引证、长篇的议论,仅用四句话八十八个字,就完成了立论、论证、结论的全过程。这里有两个高明的叙述策略:一是抬高士的标准,颠覆“孟尝君能得士”的传统看法;二是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无可辩驳地把孟尝君推到“鸡鸣狗盗”之徒的行列。结构严谨,用词简练,气势非凡,被历代文论家誉为“文短气长”的思辨性散文的典范。

苏洵有一篇《高帝论》,也很短。说汉高祖早已觉察到,吕后险悍多智,存有异心。所以早做防范准备。那么,为什么不在去世前先把吕后除掉呢?苏洵分析认为:“不去吕后,为惠帝计也。”惠帝即太子刘盈。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久经征战,素为诸将所畏服。在“主少国危”的情势下,即使有人图谋不轨,有吕后在,也足以镇伏、控制。高祖当时面临着两难尴尬:客观上确实存在着吕氏家族凭借吕后权势兴风作浪的险情;而迫于形势,又不能断然剪除吕后。怎么办?他采取了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策略。对此,苏洵有一个精辟的比喻:“夫高帝之视吕后也,犹医者之视堇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堇,俗称乌头,有毒。《三国演义》中华佗为关羽刮骨疗毒,那种毒即有乌头成分。而堇又是一种药材,可以用来治病,收以毒攻毒之效。在高祖眼中,吕后有如毒堇,既可利用其威慑作用,又须控制在不致动摇国本的限度内。比喻生动,论述有力,使人信服。

苏轼写过几十篇古代人物论文,其中仅两汉三国就有刘邦、范增、张良、贾谊、扬雄、晁错、霍光、曹操、诸葛亮九人,每篇的开头都不一样。《高帝论》从分析入手,说对奉行仁义的你要讲仁义,对注重功利的你就该晓以利害。张良深谙此中奥妙,通过向太子献计,使刘邦权衡利害,从而获得成功。《晁错论》先立论:“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曰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范增论》以讲述事件经过开篇:“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臣。”《贾谊论》劈头就下定语,“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说明“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互不重复,篇篇精彩。

学习、借鉴外国的优秀思辨文字—

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作布鲁德的猎人,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尊严,但是他却长时期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冒着生命的危险。⋯⋯故事和真事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不过故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而真事常常在今生没有结果,只好等到永恒的未来。

世界的历史像一个幻灯。它在现代的黑暗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这些光耀的图片,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反映给我们看。每张片子只映几秒钟,但是它却代表整个的一生—充满了斗争和胜利的一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殉道者行列中的人吧—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灭亡,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
尽的。


这类作品,外表看是实写,实际上,饱含象征的意蕴。这里还有一个典型范例—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的诗句:


要造就一片草原,

只需一株苜蓿草,

一只蜜蜂,

再加上白日梦。


这是诗,然而,确实又是一篇极为凝练简短,却又精彩异常的论述。

白日梦,指清醒意识支配下的深思和有理智有情感的思维活动。实际上说的是艺术创造。这类作品的特点是,在寻常的生活情境中,发掘出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言简意赅,富于哲理。


(2013年)




关于记叙文的写作

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初中班选出我的三篇记叙文:《冰原上的盛事》、《青天一缕霞》、《碗花糕》,作为语文课文。李晶老师讲授前,邀我结合这三篇文章,就散文写作的基本要领,如立意、构思、联想、对比、心理刻画、细节描写,以及运用文学语言、选择特殊视角、注意开头结尾等,做些讲解、分析。下面就是我的讲话记录的整理稿。

记叙文作为文体,范围十分宽广,我这里专门谈其中的散文写作。它属于文学门类,同新闻类的消息、通讯,或者传记、日记、回忆录的写作,有所不同。既然是文学作品,散文的写作自然要运用文学手法,不能只是叙述,还要讲究文采,力求生动感人,而不能满足于鲜明、准确;要有情感灌注,有的还离不开形象刻画、心理描写、想象、联想,要讲究修辞造句,讲究语言表达方式;讲究结构,起承转合;尤其是强调要有独创性,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

散文作为记叙文体,记人、叙事、抒情、写景,有时还要有议论。这在下面的讲述中都会涉及到。从系统指导、探索规律角度,我估计广大同学已经从语文老师那里听到很多了。为了不致重复,我想结合自己的几篇散文,从写作手法方面谈一些具体、实际的体会。

先说一篇记事散文《冰原上的盛会》。这是写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捕鱼节的。这里是蒙古族自治县,多民族聚居,渔猎、游牧、农耕文化融合。看上去很荒凉,却有一种迷人的风致和特殊的文化魅力。这种冬季捕鱼活动,源于史前,盛于辽、金时代,现在的采捕手段、捕鱼工具、操作规程,都是沿袭原始的风习。那天天气非常冷,我们这些应邀前来的各地的作家朋友,吃过早饭就到了一望无际的冰面上。人差不多都站满了。捕鱼前有个神秘的“祭湖”、“醒网”仪式。然后就开始下网、捕捞了。整个过程比较长,等到把鱼网全部拖出,冰上堆起高大的鱼堆,游人散去,已经日影栽西了。就这么一整天的盛事,怎么写成文章啊?

这里遇到两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一是吉林省作协和松原市要求能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一篇文章,因为它发行二百多万份,在全国以至世界上影响面大;可是,篇幅有严格的限制,只能在两千字上下。我是采访团团长,自然责无旁贷,任务就落在我的头上了。二是这里的捕鱼节已经举办多少届了,年年都有作家来写,松原市文联出个散文集,专门写这一活动的不下几十篇。你还怎么动笔,能另出什么花样呢?

我想在两个方面出奇制胜:第一,在立意方面,找准文章的眼,或者说支撑全文的精神支柱。像人有脊梁一样,文章也要有个支柱。就是说,美妙的表现形式固然重要,但要出奇制胜,还必须凭借深刻、充实的内容。第二,在表现形式上,要别出心裁,大胆创新。

立意,一是回归传统,突出原始的民族风情;二是打出保护生态环境这张牌,打造绿色品牌。这两方面都是最时新、最吸引人眼球的。

明确了这个中心内容,下面就要围绕这个中心内容来组织素材了。这类记叙文一般的写法,都是按照过程顺序,从头到尾往下写。这么写当然可以。但是,这必然重复人家的老路,非得“碰车”不可。我想了个绝招儿,保证不和别人重复。

我是这样组织的:全文两千字,分为十个自然段。前三个自然段写散场后的场景。


夕阳恬静地悬浮在昏黄的天际,看去颇似一面铜锣。仿佛听得“嘡”地响了一声,这一天的冬捕会战,便在查干湖的万顷冰原上暂告收场了。它使人联想起古代战场上的“鸣金收兵”。


无疑,捕鱼节这是一个盛大而欢腾的节日,但我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出货真价实的野台大戏,唯一的理由是它彰显了典型的劳动艺术,而且带有规范化的程式。你看,在冰原的大舞台上,全副毛皮装束、英风飒飒的渔夫们不都是戏剧的主角吗?而他们身旁两千米长的拉网便成了道具,数以万计的游人则是名副其实的观众。现在,无论是演员、道具还是观众,连同上千台的车辆,已经潮水般地退去了;寒光四射的冰面上,只留下无数个下网的冰窟窿,当然,最显眼也最令人心旌振奋的,还是那盐堆、柴垛一般的捕获品,那光鲜鲜的几万公斤鲜鱼。

到了第四自然段,我才开始交代捕鱼节的有关背景,追述捕鱼节的由来。

第五、六、七、八、九这五个自然段,集中交代两方面的中心内容:

五、六、七三个自然段写回归传统,保持原始的捕鱼方式。怎么写?不能空对空地议论,或者只用叙述语言交代,要有形象,有描写,这样才能生动感人,像是身临其境。我通过写开湖仪式,先是“祭湖”,闷声闷气的法号响彻晴空;喇嘛们列队诵着经文,祭师们戴着鹿、牛、鹰、虎等原始图腾面具、跳着查玛舞,祈祷湖神保佑渔民富庶安康和水下精灵永续繁衍。“醒网”仪式,查玛舞围着冰洞来跳。然后,依照传统习俗,进湖开网的渔工用大碗喝“壮行酒”,吃奶干、炒米。酒足饭饱之后,喜炮齐鸣,一支浩荡的队伍奔赴“冬捕”现场。同样,捕鱼工具、捕鱼过程,突出保持固有传统—把长达两千米的拖网送进事先打好的冰窟窿里,十分费事;最后,在另一端用马匹来转动绞盘来拖拉冰下的渔网。这种传统习俗,其实是有科学道理的。之所以用马拉,是考虑到马在冰面上震动较小,如果机器轰鸣,会影响鱼群的安定。

八、九两段,集中写保护生态环境,也都是通过描写人物、故事来展开的。

最后一段结尾,以抒情笔调揭示这次活动的意义、价值:


这里是一个完全感性的世界,声音和色彩的世界,欢呼笑语、歌鼓喧阗的世界。这种劳动中歌舞、丰收时庆祝的美学意义,是在浩大的时空中,通过一个个劳动者的体温与脉搏展现了自古迄今的无穷的生命活力。这里多的是粗犷而真实的历史遗存,无须借助于深邃、高超的理念,也用不着附加什么猎奇的视角和矫情的浪漫。表面上看,这荒寒的角落,似乎是被诗意与哲学遗忘了,其实质却蕴涵着真正意义上的灵魂回归与生命还乡,攒集了太多的心理文化和哲学命题。

上面说的是叙事。下面谈谈写人。

同学们大概听说过现代著名女作家萧红吧?她的生命历程十分短暂,仅仅活了三十岁;却留下一百多万字的作品。她是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女性。她早年丧母,童年十分孤寂。后来,错嫁给一个同乡青年,万般痛苦之下又逃婚出走。真正爱情的获得是结识了著名作家萧军,两人一见钟情,互相爱慕。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患难与共,感情融洽。并在萧军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取得了突出成绩。为躲避特务的迫害,他们逃离了哈尔滨,到达青岛、上海。受到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的赏识与帮助。萧红开始在文学界崭露头角。特别是长篇小说《生死场》社会影响很大。萧红也因此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知名的女作家,确立了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文学创作也比较顺利的时候,两人在感情上却出现了裂痕。这给萧红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痛苦。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萧红决定用暂时的离别来弥补裂痕,她离开上海,只身东渡日本。回到西安后,矛盾更加尖锐,两人正式分手。后来,萧红又与端木蕻良结婚,从内地辗转到了香港。萧红在寂寞、苦闷中,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又是一部传世杰作。这时她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日军占领香港后,萧红病情加重,终于在战火纷飞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萧红遗体火化后,葬在了香港的浅水湾。

坐落在呼兰县城南的萧红故居,现辟为萧红纪念馆。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访问了萧红故居,还到过她曾埋骨的浅水湾。那里已经成了游乐场所,富豪居住地方,刘德华就住在那里。我感到很悲凉。写了一篇散文:《青天一缕霞》。

为什么叫这样一个名字呢?原来,云霞,是萧红作品中的风景线。她像白云一样,到处飘逝着,很快就飘得无影无踪。她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故乡的云。

当我踏进萧红故居一看,实在有些失望。寥寥几幅灰暗模糊的照片,一些作家用过的旧物,疏疏落落地摆在五间正房里。原有的两千平方米的后花园,这印满了萧红的履痕、泪痕和梦痕的所在,如今已盖上了一列民宅。更为遗憾的是,留下百多万字作品的著名女作家,陈列室中竟没有收藏一页手稿、一行手迹。联想到坐落在圣彼得堡的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学校,虽然经过一百七八十年的沧桑变化,包括战乱与兵燹,但是,普希金当年的作业簿和创作诗稿,依然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我感到十分压抑,悲从中来。

既然手稿没有,还莫如去读窗外的云。仰望云天,同女作家当年描述的没有什么两样,天空依旧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大团大团的白云,像雪山,像羊群,像棉堆,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我想,如果赶上傍晚,也一定能看到那变化俄顷,令人目不暇接的“火烧云”。

其实,我早已习惯于把望中的流云霞彩同接触到的各种事物作类比式联想。比如,现在,我就自然地把这个地上的萧红与天上的云霞联系起来—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


这篇散文运用了两种重要的文学手法:

一是联想与想象。

二是通篇使用对比手法:

1. 地上的人与天上的云。

2. 萧红作品中的故乡场景与现实中的所见。

3. 萧红故居与普希金故居。

4. 萧红与其他大作家相比。同那些跨越时代的文坛巨匠相比,萧红也许算不上长河巨泊。她的生命短暂,而且身世坎坷,迭遭不幸。她失去的不少,而所得可能更多;她像冷月、闲花一样悄然陨落,却长期活在后世读者的心里;她似乎一无所有,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串坚实、清晰的脚印,树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她是不幸的,但也可以说,她是很幸运的。

5. 萧红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相比。十字街头拐弯处,当年萧红读书的小学校还在。微风摇曳中,几棵饱经风霜的老榆树似在发出岁月的絮语。下课铃声响起,一群闪着澄澈、亲切的目光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野马般地拥向了操场,有的竟至和来访的客人撞了个满怀,随之而喧腾起一阵响亮的笑声。我蓦然想起,《呼兰河传》中老胡家的团圆媳妇,不也是这般年纪、这样天真吗?可是,只因为她太大方了,走起路来飞快,头天到婆家吃饭就吃三碗,一点也不知害羞,硬是被活活地“管教”死了。从“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的死寂无声的黑暗年代,到能够在阳光照彻的新天地里自由地纵情谈笑,这条路竟足足走了几千年!

6. 对比全国各地的云彩。在浪迹天涯的十年间,萧红走遍大半个中国,而且,曾远涉东瀛。她看到过青岛上空的彩云,肯定领略过那种云的“青春的嘘息”和轻快感、温柔感、音乐感;她注意到关中一带抓一把下来似乎可以团成窝窝头的朵朵黄云,透明、绮丽的南国浮云,素朴、单纯,仿佛用高山雪水洗涤过的热带晴云,樱花雨一般的东京湾上空的绮云。然而,除了故乡的云,其他全没有记在笔下。

如果说,像萧红这样的女作家,离我们还比较远,感到有些陌生;那么,我们再来谈谈如何记叙和描写自己的亲人。现在,说说我的另一篇散文《碗花糕》,是写自己的嫂子的。

简单交代一下人物背景。

我出生时父母都年过四十了,兄嫂大我二十岁。哥哥在外,嫂子当时没有孩子,非常喜欢我。我经常睡在她那里,一切都由她照看,我淘气惹祸,帮我排难解忧。像母亲一样关怀、疼爱我,当时我觉得比母亲还要亲。却又不同于母亲,出于小叔和嫂子的特殊关系,她老是拿我开玩笑,引我出洋相,生活充满了情趣,充满了欢乐。后来,我哥哥去世了,她才二十四五岁,原本不想改嫁,是我父母硬是苦劝才不得不走了人家。但对我们家,父母和我,依然充满感情。改嫁后处境不好,很不遂心,丈夫长期患病,她挑起了沉重担子,吃了很多苦头,不久就去世了。实在是一场悲剧。

下面说说写作这篇散文的体会:

写这类文章,首要的是要有真情实感。我对于嫂子确实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叔嫂情深,情同母子。这样,当失去她以后,先是改嫁,后是死亡,我的痛苦、悲伤可想而知。曾经连续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心窝里堵得慌。在小小的童心中留下了深重的伤痕。觉得从她的身上得到的太多太多,而我所给予她的又实在太少太少,真是对不起这位母亲一般地爱我、怜我的高尚女性。几十年过去了,她仍然活在心中,想起来就感动,就怀念。拿起笔来写,也特别顺畅。思绪像流水一样,唰唰地流淌出来。

动手之前,就觉得嫂子活灵活现地站在眼前,音容笑貌,仿佛当日,往事一幕幕地像电影一般放映出来。关于嫂嫂的的相貌、模样,我是分不同时段来写的:


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或者“愁面”的感觉。嫂嫂生成一张笑脸,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泠泠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在我的心目中,她就是戏台上头戴花翎、横刀立马的大元帅。此刻,她正忙着擀面皮、包饺子,两手沾满了面粉,便让我把摆放饺子的盖帘拿过来。一会儿又喊着:“小弟,递给我一碗水!”我也乐得跑前跑后,两手不闲。


哥哥去世后,冬去春来,嫂嫂换了一身月白色的衣服,衬着一副瘦弱的身躯和没有血色的面孔,似乎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其实,这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

她改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头发过早地熬白,腰也直不起来了。可是,在我的梦境中、记忆里,嫂嫂依旧还是那么年轻,俊俏的脸庞上,两道眉毛弯弯的,一双水泠泠的大眼睛总带着甜丝丝的盈盈笑意⋯⋯

其次,我写嫂子,运用了大量的生活细节。我浓墨重彩来写除夕之夜—


到了亥时正点,哥哥领着我到外面去放鞭炮,这边饺子也包得差不多了。我们回屋一看,嫂嫂正在往锅里下饺子。估摸着已经煮熟了,母亲便在屋里大声地问上一句:“煮挣了没有?”嫂嫂一定回答:“挣了。”母亲听了,格外高兴,她要的就是这一句话。—“挣了”,意味着赚钱,意味着发财。如果说“煮破了”,那就不吉利了。热腾腾的一大盘饺子端了上来,全家人一边吃一边说笑着。突然,我喊:“我的饺子里有一个钱。”嫂嫂的眼睛笑成了一道缝,甜甜地说:“恭喜,恭喜!我小弟的命就是好!”哥哥笑说,怎么偏偏小弟就能吃到铜钱?这里面一定有说道,咱们得检查一下。说着,就夹起了我的饺子,一看,上面有一溜花边儿,其他饺子都没有。原来,铜钱是嫂嫂悄悄放在里面的,花边也是她捏的,最后,又由她盛到了我的碗里。谜底揭开了,逗得满场轰然腾笑起来。


写嫂子如何拿我开玩笑、逗乐子、搬油坛、借枕头。

我小时候又顽皮,又淘气,一天到晚总是惹是生非。每当闯下祸端父亲要惩治时,总是嫂嫂出面为我讲情。这年春节的前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随着大人到土地庙去给“土地爷”进香上供,供桌设在外面,大人有事先回去,留下我们在一旁看守着,防止供果被猪狗扒吃了,挨过两个时辰之后,再将供品端回家去,分给我们享用。所谓“心到佛知,上供人吃”。可是,两个时辰是很难熬的,于是,我们又免不了起歪作祸。家人走了以后,我们便悄悄地从怀里摸出几个偷偷带去的“二踢脚”(一种爆竹),分别插在神龛前的香炉上,然后用香火一点燃,只听“劈—叭”一阵轰响,小庙里面便被炸得烟尘四散,一塌糊涂。我们却若无其事地站在一旁,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哪晓得,早被邻人发现了,告到了我的父亲那里。我却一无所知,坦然地溜回家去。看到嫂嫂等在门前,先是一愣,刚要向她炫耀我们的“战绩”,她却小声告诉我:一切都“露馅”了,见到父亲二话别说,立刻跪下,叩头认错。我依计而行,她则“爹长爹短”地叫个不停,赔着笑脸,又是装烟,又是递茶,父亲渐渐地消了气,叹说了一句:“长大了,你能赶上嫂嫂一半,也就行了。”算是结案。

我家养了一头大黄牛,哥哥春节回家度假时,常常领着我逗它玩耍。他头上顶着一个花围巾,在大黄牛面前逗引着,大黄牛便跳起来用犄角去顶,尾巴翘得老高老高,吸引了许多人围着观看。这年秋天,我跟着母亲、嫂嫂到棉田去摘棉花,顺便也把大黄牛赶到地边去放牧。忽然发现它跑到地里来嚼棉桃,我便跑过去扬起双臂轰赶。当时,我不过三四岁,胸前只系着一个花兜肚,没有穿衣服。大黄牛看我跑过来,以为又是在逗引它,便挺起了双角去顶我,结果,牛角挂在兜肚上,我被挑起四五尺高,然后抛落在地上,肚皮上划出了两道血印子,周围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母亲和嫂嫂“呜呜”地哭了起来。事后,村里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小命。晚上,嫂嫂给我做了“碗花糕”,然后,叫我睡在她的身边,夜半悄悄地给我“叫魂”,说是白天吓得灵魂出窍了。

第三,把浅花瓷碗作为贯穿全文的一条线索。

嫂嫂有一手绝活,就是蒸“碗花糕”。跟她的舅爷(在京城某王府的膳房里混过手艺)学的,又甜又香,外暄里嫩。平常做的都是两碗,大家分吃一碗,我独吞一碗。

那天放学回家,发现嫂嫂不在了,我问母亲,母亲也不吱声,只是默默地揭开锅,说是嫂嫂留给我的,原来是一块碗花糕,盛在浅花瓷碗里。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吃这种蒸糕了,泪水唰唰地流下,无论如何也不能下咽。

一次,我向母亲偶然问起嫂嫂留下的浅花瓷碗,母亲说:“你走后,我和你父亲加倍地感到孤单,越发想念她了,想念过去那段一家团聚的日子。见物如见人。经常把碗端起来看看,可是,你父亲手哆嗦了,碗又太重⋯⋯”就这样,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嫂嫂,再也见不到那个浅花瓷碗了。

第四,嫂子在我的笔下,是作为悲剧人物出现的。所谓悲剧,按照鲁迅和莎士比亚的说法,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在嫂子身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她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年纪轻轻,丈夫就去世了;尔后改嫁,也很不遂心,过度地操劳,过早地去世。二是,她的改嫁,是她改变命运的转折点。按照她的本意是不想走的,终日号啕、哭泣。可是,我的父母却违心地硬逼着她走。他们一直把她看成亲女儿,关系处得非常融洽,自然不愿她离开。但是,出于道德伦理,总觉得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女子,又没有接续香火的男孩子,让人家陪着一双老人守寡在家,实在伤天害理,违背人情,总觉得于心不忍。这样,就只好忍痛逼着她改嫁。结果,好心办了错事,加大了悲剧成分。那么,这种悲剧的造成,是坏人干的吗?显然不是。看来,悲剧的产生并不一定都是由坏人、由罪恶的企图造成的。

三篇文章讲述完了,叙述中穿插了一些写作散文的规则、诀窍、技巧:

捕鱼节,强调了两条:一是立意,一是写法上要别出心裁;

萧红那篇,强调了一要联想、想象,二要运用对比手法;

嫂子这篇,讲了四点:一是要有深厚感情,要感动读者,先要作者自己感动,二是运用细节,三是找出一条线索,四是作为悲剧人物来写。


(2011年)



我写纪游散文

由于工作上的条件,我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每到一地我都愿意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出来,这就是一些纪游文字。

经常听到有人问我:你到一个地方就有很深的感受和体验,怎么我也同样去、同样看,就没有呢?我想,这首先与事前准备与知识储备有关。缺乏对表现对象历史文化变迁的了解,缺乏对自然景物中蕴涵的人文精神的关照,就很难真正激活情趣、触发联想,使作品具有历史厚度和艺术张力。我主张写游记散文之前,不,应该是出发之前,首先要做好创作准备,我把它称之为“预热”,也就是先要练好“内功”。

大凡我们特别向往的名胜古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墨客留下较多足痕、墨痕的所在。我们在读自然的大千世界,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首先是把握了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从一个景点走入历史的沧桑。这种自然的漫游,正是从一个场景、一件事情出发,展开一次悠长的艺术巡礼。

数千年来,我国无数文人、骚客、旅行家,凭着他们对山水自然的特殊的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华章佳什,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画一般精美、梦一般空灵的形象。一篇在手,可以心游象外,悠然神往,把心理境界、生活情趣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作为三个同心圆联结、叠合到一起,不啻身临其境,而又能免却鞍马劳顿,解除风尘之苦。未出斗室,而先极四时之娱,揽八方之胜。卧游、神游、梦游、醉游,是那样的空灵浪漫,富有诗意。在此基础上,再去实地考察,亲临感受。这时,面对自然景观,只要伫立片刻,人文、历史、自然就会浑然聚在一起,你会觉得前人的名章妙语,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启动着内心的激情、联想。

这样,虽然是在读现实的景,看现代的事,却又是漫步在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那些已经尘封了的历史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自然而贴切地走进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鲜活起来,生动起来。

概言之,就是我把有针对性、有目的性的闭门读书、面壁求索,作为徜徉山水、寄兴林泉之前的必要准备。

写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书、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当我们面对自然景观,同时又是面对人文山水的时候,对自然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人生的负载。这时,走出古人,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造出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这也正是我所苦苦追求的。

在写作中,我坚持一个总体把握的路子,设法写得超越、空灵一些,努力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这里以《读三峡》这篇游记散文为例。关于三峡的名篇,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到刘白羽的《长江三日》,都是细针密缕,周赡完备,既具艺术性,又具科学性,很难超越。我想,不能那么写了,必须换一种手法。也就是从大处落墨,做全景式叙写。不侧重当时、当地每一个具体景物的描摹,不局限于个人所见事物本身,不停留在某件具体事物上,不着意于刻画个别情节,而是把山水自然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

总体设计是,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就是说,我不是由点到线,移步换形,而是着眼宏观,进行总体把握,从现实有限的形相转入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开拓出融心理境界、生活体验、艺术创造的第二自然于一体的多维向度。我写,“一些峭拔的石壁,由于亿万年风雨剥蚀,岩石呈现出许多层次异常分明的轮廓,或竖向排列,或重叠摆放,或向两侧摊开,使人想起‘书似青山常乱叠’的诗句。”进而感慨,“三峡,这部上接苍冥、下临江底、近四百里长的硕大无朋的典籍,是异常古老的。⋯⋯它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假如三峡中壁立的群峰是一排历史的录音机,它一定会录下历代诗人一颗颗敏感心灵的摧肝折骨的呐喊和豪情似火的朗吟。”作品中讲述了与三峡紧密相连的悠悠岁月,从大溪文化讲起,联想到几千年的历史、人物,不惜笔墨,大写特写。这些虽然不是三峡本身的景物,但与三峡关系密切,写得好可以增加历史感,使人深思遐想。

我觉得这种游记写法,是以一种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把客体对象放到历史的流程中去进行宏观把握、整体观照,以增强力度与张力。创作实践证明,在散文创作(包括游记)中,愈是自由地联想、概括,省略一些事物的特殊过程、众多细节、微妙差异,形象往往愈是鲜明。没有概括,就难以进行形象的净化与情思的聚焦。通过宏观把握,通过概括与联想,可以凝聚历史、凝聚哲思、凝聚生活。当然,概括不是空泛的议论,不等于大而化之,还必须体现感情客体的特殊点,否则,你笔下的“滕王阁”就与“岳阳楼”没有差别了。

写游记散文,并不单纯为了写景,同时也是感情的自然流洒,是一些难剪难理的情怀的疏通。是在寻求内宇宙与外宇宙的沟通,唤回对自然的感受,以此来丰富现实生活的内在性、多样性的心灵欲求。这种充满苦累的心灵跋涉,并非得之于灯红酒绿或者舟车簸荡之间,多是成于心境沉酣之际。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迸发于内心深处,是具有自己个性的独特的思想感受。就这个意义说,散文是为自己而写的。

有了独特的生活感受,还需要找到独特的切入点,或者说,一个“以心灵映射万象”(宗白华语)的独特的艺术视角。它是艺术构思的起始点、切入点,是感染读者的最佳导向,是作家与读者的心灵交流的焦点的最佳选择。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该有这样一个点,所有的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散文写作也应该是这样。你看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他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一切都安排停当,本可以走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供儿子路上吃。对于这件平凡的事,一般读者不会留下更多的印象,唯有父亲这个蹒跚、肥胖、行动有些吃力的背影,总也忘不掉。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文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角选择和直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没能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让所有的光集中到一个点上”,从而削弱了感染力与震撼力。

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情呈现。就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的。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整体生命。根据我的体验,在艺术中,哲理追求也往往体现在直觉形式上。或者说,艺术凭借着直觉形式反映哲理追求。这是一种高能效应。它使广大读者从一般欣赏转化为震颤性体验,由具象走向抽象,实现一种明显的理性承载。

我写游记,不论是写景、抒怀,面对着感情的客体,总习惯于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把握它、表现它。在纪游中,种种意蕴、情态,往往以一个独特的意象,以直觉的形式表现出来。

《祁连雪》,这是我游览河西走廊后写的一篇游记。千里河西走廊,该给人们留下多少玄思遐想!每一个面对这大漠戈壁的作家,相信都会发思古之幽情,射出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设法观察、描绘它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诸般色相。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也展现过隋炀帝会见二十七个国家君主的盛大场面。这里有大漠孤烟,瀚海行旅,悲笳互动,驼铃叮咚的动人图景。这一切,“前人之述备矣”,我还从什么角度去选取艺术题材呢?经过苦苦思索,我找到一个贯穿全局的特殊视角,就是祁连山的雪。通过它的连缀,把我对河西走廊的历史感、沧桑感、亲近感描绘出来。正如毕加索所说的,“观念与情感终于在他的画幅之内成了俘虏。无论怎样,它们不再能逃出画幅了”。如果把画幅作散文理解,即作为视角的直觉造型来理解,真是确切不移的了。


(1995年)



听课纪实


这是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初中三年级的一次大课。李晶老师授课。外校观摩者很多。

2010年11月18日上午11时,李老师进来,学生起立如仪。李老师的开场白只有两句话:“今天授课的教材,是散文作家王充闾先生的文章:《我的第一位老师》。作者亲自到场了,我们表示欢迎。”

接着,李老师就按事先的部署提问:哪位同学说说,王先生还写过哪些回忆性记人叙事类散文?一同学答:《青灯有味忆儿时》、《碗花糕》、《绿窗人去远》。我想,老师事先部署看这些作品,可能是为了让学生更多地掌握一些背景性资料,以便顺利地进入彼时彼地的情境,亦即《教案》中所说的“导入”。

然后,李老师概略地说了:课文共分12个自然段,可以归纳为五部分:开头领起,结尾收束,中间三部分:2〜4段,5〜7段,8〜11段。她分别启发学生概括说出中间三部分的内容:描写魔怔叔性格、形貌和为人处世;交代作者与魔怔叔的关系;记述魔怔叔代课时讲授的内容。

老师提问:作者笔下的魔怔叔是个什么样的人?学生答:最有学识,最为清醒。

老师提问:作者是怎样叙述、描写魔怔叔是“最为清醒”的?共有五个学生通过复述原文,加以刻画,对于魔怔叔的苦闷而高蹈的心灵世界,体会得都比较深刻。

老师要求两个学生站在前面,表演一下魔怔叔与表嫂的对话场景。学生表演得比较拘谨、呆板,最后由李老师作绘形绘声的示范性表演,极为生动传神,博得满场热烈的掌声。

老师提问:作者是怎样叙述魔怔叔是“最有学识”的?有两个学生作了回答。

老师提问:叙述中作者把人品、性格放在前面,学识放在后面,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三个学生作答。有的说,作者更看重人品;有的说,作者最先接触的是魔怔叔这个人,看到了他的性格、形貌;有的说,这是叙述上的需要,先说对魔怔叔的印象,再讲他有什么学问以及如何为学生授课。

老师提问:作者对魔怔叔具有怎样的感情?三个学生作答。有的说:不同于周围一般人的偏见,作者对魔怔叔很佩服,很尊重。在作者眼中,他一点也不怪,他有一片童心,而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有的说,作为一个孩子,作者对魔怔叔不带着世故眼光,没有歧视心理。有的说,作者把魔怔叔当作亲密的朋友,对他感情深厚,像“小尾巴似的”,整天跟在他的身后。

老师提问:作者说魔怔叔讲的是“活的学问”,怎么理解这个“活”字,表现在哪儿?有两个学生作了回答。

老师要求学生从课文中挑出文言成语,有三个学生找出:“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孑然独处”、“陶然自得”、“枭首示众”、“格格不入”、“木雕泥塑”、“戛然而止”、“凝神细听”。有的说,“僵卧孤村”也是。老师顺便解释:“僵卧孤村”四个字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出自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句:“僵卧孤村不自哀。”

老师提问:魔怔叔讲关于燕子的那一番话,有没有什么寓意和取向?有学生答:燕子“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的眼光的影响”,魔怔叔是很欣赏、很认同的。人禽之间有共通的东西。

老师提问:作者为什么称魔怔叔是“第一位老师”?有学生答:是按照时间顺序说的,他先接触的是魔怔叔,而后才是私塾先生;有学生答:魔怔叔讲授的是活的学问,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生活在前,知识在后。李老师幽默地说,这都是背后猜测;是不是这样,还有待王先生指点。

授课的最后十几分钟,重点放在分析作者的写作方法上。老师首先作了提示,然后分别由学生一一作答:刻画人物有什么特点?怎样描绘形象、抓住细节?叙事的条理、章法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准确地使用语言以及文白夹用,有机融合?叙事、抒情、说理如何结合起来?开头、结尾有什么特点?通过这样细致地剖析,对于散文写作会有直接的帮助。

课程结束后,我应邀作了简要发言。略谓:

我的到场,在同学来说,是吃了鸡蛋又看到了老母鸡,满足了好奇心,增加了亲切感;而对于我,则是一个深受启发、鼓舞的难得机会。难得李老师如此用心、如此精彩的讲授,对此表示衷心的谢意。坐在课堂上,我有一种时光倒流的幻觉,仿佛回到了五六十年前的中学生时代。亲切之余,也有些怅惘—除了已经身处老境—“镜中无复少年时”、“青春弃我堂堂去”;我还联想到,如果当年也有在座同学这样的优越条件,也许文学基础会打造得更好一些。为此,我向无比幸运的同学们寄予深切期望。古人说得好:“君看三丈树,原是手中枝。”愿你们都能成为参天大树,期望将来在你们中间涌现出大批的知名作家、知名学者。

到场的省教委刘主任及众多听课老师课后认为,这是一堂精彩的示范课,预定的两个教学目的(认识魔怔叔的形象及其对“我”的影响;学习王先生回忆性叙事散文的写作方法),都很好地达到了;课堂上师生互动、启发式教学十分成功,生动活泼,别开生面,具有创造性;效果明显,学生不仅能够从中受到很好的思维训练,掌握许多写作技巧,而且,品格修养方面也能得到有益的熏陶。

附:

我的第一位老师

小时候,我有一个近支族叔,本来有名有字,可是人们却总是叫他“魔怔”。其实,他在当地,算得是最有学识、最为清醒的人,只是说话、处事和普通人不一样,因而不为乡亲们所理解。正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

早年,他在外面做事,由于性情骨鲠、直率,不肯屈从上司的旨意,又喜欢“较真”,凡事都要争出一个“理”来,因而,无端遭受了许多白眼。千般的苦闷全都窝在心里,没有发抒的渠道,致使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多年来一直“僵卧孤村”,在家养病。

他那种凄苦、苍凉的心境,留给我很深的印象,却又找不出恰当的话语来表述。后来,读了鲁迅的作品,看到先生说的,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并不号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去,倒下来,慢慢地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心中似有所感,觉得大体上很相似。当然,这里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更为广泛的内容。魔怔叔作为一介凡夫,是不能同思想家与战士相提并论的。

魔怔叔的面相,一如他的心境,一副又瘦又黄的脸庞,终日阴沉沉的,很难浮现出一丝笑容,眼睛里时时闪烁着迷茫、冷漠的光。年龄刚过四十,头发就已经花白,腰杆也有些弓了。动作中带着一种特有的矜持,优雅的懒散和恓惶的凝重,有时,却又显得过度的敏感。几片树叶飘然地坠落下来,归雁一声凄厉的长鸣,也会令他惊心怵目,四顾怆然。刚说了一句“悲哉,此秋声也”,竟然莫名其妙地流下来几滴泪水,呜咽着,再也说不出话来。

他感到空虚、怅惘和无边的寂寞。老屋里挂着一幅已经被烟尘熏得黝黑的字画,长长的字句很少有人念得出来。在我认得许多字之后,他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给我听,原来是唐代诗人杜甫的七律。记得最后两句是:“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他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人们的赏识,心里自然感到苦闷。我父亲读的书虽然没有他的多,思想感情上倒是和他有相通之处,所以,两个人还能谈得来。只是,父亲每天都要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奔走于衣食,闲暇时间太少。魔怔叔便把我这个毛孩子引为“忘年交”,这叫作“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但是,对我来说,却有幸结识一位真正的师长。

魔怔叔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外之人,整天生活在精神世界里,对于物质生活从不讲究。他把各种资财、物品都看得很轻,不加料理;甚至连心爱的书籍也随处放置,被人借走了也想不到索还。他常常对我说,人情之常是看重眼前的细微小事,而对于大局、要务则往往态度模棱,无可无不可。这是人生的普遍失误。接着,就给我诵读一段韵语:“子弟遇我,亦云奇缘。人间细事,略不留连。还问老夫,亦复无言。伥伥任运,已四十年。”开始,我以为这是他自己的述志诗,后来读书渐多,才知道是录自明末遗民傅青主的一篇小赋。

魔怔叔不愿与人交往,他认为,与其同那些格格不入的人打交道,莫不如孑然独处。有时一个人木然地坐在院子里,像一个坐禅的僧侣,甚至像一尊木雕泥塑。目光冷冷的,手里擎着一个大烟袋,吧嗒吧嗒,一个劲儿地抽烟。任谁走进身旁,他都不会抬眼瞧瞧。一天,本地一个颇有资财的表嫂去他家串门,见他那副孤高、傲慢的架子,便拍手打掌地说:“哎哟哟,我的老弟呀,就算是‘贵人语话迟’吧,也不能摆出那副酸样儿!难道是哪一个借你黄金还你废铁了?”魔怔叔睃了她一眼,现出一脸不屑的神情,冷笑着说:“样儿不好,自家瞧。也没抬上八抬大轿请你来看。”

他平素不怎么喝酒,只有一次,到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家,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人家的茶壶,骂了半晌糊涂街,最后踉踉跄跄地走出来,居然在丧失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不费力气地找回了自己的家门。我问他是怎么找回来的,他说,不知道。这恐怕是因为以前无数次的回家记忆,已经内化在他的思维里,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的自在机制。

童年的我,求知欲特别强,接受新鲜事物也快,正像法国大作家都德说的,“简直是一架灵敏的感觉机器,就像身上到处开着洞,以利于外面的东西随时进来”。我整天跟在魔怔叔身后,像个小尾巴似的,听他讲“山海经”、“鬼狐传”。有时说着说着,他就戛然而止,同时用手把我的嘴捂上,示意凝神细听草丛间的唧唧虫鸣,这时,脸上便现出几分陶然自得的神色。

有时,我们去郊外闲步。旧历三月一过,向阳坡上就可以看到,各色的野花从杂草丛中悄悄地露出个小脑袋。他最喜欢那种个头很小的野生紫罗兰,尖圆的叶片衬着淡紫色的花冠,花瓣下面隐现着几条深紫色的纹丝,看去给人一种萧疏、清雅的感觉。

春天种地时,特别是雨后,村南村北的树上,此起彼伏地传出“布谷,布谷”的叫声。魔怔叔便告诉我,这种鸟又拙又懒,自己不愿意筑巢,专门把蛋产在别的鸟窝里。更加令人气恼的是,小布谷鸟孵出来后,身子比较强壮,心眼却特别坏,总是有意把原有的鸟雏挤出巢外,摔在地下。

魔怔叔说,燕子生来就是人类的朋友,它并不怎么怕人。随处垒巢,朱门绣户也好,茅茨土屋也好,它都照搭不误,看不出受什么世俗的眼光的影响。燕子的记性也特别好,一年过后,重寻旧垒,绝对没有差错。回来以后,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修补旧巢。只见它们整天不停地飞去飞来,含泥衔枝,然后就是产卵育雏,不久,一群小燕就会挤在窝边,齐簌簌地伸出小脑袋等着妈妈喂食了。平日里,它们只是呢喃着,似乎在热烈地闲谈着有趣的事情,可惜我们谁也听不懂。

鸟雀中,我最不喜欢的是猫头鹰,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鸟”,因为听祖母说过,它是阎王爷的小舅子,一叫唤就会死人。叫声也很难听,有时像病人的呻吟,有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夜空里听起来很吓人。样子也很古怪,白天蹲在树上睡觉,晚间却拍着翅膀,瞪起大而圆的眼睛。

魔怔叔耐心地听我诉说着,哈哈地大笑起来。显然,这一天他特别畅快。他问我:“你知道古时候它的名字叫啥吗?”我摇了摇头。他在地上用树枝书写一个“枭”字,他说,从前称它“不孝之鸟”,据说,母鸟老了之后,它就一口口地啄食掉,剩下一个脑袋挂在树枝上。所以,至今还把杀了头挂起来称为“枭首示众”。

我还向魔怔叔问过:有些鸟类,立夏一过,满天都是,很多很多,可是,两三天过后,却再也不露头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侧着脑袋想了一想,告诉我:这些可能是过路的候鸟。它们路过这里飞往东北的大森林和蒙古草原去度夏,在这里不想久留,只是补充一点粮食和饮水,还要继续它们的万里征程。

说着,魔怔叔便领我到大水塘边上,去看鸬鹚捕鱼。只见它们一个个躬身缩颈,在浅水滩上缓慢地踱着步,走起路来一俯一仰的,颇像我这位魔怔叔,只是身后没有别着大烟袋。有时,它们却又歪着脑袋凝然不动,像是思考着问题,实际是等候着鱼儿游到脚下,再猛然间一口啄去。意兴盎然的鸟趣生机,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我进了私塾以后,仍然和魔怔叔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和我的塾师刘璧亭先生是挚友,每逢刘先生外出办事,总要请他代理课业,协助管束我们。由于魔怔叔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博物学家”,讲授的都是些活的学问,所以,我们特别感兴趣。

在这天午后的课堂上,他随手拿起一本《千家诗》,翻到“双双瓦雀行书案,点点杨花落砚池”这几行,又用手指着窗外枝头的家雀,说:因为家雀常常栖止于檐瓦之上,所以,这里称作“瓦雀”。

接着,他又告诉我们,李清照的《武陵春》词中有这样两句:“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蚱蜢”是一种身体呈青绿色的昆虫,用它来形容,说明这种船是不大的。蚱蜢的名字,听起来生疏,其实,你们都见过。说着,他就到后园里捉回一只翅膀和腹部都很长的飞虫,手指捏住它的双腿,它便不停地跳动着。我们认出来了,这是大蚂蚱,俗称“扁担勾”的,当即高兴地齐声念起儿歌:“扁担扁担勾,你担水,我熬粥。熬粥熬的少,送给刘姥姥。姥姥她不要,我就自己造(辽西方言,吃的意思)。”

我从一部“诗话”中看到“一样枕边闻络纬,今宵江北昨江南”这样两句诗,便问魔怔叔:“络纬是不是蟋蟀?”他说,络纬俗名莎鸡,又称纺织娘,蟋蟀学名促织,二者相似,却不是一样东西。说着,便引领我们走向草丛,耐心地教授如何根据鸣声来分辨这两种鸣虫。因为不能出声,他便举手为号:是促织叫,他举左手;络纬叫了,便举右手,直到我们能一一辨识为止。

夏天一个傍晚,气闷得很,院里成群成阵地飞着一些状似蜻蜓、形体却小得多的虫子。魔怔叔告诉我们:这就是《诗经·曹风》“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中的蜉蝣。这种飞虫的生命期极短,只有几个小时;可是,为了传宗接代,把物种延续下去,却要经历两次蜕壳和练飞、恋爱、交尾、产卵的整个历程。当这一切程序都完成之后,它们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便静静地停下来,等着死掉。

《诗经》里的“岂其食鱼,必河之鲂”,鲂就是河里的鳊花,扁身缩颈,鳞细味美。—这也是从魔怔叔那里听来的。

但是,后来读书渐多,发现他所讲的有的也并不准确。比如,他说《诗经》中的“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蜾蠃就是土蜂,这大概是不错的。可是,他依据旧说:“蜂虫无子,负桑虫(即螟蛉)而为子”,把蜾蠃捕捉螟蛉等害虫为其幼虫的食物说成是收养幼虫,这就是谬误了。

不管怎样说,长大以后,我之所以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之名”,和童年那段经历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要特别感谢那位魔怔叔的指教,他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莫笑放牛郎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人是什么?是有渊博的知识,思考的习惯,高尚的情操的动物。”就是说,只有具备了知识、思考、情操这三点,才能远离愚昧、鲁莽、鄙俗,远离动物而成为人类。

这句名言使我联想起从前看过的一幅外国名画:工业文明刚刚出现时,英国的第一列火车轰隆隆地奔驰在田野上,面对着这个喷烟吐雾的黑黝黝的工业怪物,放牛郎竟和牛群一样惊恐万状。说明一些愚昧无知的人当突然碰上某种新的事物时,其应变能力并不比动物高明多少。它从一个特殊角度,向人们昭示了掌握新的知识的重要性。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虽然地球绕太阳一周仍然是三百六十五天,但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却成百倍、上千倍地加快了。有时一年时间要跨越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行程。1942年人类建成第一座原子反应堆以后,不出四年便制成了电子计算机,一年过后出现了半导体晶体管,十年后人造卫星上天,又过四年发明了激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爆炸势态的出现,人类知识总量在急剧增长。自然科学现在已有几千个学科;可是,这棵枝分叶布、曼衍婆娑的大树,当初却只是哲学枝干上的一个桠杈,并没有作为一种专门学科存在。有些专家论证,一个人在校读书阶段所学到的知识,不足一生中所需知识量的10%,其余90%以上的知识要靠后来在工作实践中获得。

而且,工作、实践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才智输出的过程。只有输出没有补给,正常运行是无法维持的。借用系统论中的名词,可以说,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他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比如,像领导者、教师、作家、新闻记者,他们整天地向外输出,就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或者说动态的平衡。

19世纪德国著名化学家李比希说过:


化学正在取得异常迅速的成就,而希望赶上它的化学家们则处于不断脱毛的状态。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


用“脱毛”来比喻重新学习、更新知识,实在是很贴切的。

可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引起所有人,特别是处在领导岗位的同志的注意。早在80年代之初,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即严肃指出:“很多领导者对现代化科学知识没有多少兴趣;有的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以为不学习也可以对付一阵子;也有的以为掌握科学知识是高中级干部的事,基层只管干实事。”现在,闲暇时间较前增多了。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支配这些闲暇时间;也可以说,一个人是否能够成才,如何支配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可惜的是,生活中确实有些年轻同志,经常处于一种混沌状态,成宿合夜,沉迷于方城之战,上游乐场,看电视剧,甚至胡吃海喝,全无目的与追求。而且,对于自己这种意义不大的生活并无觉察,缺乏一种审视和自省的觉悟,你如果问到他,他会茫然地说:我过得挺好啊!在这样情况下,当然就意识不到需要学习,需要提高,需要“充电”,需要“脱毛”了。

见着火车开来竟至惊骇万状,人们也许以为那个放牛郎愚昧可笑。其实,这件事发生在二百年前一个穷乡僻壤的顽童身上,原是无足为怪的。大家常好谈论清末顽固派徐桐的笑话:他认为,大清国之外,只有俄、英、法、日四国,余者全是汉奸们诡造出来以吓唬朝廷的。看来,他的成为顽固派,根子固然在于立场问题,但也和他深拒固闭,完全不了解外界情况有直接关系。现在,处在20世纪末叶,当然不会有人还认为世界上只有五个国家;但是,由于不学无术,有些人仍然不免闹出一些新的笑话:

报载,某工厂一位副厂长,看见一个青年工人在纸上写了“爱因斯坦”四个字,不禁勃然变色,责备这个工人年纪轻轻的不走正道,竟去勾搭什么‘因斯坦’。他问:“因斯坦是哪号人?她有什么可爱的?”弄得在场的人啼笑皆非。

最近,我还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省内某市一位将要退休的女处长,带队去比利时参观学习。这天,听说要去滑铁卢,她问:“去看什么炉?”

导游告诉她是滑铁卢。

又问:“滑铁炉是炼什么的?那有什么好看的?什么钢花铁水,我都看见过。”

导游说:是拿破仑的事,与炼钢无关。

又问:“拿破轮安装在什么机器上?它不也是炼出来的吗?”

答:“拿破仑是个人,不是机器。”

又问:“什么人?”

答:“一百多年前法国一个野心家,发动了侵略战争,在这里有一个滑铁卢战役。”

女处长又说了:“我们的‘三大战役’还没研究透呢,看它做什么!”

尽管这些只是极个别的事例,但也足以说明,不肯学习,会荒唐、愚昧到何等程度。

无知而有权,不论权力大小,都是很危险的。


(1997年)



五女山山城碑记


桓仁县城东北八公里许,浑江之阳,高句丽五女山山城在焉。

高句丽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西汉建昭二年(前37年),扶余人朱蒙始建高句丽政权,于巍峨、险峻之五女山上构筑王城(史称纥升骨城),开创七百余年之基业。

山城具王都霸气,擅形势之胜,地形险要,居高临下,易守难攻;且因紧邻浑江平原,扼水陆交通要道,独得地利优势,为高句丽政权拓宽了生存与发展空间。历经两千载沧桑变化,昔日云旗逶迤、戈戟交辉之势,已隐入历史烟尘;而作为古代中国乃至东北亚颇具代表性之山城形制,其气势之恢宏,布局之合理,防御体系之完备,文化内涵之丰富,至今犹令人惊叹。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十分重视高句丽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工作。五女山山城于1993年、1996年,相继定为省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虽财力拮据而百端待举,仍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把保护这座山城列为文物管理之首项。各级文物部门通力合作,几次进行考古发掘,发现多类建筑基址,出土大批珍贵文物,为确认其高句丽第一王城地位,恢复文物遗存原貌,作出有力鉴证,提供实物依据。从而,被列入全国“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此基础上,桓仁满族自治县积极着手五女山山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并得到上级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的有力支持。在国家、省、市文物部门直接指导下,各项工作有序进行。加大投资力度;制定政策法规;妥善编制、科学论证山城保护与展示规划,规定山城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为三十四平方公里;进行三十一项建设,实施遗址维修与展示、环境整治、基础设施与配套工程,建立永久性陈列馆;按照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体现真实性、完整性,精心组织,严格施工,使各项工程确保质量,如期完成。

2003年1月,国家文物局报请国务院批准,将内含五女山山城之《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地》项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年8月、9月,先后经省和国家,最后经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实地考察、验收。

2004年7月1日,于中国苏州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一致通过此项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整个中华民族之荣幸,而山城所在县之三十万人民尤其感到自豪与骄傲。

五女山山城“申遗”成功,功在当代,利延千秋,泽流广被。它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力与当代社会文明程度之增强,昭示着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文化繁荣正谱写出崭新篇章。其璀璨光华将恒久闪耀于神州大地,陶冶各族儿女情操,激励振兴中华之伟志,为提升社会文明素质与文化品位,提高国际知名度,扩大开放,促进文化、旅游与经济互动发展,发挥其独特作用。

饱蕴着中华民族勤劳、智慧之五女山山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既属于桓仁,属于辽宁,属于中国,亦为全人类共同之宝贵财富。其丰富文化内涵,不仅为弘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提供重要载体,而且,必将成为沟通人类共同情感与精神之纽带,联系世界文明、传递古今文明信号、扩展中外友谊合作之桥梁。

价值所在,责亦随之。自“申遗”之日起,山城所在地之政府与社会公众,即已矢志不渝,为全人类自觉担承起永久保护之重任。

予承荷重托,援笔作记,与有荣焉。意犹未尽,又从而歌曰: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文明之光,山高水长。”


(2004年12月桓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立)



文化的影响力


文化的影响力,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下述两个基本原理提出来的:一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即精神、文化对于物质世界的能动作用;二是历史效果的合力作用,就是说历史发展要靠合力作用,只有物质,只有经济,没有精神文化不行。

(一)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化优势,就不可能正常发展,更谈不上拥有未来。国际上综合国力竞争中,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复杂格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组成硬件,而文化影响力、民族凝聚力组成软件。在国际贸易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产品和企业文化标识(文化品牌)的进出口,直接影响到竞争力。大而言之,具有文化竞争力的国家,必然同时具有国际影响力。在现代社会,文化通过人的文化素质和劳动工具的科技水平、管理的系统化水平(作为生产力要素的人和工具)表现出来。文化是今天的经济的支撑和保证,更是明天的经济赖以发展的原动力。作用于经济活动中,文化既表现为动力、资源,又体现为一种推进器、触媒体、润滑剂。小而言之,文化影响企业、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有了文化赋值,物质产品就会在市场上增强竞争的活力。

(二)文化在整体上组成社会发展的背景。著名学者钱穆指出,人类文化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外向的或外倾型,表现为注重人生外在的价值与成就,重物质,重实验,重思辨,重客观规律之研究,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一是内向的或内倾型,注重人生的内在价值与成就,重精神,重人伦,重体察,重主观体验,这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差异,带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不同发展途径,外倾型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内倾型有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分析认为,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停留在经验阶段,这在社会的早期,还可以在科学技术的应用上优先于希腊和欧洲社会;后来落在了后面,它的落后更多地表现在理论总结和学科建设上,而不是表现为科学技艺的创造发明和实际应用上,当然更不表现为民族智能的差异上。17世纪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由于传统人文文化在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方面的抑制,大大限制了科技的发展进程。所以,在社会发展中,文化的根源绝对不可忽视。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样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三)文化建设直接关系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社会当中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区别于另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另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区别于另一个地区的本质特征。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只有具有被人们公认的先进的科学的价值观,具有普遍认同的公共道德品质和规范,具有文明的公共秩序、交往准则,才有可能动态地协调和整合自身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避免出现一盘散沙状态,才有可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这次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抗非典,就充分显示出思想文化的强大威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巨大作用。文化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文化的基本功能是对人的教化与培养,追求更高层次的人生境界。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掌握真、以实现善、从而达到美的历史。

(四)文化关系到人的精神需要。人类生活从脱离动物界的第一天起,就是二元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二者必须平衡,才能引导社会健康、心理健全的发展。越是发展到现代,随着高科技和人类文化的发展,人类心理内涵的丰富存在,对于精神生活的需要越来越复杂与迫切。按照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学说,人们的需求是多层次的,而精神需求属于高等层次。特别是精神需求与文化消费,它是在生理需求以外寻求精神的依托,是为了满足心理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受文化环境和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是人格自我完善的标志,也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精神方面的需求,越来越提到日程上来,这就必然会大大牵动精神产品的生产,这种生产在社会生产领域所占比重将越来越大。

(五)任何一个近现代社会都不会是单一的结构,简言之,应该拥有三大系统:政治、市场、文化(包括科学与教育)。它们有不同的追求,政治系统的追求是权力秩序,市场系统的追求是财富增值,文化系统的追求是认知、智力的发展与美的发现。它们之间又是互相促进的。有了政治系统的开明,才会有市场系统的发育;有了政府管理者的远见,才会为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当然,一定程度上它们又是相互对立的。市场是什么?说穿了,市场的本质就是大众的胃口。市场的逻辑就是顺从和服务于大众的胃口而寻找商品的卖点。市场唯大众胃口之“马首是瞻”。不能接受没有销路的东西,这是市场的铁律。它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也不管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至于有些资本家或企业家无偿地资助科学文化事业,那是市场之外的价值观使然。)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有些文化类型、有些知识分子不能或不应进入市场,那又怎么办。如果考虑到在市场面前的差别,知识分子似乎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创造知识与智慧的人与传播知识、智慧的人(如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一类是应用知识的人(如工程师、临床医生)与另一类传播知识的人(如通俗小说作家、电视剧导演、歌星)。对于前一类型的人,如果问他们:“诸位的研究成果如何体现?”或者问他们:“你们的成果在何时以何种方式造福于人类?”他们恐怕不容易说清楚。这是因为科学发现能否走入应用不是都能够预测的。有的即使可以走入应用,发现与应用之间还会有巨大的时间跨度。如果单从应用角度着眼,我想,爱因斯坦是不会选择相对论的。同样,如果有谁若问:“《楚辞》、唐诗、《红楼梦》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很难具体说清楚。

这里又引出一个世俗功利的考虑问题。科学文化中有许多范畴,如哲学、文学、史学、考古、艺术、宗教的价值,并非也不可能在功利主义的坐标上得以肯定,而是要从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的立场上,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国民素质、满足人性与人生需要的高度来认定其社会价值。“五四”以来,有一种思潮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对立起来,除了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未能解决判断文化价值的标准,功利主义的影响太深。这应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训。要讲功利,世间最实际的、可以立见功效的,就是种田、务工、经商,最不实际的是基础科学研究。但后者又是绝不可少的。这里就显现了政治系统与文化系统对市场系统的制约、调节作用。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三大系统的独立存在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

(六)高等层次的文化需求,有待于引导和培养。我看到过一个俄国记者写的文章,谈到他对北京和莫斯科的不同感受。他说,北京确实非常漂亮,现代化程度很高,这方面莫斯科相形见绌;但是,文化氛围赶不上莫斯科。比如,莫斯科有几十个大剧院,每到晚上,莫斯科人穿着整齐漂亮的衣服去参加音乐会或者看剧;而有些北京人则热衷于请客吃饭,或者看电视、串门、聊天。这种现象恐怕不是孤立存在的。到过国外的同志会注意到,在地铁和其他城市交通车上,几乎人们都拿着报纸、书籍看,这一方面出于重视文化学习的传统习惯,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形成的压力—跟不上就落伍、被淘汰。某音乐学院一位负责人讲,他带领学生去国内某沿海城市演出,结果发现演出票几乎全是赠送的,他好奇地问:“怎么回事儿?”回答竟是:赠送票还不愿意来呢,谁肯买票参加音乐会?看来事近荒唐,真是公费包揽了一切;但又绝非个别现象。说明干部群众精神方面的高等层次的需求还有待于培养和引导,欣赏、消费高雅文化的意识与习惯,并没有在我们整个社会中形成。

每个区域的文化吸引力同那里干部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文化水准成正比例。我们要想办法提高他们的文化参与意识、文化兴趣,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进而增进人文素质,增进区域的文化魅力。应该让文化内涵、文化底蕴贯注到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活动中去,如购物、广告、娱乐、餐饮、多媒体制作、文化观光、旅游,等等。从世俗文化、大众文化起步,使生活文化化、文化生活化。

培根说过,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我看,文化的力量同样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


(2001年)



一个有趣的话题


话题是从“侃大山”引起的。我们几个文友由依法治国说到社会管理,又由城市扯到了乡村。我谈起了几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桩见闻。

我们作家采风团来到广西著名的明清古村落杨美村。这里距南宁市区大约四十公里。村临北江东岸,拥有八个古埠码头,从前曾是一处重要的物资集散地,而且,历史文化底蕴比较丰厚。文献记载,当年徐霞客南游,曾从南宁乘船到过这里。辛亥革命爆发前,著名革命家黄兴,曾与黄明堂、梁亚烈及其父亲梁植堂等,在此共同密议、筹划革命活动。二百年来,此间由于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留下了大批明清古建筑,至今尚有六七百栋,包括明代民居、进士第、举人屋、黄氏庄园等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特色浓郁的民居宅第多处,组成了闻名遐迩的明清古建筑一条街。

那天,我们吃过晚饭,看看天色还早,便在街上信步徜徉。可以想象,当年这里的古城路,每条小巷都曾发生过许多动人的故事,都曾有一段散发着馨香、令人回味无穷的依恋,闪现着在历史风雨的汰洗中永不褪色的华彩。置身其间,令人暂时忘却都市的喧嚣,享受一番心灵的恬淡。由于主要是想考察一下明清时代遗留下来的民居,所以,大家的眼睛都是齐刷刷地向上望着。突然,对面跑过来一头大黄牛,使得我们一面侧身躲闪,一面看着脚下的路。这时,我发现墙角处有一通不太显眼的旧石碑,碑身一米多高,棱角也不十分整齐,因此,开头并没有引起注意。但碑上“嘉庆十九年立”字样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伏下身去察看了详细内容,原来所记载的是村民自己订立的村规民约,包括“禁止卖注水猪肉、下水;禁止滥搭滥建;禁止随意设置摊位;禁止乱倒垃圾”等,还有一条是,“如邻家有可疑人来,要随时告官”⋯⋯这可引起了大家的浓烈兴趣,认为无论从村民自治、法治建设角度,还是从弘扬基层公众道德、维护良好民俗民风角度看,都是一项颇有价值的事物。

多年来,杨美村作为重点旅游景点,当地民众和远道而来的游人,所注意的都是那些一二百年前的民居建筑,以及奎星楼、进士第、古码头等古迹,而对于这类社会、历史方面的蕴涵丰富、更具人文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文物却很少关注,致使其长期淹没无闻,说来也是很可惜的。

⋯⋯

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就出来了。文友中有一位社会学家,开宗明义、有板有眼地说:

“所谓村规民约,是在乡村地域的一定范围之内,为了保障并调节本村及其广大居民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由共处同一村落的群众,根据习俗与现实,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原则,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这种村规民约,具有地方性、约束性、自发性的特点。由于它顺应了广大村民希望生活安宁、社会秩序稳定的普遍心理,贴近乡村生活实际,体现传统价值观念,因此,具有较强的适应性与亲和力。”

而具有考据癖的史学教授,这时接上了话茬,说,我国最早的成文的乡规民约,大约出现于宋代;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群众性的自我约束活动,在南方农村中普遍得到了重视与推广。其中有两个突出事例:云南的白族聚居地区,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从明、清两代开始,在中原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以及典章制度的影响下,自发地形成了制定村规民约的习俗。内容十分广泛,举凡传统道德、风俗礼仪、行为规范、环境保护、生产生活、婚丧嫁娶等,悉数包罗进去。再就是,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大拉村,光绪年间竖立的乡规民约碑上,有禁赌、禁抢、禁盗等八条禁约,其中有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刀斧入山砍伐、禁止盗砍芦林竹木、禁止盗割竹笋,反映了十分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

那次采风之后,我也查阅了一些文献资料和媒体报道,得知在云南省广南县旧莫乡底基村、四川省合江县镇口乡双桂村、湖北省远安县洋坪镇漆树垭村、重庆市奉节县安坪乡等地,也都存在着这种碑石,有的是近年才被发现的。规约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提出单项要求,如专门针对乱砍滥伐、破坏水土保持的;有的是多项同时约束,涵盖了本地常见的生产生活中的多项主要问题。

应该说,这是一种纯粹植根于民间土壤的嘉风美俗、优良传统,在当前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中,是必不可少的。诚如刘绪军律师在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不论我们今天的社会显得有多么现代化,相当的乡土农村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闭性,仍处于与中心城市相对应的边远地带,国家法律对乡土农村的调控还有一定的距离和难度。再加上国家法律宏观、抽象的规定,与乡村生活相对疏离;而乡规民约微观、具体的规定,产生于乡土,与乡村生活比较贴近。村民从需求和情感上更加倾向乡规民约,乡村生活也更多地适用乡规民约。”

当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国家法律制度与传统特色浓厚的乡规民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难免也会产生某些碰撞和冲突。就此,刘律师引述了以云南省宁蒗县法院基层巡回法庭的真实事件为蓝本而排成的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的两个案例—

法庭三人在摩梭族鸡肚寨过夜时,马匹以及背负的国徽深夜被盗,急得团团转的老冯提出要报案,而当地山寨女长老却提出:“偷马的事,能不能不去惊动公安人员?”意思是,通过协调进行“私了”。她先拉出自家的马给老冯用,然后凭借其自身权威和族群、宗教的力量,设法找到了被偷的马匹。在她看来,已经物归原主,事情就算是圆满解决了。而老冯从法治的角度,追问:“那么,偷马的人怎么办呢?”在这里,老冯考虑的是,“盗马案”已经构成了刑事案件,必须由国家公权力介入,依法追究盗马人的刑事责任;而女长老考虑的是当事人和整个村寨的名声,在一个抬头不见低头见、众人联结为一体的熟人社会,用道德自律或族规家法来处理,应该比法律更有作用,更可行。

另一个案例是:法庭成员阿洛的岳父姚葛,是彝族鸡尾寨的主任。邻村的羊越界进了这个村寨的地盘,吃了村里的草。按照村民自治规约:“羊吃了我们的草,就是我们的了”。于是,这位主任便趁着办喜事,把羊宰了大宴宾客。邻村村民上门来讨说法,要求赔羊。老冯趁着酒劲,不留情面地批评姚葛“不懂法”,阿洛也为着“法律的尊严”,而吐出一句“不合法”的狠话,结果岳父被激怒了,老人认为他“胳膊肘往外拐”,愤愤地说,不能把女儿嫁给这个“公家人”。于是,已领了结婚证的阿洛与新娘便连夜出逃,这又被邻村人看作是坏了彝族的规矩。矛盾、冲突连续发生,先是民主形式下形成的村规民约,因违反法律规定、侵犯他人权益而受到严峻的挑战;后是身为“法院的人”的阿洛,由于违反民族习俗,引起族人的普遍不满。影片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需要认真对待、妥善研究解决的崭新课题。

社会学家说,他也看过这个电影,由于是根据报纸上的真实故事改编的,说是故事片,其实很像一个纪录片;可贵之处在于它直面现实,涉及到民族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法治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发展的问题、宗教的问题、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反映出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诸多现状,提出了法律法规如何在广大农村特别是边远农村贯彻落实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开启了广阔的思考与探索空间。

最后,我补充了一句:由于法律制度与村规民俗之间,存在着促进社会秩序的形成并维护社会秩序的健康发展这一相同的目的性与功能上的互补性,从而决定了二者是完全有可能通过协调的方式达到双赢的效果的。我们可以在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管理中,不断总结、摸索出成功化解与协调矛盾、冲突的经验。


(2013年)



漫谈人生不同阶段的读书学习

这个话题的提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或者说基点之上的—

其一,它是建立在承认读书致用,有益于人的健康成长,有益于成才发展,有益于培植健全人格、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点之上的。现在,“读书无用”的论调十分盛行;很多人只热衷于拉关系、找门子,疏通人脉,认为只要能够结交朋友,靠着哥们帮忙,相互提携,互为利用,就可以办妥任何事情、打通一切关节,埋头读书根本没用。可以说,现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书籍最受人冷遇的时期。现在,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玩手机,发QQ,看电视剧,传黄段子,而坐下来认真看书的很少。至于外出,坐在飞机、火车上,你就观察吧,至多是随便翻翻时装、汽车、保健、美容之类的杂志,也只是限于看看图片,现在,一些成年人已经回到了儿童的读图时段,对书籍却没有兴趣。有一些人即使看报、上网,也不是要掌握知识、启迪智慧,而只是浏览信息,满足于掌握一些奇闻轶事。其实,读书也好,学习也好,是分不同层次的。只满足于浏览信息,这对于广大受众来说(那类需要专门掌握信息的从业者,比如,搞商品交易、炒股票、掌握市场行情等,除外),这并非十分必要,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而已。

其二,它是建立在终身教育和“活到老,学到老”的理念之上。既然读书是必不可少的,那就必然导出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不能放弃学习的结论,这就需要终身学习,生命不息,读书不止。其实,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知识、学问也在不断地更新;因此,需要随时补给精神营养,不断地吐故纳新。这对于那些视读书为无用的人来说,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同他们说这番话,无异于“夏虫语冰”。

其三,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知之上:即人生不同时期,不同的年龄段,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学问是有差异的。也就是应该针对不同阶段有计划有目的地补充文化给养、精神能量。而承认读书、学习阶段论,那就意味着已经接受了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因时制宜这几项规则。

那么,紧接着就会引申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特殊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我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时代发展的需求。过去传统社会在管理上,面对的是自然与社会、农业与工业、城市与乡村三个空间,现在进入信息社会,三个空间之外,我们还要面对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叠合,它的特点是,结构复杂、价值多元、利益分化、行为隐匿、风险倍增;每天的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增强知识能力,就连适应都成问题,更何谈
引领!

二、精神建设的需要。通过读书武装头脑、陶冶情操、提升人生价值,或者说,为了对抗先天的愚昧、后天的无知以及世俗熏染的狭隘,像走进圣殿一样,与智者对话,净化心灵,赢得智慧,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以便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人,也可能很能干,但绝对谈不上有深度、有远见;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有效的阅读不仅影响到个人,还会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鲁迅先生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轰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三、扩展开来,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庄严使命。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中唯一以国家实体的形式得以延续下来。两千多年来,作为治国理念、人伦价值、道德规范、生命智慧、知识宝藏的载体,中华传统文化也包括国学得到了传承与延续。只是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面对现代化的强势的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呈现出严重的滞后状态。这里有个通常所说的文化软实力的问题。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方面已经迅速发展为一个世界性的现代化大国,而文化特别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却没有相应地跟进,未能形成强大的软实力,像经济那样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应有的影响。所以,当今迫切需要着力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构建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现代化话语体系,以便有效地诠释固有的价值、理念,为“中国模式”提供有力的价值支撑。

四、从青少年阅读的现状出发,突出强调读书的紧迫性。《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谈到,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2013年图书阅读量为七本,数量很少。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他们的状况如何,关系着整个民族的未来命运。如所周知,青少年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不仅影响着青少年的学习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素养、精神世界以及未来的成长轨迹。而且,对于成年人来说,良好的阅读习惯需要从儿童阶段养成。梁启超认为,大概是在学生时代,读书习惯就已经养成了。失去了这个时机,待到出了校门、进入社会,就已经成型了。一些人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动读书的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了自己终身的幸福。

前个时期,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早前人大教授张鸣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进入笨蛋时代了吗?》,此文开头是这样写的:有种说法,说是中国人现在已经进入笨蛋时代,傻人特多。还别说,这话有点道理。一个张悟本刚刚歇手,又冒出一个“神医”,无须问诊号脉,看上一眼就可以给你开方子,甚至对照片一样可以看病,这神医,居然门庭若市。市面上,好些没有常识的谣言,就是有人信。好些十分垃圾的书,就是卖得好。好些人,你眼睁睁看着他受骗,拉都拉不回——。2005年温家宝同志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很值得深思。这恐怕和不读书也有一定关系。日本战略之父大前研一曾说:“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该国人的头脑,而头脑则取决于读书多少。在中国旅行时我发现:城市遍街按摩店而书店寥寥无几,中国人均每天读书不足十五分钟,人均阅读量只有日本的几十分之一。”

五、当前正处于阅读方式发生巨变的时代。过去的“一册在手”,现在已经被手机阅读、屏幕阅读、互联网阅读所代替,人们通过网络可以随时连接外部世界,闪电般地几乎同步获得最新信息;再加上满足好奇心理、求新求异心理的需求,所以读书之风日渐式微。问题不在于哪种形式,而在于光掌握信息不行,还必须提升一步,获取知识与智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靠浅阅读、泛阅读、零碎阅读是难以实现的。

说到信息,我们知道它有许多特性:一是它必须依附于文字、图形、图像、声音、影视和动画等载体;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的使用价值递减,最终可能失效,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及时获取与利用,而且要紧紧地依附于相关的载体;三是信息无法选择,无论有用与无用,你都得接受,手机软件“叮、叮、叮”不停地提示,你想躲也躲不开;四是诱惑力强,它会使你成为一个无所不知的“智者”,随时都能侃侃而谈的“资深专家”;可是,代价也是沉重的,伴随着信息的横流,你的大量宝贵时间都会被吞噬掉,直至造成信息疲劳、信息焦虑、信息过剩,成为“信息的囚徒”而失去自由。而且,当我们过多地依赖搜索引擎,也正是纵容大脑思考的惰性;当我们能很方便地从网络获取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自觉地弱化了查找、搜索知识的能力,其结果是来得容易忘得也快。

刊于《纽约时报》的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指出:“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变少了,并非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由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要将其加工升华、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所以,设法从上网、看电视中抽身而出,从浏览短信、搜罗信息中拨出一些时间来用于读书,用深邃的人文精神抵御浮躁与尘俗,乃至关重大的当务之急。

说到人生不同阶段,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一是青少年时期,也就是读书学习阶段。

少年儿童阶段,记忆力强,求知欲旺盛,读书往往从兴趣出发。鉴于现在的孩子们课业负担已经非常繁重了,不宜再来加码,但是,适当地安排一些课外读物,还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的眼界不宽,从我阅读所及,我觉得下列书籍,是比较适宜的:外国部分,像《哈里·波特系列》、《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二十世纪外国最新童话》、《昆虫记》、《鲁滨孙漂流记》、《海底两万里》、《格列弗游记》、《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中国部分:《寄小读者》、《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青少年版)》、《朝花夕拾》,等,都是值得阅读的。再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蒙学读物,简称作“三百千”吧。“百”,就是一百首绝句。可以提倡读一些朗朗上口的五绝、七绝的诗,不妨以《千家诗》为蓝本,选出一百首唐人、宋人的五七言绝句,在大致讲解基本内涵的基础上,要求全部背诵下来;再就是,可以讲授《三字经》和《千字文》。我看到过海外华裔学者刘宏毅的《三字经讲记》、《千字文讲记》,讲得比较准确、细致,可以用作参考。不过,这里我想强调一句:对于少年儿童,关键还是品德的涵养,它要比知识重要百倍。1987年,七十五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齐聚巴黎,有人问其中几位老人:“您们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出人意外的是,老人们并没提到哈佛、普林斯顿,或者剑桥、牛津,却异口同声地说:“是在幼儿园。”问:“幼儿园学到了什么?”答复:“诚实,善良。”显然,这几位老人是想告诉人们:让他们终生受用的东西,是那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之所以在读书后面加上“学习”二字,也有这一层意义。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青年时期的读书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对于人的一生的成败、利钝,休戚、升沉,带有决定性作用。原因是青年是打基础的阶段,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始建与成型时期,而且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如果不能正确加以引导,就会走偏方向;青年时期,应该充分重视理想追求,要立大志,有作为,而不能满足于庸庸碌碌,因循怠惰,防止把人异化为只受本能和欲望支配、驱动的一个个体。这就更需要依赖阅读、学习的引导,应该通过读书来振奋精神,激扬意志,提高品位。鲁迅先生当年把青年分作三种类型:有睡着的,有玩着的,有醒着的。那些处于睡着、玩着状态的青年,要及时警觉起来,使自己醒转过来—在和平时期一个根本途径,就是煞下心来读书。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条件,又使大、中学生面临着太多的干扰,太多的诱惑,十分不利于学子的读书上进。青年学子大量时间用于课外辅导、试题解析上,即便阅读书刊,也是功利性的、消费性的;加之,快节奏的汹涌而来的海量信息,更是分割了青年人的求知时间,使得他们的阅读视野日渐狭窄。

最近,我看到南京大学董健教授的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提起青年人读书,在近现代中国,“五四”前后和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时期恰恰是中国青年读书的热潮时期。1925年,在孙伏园主持笔政的《京报副刊》上,发出了“青年必读书十部”的征求,七十余位名流学者,应征作了答卷,陆续在《京报副刊》上刊出。来自全国各地的三百多位青年作了回应。其中古典诗词、晚清志士作品、新文化作品都包括在内。这一次的调查问卷,相当全面地展现了当时青年们的实际阅读状况。《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以183票、100票、75票位列前三,《呐喊》、《史记》、《三国志》、《庄子》、《超人》、《独秀文存》、《结婚的爱》、《少年维特之烦恼》、《饮冰室文集》等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也同列在榜单之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和《结婚的爱》等书的流行,反映了当时青年对于婚恋幸福的迷茫和追索。董健先生认为,“五四”时期是思想启蒙时代,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青年人追求科学、民主,既习中学,又看西书,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时代背景进行多元选择,非常有思想追求。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那时青年的整体阅读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而且,品位也并不低。其中文学名著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在九十年之后,到了2010年,在图书销售排行榜上,《明朝那些事儿》、《求医不如求己》、《父母是孩子最好的医生》占据了前三名,女性情感类、投资类、金融类、官场小说占去了半壁江山,网络写手越来越多,几乎看不到严肃文学影子,这不仅显示出阅读的功利性和猎奇性,也看出当下青年人的信仰缺失。

大、中学生的课外阅读,是走向精神成熟的起点,在时间紧迫、选择性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提倡阅读经典名著。经典名著并不是随意出现的,它们是时间和空间选择的结果。一部作品,能够历千百年而长盛不衰,本身就是一个极有文化深度的悬念,光凭着这个悬念,也值得我们去光顾,去探索。

刚才介绍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阅读期待,那么,当代青年应该有哪些必读的书籍呢?这个书目的确定,应该兼顾基础性与前瞻性这两个要点。所谓基础性,已如上述;前瞻性,是指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其实,这也是与基础性紧相联结的。基础要牢固,必须广阔、博大。循此原则,我认为,有志于深造的青年可以选择下述读物:

一是国学及重要文化典籍,这是中华民族的人性之根、社会之本。它的特点不是知性的,亦即回答“是什么”,而是理性的,亦即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古代儒学经典:“四书”是必读的;还有《老子》、《庄子》等经典哲学著作;再就是几部最重要的史书,像《史记》、《资治通鉴》等;要论历史方面的通俗读物,古代还有一部《东周列国志》,我觉得,也值得青年们阅读。二是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基础性著作,像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等。总之,应该多读经典的东西,经典永远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许多学者都推荐,国内的多读鲁迅、胡适、陈独秀和蔡元培,国外的多看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和狄德罗。多读具有文化价值的好书,比如《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哲学、美学、美术史。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一个人至多活几十年,通过读书摸透世事沧桑变幻的规律,对历史有一个系统的梳理,就像活了几千年!”

读书阶段结束之后,便进入了工作阶段。这时期的阅读带有自主性、广泛性、实效性的特点。所说自主性,是指它不像在校学生那样,具有统一的安排、集中的时段、共同的生活环境、作息规则;完全依照个人条件、个人需要、个人兴趣来进行。广泛性,是因为每个人所从事的事业、所在的岗位、所需要的知识不尽相同,差异性比较大,因而,阅读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实效性,或者说是现实功利考虑,是所在岗位、所从事的工作、所掌握的专业,决定了其目的性是明确的,指向是具体的,往往是为了适应实际工作需要而进行学习的。

从阅读对象看,大别之可以分做三种类型:一种是着眼于适应本职工作的需要与能力的提升,来阅读、钻研有关书籍,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我把它说成是从“术”的层面上来阅读的。一种是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完全着眼于提高认知能力,开阔视野,扩展心胸,着眼于整体素质的提升,亦即是从“道”的层面上来阅读的;这种阅读有助于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如同大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还有一种,站在某种专业的层次上,带有很强的研究性质。他们为了探求某些方面的实际问题及其内在规律,深入研究某一领域的学术、知识、技能而读书的,我把它概括为“道术结合”。

三种情况,所读书目,差异颇大。但也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性的指导意见。属于第二类情况,自不必说了;即便是第一种、第三种情况,除了阅读专业书籍,钻研特定问题,也同样有必要扩展胸襟,开阔视野,这就有必要阅读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因为人类知识是互通的,相互启发,相互影响。有了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襟,对于掌握专业知识、技能,也极有益处。像唐诗、宋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提高人文素质、涵养审美情操、增强想象能力、培养创新精神方面,益处颇大;有条件的,还应读些外国的优秀作品,像莎士比亚的戏剧,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的小说,普希金、泰戈尔的诗,卡耐基、培根的人生悟谈,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

人到中年,尽管需要奉老育幼,养家糊口,不能不奔走于衣食,但是,也还应抽出时间选读一些必读的书籍。有的专家建议,要注意三方面内容:一要读些与自己专业有关的书,不要放弃自我的继续教育。因为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以了解本专业最新进展状况、最新知识,做到精益求精,才能使自己在事业中立于不败之地。二要读些自我保健的书。《菜根谈》里有一句话:“老时疾病,都是壮时招得,衰时罪孽,都是盛时作得。”人的后半生的健康多半是在中青年时打下基础的。因此,应该了解一下起码的保健常识,在生活中做到精神内守,起居有时,饮食有节。三要读些培养教育孩子的书。“富若不教子,钱谷必消亡;贵若不教子,衣冠受不长”,这句古训讲了家教的重要性。这样,你辛苦打拼出来的基业才会后继有人,而后代的成才成功,则是你将来幸福的保证。

广泛阅读,无疑是必要的、重要的;但我觉得,关键还在于实际应用。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即便是比较熟悉,也还有个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的问题。分析历史人物,除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还应注意运用西方人文学科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方法,如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我在阅读中外历史著作过程中,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再如,过去我们争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觉得顿开茅塞,豁然贯通。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再就是,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实际上,还应该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势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说上述问题还比较专业的话,那么,下面涉及的就相当普遍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你是从政、治学、做媒体、搞宣传,要想提高一个档次,思想、工作上一个新的台阶,就都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或种田、或做工、或习武、或经商、或当官、或教书,生活都显现了它的意义,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不需要哲学。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是选择视角,一是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白族著名诗人晓雪写过一首短诗《发现》,他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描绘出云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区的游客眼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这里的石人,每个人都戴着维吾尔族小花帽;内蒙古人看这里的石峰,说是活像蒙古人锋利的马刀;西藏人看这里的石山,认为颇像喇嘛、活佛在念经;宁夏人看这里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礼拜。其实,这种“发现”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那些高耸而尖峭的石林,在渔民眼里,很像丛林般的桅杆;林业工人看去,却像无边的森林;钻探工人看去,像是成群的井架⋯⋯这里一个重要因素,眼界、视角不仅取决于立足点,而且,和生活基础紧密地联结着。

哲学,第一位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机械的条条,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泳,这些是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所谓提出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问题意识都是最要紧的。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最后说说退休以后、老年阶段。这段时间占去人的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三十来年吧,可不短啊!退休以后做什么?这就多种多样了,含饴弄孙者有之;持竿垂钓者有之;外出旅游者有之;方城之战者有之;看电视者有之;跳老年舞者有之;会友倾谈者有之;当然,坐下来读书、看报者亦有之,而且,数不在少。总之,必须有事干,使身心有所寄托;最怕的是无所事事,百无聊赖,整天躺着睡大觉。

说到老年读书学习,首先要破除一些思想障碍:有的认为没必要了;有的怕累坏了;有的怕别人说风凉话。应该知道,人老从哪儿先老?有人说是腿,其实,医学研究表明,人老大脑先老。人的大脑约有一百五十亿个神经细胞。一般人一生可激活分裂使用十四亿个脑细胞,使用率为十分之一,使用得多的科学家用到二十八亿个,占五分之一,绝大多数细胞未被激活,怎样来又怎样回去了。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或不被利用,细胞会逐年损失。人老从大脑先老,大脑衰全身衰。远端末梢的老迈,是大脑衰老的表现。尽管大脑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退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延缓这一过程却完全有可能。加强大脑运动,即勤用脑、多动脑,通过读书学习,提高人的思维与记忆能力,接受新知识、新事物,让大脑不断确立新的目标。那些大学者,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多数都是高寿,九十、上百的非常多。他们既能经常动脑子,又能以理节情,以理化情。

读书学习,首先,可以有效防止脑衰、脑萎缩,是延年益寿的秘诀。学习可以保持老年人的好奇心,可以通过留心观察分析周围的事物,强化自己的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创造力,是锻炼大脑、防止脑衰的有效方法。当然,看书学习,要有张有弛,一次看书的时间不宜过长,注意放松和休息。

其次,读书学习可以缩小与年轻人的代沟,获得与子女、与社会的共同语言。当今世界,高科技,快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只有读书学习、思考分析,才能找到老中青之间的共识。造成代沟的原因,就是缺乏文化思想、行为观念的协调和更新,缺乏共同认可的交往规则。因此,老年人通过读书学习,获取新知,调节好心态,找到和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是十分必要的。

其三,读书有助于疗疾祛病。《黄帝内经》有“聚精会神为养生大法”之说。读书是聚精会神的重要途径。所以,南宋大诗人陆游说:“病须书卷作良医。”读书可以帮助人化解抑郁,扩展胸怀。清代著名戏曲家、养生家李渔说:读书“忧借以消,怒借以释,牢骚之气借以除”。我在中国医科大学讲座中,曾经说到古代大哲学家庄子是高明的医生。就是着眼于他在书中教人看得开、放得下,知足知止,以超然的心态对待人生境遇、客观事物,从而起到中医所讲的“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其四,读书是一笔可贵的智力资源,对培养子孙后代大有益处。现在大讲家风,热爱读书就是最好的家风。从前对联里有“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树养风烟”。家长如能自身养成读书习惯,在家庭里营造好的学习气氛,无形中对孩子早期的培养会起到熏陶、感染作用。

老年阅读,随意性、自由度就更大了。目的性不必特别明确,主要是怡情悦性,愉悦身心。孔子的人生旅途,整个贯穿着读书学习。到了老年,他说,“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说的是心耳相从,顺意而为,不逾规矩,正是突显了这个特征。

关于老年人阅读,除去那些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不算,一般人大别之有两类情况:纯消遣型与同时带有欣赏、研究性质。属于消遣型的,读书一般都是从兴趣出发,随意性很大。属于这类情况,我建议可以读一些中国古典小说,比如“四大名著”、“三言二拍”、聊斋故事,还有中国现当代一些有意义、有趣味的作品;也可以读一点好看易读的翻译小说,比如,《基督山伯爵》、《一千零一夜》、福尔摩斯探案集等;还有一些优秀的电影、电视剧,可以看一看。至于带有欣赏、研究性质的阅读,除了上列书籍,还可结合专题,读些有益提高创新精神与想象能力的文学作品。

我在《扬州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谈到:根据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特点,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读书和学习,使老年人心态平衡,跟上形势,愉快地度过人生的晚年。一是读些有关心理学的书籍,使心态调整到适合的位置,抛弃旧的观念,接受新鲜事物,客观地对待当前社会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一时还不能认识接收的,不要急,慢慢来,等一等,忍一忍。常言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二是读些医学方面的书,增长一些健康方面的知识,做好自我保健,改变传统的生活陋习。在我国很多老年人刚过六十岁,就显得老态龙钟,弯腰驼背,无精打采,衣帽不整。在美国,七十多岁的妇女照常开车,下游泳池游泳。人家活得很潇洒,我们为什么就做不到呢?联合国提出的口号,是“千万不要死于无知”,现在绝大多数人是病死,而不是老死。三是读点文学作品,比如唐诗宋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精华,读起来好听,朗朗上口,百读不厌。既能陶冶情操,又可振奋精神。

我还有个建议:可以有计划地读点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先生思想深刻,具有远见卓识,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研究、理解。鲁迅有些作品、有些说法,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读不懂,但中老年读者却能够别有会心。正如学者杨义先生所言:“我们观察中国事物之时,灼灼然总是感受到他(指鲁迅)那锐利、严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什么,申斥着什么,期许着什么。”“‘鲁迅眼光’,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获,一种超越了封闭的儒家精神体系,从而对建构现代中国文化体系具有实质意义的收获。在鲁迅同代人中,比他激进者有之,如陈独秀;比他机智者有之,如胡适;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独无人如他那样透视了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人生模型的深层本质,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读,愈咀嚼愈有滋味。鲁迅学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现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历史洞察力和社会洞察力,从而使他丰厚的学养和深切的阅历形成了一种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历史通识。”“很难再找到另一个文学家像他那样深知中国之为中国了。那把启蒙主义的解剖刀,简直是刀刀见血,哪怕是辫子、面子一类意象,国粹、野史一类话题,无不顺手拈来,不留情面地针砭着奴性和专制互补的社会心理结构,把一个国民性解剖得物无遁形,淋漓尽致了。”“他长于讽刺,但讽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热情,在一种‘冰与火’共存的特殊风格中,逼退复古退化的荒谬,逼出‘中国的脊梁’和‘中国人的自信力’。鲁迅使中国人对自身本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深度,正是这种充满奇痛奇快的历史深度,给一个世纪的改革事业注入了前行不息的精神驱动力。”

据我学习鲁迅作品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借助人生阅历、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能欣赏鲁迅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深刻洞察。他那开阔的心胸和深邃的眼光,同当前浮躁的世俗、现实的功利是格格不入的。不过,只要我们能静下心来读下去,总会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可以开卷受益。


(2015年)

 

主办单位:营口王充闾研究中心
版权发布:营口之窗网站 技术支持:营口爱思达计算机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国家批准建站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