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诗话人生

诗话人生

 

 

 

        目    录

  

意足不求颜色似

画家多擅诗文

扬州旧事

文经武纬各千秋

名人效应

从卞和说到赵普

闲话私谒

自荐

想起了于谦

切忌随人脚后行

换个角度看问题

“清谈”辨

言以文远

皮格马利翁的期望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马太效应

虞坂遐思

过犹不及

老处女的自嘲

害怕时间

一首《放言》诗的解读

为好好先生题照

三首贾生诗

镜子上面有文章

楚材晋用

张公子的叹恨

废物——放错了地方的有用之材

辨伪

冷泉亭的对联

钟馗遭贬

托物寄兴

嫩笋·小松·细柳

赌徒心理

材大难为用

唐人笔下的小松

一言为宝

蛟龙不能失水

南郭先生

郑板桥写竹

说项

说“格”

未必人间无好汉

错认颜标

唐代诗人的牢骚

施惠由来怕失期

三种境界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法布尔的忠告

庄王之量

扼住命运的咽喉

青蝇诗话

三国英主善用人

拿“金色护照”的人材

茶余漫话

谈龙录

文脉

轻着力转身时

且与时人话短长

流俗多误

逢遇

两首题画诗的启示

泪泉血雨绽奇葩

老树春深更着花

《诗经》一解

古代歌谣中的材论

功在做人

功夫在诗外

门下

尴尬引发的反思

“祖师爷的饭碗”

官应老病休

“荡荡”与“戚戚”

醉翁如是说

意足不求颜色似

宋代诗人陈与义的五首《水墨梅》七绝，颇负盛名。其四曰：

含章殿下春风面，造化功成秋兔毫。

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据说，宋徽宗看到这首诗以后，击节称赏，当即会见了作者，有相识恨晚之憾。陈与义自此名播海内，并被拔擢晋用。

诗，确实写得很好。前两句为一般的铺叙，大意是说：南朝宋武帝的含章殿下，有你（梅花）美丽的笑靥，大自然孕育名花的功绩，全靠一支兔毫画笔完成。精彩之处在于三、四两句，借咏墨梅提出了一个富有哲理的思想。

中国古代诗论中，有过“古诗之妙，专求意象”的说法。中国古典艺术最讲究摄取事物的神理，而遗其外貌，像九方皋相马那样，达到那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境界。“意足不求颜色似”，讲的正是这个
道理。

原来这里面有个典故，据《列子·说符》记载：

秦穆公问伯乐说：“你岁数很大了，你的后辈里有没有能够接你的班，善于相马的呀？”

伯乐说：“我的后辈只能凭着形容骨相去相一般的良马；至于天下无双的千里马，看上去神奇恍惚，难以捉摸，跑起来飞蹄绝尘，不留迹印，这光凭骨相去识别就不行了。我有一个自幼一起担柴挑菜的伙伴叫九方皋的，此人相马本领不亚于我。”

这样，穆公就把九方皋请来了。按照穆公的要求，九方皋四出相马，奔波了三个月，终于在沙丘一带找到了一匹千里马。

回来禀报时，穆公问他：马是什么样的？

九方皋答说：“是黄色的母马。”

但是，前去取马的人回来了，却说是一匹黑色的公马。

穆公很不高兴，责备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个相马之人，简直是胡闹。竟连黄、黑毛色和公、母性别都分辨不清，怎么能鉴别马的优劣呢？”

伯乐答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他对马的观察，深入到马的神理，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视其所视而遗其所未见。他重视的是马的风骨、气质，而把毛色、性别等次要因素都抛开了。”

后来，经过实际检验，果然是一匹天下稀有的佳骏。

这种抓本质、看主流，摄取事物神理而遗其皮毛外貌的做法，不独对于赏花相马、论诗评画具有指导意义，以之论才取士，同样是适用的。世上并无完人。我们选拔人才也应“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不以一眚掩大德”。

我国古代学者王充在《论衡》中讲过：“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当一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学问或事业时，他可能连泰山也视而不见，连身边的事情也无暇顾及。

法国大画家罗丹关于艺术人才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在著名的画家与雕塑家的传记里，满载某某前辈的天真可笑的趣闻。但是要知道，伟大的人物因不断思考自己的作品而忽略日常生活。更要知道，有许多艺术家，虽然他们颇有智慧，但表面上好像肤浅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口才和应答不敏捷的缘故。可是，对于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来说，善于辞令是聪明伶俐的唯一标志。

“意足不求颜色似”，重视神理、本质，而不胶柱于牝牡骊黄，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无疑是必要、正确的。但是，人才毕竟要比“马才”复杂得多，人事工作者不应以此为借口而粗心大意、马虎从事。在这方面，我们应提倡更耐心些，更细心些，多问几个为什么，多多看上几眼。

走笔至此，想起《儒林外史》中《周学道校士拔真才》一段故事：

五十四岁的童生范进，考了二十余次，迄未中举。这次，提学道周进主考，将范进的答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怎么喜欢，想道：“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甚么话！怪不得不进学！”便丢过一边不看了。又坐了一会，还不见一个人来交卷，心里又想道：“何不把范进的卷子再看一遍？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于是，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倒是有些意思。末了又看过第三遍，看罢，不觉叹息道：“这样文字，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直到三遍之后，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可见世上糊涂试官，不知屈煞了多少英才！”忙取笔细细圈点，卷上加了三圈，填上了第一名。

周老先生可贵之处，在于他爱贤惜才怀有一片赤诚之心。他想的是“倘有一线之明，也可怜他苦志”。这样，才能一看再看，细致认真，终于摄取神理，得其真髓。这一点，也是我们汲取九方皋相马的经验时，所不可忽视的。

（1987年）

画家多擅诗文

北宋诗人、画家张舜民有句云：“自古词人是画师。”这句话应该说是凿凿有据的。你看，许多他的前辈或者时人，像王维、杜牧、苏轼、晁补之这些文豪，哪个不是长于绘事？当然，一千多年之后，我们继踵前贤，也可以把这句话翻转过来说：画家大多都擅长诗文，而且有更多的实例堪资佐证。古代的赵孟頫、倪瓒、米芾、唐寅、徐渭、文徵明、董其昌、沈周、石涛、郑板桥，现代的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陈半丁、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陆维钊、吴茀之、何香凝、林散之，都是出色当行的作手。洎乎当代，在那些从事有色画的水粉、油画，无色画的素描、速写以及版画创作的画家中，写作旧体诗词不那么盛行了，但他们的文章往往都出色当行，比较典型的像黄永玉、范曾、冯骥才、陈丹青、吴作人、叶浅予，等等，同样也可以列出一张大名单。有鉴于此，我给出了“画家多擅诗文”的结论。

许多知名画家，对于诗文似乎情有独钟，常常予以特殊青睐，高看一眼。齐白石老人甚至自许其诗为第一，印次之，画又次之。这种说法，世人也许并不完全认同，就是说，总觉得他的画是最好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诗写得确实好。且看他的两首题画诗：

鹦鹉能言命自乖，樊笼无意早安排。

不须四面张罗网，自有甜言哄下来。

重阳时节雨潺潺，四五花蔬院不宽。

老欲学人篱下种，种花容易折腰难。

无论是题鹦鹉，还是题秋菊，都有景有情，寄怀深远。只是，画名太盛诗名掩，人们往往只记得他的画，而不顾其他，不及其他了。徐悲鸿先生的题画诗句，也极富蕴涵，楚楚有致：“直须此世非长夜，漫漫穷荒有尽头。”“山河百战归民主，刬尽崎岖大道平。”逸韵悠然，引发人们无尽的幽思遐想。

郁达夫先生在谈到著名画家丰子恺时，曾经慨乎其言：“人家只晓得他的漫画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丰子恺先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之一，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一百八十多部。他不仅是著名的艺术家、学者，而且是优秀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或叙事、抒情，或状景、释理，都渗透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具有文笔细腻、结构谨严、条理清晰、内容丰富多彩、语言流畅优美、可读性强的特点。

他的散文名篇《白鹅》，1946年作于重庆。文章幽默、风趣，笔下形象活灵活现，意蕴深刻、邈远，已经被选入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其中有这样一段：

鹅的步态，更是傲慢了。这在大体上也与鸭相似。但鸭的步调急速，有局促不安之相。鹅的步调从容，大模大样的，颇像平剧里的净角出场。这正是它的傲慢的性格的表现。我们走近鸡或鸭，这鸡或鸭一定让步逃走。这是表示对人的惧怕。所以我们要捉住鸡或鸭，颇不容易。那鹅就不然：它傲然地站着，看见人走来简直不让；有时非但不让，竟伸过颈子来咬你一口。

一个小学生的读后感，是这样写的：“白鹅，不仅是给丰子恺老先生在苦闷的避难生活中带来了乐趣和精神的寄托，也给我的童年带来了快乐，它那可爱又可笑的行为，让我从鹅身上体会到了盎然的生机和丰富的情趣，成了独特的‘物外之趣’。”

而一位学者则评论说：丰子恺具有绘画美：他在描写一些景物与事物时，能够把事物的棱角与状态形容得非常地美，在散文中表现为无意中勾勒的完整的图画，使作者要表达的抽象而虚幻的事物变得具体形象，让读者能够毫不费力地感觉出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和一种极充实的美感。

当代的知名画家黄永玉和陈丹青，都是文学界所公认的散文大家。前者的《比我老的老头》，后者的《退步集》，都是我的案头书，每番披览，辄受益良多。论者指出，黄永玉的散文正如他的画作一样，斑斓而不失庄重，简单而不失机智。在自由洒脱的文本中，他以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精神，艺术家的纯粹气质，以及鲜明的湘西本土个性，表达着对特殊年代的碎屑记忆，对当下社会的犀利批判，对文化艺术的虔诚皈依，对童年故乡的深情眷恋。这四者的融合，生成了一个厚重的文化读本。（见林铁、张建永论文）黄氏的文章，洒脱、率真，古朴、自然，经常以顽童的心态书写文章，如清波流泻，白云舒卷，散漫无羁，又极有风趣。

在《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他描写在首都体育馆观看日本大相扑的感想，同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另一位知名画家李可染先生的语言、动作。两位画坛巨擘的形象刻画、语言表达才能，简直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画家多擅诗文”这一有趣现象的出现，可以从多个侧面、多种角度来加以阐释—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诗文与画艺存在着相符互通之处。它们都处在一个纷纭万变、色彩斑斓的有形世界之中，可说是同源共生，若合一契。北宋哲学家邵雍有言：“画笔能使物无遁形，诗笔能使物无遁情。”掌握了绘画艺术，诗文创作如虎添翼；反之亦然。

表面上看，绘画属造型艺术、空间艺术，而诗文为音律艺术或时间艺术；画重形象，强调可见性，诗文关注情意，重视可感性，二者似乎歧途分向，不相兼容。实际上，恰恰相反。中国画历来主张“迁想妙得”、“传神写照”，贵在传神，所谓“意足不求颜色似”，而不取简单地模拟物象的做法。这和诗文创作是完全相通的。画家平时作画，讲究驱遣意象，写起文章来，同样也需要随处点染，幻成一片化境。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包括画家在内，艺术家的学问，并不以知识的面貌出现，而是化作悟性，亦即经由知性的路径，升华、炼化为人格、智慧、性灵与艺术。

在中国，古代也好，近代也好，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必读的“四书五经”，非诗即文，即便是尔后逸出仕途，专门从事艺术创作，诗文仍然是重要的基本功和竞技场。有人说，画家不懂得诗文，充其量只是个技艺型的画匠。事实上，在古代，整个士子阶层，也包括专精绘事的画家，无一人不懂诗文，无一日不说诗文，无一画不入诗文，形成了画必题诗、诗画一体的特有现象。为了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历来的书画家都十分注重诗文的修养。潘天寿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以为一张画，有时凑上一句或一首好诗，也像山水得风而鸣、得雨而润。能作诗的画家，他可以集中精力作画，把画所不能及到的，用诗去补救；不会作诗的画家，知道自己无法补画不足，拼命在画上雕琢，反使画不自然。这是不会作诗的画家吃亏的地方。”

画家的艺术个性与创作追求，更使其诗文写作直接受益。画家个性，志在创新。他们总是勇于突破成规，独辟蹊径。正像郑板桥所说的：“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原不在寻常眼孔中也。未画以前，不立一格；既画以后，不留一格。”黄永玉先生的散文，标新立异，不主故常；当有人向他请教写作经验时，他说，我“不懂文学规律”，“胆子特别大”。正是由于他才气纵横，又有胆有识，敢于突破成规旧矩，我行我素，才赢得了他在文学界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胆识与勇气，恰恰是许多散文作者所欠缺的。

画家的独特视角和观察事物的方式，生成于画家的艺术个性与职业需求。黑格尔说过：“人能够把本来不实在的东西想象成好像是实在的。”我们把这称之为赋形能力。而画家带有直觉型的思维特点，这种赋形能力当然就更强些。画家的视角对形、象极度敏感，他们善于用绘画的语言把内在的情理转化为画面与影像，在他们那里，客观事物总是以图形的面貌出现。按照唐代诗人兼画家的王维的说法，就是“审象求形”、“凝情取象”。这种“象”或“形”、“凝情”之外，同时也具备事实阐述与论证推理的功能。

画家对于各种造型之间的联结、对比与分辨，具有很强的悟性和感受力。相比较而言，他们观察事物，要比一般人更为周严、细致。同样是走过一条街，经历一件事，接触一个人，画家所观察到的不仅要比一般人的既多又细，而且，内在的蕴涵也要丰富得多。《新周刊》的记者采访陈丹青时有一段话：“我发现你（指陈丹青）看美剧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是被它的故事所吸引，而你，有时候是在看它的时代，看里面的人穿的衣服，看它的道具、时装，琢磨哪个气氛是对的、台词是对的，表演程式是对的。—你会关注这些东西。”这一切，对于文学创作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

（2014年）

扬州旧事

在扬州宽阔的石塔路的中心，矗立着一座千年石塔。从前这里还有一座僧院，名叫惠昭寺。如今寺院已经荡然无存，可是一段与寺院有关的文坛轶话，却从唐代一直流传到现在。

王播年轻时贫无所依，寄食惠昭寺，靠那里的和尚供养。每当听到吃饭的钟声响了，他便溜到寺院饭堂，跟和尚一道用饭。日子长了，和尚们有点讨厌他。有一次，故意先吃饭后敲钟，让他扑了个空。

这对王播的刺激是很大的，于是，他怫然离开了惠昭寺。后来，他中了贞元年间的进士，当了盐铁转运使，不久又出任淮南节度使，开府扬州。惠昭寺的和尚们得知这个消息，心情很是紧张，为了讨好王播，特地将他当年题在壁上尘封已久的诗，用碧纱笼罩起来，以示尊重。王播回到扬州，重游旧院，发现这种情事，不禁感慨万端，便提笔写了《题惠昭寺木兰院》七言绝句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

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诗中谈到，阇黎（和尚）饭后敲钟，使他特别难堪，一气之下，断然出走，忽忽二十年过去了。“尘扑面”、“碧纱笼”，说的是诗，实际上正是写人，道尽了世态炎凉、人事沧桑之感。

人在未成名之前，其成就不易得到社会的承认；及至成了名人，有了地位，又会过蒙关怀，备受推崇。诗，还是旧日的诗，人也是“前度刘郎”，可是，随着地位的变化，立刻就“声价十倍”了。

我以为，对于和尚当日的厌烦情绪，包括“饭后敲钟”的不甚友善的做法，无须苛责。一个大活人，自己不长进，肩不担担，手不提篮，整天凑在一群僧人堆里跟着混饭吃，难怪人们下眼瞧他。相反，如果辩证地看，这对王播成才还有一种促进作用。“本事是逼出来的。”刺激，未始不是一种有效的推动力。

问题倒是在于，王播的诗才当日必然已经显露，可是，却没有任何人予以重视，对壁上的题诗大概也没有谁肯去看上一眼。这，当然不是因为诗无足观，只是由于作者门第寒微、地位卑下而已。自古有言：“最难名世白衣诗”呀。

就此，我倒想起了发生在扬州的另一桩文坛轶事：

北宋的晏殊，当过一朝宰相，又是一位出色的词家兼著名诗人。在他当政时期，引用了一大批贤能的人，像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都出自他的门下。他有一次，游览扬州的大明寺，发现壁上题诗很多，便让随从给他一一诵读，但“戒其勿言爵里姓名”。就是说，只看诗作水平，而不以门第、名位论其高下。直到遇见佳作，才询问作者的情况，结果，发现了诗才出众的王淇。当即请他来衙署一见，并招待饭食，然后把他由县主簿提拔为开封府推事，直至两浙、淮南转运使。这种做法，一时传为美谈。

还有一层。你们那些和尚，既然已经怠慢了那位专吃闲饭的，也就罢了；有什么必要，当这位“王大官僚”开府扬州时，非要用碧纱笼诗，以故意讨好呢？如果说，“饭后敲钟”还可以略迹原情的话，那么，这种“碧纱笼诗”的举动，就有些俗不可耐，令人作呕了。假如起苏季子于地下，让他问上一句：“何前倨而后卑也？”你们该如何作答呀？

王播这个人入仕多年，官声并不怎么好。不过，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还算得当。除了写下两首诗发了一番感慨之外，没听说他对这种“睚眦之怨”采取什么报复行动。看来，和尚们是过虑了。当然，对王播的做法，也有人很不以为然。比如，宋代著名文学家、大诗人苏东坡，就曾写过一首题为《石塔寺》的诗，对王播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饥眼眩西东，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

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

斋厨养若人，无益祗遗患。乃知饭后钟，阇黎盖具眼。

诗的大意是说，当日王播，只顾闷头作诗，弄得目眩神迷，忘记了时间的早晚，错过了饭时。山僧缺乏向韩信施食的漂母那样的识度，但是，那种饭后敲钟的“恶作剧”，却也是堪可供人莞尔一笑的。对于这样一件区区小事，身为“节度使”大员的王播，二十年后又何必重提呢！看来，这个人真不怎么样，那些和尚，你别说，还真是挺有眼光哩。

苏东坡喜欢作翻案文字，录此，或可有助于增添情趣，扩展思路。

（2001年）

文经武纬各千秋

一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古称邛都。这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早有记载。

原来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这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可是，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位才华盖世、辞赋出色当行的文学大家，又是一个“忒煞情多”的风流种子。他曾偕同美女卓文君私奔，家贫，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着犊鼻裈涤器于市，传为千古风流韵事。他还替那位被打入冷宫的陈皇后写过一篇《长门赋》，希望引起汉武帝重念旧情，回心转意。为此，作赋人得到了百斤黄金的酬报。寥寥千余字，却换来这么多的金子，这个“润笔”可不算低了，只是，那篇赋却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们且把时光拉回到公元前130年（西汉元光五年）。当时，汉武帝派遣唐蒙出使夜郎（今贵州西部一带）。这是僻处西南边疆的一个部族，四周高山环绕，与中原素无来往。部族首领竹多同从来没有到过其他地方，根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以为夜郎是天底下最大的国家。当下便问唐蒙：“你们汉朝，有我们夜郎大吗？”从此留下了“夜郎自大”的话柄。及至他们见到唐蒙带来的丰盛礼品，才大开了眼界。唐蒙乘便宣传了汉朝的地大物博、文明强盛，使夜郎及其附近的诸多部落深感向慕，表示愿意归附。

签订了盟约之后，唐蒙返回长安，向武帝报告了结交夜郎等部族的经过。武帝便把这些地方改为犍为郡，并指令唐蒙负责修筑一条通往这些地方的大路和栈道。为此，唐蒙在巴蜀地区大肆征集人力。由于工程浩大而且艰巨，士兵和民夫死伤了不少，一时谣言四起，蜀郡民众纷纷出逃避难。消息传到朝廷，汉武帝便派遣以《子虚》、《上林》两赋受到赏识的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百姓，纠正唐蒙的阙失。

司马相如入蜀后，写了一篇《喻巴蜀檄》，讲明朝廷沟通“西南夷”和筑路的意义，说这是从整个国家利益出发，为了解决“道里辽远，山川阻深”的困难。而唐蒙的一些做法，“皆非陛下之意”，希望各地仰体圣衷，免除惊恐。司马相如是个有心人，在妥善处理这起案件，圆满完成出使任务的同时，顺便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其与内地的关系，做了比较详尽的调查。

夜郎的归附产生了很好的影响，邛都、笮都（今四川西昌及雅安、汉源一带）的一些部落也都想比照夜郎的待遇归附称臣。当时，对于“沟通西南夷”是否必要，朝中一班人的看法并不一致，汉武帝首先征询了司马相如的意见。相如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邛、笮等地和蜀郡（今成都）相去不远，道路也不难打通。那里，秦代曾置为郡县，到本朝建国时才罢除。现在，若能再度与之沟通，进而设郡置县，其价值是远胜“南夷”诸国的。汉武帝听了，深以为然，便拜封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委之以全权处理有关“西南夷”事务的使节重任。

司马相如带着一批助手，很快来到今四川西部、南部少数民族地区，与当时的邛、笮、冉、骁、斯榆等部落，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各少数民族部落的首领都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而撤去了旧时的边关，西边以沫水、若水为界，南边扩大到牂牁，打通了零关道，修筑了孙水桥。“还报天子，天子大悦。”紧接着，汉朝就在这里设置了十几个县，全部隶属蜀郡。

相如出发前，曾针对蜀地父老和某些朝廷大臣反对开通西南边疆的意见，写过一篇《难蜀父老》的辩难文字，假托有二十七名荐绅、耆老对“通西南夷”提出责难，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阐释与答辩。文中阐明了这一举措的深远意义，同时，对外宣扬了西汉王朝的偃甲兵、息诛伐、德泽广被、教民化俗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

关于司马相如，历代论者基本上都是着眼于他的文采，特别是辞赋方面的成就。同为西汉辞赋大家、后于司马相如一百二十多年的扬雄有言：“长卿（司马相如字）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耶）！”晚清进士刘文麟的诗，对于他的辞赋同样给予崇高的评价：

辞赋凌云绝代无，汉家才子说相如。

高车驷马须臾事，一纸长留封禅书。

近日，在网上看到一首颂赞司马相如的《贺新郎》词：

神化长卿赋。凤求凰、子虚乌有，上林名著。万古流芳称赋圣，文采风流仰慕。真乃是、临风玉树。司马有评佳史记，让清奇歌者长留驻。卓汉代，妙千古。  鸳鸯交颈心谁互？羡文君、琴心相挑，私奔潛渡。云布雨施歌遐迩，山谷清泉万圃。至仁处、德洋恩普。大赋散文皆惊众，是丽文璀璨开新曙。为尔醉，沁君露。

笔墨所及，范围颇广，但仍然没有提到司马相如对于开发祖国西南边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同中原腹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而宋代学者黄徹竟然认为，“司马相如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更是颠倒是非，令人无法接受。

通过对于西汉时期司马相如开疆勋业的研究、探索，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三个结论：其一，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大小凉山一带即已划入中央政府的辖区，此间居住着彝（当时称“夷”）、汉、藏等多种民族；

其二，当时封建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策略是“羁縻勿绝”，即只是着眼于羁縻、牵制，而并非斩杀灭绝，割断联系；

其三，大、小凉山地区处于西南边疆的要冲，自古就形成了“邛通则路通，邛阻则路阻”的局面。

因此，打通凉山，历朝历代都受到官府和民间的重视。其地与蜀郡的沟通，尽管官方往来“至汉兴而罢”，但民间商贾贸易始终未曾隔断，并不是“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先后开通的邛笮道、牦牛道、清溪道、西川道等，尽管称谓不同，但其为横跨大、小凉山的通道则无异。它们北接巴蜀，南连滇越，最后全部汇入古代有“南方丝路”之誉的“蜀身毒道”。

三

说到南方丝绸之路，人们会联想到那条东起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往中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西北丝绸之路；记起那位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凿空”西域、开拓中西交通的先驱者张骞。

这位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曾两次出使西域，以其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为加强我国各民族的联系，促进民族间的融合，扩大中外友好往来，经略西部疆域，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是，对于他还曾为开发祖国西南边疆，特别是疏通南方丝绸之路做过贡献这一点，知道的人恐怕就不是很多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归来后，于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曾对汉武帝讲，他在大夏国（今阿富汗一带）见到过蜀地生产的麻布和邛都之竹所作的手杖，询其来路，据云乃当地商人从身毒（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一带）采购的。大夏国位居中国西南，距离约一万二千里，身毒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此间既然有蜀地产物，推想自“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路程一定不会太远。鉴于西域一路险阻颇多，建议打通从巴蜀经“西南夷”地区直通身毒、大夏的通道。

汉武帝当即采纳了这个意见。派遣使官十余人，带着财物，分四路深入蜀西南地区，探寻通往身毒的道路。可惜，多次派出的使者，均在现今的云南大理一带受阻，最后无功而还。

继张骞之后，杰出的军事家班超先后在西域奋斗三十一载，巩固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维护了祖国的统一。

无独有偶，与两位军事家开发西域相对应，经略西南边疆的，竟是两位杰出的文学家。踵步司马相如后尘，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以汉武帝侍从官身份，奉命出使邛、笮、昆明等地，既建立了事功，又掌握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大量资料，为日后撰写《西南夷列传》创造了条件。

看来，武将和文人不仅功业迥然不同，而且，“鸿爪留痕”也大相歧异。也许真的应了“千秋定国赖戎衣”这句话，西域沟通之后，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内地的先进生产技术在西域得到广泛推广，丝绸、漆器等大量手工业品源源流入西域；同时，西域的葡萄、苜蓿、胡萝卜以及骆驼、良马等物种也传入内地，尤其是那里的音乐、舞蹈，对汉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相比之下，西南边疆地区的发展及其与内地的联系就差得太远了。由于交通阻塞，那里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其封闭状态。结果，在西北丝绸之路上，张骞有碑，班超有城，青史标名，万人仰颂。可是，在西南地区却没有见到过“两司马”的任何遗迹。当然，他们“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语），又是张骞、班超所望尘莫及的。这也就是“文经武纬各千秋”吧！

（2010年）

名人效应

一

所谓“名人效应”，指的是名人作用所产生的效果，也就是借助名人的声望所达致的扩大影响力、增强吸引力的一种效应，它是社会文化现象与公众心理现象相互作用的结果。所赖以存在的是受众与顾客的一种喜爱，一种关注，一种信任。

大前提是这个人物必须有名气，而且为公众所熟知、所认可；然后推人及物，体现到产品、作品、商品上，大体上相当于品牌效应。当今之世，最常见的是广告宣传了，它所依仗的就是名人效应与品牌效应。再如电影、电视剧，也往往借助于名人效应这一支撑点。而这种名人效应，却又是非实物的，是一种无形资产。这种效应的展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日见其影响之深远、范围之扩大，可以说，已经达到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的程度。当然，名人效应的存在，由来已久，远非自今日始。

传说古代有个卖马的人，一连三天都无人问价。情急之下，他找到了相马专家伯乐，请求帮忙。伯乐说：“我又不想买马，怎么来帮你呢？”卖马的人说：“您的名气大，人们都知道您善于相马。只要您围着我的马看几圈，走开后回头再看一看，我就感激不尽了。”伯乐推脱不了，只好照办。结果，他刚一离开，马价立刻暴涨了十倍。你看，这名人效应该有多么厉害！

古代也懂得争名人。诸葛亮的故乡在山东，这没有什么可争议的，于是，便在他的隐居地上做文章，湖北襄阳的人说卧龙冈在襄阳，而河南南阳的人则说卧龙冈在南阳，都说自己那里就是当年诸葛亮出山前的躬耕之地。互相争持不下，最后，两家各自设了一处景点。前些年，还有争李白、岳飞出生之地，楚霸王、李自成去世之地，黄帝、蚩尤的战场的。他们争着在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名传千古的大诗人、大英雄身上做文章，自然为的是博得“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美誉，以提高知名度，吸引众多游客观光旅游，招徕远近客商投资，振兴本地的经济。

说来也十分可笑，为了扩大知名度，各地不仅争美名，有的连不美的名，甚至臭名也要争。“夜郎自大”是个饱含贬义的成语。可是，据前几年的《东方新报》披露，湖南省的新晃县和贵州省的赫章县，为了争着改名为“夜郎县”，争得不可开交。赫章县甚至在《关于实施历史文化兴县的意见》中，把争取改名为“夜郎县”作为工作的重点，专门成立了更名小组，向毕节地区行署申报，并报材料给国家民政部。这件事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当地人当然有他们的考虑：名字虽然不那么好听，但由于知名度高，也就在所不计了。

二

到过陕西省丹凤县的，都会寻访一番四晧墓与四晧祠。这里位于丹江之滨、商山脚下，秦末，有四个年届八十、须发皆白的老者—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隐居于此，时称“商山四皓”。四皓祠与四皓墓，隔丹江而遥对，传为汉孝惠帝所立，现存之庙为清代建筑。著名书画家郑板桥有诗赞曰：

云掩商于万仞山，汉庭一到即回还。

灵芝不是凡夫采，荷得乾坤养得闲。

提起“商山四皓”的“荷得乾坤”的伟绩，人们就会记起一个从争名人中直接受益的古老故事：

汉高祖刘邦宠姬戚夫人生子赵王如意。子以母贵，刘邦想要废掉太子刘盈，立如意为太子。刘盈的母亲吕后着急了，赶紧找张良拿主意。张良说，这件事是不能靠口舌言语来争取的；要解决问题得靠“商山四皓”出面帮忙。原来，刘邦曾经费尽心思，想请出他们四位前来辅政，但由于他一贯轻蔑儒者、侮辱士人，这四位老先生不愿理他。不过，刘邦从内心里对他们还是异常企慕的。

张良告诉吕后，要让太子备上安车驷马，不惜重金，恭请四位老人出山，把他们奉为上宾，经常与他们交往、议事，并且让皇上能看到这种场景。太子遵命而行，四位老人果然来了，同太子刘盈结为忘年挚友。

一个偶然机会，刘邦发现了，大感惊异，急着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交谈中，四位老人争相叙说太子的贤能，因而获得他们的尊重与爱抚。这样一来，太子就直接受益了，皇上打消了“易储”的主意。这个刘盈就成了后来继统的孝惠帝。

三

注重名人效应，在国外就更加突出了。美国的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福克纳、海明威和斯坦贝克，在世纪之交先后赶上百年诞辰，整个国家特别是作家的故乡人民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开展一些学术性纪念活动，还都借着纪念名人来开发旅游资源，繁荣地方经济与文化。1999年，为了纪念海明威百年诞辰，媒体、出版界、学术界和他的家人，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地方和单位，一道进行了总动员，组织电视台、重要报纸和网络媒体，竞相开展宣传活动，不仅重印了海明威的作品，还编写了《记述海明威》、《海明威研究指南》、《海明威基本资料揽要》等大量书籍，其中一本《海明威菜谱》，是根据作家小说中提到的一系列食品，结合实地调查编纂而成的。几乎所有与海明威有关的地方都举办了热火朝天的纪念活动，他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海明威基金会”，早在1993年就买下了他出生的那座房子，他们说：“这座房子在本州的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中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看来，作为“文化赋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名人效应确实有其强大而积极的影响。但是，如果举措失当，重名而不重实，也会导致盲从、轻信甚至道德风险等诸多负面效应，也是应予警惕与戒除的。

（2010年）

从卞和说到赵普

相传春秋时楚国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璞玉，外表看去与普通的石头没有多大差别，但是，卞和却认出这是一块真正的美玉，于是，便把它郑重其事地献给了楚厉王。厉王找来玉工察看，玉工讪笑说：“这哪里是什么玉，分明是一块顽石！”厉王以为卞和有意欺诳他，一怒之下，砍掉了他的左脚。

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拄着拐杖又去向皇帝献璞。皇帝又把玉工找来，看了一通，结论还是石头。结果，武王又把卞和的右脚截去了。

待到楚文王即位，被砍去了双脚的卞和已经没办法再去京城献璞了。想到忠而获罪，识宝无人，便抱着璞玉痛哭于荆山之下，整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到了泣血的程度。文王得知后，命令玉工把这块石头剖开，果然是一块稀世的美玉。文王非常高兴，下令把它制成玉璧，名之为“和氏璧”。对卞和这种不畏伤残，坚持真理的精神，予以高度赞美。楚文王说：你真是个“扳不倒之翁也”。

后来，大诗人李白在一首诗里，满怀深情地写道：

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

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残毁。

荆山长号泣血人，忠臣死为刖足鬼。

一面是对卞和的矢志不渝、坚持到底的精神予以热情的赞颂；一面又对无知的“鱼目”者和恶意谗毁的“青蝇”进行无情的嘲笑与鞭挞。卞和地下有知，亦当有以自慰了。

清代诗人陆次云写过一首《题荆山石壁》的七绝：

寄语山灵听啸歌，连城再刖叹如何。

人间碧眼应难遇，莫产琼瑶误卞和！

诗中表达了对卞和的悲惨遭遇的深切同情，同时，借着卞和怀宝不遇的故实，对于旧时代人才不能遇合的悲剧，抒发了强烈的愤慨。话说得很巧妙，很委婉，但批判的力量还是强大的。说是：山灵啊，你可再不要出产琼瑶美玉了，人间已经遇不到青眼识宝之人，到头来，徒然使得卞和之类的“愚人”跟着遭灾受罪，又何必呢？真是下笔如刀，力透纸背。妙在借题发挥，意在言外，发人深思。

对于卞和的做法，也有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荆山抱玉岩下的卞和庙里，有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

一玉何须太认真，两遭刖足竟忘身。

至今遗庙伊谁仰，嗤煞当年抱玉人！

对于这件事情，尽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研究，做出不同的评价，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但有一点应该加以肯定，就是卞和那种“太认真”的精神、执着的态度，还是颇为可贵的，它反映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坚定信念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意志。如果遭到一点挫折，遇到某种谗毁，就放弃坚定的信念，打退堂鼓，卷旗收兵，也就谈不上什么事业的成功、理想的实现了。

说起这种“太认真”的顽强精神，我倒想起另外一位古代的人士，那就是北宋初期的宰相赵普。他像卞和不遗余力地举报美玉那样，反复多次、不避风险地推荐贤才，直到最后贤才得到承认为止。据《宋史》本传记载：

宋初，在相位者多龌龊循默，普刚毅果断，未有其比。尝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牍掷地，普颜色不变，跪而拾之以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如初。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又有群臣当迁官，太祖素恶其人，不与。普坚以为请，太祖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随之。太祖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看来，赵普真是算得上另一个卞和了。在封建专制时代，为了举荐一个“称职”之人，竟然不惜冒犯“龙颜”，据理请命，一而再，再而三，那种执着、认真的劲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1987年）

闲话私谒

祖国语言的精确，着实令人叹服。比如，公署、公廨、公堂、办公室，顾名思义，都是处理公务的场所。反之，如果因私事而有所干求、请托，就要悄悄地溜进达官显宦的私邸去“走门子”，现代语言叫“走后门”，古时则称为“私谒”。

战国时期，孟尝君奉齐湣王之命行聘于秦，开始时受到了秦昭王高规格的接待，还要任命他为丞相。这样一来，遭到了朝廷里权臣的妒忌，因而向昭王进了谗言，结果被囚禁起来，准备一杀了之。孟尝君见形势急转直下，赶忙托人到昭王的爱妾燕姬那里“走门子”，请她给调解、说情。燕姬听说孟尝君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便提出以此为交换条件。无奈，这件宝物已经作为见面礼献给了秦王，只好由随行人员中一个“善为狗盗”者设法将它盗回，再转献给燕姬。

燕姬见了，喜上眉梢，当即进言于秦王曰：“我听说孟尝君乃天下之大贤，现在来此，本为秦国的幸事。置而不用，也就罢了，怎么还要杀掉呢？真是没有道理。君王如负此杀戮贤才之恶名，我恐天下之贤士皆将裹足而避秦矣！”昭王甚以为是，马上下令：给孟尝君备车马，发驿券，放他出关还齐。看来，“走门子”这种社会存在，由来已久了；而且，效力还是蛮大的。

私谒，核心是个“私”字，得趣在一个“便”字上。私谒者一般都避开旁人的耳目，悄没声地进行活动。明末，写过《燕子笺》、《春灯谜》等传奇的阮大铖，颇负才名；但他奸诈猾贼，嗜权罔利，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他脚踏两只船，先是厕身于东林党人间，后又投靠大宦官魏忠贤，私拜为“干祖爹”，经常夜半私谒，外表却佯装与魏阉疏远。他每次离开魏府时，都要花大价钱把递送的名片从接待人手里买回来，以掩饰其奔走权门的痕迹。这是“私”字。

那么“便”字呢？夤缘求进，可以开门见山；馈遗往还。无须半推半就。有时，“灶王爷爷”不开面，遇上了窒碍，还可以通过私谒，请求“灶王奶奶”代为转圜，打通门径。秦昭王的爱妾燕姬扮演的正是这类角色。

明代文学家宗臣在《报刘一丈书》这篇著名散文里，用漫画式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干谒求进者的丑态和权门的赫赫气焰：私谒者日夕策马候于权者之门，守门人不放入，则甘言媚语求情，并袖金以私之。而权者又不即出见，只好立于厩中仆马之间，忍受着恶臭的气味与饥渴、毒热的熬煎，耐心地静候着。到了晚上，里面才传出话语：“相公已倦，谢绝客人，明天再来。”明日又不敢不来，照旧立于厩中仆马之间。经过这样几度腾挪、辗转，始得一见。出门后，却招摇过市，虚言“相公厚我”，借以骄人。—这真是一幅绝妙的讽刺画。

古往今来，一切私谒者走的都是热门。哪个人位高权重，那他的私邸便宾客盈门，肩摩踵接。本来素昧平生，也要通过曲折的关系附凤攀龙。而一当罢黜遭贬，就立刻“门庭冷落车马稀”了。唐代李适之为宰相时，每值退朝，宾客云集，道是“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可是，一当他被李林甫谗毁、罢相之后，立刻就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他在一首诗中感慨无限地写道：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

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走门子”这种社会弊端，原是私有制的产物。在贪贿风行的封建时代，有其深厚的孳生土壤，可谓天下滔滔，俯拾皆是。但也有少数清官廉吏，为了一己的清名也好，为着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也好，能够克己奉公，正身黜恶。“任公平而塞私谒”。这在史书上时有记载。诸如，汉代的申屠嘉，史称“为人廉直，不受私谒”。三国时期，东吴的诸葛瑾出使蜀汉，通好刘备，“与弟（诸葛）亮公会相见，退无私面”。唐代杨绾为吏部侍郎，“典选公平，清贞自守，未尝私谒”，等等，就都是千古传颂的显例。

有些人更进一步，不仅贞洁不染，严以律己，为了对付私谒，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处置办法。闲翻古籍，记下了几则颇有教益的轶闻佳话—

宋司马光任宰相，亲书一榜悬于家中会客室墙上。榜文曰：“凡于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明确宣布，不要到家里来谈个人的“身计”，有事应该呈进状纸，由众官在公署合议施行，公事公办。

乾隆时，刘统勋居相位。尝有人怀揣银两昏夜叩门求见，刘公断然予以拒绝。第二天早晨，来到政事堂，把那个深夜求见的人招呼出来，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汝有何禀告，可众前言之。”其人嗫嚅而退。私谒意在徇情营私，干的是见不得人、摆不到桌面上的勾当。“众前言之”，自然有口难开，只好“嗫嚅而退”了。

康熙时，礼部尚书张伯行任苏闽巡抚，一住下来，地方官吏便竞相私谒，送来许多名贵特产。张伯行一向深恶此风，便亲笔写下一道檄文，晓谕各级官员：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

公开声讨，以正视听，这也是一种整治“走门子”的验方。

清太祖努尔哈赤行伍出身，对付“私谒”的态度更加决绝，索性发布一圣训：“国人有事，诉于公所，勿得诉于诸王臣之家。其有私诉者，付以鞭索，俾执而责之。”读到这里，谁人不感到痛快呢？

现在，对于干谒求进的歪风，多数当政者不胜其烦，觉得讨嫌；但也有一定数量的人爱吃这口食儿，结果免不了贪饵吞钩。古语说：“受恩多则立朝难。”既承私惠，必谋酬报。结果，赤裸裸的交换活动代替了党性的尊严，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变成了谋求一己私利的工具。“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这确是值得深加惕戒的。

（1983年）

自　荐

一

翻阅古籍，偶然看到这样一则故事：宋代贫士胡清才冠当时，只因无人赏识，落拓山中。他不甘寂寞，借咏叹轩旁小柏写了一首述志诗：

栽傍岩隈未足看，谓言斤斧莫无端。

他时直入抡材手，不独青青保岁寒。

本来是要写自己如何才华出众，但第一句却欲扬先抑，说我像这棵“栽傍岩隈”的小柏一样，本无足观；第二句揳入主题，意谓后生可畏，不可等闲视之，采樵者（象征豪强之辈）切莫无端地加以摧折。第三、四句接着讲，日后如能被“抡材手”选为栋梁之材，那就不独善保寒操，坚贞自守了，言外之意是一定能够经邦济世，大有一番作为。这首自荐诗，后来被一位文人出身的惜士怜才的浙江漕运使看到，当即加以遴选，厚礼相待，还赠与他一份官田。胡清由此得以致身富贵。

自荐，古人也叫“自举”，就是自我推荐。形式多种多样，有的对面直陈，像平原君的门客毛遂那样自告奋勇；有的通过给当政者写信，或向皇帝、大臣飞章、献表、上疏、进奏，李白写信给韩荆州，韩愈连番进书宰相，即属此类；有的呈递诗文作品，以求赏识，像白居易写了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的诗，使名士顾况击节称赏。这在古代，是屡见不鲜的。

清代文人邓嘉缉工诗、善书、能文，但半生沦落，抑居下僚，只捞得一个“候选训导”的闲职，他借着咏平原君，抒写其郁积的情愫，这里就包含着上干王侯，自荐求售的意思：

翩翩公子有遗祠，想象风流奠一卮。

臣亦毛生思脱颖，不知可有处囊时？

古代有些帝王为了罗致人才，主动颁发诏书鼓励人才自荐。李世民、武则天都曾号召文武高才“诣阙自举”、“以求进用”。汉高帝《求贤诏》、汉武帝《求茂材异等诏》，除了要求地方官举荐贤才，自然也包括了贤才自荐的内容。纵观历史，一些贤达之士，对自荐、自举的做法，一般都是持同情与肯定态度的。

二

在现代人才学上，有的把这种自荐活动称为“人才的自我表现”。它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献身社会为目的，以公开、主动地表现自己的抱负，借以引起当政者的赏识与注意为其行为特征。今天看来，自荐确有其显著的积极作用。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浪潮所推涌，无数立志成才的青年，怀着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发展自己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不甘落后，勇于进取，渴望得到信用，接受重托。他们不隐瞒自己的感情，勇于表达个人对社会变革的基本态度，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从自我举荐中获得一种动力：这里包括为实现自己诺言而奋力拼搏的献身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强意志和不安于现状的强烈的进取心。因而，这种行动是积极的、有益的，在多数场合也得到了各级组织和干部、群众的支持。

当然，由于传统观念和封建意识的束缚，也有的人把它视为异端，认为自荐是显示自己，妄自尊大，是利己主义，甚至看成有个人野心，而把安于平庸、得过且过的精神状态当作美德加以提倡。面对着这种情况，作为自荐者应该进行不懈的努力，通过一定量的优势积累，来冲破种种障碍，达到脱颖而出的目的。关键在于拿出自己的真本事，让具有保守思想的人在事实面前受到教育。

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年轻时拜访哲学界的泰斗康德，希望得到他的提携与支持，不料康德却没有理睬。费希特知道这是因为他年少才薄。于是，废寝忘食，发愤学习，刻苦工作，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写出了题为《一切天启的批判》的哲学论文。他把这份文稿寄给康德，并说明这篇论文就是他的自荐信。康德看后，大加赞许，当夜写信给费希特，祝贺他的成就，并邀请他前来一道工作。这个事例说明了，当自荐活动未有达到预期效果时，不应怨天尤人，灰心气馁，而要“反求诸己”，努力争取用创造性的成果来赢得伯乐们的青睐。

三

客观事物是错综复杂的。在谈到自荐的积极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否认，确确实实有那么一些人打着“自荐”的旗号，在那里钻营奔竞，伸手要官，直至跑官、买官。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一些人以实用主义态度来对待中央的方针政策，任何纯正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都会走样、变味。改革开放伊始，上级强调解放思想，放开搞活，他们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同样，组织上提倡自荐，有些人就“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要官，而把抵制这种歪风邪气的则斥之为观念保守，思想僵化。

当然，他们“要官”时也并非赤裸裸地伸手，总还要包装一下。比如，在给上级领导写信或面谈时，一般都是首先表白一番自己“过关斩将”的劳绩；进而说明眼前的处境：官卑职小，难堪舆论的压力；最后，总要说一些“趁着年纪尚轻，身体还好，愿意更多地为改革发展出些力，担些担子”之类的话，从而扣住主题。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了古人曹翰的一首诗。

据《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初名将曹翰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未得升迁。一日，御宴赋诗，曹翰因是武人未得参与，于是，写了一首七律，自陈太宗。诗曰：

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尝得预时髦。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

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

庭前昨夜秋风起，羞见盘花旧战袍。

诗写得比较含蓄，较之今日之要官者算是委婉得多了，但意旨还是十分明确的。概言之，一曰夸功，二是诉穷，三是说，发展潜力还大，还可以担任更高的官职。《宋史》中说他“多智数，好夸诞，贪冒货赂”。看来，官声并不太好，但战功卓著却是事实，因而，太宗看了诗句之后，恻然心动，“骤迁数级”。

引古可以鉴今。从曹翰这面土花斑驳、铜绿茸生的古镜里，约略地能够映出今天的一些官欲甚炽之人的路径和手法。当然，情况不同，气质有异，表达的方式也会存在差别。有的对计较职位、待遇还有些羞于启齿，未免“足欲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也有些人却是惊人地“坦率”，丝毫不加掩饰，甚至理直气壮地质问组织：“我也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老当副职？”“某某能力平平，为什么他能提拔，我就不能？”当组织上指出“这样伸手要官不好”时，他还会振振有词地辩解说：“这不是要官，而是勇于自荐。”

四

表面上看，要官与自荐有些相似，实际上，二者是有原则的分野的。自荐者出以公心，以尽展才能，献身社会为依归。他们为形势所鼓荡，怀着振兴中华、建设祖国、奉献一己的责任感与自信心，不甘埋没，勇于进取，渴望得到信用、接受重任；而伸手要官者萦心注目的无非是一己的升迁，满足个人的权欲，而很少考虑社会的责任。自荐，是把竞争机制引进人才选拔制度中来，是一种社会性的选择，立足于公开的、民主的、平等的竞争，像体育竞赛一样，完全建立在自己实力的基础之上。千里马在赛场上公开亮相，优胜劣汰，毫不马虎，可以避开择人者个人感情、认识、利害关系等主观因素所造成的弊端。而伸手要官者靠的是奔走权门，夤缘求进，馈遗往还，私相授受。一公一私，泾渭分明。

令人深思的是，之所以有人敢于公然要官买官，总是由于有人在那里给官、卖官。因此，要杜绝这种现象，一要端正党风、严格组织纪律；二靠改革干部人事制度。

（1999年）

想起了于谦

在反腐倡廉中，影视屏幕上推出一位清代的名臣于化龙；我也想凑个热闹，从历史上再找出一位于姓的名臣，这就是明代著名政治家、爱国英雄于谦。

同于化龙相似，于谦在任期间，也是轻骑遍历各处，延访父老乡耆，大力兴利除害。他曾上书朝廷，建议：“以河南、山西各积存的数百万石谷物，在每年的三月借给缺粮贫户，待秋收后收还；对因贫穷、疾病无力偿还者，可以予以豁免。凡州县官吏任满当迁者，如预备粮不足，不许离任。此事由风宪官员按时稽核巡查。”得到了朝廷的批准，贫苦农民受益无穷。在巡抚河南时，他发现河堤经常溃决，对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破坏，便组织民众筑堤治水，设置亭长，专门负责河堤修缮事宜。在山西，他剥夺边镇军官私占土地，改作官府屯田，以资边防所需。

最值得称颂的，还是于谦把保持高尚的节操看得重于一切。“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这是他的名言。他还写过这样一首诗：

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

所以古志士，终身甘袍。

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苟图身富贵，睃剥民脂膏，

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

作诗寄深意，感慨心忉忉。

诗的前四句，颂赞古代志士贤人重节操、轻利欲的嘉言懿行。中间四句，列举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实例，进一步阐述其为政务须清廉的观点。唐朝宰相元载贪得无厌，后被抄家籍没，仅胡椒就抄出八百石，足见其受贿敛财之巨，结果遭人唾骂，遗臭万年；东汉时会稽太守刘宠，清正廉洁，离任时，郡中几个老年人送给他一百文钱，刘宠只接受了一枚，当即掷入水中，从而芳名流传百世。后面四句说明，如果贪图不义之财，剥削民脂民膏，即使暂时侥幸逃脱国法的制裁，也定会遭受公论的谴责。最后两句作结，说他写这首诗是忧心忡忡，寓意深远，寄慨遥深的。

于谦言行一致，怎样说就怎样做。史称，他任河南、山西巡抚十九年，每议事京师，皆空橐（口袋）以入，未尝持一物交结当路者。后调任兵部右侍郎进京，其时宦官专权，政治腐败，百官拜进必献纳金银及名贵特产，左右劝他也带些当地土特产，如手帕、蘑菇、线香之类，以交结权贵，理顺通道。他朗声大笑，把两只袖子举了起来，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并做诗一首：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结果，遭到了权倾朝野的宦官王振的忌恨，借故加以陷害，不仅受到降职处分，还坐了三个月的大牢。后来，由于山西、河南两省公众据理吁求，朝廷才恢复了他的两省巡抚的职务。

于谦不送礼，不行贿，更不受贿。因而无论是登朝执政，还是居家燕息，都感到问心无愧，心安理得。这在他的另一首诗里反映得很充分：

剩喜门前无贺客，绝胜厨傅有悬鱼。

清风一枕南窗卧，闲阅床头几卷书。

“悬鱼”，是个典故。东汉庐江太守羊续拒绝收受各种贿物。一天，下属给他送来一些鲜鱼，他谢绝不成，便将那些鲜鱼高高地挂在屋檐之下，任它风吹日晒干瘪下去，送礼之风从此大为收敛。而于谦则更胜一筹，由于根本没人登门送礼，所以，连“悬鱼”的做法也免去了。

在“土木堡之变”中，于谦保卫北京城立下了卓绝的战功；后来，朝廷政局发生了变化，于谦反而蒙冤遭受杀害。抄家时，人们发现他家里“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唯独正室锁得很严，都以为是藏匿了金银财宝，打开一看，原来是皇帝赐与的蟒袍、剑器。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同读书、做学问有三种境界一样，我以为，在廉洁自律、拒绝接礼受贿问题上也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防范在前，通过各种形式发出拒贿告示；遇有送礼者，加以严厉谴责，并对送礼的行为表示出明确的排拒态度，绝不含糊、暧昧。羊续“悬鱼”当属这种情况。

第二种境界，是清廉自守，“有所不为”，使人心存戒惧，不敢在他的身上做出越轨的事。就是说，由于拒贿的决心已为公众所知，使行贿者心生畏葸，见而却步。唐代贤臣李廙，律己极严，生活清苦，官至尚书左丞，官府厅堂里却挂着一条破旧门帘。他的妹夫、户部侍郎刘晏，托人编织一个新的门帘，想要送给他，但“三携至门，不敢发言而去”。

第三种境界，是不要说接礼受贿，人们根本就不去打他的主意。即使逢着本人寿诞、儿女婚嫁等类节庆吉日，也没有人想着要去给他送礼，于谦四十五岁生辰，“门前无贺客”，即属于这种更高层次的境界。

（2001年）

切忌随人脚后行

明代诗人谢榛写了一首咏牡丹的诗：

花神默默殿春残，京洛名家识面难。

国色从来有人妒，莫教红袖倚阑干。

牡丹向有国色天香之誉。这里，诗人用拟人化手法以倾城国色来形容牡丹。说是咏赞名花，实则别有寓意，原是深情慨叹人才难得而易遭谗妒。借题发挥，寄怀深远，堪称一首出色的诗篇。

但是，后来，作者发现早在数百年前唐代诗人羊士谔即有“莫教长袖倚阑干”之句，认为与之雷同，便把自己的牡丹诗从诗集中删除了。

羊士谔的诗也是一首七绝：

红衣落尽暗香残，叶上秋光白露寒。

越女含情已无限，莫教长袖倚阑干。

两首诗，看似相似，实则有很大的差异。前者写的是春末牡丹，后者写的是秋日荷花；前者是从国色易遭人妒的角度来讲“莫倚阑干”的，后者则是说，红销翠减的景象容易触动越女情怀，令她感伤无限，因此，还是“莫倚阑干”为妙。境界有别，立意各异，原无蹈袭之嫌。

但是，前人把独创看作是艺术的生命力，他们奉行这样的准则：“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宋人戴复古句）有虑及此，所以，谢榛还是断然割爱，把自己这首七绝从集子里删除了。

类似情况，历代所在多有。据南宋徐度写的《却扫编》记载，一天，刘贡父去拜访王安石，正赶上主人在饭厅进膳，便由小吏安排到书房坐候。贡父见砚池下压着一份草稿，顺手翻看，原来是一篇谈论兵法的文章。贡父记忆力极强，读罢，又把它放回原处。

他考虑到，自己是以下属身份求见的，径入书房，又偷看了人家未曾公开的文稿，未免有失礼仪，便退到厅堂旁的厢房里等候。待王安石吃完饭走下厅来，才又跟随着主人到书房里，重新就座。

两人交谈了很久，安石忽然问起：“你近来可曾写些文章？”

贡父狡黠地眨了眨眼睛，有意开个玩笑，便说：“写了一篇《兵论》，刚刚打个草稿，尚未最后完成。”

安石原本是随意问了一句，没想到贡父也在研索用兵之道，便非常感兴趣地请他谈谈《兵论》中涉及到的主要内容。事已至此，贡父只好“就坡上驴”，一路敷衍下去，就把刚才看过的安石原稿中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见解加以回答。

安石听了，感到有些沮丧。送走了客人之后，回到书房，取出原稿，看了一过，便把它撕个粉碎。原来，王安石平时制作文字，发表议论，为了出人意表，总要提出一些新的见解，体现自己的独创精神。所以，当他发现自己的作品竟与他人的暗合，便认为没有存留的价值了。

看过《三国演义》的，当会记得第六十回的这样一段描写：

（杨）修曰：“公（指张松）居边隅，安知丞相（指曹操）大才乎？吾试令公观之。”呼左右于箧中取书一卷，以示张松。松观其题曰：《孟德新书》。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共一十三篇，皆用兵之要法。松看毕，问曰：“公以此为何书耶？”修曰：“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松大笑曰：“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公如不信，吾试诵之。”遂将《孟德新书》从头至尾朗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

杨修把上述情况禀告曹操，曹操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令扯碎其书烧之。清人毛宗岗在其“夹评”中写道：“不是曹操蹈袭他人文，却是曹操之文被张松蹈袭去了。”

现在分析，孟德烧书一节未必实有其事，很大可能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看了宋人《却扫编》中关于王安石撕毁文稿的记载，从中受到启发，把它移植到曹操身上的。

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但这些记述都足以说明古人耻于依傍，刻意求新的文风与学风。

古今中外，人们都把艺术的独创性看得至关重要。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中说，“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英国著名诗人雪莱也说过：

我不敢妄图与我们当代最伟大的诗人比高下。可是，我也不愿追随任何前人的足迹。凡是他人独创性的语言风格或诗歌手法，我一概避免模仿，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作品纵使一文不值，毕竟是我自己的作品。

模仿、蹈袭，当然比独创要容易得多。但模仿、蹈袭绝不是艺术，它只能使人倒胃口。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某客店主人为了使在客店中歇夏的旅客高兴，暗中叫一个人藏在丛林里模仿夜莺歌唱，非常逼真，赢得了大家的普遍赞誉。但是，当人们得知这美妙的歌声竟是由人模仿的，马上对原以为美的声音感到讨厌了。

艺术如此，科学也不例外。创造是科学发展的需要。一部科学技术史，就是一部发明创造史。如果停止了创造，科学就会停止发展，社会也就停止了进步。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由于模仿他人而成为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的。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有句名言：“独创性不是为天才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天才必要的属性，是区别天才和单纯的才能或才赋的界限。”他还说过：“人才，永远是精神的创造力量的化身，生活的新的报知者。”所以，培养创新意识是促进人才成长的重要标志。要想成才，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勇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解决别人没有解决的问题。舍此绝无他途。

当然，我们强调独创，绝不是否定师承与借鉴的作用。社会与历史，科学与艺术，都是有继承性的。即使前面谈到的那个谢榛，他在提倡独创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学诗者须“取李杜十四家最胜者，熟读之以会神气，歌咏之以求声调，玩味之以裒精华”。因为任何独创都须奠基于坚实的基础，植根于肥腴的土壤。

师承百家与发展个性，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广泛地学习与借鉴，重视人才的师承作用与互补效应，才能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克服“习惯性思维”，不落窠臼。这是发展艺术、科学的正途，也是人才成长的必由
之路。

（1987年）

换个角度看问题

日本畅销书《怎样进行创造性思维》中记叙这样一则故事：

一家儿童玩具店购进许多新奇玩具，很讲究地摆放在柜台里。可是，出乎意料，儿童们来到商店却全然不顾，而是去附近其他玩具店买那些大路货。店老板请来一位中小企业咨询员帮助分析原因。这位咨询员四周巡视一番，便坐在地板上把视线降低到小孩子所能看到的高度，这回发现了问题：原来，大人容易看到的地方，对于小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死角。于是，他同店老板一面用膝盖在地板上行走、观测，一面按照小孩子的视线高度，把玩具重新摆放一遍。尔后，这家儿童玩具店的生意便空前兴隆起来。

由此可见，观察事物的角度，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同是这座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诗）；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语）《绣珠轩诗抄》载，晚清女诗人郭六芳写过一首《舟还长沙》的七言绝句：

侬家家住雨湖东，十二珠帘夕照红。

今日忽从江上望，始知家在画图中。

家在自己眼中，朝夕晤对，原也平淡无奇；可是，当换个角度从江上去望，却发现它宛在画图之中，融在自然的一片美的形象里。

事物本来是复杂的、多向的，因此，应该从多种角度去考察。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去探索。主体考察、审视思维客体时，只有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多向思考，才有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可是，在日常实践中，我们却经常看到，有些同志坚持直线式思维，考虑问题往往局限在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上，一条道跑到黑，钻牛角尖，闯死胡同，而不愿多想几种可能性，多开辟几条解决问题的途径。

比如，以前发生过的为了发展粮食生产而毁林开荒、拦海造田的失误，就同这种直线式思维有关系。有些同志坚持习惯性思维，头脑僵化，习惯于用过去的教条解释现实，在已知的旧路上徘徊。凡是过去存在过的，或曾被证实过的东西，就认为绝对正确，万无一失，而对现实中与传统相抵触的新事物，则往往不予承认。

再比如，一谈到防治害虫，人们便习惯地想到种类繁多、浓度不断加大的化学农药。实际上，这是囿于一种旧框框。如果换个角度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治虫是可以不用农药的。有些植物本身具有毒杀作用，而且为某些害虫所爱吃；有些植物的根、茎、叶、花含有挥发油、生物碱等化学物质，害虫对它们避而远之。如果我们在农作物区选择适当的农业生态体系，利用某些植物的毒杀、忌避作用，不施农药，同样可以防治害虫。

作战有正攻、反攻和绕到敌人后面或侧面进攻的迂回战术；思维科学中也有反向思考、侧面思考、多向思考等形式。在中国古代，孙膑以减灶擒庞涓，而虞诩却以增灶破羌兵，因时因地制宜，变换战略战术，这是克敌制胜之道。思维活动也是如此，一个方向受阻了，不妨换个角度做逆向思考。《丝路花雨》中英娘反弹琵琶的舞姿，日常生活中“推推不成拉拉看”的俗话，对我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思考，都有直接的启示。

早年清除灰尘，不是用现在这种根据真空负压原理制成的吸尘器，而是用吹的办法。1901年，在伦敦一个火车站举行新式除尘器公开表演，就是用吹的办法把灰尘赶跑。可是，当把它实际应用于火车车厢除尘时，就立刻显现出了弊端，这么一吹，使扬起的烟尘呛得整个车厢的人透不过气来。当时，一位叫做赫伯布斯的人心想：吹尘不行，那么，反过来吸尘行不行呢？回家后，他就用手帕蒙住鼻子和嘴，趴在地上猛力吸气，结果，灰尘都被吸附到手帕上了。于是，带有灰尘过滤装置的负压吸尘器问世了。

运用逆向思维进行发明创造的事例，还有很多。诸如，削铅笔由动刀不动笔，转化为动笔不动刀，因此，诞生了卷笔刀；由声音引起震动，反过来把震动还原成声音，于是，发明了留声机；等等。

当人们陷入某种盲目性之后，往往像陆逊进入诸葛亮的“八阵图”一样，怎么也走不出来。反之，动动脑筋，换换角度，或者经人指点，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则会产生新的思路，进入新的境界。听说，巴黎有一家旅馆，住客乘电梯上下，抱怨速度太慢。老板发愁了，若是重新设计、安装，这要花一大笔钱。一位心理学家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在电梯室里装上几面镜子。老板依此行事，果然奏效—批评电梯太慢之声遂息。原来，住客走进电梯室之后，都要对镜整装、梳理一番，这样，不但不嫌速度慢，反面觉得电梯太快了。

从相反的事物有同一性、既对立又统一这个前提出发，明确思维的多向性，这是开阔思路，克服直线式、习惯性思维方式的有效途径。

（1987年）

“清谈”辨

“清谈”亦称清言、雅谈。据鲁迅先生考证，它的历史比较悠久，祖师爷是生于魏晋时期的何晏。与何晏同时代的还有一大批人，为了明哲保身，脱离政治现实，规避政治干扰，便饮酒、集会，日以清谈为事，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个人，即所谓“竹林七贤”。

唐代诗人周昙在一首咏史诗中写道：

六合谁为辅弼臣？八风昏处尽胡尘。

是知济弱扶倾处，不属高谈虚论人。

诗中所写的是王衍。他出生于魏晋名门琅琊王氏。从兄王戎为“竹林七贤”之一，以清谈名世，素有善于鉴赏人物的高名。晋武帝司马炎听到王衍的名声，就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跟王衍相比。王戎说：“没有见到当世谁能跟夷甫（王衍的字）相比的，只能从古人中去寻求。”王衍外表清秀，风姿文雅，还在少年时，就见重于竹林名士山涛，说：“不知道是哪位老妇人，竟然生出了这样俊美的儿子！（‘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而误尽天下老百姓的，未必就不是这个人啊！”王衍在西晋王朝，曾历任中书令、司徒、司空、太尉等要职。

史称：王衍位居宰辅，却不以经邦济国为计，专门师法何宴、王弼，崇尚玄学，整天高谈虚论。在朝廷中，一时蔚为风气。为人又十分贪婪腐败，却伪饰清高，绝口不谈“钱”字。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氏皇族中一些人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互相冲突，连年混战、仇杀，烽火遍地，白骨盈野，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晋永嘉五年，羯族首领石勒寇犯京师，消灭了太尉王衍所部十余万晋军。不久，攻下洛阳，俘获了晋怀帝，屠杀王公以下三万余人，王衍本人也被活埋了。“八风昏处尽胡尘”，讲的就是上述情况。王衍临死时有所省悟，曾叹息说：“呜呼！我辈即使比不上古人，如果从前不效法提倡浮华虚无，合力来匡救天下，还可不至于弄到今天这步田地。”

诗的后两句是全诗的主旨，说明王衍之流尽日“高谈虚论”，名为辅弼重臣，却不掌握“济弱扶倾”之术。对此，早一些的葛洪、干宝、范宁，后来的顾炎武等，都持激烈的批评态度，甚至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夏商两代的昏君）”。东晋时期，桓温北伐中原，登上城楼眺望，慨然兴叹曰：“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这种“清谈误国”说，主要是从当时产生的后果来立论的。

但事物总是非常复杂的，未可一概而论。对于清谈一事究竟应该如何评判，向来存在着明显的歧异。据《世说新语·言语》记载，早在东晋之初，书法家王羲之和政治家谢安就曾辩论过这个问题：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王羲之引古鉴今，说明在四方多难之时，凡有责任感的人，都应该力戒虚谈、浮文，以大禹王、周文王为榜样，身体力行，多干实事。这一看法原本是不错的，谢安也未必持有异议，而他的驳诘，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针对性。因为当时确有一干人把东晋政治的糜烂、民生的凋敝、战祸的蔓延，统统归罪于清谈者。对于这种说法，他是不认同的。“国”确是误了，但“任其责”者主要的应该是哪些人呢？是一群说理谈玄的哲学家，还是那些执掌铨衡的帝王将相呢？“秦任商鞅，二世而亡”，不能说是“清言致患”，因为那时还没有所谓“清谈”这码事。

作为一种学风，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乃是对于汉代经学的一种反拨与逆挽。汉代经学家为官方学术，属于对儒家经典、圣经贤传的注解、诠释之学。国家遴选经师为博士，负责解经、注经，其章句动辄数十万言，旁征博引，烦琐不堪。经师之间又各立门户，壁垒森严，学生只能固守师规，不许有任何发挥、独创。而魏晋时期的名士清谈，是由汉末的清议转化过来的，它提倡平等地进行论辩，既无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也无门户之见、师生之别，都是以《周易》、《老子》、《庄子》等所谓“三玄”为基础材料，从中提炼出一些重大的论题，如“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养生之辩”、“才性之辩”、“声有无哀乐之辩”、“圣人是否有情之辩”等。他们并不拘守固有的经典，而是直接面向社会、人生，直至宇宙本体，往往涉及到一些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命题。

他们以汉代经学的烦琐主义为戒，主张言简意赅，辞约旨远。研究方式也颇具特色，自由辩论，对抗性强，能够启迪智慧，富有思想魅力。清谈分为主客两方，或者“自为客主”，一方诘难，一方答辩。明其论旨，称为“通”，其他人质疑、问难，称为“难”。一来一往，称为“一番”，几个回合，称为“几番”。有时设“判”，作为辩论双方的评判人或调解人。最后，以义理精深、表述机智、辞喻警拔者为胜。从学术角度来探究，清谈确有其鲜明的特点，是不应一概加以否定的。

台湾学者周绍贤著文指出：

“清谈之实际，除作理论之解辩而外，犹如吟诗结社，有以文会友之乐，无妨于所任之本职。而世之论者，谓名士放废世事，甚至谓清谈误国，可谓‘羌无故实’之论。当时功业昭著之大臣多善清谈，例如何晏办理正始内外众职，颇得人才，一时称盛。晋初元勋王祥、羊祜等皆善谈理。东晋支撑危局之名臣庾亮、谢安为清谈名流，军功政绩，震耀当时。魏晋之亡，不责庸君叛臣，而曰清谈误国，讵不谬哉？”（见《中国哲学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当然，事情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六七百年，今天重新来观照历史上的事物，不能不带上时代的印痕。过去几十年，之所以重提“清谈误国”的历史教训，是有其实际意义的。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之初，俄国就曾出现过所谓“革命空谈”或“政治空谈”。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这就是革命空谈的本质。”后来，中国的王明也曾以“左倾机会主义”的空谈来糟蹋中国革命。其流弊影响深远，一些人醉心于被列宁斥之为“令人厌恶的折磨人的疥疮”的空谈：或抓工作，则泡在会议之中，清茶浓烟，坐而论道，只满足于海阔天空地空泛议论，而不接触各种实际矛盾；或做报告，则一、二、三、四地一大篇，满是“为了”、“必须”，用不切实际的空谈来代替具体分析和实际举措；或学经验，则只夸“好箭”不“张弓”，材料塞满提兜，却不应用于思想、工作实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其所以如此，出发点自然与何晏、王衍不同，他们并非崇尚玄学，“矜高源诞”，也不是对于哲学思辨有特殊的兴趣，而是由于清谈是一件省心快意、不费气力、又很时髦、很吃香的事，此其一；有的不精通业务，不熟悉下情，只好乞灵于套话和空谈，实施所谓“原则领导”，此其二；有些人老于世故，明哲保身，专用空话来搪托塞责，说对了有功，讲错了因过于空泛也无从追究责任，此其三；另外，在问题成堆、矛盾交错的情况下，一时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用空谈来敷衍一下，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话又说回来，清谈，如果只是一些哲人雅士在一起评古判今，高谈阔论，倒也无可厚非。但若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特别是一些掌权者，若是徒逞空谈，不干实事，那就要蠧民害政了。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从这种情况看，我们提出务求实际，不尚空谈，还是颇有实际意义的。

（2003年）

“言以文远”

《文心雕龙》有“言以文远”的说法，叩其渊源，当是来自孔子的论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今天我们旧话重提，对于疗救时下文坛的一些流弊，可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受消费主义倾向影响，某些文学作品在逐渐地向商业化、消费性靠拢，不仅意蕴稀薄，缺乏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只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而且，文采匮乏，粗制滥造，语言质地很差，或则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则满篇西崽口吻，拉洋旗做虎皮。

文学作品尤其是散文，是以审美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有人说，文学语言是创作者进入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固然文学的成功，未必都归结到语言上；但是，如果语言不过关，那么，这部作品肯定不会流传广远。文学语言与认知性、逻辑性的语言不同，不是知识、理性的堆砌，而是意境的生发，它要有比、兴，要形成文学境界和美感性质，往往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征实的。古人有言：“文征实而难巧。”这使人联想到清代文学理论家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实际上就是讲如何驾驭文学语言。

文学语言由于是象征的语言，它的功能不是要证明什么，也不是直接叙述，而是要通过情感上的感染，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它要造成一种意象，一种意境，使人能从中感受到、体验到，从而获得美的享受。它不是知识和理性的堆砌，而是情感的氤氲、意象的生发。文学语言有时是违背逻辑原则、词语结构的，特别是诗。

古人的文章讲究声韵。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文章读起来朗朗上口，声调抑扬铿锵，掷地作金石声。唐宋文家一般都重视声音之美，有助于打动读者。

文学作品应该是个性化的、匠心独运的，诗文的生命力在于独创性。明代公安派的主将袁中郎非常欣赏其弟小修的诗，说他“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个性化，强调“有我”。清代大诗人袁枚说：“有人无我，是傀儡也。”而稍后于他、另一位著名诗人张问陶则说得更加斩截：

诗中无我不如删，万卷堆床亦等闲。

莫学近来糊壁画，图成刚道仿荆关。

文学语言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过程，是一种立体化、多层次、多元化的发展趋势，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创新。文学语言既要有规范性，又要跟上时代的潮流，不断创新，这两个是辩证统一的。完全强调规范，没有创新不行，可是，如果完全不要固有的艺术规范也行不通。语言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的词汇，有人统计，一年时间大概有上千个新的词汇出现，加上许多外来语。文学语言的规范性，可说是越来越难以把握了。一个当代搞创作的人，特别是小说、报告文学作家，如果不注意吸纳新的语言，总是陈陈相因，是不行的。

“圣人立象以尽意”。明人李贽论述艺术创造时，有“画、化”之说。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是能把客观的物象化作心灵的东西，反过来再把这种心象转化成诗性文字。英国的鲍山葵说，要“使情成体”。作家、诗人通过形象的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它是主观意念与外界物象猝然撞击的产物。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瞬间出现的
情结。

古代哲学思想和学问、智慧的传播，经常借助于富有文采的文字。大家知道，《论语》一书是讲说道理的，但却不是板起面孔进行说教。《先进》篇载：孔子与子路、冉有、公西华谈心，曾点在旁边悠闲地鼓瑟，孔子便问他：“点，尔何如？”于是，曾点弹瑟的手指在弦上一拢，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里有形象，有哲思，有诗情画意。

庄子的文章不仅气势磅礴，雄辩滔滔，词锋敏锐，而且，以东方民族的诗性智慧作为自我的思维方式，超越一般的知识形式和形而上的逻辑限定，始终洋溢着艺术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和诗人的激情；汪洋恣肆，缥缈奇变，鲜活灵动，一无滞碍，因而得以秀出群伦，独张异帜。你看他写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还有那著名的“庄生梦蝶”：“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闻一多先生称赞说：“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

强调文学的形象化，并不等于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应该通过想象力的发挥，有所创新，构建出高出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将文学的可信感完全寄生在生活事实表象上，形成了没有活力的，黏滞的琐屑的连续文脉，减缩了文学创造中的精神超越，贬抑了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

散文创作的艺术性表现，天地十分广阔，可以融合进去象征、隐喻、虚拟、通感，以至意识流等多种手法，有的是驱遣意象，因情造境；有的是从遣词造句、文字结构方面下功夫。写人，离不开刻画人的形象；有的还要揭示他的内心活动，写人性深处的东西。被鲁迅先生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作为古代散文的典范，就具有这个
长处。

《古文观止》中有一篇优美的抒情短文：《春夜宴桃李园序》，只有120字。作者李白以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文章层次分明，句无虚设。一入手，作者就纵览宇宙，俯仰古今，抒写在空间广阔无垠、时间飞速流逝的背景下，人生有限，莫失片刻良机的怀抱。接着，次第点出会芳园、赏美景、叙天伦、伸雅怀、乐觞咏的设宴本衷。在神采飞扬、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作者不忘美诸弟之才，惭自家之拙，显现出古人豁达、谦抑的风致。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从重视文采角度，我们不妨向古代散文作品学习。

（2010年）

皮格马利翁的期望

古希腊神话里有一个雕刻家，名叫皮格马利翁。他钟情于自己雕刻的女神，把她当成有生命的姑娘，日夜向她倾诉着爱慕之情和祈求她获得生命的期望。在雕刻家虔诚的守护下，后来，这个雕像竟真的变成了活人，并做了他的妻子。心理学家借用这个神话故事，把对别人寄予深切的期望，使之成为对方的内在动力，从而收到变期望为现实的神奇效果，称作“皮格马利翁效应”。

这种“效应”实践结果如何，我没有做过考察，不敢妄加评论。但我以为，一个人如能经常对自己寄予深切期望（它可以表现为理想、追求、自信力、进取心），并肯为之付出扎实、艰苦的劳动，这对于个人成才，肯定会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所追求的目标越高，那么，他所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实践表明，一个不明白自己的理想横竿应该放在什么高度的运动员，是永远跳不到理想的高度的。这是因为，符合实际的理想、追求、抱负，往往能够构成一种内在动力和外设压力，它会激发、逼迫你把这种追求变成一种社会存在，唯有奋力实现之一途，而没有逃避、退缩的余地。

事实上，人的内在潜力是很大的。而且，它的发挥程度往往同内在动力和外设压力成正比。如果我们立下坚定的志向，肯于向自己挑战，就有可能使内在的潜力变为现实的能力；反之，如果失去自信力，听任惰性去发展，那么，内在潜力也就无由展现，自消自灭了。“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啮着心灵的毒蛇，它吸取着心灵的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液。”

唐代诗人聂夷中在一首诗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

出处全在人，路亦无通塞。

门前两条辙，何处去不得！

“门前两条辙”，就看走不走。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行则塞者亦通，为则难者亦易。俄国寓言大师克雷洛夫有一句名言：“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梁。”不付诸行动，再好的期望也只能成为幻想。所谓“路亦无通塞”，我们应该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当然，如果把它看成社会环境和成才的条件，路还是有通塞之别，境还是有顺逆之分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利用它、改造它。

人是脱不开环境的影响的。一个人生在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于自己来说，是无法选择的。但是，环境只能起到一种制约和影响的作用，而不是决定成才与否的唯一因素。环境对于人才的影响，取决于个人如何对待它。对于献身事业、自强不息的人来说，再艰险的环境，再恶劣的条件，也阻挡不了他去开拓闪光的人生之路。而且，“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逆境成才，恰是中外人才史上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宋人方子通有一首《滟滪堆》诗，是这样写的：

湍流怪石碍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

自是世间无好手，古来何事不由人！

诗人通过咏赞长江上的船工穿越激流险礁，稳驾轻舟的娴熟技术，阐明人定胜天、事在人为的思想。古今无数事实说明，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不断地改造客观世界，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历史。善于发现和利用条件，使之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种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是区别于动物，而为人类所独有的。

对这番道理，一些聪明的古人也在实践之中领悟到了。宋代诗人孔武仲写过这样一首诗：

推倒西墙半日功，暑天饶作一窗风。

人间岂有炎凉隔，只在施为向背中。

他从官舍中开辟西窗这件小事中看到，凿窗之前，屋里燠热难当；辟了西窗，立刻有凉风飒然而至，从而得出“人间岂有炎凉隔，只在施为向背中”的规律性认识。

实际正是这样，你若希望获得优越的条件、顺利的环境，就应首先立足于不利的条件和艰苦的环境去奋力争取，等是等不来的。

（1986年）

陆放翁为海棠鸣不平

海棠是很美丽的。在四百多个品种中，西府海棠更擅胜场。未开花时，它的蓓蕾像胭脂般鲜红；开放后，花姿妩媚，艳冠群芳，朵朵向上，三五朵合成一簇，经雨之后尤为绚美。“秾丽最宜新着雨，娇娆全在欲开时”。这句咏赞海棠的著名唐诗，可说是抓住了它的神韵。前人尊奉海棠为“花中神仙”；形容它：“其花甚丰，其叶甚茂，其枝甚柔，望之绰约如处女。”宋代诗人苏东坡风流倜傥，更是俨乎其然，说是：“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当然，也有人讥弹它空有姿色而无香气。对于这种过苛的吹求，南宋诗人陆放翁十分愤慨，特意写了一首诗，为海棠鸣不平：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

讥弹更到无香处，常恨人言太刻深！

按理说，鲜花是应有香气的。花而不香，指出这点不足之处，未为不可。但是，不应采取讥弹、挑剔的态度。令人奇怪的倒是，花太香了，也要遭到人们的指责。说来近乎荒唐，可是历史上却实有其事。

明末一个很有名气的史学家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一书中就写过这样的话：

我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热，四恨茉莉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

他认为，河豚鱼味虽鲜美而有毒性，建兰花虽有幽香却难以栽培，樱桃好吃而其性偏热，茉莉花香失之过浓，谢灵运、谢惠连、谢脁、李白、杜甫只能写诗而不长于写文章—凡此种种，都应引为恨事。责备求全，刻意挑剔，到了这种程度，真是有点“岂有此理”了。

亏得那位陆老诗翁在四百年前早就做了“稽山土”。不然，如果他得见这段“五恨”的奇文，还不得气炸了肚皮！

当然，假若闲来无事，只是随便地品评花鸟虫鱼，见仁见智，议论一番，倒也无关宏旨。但是，如果度事量人，辨才取士，同样采用这种绝对化的思想方法，就非同小可了。

唐代宰相陆贽说过：

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长，必有所短。若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

汉代的王充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长与短的问题，他说：“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一个人的精力、时间有限，有所为必有所不为，有所专必有所偏。这不是提倡偏，也不是不愿意做到两全，而是客观规律、客观条件不允许。“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人言刻深，求全责备的情况，是很复杂的。多数属于思想方法问题，有些执政者出于不切实际的善良愿望，总想找到那种“面面称心”的完人，实际上是把人才理想化、神秘化了。在他们看来，人才不是奔驰在地上的千里马，而是四蹄凌空、腾云驾雾的天马、神骏。也有一些人基于嫉贤妒能的阴暗心理，他们唯恐才胜于己者得到合理的使用，使自己相形见绌，因而不择手段地贬损他人。貌似严格要求，实际是对人才的排挤与
压抑。

不管属于哪种情况，都是十分有害的。因为按照求全责备者流的逻辑，人必完人而后可用，那么可用之人还能有吗？古往今来，这种“求全之毁”，不知葬送了几多人才，演出了多少埋没英杰的悲剧！对此，陆老诗翁是寄慨遥深的，他何尝只是为海棠鸣不平呢！

（1986年）

马太效应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

对唐代诗人杨巨源这首传诵千古的《城东早春》，人们习惯于从“诗家三昧”去解释，认为说的是诗人必须感觉敏锐，独具慧眼，善于捕捉新鲜事物，这样才能写出新的意蕴，开辟新的境界。也有人说，没有那么复杂，无非是写诗人对早春景色的热爱。这些理解，当然是不错的。可是，我却觉得，诗的蕴涵大概不止于此。我们能不能把它引申一步，看作是诗人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手法来论述发现、识别、选拔人才的道理呢？

我们可以从中悟出，选拔人才须有卓识远见，不失时机地把那些确有才能但暂时还处于卑微地位、尚未被人注意的人发掘出来。这好比诗家写诗，应该抓住早春时节，及时描写那些清丽、活泼的新鲜景物。这个时候，柳枝刚刚发出淡黄的嫩叶，绿色尚未均匀地铺开，但已显露出发展的前景。人才也是一样，在开始显露头角时，可能还不够成熟，不够完善，如果我们求全责备，等到他们像上林之花灿若云锦时再去识拔，那就错过了时机，为时晚矣。

人才宝贵，古今并无异议。但人们的习惯往往是只注重“显人才”，只承认成功，而很少关心与注意“潜人才”在成功道路上的奋斗与挣扎。因此，当成功到来之前，这个阶段是难熬的。不要说按门阀取士、凭年资选官、靠恩荫供职的封建时代，就是在今天，由于旧的习惯势力和传统偏见的影响，在人才成长过程中，也往往是不服气者有之，挑剔者、忌妒者亦有之。这个时候是最需要支持、鼓励、拔擢与帮助的。

国内外人才学专家提出，人才从“潜”到“显”需要克服“马太效应”。原来，《圣经·马太福音》中记载一个“按才干授责任”的故事：

主人要到外国去，找来三个仆人，按其才干给他们分银子：仆甲得五千，仆乙得二千，仆丙得一千。

主人走后，他们分头去做买卖，仆甲用五千银子作本钱，又赚回了五千；仆乙也赚了二千；唯有仆丙怕失掉主人给的一千银子，将它埋在地下保存。

过了许久，主人回来了，和他们算账。首先，赞扬了仆甲一番，说：“好，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让你享受主人的快乐。”也表扬了仆乙，夸他能干、会理财。却把仆丙骂了一顿，并把那一千银子夺回，给了拥有一万银子的仆甲。

故事讲完后，用这样一句话作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借用这句话提出一个“马太效应”的概念，来概括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名家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尚未出名的“潜人才”则不肯承认。

要成事，必先成名，这在中外古今是一体皆然的。有了名，一切事都好办，“名人效应”随处可见；与此相对应，“无名小卒”则窒碍重重，所谓“最难名世白衣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清代著名文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刻过一方朱文印章，印文是“二十年前旧板桥”。原来，他年轻时虽然在诗、书、画方面已有很深的造诣，但是因为没有名气和地位，作品无人问津。二十年后，中了进士，声名大振，时人竞相索求，门庭若市。他在感慨之余，刻了这方印章来讥讽世情，针砭时弊。

这种情况，今天也还存在。当人才没有崭露头角时，常常无人注意；而一当取得了某些成果，在社会上出了名，又会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采访、照相、编辞典、下聘书，包括一些庸俗的捧场和商业性的借光炫耀，弄得应接不暇，无法摆脱，产生了所谓的“名人之累”。这使人想起《聊斋志异》中那个胡四娘。最初，这个弱女子受尽了家人、亲友的冷遇和奚落；可是，一朝发迹，便声名鹊起，简直闹得沸反盈天：“申贺者，捉坐者，寒暄者，喧杂满屋。耳有听，听四娘；目有视，视四娘；口有道，道四娘也。”

当然，这绝不是说，对声名显赫的人才不该宣扬与关心。在这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本文只是想提醒一下，爱才尤贵无名时。与其热衷于在人才荣显之后揄扬备至，优礼有加，干些“锦上添花”的事，何不“雪里送炭”，于幼芽掀石破土之际，多给一些实际的帮助呢！

（1986年）

虞坂遐思

那年在三晋大地上转了十来天，几乎是时时处处都和古文化打交道。地面上有形的，像大同的云冈石窟、太原的晋祠、平遥的古城、解州的关帝庙，这自不必说；即使那些载诸史籍、今天已荡然无存的，亦在在使人悠然意远。大的像尧、舜、禹的都城、故里，小的像这里所要说的那个虞坂，都使我逸兴遄飞，流连忘返。

古代典籍《战国策》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秦穆公时有个孙阳，善于相马，因此，人们都以神话中掌管天马的星宿“伯乐”来称呼他。一天，他在虞坂这个地方，见到一匹良马正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累得伸开了蹄子，弯屈着膝盖，垂散着尾巴，压伤了内腑，口涎洒地，白汗交流，到了山的半坡，怎么也拉不上去。孙阳走过去扶住了良马，痛惜地哭了，并解开身上的麻衣给马披覆在身上。结果，这匹马低着头喷气，又仰起头长鸣，声达于天，非常响亮，可能它感到遇见了知己吧。

由于这则故实令人感发兴起，使我爱屋及乌，对这个虞坂也产生了兴趣。我想，既然说拉着盐车攀登太行山坡，可见，它应该处在山西运城一带—至今，这里仍有池盐生产。可是，具体在哪个地方呢？问了几位文友，都是“敬谢不敏”，茫然莫晓。后来，我到了平陆县，承当地一位老先生指点，才知道虞坂原是中条山的一支，为古时南北交通要道，地处平陆县的北张店和夏县的庙前镇之间。据考证，《左传》中记载的，晋献公先后两次“假道于虞以伐虢”，借的就是这条要道。虞国在今平陆县北；虢国（北虢）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东南。其时为公元前658年和前655年，和秦穆公时的孙阳相马，时间大体上相差无几。

听到了这些，自是欣慰不置。于是，专程前往察看。山还是那个山，坡还是那个坡，其他就满目萧然，物是人非了。白衣苍狗，变幻斯须，更何况已经过去两千六百多年呢！

所幸，历史长新，斯文不坠。那么，还是就文论文，就诗论诗吧。还说那位被称为“伯乐”的孙阳老先生。唐代诗人汪遵读过《战国策》这段记载之后，感慨重重，为了赞颂这位伯乐，特意写了一首七绝：

蜷曲盐车万里蹄，忽逢良鉴始能嘶。

不缘伯乐称奇骨，几与驽骀价一齐。

诗人说，如果不是伯乐慧眼识良驹，这匹千里马几乎要与驽马等同身价了。实际上，这是借他人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块垒，通过为骐骥作幸语，反衬出当世士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有才无运、遭逢不偶的悲凉。

而同时代的诗人胡曾，却又轻轻地荡开一笔，虽然也借这个题材写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但做了深入一层的探索：

悠悠虞坂路欹斜，迟日和风簇野花。

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

这正是对前面“幸语”的反诘。意思是：得遇孙阳，困顿于盐车之下的千里马受到赏识，得以解脱，这只是偶然性的机遇。古往今来，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良马是无量数的，它们又都怎么样呢？诗人最后发出无限的感慨：不知孙阳死去以后，将会有多少良骐骏骥在虞坂上受困哩！这就使得诗的主题大大地深化了一步。

汪遵也好，胡曾也好，名为写马，其实都是在写人。马之幸与不幸，乃是士之遇与不遇的映衬。在这方面，清代诗人洪亮吉的诗，就显得更为直截、显露一些：

烈士伤心古道旁，一生曾未值孙阳，

却看老骥还千里，正服盐车上太行。

诗中同样写了一匹千里马服盐车而上太行的艰难情景，但不是直接写，而是从一个终生怀才未遇，在古道西风中伤心垂涕的志士眼中观察到的。千里马逢千里马，畸零人叹畸零人。把命运相似的志士同良骥联结在一起来描写，“惺惺惜惺惺”，感染力就更强了。

用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来反映识才、选人问题，是一个老题目，“前人之述备矣”。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大文豪韩愈的论断：“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然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伯乐一过，冀北之群遂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文章强调了识才之眼在人才发掘中的作用，无疑是正确的。直到今天，我们也还习惯地沿用这个典故，来阐明识才与选才问题，而且经常可以听到“伯乐太少”的慨叹。“杨意不逢，抚凌云而自惜；钟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惭！”—《滕王阁序》中的这些名句，不知倾倒了多少英雄、才子！

可是，细细揣摩一番，又觉得并不尽然。世上的良马多得很，并且常常与平庸的凡马、驽钝的劣马混杂在一起，单靠几位伯乐先生的青睐，又怎能适应多方面的需要呢！“未省孙阳身没后，几多骐骥困盐车！”早在一千多年前，胡曾就已揭示了这种矛盾。

另外，伯乐相马还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相马者伯乐只具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而良马（也即是人才）的特长却表现为各种各样。对于自己专业范围内的千里马，伯乐是能够发现、识别的，而在非其所长的领域里，恐怕就难以做到发现及时、识别准确了。加之，伯乐在识才、选才过程中，难免会夹杂一些个人的情感因素，有时也会造成种种悲剧性的后果。

解决这类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伯乐功能的社会化、制度化。就是说，一方面坚持选才、识才上的群众路线，使领导与群众结合起来，大家都来做伯乐，都做识别人才、开发智力资源的工作。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人才生活在群众之中，群众最有能力也最有资格，选拔、鉴别带领自己从事创造历史活动的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有利于人才成长与发展的人才管理制度。只有从“个体伯乐”过渡到“群体伯乐”、“制度伯乐”，才有可能做到大规模地发掘人才资源，既做到“野无遗贤”，又能够才尽其用。

（1987年初稿，1998年定稿）

过犹不及

美学上讲究逸韵悠然，有余不尽，忌讳一览无余，因而有“不到顶点”的说法。怕的是到达顶点就到了止境，捆住了想象的翅膀。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万事都从缺处好。

吟到夕阳山外山，世间难免余情绕。

踏不上的泥土，总被认为是最香甜的。何妨留下一片充满期待与想象的天地，付诸余生忆念，纵使他日无缘踏上，也尽可神驰万里，向往于无穷了。

也正是为此，才有人说，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人们对于已经占有、已经实现的事物，不及对于正在追求、若明若暗、可然可否的事物那样关心。张恨水的两句诗“凡所难求皆绝好，及至如愿又平常”反映了这种心态。往古来今，有谁未曾从不断的追求中获得快慰呢！

清初“四明四子”之一的郑南谿，写过一部《纪游集》，为自己起了个“五岳游人”的雅号、实际上，他只游了泰、华、恒、嵩四岳，有意识地留下南岳衡山未去。“我不尽游者”，他说，“留此一岳付之余生梦想耳”。

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记得过去看过一幅题为《我的手最干净》的艺术摄影。作者意在表现儿童们爱整洁、讲文明的崭新风貌，但他没有去拍摄一群天真活泼的儿童如何洗手洗脸，讲究卫生，甚至画面上连一张娃娃的笑脸也没展现；而是别具匠心地摄下一双双高高举起的令人喜爱的白胖小手，正在雀跃地接受卫生值班员的检查。简单的画面包含着丰富的意蕴，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在这里，观者想到的要比看到的多得多。

同样，白石老人的画虾，也表现了这位艺术大师的无比高明。他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

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的所谓“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我觉得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

在这方面，唐代的张彦远说得十分透彻：“夫画物，特忌形象彩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于了。”后人把这种“了”与“不了”的辩证法奉为绘事秘宝。元代的饶自然在《绘宗十二忌》中，更把满幅填塞，不给欣赏者以想象余地的画法列为首忌。

为文也是一样，切忌过直过露，过黏过满。清代剧论家李渔说：“大约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耳。”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说得更加形象、生动。他把文学创作比作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形诸文字的，好似冰山露出水面部分，不过八分之一；而作品中的蕴涵，如同冰山没在水下部分，要达到八分之七，这要靠读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思考去加以补充。作家的本事就在于实现艺术形象的有限性与艺术内容的无限广阔性的完美统一。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一篇古代的著名短文。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深情怀念惨遭杀害的亡友嵇康、吕安。一次，路过嵇康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思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于是，写成了《思旧赋》。文字非常含蓄、简练，除了小序，正文只有十二句。鲁迅先生在纪念被反动势力杀害的柔石、白莽等五位作家时曾谈到：“年轻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鲁迅的这段文字也写得非常含蓄、简练。它们都令人反复思索，回味无穷。我想，假如当日向子期或者鲁迅先生，临文嗟悼，哓哓不休，不仅无助于感染力的增强，反而会冲淡那怀人愤世的浓烈的感情色彩。

这里，确实有个实际效果问题。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讲过这样一个例子：

有个礼拜天，我到礼拜堂去，适逢一位传教士，在那里用令人哀怜的语言，讲述非州传教士的苦难生活。当他说了五分钟后，我马上决定对这件有意义的事情捐助五十元；当他接着讲了十分钟后，我决定把捐助数目减至二十五元；当他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我又在心里减至五元。最后，当他又讲了一个小时，拿起钵子向听众求助，我已经不想捐助，甚至要从钵子里拿走两块钱。

五分钟的讲述，留给作家大量的想象余地，这里面自然要加上作家平日所听到的关于非洲传教士的凄苦生活的感受，所以，立刻得到了深切的同情；而在超过了一两个小时后，作家的想象余地早已排除净尽，剩下的唯有对于他们“宣传”、“敛财”的反感。

古人有“大成若缺”、“过犹不及”的至理名言。凡事都要讲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我们通常讲的艺术与技能的熟练，无非是说恰到好处，能纵能收，善于控制。

德国艺术理论家、剧作家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家对待人物的表情的描绘要有控制，不宜“选取情节发展中的顶点”，要“避免描绘激情顶点的顷刻”。这自然仅是从审美需要考虑的。但是，这种“不到顶点”的主张，也揭示了艺术的普遍规律。

针对莱辛说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想象就被捆住了翅膀”，我国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有一段透辟的解说：“作为艺术创作的自然形态—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本身，都不能没有一定意义的顶点（高潮）。然而它对人们在感受上的反映，最富于魅力的，经得起挑剔的，不是矛盾解决，而是矛盾接近解决的那一环节。为了避免观众感到意味索然的一览无余，艺术家不作兴选取和突出这样经不起反复欣赏的环节。”

与这个道理相通，我国古代诗人也提出：

美酒饮教微醉后，

好花看到半开时。

盛开的鲜花意味着飘零衰败，熟透的果实面临着腐烂发酵，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登上泰山极顶后再往前走就是下坡路了。世间万事万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自己的对立方面转化。

当然，莱辛讲的“到了顶点就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看”，也和一个人的胸襟、器度有直接关系。从前，抚顺高尔山的一座凉亭上有这样一副楹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何须更上一层楼。

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眼睛自然也不想看得更远。而清代的鄂容安的对联则是：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换了三个字，境界全新。同样是登上顶端，但由于把它看作是新的里程的开始，眼界与追求便迥然有异。

古人说：“天道忌全，人情忌满。”原来，这里有很深的学问。

（2010年）

“老处女”的自嘲

我这里想说的是有关用人的问题，先从清代大诗人袁枚的一首诗说起。

《商丁孙尊歌为秦将军作》中有这样四句话：

人才那得如金铜，长在泥沙不速朽！

愿公爱士如爱尊，毋使埋淹嗟不偶！

立意十分清楚。诗人通过为出土的商代铜尊作歌，向执掌铨衡的当政者呼吁：爱惜那些怀瑾握瑜的隽秀之士，及早选拔、任用他们吧！不要使他们像古代铜尊那样终古沉埋，不见天日。铜尊埋淹几千年，一朝出土，光洁如新；人才却埋没不得，数十载光阴驶过，他们就会老朽的呀！

寥寥二十八字，蕴蓄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确如袁枚所言，人才不像古董和矿藏那样，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使用。如果硬要用物质产品作比方，人才倒有点像放射性元素，一个“半衰减期”过去，放射性元素原有的核数就要减去一半。人的知识像人本身一样，随着世事推移、形势发展、时代进步，也是会不断老化的。

人才学专家王通讯认为，人才的选用有一个时机问题。这是因为人才之才并不是均衡发展的，它在客观上存在一个类似“抛物线”的过程：才能萌发—才能发展—才能鼎盛—才能衰减—才能薄暮，像人由少而壮、由壮而老一样。

王通讯还引述了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渡边茂的调查资料：一个人的一生可以大致分为成长、活跃和总结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出生到二十七岁，第二个阶段从二十八到五十四岁，第三个阶段从五十五岁到八十一岁，各为一万天左右。对于从事开拓、开创性工作的人才来说，如何在其发挥才能的最佳时期即活跃阶段，选用到最适宜的位置上，实现才尽其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架机器、一座房屋弃置不用，所造成的浪费是有形的，损失价值也易于计算，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人才的埋没与老化是渐进的、隐蔽的，损失价值难以计算，在一般情况下很容易被人忽视。所以，诗人在这里大声疾呼：“人才那得如金铜，毋使埋淹嗟不偶！”

但是，这种现象，在旧时代“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功”的用人制度下，却是难以避免的。梁启超在其名篇《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曾经激昂愤慨地指出：

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差，非挨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

这样无限度地拖下来，封建制度下的读书士子，就只能是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了宋代的一个典型事例。宋仁宗嘉祐元年，“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以文才名震京师，许多名臣向朝廷推荐他，欧阳修专门写了《荐布衣苏洵状》，但足足拖了七百多天，朝廷才召试他。气得苏洵托病在家，拒不赴试。他想的是，即使马上起程，赶到京师，也得几个月；到了京师待命，还得几个月；诸公考其文，更要一两年；如果有幸合格，交相府拟议，又要一年时间。这几关都能闯过，才能得到一官半职。但捱到这时，他已经老迈不堪了。后来虽有宰相韩琦极力奏荐，但苏洵终其一生，也只做了一任九品小官。

苏洵大器晚成，和他的儿子苏轼不同。《三字经》里说：“苏老泉（苏洵的号），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苦奔苦曳，捱到了四十七岁，才遇到欧阳修、韩琦两位大贤人，慧眼识珠，鼎力举荐，希望朝廷能够破格使用；可是，宰相富弼却认为，提拔太快不好，主张“姑少待之”。这样，就等啊，等！结果，两年过后才召试他。八年过后，苏洵便赍志以终。一个王佐之才就这样生生地被埋没了。苏洵死后，韩琦深深悔恨，写了“名儒升用晚，厚愧莫先予”的诗句痛悼他，但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旧社会，这类人才悲剧多哉伙矣，可说是俯拾皆是，无代无之。宋代詹义登科后写过一首《自嘲》诗：

读尽诗书五六担，老来方得一青衫。

佳人问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

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辣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

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

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

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

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据说，这位谢老先生一直活到一百二十多岁。幸亏他得享高寿，不然，也就衔恨于九泉，永抱无涯之戚了。

由于官职得来艰难，这些封建官吏便视之如命，唯恐失去。结果许多人只好“十分精神，三分办事，七分奉上”，唯恐稍有疏怠，前功尽弃。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尖锐指出的：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为新进之楷模，但往往因阅历已深，顾虑重重，畏葸惧事，以致尸位素餐，玩忽职守，整天懒懒散散混日子，更不肯自动请求去官，直到老死为止。而那些埋没下层、无缘得进的英才奇士，却不能直接取而代之，照例要循官阶、按资格，一步一步地往上蹭。这就是当时有用之才奇缺的根本原因。

对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有些封建君主也曾看得清清楚楚，而且力图纠正。金大定二十八年四月，德高望重的阿鲁罕被拔擢为副宰相，四个月后，以疾乞致仕，不久便病故了。中兴令主金世宗万分感慨地对臣
下说：

用人之道，当自其壮年心力精强时用之，若拘以资格，则往往至于耄老，此不思之甚也！

针对这个问题，他决定采取三项果断措施：一是命令那些老不堪用的官员及时离职；二是打破按资格升迁的陋习，明确提出要破格选用人才；三是注重培养年轻人，使他们早日参政，得到锻炼。但这些很好的打算，后来并未得到切实的贯彻。由于阻碍重重，最后以破产而告终。

（2003年）

害怕时间

一

人在幼小时，与时间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对于韶光的流逝，基本上是没有察觉的；因而，什么“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之类的概念也就并不存在，更谈不上有什么惧怕。当然，那时也有惧怕，就我个人来说，晚上在家怕黑暗，日间出外怕恶狗，进入冬季最怕号风飞雪，因为屋子冷，衣被单薄。青年时代，外出读书，而后便下放劳动，怕什么？就怕发大水。大河一涨水，我们就得抗洪、堵坝，昼夜巡逻，倦极困极，可是，蚊虫、跳蚤，四下骚扰，还不时有水蛇出没，不能入睡，也不敢入睡。我曾经问过一位族叔：你最怕啥？他说，最怕下苇塘：“人怕下苇塘，驴怕进磨房。”割芦苇的活儿是最苦最累的。

那么，人过中年，特别是到了老年，又害怕什么呢？唯一害怕的是时间。“岁月疾如下坂轮”，一眨眼工夫，就垂垂老矣。世间万事万物，似乎都存留于时间之中；而时间总是掉头不顾，像脱缰野马一般逃逸，它会掠夺一切，带走一切，“有力量消灭世人所爱的一切对象”。西方哲人说：“凡是在时间之内的都是暂时的”，“永恒并不是在无穷的实践之中持续着，而是存在于整个的时间过程之外”。

这种感觉，小时候绝对不会有。那时觉得日子特别漫长，一年到头经常处于等待之中，上学等待放学，开学等待假期，想吃美味、想穿新衣、想放花炮，便焦急地等待着过年过节。

列夫·托尔斯泰说，测量时间的标准有两种，一种是客观标准，如用年、日、小时等测量时间；另一种是主观标准，是用我们所度过的生命来测量。就一个三岁的小孩一年中所感受的印象的数量和强度而言，一年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而对于一个三十岁的人来说，一年只是他的生命的三十分之一。对于小孩子，一切都是新鲜的、重要的，在他们看来，一年好像一段很长的时间。这就说明为什么人们年纪越大，就会感到时间过得越快。而幸福的岁月，正是那消失了的儿时岁月，瞬息即逝的花样年华。

人们谈论时间，其实，经常指的是生命。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时间也就是生命的流程。正如美国著名诗人爱略特所说的，我用“喝咖啡的勺子，一勺一勺量走我的生命”。我们说：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就过去了半年，参照系往往是自己的生命，身旁的晚辈，或者已逝的亲友。“旧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我们看京剧《武家坡》，当会记得这样一段对唱：

王宝钏：一见血书心好惨，果然是儿夫转回还。开开窑门重相见，（白）唗！我儿夫哪有五绺髯？

薛平贵：三姐不信菱花照，不如当年彩楼前。

王宝钏：寒窑内哪有菱花镜？

薛平贵：（白）水盆里面。

王宝钏：水盆里面照容颜。（白）老了！啊！容颜变！十八载老了我王宝钏。

二

时间之所以可怕，正在于生命这时间的载体，对于所有的人都只有一次，而且只有消耗，而不可能重生再造。人不可能永远生活在世上；有之，靠的是虚幻的宗教，或者靠一种生命的转移，以另一种形态转移到新的生命中去。如同一株植物死了，它的生命要靠种子传承、延续下去。而作为个体的人，无不生活在时间与空间的一个交叉点上，无论你怎样渴望久远，冀求永恒，最后所得到的也只能是稍纵即逝的瞬息。像朱自清先生在散文《匆匆》中所描述的：

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里，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诚然，记忆、回望、追怀，可以使人类从流逝的时间中挣脱出来，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连接，而获得一种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完整统一的生命感；但是，这种记忆的本能、回望的习惯及其所产生的对比效果，又会像薛平贵和王宝钏那样，由于生命的暂驻和变更之剧烈，而陷入伤怀以至绝望，从而加剧痛苦与悲凉。

清晨起来，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崔永元做的节目《电影传奇》，常常看到同一个演员在不同年龄段的场景，真是令人沮丧，令人气短。当日朱颜秀发、美目流盼、光彩照人的妙龄女郎，一变而为白发苍苍，皱纹满脸，目光呆板，老而且丑。那么，昔日的花容月貌，究竟哪里去了？而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一座墓室里的铭刻，就更使人觉得时间老人实在是太残酷，太峻厉无情了。“原来喜欢走动的人现在被禁锢着；原来喜欢穿戴盛装的人现在则穿着旧衣服沉睡；原来喜欢畅饮的人现在置身于没有水的地方；原来富有的人现在来到了永恒和黑暗的境界。”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可以说，个个都是输家，任何人都不可能稳操胜算。

写到这里，突然记起了古希腊的一则神话：阿波罗答应满足女先知（女巫）的任何一个请求，女先知说，她希望永远不死，但却忘记了请求永葆青春。这样，她果真长寿了，但是，伴随着光阴的飞逝，她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丑陋了，而且，终日营营役役，得不到片刻安息，以致人们问她最后还有什么愿望，她说：只求一死。

三

时间，除了残酷无情，也还有它的温馨可人方面，用时新的词语，不妨说是积极性、正能量。时间的本质特征，是它的不停运转，万古长新，体现出无穷无尽的创新求异精神。清代大诗人赵翼那首诗，说得多好啊：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过了千年又觉陈。

时间老人是万分公正的，对于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而从社会价值上说，时间又是最善于选择的，存其所应存，而弃其所当弃，它既不是保留一切，也并没有吞噬一切。对于世间生物中唯一追问自身存在之意义的人来说，悲剧在此，完美也在此。说到鲁迅先生的价值，著名学者何满子指出：

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历时愈久，对鲁迅生前死后加之于他的污泥浊水，明枪暗箭，不怀好意的抬举，有心的中伤和无意的曲解，都将愈益黯淡失色。人们所看到的将只是经过澄清了的历史长河的运行，以及巨人在历史中的伟岸风姿，他如何和历史气息相通，扮演着引涛疏流的光辉角色。

其实，所谓时间流逝，从哲学上讲，只是相对意义上的。正如东坡先生《前赤壁赋》中所说的：“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东晋著名佛教学者僧肇关于时间的相对性，是从另外一种视角来谈的：

人则谓少壮同体，百龄一质，徒知年往，不觉形随。是以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都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躯体上。所以说，是原来那个人，又不是那个人。（见《物不迁论》）

时间，时间，我们在这里真正感受到了它的魔法，它的威严，它的无情，它的魅力！

（2012年）

一首《放言》诗的解读

白居易的《放言》诗的第三首，是讲辨识人才的真伪的。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选拔和使用人才的前提是识别人才。这是一门大学问。古代把察人、选官的工作称作“铨衡”。本来这是衡量轻重的器具，后来借用来表达考察、评选官吏的工作。由于人才的情况十分复杂，所以古人反复强调要“精察之，审用之”。

如何精察、审用？从这首诗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考验，事物的本来面目才会显现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作者有原注：“真玉烧三日不热。”按古代的传说，玉在火中烧三日三夜，颜色不发生变化，如果是石头就不行了。“辨材须待七年期”，作者也有原注：“豫章木生七年而后知。”过去认为，豫与章这两种不同的树木，小时不易辨识，必须长到七年才能区别开。

这两个例子都是强调时间的检验作用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同试玉、辨才一样，要准确地识别一个人，也应该经过一定时间的铨衡、考察，通观其全部历史。草率从事，是要失误的。

宋人写过这样一首诗：

少年胯下安无忤，老父圯边愕不平。

人物若非观岁暮，淮阴何必减文成！

诗的一、二句讲了两个典故，涉及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淮阴侯韩信，少时曾受胯下之辱，人皆以为怯，而他有大的抱负，不同无赖少年一般见识，因而安然忍受，没有发作。可是，当他建功立业、兵权在握之后，却没能坚持“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而是“以市井之志利其身”。像司马光所批评的那样，“失职怏怏，遂陷悖逆”。

另一个是刘邦的重要谋士张良，年轻时在下邳的桥边遇到黄石公，这个老人故意把鞋丢在桥下让他去拾，他曾“愕然不平”，“欲殴之，为其老，乃强忍”。年少负气，似乎不够成熟。但在后来能够“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刘邦出了好多重要的主意，屡建奇勋，死后被谥为文成侯。

诗的第三、四句是说，如果不看他们二人的晚年，就不能得出韩信不如张良的结论。

这首诗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注重时间检验、通观全部历史，对于识别人才高下、优劣的重要作用。

—必须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人才出现之后，有时毁誉不一。如何准确地加以辨识，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即使各方面的反映是一致的，也需要认真在实践中检验。

两千多年前的孟轲说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如果其间不含有求全责备，人要完人的因素，那么，这种选拔人才上的群众观点，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正确对待周围的不同反映，一个重要问题是敢于摒弃那些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和闲言碎语。周公是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被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尊为圣贤，但他也曾受到流言困扰。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大权独揽。他的兄弟管叔、蔡叔等人不满，制造流言，说周公将干出不利于成王的事，意思是他有篡权的野心。周公听了以后十分恐惧，赶紧避难“居东三年”。后来，成王通过实际考察，了解到周公果是一片忠贞，便亲自接他回来辅佐朝政。谗言足以误国，忌妒倾陷贤才。关键在于当政者善于识别真伪，敢于为贤才撑腰。

—要善于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在《将苑》一书中说过：“夫知人之性，莫难察焉。美恶既殊，情貌不一：有温良而为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西汉末年的王莽可算是一个“貌恭而内欺”、“温良而为诈”的典型。他在篡位之前，为了骗取皇帝和群臣的信任，长期装作仁爱待人，谦恭下士，以致“公卿咸叹公德，皆以周公为比”。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下士”是假象，而篡汉谋国才是他的本来面目。

为了能够透过现象认清本质，诸葛亮曾提出七条“知人之术”：

向他提出矛盾的理论、观点，看他的辨别力和坚定性；

同他反复辩论，看他对付驳诘的辩才和应变能力；

请他出谋划策，看他分析问题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告之以危险情境，看他的勇敢、牺牲精神；

在纵情饮宴的情况下，看他的自持力和醉后显露的本性；

给他提供有利可图的机会，看他能否做到廉洁公正；

与他约定公务活动，看他能否不负所托。

今天看来，这种考察方法和考察内容，不见得很科学，很完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矛盾复杂的环境中进行多方面的实践检验，对于甄别人才，辨识本质，确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1988年）

为“好好先生”题照

唐代诗僧寒山写过这样一首诗：

世有一般人，不恶又不善，

不识主人翁，随客处处转，

因循过时光，浑是痴肉脔。

看得出这是为“好好先生”题照的。

关于“好好先生”行为特征的出现，可说是“久矣夫，非一日也”。但“好好先生”一词正式见诸文字，却是始于明人笔记。东汉末年，司马徽由河南迁到湖北的荆州隐居避祸，绝口不谈是非。本来他是以善于品鉴人物、具有知人之明著称的；可是，到了荆州之后，出于种种考虑，却是无论提到谁，他“美恶皆言好”。明人冯梦龙在《古今谭概》中指出：“今人称好好先生，本此。”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这种人为“乡愿”或“乡原”。一天，孟轲和他的弟子万章在一起闲谈。万章问起了“乡原”是怎样的一种人，孟轲没有直接答复，而是讲了一些情况。他说：“乡原批评狂放之士说：你为什么志行高远呢？又批评狷介之士说：你为什么落落寡合呢？乡原的主张是，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人、做事，只求过得去便行了。”

孟轲的结论是：乡原就是八面玲珑、四下讨好的人。这种人，要指责他，却又举不出大的错误；要责骂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可以责骂的，他只是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厚老实，行为好像方正廉洁，容易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他也自以为一贯正确。

看来，“乡原”或“好好先生”，并不是为非作歹的坏人，但也不是真正合乎标准的好人。“不恶又不善”，这五个字概括得可算绝妙。

从前面的一些例证和论述来分析，这种人的特点大体有二：一曰圆滑，浑和圆通；二曰因循，得过且过。有个顺口溜形容他们：“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专说模棱话，遇事和稀泥。”对照起来，倒也十分相像。

清人潘德舆在《养一斋札记》中绘过一幅《乡原图》，粗粗看去，只是两个圆圈，细细考究一番，确是大有文章：外面的圆圈是光滑的；内里是一个不规则的浓墨圆圈。作者注明：此乃“昏墨曲屈，以媚俗为肝者也”。运用简单的两个圆圈，把“好好先生”的内涵与外表刻画得淋漓尽致。

道光年间，有人填《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此画此词，都可说是穷形毕态，入木三分。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记载：一日，荣禄在朝廷与人争论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相国王文韶意见如何，王只是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垂问，王仍痴笑不止。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笑如前。《清史稿》上也说，“文韶更事久，明于趋避”。这位王老大人亲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在地方当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中央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亨通。他这个不倒翁的唯一诀窍，就是圆滑模棱，明哲保身。

“乡原”或“好好先生”，从他们出现的那一天起，名声就不怎么好。记得有一首《恶圆》诗，代表了古人痛恶圆滑的态度：

宁方为皂（隶），不圆为卿；

宁方为污下，不圆为显荣。

如果说，由于遭逢乱世，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人们讲直言、说真话，司马徽者流只好硬着头皮去当那份“好好先生”；那么，生当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今日，若是还那样做，就实在没有道理了。我们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坚持原则，明辨是非，一贯反对做“老好人”。因为多方讨好，到处逢迎，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具有明显的腐蚀性、破坏性；反映在实际工作中，“老好人”行时之地，必然正气不张，邪风大炽。“乡愿，德之贼也！”孔丘在两千四百多年前讲的这句话，今天读来，仍有教益。

当然，我们反对“好好先生”的浑和圆通，是说不要在原则问题上敷衍、迁就，不要拿原则做交易；决不是提倡“为斗争而斗争”，机械地、横暴地对待同志的缺点、错误，也不是主张锱铢务较，睚眦必报。属于原则问题，应该真正负责地、诚恳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而一些非原则问题，包括一些生活细节，则不必过分严苛，吹毛求疵，尽可以宽容、通融一些。叶剑英在《怀董老》的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诗，“日常生活称老好，原则从未许通融”，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87年）

三首《贾生》诗的论辩

说起古代的治国精英，我觉得有两个人绝不应该遗漏掉─

一个是“磻溪一老”，周朝的开国功臣姜太公吕尚。传说他在八十岁的时候，垂钓磻溪，被周文王发现了，载回朝廷，尊为“师尚父”，后来辅佐周武王灭了殷商。他是中国历史上久享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
略家。

另一个是“洛阳年少”，西汉初年才华横溢、富有改革精神的政治家贾谊。他在十八岁时，就经老师吴廷尉推荐，应征召入朝，被汉文帝立为博士，倍加重用。但是后来，以高才见嫉，屡遭排挤，仕途颠踬，一波三折，年仅三十三岁就英才早逝。

一个八十，一个十八，如此悬同霄壤，看似偶然，其实有必然的因素在。用老用少，用早用晚，既有古代士子本身的个性、命运、机遇问题，又同朝廷对待人才的态度、政策直接关联着。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说的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意是：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够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如今看重老成练达，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这里说到了汉初朝廷重用少年英俊，确也是事实。贾谊就是一个显著事例。文帝时，每当提出问题组织朝臣们讨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个“子午卯酉”；而少年贾谊却才思敏捷，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对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他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因而得到文帝的高度赏识，一年之中三次超迁，官至太中大夫，还打算进一步把他提拔到三公九卿等更高级的职位。

贾谊上书文帝，主张改革政制，逐步削弱地方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以全力击溃匈奴，强调民为邦本，慷慨陈词，指斥朝政。有一些意见已被文帝所接受，付诸实行；但也因此触犯了当时一些当权大臣，如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等的切身利益，因而以“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为由，联合起来，对他加以排挤、攻讦。再加上贾谊年少气盛，看不起文帝的宠臣邓通，认为他不学无术，只知逢迎、拍马。为此，邓通怀恨在心，经常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在这种内外夹攻的形势下，汉文帝便对贾谊逐渐地疏远了，直至把他贬出京城，安排他去做长沙王的少傅。

对此，唐代文人多持批评态度。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刘长卿过贾谊故宅时，也恨憾交识，写下了“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的诗句。“圣主”也好，“有道之君”也好，全抵挡不住身旁奸佞的谗毁。而贾谊自己，就更是满怀着悲愤，抑郁不平。他想到了与自己身世、命运相类似的爱国诗人屈原—他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的！于是，惺惺相惜，感怀不尽，在他南行路过湘江时，写下了一篇《吊屈原赋》，表达其对前贤往哲的无限景仰之情，也倾吐一番自己的怨怼与悲愤。

后来由于文帝的思念，贾谊又曾一度被召回长安。不过，当时尽管老臣灌婴、周勃等，或已死去，或遭罢黜，但是那个宠臣邓通还在皇帝身边，这样，贾谊仍然未能获得实际上的重用，不久，便被派往山东定陶，到梁王那里当了太傅。不过，人才是难以埋没的，是金子总要发光，锥处囊中也要脱颖而出。

贾谊不愧是一个盖世奇才，虽然远离枢要，却能高瞻远瞩，居安思危，透过当时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里面潜伏着的严重危机。针对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奴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治安策》，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问题，写出见解深刻、针对性极强、富有高度预见性的政治评论。

单就文学性来说，这也是一篇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秀散文，以其说理透彻、逻辑严密、气势磅礴而垂范千古，传之久远，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说，贾谊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毛泽东也予以高度评价，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围绕着他的身世、际遇，包括是否得到了重用、信任这类问题，后代诗人写出了许多史论式的诗篇，提出了不同看法。就中以唐宋诗人的三首《贾生》诗，最具有代表性。

我们先来看宋代诗人张耒的《贾生》诗：

贾生未免孝文疑，自古功名叹数奇。

逐得洛阳年少去，白头绛灌亦何为！

诗的主旨，是要说明为政应该起用新生力量，充实新鲜血液，提拔年轻有为之士，否则，就会暮气沉沉，因循守旧，无所作为。作者明确指出，汉文帝把“洛阳年少”贾谊逐出朝廷，剩下那些白发苍颜的周勃、灌婴一辈老臣，又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是从不重视提拔新进的角度批评汉文帝的；当然，用意在于借古讽今，说的是汉文帝，剑指的却是本朝掌权者。

唐代诗人李商隐也写过一首《贾生》诗，同样批评了汉文帝。“可怜”二字，表明了他对汉文帝虽然召“访逐臣”，却并未加以重用的惋惜之情：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这首诗所写的背景是：贾谊在长沙住了几年以后，文帝又把他召回长安，并于祭神祈福之后，在未央宫的正殿（宣室）接见了他。谈话中，问到鬼神的本源等问题，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听得入神，不觉向前移动，以便靠得更近一些，这时已经是夜半了。

李商隐的诗是说，汉文帝求贤才，访逐臣，一片思贤若渴之情，十分可嘉；但是，当贤才果真来到了身旁，却又只问鬼神之事，而并不涉及治国安民的大计，这哪里是真正重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向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认为，封建统治者“叶公好龙”，拉开很大的架势，似乎要重用贤才了，实际上却根本不知用人，李商隐的诗可说是这种意见的代表。另一种看法，以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的《贾生》诗为代表：

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王安石认为，汉文帝实际上还是重视贾生的，尽管没能提拔他为三公九卿，但他的政治主张已被施行，所以不能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位列三公九卿之人，获得的只是一个爵位，而对其政治主张，皇帝则根本置之不理啊！所以，遇与不遇，恩宠厚薄，不在乎爵位之高低，而在于他的政治主张是否得以实施、采用。

应该说，王安石的诗抓住了要害问题，它不仅阐明了有关用才方面的卓越见解，而且，也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就是这样写的：“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得清楚，王安石的诗正是从这两句史论中化出来的。

当然，从普遍意义上说，李商隐的看法也很有道理。知而不用，用而不专，多疑善忌，“叶公好龙”，恰恰反映了封建君主在选才、用才上的阶级局限性。

（1987年）

镜子上面有文章

汉代刘向在《新序》一书中讲了一个赵鞅悲叹无人指斥过失的故事：

春秋末年，赵鞅任卿相的要职，执掌赵国的权柄。有个叫周舍的人，在府门前伫立了三个昼夜。赵鞅诚挚地询问他：

“先生有何见教？”

他说：“人贵自知。如今您位高权重，听到的都是一些奉承的话，这对您的执政是很不利的。我愿做一个谔谔之臣，随时记下您的过失，及时给您指摘出来。”

赵鞅听了很高兴，便把他留在身旁，以便经常能了解下属对自己的批评意见。

可是，没过多久，周舍去世了。赵鞅放声大哭，深情地说：

“从前，殷纣王拒谏饰非，昏昏而亡；周武王从善如流，谔谔而昌。自从周舍死了之后，我再也听不到对我的过错的指摘了。一个执政者不能随时听到对他的过失的批评，或者虽然能够听到却不加以改正，最后，必然要遭致灭亡的下场。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我非要垮台不可。”

无独有偶，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曾对大臣说过：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死后，我丢失了一面镜子。

镜子是客观的。它的功能，就是忠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以人的好恶、喜怒而有所曲顺或更改。所以，古人用镜子来比喻直谏的忠臣、谔谔的诤友，把它看作是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有益工具。

唐代诗人郑谷有一首诗：

举世何人肯自知？须逢精鉴定妍媸。

若教嫫母临明镜，也道不劳红粉施。

诗中说明：举世有自知之明的人很少。要想分辨出是非、善恶、贤愚、美丑，得靠明镜这个客观的工具予以帮助。即使面丑心善的黄帝的妃子嫫母走到明镜前面，镜子也会告诉她，用不着打扮了。意思是说，已经鉴别出她面容虽丑而心地是很善良的。

由于修养和识见上的差异，人们对待如实地反映客观情况的人，看法并不一样。有些人自欺欺人，讳疾忌医，喜欢听奉承话、唱喜歌，而对忠言、直谏，指摘阙失的人不抱好感，甚至视同眼刺肉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正是针对这种流弊，唐代著名文学家刘禹锡写了一首寓言诗，叫《昏镜词》：

昏镜非美金，漠然丧其晶。

陋容多自欺，谓若他镜明。

瑕疵既不见，妍态随意生。

一日四五照，自言美倾城。

锦带以纹绣，装匣以琼瑛。

秦宫岂不重，非适乃为轻。

诗的前面有个小引，说磨镜工人摆出十面镜子来，放在妆奁里出售。打开一看，只有一枚明澈，其余九面都是漠漠然、雾蒙蒙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镜工解释说，并非他的制镜手艺低劣，乃是为了适应世人的心理需要而有意这样做的。—凡是来买镜子的，必定要仔细观照一番，面容姣好的人自然喜欢明镜了，但这样的人是很少的，仅占十分之一吧？而丑陋、衰老的人却不愿在镜中看到自己的陋容与衰颜，因而他们都喜欢“漠然丧其晶”的昏镜。

诗的主旨是讽刺那些护短自欺、文过饰非的人。他们以昏镜为宝，看不清真实容貌以后，就可以把自己随意想象成百般妍美，一天照上四五次，自诩有倾城之貌。结果，对昏镜饰以绮绣，宝若琼瑛，什袭珍藏起来。传说中的可以照见人的肝胆的秦宫明镜，并不是不贵重，只是因为不适合陋貌衰容者的心意，便被看成一钱不值了。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那些讳疾忌医的人，如果执一方之政，事情当然难以办好；以之律己，也是肯定不能有所成就的。

（1964年初稿，1984年定稿）

楚材晋用

《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八回有一段关于晋楚对阵，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侦察敌情的生动描写：

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自谓出其不意，军中必然扰乱。却寂然不见动静，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晋兵坚垒不动，子晋人也，必知其事。”州犁曰：“请王登轈车而望之。”楚王登轈车，使州犁立于其侧。

王问曰：“晋兵驰骋，或左或右者何也？”

州犁对曰：“召军吏也。”

王曰：“今又群集于中军矣。”

州犁曰：“合而为谋也。”

又望曰：“忽然张幕何故？”

州犁曰：“虔告于先君也。”

又望曰：“今又撤幕矣。”

对曰：“将发军令也。”

又望曰：“军中为何喧哗，飞尘不止？”

对曰：“彼因不得成列，将塞井平灶，为战地耳。”

又望曰：“车皆驾马矣，将士升车矣。”

对曰：“将结阵也。”

又望曰：“升车者何以复下？”

对曰：“将战而祷神也。”

又望曰：“中军势似甚盛，其君在乎？”

对曰：“栾范之族，挟公而阵，不可轻敌也。”

楚王尽知晋国之情，乃戒谕军中，打点来日交锋之事。

楚之降将苗贲皇亦侍于晋侯之侧，献策曰：“自令尹孙叔之死，军政无常。两广精兵，久不选换，老不堪战者多矣。且左右二帅，不相和睦。此一战楚可败也。”

髯翁有诗云：

楚用州犁本晋良，晋人用楚是贲皇。

人才难得须珍重，莫把谋臣借外邦！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保持着自由往来关系，各国的人才可以自由往返，造成了人才流动的有利条件。因此，各国君主选拔与荟集人才，都不仅仅限于自己所辖范围，“楚才晋用”，在当时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秦国，自穆公以来，卫国的商鞅，虞国的百里奚，西戎的由余，晋国的公孙支，宋国的蹇叔，魏国的张仪、范雎、尉缭，楚国的甘茂、李斯，燕国的蔡泽，韩国的韩非，郑国等许多人才，相继源源入秦，造成了秦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使之在列国纷争的局势中，得以按照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较为彻底的经济与政治的改革，成为实力雄厚的强国。中国古代的历史实践表明，人才引进对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

洎乎现代，这种借助外部力量服务于科学发展和建设事业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1969年，当美国“阿波罗11号”将人类第一次带上月球的时候，人们未必会想到，这项登月计划的总指挥，有着“火箭之父”盛誉的韦尔纳·冯·布劳恩，当年曾经是希特勒党卫军的少校、纳粹德国平尼蒙德导弹基地的总指挥。布劳恩1912年出生在一个德国贵族家庭，后来毕业于柏林工业大学，并取得物理博士学位，在此期间，开始为德国陆军部武器处设计试验液体驱动火箭，其A系列火箭飞到了二千二百米的高度，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希特勒上台后，他研制的A4导弹，达到了音速四倍、八十四点五公里的高度，成为世界上第一枚地对地导弹。德国战败后，布劳恩带领一百多名助手逃往南德，并在那里投降了美军。这份战利品，对于美国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馈赠。当时，布劳恩的技术水平超出美、苏科学家十年以上。尔后的二十年，始而是中程弹道导弹，接上是“丘比特”系列运载火箭的研发，直到把美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太空。

另一个实例，就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吸纳了三百多名作为战俘的日本关东军飞行队员，组织他们协助创建东北航空学校，帮助中国培养第一代飞行员。以林弥一郎为队长的飞行大队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队，拥有一批资深的飞行员和教官。航校建立后，林弥一郎被任命为飞行主任教官，他和其他教官以及飞行员受到了充分的信任，工作尽职尽责，成效突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时三年半，在林弥一郎及其部下精心指导、严格要求下，一百六十名飞行员迅速成长起来，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王海、刘玉堤、张积慧等成长为闻名世界的空军英雄。1949年开国大典，参加阅兵式的二十三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航校。林弥一郎被中国人民尊称为“永远的空军之友”。

由于人才引进政策的巨大效益，现在国际上特别是美、苏、日本和西欧各国，都把输入人才当作一项重大国策。早在工业化初期，美国就开始从国外大量引进人才。据统计，从1820年到1859年，共有一百零五万技术工人和四万一千二百名专业人才移入美国。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分子疯狂迫害知识分子，结果使欧洲两千名科技人员尽归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曾专门派遣三千名科技人员到战败后的德国，对科学界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调查，然后将大批德国科学家接回去，给以高薪雇用。1949年到1973年，美国共从各国“进口”科学家、工程师十六万人。1973年以后，每年仍有六千名以上的科学家、工程师进入美国，这些人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依靠外国科学家研制成功的。当时，研究设计和装配第一颗原子弹的洛斯阿拉摩斯科学实验室，设有七个研究部。其中高级研究部是来自意大利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费米领导的：理论研究部由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挂帅；苏联物理、化学家基斯卡柯夫斯基主持爆炸研究部；匈牙利核物理学家、被誉为“氢弹之父”的泰勒，丹麦核物理学家玻尔，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等，也参加了研究工作。空间技术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前面谈到的德国科学家布劳恩，则是用“土星”、“V”形火箭实现了“阿波罗”载人登月计划。一份资料载明，当代美国第一流科学家、工程师约有十二三万人，其中美籍华人占四分之一左右。

西欧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引进人才。它们正在与美国进行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尤里卡计划的实行，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发挥高级科技人才的作用，避免人才因无地用武而再次大批流入美国。与此同时，它们不惜以高昂代价从外国引进大批高级科技人才。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当然要立足于依靠本国人才。但有计划、有组织、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人才，也是充分挖掘人才资源的一种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1986年初稿，1994年定稿）

张公子的叹恨

《聊斋志异·鸽异》中讲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却又发人深思的故事：

山东的邹平有个张公子，癖好养鸽，搜得许多世间难觅的珍稀鸽种，精心培育，爱惜备至，即使是至亲好友前来索求，也不肯轻易送给。

一日，贵官某公见到了张公子，问他“畜鸽几许”，公子以为这位父亲的老朋友也有同样的爱好，想要送上两只，实在又舍不得。思来想去，觉得“长者之求，不可重拂”，最后还是忍痛割爱，精选了两只上等的良种鸽送过去，自以为千金之赠亦未过此也。

公子觉得给长者办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几天过后，当他再次见到这位贵官时，却没听见说上一句道谢的话，心里有点纳闷。最后，实在忍不住了，便主动问询：“前两天给您送去的鸽子怎么样？”贵官淡淡地回答说：“还算肥美。”公子听了，惊骇不已，急问：“难道您把它们杀吃了？”贵官点了点头。公子哭丧着脸，愤然地说：“这可不是平常的鸽种啊，乃俗所谓‘靼鞑’者也！”贵官回想了一下，说：“吃起来味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

吃，吃，颠来倒去都是吃！真是“削圆竹方杖，漆却断纹琴”，大煞风景。“夏虫不可以语冰”，张公子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叹恨而返”。

蒲松龄老先生通过这则寓言式的讽刺小品，想要阐明的是如何识别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是呀，再出色的良才，如果“明珠暗投”，不遇识者，也只能“吃起来味道也并没有什么两样”，无非是终古埋没，与草木同朽。可见，识才、知遇是极为重要的。

宋代诗人梅尧臣有感于许多英杰之士，大才槃槃，却没有施展机会，像那些千里马一样，徒怀绝尘之志，枉负驰骋之心，“空传八骏名”、“压抑头不起”，最后郁郁以终，遂写了一首名为《伤骥》的古诗：

驽骥同一，迟速能几里？

当其被问时，举策数耳耳。

驰骋心独存，压抑头不起。

空传八骏名，未遇穆天子。

意思是很清楚的：把千里马与驽马同驾在一辆车上，是无法辨识其快慢、考察其优劣的。换句话说，要识别人才，就应该给他提供施展才智的条件，营造有利的环境，让“千里马”能够跑起来。

王安石在《材论》一文中，以类似的比喻讲了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良骥和驽马一起关在厩中，让他们一起吃料饮水，嘶鸣踢咬，那是难以辨其优劣的。唯一的办法是安排它们负重长驱。—良马拉着重车，不用再三鞭策，只要一墩缰绳，“千里至矣”；而驽马拉车，即使昼夜不停地跑，弄得筋败骨伤，也是无法赶上去的。

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的千里马诗，讲得更清楚：

笑将龙种骋中庭，捷巧何施缓步行。

待看流沙遥万里，须臾踏破古丰城。

将千里马放在中庭小院里，即使它再捷巧，也只能缓步前行，而无所施其伎；假如放它去万里之遥，那么，它就会很快地踏破丰城，跑遍天涯。人才也是这样，只有在合适的条件下，通过合理的使用，才能鉴别其高下。

同篇首提到的贵官某公恰相反衬，汉文帝不仅懂得千里马要当千里马用，而且知道应该把它放在足以充分施展其才能的处所。史载，有人给汉文帝奉献一匹千里马。文帝说，你们看，我出行的时候，前面有“鸾旗”开路，后面有“属车”相随，日行不过三五十里。即使我用上这匹千里马，它也没办法率先到达目的地，充分展示其奇材异秉。于是，下诏曰：“朕不受献也。”

事情虽小，但寓意很深，它对于我们识才、用才是颇有启发的。

（2007年）

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

清代诗人顾嗣协有一首《杂兴》诗：

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

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

生才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客观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人才也是一样。世界上全才极少，甚至是没有的。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缺陷。汉代的王充在《论衡》里讲过：“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为什么？他从认识论的角度加以阐释：“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如果心神专注于某种事情，就往往会对与此无关的其他事物加以忽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就每个人或每个时代的认识来说，又是有限的。成才的规律表明，人必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

这就提出一个要求：用人者必须知人善任，做到随才器使，用当其才。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是做得好的。他深知“绛灌无文，隋陆无武”，因而，安排厚重少文但能带兵打仗的周勃、灌婴担当指挥军旅的重任，充分发挥其连兵百万、决胜千里的才能；而对长于谋划、有游说特长的隋何、陆贾，则令其运筹帷幄之中，或出使诸侯各国，同样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如果刘邦不掌握部下的所长与所短，稀里糊涂地“乱点鸳鸯谱”，比如说，派遣隋何去指挥作战，而让口吃很重的周勃去游说四方，那岂不大大败事？

这类教训，历史上是不少的，有时连杰出人物也难以避免。史称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说明他颇有参谋、幕佐之才，实际上他也曾为蜀汉王朝出过一些好的主意。但是，诸葛亮却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偏偏派他去带兵镇守街亭，与魏兵对阵。结果，因为马谡缺乏实战经验，错误地扎营山顶，最后遭致惨败。这就是《杂兴》一诗中所指出的：“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了。

过去有一首咏史诗说得很好：

苏秦善逞悬河辩，马谡原非大将才。

器使因长无弃物，“材难”今古莫徒哀！

古人慨叹：“材乎，其难哉。”说是人才难得，确是事实。但是，如果能扬长避短，用当其才，许多看似无用的人、平庸之辈，也还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废物，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就一定的意义来说，这话也是一种真理性的认识。

明朝的陆容写过一篇《阿留传》，说是书童阿留看起来很痴呆，什么事也不会做。主人周元素叫他扫地，他扫了半天连一间屋子也扫不净。主人外出回来，问他有什么人来过，他记不住一个人名，只说有矮胖的、有瘦瘦的、有漂亮的。主人家的床腿断了一只，叫他去砍个树杈换上，他寻找了一整天，空手而归，说：“树杈全都向上，没有一个向下的，用不上。”闹得主人哭笑不得。但周元素并没有赌气把他赶走，而是耐心观察这个书童究竟擅长什么。一天，周元素濡笔作画，见阿留站在一旁，便半开玩笑地问他：“你可会这个？”阿留说：“这有什么难处！”说罢，提笔作画，浓淡适宜，画面和谐，俨然一个绘图老手。周元素发现阿留这个特长之后，就安排他专门作画，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这件事告诉我们：扬长避短，合理使用，则天下尽多可用之才。关键在于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如果不是周元素那样既能容人之短，又肯于耐心细致地去发掘其固有的特长，恐怕有十个、百个阿留，也早就被当作废物弃置道旁了。

（1987年）

辨　伪

唐宪宗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去江州的船上，他忆起了多年来所经所见的世事，不禁激情涌动，感慨万千，当下写了五首富有哲理的《放言》诗。其中的第一首是：

朝真暮伪何人辨，古往今来底事无！

但爱臧生能诈圣，可知宁子解佯愚？

草萤有耀终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不取燔柴兼照乘，可怜光彩亦何殊。

所谓“放言”，就是任意而谈，不受拘束的意思。这样来写，易于鲜明地宣达作者的思想，揭示事物的本质。这首诗就是运用比喻，借助形象，放开思想，阐明政治上的辨伪，亦即近世所说的识别以伪装面目出现的两面派的问题。当然这里也包括透过假象，识别人才这方面的内容。尽管是以议论为诗，讲了一些哲理，但由于出语纡徐婉曲，行文跌宕有致，读起来还是富有情趣的。

人的情况至为复杂，有时本质为现象所遮蔽，假象掩盖着本来面目。诗人颇有感触地写道：古往今来，什么样的怪事都出现过。有的早晨起来还装得道貌岸然，俨然君子；可是，到了晚上就暴露了全部假象。春秋时的臧武仲，被当时的人目为圣人，实际上却是奸人；宁武子本来是贤才智士，却偏偏佯装愚蠢、驽钝。世人为假象所蒙蔽，不辨真伪，混淆贤愚，只爱臧生那样“诈圣”，而不愿赏识宁子式的真贤。实在可慨可叹！草丛间的流萤，尽管也有光亮，但终究不是大火；荷叶上的露水，虽然也呈球状，可是，它绝不是珍珠。

那么，对这类鱼目混珠现象应该如何识别呢？诗人认为，对比是辨伪的最有效方法。有比较才能鉴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取来燔柴（借喻大火）和照乘（指明珠）与流萤、露珠一比较，就一切都看得分明了。遗憾的是，许多人往往不从本质上看事物、别真伪，惯常被流萤般的闪光和露珠样的晶莹所炫惑，结果，不免得出完全颠倒了的结论。

至于有些人只凭“耳食之言”妄加臆测，根据传闻、舆情擅作结论，以之判定是非、臧否人物，就更容易出纰漏了。对此，南宋时期的大诗人陆游在一首《咏史》七绝中，曾做过尖锐的批评：

南言莼菜似羊酪，北说荔枝如石榴。

自古论人多类此，简编千载判悠悠。

莼菜生于河汊湖泊之中，茎叶饱含黏液，如做羹汤，与羊酪迥不相同；用石榴来比喻荔枝，也很不准确，很不贴切。但是，由于没有亲见，就以耳为目，人云亦云，最后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实，只要按照“江州司马”说的去做：采用对比的方法，把两种东西拿来一比较，就什么都清楚了。当然，以之辨奸识人，是要比这复杂得多的。

陆游《咏史》诗中讲的“自古论人多类此”，绝非空泛之言，当是有感而发。这里引述一桩发生在陆游青年时代的史实：

张浚尝与赵鼎在一起论述人才，并极力推荐秦桧。开始时，赵鼎的头脑还比较清楚，说：“此人得志，吾辈无所措足矣！”可是，当赵鼎做了宰相之后，看到秦桧先意承旨，唯命是从，觉得张浚之言也有道理，于是，对秦桧由有所警惕变为产生好感，最后竟亲自拔擢他登上高位。秦桧得势后，反过手来，残酷迫害那些主战拒和、坚持正义的忠臣良将，不出几年，赵鼎也死在了他的手下。

回过头来考究一下，张浚根据什么极力推荐秦桧呢？原来他有这样一个理论：“人才虽难知，但议论刚正，面目严冷，则其人必不肯为非。”由此，他认定秦桧是一个“不畏死，有力量，可共天下事”的人才，这样，就把一个元凶大憝彻底地看错了。而赵鼎始则戒备，终获好感，结果为这个“千古罪人”搭设了晋身的阶梯。

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不能以言取人，必须听其言观其行；不能为假象所迷惑，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

（1986年）

冷泉亭对联趣话

西湖灵隐寺前，有一座著名的亭子，它的名字叫冷泉亭。为唐代中期杭州刺史元葵始建。他的继任、大诗人白居易为之题写了“冷泉”二字；后由另一位大诗人、宋代的苏轼，续写了“亭”字。

冷泉亭原本建在灵隐寺西南隅的水中，明万历年间，才被移到岸上，也就是现址，由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撰拟并亲题了对联：

泉自几时冷起？

峰从何处飞来？

有趣的是，上下两联全都是问号。这在古代楹联中是颇为罕见的。

后来，晚清进士、杭州著名学者俞曲园拟联答对：

泉自有时冷起，

峰从无处飞来。

他的妻子姚文玉看了，认为可以改作：

泉自冷时冷起，

峰从飞处飞来。

他们的次女俞绣孙却别开生面，主张改成：

泉自禹时冷起，

峰从项处飞来。

曲园先生看了，说：“禹时冷起”还好理解；“项处飞来”有什么根据呢？

绣孙答曰：“项羽《垓下歌》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句；如果不是他将此山拔起，安得远地飞来？”夫妻二人听了，不禁纵声大笑。

绣孙也是诗人，天资聪慧，酷嗜诗赋，有《慧福楼幸草》传世，为光绪九年刻本。

其实，清代以来，冷泉亭迭出名作，大多是继踵董香光，从“冷”与“飞”二字上来作文章：

清代进士林启所撰楹联，意蕴深邃，寄怀旷远：

菩萨也具热肠，泉水何尝着意冷；

世界分明实地，峰峦怎见是飞来？

近代山西学者赵铁山的对联，也颇有韵味：

山峰且有飞来悔；

泉水偏从冷后传。

还有一副楹联，寄慨遥深，意在言外：

春秋阅尽水长冷；

风雨到来山欲飞。

（2004年）

钟馗遭贬

除夕又到了。记得小时候过年上街，经常看到店铺里挂有《钟馗捉鬼图》、《从鬼渡河图》等类彩画，也见到有些人家把钟馗作为神祇贴在门扇上。

听父亲讲，钟馗本是唐武德年间终南山一带的读书人，在赴京会试途中，经过一座山谷时，为一群鬼怪所迷困，脸颊受了严重损伤，形容变得十分难看。结果在礼部举行的春闱中，虽然考中了第一名会元，却因面貌丑陋而被罢黜。他羞愤万分，当下头撞殿阶，含冤而死。与他一起应试的同乡举子杜平将他殓葬起来。钟馗死后，冤魂不服，诉诸天庭，玉帝很赏识他的为人和才干，封他为斩祟将军。

后代人们之所以对他充满信赖，祈求他祛恶除邪，禳灾降福，大概同这个“斩祟将军”的职衔有关。人们还传说，钟馗为了感戴杜平的恩义，曾亲率小鬼于除夕回到家里，将其小妹嫁给了杜平。后来便由此衍生出《钟馗嫁妹》这个传统剧目。

在旧时代的笔记小说中，像钟馗这类因面貌丑陋而遭受贬斥的事例记载了不少。据说，明初进士应履平，当了三年知县，依例参加吏部甄别考试。这一关非同小可，如果过不去，已经扣在脑壳上的乌纱帽还会飞走的。但这位县太爷胸有成竹，凭借着诗文兼擅、对策尤精的本事，他自信定能稳操胜券。谁知竟落选了。理由也是“其貌寝陋”。他一怒之下，提笔在吏部门墙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为官不用好文章，只要胡须及肚长。

更有一般堪笑处，衣裳浆得硬梆梆。

四句俚言把当时官场中重外貌、看衣裳而不讲究才学的弊端刻画得淋漓尽致。所幸主考大员十分开明，看到这首讽刺诗以后，不仅没有怪罪于他，反而上报有司，擢升他为郎中。

野史无征，未必实有其事，至于钟馗的传说更属子虚乌有。尽管宋初以来记载颇多，包括《梦溪笔谈》这类价值很高的学术著作也都有所论列，但后世许多学者仍坚持认为，钟馗其人并不存在。有人说，它只是一种舞蹈；有的考证说，它是一种驱魔辟邪的器物。可说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但前面论及的以貌取人的问题，在旧社会确是所在多有。甚至被封建时代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夫子，也有过“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阙失。因此，清人吴世涵专门写了一首《杂诗》，列举古代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事例来抨击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取人以貌言，尼父犹有失。

如何操鉴者，沾沾持斯术！

绛侯固讷讷，啬夫乃无实；

子房不魁梧，江充有奇质。

斯人苟并列，谁进谁当黜？

卓然张廷尉，举错论密勿。

巧令固鲜仁，惧君未识察。

诗的大意是说：孔子以貌取人，使澹台子羽这样貌陋而德高的人才受到了冷落；以言取人，使“利口辩辞”的宰予曾一度博得好的印象，但实践证明他是一个“朽木不可雕”的庸人。以貌、以言取人，身为“至圣”尚有失误；为什么后代执掌铨衡的人却沾沾自喜地坚持这种做法呢？

接着，作者又列举了汉代的一些故实：一天，汉文帝到上林苑去，询问畜养禽兽的情况，上林尉答不上来，而掌管虎圈的小吏（啬夫）却应答如流。文帝十分赏识，想提拔他做上林令。随从的张释之进谏说：绛侯周勃老实厚道，德行很好，这您承认；可他却是木讷寡言的。这个啬夫倒是长于口辩，但他却并无实际本领。提拔了他，恐怕“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这将造成很坏的影响。文帝接受了这个意见。

还有汉初的“三杰”之一张良（子房），看去柔弱得像是妇人孺子，但他却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而汉武帝时的江充倒是“为人伟岸，容貌甚壮”，结果却造伪奸诈，为害甚大。如果这两个人站在一起，那该提拔谁、罢黜谁呢？还是廷尉张释之高明啊，他对提拔、废置什么样的人极为审慎。花言巧语、伪装和善的人，肯定是德行很差的。就怕当政者不能加以识察呀！

这首诗通篇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论述识才、用才问题，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其实，“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形貌如何本是天生的；它与后天获得的德才学识状况原无必然联系。清代治才施世纶相貌十分丑陋，外号“施不全”。初做县尹时拜见上司，上司掩口而笑，施公严肃地说：“您大概是因为我相貌丑陋吧？人面兽心，可恶；像我，兽面人心，又有什么妨害呢！”

西方有一种颅相学，其创始人吾尔认为，人的各种心理才能，都在脑子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并在颅骨外形上有所反映。例如，他看到聪明人前额隆起，就将这个部位定为“智慧”，他看到有的扒手耳前有一隆起，便将这个部位定为“贪得”。吾尔将人的头骨分为三十三区，每区都标以号码，分别代表有关才能特征。在中国，也有所谓面相学、手相学。这同中国古代戏曲中那种奸臣必然白脸，坏蛋一定尖嘴猴腮、贼头鬼脑的“脸谱化”，同样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戏曲中这么处理，人们或可接受，但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凭它来取士量才，就要大大误事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说得好：你可以从外表的美来评论一朵花或一只蝴蝶，但不能这样来评论一个人。

“取人以貌言”，作为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产物，今天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它的流毒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有些当政者在识才选才上，只看表面现象，不注意考核本质；有的听其言而未观其行，结果把那种夸夸其谈、不干实事的人选了上来；有的把资历同水平画等号，不论才能，只看资格；不问品德，只凭辈分。凡此种种，都是封建时代以貌、以言、以资取人在当前选才、用才问题上的反映，是我们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的。

（1986年）

托物寄兴

在故宫博物馆的明清书画展中，有一幅水墨大写意《墨葡萄图》。粗放的主藤横逸斜出，下面纷披垂荡着一些枝条与叶片，里面结缀着一粒粒晶莹鲜翠的葡萄。画面笔意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与疏狂恣肆的动态感。在左上方巨大空白处题写了一首署名“天池”的七言绝句：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珠玑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徐渭的一幅代表作，向来被推崇为诗、书、画三绝。诗意悲怆愤激，字体放荡恣野，与画面相映成趣。有了诗，画的内在情韵昭然若揭；有了画，诗不仅可以从文字上感受，而且，还能从线条上去加以赏玩了。它们共同烘托出作者傲岸不群的品格。

名为题画，实际上是“夫子自道”—诗人以野葡萄自喻，愤慨地发抒一番个人怀才不遇、沉沦下流的感喟。诗中反映了他那胸怀“明珠”而无人赏识，被社会“闲抛闲掷”的悲凉意绪，极富感人力量。诵读这首七绝，不禁令人记起明代散文大家袁宏道的《徐文长传》中的论述：“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徐渭，字文长，别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恰如诗中所抒写的，他确确实实经历了一番颇为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徐渭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吏家庭，幼年即以诗文兼擅为乡里称誉，但却只勉强地考中一名秀才，以后便久挫文场，屡试不第，终生颠踬困穷于仕途。由于他关心时事，热衷于抗倭战争，曾应邀参加东南军务总督胡宗宪的幕府；后来，胡宗宪在朝廷的权力倾轧中失败被捕，徐渭也受到牵连，横遭政治迫害，致使忧愤成狂，在精神病发作过程中自杀未遂，却把自己的继室杀害了，为此还坐了六七年牢。据有关专家考证，写作这首题画诗时，大约从监狱出来不久，时年五十三四岁。

说到徐渭的《题墨葡萄》七绝，人们会联想起另外两首与之意蕴相近、手法类似、韵律全同的题画诗。先看宋初诗人李九龄的《山行见桃花》七绝：

一树繁英夺眼红，开时先合占东风，

可怜地僻无人赏，抛掷深山乱木中。

从诗句看，这首诗也是托物寄兴，借题发挥，抒写怀才不遇、识宝无人的惆怅心情的。但是，作者后来的际遇却较为顺达，资料记载，入宋之后，李九龄曾于乾德二年中进士第三名。由于境况不同，较之“天池山人”的题画七绝，诗作里就少了那么一点激扬愤慨的情感。

应该说，这首诗还是咏物寄怀诗中的上乘之作，而且，看得出来，徐诗似乎对此有所借鉴，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来说，后者是略胜一筹的。

与徐渭的题画诗相似，还有同时代的另一个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的题《王楚玉画兰》七绝：

年来空谷半霜风，留得遗香散草丛。

只恐樵人溷兰艾，红颜收在束薪中。

诗也是写得很好的。在霜风凄紧的空谷之中，散着幽香的芳兰和野草长在一起。令人担心的是，粗心的打柴人会把香兰和艾草胡乱地捆束在一起，挑回家去通通烧掉。这里以香兰比喻杰出人才，以杂草、苦艾比喻平庸之辈，而把那些有眼无珠、贤愚不辨的当政者比作粗心的樵子。一片惜士怜才之情溢于纸上。

但就陈继儒的为人来看，由于他自称隐士，却经常周旋、应酬于官宦、仕绅之间，颇为时人所讥评，就人格来说，比起徐渭来则大有逊色。

（1988年）

嫩笋·小松·细柳

爱惜人才，这是古诗中一个常见的主题。但在写法上，却是斗艳争奇，各呈新意，绘出了一幅幅绚丽多姿的画卷。

唐大和七年，李商隐赴长安应试不第。八年春，入兖海观察使崔戎幕中。一天，他尝到了新鲜的竹笋，不禁触物兴怀，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

皇都陆海都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

首句以初出竹林、钻出箨壳、乍露香苞的嫩笋自喻，说明他初出家门，乍露头角。次句说，於陵（属淄州，兖海观察使幕所即在此附近）一带竹子十分稀少，所以竹笋尤其珍贵，几与黄金等价。第三句说，通都大邑水陆美味应有尽有，何必单单吃笋。末句以问作结，语意双关：笋有凌云气概，象征青年人蓬勃向上的精神，对它加以剪伐，未免太残忍了。言外之意是对年轻有为的人应该加以扶植，而不要去摧折他。诗中满含着对执政者惜士怜才的期望，也表露了诗人自己政治上遭受摧折的愤懑之情。

南朝梁文学家吴均也写过一首爱才诗。他借小松来做文章，说：小松刚刚长出几寸，就被杂草淹没。因而谁也没有见到它的笼云雄心和凌霜傲骨。鉴于纤弱的茎干很容易被摧残和凌忽，所以希望小松快快成长，一当长到数千尺高，铁干凌云，清荫障月，就可以不再受制于恶草了。原诗共有八句：

松生数寸时，遂为草所没。

未见笼云心，谁知负霜骨？

弱干可摧残，纤茎易凌忽。

何当数千尺，为君复明月。

借咏物以抒写爱才惜士情怀的，还有宋代诗人董颖的七言绝句《江上》：

万顷沧江万顷舟，镜天飞雪一双鸥。

摩挲数尺沙边柳，待汝成荫系钓舟。

它与前二首不同，不是从嫩笋遭人剪伐、小松被草淹没的角度发出呼吁，而是借咏细柳，以满怀殷切的期望，从正面倾诉他的爱才心情。前两句紧扣“江上”这个题目，沧波鸥影，属于衬笔。三、四两句揳入怜才爱士的主旨，诗人手里摩挲着沙边细柳，寄托着望柳成材、维舟江岸的深情厚望，极富感染力。说是咏柳，实则写人，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期待他们日后成为栋梁之才。

人才的成长，固然有赖于个人的奋发努力，但社会环境、客观条件，同样也不容忽视。封建时代，交通闭塞，信息阕隔，许多奇才异能之士没身草莱，不为世人所知，这是最常见的。有的幸得知闻，被人发现，但在举荐过程中，又会受到门第、资格、年龄的限制，难以及时脱颖而出。即便是这些关口一一跨越了，又会受到执掌铨衡者个人品德、识见、器度的制约，还有周围的人的谗毁、忌妒，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真可说是唐僧取经一般，有七灾八难横在前面。

这三首诗，立意有别，角度各异，着眼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它们的作者，掬出满腔热望，借物咏怀，反说正说，深说浅说，直白地说，婉转地说，呼吁社会各界，特别是手握选才用才权柄的当政者，要怜才惜士，关心年轻一代，为他们的健康成长、施展才干积极创造条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1987年）

赌徒心理

在从拉斯维加斯返回洛杉矶的途中，我结识了国内的一位社会学家张先生。他考察过世界几个著名赌城，眼下正在从事赌徒心理的研究。于是，我们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了话题。

赌博有瘾。这种瘾如同毒蛇一般，一经缠在身上，就再也难以摆脱。这是无分中外都没有差别的。凡是赌徒都有渴望赢钱的心理，嬴了还想赢，输了更想赢，要赢就得赌，赌上就没完。所以有“只怕你不来，不怕你不赌”的说法。结果，有些嗜赌终生的人，把辛辛苦苦挣得的血汗钱全部押在赌注上，“聚之尽锱铢，散之如泥沙”，最后，一贫如洗，走投无路。

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赌瘾的成因，源于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如同酒瘾来之于酒精，烟瘾是由尼古丁所致。据英国的格里菲斯博士最新研究显示，人在赌博时体内分泌出一种叫作内啡肽的化学物质，它可以使人获得一种超乎寻常的快感。正是这种快感，诱使赌徒一次又一次地拿起赌具而不想放开。因此，一些科学家设想找到一种可以抑制内啡肽分泌的阻滞剂，以救助赌徒消除赌瘾，跳出迷津。

这种观点完全排除赌瘾与金钱的诱惑、与人的精神状态有关等社会因素，单纯地看作是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起码是不够全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应该承认，一个人之所以耽于赌博以至逐渐成瘾，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心理影响、精神状态和思想意志。即使确有一种化学物质在起作用，那它也只是久赌之后所产生的果，而不是因。

我以为，西方也好，东方也好，赌徒的形象可说是大同小异。小时候我在旧中国的农村看到过嗜赌成性的赌棍，这次在赌城拉斯维加斯又仔细观察了一些全身心投入进去的赌徒，觉得大体上和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吐伦特老头相似—平素总是无精打采，散荡游魂一般，可是进了赌场，就立刻变了个样：面孔急得发红，眼睛睁得很大，牙齿咬得紧紧的，呼吸又短又粗，手颤抖着。坐在那里仿佛是个疯子，又像是服了兴奋剂一样，片刻也安定不下来，紧张，激动，贪婪，狂想。当然，这是那类初涉赌场、财力相对微薄的人群。而那些沧海惯经、精于此道的职业赌徒，则呈现另一副神态。他们一个个安详地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下着赌注，显得成竹在胸，老谋深算。即使是等待着观察结果，也还是冷冷的静静的。他们坐在那里，除了手中的赌具，对于其他任何事物都很淡漠。外表上总是一副超然姿态，好像是一具石雕塑像。

至于赌博的方式方法，中外城乡的差异却是很大的。张先生年轻，他很想了解一下旧时国内赌场的情况。我说，那时城市的赌场我也没有见过，但农村的聚赌情景倒是熟悉一二。解放前夕的东北农村，赌博极为盛行，没有现在西方那种吃角子老虎机，主要是推牌九、摸大点、看纸牌、掷骰子，还时兴一种叫做“押会”的赌博形式。

“押会？”张先生说，“过去只是听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说，据传：押会起源于浙江黄岩，时在道光初年；但也有人说，清初，广东即有人发起，拣取三十六位无稽可考的古人姓名作为会名，当地俗称“买古人”。《清稗类钞》上也讲，最初是书写三十四（一说三十六）个古人名，任取其一，各注钱数，中者以三十倍酬之。由于古人名不易区别与记忆，设赌者便在古人名下缀以花牌图案，因而又以“花会”名之。在东北农村，可能是受当地土匪帮规、习俗的影响，三十六个会名中，许多都和匪帮的“字号”相似，什么天龙、龙江、太平、至高、万金、青云、坤山、茂林、光明、元吉⋯⋯有的类似土匪的黑话、隐语，像“板柜”就是棺材，“红春”就是婊子，“根玉”隐喻男性生殖器，等等。

张先生说，由于赌博是将随机性、偶然性掩藏在某种超验的非理性的模式之中，以侥幸、投机、冒险为存在的基石，致使胜负之争蒙上了一层先定的神秘命运色彩，所以，封建迷信在这里大有市场。

我说，正是这样。赌博活动和一般的比赛完全不同，胜负的取得不仅与整体的体力、智力的高下无涉，甚至也不关乎当下的客观条件。它植根于人性弱点的现实把握和对人类理性的完全蔑视，迎合了人们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回报，甚至不劳而获的投机心理。说到迷信，最典型的就是通过扶鸾来寻取会名。扶鸾也叫扶乩，是旧时迷信求神降示的一种方法。《红楼梦》里多次写到这种活动，第九十五回里说，邢岫烟走到栊翠庵，便求妙玉扶乩。妙玉先是推辞，后来见拗不过，只好笑了一笑，叫道婆焚香，在箱子里找出沙盘、乩架，书了符，命岫烟行礼祝告毕，起来同妙玉扶着乩，不多时，只见那仙乩疾书道：“噫！来无迹，去无踪，青埂峰下倚古松。欲追寻，山万重，入我门来一笑逢。”书毕，岫烟便问：“请的是何仙？”妙玉说是拐仙。下面的事就是找人去解那“仙机隐语”。鲁迅先生在小说《高老夫子》中也写到了乩坛请仙的事。

这一切，明显是骗人的，可是，当时人们已经陷入一种痴迷状态，竟然坚信不疑，结果自然是照样输钱。个别也有凑巧碰正的时候。有一回求乩，沙盘上画的是一个圆圈，周围又涂了一些小杠杠，人们这天就押了个“旱云”。原来，会名里的“旱云”是隐喻乌龟的。结果押正了，赢了一笔钱。然而，这种“瞎猫碰见死耗子”的事，可以说是百不一遇。

押会形式的出现，表明了赌博的社会化，设局的职业化，形式的集中化、规模化。赌场老板多数都得到了地方官警的或明或暗的支持，有的同时又是土匪，有的与黑社会存在着天然联系，黑社会因赌博业的存在而注入了生命血液，赌博业则有赖于黑社会的支持，从而获得长足发展与畸形繁荣。

当时报刊上登载过几首竹枝词，专门讲述赌博之事，也提到了押会，现在录以存证：

俗尘扰扰事纷纭，喝六呼三枉费神。

赌博场中无胜客，歧途险境可怜身。

赌博由来尽是欺，况如押会更离奇。

花名三六天天配，赚得愚民日日迷。

三年嗜赌债如山，生死艰难两鬓斑。

入室凄凉无一语，夜深风雪对饥寒。

贪利一钱十倍三，奸徒设饵诡千般。

投缳刎颈随时见，除却长平^［注］无此残。

注：战国时秦将白起击败赵国军队后，于山西古城长平坑杀赵降卒四十余万人。

（1995年）

材大难为用

“洪炉思哲匠，大厦要群材。”人才关系到国家的盛衰、荣辱，事业的成败、得失。历史上，每个时代都呼唤着并实际造就出大批的人才。但是，在旧时代，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无数人才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往往怀抱利器，悒郁以终。而且，越是槃槃大材，这种矛盾现象便越突出，越尖锐。

杜甫写过一篇著名的七言古诗《古柏行》，是借咏叹孔明庙前古柏，表达他对怀才不遇的感慨和夙志难酬的哀怨心情。诗的后半部分是：

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

不露文章世已惊，未辞剪伐谁能送？

苦心岂免容蝼蚁，香叶终经宿鸾凤。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

诗人采用比兴的手法说明，当前急需栋梁之材，而这里已经生长出来。尽管它朴素无华，不自张扬，但其标格、才力却已骇世惊俗，引人注目。令人忧叹的是，古柏自身虽然不辞剪伐，甘愿为世所用；可是它重如丘山，又有谁能把它送进廊庙做栋梁之用呢？而且，它即使有献身事业的苦心，它的余芳也能为君子所赏识，却难免遭受奸人的谗毁。面对着这种既不合理又很自然的可悲现象，奉劝贤才志士不要伤怀怨愤。自古以来，就是“烈士多悲心”、“材大难为用”啊！

杜甫通过咏叹巨材不见用，正面抒写他对怀才不遇的悲慨。而宋代诗人居简则借助咏赞“盆荷”这个细物，在“小”字上做文章，从反面表达同样的思想感情。古柏、盆荷，一巨一细，恰成鲜明的对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居简的诗是这样的：

萍黏古瓦水泓天，数叶田田贴小钱。

才大古来无用处，不须十丈藕如船！

这里有个典故：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写过一首题为《古意》的诗，开头两句是：“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居简引用过来，故作反语，以抒发他的愤激之情。

在过去，长才能否得以施展，主要决定于当时政治制度的清明与浊暗，特别是君主的志趣、识见的高低和倚重、信任的程度。有雄图者始能驾驭雄才。三国时，刘备一心匡复汉室，所以格外重视人才，一时云龙风虎，济济一堂；而后主刘禅只知安逸享乐，胸无大志，结果身旁聚集了一些声色犬马之徒。从来英主识贤俊，未有庸人不忌才。岳飞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未能实现其“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的壮志，就是一个显例。

古往今来，都有这种现象：当拔尖人才尚未崭露头角，默默无闻的时候，大家可以相安无事，甚至有些褒赞之辞；一当出人头地，显露了杰出的才能，各方面的非议与挑剔立刻接踵而来。所以，古人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忌妒，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是私有制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它的存在，对于人才的成长，起着极大的破坏作用。所以，鲁迅慨叹，在旧社会，“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

凡是杰出人才，往往都有个性。他们不肯媚事权贵，阿谀取容，随俗俯仰，有的甚至桀骜不驯，结果难以见容于当时。这也是“材大难为用”的一个原因。

现在，从根本上破除了摧残人才的社会关系，从而为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志士幽人”再也无须“怨嗟”了，只要确有真才实学，又立志为祖国献身，就一定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1987年）

唐人笔下的小松

古代诗人常常喜欢用青松来形容人才。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以“郁郁涧底松”比喻才能出众而出身寒微、屈居下位的贤士；诗圣杜甫有感于当时贤才遭埋没、恶人盈道途的极端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曾发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呼喊。但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三位唐代诗人分别以小松为题写的主旨相同而各具特色的七言绝句。

章孝标的《小松》是：

瓜叶鳞条龙不盘，梳风幕翠一庭寒。

莫言只是人长短，须作浮云向上看。

前两句描写小松的形态与气概。瓜叶鳞条，一庭寒翠，说是小松，实际上已具苍然之势。接着，作者告诉人们：不要说它只有几尺身姿，未具惊人之貌；后生可畏，前程正远，我们应该当作秀出云表的栋梁之材仰头去看。宋代诗人吴子良有“君看三丈树，原是手中枝”之句，同这首诗一样，都含有“少年心事当拿云”、“丈夫未可轻年少”的深意。

杜荀鹤亦以《小松》为题，指斥时人只重视功成业就的名家，而对刚刚冒头，正在成长着的“小字辈”却不予理睬，直到某一天他们崭露了头角，这才掉过头来跟着大唱赞歌。原诗是这样的：

自小刺头深草里，而今渐觉出蓬蒿。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到凌云始道高。

前面写小松的成长过程，后面批评时尚只承认参天大树而不注意扶植新苗。称小松为“凌云木”，是很有意味的。尽管它刚刚钻出草丛，崭露头角于蓬蒿之上，但如同正在成长的人才一样，是富有发展前途的。诗人的言外之意是，我们应该识拔贤才于未遇之时，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予以热心的关注和有力的支持。这是很有针对性的，在旧社会，由于“时人不识”，有多少小松一样的很有希望的人才，遭摧残，被砍杀啊！

崔涂的题为《涧松》的诗，则荡开一笔，另辟蹊径。

寸寸凌霜长劲条，路人犹笑未冲霄。

南园桃李诚堪羡，争奈春残又寂寥。

开头以高度概括的语言，说明小松凌霜渐长以及遭到路人鄙笑的情况。寥寥十四个字，包括了前两首七绝中“抽鳞条”、“出蓬蒿”、“只似人长短”、“不识凌云木”等多层意思。然后，诗人突然笔锋一转，从“笑”字接下去做文章：涧松刚刚露头，尚未凌霄，小则小矣，确实不如南园的夭桃秾李那样艳丽娇娆；可是，请不要忘记：待到春残花落的时候，桃李都将归于寂寥，较之“凌霜不改青青色”的涧松，究竟谁更值得称羡呢？诗人以劲拔、冷隽的笔调，歌颂了苍松一般的卓有才能、兼具操守的志士贤人。言简意深，回味无穷，确实称得上短章中的妙品。

（1988年）

一言为宝

据古籍《襄阳记》记载：杨颙入蜀任丞相主簿，见诸葛亮事必躬亲，尝亲自校核簿书，遂批评道：“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今明公为治，乃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不亦劳乎？”言外之意是，诸葛亮有点包办代替。他建议诸葛亮要干丞相的事，不要上下相侵，这才是为治之道。诸葛亮听了，十分感动，表示愿意接受杨颙的批评。后来，他任命杨颙为东曹属典选举。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得力的干才不久便去世了。诸葛亮悲恸地说：杨颙之死，是朝廷的很大损失，因而垂泣三日。

宋代大政治家王安石为此事专门写了一首赞美诗：

痛哭杨颙为一言，余风今日更谁怜？

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诸葛大名垂宇宙”、“功盖三分国”，可资赞颂的丰功伟烈很多很多。而慧眼独具的王安石却偏偏选中这么一件“小事”来歌之咏之，大书特书，其道理在于：它反映了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尊贤惜士、从谏如流的高风善举；而这一善举恰恰关系到“区区庸蜀支吴魏”这样一个兴衰成败、命运前途的大问题。诗人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时至今日，更有谁珍重、爱惜这种求贤若渴的流风余韵呢？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诸葛亮的深情赞许和对世态时风的无限感慨。

“不是虚心岂得贤”有双重含义：既隐括了刘备三顾茅庐、虚心求贤，并抑赖贤才辅佐得与曹魏、孙吴抗衡争雄的史实与经验，也是对诸葛亮本身善用贤才，辅佐庸主，继续支撑三国鼎立的局面垂四十年之久的治绩的肯定与赞誉。应该承认，在封建社会里，诸葛亮的治才是杰出的。不仅功业昭著，像后代史官陈寿所称许的，乃“识治之良才，管（仲）萧（何）之亚匹”；而且在识才用才理论方面，也卓有建树。他的《便宜十六策》、《将苑》等论著，都是古代人才理论宝库中的重要财富。

现在，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杨颙的批评意见的实际价值。诸葛丞相治理国家，精明有度，“抚百姓，约官职，从职制，开诚心，布公道”的政绩和“夙夜忧叹”、“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忧国至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实属可嘉可羡。但他的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至对下属事务有些包办代替的工作方法，却并不可取。诚如杨颙所言，“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诸葛亮作为一国的丞相，最基本的职责是运筹谋划，操持大计，总揽全局；而他竟至亲校簿书，流汗终日，这确是使不得的。

就一个人来说，时间与精力毕竟是一个常数。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谁也没有办法同时骑两匹马。假如硬要勉为其难，本末兼顾，细大不捐，且不说这会直接影响经邦治国的大局，没能充分发挥其高级指挥员应有的作用；单就健康与精力来讲，也难以承受那过重的负担，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史载，有一次，汉文帝问政于群臣，左丞相陈平答道：“陛下如果若问一年断狱几何，可以专找廷尉；要想了解一年收粮多少，应该咨之内史。至于丞相的职责，则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所谓为政之道，陈平认为，最关紧要的就是必须明确上下责任，做到权责分明，各司其职。这番话，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是颇有教益的。

领导科学告诉我们，作为高层的领导，既要按照所辖地区的现实基础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工作秩序；同时，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环节。凡属应由下属来干的事，就应放心放手地交付下属去做，不能“越俎代庖”，包揽一切。否则，就会陷入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既浪费了领导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又会助长下属的依赖性；反过来，更加重了自己的负担。科学的领导者，应该善于分清主次，正确处理事关全局的根本性工作与具体事务的关系。只有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才会不分轻重缓急，样样齐抓，事事全管，甚至颠倒主次，“大事用力不大，小事用力不小”，最后必然导致因小失大，玩忽职守的阙失。

当然，情况还要具体分析。即以诸葛丞相而言，世所公认，他绝非属于那类陷入“芝麻堆里”的事务主义者，而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善于统筹全局的卓越的战略家。他曾含泪诉说：“我不是不知道超脱一些好，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像我那样尽心竭力啊！”耿耿赤心可鉴，我们应该略迹原情，予以充分的理解。但是，也不能不看到，正是由于这样，他便巨细无遗，事必躬亲，以致过度操劳，心力交瘁，最后事与愿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为后世留下了无边的怅憾和深刻的教训。

一千七百多年前，杨颙就提出了各司其职，上下不能相侵的科学主张，实属难能可贵。今天看来，它对于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正确发挥领导作用，实施科学管理，仍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1987年）

蛟龙不能失水

唐监察御史、著名诗人元稹，原在京城长安供职，后因弹劾贪官暴吏，得罪了权臣，被调到洛阳东台任职，不久又被贬作江陵士曹参军，掌管工役事项。期满回京，靠着好友李绛、崔群、白居易等说情、辩护，才得转任通州（今四川达县）司马，充任通州刺史的佐僚。到任之后，元稹写信给白居易，备述通州艰苦、穷荒之状。

白居易看了来信，怅然有感，写了四首七律，其四云：

通州海内恓惶地，司马人间冗长官。

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

剑埋狱底谁深掘，松偃霜中尽冷看。

举目争能不惆怅，高车大马满长安！

乍看，这只是一般的怀友怜才之作。说，我的朋友处在悲惨惊骇之地，当个并无定职的闲员，由于屡遭贬谪，久困下僚，像惊弓之鸟、失水困龙，像深埋狱底的宝剑和备遭冷遇的寒松。长安城内尽是达官贵人的高车大马，可是，元稹却怀抱利器久被沉埋，怎不令人举目惆怅！

值得注意的是，诗中精辟地提出了一个“蛟龙不能失水”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伤鸟有弦惊不定，卧龙无水动应难”。整天像惊弓之鸟那样提心吊胆，惨怛恓惶，或者像失水的蛟龙那样，没有施展长才的条件，即使奇才盖世，也是无能为力的。

就社会环境和客观条件来说，制约着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使用的，至少有三个方面应该考虑：

首要的是社会时代。如所周知，唐代文学人才兴旺发达。当时最高人口数字不过五千二百多万，而有传世之作的诗人，就超过两千三百多名，差不多每两万人口中就有一个。如果算上其他方面的文学家，比例就更大了。究其原因，一是社会经济发展对文学艺术的需求。唐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整个社会特别是上层人物，要求文学艺术事业能够与之相适应地发展，以满足和充实他们的精神生活。二是唐初全面实行科举制，以声律取士，极大地鼓励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取精神，寒族人士有了表现才能的机会。正如《全唐诗》序中所说的：“盖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三是当时在文化艺术方面实行了较为开放、自由的政策。正是这些因素，为文学人才蔚然群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同样出色的人才，其遭遇却迥然各异。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严复与日本的伊藤博文同在英国留学，而且同班。论学业，严复名列第一，伊藤居于第三。伊藤回到日本后，正赶上明治维新，日本社会从封闭型转向开放型，亟需熟谙西方政治经济的人才。因此，伊藤得以三任首相，大显身手。而严复所处的社会时代，却是清廷门户虽被列强打开，但封闭式的基本国策并未改变，腐败程度有增无减。致使这位曾是壮怀激烈的留学生，报国无门，最后，从译述《天演论》等著作启蒙他人转为用鸦片烟来麻醉自己。这个事实，说明了社会时代对于人才的成长起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其次，在人才问题上，当政者态度如何，也至关重要。王安石说过：“不患材之不众，患上之人不欲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他尖锐地指出了妨碍人才辈出的“三蔽”：一是君主自以为高明，一人就可以主宰全局，“去辱绝危”，而人才之得失是无关大局的；二是“谓吾之爵禄富贵足以诱天下之士”，故“吾可以坐骄天下之士”；三是只待人才自发产生，而不去千方百计发现和培养人才，甚至还认为天下实在无才可取。上述三种情况虽然用心不同，但压抑人才的成长，“其致一也”。

最后，从私利的本性和各种阴暗心理出发的妒贤忌能的恶习，以种种方式压制人才。最常见的是谗言恶语，闲言碎语，冷言冷语。俗话说：“舌头底下压死人。”又说：“伤人之言，深于矛戟。”要使人才顺利成长，必须随时清扫社会环境，搬开这些无形的绊脚石。

（1987年）

南郭先生

战国时的齐宣王爱听吹竽，每次都要组织三百人的器乐大合奏。有个南郭先生，并不会吹竽，但他看这里有空子可钻，便到齐宣王那里自荐，说他很善于吹竽，愿意为大王效劳。宣王听了自是喜欢不尽，便把他安置在大乐队里，并发给他同其他人一样的薪俸。这样，南郭先生就混在乐队里面跟着凑数。后来宣王死了，他的儿子继位，是为齐湣王。他也爱听吹竽，但与乃父大异其趣，偏偏喜欢听独奏。他把乐队找到眼前，一个一个试吹。这样一来，南郭先生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溜之乎也”。

宋代文学家、大诗人苏轼有一首题为《寄刘孝奴》的诗，便借用了这个故事：

平生学问只流俗，众里吹竽谁比数。

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

自从《韩非子》记载了这个“滥竽充数”的故事，两千多年来，南郭先生便一直成为人们嘲笑、揶揄的对象。虽说有点令人难堪，但细究起来倒也怪罪不得他人，确是咎由自取。—立身天地之间，总须学一点真实本领。一无所长，整天跟着人家混饭吃，终究不是办法。不会、不懂也罢，有个“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也好，偏偏他又不懂装懂，假充内行。这就逃脱不了最后“抱竽出逃”的狼狈下场。

这场闹剧的出现，南郭先生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如果我们动脑筋想一想，进而追问一下：一个本来不会吹竽的人，为什么竟能轻而易举地混入了宫廷乐队，而且可以装模作样地吹了许多年呢？一个尸位素餐的混饭吃的人，又为什么能够和乐队的其他乐手一样领取薪俸呢？这么一追究，作为组织领导者的齐宣王，就难以辞其咎了。看来，齐宣王好讲排场，但并不真正懂得音乐，无非是逢场作戏、附庸风雅而已。自身不学无术，也就谈不上什么知人之明。由此可以得到启示，要准确地识拔英才，汰除庸才，首先领导者必须是英才，而不是庸才。

南郭先生之所以能够混迹于宫廷乐坛，除了当政者齐宣王昏庸这样一个因素以外，也和当时“大帮轰”、“大锅饭”的吹竽体制、演奏方式有直接关系。唯其数百人“拉大帮”合奏，才有可能给滥竽充数的人以可乘之机。如果像齐湣王那样“单兵教练”、“分灶吃饭”，无论是南郭先生、北郭先生，十个有十个要露馅的，最后都得陷入“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的尴尬境地。正如唐人黄滔诗中所讲的：

齐竽今历试，真假不难知。

欲使声声别，须令个个吹。

有一部电视剧《南郭后传》，说是南郭先生露丑以后，逃回家乡，狼狈不堪，连小孩子都嘲弄他。可贵的是，他并不气馁，而且知过必改，认真吸取了失败教训，再次投到百里老师门下，从头学起，刻苦钻研，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终于熟练地掌握了吹竽本领。哪里跌倒哪里爬。最后重返齐宫，当了一名出色的乐师。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必须彻底打破“大锅饭”的体制，不给那些“阿混”们提供各种“滥竽充数”的逋逃薮。我常想，如果齐宣王当政时就能采用“齐竽历试”的办法，也许南郭先生早就发愤成才了。

（1987年）

郑板桥写竹

我国是竹子的故乡，栽培竹子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竹子用途极广，大有功于人类，且具备“中通外直”、“宁折不弯”的品格，所以，古往今来，无数画家、诗人创作了难以数计的赞颂竹子的艺术作品。特别是清代号称“诗书画三绝”、“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画竹咏竹，尤擅胜场。他的这些诗、画，优美生动，丰富多彩，并不是单纯表现客观对象的天然形态、特征，而是借竹咏人论事，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世界观。因此，每幅诗、画中都有深刻的寄托。

郑板桥少有狂名，落拓不羁，但他对新生力量却充满了感情，对新一代人才的成长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且看他写的这样两首咏竹诗：

老竹苍苍发嫩梢，当年神化走风骚。

山头一夜春雷雨，又见龙孙长凤毛。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写竹，实际上正是写人。用竹笋经雨破土而出，来比喻新一代人才的旺盛成长，是十分贴切的。后来者居上，一代胜过一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诗人通过日常生活情景，启发人们重视新秀，惜爱后生，同时提醒老一辈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扶植新一代的成长。

诗人针对世俗轻视新生力量的偏见，写了下述两首题画诗，启发人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人看事：

且让青山出一头，疏枝瘦干未能猷。

明年百尺龙孙发，多恐青山逊一筹。

画根竹枝插块石，石比竹枝高一尺。

虽然一尺让他高，来年看我掀天力！

说明对新生力量切不可轻视，尽管他们暂时看来还不够强大，还不够成熟（即所谓“疏枝瘦干未能猷”），但是，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最后胜利必然是属于他们的。这里也含有激励新生力量奋勉自强，努力上进，力争“强爷胜祖”，超越前人的意思。另外，字里行间也寄寓了诗人自己不肯屈居末流的冲天壮志。

他还写过这样两首激扬踔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咏竹诗：

谁家新笋破新泥，昨夜春风到竹西。

借问竹西何限竹，万竿转眼上云梯。

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

为凤为龙上九天，染遍云霞看新绿。

郑板桥生当腐朽、黑暗的封建时代，触目所及，遍是打击新生力量、压抑人才成长的不合理现象。但他并不为腐朽、反动力量的其势汹汹所吓倒，透过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看到万竿上云梯、云霞染新绿的光明前景，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期望。作为一个旧社会的文人，这是很值得称颂的。

（1986年）

说　项

自古以来，流传过许多荐贤举能的佳话，也产生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文学典故，“说项”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它来自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

几度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

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

作者杨敬之，唐元和年间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在社会上很有地位，也是一位十分爱才的诗人。当时有个项斯，诗才不凡，品行尤好，但不为世人所知。杨敬之发现这个人才后，就写了这首诗，极力加以举荐。人以诗传，从此，项斯声名大噪，第二年即擢为上第。诗的大意是：几次看见项斯的诗，都觉得很好，及至见到本人，却觉得他的标格（这里包括外在美和内在美，亦即仪容、气度与才能、品德）比诗格还高，心中更为敬服。我平生不会隐藏他人之善，所以，逢人总要称颂这位项斯。

类似的事例，还有明代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当过应天府通判的祝枝山奖掖、提携唐寅的佳话。唐寅小祝枝山十一岁，其时在他父亲开的酒店里当跑堂。祝枝山常去喝酒，发现唐寅聪慧过人，便主动给他讲授艺术心得，悉心培养，并向一些社会名流大力举荐。一次，唐寅运用娴熟的水墨写意技法画了一幅竹，祝枝山看后，击节称赏，欣然题诗一首：

唐郎写竹如写字，正以风情韵度高。

我解平章不能写，未曾分得凤凰毛。

寥寥二十八字，把一位前辈名家为使年轻后进脱颖而出，不惜贬抑自己，甘做人梯的赤诚，生动地烘托出来，确是感人肺腑。

这种懿行善举，在国外也可以见到。李斯特巧荐肖邦，就是突出的一例。1831年，二十一岁的肖邦从波兰流亡到了巴黎，那时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匈牙利的钢琴家李斯特已誉满乐坛，他一眼就看出肖邦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音乐天才。为了使肖邦在观众中赢得声誉，在一次演出时，李斯特先坐到钢琴前，等剧场的灯光变暗了，他就悄悄让肖邦代替自己演奏。果然，观众被琴声所征服，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是灯光一亮，人们发现，演奏者不是李斯特而是肖邦，这样，肖邦一下子就轰动了巴黎。当时，人们不仅赞美李斯特的高尚风格，而且称赞他巧荐贤才的智慧。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看到，奖掖后进，荐贤举能，首先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如果杨敬之、祝枝山与李斯特不具识才之眼，或者说，如果他们本身不是贤才，那么，即使具有更多的项斯、唐寅、肖邦在侧，也会视而不见、交臂失之的。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于，荐贤者要有良好的品德，即“平生不解藏人善”的高尚风格。

孔子说过：“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引自《韩诗外传》）光有知人之明，还不够，必须仁义为心，邦国为怀，才能乐于荐贤、推贤、引贤。如果不具备这种品格和胸怀，就会见人之善却不以为善；或者虽然知其为善，但因怕贤者超过自己，也故意缄口不言；甚或颠倒是非，指善为恶，蓄意倾陷。这在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

《吕氏春秋·赞能》篇中有一句名言：“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有了伯乐，就可以找到更多的千里马。宋代文学家苏洵认为，齐国大治，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固然与管仲的辅佐有关；但首功应该记在推荐管仲的鲍叔牙身上。所以，古代有“荐贤者受上赏”的说法。

（1988年）

说“格”

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好诗：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愤慨于封建社会特别是清王朝阻塞贤路、压抑人才的积弊，渴望一场暴风迅雷般的政治变革，以改变不合理的人才制度，从而出现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生气蓬勃的局面，这在夜气如磐的封建社会，当然只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想，一声饱含着血泪的哀唤。

“格”，作为一种标准，首先反映为资格与资历。就我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看，无论是秦汉的“察举征辟制度”，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还是隋唐以来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尽管其间有过种种改革，但资历、资格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北魏时崔亮首创一种“停年格”的选官制度，以做官时间久暂考察政绩，靠计算年限来确定升级。尔后，唐代吏部尚书裴光庭“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

其危害，正如宋人孙洙所指出的：

今贤材之伏于下者，资格阂之也；职业之废于官者，资格牵之也；士之寡廉鲜耻者，争于资格也；民之困于虐政暴吏，资格之人众也；万事之所以抏弊（意为凋敝、衰败），百吏之所以废弛，法制之所以颓烂决溃而不之救者，皆资格之失也。

资格，除了表现为年限，还反映在“品”上，即家世、门第、出身上。“九品中正制”规定：“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出身于名门望族者，可尽先拔擢；而家世寒微者，即使才能出众，也往往摈弃不用。最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赵翼：《廿二史札记》）

汉宣帝时丞相黄霸，为政外宽内明，重视农桑，政绩时称“天下第一”。但即使这样的贤相，在当时的门阀制度下，思想也跳不出“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格局。本来，丞相的职责是“总百官，进贤退不肖”，大力荐举各种贤才；但黄霸却极力荐举宣帝祖母的内侄、乐陵侯史高为太尉。根据只是门阀显赫。好在汉宣帝还比较清醒，批评丞相荐非其人，说：外戚史高乃帷幄近臣，我很了解他的材质。最后把住了关口。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专就这件事，写了一首论史诗：

从古求贤贵拔茅，素门平进有英豪。

勋名可惜黄丞相，一纸殷勤荐史高！

诗人借题发挥，抒发他的荐贤举能应该眼睛向下的见解。史高并非奸佞之徒，问题在于黄霸只是盯住皇亲、贵戚，这就有失其职了。所以，诗中为勋名卓著的贤相感到惋惜。

“素门平进有英豪”，这是真理。古往今来，无数英杰起身于草莽之中。战国时的著名思想家孟轲就曾列举过一些所谓“圣君贤相”出身微贱的事实：“舜发于畎亩（田野）之中，傅说举于版筑（木瓦工）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东周列国志》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平公时，下卿栾盈发难，任命勇将督戎为先锋，攻打绛都，以疾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南门。大元帅范宣子拥晋平公逃入固宫，形势万分危急。在督戎的威风凛凛、杀报腾腾的强大攻势下，晋将解雍、解肃、牟刚、牟劲先后节节败退，一时满朝文武，心惊胆落，束手无策。这时，范宣子身旁有个奴隶，叩首问道：“元帅心怀郁郁，莫非忧督戎否？”原来此人名叫斐豹，因其父犯罪，他没身为奴，在中军服役。范宣子问他可有什么计策战胜督戎，斐豹叹道：“小人名在罪籍，枉有冲天之志，也无处讨个好的出身！”范宣子答应他可以立功赎身。斐豹智勇双全，终于智赚督戎，将他击毙，遂解固城之围。潜渊先生有诗云：

督戎神力世间无，敌手谁知出隶夫？

始信用人须破格，笑他肉食似雕瓠！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破格用人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在社会主义的今天，那种“稽谱牒”、拘门第的做法已经罕见，但在选才用人中，由于受封建主义的保守、陈腐观念影响，“论资排辈”现象还时有发生。有的热衷于在资历上搞平衡，开“大锅饭”；有的搞“一刀切”，统一划线，规定哪一年以前参加工作的晋级，哪一年以前毕业的提教授，结果造成一些人熬年头、混资格，产生了保护后进，打击先进，限制人才成长的消极作用。

当然，我们讲不拘一格，并非主张选才无格。选拔人才，总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德才兼备，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8年）

未必人间无好汉

贞观元年，唐太宗李世民初即位。为了充实、完善中央政权机构，要大臣封德彝负责举荐贤才。但等了几个月，也没见选上来一个。太宗发出了责问，封德彝答复说：“并非老臣不尽心竭力，实在是找不到奇材异能之士啊！”太宗严厉地批评了他：

前代的圣君明主选用人才，好比使用器物，各取其所长。他们选拔有用之才都立足于现实，难道还能向异代去借用人才吗？其实，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有贤才的，关键在于你是否认真地加以识拔。

可谓批评得正确，责问得有理。

无独有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罗兰夫人曾认为法国遍地都是侏儒，没有人才。列宁不同意这种观点，把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偏见，斥之为“罗兰夫人的错觉”。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

人才多得很，只是需要抛弃那些尾巴主义的思想和清规，只是需要让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计划”和“谋略”能自由发展，那时我们才配做伟大革命阶级的代表。

中国古代一些哲人也都说过：“十步之内，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贤才之生，日月相属，未尝乏绝。”（王符）“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杜甫）“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这些论述和诗句，都阐述了人才历代都有、到处都有的道理。纵观数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灿若群星的各类人才活跃在历史舞台上，成为民族的脊梁，创造出丰功伟业。

那么，为什么有时却会感到人才难得呢？

古代人才论者大体上有以下三种看法：

就人才自身来说，屈居下流，没身草泽，没有机会施展才智，脱颖而出，是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西晋文学家左思所说的：“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所以，应该注意从“隐处”求才。对此，诸葛亮在《便宜十六策》中有过透彻的剖析。大意是：

楹柱以用笔直的木头最为坚固，辅世以公道、正直的人为贤才。而直木生长在僻静幽深的树林里，直士来源于人民群众之中。因此，君主选拔人才，一定要到下层去。这些贤才的情况多种多样：许多人居于隐处，或怀才恋土，有乡土观念，甘愿与一般人同处；或有卓越才能，因有种种考虑，不愿应召入仕；或忠君、孝亲、善事师长，地方上有贤名，但无人加以推荐；或以隐居、行义造就名声，指望朝廷慕才而见用；或忠质于君，但被朋党毁谤排挤，外人不明真相。

诸葛亮本身就有这方面的经历。“若非先主垂三顾，谁识茅庐一卧龙！”（唐汪遵诗）所以，执政者深入下层，主动访贤延士，是很必要的。

从识才者角度讲，有一个如何认识贤才，对待贤才，亦即坚持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执行什么样的用人政策的问题。没有顺乎潮流、比较宽容的人才政策，就不可能发现和发掘出各方面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南宋诗人刘克庄有一首《贺新郎》词，是这样写的：

国脉微如缕，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未必人间无好汉，谁与宽些尺度？试看取当年韩五：岂有谷城公付授，也不干曾遇骊山母，谈笑起，两河路。  少时棋柝曾联句，叹而今登楼揽镜，事机频误。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君莫道投鞭虚语。自古一贤能制难，有金汤，便可无张许？快投笔，莫题柱。

作者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呼吁济困扶危、力挽狂澜的英才。上阕以国家命脉到了危险的境地领起，慨叹自己没有机会投身战场，杀敌制胜。接着指出：英才是有的，关键在于要能放宽用人的标准。并以出身行伍的抗金名将韩世忠为例，说他既没有黄石公授予兵书，也未曾遇到骊山母为说《阴符》，但他在北宋末年统率少数部队，在河北东路、西路一带屡次打败金兵，克敌制胜。

下阕说，自己少年时很喜欢下棋联句，但现在衰颜已现，功业无成。听说元兵南侵正急，边城受到严重威胁，切不要以为敌军渡过长江是不可能的。面对敌寇猖獗的形势，要保卫边防，不能只依靠金城汤池这坚固的防御工事，主要的还是要依靠人才，依靠张巡、许远那样大有作为的贤杰。最后呼唤广大读书士子投笔从戎，共赴国难。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才成长环境、主要是社会风气问题。曾国藩在《原才》一文中有一段很好的论述。大意是：

古代圣帝贤王治理天下，使贤能者居要职，掌权势，教化民众以仁义道德，那时社会规范统一而风尚相同。后来世道衰微，那些贤能之人不能全都在重要岗位上，但他们的志向主张还会宣扬出来得以广泛传播而造成声势。这样，势必吸引众多的人跟着实行，逐渐也能形成一种风尚。随着志同道合、相率成习者集聚增多，一时的人才也就产生出来了。像《周易》中说的“水就湿，火就燥”的原理，凡所感召都能得到呼应、感应。现在的掌权者，往往说“没有人才”。他们身居高位，却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人才，反而以“无才可选”相推诿，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人物产生于风气”，不独古人这样认为，今人也多有论列。著名学者钱穆先生在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的演说中，曾就此做过专门的阐述。他说：

人须有生气，在人格上、学识上、性情上，各方面都该有生长，如在春风中，经过一段气候，才成长一人物。⋯⋯《易经》上说“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是一片自然产生万物。人文陶冶，教化作育，是在这许多原料中精制出很多理想的品种来。我们的社会，历史，文化，是另一个天地，这个天地，在我们人的自己手里，要能造成气候，生长人物。⋯⋯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代中，要提倡有一种风气，在此风气之下，须能作育，陶铸人才。有了人才，才能改换历史。在某时代，某地区，具备这种风气，就出人物了。这种风气过去了，人物就不出了。

他还举出北宋时的实例，说朱光庭到程明道先生家住了一个月，回来后，别人问他，你到了程先生家，得到什么印象？他说，如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也有人说，程明道非常和气，你一接触到他，你的感情、理智各方面，都会受到这种和气的滋养，成长为一种人格境界。

看来，人才济济的生动局面的出现，固应归因于多种因素，但是，关键还取决于当政者的思想与行动。就是说，“这个天地，在我们人的自己手里，要能造成气候，生长人物”。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有两句诗：“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在人才方面，如何破解这一“禅关”，应该是一切为政者都须认真加以考虑的带有根本性的课题。

（1986年）

“错认颜标”的笑话

旧籍《唐摭言·误放》中记载了一个“错认颜标”的故事：

郑熏在做主考官时，看到一份答卷的作者署名颜标，便想当然地认定此人乃是杰出书法家、政治家颜真卿的后代，于是，特意拔擢他状元及第。实际上，这位颜标与鲁郡公颜真卿除了姓氏相同而外，丝毫没有瓜葛。结果闹了一个很大的笑话。举子赋诗嘲笑这个郑熏：“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史称郑熏“举引寒俊，士类多（赞美）之”。但这件事干得实在太不高明，难怪人们要骂他“冬烘先生”了。

这是属于他人错认的情况，后来还发生过自己冒充贤达后代的事。吉州有个士子赴省赶考，为了引人注目，便在行李担子前面挂个牌子，上面写着“庐陵魁选欧阳伯乐”八个大字，意在暗示他是欧阳修的后人。也有人赋诗加以讥讽：

有客遥来自吉州，姓名挑在担竿头。

虽知汝是欧阳后，毕竟从来不识修（羞）！

士子欧阳的问题更复杂一些，单就主司郑熏来讲，他在认识上有个明显的误区，就是贤才的后代必然也是贤才。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和封建社会中注重血统、强调门第的传统宗法观念有直接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的取士制度。开始时大抵还坚持以才定品，不太讲究门第的高低、家族的地位。但当遴选官吏的大权落到豪门世族手里之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就形成了，“有司选举，必稽谱牒”。就是评定人物品级时，首先要看被选人的家世，结果变成了所谓“门选”。

南朝规定，高门世族的子弟二十岁就可以登朝入仕，尔后用不了多长时间，便可“坐致公卿”。这样一来，那些“清华贵重”的官职，几乎全被他们所垄断。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殊社会地位，世族地主宣扬“世庶天隔”的观点，他们绝不与寒门通婚，甚至共同坐在一起都觉得有辱令名。因此，当时门阀世族非常重视家谱和族谱，把祖上哪一代做过哪些大官，出过什么贤达、名流，一一记载下来，以显示其血统的高贵。九品中正制最终成了变相的世袭制。

隋唐以来实行科举制度，本意是想打破门阀垄断，但实际上仍未跳出重家谱、拘门第的格局。有宋一代，“恩荫”之风大炽，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当官。这就难怪那个吉州士子要死乞白赖地硬往同姓的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欧阳修身上靠拢了。

至于世系源流、先祖禀赋对于后代的血缘影响究竟有多大，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血统论”是否那么灵验，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典型事例来加以剖析、验证。如果按照“血统论”的逻辑，宋朝的卖国汉奸秦桧的曾孙，肯定也是奸佞祸国的角色。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秦桧的孙子秦巨却是一位忠贞不渝、为国捐躯的爱国英雄。嘉定十年，金兵再度南侵，宋宁宗召集群臣商议抗敌之计，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老将赵放出面举荐人才，说，秦巨正当盛年，文武兼备，报国心切，可当领兵退敌之大任。这时，根深蒂固的“血统论”又出来作祟了。有的老臣极力反对，说：“秦巨乃逆贼秦桧之曾孙，万不可加以重用。否则，必将贻误大事，祸国亡家。”赵放据理力驳：“人各有心，心心各异，安能观其祖以判其后耶！”双方争持不下，宋宁宗采取了折衷办法：使用，但不委以重任，封为蕲州通判兼领守备事务。秦巨到了任所，决心竭尽全力，报效国家。面对着十万金兵的赫赫声威，他毫不畏缩，一面加强防务，激励将士勇敢杀敌，一面急告朝廷请求救援。他亲自登城督师，拼力抵抗，金兵死伤甚多。但终因寡不敌众，金兵破城涌入，秦巨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最后毅然投入烈火，壮烈捐躯。面对这一活生生的史实，那些迷信血统、侈谈门第的人，总该从中获取一些教训，改变固有的成见吧？

当然，我们反对“血统论”和门第观念，绝不是否认父、祖辈的影响和家庭环境熏陶在人才成长中的作用。古往今来，确实存在着许多艺术家、科学家出自同一家庭，父祖辈卓有成就，其后代亲承惠泽，同样成名成家的现象。比如，我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是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的儿子祖日也精通天文和数学。尤其令人惊异的是，祖氏前后十三代人全是数学家。再如北宋时期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是卓有成就的著名文学家。朱德委员长游眉山三苏祠，曾即兴题写一首五言绝句，谈的就是这种现象：

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

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

这在人才学上有一个专门名词，叫做“人才链”；也有些社会学家把它称为“家庭优势”。其成因，用现代遗传学解释，或许有智商的遗传因子的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可能还是后天的家庭影响、环境熏陶所致。如所周知，家庭作为人生的第一课堂，对一个人的成长影响至大。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血缘、姻亲关系，互相经常接近，感情易于融洽，尤其是青少年时期，人的兴趣、爱好、职业的选择，都同家庭影响、父母思想行为的感染有直接关系。

论及“三苏”父子成才问题，已故学者郭绍虞在一首《沁园春》词的上阕是这样讲的：

冲雅颖滨，豪放东坡，凝练老泉。考两朝唐宋，大家仅八，三苏父子，角逐其间。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此语唯心未必然。凭自述，知读书有得，家学相传。

郭老先生正是从家庭影响和后天努力来解释“人才链”现象的。

（1987年）

唐代诗人的牢骚

慨叹怀才不遇，发发牢骚，讲点带刺的话，在古代诗歌中是常见的。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诗人李白发出过愤懑的呼喊；“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词客温庭筠抒写了绝望的情怀。无论是沉痛的哀吟，还是苍凉的慨叹，都还限于言外寄意，泛泛而谈，至多是指向那些飞黄腾达的达官显贵，所谓“青云士”一流。而唐代另一个诗人罗隐则无情地进行冷嘲热讽，把笔锋直接对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在七言绝句《感弄猴人赐朱绂》中写道：

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

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绯。

黄巢起义之后，唐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名存实亡。史称：“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镇废置，不自朝廷”，“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公元901年，宦官韩全海胁迫唐昭宗离开长安，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朱全忠带兵七万入关，宰相崔胤“促全忠以兵迎驾”。两年后，李茂贞杀宦官韩全海等七十余人，与朱全忠和解，并将昭宗交给了朱全忠，这样，皇帝才又回到长安。在逃难期间，唐昭宗不思选用贤才，安邦治国，而是醉生梦死，贪图享乐。当时随驾的有一个弄猴的杂技艺人，猴子训练得很好，居然能跟皇帝随朝站班。唐昭宗非常喜欢，赐给弄猴人五品官职，身穿红袍，并给以“孙供奉”的称号。实际上，此人并不姓孙，而是借用猢狲的“狲”字谐音，意谓以巧驯猢狲供奉御用。

老诗人罗隐听说这件荒唐无聊的事之后，愤然写下了这首讽刺诗。他以自己屡试不售的辛酸遭遇与弄猴人侥幸得官作对比，效果十分强烈。诗中说，我十多年来，一直辛辛苦苦地进京应试，久违了家乡的“五湖烟月”，但一次也没有考中，一个官职也没有谋到。怎比得上那个耍猴的“孙供奉”，博得君王开颜一笑，便穿上了佩带朱绂的五品官服！看似自嘲，实际正是尖刻地讽刺无道昏君在亡国惨祸面前，不思引用贤才，只知求欢作乐。

在唐代上层社会中，这种沉酣嬉戏的风气早已形成。唐玄宗就曾在宫廷内修建斗鸡场，凡获胜者均可得到恩宠。所以，当时有“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狗胜读书”的民谣。意思是用不着读书应试，只要交游一些贵族子弟，通过斗鸡走狗，照样可以走上登朝入仕的终南捷径。诗人李白对此却不屑一顾，他在《行路难》一诗中激愤地写道：“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表现出可贵的品格和节操。

这种情况，也充分暴露出封建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不要说唐玄宗、唐昭宗之类的庸主，即使古代一些所谓“圣帝贤王”，也往往逃脱不开这种阶级的局限。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咏史》诗：

贾生明王道，卫绾工车戏。

同遇汉文时，何人居贵位？

诗中提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贾谊深明经邦济世之道，乃匡定天下之奇才；而卫绾以善玩车戏的小技侍奉君主。他们同时遇到汉文帝了，那么，谁应该位居显贵呢？按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事实却与人们的认识全然相反：贾谊由于受到大臣灌婴、冯敬等人的忌妒与排斥，遭贬长沙，抑郁而终；卫绾却以车戏小技取悦文帝，被提拔为中郎将，后来竟官至宰相，封建陵侯。

诗人通过这两个人荣枯不同的际遇，讽刺号称英主的汉文帝只图一己的欢娱，而置帝业、贤才于不顾。妙在偏偏不去点明，故意向读者作猜谜式的发问。这样曲折用笔，就可以取得更加警策、隽永的效果。

（1987年）

施惠由来怕失期

据《随园诗话》记载：乾隆年间，一位名叫陈浦的老寒士，带着他的一册诗稿，请求当时的诗坛巨擘袁枚评阅。袁枚日夕游宴于权贵、诗翁、才女之间，对这位尚无名气的寒士的诗稿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手放在一边，没有认真过问。几年之后，想起这件事来，取出诗稿细看一遍，才发现作者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诗人，诗作水准很高。于是忙着打听其人的下落，不料，这位老寒士早已在贫病交攻之下黯然死去。袁枚满怀深情地录下这位已故诗人的七绝《醉后题壁》，把它收在自己编的《随园诗
话》里：

贫归故里生无计，病卧他乡死亦难。

放眼古今多少恨，可怜身后识方干！

然后，袁枚凄然地在《诗话》里写道：“呜呼！余亦识方干于死后，能无有愧其言哉！”这里说的方干，是唐代的诗人，很有才识。但生性亢直，不肯夤缘求进，科场失意后，便息影山林，郁郁以终。后来，朝廷发现并承认了他的才干，追认他进士及第，但逝者已矣，已经于事无补了。

像方干这样死后中进士的事固属少见，但在旧社会，一些高才逸士由于无人赏识，匿身草泽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因为封建社会坚持任人唯亲的路线和世族垄断的政策，崇尚门阀，论资排辈，如果无人汲引、保荐，即使是盖世奇才，也只能终古埋没。结果，就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与崔群书》中所指出的：“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得意；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

大诗人白居易也曾借吟咏晚桃花来慨叹、揭示这种极不合理的现象：

寒地生材遗较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

这种“身后识方干”的情况，在现代西方世界里也时有出现。挪威青年数学家尼尔斯·亨里克·阿贝尔，十八岁时父亲死去，便挑起了赡养老母和照看六个弟弟、妹妹的生活重担。尽管家境极度困苦，但他仍然奋力钻研数学，终于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为最终解决三百年来困扰几代数学家的“方程可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更重要的是，他发明了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整套函数。有人认为：他的发明留下的大量后继工作，足够数学家们忙上三百年。

二十五岁的阿贝尔，把这两项成果当作自己的“科学护照”，在朋友的资助下，兴冲冲地访问了欧洲大陆数学界，希望能得到承认。论文经巴黎科学家提交给大数学家奥古斯丁·路易·柯西。但是，因为阿贝尔是个“无名小辈”，柯西根本没有看，便把论文搁置起来。在急切的期待中，阿贝尔苦苦等了半年，始终没有回音。他只好重新撰写，最后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出来。

这时，另一家杂志《天文学家报告》发表了德国数学家卡尔·古斯塔勒·雅各比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了相同见解的椭圆函数论文。之后，雅各比读到了阿贝尔的论文。他折节称赞，一再说：“这是我望尘莫及的。”当他听说阿贝尔两年前就向巴黎科学院寄出了论著而未被理睬时，大为愤慨，公开提出抗议。这才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重视，从天棚上找出尘封已久的阿贝尔的论文，正式进行评审，认为很有学术价值，决定发给大奖。可惜，阿贝尔早已溘然长逝了。

死后中进士、获大奖，受到各界的承认与重视，固然比终古沉埋，“没世而名不称”要好一些，但其为时已晚，无补于当事者，则是实实在在的。我们确实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及早做一些爱护人才、发现人才、拔擢人才的实事，力争多有补于社会，而少留下一些遗憾。

日常生活中，这类情况也并不少见，经常会引发一些感慨。1992年秋，我到甘肃省定西县参观访问，赶上了一场瓢泼大雨，顿时水满沟畦。当地农民都说，这若是下在伏天，可就成了“救命甘霖”了。现在下雨等于“孩子死，来奶了”，啥用没有！有感于此，我即兴吟了一首七绝：

烟雨茫茫过定西，干禾扑地望中迷。

秋霖纵美成何用，施惠由来怕失期！

（2009年）

三种境界

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三种境界说，形象、生动地阐明了治学与成才三段必经的历程：

第一种境界，引自北宋诗人晏殊《蝶恋花》词。原词是写恋人离别的愁苦心境：水阔山长，天涯望断，凭高远眺，百感交集。王国维借用它来说明，要想成才，必须高瞻远瞩，选定前进的目标，具有远大的理想。古人写过这样一首诗：

天下无难事，在乎人为之。

不为易者难，为之难亦易。

吾非千里马，但有千里志。

旦旦而为之，终亦成骐骥。

视野开阔，方能纵横驰骋，一往无前。树立了“千里志”，就会“旦旦而为之”，坚持不懈，奋力攀登。崇高的理想之光，是燃亮心头火炬，激励人们克服困难，冲出逆境，奋发向上的巨大精神力量。

第二种境界，引自北宋词人柳永《凤栖梧》词。本意是描写爱情的执着与坚定的。王国维引用它来比喻古今成就大事业、大学问者“之死靡他”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攀登科学高峰，犹如唐僧去西天取经，需要经受无数磨难，历尽千劫万险。这里有困难与失败的考验，有富贵与安逸的诱惑，也有诽谤、忌妒，围攻、非议直至疾病、死亡的威胁。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为真理、为科学而献身的抱负，是无法达到光辉的顶点的。

清代史学家谈迁，家境贫苦，嗜书如命。为了完成一部信实可靠的明代编年史，他到处借书、抄书，寻访史迹、轶闻，积累资料。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百卷的《国榷》。但是，这部呕心沥血的史学巨著，却在一天夜里不幸被人偷去。悲恸之余，他决心重新写作，几年后，一部新的《国榷》又问世了。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

残编催白发，犹事数行书。

寥寥二十字，可说是他几十年如一日拼力著书的真实写照。

第三种境界，引自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词。词人在铺叙了元宵盛会种种绮靡繁华气氛之后，突然掉转笔锋，着意塑造一个迥异于寻常醉生梦死之徒的别有寄托的少女形象。情人到处寻觅她，起初以为她一定和大伙一起凑着热闹，观灯赏景；不想后来猛地回头，却发现她悄然独立在灯火零落、游人稀疏的所在。王国维借用这幅“彩绘”来比喻刻苦治学的人不同凡俗，自甘寂寞，经过艰苦探求，终于豁然顿悟，有所突破的情景。

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七绝《观书有感》，描写的就是这种豁然顿悟的境界：

昨夜江中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

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作者以春潮漫涌，巨舰轻浮，安然自在，放乎中流为喻，表达他在苦读精思的基础上，顿悟妙谛，融会贯通的愉快心境。

三种境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治学与成才的发展过程。文字不多，内涵丰富，堪称今古不刊之论。

（1986年）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

那年秋天，我从广州乘汽车到珠海去。这里地处珠江三角洲，物阜民康，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由于往来车辆过多，公路显得有些狭窄。可是走着走着，突然有较长一段路变得宽阔起来。从两旁高大的路树看，已是“盖有年矣”。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这段路是三十年前修的。当时，这里的区委书记预见到经济建设的发展必然带来交通事业的繁荣，公路过窄适应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修路时，便把他负责的这一段加以拓宽。谁知，为此竟受到降职处分，错误是：劳民伤财，好大喜功。

“现在不那么看了吧？”我插问一句。

“当然，现在都赞扬他有胆识，有远见。县委已经纠正了对他的错误处分。”

听了这些，我有很深的感触。

多年来，似乎形成了一条原则，无过即有功。有所作为、有所创新的，总要冒一定的风险，免不了出漏子，犯错误。而不求进取，但求保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平平庸庸混日子，到头来却太平无事，落得个好下场、好名声。有些事情，由于当时客观条件和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以及保守思想和狭窄眼界的束缚，原本是正确的，却被看成是错误的。至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将黑作白，以是为非，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报载：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河北省隆化县县委书记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全县人民栽植几百万棵红果树，“一年上马，二年入园，三年成树，四年见钱”，闯出了开发山区、广辟财源、脱贫致富的一条新路。这本是一件好事，谁料却被指责为“不务正业，干扰了学大寨”而遭到批判。

设想，如果这两位书记当时谨遵上级的部署，修窄路，单抓粮食，或者明哲保身，什么也不干，大概不仅不会受到处分，而且可能得到表扬。这里的“机锋”，他们当然都懂得，但是，事业心和责任感，驱使他们要为人民干一番事业，对历史负责，而把个人的利害得失置之度外。为着开创革命宏基，造福子孙万代，无数英雄儿女“欲挽颠危甘尽瘁”、“拼将热血洒神州”，死都不怕，更何惧乎降职、批判！这是与混世哲学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得失观。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在一个地方工作多年，毫无建树，乏善可陈，不曾也不想切切实实为群众干几件值得忆念的好事，实在有负于“人民公仆”这一称号。早年四川蓬溪县有个县令，曾在县衙署门上自题一副对联：

扪心自惭兴利少，

极目唯觉旷官多。

实际做得如何，尚待考察，但这两句话还是可取的。大诗人白居易在任职期间，也曾发出过“不才空饱满，无惠及饥民”的慨叹。今天，我们作为人民的勤务员，承受着历史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厚望，清夜无眠，更该扪心自问：“我究竟为广大群众兴了什么利？办了几件值得永远纪念的好事？”每思及此，我是深感汗颜的。

宋代著名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一篇策励谏官的散文里提出，把谏官的名字一一刻著于石。这样一来：

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曲。呜呼，可不惧哉！

其实，何止谏官一职，哪一个当政者身后没有人评议呢！他们的政绩如何，群众的心里是有一本账的。这将比直书的史笔、传世的刻石还要分明，还要厉害。

有一年我到号称“五省通衢”、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徐州去参观学习。公余之暇，围绕着这座历史名城转游一番，意在访求一些汉兴以来“虎斗龙争”的故迹，重温“九里山前作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那首古代山歌的遗韵。谁知听到的却是与武战毫无关联的大文豪苏轼率领群众抗洪治河的业绩。真是出人意外！

当地父老传闻，宋神宗年间，苏轼出任徐州太守，莅任三个月就赶上黄河泛滥，全城面临着淹没的危险。苏轼下令紧闭四门，并亲自登城指挥抗洪抢险，奋战七十昼夜，终于筑起一道阻水长堤，使徐州城安然脱险。为了纪念这场抗洪斗争的胜利，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太守苏轼主持在城内建起了一座黄楼，由胞弟苏辙撰文，他自己挥毫书写，找来名匠刻石，立碑于黄楼之中。后来到了徽宗年间，奸相蔡京下令查禁苏轼等人的诗文，黄楼碑也在砸毁之列。可是，一夜工夫，石碑竟不翼而飞，杳无踪影。原来，当地父老出于对太守的感激和怀念，事先把它沉入护城河中保护起来。九百年过去了，至今长堤遗址与石碑尚在，它们无言而雄辩地向过往行人昭示着当年这位贤宰的政绩。

从这件简单的史实中，我悟出一条深刻的道理：人民群众是最富有感情的。只要是为民兴利，哪怕是区区小事，都会家弦户诵，历久不忘。“李唐赵宋风吹浪”。什么凌烟阁、纪功碑，都将随着岁序的迁流而荡然无存，唯有刻在人民群众心头上的丰碑，将历久不磨，巍然永在！

说起为民兴利，当然也看到，某些时候也会碰到截然相反的意见和反映。这就应该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而不能迁就个别的时议，单纯着眼于眼前的细微得失。元朝末年，黄河暴溢，平地水深两丈，民不聊生。都漕运使贾鲁督率十几万民工，采取疏塞并举的方针，奋战七个月，引河复归故道，“民百世受其益”。但在当时，怨言是很多的，讥评其“过疾刻深”，督责过急者有之；弹劾他“劳民伤众”，招致民怨者亦有之。如果贾鲁当时缺乏应有的胆识，迁就一时浮议，就无法完成这项利国利民的大业。后人写诗咏叹他：

贾鲁治黄河，功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功在怨销磨。

公道，站在时间老人的门口。为功为过，为是为非，在历史的检验面前，显现得一清二楚。广东的那段公路，不是经过三十年的检验，终于是非澄清、功过分明了嘛！

（1985年）

法布尔的忠告

一个青年向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请教，说他每天都不知疲倦地把全部精力用在自己爱好的事业上，可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自己低能，还是成才之路太难走呢？法布尔赞许地说：“看来你是一位立志献身科学的有为青年。”

青年的答复却是：“我不只是热爱科学，还很喜欢文学，我还爱好音乐和美术。就是这么多的兴趣和爱好，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

“噢，是这么回事。”法布尔找到了这个青年事倍功半的症结所在。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放大镜，给青年示范，说：“把你的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去试试，就像这块透镜一样。”

在人才学中，“聚焦成才”是一条重要的规律。它的含义是，要在认识自己的最佳才能，选准成才目标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去作重点突破。就像通过凸透镜把众多光束集中到一个焦点，从而引起燃烧一样，人的智慧和力量也可以在“聚焦效应”作用下形成成才所需的必要能量。实践表明，美国大作家马克·吐温的论点是无比正确的：

人的思维是了不起的，只要专注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出使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来。

“聚焦”，这是治学的需要。任何一门学问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清代诗人曾世霖说：“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专力则必精，分途恐两失。”一些青年人精力充沛，求知欲强，兴趣广泛，这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思想缺乏稳定性，往往控制不住自己，贪多旁骛，浅尝辄止，今天学习这个，明天钻研那个，造成注意力不断地转换，这是很难跨上成功的彼岸的。

古往今来，除了少数具有特殊才能的人物可以在众多领域同时作出杰出的贡献以外，绝大多数人的智力常态，都要靠“聚焦效应”来取得一定的成果。有些人可能在几个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才能，但并不等于在这些方面都能达到平均水准以上的高度，更不要说尖端水平了。由于目标分散，四面出击，不但固有的某些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而且会暴露出更多的缺陷，以致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我国古代思想家庄周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世路无穷，人生有限。每条事业与学问之路，又都是“漫漫其修远兮”，不付出毕生的精力去探求，很难窥其堂奥。而任何人都不是千手千眼佛和掌握“分身法”的孙悟空，面对着千支万派的学问，只能尝其一脔。如果撒网太宽，胃口过大，硬要去一手抓十个跳蚤，最终可能一个也抓不到。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有一首《怜愚》诗，讲的正是这种情况，语重心长，发人深省。

一个浑身有几何，学书不就学兵戈。

南思北想无安着，明镜催人白发多。

当然，法布尔说的把精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并不意味着主攻方向之外绝不涉及其他事物。知识的偏枯，同样是治学的大忌。一切知识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主次分明，重点突出，而不要目标分散，平均使用力量。专与博是相辅相成的。无博，专则孤立无依；无专，博则泛滥无归。两者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许多人的成才实践证明，在确定一项专业之后，再按照专业的需要去钻研与涉猎其他各种知识，这样，专中有博，博而能专，就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1987年）

庄王之量

唐代著名诗人李颀写过一首《绝缨歌》，咏赞爱贤胜于爱色的楚庄王，不因小过责罚臣下，终于取得“果却一军全社稷”的巨大成果：

楚王宴客章华台，章华美人善歌舞。

玉颜艳艳空相约，满堂目成不得语。

红烛灭，芳酒阑，罗衣半醉春夜寒，

绝缨解带一为欢。

君王赦过不之罪，暗中珠翠鸣珊珊。

宁爱贤，不爱色，青娥买死谁能识，

果却一军全社稷！

据《东周列国志》记载，绝缨会的故事是这样的：

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了斗越椒之乱，举行“太平宴”，会文武百官于章华台上。正当楚庄王的爱妾许姬离席给百官敬酒时，突然，一阵大风将灯烛吹灭。这时，有人趁黑暗之机扯住许姬衣袖捏她的手，被许姬反手将冠缨揪下，那人才慌忙撒手。许姬捉缨在手，向庄王附耳相告，要求立即下令掌灯，以便查出失落冠缨之人。

可是，庄王不但没有下令点烛，反而叫所有与会者都把冠缨摘掉，扔在一起，待百官遵命照办之后，才下令明烛。这样一来，究竟是谁调戏了许姬，就无法查核了。散席后，许姬埋怨庄王过分宽容忍让。庄王说：“酒后狂态，人情之常。若察而罪之，显妇人之节而伤国士之心，使群臣俱不欢。”

后来，在抗击犯楚的吴军的战役中，有个名叫唐狡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庄王问他何以这样勇敢，他说：“绝缨会上，牵美人之袂者，即臣也。感君王不杀之恩，故舍命相报。”庄王叹道：“使寡人当日明烛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遂为唐狡记了首功。

后人写诗赞美楚庄王的雍容大度、惜士怜才：

暗中牵袂醉中情，玉手如风已绝缨。

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

古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要想得人之心，广纳贤才，必须豁达大度，不计私仇，能够容人之过，念人之功，谅人之短，扬人之长。能否具有江海之量，容纳和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才，在历史上是经常被作为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来加以总结的。

有些人在平常情况下也能容人，并不属于忌刻褊狭之辈。但是，一当个人的威严、私利受到损伤时，就失去了应有的度量。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曾下令蠲免江南诸郡租税，可是，几个月后却变卦了。大臣周衡直言进谏，说：“陛下诏蠲租税，天下幸甚。今复税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朱元璋心中不悦，但又无理可驳，只好同意。没过多久，周衡请假回乡省亲，晚回来一天，朱元璋大怒道：“朕不信于天下，尔不信于天子。”借着这一点小事，便把周衡杀掉了。

相比之下，楚庄王该是何等聪明、大度啊！—爱妾为臣下所侮，这对于一国之主，可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他以大局为重，捐弃私嫌，终能赢得臣下以死力相助。

江海之量，应表现在善于正确对待反对过自己的人。三国时会稽太守淳于式，曾上书告讦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陆逊并不记仇，反而向孙权推荐淳于式为“佳吏”。孙权问他：“淳于式告讦你，你为什么还要推荐他？”陆逊说：“淳于式告我，是为了爱护百姓。我怎能为此而混乱主上的视听呢？”孙权深为叹服。

同样，齐桓公对待曾有射钩之仇的管仲，晋文公对待被难时拆过台的头须，唐太宗对待曾是政敌的谋士魏徵，都表现了深远的识见、宽广的胸怀和豁达的度量。

江海之量还应表现在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比较起来，这要更难一些。一则容易遭致周围人的极力反对；二则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就是说，光靠度量不行，还必须有胆有识。历史上，李自成处理郝摇旗问题，可算是成功的一例。

郝摇旗是个有流寇思想的草莽英雄。他过不惯屯田整军生活，一度拉走了队伍。重归之后，李自成不记前愆，照常加以重用，不久，郝摇旗又因大意轻敌，丢失要塞，险些招致全军覆灭。像这样屡犯错误的将领，还能够继续信用吗？

李自成首先分析了郝摇旗的本质。他考虑到郝在要塞失守后，明知要按军法受斩，左右亲信也都劝其逃走了事，可是，郝却毅然回营请罪，说明他对义军一片忠贞，而且能够正视错误，改正错误。其次，李自成坚持客观地看人看问题。郝摇旗回营后，诸将怒不可遏。李自成说：“他不是咱们老八队的人，我不能像严格要求你们那样来对待他。”

据《明史北略》记载，李自成死后，义军大部溃灭。在这种严重关头，郝摇旗独举义旗，奋力抵抗，一直坚持到顺治三年慷慨就义，用自己的最后一滴血，染红了百万义军的历史篇章。实践证明，李自成那样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是完全正确的。

（1987年）

扼住命运的咽喉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这些条件，实际上构成了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环境。结果，有的人际会风云，因势乘便，在顺境中建功立业；有的人历经磨难，劳形苦心，在逆境中展现奇才。这里所说的逆境，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或为遭谗毁、受打击，或为疾病、伤残、失恋，或为败绩、挫折、贫困，对于人才的成长，无疑都会起到压抑与阻碍的作用。

比起逆境来，顺境常能提供良好的条件、优越的环境，自然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正如意大利诗人但丁所说的，白松的种子掉在英国的石头缝里，只会长成很矮的小树，但若是在南方肥沃的土地里，它就能长成一棵大树。所以，为了促进人才的成长，我们应当不遗余力地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如同生长在南方沃野里的白松并非都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有些人尽管生活在良好的条件、优越的环境之中，却并没有成才。相反的，倒是有许多身处逆境之中的人，奋发图强，刻苦自励，像烈火中的纯钢、怒雪里的红梅、暴风雨中的海燕，放射出奇异的光彩。

唐代诗人刘禹锡写过一首五言律诗，说的正是这种情况：

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

出门有远道，平野多层阴；

灭没驰绝塞，振迅拂华林。

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

像老骥在凛冽的朔风里奋鬣疾驰，像鸷鸟迎着凌厉的秋霜展翅高飞，身处逆境中的雄才志士，由于艰辛困苦的磨砺，更加激发了昂扬的斗志，奋力向前冲去。

原来，事物都有两重性，环境和条件对于人才的成长也有两重性。毛泽东说过：“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人在安逸环境中，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进退雍容，优游岁月，如果自觉性、自制力不强，就会渐渐颓唐、松懈下去；而在逆境中由于抱有紧迫感、危机感，容易激发出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从而发挥巨大的潜力，释放出意想不到的能量。

正如一句谚语所讲的：“人只有在他被追赶的时候，才是跑得最快的。”一个人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中，往往杂务从脞，诸事蝟集，抽不出空闲时间来学习和思考；可是，当身处逆境之后，社会交往活动显著减少，没有更多的事务需要应酬，这倒可以专心致志地钻研、探索，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既定的目标上去。人们处于顺境，特别是青云直上之时，头脑容易发热，常会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欲望；可是遭受挫折后，客观环境逼着你放弃各种空虚的幻想和盲目乐观情绪，从而把主观愿望同客观实际较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必要条件。所谓“殷忧启圣，多难兴邦”、“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刘禹锡还写过这样一首七绝：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

这是一首富于形象化，而且含蕴着深刻哲理的好诗。意思是说，山明水净的夜晚，寒霜降落，几树红叶出现在浅黄色的秋林之间。登上高楼远眺，那满眼清凉萧瑟的秋光使人清爽入骨，精神振奋；但是，你可知道，那千娇百媚、姹紫嫣红的春色却会惹人迷乱发狂呵！诗人把令人清醒的秋光和惹人迷乱的春色相比较，形象地说明了艰难的境遇使人头脑清醒、意志坚强，而舒适安逸的顺境却容易令人沉醉昏迷，消磨斗志，从而提出了一个逆境与顺境在成才过程中的辩证关系问题。

当然，环境如何只是一个客观条件，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猛虎当路，挥拳搏击者有之，辟易惊退者有之，葬身虎口者亦有之。逆境能造就强者，也可以吞噬弱者。同是处身逆境之中，有人成才，有人却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以致困惑、苦闷、迷惘，甚至悲观绝望，丧失勇气，自暴自弃。巴尔扎克说得好：“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所以，逆境成才，尽管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它是有条件的。套用一句成语，就是：你要成才吗？那就应该是强者！我们可以用贝多芬的一句名言为本文作结束语：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妄想使我屈服，这绝对办不到。──生活是这样美好，活他一千辈子吧！

（1986年）

青蝇诗话

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一首七绝：

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

集仙殿与金銮殿，可是苍蝇惑曙鸡。

诗中说，李白、杜甫的才情、学养各有千秋，不相上下。他们都能通过一支生花妙笔，使包括自然与社会的大千世界的万般景象在诗中端倪毕现，一览无遗。他们也曾分别在金銮殿与集仙殿受到唐玄宗的接见，一度颇受赏识。但是，由于佞人的谗毁，混淆了事情的本来面目，迷惑了玄宗皇帝，终于未获重用，未能充分施展他们的奇才。在这里，诗人以苍蝇比喻皇帝左右的谗佞之辈，用曙鸡形容李杜的万丈光焰。

在古代文人骚客的笔下，苍蝇一直是令人憎恶的丑恶形象，而且总是被借喻为谗佞之徒。明人谢肇淛写过一篇斥骂苍蝇的精悍、犀利的讽刺小品。他说，京城一带苍蝇多，齐、晋一带蝎子多，三吴一带蚊子多，闽、广一带毒蛇多。蛇、蝎、蚊子都是害人的东西，但是，苍蝇更为恶劣。它虽然没有毒牙利喙，可是搅闹起人来格外厉害。它能变香为臭，变白为黑，驱之倏忽又至，死了还会孳生，简直到了无处可避、无物可除的地步。最后作者说：“比之谗人，不亦宜乎！”

宋人张咏也写过一篇《骂青蝇文》，说：青蝇之所以这样坏，我怀疑是奸人之魂，佞人之魄，郁结不散，托蝇寄迹成形的。欧阳修在《憎苍蝇赋》中极尽形容之能事，可谓生动、形象，揭皮见骨：

引类呼朋，摇头鼓翼，聚散倏忽，往来络绎；

⋯⋯逐气寻香，无处不到；顷刻而集，谁相告报？

其在物也极微，其为害也至要⋯⋯

宜乎以尔刺谗人之乱国，诚可嫉而可憎。

古代诗文引述典故、论说事理，都讲究来历、出处，李、欧、张、谢的诗文亦然，可以上溯到《诗经·小雅》。它的《青蝇》篇是这样写的：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第一章以脏秽可憎的苍蝇比喻谗人，劝谏统治者切勿听信谗言；第二章申说谗人为害至烈：肆意挑起祸端、制造混乱，使四方国家迄无宁日；第三章讲到作者自身，由于谗人诽谤构陷，以致深受其害。

“言语之恶，莫大于造诬”。无数史实证明，谗言是非常厉害的。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感事》诗，讲述到谗言能够杀人灭族，毒害极大：

将军被鲛函，只惧金矢镞；

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

锐利的金属箭头可以射穿鲨鱼皮制作的铠甲；但谗言这支毒箭还要厉害百倍，一经中的，就会阖家遭斩，赤族灭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史有明证的。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武安侯田蚡与魏其侯窦婴在汉武帝面前互相攻讦，各不相让。最后，田蚡胜利了，因为他使用了“流言杀人”的杀手锏，说了一番耸人听闻的话：

天下幸而安乐无事，我得以成为朝廷肺腑之臣，平生所爱好的不过音乐、狗马、田宅而已；不像魏其、灌夫那样，日夜招聚豪杰壮士相互议论，不是仰观天象，便是俯首画策，窥伺于太后与皇上之间，希冀天下变乱，从而成就他们的谋国宏图。

言外之意是，我这个人胸无大志，平生所追求的无非是声色狗马；而他们则是野心勃勃，眼睛时刻盯着皇帝的御座。你这做皇帝的可要权衡利害，多多当心啊！“岂知谗利箭，一中成赤族”。结果，汉武帝听信了田蚡的谗言，将与魏其侯窦婴深相结纳的将军灌夫及其家属全部正法，窦婴本人也在渭城被处决了。而田蚡却因为“举奸”有功，安安稳稳地做着他的丞相。

鉴于谗言可以杀身灭族，乱国亡家，宋人罗大经写过一首《听谗诗》，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将听信谗言骨肉析离、君臣猜忌、兄弟残杀的危害一一列出，不啻一篇讨谗的檄文：

谗言谨莫听，听之祸殃结。

君听臣遭诛，父听子当诀，

夫妻听之离，兄弟听之别，

朋友听之疏，骨肉听之绝。

堂堂八尺躯，莫听三寸舌。

舌上有龙泉，杀人不见血！

谗言谣诼，固然厉害，但事在人为，并非没有对付的办法。唐代诗人著名的朴素唯物论者刘禹锡对此抱着坚定、乐观的态度：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他说，不要以为谗言像恶浪那样渊深莫测，也不要说，因受谗毁而遭贬谪的忠贞之士，会永远像沙石一样被埋没着。尽管需要长时间的辛苦淘漉，但历史是公正严明的，最后总会吹尽狂沙露出金子，使是非分明，功过昭然。鲁迅先生说得更是直截、痛快：“谣言虽有效，却也有限。”在真理与事实面前，它是不攻自破的。

对付谗言的有效办法，首先是不信。这就要善于辨奸识佞。作为一级负责人，对于下属人员总应该有个基本看法，不能闻风是雨，一告就信，一信就查，一查就造成种种混乱，直至不可收拾。早在两千多年前，大思想家荀子就有过十分透彻的说法：结党营私之徒相互吹捧，君子不能听取；陷害好人的坏话，君子不能相信；忌妒、压抑人才的人，君子不能亲近；凡流言蜚语、无根之谈，不是经过公开途径而传播的，君子一定要慎重对待。

其次，对于造谣生事的恶行不能听之任之。要追索谣源，弄清真相，对构成诽谤罪、诬陷罪的，要依法严加查处，实行反坐。使人们认识到，凡蓄意谗毁、中伤他人者，绝不会有好下场，从而知所戒惧。

第三，“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作为被谗毁者本人，对那些“流言、流说、流事、流谋、流誉、流诉”（《荀子·致士》）应以一副不屑一顾的气概，完全不去理会它。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或者像苏东坡说的那样：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987年）

三国英主善用人

三国时代是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的代表人物曹操、刘备、孙权，各据一方，都企图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安定局面，为结束封建军阀混战和地方豪强势力割据、实现统一、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条件。作为一国的英主，他们都具有远大的政治眼光，采取了比较开明的用人政策，以实现其夺取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主动权，战胜敌对势力，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清代学者、诗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曹操生当东汉末年群雄角逐之际，没有尺寸的凭借，而能草创宏基，鞭挞宇内，实为非常之人。起兵当时，群雄乘势并起，董卓、吕布、袁绍、刘表，重兵在握，各据一方。但他根本没有把这些人放在眼里。他所推重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刘备，二是孙权。他曾说：“夫刘备，人杰也。”而“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是他的一句名言。为此，清代诗人叶舒璐在《论古》诗中赞美他：

鼎足中原势未分，英雄魄力自超群。

阿瞒（指曹操）眼底空余子，只重孙郎与使君。

宋·洪迈《容斋随笔》中指出：曹操“知人善任使，实后世之所难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谋臣，共济大事，无待赞说；其余智效一官，权分一郡，无小无大，卓然皆称其职”。这个论断是准确的。曹操不仅有识才之眼，更有比较高明的用才之略。他坚持广开才路，唯才是举，随才任使，因而一时人才涌集，出现了战将如云、谋臣如雨的人才鼎盛局面；同时，他又十分讲究策略，比如，刘备当时兵败势穷，没有立足之地，前来投奔他。程昱进言：“刘备有雄才，应该锄掉。”曹操却说：“今收揽英雄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也。”就是说，不是不该杀，是现在不是时候。所以，赵翼说：曹操的用人，是“以权术相驭”。

孙权用人，赵翼说是“以意气相投”。当刘备伐吴之时，有人向孙权告密，说“诸葛瑾已经遣人往蜀”，暗地进行联络。尽管诸葛瑾是诸葛亮的胞兄，但孙权完全信任不疑，说：我和诸葛瑾有“生死不易之操”，他的不会背叛我，正像我不会背叛他一样。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继承并发展了父兄的事业，通过实行有效的用人政策，倚重一班老臣，识拔、重用各种贤才；同时，招纳与团结江南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名门望族，以江东六郡之地，破曹操百万大军，取得了同魏、蜀抗衡的三足鼎立地位。南宋词人辛弃疾称赞他：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英主，身旁聚集了一批贤臣能将。《容斋随笔》中记载：

孙吴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于（孙）策、（孙）权之雄略，然一时豪杰，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人者，真所谓社稷心膂，与国为存亡之臣也。

自古将帅，未尝不矜能自贤，疾胜己者，此诸贤则不然。孙权初掌事，肃欲北还，瑜止之，而荐之于（孙）权曰：“肃才宜佐时，当广求其比，以成功业。”后瑜临终，与权笺曰：“鲁肃忠烈，临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肃遂代瑜典兵。

吕蒙为寻阳令，肃见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蒙遂亦代肃。蒙在陆口，称疾还，权问“谁可代者”，蒙曰：“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无复是过也。”逊遂代蒙。

四人相继西边三十四年，为威名将，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挫。虽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吴之所以为吴，非偶然也。

“更相汲引，而孙权悉心听之”。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不是英主，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一般的就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忌为“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中外古今，这样的事例是史不绝书的。

三国之中，蜀国立国最晚，力量最小。刘备既没有北魏曹操那样比较雄厚的社会基础，也没有东吴孙权那样父兄的余绪。在寄人篱下，无寸土可凭的困境中，立稳了脚跟，开创了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性情相契”（赵翼语），求贤若渴，真诚地吸纳人才。在关键时刻，他抓住变被动为主动、由失败到盛兴的重要契机，接受了徐庶的举荐，三顾茅庐请诸葛。诸葛亮感其至诚，为他剖析了天下大势，制定了占据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进一步建立三分天下的霸业的战略方针，为后日形成三国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唐人周昙的《蜀先主》一诗，是对上述史实的恰当的概括：

豫州兵败信途穷，徐庶推能荐卧龙。

不是卑词三访谒，谁令玄德主巴邛！

从汉灵帝中平年间曹操起兵开始，至晋太康元年吴末帝孙皓归降为止，近百年时间里，得贤者兴、失贤者亡的历史规律，表现得十分明显。就此，晚唐诗人李九龄写了一首题为《读三国志》的七言绝句：

有国由来在得贤，莫言兴废是循环。

武侯星落周瑜死，平蜀降吴似等闲。

诗人在这里强调了人的因素，特别是贤才在兴邦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批驳了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带有历史唯心主义色彩的论点，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当然，同时也应指出，人的因素也不仅仅表现为少数英杰贤俊的历史作用，更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群众的意愿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少数杰出人才只有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才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应有作用。

（1986年）

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唐代诗人周昙的咏史诗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定获英奇不在多，然须设网遍山河。

禽虽一目罗中得，岂可空张一目罗！

诗人就战国时毛遂使楚，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使赵国为天下所重的史实，发出了“定获英奇不在多”的议论。但是，这只是文章的领起，诗人真正用意却是借此来说明另外一个道理：延揽英才必须“设网遍山河”──把工作做到全国各个角落去。否则，就会造成平原君那样的失误：“相士千人”，却把自己门下的“国士”毛遂漏掉。

为此，他引用了古籍《申鉴》中一则寓言故事：

捕鸟人张巨网于林下，获鸟甚多。旁面有一个人观看，发现一个鸟头只钻一个网眼，就认为张那么大的网实在没有必要，回去后，他用一截一截的短绳结成一些小圈圈，用来捕鸟，结果是徒劳无功。

如果我们剔除诗中把人才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设网张罗这样一种封建意识，从中汲取其重视人才、务求必得的积极含义，还是大有裨益的。

其实，这首诗的意义尚不止此，除了有助于我们认识、把握选才的规律之外，还可以加以推广、演绎，比如联系到治学与成才问题，同样也有启示作用。

人才的成长，讲究智能要素和智能结构。就才能的基本要素来说，应该包括学识、能力与识见。而学问与知识又是人才赖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础。列宁早就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古代的哲学家、科学家无一不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的人。亚里士多德对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美学等都有深湛的研究，就是一个显例。

当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飞速发展，构成了多层次、多序列的错综复杂的立体知识网络。它们相互渗透，彼此交叉，既高度分工又高度综合，而综合化是发展的主要趋势。大批的边缘学科、综合性学科（如环境科学、生态科学、能源科学等）与横向学科（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应运而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自己的知识面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科学视野不宽，就很难取得更大的成就。据美国对一千三百一十一位科学家的论文、成果、晋级等方面历时五年的详尽调查，发现有成就的科学家很少是仅仅精通一门专业的“专才”，大多数都是以“通才”取胜的。

因此，许多国家提出了“通才教育”的思想。日本一些大学纷纷设立综合学部、综合学科，十分注重综合研究。美国大学本科一般只设系而不设专业，要求学生学好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文科要学点理、工，理、工科要学点人文。麻省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但在它的斯倍管理学院中却开设了多门社会科学课程，培养出的学生都有工程技术和管理这两种学位。

实践表明，“通才”一般具有知识面广、思路开阔、后劲足、应变能力与创新能力强的优点和专业知识综合化、职能多面化的特点。所以，他们在社会上深受欢迎，被称为拿“金色护照”的人才。

（1988年）

茶余漫话

一不会抽烟，二不爱喝酒，每当读书、写作过分疲劳时，为了寻求一点淡淡的刺激，常常泡上一杯清茶，提神助兴。但喝则喝了，对于茶道我却向无研究。早年看过陆羽的《茶经》，诸多记述，通通忘记了；只是他曾品定天下之水为二十种，以无锡惠山泉为第二，这个故实我还记得。又兼阿炳《二泉映月》的名曲时萦耳际，印象颇深，所以，去无锡参观时，特意到锡惠公园看了素有“龙津螭唾”之誉的“天下第二泉”。

泉分上中下三池。上池水质最好，秀色澄明，清冽可口；中池水质稍差；下池泉水自螭口流出，叮咚有声。从前听人讲过，“惠泉品茗”乃江南一大雅趣，汲上一壶上池的泉水，放在特制的竹炉上煮沸，注入放了阳羡茶的宜兴紫砂壶，一杯在手，逸兴悠然，简直是仙家境界。本来附近可供游观的去处很多，诸如御碑亭、云起楼、泰伯殿、春申涧、忍草庵、听松石床⋯⋯可以开列一个大单子，无奈，一时慕名心切，硬是要到二泉亭上啜茗品泉，学一学那古代的茶圣陆羽，其他就只好割爱了。

但是，看景不如听景，声名过实，常常令人感到失望。有时，读了前人的记述，神驰胜境，妙绪千端；可是实地踏寻一番，不过尔尔，未免徒增怅惘。据张岱《陶庵梦忆》记载，他的祖父在绍兴家中专以惠山泉水煮茶待客。而一位叫闵汶水的老人竟把惠山泉水运往南京去煮茶。有的书上说，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请书法家蔡君谟写字，特意以惠山泉水做礼物送至汴京，足见其推崇之至。

可是，我们坐定之后，喝了两碗惠山泉水泡的茶，觉得实在平平，甚至不如鼋头渚戊辰楼上的毫茶有味道。当时，顺口诌了几句诗：

空言螭唾与龙津，浪得虚名到而今。

纸上难分真共假，从来万事贵躬亲。

回来后与一位朋友论及此事，他见我流露出失望的神色，便劝慰说：“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要小看这一杯惠山泉水，里面却反映着官声、人品哩！”接着，他讲了两个与惠泉有关的故事：

最早推崇惠山泉水的，是唐朝宰相李德裕。他素喜以惠泉烹茶，地方官员为他运送泉水到长安，常常置驿传递，不远数千里。对这种做法，早在宋代就有人大不以为然。唐庚在《斗茶记》一文中说：“吾闻茶不问团铤，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问题的要害，当然并不止此。试想，这位李相爷为了逞一己之私欲，摆偌大的排谱，要耗费几多时间，动用几多民力、几多资财！比起历代那些权臣奸相来，李德裕当然还不能归入荒淫无耻一流，但其为人、为政，可议之处也所在多有，《旧唐书》上说他“才则才矣，语道则难”，可见是颇有微词的。单就上举以权谋私、扰民乱政一事，应该说也是十分典型的。

说到惠泉水，人们会想到另一位著名的官员—清代康熙年间的江苏巡抚张伯行。一到江苏任所，他便通令告知所属府县官员，严禁馈送礼品。他说：“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虽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但在旧时官场，夤缘求进，馈遗往还，已成通例，哪里禁止得了！无锡县令夙闻张伯行的脾气，不敢直接赠送钱财，便变换一个方式用以讨好，他只是给巡抚送过去一罐惠泉水。张伯行以为，惠泉就在无锡，当是县令自己汲取的，便坦然收了下来。过了几天，听人说这罐水是派遣民夫特意汲取，然后征调民船运送过来，这才感到问题并不简单，遂将原物退回。

在同一泉水面前，两位高官的操守竟是截然相反，一贪一廉，一直一曲，泾渭分明。

走笔至此，我想起了古代“贪泉”的故事。广州石门有水名贪泉，相传饮了此水，即使是廉士也要变成贪官。晋代吴隐之居官清廉，任广州刺史，路经石门泉所，酌而饮之，并赋诗一首：

古人云此人，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他认为，为贪为廉，关键全在于人，并不关乎泉水。素以廉洁见称，非义不取的古之名士伯夷、叔齐，即使是饮了贪泉的水，相信他们也不会变易其操守的。实践证明，这番话确是真理性的认识。

区区一杯泉水，竟有这么多文章，给予人们如此深刻的教益。看来，惠泉之行还是值得的。

（1984年）

谈龙录

龙，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

我生也晚，没有赶上“真龙天子”坐龙廷的年月，但龙还是见过的—从画片上，从古建筑“九龙壁”上，从端午节的龙舟赛事和元宵节的舞龙灯会上。至于现实中，则迷离惝恍，统付阙如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人类尽管可以造飞船、制潜艇，“九天揽月”、“五洋捉鳖”，却还没有办法创造出一个意念中的新物种，做到无中生有。

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怪物，龙为多种动物的综合体，是原始社会形成的一种图腾崇拜的标志。它集鳄首、鹿角、蛇身、鱼鳞、鹰脚于一身，舞爪张牙，其势汹汹，瞄上一眼，都会令人生怖。因此，从小就对它没有什么好的印象。等到看得懂《西游记》了，那与袁守诚画押打赌、违犯天条、惨遭斩首的泾河老龙，那跋扈鹰愁陡涧、吞掉唐僧坐骑的孽龙形象，便时时浮现在眼前。但也随之产生不少的疑团：“龙之为灵，昭昭也”，可是，说来也怪，神通广大、威严无比的神龙，怎么竟被降龙罗汉收进钵盂里，化作几寸长的蚯蚓呢？实在令人难予置信。

龙是中国神话中的一种善于变化，能够兴云布雨、以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传说能隐能显，春风时登天，秋风时潜渊，为众鳞介之长，居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后来，不知为什么竟然成了皇权的象征，历代帝王都自命为龙，子孙后代称为龙子龙孙，皇帝使用过的器物都要以龙为装饰；皇帝高兴了叫“龙颜大悦”，触犯了皇上叫“逆批龙鳞”，皇帝发迹的地方叫“龙兴故地”，皇上一命呜呼了叫“龙驭宾天”；皇帝的车驾称为“龙辇”，皇帝的大褂叫作“龙袍”，御床称作“龙榻”，圣意叫作“龙心”⋯⋯

龙，尽管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在中国古籍中却多有记载。只一部《周易》，就有“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有悔”、“群龙无首”、“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等多种表述。《吕氏春秋》引述介子推的诗：

有龙于飞，周遍天下，

五蛇从之，为之丞辅。

龙返其乡，得其处所，

四蛇从之，得其露雨。

诗中，介子推以飞龙隐喻晋文公，以五蛇隐喻诸臣，表述他人都“得沾雨露”，唯独自己遭受冷遇的抑郁不平的心情。之后，又有人把秦始皇称为“祖龙”。这些，恐怕都是后世以天子为龙的化身的滥觞。

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整个文化体系之中。除了在中华大地上得以世代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环球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此，“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龙成了华夏民族的代表，中国的象征。

这样，龙在人们的心目中，便有了崇高的地位。而我，随着读书渐多，知识范围的扩展，对龙的看法也逐渐地有所改变了。懂得龙是远古先民想象中的一种象征理想生活的祥瑞动物，起源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的研究证明，龙的崇拜大体上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步发展，迨至原始社会行将解体时，在夏部落达到了高峰。尔后，作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龙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象征，因此，才有了“龙的传人”之说。

这是有“文献足征”的。据说，我们的老祖先伏羲先生、女娲小姐，就是人首蛇身的神龙。汉代文物中的伏羲、女娲交尾图，正是“龙的传人”的形象说明。经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考证，中国文化有两个重要区系：一为源于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一为源于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而龙正是红山文化的典型标志。辽宁阜新查海原始村落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遗存，距今大约八千年。近年在这一原始村落遗址的中心广场内，出土了由红褐色石块堆砌的“龙形堆塑”，长近二十米，宽近两米，扬首张口，弯腰弓背，尾部若隐若现。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石龙。作为红山文化策源地的辽西的子民，我们自当为此而自豪。

当然，今天我们谈龙，还在于它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提供的一些有益的观念与启示。

我首先想到的是“龙马精神”。你看那神龙振鬣昂头，掀爪摆尾，雄豪矫健，吐雾兴云，升腾于碧空之间，翻跃在沧溟之上。“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飞凤舞”“龙举云兴”“龙骧豹变”“龙跃鸿矫”，不管什么物事，只要沾上一点“龙气”，就具有无限的生机、活力，反映出中华民族昂首奋进、一往无前的雄姿俊彩。唐人诗句：“四朝忧国鬓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不正是需要这种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吗！

据古籍记载：河津龙门两岸峭壁对峙，黄河流经至此，水势湍急。每岁季春，有无数鲤鱼自海及诸川竞来赴之，溯流而上。跃过龙门乃化为龙，未能登者，曝鳃门下望而兴叹，或触破头额，败退而回。这使我联想到，在当前国际国内市场激烈竞争的形势下，我们的企业为了立足于不败之地，跻身先进之林，必须奋力拼搏，深化改革，转换机制，以高科技来武装生产、设备，不断增强竞争能力，“乘云而成龙”，否则，就只有“曝鳃点额”，咨嗟兴叹了。

而要化鱼为龙，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和勇气。“叶公好龙”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了。近翻旧书，见《纬略》中有这样一则轶事：

北宋年间的郑獬，未贵之时，病疲困甚。梦至一处，若官阙，有吏迎谒。郑曰：“吾病烦热，思凉浴以清肌肤。”吏遂导至一室，有小方池，水光滟滟，以手测之，清泠可爱。郑坐其上，引水沃身。俄顷，两臂皆生白鳞，顾水中影，头上角出。公遽惊走。吏曰：“惜乎，公不入玉龙池！入当大贵。然得沾洒已幸矣。公是白龙翁，虽贵不至一品。”梦觉，大汗而愈。郑后登第，乃戏为诗云：

文闱数载夺先锋，变化须时自古同。

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元是白龙翁。

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新事物层出不穷，要勇于创辟新路，敢于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果畏首畏尾，踯躅不前，或者稍有蹉跌，即像叶、郑二公那样，“失其魂魄，五色无主”，那还有什么开拓、创新之可言呢！

（1988年）

文　脉

在皖南之旅中，从宣城到当涂，当地朋友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熏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李白对谢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正如杜甫所写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适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徵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朓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1989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1997年）

轻着力 转身时

现在，人们议论比较多的，是一些人跑官、要官，或者借汲引之名行其售官、鬻爵之实。其实，事物是复杂的，世间所呈现的矛盾总是多种多样的。在用人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况—比如，有些才智超群之人，由于无人发现、无人汲引，而长期“没身草泽”、“沉居下僚”，这也并非极个别的现象。

当然，这在旧时代就更为普遍了。唐代诗人钱起有一句诗：“名宦无媒自古迟。”他是有感而发的，寥寥七个字，寄寓了诗人深沉的感慨。在旧社会，不知有多少人才由于无“媒”引荐，迟迟不得用世，最后竟怀瑾握瑜，郁郁以终。

古诗中表现这种内容的很多。有的是通过咏史的形式抒发个人的感慨，也就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像唐代诗人胡曾的《渭滨》：

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独垂钓。

当时未入非熊兆，几向斜阳叹白头。

讲的是传说中的周文王姬昌拜访姜子牙的故事：

周文王这天出去打猎，出发前卜了一卦。卦辞说：此行将有大收获，猎取的不是熊也不是羆，而是一位贤师，他将辅佐君王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非熊兆”了。文王当日趁着这个“兆头”，驱车来到渭水之阳的磻溪，果然见到一位名叫姜子牙的隐士在那里钓鱼。奇怪的是：钓竿悬空，钩上无饵。文王惊异，知道这是一位非凡之士，当即上前拜见，请他出山。姜子牙却说：“你是出猎游玩至此，并非专为访贤而来。再说，我已是八十老朽，还能发挥什么作用？”文王见他傲岸自恃，更觉得非同凡响，于是回去斋戒沐浴三日，然后带着文武官员和车驾，专程再到磻溪。为文王的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精神所感动，姜子牙便随他回宫，先后当了文王、武王两朝的军师，协助平定天下，建立西周，立下了不朽功勋。

诗的后面两句设的是反语，和杜牧的“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大体相似。这里说的是，如果当时碰不上“非熊兆”这个机遇，那么，姜子牙就只能渔钓终生，披着满头白发，空对着斜阳哀叹不遇了。

还有一类诗歌，是采用借喻手法来讲人才的机遇的。像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使风船》：

清淮直上水连天，坐看高帆后复前。

自是乘风有迟速，不由人力爱争先。

这是借用淮上帆船乘风行驶，说明客观条件在人才成长中的关键作用。

清人笔记中有这样一则故事：某寒士屡试不第，潦倒乡关，整日推磨作食。他的妻子感到没脸见人，就嘲骂他没有出息。他在深感愧赧之余，便以石磨为题作诗一首，来为自己辩解：

但求心中正，何愁眼下迟。

得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

不料，四句短诗竟不胫而走，传播得很广。知县看到以后，为之击节称赏。于是“轻轻着力”，予以破格拔擢，这个落魄书生也就从此“转身”了。

这类故事，今天看来，也许没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在人才的成长上，更多地有赖于发挥主观能动性，不应过分强调客观机遇的作用。但是，无数事实表明，由于社会条件、客观因素的诸多限制，这种“轻着力”的工作，有时还确属必要。有些人本来很有作为，只是由于传统偏见、习惯势力作怪，不能脱颖而出。后来遇到那种有胆有识的当政者，敢于冲破束缚，力排众议，说几句公道话，果断地加以拔擢，问题也就“轻轻地”解决了。

（1987年）

且与时人话短长

清代诗人陈皋写了一首题为“马耕田”的寓意诗。小序中说：作者在葛沽道中看到一匹带夹板拉犁杖的马，骨立形销，神情沮丧，简直像一条狗（韩卢），无从偿其万里攒行、追风逐电之志。道旁忽有骏骥联骑而过，这匹马立刻昂首振鬣，两目发光，似乎要跟着去驰骋一番。可是，驭手却一面控住缰绳、铁勒，一面鞭棰频加。马受刑不过，长啸一声，踢翻了农具。看到这种情况，诗人不禁慨然悲叹，写下了一首长歌：

燕郊二月兴农工，有马服轭行田中。

婉转局促似不进，夕阳影瘦如山崇。

回毛在膺已无取，神骏沮丧韩卢同。

万里有志不得骋，四蹄空说能追风。

道旁侧闻联骑过，昂首振鬣明双瞳。

谁知牧者不释手，控羁收勒鞭无穷。

长啸一声蹶耒耜，平生夙志畴能庸？

噫吁嚱，悲哉！吾闻锦不作帢稻不虀，

以凤司晨不若鸡。世无通材胡能全，

用违所长适足怜。—君不见马耕田！

说的是马，着眼在人。作者列出以锦做帢、用稻为虀、扭凤报晓、役马耕田等种种不合事物常理的乖舛的做法，意在抨击社会上不能量才器使以致贻误人才的现象。诗作采用夹叙夹议方法，形象鲜明，论析透辟。

“用违所长适足怜”，为一篇主旨。作者认为，世间堪怜之事，在于有用之材的糟蹋与浪费，而用违所长，弃长取短，乃其最重要之一端。管理科学中有句颇为警策的名言：“废物，是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反转过来，也可以说，有用之材如果放错了位置，有时也会成为无所可用的废物。

人，固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改变不适宜的环境，创造一些必要的条件。但这总须凭借一定的基础，而且，任何举措都会受到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制约，就是说，不可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有些人怀瑾握瑜，确有某个方面的真本事，但由于放错了位置，用非其才，结果，连普通人的作用也发挥不出来。所谓“万里有志不得骋”、“以凤司晨不若鸡”，说的正是这种情况。反之，一些表现平平的人，经过适当调整岗位和环境，却能做出优异的成绩。这正反两方面的事例揭示了一条规律，“世无通材胡能全”，关键在于适材适所，用其所长。

明代理学家吕柟所著《泾野子·内篇》中，讲述一则寓言故事，说西邻共有五个儿子，“一子朴，一子敏，一子矇、一子偻，一子跛。乃使朴者农，敏者贾，矇者卜，偻者绩，跛者纺，五子者皆不患于衣食焉。”你看这位西邻老人多么明智啊，他把五个儿子中质朴老实的安排去务农，让那个聪颖伶俐的去经商，这叫用其所长。那么，那三个残疾在身的孩子怎么办呢？西邻老人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在于扬长避短。失明者，记忆力强，于是让他去学算卦；驼背者，分派他去绩麻，搓麻绳；跛足者，叫他去纺线。这样，五个儿子各得其所，均无冻馁之虞。就此，张锋题诗予以称赞：

自古完人何处寻？用才尽可效西邻。

劝君参透短长理，自有人才涌似云。

知人始能善任。要做到择能而使，首先必须知人长短。昏庸的领导者，不谙下情，偏听独信，到头来，必然演出凤司晨、马耕田之类“乱点鸳鸯谱”的笑剧。而高明的领导者，对下属既深知其长，又洞悉其短，因而能够做到因材器使，合理安排。

史载，清初施世纶曾任泰州知州、顺天府尹，素有操守。后湖南按察使出缺，大学士伊桑阿等保举施世纶去充任。康熙帝却不同意，说：这个人我很了解，律己甚严，但有偏执的毛病。鉴于他操守清廉，最好是委以钱谷之事。按察使乃职掌一省刑名、按劾之大员，倘性情偏执，则易出纰漏。这样，就委派施世纶当了漕运总督，在任期间，革羡金，斥贪吏，漕船及时得到解运，政声很好。

要做到知人善任，因材器使，还须坚持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对已有专长的人，要让他的才能继续发展下去，不轻易地改行。在这方面，列宁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一次，列宁同高尔基谈起发明家亚历山大·伊格纳切夫。列宁说：“一定不要让他担任别的工作啊，如果我们能把所有这些技术家都安排在理想的工作环境里，那么，二十五年以后，俄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的先进国家。”

还有一次，列宁听说要安排杰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当官，而诗人不愿意干。列宁说：

不要去打搅他吧！如果说，革命前他在担任行政工作，那只能说是他的不幸，环境迫使他这么做的。可是，现在他最主要的是要用自己的笔来为苏维埃政权和政党做更多的工作。瞧，他发表在《真理报》上的诗，写得多么美！杰米扬·别德内依是作家，是诗人，在他发挥自己创作才能的时候，不要去妨碍他。

对专门家，一个是“一定不要让他担任别的工作”，一个是“不要去打搅他、妨碍他”。这既充分体现了革命导师爱惜人才的光辉思想和善用人才的领导艺术，同时也给我们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硬拉某些专家去当官做长，让他们舍长就短，效果究竟如何？

（1988年）

流俗多误

据大型古代文献《艺文类聚》记载：

宋国有个蠢人，在梧台东面的燕山拾到一颗有彩纹的石子，便视为稀世珍宝，急忙拿回家里，用黄丝绢包起来，足足裹了十层。这样，他还不放心，又用十个雕花木盒一个套一个装起来。

有个珠宝商听说后，登门拜访，想看一看这件宝物。主人为了表示虔诚和郑重，斋戒七日，熏香沐浴之后，戴上大礼帽，穿上玄色长袍，最后才一个个掀开木盒，一层层揭去丝绢，亮出石子。珠宝商一看，掩口而笑，说：“这是一块燕地的石头，和碎瓦片一样，不值一文钱。”

宋国人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出于忌妒而蓄意贬低。从此以后，他对这件“宝贝”视之愈珍，藏之愈固。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第五十首，专门嘲咏了这件事：

宋国梧台东，野人得燕石。

夸作天下珍，却哂赵王璧。

赵璧无锱磷，燕石非贞真。

流俗多错误，岂知玉与珉。

诗的主旨，是通过揭露“流俗多错误”这一常见的社会现象，讥笑世人有眼无珠，不识贤俊，而庸才反得用世，并反转过来非笑真正的贤才。可谓切中时弊。

在封建社会里，由于看重流品、资格的门阀制度，卖官鬻爵的赀纳制度，以及世袭制、封荫制的推行，由于封建统治者往往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去任用人才，再加上负责铨选人才的人本身识宝无才，认珉做玉，或忮忌刻削，吹毛求疵，致使庸才用世、奸佞当道，而杰出人才却备受非笑，遭到压制、排斥。结果，像屈原所愤慨抨击的“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可悲局面，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正是针对这种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杜甫写了一首形象鲜明、颇富哲理的《恶树》诗，抒发他对恶木（象征奸人与庸才）深恶痛绝的心情：

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

幽阴成颇杂，恶木剪还多。

枸杞固吾有，鸡栖奈汝何。

方知不材者，生长漫婆娑。

这里包括三层意思：一是表明除恶务尽、害马必除的决心。手持斧柯，遍绕丛林，见着恶木就加以剪伐。二是深深慨叹恶木伙聚，庸劣成群，剪不胜剪，无法实现其扶正祛邪的愿望。三是从枸杞、鸡栖（皂荚树）蔓延成长的现象，悟出了贤材很难成长而恶木易于滋生的道理。同本诗的主旨相同，杜甫还曾在另一首诗中写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借以抒写他对贤才之孤标特立难以扶植，而奸佞之聚伙成群难以驱除的愤慨心情。

在这类诗作中，清代诗人宋湘的《题兰》七绝，是颇有特色的：

楚山无语楚江长，曾得骚人一瓣香。

风雨劝君多拂拭，世间萧艾易披猖。

诗人引用屈原《离骚》中“何昔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句意，采用比兴的手法，用香兰比喻遭受压抑的屈原那样的志士贤才，以艾蒿一类的植物形容那些披猖无忌的奸佞之辈。对于“萧艾披猖”的腐败现象，诗人充满了愤慨；而对遭受风雨袭击的香兰，则表现了崇敬与爱惜之情。语意深沉，爱憎分明，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7年）

逢　遇

宋代的邢居实，少年有俊声，曾写诗给著名诗人陈无己，说：“微意平生在江海，尘冠今日为君弹。”意思是：我志在江湖，无意于仕进；今天，为您弹冠相庆，祝贺您即将出仕了。陈无己写了两首和诗作答，其一曰：

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

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

诗人答复邢居实说：以你这样超迈凡尘的少年英俊，如果生在汉代，是一定能得到重用的。可是，现在不行了，只有白发苍苍的老年人才能登上高位。所以，还是尘冠高挂吧，如今并不是弹冠出仕的时候。

原来，宋初以来即颇重老成。据《茶余客话》记载，何朝宗，十八及第。太祖曰：此人未有须，恐未老成，不宜与第，且令读书。《宋人轶事汇编》里，还记载了一个名相寇准为了升官进行“人工老化处理”的故事：“寇准年三十余，太宗欲大用，尚难其少。准知之，遂服地黄兼芦菔以反之，未几须发皓白。于是拜相。”迨至神宗死后，用老之风益炽。当时，哲宗即位仅十岁，实权握在保守派总后台、哲宗祖母高太后手里。她废除新法，斥逐变法派人物，同时起用了一批年高老成的守旧派人物。所以，诗中有“今代贵人须白发”的说法。

实际上，这种情况古已有之。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从前在周地有个白发老翁，坐在路旁哭泣。过往行人问他为啥哭得这样伤心，他说：

“我的命运太不好了。活了这么大岁数，却没有遇到一次做官的机会。”

行人奇怪地问：“怎么会一次好机会都碰不到呢？”

老翁回答说：“我年轻时学习为文，学成之后准备考官，却赶上当时的皇上喜欢任用年长的大臣。后来，这位专门用老的皇上死了，新上来的皇帝又崇尚武功。为了能登上仕途，我只好弃文就武。可是，等我学成武艺之后，又赶上这位喜好武功的皇帝去世。少主新立，专用年轻人，可是我年纪老了，武艺再高强也不被重用。就这样，碰来碰去，直到头白发秃，也没有碰上一次做官的机会，怎不叫人伤怀呀？”

在封建社会，这种埋没人才的悲剧，有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即使在所谓“文景盛世”也未能避免。史载：颜驷，汉文帝时为郎（内充侍卫，外随作战，职务不太高），一直没有得到升迁。一次，武帝的车辇经过郎署，见颜驷庞眉皓发，问他“何其老也”。意思是，怎么这样大的年纪还在充当侍卫呢？颜驷对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老于郎署。”

这个事实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中所谓“逢遇”问题，实际上很大程度取决于最高统治者一人的习好。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凭一人之好恶，决定着万千贤士的命运与前途。正如王充在《论衡·逢遇》篇中所揭露的：人主好恶无常，“人臣所进无豫”、“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人才的选拔使用，全凭封建统治者的主观好恶，或尊老，或爱少，或论资排辈，或不次升迁，或好文好武，或专取容貌，都不是按照德才标准来选贤任能。在这种情况下，贤豪埋没，佞幸当朝，就成为必然的了。

（1987年）

两首题画诗的启示

清代画家戴熙有一首《题画竹》的五言绝句：

雨后龙孙长，风前凤尾摇。

心虚根柢固，指日定干霄。

诗的意旨十分明确。作者是借题画竹，讲述成才的道理。前两句通过描述雨后龙孙（竹）茁壮生长的姿态，暗喻在良好的环境下新的人才正源源不断涌现。后两句用竹子的虚心和根柢坚固的特点，说明成才的必要条件。

成才要从练好基本功开始。如果把成才比作建高楼，那么，练好基本功就是打地基。地基不坚固，高楼起不来。《百喻经》里讲到一个愚人，看到人家的三层楼轩敞宏丽，就想单造那第三层，一层，二层都不想要，结果遭致可笑的失败。许多人才成长的过程，都证明了年轻时打下牢固坚实的基础，是保证后来长足发展，获得巨大成果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有的科学家讲：“在科学上，成年人思维的发展，只能到达青年时期打的基础所能支撑的高度。”

成才之路漫长而艰苦。世界上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成功，也没有一蹴而就的伟业。中国古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为了给写作《本草纲目》打好基础，二十七年间，除了上山采药，向农民、樵夫、药农、铃医调查研究以外，还参考了历代医药及其他有关书籍八百多种，抄录了一千多万字的材料。人们无不赞佩莎士比亚剧作语言的精美、词汇的丰富，可是，却未必知道他为写作三十七部剧本，曾经下过多么大的苦功！有人统计，莎翁著作中使用词汇达一万七千个之多。而普通的英汉词典所收词目也未必达到此数。这是说，成才的关键在于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要打下坚实的基础，就必须虚心向学。“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盲目自满，自以为是，古往今来都是成才的大忌。“心虚”，这是“固柢”、“干霄”的前提条件。

就内在因素来说，成才的另一个条件，是要培养创新意识。勤于探索，勇于创新，善于克服“习惯性思维”，敢于突破前人的藩篱，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郑板桥画过一幅竹子，特意让它冲出纸外，题为《出纸一竿》，并写了一首七绝，以广其意：

画工何事好离奇？一干掀天去不知；

若使循循墙下立，拂云擎日待何时！

这也是借题画竹讲述成才之道。首句故意设问：画家怎么这样喜欢标新立异？次句讲了标新立异的表现：把一棵竹子画出纸外，如同掀天而去，不知所止。三、四两句是就事论理：这好比做人，如果你一味拘谨胆怯地依墙而立，不求突飞猛进，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出一番拂云擎日的功业呢！

人才的本质特点在于创造。失去了创新意识、创造精神，就谈不到成才。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做人亦须意气风发，思想奔放，当然，这是就精神状态和思维特点而言。思想奔放，并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怀疑一切。

打下坚实的基础与培养创新意识，两者是统一的。单纯从事积累，迟迟不进入创造过程，积累往往带有盲目性；而在根柢未牢之时就急于创新，也不易收到预期的效果。积累为了创造，创造促进积累，二者相辅相成，保证人才的迅速成长。

（1987年）

泪泉血雨绽奇葩

记得冰心老人早年写过这样的几句诗：

成功的花。

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洒遍了牺牲的血雨。

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千古不易的真理：成功来自艰辛的劳动。“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像《红楼梦》那样震古烁今的鸿篇巨制自不待言；即便是一首出色的短诗，又何尝不是艰辛劳动的产物！“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险觅天应闷，狂搜海欲枯”，“生当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这些描述前人苦吟的诗句便是明证。赫尔岑说得好：“在科学上除了汗流满面，是没有其他获知的方法的；热情也罢，幻想也罢，以整个身心去渴望也罢，都不能代替劳动。”

诚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灵感；从事科研活动也常会碰到意外的机遇。人脑，这个神奇的存储器，存储了客观世界的大量信息。随着思维活动的不断深化，信息的不断丰富，联系也日益紧密与连贯。这时如果受到某种激发和启迪，就会使存储的信息活跃起来，各种联系豁然贯通，迸发出灵感的火花，出现构思活动中质的飞跃。这种心理现象看似难以捉摸，其实，它的基础正是艺术家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包括长期艰苦的构思、探索。所谓“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说的正是这种情况。“灵感是对艰苦劳动的奖赏”（列宾）。它既非神的意志的体现，所谓“福至心灵”；也不像柏拉图所解释的，是什么“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

19世纪30年代，法国一位女作家写了一本小说，说巴尔扎克有一根具隐身魔力的粗大手杖，凭借它，巴尔扎克可以隐身于各种场合，访察到其他作家难以知晓的种种社会真实情况，这便是他成功的秘诀。显然这是很荒唐的。在我国，也有许多传说，像诗人李白少时梦见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遂“天才赡远，名闻天下”；江淹年轻时诗文兼擅，卓有才名，后来在梦中一个美丈夫向他索还了五色笔，此后作诗，遂无佳句。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巴尔扎克高产，李白富才，还是“江郎才尽”，都直接同他们的生活实践、艺术实践相关联。抛开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枯坐在那里等待灵感的降临，无异于守株待兔，缘木求鱼。宋代诗人姚宏过梦笔驿时，写过一首寄慨遥深的诗：

一宵短梦惊流俗，千古高名挂里闾。

遂使后生矜此意，痴眠不读一行书。

诗中慨叹一些后生希图侥幸，冀求“彩笔”，不肯孜孜向学，以致贻误终生。寓意是很深刻的。

在科研活动中，当人们聚精会神探索问题时，有时会因特定事物的启发而产生一种领悟。如能抓住不放，寻根究底，常常可以成为一项重要发现的依据，导致科学上的发现和技术上的发明。这种灵感，或曰机遇，是在实践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紧张的观察、思索的产物。

公元前200多年，欧洲叙拉古国王希罗，把一锭黄金交给珠宝工匠，让他打造皇冠。皇冠制成后，国王怀疑里面掺有白银，便委托宫廷科学家阿基米德进行测试。为了探索皇冠的奥秘，阿基米德废寝忘食，穷思苦想，简直着了迷。

一天，他去洗澡，跨进浴缸后，发现水往外溢，身体浸入越多，水溢出的也越多。

这下他获得了灵感，当时竟忘记是光着身子，跨出浴缸就往家跑，连声高喊：“我找到啦，我想出来啦！”

回去后，他把等重的金块、银块和皇冠依次浸在盛满水的同一容器中，发现银块排出的水最多，皇冠次之，金块又次之，于是得出结论：这顶皇冠并非纯金打制，而是金银的掺合体。以此为依据，他进而发现了浮力定律：浸在液体中的物体，其所减少的重量等于同体积的该液体的重量。

阿基米德的这一重大发现，似出偶然，然而却是他长期苦苦思索、孜孜不倦地探求的结果。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如果换上另外的人，没有阿基米德那样丰富的学识、敏锐的观察力和顽强的探索精神，纵使碰上更多次的启示，也会视而不见，交臂失之的。

泪泉血雨绽奇花。社会、时代为广大青年开辟了广阔的成才之路，但要实际获得成功，还须通过自身的刻苦努力。不肯付出艰辛的劳动，只热衷于觅捷径，碰运气，找机会，是绽放不出明艳之花的。“幸勿贪机遇，图存在更生。”我们应该把徐特立老人的忠告奉为座右铭。

（2004年）

老树春深更着花

在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中，许多老同志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以革命、建设的大局为重，主动退休离职，在个人进退问题上，表现出了磊落胸怀和高尚情操。离开工作岗位之后，绝大多数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共产党人、革命者有晚年而无闲年。他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当然，也有一些同志产生一种失落感、衰惫感。多年来忙碌、紧张惯了，一旦生活节奏松弛下来，在情绪、兴趣、心理、行为等方面一时还觉得不适应。这也是很自然的。

有些人不理解老同志的心境，以为他们贪恋禄位，不想交权，实际上并非如此。老同志戎马倥偬、艰苦奋斗几十年，夺得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胜利，总想伸开膀子猛干一场，没想到十年动乱，不仅把大好光阴虚掷轻抛，而且，身心惨遭摧残。待到重新站起来工作，已经濒临老境，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恰似古人所云，“盼得河清身又老”，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难怪有些老同志每念及此，总是感慨、留连，不能自已。这原是革命事业心、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是，话又说回来，“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新陈代谢毕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驰骋疆场，开基创业；而今，终竟“廉颇老矣”。所以，到站下车，适时交班，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退离领导岗位，并非退出了革命事业。正如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离休对老同志来说，不是革命生活的结束，而是开始了一个“参加革命”的新阶段。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写过这样一首诗：

人谁不愿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炙为随年。

经事还谙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倏然。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

这是一首赠答诗。开头四句以叙家常的口吻，形象化地描写了人老的形态；中间四句承上启下，谈到老人保重身体的需要和阅历丰富的优势；最后四句说：我们活了六七十岁，细想起来也是幸事，再往后就更可以自在安适，无拘无束了。且不要说太阳沉山，天已向晚，晚霞光芒四射，还是能够照彻天宇的。字里行间，既含慰解，又有勉励，充满了乐观进取精神。

现代科学证明，人的寿命正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而逐渐增长。过去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可是在今天，活过八十、九十，是颇为平常的事。有人把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二十岁之前，为长知识、长身体的时期；二十岁至六十岁，为贡献社会、创业进取时期；六十岁之后，开辟了“发挥余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许多学有专长的同志没有条件从事自己的专业，有的即使处在专业的岗位上，也不能集中精力做学问，搞研究；而退休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既摆脱了繁杂的行政事务，又挣脱了人际关系的干扰，可以潜心研讨学术课题，专心致志著书立说。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可以说，这是一个从事专业、实现理想、回归自我的绝好机会。退一步讲，即使没有专长，也仍然能够随心所欲地从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总之，完全是可以有一番新的作为的。而且，这段时间并不短，少则十几年、二十年，多则可以达到三十年。

即使在古代，许多重要的功业、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以在老年阶段完成。春秋时期的兵家孙武，退休之后写出了震古烁今的名著《孙子兵法》；唐代大政治家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十渐不克终疏》等资政名篇，也是写在当了散官之后；明代的伟大医学家李时珍，花甲之年写成了《本草纲目》。至于近现代，这种事例更是不胜枚举。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是在七十多岁，又掌握了两门外语；黑人作家杜波依斯，九十三高龄写成了《黑色的火焰》三部曲。

据某些心理测定，六十左右岁的人智商并不亚于中年人。大脑存储的知识，总是随着岁月的增加而增加。就智力效应来说，专心致志的老年人往往要比欲望无穷、忙乱分心的中青年人略高一些。一般地说，届临退休年龄的人，绝大多数还都处于智力“充实时代”和智力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特别是人到老年，由于阅历丰富，兼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政治上比较成熟，更易于掌握知人论世、安身立命的主动权，可以少走许多弯路。

我们认为，所谓老，应该是一个由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哲学等多种学科构成的综合性概念。因此，看一个人老或未老，年龄固然是主要因素，但并非唯一的因素，这里还有个精神状态、思想风貌以及更高层次的世界观问题。“苍龙日暮还得雨，老树春深更着花。”顾炎武的这两句诗，堪资作为退出第一线的老同志的座右铭。

写完上述文字，意犹未尽，率成《老将行》七绝六首，以足成之：

弱岁早将心许国，忠怀长似水流东。

寒操劲节黄昏颂，一事当前念党风。

戎马驰驱忆少年，天涯万里闯风烟。

腾骧骏骥休言嫩，重担原须早上肩。

老去心劳志益坚，中华伟业总情牵。

眼中才骏胸中策，远虑深谋意万千。

飞絮蒙蒙绿掩红，一年春又去匆匆。

高怀自不伤花落，化作香泥沃稚松。

漫道风华逊壮时，深长阅历擅哲思。

关心常是新生代，广厦原需万木支。

铁骨丹心不老松，满山新秀竞凌空。

一腔热望拳拳意，尽在凝眸颔首中。

（1986年）

《诗经》一解

人才问题，古已有之。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为了解决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了人才的选拔、考察、任用问题，由此萌发了人才思想的幼芽。私有制出现以后，选拔与使用人才的思想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对立，随之而产生了人才遭受排挤、压制、迫害的现象。这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了鲜明的反映。

《诗经》选辑的主要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它从多方面描写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作为对社会斗争的成败、得失发生重大作用与影响的人才问题，自然在这里也有所表现。这类人才观念、人才思想，不仅体现在那些揭露当时政治的黑暗与混乱，反映人民的劳动与爱情的民间诗歌中，即使那些主旨在于歌功颂德，宣扬统治者承天受命思想的《雅》、《颂》部分的一些诗章，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政的得失、人才的遭际，表现了对于周室不重视选用贤才，以致趋于衰落的不安和忧虑。从这一点来说，“以诗证史”确是一个重要门径。

《诗经》中有些篇章阐述、描写了人才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大雅·文王》篇，在歌颂周文王姬昌的政绩中，突出地总结了他重视贤才的成功经验：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

王国克生，维周之桢。

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大意是说：那世世代代做着诸侯的周朝子孙，虽说不甚尊显，他们却都能辅佐国家政事，十分谨慎小心。更希望那许多人才，生在这个国度里，成为国家的栋梁。正是这贤才济济的局面，使文王为天子的周王朝得以稳定、安宁。与得贤则兴相对照，如果失去贤才，国家就必然遭致危困，《大雅·瞻卬》篇尖锐地指出：“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当良臣贤士都走光了的时候，国家必然要颠危、倾覆。

《诗经》中对有德君子注意培养、选用贤才倍加赞美。例如：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将。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小雅·鹿鸣》）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小雅·伐木》）

都反映了统治者对于贤才的爱慕和渴求，赞颂那些有德君子注意延聘人才的德政。

《国风·缁衣》三章，据著名学者高亨先生解释，是描写郑国某一统治贵族遇有贤士来归，为他安排馆舍，供给衣食，并亲自去看望的实况：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

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一片求贤若渴之心，跃然纸上。

《诗经》中有的篇章呼吁最高统治者深入山林、草野访贤选士，劝告他们应该任用在野的贤才。《小雅·鹤鸣》二章是这样写的：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

鱼潜在渊，或在于渚。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

其下维箨。

它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乐彼之园，爰有树檀，

其下维谷。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中运用比兴手法，以鹤鸣于深泽、鱼藏于渊渚，比喻隐居不仕的贤人，用别的山上的石头可以作砺石琢磨玉器来比喻贤才可以入朝辅佐国政，匡正阙失。

有些篇章则反映了贤士怀才不遇和遭受迫害的哀怨。《国风·麟之趾》三章以贵族打死麒麟象征统治者对有仁德、有才智的人的迫害：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这里用麒麟比喻有仁德、有才智的贤人。“于嗟”二字是表示悲伤怨恨的感叹词。“于嗟麟兮”，也就是对于贤才遭受迫害的哀婉和痛惜。

《诗经》中还有一些篇章，涉及到人才成长的社会环境、人才的修养与治学等诸多问题。总之，举凡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等各方面，《诗经》中都有所反映，而人才问题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87年）

古代歌谣中的“材论”

有关人才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我国历代的诗书典籍中，同时也反映在一些民间的歌谣、散曲里，就中以讽刺内容居多。西晋的杜预在注解《左传·僖公五年》时说道：“童龇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以或有所凭借，其言或中或否。博学之士，能惧思之人，兼而志之，以为鉴戒。”这番话反映了古代人民已经认识到，童谣、民歌是民意、舆情的反映，明确指出它具有映射当时与鉴戒后世的作用。

从前，流传得最为广远的要算东汉桓帝、灵帝时期那首讽刺贡举的民谣了：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

歌谣尖锐地指出，那时的所谓“秀才”，其实无学；所谓“孝廉”，其实不孝；自我标榜“清白”的人，其实是最污浊的；而所谓“良将”，则怯懦得像池蛙一样，听到动静就惧伏下来，噤默无声。统统名不副实，成了一堆笑料。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世风日下。一些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大夫，为了能得到察举和征辟，往往蝇营狗苟，夤缘求进，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矫情欺世，以激扬名声，抬高身价。有个叫许武的，被推举为孝廉之后，便和两个弟弟分家，并且自己要了最好的一份。两个弟弟并不计较，仍然与之和睦相处。事闻乡里，被举为孝廉。这时，许武才大宴宾朋，说明自己有意成全两个弟弟的令名。还有个赵宣，父母死后，悲恸欲绝，为了尽孝守丧，独自在墓道里生活二十余年。于是，被乡里称为“至孝”，州郡举为官员。实际上，他在守丧期间，根本没有忘情私欲，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可见，当时那些被推荐为孝廉、贤良者，不少是盗名欺世的伪君子。难怪民谣要作那样辛辣的讽刺了。

宋代吏治腐败，卖民鬻爵现象严重，官员多得惊人。当时有“恩荫”法，皇帝可以随意对皇族宗室，官吏子孙、亲属以至门客授官。有的襁褓婴儿不但有官号，还有食禄。“恩荫”授官，数目惊人。灾荒中，富户向国家纳粮多者；修筑工程，地主雇用民夫数量大者，都可以授官。后来竟至公开卖官。所以，宋徽宗时，有民谣云：“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反映的都是真情实况。

据《契丹国志》：辽代末期深受金国欺凌。天祚帝耶律延禧讨金失败，无所作为，遇到军国大事，便与宰相吴庸、马人望、柴谊等商议对策。几个人老迈昏聩，庸懦不堪，不能裁决。于是，老百姓就编出一首民歌来讽刺他们：

五个翁翁四百岁，南面北面顿瞌睡。

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管女直？

女直，即女真族，这里指金朝统治者，因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称为女直。

元代无名氏写了一首题为《感志》的散曲：

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

不晓事倒有人夸荐。

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

说的是“老天心偏”，实际是一份讨伐封建时代腐败的人才制度的檄文。

元末，盐贩张士诚乘时局混乱，占据苏州一带，拥兵数十万，自号“吴王”，但对元朝则称作丞相。他重用了一些专事趋奉谄附的小人：一个姓黄，一个姓蔡，一个姓叶。他们无恶不作，干尽坏事。后来，张士诚被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徐达擒获，解到南京自杀身死。老百姓编了一首十七字的“瘸腿诗”，讽刺他用人不当，自取灭亡：

承相做事业，专用黄蔡叶。

一朝秋风起，—干瘪！

史载：明末，权臣马士英请免府、州、县学童应试，议定：上户纳银六两、中户四两、下户三两，得赴院试。又开捐纳之例：武英殿中书纳银九百两，文华殿中书纳银一千五百两，内阁中书纳银二千两，待诏三千两，拔贡、推知衔各为一千两，监记、职方百两不等。时谚讽刺说：

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

监记多如羊，职方贱似狗。

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

扫尽江南钱，堪塞马家口。

针对清代后期良材毁弃、驽劣当朝的不合理现状，当时，戏剧家李调元写了一首《麻雀》诗进行讽刺：

一窝两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

食尽皇王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先看开头两句，无异于孩童的家常话，顺口溜，意兴索然，乏味得很。可是，通过三、四两句的逆挽，立刻灵动起来。严肃的主题，辛辣的讽刺，出之以谐趣的语言，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1986年）

功在做人

有些同志往往把科教兴国片面地理解为技术兴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科学、教育与技术的差别是很明显的，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文社会科学在科教与技术方面所起的作用有着显著的差异。

其实，单从技术操作层面上讲，在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要言之，一曰导向，二曰支撑。譬如，我们讲经济、管理，必然要涉及到怎样进行资源配置、怎样生产、谁来生产、什么时间生产、为谁生产、生产多少、怎样销售、如何搞好售后服务、产品利润如何分配等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与解决，哪一点能够离开人文社会科学呢？单讲技术操作，单纯依靠自然科学，恐怕是无能为力的。

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

科学虽然伟大，但它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围之外。

这里的“科学”显然是指自然科学。近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行素质教育，这对于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综合国力的发展，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推行素质教育，就要仰赖人文社会科学。还是爱因斯坦讲得对：

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学生可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产生热烈的感情，却是最基本的。

现代科学技术纷繁万端，不需要，也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能全面掌握；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素养却是每个人都不可或缺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健康的成长和前进的方向。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没有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传授，只是着眼于德行的培植和信仰的形成，固然称不上现代的、真正的教育；但是，如果缺乏人文素质的教育，只是传授知识，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教育的根本功能，简言之，在于做人，在于塑造人的灵魂。为此，台湾淡江大学索性就以“功在做人”作为自己的校训，这是有深刻寄意的。当代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兴庠施教业多门，大旨功归在立人。

未染素丝悲墨子，德馨孟母几择邻。

记得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一位学者说过，从整体上说，城市规划界人士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不如所谓“文化人”、人文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那么敏感。这和规划界人士大都是工程专业背景有关。这里绝对没有贬斥工程专业的意味，只是谈一种社会分工所带来的职业敏感或职业习惯。一般地说，从事建筑、工程的专业人员，对单体建筑工程的艺术感觉比较强，艺术要求也比较自觉，而对城市整体文化环境，对城市历史文化背景往往认识不足。这不应归咎于某一社会群体自身，而是和我们的教育体制、我们的领导工作重心长时期忽视人文社会科学有直接关系。

其后果，是造成了现代化进程中有些学术领域只重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而忽略价值理性的偏向，致使一些学人视野不开阔，知识面狭窄，对社会现实问题淡漠，缺乏人文关怀与担当意识。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有效或无效、适当或不适当、经济或浪费之别，而无价值高下之分，抹杀了思想、理论的客观性。这对于整个人才队伍，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

（2008年）

功夫在诗外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八十四高龄时写给他的幼子子聿一首五言古诗：

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

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

怪奇亦间出，如石激湍濑。

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

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

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

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在这里，陆老诗翁简要论述了诗人自己所经历的创作道路，也可以说是总结了毕生诗歌创作的经验。他说，在初学诗的时候，只知追求文词的华丽；到了中年以后才渐趋“宏大”，向李白、杜甫学习。结尾处，一语千钧，力透纸背，提出了“工夫在诗外”的精深见解。那么，我们就要研究了，这诗以外的工夫究竟何所指呢？恐怕至少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曰：品格、识见、襟期，或思想基础；二曰：社会实践，或生活基础。概言之，就是学诗先学做人。

作为诗坛巨子，陆游当然知道声韵格律、辞藻意境等创作艺术的重要。但他尤其懂得，诗如其人，诗品反映人品。作为文学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诗歌不仅是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动反映，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重要表现，是诗人思想、人格的表现，是作家生命的重铸、灵魂的复现。

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篇《程器》，论述作家思想品德修养同创作的关系。在《情采》篇里也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他明确提出，不重视作品内容，光追求对偶、声律、辞藻不行。桃树李树虽然不会说话，树下的土地却被踩成小路，因为它们有甘美的果实；相传男子种兰开的花不香，因为他们没有爱花的真情实感。草木无知，还要依靠甘美果实，注意真情实感，何况以言志抒怀为旨归的诗文呢！

清代文学评论家叶燮讲得更深刻了：

大约才、识、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悖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只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唯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安有随人之是非以为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

这里所说的“识”，是指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鉴别，属于世界观、方法论的范畴，人们是靠它来辨是非、明去就、定行止的。

其实，这个规律性的认识适用于一切人才的成长过程，“宁独在诗文一道已也？”据人才学研究者论证，人才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创造性、进步性、社会性的统一。就是说，人才之有别于一般人，一是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二是能为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作出较大的贡献；三是智慧之花植根于社会实践的沃土之中。他们应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更自觉的献身精神，更顽强的毅力。而这一切，都是同进步的人生追求、高尚的道德品质相联系的。

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的人往往都具备美好的道德形象：鲁迅是“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的牛；法拉第是“燃掉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居里夫人是“春蚕的化身”；富兰克林在成才之路上为自己制订了十三项道德标准，而且身体力行五十多年。

品格识见并不是虚空玄渺的东西，它总是作为世界观、方法论，对人才成长起着引导、促进作用。它为研究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的各门科学提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而且，帮助人们越过一些狭隘的、似是而非的习见，从一个更博大、更深邃的角度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爱因斯坦就曾说过：“即使有勇敢精神和敏锐才能的学者，也可以因为哲学上的偏见而妨碍他们对事实做出正确的解释。”特别是在知识、信息呈爆炸状态的今天，面对着纷纭万端的事物，要想在科学领域获得预期的成果，就更需要善于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抓住本学科范围内的根本性问题（亦即主要矛盾），否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多年前所指出的那样：“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社会实践对于成才（包括文学创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的思维越发达，智慧就越高，能力就越强。而思维能力和思维素质的提高，离不开实践中的培养、锻炼。培根说过一句与陆游的诗句相似的话：“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全凭观察得之。”观察也是实践。实践出智慧，实践出真知，人们正是在社会实践中发展自己的才能的。无数政治、经济、科学、文艺方面的人才都证明了：一个人实践经验越丰富，他的创造力也就越强。在这方面，陆游写给儿子的另一首诗可资借鉴：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当然，我们强调品德识见和社会实践对于成才的重要作用，绝没有鄙薄技术、轻视书本知识的意思，更不是要否定知识基础。古今中外的哲人都认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马克思也说过：“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无所帮助，也不会带来任何利益。”陆游在提出“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一见解的同时，不是深以自己未能参透李杜作品的精髓为憾，而且对元白的浅尝辄止进行了尖锐批评吗？特别是在另一首诗中将“纸上得来”和躬亲实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主张书本知识与实践两相结合，发挥互补效应。

敦品和治学统一，理论与实践结合，这是一切有志成才者的必由之路。

（1987年）

“门下”

“门下”这个说法，其来有自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样的记载：“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

“门下”是个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在府上找个混饭吃的角色，或者说谋个差事。有的做门下食客、门客、幕僚，有的做权贵之家供使唤的人；后世在含义上，也包括了门生、弟子、门下晚生。在旧时代，有没有这样一层关系，可是非同小可的。那些弄权者，往往把它作为后日派系的基础、发迹的阶梯、党争的凭借。

公元1100年，宋哲宗赵煦死去，徽宗赵佶继位。此后的六年中，政局曾发生过两次很大的波动：徽宗即位伊始，由皇太后向氏听政，新派代表人物、宰相章惇被免，而一班被章惇派系所贬斥的官吏逐渐被召回，因而旧派出现了复苏的势头。但向太后听政只有七个月，徽宗亲政之后，变质的新派人物蔡京独掌大权，目旧派人物为奸党，大起党祸，这样，旧派势力重又衰落下去。他们闹来闹去，无非是凭借那些派系人物。

诗人黄庭坚目睹这种政海波澜，看到新派、旧派“走马灯”般地轮番排斥异己，大闹党争，心下有很深的感触。他在组诗《病起荆江亭即事》中，对于当时的政局得失，做出了比较客观、正确的判断。组诗共十首，其中第五首是：

成王小心似文武，周召何妨略不同？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

他的意思是说：周成王继承了大统之后，十分谨慎小心，和前代的周文王、周武王有些相像；而辅政大臣周公和召公，他们的意见与举措却略有不同，其实，这又何妨？只要大家都能像周公、召公那样公忠体国，从国家大计出发引荐人才，立身行事，也就算得上至公至正了。何必一定要出自我的门下，成为我的派系，才算人才呢？这首诗主要是针对当时激烈的党争而作，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

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从来就有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条是任人唯亲的路线。

唐太宗李世民曾公开声明：“我为官择人，唯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以其选才、用才的实践来检验，他还是说到做到的。有个庞相寿，早年曾在李世民的秦王府当过幕僚，后来出任濮州刺史，在任上犯了贪污罪，被革职为民。他跑到唐太宗那里叙旧、拉关系，企图求得宽恕，重新留用。唐太宗听了魏徵的劝告，认识到用人要公道正派，“不得独私故人”，便给了一点钱财，打发他回老家去，庞相寿只好“流涕而去”。

而项羽则是任人唯亲的一个典型。正如陈平所说，项王所任用之人，不是他们姓项的一家，就是他妻子的兄弟。大批智能之士被排斥，受压抑，就连他身边的几个突出的奇才也未能信用，最后导致了别姬、自刎的悲惨下场。东汉时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公卿将相多数都是名门望族。特别是刘秀故乡南阳的人拔擢、重用的过多，甚至儿女婚嫁都要在这个特权范围内选择。以致一些名门望族门生故吏满天下，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派别与私人集团。六朝时的梁朝对士族尤为尊崇，完全按照东晋时编的《百家谱》来选官取士。有的士族由于与非士族的人家通婚，竟被视为大逆不道，禁锢终身。武则天时的夏官尚书吴之恩公开宣称：“凡与我为善者，即为善人；与我为恶者，即为恶人。”这可以说是“以我画线”的典型。

明代的政治家刘基，针对“任人唯亲”的门阀制度，写过一篇寓言，予以辛辣的抨击。他说：郁离子的马生了一匹好马驹，别人对他说，这是一匹千里马，应该把它送到皇帝那里去。于是，他把马驹送到京城。皇帝看到后，首先叫管马的太仆查阅《方贡》—一部专门记载各地进贡特产的书籍。太仆查阅一番，禀告说：“马，确实是良马。只是它并非冀北所产。”这样，这匹千里马就被放置在外面了。

“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黄庭坚的诗从正面阐述，一语破的；而刘基的寓言，则是运用曲笔，进行旁敲侧击。一个直截了当，一个含蓄隐晦，二者殊途同归，用意都是一样的。

（1987年）

尴尬引发的反思

2005年5月11日，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访问清华大学时，清华大学校长向他赠送了一个条幅，上面用小篆体书写晚清著名外交家、诗人黄遵宪赠给梁启超的七言绝句：

寸寸河山寸寸金，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由于这个“”字十分罕见，加上又是篆书，一时读不出来，卡了壳，结果引发了人们的议论。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这已经比较难堪的了。岂料，事情竟然无独有偶，纰漏接连出现：当晚，清华大学一位知名教授、国际问题研究专家，在应邀做客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时，又郑重其事地把清华大学这幅书法赠品的“小篆”体说成是“小隶”，大出洋相，再次掀起了舆论的波澜。

其实，就这件事情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媒体上犯不上大动干戈。应该说，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或者那位“日本通”—国际问题专家，缺乏某些古代文化方面的素养，原无足大惊小怪。即便是专业文史工作者，读个错字，有时也难免；君不见那些“口力劳动”专家—播音员、主持人，把人家的爸爸说成“家父”，把“晝”读作“畫”吗？何况那位校长，“不知为不知”，态度是比较老实的。只是由于他们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和知名教授，在这种举世注目的场合表现如何，关系至大，就不能不引起各种各样的评说，自然也会超出事件本身而连带引发出一些感慨。

比如，有人就慨乎其言地说，当前新的一代自然科学家的人文素养，要比老一辈的相差很远。钱学森、华罗庚、竺可桢、梁思成、苏步青、杨振宁⋯⋯都是学贯中西、文理兼擅的大学者，他们不仅在本专业方面高张胜帜，卓有建树，而且都是一代人文之翘楚。可是，现时一些自然科学家，能够步其后尘者又有多少呢？有人甚至断言，当代之所以不能产生大师，其症结即在于此。而从事外交工作与国际问题研究，可能比自然科学家更需要文史知识、人文素养。周总理、陈毅元帅，博学多文，堪称这方面的典范，自不待言；就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外交家黄遵宪，他的诗写得多好啊，不然，怎能成为晚清诗界革命的魁首呢！

事实上，掌握多方面知识，特别是对于人文科学的作用，许多自然科学家都有深切体会。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S.格拉肖说过：

往往许多物理问题的解答，并不在物理学范畴之内。涉猎多方面的学问，可以提供开阔的思路，比如多看看小说，有空去逛逛动物园，也会有好处的。这可以帮助提高想象力。

他还谈到，“对世界或人类活动中的事物形象掌握得越多，就越有助于发展抽象思维”。

也有论者认为，要求一般科学家都能达到大师一级的“通识”，并不现实，也不需要；但以之要求国内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学的一校之长，则并非苛求，否则，就不足以当此重任。这还不仅仅是有碍观瞻之类的场面上的事，它直接关系着国内一流人才的培养，也代表了中国最高学府的学术水平。

从“吃一堑长一智”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次尴尬的出现，也许是一件好事。它暴露了当前社会发展、智力开发、人才培养中的一些偏颇，应该引起当权者和上层人士的一些反思。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令人尴尬局面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直接后果。近些年来，人们普遍叫喊国民素质低下，传统文化断层，究其根源，片面强调技术理性、工具理性，长期忽视人文科学，该是一个重要原因。针对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著名学者王向峰有诗云：

分工精细不趋同，器使因材运始通。

已是天人成一体，两科融汇始从容。

我觉得，当下起码应该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其一，从发展战略来说，在从科学转化为技术、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整个过程中，人文社会科学起着导向与支撑作用。所谓“科学兴国”就应该体现这一点。因为科学里同时包含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双重内涵。可是，由于许多人把科学兴国等同于技术兴国，结果只重视技术的作用，而忽略了科学，特别是人文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许多国家，杜威的工具主义（否定思想、理论的客观性与价值）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冲击力，致使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大行其时，而价值理性却遭受不应有的忽视。今天，我们应该以此为戒。

其二，从实际工作来说，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片面理解，加上干部考核中出现的唯GDP马首是瞻的弊端，致使许多人只重视眼前看得见的效果，修马路、建厂房、抓项目，而对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效的科学、教育、文化则不肯投入足够的力量。

其三，从用人来说，有个因材器使、用其所长问题。像清华这样的名校，请出一位大科学家来当校长，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又不是任何一位大科学家都能当此重任。

当年，美国制造原子弹原是爱因斯坦提议的，由他来担任“曼哈顿工程”的总负责人，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美国政府却偏偏选中了奥本·海默这个二流物理学家来担任这个要职。原因在于，奥本·海默具有知识面广、善于团结人、组织能力强等特点，—这是这项巨大工程的组织领导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几年后原子弹成功地爆炸了，证明这个人选非常合适。

这一切，都说明知人善任、因材器使是何等重要！

（2010年）

“祖师爷的饭碗”

人们一定以为，那位被誉为“环球独一青衣”和位列“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是一个有独特的禀赋、非凡的天资的人。实际上并非如此。据他的姑母回忆：在他八岁的时候，家里把名小生朱素云的哥哥请来，替他说戏。那时一般开蒙的戏，无非是《二进宫》、《三娘教子》一类老腔老调的简单的玩意儿。谁知，四句老腔，教了多时，还不能上口。朱先生见他进步太慢，认为这孩子学艺没有希望，就对他说：“祖师爷没给你饭碗！”一赌气，再也不来了。梅兰芳成名以后，有一天他们又在后台见面，朱先生很不好意思地对他说：“我那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而梅兰芳却笑着答道：“我受您的益处太大了，要不是挨您这一顿骂，我还不懂得发愤苦学呢。”

的确，梅兰芳的成功是从苦学苦练中获得的。《艺苑趣谈录》记述了两则十分感人的轶闻：在梅家早年的书房中，有一个小号的绍兴酒坛子横放在木架上。初来的客人谁也不晓得它有什么用处。原来，是梅兰芳练嗓子用的。他每天除了坚持早晨出外溜弯、吊嗓子外，白天也要在家里提高调门，反复练习唱腔和道白。为了不扰乱邻居的安宁，便站在木架前对着坛子口练，数十年如一日。即使到了名满寰宇，演技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也还坚持从难从严要求自己，一刻也不放松艺术的训练。

另一件事是，梅剧团1951年到武汉演出《抗金兵》，他扮演梁红玉。这出戏中韩世忠与金兀术水战一场，梁红玉照例要亲自擂鼓助战，增加战斗气氛。他考虑到自己已经多年未演此戏，怕打起鼓来不能均匀、有力，便事先抓紧时间练习。可是，下榻的交际处，客人很多，如果把堂鼓抬进来练习，一定吵得四邻不安。于是，就拿自己的大腿当堂鼓，天天坚持猛击，结果，大腿上被鼓槌打出了两块铜钱大小的青斑。

梅兰芳常说：“我是个笨拙的学艺者，没有充分的天才，全凭苦学。我的学艺过程与一般艺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知道取巧，也不会抄近路。我不喜欢一些颂扬的话。几十年来，一贯地依靠着我那许多师友们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使我能够及时纠正与改善。”

古往今来，无数事实反复证明了：勤奋是成功的秘诀。华罗庚讲得好：“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鲁迅也说：“伟大的成功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的人，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即使是所谓“神童”、天才，也绝不例外。

明代主编过《永乐大典》的解缙，自小就有超人的智慧。但他的本领主要是靠勤学苦练得来的。他小时家境贫赛，除了读书，还得干大量家务。但他善于安排时间，干活时脑子也不歇闲，总是用来吟诗作对，长期坚持，从不间断。一天早晨，他正在扫地，门外有人向他询问“董郎中”（医生）的住处，他随口答道：“一路往前去，转弯却向东。粉墙书大字，便是董郎中。”扫完地后，去揭鸡笼，又高吟道：“净扫堂前地，轻移笼内鸡。”他父亲听了说：“干活时候，吟什么诗！”解缙紧接着续成了后两句：“分明是说话，却道我吟诗。”尽管这些诗句的确是通俗如话，没有多少诗味，但由于坚持经常练习，对于他掌握成章造句、对仗押韵，培养迅速反应事物的能力，大有帮助。他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同这种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

反之，倚仗着固有的天资，后天努力跟不上去，天才的火花也会逐渐熄灭。宋代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记述过一个叫方仲永的人，五岁时，“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当他的“神童”名声播扬乡里之后，每日求见者车马盈门，有些豪富人家重金迎请。其父见有利可图，便成天带着他走乡串寨，到处表演，而不让他坐下来读书深造。结果，长大后同一般小伙子没有什么区别了。

现代科学从生理化学和高级神经活动的物质角度，证实确实有某些儿童天资颖悟，才能特异，智商远远超过普通儿童。但是，天资并不等于现实的智力水平，它只是给这些特异的儿童提供了学习和实践的优越的物质条件。如果失去后天的培养，缺少本人的艰苦努力，任何天才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歌德说过：“天才在于勤奋。”爱迪生是一位天才，可是当人们赞扬他的“发明天才”，夸他有“满脑袋的灵感”时，他却说：“天才吗，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血汗，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凑合起来的。”日本教育学家木村久一说：“从种种事实来看，天才还是庸才，与其说是由先天的遗传、禀赋等因素所决定的，莫如说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育等因素所决定的。”这个道理，连封建时代的一些清醒的智者都懂得。当群臣称赞康熙皇帝知识渊博，“由天授，非人力”的时候，康熙驳斥道：“你们这样称赞我，却恰恰否定了我勤学的优点。虽古圣人，岂有生来即无所不能者？凡事俱由学习而成。”他自己正是通过勤奋自学，掌握了天文、历算、西方的解剖学及拉丁文等新鲜知识。

勤奋学习，刻苦实践，是成功的基础，是获取知识、增长才干的根本途径。所以，唐代诗人李群玉在《劝人庐山读书》一诗中写道：

怜君少隽利如锋，气爽神清刻骨聪。

片玉苦磨唯转莹，莫辞云水入庐峰。

诗意是说：他非常惜爱你年少聪慧，才思隽利，绝顶聪明。但你就像一块未经琢磨的璞玉一样，功夫还不到家。只有经过刻苦的磨砺，才能成为晶莹美好的宝玉。希望你赶紧去庐山求学，不要因为云水阻隔、道路遥远而放弃这宝贵的机会。诗人以生动、优美的比喻，说明一种成才的道理：即使天资颖悟的人，也要经过勤奋学习刻苦磨炼，才能成为有用的
人才。

（1986年）

官应老病休

老则致仕，古已有之。那么，多大年龄算老呢？历代说法不一。据《文献通考》记载，晋为六十六岁，隋为六十岁，唐为五十五岁，宋为六十岁。《尚书》里说：“伊尹既复政，厥辞告归。”《春秋·公羊传》中也有“退而致仕”的记载。但是作为一种人事行政制度，法定退休大约始于汉代。到了唐代，规定得更明确了：“诸职官年及七十，精力衰耗，例行致仕。”所以，宋代著名诗僧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引述孙冕的诗：

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他人。

莫待朝廷差致士，早谋泉石养闲身。

实际上，由于古人不及今人健康长寿，五十几岁因病退休、致仕的也有很多。说过“官应老病休”的杜甫，五十几岁即挂冠归田；写出“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一名句的韦应物，也是五十四五岁就辞去了苏州刺史职务的。魏徵年满五十七岁时，以老病为由恳求退位，说：朝中“英彦如林，无容痼疾之人”。尽管唐太宗十分倚重他，但考虑到他情真意切，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免除了侍中职务，拜为散官“特进”，仍让他参与商讨朝廷大事，监察为政得失。不仅此也，为了策励群臣老病休官，唐太宗还曾专门树立了一个楷模。战功赫赫的李靖没有到退休年龄，但因患足疾，自动上表请求去职，情辞恳切。唐太宗说：“朕观自古已来，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者甚少。不问愚智，莫能自知；才虽不堪其任，强欲居职，纵有疾病，犹自勉强。公能识达大体，深足可嘉。朕今非直成公雅志，欲以公为一代楷模。”

在中国古代，凡致仕者，在政治上、生活上朝廷都给予一定的优厚待遇。汉朝杜延年致仕，赐黄金、牛酒，加致医药；薛广德、史高致仕，赐黄金六十斤、安车驷马。太子宾客贺知章请求隐退会稽原籍为道士，唐玄宗赐千秋观为其住宅，以镜湖景区为其休憩园林，辞朝之日，亲自为其饯行，赋诗留念，意在励俗勉士，造成一种主动让贤，绝不恋栈的社会风气。这是从正面看，那么，若是从背面看、反面看，就不难发现，当时确有相当数量的官吏，对老则致仕还是有一定的思想阻力的。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描写贾政引领众清客和宝玉观景题匾，当走到稻香村时，贾政道：“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作为皇帝赐封的额外主事，且又晋升为员外郎，贾政的所谓“归农之意”，不过是寒暄中的话头，实际上，并非作如是想，起码是从书中看不出这种迹象来。针对这句话，脂砚斋特意加批：“极热中，偏以冷笔点之，所以为妙。”康熙年间著名诗人黄莘田的诗，虽无特指，但在揭穿这类言不由衷的仕宦“热中人”的老底方面，可谓一针见血：

常参班里说归休，都作寒暄好话头。

恰似朱门歌舞地，屏风偏画白洲。

道理在于，退位归田就意味着告别了风光无限的“万能圈”，而成为平头百姓，那样就一无职、二无权、三无势了—这对于那些热中仕进、迷恋权势的人来说，无异于腾飞中折断了翅膀，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坠舟，其失落与困惑实在是无法想象的。其心态，一如白居易在《秦中吟·不致仕》中所讽刺的：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

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

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

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

挂冠顾翠緌，悬车惜朱轮。

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

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

少时共嗤诮，晚岁多因循。

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

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诗有四层含义。第一层是讲礼法明文规定七十致仕；第二层批评有些人贪荣恋栈，对此规定置若罔闻；第三层讲：爱富贵、恋君恩，乃人之常情，但是，年高告退原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怎么年轻时都讥诮别人贪恋禄位，而现在轮到自己头上却因循犹豫呢？第四层借歌颂汉代疏广、疏受叔侄主动辞职归田的嘉行，慨叹现时缺乏这样精神，结语十分冷隽。

另据宋人笔记，唐宪宗元和四年，刺史韦丹以《思归寄东林澈上人》为题写了一首诗：

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

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

“平子”，即东汉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官拜侍中。因受宦官谗毁，他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其中有“悲离居之劳心兮，情悄悄而思归”的词句。韦丹诗的大意是：整天勤劳王事，世事纷乱如云，我已做了归休的打算，你在庐山当会闻知的。

但诗僧灵澈并不相信这是真话，因而戏作答诗：

年老心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

事实上，韦丹的话也真的没有兑现。可见，旧时代一些满口忠君报国、居仁行义的士大夫，言行是并不一致的。

今天，在干部队伍新老交替中，许多老同志主动辞职休致，完全不同于旧式官宦的消极退隐，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身居富贵，能知止足”，而是着眼于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共产主义的千秋伟业，建立在党性原则和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刘伯承同志在《辞职申请书》上写道：

我们共产党人要为人民谋利益，不为自己谋私利。人老了，就要主动让位，这应该成为一种制度，使各级领导班子逐步年轻化，使我们的队伍永远朝气蓬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更加民主健全。

这充分表现了老一辈革命者的广阔胸怀和高尚情操。而他们所提出的到了年龄就应退休，“这应该成为一种制度”的建议，尤为可贵。改革开放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也正是这样做的。

（1987年）

“荡荡”与“戚戚”

“四书五经”中许多名言警语早都忘怀了；唯独孔老夫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这句话，倒还时时记起。征诸古籍，“君子”与“小人”，在西周时期原是分别代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中的劳动人民的；迨至春秋末年，含义有了变化，成为有德者与无德者的称谓。照此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有德者心地平坦宽广，无德者却经常局促忧郁。

我生也晚，没有见到过那种“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忘怀得失，不慕荣利的高士黔娄或隐君子陶潜，但心地光明、坦荡无私的革命者，却接触过许许多多。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列举了共产党人的种种高尚品格，其中一条就是：“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因为他无私心，在党内没有要隐藏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除开关心党和革命的利益以外，没有个人的得失和忧愁”。借用古语来表述，也可以说是“君子坦荡荡”吧。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能看到那种心地褊窄，猥琐不堪，丝恩发怨，耿耿不能去怀的人。他们“得利则跃跃以喜，失意则戚戚以忧”，庸人自扰，患得患失，有时竟会闹到凄凄惶惶的地步。

读过契诃夫小说《一个小官吏之死》的人，当会记得庶务官伊万·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的猥琐形象。在看戏时，他无意中打了个喷嚏，本来并没有喷出多远，但当看到坐在前面的在交通部任职的一位文职将军正在一个劲儿地擦自己的秃顶和脖子，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他心中不免犯了合计：坏了，我那该死的喷嚏喷到他的头上了，这可该怎么办呢？他始而惴惴不安，不能自释；继而想到，应该向这位高官认认真真地解释一番，诚心诚意地道歉。于是，他把身子向前探去，凑近将军的耳根，一而再、再而三，没完没了地说，“看在上帝面上，原谅我，我不是故意的。”弄得人家莫名所以，很不耐烦。这使他更加忧心忡忡，第二天，又来到将军的接待室，继续道歉，依旧是那番话，没完没了，将军说“这简直是胡闹”。他觉得，之所以弄到这种地步，是因为话没有说透，这样，第三天便又前去解释，赔礼道歉，将军恼怒已极，突然脸色发青，周身发抖，大吼一声：“滚出去！”这样，他算彻底崩溃了，“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到了大街上，拖着步子慢慢地走着”，“肚子里似乎有个什么断裂掉了”，最后，往长沙发上一躺，就一命呜呼了。这个可怜虫的下场，实在是可笑而又可悲的。

为什么会闹成这样？吃亏在一个“怕”字上，他怕无意中的喷嚏会被大人物误认为有意的亵读；怕上司产生不良印象，日后再也无法巴结；怕得不到权贵的谅解，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小人长戚戚”的根子，正是种种私心杂念。“荡荡”与“戚戚”，就其本质来说，是个胸襟、风度、气质、精神状态问题，透彻地展示了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

清正刚直的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凭原则办事，靠真理吃饭，毁不吾伤，誉不我喜，“心底无私天地宽”，自然会襟怀坦荡，无惧无虑。而那些夤缘求进，附凤攀龙，专事请托、干谒、走后门、跑关系的势利小人，那些受陈腐观念严重束缚，满脑子利己主义，专门打一己的小算盘的人，必然整天跋前疐后，穷于应付，凄凄惶惶，心劳日拙。

当然，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凡是忧心戚戚者都是私心作祟。忧乐本身并不代表事物的本质，关键要看为公还是为私。近代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在流放新疆途中，赋答难友邓廷桢写过这样一首诗：

扬沙瀚海行犹滞，啮雪穹庐味早谙。

知是旷怀能作达，只愁烽火照天南。

他把戍途酸苦视若等闲，一心为国，别无私念。明知应该旷怀达观，无奈，强敌入侵的连天烽火已经照彻了东南沿海，而朝廷的卖国求和活动正在日益猖獗，实在令人忧心忡忡啊！同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讲的“先天下之忧而忧”，文天祥的《正气歌》中写的“悠悠我心忧，苍天曷有极”，都反映了仁人志士忧国忧民，浩气凛然的襟抱，它同斤斤于一己的蝇头微利、蜗角虚名，是有天壤之别的。

（1987年）

“醉翁”如是说

营口戏校的十岁上下的小演员，在赴京汇报演出中，场场爆满，“下不了台，闭不上幕”，受到观众热情的欢迎，这是堪资赞颂的。而一些京剧界的名流、耆宿，关心剧坛、奖掖后进的高尚风格，尤其令人感动。他们为京剧后继有人而欢欣鼓舞，竞相称颂、汲引这些稚气未退的娃娃，诚心为这批有前途、堪造就的新一代的成长鸣锣开道，极尽扶植之能事。这种做法、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贵。

人生有限，事业无穷，浪续薪传，后来居上。历史上许多有头脑有作为的思想家、政治家，都懂得这个道理。宋仁宗嘉祐二年，苏轼举进士。他的“无所藻饰”、行云流水般的文风，一反当时“险怪奇涩”的“太学体”积习，受到了执文坛牛耳的知贡举欧阳修的特殊重视。这位才冠当时的醉翁先生，很有一点风格，曾欣喜地致书友人：“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出一头地。”借助这个故事，后来的诗人陈无己写过一首《赠魏衍》的七绝：

敏捷为文笔不休，何妨缩手小迟留。

名驹亦自思千里，老子终当让一头。

寥寥二十八个字，活灵活现地道出了那种为后进让路，使之高出自己一头的高尚风格。

但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旧社会里，这毕竟是少见的。而忌才匿贤、妨功害能的现象则所在多有。从前看过一出名叫《访白袍》的戏，演的是唐朝大将尉迟恭，发现一个白袍小将骁勇善战、武艺超群，便亲自到张士贵营中察访。卑鄙猥琐的张士跚眼见这个白袍小将薛仁贵要脱颖而出，取代自己，便煞费苦心把他藏匿起来。如果不是尉迟恭下定了不见白袍不罢休的决心，走遍营房明察暗访，细心寻觅，恐怕薛仁贵这员名将也就遗落草泽，永无出头之日了。

毋庸讳言，妨贤妒能之事，今天也尚未绝迹。有的人囿于一己私利，有意埋没贤才，或因见识浅短，吹求苛刻，纵有贤才也交臂失之。我曾听到一位同志讲述个人的经历：50年代末期，他在一个小单位工作，人员不多，党员更少，尽管他的工作表现很好，屡获表扬，而且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就是解决不了组织问题。原来，竟是单位的头头从中作梗。此人的逻辑是，如果他入了党，本单位就再也留不住了（他走了，就少个挑大梁的）；即使能留下，日后也将取其位而代之。于是，就袭用了渔人对待鸬鹚的办法：在脖子上套个卡子，让它既能下水叼鱼，又无法吞食它费劲捉到的鱼鲜。心机费尽，无非是为了一己的私利。

上述事例当然是个别的，但颇有典型性。它提示我们，要做到举贤荐能，必须具有高尚的情怀，也就是要“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首都一位京剧界老前辈在一篇赞扬营口戏校小演员的文章中，劈头就讲：“作为一个基本上已经告别舞台的老演员，我所关心的不是个人艺术的长短得失，而是瞩目于新的一代接班人能否健康、迅速、保质保量地成长。”有了这种精神，自然就能甘当人梯，做到“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了。

（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