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讲坛

017一年谈话今宵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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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11:35:37  阅读次数:1502 次

一年谈话今宵多



    目  录

 

题记

渴望超越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散文激活历史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

开阔视野 涵养底蕴

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

关于读书与创作

同中学生谈散文的写作与欣赏

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曾李异同论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漫话读书治学 

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话题

关于《龙墩上的悖论》

话说张学良

庄子其人

吾与庄子

庄子善用减法


附:五篇即席发言


纪念辽宁文学院创建三十周年的即席讲话

在《逍遥游·庄子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中国好文章》首发式的讲话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表奖会上的发言

在省作代会上的即席讲话



题 记


熟悉唐诗的文友一眼就能看出,《一年谈话今宵多》这个书名,脱胎于韩愈的名句“一年明月今宵多”。

一是说中秋月,一是特指讲演。较之“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这种“喋喋烦言”真是半点诗意也没有;而其价值几何,也颇堪斟酌。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庄就主张“行不言之教”,“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

但是,孔老夫子却持不同见解。在《论语》中,“言”字凡一百二十六见。他并不一概地反对讲话,只是主张慎言,摈斥巧言,突出强调“言之必可行也”,君子应该“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把要说的话实行了,再说出来)”。

书中收集了我的几十篇讲座记录,自认还是遵循上述古训的,亦即坚持言行统一、言必笃行的准则。至于所谓“言为千秋则,行为万世师”,那是圣人的事;作为凡夫俗子,只要神经正常,无人敢夸这个海口。


2015年岁杪

   

 

渴望超越

—在北京大学散文论坛上的讲演

(2002年4月17日)


有机会在北大讲坛上,就散文创作问题交流一些个人的想法和体会,我感到十分荣幸。这里说的《渴望超越》,首先是渴望在散文创作上获得超越性的感悟和体验,也就是要有所突破;这样,就我自身来说,就要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懈追求。具体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话题。

一、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20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活跃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即所谓“大散文”、文化散文、思想随笔,注重体现人文精神、审美意蕴、历史意识,深入人的心灵境域;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散文”、“小女人散文”,在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呈现出一种所谓的“散文消费性格”。它们由于各自的特色而拥有不同的读者群,共同拓展了散文天地。

我的散文创作,应当归属到文化散文这个范畴里。至于究竟有怎样的特点,个人也说不清楚。认识自己,从来都是最难的事。这里节录一段上海评论家吴俊先生的话:“王充闾将他的文化意识特别是他的生命意识,充分完全地投注在散文创作之中,他是在写他的精神体验和心灵体验,是在进行自己的人生和人格写作—其实,他也是这样来理解他所看到的和写下的人物和历史的。他对人物的关注,着重在精神心理层面,他所揭示的是人物的个体心理和文化心理。”我的总体考虑,是立足于个人的古代文化素养较为深厚(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家庭条件,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濡染,读过八年私塾,受过系统的国学教育)、阅世颇深、游踪甚广、视野开阔(有十四年省级领导岗位上的仕途经历)的特殊条件,充分展示创作个性,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在历史与美学的对话中,注重人的命运、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向人性深处开掘,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

我的散文创作,和新时期基本上是同步的。二十多年来,出版过十几部散文随笔、一本旧体诗词、一本学术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早期有《清风白水》、《春宽梦窄》,中期有《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近两年有《何处是归程》、《一生爱好是天然》。从这几部散文集的题目就大体可以看出创作发展的脉络。先是山水自然、风光名胜,以游记为主;而后是着眼于人文、历史,写文化历史散文;近期主要是关注人性、人生和人类精神家园问题,用我的话说,就是以有限的笔墨说些同无限相关的事。我自认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深入,体现着一种深度的追求。

写那些游记散文,我往往是顺着诗文的指引,“因蜜寻花”,或如庄子所言,乘物以游心。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是留着千百年来无数诗心墨迹的所在,所以主要考虑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过一篇《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掉换了视角,改变了由点到线、移步换形的写法,着眼于宏观,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在结构、语言、知识含量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想努力写出美文的特色。

后来,读得多了,看得多了,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的第二阶段,大体上在1994年至1999年。在这里,我与传统相遭遇,又观照以现实的眼光,自觉地疏离古典的历史感,淡化借鉴意识,而着力于探索社会人生,关注人的命运、世事沧桑,揭示历史规律与人生的悲剧性、无常感,或者说,是在有常中探索无常,又在无常中体现有常。我曾围绕着宋、金的兴衰嬗变,以它们的都城为背景,写了一组以揭示文化悖论为主旨的散文随笔。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吟咏着前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的诗句,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最后末帝赵昺在蒙元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这里有历史的规律,也蕴涵着深刻的哲理。北宋王朝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佚,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寻索。

我还在另一篇散文里,写了原本落后的女真族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大大超过自己的强大军事对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加速了发展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愿望背反。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本民族固有的优势,新的文明最后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尽管这类散文从意蕴上看,较比那些山水游记显得深刻了,但我还想继续向新的领域探索。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当时的创作心态,从我在《何处是归程》的题记中可以洞察一二。那是一首小诗:“生涯旅寄等飘蓬,浮世嚣烦百感增。为雨为晴浑不觉,小窗心语觅归程。”就是想在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现实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

从回归文学本体的角度看,文学在充分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应该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发掘,本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生存价值的深度关怀,充分揭示人的情感世界,力求从更深层次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这个典型的实例上作一番考察。如所周知,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一向存在着巨大的歧异,说明他是一个极度复杂的人物。可是,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只是从政治立场和社会伦理方面进行剖析,似乎也没有多少新话可说了。反过来,若是从人性方面,从人生哲学方面,进行解读、进行批判,就会开辟出崭新的局面。

最近我写了一篇关于曾国藩的散文,题目叫《用破一生心》。说他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于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结果是心为形役,劳神苦心,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他的人生追求是既要建不世之功,又想做今古完人,“内圣外王”,全面突破。这样,痛苦也就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来自朝廷上下的威胁,尽管他对皇室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但因其作为一个汉员大臣,竟有那么高的战功,那么重的兵权,那么大的地盘,不能不被朝廷视为心腹之患。“兔死狗烹”的刀光血影,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闪在眼前,使他终日陷于忧危之中,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他都要维持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临深履薄般的惕惧。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悔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这样,就形成了他的分裂性格,言论和行动产生巨大的反差。加倍苦累自不待言,而且,必然矫情、伪饰,正所谓:“名心盛者必作伪。”以致不时地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

他的这种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苦心孤诣,人家那里含蕴着无穷的乐趣。他的苦和那些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有一种虔诚的信仰,由于确信幸福之光照临着来生的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真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只是为了实现一种现实的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这种痛苦经验倒是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节烈的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通过解读这个悲剧人物,我们可以思考人生中的许多问题,也可以联想到诸多人、事。应该说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在写作历史文化散文中,我致力于对历史人物进行人性化的解读,展开多视角、多侧面的剖析,注重揭示人物的深层心理结构,力求达到历史文化认知应有的深度和较强的审美效果。我总是把古人的心灵世界视为一种精神库存,努力从中发掘出种种历史文化精神。在同古人展开对话,进行心与心的交流的过程中,着眼于以优秀民族传统这把精神之火烛照今人的灵魂;在对古人进行灵魂拷问的同时,也进行着对于今人的灵魂拷问,包括作家自己的灵魂,一起在历史文化精神中接受撞击。从而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和批判精神的杠杆。这样,就使散文作品具备了一定的思想穿透力和自省、反思意味,产生人文批判的效果,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二、深切的生命体验与超越性的感悟

我深刻地体会到,散文作家像小说家、戏剧家一样,同样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这是实现散文创作深度追求的迫切需要;大而言之,它还直接关系到文学回归本体,以人为本,重视对于人的自身的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所谓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依我看,是指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特定情况下,处于某种典型的、不可解脱和改变的境遇之中,以至达到极致状态,使自身为其所化、所创的一种独特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经历。它的内蕴极为丰富,而且有巨大的涵盖性。无疑主要是指写作者自身而言,正所谓“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但是,显然也应包括作家对于观照对象在精神层面上的深切体验,甚至包括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这里,我想到了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史铁生。他们的艺术感悟来源于各自的生命体验。作品中提出的所有哲学问题,完全属于他们个人,是从各自的生命历程中生长出来的,任何哲学教科书里都不可能找到。死刑、流放的苦难和丧失行走能力的痛苦,使他们获得了超常的思维能力,增长了彻悟人生、咀嚼命运的智能。这种宝贵的生命体验,包括活在心里的外在遭遇、内在情感,以及无边的想象与梦幻,都成了他们创作中所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

八年前,在一次作品讨论会上,作家莫言说,生命体验是创作成功的阶梯。假如把王充闾发配到当年的西伯利亚去,流放他五年、十年,那他就成“气候”了。这里面当然也揭示出他个人的成功之路。其实,就在莫言说这番话的时候,我刚刚熬过了一场生命的炼狱,尽管并非流放,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但精神、肉体方面的痛苦程度也是很够一说的。那是1993年,我突然被告知患了恶性肿瘤—肺癌。虽说处于早期,听来也还是五雷轰顶一般,令人毛骨悚然,一下子就跌进痛苦的深渊。开始是否定、质疑,不肯相信;而后便是埋怨命运的不公平,造物主的残酷;接着自然想到了“一瞑之后”的安排、处理。我没有曹孟德那样的倜傥风流,临死还挂念着娇姬美妾,让她们“分香卖履”;也不想贪婪如唐太宗,死了还要把《兰亭序》墨宝带到棺材里去。我最伤情的是那些陪伴我半生、不啻第二生命的大量书籍如何处置。随着时日的推移,渐渐地这些实在的东西都悄然隐去了,只剩下生命与死亡这类形而上的思考盘踞在脑子里。

死亡是精神活动的最终场所,它把虚无带给了人生,从而引起了深沉的恐惧与焦虑。而正是这种焦虑和恐惧,使生命主体悟解到生命的可贵、生存的意义。人生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之后,才懂得加倍地珍惜。恐惧、悲伤的实质,正是以存在与虚无作比较,从而实现对于生命的觉醒,一种重新看待生命的“惊蛰”。在这里,虚无为存在提供了价值参照系和价值创造的外驱力。—盲姑娘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设想,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病苦与死亡,还能促使当事人从迷误中觉醒,省悟到平素很少考虑、也难以认知的诸多重大课题。因此又可以说,病床是个大学校。其实,不必死生契阔,火烫油煎,一个人只要得过一场大病,在病床上急救几次,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转眼间就会化作虚无,如轻烟散去。

我看到过一块辽西产的鸟化石,是一亿四千万年前形成的,对着它我沉思了好久。与这化石相比,一个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就算是上寿百年吧,也只占了一百四十万分之一。真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当年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李贺,也只是想到,“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不及鸟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死过多少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这么一比较,就觉得那些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连“泰山一毫芒”也谈不上了,争个什么劲头?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西哲有句名言:“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人只有在生死关头,才能真正把自己同一切身外之物全然分割开来。这时,也只有这时,人才会变得比较清醒一些、聪明一些。看来,病痛与死亡,与其说使人体验到生命存在的长度,毋宁说是使人体验到解悟生命的深度。十年过去,病患消除了;但痛定思痛,我还是把这些感悟写进散文《疗疴琐忆》里。

直接的生命体验,应该说是最可贵、最理想的,但一个作家即使他经历再特殊,阅历再丰富,也不可能一切方面都有切身体验,恐怕更多的还是通过感同身受的人生领悟,获得间接的体验。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追体验的工夫”;德国美学家谷鲁斯的“内模仿”说,也庶几近之。下面说一点我在这方面的体会。

《简·爱》、《呼啸山庄》和《阿格尼丝·格蕾》这些名著,过去都曾读过,可惜历史的流沙已经淹没了心灵的文化现场,时空的限隔也遮蔽了把握作品意蕴和作家心迹的路径,难免产生隔膜的感觉。去年九月,我有机会来到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乡—英国小镇哈沃斯,在那里住了一天一夜,经过一番切身的体悟,感觉就大不一样了。

三姊妹的故居和她们埋骨其间的教堂,相隔不过五六十米,我投宿的小客栈就在教堂的对面,抬起头来便能望见故居里一百多年来彻夜长明的灯光。住在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似乎岁月纷纷敛缩,转眼已成古人,自己被夹在史册的某一页而成了书中角色。睡眼迷离中,仿佛觉得来到一座庄园,一问竟是桑菲尔德府⋯⋯忽然又往前走,进了一个什么山庄,伴着一阵马蹄声,视线被引向一处峭崖,像有两个人站在那里⋯⋯翻过两遍身,幡然从梦境中淡出,再也睡不着了,这时是后半夜三点。我便起身步出户外,在连接故居与教堂的石径上往复踱步,觉得好像置身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渐渐地走进三姐妹的绵邈无际的心灵境域,感受着灵海的翻澜,生命的律动,似乎还产生了心灵的感应。透过临风摇曳的劲树柔枝,朦胧中仿佛看到故居窗上映出了几重身影,似乎三姊妹正握着纤细的羽毛笔在伏案疾书哩;甚至还产生了幻听,似乎一声声轻微的咳嗽从楼上断续传来。联想到自己病痛的经历,霎时心头漾起一脉怜惜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三姊妹患着同样的结核病,分别活了三十九岁、三十岁和二十九岁。

在心灵体验的基础上,又结合天才女作家的书信、传记,看了她们的生平展览,体验其典型环境、独特心境、情感经历、个性特征,追踪她们的心路历程,探索这些文学天才的成功路径;并对作品中的事件、景观、风物做了实地考察,从心理和环境两方面研究作家心灵的外化,把握作品审美意义生成的深度背景。看来,三姊妹都属于用情感和想象来代替生活素材的作家。她们经常逸出现实空间,凭借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常的悟性遨游在梦幻的天地里。她们的创作激情显然并非全部源于人们的可视境域,许多都出自最深层、最隐蔽、含蕴最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们一无例外地抱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渴望得到爱神的光顾,切盼着有一个理想伴侣。却又绝对不肯俯就,要求“爱自己的丈夫能够达到崇拜的地步,以致甘愿为他去死,否则宁可终身不嫁”。这样,现实中的“夏娃”也就难于找到孪生兄妹般的“亚当”,而盛开在她们笔下的、经过她们浓重渲染的爱情之花,只能绽放在虚幻的想象之中。这是一种灵魂的再现,生命的转换。作品完成了,作者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

从这里我认识到,生命体验和情感是相通的。这次亲身体验,使我对勃朗特三姐妹、对哈沃斯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半年过去了,想起来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原来,我已经把对于天才女作家的崇敬、爱怜和悼惜之情,留在那孤寂的山村,也永生永世栽植在心里。正是带着这种浓烈的感情,我写出了散文:《一夜芳邻》。对于一个作家,如果说生命体验、人生感悟是根基,是泥土;那么,形而上的思考和深厚的情感便是它所绽放的两枝绚丽之花。情感对于文学作品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文学存在的依据就是表现人类情感的需要。罗丹说得很干脆:“艺术就是感情。”尤其是散文作品,如果缺乏情感的灌注,缺乏良好的艺术感觉,极易流于幽渺、艰深、晦涩的玄谈,以致丧失应有的诗性魅力和艺术感染力。

就本质来说,生命体验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直观性,艺术在进行形而上的探索时,不可能借助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直觉的感悟;一个是超越性,生存苦难、精神困惑等体验活动要转化为艺术感觉,还须超出客观实在的局限,虚构出一个灵性的艺术世界。唐人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讲过一个故事:春秋时期,伯牙学古琴于成连先生。他掌握了各种演奏技巧,但是,老师感到他演奏时,理解得不深,单纯地把音符演奏出来,少了点神韵,未能引起欣赏者的共鸣。这天,成连先生对伯牙说:“我的老师方子春,居住在东海,他能传授培养人情趣的方法。我带你前去,让他给你讲讲,可以大大提高你的艺术水平。”于是,师徒二人备了干粮,驾船出发。到了东海蓬莱山后,成连先生告诉伯牙:“你留在这里练琴,我去寻觅师傅。”说罢,就摇船渐渐远离。十天过去,成连先生还没回来。伯牙在岛上等得心焦,每天调琴之余,举目四眺,面对浩瀚的大海,倾听澎湃的涛声;远望山林,郁郁葱葱,幽深莫测,近旁不时传来群鸟啁啾、振翅飞扑的声响。这些各有妙趣、奇特不一的景象,使他心旷神怡,浮想联翩,感到自己完全融汇进去,情趣高尚了许多。这时,伯牙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激情,要把自己的感受谱成音乐,于是他架起琴来,把满腔情感倾注到琴弦上,一气呵成,谱写了一曲《高山流水》。就在他沉潜在音乐的氛围之中,成连先生摇船返回,听到他情感真切而丰沛的演奏,高兴地说:“现在你已经是天下最出色的琴师了,你回去吧!”伯牙恍然大悟,原来这涛声鸟语就是最好的老师。此后,伯牙不断积累生活和艺术体验,终于成了天下操琴的高手。相传《水仙操》等传世名曲,也都是伯牙在这种妙悟中创作出来的。正是这种直观性与超越性的统一,激起了音乐家探索精神最深层的冲动和敏锐感受,使艺术达到形而上的层次。

美国的一位现代诗人曾经咏叹:林中的道路叉开了两股,人却只能走上其中的一条,而把另一条暂时抛开,留给下一次。可是,对于人生来说,下次在哪里呢?人生是一次性的,人生的列车走的是一条单向的不归之路。我想过,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一定要研究哲学(当然是指突破学院化、概念化、简单化状态的那种真正的哲学)。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说到超越,说到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会想到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涵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当索福克勒斯在《俄狄浦斯王》中提出“斯芬克斯之谜”的时候,当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借助主人公之口发问:“活下去还是死”的时候,当屈原在《远游》中长叹:“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的时候,当陈子昂登幽州台感慨悲吟:“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时候,我们都会从这些人生的苍凉叩问中,感受到一种深刻的超越性。可以说,伟大的艺术家与平庸的艺匠的根本分野,就在于是否具备这种超越性的感悟。

诚然,艺术是对人生的表现,而哲学是对人生的思考,它们存在着实际差别;文学创作归根结蒂要依赖于形象、情感和体验。但无论是形象还是情感、体验,都须经过形而上的思考,实现内在的超越。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艺术杰作的,必然在有限的形象中包含着无限的意蕴。艺术大师梵高有一幅著名油画,叫《农鞋》,画面简单得很,就是一双粘满泥土、黑乎乎的沉重的农鞋,连起码的背景都略去了。但是,显然这不是一般的静物写生,经过艺术的炼化,它已成为农民悲惨命运的一种象征。海德格尔称这幅画为杰作,说:“鞋具磨损的内部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陡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与滞缓。⋯⋯这器具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这些都是艺术感觉,但显然已经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通过这慧眼独运的诗性解释,揭示出画作的审美意蕴和艺术价值。

借鉴这种手法,我写过一篇《终古凝眉》的散文,视点集中在浙江金华八咏楼的李清照的一尊塑像上,我想从她那双似颦似蹙、轻颦不展的凝眉,揭示出她的悲凄愁苦的内心世界。易安居士的词溢满了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和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但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方面。如果抛开家庭、社会、政治环境,单从人性本身来探究,也即是透视用生命创造的心灵文本,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这种悲凉愁苦很早就植根于她的本性之中。这种与生命同构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关键所在。就是说,她的多愁善感的心理气质,凄清孤寂的情怀,以及孤独、痛苦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有其必然的因素。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内容单调,没有向外部世界扩展的更大余地,只能专一地关注自身的生命状态和情感世界。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聪明绝顶、识见超群、内心世界十分丰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两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经过发酵、沸腾、爆裂、喷涌,产生独特的灵性超越。反过来,对于本性中所固有的深度的苦闷、根本的怅惘,这无疑又是一种诱发,一种呼唤,一种催化与裂解。如何解脱这种精神上的苦痛,满足其高层次的需求?在她来说,唯有仰赖真情灼灼的人间至爱。而现实中的爱是极度苍白、脆弱的,经受不住一点点的风雨摧残。这样,她就必然陷入饱尝凄苦,心境透底苍凉的绝境之中。而这一切,恰恰为她的艺术创造提供了不竭的灵泉。

三、自在的心态与不懈的追求

对于散文作家,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作品的艺术魅力。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人类精神与心灵秘密最为自由的显现方式。只有具备自由、自在的心态,具备不依附于社会功利的独立的审美意识和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才能真正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可是,这对于一个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谈何容易!现代人终日处于困惑、焦虑、惊惧之中,举止匆忙,心情浮躁,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我也同样生活在滚滚红尘里,经受着各种各样的心灵羁绊,思想观念上的束缚,市场、金钱方面的物质诱惑,都曾摆在眼前,而且,仕途经历又使我比一般作家多上一层心灵的障壁。好在我一向把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看得很淡;也不过分看重别人怎么看待自己,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我行我素的定力。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我特别欣赏苏东坡的《定风波》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我的几篇言志的散文:《从容品味》、《安步当车》、《收拾雄心归淡泊》、《华发回头认本根》,都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来的。本来我是教书的,是报纸副刊编辑,中途跌进了宦海,像陶渊明说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样,时间(也就是生命)再也不是完整的了,分割得很零碎;尤其是个性、情怀、思维方式都要受到影响,有时还得戴上人格面具,时日一长,必然要失掉本我。上面说到的摆脱俗务包围,保持一片心灵净土,着眼点就在于返回自我,从“久在樊笼里”,到“复得返自然”。

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习惯,每天晚上八点钟睡下,早上很早就起来散步,许多文章的构思都是在散步中完成的,有时夜半醒来,获得了灵感,立刻开灯记录下来。看云、做梦,也是我实现妙悟的方式。比如,我曾从天空云朵的奇幻变化,想到了萧红的整个生命历程。当我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时,就联想到这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孤寂地坐在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凭空遐想;而当一抹流云急速地逸向远方时,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流离颠沛的生涯;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联想到这有如“二萧”的两颗叛逆的灵魂的契合,结伴跋涉,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方了;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入青空悄然泯灭,我便抑制不住悲怀,为天涯沦落的才女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而深情悼惜。

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此外,一切都看得很轻。我写过一首《写怀寄友》的七律:“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襟抱春云翔远雁,文章秋月印寒汀。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可说是真实写照。人事的纷争、世俗的诱惑消解之后,剩下来的只是创作中的焦思、困惑。但这种创化中的苦恼和世俗的忧烦不同,焦灼过后常常是成功的欢愉。自在、自如的心境,不仅带来美的享受,而且为灵魂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

应该承认,这种心态的培植,大大得力于庄子。庄子把身心自由看得高于一切,追求一种“无待”的也就是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不凭借任何外在的依托,超越世俗的一切。他从人本学出发,要求恢复自由的人的生命存在,即通过超越伦理规范和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感性认识相对性和理性思辨有限性的困扰,使个体生命得以解脱,从而获得一种全新的心理体验。这对我有重大而直接的影响。我很小就读了他的书,当时虽然并不完全懂得它的奇文胜义,可是,庄子的形象却一直活在心里:瘦骨伶仃的身材,穿着打了补钉的“大布之衣”,住在穷闾陋巷之中,靠编织草鞋来维持生计,精神上却又是无比富有的。庄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他笔下的井底蛙、土拨鼠、多脚虫、尥蹶子马,蝴蝶、蜗牛、鸣蝉、野雉,还有龟呀、蛇呀、鱼呀、鸟呀,都是我们日常接触过的,眼熟得很;至于那栖身于邈姑射山上的“肌肤若冰雪”、“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仙人,对于小孩子就更具吸引力了;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神仙要比乡下的屯长、保长熟悉得多,因为早在杨柳青年画里就都露过面,一直伴随着整个童年。而且,那些仙人也好,动物也好,一个个通情达理,和蔼可亲;故事里面还都寄寓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人说,全部中国思想与智能结晶于《庄子》的哲思;起码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渗透力是巨大的。正是这种生命体验和艺术精神,滋育了后来的魏晋风度,成就一种超拔的人生境界和心灵状态,开启了渊源不竭的艺术资源。难怪美国著名学者H.米勒要说,不懂得道家学说,就无法理解中国文学。

我在散文创作中,得益于庄子者实在很多。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指出,我的整个散文创作鲜明地渗透着庄子的艺术精神。庄子的“乘物以游心”的诗性人生,为我培植超拔、自在的心态提供了有益的滋养;而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的艺术精神,包括经过现代化转换的艺术视野,更成为我治学与创作的一种深度背景和可贵的富矿,成为展现艺术人生的生命
底线。

这里我想谈一下《两个李白》这篇散文。当时的出发点是,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龚自珍说,李白是“并庄、屈以为心”的。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结果“蚌病成珠”,这悲剧性的命运倒成为产生天才诗作的深厚基础和内在动力。看来,历史老仙翁很会捉弄人,通过揭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背反,和李白开了个大玩笑:本来他志不在于诗文,最后竟以诗仙身份攀上荣誉的巅峰;一心渴望建功立业,偏偏又政坛失意,屡试屡败,直至落拓穷途,跌入人生的谷底。亏得李白远离魏阙,未得登龙入仕,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的丰姿,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因失去这颗耀眼的明星变得无边的暗淡。这该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前面说到了我努力保持一副自在、自如的心态,希望不致被误解为安于平庸,无所作为。实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抛开世俗功利,正是为了把全副身心投入于不懈的艺术追求。这种艺术追求,不关乎数量的积累,主要是渴求一种质的飞跃。对于已经产生一定影响的作家来说,我觉得,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不断地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这是一个关隘。我们可能都注意到了,作家获取成功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飞冲天,暴得高名,以后再很少突破,呈静态式发展;另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精进不已,始终处于动态之中,呈现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我更喜欢后一种。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感觉,总在展现新的创化,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慨叹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端出来,“外甥打灯笼—照旧”,也没有什么看头。

由此我想到了英国现代著名诗人叶芝。他在七十四年的生命历程中,生生不息,不断地超越自我。19世纪90年代他倾向浪漫主义,后来接触现实多了,诗风转向劲健坚实,晚期更趋成熟,哲理性强了,想象力激增,大大发展了象征主义。三个阶段中,每一段都留下了大量好诗,风格却显著不同。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他有许多重要诗作完成于七十岁之后。人们说他老而益狂,狂得漂亮。早于叶芝三十几年的易卜生,情况与此非常相似:他活了七十八岁,早期剧作取材于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也是浪漫主义的,中期剧作以反映社会问题为主,属于现实主义,晚期剧作以心理分析为特征,同叶芝一样,进行象征主义的探索。叶芝于19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易卜生也取得了世界性声誉。他们当然都是文学天才,是无可企及的;但其成功之路却给我们以启发和鼓舞。起码对这条根本性的经验,即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尽一切努力培植旺盛的创造活力,我是牢牢记取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评论家李晓虹博士在《未完成的王充闾》这篇文章中说:“王充闾在散文创作的途程中,以一颗永不宁静的心体现着创造的痛苦与欢欣。⋯⋯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行进。未完成是一种状态,在未完成中生命还在年轻。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向前奋飞:不断创新,不断发展。”

说到创新,就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锐减,更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难免处于自我陶醉状态,再看不到缺陷;名声大了,到处都来约稿,文章随地都能发表,很容易出现粗制滥造现象。人一成名,便不再属于自己,会逐渐地融入到“喧哗与骚动”的社会浪潮之中,从此,将告别宁静,告别超然,告别本我。所以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当代小说家苏童讲: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但是,所谓个性与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厌旧的读者日久必然生厌。而作家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于是,他们就停留在原地筑巢,就像鸟不肯飞离老巢一样。这段话,我感觉很深刻。他说得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风格不放,就像鸟老是卧在自己的老巢上。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唯一途径,就是无所顾恋地把自己打碎,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据我个人体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不能在恭维声中忘乎所以,不能“醉中忘却来时路”,尽量避开浮华与喧嚣,做低调处理;再就是,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比如,在知识构成上,我就承认自己有明显的缺陷—不会外语,域外的东西接触得不多,根柢很浅。因此,就拼命地读马克思,读黑格尔,读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读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学习借鉴新的学术思想,获取新的知识,以救治那种“偏枯”状态;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努力保持上进的劲头,生命的活力。我经常关注并乐于接受各种新的事物,比如,早在1994年,就学会用电脑写作,经常同那些“鸡”呀(计算机)、“猫”呀(调制解调器)、“鼠”啊(鼠标)打交道,享受网络世界的无穷乐趣。同时,结交一些年轻的文友,互相用“伊妹儿”传递文稿,切磋学问,从他们那里求索新知,汲取活力,激活思想,尤其重视卓有见地、具有思想锋芒、肯于给我挑毛病的诤友。这样,不管生理年龄如何,就可以永葆年轻的生命状态。

实际上,所谓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而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理性思维中的创造活动,情感中的一股勃勃朝气。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人类才出现了老人。岁月可以在皮肤上留下皱纹,却无法为灵魂刻上一丝痕迹。忧虑、恐惧、缺乏自信,才使人佝偻于时间的尘埃之中。只要心灵深处的无线电台不停地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保持年轻。而一旦这座无线电台坍塌了,你的心便会被悲观绝望的寒冰酷雪所覆盖,你便衰老了—即使你只有二十岁。这段话的意思很好,可以作为人生的座右铭。不过我得声明,这是美国作家塞缪尔·乌尔曼七十多年前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摘要,我只是“文抄公”而已。



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9年3月19日)


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说说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如何以一种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问题。现实关怀的含义很广泛,我在这里指涉的是关于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体现在对于现实人生与人性的关注,诸如人生的困境、生存的焦虑、命运的思考、人性的拷问等各类问题。

几十年来,对于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我一直是情有独钟的,这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我的祖籍是河北大名府(曾是北宋时期的陪都,当时称作北京),千百年来,这里传承下来说书讲古的传统,陆游诗中描写的故乡山阴的情景:“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从前在大名也可以看到。祖辈上,据说是由于河水泛滥,村屯成为泽国,一支王姓家族迁徙到山海关外的医巫闾山脚下,连带着也就把这种说书讲古的风习带了过来。农闲时节,人们吃过晚饭,聚在场院,手里挥着大蒲扇,“脏唐臭汉”、“南朝北国”,讲起来没个完,听起来没有够。

我们那里自然环境很特殊,村落紧靠着大苇塘,秋风起处,蒹葭苍苍,芦花飞雪。在这种自然条件下,土匪可以任意出没,成帮结伙,“乱马盈花”,转瞬间又踪迹全无。那里有句俏皮嗑儿:“三人行,必有一匪焉”,用来形容土匪的繁多。土匪在当地,有个雅号,人称“胡三太爷”;日本鬼子则叫他们“红胡子”,从来不敢沾他们的边,一提起他们,就说:“红胡子,大大地可怕呀!”结果,这里就成了一片“化外”荒原。官办学堂也有,但要走出十几里路,太远了,我的叔父就创办了一所家塾。他在老东北军里谋过差事,既满腹经纶,又颇有积蓄,朋友中正好有一位老学究,他便请过来给自己的儿子和我开设了专馆。我们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入手,接下来读“四书五经”,尔后是左史庄骚、袁王《纲鉴》、《昭明文选》、《古唐诗合解》,等等。整整读了八年,打下了比较坚实的文史根基,也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厚兴趣;直到共和国成立,我才正式进了学校,就读中学、大学。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此论首倡于元代的郝经,后经清代的章学诚系统地提出,意思是易、书、诗、礼、乐、春秋这六种经书都是夏、商、周三代典章政教的历史,龚自珍、章太炎都认同此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历史,进了中学以后,“正史”之外,还接触了一些演义类小说和咏史诗以及中外的历史剧。司马迁的《史记》在私塾里早就读过,始终爱赏不置;我还喜欢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和鲁迅的《故事新编》。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照黄裳的话说,“是学者散文的典范作品”。而到了黄裳笔下,就成批地出现了,《花步集》、《锦帆集》、《金陵杂记》,不下六七本,1960年代还有翦伯赞的《内蒙访古》,都可以说是今天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看来,这种文体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产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由某某人始创。只不过当时没这么命名。当然,现在的这种叫法,“历史文化散文”也并不十分确切。

喜欢历史文学,似乎也并非我个人的偏好。当前,尽管有些历史散文作品不能尽如人意,有的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作家心灵与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但读者群仍然是很大的。这有点像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和一些历史小说,那么饱遭非议,观众、读者还是非常多。这又是为什么呢?对此,我做了一些思考,也曾向文友们求教。这次率领大陆作家到台湾访问,我同当地一些作家、学者、出版商(因为我在尔雅出版社和知本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过散文集,结识了他们的老板),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他们都讲,大陆在台湾出版的,历史小说和以历史为题材的散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读者群不小。

综合多方面的认识,读者之所以欢迎历史题材作品,我想,可能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苏东坡、李后主、康熙帝、曾国藩等等),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长期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特别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

就作者而言,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以历史写现实的传统,郭沫若写《棠棣之花》、《三个叛逆的女性》、《湘累》等历史剧,都是借历史人物表现自己的见解,或者借以传播某种思想的。

至于中国大陆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呈现繁荣发展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散文、写景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前面说过的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映,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散文的出发点。在创作实践上,我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纯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了。这里有个突出事例,就是唐人杜牧的《阿房宫赋》。从前读这篇散文,只是沉浸在优美的词章里,至多领略一点小杜的“发思古之幽情”。可是,后来读《樊川文集》,看到《上知己文章启》,方知他是借古讽今,旨在劝诫唐敬宗不该大兴土木。《启》中写道:“宝历(敬宗年号)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这篇赋文就写在宝历二年。当然,文中并未直涉时事,而是批评一千年前的“秦人”,属于“隔代监督”性质。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恩来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他的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结果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一米七三的个头,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公斤半的体重。住院二十个月,经过大小手术十三次,输血八十九次,浑身上下插满了各种管子,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可是,他在临终前却郑重嘱咐:“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周总理的朋友很多,结交了大量党外朋友。他秉承着传统的“我有恩于人不可不忘也,人有恩于我不可或忘也”的古训,哪怕是别人的一点点好处,所谓“滴水之恩”,他都永不忘怀。长征途中,他患病高烧,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参与用担架把他抬出草地。多少年过去,他一直记怀着这件事。1954年杨立三因病去世,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不顾工作繁忙,亲自参加追悼会主祭,最后还坚持要抬棺送葬,体现了一种平等而深挚的同志之情。我在文章中写道:“不能忘记老朋友,这句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是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的金玉良言。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这篇散文发表后,反响极为热烈,许多知名人士,有的是老专家、老干部,写信或打电话给我,说是“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原因在于它触摸到人们的“情意结”。我们在过去“政治运动”中,有时确是翻脸不认人,把老朋友忘得一干二净,甚至一脚踢开。像张伯驹所慨叹的:“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说到张伯驹,令人感慨万端。出于爱国至诚,他将一生中倾家荡产买下的视同生命、价值连城的书画等国宝,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可是,却因坚持上演封禁的《马思远》一剧竟被划成右派。至于在革命、建设时期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过巨大贡献,而在“反右”、“文革”中被错划为右派、打成反革命,甚至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的,更是所在多有。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这类“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

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文中说: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
义的。

在一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我倡导领导干部要主动地交朋友,尤其是党外的朋友。我说,实际上,大量的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你的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交相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正所谓“势衰而交绝,利尽而情疏”。要真正结交朋友,必须待人以诚,推心置腹,志同道合,声应气求。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第二点,这些历史文化散文,大多形成系列的组合。像爱情系列,我写了勃朗特三姊妹的“求不得”,陆游与唐婉、纳兰与卢氏的“爱别离”,乾隆与香妃的“厌憎会”,写了朱淑真的大胆泼辣、无所顾忌,于凤至的痴情苦恋,歌德的割情断念。还有人生困境、人性纠葛的系列,写了李清照的愁,曾国藩的苦,李鸿章的无奈,严子陵的逍遥,纳兰性德的难言之隐,瞿秋白的内心矛盾,张学良的复杂个性,李白、李煜、赵构人生定位所造成的困惑。此外,我还写了友情系列、文士系列、帝王系列等等。有评论家说是体现了清醒的文体意识;有的概括为“工程意识”。实际上,写作当时并没有像完成一部学术专著那样,先有一个总体构想,然后写出各个篇章。这所谓系列是后来归纳出来的。这些文章的形成,都是在现实中对于人性弱点、人生困境、命运抉择中的种种困惑有了一种深刻的感悟,然后从烂熟于心的史海中找到种种对应人物来“借尸还魂”。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

我写秦始皇,说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无情。

我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说“天骄无奈死神何”。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归来,在六盘山下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没有征服的就只剩下死神了。他不想死,也没有“人皆必死”的心理准备,他忘记了“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语)。他同许多权势者一样,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丧失的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死不起也得死,就在他说过这番话半年之后,阎罗王就把他召唤去了。

我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说开基创业的老皇帝,忧危积心,机关算尽,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归咎于“天意”,说“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其实未必尽然。且不说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来就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第三点,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省市作家协会的领导,劳形苦心,精疲力竭,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还有的大学,选了顶尖级的专家当校长,也遭遇了同样处境。履新伊始,他们原都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而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却缺乏透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古人的精神血脉有一些还流淌在今人身上。章太炎是一位学术大师,他也说过“学术与事功不两至”的话;但他的弟子周作人却说他:“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他的另一位弟子王仲荦也说:“老师本是学者,而谈起学术来昏昏欲睡。老师本不擅政治,但一谈到政治则眉飞色舞。”幸好太炎先生最终还是“身衣学术的华袞,粹然成为儒宗”,而没有“登庙堂之高”,否则后果也可想而知。当然,我这样说,绝不是认为文人、学者不能参与政事,而是主张选择适合发挥自己特长的方式和路径。西方知识分子一般不是直接介入,而是致力于社会、文化、学术批判,担当社会与民众的导引者,并不直接“挂套
拉车”。

第四点,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在散文《驯心》中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依附于权势,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委屈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事,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总之,这些文章作为表达倾向的载体,把观念交给了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做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看来,苏东坡当年读《汉书》,采用“八面受敌法”,层层递进,“每次作一意求之”,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很难设想文学作品没有细节描写,因为它最能反映人物的情感与个性。《史记》中写汉初名相“万石君”石奋一门恭谨,就采用了大量细节。石奋的长子石建谨小慎微,有一次书写奏章,皇帝已经批回来了,可是,他还要反复检视,终于发现“马”字有误:这个字四点为四足,加上下曲的一笔马尾,应当是五笔,现在少写了一笔。他惊慌失措,唯恐皇帝发现了怪罪下来。石奋的少子石庆,一次驾车出行,皇帝在车上问有几匹马拉车,他原本很清楚,但还是用马鞭子一一数过,然后举起手说:“六匹。”小心翼翼,跃然纸上。太史公通过这些细节,写出了当时官场中那种终日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人人自危、恭谨自保的政治风气。

明代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这就触及到散文写作中想象与虚构这一颇富争议的话题。近年来,随着新生代作者的闯入,小说家、学者的加盟,以及跨文体写作的大量涌现,散文创作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特别是作家的主体意识在不断增强,已不满足于传统散文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大胆引进西方的多种表现手法,吸收其他文学门类的写作特点,辅之以象征、隐喻、虚拟、通感、意象组合等艺术手法,意识流动,虚实相间,时空切换,场景重叠,使散文向现代性、开放性拓展。

这次大陆作家访问台湾,到日月潭观光,接待我们的是南投县文化局长,他是一位文学博士。在同我们交谈时,他直率地说,总觉得作家们想象力不足,束手束脚,过于拘谨,并举出一些实例。他还谈到,有一次访问日本,见到了杨贵妃的墓,便问有关人士“根据何在”。答复是:“你们中国古代的白居易写得很清楚嘛!”博士反诘:“杨贵妃不是死在马嵬坡吗?《长恨歌》里分明讲:‘六军不发无奈何,婉转娥眉马前死。’”答复是:“《长恨歌》里还讲:‘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海上仙山在哪里?就是日本嘛!”博士说:“这种颠倒迷离的仙境,原都出自当事人与诗人的想象。”答复是:“什么不是想象?‘君王掩面’,死的是丫鬟还是贵妃,谁也没有看清楚;所以才说‘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就这样,生生造出一个“贵妃墓”来,结果还振振
有词!

历史散文创作讲求真实,关于史事的来龙去脉、真实场景,包括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举止行为,都应该据实描绘,不可臆造;可是,实际上却难以做到。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脱离不了文本性,历史文本乃是文学仿制品”、“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论点,我们且不去说;这里只就史书之撰作实践而言。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论述:“《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分,假之喉舌,想当然耳”,“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謦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原来,“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其实,早在宋代,著名理学家程颐对此就有清醒的认识。当学生问他“《左传》可信否”时,他就回答:“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

我们再来看被奉为信史和古代散文典范的《史记》。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详细记录了鸿门宴的座次,说是项羽和他的叔叔项伯坐在西面,刘邦坐在南面,张良坐在东面,范增坐在北面。何所据、为什么要作这样的交代?所据不过两点:一是汉代客主相会的礼仪;二是故事情节的需要—因为有范增向项羽递眼色、举玉玦,示意要杀掉刘邦的情节,他们应该靠得很近;还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而项伯用自己的身体掩蔽刘邦,如果他们离得很远,就无法办到了。

司马迁写作《项羽本纪》大约在公元前94、95年前后,而鸿门宴发生在公元前206年,相距一百一十多年,当时既没有录像设备,而战争年代也不大可能有关于会谈纪要之类的实录,即使有,也不会详尽到记载座次。显然,这里存在着想象。

中国文学史上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古文观止》中有一篇《象祠记》,作者为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当时,贵州灵博山有一座年代久远的象祠,是祀奉古代圣贤舜帝的弟弟象侯的。当地彝民、苗民世世代代都非常虔诚地祀奉着。这次应民众的请求,宣慰使重修了象祠,并请放逐、谪居此间的王阳明写一篇祠记。对于这位文学大家来说,写一篇祠记,确是立马可就;可是,他却大大地踌躇了。原来,据《史记》记载,象为人狂傲骄纵,有恶行种种。他老想谋害哥哥舜,舜却始终以善意相待。现在,要为象来写祠记,实在难以落笔:歌颂他吧,等于扬恶抑善,会产生负面效应;若是一口回绝,或者据史直书,又不利于民族团结。反复思考之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判断象的一生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段是个恶人,而后段由于哥哥舜的教诲、感化,使其在封地成为泽被生民的贤者,因此死后,当地民众缅怀遗泽,建祠供奉。《象祠记》就是这样写成的。其中显然有想象成分,但又不是凭空虚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爱弟弥谨”、“封帝象为诸侯”的记载。据此,作者加以想象、推理,既生面别开,又入情入理。用心可谓良苦。

这在西方也早有先例。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演说辞占有四分之一篇幅。修氏自己承认:“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确实词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来源告诉我的人,也觉得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们说出的话语来。”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我以为一种故事的真相究竟如何,当世的人也未必能知道真确,何况我们这些晚辈。”这话不假。我们都看过《罗生门》这部影片,对于事件的真相,在场亲历者言人人殊。所以,有人说,“史,就是人们口上的一撇一捺”。看来,坚持历史事件包括细节的绝对真实,“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当然,这种“虚构”必须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要在尊重客观真实和散文文体特征的基础上,对真人真事或基本事件进行经验性的整合和合理的艺术想象;同时,又必须避免小说化的“无限虚构”或“自由虚构”。这是所谓“限制”的一个方面,是就程度与范围而言;还有散文种类的限制,有些门类的散文是不能虚构的,比如,关于现实中的亲人、友人、名人以及回忆性、纪念性文章,就绝对不应含有虚构成分。因为这类散文美学效果的实现,是借助于其内容或主体的丰富而特殊的客观意蕴,真实与否,影响是至大的。

交代过这样一个前提条件,再说一下我在处理细节描写、心理刻画上的一些实际体会。那年我到浙江金华去,在八咏楼看到了一尊李清照的塑像。我站在她的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对着她那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似乎渐渐地领悟了或者说捕捉到了她那苍凉身世和饱蕴着凄清之美的喷珠漱玉的词章的神髓。回去后写了一篇名为《终古凝眉》的散文。像写曾国藩集中在“苦”字上,我写晚年的李清照集中在“愁”字上。不是有人说“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含愁”吗?愁,是《漱玉词》中一个关键词。“薄雾浓云愁永昼”,“一种相思,两处闲愁”,“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我发现,悲凉愁苦根植于易安居士的本性之中,弥漫于她的整个生命历程。这种生命原始的悲哀在天才心灵上的投影,正是诗人之所以异于常人的根本所在。由于她自幼生长于深闺之中,生活空间狭窄,生活内容单调,没有更多的向外部世界扩展的余地,因而,作为一个心性异常敏感、感情十分复杂的女性词人,她要比一般文人更加渴望理解,渴望交流,渴求知音;而作为一个才华绝代、识见超群、具有丰富内心世界的才女,她又要比一般女性更加渴求超越人生的有限,不懈地追寻人生的真实意义,以获得一种终极的灵魂安顿。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相生相长,必然生发出一种独特的灵性超越与不懈的向往、追求。

创作中,我注重运用联想的手段,展开心理描写。我有一篇名为《人生几度秋凉》的散文,写张学良晚年在夏威夷。他在那里住了八年,几乎每天傍晚都要到海边闲步(多数是坐轮椅)。我从三千个傍晚中选出三个晚上,突出刻画他的微妙的心理活动。一个晚上,写他刚到这里的思乡怀土之情:“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太平洋上晚风骤起,波涛汹涌而来,“他当是从滚滚的洪潮中听到昔日中原战马的嘶鸣,辽河岸边的乡音喁喁,还有那白山黑水间的风呼林啸吧?不然,他怎么会面对波涛起伏的青烟蓝水久久地发呆呢!看来清醒的日子总要比糊涂的岁月难过得多,它是一剂沁人心脾的苦味汤,往往是七分伤恸掺合着三分自惩”。

散文中记下了一个真实的细节:“不经意间,夕阳—晚景戏里的悲壮主角便下了场,天宇的标靶上抹去了滚烫的红心,余霞散绮,幻化成一条琥珀色的桥梁。老人深情凝视着这一场景,过了许久,忽然含混地说了一句:‘我们到那边去。’护理人员以为他要去对面的草坪,便推着轮椅前往,却被一荻夫人摇手制止了。她理解‘那边’的特定含义—在日轮隐没的方向有家乡和祖国呀!老人颔首致意,微笑着向夫人招了招手。故国,已经远哉遥遥了。别来容易,可再要见她,除去梦幻,大约只能到京戏的悠扬韵调和‘米家山水’、唐人诗句中去品味了。世路茫茫,前尘隔海,一切都暗转到苍黄的背景之中。人生几度秋凉,一眨眼间,五陵年少的光亮额头,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道道辙痕、条条沟壑。”

另一个晚上,写他的旷达、超脱,忘怀得失,拿得起放得下,“英雄回首即神仙”;讲他幽默、乐观,富有情趣,充满了人格魅力。

第三个晚上,写这位百岁老人的孤寂情怀。夫人赵一荻去世了,他孤苦无依,觉得长寿是一种苦恼。他不仅送走了关押他五十四年的蒋家父子,送走了两个妻子、多数子女,几位常相过从的老朋友也相继谢世,只剩下他形影相吊,孤鹤独栖了。不过,长寿也是一种机缘,如果他早夭,只活过二十岁,那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若是三十五岁以前死掉,“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就得背到棺材里;后来他有幸发动了西安事变,成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当然,长寿更是一种挑战,有些人早一点死可能更好。马克思就曾说过:“拜伦在三十六岁逝世是一种幸福,因为拜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的资产者”。最典型的还是汪精卫。晚死,就有一个“晚节”问题。如果张学良在获得自由后接见记者,对他过去的英勇行为全盘予以否定,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类文章在写法上,我借鉴了外国电影《戈雅在波尔多》和美国小说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它们都是想象的范本。西班牙著名画家戈雅晚年住在波尔多。整部电影就是通过他的回忆展现其壮阔的一生的。伍尔夫在小说中,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如同《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我写的人物、事件都有事实依据,但在有些细节上,加进了合理的想象。由于合乎人物的身份特征和性格特点,看不出什么破绽。反正是我不能证实,别人也无法证伪。

最后说说如何通过形象描写,把压扁在书册中的史料化作生动的可感可悟的场景、形象,以尽可能开阔的现代视野对史料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我在散文中赋予近代官场的标本—李鸿章以六种形象,以此串起他的一生功业和百般无奈: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原因是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如同五雷轰顶一般。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给他撑腰、壮胆,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整个讲演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我想说一句:搞文学创作是个苦差事,可说是惨淡经营,殚精竭虑,有时甚至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可是,在人心浮躁的图像符码、图像信息大密度地涌现在文化生活中的情况下,未必有多少人肯下功夫精心地去体味它、咀嚼它。尤其是散文创作,往往被认为缺乏文学性,缺乏深刻的精神蕴涵,似乎谁都能够动手去写,因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好像除了小说,其他文类都无足轻重。这个偏向,在文学评论界恐怕也不是个别的。敬请各位对散文多予关注。



散文激活历史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4年4月26日)

在我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中,文史融合的现象是最为鲜明的。上乘史学著作都是最佳的文学作品;同样,凡是传世的诗文必都具有深湛的史学意识和历史感。从发生学角度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代都有文史合一不分家的传统。作家的最初文化角色常常就是史家。比如,先秦百家诸子都是出色当行的作家,但同时又都是著名的史家。所谓“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三国时刘劭语)。文与史的自觉分家,大约是在两汉以后,主要体现在文重辞而史重事上。西方的情况大致也如此。在荷马的史诗中,史和诗的成分都是很重的。文史的判然有别,则是以后的事。

南朝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门设了《史传》一篇来讲历史散文,从文章的角度对历史著作提出了要求。就此也可以看出,从前的学人对文史融合的重视。其中有这样的话:“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物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翻译成现在的语言,就是:《左传》记事,附在《春秋》经后面,跟经文交错,文辞简约,可是,人物的姓氏、宗族不清楚。到了司马迁写列传,人物开始分别叙述,这样就很容易阅读了,后来继承的人便都效法他的做法了。

本来,实现历史与文学的媾和应该不成问题,可实际上并不简单、容易。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学和史学研究的处境似乎日见迫蹙,近些年竟然处于尴尬地步。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首先是民族虚无主义所带来的深重影响。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打倒孔家店”,对于传统文化的简单否定,而后延续几十年,直至“文革”中变本加厉,“与传统彻底决裂”,使我们长期饱受数典忘祖的文化断裂之苦;其次,近年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和全盘西化的思想影响,唯工具、唯自然科学、唯技术主义,使许多人陷入了鄙薄民族传统文化和“见物不见人”的误区,失去了主体的自主性,忽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着的现代价值或永恒价值的内涵;第三,社会转型时期人心浮躁,实用主义盛行,一些人目光短浅,从现实功利出发对待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加之,学术界本身体制化的细密琐碎的分工,存在着忽视必要的整合、超越,忽视交叉科学多维研究的倾向,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科学的普及与发展。

其严重后果已经逐渐地反映到文学创作中来。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可是,由于作家队伍中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哲学、史学根底薄弱,以及市场观念的冲击无远弗届等主客观因素促成,许多文学作品(我这里着重谈散文随笔)思想穿透力差,文化含量低,精神资源匮乏,深度背景(包括心理积淀)日益淡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文学品位的提高,窒碍着文学作品的生命力。

同样,史学著作的情况,恐怕也不容乐观。抛开学术内容,只从历史叙述角度来谈,我认为,有些著作虽然写得严肃认真,可是,却存在着辞采寡淡,忽视审美价值的缺陷,显得枯燥乏味,以致调动不起来读者的阅读欲望与审美期待。在人类符号的历史中,艺术、历史和科学是彼此相关的三个独立的领域。历史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这一地位促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叙述方式:一种是侧重于理性的、科学的;另一种是侧重于直觉的、审美的。我以为,二者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应该统一起来。《文心雕龙·情采》中正确地指出:“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兹华乃赡。”意思是,语言靠文采才能流传久远,这话是确实而应验的。思想感情既经显露出来,文采才显得丰富。毋庸讳言,比起我们的史学前辈来,文学功力不足,恐怕是当代某些史学工作者一个不容忽视的缺陷。

对于历史叙述,晚近的西方史学界十分重视这个课题,许多人在致力研究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的关系。如所周知,“历史”这个词儿,在希腊语中原初的意义就是叙述。对往事的叙述构成了历史话语。就这个意义来说,在叙述的技巧、方式和手段方面,从文学那里,史学是可以有所借鉴的。作家与史家一样,都是往事的见证人和记录者,正是通过记录与见证,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被保存在符号之中并流传下来,从而使得后人有可能去追忆和重新阐释。作为最富于历史意识的思想者,史学家在叙述与解释往事时,其最终关注点是如何揭示过去的意义,如何增加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增强创造未来历史的自觉性。从本质上讲,这是对于过去传统的一种文化反思。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当我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总是企图渗入人类现象的背后,去研究隐藏在它的深处的东西。”就所承担的这一使命来看,作家与史学家确实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

其实,文学是最富有历史感的艺术类型,甚至可以说,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刻的领悟。文学家与史学家都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都是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表现他们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因此,它们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上,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说,实现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笫上的拥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我觉得,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都应该具有深邃的哲思和精美的诗性。如果说,文史著作从诗性那里寻找到了激情的源流,在哲学那里获得了升华的阶梯;那么,通过文史联姻,可以使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欢快、生机与美感,带来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能使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把对往事的留连变成深沉的追寻,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若是杜陵无史笔,姓名恐亦少人知。”诗人吴静在这里说的是,史笔在诗词创作中断不可少,对于散文来说,何尝不是如此!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应该说,历史感对于所有写作者来说,都是进行创造性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思维训练。任何社会现象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感不仅要求写作者把具体问题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去分析,还通过提供长远、宏观的视角,对此一时段事态的发展进行全面、系统、整体的考察,从而探赜发微,洞悉底里。

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我十分艳羡历史学家和史学工作者,他们凭借创造性的艰辛劳动,使自己能够突破时空的限界,腾身于人类无限广阔的区间,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识背景和时空意识,洞察人生,俯仰今古,从而最大限度地延长了寿算,扩展了阅历,开拓了视野,强化了思维;加之,他们由于熟悉其他的文明环境,善于运用比较的武器,因而能够突破前人的窠臼和固有的种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形成一种可贵的批判精神。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像朱自清笔下的闻一多那样,不仅能“在历史里吟咏诗”,而且更“要从历史里创造‘诗的史’或‘史的诗’”,搏动着一颗不老的诗心。他们无疑是我在散文创作中学习、借鉴的榜样。

我从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恰当地融进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也会使单调的丛残史迹平添无限的情趣。

几年前,我曾有中州之行,先后访问了开封、洛阳和邯郸三座历史名都,漫步其间,脑子里弥漫着无数诗文经史,翻腾着春秋战国以来几乎整部的中华文明史的烟云。这些曾经繁华绮丽的历史名都,历经百代沧桑,许多当年的胜景已经荡然无存,但在故都遗址上,却有沉甸甸的文化内涵积存在那里。回来后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组《面对历史的苍茫》的散文。这些散文,没有停留于记叙曾经发生过的史事(尽管这也是颇有教益的),而是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了作者对于社会发展和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

“陈桥崖海须臾事,天淡云闲今古同。”漫步陈桥驿的古镇街头,玩味着前人何希齐这两句诗的深刻意蕴,不禁浮想联翩,感慨系之。的确,从赵匡胤在这里兵变举事,黄袍加身,创建赵宋王朝,到末帝赵昺在元朝铁骑的追逼下崖州沉海自尽,宣告赵宋王朝灭亡,三百多年宛如转瞬间事。可是,仰首苍穹,放眼大千世界,依旧是淡月游天,闲云似水,仿佛古今未曾发生过什么变化。“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是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深刻的哲学命题。北宋王朝已经随风而逝,但它却给故都开封留下了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文化的回音壁,使后人可以从中打捞出超越生命长度的感慨,以及关于存在与虚无、永恒与有限、成功与幻灭的
寻索。

邯郸古道上,既有炽烈地燃烧着旺盛的生命之火,借以实现自身存在的特殊价值,体现着积极用世的燕赵悲歌,也有鄙薄功业,粪土王侯,崇尚虚静无为、消极遁世的黄粱客梦,两种似乎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意旨,竟能在同一地方,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和谐地融会在一起,这不能不引发人们对于悠远的中国文化深入探究的兴趣。

在凭吊洛阳魏晋故城遗址后写成的《叩问沧桑》中,我没有重复《黍离》、《麦秀》那孑遗的悲歌和荆棘铜驼的预言警语,而是通过写废墟—悲剧的文化,展现出搏斗后的虚无,成功后的泯灭,着眼点在于阐释文学的代价。清人赵翼有两句著名的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说的就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往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是真正的乱世,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名士少有存者”。而另一方面,这个时期又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这个时期,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适,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从公元前几世纪的西周开始,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

带着探求社会文明继承、发展规律的渴望,我访问了女真族的策源地三江平原和金代的早期都城阿城,撰写了历史文化散文《土囊吟》与《文明的征服》。女真族原是十分落后的,立国当时,尚无文字。但是,他们以其冲决一切的蛮勇精神和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铁蹄所至,望风披靡,奇迹般地战胜了实力超过自己数十倍的强大军事对手,先后灭辽蚀宋,直到把北宋的两代君王俘获到五国城下。与此同时,他们也像前代的北魏、契丹,身后的元朝、清朝一样,当从塞北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接受了新的文明的洗礼,从而大大加速了发展的进程。令人深思的是,人类的文化无一不包含着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有时演进、发展的结果正好与原初的动机、愿望相背反。

金朝的结局也不例外。他们在充分享用“全盘汉化”的文明硕果的同时,也逐渐丧失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优势。从茫茫塞野的“弓刀夜雪三千骑”到繁华都市的“灯火春风十万家”,对于一个世世代代生长在艰苦环境中的民族来说,无疑是一场十分严峻的生命与生存的挑战。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接受了新的异质的文明,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作为一种异已力量反转过来诱使它走上衰亡、腐朽的末路,成为被征服者。诚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我们从辛弃疾的词里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大凡人们普遍向往的名城胜迹,总是古代文化积淀深厚,文人骚客留下较多屐痕、墨痕的所在。他们凭着对大自然的特殊感受力,丰富的审美情怀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写下了汗牛充栋的诗文,为祖国的山川胜迹塑造出数不尽的画一般精美、梦一样空灵的形象。他们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无常幻灭之感,直接与古今情事取得沟通。就这个意义来说,赏鉴自然,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当然,作为一个思想者,诗人、作家,在欣赏自然风物、人文景观的同时,也是在从中寻找、发现和寄寓着自己。

而那些遍布于名城胜迹,见诸方志、传于史简的诗文和轶闻、佳话,既为你展开垂天的羽翼去联想与发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又使你不期然而然地负上一笔情思的宿债,急切地渴望着对其中实境的探访,情怀的热切有时竟达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样,即使是新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重重梦境,返回了精神家园。此刻,那些名章妙句、鲜活形象,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尘封已久的记忆被拂去了时间的尘埃,一个个都涌动起来。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介入无尽的沧桑。你会觉得人文、历史、自然浑然聚合在一起,情不自禁地启动着内在的遐思与联想。

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作家总习惯于凭借自己的游踪,对一些名城胜迹做历史的考察与观照,对社会、人生作哲学性的反思和叩问。他们不肯停留于一般的纪游、写景、述感、抒怀,只写耳目所及的事物,只写一个横断面,而是追求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结合。他们喜欢饱蘸历史的浓墨,在现实风景线的长长画布上去着意点染与挥洒,使自然景观烙上强烈的社会、人文印迹,努力反映出历史、时代所固有的那种纵深感、凝重感、沧桑感。他们喜欢结合现实风物的描述,对历史背景作审美意识的同化,以敏锐的、现代的眼光去观照、思考和发掘已知的史料,给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生活以新的认识、新的诠释,体现创作主体因历史而触发的现实感悟,从而使作品获得比较博大的历史意蕴和延展活力。同时,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挺举起作家人格力量的杠杆,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展开深沉的人文批判,留下足够的思考空间。

因此,当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观赏现实的景物,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有厚度的艺术世界。如同诵读着古人的诗书,倾听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回音,通过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彩的效果。那民族兴衰、人事嬗变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留痕,人生悲喜剧在时间长河中显示的超越个体生命的意义,以及在终极关怀中所获得的怆然之情和宇宙永恒感,都在新的境遇中展开,给了我们远远超出生命长度的无尽感慨。

这是诗章,也是历史,更是哲学,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远者如近,古者如今,活转来的经史诗文给了我们“当下”一个时空的定位,更给我们一个打开的不再遮蔽的视界。

在这里,我们与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不再是沉重的包袱,而是为我们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此刻,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会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这种情志,包括了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

在这里,人们既从历史老人手中接受一种永恒悲剧的感怀,今古同抱千秋之憾,与山川景物同其罔极;同时,又在自然空间那里,获取一种无限的背景和适意发展的可能性。感悟到,人不仅由自然造成,也由自己造成;不仅要服从自然规律,也能利用自然规律;人死后复归于自然,又时刻努力使自己的生命具有不朽的价值。

数千年来,人类执拗地寻求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体,不过是为了摆脱自我的局限,走出自己立足的那个有限的时空交叉点。历史与文学是人类的记忆,又是现实人生具有超越意义的幻想的起点。只有在那里,人类才有了漫长的存活经历,逝去的事件才能在回忆中获得一种当时并不具备的意义,成为我们当代人起锚的港湾。

历史的脚步永不停歇,每日每时都迎来无量数的新事物,又把种种旧的事端沉埋下去。翻开数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会看到,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曾付出难以计数的惨重的代价。不要说汲取它的全部教益,即使是百一、千一、万一,对于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也将是受惠无穷的。因此,聪明的人总要努力战胜对于历史的多忘症,使前事不忘,成为后事之师。

但是,面对历史的苍茫,发微探赜,鉴往知来,谈何容易!就历史本身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看,都要大大超出已记的部分。就已记的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号,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密。难怪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


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词中,也曾慨乎其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

如果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来谈,问题可能就更加复杂了。历史与史学,在西文中是同一个词,可是,在汉语中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过去发生的史实,后者指对这些史实的记述与阐释。就是说,历史过程本身和对历史过程的叙述属于两个层面:其一,历史本体是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西方有的史学家说,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的理想的存在。这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他在历史学的认识论上夸大了历史学家主观思维的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恢复客观历史的可能性。客观历史作为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事实上存在过,与史学家或什么人的回忆与否无关,即使无人回忆它,它仍然存在过。其二,作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的叙述、历史的研究,则又是一个层面,人们无法拒绝对于历史的当代阐释,其间必然跃动着史学家灵思的轨迹。

史学家也好,作家也好,他们不能像撰写考古报告那样满足于对过去的简单再现,而应该通过叙述揭示出过去对现在的影响。由于他们对往事的材料选择、结构加工以及对其中奥义的开掘,是站在现在来重建过去的,因此,不能不受到当下认识的制约。就是说,在叙述历史过程中总是站在某个角度、某个视界来透视过去,解释过去,必然会带上叙述主体剪裁、选择、判断的痕迹。巴尔扎克说他是社会生活的书记官,但他所记录的只能是巴尔扎克所理解并加以解释的社会生活,做不到也不可能与同时代的司汤达或雨果等其他法国作家笔下的社会生活完全一致。

当前,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文学界议论比较多的,是有些作者缺乏主体意识,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坦露自我的特长,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呈现材料壅塞、史实罗列现象。应该说,散文是作者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人格魅力的直呈和创造性生命的自然流泻;散文写作是作家对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同化于内心的一个审美意识过程,是面对自身经验、自我灵魂的一种语言方式。它应该最能体现人的心性的真实存在,反映作者的人格境界、个性情怀与文学修养。散文的审美特性表现为对于美的意蕴的自觉追寻,它是作家审美倾向的坦露和倾吐。这种审美情感比小说显得浓缩,又比诗歌挥洒自如,在当代社会中,这不能不说是它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由于作家人格与情感的映现,散文往往充溢着一种浓重的情韵和气氛,并由此构成诗性的意象与意境,唤起读者心灵中的美感。散文是作者面对读者无中介交流、直抒胸臆的质朴而真挚的艺术,它直接展现着作者的思想情绪和人格精神。散文所面对的不是小说的虚拟空间,亦非诗歌的情绪世界,而是日常生活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通过这种交流,彼此饱尝着精神上相互点燃、相互激发的愉悦。

为了疗救散文主体意识缺乏、自我迷失的弊病,有必要强调现实的针对性。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积极参与和介入,属于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已逝的古人和当下的读者,作时空暌隔的灵魂撞击与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重温历史事件、把握一些背景化真实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当年,歌德也是这样批评曼佐尼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确实是这样。

一部文学史告诉我们,凡是伟大的作家,都具备很强的历史选择能力、判断能力、结构能力和想象能力。既写历史的崇高、壮烈,又写历史的沉重与苍凉;既写创造的伟力与成功,也写世事的沧桑与人生的悲剧意识。诚然,历史留存着人类以往一切活动与成就的纪录,使它们不致因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趋于消逝;但是,时空的限界毕竟又造成所有个体生命的割断、隔绝与消逝,迫使人们的情志需求有很大一部分归于落空,也使人类在宇宙中自觉的地位与作用受到局限与压缩,因此,时空条件本身,就足以给人一份难喻的怆怀。

当然,对此,伟大的作家并不是无为与无奈的。他们总是着眼于民族灵魂的发扬与重铸,或敞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双重渗透下的自我,对文化生命作真正的慧命相接,将灵魂的解剖刀直逼自我,去体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渐悟,凄苦后的欢愉;或关注历史上递嬗兴亡、人事变迁的大规模过程在时空流转中的意义,强调人情物事的文化价值,而使某些特殊人格与精神的象征挺立于时间长河之中,显示出一种宇宙的乐感与恒定感;或是夸张时间的消逝力,以致一切人事作为都隐现了终极毁灭的倾向,如此而引发一种宇宙的悲剧性与无常感。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埃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而与历史交谈。在这种对话中,过去不再是一去不复返的僵死材料,而是活生生的现在,它通过作家的叙述,重新恢复了生机。其旨归在于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这里应该体现出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应该能够反映出作家深沉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

作为一种话语形式,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只有经过读者的解读才能实现。因而,在阅读这类文化散文过程中,读者也必须经历一个对过去重建的过程,亦即在阅读中回到过去和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所谓把过去转化为现在,指的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我觉得,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这就是说,应该更多地从人性的角度,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在当今一切都物质化、市场化、功利化的进程中,寻找人的精神的着陆点。好的文化散文应该将自己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也就是说,将语言文字用心灵的感悟、用思想装备起来。散文是需要思想的。福斯特说过:“假如散文衰亡了,思想也将同样衰亡。人类相互沟通的道路都将因此而切断。”

文化散文的表述应该防止落入公共话语的俗套之中。文化散文应该充满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要有个人特殊的心灵感悟。现代人在欣赏习惯上,与过去有很大的变化,他们着眼的往往不是你一般地告知什么,而是究竟有些什么新的创见、新的发现。人们读书,习惯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而不喜欢堆砌知识,不是要证明人家的东西,而应是发掘自己的新的感悟,不是要述,而是要创。

在写法上,我觉得应该避免两种常见的偏向:一种是无视社会的存在,人与人的关联,过分看重个人的主观感觉和想象力,结果“云山雾罩”,空泛地发挥。材料不足,思想贫乏,就大量地往里注水,还标榜什么“先锋主义”,等等。一种是固守传统的老套套,把生活、历史看作纯粹的客体,缺乏主体、个性的情感介入,缺乏思想、性灵的滋养与润泽,生活的人文内容完全被物质化了。

谈到文化散文的文体特征,我觉得起码有如下几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这一点与咏史诗有些相似。尽管歌德老人曾经满怀敬意地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事情,绝大多数并不见得如何神奇诡秘。“司空见惯浑闲事”,这就难怪那些史家总是那般冷静而超然了。“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是杜牧咏赤壁之战的名句;还有白居易和元稹的诗句:“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没有太大的价值。可是,在诗人的笔下,却常常做各种出人意料却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主观猜想,以收“八面受敌”、纵横剖断之效。

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历史文化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的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在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对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历史文化散文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因此说,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是只见古人而丧失自我。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文学,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艺术、也是史笔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应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历史就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在那些纷然杂陈的感性世界的深层,总是蕴藏着一些超越日常经验、超越现实存在的某种深刻之物,有一些甚至可以说是千秋万世的终极关切和永恒话题。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深沉的历史感,缺乏艺术家的哲学思考,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向来都应该是思想大于史料的。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除了他们具有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之外,还在于他们的有力的批判意识,体现在他们所固有的对于陈腐偏见的不妥协精神上。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畛域。

说到文史联姻,学术界最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影响作品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其实,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焕乎其为文章”,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文采斑斓,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

当然,写作历史题材的游记散文,既要把历史收在笔下,把读自然、读诗、读史融为一体,又不能为历史所累。史学与文学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一个是“堂上谋臣尊俎,边头壮士干戈”;一个是“醉失桃源,梦回蓬岛,满身风露”。一个是把激情隐在冷峻的后面,要述往事思来者,探因果求规律;一个是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探索艺术的弹性“空筐”。特别是当我们面对风光胜迹,同时又寻索古人的名篇佳什的时候,对书卷与历史的多情,往往会加重情怀的负累。这时,设法走出古人,摆脱局限,找出一片“阶前盈尺之地”来创铸自己的辉煌,就是一个非解决不可的课题了。

历史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真正地着手探查,里面的文章可就多了。首先,历史是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几大要素构成的,那么,何者为主导?马克思说:“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看来,人的活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举凡时间、地点以及所发生的事件,都是以人为基准的。人们常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当然,要说简单也很简单,无非一个是人,一个是事。相传波斯王即位时,要史官为他编写一部完整的世界史。几年过后,史书编成了,多达六千卷。年纪已经不轻的皇帝,日夜操劳国事,一直抽不出时间看,没办法,只好让史官加以缩写。经过几年刻苦劳作,缩编的史书完成了,而皇帝已经老迈不堪,连阅读缩写本的精力也没有了,便要史官作进一步的压缩。可是,没等编成,他就已经生命垂危了。史官赶到御榻前,对波斯王说,过去我们把世界史看得太复杂了,其实,说来十分简单,不过是一句话:“他们生了,受了苦,死了。”这九个字,“他们”是人,“生了,受了苦,死了”是事。事是风云人是月,可看作是对历史的概括。这里“月”是中心。“烘云托月”、“云开月上”、“月到风来”,“月”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历史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是人创造并书写了历史。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人的思想,人的实践活动,亦即人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是一切史实中的最基础的事实。可以说,历史的张力、魅力与生命力,无一不与人物紧相联结着。

既然历史中人是出发点与落脚点,那么,人的存在意义、人的命运、人为什么活、怎样活,必然就都是史家关注的焦点。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反复多次强调,“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没有人怎会有事?”“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又说:“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刺激。”其实,也不单是历史学,在关注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所以,在我写的历史文化散文中,无一不涉及到历史人物。通过评价历史人物,既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能使我们从中总结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读史,主要是要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这也是钱穆先生的话。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界隔与时空障碍,进入历史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通心,就要求作家能够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理解,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察核。所谓“设身处地”,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同古人所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借用钱锺书先生的说法,就是“遥体人情,悬想时事,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二是强调理解前人,“略其迹而原其心”。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从社会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不苛求古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一条重要原则。拿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当时的古人,甚至不负责任地指责古人的错误与不足,对古今人物做牵强附会的对比,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研究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苛责前人,率意做出评判,要比感同身受地理解前人容易得多。而后者却是一切治史以及读史者所必不可少的。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李渔说过:“凡读古人之书,论前人之事者,盖当略其迹而原其心。”法国年鉴学派的著名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曾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任情褒贬。这种态度能够满足人们内心的欲望”;而“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其实,“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十分有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前辈判断是非善恶吗?”我体会他的意思,不是说不应该评判—治史、读史、写史本身就意味着评判,而是如何进行评判,按照什么尺度、采取什么态度加以评判的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有个说法,叫做“了解之同情”,首先是了解,然后才是同情。这种同情也贯穿于大师的著作《柳如是别传》一书的始终。我有一篇文化散文:《他那一辈子》,是写李鸿章的。李鸿章号称“签订卖国条约专业户”,一生中堪资批判、指责之处颇多,我在文章中从思想、修为、立身、行事方面,做了深入的发掘。不过应该承认,他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有其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有点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肯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波涛汹涌、呼呼悠悠的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学术研究,特别是写作散文,总须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作家与史家不同,文学是人学,作家选取的角度,常会跳过道德、历史的层面,专从性格、命运、人生际遇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对历史人物未必能够作全面分析、综合评价。这和《百家讲坛》那样全面地讲述史实、介绍人物不同。与此相关,我在读史、写人过程中,总是尝试着变换不同的视角,寻找不同的切入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有时是正读,有时是反读;有时是深读,有时是浅读;有时找出多种史籍,就着不同流派、不同观点比较、对照着读,有时带着悬疑、预设一些问题有目的地读。或者重视必然,或者关注偶然;或自其变者而观之,或自其不变者而观之;或者“述远者考之于近”,强调今人的本位,或者侧重理性的审视与客观的评判;或者以宏观视野勾勒出历史之经纬,研讨广阔的社会转型,或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生动、更具体、更富有个性的微观历史景象上。

依我个人体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确是千古不易的真理。通过读史,使头脑开窍,在实现知识积累的同时,获取了无限丰富的政治智慧、人生智慧。我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形成一篇篇作品。

这里关键的环节,是不断地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语)问题从哪里来?来自于“春灯走马”般的人物和万花筒样的史境。整个读解、叙述的过程,有如涉足平生未曾寓目的奇途异境,是充满着趣味与快感的。历史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历史进程中充满了种种悖论与偶然性。有时候,你看它向东逸去,结果却现影于西方;有时候,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有时候,过程奇诡,而证果却比较寻常。应然而实未然,既在意中又出乎意外,原是历史变迁的常态。

我在《龙墩上的悖论》一书的自序中曾经谈到,我常常透过大量的细节、无奇不有的色相,以及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期唤醒读者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就是说,我的读史与写史,有别于一般史家的或为搜集或为著录或为考订或为诠释的治学方式,致力于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而是以文学形式载记个人的有史有论、史论参契的读书心得。而所论也不限于理性的结论,更多的是会心的体悟、情怀的期待。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7年10月24日)

关于文学的想象与创新,先说两个例子:

美国著名女作家伍尔夫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堪称是想象的范本。她从一个斑点,瞬息间阅览了整个大千世界,像《文心雕龙》中说的:“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叙述者“我”第一次看到墙上的斑点,是在冬天,炉子里正燃烧着火红的炭块,于是,“我”由红红的火焰产生城头飘扬着红旗的幻觉,产生红色骑士跃马黑色山岩的联想。想到斑点是一个钉子留下的痕迹,由此想到前任房客挂肖像画的情景,他艺术趣味保守,认为艺术品背后必然包含有某种思想,由此推及生命的神秘、人类的无知和人生的偶然性。斑点可能是夏天残留下的一片玫瑰花瓣,联想到一座老房子地基上开的一朵花,那多半是查理一世在位时种的,于是,又勾出关于查理一世的历史,是奥地利的?匈牙利的?还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想到希腊人和莎士比亚,想到维多利亚时代。这斑点是阳光下的圆形的突出物,于是联系到一座古冢,想到了考古学。学者莫非是巫婆或隐士的后代?斑点是不是一块木板的裂纹?于是想到树木的生命,它虽然被雷电击倒,却化为生命分散到世界各处。有的在卧室里,有的在船上,有的在人行道上,有的变成房间里的护墙板。最后,认定是只蜗牛。叙述者意识还原到现实,与蜗牛的意象合而为一。

另一个例子,是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全文只有七行字:


招聘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提前一星期预付给女打字员的薪水⋯⋯(支出金额)

购买送给女打字员的花束(支出金额)

同她共进的一次一顿晚餐(支出金额)

给夫人买衣服(一大笔开支)

给岳母买大衣(一大笔开支)

招聘中年女打字员的广告费(支出金额)


账单只是冰山一样露出水面的一部分,故事的详情有待读者借助想象加以填补,组成完整的丈夫、妻子、年轻女打字员、岳母、即将招聘的中年女打字员等人物构成的意义世界。一种构想:丈夫招聘到了年轻的女打字员,并向她献媚,提前预支薪水,送花,同她共进晚餐⋯⋯结果让妻子发现了,于是妻子打闹⋯⋯丈夫迫不得已,给夫人买衣服以缓和关系,进而给岳母买大衣,以讨得妻子欢心。最后,招聘一个中年女打字员,可以推想,年轻女打字员已经被辞退了,一场风波归于平息。以广告费始,以广告费终。一笔、一大笔有区别,是付出的代价。

借助这两个创作实例,我想引出下面的话题—

应该说,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呼唤这个问题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当前文学创作的现状。众所周知,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不能创新就意味着思维的枯竭,文学生命力的衰亡。

全国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刚刚结束,还有三年前的第三届,我都担任了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有机会集中读了一百多部散文集。感到主要的缺陷是:

缺乏艺术想象力,缺乏艺术独创与深刻思想的支撑。敞开文体的边界,对于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形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设置了必要的距离,可是,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肤浅、照搬生活,缺乏深度意识,缺乏撄攫人心的艺术震撼力。有些作品是向书本中讨生活的,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灵魂不在场,基本上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而一些个性化写作,视野比较狭窄,基本上是写一己的吃喝拉撒睡、男女婚恋,小情调,小趣味,小感悟。胸襟、怀抱、情怀、视野过于狭窄。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缺乏,缺乏深度,缺乏想象力。总的是创新精神不足。

新生代散文作家具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他们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予以颠覆。“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有的使用陌生化、模糊化,使所表现的事物或者心境更加突出。他们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也能够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所欠缺。这有如时装“模特”。从实用意义讲,没有人会穿那种怪相百出的服装;但从实验意义上讲,它的作用又绝对不可忽视,它有助于启发人们的创造性思维。

可是,大多数作品想象力贫乏,思想平庸,缺乏创新精神,这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我们还可以扩展一下,跳出文学的圈子来谈谈创造力、想象力的
问题。

创造能力的产生与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想象力是灵魂的创造,是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它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马克思说:“想象力是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它的强弱往往标志着一个人精神生命力与内在生机的强弱,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盛衰、兴亡。想象力是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块重要基石。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拿破仑有“想象力统治世界”的说法。纵观人类历史,所有作出卓绝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无一不具有超强的想象力和轶群拔俗的创造才能。试想,如果没有自古以来人类“上天入地”的想象,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升空”和“地铁穿行”?由于想象力是探索真理宝库的钥匙,产生新事物的杠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所以,诗人说,想象力是一位怀着奇迹的孕妇,她给予世间一切奇迹以鲜活的生命。

看来,人类社会中一切创新成果,都在证明着想象力的特殊功用。爱因斯坦在十六岁时曾经有过“怪诞的想象”:假如我骑在一条光束上去追赶另一条光束,将会产生什么现象呢?这是他后来发明相对论的初因。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他的老师、被誉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泰勒为例,说泰勒的头脑中每天都会产生很多古怪的念头,无论碰到什么人,他都跟人家谈,希望能展开讨论。正是这种“胡思乱想”,使他对20世纪的物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军总政治部围绕着“影响军队自主创新能力的原因分析”,对我军两院院士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其中有关智商因素,院士们列出了九项:想象力、观察力、逻辑分析力、记忆力、实际操作能力、判断力、灵活性、领导能力和谋划能力。他们把想象力列为诸要素之首。原因在于想象力是创新思维重要的实现形式,想象力越丰富,就越能把有限的知识和经验充分调动起来并加以利用,就越能获得别人得不到的东西,闯入难以进入的领域。

爱因斯坦有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意思是想象力比知识的涵盖面更广、辐射力更强、作用更凸显,有更多的回报。爱因斯坦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他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在头脑里做思想实验发现的,尔后才为科学实验所证实。“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句话,已经开始取代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由此,人类文明工程正在揭开崭新的一页!

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不重要,而是认为我们学习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本身。关于爱因斯坦,有这样一个趣闻,一群大学生问询他:“光速是多少?”爱因斯坦说:“我不知道,你们可以去查书。我的脑子不是用来装这些东西的。”那么,他的脑子装的是什么?人类的知识结构像个倒金字塔,浮于表面的是成果性知识,中间层是原理性知识,最深层的是方法性知识,它是人类用于创造知识的工具,即人们常说的智慧,而智慧的背后是思维,是精神世界的思想。思维是精神世界中最瑰丽的花朵。

听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两个青年人一起开山。一个年轻人,把石头砸成碎石子,运到路边,修房子的,铺路的,都需要碎石子,可以卖钱;另一个年轻人并不把石头敲碎,而是直接运到码头,卖给那些花鸟店的商人,因为这儿的石头奇形怪状,光怪陆离,结果石头卖了好价钱。后来,不许开山了,保护植被,只许种树,这儿就成了果园了。他们把堆积如山的鸭梨成筐成筐地运到北京,运到上海,发到韩国、日本,因为这儿的果品汁浓、肉脆。那个卖石块给花鸟商人的青年人,承包了这个果园之后,他竟然把一些果树卖掉,腾出来地方种满了杞柳。原来,他看村里梨果生产发展迅速,大量需要柳条筐。五年之后,他又第一个搬进城里面搞经营。一个具有商业头脑的人有一笔钱,想给他投资,便来找他商量。一看这个人开了个服装店卖西装,正在同街对面另一个西装店的老板吵架,说:“你太损了,我的西装标价一千元,你就把同样的西装标价五百元,我标价四百五十元,你就标价四百元,我卖出了两件、两套,你卖出去二百套,你真是太欺负人了。”围观的人很多,准备前来投资的人一看,也感到很失望。两天过后他才知道,原来都是假象,实际上,两个店都是这个小伙子开的。

作为一个山里人,能够突破常规,敲碎框框,不断地出新点子、想新花样,也算难能可贵了。

开头说了,当前文学界最匮乏的恰恰是创造性思维与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他形象地说明了小说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照葫芦画瓢”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

再者,就是科幻作品严重匮乏。幻想往往成为未来科技发展的源泉,“火箭之父”戈达德说,昨天的幻想就是今天的希望,明天的现实。凡尔纳作为“科学预言家”,在作品《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中设想的远程火炮、登月、飞机、火箭、电话、电视、传真等,现今都已成为现实。研究文化理论的杰姆逊教授认为,21世纪最主要的文学形式是科幻类作品。可是,中国至今却极度缺乏这类作品。科幻类、童话类作品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出奇制胜、令人耳目一新、堪称上乘者很少。银幕上充斥着古装娱乐片、通俗历史片、世相民俗片、社会问题片。我们多的是市场筹划者、广告制作商、图书策划者、影视筹划人,这里面当然也需要想象力,但它们更多的表现为揣摩受众、顾客心理的机心,谈不上是正宗的文学幻想,而是商品、市场的附庸。

从古至今,天外星球是人类为之神往但也为之迷茫的地方。英国科幻小说作家威尔斯创作了《月球上最早的人类》,不仅描绘了宇宙航行遇到的问题和月球景色,还描写了古怪离奇的月球人都长着适合自己职业的形体,数学家脑袋巨大,警察肌肉强壮,邮差两腿细长,等等,由此组成的社会好像一幅讽刺性的漫画。当人类对地球的许多地方感到陌生时,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凡尔纳就创作《海底两万里》,幻想巨型潜艇潜入深海,探测海底奥秘。苏联科幻小说作家别里亚耶夫就创作了《北极》,展现苏联人对北极的开发情景。总之,科幻小说所要表现的情景,无论是涉及地面、地心、两极、宇宙、星球等科学没有进入的空间,还是面向过去、现在、未来时间中一些未解之谜,所针对的都是未知领域,进而提出自己的创新见解,体现人类无时无刻不想拓展已有的知识,去发现知识的新大陆,去建设一种更尊重自然、更符合群体和个人理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

当今世界许多事物在上世纪或者更早的时候,都存在人们的想象之中,通过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才逐一被实现。比如,电话、电视、飞机、火箭等被称为“逻辑脑”(左脑)的产物即将被机器人取代,人类的唯一竞争高地就是被称为“想象脑”(右脑),想象力成为资源的资源、能源的能源,成为一切力量的源泉。

作家郑渊洁有一段话很精彩:“这是禁忌相继崩溃的时代,没人拦着你,只有你自己拦着自己,你的禁忌越多,你的成就就越少,人只应有一种禁忌—法律,除此之外,越肆无忌惮越好。”

创新思维与想象力,应该从儿童时抓起。有人说,“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天真和慧眼,只属于孩子”,“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成人的世界,因为受实际生活和世间习惯的限制,所以非常狭小苦闷。而孩子们的世界不受这种限制,因此非常广大自由。”

想象是与童心相伴的,很多人长大后就失去了想象力。是谁剥夺了这份与生俱来的财富?不恰当的教育和缺乏想象力的父母与教师,不能辞其咎也。在成人的一个又一个“标准”答案下,孩子的想象力就不知不觉地被一根无形的铁链拴住了。可以说,我们不缺乏富有想象力的苗子,而缺少培养苗子的想象力的空灵观念与现实土壤。

留美教育管理学博士黄全愈讲,美国孩子学画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定模式,让孩子从现实生活到内心想象的过程中自由构图。孩子虽然画得“一塌糊涂”,但十分高兴。画完之后,只问老师“好不好”,而从来不问“像不像”。黄博士说:“回答‘像不像’,是指‘复印’得如何;回答‘好不好’,是指创造得如何。”确实是这样。模仿、复印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双手的过程,由于没有心的参与,长此以往,虽然技艺提高了,可是想象力却越来越差。有创造性的孩子,往往是用“心”画画,正是在“心画”的过程中,培养了创造力。

法国生物学家克劳德·贝尔纳曾说过:“构成我们学习的最大障碍是已知的东西,而不是未知的东西。”报载,某少儿艺术中心创办想象力绘画班,在一次习作展上,当家长们看到马被画成五颜六色、甚至长上翅膀时,他们纷纷指责绘画班误人子弟。主办方解释这是为了让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可大多数家长还是选择带着孩子离开。在生活中,类似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常常因为已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束缚,难以接受新的思维观念,因此也难以依靠想象力唤醒生命深处的巨大潜力。据说,著名作家歌德在幼年时,母亲每次给他讲故事讲到中途都会停下,然后让歌德自己想象故事的结局,并靠自己的想象力继续说下去。正是依靠这种想象力的激发,歌德才获得了天才创作的基础。

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家庭、学校和社会都负有相应的责任。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一直以来,我们重知识轻想象,重传统轻创新,重聚合思维轻辐射思维,重继承轻发展,重共性轻个性。在这样的思维方式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生,随大流的就多,人云亦云。他们可能已是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了,头脑里塞满了知识,不过是过往的记忆,也装满了思想,但大多是别人的思想,唯独缺少自己的创见,缺少自己的想
象力。

在美国,盛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名叫伊迪丝的三岁小女孩告诉妈妈,她认识礼品盒上的字母“O”。妈妈听后非常吃惊,问她怎么认识的。伊迪丝说:“幼儿园里薇拉小姐教的。”这位母亲表扬了女儿之后,却把薇拉小姐所在的劳拉三世幼儿园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该幼儿园剥夺了孩子的想象力,因为她的女儿在认识“O”之前能把“O”说成苹果、太阳、足球、鸟蛋之类的圆形东西,然而自她识读了26个字母之后,伊迪丝便失去了这种能力,只能整天去背诵那些字母。她要求该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0万美元。后来,法庭经过审理,判决劳拉三世幼儿园赔偿伊迪丝精神伤残费100万美元。审判中,陪审团的23名成员被这位母亲作为辩护词的一个故事感动了。她说:我曾到东方某个国家旅行,在一家公园里见过两只天鹅,一只被剪去了左边的翅膀,一只完好无损。剪去翅膀的被放养在较大的一片水塘里,完好的一只被放养在一片较小的水塘里。当时我非常不解,就请教那里的管理人员。他们说,这样能防止它们逃跑。我问为什么?他们解释,剪去一边翅膀的无法保持身体平衡,飞起后就会掉下来;在小水塘里,虽然没被剪去翅膀,但起飞时会因没有必要的滑翔路程,而老实地待在水里。当时我非常震惊,震惊于东方人的聪明。可是,我也感到非常悲哀,为两只天鹅感到悲哀。今天,我为我女儿的事来打这场官司,是因为我感到伊迪丝变成了劳拉三世幼儿园的一只天鹅。他们剪掉了伊迪丝的一只翅膀,一只幻想的翅膀。

这段辩护词,后来成了内华达州修改《公民教育保护法》的依据。现在美国《公民权法》规定,幼儿在学校拥有两项权利:玩的权利、问“为什么”的权利。

看来,创新思维与想象力的生成,不仅依赖于个人的天赋、才情,而且有赖于家庭、学校以至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个背景。这位美国母亲为女儿失去想象力而痛心,为了维护女儿的想象力,不惜将教给女儿知识的幼儿园告上了法庭。而且,官司居然打赢了,这折射出美国人的教育观念。延伸一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诺贝尔奖特别垂青美国的科学家,频频光顾这个国度了。反观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中国,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我想,那位母亲的做法一定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甚至会有不少人反对,认为这么做是不通情理;或者即使打赢了官司,也会输掉了名声。

杨振宁、丁肇中教授谈到:来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的弱点是胆小,美国学生大胆的创新精神比中国学生要占优势。中国留学生一去西方国家,大多是属于回答论证课题的水平,而提出课题的恰恰是考试成绩比他们差的西方青年学生。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常常束缚着孩子们的思维与手脚,不利于想象力的发展、发挥。西方国家的孩子不看家长眼色,不顾老师脸色,不管考试分数,他们无拘无束地生活着,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感情,提出问题,可以毫无顾忌地异想天开,创新发现。而我们则一个“统”字垄断一切:统一的体制,统一的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命题,统一的考试,统一的答案,仿佛一切都是为了制造标准件。我们崇尚与老师保持高度一致,标准答案只有一个,行为模式只有一个,就像窑场里制造砖头一样,是一个模子里造出来的,哪里还会有发挥想象力和创造精神的余
地呢?

一次,一位教育专家旁听一堂地理课。老师把中国地图拿出来问学生,你们看中国地图像什么?有的同学说像公鸡,有的说像山羊。这是专家第一次听说中国地图像山羊,一琢磨还真有点像,便有意地看了看那个说像山羊的同学。这时,地理老师再次问说是像山羊的同学:“你再看看像什么?”回答依然说像山羊。想必那位老师认为在他的公开课上竟然出现这种荒谬的答案是丢他的脸,便恶狠狠地再问:“你们再看看,真的像山羊吗?”他把“再”字说得很响。那个同学胆怯地回答:“像公鸡。”于是,老师提高嗓门再问全班一次:“中国地图像什么?”全部齐声回答:“像公鸡。”老师满意地笑了。

现在,孩子们的作文,内容空洞无味,模式化现象十分严重。现在的孩子课业负担太重,已经压迫得他们没有任何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丰富的课余生活对培养孩子的想象力至关重要。难怪有人说:“现在的孩子都不像孩子,他们的童年没有快乐,一个个都是背着大书包,作业做到半夜,这样的孩子能有创新能力吗?连读课外书的时间都没有,让他们创新,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儿童的想象力状况,令科学界陷入忧虑。教育进展国际评估组织对世界21个国家的调查显示,虽然中国孩子的计算能力世界第一,但创造力在所有参加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竟然被语文老师判定为病句。课堂上思维活跃的孩子,往往会被扣上“不守纪律”的帽子。在被调查的中小学生中,认为自己有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不到5%。想象力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青少年的创造力。中国学子每年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约2000人,为非美裔学生之冠,但美国专家评论说,虽然中国学子的成绩了得,但想象力、创造力却大大缺乏。

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想象力原是很丰富的,像古代的《山海经》、楚辞,后来的唐诗、《西游记》、《红楼梦》、临川“四梦”、《聊斋》等,都是伟大天才想象的产物。但相对而言,我们的想象力还是不够发达的。长期以来,我们濡染于儒学传统,而这种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务实,强调面对现实,因而,充满着想象力的传说、神话历来比较贫乏;强调借鉴往昔,以古鉴今,往往表现为背对未来而面向历史,对幻想不感兴趣。幻想离不开神奇怪异,可是,孔子却是“不语怪力乱神”。

加之,现代、后现代又是一个没有想象力需要的时代。艺术与想象力同源,它需要匮乏,需要闭塞,需要宁静,需要等待,需要痛苦与焦灼。想象力同梦境有些相似,是一种愿望的达成、缺憾的补偿。可是,我们的现实是,一切物质的需要都可以在实际中满足。一当各种东西得来容易,应有尽有,想象就成为多余的了。安徒生笔下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想象力很丰富,她想了很多很多的物质享受,就因为她想要却得不到。经济学中有一个“边际效应递减”的理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饿了,吃一个、两个包子,感到香甜可口;可是,吃到了四个、五个,味道就逐渐减弱,最后再吃就什么滋味也没有了。

现在,交通发达,距离感模糊了,也不利于想象力的形成。神话传说都是交通闭塞、与世隔绝的产物。我写过一篇《神话的失踪》,引证马克思的论述:“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从前,行路难,难于上青天。地区之间咫尺天涯,相见不易。又没电视、电话,能够见影闻声,一切都处于神秘状态,人们为之产生了许多渴望、许多幻想。日本文学名著《万叶集》中讲到,中臣宅守婚后不久,便被判处流放罪,发配到边远的地方,而妻子茅上却滞留于京城奈良。山川阻隔,道路崎岖。茅上娘子写出一首结想奇特的诗:“愿君长行路,折叠垒作堆。付诸昊天火,一炬化成灰。”她幻想求助于冥冥中的神灵,将丈夫与她拉开的漫长的苦痛之路,像一个纸条那样折叠在一起,然后笼起一场弥天大火,一烧了之。这样,夫妇就可以长相聚首,永不分离了。

要想吸引人,许多景观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是必要的。沈阳市有一处名叫“怪坡”的旅游观光景点。眼看着是走下坡路,可是,骑上自行车,却十分费力;反之,换个方向,看似上坡,骑上自行车,却不用蹬就悠悠地滑下了。为了弄清其中的奥秘,湖北省一所高校的科研人员前来考察。他们想进行多种试验,判断究竟是视觉差还是地磁效应,抑或是其他原因。市里请求他们不要揭开这个秘密,以保留更多的谜团供游人猜测。从这个角度说,什么事都要进行科学实证,这对于幻想、想象的形成与发展是不利的。

现在是一个充满浮躁、心性粗疏、缺乏个性、忽略细节的时代。鲁迅说,没有悲哀与思索的地方就不会有文学。文学生命的存续有赖于思维的张力和艺术想象力。当前,人们普遍感到身心疲惫,却很少有人要从文学艺术中汲取生命灵泉和旺盛的活力,而是走粗俗、简陋的路子,忙于编造、传播粗俗的笑话、说黄段子、发短信,以展现疯狂的欲望,而遗失了细腻、丰富的感情,解构了心灵震撼的感觉。现代人成熟得太快、太早,一切都是饱经沧桑的样子,对什么也唤不起新奇的感觉,也无暇欣赏周围的风景,心灵感觉在逐渐迟钝化、粗糙化。人们的眼睛只能适应快速转动的画面,想象力根本无法展开。现在的作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生活洪流的兴趣,习惯的是“煲电话粥”、“海客谈瀛”,东拉西扯“侃大山”,而不是寻幽探胜,到现实中去发掘新鲜事物。真正的想象力来源于对于生活的深刻理解以及艺术的审美观察。

所谓想象力,往往和形象思维相联系,经常表现为头脑中涌现一个念头或创造一幅画面。为了开拓想象力,许多优秀的科学家常常借助于加强文学艺术的修养。爱因斯坦就酷爱艺术,他还是一个演奏小提琴的高手。他曾坦言:“物理给我知识,艺术给我想象力,知识是有限的,而艺术所开拓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诗歌使人机智。”机智在很大程度上乞灵于丰富的想象力。德国诗人歌德说得好:“只有通过艺术,尤其是通过诗,想象力才能得到激活”。像唐代诗人李贺《梦天》中的诗句:“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李白《望庐山瀑布》中诗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就都极富想象力。

即使是成年人,有意识地多读一些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而少看那些平淡无奇、清汤寡水的电视剧,也是有助于拓展创新思维的。我就特别喜欢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

就激活想象力来说,博尔赫斯是最值得借鉴的。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他的文学描写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他的小说里记载了许多梦境,有一篇写一个人睡着做梦,梦见自己正在做着梦,在那个梦里,他又做着梦。像俄罗斯的套娃似的,一个梦套着一个梦。后来他想从最里面那个梦中退出,退向清醒的现实。可是,退呀退呀,竟忘记了前一个梦在哪里,弄乱了次序,结果,没有办法醒来,只好永远留在梦境之中。博氏写过一本“沙之书”,他说,这本书无穷如沙,人们找不到第一页,也找不到最后一页,页数无限,但形式与一般的书又无不同。主人既为这本书兴奋,又感到苦恼。在受尽精神折磨之后,决定把它藏在一个拥有九十万册的图书馆里,因为“隐藏一片树叶,最好的地方是森林”。他以此表现人们渴望无限又无法接受无限的矛盾心理。他有自己的一套观察方式、思维方式,一套理念、词汇、框架结构,全都是独创性的。他为世人留下了玄机,留下了奥秘,留下了符咒,留下了暗码,留下了无穷的魅力。

还有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对于习惯思维来说,这部作品可说是一个挑战。它是小说中套小说:一位男性读者买来一个叫卡尔维诺的人新出的一本名为《寒冬夜行人》的小说后,急不可待地读起来,读到第三十二页,发现装订有误,无法再读,便到书店去更换,书店老板说,已经接到出版社通知,该书在装订时与《在马尔堡市郊外》一书弄混了,可以更换。此时另有一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也来换书,二人因此相识。故事由此展开,卡尔维诺设置的是一个双线并行的复式叙述结构,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每换一本书回来,都发现读到一定程度就读不下去了,这样,他们一连读了十部小说的开头;另一条线是男女主人公在读书、换书、探索书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按照传统的写法,这十部书的开头应该只是故事的引子,其内容不会真正切入文本,但卡尔维诺不是这样处理的,这十部书的开头连同对它的阅读过程作为必不可少的内容,被认真地镶嵌进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成为《寒冬夜行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这十个开头连缀起来正是一个有意味的故事,每一篇故事的开局与上一篇故事的结尾是相关的,这样就使该书始终保持着一种悬念。这一独特的构思,使作品充满了活力与张力。

在读书的同时,还应养成强烈的问题意识,注重智慧的发掘。读书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一切能够使心灵发生震撼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都应是一种心理的共鸣和内在的思考。读书必须同思考结合起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不思考,只是囫囵吞枣,死记硬背,必然是食而不知其味。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善于思索都至关重要。向来,思想是大于存在的。读书应该善于提问题,找话题,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一种鲜明的研究心态。

其次,注意捕捉灵感。有人说,创新犹如化学反应,知识是载体,直觉、想象和灵感是催化剂。灵感或者说顿悟,是一种近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非逻辑式的创造性思维活动,是对某一问题长期思考以后突然产生的思想火花。灵感有时产生于全神贯注思考问题之际,有时却是在不经意间或意识朦胧之中。例如,为了探寻化学元素的内在规律,门捷列夫常常手拿自己做的元素卡片像玩纸牌那样摆弄。有一天,他在摆弄元素卡片过程中,突然像触了电似的跳了起来,在他面前出现了很奇特的意外现象:每一行元素的性质,居然都是按照原子量的增大而逐渐变化着。根据这一突然的发现,他于1869年2月编成了第一张元素周期表。爱因斯坦说他的创新思维活动“产生于有一种能用文字或其他符号来与他人交流的逻辑结构之前”,这就是一种灵感。

灵感来源于对问题的潜心研究和知识的积累。相传有人向希腊国王告发工匠在制作金王冠时用银子偷换了金子,国王叫阿基米德想办法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于是,阿基米德便冥思苦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有一天,当他躺进澡盆洗澡时,发现自己身体越往下沉,盆里溢出的水就越多,而他则感到身体越轻。他突然领悟到可以用测定固体在水中排水量的办法,来确定金冠的比重。他兴奋地跳出澡盆,大声喊着“找到了”。阿基米德找到的不仅是鉴定金王冠是否掺假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科学原理—浮力定律。法国数学家勒雷(吴文俊先生留学法国时的导师)经常去巴黎塞纳河边观察河水流过桥桩时形成的各种旋涡,后来产生了灵感,于1934年写出了他那篇著名的流体动力学论文。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注意开发右脑,积极进行思维训练。刚才说,人的潜力特大,更主要的是指心理潜能特别大,当然,生理潜能也不小。据美国神经生理学家斯佩里实验发现,人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功能显著不同。左称知识脑,偏重语言、概念、逻辑、分辨、数字等等;右称创造脑,偏重形象、艺术、音乐、绘画、想象等。为此,他获得了1981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我们使用比较多的是左半球,上课听讲、写算、记忆、分析、判断,就是说属于理性思维的多。而右半球的创造脑,属于心理潜能范畴,特别容易被忽视。由于心理潜能不像生理潜能那样强烈,比如,你饿了,累了,疼痛了,很容易察觉,立刻会强烈反应;而心理上的潜能则很隐蔽,信号比较弱,甚至许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这种潜力。长此以往,这种功能势必逐渐退化。

上面讲了创新与想象力的关系,创新与想象力的特征,创新与想象力的形成。实际上,由于年龄、经历、思维方式的局限,我的想象力与创新能力是很弱的。但是,我深深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所以,就注意收集、积累,形成这次讲座的基础性材料。应该说明,讲座中引用的许多观点、资料都是借鉴他人的,讲演形式所限,未能一一标明出处,尚请鉴原。不当之处,亦望指正。



开阔视野 涵养底蕴

—在辽宁中青年作家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培训班上的讲话

(2014年8月11日)

大家知道,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分为三个层面的,前面八个字: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属于国家层面,中间八个字: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后面八个字,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属于公民个人层面。作为公民个人,我们作家在这方面应该率先垂范,走在前面,践行得更好一些。从一般的角度讲,教育人者自己首先应该做出样子;推进一步说,作家只有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写出的东西才能有感召力、震撼力,才能传之久远。作为一名作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是体现在创作实践中多出优秀的作品。显然,这要比其他社会成员要求更高一些,难度也更大一些。有些人在那里讲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得头头是道,至于做得如何,难以检验;而作家就不同了,光讲不行,功夫要下在参悟上,融会进心灵中。明代思想家李贽讲,艺术家要有“化”和“画”的功夫。先是运化,融会到头脑里;然后成画,变成艺术形象,以全新的形式再现。

在座的都是中青年作家,我以无比艳羡的心情来看待各位。你们年富力强,正处在生命最美好的时段,处在飞速发展、不断创新的战略机遇期,以有为之时,据有为之地,做有为之人,取得了骄人业绩、累累硕果。当然,也毋庸讳言,前进中的你们,在创作方面,也会面临着一些瓶颈,遇到各种困惑与挑战。就我所接触到的,有的苦于阅历平常、简单,视野蔽塞,局面狭窄,想象力不足,缺乏庄子那样的“其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气派;有的感到底蕴不足,根底较浅,缺乏后劲;还有的以演艺界为例,说自己只能做“本色演员”,只能扮演与本人外形、气质、个性相近的角色,塑造单一的银幕形象,而不能像石挥、赵丹那样的“性格演员”,戏路宽,可塑性强,擅长通过独特的表演进行不同形象的再创造,扮演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上述这些问题我也存在,提不出理想的解决办法。从对症下药出发,我觉得,有效的路径是开阔视野、涵养底蕴。

开阔视野也好,涵养底蕴也好,都有赖于学习。学什么?今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同志在北大考察时,提出了“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的要求。下面,我就展开说说学习问题,重点放在哲学与历史方面。

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因斯坦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费尽心血,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洛伊德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老挨批评。学习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所以很难讨好。

一听说学习哲学、历史,在座的有些人肯定会想:我一不是领导干部,二不是党校教员,三不是文艺评论家,四不搞学术研究,只是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搞影视创作。你让我搬出哲学、历史大部头来,整天摆弄思维、实践,唯物、唯心,对立、统一,必然、偶然,还不得弄个昏头涨脑!甚至全把本来就不多的想象力、灵气弄没了。

那么,我先问一句:作家何为?你们可能会回答:认知世界,解悟人生,观照历史,探索心灵。当前,各种思潮竞逐,各种观点纷呈,可以说,很少有哪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主流与支流如此纠结,现象和本质如此复杂,特殊与普遍如此微妙,形势和趋势变化如此迅猛。你怎么解悟,怎么认知,怎么观照?这都离不开哲学。哲学不仅能够回答人生的问题,也在不断地发现历史与社会的症结所在,既有本体论的思考,也有认识论的探讨,更有方法论的总结。西方有句谚语,“在亚历山大胜利的根源里,人们总能找到亚里士多德”。一个问题怎么看、一件事如何处理,用哲学的眼光去分析,就能全面把握、准确判断、抓住本质,避免片面性和盲目性。      

在谈到哲学的用途时,冯友兰先生讲,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也就不需要哲学。

哲学不是知识学。有些人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规律,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这么说,大家也可能觉得过于空洞、枯燥,下面我想结合自身体会,说说我是怎么学、怎么用的。不过,需要申明:我的着眼点,不在于提供办法,因为我的人生阅历、学术生涯带有独特性,缺乏普适性,不易复制,不易仿效;我只是想据事论理,说明我从学习哲学、史学中获得的终身教益。

我的文学创作起步很早,由于读了八年私塾,十一二岁就能够用古文写作;可是后来荒废了,大学毕业后,当教师、下放劳动、参加“四清”,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报社做副刊编辑,才算同文学重新接轨。而真正系列地写些东西,是在80年代初,那时又在市里做领导工作,只能用业余时间写作。当时,主要是写两种文章:一是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的邀约,参与开办《望海楼随笔》专栏,我是六个撰稿人之一,三年时间写了六十几篇随笔,后来结集为《人才诗话》;二是写游记散文,发在天津《散文》和其他文学杂志上,后来结集为《春宽梦窄》、《清风白水》。由于文学基础好,文字比较讲究,运笔娴熟,斐然成章,所以,散文作品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很多篇还被选入大中小学语文
课本。

1994年,由中国作协主持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知名作家予以充分肯定,表彰的话说了不少;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的发言。陈荒煤先生正在住院,没有到会,会上宣读了他的很长的发言稿,充分体现了文学前辈关怀后进的高尚风范。在总结、分析成功经验之后,他特别指出两点:一是大量引证诗词、古典,有“掉书袋”的倾向;二是,在雕章琢句、谋篇布局之外,还须开阔视野,在思想深度掘进上狠下功夫。莫言的发言,简短、深刻,又有风趣。他跷着二郎腿,瞇缝着眼睛,静静地说,可惜了王充闾的学识、才气,走顺境太多了,要是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十年八年的,可就成气候了。我听出来了,他是在批评作品思想深度和穿透力、震撼力不够。

就我自身看,明显的缺陷是,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学术视野比较狭窄。中国传统文化这条腿比较粗,而现代的学问、西方的文史哲经,涉猎的比较少,许多新的理论、新的学说、新的思想知之不多。这样的结果,必然是思想境界拓展不开,不能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当务之急,是促进知识结构健全、合理,使胸襟、视野变得开阔,思想意蕴、作品内涵有所深化、不断创新。

这里说的接上“短腿”,主要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西方的哲学和史学上下功夫。9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主要致力于此。1991年进中央党校学习,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读的书也主要是这方面的经典著作。其一,深研精读经典(“八面受敌法”),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弄清原典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指导与丰富文学创作;其三,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些东西,在我日后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充分
体现。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一个叫选择视角,一个叫提出问题。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运用“八面受敌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无法步步深入。古书上记载:有个楚国人娶了两房妻子。邻人调戏他的长妻,被狠狠地骂了一顿;这个邻人又去调戏那个少妻,结果,那个少妻接受了他。过后不久,那个丈夫死了。这时,有个客人对那个调戏者说:“现在她们死去了丈夫,你可以任意娶上一个。那你是娶那个长者呢,还是娶那个少者?”邻人说:“我要娶长者。”客人不解地问:“那个长者骂过你,而少者顺从了你,你为何要娶长者?”答复是:“站在当时的立场,我自然喜欢顺从我的人;可是,今天我给自己选妻子,就要挑选那个正派的也就是骂过我的人了。”可见,视角和立足点对于观察事物、判断问题该是何等重要!

哲学追求的是智慧,知识是别人的,智慧必须靠自己领悟。知识可以背诵,可以诉说,而智慧需要内化为自己的血肉与灵魂,变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变为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见识与能力。哲学的掌握,不能靠玩弄概念。哲学思维当然需要概念,但不能止于概念,不能实行抽象说教和概念式的演绎,必须善于通过感悟,将概念化为智慧,应该“得鱼而
忘筌”。

哲学离不开问题,应该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具体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养,这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因此,要有“问题意识”。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关于历史,它的重大价值和关键课题,可说的话很多,这里只谈四点体会:

其一,作为一门科学,历史承担着两个角色:一个是最好的老师;一个是高倍数的望远镜。我们长期强调历史的借鉴作用,史书也叫《资治通鉴》,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西方,鉴古之外,更强调知今。他们说,一个人能够看到多远的过去,他就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过去我们对于历史的开阔视野的作用,关注得不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其二,许多研究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比较注意;但是,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功力就欠缺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我就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我对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就是这么分析的。还有,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三七开、二八开。实际上,还应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趋势逐段评价他的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作的。)

其三,学习西方史学,比如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扩展出巨大的研究空间。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其四,关于历史的偶然性。过去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强调必然性(主要是经济决定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同时也不应忽视社会的政治、心理、文化等因素。事实上,在一定条件下,杰出人物、自然灾变、外敌入侵等偶然因素往往起着直接作用。马克思说: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也就是历史宿命论。为此,我们应当以历史偶然性为先导,通过大量的、丰富的历史偶然现象,去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文学方面,我的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相对于思辨力,我的想象力比较匮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我很欣赏巴赫金的“对话理论”,通过多和青年人对话,吸收现代养分,激活创新思维,从“逆反”中获取新的认识。

经过较长一段的补偏救弊,我自认文学创作上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表现为大量历史文化散文的写作,1998年,出了《面对历史的苍茫》,1999年出了《沧桑无语》,2000年出了《何处是归程》。前两部著作,面向历史,着重从个性、命运、人生方面,对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历代文人的生命轨迹,探索规律性的认识;后一部是回归心灵家园,探索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内心奥秘。

又过了几年,上了第二个台阶,2007年出版《龙墩上的悖论》,写的是封建帝王这个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三是针对一个时期文化界(主要是影视作品)吹捧封建帝王、颂扬封建统治的偏向,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可以说,这是过去没有人做过的。2009年出版《张学良:人格图谱》。其间不乏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着眼点却是从中透视“传主”的心灵世界,通过与少帅及其他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关于我笔下的历史人物,大别之是三种人:帝王、政要、文人。我对那些历史上有争议、现实中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性格鲜明、个性突出、阅历丰富、思想复杂、命运曲折的人物;形象多面、功过兼备、可以做多种解读的,亦即所谓“说不尽的历史人物”,尤其有兴趣,我喜欢啃这类硬骨头。因为在这些人身上有驰骋思辨、大做文章的空间。比如秦始皇、曾国藩、李鸿章、瞿秋白、张学良,我都做过重点分析、描写,取得了良好效果。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如何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2012年,接受全国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编委会邀请,撰写《庄子传》,经过十六个月的奋力拼搏,现已作为首批的第一部出版,颇得学术界、文学界的好评。特别是获得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和创作组专家的认可。西北大学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有的知名学者评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你过去三十几年的成果全都可以略过,只要有这一部就可以垂之久远了。这里有过誉之词,但在我自己的创作历程中,确实算是一个新的高峰。在我写作这部书的过程中,我形容像“老母鸡抱窝”,不敢挪动。因为那几个月,我把整部《庄子》,还有近二百部古今研究庄子的著作,全部融入脑子里,同时像元帅调兵那样,把我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一齐调动起来,运用综合、分析、联想、想象等各种手段,千针万线,最后织成这部完整的织品。



增强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

—在解放军某部领导干部学习会上的讲话

(2013年12月25日)


一、文化发展、人文修养的极端重要性

近期以来,我一直在思索:党中央为什么把文化发展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高度?依我理解,大概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现在就从外到内、由远及近地剖析一下。

一是,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要求我们能够引领世界文化潮流,这就必须把文化软实力搞上去。大家知道,18、19世纪,引领世界文化潮流的是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西欧;20世纪,世界文化潮流的重心转向了美国,以美国为中心,以日、英、法、德为基本支撑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相对于美国,显得底子薄弱,经济总量仅是美国的几十分之一,在世界排名第三十九位,这就引发了中国人奋起学习西方,中国知识分子全面接受西方模式的热潮,甚至把关注点投向了东欧。如今,三十多年过去,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全世界都开始调头向中国学习,研究中国模式。而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却还在膜拜西方,文化发展模式还停留在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的不少知识分子仍然沉溺于学习西方的混沌状态。这种状态是必须改变的。应该说,我们的硬实力已经很不错了,仅次于美国,但文化软实力却还是一条短腿。我们的核心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还比较弱。单就文化产业来说,美国的广播和有线电视的收入,占世界文化生产总收入的56%,其中有线电视收入占世界文化市场的85%,电影票房收入占世界电影业收入大约50%。美国整个文化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例达到25%,已经超过了它的军火收入。

二是,在中国经济已经位居世界第二的背景下,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产生更大的影响,真正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流世界强国,就不能单单依靠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还必须要有被世界所接受的文化和价值观,通过文化和价值观来影响人、说服人。正如中央《决定》中所说的:“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三是,从国家文化软实力、综合竞争力来看。人们说,20世纪是“财富源于物质资源”,那么,21世纪将完全进入“财富源于人力资源”的崭新时代。国际竞争,归根结蒂,是人才的竞争,国民文明素质的竞争。撒切尔夫人说,“一个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的国家,成不了世界大国”。话说得刻薄、刺耳,却引发我们深思。日本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们为了改变“经济大国、文化小国”的形象,早在1985年就正式提出“文化输出”这一概念,认识到文化传播意义远远超过文化产品本身。只有通过文化输出,把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竞争力、影响力,才能真正提升文化软实力。

四是,从我们国内自身发展现状看,文化发展关系到国民素质的提高、民族精神的塑造,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可是,当前却存在着三个“不适应”的问题: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因此,中央决定把解决这几个“不适应”作为下一阶段改革发展的核心内容。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突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出发,指出这是“三个事关”—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两个巩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大事。要求我们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判断各种事物所依据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实现对社会的整合,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而大力增强广大党员干部、包括我们军队干部的人文修养,是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的重要核心。

五是,就军队工作来说,除了这些共性问题,军队还有其特殊性。如何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落实习近平同志指示,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这是各位都在思考、实践的课题。我想结合面临的新形势,讲两点不成熟的认识:一是面对网络时代,加强官兵思想引导问题。现在舆情网络空前发达,军营普及了互联网,就再也不是封闭的,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是接收员,特别是一些文化层次高而又年轻的军官思想十分活跃,这是一个优势,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思想舆论引导工作,显然是大大加重了。不是说心理战、法律战和舆论战三个战场吗?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网络与微博作为意识形态新的阵地。当前有三股思潮尤其值得注意。一是政治上的宪政主义。按照政治学常识,所谓宪政,是以“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三个要素为支撑,要害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让中国政治与西方接轨。与我们党和政府所讲的“落实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根本不是一回事。一些所谓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把“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利用微博阵地,网上网下互动,国际国内联手,试探新一届中央意识形态底线,负面影响极大。二是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目前最鲜明的主张是私有化。鼓吹“市场万能论”者称我国宏观调控扼杀了市场效率和活力;反对公有制的人则认为我国国有企业是国家垄断,效率低下,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全面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著名学者也在微博上常年鼓吹“金融自由化、国企民营化、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可以保证中国再享改革红利至少20年。他们的粉丝非常多,影响也很大。三是历史虚无主义。一些所谓意见领袖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用一些所谓“历史细节”和敌对势力杜撰的“解密材料”,否定革命,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丑化、贬损党的领袖,他们的目的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二是面对大数据时代,从提高战斗力出发,要求我们拓宽思路,优化军队管理职能、创新军队管理方法。这都是崭新的课题。时间关系,而且我是个外行,不多说了。

上面谈了文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那么,如何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高党员的人文修养呢?要做的工作很多,今天只从学习角度说
一说。

今年七一,《求是》杂志命题作文,约我写一篇文章:《领导干部要有一点书卷气》。我在文章中谈到,“书卷气”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它反映人的属性,人的精神状态,包括气质、气度、仪态、格调、风貌、气概等内涵。现实生活中,与书卷气相对应的,有江湖气、市侩气、痞子气、粗俗气、酒肉气,还有书生气,等等。顾名思义,前面几种气,看来都要不得;那么,书生气呢?也不太好。“书生气十足”,是政治上幼稚、处世上呆笨的表现。我们说,要有一点书卷气,绝非提倡“本本主义”。读书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最后必须落实到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增长才干上来;落实到增强思辨能力、廓清思想迷雾、提高政治觉悟上来。

现在有一个说法:凡是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的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同外界持续地“交换能量”,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面对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范围广、要求高的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注入新的能量,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以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个人犯错误、跌跟头,固不待言;更严重的是贻误工作、损害事业,可就咎莫大焉。

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更加深入地领会、自觉主动地响应习近平同志关于读书学习的号召。近年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通过读书学习来增长知识、增加智慧、增强本领,这是领导干部胜任领导工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经之路;否则,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化,能力就会退化,就难以做好领导工作,就会贻误党和人民的事业。他还明确指出,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因此,每个领导干部都应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

我们说,领导干部读书,除了知识经济时代的迫切需要,还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前几年,《人民论坛》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万名党政干部阅读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干部每周的读书时间比较少:34%的受访者,每周的读书时间为零到三个小时,27.6%为三到六个小时。就是说,六成以上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在六小时以下。中央提出,当前领导干部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量的表现,是思想平庸、作风浮躁、不爱读书。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些同志从现实功利出发,认为读书无用,“远水不解近渴”。有的甚至认为,要想得到提拔重用,首要的是在领导那里“挂上号”,这就要下力气搞好关系,拉小圈子,上面有人推荐,下面有人投票;不然,读书再多,“票决”不过关,也是白搭。这样,就经常置身于各方酒筵、同学同乡聚会、迎来送往之间,把本应用于读书的时间,投入到吃吃喝喝,拉拉扯扯,称兄道弟,攀高结贵上。还有些同志单凭一己经验部署工作、处理问题;觉得书本上的脱离实际,不切实用;还美其名曰“不做书呆子”,“不搞本本主义”。

加之,现实社会中,诱惑多,应酬多,娱乐多。一些同志缺乏定力,摆脱不开这些方面的牵扯,置身其间,不能自拔;反过来,却又抱怨工作忙、事务多、矛盾错综复杂,没有片刻清闲,腾不出时间来读书学习。

不少同志没有养成读书习惯,心浮气躁,日常以上网、看电视、QQ聊天、网络游戏来代替读书。结果是,精神生活趋向符号化,阅读流于感官化、快餐化、传媒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即便读书,也往往停留在浅层次上,浅尝辄止,“看书看皮,看报看题”;不读原著,满足于从报刊上摘抄几句警语,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

前人慨叹人生的无奈,说过这样两句话:“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意思是,年轻时头脑好使、适合读书,却优游岁月,不去认真读书;迨至中老年,知道读书重要,想要去认真读书,却因头脑迟钝,记忆力差,不容易读进去了。正所谓牙口好时吃不着肉,待到珍馐满桌了,却又牙口不好,嚼不动了。

当前,影视、录像、电脑、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方式普及应用,确实为文化知识的快速传播与交流提供了新的渠道,扩展了人们的视野,活跃了社会文化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一般地说,电子传播文化是以快捷性、直观性、休闲性、趣味性为其特征的,它的巨大的吸引力和“图像化”、“浅阅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书氛围的形成,造成了人们阅读能力的下降和读书人群比例的降低;文字的地盘日益被音像所挤占;接受效果也受到一定影响,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德国电影导演赫尔佐格说:“读书让人拥有世界,看电视让人失去世界。”

再深入一步探索,在社会重大变革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重建,工具理性及相伴而生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会加速膨胀,而价值理性则处于失落、衰萎状态。对于正当与否的考虑会被能否现得利、能否行得通的现实计较所代替。当人的欲望被市场化力量全面煽起而失去制约时,人们的精神追求会逐渐弱化;而金钱、享乐、感官刺激,则会相应地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读书学习,弘扬人文精神、审美情操,树立高尚理想,就成为必不可少、刻不容缓的了。

那么,要加强人文修养,增强读书学习自觉性,从何着手呢?

二、重视历史的学习与研究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

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着巨大变化,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大生产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与之对应的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文明的诞生、农耕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由于人的本质变化远比环境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因此,尽管环境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还是作相似的思考、相似的反应,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了解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如何处理这些事件,对启迪今人的智慧仍然十分有效。世上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是当代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因此,从历史事件中,提炼并领悟其中的哲理,是读史的关键所在。

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我们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著作,有一些本身就是历史名著,如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国农民战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他们的许多科学论断,就是从上述历史著作中提炼和升华出来的。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无一不高度重视对历史问题、历史经验的
研究。

我们知道,毛主席嗜书如命,史书为最。早在1920年,他在致好友蔡和森等的书信中分析袁世凯称帝、段祺瑞执政之所以失败时,就提出“均系不读历史之故”,因之“劝大家读历史”。走上革命道路后,毛主席更是以史书为伴,马背上读书,行军中读书,吃饭前后读书,夜深人静时读书,病魔缠身时读书,罹患眼疾时还“听”书。他一生到底读了多少史书已无从统计,一部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反复阅读,直至逝世;一部三百万字的《资治通鉴》,他读了十七遍之多。他不仅自己重史、读史,还号召和带领全党学习历史。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延安时期,他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号召全党“都要读历史”,并多次强调,“我们是历史主义者”,“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周总理早在童蒙时代,就史书不离左右。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笔下,周总理浑身散发着中国古典文化气息,“他的教养,来自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和‘人上人’应具有的品德、智慧、尊严、宽厚、仁慈、决心、刚毅”。

历史意识或者历史本身,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与精神价值。知晓历史,敬畏历史,这是造就现代公民素养的必要前提。历史资源有资治、垂范、借鉴、参考等社会功能,“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整个民族与国家来说,历史教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的重要环节;对于每个公民来说,学史可以陶冶人格情操,增强现代人的历史责任感,判别何为善、恶、美、丑,明辨何为公正、进步、正义,从中汲取力量,有所追求,有所扬弃,有所进取。我把它用“凝聚人心,益人心智,传承文明,资政资治,判断决疑”五句话二十个字来加以概括。

前三句话是从社会、国家、民族整体上讲的:

所谓“凝聚人心”,是指历史的学习、研究,普及历史教育,有利于凝聚民族意识,加强文化认同,有利于广大民众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的形成与强化。清代学者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清末民初的学术大师梁启超也曾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所谓“益人心智”,是指增强历史意识、传播历史知识,有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和社会整体智慧,也就是“读史使人明智”。从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对历史事件、历史经验的反思,可以更好地塑造民族的文化品格,提高人文素质。现代教育学家陶行知曾两次请著名史学家翦伯赞给他创办的育才学校的学生讲中国史,为的是“给他们以做一个合格公民的知识”。不言而喻,在现代人的总体素质中,历史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构件,它可以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综合能力,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时更趋全面、理性、周密、慎重。

所谓“传承文明”,是说历史典籍、历史知识是后人认识历史、传承文明、继承发扬优良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和基本载体。

后两句话同样具有普适性,但更多的还是着眼于领导工作这个角度。

所谓“资政资治”,说的是通过总结,把握历代治乱兴衰、是非功过、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史资政,能够为当下社会活动、政治活动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是前人所说的:“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前些年,江泽民同志曾经邀请八位史学家就有关历史专题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其中一课专讲民族边疆史以及宗教问题,并且以清朝为例。应该承认,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较之以往各朝代都是成功的。基本策略是恩威并施,宽柔相济。主要内容是:一、加强中央的权威,采取灵活的措施。对边疆少数民族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对新疆采取伯克制,对蒙古采取盟旗制,对西藏采取达赖喇嘛和班禅合治的宗教体制,对西南边陲采取土司制度。有个说法叫“因俗以治”,是乾隆朝提出来的。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就吸收了其中的积极成分;二、笼络和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进行统治;三、利用喇嘛教作为精神统治工具;四、移民开发边疆。清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长期统治,是和它注意吸收蒙古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的长处,善于处理民族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由于当时蒙古族有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所以满族统治者十分注重同蒙古族的关系,始终采取争取、笼络的政策。满蒙联姻是清代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以联姻促进联盟,用姻亲关系巩固盟好,使蒙古王公成为直接效忠清朝的可靠力量。清朝统治者对于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采取减轻赋税,实行屯垦,发展贸易,加强经济文化联系的政策,并尽量扩大宗教的影响,推行“政教合一”的统治。对各族政教首领也从怀柔和利用出发,予以足够的优待。都收到了理想的效果。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立足点是笼络、控制、压迫,应该摒弃。但那种结合实际,区分对待、“因俗以治”、灵活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借鉴的。

所谓“判断决疑”,说的是读史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认知与判断。这也是领导工作中经常遇到而且无法回避、需要认真对待的。历史问题的探索过程是一种精神生命的行程,它既存在着思想演进的逻辑,也存在着思想者的生命感觉。历史是常学常新的,我们并非简单地复原历史,而是不断做出新的解释,并使之一定程度上引导我们的生活。这里有三个关系需要解决:

一是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二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既不符合逆向思维的思想方法,也会对可能出现的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性。在我国,1966年之后十年,就是历史的倒退。

三是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之间的关系。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其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

我在给沈阳市几套班子讲述历史时,一位负责同志提出“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的问题,我根据当前我国史学界的主流意见,从四个方面做了解答:

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立国中原的历代王朝长期处在周边少数民族的包围之中。因此,如何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便成了历代王朝统治者必须时刻面对的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到现实,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正确认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处理同周边有关国家的关系,处理好国内的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二是,时代不同了,我们应该将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同今天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正确地加以区分。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一些民族后来演变为独立的国家,我们今天周边一些国家与历史上中原王朝周边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用科学的、历史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今天周边的一些国家曾经是历史上中国周边民族,并且是由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管理的。我们叙述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历史,真相要说清楚,不需要回避;但也不能说,因为他们历史上曾经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便认为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属国,这是根本错误的。

三是,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关系,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完全站在各自少数民族的立场上。历代中原王朝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全部,今天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都是祖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今天我们分析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应当站在中华民族历史形成与发展的高度。历史上无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还是各少数民族政权,都曾为民族融合、民族进步、中华一统作出过重要贡献;同样,无论是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曾有过狭隘的民族心理,采取过一些错误的政策、措施。

四是,在分析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原则。比如,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的分析就应该是这样。民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说,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各民族,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等。狭义上说,是指各个具体的民族共同体,亦称族群,如汉族、蒙古族、满族、回族等。民族英雄应该是抵抗其他民族侵略,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杰出人物。我们既然承认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那么,就应该承认不论汉族或者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珍贵历史遗产的组成部分。落实到具体人物上,一个人可以是本族群的英雄,但未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英雄。比如说,岳飞可以称为“抗金英雄”,意思是汉民族的民族英雄。当然,一个人可以既是本族群的英雄,同时还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比如说,郑成功、林则徐。人们对于近现代史上反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比较容易理解,没有不同的看法;而对于古代的民族英雄却有一种模糊观念,甚至带有虚无主义倾向。历史上不同族群之间的战争,是中华民族内部的战争,战争中涌现的杰出人物,是各个族群的英雄,那个时代没有共同的民族英雄,岳飞是大宋的英雄,完颜阿骨打是大金的英雄。这里重要的一点,在于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即使处于长期对立、分裂状态,同样都有一些中华民族所共同奉行的价值观、道德观,比如忠、孝、民族气节、公平正义,等等。因此,我们绝不应该把秦桧等各个民族皆唾而弃之的民族败类说成是民族英雄。

三、学习、掌握哲学思维,了解传统文化与国学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从经验型、自发型进入理论形态、系统形态、超前形态,提升理论自觉和思维层次的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重要的,它既能为我们树立科学世界观奠定基础,又能统领与整合各种知识、学问。喧嚣浮躁的世界需要深刻的思想;高品位的、健全的人生,不能没有哲思的陪伴、智慧的导引。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集人生智慧之大成,我们应该通过读书学习,发掘并弘扬这些文化瑰宝,汲取丰富的精神资源,掌握博大精深的传统思想文化精髓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华智慧,从而增强理论自觉、道路自信,充满活力,奋发向上。通过读书学习,学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顺应自然、尊重自然,又有所作为;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实现人际和谐,相互信任,最终达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正确地认识自我、对待自我、提升自我,消除不良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

古人有言:“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把读书同个人修养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同样,我们也应该做到,徜徉于浩瀚无际的书的海洋,从先秦诸子的哲学、左班司马的史学、《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韵文、庄韩欧苏的散文,到明清小说、鲁迅杂文,通过读解、消化、涵咏,以增长智慧、健全人格、提高素质;借用一个天文学名词,就是要培植“正能量”—激发一切引导人积极进取、给予人以希望和信念的动力与感情。

人们通常说,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这话当然不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决定高度,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是权力的基础和财富的源泉。不过,若是细致地分,应该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搜罗信息,二是获取知识,三是掌握规律、增长智慧。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每天接触媒体,捕捉信息,据以分析和参考,它强调的是新鲜,但这只是“初级阶段”,如果把信息看作是矿砂;那么,知识便是大量的事实与认识的矿粉投入熔炉之后,提炼、组合而成的可供使用的材料,这是第二步;也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须进入更高级的阶段—探索规律,增长智慧。用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三个层次:中国古代史书《战国策》上有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就有了知识含量。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贪杯而致亡国者。这就是智慧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1935年,毕业于医学院的奥地利的洛伦兹,在继承祖业行医的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一天,他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跟随自己转,他立刻推测到,这是因为小鹅出世后把第一眼看见的人当作了它的母亲。这种现象,只要生活在农村,都会见到,新下生的鸡雏,会跟定你不放。可是,又有多少人思考过其中的奥秘呢?而那位奥地利的医生洛伦兹,却根据这种现象做出推论:大多数动物在其生命的初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而且一经形成便很难改变。从而创造出一门新的学问—现代动物行为学,获得了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
学奖。

大部分知识都是专门的,是关于某一领域、某一科目、某一程序、某种思想方法、价值准则等方面的认识;知识再进展一步,就成了思想观念、价值准则、规律性的认识。各种具体知识之间很难会通,但当它上升为思想意识层面,从中获得理念和感悟,就可以豁然贯通。所谓规律、智慧,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观念的升华,是由死变活、经过转化的知识与思想,是起统率作用的。知识关乎事物,充其量只是学问;规律反映问题的实质,触及深层的底蕴;而智慧则关乎人生,属于哲学的层次。马克思把哲学比喻为“迎接黎明的高卢雄鸡”,意思是哲学是武装头脑的,是在前面指导人生的。黑格尔说,哲学是反思的科学,是事后的思索,因此,他把哲学喻为“黄昏时起飞的猫头鹰”。两位大师讲的都是关乎智慧、关乎人生的。智慧是哲学的生活化、实际化。因此可以说,智慧是应用于实际的哲学,往往表现为一种判断、决策与战略抉择。它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的谋略,而是一种大智慧。

我们党集中了一大批富有大智慧的思想家、战略家。像毛泽东的军事智慧,周恩来的外交智慧,邓小平的政治智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等许多方面,还有“苏东剧变”时,提出的六句话:“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来又加了一句:“有所作为”。都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惊人智慧,对全党全国富有重大的直接指导意义。看得出来,智慧反映的是一种预见性、全局性、战略性、超越性与实践性。

有人说,三到五年,世界上的知识就增长一倍,但决不可能,人类的智慧三到五年就提高一倍。现在,信息和知识已经多到了爆炸的程度,但并不能说,思想和智慧已经多得到了爆炸的程度。知识的演变是进化论,而哲学智慧的历史演变,不是进化论的。有人把古代哲学说成是萌芽状态的,朴素、低级的,这是把科学知识的概念移入到哲学智慧的评价。其实,孔老之学,周易之学,直至两三千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无法超越。

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哲学究竟有什么用途呢?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掌握了哲学,就掌握了安身立命的大智慧、大聪明,是超越一般人的素质、教养和境界,诸如真诚、通达、友善、宽容、睿智等,这样对生活的“觉解”就大不一样了,对己对人的心态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或种田、或做工、或习武、或经商、或当官、或教书,生活都显现了它的意义,也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了。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哲学等同于一般知识、技术,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哲学永远是一种“无用之用”,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的,一个人需要哲学的程度,取决于他对精神生活看重的程度。当一个人的灵魂对于人生产生根本性的疑问时,他就会走向哲学。那些不关心精神生活、灵魂中没有问题的人,当然不需要哲学。

正是由于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知识学,抱着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态度,因而习惯于从“形下”的工具理性去看待哲学;习惯于以“灌”的方式去学,以“套”的方式去用;习惯于背结论、记公式,以为记住“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着的物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些原理、规律,就算掌握了万应灵丹,可以包治百病了。

依我个人的体验,学习、研究哲学有两个要领,可供我们把握:一个叫作选择视角,一个叫作提出问题:

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古代哲学家庄子,提出观察事物有多种视角—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人也好,物也好,“以道观之”,一切等级、畛域都泯除了。

“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一人一物看来,都把自身看得高贵,不可或缺;而把他人他物看成猥琐、卑贱,可有可无。由于取径甚低,不能不受到种种私见、偏见、成见的遮蔽,所以,观察事物、认识问题,必然缺乏应有的客观态度。

“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世俗的立场,是缺乏定见,随人俯仰。往往是通过周围人们的反映来认知自己,以致凡事都须看别人的眼色,毫无自己的主见。

“以差(别)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万物的大小、差异都是相对的。关键在于当相互进行比较时,选取什么角度。

“以功(用)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这里说的是,有用与无用属于价值判断。凡是价值判断,都取决于主观视角,就是说,最后的结论都是相对的。

“以趣(取向)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取向、取舍,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因而也是相对的,都依主观视角的改变而改变。

视角之外,还有个立足点问题—所处位置不同,观点和取向就将随之而变化。

白族著名诗人晓雪写过一首短诗《发现》,他以独特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描绘出云南的石林在不同地区的游客眼里所呈现出的不同形象:新疆人看这里的石人,每个人都戴着维吾尔族小花帽;内蒙古人看这里的石峰,说是活像蒙古人锋利的马刀;西藏人看这里的石山,认为颇像喇嘛、活佛在念经;宁夏人看这里的石林,像穆斯林在做礼拜。其实,这种“发现”是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那些高耸而尖峭的石林,在渔民眼里,很像丛林般的桅杆;林业工人看去,却像无边的森林;钻探工人看去,像是成群的井架⋯⋯这里一个重要因素,眼界、视角不仅取决于立足点,而且,和生活基础紧密地联结着。

哲学,第一位的是问题。从问题出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如果你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记住一些机械的条条,那么,哲学对于你可就真的没有用了。但是,哲学却又并不提供答案,任何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都不可能有所谓标准答案,它只是推动你去思考,反思、体悟、品味、涵养,这些是搞哲学、学哲学、用哲学的不二法门。

所谓提出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要有“问题意识”。无论是对于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问题意识都是最要紧的。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中国哲学是与传统文化、与国学有着紧密联系的。在这里,我想结合起来说一说:

作为民族之根、文化之源,传统文化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是区分此一民族与彼一民族的核心标志。许嘉璐先生说,无科技不足以强国,无文化则足以灭种。文化存则民族存,文化亡则民族亡。优秀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素质,滋养我们内在精神、气质的源泉;关涉到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国际地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

我国传统文化从学理上讲,有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属于本土文化,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两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文化传入,形成三足鼎立、相辅相成的局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连续性、渗透性、吸纳性、稳定性。就其根底来说,作为人生智慧的集大成,它主要是研究探索下列三种关系:一是探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价值取向,从前称作“天人之学”。人既认识自然,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能动地协调自然,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二是,研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定位取舍,最终实现人际和谐,解决人文危机,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共同要求;三是,关注人与自我的关系,认识自我,磨炼自我,提升自我,善待自我,消除不良的心态,达致精神平衡的理想境界。对这三个方面的探索、研究,在现时有其特殊的意义。当下,人类面临一项共同的挑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精神危机。现在,世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具有普世性、前瞻性的中国人生智慧。希望通过发掘和弘扬这些文化瑰宝,获取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来救治这三大危机。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优势互补,相反相成,各有千秋。儒家讲求入世进取,强调刚健有为,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究精神超脱,道法自然,安时处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二者阴阳和合,刚柔相济,看似对立,实则互补。佛家讲究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干扰,化烦恼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为上”。这在充满了名利拼争、精神式微的当下,也不无劝诫意义。三者互为作用,形成相反相成的机制。“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这是南宋孝宗皇帝的话,大体上说到了点子上。汤因比是英国的一位哲人,号称史学大师,他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一书中,自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旧有框架,明确地断言:“中华文明将统一世界。”其依据是:“在未来,中国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能够推动人类和谐
发展。”

国学与传统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而国学,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内容。国学是与西学相对应而提出来的。按照唐翼明先生的说法:“狭义的国学可以以人作个比喻,脑袋就是经学,到清朝基本定位为‘十三经’;‘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以及子书和集部,这大概相当于近代的历史、哲学、文学,它们就相当于人的躯干;而腿部和脚部等根基就是小学,小学包括声韵、训诂、文字,比如《说文解字》就是小学。它们加到一起就构成国学,是真正作为学问的国学。”

经书古奥,不易读解,怎么办?于是,就有“四书”作导入的门径。相对地看,“四书”结合主观与客观的实际更紧密一些,更容易理解一些;而且,“五经”的基本义理,都体现在“四书”里面。《论语》一书记载着孔子及其若干弟子的言语行事。书中,孔子着重说明一套人们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行为准则,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属于人文规范,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论语》中孔子所论述的做人之道、治学之道、治国之道,代表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千百年来,已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的血液之中,成为中国人日常文化、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从中我们可以吮吸到鲜活、丰富的人生营养。孔子的学生曾子,从修养自己的心身入手,指出正心诚意的路径,于是而有《大学》之作。孔子的孙子、曾子的学生子思,在他爷爷首创“中庸”、“中和”的伦理道德观的基础上,又通过《中庸》一书详细论述了有关生活方式与处世规范的问题。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着眼于解决行为方式的问题。就是说,《孟子》七篇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儒家经典著作。

最近,习近平同志到曲阜孔府考察。参观孔子研究院时,看到院长杨朝明主编的《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时,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他还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在“国学热”中,一些学者走出书斋,借助电视等大众传媒对经典做通俗化的解读,唤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应该加以肯定。但是,同时也产生一些偏颇,主要是有些解读,把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强加到古人头上,结果造成了误读。应该看到,对国学经典的任何阐解,都必须还原到其所据以产生的社会环境中去,并以符合其自身特质的思维方式、文化观念来进行,否则就无法准确地传达其深邃内涵。所以我们主张,研究国学还是应该提倡阅读原典,准确吃透原著的精神。

四、关于领导干部的品德修养

说到领导干部的人文修养,必然涉及品德与人格问题。在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我们注意到,当评判一位卓绝超群的政治家时,除了考量其功在当时、名垂后世的政治实践,总要兼顾他的德行与思想。尽管限于历史条件,在有些人身上,事功与人格未必完全统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真正伟大并被世人所衷心景仰的杰出人物,无不具备高尚的人格和优秀的品质。这是他们的政治魅力与感召力的所在。较之政治活动的多变性、偶然性与不确定性,其政治品质、人格魅力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集中地体现着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的主导特征。作为普通人,我们也不例外。评价身旁的某些领导同志,当他们退休离职之后,政绩如何往往逐渐淡化,而德行、品质却越来越凸显出来,总是更多地受到关注。因为要干一番事业,总须具备多种客观条件,而品格如何,却是自力可为,无须仰赖他人的。

我常想,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时间很短,权势、地位、财富转眼间就不属于自己,应该无比珍惜身后的名誉。从另一个角度说,人在世上几十年,包括退休以后二三十年、三四十年,真是不算短啊!如果没个好的声名,被人指着脊梁骨骂,在人前抬不起头来,或者整天忧心忡忡,总怕哪个地方“冒顶、喷浆”,纵令你有再大的产业、再长的寿命,又有什么乐趣呢!

结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切身实践,谈几点实际体会:

第一点,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很重要。我的成长得力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良好的时代风尚、工作环境;那时,“老革命”还都健在,由于在省级机关工作,有机会接触那些公道、正派的老革命家,也得力于他们的直接栽培与教诲。当时,我担任省委主要领导秘书,经常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亲眼目睹了许多重要场面;直接感受到中央和地方革命前辈的人格风范。这里说件小事:1981年,中央来人组织推荐省委领导成员。有位老同志叫于宁,同中央同志讲,要从个人意气出发,我是不同意孙维本上来的,因为他对我不够意思;但要是从党的整体事业出发,我还是极力推荐他,因为他有能力、有水平。后来,省委书记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表彰他的思想境界。

有时一两句话,会使你终生受益。“文革”前我在营口市委工作,听一位老书记讲:“有些事提起千斤,放下四两。”意思是要辩证地、客观地看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讲,对于防止极“左”很有好处。他还说过:“许多事情的处理,你如果稍微冷静一些,过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两个小时再处理,可能结果就不一样。”他多次提出,对下属、包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学会宽容。这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有针对性的。我认识到宽容大度,设身处地,留有余地,是争取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有效保证。

我当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经常被老书记找去交谈。一次议论到,“文革”中、“六四”期间犯政治错误的,多数都有个人品格、素质上的根源,素质里面又包含着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他们或者权力欲特强,或者抱政治投机心理,或者极端偏激,而极端偏激又往往和个人的直接利害相关联。他们平时情绪还比较稳定,一到关键时刻,情绪就呈爆发之势。人们常说“情商”,但往往偏重于情感,而忽视了情绪。这个“情绪”可了不得,往往决定人的行为指向和操作强度。当人处于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就会倾向于事物美好的一面,而当处于抵触、沮丧、对立的情绪状态,就会偏重事物消极、阴暗的一面,易于动怒、偏激,行为出轨,直至出政治偏差。所以,现代科学有“情绪管理”一项,讲究抑制感情冲动,克服急切欲望,延缓欲望满足,做好情绪疏导。

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同班的一位将军对我说,成功有两条要领:一是“初战必胜,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二是“要防止本末倒置—小事用力不小,大事用力不大”。也使我深受教益,终生不忘。

第二点,我先后在市里、省里做了领导,有一点体会很深刻,就是相对超脱一点很必要,留出一定时间思考重大事项,切忌陷入具体事务圈子中去,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毛主席说,出主意、用干部,是非常有道理的;主要领导要管主要的事,什么最主要?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我在市里、省里都提出,要劳于用人、逸于用事。人用得好,自然不愁工作落实。一把手相对超脱一些,还有助于发挥副手作用,有助于人才成长,做到人尽其才。当时,也有人警告说,你不多抓、多管,就会丧失领导权,就得不到应有的威信。其实,领导权也好,个人威信也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靠真理力量,比如见解高明,决策正确,有预见性、前瞻性,等等;二靠人格魅力,包括品德修养,思想作风、工作作风,能够起表率作用,“其身正不令而行”,不在于呼呼拉拉、吆喝巴喊。

一个人在面对金钱、权势、地位、美色的诱惑时,能否有定力,能否抵御住这些诱惑?外在的法制、准则,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够长久起作用的还是内心的道德防线。这个内在的道德防线,实质上就是思想品质、人格风范。现实中充满着多种多样的诱惑性。我觉得,人生总有一些自性的、超越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需要有一种自信自足、气定神闲的定力。这样,人的精神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真理力量、人格魅力、自信力、定力—这四个“力”,确实都很关键。

第三点,在现代社会中,要不要交朋友,如何交朋友,这是一个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这里大有学问,大有说道。有些富有人生经验的老同志,告诫年轻人,叫作“慎交朋友”,我想这是饱含着血泪教训的痛切之谈。应该讲两句话:一是要交朋友;二是要结交益友、诤友,远离酒肉朋友、谄媚之人。朋友还是要交的,不能因噎废食。这方面,我们要向周总理学习。周总理朋友最多,他在弥留之际还特意嘱咐:“不要忘记老朋友。”与此相关,还有一句老话:“常想平生未报恩”,要有一种感恩思想。这些普通至极的家常话语,却饱含着生命智慧、人情至理,更富有现实针对性。

这里有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认为有了权力就必然有威信、有威望。实际上,威信、威望靠耍威风、耍手段是树立不起来的,只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要待人以诚,以身作则。二是把无原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搞小圈子看成是交朋友,古人说:“同道为朋,同志为友。”三是认为,当了领导,身旁朋友多着呢!实际上,许多领导干部是没有朋友的,你看着身前身后围拢着很多人,那并不是真正朋友,许多人是趋炎附势,相互利用,一当你退出领导岗位,昔日的所谓“朋友”纷纷作鸟兽散,最后门可罗雀,因为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人家自然就弃之如敝屣了。真正的朋友是道义之交,推心置腹,志同道合,肝胆相照。这样,你即使倒霉了、下台了,他们仍然与你相知相重。

第四点,学会做减法。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一辈子都做加法,比如秦始皇、成吉思汗;一类人先做加法,后做减法,这又分多种情况:比如曾国藩、陶渊明、郑板桥,就属于不同情况;还有一种,一辈子总在做减法,像庄子。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要干革命,总做减法,无所作为,这不可能。但可以提出来:事业上做加法,生活上做减法。那么,如何落实、如何践行呢?

这就要去贪、戒得、制欲。贪,触犯法纪,必须彻底去除;得,要付出代价,须注意警戒;欲,容易蚀损本性,损害性灵,堕志伤身,需要控制。人生要经常处于知止知足心态,树立正确的苦乐观、人生观、价值观。关键是要看得开、放得下。同志们可能看过朝阳古生物化石馆。那些鱼化石、鸟化石,至少都在一亿二千万年以上。在整个人生之旅中,与古生物化石相比,真是觉得人生所能把握的时间实在是过于短暂了。普通人能活上一百岁,就被称为“人瑞”。这又怎样?也只不过是这片狼鳍鱼化石的一百二十万分之一。真个是:“叹吾生之须臾,羡宇宙之无穷。”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争名夺利,究竟有多大价值?其实,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得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什么大把大把的票子,很重很重的权势,很多很多的住房,成批成打的美女,一切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很可能一转眼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就会冷静地思考:从前那么苦抓不放,究竟所为何来?是呀,平时颐指气使,势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临死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一死,同穷光蛋又有多少差别!除了嘴里含颗珠子,任何财富对于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到了这个时节,人会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清醒一些,会发现平日诸多可悲、可笑、可悯之处。当然,这种“红尘觉悟”不见得多么牢靠,有时消失得很迅捷、很干净。人是一种善忘的动物,常常是一下了病床,恢复了健康,就把这些感悟忘得无影无踪了。

过去有“老马识途”的成语。随着岁月的积淀,经验教训就成了人生财富。我愿把自己的“一得之愚”贡献出来。其中难免存在着局限性,大家“择其善者而从之”吧。



关于读书和创作

—在辽宁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1990年6月8日)


辽宁大学,作为我们省的最高学府之一,是人文荟萃、作手如林之地。应邀到这里来讲读书、谈创作,我确实有班门弄斧的顾虑。当然,也可以自解:就是在品味一席盛大的川菜,盛赞那干烧鱼翅、红烧熊掌、清蒸江团、鸡蒙葵菜之后,也不妨尝一尝那些街头的“小吃”,什么赖汤圆、龙抄手、钟水饺、珍珠元子、夫妻肺片、师友面、小笼牛肉,这些也毕竟是别具一格的。听惯了黄钟大吕之后,偶尔欣赏一些里巷歌讴,也可以换换口味。

下面,从四个方面展开我的话题。

一、自报家门

孟子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为了增进了解,先作一番自我介绍,给自己画个像。结合着,谈谈我的读书历程。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故乡在医巫闾山东面一个芦苇丛生、荒凉偏僻的村落里。当时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不敢露面,那里便成了一处“化外”荒原。我有一位族叔,很有学问,也有一些资产,膝下一子,生性顽皮、整天惹事生非,当地没有公立学校,叔叔便延聘一位老学究来加以调教;由于对我有好感,便把我连同他的孩子一起送进了私塾。六岁到十三周岁,读了八年私塾,在这里受到了比较系统的传统教育。读书进程大体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三百千千”之后,先读“四书五经”,再读《左传》、《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再读先秦诸子,主要是《老子》、《庄子》、《韩非子》。老师这个安排很特别,也有他的理由,就是趁孩子记忆力最强的时机,把需要背诵的经书背下来,懂不懂没关系。他有两个理论:一个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再就是,在好读书时抓紧读,不要好读书不读,不好读时却枉劳心力去记诵。他打个比喻,说是像小偷进屋偷东西,金银细软,收拾起来,背上就走;待到安全地方,再作分类、归拢。从实际效果看,这样读下来,一是确实记得很牢;二是先难后易,从佶屈聱牙的经书(比如《书经》、《礼记》),到史书、诸子,有一种春水融冰、江河下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的快感。

回顾那八年的私塾生涯,有失有得。最大的失,是思想受到禁锢,在世界观、人生观方面也承受一些负面影响;收获有三方面:一、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国学基础,主要是在文史方面;二、培养了对于历史的浓烈兴趣,因为旧学有“六经皆史”的说法,而且是“文史不分家”的;三、训练了很强的记忆能力,现在五十几岁了,不敢说“过目成诵”,但超强的记忆力,肯定超过普通人,原因在于小时候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我没有进过小学,所以,至今也不会拼音,查字典全凭笔画。我是1949年夏天直接考入中学的,数学只得了十九分,当时带个算盘,“四则”题不会列方程式,算盘一扒拉,“一退六二五”,“三下五除二”,结果出来了。但是,语文得的是满分,字也写得好。口试时,历史、地理都很优异。大学毕业后下乡锻炼,当过村官(乡团委副书记),还当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报纸副刊编辑,后来就在市直、省直机关工作。

“文革”十年,是我读书比较集中的阶段。由于一开始,就以报社黑笔杆子罪名遭到批判,机关群众组织忌讳,不愿吸收入内,这倒给了我安心读书的机会,主要是读鲁迅的作品。后来进入批斗“走资派”阶段,我们这些“死狗”便没有人理了,加入到群众组织里面,也没有多大兴趣,还是照样读书。迨到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我的读书机会就更多了。“破四旧”时,红卫兵抄家,弄来不少古书,统统放在仓库里,这回“批孔”要找靶子,因为我读过私塾,革委会宣传组便指令我去清理旧书,弄了两整天,挑出有价值的三百多种,我把它们用卡车运到机关办公楼上锁了起来,钥匙由我带着。这样,我便打着“评法批儒”的旗帜,名正言顺地进进出出,看书、摘记。其实,那时军代表关注的是联系现实,他们不愿也不懂翻动那些古旧东西;可是,我却又和这些久违了的“线装书”旧情重续,整天爱不释手。当时主要是读“诸子”,徜徉于《老子》、《孙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鸿烈》、《论衡》之间,仿佛进入了“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源世界。我记了十多本笔记,中间也没有人催我写批判文章,倒乐得个清闲自在。

光阴荏苒,岁月其徂,于今已三十年矣。人过中年,时间仿佛过得更快,“岁月疾如下坂轮”,光阴自当以分秒计,正所谓:“时间常恨少,苦战连昏晓。”无论节假日、早午晚,一切工余之暇,我都攫取过来用于学习。即使每天凌晨几十分钟的散步,也是一边走路一边构思、凝想;甚至晚间睡前洗脚,双足插在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友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关于读书,我曾写过六首七绝:《读书纪感》。其三:“伏尽炎消夜气清,百虫声里梦难成。书城弗下心如沸,鏖战频年未解兵。”其四:“学海深探为得珠,清宵苦读一灯孤。书中果有颜如玉,戏问山妻妒也无?”这些都是心路历程和苦读生涯的真实写照。从一定意义上说,读书成瘾与烟瘾、酒瘾无异,已经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做出牺牲。看过《聊斋·娇娜》的,当会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娇娜给孔生割除胸间痈疽,“紫血流溢,沾染床席,生贪近娇姿,不惟不觉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

二、说说我与文学创作

我写作旧体诗时间很早,早在读私塾时期就写了一些。水平高低不说,但绝对都是合格入律的。那时也试着用文言形式写作论说、记事文字。刚上初中时,向老师交的作文,还是“之乎者也”的,后来,被老师狠狠“撸”了一顿,说“你如果不改,我就当面给你撕掉”。这样,便学会了现代表达方式。但真正称得上文章,还是在60年代初开始的,那时编报纸副刊,同时也便开始了散文创作。出过几本散文集,一本旧体诗集。是中国作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三四年前,1986年、1987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办了一个《望海楼随笔》专栏,当时,作者遍布于全国各地,主要是六个人,我是其中一个,多达六七十篇。受到了知名作家、北京市委副书记(后来做了中宣部副部长)徐惟诚同志的热情关注和赞誉,在我把这些文章结集为《人才诗话》时,他还给写了序言(笔名余
心言)。

我的创作全部是业余的,每天八小时之外,作为自己的活动天地,一般地不容许侵犯。关于我的散文,省里开过两次讨论会,最近这次,学者们分析了风格特征、文体意识、语言特色、独特视角等,里面不无溢美之辞,但对我还是大有启发的,使我知道应该在哪些方面用力。

赞誉也好,批评也好,大家都一致称许我的坚忍不拔的毅力,称赞我在当前的商品大潮中,默默地据守在文学岗位上。我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生活更重要;永远站在起跑线上,向自己预定的一个个新的目标冲刺。至于能否夺魁,我并不看得特重。我觉得,跑的过程本身对我更重要,更具有吸引力。

许多同志不理解,你的地位已经不低了,待遇也足够了,年过半百的人,还犯得上花这么大力气拼搏文章吗?一般情况下,我都一笑置之。说是“夏虫不可以语冰”,有点不太尊重。实际上,“道不同,不相为谋”,要解释也没法解释清楚。事实上,在任何时代,追求“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人总是占全社会人口的极少数,我甘愿加入这个极少数人的“精神贵族”的行列,对这一选择我将至死而不悔。我有我的快乐,甚至是幸福。这是大境界、大潇洒。这是内心世界的东西,它不是给别人看的,仅仅是一种主观的自我感觉。我的自我感觉,一贯是好的。

那么,苦不苦呢?相当地苦,非常地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苦情是很深的。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说过: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也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地生活下去了。莫泊桑决定当作家,他的老师福楼拜对他说,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以后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舒服地生活,就不能享受一般人可能享受到的那些娱乐了。

清夜无眠,我曾凑了四句小诗:


推举石头攀陡山,茫茫学海未知还。

痴顽如我诚堪笑,事业文章欲两兼。


说来也是邪门,明明知道文学之路千难万险,可是,许多人仍然趋之若鹜。丹麦哲学家克尔凯戈尔在日记里写道:“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它是和我这个个体中的一切伴随而来的,是发自其中的最深沉的鞭策。就是说,写作是与自己的整个生命存在紧紧联系着的,写作是自己命定的生命境界。就是说,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对于一个以精神探索为命定的生命境界的人来说,当一个作家或者不当,不是自己所能选择的。”

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有人说,患上别的病,都容易救治;唯独和文艺结缘,万劫不覆,无可救药。英国作家毛姆的中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取材于法国画家高更。高更原来是股票公司的一个职员,在四十岁左右突然迷上了艺术,变得神经不正常,也不回家了。他太太怀疑他有了外遇,委托一个朋友调查。结果报告给高更太太,说高更没有和任何女人有来往,现在迷恋的是艺术。太太一听,哭了,说这可完了,如果迷上另一个女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厌烦的,我有信心把他夺回来;唯有迷上艺术,我这一辈子,算是彻底完了。

不仅迷上艺术无可救药,之死靡他;而且,心甘情愿吃苦受累。著名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说过:“艺术是一个暴君,因为做他奴隶的都心甘情愿,所以,这个暴君尤其可怕。你既然认了艺术做主子,一切的辛酸苦楚,便是你向他的纳贡。你信了他的宗教,怎能不把少牢、太牢去做牺
牲呢?”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文学创作那么艰苦、劳累,那为什么竟会让人如痴如醉、乐此不疲呢?

按照我的体会是,创作固然是艰辛的,可是,苦中有乐,就其本质来说,创作如同读书一样,是一种精神享受。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的甜美。试看母亲产育婴儿,用一句时髦的话来形容:“痛并快乐着。”作家面对作品,宛如母亲面对婴儿,那种可爱的“宁馨儿”,总会带来一种成就感、自豪感。正是在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我们才说:“越是艰苦,越是快乐。”

创作过程是艰苦的,但创作心态却并非像负重登山那样,筋肉紧绷,气喘吁吁;而是表现得轻松自如,左右逢源,绝非胶着、执拗。创作过程中,作家总是努力减轻心灵的外部负载,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地发挥好自己的创作活力。宛如舟行江上,纵目山川,仰眺俯瞰,刹那间感受到宇宙生命的律动,感受到这一律动与内在情怀的契合,目与心会,情与景融。这时节,作者的内心,应该像宗白华《美学散步》中说的:“涌现了一个独特的宇宙,崭新的意象,为人类增加了丰富的想象,替世界开辟了新境。”李白说:“当其得意时,心与天壤俱。闲云随舒卷,安识身有无。”达到了“物我神会”、双向交流的境界,将形而下的景与情,上升为形而上的审美超越。此时心境,正像宋代词人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词中所描绘的: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鬓萧疏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完全是一种放任不羁、自由自在、散淡逍遥的心境。所以,黑格尔老人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

三、关于散文的意蕴

上面谈了创作的艰辛、创作的心态;接下来,我想说说作品的意蕴。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刚才说到,“创作的艰辛,体现为一种长期熔铸性情、积贮感受、一朝绽放的甜美”;那么,这种经过长期熔铸与积贮的“性情”与“感受”,又是什么呢?也就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或者说是一种意蕴。下面分三个层次讲。

其一,意蕴之不可或缺。

中国传统绘画,非常重视布局、章法和笔墨之趣,但一切高水平的画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立意放在全部创作过程的首位。清人沈宗骞说:“意思既定,然后洒然落墨,气运笔随。若意思未得,但逐处填凑,纵极工稳,不是作家。”说的是作画,于散文创作亦然。清人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写照与思考,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写照,就是提供一面镜子,人生存得怎样,让我们从文学这面镜子里看一看自己的尊容;思考,则须进一步评价如此生存值得还是不值得,有意义还是无意义,应该怎样生存,以怎样的精神状态生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理想的。这些,通通地表现为意蕴。

我的散文里,可以说,篇篇都有比较深刻的意蕴。在《昙花,昙花》中,我想烘托一种人生的精神境界:自甘淡泊,多予少取,在贫瘠土地上蕴蓄元气,为着绽放一朵奇葩,使出浑身解数,最后力尽而竭。纵观宇宙万物,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在宇宙长河中都是短暂的一现。只要能在这一现之中,像一颗陨星冲入大气层之后能在剧烈的摩擦中发出耀目的光华,同样称得上星云灿烂。

《清风白水》一文,通过大量的景观、意象,使人们热爱九寨沟的自然生态:“川西北岷山丛林中的九寨沟的特色,是朦胧、神秘、奇丽、自然,充满荒情野趣,全无雕琢痕迹。如果说,泰山具有老年人那种饱经风雨、阅尽繁华的成熟与镇定,那么,九寨沟就是少男少女般的活泼、烂漫,清风白水,一片童真。以言艺术美、人文美,或许不及其他许多风景名胜;以言自然美,则是各地难以比驾的。天涯何处无清水?难得的是,这里的原始生态保持得很好,因而水质绝少污染,清澈异常,透明度达到二三十米。空气清新甜美,天空蔚蓝如拭,没有一丝浮尘雾霭。大自然的神功,将泉湖溪瀑聚炼为一体,组成一个和谐的世界。”

《神话的失踪》,说是寻找诗踪,寻找神话,实质是歌颂改革—由于生产力发展而神话失踪了,好事一桩,何憾之有?早在一百五十年前,马克思就说了:“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

其二,意蕴如何体现。

这种意蕴,在作品中并不单独、直接地显露在外,可是,又能在作品整体以及每一部分中闪现着它的踪影。这种意蕴的存在,不能理解为“把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一部作品如果缺乏精神内核,必将流于浅薄、轻飘、平庸、乏味;可是,如果简单地“把社会意图强加给艺术”,那就势必流于枯燥无味、生硬直白,不仅缺乏观赏性,甚至根本谈不上是艺术作品。文学的本质是审美,审美价值有一种溶解力,可以把政治价值、思想价值、宗教价值、历史价值等溶解其中。

有人要贝多芬阐释他的一支曲子的意蕴,贝多芬默然无语,只是重新把这个曲子演奏了一遍。这个人没有理会,再问贝多芬意蕴何在,贝多芬泪流满面。是的,一切都在曲子里边,应该说,并没有什么外在的、需要用语言补充和阐释的意蕴。这是贝多芬用悲怆的眼泪告诉我们的。

过去,我们曾经饱受“图解主题”的庸俗创作论的侵害,致使有些人谈“旨”色变。其实,如果主题是指经过艺术家体察的精神力量,是作家用以点燃、烛照万千心灵的理性火焰,就没有理由排斥它。

作家观察生活、理解生活,把握生活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能动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性论说,而是要用审美的艺术眼光,理性分析要沉淀在审美眼光之中。默默地、不见形影地起着制约、导向作用。不能露形于外,颐指气使。

高尔基说,好的散文,不是说教,而是“让思想饱和在生活之中”。这话很准确。所谓饱和,是说思想不是外贴的,不是糖衣片,而应该像人们吃面包与水果一样,维生素、营养饱和里面。思想和生活,犹如托尔斯泰说的,从山坡上疾驰下来的马车,说不清是马拉着车,还是车推着马。清代古文大家刘大櫆说:“理不可以直指也,故即物以明理;情不可以显出也,故即事以寓情。”

我写过一篇《心中的倩影》,说秦淮河的胜迹,久萦于心,常以未曾一到为憾。这次有机会了,离那里只剩下咫尺之遥,但是当我听说那里已经污染得不成样子,为了不使那如诗如画如烟如梦的旧时月色消失,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以便在记忆中永存她的美好的倩影。文中还讲了萧乾的故事。十八岁时,结识一位名叫萧曙雯的女学生。二人心心相印,灵犀互通,诚挚地爱恋着。不料,校长从中插足,声言如果曙雯拒婚,就要对萧乾狠下毒手。姑娘断然斥绝了这个恶棍,同时劝说萧乾赶紧离开,以免遭到暗算。这样,一对情人南北分飞,无缘重见,各自在布满荆棘的坎坷路上建立了家庭。六十年过去了,他旧地重游,得知萧曙雯仍然健在。这对于千里离人来说,尽管不无苦涩,却也毕竟是一种抚慰。可是,经过一番斟酌,他毅然决然放弃了这个此生难再的机缘。他不愿让记忆中的清亮如水的双眸,堆云耸黛的青丝,轻盈如燕、玉立亭亭的少女丰姿,在一瞬间,被了无神采的干枯老眼、霜雪般的鬓华和伛偻着的龙钟身影抹掉,他要把那已经活在心目中六十年的美好影像永远保存下来。萧乾说:“这不光是考虑自己,也是为了让曙雯记忆中的我永远是个天真活泼的小伙子,所以,还是不见为好。”留恋昔日的风华,珍视美好的印象,永存心中的倩影,这样一个美学命题,不是直白地说出来,而是凭借一系列鲜活的形象、生动的故事展现出来。

还有一篇《追求》,我想说的是:美在于不断追求,不在于占有;走进却不踏上去,留下一块永恒的绿地,供日后悬想与追思;美的境界在事物过程本身;充满希望的追求比到达目的地更有吸引力,追求比占有更使人感到幸福。同样也是通过一系列故事、细节,一层层地展现。我写王子猷雪夜访戴安道,乘船足足走了一宿,方始到达友人门前,可是,却悄然返回了。人们问他;这么远冒雪赶来,为什么不进去与友人见上一面?他的答复是:“我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文中还引述了美国作家沃尔夫的一篇小说:每天下午两点多钟总有一列火车从小镇旁驶过。当司机拉响汽笛时,这时就有一个女人站在小屋后面向他挥手。开始时,她身旁依偎着一个小女孩,后来,女孩渐渐地长成了大姑娘,司机也繁霜染鬓,步入老境。他感到,无论多么艰苦、劳累,只要一看见这座小屋和天天向他挥手的母女,就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与温馨。他想,将来退休以后,一定要去寻访她们,坐在一起畅谈一番。这一天终于来到了,老司机卸了任。他第一次从这里踏上月台,怀着无限期待、无比幸福的心情,来到了母女俩居住的小镇。恰好,过去见过上万次的母女俩,此刻正站在路边,上下打量着他这个陌生人。母亲面容消瘦,神情冷漠,目光中反映出猜疑、惊恐和不信任的情绪。这一切,把他从她们的招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亲热劲儿、乡园感,驱逐得无影无踪。他试图解释几句,但当看到两个女人呆滞、拘谨的神情,便默然离开了。他后悔此行勘破了那一场充满着希望与追求的美梦。恰恰应和了陈独秀的两句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

其三,意蕴的获得。

意蕴放射着理性的光辉,是一种理性美。要获得意蕴,必须经过多层次的超越,超越浅层真实,超越简单目的。康德认为,美之为美,须无实际利害感,须在不显露客观目的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地合乎目的,须在超逸概念的前提下追求普通性与必然性。日本画家东山魁夷这样描写过一片树叶:你的绿意,不知不觉地黯然失色了,终于变成一片黄叶。夜来秋雨敲窗,第二天早晨起来,树枝上已消失了你的踪迹。只看到你所在的那个枝上又冒出了一片嫩芽。等到这个幼芽绽放绿意时,你早已零落地下,埋在泥土之中了。

艺术的哲理是关于人和人生的哲理。历史上,一切高水平的艺术总包含着较多的哲理,而现代,对哲理的追求就成了越来越多的作家艺术家的一种自觉行动。这是与现代人力图重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总趋势分不开的。因为,艺术哲理的本质,就在于对世界、对人生的内在意蕴的整体性开发。

遗憾的是,生活中我们总是过于匆忙,似乎急匆匆地总是要赶到哪里去,甚至连休假、游玩的时候也是这样。要匆匆忙忙地跑完地图上标着的所有风景点,每到一处,总是咔嚓、咔嚓,根本不做涵咏性的赏玩,不习惯于探索个究竟,只是满足于带回去一堆可以炫示于人的照片。我们很少停下来听听那风,听听那雨,看看那流云霞彩,认知一下草木虫鱼,凝视一下大地的热气与呼吸。

作为一个散文家,自然要有丰富的感情,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比别人承受更多的苦难,享受更多的欢乐,爱得更火热,恨得更强烈。总之,富有更深刻的感受”。

散文大概没有别的表现对象,它表现的就是作家自己。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构成了作者的心理境界。所以,散文的特点主要是写心。作为一种流动着没有固定形态的审美形式,散文的自由完全来源于作者内心的自由。散文与诗一样,是作者直接拥抱世界的产物。它可以像鲁迅俯视着过往的全部社会人生,剖析着整个民族长期所积淀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典型心理现象,也可以像蒙田、培根那样,深沉而渊博地思索社会人生与宇宙万物的哲理,也可以像屠格涅夫、泰戈尔那样,亲切地倾诉自己内心的喜悦与追求。

作家表现真实时常常自问:对此,我能比前人新发现一些什么?我能比旁人多发现一些什么?我写过一篇《天上黄昏》。黄昏,这是个前人写滥了的话题。要再写,就需要有新的发现。我写飞机上看到的黄昏,这种眼光有一种独特的穿透力,把握住未曾被前人和旁人发现的视觉真实。我发挥现代人能在万米高空之上观察日出日落的优势,清晰地展现日落时的奇观:然后与刘白羽看到的晨曦相对照。说明夕阳西下与旭日东升原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景观,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已。所以,古代人那种感伤日暮悲凉之意是因为缺乏科学知识。“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不是我高明,是我具备了比前人优越的条件。相信,将来登上月球后,一定会发现夕照黄昏新的景观。

四、关于散文的视角选择

说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我要说的第四个话题:散文的视角选择。

托尔斯泰认为,优秀的艺术构想,“应当有这样一个点,所有光会集中在这一点上,或者从这一点放射出去”。我觉得,这可以借鉴到视角的选取上来。我写散文,不论是写景、抒情、叙事,面对着感觉的客体,总习惯于找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认识它、把握它、表现它。我欣赏法国当代作家夏布洛尔的话:“对我来说,现在最主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要写出来,首先就有一个艺术构想的问题。种种意蕴、情态,都要以直觉形式表现出来。黑格尔说,美是理念的感性呈现,就是把视点归结到直觉形式上的。直觉形式看似很简单,但它背后所包罗的几乎是作家的整体生命。为了说得清楚些,这里举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为例:

朱先生写自己北上读书,父亲在繁忙中渡江相送到车站,在车站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本可以回去了,却突然想到要穿过铁道去买几个橘子,给朱自清路上吃。


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中不禁又簌簌地流下泪来。


我们别的可以忘记,独独这个蹒跚、肥胖、吃力的背影,太深刻了,永生不会忘记。这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情感的直觉造型,也是一个独特的视角选择。许多诗人并不缺乏真实的激情,而缺少这种视觉造型。结果,情感、文脉就流散不定,构不成交汇点,也失去了发射力。据我的体验,在艺术中,哲理追求也往往体现在直觉形式上。或者说,艺术凭借着直觉形式来进行哲理追求。

我写过一篇《青天一缕霞》。萧红是我喜欢的一个女作家。幼时读她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留下一个亮点就是“火烧云”,就是七八月的巧云。后来读到聂绀弩的诗句:“何人绘得萧红影,望断青天一缕霞”,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意识。待到访问故居,又看了天上的云。我本来就喜欢看云,又有上述直感,一下子就把天上的云与地上的人联结起来,获得一个独特的视角。


看到片云当空不动,我会想到一个解事颇早的小女孩,没有母爱,没有伙伴,每天孤寂地坐在祖父的后花园里,双手支颐,凝望着碧空。

而当一抹流云掉头不顾地疾驰着逸向远方,我想,这宛如一个青年女子冲出封建家庭的樊笼,逃婚出走,开始其痛苦、顽强的奋斗生涯。

有时,两片浮游的云朵亲昵地叠合在一起,而后,又各不相干地飘走,我会想到两个叛逆的灵魂的契合—他们在荆天棘地中偶然遇合,结伴跋涉,相濡以沫,后来却分道扬镳,天各一
方了。

当发现一缕云霞渐渐地融化在青空中,悄然泯没与消逝时,我便抑制不住悲怀,深情悼惜这位多思的才女。她,流离颠沛,忧病相煎,一缕香魂飘散在遥远的浅水湾,⋯⋯

正是这种深深的忆念,和出于对作品的热爱而希望了解其生活原型,即所谓“因蜜寻花”的心理,催动着我在观赏巧云的最佳时节—八月中旬,来到这神驰已久的呼兰,追寻女作家六十年前的岁月。


再比如《祁连雪》。千里河西走廊,该给人们留下多少玄思遐想呀!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这大漠戈壁,相信都会射出无数支向往的神矢,鼓振着玄想的羽翼,设法去观察与描绘它的历史、现实、未来的诸般色相。这里,奔驰过出使西域的张骞的车骑和勇探虎穴的班超的鞍马,飞扬过和亲乌孙的细君、解忧两公主的车尘,闪现过西天取经的唐僧的身影,也展现过隋炀帝会见27个国家君主的盛大场面。这里也有“大漠孤烟”、瀚海行旅、悲笳互动、驼铃叮咚的图景。但我都不想直接去写它们,目的是避免重复。这方面的诗文实在是太多了。我想找一个特殊的视角,把我对河西走廊的深沉的历史感、亲近感描绘出来。于是想到了“祁连雪”—它是一路陪伴我们的景观。


有人形容它像一位仪表堂堂、银发飘萧的将军,俯视着苍茫的大地,守护着千里沃野;有人说,祁连雪岭像一尊圣洁的神祇,壁立千寻,高悬天半,与羁旅劳人总是保持着一种难以逾越的距离,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隔膜感。可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恋人、挚友般的亲切。千里长行,依依相伴,神之所游,意之所注,无往而不是灵山圣雪,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一种相通相化、相亲相契的温情,使造化与心源合一,客观的自然景物与主观的生命情调交融互渗,一切形象都化作了象征世界。

也许正是这种类似的情感使然,一百五十年前的秋日,爱国政治家林则徐充军西北,路过河西走廊时,曾与祁连雪岭风趣地调侃:“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我的一位祁姓学友,西出阳关,竟和祁连山攀了同宗:“西行莫道无朋侣,亘古名山也姓祁。”甘、青路上,我也即兴写了四首七绝,寄情于祁连雪:


断续长城断续情,蜃楼堪赏不堪凭。

依依只有祁连雪,千里相随照眼明。


邂逅河西似水萍,青衿白首共峥嵘,

相将且作同心侣,一段人天未了情。


皎皎天南烛客程,阳关分手尚萦情。

何期别去三千里,青海湖边又远迎!


轻车斜日下西宁,日断遥山一脉青。

我欲因之梦寥廓,寒云古雪不分明。


事实表明,这种视角选正了。正如毕加索说的:“观念与情感终于在他的画幅之间成了俘虏。无论怎样,它们不再能逃出画幅了。”如果把画幅作广义的理解,即作为视角的直觉造型来理解,真是确切不移的。

我把这说成是表现形式、艺术构思上的一种高能效应。因为它会帮助作家倾吐出大量的普遍意蕴,使广大欣赏者不得不从一般欣赏转化为震颤性体验,由具象走向抽象,实现一种明显的普遍性的承载。

但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寻找这个特殊的视角,我曾长久地谛视着自己的心灵世界,追踪着自己的心理律动,苦苦思索,有时绕室彷徨,不能自已。一当寻找了线索,立即感兴勃发,马上借取客观世界的一些物象(像云、雪、黄昏),作为自己的感情符号,看作是自己心灵吐露的渠道。这时创作就成了艰辛中的一种甘美的艺术享受。



同中学生谈散文的写作和欣赏

—在吉林大学附属中学的讲演

(2010年11月17日)


按照传统的四分法,文学体裁分为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中国是散文的国度,也是诗的国度。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散文与诗歌都是最古老、最正统的门类,它们在古代的代表性典籍—《尚书》、《诗经》,都有三千年历史了。西方大体上也是这两种文体资格最老。

这两种文体,系出同源。诗、文都是在老百姓的劳动、生活中产生的。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就是说,“饿了的人在喊着,我要吃东西;干活累了的人在叫唤,我好累”。直接贴近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毛诗序》中有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在古代,有些诗文相互通融,比如,某些赋体文学,像《阿房宫赋》、前后《赤壁赋》,还有《归去来辞》,本身也都是散文,可是,归类又纳入“诗词歌赋”之中。骈体的赋,在中国文学中,处于诗、文之间的“两栖”地带。《古文观止》把《阿房宫赋》收了进去,但我们读来更像是诗:“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而有的名家诗句:如杜甫的《丹青引》:“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李白的《蜀道难》中“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都和散文句式相类似。散文可以向诗学一点生动的意象,活泼的节奏,虚实相济的技巧。

在各种文体中,散文被称作基础文体,它的应用性最广泛,普及性最突出。即使在文化层次较低、甚至没有读过书的人,对于这两种文体也并不生疏。你看,陈胜、吴广率领农民军起义后,相约“苟富贵,毋相忘”。刘邦、项羽当看到秦始皇出巡的威严气势后,分别说:“大丈夫当如是也!”“彼可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很好的散文。可是,这四个人基本上都是“大老粗”。

作品意义的丰富性和解读过程的个人性,使解读产生的意义必然是多元的。文学解读,讲究解释学。传统解释学认为,解释的目标是恢复作者原意。由于读者与所要理解的对象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要求读者克服时空距离,摆脱历史的成见,以求保持解释的客观性。现代解释学认为,解释的目标是出于现代的需要,解读的时空距离无须克服,而是要利用它,因为意义是在时空距离中展开的,既可看清自己,又能看清前一代人;成见更无须摆脱,正是它使理解的历史性成为可能,开拓出新的意义领域,意义的创造是读者参与的结果。

而且,解读中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寻找不同性质的意义:形象意义、情感意义与哲理意义。以形象为主要表现对象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形象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有小说、记人的散文;以情感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情感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有抒情性的散文和诗歌;以哲理为主要表达方向的文本,需要理解文本的哲理意义,这类文本主要是哲理性的散文和诗歌。但是,这三种意义并不一定分散地存在于各种文体之中,而是可以并存于同一种文体、同一个文本,读者要根据文本自身的特点,多角度、多层次地解读文本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第一,散文也好,诗歌也好,都产生于现实的生产、生活,并非无比神秘;也不见得只有专业作家才能书写。那种把文学创作神秘化,看作是少部分人的独家专利、只能少数人操作的观点,是欠妥的。

第二,文学本身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它是生活的艺术展现,是新的创造加工。高尔基说,生活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学。既然是文学,就要讲究文学性,就是说,要与普通的说话、表达方式有所区别。现在出现了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的倾向。诚然,散文文体是很宽泛的,凡是不用韵、不分行的,无论是叙事、说理、抒情、写景,无论是随笔、书信甚至日记,都可以成为散文。但是这样一来,也导致散文的概念过于宽泛,以致有的人认为,散文不是文学作品,可以随便书写,用不着讲究文学性。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至于诗,被称为最高形式的语言艺术,就更具文学色彩了。如果只是满足于日常表达,那就丧失了文学的价值,也肯定会削弱文学的感染力,以至无法实现。

同学们语文课中接触最多的就是散文了。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散文是培养锻炼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强文字表现能力的基本功。对于专事写作的作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常用的表情达意、抒怀述志的最适当的体裁。那么,散文有哪几种类型呢?记事写景—静的空间描写;叙事表意—动的时间描写;还有抒情述志与说理辨析,主要是这么四种类型。由于散文的生命力在于真实,是非虚构的,因而人们公认,散文是“掏心窝的艺术”,可以看作是作者的心路历程史。但是,散文是文学,与一般的新闻报道不同,要求具有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这样,它应该在语言文字、表现手法、谋篇布局、艺术构思方面,俱见功力,在叙事、说理之外,还要讲究情感、形象、声调、文采,而且,要求富有丰富的蕴涵,深刻、新鲜的见解。

我在文学创作中,是以散文这种体裁为主的,我已经写了四十年了,出版了四五十部散文集;但是,要是叫我系统地谈谈散文写作问题,也还觉得难度不小。下面就结合创作实践谈一些纯属个人的心得体会。

一、读书明理

初学写作,往往总觉得“穷词”,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没有新意,没有深意。特别是不善于剖析,讲不出深刻、新颖的道理来。也就是说,肚子里没货。那么,要能讲出哲理、意蕴来,就得先要胸中富有哲理意蕴。这要靠读书明理,勤奋学习。主要是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方面下功夫。我在理论方面是下过苦功的。一本《反杜林论》,我读得滚瓜烂熟,不知读过多少遍。

人们都说,读书是为了获取知识,这样讲没有错,但还须做些必要的补充。实际上,它是分为多个层次的:搜罗信息是一层,增加学识是一层,把握规律又进了一层,最高层次是增长智慧。投身于市场经济、商业社会,人们自然都重视信息的获得。打开电脑、电视,或者翻开报纸,一般都是先浏览一下新闻,看看有哪些新的信息。这原本是正常的;问题在于,若只停留在这一步,仅仅满足于求新逐异,而不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索,久而久之,思维就会表层化、平面化,导致思辨能力的弱化和原创力的萎缩。

信息是事物、事实的表层展示,是认识的起点,还须进入研究学问、增长本领的层面,进一步,掌握规律,增长智慧。举个简单的实例,古籍《战国策》中记载这样一段话: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而亡国者。”仪狄造出酒来,这是信息。造酒技术很高超,味道十分甘美,这里蕴涵着学问与技艺,就有了知识含量。而大禹喝了,慨叹说:后世君王肯定会有因嗜酒而亡国的。这就上升到规律与智慧的层面了,带有高度的预见性。

二、学会思考,养成思考与分析的习惯

在今天的世界上,狭义的知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上网一查全出来了,难的是分析与判断,也就是思辨。所谓思,就是思索、考虑、琢磨;辨,就是分析、辨别、判断、阐明道理,简单地说,就是想问题,找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为此,读书、学习必须有“问题意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对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有解决的思路;二是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所谓“问题意识”,实际上就是说学习要同思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有效的途径。思考就是要找问题,找话题,找课题。事物是复杂的,我们要跳出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遇事要养成分析的习惯。有准备的头脑,对于培养思辨能力至关重要。就是说,头脑的开关总要处在开启状态,灵感只光顾勤奋思索的人。面对客观事物(包括社会、自然、人生)和主观世界,应该有独到的、深刻的看法。像学习分为三个层次—信息、知识、智慧一样,分析、思辨也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应然。

三、学会说理

散文如何说理?大体有五种方式。

其一,是即事论理。我写过一篇《五岳还留一岳思》,中心是讲凡事要留有余地。我讲:那次游览黄山,在海拔均达一千八百米以上的三大主峰中,只登了天都峰、光明顶,留下莲花峰作为“余生梦想”。这样,至今我对黄山还抱有一种朦胧的追求,总想找个机会重游一次。同旅游一样,为文作画也应该讲究留有余地,不可太满太露。白石老人画虾,并没有像一些平庸的画匠那样,纤细无遗地将大虾腹下的节足一一描出。从外表上看,似乎形体不全,朦胧不显,可是,虾的动态、虾的神韵却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画面上的生物景象,而且还感受到一种亲切、开朗的,使人感发奋起的愉悦情绪,一种春天般的、对生活充满肯定与热爱的心态。这使我想到中国艺术传统那么讲究、那么强调“象外之旨”、“弦外之音”、“言外之意”。其中奥秘就在于以不全求全,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其要旨,仍然是要给读者留下更多的想象余地。所谓“大成若缺”、“过犹不及”。

再比如,讲辩证观点。有用、无用是相对的。战国时期,庄子和惠子辩论。惠子说庄子的理论大而无当,庄子说:“晓得无用了,才能和你来谈有用。大地,该是多么广阔博大呀;然而,人所用的只是立足之地,也不过是一尺见方吧?其他,似乎都与你无关。可是,你却不能把你立足以外的其他地方,都挖除掉,一直掘至黄泉。如果那样,你所站的那一小块地方还能用吗?”主要、次要也是相对的。对口相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二人一唱一和,交相为用。逗哏的笑料占主导地位,所以称为主角;但须有配角捧哏的衬托、铺垫,才能组成包袱,产生笑料。这天,两人说《武松打虎》,逗哏的以主角自居,说配角可有可无。但见逗哏的挥拳开打,按说应该打几下,老虎就得死了,这才能显出武松的威风;可是,捧哏的老虎却怎么打也不死,最后,还噌地蹦起来了。逗哏的责问他,他说:“你不说我可有可无吗?”庄子也好,相声也好,都不是空泛议论,而是即事说理。

其二,是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司马氏灭蜀,李密沦为亡国之臣。晋武帝司马炎采取怀柔政策,极力笼络蜀汉旧臣,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李密不想出山,但总得找个理由啊,于是用晋朝“以孝治天下”为口实,以祖母供养无主为由,上《陈情表》以明志,要求暂缓赴任,上表恳辞。你听他是怎么说的:“但以刘(他的祖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今年九十有六,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也。乌鸟私情,愿乞终养。”寓理于情,合情合理,最后,晋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他达到了预期
目的。

其三,是透彻剖析,直抒胸臆。我写《废物—放错了位置的有用之材》,就是采取直接叙述的手法。我说,客观事物各具所长,也各有所短。人才也是一样。世界上全才极少,甚至是没有的。绝大多数人具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长处,同时又有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的缺陷。这个所谓“缺陷”,往往会被一些人看作废物;事实上,他同时还是具有某些长处的。这就告诉我们:扬长避短,合理使用,则天下尽多可用之才。关键在于要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既能容人之短,又肯于耐心细致地去发掘其固有的特长。

即便是直接议论,也应是探索式的、研讨式的交流,理解性的、对话式的讨论,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冷嘲热讽的讥刺。应该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艺术的语言、独特的感悟咀嚼社会人生。叙述中有时还可以插入一些“闲笔”,不仅着手成春,触笔生妙,而且能使文气从容舒缓,平添几分情趣。胡乔木同志说过,写作议论性的文章,里面可以夹带几个小风扇,在感到沉闷的地方出来扇几下。

四、散文要有真情实感,要鲜明地表现作者的人生态度、爱憎情怀

要能感动读者,首先必须作者自己感动。应该写得很实在,特别要凸显真情,再现生活场景,写得越朴实、越自然、越真切越好,这里不需要特意的抒情、说理,应该靠事情本身打动人。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祭奠他的侄子的,情感极为真实,读了催人泪下。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纯明而不克蒙其泽乎?少者、强者而夭殁,长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为信也。梦也,传之非其真也,东野之书,耿兰之报,何为而在吾侧也?呜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纯明宜业其家者,不克蒙其泽矣!所谓天者诚难测,而神者诚难明矣!所谓理者不可推,而寿者不可知矣!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文学是人们情感的喷发口,它在承担着教化功能、认知功能、消遣娱乐功能之外,还有宣泄内心的苦闷与焦躁的功能,同时也是人们精神的寄托。散文是交谈与倾听的艺术,是倾诉自己内心和倾听自己内心的话语。因此,决定散文生命力的。是写作者身上两样最弄不得假的东西,一是文字功力,一是人生境界。越过表面的写实,而进一步关注与表现普通人的追求和期待,使自己的人生能够有意义,进入终极关怀的层面。

作家、艺术家的思想,不能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行为规范,也就是仅仅停留在政治态度、做人标准上,还应该进入一个认识论的范畴,站在民族、社会、时代的最前沿。说一句通俗的话,就是:你肚子里有真实货色,才能使出真功夫,给人启迪,给人教益。眼高可能手低,但眼低肯定手低。

五、散文呼唤创新,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

散文的本质,内容、题材、表现形式、话语方式,都是开放的,没有成规,没有限界。现今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甚至是光怪陆离,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作家、读者的文化背景、审美期待、审美趣味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这就决定了散文创作的多样化、多元化。要强调独创性,要独出心裁,不能嚼人家的剩饭。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我掉换了视角,改变了由点到线、移步换形的写法,着眼于宏观,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来读。我给自己制订一条规矩,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如果哪一天只能原地踏步,那就说明已经失去了创造力,那就立刻停笔。

六、散文写作,不能只是叙述,还要善于描写,注重形象化

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讲到艺术创造时,说一个是“画”,另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我写过一篇关于李鸿章的历史文化散文。这个大名鼎鼎的李鸿章,怎么写呢?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不倒翁、太极拳师、裱糊匠、撞钟的和尚、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仓中老鼠等六种形象。

七、要感染人,必须注重细节描写

我有一篇写母亲的散文,题目叫“望”。从望儿山写起。上中学。参加工作后,经常外出开会下乡。母亲几乎天天都站立在楼上的窗前,遥遥地望着,望着。渐渐地,老人家的眼睛看不清东西了,可是耳朵却异常灵敏,隔着很远,就能够辨识我的脚步声。只要告诉她,我在哪天返回来,母亲便会在这一天,拄着拐杖,从早到晚站在门里面,等着听到我的动静好顺手开门,直到把我迎进屋里。这时,老人家便再也支撑不住了,全身像瘫痪了一样,卧伏在床铺上。母亲去世二十多年过去了,有时看到桌上的电话,心里还一阵阵地觉着难过。现在,即使远在千里万里之外,只要拨个电话,就可以随便和家人欢谈。可是,那时家里却没有这种条件。记得到省城工作后,赶上过端午节,我想到应该给老母亲捎个话,问候问候,告诉她我一切都好,不要挂念。于是,就往我原来所在的机关拨个电话,请为转告。听说,老母亲欣慰之余,又不无遗憾地对那位传话的同志说,她实在走动不了啦,不然,一定跟他到机关去,在电话里听听我的声音,亲自同我交谈几句。

八、要用文学化的语言

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尤其是散文,有人说它是裸体的东西。语言是散文作家的入门证,像意境、意象都是靠语言来表达的。语言不过关,散文就立不住。散文的语言要有文学性,这就要不断提炼、升华,和平常交流性的语言是有区别的。应该避免用公文语言、习惯语言和新闻用语,力避重复他人。散文创作中的语言,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形、凝聚、强化、形象化、陌生化,使之更新我们的习惯反应,唤起新鲜的感知。余光中说:“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炉中,炼出一颗丹来。在这一类作品里,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

我写张学良到夏威夷定居:


他从大洋彼岸来到夏威夷,仅仅几个月,就被这绚丽的万顷金滩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来消遣一段时间。这里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聚集着五大洲各种肤色的游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礼貌、客气,少有特殊的关切。又兼老先生的传奇身世鲜为人知,而他的形象与装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象中的体貌清奇、丰神潇洒,所以,即便是杂处当地居民之中,也没有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老人很喜欢这种红尘扰攘中的“渐远于人,渐近于神”的恬淡生活。

告别了刻着伤痕、连着脐带的关河丘陇,经过一番精神上的换血之后,他像一只挣脱网罟、藏身岩穴的龙虾,在这孤悬大洋深处的避风港湾隐遁下来。龙虾一生中多次脱壳,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断地变换角色:先是扮演横冲直撞、冒险犯难的堂吉诃德,后来化身为戴着紧箍咒、压在五行山下的行者悟空,收场时又成了脱离红尘紫陌、流寓孤岛的鲁滨孙。

初来海外,四顾苍茫,不免生发出一种飘零感。时间长了逐渐悟出,飘零,原本是人生的一种“根性”。古人早就说了:“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无依的弹丸嘛!

九、要找出一个特殊的视角,一个体现本质的形象特征

我写李清照的散文《终古凝眉》,怎么引起的呢?那次到浙江金华去,看到李清照一个塑像:两弯似蹙非蹙、轻颦不展的凝眉,刀镌斧削一般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站在她长身玉立、瘦影茕独的雕像前,我久久地、久久地凝望着,沉思着。李清照少历繁华,中经丧乱,晚境凄凉,用她自己的话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翻开一部《漱玉词》,那布满字里行间的茫茫无际的命运之愁、历史之愁、时代之愁,相思之痛、悼亡之哀,颠沛流离之苦,破国亡家之悲,怎是一个“愁”字所能了得!看来,悲凉愁苦弥漫于她的整个人生领域和全部生命历程,她一生强烈地感受到悲愁与痛苦,经受着感情的折磨。所以,有两句诗:太白有诗皆咏酒,易安无语不言愁。

十、要讲究开头和结尾,拟个好题目,题目最好小一点

从前作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白居易说:“落句欲似高山放石,一去不回。”也有人强调,结尾要余韵悠然,让人有不尽的联想,达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悠然意远。

散文的标题也有讲究。应该富有文学性,富有诗意,要个性化、形象化。既不能漫无边际,又不宜一览无余。要动脑筋想一想。我就特别注意给文章拟题目,如《一夜芳邻》、《用破一生心》、《他那一辈子》、《回头几度风花》、《人生几度秋凉》、《望》。

题目应该小一点。大家熟悉的散文名篇,像冰心的《小桔灯》、朱自清的《背影》、鲁迅的《风筝》,都是很具体、很小的。有的作者不屑于关注一些小题目、边角料,认为这些没有价值,也显示不出才力,表现在评论上,往往夸夸其谈,不着边际,以为只要能够引证一大篇时兴的理论,写出高头讲章,不管是否切合文本,都会得到读者的青睐。致使有些评论显得隔,不贴近文本,自说自话,不着边际,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评论显得硬,气势磅礴,立论武断,口气很大,缺乏对评论对象应有的理解与体贴。其成因,固然是长期以来,特别是“文革”期间,整个文风养成空泛议论、脱离实际的弊端的直接后果;但追根溯源,和对于乾嘉学派“出言有据,板上钉钉”的严谨考据的全盘否定,助长了粗疏大意的学风也不无关系。

我们从事散文写作,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题目过大,延伸过远。散文与新闻不同。新闻可以有无限的涵盖力。毛主席起草的解放军胜利渡过长江的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里面包含着丰富的信息量:让你知道,解放军兵力强盛,战线长,气势猛,战绩辉煌;渡江作战获得了巨大成功。可是,如果采用散文形式,这样写就不行了。恐怕得抓个典型场面,突出一条船,或者一户人家、一个老艄公。文学与艺术是相通的,可以借鉴电影《唐山大地震》的手法。散文的入口要小,应该像陶渊明写的桃花源那样:“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十一、创作要有准备

这是茅盾先生提出来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每到一个地方去,对于要写的事物,事先都找些背景资料,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可能有人会说,何必着急,等动手写的时候再查阅有关资料也不晚哪。那是不行的!事先有了准备,到时才能留意有关场景、有关细节;否则,“冷手抓热馒头”,毫无思想准备,会把一些有价值的见闻忽略过去。“凉锅贴饼子—溜了”,热锅贴饼子怎么不溜呢?主客观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十二、平时要记读书笔记

建议同学们每人都要准备一个笔记本,把读书、思考、观察所得,随时记录下来。这样的笔记,我有七八十册,现在都成了宝贵的财富。多至几千字,成套理论,小至二三十字,小感悟、小体会。昨天早晨看一些资料,录下了这样几句话:


苹果最光辉的一刻,就是砸在牛顿头上。

老鼠嘲笑猫的时候,身旁必有一个洞。

上了年纪最大的特点,就是年轻时得不到的东西,现在你不想要了。

谎言和誓言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别的人当真了,一个是说的人当真了。

找不到我喜欢的伞,我宁愿淋雨。

善良就是当别人挨饿的时候,我吃肉不吧嗒嘴。



拉美作家群及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化生成

—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5年9月16日)


我到过的国家不算少了,然而,对于这次拉美之旅却特别看重,行前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这不仅因为我要踏上的是一片向往已久的神奇、神秘的土地,有机会接触到拉美这一范围巨大而影响深远的文化圈,更主要的是,在这个文化圈里,崛起了一个璀璨夺目的文学群落,到处耸立着文学的参天大树,闪动着文学巨匠的身影。这对于一个东方的作家是很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我收集了许多有关拉美文化的资料,还专门听了北京大学赵德明教授讲授拉美文学的课,抓紧阅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路易斯·博尔赫斯、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等大批拉美作家的作品,于是,《百年孤独》、《小径分岔的花园》、《沙之书》、《玉米人》、《绿房子》这些长短篇著作便堆满了我的案头,有的书找不到,就从网上下载。我觉得,拉美作家群表现美洲独有的现实与历史的广度、深度及其所体现的文学价值,具有世界性意义。他们善于把民族传统同西方现代派手法结合起来,使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相融合,通过神奇的幻景,混合的体裁,无拘无束的表现形式,赋予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难怪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里森说:“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家在南美。”大家知道,拉美作家中,智利的米斯特拉尔、聂鲁达,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墨西哥的帕斯,都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拉丁美洲和拉美文学毕竟是一个庞大的整体,要把握它的全貌比较困难。我只能就一两个突出方面进行研究,抚一斑以窥全豹;但这样一来,会不会陷入片面性和以偏概全的泥潭呢?也很难说。

本来,魔幻和现实是两个互不相容的概念,一个是神奇缥缈的幻想,一个是清晰真实的存在。可是,在拉美这块奇妙的土地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现象却融合在一起,相反相成,共同孕育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这朵奇葩。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在1925年发表的关于绘画的专著;后来,委内瑞拉一位作家把它借用过来引入拉美文学。其特点是,情节离奇,内容怪诞,手法奇异,给人一种真假难辨、虚实不分、似是而非、扑朔迷离的感觉。它往往把历史事实置于神话史诗般的氛围之中,通过奇妙的构思,打破主客观世界的界限,创造一种魔幻境界,把拉丁美洲严酷的现实生活反映出来。

这在《百年孤独》中可以说达到了极致。它所展现的布恩地亚家族七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以及马贡多小镇的百年兴衰历程,乃是哥伦比亚和整个拉丁美洲的一个缩影,是拉丁美洲的奇特现实、驳杂文化同人类远古神话原型的统一体,其中蕴涵着对现实的无比丰厚的象征意义,因此也可以说是一则具有世界性的寓言。它古老苍凉的叙述打破了时空界限,使得人类的蒙昧、荒谬和孤独具备了穿透历史的永恒性和伸向未来的无限性,它引导读者形象地反思了人类自古及今的愚昧、闭塞和无法摆脱的宿命。这种深刻的民族文化反省,犀利的批判眼光,凝重的历史内涵,尤其是作家对于死亡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生命的悲剧意识,现实与内心的孤独感,都给予读者极大的震撼。记得尼采说过,孤独者有三种状态:神灵、野兽、哲学家,可以说,它们在这部魔幻现实主义杰作中都得到了充分
体现。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是拉丁美洲几代有作为的作家艰辛探索的结晶。这里首先要提到它的先驱者阿斯图里亚斯。在原住民印第安人心目中,外在的客观世界与内在的精神世界是相通的,人的幻象与现实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切事物之间都有一种直接的特殊的联系。阿斯图里亚斯透彻地了解印第安人的文化精髓,在长篇小说《玉米人》里,以印第安人的原始思维方式认识世界、观察万物,为读者展现一个现实与神话传说混杂的独特世界。

博尔赫斯的小说似乎追求一种镜子与镜子互相映照的视觉效果,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像镜子一样迅速繁殖”;有意在情节间制造荒谬,造成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错觉。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情节本身就是一个迷宫,里面充满了玄思冥想和哲理、悖论。在那里,时间能够循环交叉,空间可以重叠并存,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小径分岔的花园》写一战期间英国准备以强大兵力向德军进攻,炮兵阵地在阿伯特。这一重要情报被德国间谍发现了,可是他无法传递,因为此时他已被英国特工马登上尉跟踪。他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办法:设法找到一个叫“阿伯特”的人,然后把他杀死,这个消息披露出去,德军就会从这个名字上想到英军炮兵阵地的设置。一切都按他的设想完成了,当然,他也遭到马登抓捕。德国人果然猜到这个情报内容,实施了有力的打击。小说设置这一情节,是要通过它表述一种哲学思想。本来,阿伯特与事件全无瓜葛,却偶然间硬被拉扯进来,做了稀里糊涂的牺牲,他自己一无所知,正像西方谚语说的:“门槛之外,命运哭泣。”作家在小说中多次重复一句话:“未来提前存在。”可以说,当这名间谍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住址那一刻,这个阿伯特就已经注定死了。博尔赫斯在这里揭示了个人命运的荒诞性、不可知性。小说中一个重要构想,是通过他与间谍对话,展现一种哲学观念。交谈中,阿伯特有这样一段话:


这张各种时间的相互接近、分岔、相交或长期不相干的网,它包含着全部的可能性。这些时间的大部分,我们是不存在的;有些时间,您存在,我不存在;有些时间,我存在而您不存在。这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一个偶然机会,您来到我的家;在另一段时间里,您穿过花园后发现我已经死了;在另一段时间里,我说着同样的这些话,可我是个失误,是个幽灵。


这些话语本身也是一座难以进入的迷宫。在博尔赫斯那里,文学描写的对象不单是人与社会、自然,也可以是时间与空间。正如拉美另一位著名作家富恩特斯所说:“博尔赫斯把时间和空间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

我发现,阅读过程同时也是读者生命介入的过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对象化,同作家和作品进行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心灵的契合。读书也是一种自我发现,是在唤醒自己本已存在但还处于沉睡状态的思想意识。我一边阅读一边思考,梳理出这样几个线条:

—这片神奇、梦幻而又充满灾难的土地,有着怎样的一番经历,有着怎样的文化积淀?

—这里的文学创作同这种神奇、梦幻的社会、自然环境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拉美的文化圈特别是文学群落,带有鲜明的欧洲现代派的痕迹,可否说明它是多种民族、多种文化杂交、融合的
产物?

—就主观因素讲,拉美作家具备哪些优异的素质、特殊的条件?

我以为,弄清这样几个问题,对于研究拉美作家群的文化生成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准备在下述报告里,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对这些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

有人说,整个拉美大地就是一个谜团。确确实实,这里是神奇而又神秘的,至于神圣倒不见得,它不像耶路撒冷,或者我们的西藏—那里也有一种神秘感,但由于宗教的因素,同时使人觉得有些神圣。这里更多的是神奇、神秘。就说那条亚马孙河吧,长达六千五百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有七千多条支流,无论就河网密度、流域面积和水量积蓄哪方面讲,都占居世界首位,它每年注入大洋中的淡水占全世界淡水总量的10%。河道很宽,河口处宽达八十公里,里面布满了岛屿,有的比瑞士还大,所以有“河海”之称。特别是两岸的热带雨林,葱茏茂密,遮天蔽日,终年阴气森森;由于雨量丰沛,林木砍伐后很快又长起来,人们进去根本找不到路,更是无法出来,所以被称作“绿色地狱”。坐飞机往下看,整个都是茫茫绿海,河流穿插其间像蛇一样蜿蜒爬行。密林深处有人居住,那是原住民印第安人部落,完全与世隔绝,谁也说不清楚他们已经住了多少代,里面究竟演绎过何等人生,有着怎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还有横亘南北、号称“南美大地脊梁”的安第斯山,从火地岛一直延伸到大陆北部,全长九千多公里,也是世界之最。

就在这片山山水水之间,孕育了古印第安文明。当日这里分成许多部落、部族,操着一千多种语言,在拉美大地上留下了无数奇迹,尤其在农业方面对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培植的玉米、马铃薯、番茄、花生、甘薯、南瓜、烟草、向日葵等农作物,后来传遍了世界。下面,我想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三处著名古迹谈点亲身的感受。

玛雅文化肇始于公元初年,北起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南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直达安第斯山脉,面积约三十二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统一后的德国,等于中国的皖、苏、浙三省的总和。玛雅文明包括天文、历法、工程学、数学、农业和文化艺术,它是印第安先民在与亚、非、欧古代文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独自创造出来的。在玛雅神庙里,有一具一千多年前用水晶雕成的头颅,内部结构与人的颅骨构造完全相符,隐藏在基底的棱镜和眼窝里用手工磨制的透镜片组合在一起,发出炫目的光芒。近代光学产生于17世纪,公元1664年医学名著《脑的解剖》在英国出版,而玛雅人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脑部骨骼构造和光学原理。另外,水晶硬度非常高,仅次于金刚石和刚玉,这个水晶头颅是用什么加工的呢?难解的谜团,一个连一个。

玛雅人有很高的天文知识水平。他们的天象台是一组建筑群,观测站的正东、东北、东南方向都有庙宇,分别标示春分、秋分和夏至、冬至的日出方向。历法是太阳历,一年分十八个月,每月二十天,另有五天忌日,合起来恰好三百六十五天。我国的彝族民间也有这种历法,也是十八个月。玛雅人当时测算出地球年是365.2420天,现在的准确计算是365.2422天,一年的误差不过0.0002天,就是说五千年的误差只有一天。他们还计算出金星年为五百八十四天,与现代的测量比,五十年误差只有七秒。

玛雅人有自己的象形文字,由八百个符号和图形组成,词汇量达三万个。笔用毛发做成,以无花果的树皮为纸,记载着有关宗教、神话、天文、历史方面的内容。可惜的是,16世纪中叶,西班牙殖民者来到这里,玛雅人委派一个通译向他们介绍自己的文明,不料殖民者以典籍中记载的“都是魔鬼干的活”为由,下令全部烧毁。现今还剩下三部,经与刻写文字的石柱对照,得知上面是历史大事记。

然而,就在创造这些高度发达的文明之时,玛雅人还是巢居穴处,刀耕火种,以采集、狩猎维持生活。那些无比高深的天文历法,远远地超过了他们那原始生活的实际需求。

1952年6月5日,人们在墨西哥高原一处玛雅文化废墟中发掘出一块刻有人物和多种花纹、图案的石板,当时仅仅是当作古代神话的雕刻。但到了上世纪60年代宇宙飞船进入太空之后,那些参与过宇航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才恍然大悟,那块石板上雕刻的,原来竟是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行器的图画,上面的进气口、排气管、操纵杆、脚踏板、方向舵、天线、软管及多种仪表,可以一一辨认。于是,有人猜测,在遥远的古代,一批具有高度文明的外星智能群体可能乘坐飞船来过这里,教给当地人许多先进科学知识,然后又飘然离去。

不知是什么原因,到了公元9世纪玛雅文明突然灭绝了,至今这个谜底也没有揭开。

另一处世界奇迹是纳斯卡线条。它是美洲以至整个世界的科学谜团之一。承当地文友告知,由于线条所组成的各类图形形体特大,在平地上无法观察,所以,只好在三四百米的高空中鸟瞰。那天,我们从秘鲁首都利马乘汽车到伊卡,四个小时之后,赶到纳斯卡一处规模很小的机场。乘坐的直升飞机,前后两排座位,加上驾驶员总共六人,噪音很大,而且颠簸厉害,心里够紧张的。飞行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现场。这里地处利马以南四百公里的干旱少雨的荒漠上。纵横交错的线条,是靠移开坚硬的碎石块,让下层黄褐色的泥土露出地面而形成的,分布面积大约四百五十平方公里。线条组成鸟兽虫类、树木、人形等各种形状,形体非常巨大,最长的线条达三百米,一只大蜘蛛长五十米,秃鹰双翼展开长一百二十米,蜥蜴有一百八十米那么长,而一只卷尾毛猴也有几十米高。飞机往复盘旋,忽左忽右,观看地画四十分钟左右。我的整个精神都投入在这上面,完全忘掉了危险,只是瞪大眼睛盯住下面的各种画面。越看越觉得迷雾重重,疑窦丛生。

为了破解这神秘的文化,秘鲁和外国的六十多位科学家研究了几十年,在这一带反复进行考察。其中有一位德国女学者玛利亚·莱克,从1934年来到秘鲁工作,直到1998年以九十五高龄去世。她在这里待了六十年,终身未嫁。人们说:她到了这里就决心和纳斯卡线条结婚了。随着年龄一年年增大,她的身体也渐渐衰弱了,但还坚持实地测察,有时累得寸步难行,就躺在线条旁边;后来完全走不动了,就叫助手背着去察看。可以说,她把全部身心、整个生命都献给了纳斯卡地画。最后完成一部著作:《沙漠的神秘》。她用所得稿费雇了四个警卫人员日夜看守着这片荒漠。她死的时候,纳斯卡小镇万人空巷为她送行,遗体就安葬在附近沙丘上。现在她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这是一间当地民众为她提供的小土坯房,桌上摆着一个烧水壶,两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挂在墙上,单人床前放着一双满是灰尘的拖鞋,一架旧打字机,两台漆皮剥落的照相机,一大团用以测量长度的白色纸条,还有重重叠叠的图纸。从一幅珍贵的照片上看出,她已经很老了,皮肤粗糙,皱纹纵横,系着一方印第安人的头巾,在荒原的阳光下眯缝着眼睛,紧抿着嘴角。我还注意到,她的一只手只剩了四个指头,原来,那个手指是实地考察中因被有毒剌的仙人掌扎伤而失
掉了。

纳斯卡线条是1926年发现的,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定它大约形成于公元前一千年;但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今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早提出的答案是,这些线条是古人类灌溉用的水渠;也有人认为这是一张神秘的地图,里面标示了进入重要场所的通道;有的猜测可能是远古时代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和路线;有的说,线条是连接圣地的宗教朝拜路径,而动物图形则是神灵的画像;还有的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天文书;玛利亚女士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她认为这些直线与螺旋线代表着星座的运动轨迹,这些图形预示了太阳、月亮和其他行星、恒星将要出现的位置,这样,纳斯卡人就可以据此确定种植、灌溉、收获的时间;还有一种意见,画上这些线条,是为了让天上诸神能够了解到下界人群的祈求,以帮助他们搞好耕种、捕鱼及其他活计,比如猴子代表大熊星座,代表雨水,当地上干旱雨水迟迟不来时,人们就刻上猴子图案,使诸神了解实情;还有人认为这是外星人着陆时的飞行跑道⋯⋯结论越积越多,谁也说服不了谁。

拉丁美洲另外一处奇迹,是太平洋深处的复活节岛。这里归属智利。1722年复活节那天被人发现,由此得名。由于它充满了谜团,那里经常聚集一些探险家、人类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那天,我坐了五个小时飞机,航行三千七百公里才到达那里。一踏上这个孤悬在大洋上的岛屿,四顾茫茫,水天一色,那种“脚跟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的苍凉之感,立刻涌上了心头。

复活节岛最大的谜团是那数百尊巨石雕像。石雕为半身人像,一个个都是长脸、高鼻、浓重的双眉、长长的耳朵,宛如一母同胞,个头一般三四米高,最大的高过十米。每个雕像头上都有一顶用红色岩石雕成的大帽子。石像立在高大的石台上,全都面向陆地,背朝大海。据说,刚被发现时,大部分石像已扑倒在地,现今看到的一些立像,是近年以现代吊装技术重新竖起的。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又是怎么雕成的?雕成了以后,是怎么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又是怎么放置到三米高的平台上?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硕大无朋的红色岩石的帽子?这帽子是发式?是头饰?还是象征帝王的冠冕?为了什么要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是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简直就是一部外文版的屈原《天问》。

岛的东南部有座石山,山下为采石场。坚硬的岩石像被切蛋糕似的随意割开。一百多尊石像,或立或卧,有的已经完成放在远处等着运走,有的加工了一多半,最大的一尊高22米,仰卧在山坡上。还有一尊石像全身和脸部已雕凿完成,只有后脑勺一点和山体连接,再有几刀就可以分开,然而它的制作者却突然放手了。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突然停止的。石斧、石镐、石钎、石凿散乱地弃置一旁。好像人们突然接到一个无法抗拒的命令,顷刻间丢弃了一切,匆匆离去。这又是怎么回事?小岛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为费解。据考察,复活节岛为火山岛,由三座海底火山喷发而成,整个岛上至今还覆盖着火山岩和火山灰。从前,有的探险家记载,他们曾在这一带看到过新的地面,可是,再次经过时却不见了。有人据此推测,这里曾经发生过惊人的变故。

还有人推算,雕塑这么多的石像,加上运输、安装,总工程量极为浩大,至少需要五千个精壮劳动力干上几年,可是岛上哪有这么多的劳动力?这个不到120平方公里的贫瘠的小岛,不能种粮食,也没有其他物产,就算是有五千名劳动力,吃什么?据小岛发现者罗格文海军上将记载,当时岛上住着各种肤色的原住民,黝黑、微红、褐色、白色的都有。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小小的孤岛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个人种?他们来自何方?考古学家在岛上曾发现一些古代居民留下的所谓“会说话的木板”,有的长达两米,两面用石器或鲨鱼齿刻满了象形符号。这些古代文字至今尚未破译。大多数遭到了破坏,现在只剩下二十六块,分别收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博物馆里。

关于复活节岛本身,也是一个谜团。当地原住民一向把这里称作“地球的中心”。他们究竟出于什么心态、根据什么,要把这个孤悬大洋之上的小岛说成是世界的中心?有的学者说,它是已经沉入海底的文明古国—太平洲的残存遗迹;有的认为它是太平洲上的海上圣地麦加或者海上墓地,居民每逢过节或者举行宗教仪式时就乘船来到此地;有的更进一步考证,它是太平洲的贵族墓地,根据是:岛上的那些石雕像,一个个都是高傲地紧闭嘴巴、双眼下视,现出不可一世的样子,这正是那个文明古国统治者的尊容。有人根据柏拉图在两千年前曾提到,大西洋中有一块沉没了的陆地,即一度繁荣昌盛的文明古国大西国,猜测这里是另一个文明古国。还有人断定,远在一万多年前,南太平洋上有块面积很大的陆地,上千万居民过着文明的生活,后来,突然发生了海陆变迁,大片陆地沉没海底,仅东部的边缘部分—复活节岛得以幸存。现在岛上所遗留的石像和其他文物,就是这一时代的遗物。但史书上并没有这种大陆沉陷的
记载。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拉丁美洲的一段话。他说,大多数人把这里看成是一个巨大的神秘的丛林,一个多山的荒原,或者一个落后的乡村世界,懒洋洋地沉浸在永恒的午睡里。实际上那要复杂得多。当我们写出“暴风雨”一词,欧洲人就会想到电闪与雷鸣;但很难想象出这里实际的景象:有的暴风雨可以持续五个月,没有亲眼见过的绝对想象不出它是如何的猛烈:整整几个钟头,急促的闪电接连不断,犹如血色的飞瀑,大气在连续雷鸣的震荡中颤抖,闷雷的炸裂声在山谷间久久地激荡。马尔克斯在一篇文章中还引述过一位荷兰探险家的所见:亚马孙河上有一条溪水在沸腾,五分钟就煮熟了鸡蛋。有一个地方不能大声说话,声音一大,阵雨就倾盆而下。他还看到一个人站在一头母牛前祈祷,原来那头母牛耳朵里生了许多虫子,祈祷过后,虫子就一个个掉了出来。通过祈祷,也可以进行远程治疗,只要告诉牲畜在哪里,交代一下患病情况,就可以很快治好。

我们不难想象,这些神奇无比的自然景观、历史遗迹和悠久而神秘的、充满了诱惑力的人文积淀,对于拉美作家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创作构思、艺术风格,肯定会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除了自然景观、历史积淀,这里现实的文化氛围也是神奇而独特的。拉美地区的歌舞种类繁多,就我所见到的,觉得里约热内卢的“桑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探戈”,复活节岛的“羽裙舞”最有特点。那种步伐、节奏的快捷变化,韵律的急促,动作的剧烈,那种生命活力的迸发,人性的张扬,原始的野性、初民状态的凸显,情感的肆无忌惮的宣泄,只能用“疯狂”二字来形容,真是见所未见、耳目一新。

东道主说,不到里约热内卢等于没有到过巴西,而不看桑巴又等于没到里约热内卢,桑巴被国民誉为“巴西的灵魂”。于是,我们首先就看了桑巴。剧场不大,舞台正面还延伸出两个桥形的过道直通到观众席,一对对相拥着的舞蹈演员随时可以蹿到观众中间。那色彩鲜明而又大胆夸张的服饰,激昂亢奋的鼓乐,充满诱惑的肢体语言,使台上台下共同沉浸在一种奇异的狂欢气氛之中,观众很快就被卷进这种带有传染性的浪潮里。桑巴动作快捷,风格独特,把不规则的步伐同胯骨、臀部的摆动结合起来,体现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很强的发泄性。在打击乐的敲击下,跳桑巴舞会使人联想到树叶在狂风中的剧烈摇动。它充分展现了民族大融合下的巴西人民酷爱生活、热烈奔放的民族个性。有人说,桑巴是融化在巴西人血液中的民族艺术。也有人不无嘲讽地说:“什么叫桑巴?它是印度人的笨,黑人的愣,葡萄牙人的疯,添加一点咖啡因,烹制而成的一锅大杂烩。”我们回来之后,听说巴西文化部已经将桑巴舞蹈和音乐向联合国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探戈是阿根廷的国粹,像我国的京剧那样;它可以说是舞蹈世界一道独特的风景。阿根廷是个移民的国度,也是世界上时尚艺术和高雅艺术汇集的中心。这里的人们充满活力,充满激情,也充满着矛盾与困惑。有人认为,探戈舞和博尔赫斯的小说,都是阿根廷国民性的集中体现。我们那天看到的是男女对舞、男女独唱和器乐伴奏。它融会了多国风格,集音乐、舞蹈于一体,音乐时而昂扬激越,时而如泣如诉;舞步狂热、奔放,交叉、踢腿、跳跃、旋转,变幻多姿,男子昂首阔步的雄风,女子的窈窕妩媚、风情万种,被认为是南美最具性感、最具感官刺激的艺术。阿根廷人通过探戈舞来恋爱、决斗,也用它与世界交流。他们的舞剧《探戈女郎》在北京演出过,它把激情的探戈舞和好莱坞式的叙事手法结合起来,用探戈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法国女子在战乱时期的悲惨命运。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探戈是一种高尚文雅的舞蹈文化,其实,它起源于一个世纪之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贫民窟。当时,那里汇聚着各地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男性,他们为了表现思念女人的苦闷和男女相依相恋的情感,混合各地的歌舞,创造出这种舞蹈来,一个男子扮演卖弄风情的女子,另一个男子则扮成求爱者,舞步快捷,臀部摆动,肢体缠绕,动作幅度很大,看上去像旋风似的。起初上流社会不予接受,传到欧洲后,德国威廉皇帝曾下令禁止,但在法国却得到了认可,这样就逐渐传开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大街尽头,有一间咖啡厅,据主人介绍,上个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等一批著名作家经常在这里喝下午茶,一边品味着可卡因的感觉,一边欣赏着探戈舞。咖啡间里的红色皮椅、镜子和枝形吊灯,都是当年的旧物。

应该说,在拉丁美洲,最能体现生命活力,也最具野性、最肆无忌惮的,还是复活节岛的羽裙舞。不经意间,一队无比健壮的男女演员,就突然跳到观众圈子里。一个个裸身赤脚,胯部围着一圈羽状的短裙,油黑的肤色发着亮光。后边有三四个人伴奏,乐器也都是很特别的。男演员手里拿着刻有奇形怪状文字的木板,蹦得很高很高,落地时,咚—咚,简直就像擂鼓一般,水泥地面都被震动了,表现的主要是力度,是豪放,是蛮勇;女的则往复扭动着柔软的腰肢,前倾后仰,袅娜多姿,反映着内在的力与形体的美。两相配合,穿插进退,持续十几分钟后,再变换新的姿势。他们同时欢快地吼着一种富有节奏感的“呜嗬,呜嗬”,听起来更像是远古初民的呼唤与呐喊。一个个气喘吁吁,热汗淋漓,真是“及其得意,忽忘形骸”,一时间竟忘掉了疲倦,忘掉了自我,也忘掉了纷纭万端的外部世界,全副身心都投入到舞蹈里。他们像一群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没有东方人的斯文,没有那么多的礼教束缚、纲常禁忌。

看了之后,使我想起南宋诗人陆游的一首《读易》诗:“揖让干戈两不知,巢居穴处各熙熙。无端凿破乾坤秘,祸始羲皇一画时。”诗人说,原始初民巢居穴处,整天欢蹦乱跳,熙熙攘攘,既不懂得干戈扰攘,也不知道什么礼让雍容。偏偏是伏羲皇爷多事,他要仰观天象,俯察大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制作出那神奇的“八卦”—在浑圆、混沌中划出了“阴阳鱼”,从而凿破了乾坤的秘密,设置下“男女之大防”。这样一来,确是开启了千秋万代的“文明之窗”,不过,自此也惹出了无穷的“麻烦”,失去了自然与本真。

在拉美,音乐与舞蹈是文化的混血儿,由印第安、欧洲和非洲文化多种因素经过长期的同化、杂交、融合演变而成,里面既保存着本土固有的文化成分,又广泛吸收外来的艺术营养;既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又有南美大陆相通性的特点。节目更多地体现着非洲与当地原住民的特色,音响激扬、浓烈,舞蹈动作洒脱、快捷,舞步粗犷、豪放,坚定有力,造型机动、自由。这是一种乐观的艺术,从中看不出任何病态的、颓废的情绪。因而被看作是降压阀、缓冲器,是对紧张、烦闷生活的消解,对严酷的现实压力的缓冲,对处于压抑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也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的美的诉求。看着舞伴们变换着节奏,一会儿高视阔步,一会儿又相拥在一起,你会产生一种加入其中的愿望和陶然怡悦的感觉。

如果说,从歌舞中接触到的是激情、狂热,是生命力的张扬,属于艺术的熏陶、精神的愉悦;那么,我在这片新大陆还曾看到一种与之完全相悖的场景,像我在某些拉美文学作品中所感受到的,它反映了拉美大地国民心态的另一面。那种情感的闭合,心灵的麻木,愿望的寂灭,使我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那天,我们搭乘亚马孙河的游船,从巴西城市玛瑙斯出发,沿着宽阔的河道向热带原始森林行驶。河面像天空一样渺远,渺远得简直让你忽视了它的存在。经过近两小时的航行,游船驶入亚马孙河的一条支流。说是支流,其实也宽得很。这时河水正在上涨,大片大片的森林都浸泡在河边的沼泽地里,前面隐现着两艘飘摇、动荡的小渔船。又走了一段,游船在“魔鬼沼泽地”停泊了。岸边开阔的沼泽地上,零星地搭设着几个极为简陋的小窝棚—由木架托起的不能遮蔽风雨的茅草帐篷,这是以捕鱼为生的原住民的“浮家泛宅”。他们生活所需极少,仅足维持其生命的延续。在终年炎热的气候下,渔民身上除了一块窄布遮羞,再没有任何装饰。脸上普遍反映出一种冷漠、木然与呆滞,看不到丝毫的活气。

这里有一个典型的镜头:一只不足一米宽的小舢板向游船靠拢过来,驶船的是一个大约六七岁的小男孩儿,几乎全裸的身躯皮包着骨头,瘦弱不堪,臂弯处蹲着一只猕猴,和小男孩一样的瘦削,一样的黝黑,它是专供游人照相取景的。游人纷纷拍摄,然后递过去一两枚硬币。而我所关注的却是小男孩的眼神。这种眼神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看不到哀伤、愤慨,凄苦、悲凉,也见不到欣喜、慰藉、乞求与期望,而是毫无感觉,麻木、呆滞中透出一种无奈,一种冷漠,一种绝望。我觉得,这是可悲、可悯、可叹而又可怕的。这样一个刚刚闯入世界的幼童,原本应该活泼、顽皮、欢蹦乱跳,可是,却像他的父辈那样,失去了发芽、开花,发酵、蒸腾,喷射、爆裂的热力,只剩下了淡漠与麻木。是什么东西摧残了他那幼稚的心灵?是哪些因素使他的心长起了厚厚的硬壳?它使人联想到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所写到的可怜的芳汀姑娘:“她在变成污泥的同时,变成了木石”,“她已经感受了一切,容忍了一切,放弃了一切,失去了一切,痛哭过一切。她忍让,她那种忍让之类似冷漠,正如死亡之类似
睡眠”。

导游员正在讲“魔鬼沼泽地”的来历。他说,这里原来都是热带雨林,世世代代生活着印第安原住民。葡萄牙殖民者强制他们砍伐和运送这里的贵重木材,受到当地民众的反抗,殖民者便大肆进行屠杀。为了报复他们,原住民把木棍插进死者的身躯,加进去箭毒木的汁液,让它充分腐烂化毒,然后刺向入侵者,使其遭致严重的伤亡。于是,殖民者就对印第安人施行整个村落的血洗,河面上漂满了尸身,鲜血染红了滔滔的流水。从此,“魔鬼沼泽地”的名字就传出去了。

印第安原住民是非常善良的。公元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次踏上新大陆时,曾这样描述过:印第安人“游向我们坐着的小艇,并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鹦鹉、棉纱、标枪和许多其他物品⋯⋯他们很乐意地赠送所有的物品。他们全都赤裸裸行走,光着身体⋯⋯没有携带、也不懂得武器。当我们把剑拿给他们看时,他们抓住了利刃,因无知割伤了手指,他们没有任何铁器”。“你向他们要东西,只要他们有,就从不会拒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动邀请任何人来分享,表现出他们的确是衷心爱你的。”韦里尔在所著《美洲印第安人》一书中也说:“哥伦布踏上巴哈马时,和平的土人用礼物和殷勤的款待来欢迎这些西班牙人,把他们当成神或者超人。”可是,这些殖民者又是怎样对待印第安人呢?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在1509年的“圣谕”中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不归顺的话,“我们便向你们开战,用我们所能用的一切方式方法,使你们服从教会和王公们的约束;我们将抓住你们,你们的妻子、儿女,并将使他们成为奴隶”。他们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一手挥舞着刀剑,一手拿着十字架,最后终于把拉丁美洲征服了,伴随着的是历史上空前的种族大屠杀,至少有一千万原住民丧生。他们掠走的是无尽的财富;而留下来的,是落后、疾疫与贫穷。

如果说,那些关于种族屠杀的陈年记忆已化作久远的伤痕;那么,现存的一代代印第安人的孑遗,对于新的种族压迫、经济掠夺所造成的贫富悬殊的生存困境,则彰彰在目,刻骨铭心。反抗未见成效,忍受又不甘心,剩下来的唯有宿命、无奈,唯有冷漠与麻木了。

应该承认,从拉丁美洲作家群的文化生成来说,上述谈到的只能成为背景材料;在这一部分我想着重谈谈他们所受到的直接影响。

当今提倡一种“合金文化”。美国学者马克斯·拉纳认为,美国拥有复数人种及各自带来的文化,它所具有的是一种“合金文化”。日本虽然是单一的民族,但它善于从外国积极引进文化和各种制度,也形成了一个具有“合金文化”的国家。一般认为,日本经济迅速起飞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日本人对于与本国不同的文化,不是看作异端,没有排斥与偏见,而是善于以外国先进文化与思想为师,认真进行移植和引进。我以为,拉丁美洲的文化也是一种典型的合金文化。当年,殖民者踏上拉美大地,是要寻找黄金,掠夺财富,要把他们的基督文明强加于原住民,这样便发生了两大文明的撞击与融合,实现了新航路的开辟,进而出现东西两半球的不同文化圈的大汇合。这一结果,哥伦布们当时是想不到的,但历史常常在这种“无意识”和偶然性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百年来,印第安原住文化,西班牙、葡萄牙宗主国文化,黑非洲文化,欧洲移民文化,经过拉美这座大熔炉的冶炼、整合,吸收了各种区域文化、种族文化的优长,摒除了狭隘的偏见,最后融合成一种新的多成分的异质文化。拉美文学正是这种多民族文化融合、杂交的产物,它为拉美作家群体创作出既能充分体现个性又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这使我想到马克思在一百五十多年前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而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的联系,由于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结构的相近与一致,使拉美文学的整体性大于它的多样性,从而便于从整体上探索和解决文学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学品格、创作风格。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突出证明了这一点.。从内容看,拉美文学普遍存在着强烈关注民族命运和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特点,这同本地区动乱频仍、政治专制腐败有直接的联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列举了一系列战乱、政变之后,曾经气愤地指出:在拉丁美洲“一夜之间强盗变成了国王,逃犯变成了将军,妓女变成了总督”。1982年,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讲:“我敢说,今年值得瑞典文学院注意的,正是拉美这种异乎寻常的现实,而不只是它的文学表现。这一现实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它每时每刻都决定着我们每天发生的不可胜数的死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不干涸、充满灾难和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这也正是清代诗人赵翼所咏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拉美地区是民族、种族构成最为复杂的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拉美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民族融合的历史。他们能够以较少偏见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影响所及,拉美作家群也长于学习和接受外来事物。早在19世纪初,拉美文学就曾跟踪法国古典主义,到了30年代又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于是,他们在学习欧洲先锋派的同时,创造有别于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他们学习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现代派作家,更多的是着意于作品的结构和语言、潜意识、梦幻等方面的革新与开拓,而不是逃避现实,恰恰相反,拉美作家总是强调作品应该直面社会现实,直面人生。他们认识到拉美和欧洲毕竟差异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必须在借鉴的同时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是至关重要的,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就是说,要在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滋养与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要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新时期以来二十多年间,中国文坛几乎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热,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你方唱罢我登场”。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种补课是必需的;但应该以我为主,进行理智地择取、吸收,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

略萨在评论博尔赫斯时指出:他“不像一般的欧洲作家那样被束缚在一种民族传统上,他那无拘无束的性格为他在文化天地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方便;由于他流利地掌握了多种外语,使得这种活动成为可能。他那世界主义的思想,那渴望掌握广博文化天地的热情,那借助他山之石营造自己历史宫殿的愿望,都属于典型的阿根廷性格,也可以说是拉丁美洲性格。但是,就博尔赫斯而言,他与欧洲文学的频繁交往也是形成个人心理、性格的一种方式”。略萨还谈到,博尔赫斯的学识非常渊博,但写进小说的学问,不是要向读者传授知识,只是作为创作艺术的一种手段,类似他作品中的“异国情调”,目的是给故事注入一些色调,赋予故事一种特有的气氛。博尔赫斯自己也说:“我浑身浸透了文学。”由此看出,除了借鉴、学习应该具备清醒的认识,还有个努力提高作家自身素养的问题。

有人作过这样的调查: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文学修养,发现拉美绝大多数作家都具有很高的文化水准,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比较普遍,一般的都精通两三门以上外语,而且阅历十分丰富,许多人都有留学国外的经历,眼界、胸襟十分开阔。而我们的作家本科以上学历很少,普遍不懂外语;谙熟人情世故,但经历简单、视野狭窄。这种潜在的局限与制约,正日益凸显出来。前些年有些新生代小说作家,一夜成名,但迅速由“速成”走向了“速朽”。为什么在自由自在、宽松和谐的创作环境里,他们竟然突然“失语”了?他们文学生命的长度为什么这么短暂?无疑与其自身的学养欠缺、后劲不足有直接关系。而散文创作的情况要好一些,由于有一大批学者和中老作家的支撑,即使遭受到一些冲击,也不至于滑得太远。这一切都说明,只是靠着一点天赋,一点灵气,暂时还能招徕一定的读者群,但长此下去就难以为继了。

有些人也承认这方面的缺陷,设法加以弥补,可是,路子不怎么对头: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文采匮乏索性就一路“土”下去;有些人先天亏损,就盲目“进补”,对域外的东西不分“虚实寒热”,生吞活剥,效果反而不佳。实际上,拉丁美洲文学,包括它的魔幻现实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手法、表现形式,而是作为一种精神境界、生命形态、思维方式反映出来的,里面已经融入了作家的生命体验、心灵感悟。我们有些小说作者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在那里机械地、简单地模仿人家的结构、框架或者语言、句法,最后必然陷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尴尬境地。199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访问时曾经提出:“请转告中国作家,千万不要模仿我!只有超越我,才不会走进死胡同。”这种语重心长的告诫,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辽海讲坛上的讲演

(2011年10月14日)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泛称士子,或儒生、儒士;做了官就叫作士大夫。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就广泛得多了,一般指中专以上学历的读书人;它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古代知识分子则专指掌握“四书五经”的人,医生、术士、工程设计者并不包括在内。

古代知识分子,有些什么重要品格、基本特点呢?

其一,强调不仅要有知识,同时必须有社会责任感,所谓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眼睛。单就这一点看,倒有些和西方的知识分子概念相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担当意识,有绵延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也正是为此,他们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文化传统上有其特殊价值。中国古代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后三类分担着社会人生的实际工作,唯独士承担着治国理政、传播道统的特殊使命。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钱穆先生考证,夏商周三代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像春秋时期的列国卿大夫中的柳下惠、管仲、晏婴、子产等人,都已经成为后来士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族,有地位,有特权。而被称为“素王”的孔子,则是平民学者的典型。但其思想塑造着尔后两千余年的文化人格,因而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看得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即使到了封建的末世,我们依然可以从鲁迅先生的小说(如《长明灯》)中看到普通民众对于知识分子近乎痴狂的信服甚至崇拜。

其二,古代知识分子具有“游士”性质,即流动型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地位特殊、价值崇高,这就衍生出“欲得天下,必先得士”的社会现象。当时列国诸君,尊贤养士之风十分炽盛,以至于平民学者取代了贵族阶级在学术文化上的权威地位。为了行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率领弟子们冒着仆仆风尘周游列国。他先是在鲁国参政,三年后,对朝政感到失望,率领部分弟子前往卫国。这年他是五十四岁。中间三起三落,待了四年,又去了陈国。人家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后来又遇到战事,只好从陈国逃离,奔往楚国,路上忍饥挨饿,所谓“在陈绝粮”。尽管这样,他也并不灰心丧气,还是信念十足地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是,终究还是受到楚狂人的讥讽。不久,便又离楚回卫。发现并无重用之意,最后返回鲁国。这时他已经六十八岁了,在外面足足转游了十四年。亚圣孟子的处境,要比孔子好一些。仕途上虽然并不得意,但他在周游列国时,仍有“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传食诸侯”。梁惠王、齐宣王等当时最有权势的君主,都想笼络他。如果孟子稍稍迁就一些,即可以“立谈便至卿相”。

其三,按照钱穆先生的说法,那时的士具有一种超越品格。这首先表现在超越个人的经济利益上。孔子并不反对常人希求鲜衣美食,但他提出,倘使作为一个“士”,就应该“不耻恶衣恶食”。他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而且,也不计较眼下或将来的报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士显现出一种宗教精神。特别是,当读书士子介入了政治生活,领取了国家的俸禄,就更应该夙夜在公,不能谋求个人私利。这就是说,士的凭借是在道上,在人文理想方面,士的行为志向不以个人经济利益为转移,人生实践超越经济的制约。因此,有点类似于宗教。—和尚、道士都是超越个人经济利益和人生处境的。不同的是,庙里修行的是“单料和尚”,他们虽然没有家室之累,没有经济方面考虑,却并不参与政治;而中国的士是“双料和尚”,一方面,他们拥有家庭,只是不谋私利,“不别治生”,专事讲道、治学;一方面,还要参与政治,承担修、齐、治、平的社会责任。钱穆先生这种“双料和尚、单料和尚”的说法,形象而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超越性格和宗教精神。

其四,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从它现身之日起,就和政治纠结在一起。他们总是密切地关注社会进步,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实践。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传统知识文化的最主要特点。这与西方古代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古希腊时期,知识精英强调理论的理性、思辨的理性,叫作“静观的人生”,与后来的“行动的人生”是相互对立的。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行世,宗教信仰压倒了古希腊的理性,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知识分子在中古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存在的空间。即使有理想,也是在天上,而不在人间。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发生了变化,他们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哲学家从来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大思想家,真正只想做“哲学家”,像古希腊时那样,只想做一个世界“静观者”,而不想去改造世界的很少很少。中国也从来没有基督教那样的有组织的统一的教会,说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但儒家始终处在主体地位。儒家追求“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强调人生“三不朽”,主张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北宋大儒张载那里,目标就更高大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种原则指引下,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个宏誓大愿,就是按照圣人规定的理想目标去改变世界。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和政治不可能分割开来。

为了参与政治活动,实现政治主张,孔子、墨子都毕生奔走于列国之间,所谓“孔席不暇暖,墨突不得黔”,至于专意讲学著书,那是晚年的事。即使如道家始创者老子、庄子,他们无意做官,但仍然通过著书讲学,表示对政治、理想的关注。他们在那里抨击政治、批判现实,同样证明了他们并没有抛掉政治意念。特别是老子,堪称“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子主张“无为”,他是无为而无不为,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与权谋。可以说,以国家、社稷为重、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和忧患意识,是后世历代知识分子的主题词。范仲淹的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如同余英时所言,越是遭逢“天下无道”、“世道浇漓”的乱世,孔子的“圣教”便越发显现出它的力量,参政、救世也就成了立身之本。从汉代知识分子在党锢之祸中,誓“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既然与政治联系得这么紧密,那么,就出现一个现实问题:政治理想如何实现?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抱负,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条件?首要一点,是必须凭借权势,正如汉代学者刘向说的,“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他说,五帝三王教以仁义而天下变,孔子亦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为什么?就因为一者有权位,一者没有权位。对于封建时代的士子来说,如何才能取得权位呢?唯一的途径就是沿着立朝入仕的阶梯一步步地往上爬。面对现实,古代知识分子的第一选择,就是“入仕”,只有“入仕”,才能取得使用国家权力的合格证,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推向社会,实现其政治抱负。结果,就像台湾学者徐复观所说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是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涵盖万有的一切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权力需要依靠臣子—亦即士大夫来运作与施行。就是说,封建帝王要借助士大夫的思想智慧与管理才能,将自己的权威意志贯彻到各个场所、各个环节。这样,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而处于主导地位的则是封建帝王,越是英明、雄鸷、强悍的帝王,越是起着决定性作用。古代一切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这样的生存环境。

这是就总体而言。随着各个朝代的情况不同,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又有很大的差异。

在商周时代,读书士子地位低下,他们处于社会金字塔的最底层。高高在上的是帝王,然后是诸侯,然后是卿大夫,压在最底层的是士人。士人就是奴隶,没有人身的自由。

春秋战国时期,王纲解纽,社会分崩离析、动荡不宁,诸侯、卿大夫各自为政,都要培植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政治资本。他们必然要求助于读书士子。这样,那些知识分子就成了香饽饽,到处争抢,到处拉拢,活动空间大了,为他们施展才智提供了很好的舞台。这是他们最自由、最行时的年代,他们可以到处流动,楚国不行,就到秦国,秦国不行,就去晋国。反正是“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著名的改革家商鞅,本是卫国人,后来去了魏国,还觉得施展不开,最后又来到秦国。那时候,“朝秦暮楚”、“朝三暮四”都是肯定的、正面的词语。再比如,战国时的辩士、纵横家苏秦。什么叫纵横呢?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在函谷关以东,地面拖得很长,所以叫“纵”;秦国独居函谷关以西,地面横宽,所以叫“横”。六国联合起来,以六攻一,叫“合纵”;以一离六,各个击破,叫“连横”。苏秦本来要游说秦惠王,让他实施“连横”战略,但十次上书,也没有说得动。由于时间拖得很长,结果裘弊金尽,资用断绝,只好返回洛阳老家。看上去,形容枯槁,面目黧黑,那个狼狈相就不必说了。可下到家了,结果,“妻不下衽,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这大大激发了他的志气,“悬梁刺股”,发愤读书。然后,再次出行,这回是发动六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收取了理想效果:他得以佩戴六国相印,“一人用而天下从”,“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六国相亲,贤于兄弟”。你看,辩士的作用多么大呀!

那时候,从事何种职业,知识分子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从政不如意,就去教书授徒,还不行,行商坐贾,当个陶朱公也蛮好的。而且,还有足够的“思想自由”,可以任意质疑,任意思考,甚至可以批评君主,也不致杀头、抓辫子。《孟子》一书记录了不少对君主的批评:“今夫天下之人牧(意指国君),未有不嗜杀人者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甚至直接骂出:“望之不似人君”,“不仁哉,梁惠王也!”

《战国策》里记载这样一个故事,燕昭王为了增强实力,与强齐抗衡,便同谋臣郭隗商量如何罗致贤才。郭隗首先给他讲个故事,说古代有个国君,想以千金重价购买一匹千里马,可是三年过去了,还没有买到手。在急切的等待中,他的一个近侍却花了五百金买回一副千里马的骨头。国王看了,气急败坏地说:“真是不中用!我要你买日行千里的活马,怎么花那么多钱买了一堆马骨头呢?”侍臣说:“大王不要着急,听小臣解释:我这样做,四方人士就会想:君王买一副马骨头还肯花费五百金,更何况是活的千里马呢!估计很快就会把更多的千里马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工夫,报送千里马的就接连来了三次。郭隗讲完故事之后,奉劝燕昭王说:“大王要想招纳贤士,不妨先把我当作一副马骨,优礼相待,那样,四方贤达之士一看连我这样的庸愚之才都得到了重视,他们就会闻风而至。”昭王赞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拜郭隗为师,还在易水边上建筑高台,置黄金其上,称为“黄金台”,用以招揽贤士。于是,燕照王尊贤爱士的名声很快传遍四方,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大批贤才纷纷来归,为燕所用。从此,国力大增,很快地富强起来,黄金台招士的事也被传为千古美谈。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这种优越条件是历史的产物。到了后世就不再具备了。诗仙李白处身于大一统的盛唐之世,而不是王纲解纽、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春秋战国时期。结果,进京陛见后,只被安排一人闲差,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接之以师礼,委之以重任。当此之时,天下承平,宇内一统,政治上层建筑高度完备,特别是开科取士已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唐太宗语),大多数士子的人格与个性,愈来愈为晋身仕阶和臣服于皇权的大势所雌化,“帝王师”反过来成了“天子门生”,“游士”阶层已彻底丧失其存在条件。

这种情势的变化,始于秦汉的大一统。封建贵族逐步削灭,入仕的途径只剩一条,而且有法定的顺序,谁也不得逾越违犯。学者身价无形中降低了。此种形势,到汉武帝时代最为明显。东方朔曾经慨叹说:“彼一时,此一时。”时代变了,我们的身份和机会,哪能与战国人相比?扬雄也在《解嘲》中说:“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一副酸溜溜的味道。

到了魏晋南北朝,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大动荡时代。攘夺、变乱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统治集团内部篡弑频仍,政权更迭繁复,战乱连年不断,社会急剧动荡,给普通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苦痛,士人群体也未能远祸。因此,《晋书》中说:“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按照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隋唐以后,推行科举制度,这就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阶段。

有两句诗:“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一个“赚”字,把封建统治者通过推行科举制,牢笼士子,网罗人才,诱使其终世沉迷,难于自拔,刻画得淋漓尽致。“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度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蜗居社会底层的读书士子,要想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就必须走上这条应举入仕的道路。只是,科举选士制度,无异于层层递减的多级宝塔,无数人攀登,最终能够爬到顶尖的却寥寥无几。许多人青灯黄卷,蹭蹬终生,熬得头白齿豁,老眼昏花,也未能博得一第。临到僵卧床头,一息奄奄,还放不下那颗眷眷的心。而那些有幸得中的读书种子,一当登上庙堂之高,便会以全副身心效忠王室,之死靡它。这真是一笔大有赚头的买卖。因此,当太宗皇帝李世民看到黑压压的人头攒动,乖乖地涌进监舍应试的时候,不禁喜形于色,毫不掩饰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彀”者,圈套也。封建统治者可以从中收“一石三鸟”之效,因此说它是“长策”:一是网罗了人才,能够凭借这些读书士子治国安邦;二是有望获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的好名声;三是把那些在外面有可能犯上作乱的不稳定分子吸引到朝廷周围,化蒺藜为手杖。

对于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朝征服者来说,这个问题尤其尖锐。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雄师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

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后来居上,更是棋高一着。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做大清帝国的忠顺奴才。清初的重要谋士、汉员大臣范文程曾向主子奉献过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从“驯心”的角度看,他正是一个理想的制成品,这番话可视为“夫子自道”,现身说法。回过头来,这个“理想的制成品”,又按照主子的意图,在针对其他“秀民”的“驯心”工程中,为虎作伥。

较之盛唐时期,清代的专制要严酷得多,惨烈得多。这样的专制社会越持久,专制体制越完备,专制君主越“圣明”,那些降志辱身的封建士子的人格,就越是萎缩,越是龉龊。难怪有人说,专制制度是孕育奴才的最佳土壤。明乎此,就可以理解:在封建社会中,为什么许许多多智能之士,一经跻身仕宦,便都“磨损胸中万古刀”,泯灭个性,模糊是非,甚至奴性十足了。史载,康熙皇帝素以骑术专精自詡,一次出郊巡狩,坐骑突然尥起了蹶子,奔突腾跃不止,到底将他掀了下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了丑,心里觉得特别窝囊。随从大臣高士奇见此情状,立刻偷偷跑到污水坑旁,滚上一身臭泥,然后,踉踉跄跄,走到康熙面前,皇帝被这副狼狈相逗笑了。高士奇随即跪奏道:“臣拙于骑技,刚一跨上马鞍就掉了下来,正巧落在臭泥坑里。适才听说皇上的马受惊了,臣未及更衣,便赶忙过来请安。”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跃然纸上。康熙听了,哈哈大笑,说:“你们这些南人啊,竟然懦怯到这种地步。你看我这匹烈马该有多么厉害呀,尥了半天蹶子,也没能把我怎么样。”从此,康熙便对他宠爱有加,竟至形影不离。

与高士奇这种奴才相相照应,还有曾国藩那样的畏缩、忧劳,亦足以看出封建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的艰难困顿。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原本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

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难于破解的悖论。

古代士人的悲剧性在于他们参与社会国家管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驯服于封建统治权力的过程,最后,必然形成普泛的依附性,只能用划一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以钦定的话语方式“代圣贤立言”。李鸿章有句名言:“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如果有谁觉得这样太扭曲了自己,不愿意丧失独立人格,想让脑袋长在自己的头上,甚至再“清高”一下,像李太白那样,摆一摆谱儿:“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那就必然也像那个狂放的诗仙那样,丢了差使,砸了饭碗,而且,可能比诗仙的下场更惨—丢掉“吃饭的家伙”。

谈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必然会涉及出世入世这样一个根本出路问题。

在古代,所谓出世,其实就是入仕。大体上有两个途径:一是绝大多数通过科举入仕。自隋唐以后,科举占据了中国士人生活的大部分,如当今的高考一样,孩子们在幼年时候便开始接受适合这种模式的塑造型教育,士人们在乡间三年一考,成为举人,举人取得去京城考试的资格,然后成为进士,进而参加有皇帝当主考官的殿试,到达顶点。最后只有个别人成为幸运儿,有的人一辈子也考不上,结果把一生精力全都耗在接二连三的应试中了。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愤慨激昂地指出:封建制度下的士子,“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摺,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待到捞得“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时,已是“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了。宋朝时,就有七十多岁的老者赶考,进了考场写不出来,只能写“吾老矣,不能为字也,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个乾隆时代的老书生谢启祚,屡试不第,直到九十九岁才考中了举人。他也写了一首自嘲诗,以老处女自喻,抒写他中举之后苦竦酸甜、百感交集的心情:“行年九十九,出嫁弗胜羞。照镜花生面,光梳雪满头。自知真处女,人号老风流。寄语青春女,休夸早好逑!”

当官的另一种途径是入幕。据资料介绍,幕宾,或称幕友,被主官延聘入官衙或者营辕,以其知识与经验佐助主官,称为入幕。幕宾与其主官虽是雇用关系,然而既非属官,亦非奴仆。主官对幕宾要待以客礼,遇事相咨相商,有如宾友。幕宾由主官私人付酬,年终或节庆主官另有馈赠。经主官保举,还有可能获得朝廷奖述,进身官场。这种寄人篱下被供养的方式在中国古代十分普遍。这也是在中国古代往往会出现以某些人为中心的政治圈子、学术圈子的缘由。

那么,出世呢?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隐居不仕。这里分种种不同情况:

最高超的是像东汉初期,富春江上终身渔钓的严子陵那样,即使皇帝亲自来请求,也不入仕。战国时的伟大思想家庄子,也是这样。一次,他正在濮水边上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王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要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遣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依旧是手把钓竿,连看他们都没有看一眼,说出的话也好像答非所问:“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它已经死去三千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地珍视它,用丝巾包裹着,盛放在精美的竹器里,供养于庙堂之上。现在,你们帮我分析一下: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以后被人把骨头架子珍藏起来,供奉于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那样,在泥塘里快快活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声答道:“它当然愿意活着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了。”庄子说:“说得好,那你们二位也请回吧。我还是要好好地活着,继续在泥塘里拖着尾巴爬的。”

他们为了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他们自觉地向老庄和释家寻绎解脱之道,以取代那些孔门圣教;通过亲近大自然,获得一种与天地自然同在的精神超脱,与宇宙万物融为一体的陶醉感和脱掉人生责任的安宁感、轻松感。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隐身容易隐心难,必须战胜富贵的诱惑,父祖辈望子成龙的期待目光,妻儿、戚友们殷殷劝进的无止无休的聒噪,朝廷、郡县的使者之车的不时光顾,同学少年飞黄腾达、志得意满的显耀,都必然带来强烈的诱惑与浮躁。隐逸之士只有坚守其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仰仗着这种精神支柱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来战胜强烈的诱惑。

有一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便折向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逐步收心敛性,战胜自我。有些人开始是登龙入仕,干了一些年,幡然省悟,抽身而退。像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归去来兮;还有郑板桥,也是属于这种情况。

退了以后干什么?大多数隐居不仕的人,并不是像庄子、严光那样,渔钓终生,而是从事各种社会事业,只是不肯当官。有些人著书修志,教书授徒,或当家庭教师,或执教于某些教育机构,比如书院,作为谋生手段。历史上,大量隐士其实又是政治人物,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孔门圣教,在他们看来,出世与入世是统一的。隐居并非忘世,乃是养志守道,为将来的闻达做思想与智能的准备,隐居山林的过程也是充实、完善自己的过程。所以,虽然身在山林,却并不完全脱离朝政,而且,往往对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最典型的,如殷周时的吕尚、三国时的诸葛亮、元末明初的刘基等。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时,即常常会友交游,纵谈时政,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后经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建业,终于夙志得偿。有的身在山林却萦心魏阙、心系朝廷,甚至直接参与最高层决策的隐者,如以“山中宰相”著称的南北朝时的陶弘景。他在三十六岁之前,曾被朝廷辟为诸王侍读,后来,因求宰县未遂,而挂朝服于神武门,辞官归隐。梁武帝即位后,屡次召他入仕,均被拒绝。但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都要找他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往来,时时参与朝廷政务,成了不上朝的公卿大员。

当然,也还有一些坚贞之士是不肯俯首就范的。黄宗羲、顾炎武等大学者把人格独立看得至高无上,重于功名利禄,甚至重于生命,立志终身不仕,潜心著述,粹然成为一代宗师。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猛烈鞭挞封建君主专制,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指出,专制王朝的法律是帝王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法乃天下之公器,应该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这比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法意》中论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大约提前一个世纪左右。康熙年间,陕西有个李二曲,抱定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态度,称病在家,不去应试博学鸿词,官吏一再催逼,他便以拔刀自裁相威胁,只好作罢。后来,干脆把自己反锁屋中,“凿壁以通饮食”,不与任何人见面,朝廷也拿他没办法。清初遗民中有一位天文学家,名叫王锡阐,隐居故里苏州吴江,夜夜爬上房顶,静观天象,发誓永不仕清,平常写字用篆书,不想使人认识,出门穿古装衣服,不使用清朝钱币,死时遗嘱,把棺材放在树上,不入葬异族土地。按说,本来已经隐居乡下、退出政治舞台,但还情系前朝,心怀故国。这些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斩不断,理还乱”,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李异同论

—在东北大学读书班上的演讲

(2011年11月15日)


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曾李异同论”,说的是晚清名臣曾国藩、李鸿章这对师徒的心灵苦楚。

进入正题之前,先做两点解释:

第一点:我这个讲座属于学术研究性质,重在知人论世,揆情度理,从人性这个侧面,分析曾、李的个性特点、人生道路抉择及其相同、相异之处,目的在于给予听众以心智上的启迪;而不是罗列事实,重复那些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故事;即使联系到必要的史实,那不过是为了说明我的论点。那么,我的论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位晚清重臣,虽然都是身居高位,执掌铨衡,却各有其难以言说的处境上的艰难和心灵上的痛苦。曾国藩的苦,主要来自于内在,来自于过多、过高、过大、过强的欲望。他要建盖世的功勋,又要当浊世的圣人,结果不仅横遭猜忌,内心也充满矛盾,“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活得又苦又累。李鸿章的苦楚主要来自于外部环境。他所秉承的哲学,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似乎活得潇洒从容一些;可是,他同样备尝苦楚—身处阴险的西太后和强权的洋主子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无法逃脱“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这一千般耻辱、百倍难堪的角色,这样,就得时时记得、刻刻面对国人的唾骂,内心自然也痛苦不堪。

第二点,学术研究总是选取一个特定的角度。前面说了,我选取的角度主要是从人性方面分析,追求的是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而不是着眼于对历史人物做全面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承认,这两位大人物都是了不起的晚清重臣,他们的功业建树是不可磨灭的。我之所以选取一个特定角度,而不是像《百家讲坛》那样讲述史实,就在于对象是大学生。中学历史课本中,必要的史实已经交代清楚了;到了大学就应该着眼于思辨、分析,有的还要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果说,知识分为信息、学问、智慧三个层次,那么,启迪思路、增长智慧,应该是大学生的本分。

下面,书归正传。先说曾国藩。

曾国藩大名鼎鼎,是大家熟知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的人生,他的智慧,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虽已去世一百余年,提起曾国藩,人们仍然津津乐道。青年毛泽东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后来又说:“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蒋介石的评价是:“曾公乃国人精神典范”,“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有的评论者说:如果以人物断代的话,曾国藩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后一人,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人。这句话从某一角度,概括了曾国藩的个人作用和影响。他也是近代中国地位最显赫而争议最大的一个人物。

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在解读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他的清醒、成熟、机敏之处实在令人心折,确是通体布满了灵窍,积淀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到处闪现着智者的光芒。当然,这是从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研究;如果就人性批评意义上说,却又觉得他的人生道路并不足取。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知识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天真。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源,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的机器人。

关于苦,佛禅讲得最多,有所谓“人生八苦”的说法:生、老、病、死,生与俱来,可说是任人皆有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求不得、厌憎聚、爱别离、五蕴盛,则是由欲而生,就因人各异了。古人说,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的苦,主要是来自过多、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结果就心为形役,苦不堪言,最后不免活活地累死。古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这也是曾国藩的终极追求。一方面,他要通过登龙入仕,建立赫赫事功,达到出人头地;一方面要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达到名垂万世。

这种人生目标,无疑是至高、至上的。许多人拼搏终生,青灯皓发,碧血黄沙,直至赔上了那把老骨头,也终归不能望其项背。而曾国藩却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他二者全都得到了。他居京十载,中进士,授翰林,拔擢内阁学士,遍兼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吏部侍郎,外放之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权倾朝野,位列三公,成为清朝立国以来汉族大臣中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应该说是超越了平凡—这是立功;在立德、立言方面,作为封建时代最后一位理学家,他在思想、学术上造诣精深,当世及后人称之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甚至被目为“今古完人”。可说是,志得意满,功成名就。

可是,人们是否晓得,为了实现这个“三不朽”,他曾耗费了多少心血,历经何等艰辛啊?只要翻开那部《曾文正公全集》浏览一过,你就不难得出结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悲剧人物。“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之后,便坠入了一张密密实实的罗网,进入了无形的炼狱。

封建王朝一切建立奇功伟业者,都免不了要遭遇忠而见疑、功成身殒的危机,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他的汉员大臣身份,在种族界隔至为分明的清朝主子面前,这种危机更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上。这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两难选择:如果你能够甘于寂寞,终老林泉,倒可以避开一切风险,像庄子说的,山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这一点是他所不取的;而要立功名世,就会遭谗受忌,就要日夕思考如何保身、保位这个严峻的课题。明乎此,就不难理解曾国藩何以怀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他对于古代盈虚、祸福的哲理,功高震主、树大招风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太熟悉、太留意了,因而时时处处都在防备着杀身之祸。

他一生的主要功业在镇压太平军方面。但他率兵伊始,初出茅庐第一回,就在“靖港之役”中遭致灭顶的惨败,眼看着积年的心血、升腾的指望毁于一旦,一时百忧交集,痛不欲生,他两番纵身投江,都被左右救起。回到省城之后,又备受官绅、同僚奚落与攻击,愤懑之下,他声称要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还让人购置了棺材。心中惨苦万状,却又“哑子吃黄连”,有苦不能说,只好“打掉门牙肚里吞”。

那么,获取胜利之后又怎样呢?扑灭太平天国,兵克金陵,是曾氏梦寐以求的胜业,也是他一生成就的辉煌顶点,一时间,声望、权位如日中天,达于极盛。按说,这时候应该一释愁怀,快然于心了。可是,他反而“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城破之日,竟然终夜无眠。原来,他在花团锦簇的后面看到了重重的陷阱、不测的深渊。同是一种苦痛,却有不同层次:过去为求胜而不得,自是困心恒虑,但那种焦苦之情常常消融于不断追求之中,里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现在的苦痛,是在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实现了胜利目标之后,却发现等待着自己的竟是一场灾祸,而并非预期的福祉、升迁,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最令人伤心绝望的。到现在,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尽管他竭忠尽智,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因其用兵过久,兵权太重,地盘忒大,朝廷从长远利益考虑,不能不视之为致命威胁。过去所以委之以重任,乃因东南半壁江山危如累卵,对付太平军非他莫属。而今,席卷江南、飙飞电举的太平军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随时都能问鼎京师的,是以湘军为核心的精强剽悍的汉族地主政治、军事力量。在历史老人的拨弄下,他和洪秀全翻了一个烧饼,湘军和太平军调换了位置,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心腹大患。“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这是他最怕听的两句话。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他能不苦吗?

有句成语,叫“孤树加双斧”。曾国藩正处于这种状态,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苦楚。他既要建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用他自己的话说:“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是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小心谨慎。他完全明白,居官愈久,其阙失势必暴露得愈充分,被天下世人耻笑的把柄势必越积越多;而且,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种种视、听、言、动,未必都合乎圣训,中规中矩。在这么多的“心中的魔鬼”面前,他还能活得真实而自在吗?

他对自己的一切翰墨都看得很重,不要说函札之类本来就是写给他人看的,即使每天的日记,他也绝不马虎。他知道,日记既为内心的独白,就有揭示灵魂、敞开自我的作用,生前死后,必然为亲友、僚属所知闻,甚至会广泛流布于世间,因此,下笔至为审慎,举凡对朝廷的看法,对他人的评判,他都绝少涉及,为的是不致遭惹麻烦,甚至有辱清名。相反地,里面倒是记载了个人的一些过苛过细的自责。比如,当他与人谈话时,自己表示了太多的意见;或者看人下棋,从旁指点了几招儿,他都要痛苦自责,在日记上骂自己“好表现,简直不是人”。甚至在私房里与太太开开玩笑,过后也要自讼“房闱不敬”,觉得于自己的身份不合,有失体统。在外面苦,到家里还苦,在人前苦,在私下里也苦。

世间的苦是多种多样的。曾国藩的苦,有别于古代诗人为了“一语惊人”,刳肚搜肠之苦。比如唐朝的李贺,他的母亲就曾说:“是儿要呕出心乃已耳!”但这种苦吟中,常常含蕴着无穷的乐趣;曾国藩的苦,和那些终日持斋受戒、面壁枯坐的“苦行僧”也不同。“苦行僧”的宗教虔诚发自一种真正的信仰,由于确信来生幸福的光芒照临着前路,因而苦亦不觉其苦,反而甘之如饴。而“中堂大人”则不然,他的灵魂是破碎的,心理是矛盾的,他的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俯首甘为荒淫君主、阴险太后的忠顺奴才,并非源于什么衷心的信仰,也不是寄希望于来生,而是为了实现现实人生中的一种欲望。这是一种人性的扭曲,绝无丝毫乐趣可言。从一定意义来说,他的这种苦难经验,倒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节烈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那块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我们发现,在曾国藩身上,存在一种异常现象,就是所谓“分裂性格”。比如,他在家书中、文章里说得是极为动听,可是,做起来却难免形成巨大的反差。加之,他以不同凡俗的“超人”自命,事事求全责备,处处追求圆满,般般都要“毫发无遗憾”,其结果,自是加倍地苦累,而且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以致不时露出破绽,被人识破其伪君子、假道学的真面目。明人有言:“名心盛者必作伪。”对此,清廷已早有察觉,曾降谕于他,直白地加以指斥。至于他身旁的人,那就更是洞若观火了。邵懿辰曾当面责之以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几副面孔”;左宗棠更是逢人便说:“曾国藩一切都是虚伪的。”

作为一位正统的理学家,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接受程朱理学巧伪、矫饰的同时,却能不为其迂腐与空疏所拘缚,表现出足够的成熟与圆融。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总觉得,在他身上,透过礼教的层层甲胄,散发着一种浓重的表演意识。人们往往难以分辨他究竟是在正常地生活还是逢场作戏,究竟是出自真心去做还是虚应故事;而他自己,时日既久,也就自我认同于这种人格面具的遮蔽,以致忘记了人生毕竟不是舞台,卸妆之后还须进入真实的生活。

实际上,他心里清清楚楚,正如日记中写的:“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但他已经被捆绑在自制的战车上,是无法逃脱的。他非常注重养生,节欲,戒烟,制怒,限制饮食,起居有常,保真养气,日食青菜若干、行数千步,夜晚不出房门,防止精神耗损,可说是最为重视养生的。但是,他却疾病缠身,体质日见衰弱,终致心力交瘁,中风不语,勉强活到了六十二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而他,竟然是一命呜呼了。死,对于他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什么“超越”,什么“不朽”,统统地由他去吧!

接着再说李鸿章。

与曾国藩相类似,李鸿章同样也是声名显赫,而且又最具争议。生前,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他为太傅,赐白银五千两为他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份建立祠堂十处。他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在京师建立祠堂的人。他奉曾国藩为老师,早年曾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的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后来,又通过曾国藩的举荐,走上了飞黄腾达之路。

对于这位晚清名臣,我已经琢磨多少年了。起始,还停留在一些概念上,形象影影绰绰,模模糊糊;后来,逐渐地变得鲜亮,清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挺立在我的眼前,最后,竟然依次显现出六种形象:

首先,他是一个“不倒翁”。一生中,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尤其是作为签订卖国条约的“专业户”,他一直遭到国人轮番的痛骂。可是,他就是不倒,最后,以七十八岁高龄,死在任上。这端赖于他的宦术高明,手腕圆活。

于是,又有了第二种形象:出色的“太极拳师”。他周旋于皇帝与太后之间,各国洋鬼子之间,满汉大员、朝臣与督抚之间,纵横捭阖,从容应对。

第三种形象是大清王朝的裱糊匠。他把晚清王朝比作“一间百孔千疮的破纸屋”,他整天地到处补窟窿,哪里出了事,慈禧太后都要“着李鸿章承办”。他所扮演的就正是“裱糊匠”的角色。

第四种形象是“撞钟的和尚”,他曾说:“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

这样,又有了第五种形象—晚清朝廷和慈禧太后的避雷针。他把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所激起的强大的公愤“电流”,统统吸引到自己身上,从而缓和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不满,维护了“老佛爷”的圣明形象。

第六种形象是“仓中老鼠”。这要多说两句。《史记·李斯列传》讲,李斯为郡中小吏时,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吃污秽的东西,一见到人或狗走近,就惊慌逃遁;而粮仓里的老鼠,吃的是积存的粮谷,安闲自在,无忧无虑,诀窍在于它有强大的靠山。于是发出感慨:人的贤不肖,有没有作为,全看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李鸿章深得此中奥秘。他要像仓鼠那样找个有力的靠山,具体地说,就是“挟洋以自重”。由于经他手签订了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洋人心目中,他是有身份、有地位、说了算的,是朝廷离不开的大人物;而慈禧太后已经被列强吓破了胆,人家咳嗽一声,在她听来,不啻五雷轰顶。有那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李二先生自然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他这一辈子,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是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王朝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近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揭破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苍茫,大体上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内陆边疆,或遭遇民变蠭起,或祸起萧墙之内;而晚清七十年间,却是海外列强饿虎捕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无能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了的。

当然,这并非他的初衷。由于深受儒学的熏陶,他从小就立下了宏誓大愿,坦然以力挽狂澜、只手擎天自任,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骄人气概。李鸿章在他七十八年的生命途程中,以1862年经曾国藩举荐正式出任地方都抚为分界线,前后恰好都是三十九年。他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及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是晚清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任事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人物。

热心仕进,渴望功名,原是旧时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但像李鸿章那样执着,那样迷恋,却是古今少见的。一般人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李鸿章则是不分顺境逆境,不问成败利钝,总是过河卒子有进无退。他把功名利禄看作命根子,入仕之后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官场,真是生命不息,做官不止。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官迷”。曾国藩说过:他的两个弟子,“俞樾拼命著书,少荃(鸿章)拼命做官”。以高度的自觉、狂热的劲头、强烈的欲望追逐功名仕进,这是李鸿章的典型性格。

李鸿章一生功业甚多,但他的蜚声中外,以至成为“世界级”的名人,主要是在洋务、外交方面。在慈禧太后和洋人的心目中,李鸿章与清廷的外交事务是融为一体的。每当大清国外事方面遇到了麻烦、面临着危机,老太后总是“着李鸿章为特命全权大臣”,于是,这个年迈的衰翁便会披挂上阵,出来收拾残局,做一些“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五年间,竟连续签订了《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同盟密约》、《辛丑和约》等四个屈辱条约。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以想见,李鸿章在西太后身边,日子是不会好过的。相传,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与李鸿章交谈时,曾暗喻他只会打内战,没干成别的事。他听了喟然长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老李当然无法与老俾相比。威廉一世和老俾君臣合契,是一对理想的搭档。书载,威廉皇帝回到后宫,经常愤怒地摔砸器皿。皇后知道这是因为受了老俾的气,便问:“你为什么这么宠着他?”皇帝说:“他是首相,下面许多人的气他都要受,受了气往哪儿出?只好往我身上出啊!我又往哪儿出呢?就只有摔茶杯了。”老李受的气绝不会比老俾的少,但他敢找“老佛爷”出气吗?

他在甲午战争中,声名尤为狼藉,民怨沸腾之下,清廷不得不给他“禠去黄马褂”的处分。一天,江苏昆曲名丑杨三演出《白蛇传》,在演到“水斗”一场时,故意把台词作些改动,说:“娘娘有旨,攻打金山寺,如有退缩,定将黄马褂剥去。”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李鸿章的鹰犬也都在场,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当众发作,但事后到底把杨三弄得求生无路,惨痛而死。悲愤中,有人撰联嘲骂:“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的长兄不忍心看着弟弟遭罪受辱,劝他早日离开官场,一起告老退休,他却坚决不肯。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杀李以谢天下”的呼声遍于朝野。而李鸿章则毫无退避之念。他故作镇定,撰联悬于书斋:“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这也是跟他的老师学的—曾国藩当年也曾写过类似的联语:“挺起两根穷骨头,养就一段春意思。”他们所奉行的都是一种“挺经”。

李鸿章的飞黄腾达,得益于曾国藩者甚多,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比较明显。两人都具有深厚的儒学功底,恪守着封建社会的政治原则,都为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而竭忠尽智;但二人的气质、取向不尽相同,因而,为官之道也存在着差异。

曾国藩看重伦理道德,期望着超凡入圣;而李鸿章却着眼于实用,不想做那种“中看不中吃”的佛前点心。他公开说:人以利聚,“非名利,无以鼓舞俊杰”,“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当然,曾国藩说的那一套也并非都要实行,有些是说给别人听的;而李鸿章却是连说也不说。反过来,对于一些于义有亏的事,曾国藩往往是做而不说,而李鸿章却是又做又说。其差别就在于,一个是伪君子,一个是真小人。李鸿章声明过,他“平生不惯作伪人”,这与城府极深、诚伪兼施的乃师相比,要显得坦白一些。由此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李鸿章对于袁世凯是很欣赏的。临终前,他还曾荐袁以自代。

在政治上,曾国藩患有一种“恐高症”,他一向主张知足知止,急流勇退。每当立下大功,取得高位,总是如临深渊,惕惧不已。咸丰末年,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江、浙、皖、赣四省军务及巡抚、提督以下各官均归其节制。这一高官显位,不知使多少人艳羡、垂涎,但曾国藩却并不开心,他说:“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在《家书》中,他告诫子弟:“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为此,必须持有三种心态:一是不参与,好像事情与己无涉;二是不善终,高位都是险地,居高履危能够善终的很少;三是不胜任,好像在朽烂的跳板上驾驭着六马奔车,随时都有坠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所以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他的韬晦之计,后来发展成为功成身退、避祸全躯的行动。他多次奏请开缺回籍,归老林泉。对于老师晚年一再消极求退的做法,李鸿章颇不以为然,直接批评为“无益之请”。他说:“今人大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

一冷一热,一退一进,这和他们所处的境遇不同有直接关系。曾氏当政时,清王朝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起义;有洪秀全在,他还有用,现在洪秀全被他干掉了,清王朝就可以“卸磨杀驴”了。其实,即使在他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时,阴险毒辣的西太后,也早就在算计他了。她承袭祖上康熙皇帝的惯伎,专门利用汉员大臣间的矛盾以制衡其权力,她一面重用曾国藩,一面又扶植左宗棠、沈葆桢,发展李鸿章的淮军势力。就是说,不怕你曾国藩兴妖、起屁、尥蹶子,没有你这个“鸡蛋”,我照样能做“槽子糕”。

而在李鸿章当政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曾国藩已死;左宗棠虽在,正远征西北;恭亲王已被免除了议政王,宠信大不如前;至于翁同龢等帝党头目和“清流派”的张之洞、李鸿藻等,或老朽顽庸,或徒逞空谈,难抵实用。尤其是面临着列强鲸吞之势,要与之斡旋、谈判,折冲樽俎,更非李鸿章莫属。此之谓“形势比人强”也。而且,李鸿章不像曾国藩那么古板,也不像左宗棠那么刚愎自用,张之洞那么浮华、惜名,他纵横捭阖,巧于趋避,有一套讨好、应付“老佛爷”的招法,因而能够一路胜出。

一次,朝廷要他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贪墨索贿的案件。他敷衍了几个月,最后上了一道奏折,说吴棠一贯忠厚廉谨,官声尚好,所参各项查无实据,而且,在籍士绅都赞颂他善政利民。结果是,吴棠安然过关,而原参者却受到申斥。实际上,所参各项都完全属实,只是由于吴棠曾有恩于慈禧,李鸿章便做了这种违心灭良的处置。原来,吴棠任清河县令时,一个老朋友的灵柩路过那里,吴知县派人送去三百两银子作为赆礼。不料,当时河里并排停着两艘大船,仆役把银子错送给邻船了。吴棠盛怒之下处分了仆役,正待上船索还,一个幕僚从旁解劝说:邻船上的是入京参选秀女的满洲闺秀,说不定日后成了贵人,还能够借利呢!吴棠听了甚以为是,便换成一副笑脸,登船问候母女三人。那位母亲慨然地说,如今世态炎凉,我们孤儿寡母一路上受尽了冷落,唯独吴老爷古道热肠,真是难得,我们母女誓不能忘。那两个女儿,你知道是谁吗?一个就是后来的慈禧,另一个做了醇亲王的福晋。“只因一回错,便为人上人。”从此,吴棠平步青云,一路飙升。

大清的国运如何,“老佛爷”可以不在乎;唯独“垂帘听政”的大权必须把在手里,拼死也不能丢。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不管签订什么和约,总要坚持一条底线:割地赔款的条件再苛刻也没关系,只要能够维护“老佛爷”的干政地位,就一切都好说。庚子之役,八国联军进北京,“老佛爷”仓皇逃窜,压在她心头最重的一块石头,就是怕议和中追究祸首追到她的头上。她事先就交代给李鸿章:和议中如有“万难应允”之事,“先为驳去,是为至要”。对此,李鸿章是心领神会的。果真,联军代表瓦德西暗示要追究祸首,他立刻封了门,表示:什么都好说,唯独这个事由不能谈。结果,议和条件苛刻无比。慈禧见里面并未涉及到她本人,便也放下心来;至于花些银子吗,她一辈子已经大手大脚惯了,谁花不是花呢?反正不用掏她的腰包,着李鸿章去张罗就是了。

李鸿章生来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在弄权术、耍手腕方面,具有绝顶的聪明、超常的智慧;又兼平生所历宦途险恶,境遇复杂,人事纠葛纷繁,更增长了阅历,练达了人生。因而其宦术之圆熟、精湛,可谓炉火纯青,集三千年中国仕宦“圆机活法”之大成。难怪他敢夸口:这世上唯有做官最容易,一个人若是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低能了。

醇亲王奕是不好对付的,他仗着慈禧太后的妹夫、光绪皇帝的生父这一特殊身份,一贯作威作福,眼里放不下人。现在又取代了恭亲王,接手总理北洋事务,成了李鸿章的顶头上司。他一上来,马上就找办洋务的李鸿章,要他拿出一笔经费,支持修建颐和园。理由是堂皇正大的,他撇着京腔儿说:整修昆明湖,兴办海军学堂,这可是关系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呀!李鸿章不慌不忙、笑容可掬地应对道:亲王大人,您的高尚情怀,宏伟抱负,赤诚为国,苦心孤诣,实在令我由衷景仰,一定竭尽全力照办。接着,立刻他就把难题推还给了对方:王爷,我正好有事要向您秉报哩:增加海军军饷,现在找借无门;四艘军舰即将从欧洲驶回,本国人经验不足,须雇请外国员弁管理;还要出钱备置燃料,日常费用也须一体安排—这些款项,恳请亲王鼎力支持!醇亲王一听,脑袋立刻就大了。这个只知酒色征逐的“阔大爷”,哪里懂得什么筹措资金!可嘴里又不便说出,只好唯唯否否,掉头而去。你看,这出大耍手腕的“官僚斗法”把戏,玩得该是多么精彩呀!

李鸿章对内应付裕如,可是在外国人面前却少了招法。长期以来,慑于列强的强大威势,使他觉得处处无法赶上人家,从而滋生一种百不如人的自卑心理。当时,在晚清朝廷中存在着两个认识上的极端:不了解西方实际的人,往往盲目地妄自尊大,完全无视列强环伺的险情;而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对照本国腐朽、庸懦的现状,又常常把敌我力量对比绝对化,觉得事事皆无可为,从而一味主张避战求和,患上了致命的软骨症。李鸿章属于后者的代表。加之,他还有挟洋以自重的个人打算。他深知慈禧太后怕的是洋人,靠的也是洋人。有这些外国主子在后面撑腰,也就不愁老太婆施威发狠了。

李鸿章的思想轨迹确实是比较驳杂的。他奉行实用主义哲学,既有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那种刚性,又混杂着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现代成分;娴熟“水鸟哲学”(表面平静,暗里动作),洞明世事,善于投合、趋避;三分耿直中带着七分狡黠;既忠于职守,又徇私舞弊;讲求务实,却并不特别较真。

李鸿章的为官诀窍,前面已经引述过,即“士人以身许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何谓“得君”?说穿了就是能讨得君王的喜欢,得到君王的信任。而要讨得喜欢,获取信任,首先必须摸准主子的脾气,透彻地掌握其用人的标准。在这方面,李鸿章的功夫是很到家的。他知道,清王朝择臣的准则是,只要你肯于死心塌地当奴才,忠心耿耿地为朝廷卖命,就照用不误,为贤为愚、或贪或廉,都无关大体。对于所谓“名儒”与“名臣”,清朝皇帝向来是不感兴趣的。道理很简单,历史上的名臣,往往与昏君、庸君相对应,圣明天子之下还能有什么“名臣”吗?所以,李鸿章从来不以正人君子自命,无意去充当那种“道德楷模”。明乎此,也就晓得了对于曾国藩那一套追求高大完美的“心灵的朝圣”,他之所以不以为然,真谛就在这里。

18世纪英国著名首相帕麦斯顿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才是永久不变的。”这是一种极为灵活的对外策略,为后世所普遍奉行,而李鸿章却把它搬用过来,作为处置内部事务的一条准则。在这种准则支配下,必然是不问宗旨,不管对错,只要你得势了,或预计将能得势,他便会采取审慎的合作态度,明里暗里表示支持;而一当发现你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便会毫不犹豫地弃置不顾。

在对待戊戌政变和维新派的态度上,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政变伊始,由于事关重大,而且形势不明,李鸿章经过反复权衡,确定置身事外,不去直接参与。为了避嫌,他曾向慈禧表示,“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公开申明这一立场。但是,当维新派遭到慈禧镇压,康有为、梁启超被定为“乱臣贼子之尤”时,身为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暗地里输诚相与,采取保护的对策。因为他了解到日美英诸国对维新派是支持的,推测康梁日后定会大有作为。如果完全跟着老太后跑,一旦维新派在外国支持下掌了大权,自己将难予处置。因此,他特意委托日本人向逃亡海外的康、梁致意,表示对他们的关心。朝廷指令他铲平康梁祖坟以儆奸邪,他则以“香港近有新党欲袭广东,恐过激生变”为由,建议稍缓进行;而在慈禧面前,则极力贬斥、丑诋维新派,说他们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他就是这样“脚踩两只船”,运用两面手法,来保全自己,预留后路。待到后来,当他观察到变法派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不可能东山再起;而清廷又紧追不放,如果一味拖延,行将危及自身利益,便一反故常,断然采取严厉打击的行动,不仅迅速铲平了康家的祖坟,还把清政府缉拿康梁的赏银,由十万两提高到十四万两。可见他一切都以保全自己为前提,以对己是否有利为转移。

李鸿章考虑得最多的,不是是非曲直,而是切身利害。他论势不论理,只讲有用,只讲好处,急功近利,不择手段,不看重道德,不讲求原则。梁启超评论他是“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弥缝苟安,而无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这是很准确的。他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在签订各项屈辱和约时,他缺乏硬骨头精神,妥协退让,委曲求全,不能仗义执言,拼死相争,一切都以能否保官固宠为转移,这正是市侩式的实用主义哲学在外交活动中的集中展现。

应该承认,李鸿章在兴办洋务、建设海军方面,确实是功不可没的。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理应遭到唾骂,但他确实也有难言之隐。在弱肉强食、国运衰颓之际,任谁在这个位置上也难以摆脱。他的问题在于,像梁启超所批评的:缺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为救亡图存而奋不顾身、宁为玉碎的精神魅力。当然,你若说他一点骨气没有也冤屈:由于马关签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再也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在忽忽悠悠地海面上,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吴汝纶东游日本考察教育,看到李鸿章当年谈判时坐的凳子竟都要比日本人矮半截,不觉悲从中来,陪同的日本友人要他留下墨宝。他大书“伤心之地”四个字。国贫民辱,“弱国无外交”,说来令人痛心啊!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

—在第四届中国当代散文创作与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1年11月26日)


我在多个场合、多次讲座中,一直强调散文创作应该有深度意识、深度追求。值此商品大潮无远弗届,到处都是激烈的竞争,人们整天处于心身疲惫状态的今天,此论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有人疑虑,广大读者在极度紧张之余,不会去接受思索的艰辛。理由是,人们忙碌了一天,渴望通过阅读暂得消闲,获取片刻宁帖与清静,在这种心态下,要追求什么深度,只能招致反感。也有人认为,在散文泛化的时代,关于散文写作,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如何体现现代意识、大众意识,如何写得轻松、自然,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而强调思想意蕴、深度追求,将会坠入所谓“深度模式”的陷阱,导致对现实生活重新组合,从而歪曲了生活质素的弊端。还有人担心,从前文学领域极度单一,现在开始呈现多样化的局面,如果提倡进入哲理性的艺术层面,会不会以一种新的单一来取代旧的单一?会不会把读者早已厌弃了的说教式的逻辑形态引入散文创作之中,造成性灵萎缩、情感弱化?还有人认为,现在整个社会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心情浮躁不堪,读者自不必说,即使从作家角度看,肯于求深求异的怕也不是很多,“回到平面,取消深度”的说法,不是颇有市
场吗?

这里涉及到散文创作中的一系列课题,诸如文学的审美特征、审美诉求和创作感悟的超越性、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心灵体验的对接、作家的心态与创新意识等等,换句话说,要说清楚“深度意识”这个问题,需要从上述诸多方面加以认真地研究、探讨。

先从当前文学创作、主要是散文创作的发展趋势来分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与人生、人的命运与生存价值,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创作主体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恢复其自身特征,作家将各自的情绪、体验和社会内容化为自己的个体化世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审美期待。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就散文创作来说,由以往的对于现实功利目标的直白展露,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新时期的文学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关注社会人生、表现内在人性,并使之不断深化的过程。当前,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排拒,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文学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而文学性是以独特性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

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米兰·昆德拉把模仿认同和从众求同称为媚俗。他说,“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种大众可以分享的东西”,是“讨好大多数人的心态和做法”。他们往往还“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
洒泪”。

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现实功利性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在摆脱掉政治的粗暴干预之后,今天又遭遇到物质利益的羁绊和商品大潮的挤压。在一系列理由充足的符号秩序之下,经济利益实际上制约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命运。因此,要实现文学本体的回归,张扬艺术审美的个性特征,不仅要挣脱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功利化的躯壳,而且,还必须克服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导向对人性的扭曲,固守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保持自身的精神追求,确认文学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

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写作中,要警惕粗俗、平庸的倾向。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已成为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中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当下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察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这种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

这里所说的哲理意蕴,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情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其中凝结着人生智慧。在这里,散文中的说理,常常表现为一种恰如其分的点醒与提升;而对于铺展开来的叙事、抒情,则可以成为一种丰满肌肉的筋骨奇突,或者必要的激活与调剂。这种理蕴来自作家对生活的感悟、体验,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作家面对某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发而为哲思、理趣,成为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它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更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这种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造势,也不同于那种站在云端施放故作高深的迷雾,发布“梦游者的呓语”或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界说。它是渗透于形象、情感之中的生命智慧,着眼点在于运用艺术手段点燃、引导与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求。读者可以凭借自身审美的内驱力,进入一种超越的悟境,获得思考的愉悦。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尚书·说命》)要把这种理性的认知落脚到创作实践中去,还有一段相当艰巨的历程。大前提是必须培植深邃的思想,努力提高认知水平与思辨能力;有了深刻的、科学的见解,尔后再设法将它组织到文章中去。依我三十余年的创作体会,对于散文、随笔来说,这方面的难度要远远超过论说文的写作。就是说,如何在叙述、描写、抒怀的过程中,以盐溶水、如汤沃雪那样,渗透进去、融会进去理念的、思辨的、感悟的意蕴,是需要大动一番脑筋、颇费一些周章的。

常听到有的作家讲,哎呀,我是什么都不管的,就凭着感觉写作。没有艺术感觉,自然写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若只是停留在感觉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学感悟,我想也会流于肤浅。好的文化散文应该是既防止自我的失落,又防止审美的偏离、思想的贫困。如果缺乏精神的超越性,光有一般的感觉、体验,或者是困苦,或者是忧患,充其量只是一种“伤痕式”的文学,只能告诉读者有这么个事情。而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或以独特的感悟、生命的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

哲学有理性与悟性之分,或者说哲学家哲学和艺术家哲学之分。前者重逻辑、重分析、重实证,是抽象的、思辨的,像老子的《道德经》;后者重直观、重联想、重形象,是感性的、具体的,与艺术实践、审美实践紧密联系着,像庄子的《南华经》,禅宗也是,还有《红楼梦》。凡是传世的文学经典,都有特异的审美形式和深广的精神内涵、思想意蕴。当然,有思想不一定就有哲学视角。正如一位知名学者所指出的,《儒林外史》很有思想内涵,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十分深刻,对于知识分子和人生困境的思索有一定的深度。但它与《红楼梦》不同,并不具备哲学视角。

科学技术以及一般学问的演进,是遵循进化论的法则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而哲学智慧则未必。长时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古代哲学说成是朴素的、低级的,似乎没有发展到应有的高度,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其实,这种说法大可商榷。试问:历经两三千年了,《周易》之学,老庄、孔孟之学,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又有谁人能够超越它们?

在学习、思考和研究中,为了获得智慧,悟性是至关重要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可见,有了学问不一定就能具备悟性。关键在于能否使知识、学问由死变活,实现升华与超越。智性过剩,悟性不足,缺乏创见,是一些搞学问的人的通病。记得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说过,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他们面对客观事物(包括社会、自然、人生)和主观世界,总有自己独到的、比他人深刻的看法。这就需要智慧。

有的评论家指出,西方的现代社会出现了精神危机,主要是表现为两种人大大增多:一种叫“空心人”,就是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感和方向感,成了无根的浮萍;再一种叫“碎片人”,不仅失去了外在的完整性,和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对立状态,而且失去了内在的统一,被各种矛盾冲突弄得支离破碎。所以,现代人需要智慧的指引、生命的开悟,需要对自己生命采取一种审视的态度。老年的列夫·托尔斯泰非常羡慕农民,他说,他们即使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并不缺乏智慧。

说到哲学思维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不能忽略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问题。对于散文作家来说,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当然也是一种过硬的功夫,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把纯粹抽象的论说转换成艺术话语的。在古人那里,这种矛盾也许并不突出,因为古代的论说文就包含在散文范畴里。一部《古文观止》,一多半是论述性质的东西;每篇论文同时也是优美的散文。现在不行,现在的散文和论文,属于两种文体,已经分道扬镳了。所以,这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课题。散文作家余秋雨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就是因为他比较好地解决了将文化认同的智性思考同诗性的激情、想象融会在一起,也就是把这些智性的哲学理解通过一种诗性的、艺术性的语言表达出来。而相对地看,有些人的作品就差一些,他们的东西往往是智胜于情,理胜于趣,缺乏应有的审美性、可读性。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自省检讨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我的做法是,在严格自省的基础上,刻苦钻研西方文史哲典籍,以研习新知,弥补阙陋,扩展视野。通过对人生的经验、自己的学术背景进行全面检索、省察,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贯起来,使知识储备得到升华,实现更新换代。我还颇得益于文友间的“对话”。我有许多年轻的文友,他们思想活跃,反应锐敏,知识结构比较合理,既有精深的专业,又有广博的知识。苏联时期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生活就其本质说是对话。”对话既是目的又是方式。同一层次的参与者,围绕同一话题,通过不同视角、不同方式的对话,彼此开启思想的闸门,相互“交换能量”,相互启发,相互碰撞,许多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火花就会迸发出来。

为了践行深度追求,问题意识是非常必要、断不可少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理论是关于问题的理性思考;或者说:理论始于问题。过去学哲学有一个偏向,就是满足于背诵原理、结论,而不善于以理论为指导去发现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常解常新,是永不过时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解与阐释方式发生变化。它与科学不同,科学的问题一经找到答案,问题便成了知识,不再具有问题的性质;二是,如果说科学给人以知识,那么,哲学就是给人以智慧—提出问题本身就体现了哲学智慧。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

所有的学问,都离不开提出问题、设置疑问。法国史学家费弗尔说过:“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光是这样抽象地论说,大家印象不深刻,我想以大家都熟悉的张学良将军作为实例。在张学良身上有两大谜团:“九一八”为什么不抵抗?已经获得自由了,他为什么还不回大陆?这里以后者为例加以分析:1993年,两岸正在举行“汪辜会谈”。老将军对此异常关注,寄予了深切期望;表示“晚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和平统一,自己也可以回家乡看看”。但是,台湾当局根本没有统一诚意,因此,回乡愿望也就落空了。那么,为什么他非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来呢?这个问题很复杂,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的深层意图,是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但是,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却又不是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在。原来,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想在晚年再完成一项千秋伟业—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提出问题不是目的,在于分析、说理。比如,人们经常会谈到“嫉妒”,这是人性中具有负面作用的心理活动。我在《成功者的劫难》一文中是这样剖析的:所谓“嫉妒”,实质上是一种鲜明的趋利性,一切嫉妒者瞄准的都是现实的功利,正像囊空如洗、衣衫褴褛的人不必担心遭劫被抢一样,那些穷途末路、潦倒终生的人向来也不忧虑遭人嫉妒。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在其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说过:“不结果的树是没人去摇的。唯有那些果实累累的才有人用石子去打。”嫉妒产生于相互比较,这就决定了当事者双方必然彼此熟悉,且又限于看得见、接触得到的范围之内。所以,就呈现出这样一种现象:嫉妒心理的强弱,与引其发作的对象的距离成正比。这和磁性引力有些相似,距离越近,力量越强。嫉妒的产生,有赖于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即“同辈的嫉妒”。诗人不会嫉妒科学家的发明,老年人也不可能去嫉妒“少壮派”,初试镜头的学员对于明星角色只能产生崇拜心理,三军统帅的地位在普通士兵眼中带有命定的性质。嫉妒的对象,一般的多属同僚、对手或者邻人、朋友。

我到一个地方参观、游览,总是习惯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那年到智利的复活岛去,见到岛上有许许多多石雕人像,可是,谁也弄不清楚,这些神秘的石像究竟代表着什么:是神灵?是魔怪?是天外来客?是神秘的外来者?是当地活着的酋长?还是死去的部族首领?看着看着,我的脑袋里立刻闪现出一系列的问号: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何种需要,雕塑出这么多的石像?雕成这些石像,总共花费多长时间?其间曾经遇到过怎样的波折?石像雕成之后,是采用什么办法把它们一个个运到海边的?然后又通过怎样的技术操作把它们安置在三米高台之上?石像一律面陆背海,出于什么考虑?为什么要给石像戴上一顶又重又大的赭红色的石帽子?这帽子是装饰式的附属物?还是类似帝王冠冕那样的身份、地位的象征?为了什么要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竖立起来的石像全部推倒?是什么时候、靠着什么力量推倒的?如果是人力推倒的,那他们是些什么人—起义的山民?造反的奴隶?暴动的野蛮人?还是外来的入侵者?如果是来自大自然的伟力,那它是地震?是火山爆发?是席卷一切的飓风?是排山倒海的海啸?还是由于地壳下沉?⋯⋯问题连成了串儿,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外文版的楚辞《天问》。这些问题,既是科学、考古工作者研究、探索的课题;也是作家叩问、悬疑、驰骋想象的所在。

同样,读书、观史,我也习惯于通过提出问题、解答问题来探求规律、增长智慧。比如我通过多次研读《庄子》,感到这个客观对象境界之超邈、思想之复杂、身世之隐秘,远远超过其他先秦诸子。简直是疑团处处、迷雾重重,于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了:

为什么同是置身乱世,庄子会迥异于其他先秦诸子—对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会有那样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会做出那种独到的剖析?对个体生命在乱世中的生存处境,会有那么深刻的危机感?对身心自由、个性解放会有那么强烈的呼唤?

为什么庄子对于人生悲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有那么深切的敏感与痛感?

为什么在整个社会的激烈阵痛中,庄子在广大士人热情奔赴政治活动、猎取功名利禄的洪流中,能够开辟出一方崭新的天地?

为什么在先秦诸子中,庄子能够以其独特的识见,穿透黑暗现实的重重雾障,守护内心深处的精神尊严,予后世知识分子以精神的支撑与
慰安?

⋯⋯

总共二十二个。

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去寻找”的原理,研索庄子的思想脉络、价值取向、人生态度,同样需要结合他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人生阅历、生命体验,进行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全面分析,从而解读他何以会有那样的认识,他究竟想要说什么,为什么要那么说。这样,面对庄子所产生的重重疑问,就可望一一索解了。

就我创作实践中接触到的,有关深度思考,既有人性探索、人生奥蕴、生存困境、命运抉择等深层次的问题,也有日常频繁出现、举目可见的身边细事。

如同“需要”包括很多层次一样,人生面临的难题、困惑也是多层次的。就较高层次来说,诸如,遭遇生存、思考、创造、精神超越等种种难题,是必不可免的。种种追问以不同的方式发出,于是拨动心灵的弦索,让人心在世俗的日子里有了一种神性的向往。对生命固有的种种疑难发出各自的精神询问,对生存的种种困境做出艰难的精神跋涉,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而由不同的作家从各自真诚的心灵中生长出来的东西,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散文的丰富图景。

就中等层次来讲,比如说选择,就要多复杂有多复杂。有人甚至说:“相对于命定,选择是一种痛苦。”因为选择是一场丰富而具体的心灵较量历程;大而至于人生道路,小而至于服饰择取,每一次选择都是一番自我的确认与摒弃,都会发出关于存在、有无、意义、价值的追寻和思索。

就十分普通的层次来讲,比如说看足球。号称“人类第一运动”的足球,自从英国人在工业文明崛起后发明了它,就以其巨大的魅力风靡全球。为什么呢?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同几位专家探讨,使我茅塞顿开。原来,从表面层次上看,它最大限度地契合了人类潜意识中的原始冲动—进攻、赌胜、争强、战胜对手,等等;再深一步探究,是它将这种原始冲动、竞争意识融入工业化大生产所倡导的团队精神、协调性、创造性、精确性。再进一步,可以看出,它正在逐渐形成一种公众仪式,从远古的祭祀到现代的阅兵式,体现出公众参与、表演性、程式化的特点,它既是张扬民族情感的烈火,又是化解狭隘民族主义的清风。球场上的对抗,其实也是文化的碰撞与沟通,既体现了生命的原始冲动,又充分反映出现代文化的品格。它的巨大魅力的产生,关键在于它的最本质的属性,是为观众(主要是球迷)的直接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物理空间,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为球迷们提供了情绪聚合与情感释放的机会与权利,形成了一种类似物理学中的“场效应”。在这里,地缘心理、民族情结、爱国情怀这些人类共有的情感,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释放与宣泄。场上,球员与广大球迷之间,球迷与球迷之间,情感融会贯通,相互刺激,直到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这些因素汇聚到一起,必然形成一种情感的潮流,一种巨大的魅力。我们的文学作品,面对一场足球大赛,如果只是停留在新闻报道式的场面描写、比赛激烈、胜负研判上,而缺乏上述理蕴的发掘,不是太显得苍白无力了吗!

深度追求,特别看重开发性、可研究性、可阐释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思考大于欣赏。现代艺术的特点在于它的开发性,或者叫可研究性。文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的结论是划一的,任何时代、任何科学家都承认,水的冰点是零度,圆周率是3.14159⋯⋯而文学作品的结论往往难以划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因为最具文学性的往往是个性最独特的感受和体验。真正的艺术有着无限的内涵,存在多种可阐释性。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仅不同的读者、观赏者有不同的体验与感觉;即使是同一个作家,面对同一素材,在不同时刻、不同情况下,动笔来写,也会存在着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说,每一次鉴赏、每一次反映,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因为在鉴赏或创作中,一方面是对象所展示的自在空间,一方面是赏鉴者、创作者以当下的心境、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这就为鉴赏或写作的结论多样性,亦即主体对客体的解释,提供无限多样的可能。

人们早已厌烦在艺术欣赏中解答人所共知的常识课题。艺术的魅力在于用艺术手段燃起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求。其实,艺术家自己也未必就能完全把握艺术形象的最终答案。布莱希特在论述自己的“叙述性戏剧”与传统戏剧观念的区别时,说过这样的话:传统的戏剧观念把剧中人处理成不变的,让他们落在特定的性格框架里,以便观众去识别和熟悉他们,而他的“叙述性戏剧”则主张人是变化的,并且正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不热衷于为他们裁定种种框范,包括性格框范在内,而把他们当成未知数,吸引观众一起去研究。

一言以蔽之,所谓深度意识,其实质乃是创新能力与创造精神。



漫话读书治学

—在辽宁文学院高级读书班上的演讲

(2010年4月29日)


读书治学这个话题,是高海涛院长提出来的。我认为非常好,道理有二:一是击中了时人的一条软肋。对于我们来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青年那种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的场景,已成遥远的绝响。现在的人,恐怕也包括一些作家,以上网、玩手机、看电视、翻报刊、侃大山代替读书。网络上的新闻信息极具吸引力,但并非所有的信息都能产生知识和智慧,有些信息是无用的。创作不能像经商、炒股那样,靠着资讯过活,需要有新思想、新感悟。二是抓住了当前提高创作质量的一个要害。现在许多写作者,也看书,但停留在很低的层次:一曰浅,浅尝辄止,或者不读原著,满足于摘抄一些警句,或者寻找一些小感悟、小道理、小情趣的东西;二是乱,“顺手牵羊”,缺乏计划性、目的性、连续性,零敲碎打,杂乱无章;三是兴之所至,凭兴趣浏览,不能坚持,缺乏恒定性。

有一种说法,作家靠生活积累,靠感悟,书读多了,会壅塞灵感,就没有灵气了。这话似是而非。写作者在初始阶段,也许还能借助一些灵性和生活积累;若要再上新台阶,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就会显出底气不足,功力欠缺了。王蒙先生提倡“作家学者化”,颇有道理,实为悟道之言。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作家要成为思想者。学者也好,思想者也好,都要依靠读书。借用普利高津1968年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每个人都是一个开放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需要不断地充实、提高自己。作家整天地向外输出,如果不能及时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内耗过甚,必然难以为继。

从知识分子的定义看。不仅有知,还要有识,否则就不完全。西方定义知识分子,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社会批判精神—我们可以说是责任感、使命感,总之都是一种自我觉醒、自我意识。作为知识分子,作家被称为民族的灵魂,他要创造理论,编造幻想,影响人心,提供美感。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依附皇权,又常常跟皇帝闹些小矛盾。皇帝由于实际接触社会矛盾,往往关心当下的事,而优秀的士大夫则相对清醒一些,考虑到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这就是一种自觉意识。

读书、求知、治学,涉及到人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讲五个层次。我把它简化为三个:生存的需要(吃饭、睡觉),享受的需要(精神、物质两方面),实现自我(创造)的需要。听音乐是享受,自己去演奏是实现自我。读书、治学,既是享受,又是创造。

那么,应该如何读书呢?这可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据说,爱因斯坦庆贺五十岁生日时,弗洛伊德发个贺信,说“你是一个幸运的老头”。爱氏不解地问:我搞科学研究,劳形苦心,刻苦勤奋,怎么能说是靠幸运得来呢?弗氏说,你这学科谁也不懂,你说啥是啥,怎么说怎么是,多幸运啊!我就不行了,研究精神分析学、人类心理学,谁都能说上几句,说东道西,指手画脚,老挨批评。读书问题也是如此,谁都有实际体验,谁都能说个“一二三”,这还能讨好吗?况且,各个人的情况差异很大,很难提供一种普适的经验。所以,在赞赏之余,我又要埋怨高先生了。

一个较为聪明的做法,姑名之曰“话语策略”吧,就是从宏观上讲,大而化之。这样,我首先要说,读书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一种人生追求、生活态度,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学海浩瀚无涯,能够“取一瓢饮”是种福分;能够往里浇注一瓢,是我的愿心。

我从前读书也是从兴趣出发,比如我喜欢诗词,就看了许多这类书籍。到了上世纪80年代,视野开阔了,才觉察到自己知识结构的偏颇—对于所谓“国学”有较好的基础,我曾系统地学习过;但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涉猎甚少。为了接上这条“短腿”,80年代后期以来,二十多年,我耗神费力,读了大量西方文史哲书籍,算是补偏救弊。1986年、1991年先后进省委、中央党校,在学员中,我敢说是读书最多的一个。

当然,转型也好,补偏救弊也好,困难是很大的。我不懂外语,而且年过半百,长时间读不进去。有这样两句老话,慨叹人生的无奈:“好(hǎo)读书不好(hào)读书,好(hào)读书不好(hǎo)读书。”老舍也说过类似的话:“年轻的时候牙很多,但没花生豆;老了的时候花生豆很多,可是没牙了。”有时想起清人毛俟园的那句诗:“书到今生读已迟。”也往往颇有同感。南怀瑾先生也说,很多奇才颖异的人,能够把上一辈子读过的书都能记诵出来。这简直是近乎神话了。不管何等艰难,我硬是坚持下来了,总算有所收获。

我觉得,关键在于实际应用。比如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就是通常说的史实,特别是中国的,我比较熟悉;但如何进行分析,亦即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就大有文章了。分析历史人物,除了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他们所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我还注意运用西方史学中已经证明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比如,我发现在历史事变中领导人的个人性格往往会起到决定性作用。再如,过去我们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应用于历史实际,有时解释不通。后来读了恩格斯1890年致约·布洛赫的信,深受启发。他提出的“合力说”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促成。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而产生出一个结果,即历史事变。当然,在众多合力中有主导与辅助之分。还有,过去我们习惯于笼统地说某个历史人物几分好、几分坏。实际上,应该顾及人物的一生大节,根据不同情况划分不同阶段,结合其所处的历史大势逐段评价其功过是非。列宁评论普列汉诺夫,就是这么做的。

对于法国年鉴派和美国新历史主义的研究,使我获得许多新的启示。新历史主义强调解释者的主体性,认为历史是叙述的结果,文本的解释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是今天“活着的人说着过去的事”,让过去的事情活在今天。从中我认识到,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史学家选择、整理史料,其实,就是一种文本化,其间存在着主观性的深度介入。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这对于我创作历史文化散文帮助很大,我从历史中获取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而且,解决了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这一重大课题。2009年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我专门谈了这方面的体会。

对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我是紧密联系着人生、人性的,因为“文学是人学”。这个天地非常广阔。这里有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它们在我的创作实践中都有所体现。

在文学方面,我读书范围很广,更多地着眼于增强创造性与想象力。创造能力的发挥,绝对离不开想象力—这一人生无穷无尽的财富。爱因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的一切,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他还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中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本来,文学作品必须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艺术创造应该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的生活表象,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是当前文学创作的致命缺陷。

我的想象力也是匮乏的,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有意识地阅读那些想象力丰富的、有悬念的作品,很少看电视节目。我写散文,但读当代散文作品很少。我愿意看短篇小说,特别是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人的小说,福尔摩斯、希区柯克的故事,还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椅子》、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契诃夫的《三姊妹》等表现荒诞或困惑、等待的戏剧。我很欣赏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整个全是想象。就墙上的一个斑点,做出种种想象—燃烧的炭块,飘扬的红旗,悬挂肖像留下的钉子孔,夏天残留的一片玫瑰花瓣,阳光下圆形的古冢,最后认定是只蜗牛。确如《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

除了从西方的文史哲中汲取营养,对于头脑中固有的国学资源,我也进行了必要的梳理,使之同现代知识、智慧接轨。我尝试着做了“三个划分”:一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说,把道家同儒家分开,儒家过于看重人在社会中的关系,看重等级地位与调适合作,而不重视个体存在;以共性为前提,而不习惯以个性为人生依据。道家与此相异。道家是充满了形而上思维的,而儒家却绝少涉及哲学问题,黑格尔就否认孔子是哲学家。古人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上下左右前后叫“六合”。有些民族,鬼神、宗教、灵魂等观念非常发达,想象力十分丰富;而中国儒家把这些看成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不屑一顾。孔夫子说了:“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只注重解决人际关系,关心眼前、当下利益,缺乏一种理性主义态度和西方实验科学精神,因而妨碍了现代化的进展。二是就道家自身来说,把老庄加以区分。庄子力主发现自我,强调独立人格,无求于世,浮云富贵,粪土王侯,旷达恣肆,彻悟人生;而老子更多的是人生智慧、政治艺术,有时还会给人“功利主义”的感觉,有人尊他为中国的政治艺术之父。老、庄都主张无为,老子的无为是以退为进,无为而无不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庄子的无为是人生的归宿,直接通向艺术精神。三是就庄子自身来说,把他的消极避世的一面同他的艺术精神区分开,我们崇尚他的张扬个性与自由精神,崇尚他的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人生。

与读书紧相联结的,是要敏于思考,善于思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看得出来,古代学人一向都是把学与思看作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为着思考,我在读书过程中总是主动参与,体现主体意志。对于已知结果的,我思考的是所以如此的道理;而于未知结果,则通过想象与联想,做出种种设想。我读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其中谈到对于许多政治人物来说,长寿未必都是幸事。我就联想到汪精卫。如果他在刺杀摄政王载沣时“侥幸”而死,也就不会有后来成为“大汉奸”那段可耻的历史而遗臭万年了。当时他的《被逮口占》诗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是也曾倾倒过许多热血青年吗!我还为张学良设想: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死去,那他不过是一个挥金如土、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野心膨胀,迷恋名位,被日本人收买,甘当傀儡“东北王”,或者像他父亲张作霖所期待的成为现代的“李世民”,那么,得手了成为一个新的军阀;弄砸了,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在等着他。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的阵前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便侥幸得逞,最终也难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场。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彪炳千秋的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如果百岁之前,他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一场闹剧;而他却坚定地回答记者:“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壮丽一生画上个圆满句号。

我在读书思考中,习惯于找问题,找话题,找课题,也就是具有“问题意识”。这有两方面含义:一是在主客观实践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有自觉性的思考,有解决的思路;二是读书过程中脑子里经常挂着问号,也就是毛主席说的“要问一个为什么”。每番思考,我都注意寻找一个视角。其实,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和眼光是联系着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用的是宇宙的眼光,因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展现的空间并不是单一的,既有文本所展示的自在空间,还有由读者自身经验与想象力构成的主体空间。主、客体空间的差异,导致了视角的不同,认识的悬殊,结论的多样性。

随着视角的开阔,学术视野、创作空间也大大地拓展了。比如,掌握新历史主义之后,在历史叙述中觉得天地更加广阔了,自由度更大了。就说悖论吧,用在社会历史上,它体现为种种无解性矛盾,包含着多重意蕴。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或愿望与结局的恰相背离,等等。悖论,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常常体现于矛盾选择之中。选择是困难而苦恼的,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戴一块手表的人,很容易确认指定的时间;而戴两块、三块手表的人,便难以确定了。更何况,我们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带有一种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的哲学意味。我不是哲学家,但我喜欢用它来读解历史。同时,也有助于我在创作实践中广泛借鉴。我在散文创作中,经常向电影、小说、绘画借鉴写作手法。也注意向中国古典散文学习。我写《张学良:人格图谱》,为做到十五篇互不雷同,包括开头如何处理,就有意识地向苏东坡学习。苏东坡写了大量“人物论”,互不重复,各具特色。

古希腊有个散步学派,我也是常常在散步中进行构思的。我有三种集中思考的时段:最有效的是后半夜醒来时,再就是清晨散步时,还有平时独处静坐时。宋代大儒程颐,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罗曼·罗兰针对苏联艺术家过分强调客观世界的观察,而忽视内心情感的开掘,致使艺术创造的力量只能浮现于客观事物的表面,劝告说:“在行动和感情的激流里,你们应该为自己保留一间单房,以便集中思想,深入思考。”这个“单房独室”,既包括物理空间,而更多地是心理空间。这样,才会进入“物我神合”的境界,使认识和感受实现形而上的超越。

我还有一个习惯,几十年恪守不渝,就是读书、思考中坚持记笔记。至今已有七十多本。有位知名学者在文章中讲:进入谷歌时代之后,有了搜索引擎和硬盘,人的记忆与记录无关紧要了。这一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其一,搜索引擎和硬盘固然可以查阅许多资料,但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事先掌握线索,如果你对所要搜索的内容一片茫然,就无法进行;其二,文学创作或学术研究,需要贯通、联想,所掌握的知识面越宽广,可供联想与贯通的就越多。如果脑子里空空如也,一切全靠引擎搜索来提供,那还能够进行创作与研究吗?其三,知识有“伙聚性”,掌握的东西越多,像老托尔斯泰说的外延越大,你的才能就越能显现;反之,知识面很窄,只是靠电脑来操作,那你究竟是机器还是活人?

在消费文化、市场效应的社会时代背景下,当今在世界范围内,缺乏思考已经成为通病。由于现代人群已被经济势力抛掷到商业化的运作之中,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技术化、实用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商品、物质、财富、权力对于人的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消解与排拒,日益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的大众化,伴随着科技迅猛发展、智能化过程加速所导致的书写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创作与学术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就是说,人类在迅速伸延生命的长度与宽度时,却丢失了深度—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便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也很难避免出现类似的倾向。有鉴于此,北大教授汤一介先生慨乎其言:“现在更多的是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要创造出一套思想,让别人来研究的。”

《纽约时报》曾刊载一篇美国南加州大学高级研究员尼尔·加布勒的文章,里面谈道:“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当今,我们的思想似乎变小变少了,并非因为我们比前人愚钝,而是由于我们不像他们那么在乎思想。真正原因可能在信息本身。我们现在知道的信息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思考的就少了。借助互联网,我们想知道什么似乎马上就能得到信息,这就是问题所在。过去我们收集信息,不只是为了了解情况,而是要将其加工升华、融会贯通变成思想。我们过去不仅试图了解世界,而且力求真正理解世界,这是思想的主要功能。马克思指出了生产资料与我们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关系。弗洛伊德教我们探究自己的心理,作为理解我们感情和行为的一条途径。爱因斯坦改写了物理学。这些思想使我们能够思考自己的存在并试图回答生活中令人畏缩的重大问题。现在,我们淹没在浩瀚的信息中,即使有心也没有时间去加工提炼,而且我们大多数人也不想去做。这个思想式微的世界与社交网络世界同时出现绝非偶然。信息交流网站旨在满足贪得无厌的信息欲望,它们基本上不能产生思想,这种信息基本上毫无价值。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我们已经成为信息陶醉者。即使是马克思或尼采突然现身,高声宣讲自己的思想,人们也丝毫不会关心。未来预示着信息会越来越多,但没有人会去思考。”

毫无疑问,一个对思想、思考不感兴趣的人,可能是一个能干的人才,但必定不是一个有深度、有远见的战略家;以此类推,一个对思想不感兴趣的民族,可能是一个发展迅速甚至具有极大潜能的民族,但必定不是一个能长久持续稳定发展,而且能稳健地把握自己发展方向的民族,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浮躁和茫然。鲁迅在批判国民性的时候,说中国人常常一轰而起,一哄而散,这就是灵魂没有根柢。心灵底子薄弱的人,既禁不起失败,也承受不了成功,挫折和掌声都会使他倒下去。我们应该以深厚的人文修养来抵御这种浮躁与茫然,有底气,有正气,使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思想水准、精神境界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回首几十年,读书所带给我的益处,难以计数。概言之,有三点。

一是表现在做人、立身方面。

前面我说过,读书关系到人生追求、生活目的。开始它是以知识形态出现的,后来贯通了,增长了见识,提高了预见性与辨识能力,转化成人生智慧,转化为辩证思维。从小我所受到的传统教育,包括儒、道等百家诸子,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有其他西哲的经典论述,对我的做人处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我身上,儒、道是互补的,交相为用。既有积极进取精神,又能够知止知足,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无论是进退、得失、成败,都能以一颗平常心去对待。老庄讲“破执”,海德格尔叫“去蔽”。为官与为文,出世与入世,都可以从中悟出妙谛。莎士比亚说,世界只是一个舞台。那么,入世就好比演戏,出世则无异于看戏,演者活灵活现,死去活来,完全进入角色;而观者冷眼旁观,即使悲从中来或喜上眉梢,瞬间也就清醒了,知道不过是在看戏。再深一层探讨,演戏的是行者、活动家,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而观众是言者,是思想家、文学家,任务是评说是非,格物致知,是“阿波罗式的观照人生”。胡适主张西化,但他对孔夫子的进取精神还是肯定的。他有一首诗:“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识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弃。”而五千言的《道德经》,则自始至终是一个沧海惯经的智者通过静观人生所得出的直觉妙谛。前者重执着,后者重解脱。用西方的表述方式,前者为酒神达奥尼尔斯,趁生命繁盛之期高歌狂舞,实现生命的跳动;后者是日神阿波罗,高踞于奥林匹斯峰顶,凭高静睇,照临一切。

读书使我在为人、为文方面有了标高。这里只讲一点。近年我考虑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我说过,力争一本超过一本。如果哪天发现不能超越了,那就搁笔。我读过英国现代诗人叶芝传略,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活了七十四岁,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精进不已,不断地超越自我。他的许多重要诗作都完成于七十岁之后。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以一位已然成名的文学前辈,肯于俯下身去向年轻一代学习,他接受意象主义的新诗,直接受到小他二十岁的庞德的影响,就是一例。这使他葆有源源不竭的创造力,越到老年生命活力越是旺盛。还有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同样令人感奋。人的年龄大了,锐气随之减弱,也容易师心自用,拒绝不同的见解;特别是出名以后,赞扬的话听多了,更容易自我陶醉,而看不见薄弱环节;加上,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着实不易。创新就是挑战自我,主动给自己设置障碍。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必须靠自身的勇气和毅力。

二是养成了分析习惯,提高了思辨能力。

前段读了一本清初文人程羽文写的《鸳鸯牒》,真是异想天开。书中开列古来著名女子婚姻有“彰彰缺陷者”三十六人,为其另行择配,实行男女强强联合。他以王昭君配牧羊的苏武,蔡文姬配击鼓骂曹的祢衡,朱淑真配苏东坡,关盼盼配白居易,李清照配陆游,代表了后世人的良好愿望。过去说,历史不容假设。实际上,世事如棋,已然的历史如同由棋谱记录下来的事实棋步;而现实可以说是实际棋局,完全可以按照现实要求来作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又不妨假设。在我们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成败是非进行探讨时,已经隐含着关于不同可能性的设想。我曾经设想,行有余力,可以写一本名为《如果⋯⋯》的书,设想张学良如果不去送蒋介石,或者蒋介石当即把他放回,那他的命运如何?如果当年曾国藩拥兵自立,独霸称王,又将怎样?如果李后主不做君王,只做一个词人,又会怎样?如果李将军(广)遇高皇帝,真的能当万户侯吗?充分进行想象,做出种种假设,一定很有意思。

朝阳的古生物化石,我在看过之后,情思无限,浮想联翩—

第一个念头就是,与古生物化石相比,人生太短暂了。浪漫主义诗人李贺想象:“王母桃花千遍开,彭祖巫咸几回死。”王母娘娘的仙桃三千年开一次,开过一千遍也不过三百万年,只是狼鳍鱼化石的四十分之一。即使有八百年寿命的彭祖,也不知已经死过多少万回了,更何况普通人呢!尘世上每一个人生命非常有限,怎样去支配它?看来,那些俗世纷争实在没有意思,真该抓住宝贵的瞬间干些有意义的事!

第二层想法是,历史从来不拒绝偶然。自然的演进是一种无意识的过程,它的存在方式是自然现象之间的盲目的相互作用。联系到狼鳍鱼化石的生成,你看:这种鱼类生长在辽西一带的湖泊,是偶然的;而辽西一带火山突然喷发,从而导致这种鱼类在这一地区整体灭绝,也是偶然的;它们灭绝之后,经过亿万年间的地质变化,部分形成为化石,又是偶然的;现在,它们有幸在阳光下重新面世,更属偶然。偶然性丛生的地方,就会带来一种神秘感,让人产生无边的困惑。

第三层想法是:人类没有理由自封为“龙头老大”。我们的地球母亲,已经有四十六亿年高寿了,在她诞生十多亿年之后,开始有生命形成,而人类的出现,大约只是二三百万年前的事。人和一切生物都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大自然则是人类诗意栖居的场所。人类依靠周围世界提供必要的物质与精神资源,生存繁衍,有什么理由自我膨胀,对生态环境肆意进行破坏,制造出重重叠叠的灾难?

第四层想法是,关于永恒的思考。一个人要活得真实而有意义,就必须使自己汇入永恒之中,所以都渴望永恒。而鱼化石是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永恒。永恒固然可贵,但当着一个事物进入永恒状态时,它也就失去生命活力了。真正的永恒属于时间。在生命流程中,时间涵盖了一切,任何事物都无法逃逸于时间。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网络可以缩短空间距离,却无法把时间拉近。

其他,还有种种想法,诸如运动是生命的原动力,运动停止了生命也便停止了;化石是一扇认识过往世界的窗户,它使人们透过一种虚无进而认识到现实的存在,它是一部线性的史书,从中可以读出进化论来;重压是凝聚、扭曲、摧毁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是检验生命硬度与韧性的一种标尺;化石展现了生命的悲哀,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亿万斯年之后,作为生物演化、地壳变迁这场亘古奇观的直接见证者,它以一种再生精灵的姿态,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可以无限地想下去。沈从文说他能够在一件事上发生五十种联想。他把自己的文章叫作“情绪的体操”,说:“一个习惯于情绪体操的作者,服侍文字必觉得比服侍女人还容易。”

三是帮助我增长才干,学会待人处世。

比如,我担任过较高的领导职务,从读书中我参悟出许多道理,并把这些认识化为智慧,体现在工作中。我认为,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要靠人格魅力,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树立威信,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

再者,为政不能带有随意性。严格地说,政治家是不允许犯错误的。搞政治和从事科学试验不同。科学家试验失败一百次,一次成功,可以得诺贝尔奖;政治家成功一百次,一次致命的失败,也许就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因为政治家失败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领导工作,老话叫“当官”,是一门严谨的、多维的科学。李鸿章说,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当,那就太低能了。这话他说可以,因为他太熟谙政治了。一般人这么说,我会斥之为“瞪着眼睛瞎吹”。“事非经过不知难”,不信你就试上一试!诗仙李白的智商不低吧?结果在朝廷上下弄得一塌糊涂,不到三年就被皇帝老倌儿“炒了鱿鱼”。

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当了八年省委宣传部长,从来不管具体事。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一两天,不处理任何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及本部门处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问题,及时加以处理。实践证明,下面的班子配好了,他们自会抓好工作,用不着上面操心,当部长的可以“垂拱而治”;这比你三天两头去检查督促,耳提面命,像生产队长那样,整天吆喝着催耕催种,效果要好得多。我上任之后,建议省委大力加强宣传思想战线,于是,从各市调来八名市委副书记,相继担任各厅局一把手。他们都有实践经验,协调能力很强,善于把握方向、处理复杂问题,长时期以来,宣传口非常稳定。

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所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

一把手要超脱,必须有个理想的二把手。记得斯大林说过,有经验的领导应该一到任就考虑好接班人。(但他自己并没有做到。)在任期间,我的两任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接替他,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里走出来。我说:“你要政绩,我要时间。”我要思考一些全局性的问题,还要从事创作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时间。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向主管书记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位副部长都是德才兼优的(其中有两人,先后进入省级领导班子)。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要有足够的自信,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应该说,在同辈中我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这就决定了这些心得体会颇具个性化的特征,因而未必存在普泛价值,整理出来仅供参考吧。



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话题

—在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演

(2002年3月25日)


面对这类课题,最理想的应采取一种对话形式,遵循“共同话题,不同声音”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引起对话兴趣,引导讨论的深入。共同话题,强调的是同等智慧水平,共同关注所要谈论的内容。而不同声音,则是对话应该立足于不同文化资源、知识背景和审美经验,做到众声喧哗,发挥各自的独创性。应该说,我们是具备这种条件的,在座的都层次很高,视野开阔,有比较深厚的学养。但是,按照校方的安排是我来讲演,所以,也只能由我来充当“一言堂主”的角色了。今天围绕着全球化浪潮中的文学,主要有四个话题:文学的存在方式;回归文学本体;个人化写作和作家的生命体验;借鉴与吸收域外的文化成果。

20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社会生活多方面的明显进步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人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更遥远得多的星球;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不可思议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瞠目结舌。但是,在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文学界的朋友自然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美国著名学者希利斯·米勒断言: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都将会消失。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意识形态或者真实内容的被动的本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

这句话的后半部分是有道理的,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先生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怕是远远料不到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

这是从文学的性质与作用来看。从实践中观察也可以得知,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的,也是共时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当然,随着现代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电子媒体与文学文本,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也是不可能相互代替的。文学文本为电影、电视的发展提供了无尽的资源;反过来,电子媒体的出现,又有力地推动了文学事业的发展。一部文学作品改编成电视剧或电影之后,销量立刻激增,就是明证。对于接受者、欣赏者而言,印刷文学产品与电子文学产品,各有各的功能,也各有各的优势。文学作品有两个渠道进行传播,总比一个渠道更好一些。现在流行的电子传播文化,以图像为其主要特征,更具直观性、快捷性、休闲性、趣味性,通过电视、电影和互联网观赏文艺节目,已经成为广大人群的嗜好,特别是老年人和孩子。语言、文字艺术的地盘日益被音像艺术所挤占,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学类型的边缘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是有很大差异的。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你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要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调动你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再深入琢磨,它为你提供持久的、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所难以企及的。

总之,我觉得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新的媒体的介入,不会导致文学的消失。当年黑格尔老人曾经预言,文学会被哲学、宗教所取代。现在看来,这已经落空了。同样,米勒先生的担心也是没有根据的。另一句话,在全球化时代,文学将改变自己的存在方式,并扩充现有的疆界。媒体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人的延伸。新的媒体的面世,它肯定会给文学以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会更新人们对周围世界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更具开放性,也会直接参与对文学的改造,使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文化的面貌出现预想不到的变化。随着电子符号作品、多媒体作品和网络文学作品的出现,在某些作家群里,产生了作家身份的网民化、创作方式的交互化、文本载体的数字化、流通方式的网络辐射化,必然会牵涉到文学基本理论中的诸多理论课题,如文学的存在方式问题、文学本体论问题、文学特征论问题、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分野问题、文学的语言艺术本性问题等等,都会相应地凸显出来。

从文学研究方法上看,发展变化也是不可想象的。现代科技手段吸收了一系列的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它主要是依赖于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存储检索技术、智能化技术。比如,就汉语文学所使用的“中文全文文本检索系统”而言,它经历了字符串检索、词语检索之后,现在已经发展到智能检索阶段。目下,《红楼梦》数据检索系统不仅能检索单字、双音字、成语、助词、副词,而且可以完成修辞手法、心理描写、爱情展现,以及戏曲、音乐、绘画和园林艺术、建筑艺术、医药保健等古代文化方面的检索要求。再比如《全唐诗》数据和速检系统,两分钟内就能把总数在五万首以上的全部诗篇中的任何一个字、一句诗和相应的标题、译文,以及它在《全唐诗》中的册数、页码、行数,一一检索出来。新技术带来了文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得理论思维从假设、猜想、推断和模糊认定逐步走向实证、准确、精密和科学化。比如,研究某位作家的文学风格,可以运用数据库系统统计出他的全部作品中语词的使用频度,从而把握其遣词造句的习惯与规律。这是定量分析。还可以由知识库、推理机和数据库组合成为专家系统,把定性、定量分析结合起来,做出研究对象的定性化结论。借助这些科学手段,帮助研究人员鉴别作品的真伪,考订作品产生的环境,推断作品创作的准确年代,把握作家的创作特征。从作家自身的角度,通过信息的广泛采集,高效利用一切资料,补充知识缺口,完善认知结构,更新创作思路,实现不断的创新,使自己的创作适合新的要求。

下面谈谈新形势下散文与小说的创作问题。

上世纪末的中国文坛有一道靓丽的风景,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人甚至把90年代称为“散文时代”。最火爆的散文形式呈两极化发展:一方面是思辨化、大型化,出现了大文化散文、文化历史散文,许多学者加盟其中;一方面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即所谓“小女人散文”,特点是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人在世俗红尘中的瞬间体验,善于将女性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显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了极致。与此相关联,一些明星角色执笔为文,获得了显著的市场效应,这源于作者本身的广告效应和读者的好奇心理,以及对于成功成名的期待与想象。不过,就整个发展趋势看,这两类作品的热潮维持的时间不会太久。相反的,那些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以文学形式传达人类从遥远的时代便开始了的上下求索,对人或人的群体的富有穷究意义的质询,钻进人的最深层面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的深处的思想随笔和文化散文,倒是使得许多读者反复展读,经久不辍。它们或表现为个人对传统文化经常性的回瞻,留连于逝去的过往情事,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如余秋雨);或者采用一种平实亲切、自由随便的语体风格,放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外在的抒情性或诗化的语体,抒写自己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如金克木、季羡林、张中行);或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和世俗语言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如韩少功、张承志);或以终日冥思苦想、仰问苍天而最终依然被疑难笼罩着的智者身份,经由艺术的炼化和宗教式的参悟,将智性与神性交融互渗,为精神荒芜、意义贫乏的文坛树起了一个个思想者的雕像(如史铁生)。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面对全球化新的形势,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极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政治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更为轻松的格调、优闲的步态、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另一方面也能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由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转换为注重于人的自我意识的探索与表现,关注人性、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体现一种超越的内在性。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作家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政治阉割了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文学,确实是命途多舛的。在摆脱掉政治羁绊之后,今天又遭遇到金钱的重压。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随着现实社会节奏感加快,以及机械化、规格化所造成的人的巨大精神压力,加上反道德、反理性、反信仰、反秩序、崇尚竞争、追求享受的情绪的滋长,使许多政治与文化实践逐渐异化为经济活动,经济实际利益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秩序之下发挥着制约作用。因此,回归文学本体,就应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

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就要警惕媚俗的时尚。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诗意的失落是个突出问题。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是今天文学创作存在的一个普遍的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这也正是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应该注重蕴涵的深度,沉入文化与生命的深处,更多地潜入生活表象的下面,去探寻人的生活的真实状态,探寻人的自我心理活动,从过去对政治形势的热情跟踪和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焦虑、浮躁、困惑等)的深切关注,实现对生活表层背后的严峻现实的深刻剖析。这里所说的思想含量,当然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而不是什么外加的“作料”。这里说的回归文学本体,有别于那种只关注个人经验,迷信个人言说的权利,有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错位,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对这类文字,有人斥之为“梦游者的呓语”,我看倒像是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注释。

说到人性,这是指人在其生命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全部自然属性的综合,是人在现实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全部规定性。它的全部内涵,既包括人的各种本能欲望所表现的生理需要,即所谓自然属性;也包括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之下的种种心理活动和行为,以及心理、情感的需要,即所谓社会属性。前者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后者—现实、具体的人性则随着环境、背景的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可变性和开放性,从而构成人性的无限丰富的形态。这种无限丰富的形态,凭借作家的观察、体验,主观审美情感的投射,个人价值观念的渗透,经过重新打造和艺术加工,具有感性化、形象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文学作品中成为艺术魅力的重要构成。

这种人性描写的趋势,在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体上分作四个阶段:70年代末,新时期一开始,伴随着思想解放,小说创作就将艺术的笔触聚焦到人性揭示上,以觉醒了的人性意识去观照刚刚过去的非人性的政治意识统摄下的人性的扭曲、人性的畸形,这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为代表;进而以解禁后的自主心态去状写富有个性真实的人性情感,剥离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躯壳,刻画泛政治意识解除后人性意识的觉醒,叩开一扇扇透视真实人性的窗口,从展示真情、大胆地描述爱情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幅清新的人性画卷,这以一批初涉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为主体。这是第一段。就我阅读范围所及,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张贤亮的《吉卜赛人》、王蒙的《布礼》、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儿女们》、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

第二阶段,是80年代中后期,人性描写有了较大的拓展,作家们在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以一种迥异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为参照,对于那些影响与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人性因素加以自觉省察,一是从反思历史到反思文化,通过对人性负面的审视以达到对健全人性的张扬;二是通过表现有现代意识的人物,肯定那些有助于实现现代转化的人性品格。像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张辛欣的《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

80年代末、90年代上半期为第三阶段。其特征是传统理性框范的解体和人性形态的多元展现。通过表现远离崇高和神圣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生存状态,展现人的生存本相中所蕴涵的人性内容和人生态度。如池莉的《烦恼人生》、《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王朔的《顽主》、《过把瘾就死》等;再就是,借助新的文体形式和叙事方式,展现带有后现代特征的人物情感,展现特殊社会环境中人性的特异形态;有的则以强烈、鲜明的个性化体验,表现富有个性特征的情感和心灵体验,大大拓宽了人性描写的视域。像苏童、余华、洪峰、孙甘露等人的作品。

第四阶段,90年代后半期。尽管商业社会的价值导向使消费性的大众文学占据中心地位,人性描写因失去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而流于感官与肉欲的描绘,但仍有不少作家固守着自身的精神追求,从多元选择、崇尚个性的社会氛围中形成自己的个性品质与艺术风格。

这里说明两点:一是这种划分,只能说是近似,未必完全准确;二是这里涉及的只是人性阅读、人性批评这一特定角度,并未观照小说创作的全局。

关于全球化浪潮中文学创作发扬本土优良传统与借鉴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实现与时俱进、出新创化的问题。

在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他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博采众长,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明确提出,发扬传统与开拓创新是统一的,没有坚强崇高的民族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就不会有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传统的力量不容忽视,它的深层积淀的渗透性和承传性要远远逸出政治的或经济的道德的层面。特别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它具有超出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就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赶不上西方,但就审美思维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有巨大的优势,就是说我们的审美习惯和艺术传统是更接近艺术本质的。但这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要继承与超越传统,就必须向世界开放,向时代开放,向现实社会生活开放。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一下拉美文学的经验。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有位叫蒙田的哲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世界刚寻找到另一世界,一个未必不更辽阔、更广博、更充满生灵的世界。当我们走出光明之际,那一个世界刚进入了光明。”今天,蒙田的话有一半成为事实:“那一个世界”正在进入光明。在现当代世界文学的生态版图上,拉丁美洲是一个巨大而鲜疾的文学群落。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现实主义、神奇幻景、体裁的混合、流派的驳杂,无拘无束的自由形式,赋予拉美文学以无限的生命力。不论是从南美诸国到中美洲,还是从墨西哥到古巴,到处都有文学的参天大树在耸立着,到处都有文学的巨人的身影在闪现。这情形有如南美足球之于世界足坛,从而同欧美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峙。199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指出,当今世界最好的小说在南美。也许说得有些武断,但拉美文学的不可小视,确是实际。

从19世纪初开始,拉美文学就是坚定地跟着法国古典主义走,30年代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学习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到19世纪末,一批作家认识到,独立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还应有文化的、语言表达方式的,必须找到拉美自己的声音。1888年,他们提出现代主义,主旨就是要搞有别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拉美自己的艺术。到20世纪初,又觉得现代主义离拉丁美洲现实太远,提出“要扭断天鹅的脖子”,—质疑现代主义象征物。1910年墨西哥革命震动整个拉美,农民发动起来了,作家艺术家看到蹲在象牙之塔里没有出路,提出了乡土文学、大地文学、原住文学等口号。就在这个时候,欧洲大陆上又出现了超现实主义,这些拉美作家自己又觉得没底了,于是纷纷跑去欧洲学习,博尔赫斯、帕斯、阿斯杜里瓦等人都投入了超现实主义运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学到最后,所有这些大师级人物都不约而同地产生一种背叛情绪。本来,他们搞梦幻结构,搞意识流都很地道,之所以还要背叛,是他们认清了拉美和欧洲毕竟距离太大,生搬硬套行不通,在借鉴的同时,必须把根基扎在拉美大地上,从而放弃了对时髦的追逐,而转入扎扎实实的本土创作,把艺术视线对准故土所蕴涵的文化意识,把个人的生命体验融入到对民族未来的思考之中,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到本世纪末,一大批出色的作品产生了,如聂鲁达的诗、博尔赫斯的诗歌、散文、小说,卡彭铁尔的长篇,有的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到了60年代,出现了所谓“文学爆炸”,马尔克斯、略萨、富恩特斯,一大批作家震动世界文坛。

为什么一回到本土,形势就发生大变?说明一种观念的产生,必须植根于自己的生命体验才有生命力。几代拉美作家的经验证明,一定要找到自我,立足于本土,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但观照的意识又必须是全球的、现代的,使现代意识和技巧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花。就总的趋势看,未来全球化的倾向必将比本土化的倾向更强大,但本土文化仍然是基础,异质文化只能在被筛选、被改写的情况下融入。所以,我们要在认真吸纳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结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脉的前提下,不断接受外来文学的刺激,以增强自身的活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拉美文学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它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影响、渗透与推进,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时间,马尔科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中国,到处都在谈论《百年孤独》。莫言甚至说,我恨不得跪在马尔科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面前叫一声老祖宗。他的作品中意象夸张,感觉爆炸,叙述调度和时空意识,等等,都明显受到马尔科斯的影响。其他像张炜的《古船》中追寻家庭历史主题的构架,札西达娃表现于雪域小说中的魔幻精神,马原等人借鉴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式的叙事迷宫,从而进行一番叙事的革命,也都是明显的证明。直到现在,似乎中国作家对于拉美文学的兴趣仍然不亚于西方现代文学。这里除了它的奇诡、神秘和新鲜感之外,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拉美国家的国情与我们相近,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的较西方发达国家为多;而且,他们的文学成就已经获得世界承认,乃至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我们也是一个有力的吸引与鼓舞。

但是,问题也就恰恰出现在这方面。学习中,有些人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和渴望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短期行为。有的过于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口吞进一只大象;有的心急火燎,不能平心静气地沉下来仔细加以研究,缺乏对一位作家的认真探索,更不要说对于拉美文学的整体把握与整合了。何况,其间还存在着文化准备和学养上的巨大差异。有人从当代拉美和中国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中各抽出二十人,比较他们的学历和外语水平,发现人家绝大多数都具有一个至几个硕士或博士学位,普遍精通两门以上外语;而我们的作家许多人只有中学文凭,普遍不懂外语。这种潜在局限的制约一时还不明显,有的因个人的灵性和生活积累与外域技巧的契合,暂时还会造成一种迷惑和假象。但从长远来看,种种先天缺陷与后劲不足和盲目生吞活剥的做法,必然要带来一定的后遗症。

其实,这种对于拉美文学的简单模仿与盲目照搬,正是二十多年来整个当代创作界借鉴域外文学的一个缩影。可以说,我们在二十年间把西方近百年的种种文艺思潮、主义和流派统统炒过一遍。80年代初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接下来又是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的意识流,还滚动着其他新的方法的热浪,什么“场”呀、“熵”呀的自然科学术语也充斥于文学论文中;后来,又有卡西尔、索绪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巴赫金,一直到90年代的德里达、福科、杰姆逊、萨义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换大王旗”。有人形容为“被新潮这只狗追赶得连停下来解手的时间都没有了”。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原因,封闭了多年,一下子国门洞开,眼界焕然一新,难免饥不择食。作为一种补课是必需的;而且,从汲取有益营养角度看,这个过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不能丧失了本我,一味盲目地跟着潮流跑。这样,才能进行理智的择取、冷静的鉴别和深入地消化与吸收。



关于《龙墩上的悖论》

—与东北财经大学文科博士生座谈时的讲话

(2007年11月19日)


去年年底全国作代会期间,中信出版社的老总来到驻地,约我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命运的书稿,并且提出最好能从哲学的角度解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我答应了下来,春节后就动手撰写,成书后,名之曰《龙墩上的悖论》。书中突出了三点:

一是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封建帝王也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二是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三是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某电视剧的主题曲说:“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通过肉麻的吹捧,以博得观众的感动。《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甚至替老皇帝喊出:“我还想再活五百年!”这还得了?如果他老人家真的再活上五百年,那就要横跨七个世纪,在金銮殿上一直坐到公元2222年,那样,我们中华民族就还得在封建专制的铁轭下弯腰俯首二百几十年,你说可怕不可怕呀?我觉得,如果像港台片的“戏说”,那倒还情有可原;可是,他们所标榜的却是“严肃的历史正剧”。大家都看过韩国电视连续剧《大长今》,一个卑微的女子居然成为主人公,而皇帝却作了她的陪衬;在钩心斗角的宫廷中,长今以她的人性的温暖与光明照亮了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从而启示我们,即使在封建重轭下,人其实也可以过另外一种生活,而不必像蛆虫那样,蠕动在粪坑中,相互残杀,相互嘶咬。

这部书的写作,就是针对这种倾向,通过深度思考,以哲学的思维、历史的眼光,从“悖论”这一全新的视角,围绕着王朝与皇帝命运这条主线,对诸多热门话题展开剖析、评判,既不是历史事件、人物得失的重复叙述,也并非就事论事的简单批驳。

全书从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中挑出十几个帝王,按照顺序写成十三篇。下面,分五个专题加以解说。

一、欲望的无限扩张

西哲有言,人在根本上看,不过是活脱脱的一团欲望和需要的凝聚体。还说,人类现有的文明,是建立在人类自身进取的本性和欲望的扩张之上的。就是说,生而有欲,原是人之本性;这种本性的升华—欲望的扩张,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看来,不加分析地、一概地否定欲望与需求,既不符合人性自身的实际,更有悖于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限度。度,规定了事物的本质,也决定着发展的方向。欲求,自然也不例外。人的生命有涯而欲求无涯,以有涯追逐无涯,岂不危乎殆哉?这个道理世人皆知,并且无不认同;然而,举世却少有自觉抑制欲求而知止足者。关于人的有限性,关于知止不殆、知足不辱的道理,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哲学家老子和庄子,讲得最充分,分析得最透彻,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我以为,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典型代表。秦始皇的欲望真是多极了,大极了:既要征服天下,富有四海,又要千秋万世把嬴秦氏的“家天下”传承下去;既要一辈子安富尊荣,尽享人间的快乐,又要长生不老,永远不同死神打交道;即便是死,也要尸身不朽、威灵永在,在阴曹地府继续施行着他的统治。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应该说,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地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按说,号称“千古一帝”的秦王嬴政,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他以雄才大略,奋扫六合,统一天下,结束了西周末年以来诸侯长期纷争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百代都行秦政制”,其非凡的创举、盖世的功勋,在中国历代帝王中,都是数得着的。可是,无尽的欲望、狂妄的野心,竟弄得他云山雾罩,颠倒迷离,欲望的神话把他折磨得昏头涨脑,结果干下了许许多多堪笑又堪怜的蠢事,成为饱受后世讥评的可悲角色。

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在整个生命途程中,每一步,他都试图着挑战无限,冲破无限,超越无限,却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有限回归,向着有限缴械投降,最后恨恨地辞别人世。“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诗句)这是历史的无情,也是人生的无奈。

不仅此也。人常说:“一死无大难”,“死者已矣”。他却是,死犹有难,死而未已。盖棺之后两千多年,他从来也没有安静过,消停过。“非秦”与“颂秦”竟然成了一对“欢喜冤家”,时不时地露头一次;而他,只不过是用来说事的由头,经常以政治需要为转移。当然,完全坐实到他身上的,也所在多有—他的一生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行为,都没有逃过史家的讥评和文人的骂笔。

就欲望的无穷无尽和雄心勃勃而言,在中国古代帝王中能与秦始皇媲美的,要算成吉思汗了。

马基雅维利在他那部闻名世界的《君主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人是被命运女神和上帝所控制的,自由远不是绝对的,因为命运女神的力量是强大的。⋯⋯但命运之神是一个女人,她会受到男性品质的诱惑,她尤其为真正有男子气概的人的德行所感动,并受其左右。”过去说,“神鬼怕恶人”,原来,命运之神也是钟情于强者。中国古代诗人也曾咏叹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古往今来,一切英雄豪杰都逃脱不了由旺健到衰老、直到死亡的自然规律,成吉思汗自然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历史上,孔夫子属于意志上的强者—“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而“千古一帝”秦始皇,则不仅是意志,就行为而言,也称得上是真正的强者。那么,成吉思汗呢?便是“强中更有强中手”。他与秦始皇隔着“时间之河”遥遥相望,分头生活在同一向度的空间里。在成吉思汗的字典上,根本就没有“不可”与“衰老”这类字眼,至于“死亡”,似乎更与他绝缘。所以,尽管他相信天命,却并不相信命运女神能够控制他、左右他。

但是,岁月终竟不饶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精力,在一天天地敲打着他的意志,一再地发出挑战性的警告信号。也许正是从这时候开始,成吉思汗渐渐地懂得了什么叫作“无奈”。黑格尔老人说,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必然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也就是庄子所说的“天刑”。对这一“性命之理”,成吉思汗从前是不承认的;但自西征以来,特别是丘真人为他揭开世上本无“长生之术”这个迷局之后,他已经逐渐地觉察到死神的套杆正在身后晃动。只是不肯乖乖地束手就擒,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把征服一切的欲望作为助燃剂,去继续点燃生存欲望的火焰,用以取代对死亡的忧虑与恐惧。

有些人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就丧失得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对于那类一意攫取、不知止足者而言,这生而必死的规律,实在是太残酷了。

二、实现欲望的手段

这一群体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居然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是,应该说,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不放过任何机会,该出手时就出手,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的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也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正是那种不守信义、六亲不认的卑劣人格与痞子习气,那种政治流氓的惯用手段、欺骗伎俩,那种只求功利、不顾情理,只看现实、不计后果,只讲目的、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多次帮助“无赖刘三”在实力悬殊的战场上、在楚汉纷争的政局中,走出困境,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而这种道德与功业完全脱节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乃是由于秦汉之际,价值体系紊乱,社会道德沦丧,法家学说盛行,重功利、轻伦理成为一时的风尚,从而使刘邦的肆行无忌,不仅逃脱了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政治家刘邦看来,他的一切卑劣伎俩,都是正常的、必要的、符合天经地义的,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当时的险恶环境使然。政治斗争,有如两军对阵,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你不吃人就会被人吃掉。如果一味地讲道义、守信誉、重然诺、讲交情,满脑子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恪守公平竞争原则,而不懂得如何运用政治手腕、策划阴谋阳谋,那就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保不住,更何谈斗争的胜利、事业之成功呢!

比如说对待功臣,刘邦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在他看来,韩信出身微贱,不过是一名“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谋划)不用”的普通士卒,是我刘某人识微末于草莽之中,破格任用了他,为他提供了施展英才、建功立业的机会。要说承恩戴德,首先功臣要感激皇帝,而不应该由皇帝去俯谢功臣。一切立足于自我,“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正代表了这类枭雄的价值取向与个性特征。

而这一点,恰恰是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仁爱忠信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说,是道德的悲剧;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这使他把握住战场上的先机,一次次转败为胜。现在分析,当时以至后世,论者之所以对项羽这位失败的英雄无尽地追思、赞叹,其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偶因世乱成功业”。功业把“流氓皇帝”装扮成了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却因失败而声名受损。流氓成功,小人得志,辄使英雄气短,混世者为之扬眉吐气。这里揭示了一种历史的悖论。

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亦并不鲜见。《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宋与楚战。当时,宋军已排成阵列,而楚军正在渡河。就在敌方楚军半渡之时,宋大司马公孙固提议:“我军人数少,楚军兵力强,应该乘他们还没有渡过泓水之时,向他们发起攻击。”宋襄公回绝说:“应以仁义为上,不能乘人之危!”当楚军渡河完毕,尚在列阵之时,公孙固又请求发令进击楚军,襄公还是说:“不,我不能乘人之危。”等到楚军列阵已毕,宋襄公这才下达攻击令。结果,由于失去了战机,宋军溃败,襄公也被射伤了腿骨,他左右的将士尽被歼灭。事后,国人埋怨襄公奉行仁义而遭致败绩。襄公分辩说:“仁者作战时,不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也不攻打头发斑白的老人。古人作战,并不依靠关塞险阻取胜。宋国虽然就要灭亡了,但寡人仍不忍心去攻打没有布好阵的敌人。”实际上,宋襄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视奸诈为智慧、以欺骗为才能的时代。而他却在残酷的两军对阵中,固守所谓“仁义道德”的底线,那还能取胜吗?

与此相关的,还有事功与人性经常会出现背反的问题。有一些事物,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应予肯定;可是,放在道德层面上来考量,却又会遭致否定,比如恶与暴力。恩格斯指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暴力,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这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从政治学、历史学方面加以分析的。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当然,也就没有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

我们这样说,绝不是认为奸雄有理,都应该照样去做,就是说,不是做价值判断;这里只是揭示历史上统治阶层相互斗争的一种常见现象,甚至带有某种规律性。

三、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

龙墩坐上,下一步就是苦心孤诣维护这种“家天下”的局面。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有两个皇帝,一个是大宋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个是大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由于皇权得来不易;加之,皇权的取得不是凭借正常接班,而是靠武力实现的;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除了迫于严峻的形势,不得不抓紧铲除南方一些割据政权,剩下来的全部精力,就都放在对内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作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可说是事与愿违。

这些做法,倒都符合权力分割、相互制约的策略,有效地防范了军人夺取政权的风险。实践证明,终两宋之世,三百余年再也没有发生过内部的兵变。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一举措却是失算的,因为它严重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和应敌作战的能力。掌握了这些情况,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宋朝的军队何以在对抗外部强敌时动辄不战而退、溃不成军了。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事与愿违,动机和效果发生严重的背谬,另一个典型事例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作为开基创业的老皇帝,他可说是忧危积心,废寝忘食,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这和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有直接关系。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同那些䞍吃等穿、坐享其成的纨绔子弟不一样,他经常夜不成眠,外出仰观天象,同时派人侦察舆情,以便随时捕捉朝野的形势变化。他生怕臣子怀有异心,觊觎他的煌煌帝业,因而对任何人都不予信任、不敢倚托。怀疑、猜忌、防范,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全国政务,事无大小,他都要亲自处理,因为对别人不放心,怕别人不像他那样尽心竭力;当然,更深的一层,还是怕大权旁落。比如,他为了把国家一切权力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肆意摧毁了长期形成的相权与君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机制,而使天下安危系于皇帝一身。这在明朝初年两代君王精明强悍、勤政有为的情况下,弊端尚能遮掩;而到了中晚期,昏庸、怠政之君层现迭出,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却有三十年荒废朝政,不召集臣僚议事,不补六卿及府州县的官职缺员,有所谓“六不做”—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失去了制衡与辅助的机制,遂使奸人乘隙,为所欲为,造成边患丛生,政局鱼烂,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至于在宦官问题上的失策,影响所及,就更为惨重了。应该承认,对于宦官干政,朱元璋原是深存戒虑、早有所备的。他从东汉、晚唐历史和切身实践中认识到这种人的严重危害性。可是,封建社会属于人治而非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的继承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开国皇帝最怕宦官专权,并且,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但是,恰恰是这个他所开创的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为猖獗的时代。

四、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

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族内部(主要是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这里只说一点,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中,从西汉八岁的昭帝到清末三岁的宣统帝,娃娃皇帝至少有三十个。他们之所以大体上还能“稳坐江山”,确实和这种“百王不易之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一直没有中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我在文章中,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写到隋文帝、写到唐高祖、写到明太祖,最后写到清朝康熙皇帝,他们都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了脑汁,也吃尽了苦头。尤其是康熙皇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可以说,自从皇权世袭这一体制确立以来,就始终潜伏着一种无法克服,甚至是无法预测的矛盾。这是一个根本跳不出去的怪圈,也可以说,是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要么你就干脆放弃“家天下”的皇位世袭制,“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要么就得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种种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兵连祸结,骨肉相残,朝廷危如累卵,社会动荡不宁,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放弃前者不可能,因为“家天下”、世袭制是历朝封建皇帝的命根子;这样,就只能永无穷尽地吞咽混乱、败亡的苦果。

“立嫡立长不以贤”,公开放弃了德才考究,可以说是一种极端典型的“非智能型”的皇位继统方式。其矛盾实质,在于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完全脱节。不仅与儒家的“尚贤”、“传贤”的政治理想相背离,尤其同现实的需要不对称。如所周知,面对着极端繁重的政治事务和无限复杂的宫廷纷争,即使经过严格选择的贤能君主也难以应付,更何况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登上皇位的难免会出现幼儿、白痴乃至性格变态者滥竽充数。这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圣帝贤王和“伟人政治”,确是南其辕而北其辙。而且,这种制度还预伏着或者说命定地存在着种种危机。立嫡立长,出于诸皇子各守本分从而弭除祸乱的考量,其实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即便是能够避免分裂于一时,而所立的嫡长子如果不孚众望,不堪造就,根本不具备统御天下的才具,日后又将如何?立嫡立长之后,在“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生下的众多皇子中,难免不会出现才能、功业、威望远远超过皇太子的二三佼佼者,夺位的危险就将随时存在,那么,东宫太子将何以自处,如何安其预设的权位?老皇帝在撒手红尘之际,如何能够放心、瞑目?

纵观历代王朝,其实,真正由嫡长子继承皇位的并不是很多的。这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存在着种种变数和不确定性。比如,许多皇后没有生儿子,或者虽然生了儿子却过早地殇亡;有的即使得以顺利地成长,或因君王的好恶,会直接干扰嫡长制的施行;或因对于皇后的感情变化,“爱屋及乌”或者“殃及池鱼”,也会影响到嫡长子的继统;再就是,权奸、藩镇、阉宦、后妃、外戚干政,也是影响嫡长子继承制贯彻实施的重要因素。

祸患的本源,在于君王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巨量的财富,世间一切荣华富贵、物质享受集于一身,而且又能传宗接代。由于王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一切“窥视神器”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这种情况,在上古时期不会发生。韩非子说,古代的帝王,住的朴陋,吃的很糟,穿的更差,就其享用来说,都赶不上看大门的;而且,还要带领民众,苦干在前,弄得大腿、小腿上的毛都磨光了,简直比奴隶还苦。因而,避王位,让天下,原本是为了脱离苦差使,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可是,后世的君王就不一样了,作威作福,坐享其成,那谁还不争呢?这样,争夺储位或者直接抢班夺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这就说到了宫廷内部的血腥争斗。西晋“八王之乱”,由王室、贵戚与后党之争扩大为诸王之间的厮杀;尔后,又由诸王间的厮杀扩展成各部族间的混战。司马氏集团的残忍性、腐朽性全部表现在这场泯灭人性的恶斗中,集中地展现了人性丑恶的一面。这场狂杀乱斗,延续了十六年,西晋王权像走马灯一般更迭了七次。先后夺得权柄的汝南王、赵王、齐王、成都王、东海王,以及先为贾后所利用、随后又被贾后杀掉的楚王等,无一不是凶残暴戾的野心家、刽子手。在这场战乱中,当权者晋惠帝及其八个兄弟,这个“血腥家族”,除一人外,有八人死于非命。在他们来说,原是玩火自焚,咎由自取;可是,却殃及了几十万军民,京都洛阳和中原大地的广大劳动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最后导致了十六国各族之间的大混战和持续三百年的大分裂,造成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曲折、大倒退,其祸患与罪恶真是无比深重!

令人堪资玩味的,无论是胜利者、失败者,得意的、失意的,杀人的抑或被杀的,知心人还是死对头,为寿为夭,是爱是仇,死后,统统地都在北邙山碰头了。诚如《列子》中所言:“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有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有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元人散曲中也讲,“列国周秦齐汉楚。赢,都变做了土;输,都变做了土。”

社会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耶?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为了揭示历史周期律问题,我抓住抚顺这个地方,写作一篇《东上朝阳西下月》。真是“三百年风水轮流转”,同样是在抚顺,开始是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艰难缔造,创业开基,军威赫赫,战胜攻取;随之,他的继承者挥麾出关,中原跃马,实现中华一统;尔后,几代皇帝巡幸龙兴故地,祭祀先祖,耀武扬威;最终,末代皇帝溥仪傀儡登场,卖国求荣,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以囚徒身份回到祖上肇基之地,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判和改造。正好应了《左传》中那句十分警策的话:“君以此始,必以此终。”

这里,同时又展现了两种判然有别的人生道路:努尔哈赤从被奴役、被压迫中挣脱出来,成为能够自己掌握人生命运的顶天立地的强者;而溥仪则是始终处于被人支配、被人操纵、被人塑造、被人利用的地位,沦为一种行为乖戾、心理畸形、完全失去自我的有声道具和傀儡角色。“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无情,令人齿冷。

还有南北朝最末一个朝代陈朝。我写了“两口井”,一口井在浙江的长兴,井旁就是陈朝开基创业皇帝陈霸先出生之地;另一口井,在金陵,是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兵败受辱之地—最后跳进胭脂井,了却他的残生。荣辱兴亡两口井,龙头鼠尾一局棋。想那开基创业的陈霸先,南北驰驱,出生入死,费煞移山气力,夺得万里江山;可是,坐上龙墩不足三年,便撒手尘寰。而到了末代皇帝后主手中,什么祖传基业,国脉民心,统统视之为轻烟,弃之如敝屣;整天拥着娇姬美女,伴着文人狎客,沉溺于烟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骄纵奢侈,荒淫无度,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他每时每刻,都以风流才子、浪漫诗人自命,根本就没把君王、国主当回事。在他看来,哦诗度曲才是正业,至于“国家事”,纵不是“管他娘”,至多只能作为“副业”,偶一为之罢了。陈霸先如果地下有知,当会痛悔当初:所为何来?

说到这里,还应该带上一句:封建帝王同一切读书士子一样,确实也有一个适才适所、才尽其用的问题。前面有个陈后主,后面还有个李后主,再后面还有一个宋徽宗,他们本来都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却偏偏被拥上“九五之尊”,结果,受到无情的命运的作弄,从荣耀的巅峰跌进灾难的谷底,在惨酷无比的炼狱里,饱遭心灵的磨折,深谙人世间的大悲大苦大劫大难,既逃脱不了亡国罪责,又人未尽其才、才未尽其用,留下了千秋愧憾,成为道地的可怜虫。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也曾偶发奇想:如果这三个人能够从其所好,专心致志于所擅长的专业,那又会怎样呢?比如,陈后主不是说“哦诗度曲才是正业”吗?那就让他当诗人、去度曲好了,何必“牛不喝水硬按头”,偏要让他当那蹩脚的皇帝!那么,李煜和赵佶呢?前者应该出任金陵诗词学会会长,后者去当宣和书画院院长;或者把权力再扩大一些,让他们分别担任南唐和北宋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适才适所,充分用其所长。那样,就不仅确保其个人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为泱泱华夏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而且,这三个国家也会因为少了一个无道昏君,生灵免遭一些涂炭。有鉴于此,所以,古代诗人就写了:“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

五、封建王朝递嬗与文化传承问题

金人入主中原之前,文化十分落后,可是,却葆有顽强拼搏的蛮勇之气和进取精神,而接受了宋、辽文化的熏陶之后,加速了女真封建化的进程,大大增强了国力,推进了金源文化的发展。不过几十年时间,就从建国之初尚无文字,发展到大定(世宗年号)、明昌(章宗年号)之际文化上的巨大跃迁,以至“自立于唐、宋之林”,以文治见称于史册。但是,他们在充分享用宋、辽文化硕果的同时,也吸纳了这两个封建王朝的消极、腐朽的东西,而把本民族所固有的健康质素渐渐地丢失掉,这种新的文明最后又反过来使它变成了被征服者。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看来,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这种文化里面,常常包含着一种悖论—自我相关的价值、功能上的悖谬;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不断地作反向运动与转化,从而使创造的结果、最后的效应,恰同原初的愿望背反。这里,我想到19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一则轶事。在沙皇亚历山大的亲自率领下,帝俄军队与奥、普等反法联军一起追击拿破仑的部队,驰骋在欧洲大地上,并以胜利者的身份进驻了巴黎,算是彻底打败了法国。可是,当俄军撤离法国凯旋时,人们却惊奇地发现,这支军队已为被征服的土地上的新的思潮所浸染。战士们回到俄国,见到城乡中依然盛行着农奴买卖制度和惨酷的肉刑,不禁为之义愤填膺,纷纷起来抗议。这又是沙皇亚历山大始料未及的。

女真人建立的清王朝,比他们的先代要高明一些,但在吸收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方面,大体上走的是相似道路。到后来,八旗子弟不也是重蹈覆辙吗?

满清征服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蒂,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心悦诚服地为新主子效力。“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科举制就是以爵禄为诱饵,把读书、应试、做官三者紧密联结起来,使之成为封建士子进入官场的阶梯,捞取功名利禄的唯一门径。

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最佳的方案,就是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帖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网罗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后来居上,棋高一着的。他们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特殊环境中悟解到,仅仅吸引读书士子科考应试,以收买手段控制其人生道路,使其终身陷入爵禄圈套之中还不够;还必须深入到精神层面,驯化其心灵,扼杀其个性,斫戕其智能,以求彻底消解其反抗民族压迫的意志,死心塌地地做效忠于大清帝国的有声玩偶。

其实,清朝的主子向来就不承认“天王圣明”之外还会有什么“英才”。他们一向厌恶那些以“贤良方正”自居的臣子,尤其是看不上那些动辄忧心忡忡、感时伤世的腐儒、骚客。因为设若臣下可以为圣为贤,或者人人都那么“忧患”起来,那岂不映衬出君王都是晋惠帝那样的白痴、宋徽宗那样荒淫无道,说明其时正遭逢乱世吗?乾隆皇帝就否定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说法,他的意思显然是,如果责任都放在村野匹夫身上,那他这个皇帝岂不形同虚设!所以,“圣朝设考”,物色奴才,当无疑义。

上面这些话,可以看作是《龙墩上的悖论》的内容摘要;或者换个说法,称之为《君王论》,亦无不可。



话说张学良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讲演

(2005年12月16日)


张学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纪念新中国成立六十年,经过评选,他被列入“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同时,他又是一个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有着言说不尽的话题,因而引起世人的极大兴趣。

一、他是个谜团,存有太多的因变参数,甚至蕴涵某种神奇的精神密码

张学良去世后,海外报纸上刊载过一篇文字:


一个秋天的午后,张学良来到上帝面前报到。上帝见他眉头紧锁着,一改平日常见的开朗笑容,便问:“怎么回事?”他说:“我和赵四是同命鸟、比目鱼。本想跟她一块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罢,那就再活上几年,好抽空儿回东北那疙瘩会会老少爷们儿,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着把我招呼来。总是不如意,‘瘸子屁股—两拧着’。”一席话逗得上帝扑哧笑了,说:“你还不知足啊?得到的够多了:爱情、功业、寿命,要啥有啥,称得上‘英雄儿女各千秋’啊!”“可是,”张学良大声吼叫起来,“我一辈子缺乏自由!”


是呀,什么都有,就是缺少自由。

我们说,张学良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活了一百零一岁,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却度过了五十四年的铁窗岁月。政治抱负,百不偿一。为此,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也是令人大悲慨、大感伤、大同情、大震撼。在人生舞台上,他做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然而,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多少“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转瞬间便悄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作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中华民族将千秋铭记他的英名、他的伟绩。这还不是最大的成功吗?

他的命运十分奇特,一生中尊荣与耻辱交织,得意和失意相伴。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一会儿“鹰击长空”,一会儿又“鱼翔浅底”。1930年9月18日,他一纸和平通电,平息了中原大战,迎来了人生第一次辉煌,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然而,时过整整一年,同是在“九一八”这一天,面对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侵略战争,他束手退让,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红筹股一路狂跌,变成了蓝筹股。辉煌之时,拥重权,据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举国鹰扬;落魄时节,蒙羞辱,遭痛骂,背负着民族罪人的十字架,为世人所不齿。

他的一生从始至终都与“矛盾”二字交织在一起,可说充满了悖论:

他自认是和平主义者,有志于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他厌恶打仗;可是,竟当上了副总司令,挥师临阵,战场杀人;有时还滥杀无辜,以达成其政治需要。

他与蒋介石是拜把子兄弟,唯蒋之命是从,为蒋立了汗马功劳,可是,因为政见不同,却把蒋介石抓了起来,造了他的反,最后化友为敌;共产党、八路军是他的“剿匪”对象,由于志同道合,最后却化敌为友,携起手来,共同对付蒋介石,在最危急之时,解救了共产党。

他是一个“爱国狂”,对国家的统一梦寐以求;可是同时,又追求东三省的利益最大化,为保住东北军这个命根子,不惜牺牲整体利益。

他访问过日本,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与法西斯分子本庄繁私交不错;游历过欧洲,对墨索里尼、希特勒推崇备至;可是,回国后一直怒斥军国主义,坚决拒绝受日本人操纵,直到兵谏逼蒋,要与日本法西斯誓死奋战。

他热爱祖国,眷恋乡土,想望着落叶归根,却始终未能还乡一望,晚年竟然定居海外,埋骨他乡。

他年轻时生活放荡,吃喝嫖赌吸,可谓五毒俱全,却神奇地活过了一百岁。

二、张学良具有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有血有肉、有光有热、敢作敢当

他从小就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天不怕地不怕,有一种叛逆性格。因为惹事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他一时性起,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没有自己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读家塾时,因为背书时偷翻了书本,受到老师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塾师思想守旧,坚持要留辫子,少年张学良十分反感,趁老先生还乡过年,自己动手剪去了辫子。塾师一见,大发雷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他便质问老师:“你不留全发,剃去一半,岂不也是毁伤?”塾师语塞,喃喃地说:“这是皇上的旨意。”他反问:“皇上是老几?是你爹还是你妈?你那么听他的!”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愤然提出辞职。

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他有一种将生命置之度外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得偿夙愿,不顾惜一切,包括财产、地位、权力、荣誉直至宝贵生命。他有一句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他崇拜英烈,看重名节,有着坚定的信念。正是这种我行我素、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从性格上为日后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他的性格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在他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寇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苏、皖一线,散兵败将颠扑道途。那些日子,张学良以“刑徒”身份被押解着,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常常被认作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长官,整天遭人唾骂。使命感、愧疚情交织在一起,憋得他两眼通红,嗓子冒烟,眼看胸膛就要炸裂开来。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苏仙观住下。怀着满腔悲愤,他操起一支大笔,蘸上淋漓的浓墨,在粉墙上写下“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十个大字,怒吼一声,响震山谷。随后又一个箭步,夺过身边卫士的手枪,对着迎面的老桂树连连扣动扳机,直到子弹射光,才拂袖而去。由统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中最年轻的一级上将,转眼之间,就沦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刑事犯、阶下囚,任谁能够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着上阵杀敌,却身陷樊笼,报国无门,壮志难酬,英雄没有用武之地。的的确确,郁积在他胸中的激愤太深、太多、太久了。那种情态让人联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铁笼子里,咆哮啊,暴跳啊,疯狂啊,直到破头流血,当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后只好颓然卧下,凄凉地滴下两行清泪。

转眼间,六十年过去了。照一般规律,历经五十四载的长期监禁,任是金刚铸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却丝毫不现衰飒之气,胸中依旧流动着年轻人那样鲜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诙谐,活泼,饶有风趣,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在夏威夷,亲友们为他举办祝寿会。老人的兴致特别高。早年挚友阎宝航的女儿阎明光,请他为《阎宝航传》题写书名,他开玩笑问是“哪个阎”,明光说:“阎王爷那个阎。”老人哈哈一笑,说:“阎王爷?我不认识他,我可没见过。我们还是离他远点好。”听人称他为“民族英雄”,他连连摆手说:“什么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寿比南山”,他说:“那不成老妖精了!”看到书籍记述失实或者所论非当,他会说:“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么意思?放屁还要刻板。当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秘诀时,他说:“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能够使人长寿。”还说:“我的最大长处是心里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枪毙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够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张学森怕他过于劳累,说:“大哥,咱们回家吧!”他听了,沉思片刻,突然问道:“家在哪疙瘩?咱们有家吗?”

记者采访,常常一连串提出几个问题,他说:“咱们还是坛子喂猪—一个个来吧!”当记者请他“赐半身照一张”时,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说清楚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面对有意回避的政治问题,他决不冷若冰霜地以“无可奉告”之类外交词令断然回绝,而是微笑着说:“我是与世隔绝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参与政事。”有时,还会突然转换话题,把坐在身边的女士指给记者:“你看,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干姑娘。”然后,笑着说明:“我老家那儿称呼自己女儿为姑娘。不知你们年轻人知不知道这些?”遇有记者穷追不舍,难于回答又不好拒绝时,他就会说:“干脆给你一把镐头吧!”见对方一脸茫然,便解释道:“你好去刨根儿呀!”这种打岔式的谐趣,有如一服解构“庄严”的泻药,记者在一笑之余也就无意追问了。少小离家,乡音未改,他把“张学良”的“学”读作“肖”,“枪毙”说成“枪瘪”;“哪儿”还是习惯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读成“嘎瘩”。

他并非完人,更不是圣者,只是比同时代的许多人看得开一些,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他同一般政治家的显著差别,率真、粗犷,人情味浓,重言诺,讲信义。那种无遮拦、无保留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同他在一起,人们都感到很开心。这些都源于天性,反映出一种人生境界。下面是他九十九岁生辰时,答纽约《世界日报》记者问:


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放在心上。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没有钱。(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传言,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脑子有些不大清楚。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这是他生命途程中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可以看作是向这个世界的告别词。里面有四个相互贯穿的关键词:“做个小老百姓”、“过简单的生活”、“什么都不放在心上”、“管他呢!”十年前,张群在张学良九十华诞祝寿词中,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英雄回首即神仙!”这种情态,无疑就是一种“神仙境界”。

三、他的个性与命运的成因,同所处社会环境、文化影响有直接关系

关于张学良个性的形成,可以从他的家庭环境、社会交往、人生阅历、文化背景四个方面加以剖析。四个方面形成一种合力,交融互汇,激荡冲突,揉搓塑抹,最后造就了张学良的多姿多彩、光怪陆离的杂色人生。

他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军阀家庭。父亲张作霖由一个落草剪径的“土匪头”,最后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直至就任北洋军阀最高统帅,实际等于国家元首。张学良从青少年开始,就把父亲作为心中的偶像,在接过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的同时,也承袭了乃父的自尊自信、独断专行、争强赌胜、勇于冒险的气质与性格。关于社会交往,无论是在奉天,还是在北京、天津,活跃在他的周围、与他耳鬓厮磨的,大体上是四种人:一是军阀将领;二是贵族子弟(所谓“民国四公子”),有的是花花公子;三是文人墨客、知名演员、画家;四是千金小姐,像宋美龄等知心女友以及他的若干情人,里面大多是他的“粉丝”。在前三种人中,不少是说干就干、目无王法、指天誓日、浑身充满匪气的“草莽英雄”,或者挥金如土、仗义疏财、脱略世事、游戏人生的豪侠之士。这对于他的影响是很深的。

人生阅历对于性格的形成也至关重要。他年未弱冠,即出掌军旅,由少校、上校而少将、中将、上将,最后成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一路上,春风得意,高步入云。在他的身上少了必要的磨炼与颠折,而多了些张狂与傲悍;加上深受西方习尚的濡染,看待事物比较简单,经常表现出欧美式的英雄主义和热情豪放、浪漫轻狂的骑士风度。他父亲的江湖习气、雄豪气概,倒是承继了下来,而其狡黠奸诈,老谋深算,厚颜无耻,反复无常,却抛在了一边。从做人方面讲,当然可取;但要应对当时复杂多变、云谲波诡的政治环境,就力难胜任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

再看文化背景,也就是一定文化环境影响下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十分警辟的话: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张学良经受过中西文化、新旧思潮的激烈冲击、碰撞,使其思想观念十分驳杂,既有忠君孝亲、维护正统、看重名节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拿得起放得下、旷怀达观、脱略世事、淡泊名利、看破人生的老庄、佛禅思想的影子;既有流行于民间和传统戏曲中的绿林豪侠精神,“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宁可人负我,决不我负人”,侠肝义胆,“哥们义气”;又有个人本位、崇力尚争、个性解放、蔑视权威的现代西方文化特征。赵四小姐概括得最为形象:说他是“背着基督进孔庙”。这种中西交汇、今古杂糅、亦新亦旧、半洋半土的思想文化结构,带来了文化人格上的分裂,让矛盾与悖论伴随着其整个一生。

当然,再复杂的事物也必有其本质特征,也就是所谓“事物的规定性”。同样,张学良的思想观念无论怎样驳杂,如何变幻不定,其本质特征还是鲜明而坚定的,那就是深沉博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上的主旋律,他终其一生,坚守不渝,并且不断有所升华。从东北易帜到西安兵谏,无一不源于民族大义,系乎国运安危。尤其是捉蒋、放蒋一举,体现得至为充分。海外著名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是这样评论的: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多少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学良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撒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

四、张学良的情感世界

张学良的情感世界丰富多彩,这是他与其他许多大人物的不同之点,也是他在充满苦难的人生中,得以优游度过,并获得健康长寿的一条重要原因。这里重点说说他的两个妻子和两个女朋友。

他八岁丧母,二十八岁丧父,三十一岁离开家园,三十六岁进了牢笼,家园不能回,国仇不能报,有兄弟姐妹不能团聚,有子女不能抚养。抱憾终天,痛苦难堪。一个人当着情感神经滴血的时候,爱情的温馨是最好的疗伤止痛的灵丹妙药。张学良在这方面,该是最为圆满的了。八十多年间,大姐于凤至、小妹赵一荻,两位风尘知己双星拱月一般,由倾心崇拜而竭诚相爱,而万里长随,而相濡以沫,生死不渝。她们以似水柔情纾解他的千钧重负,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的生命之树百岁常青。一个成功的男人需要一个温柔的女性在身后予以强力的支持。厮杀累了,可以帮助舒缓疲惫的心灵;受到刺伤,能够抚平疼痛的创口。成功的男人需要女人,是为了活得更好;失败的男人需要女人,则是为了活下去。这已经成为生活中的铁律。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历史虽然由壮士写成,其代价,却由无数母亲和妻子承担。”

张学良与于凤至是一起包办的婚事。于凤至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与张作霖有很深的交情。于凤至自幼聪颖好学,天生丽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张作霖十分欣赏她,因而,由吴俊升做媒,两家很快就议定了这门亲事。张学良不敢违抗,只能听命。大帅让他到家住郑家屯的于家去探亲,由吴俊升陪伴着,可是,走在半路上,张学良突然变卦,没有去成,这使于家感到很没有脸面。于凤至认为是对她的侮辱,非常气愤,提出要解除婚约。吴俊升没法向大帅交代,便刻意导演了一场“画店相亲”的喜剧。原来,于凤至对古画十分痴迷,听说沈阳画店新进一批珍贵的古画,就在吴俊升陪同下,前来观赏。到了画店,看到老板很年轻,仪态不凡。于凤至对画看得很仔细,指定其中一张,问要多少钱,小老板要三千块银元。于凤至嫣然一笑,说:“这是赝品。”小老板笑问:怎见得?于凤至便凿凿有据地一一指点出来,使在场的人非常佩服。吴俊升悄悄地问:“老板,怎样?”老板连连点头。这时才揭开谜底,原来老板竟是张学良扮演的。当场他们正式见了面。为了报前日的“一箭之仇”,于坚持要张到郑家屯去完婚。

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张学良很尊重她,一直称为“大姐”。开始,于在英国陪孩子读书,当听到少帅被监禁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匆匆赶回上海,最后在溪口见到了张学良。这对张是莫大的安慰。后来,她一直陪到安徽、湖南、贵州,前后三年多时间。她原本过惯了都市生活,一路上,流离颠沛,饱受煎熬,造成严重失眠,结果乳腺癌发作,只好赴美就医。于凤至在海外,天天祈祷上苍,保佑张学良早日跳出苦海;经常远隔重洋,捎书寄物。到了1964年,她遭遇到一次致命的打击。当时,张学良已经信奉了基督教,要到教堂接受洗礼。宋美龄告诉他,还不具备条件,因为他有结发妻现在美国,而这里又与赵一荻长期同居,作为基督教徒,只能有一个妻子,所以必须在于、赵之间做出选择。选择向来都是痛苦的。张学良艰难把笔,向远隔重洋的“大姐”倾诉苦衷。于接到信后,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婚后不久,突然面对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承受不住了。但她还是清醒地考虑到,赵一荻在没有名分的情况下,忍辱负重几十年,她做了一般女人绝难做到的事,有她来陪伴张将军,自己也就放心了。为了自己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她对女儿闾瑛说:“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还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这样,就违心地同意解除婚约。此后,她在孤寂中又度过了二十几年,直到1990年1月30日在洛杉矶去世。而张学良一年后才获准赴美探亲,他们终于失去重见机缘。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是自由恋爱。1928年秋,赵一荻十六岁离家私奔,只身来到沈阳。其父是北洋政府交通次长,认为她有辱家门,在报上公开声明与她断绝关系。为了跨进张家大门,她一生再也不能返回赵家,牺牲了父女之情、母女之爱。过去三十六年间,她一直是以私人秘书和小妹的暧昧身份侍奉少帅,直到1964年7月4日,才算熬出了头,六十四岁的张学良和五十一岁的赵一荻白首成婚,书写成一部旷古绝今的人间艳史。他们厮守终生,相依为命。可以说,她整个一生都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他而生,为他而死。用她那柔弱的身躯为他遮风蔽雨,用她那稚嫩的双肩为他分担心灵的重负。张学良是挺过来了,赵一荻的生命却日渐枯萎,熬干了生命之火,最后,经受不住癌细胞的侵袭,于2000年去世。

下面,说说张学良的女朋友。对此,他从不讳言,但究竟是谁,没有说明。1991年3月,他与赵四小姐离台赴美探亲。在旧金山、洛杉矶只住了几天,就由孙子、孙媳陪同去了纽约。记者问他“有何贵干?”他爽快地回答:去会女朋友。记者以为他又在开玩笑。到了纽约之后,下榻在贝祖贻的夫人蒋士云的豪华公寓里,达三个月之久。记者们这才知道,原来他说的“会女朋友”是真话。他们相识于1927年的北平。当时,蒋士云随父亲从法国归来,她容貌出众,精通外语。后来他们又在上海重逢,频频出入舞场,共同赴宴,总是用英语互相交流。蒋对张十分景慕,张回沈后,不断接到蒋的来信,还有轻易不肯示人的玉照。1931年2月,他们在北京会面,张学良身边不仅有结发妻子于凤至,而且又新添了女秘书—这位同样被称为四小姐的赵一荻,尽管没有名分,但也算是名花有主了。蒋士云自知许身张学良已无可能,于是挥泪而别,乘意大利邮轮远赴欧洲,开始了自己新的生活。这年9月,失恋的蒋士云在罗马旅行时,意外与一位熟人邂逅,他就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贝是因发妻庄夫人新丧,前来欧洲散心消愁的。当时,他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他们早在上海和南京就见过面,此次相逢国外,又是同病相怜,所以蒋、贝交谈数日,沉寂的心灵竟然碰撞出爱之火花,第二年他们就结婚了。张学良还专程送去了贺礼。

西安事变发生,蒋士云正在上海。听说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起来,便与于凤至一道,参与营救工作。后来,张被押解到台湾,她又曾秘密地从美国赶去探望,时间在1979年。这次,张学良到了纽约,一切活动,包括会见记者,参加当地华人举行的各种活动,还有同吕正操将军会面,以及和哥伦比亚大学的接触,都是经她一手安排的。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他们有时间就倾心长谈。张学良说,这是从1937年失去自由之后最感自由的九十多天。身边既没有国民党的便衣特务跟踪,也没有“监督大员”赵一荻在场,他终于实现了那种向往已久的无忧无虑、无拘无管、无忌无碍的“逍遥游”,可以和一生中最喜欢的女人相处一段时日了。

张学良的到来,使丈夫去世后多年处于孤寂之中的贝夫人,像枯树逢春一般,重拾起早年的欢乐。她和张学良虽然都是华发盈颠的髦耋老人,但能够在一起度过一段“柏拉图式”的幸福时光,也不失为人生暮年一乐。可是,赵四并不放心眼前这位极具竞争力的另一位“四小姐”。蒋四饱经欧风美雨的熏沐,谙熟多国语言,思想开放,广见博识,学养深厚,且又活力四射,富有魅力;而她自己,尽管早年为了爱其所爱,也曾千里奔驰,勇决封建罗网,但就家庭影响、个人所处环境而言,终究属于传统型女人。此刻,以一己的衰病之躯,与这位老而弥健、风韵犹存的美妪相对,未免有“自愧弗如”之感,防范当然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了。

终于紧急发令,让张学良立刻返回他们的住地。

这样,一场凄婉动人的悲喜剧,随着男主角的黯然退场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无可奈何的追忆,便只握有苦诉与陈情的专利。她说,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从汉公被赵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后他们长期定居夏威夷,本来是离得很近的,却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断了联系,连通个电话都成为不可能。蒋士云在美国定居数十年,一直没有任何信仰,但自张学良到来之后,受其影响,她也开始笃信基督教了。张学良在纽约的时候,蒋士云每周必亲自陪同张去华人教堂做礼拜和听《圣经》。张学良走后,蒋士云仍然把张学良的信仰当成她暮年的追求,一直坚持每周末前往华人教堂听《圣经》。在蒋士云看来,这也许就是她对毕生挚友的一种怀念与追思吧。她曾对记者说:“我认为,张将军是可以终身引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这个人。”

在张学良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他的红颜知己宋美龄。他们相识于1925年6月中旬。为调停因五卅惨案而激起的中外冲突和稳定上海局势,张学良以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陆军中将兼东路军总司令身份,来到上海。期间,在一次鸡尾酒会上,结识了名震上海滩的待字闺中的美女宋美龄。一个俏男,一个靓女,出身、地位、年龄大体上相似,两人又都通晓英文,都有接受西方教育的文化背景。因此,他们一见倾心,都为彼此的高雅气质、出色才华所吸引。事过半个多世纪,追念前尘往事,张学良还说:“当时我和还是小姑独处的宋美龄见面,惊为天人,极为倾倒⋯⋯如果当时没有太太,说不定还要猛追她呢!”两年后,宋美龄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当夫妻二人在北京见到张学良时,蒋氏发现夫人与张十分亲热地打招呼,诧异地问道:“怎么,你们俩认识啊?”宋美龄笑着说:“我认识他,比认识你还早呢。”尔后,宋美龄也一直关注着少帅的行迹,当看到他稳治父丧,临危受命,毅然除掉杨、常两个亲日派元老,坚决维护统一,实施东北易帜,以及窥测战机而挥师入关、结束中原战事等种种作为,感到这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将领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从而平添了深深敬意。

西安事变,宋美龄参与调停,并动员张学良送蒋回宁。当时与蒋约定,对张不加难为,蒋答应了,后来却变了卦。因此,宋抱愧地说:“我们对不起汉卿。”她曾多次向蒋介石痛切陈辞,要他珍视“领袖人格”,履行自己在西安的承诺。她说:张学良“和中国历史上任何为一己私利发动政变的人都不同,他是个不为官也不为钱的硬汉子。好在他重感情,你才能化险为夷。”蒋介石只当作没有听见,始终默不做声。张学良之所以没有像杨虎城那样,被心毒手狠的蒋介石干掉,他说:“由于有了夫人这个保护神。”“宋美龄活着一天,我也能活一天。”“蒋先生原本是要枪毙我的,这个情形,我原先也不知道,但我后来看到一份文件,是美国的驻华公使写的,他写道:宋(美龄)对蒋先生说,‘如果你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离开台湾,还要把你的事情全公布出去’。这句话很厉害。”

宋美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说:“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事实证明,她并没有食言。宋美龄在羁身异域或者局处孤岛,面临着种种困境,身体又不太好,但对于张学良一直念念不忘,经常致函寄物,亲切地问候,表述关注之殷、感念之诚。这在张学良的日记中都作了翔实记载。张学良身后留存四大箱信件,约有五百多封,多为数十年间同政界要人与亲朋至友的往来函札,其中以和宋美龄的私人通信为最多,计约百封以上,它们真实而明晰地记录了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从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出,宋美龄对于软禁中的张学良十分关切,尤其体现在生活上,可说是无微不至。她不仅经常送些珍贵礼物和日用品给张学良,还负责代为转递张学良在美亲人特别是原配夫人于凤至托带的物品、信件。一向习惯于以英文写信的宋美龄,当得知张学良目力不佳后,便改用中文书写,甚是体贴周到。

这里有一件事:张学良坚持要到2002年以后再向外公布“口述历史”及西安事变有关资料;还曾对日本NHK电视台记者说:“不要采访西安事变,我不想谈,说了会伤害某个人。”我们可以猜测:张学良唯恐伤害的“某个人”究竟是谁?既然与西安事变有关,那我们不妨用“排除法”一一进行过滤:西安事变主要当事人中,不过五六位。其中,蒋介石、宋子文早已死去,周恩来、杨虎城也作古了,仍然在世的只剩下他和宋美龄两人。显然,这个人非宋美龄莫属。据张学良预测,自己活不过2002年;宋美龄大他三岁,估计到2002年,恐怕也就不在了。

张学良曾经说过,在他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对他恩重如山,一个是无怨无悔陪伴他走过大半生的赵四小姐,另一个就是力保他不死的蒋夫人宋美龄。

五、张学良的“两条辫子”

一条是“九一八”不抵抗。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成功地调停了中原战事,使蒋介石转危为安,他也得到蒋应有的报答,迅即接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到达南京时,受到了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之隆重,报章上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政治生涯可谓登峰造极,也是他人生最为得意的时刻。但这辉煌的荣耀,至上的威权,也埋伏下危机的种子,他有些忘乎所以,飘飘然了,当他奉命统率十余万精锐之师入关之际,东北兵力严重空虚,密切关注、伺机待动的日本关东军,早已磨刀霍霍,杀气逼人。于是,一场陷他于灭顶之灾、使他遭受奇耻大辱的另一个“九一八”就出现了。

应该说,不抵抗的命令确实是张学良亲自下的,但也确是奉行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事变发生前几天,蒋曾当面向他交代:要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本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和日本人打交道的事要交给中央。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张学良集国仇家恨于一身,对日本鬼子切齿痛恨;此刻,面对强敌入侵,国土沦亡,东北三省父老乡亲惨遭涂毒,他怎能坐视不顾呢?况且,以他那样一个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犟牛猛虎,蒋介石只凭着几句嘱托,一纸饬令,就能把这个“东北硬汉子”的手脚捆绑住吗?退一步讲,事变当时猝不及防,缺乏准备,为什么战局拉开之后,日本军队一日之内下我二十城,略地千余里,作为军事统帅,你还是没有抵抗呢?

其间的症结所在,是他事变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缺乏清醒的认识。判断日本不敢这么扩张;而在战局拉开之后,面对日本军队势如破竹的凌厉攻势,他又从这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由原先的满不在乎,一变而为“竦然惊惧”,认为“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接下来,又产生了三个“错误期待”:一是期待当时的国联出面干涉,企盼英美等西方国家制止日寇的侵略行为。当李顿爵士率领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乐观地认为,一俟调查清楚后,当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二是期待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改变不抵抗的政策,在全国掀起全面抗战。事变当时,张学良曾对东北高级将领说:“现在我既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三是期待日本政府制止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野蛮侵略。由于这三个“期待”均没有现实依据,因而,最终全部沦为甜蜜蜜的幻想。

另外,还有一个深层考虑,就是拥兵自重,保存实力。张学良毕竟出身于地方军阀,手下的军队无异于他的“命根子”、“护身符”。前此不久的“中东路事件”的教训,他记忆犹新。本来是蒋介石下令出兵,并答应一旦开战,中央将派出十万援兵全力支持。可是,当与苏军交战后,竟致一败涂地,东北军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坐视不救。到头来,只有大呼上当,自认霉头。中央发令的事,结局尚且如此;如果擅自行动,后患将更加不堪设想。无疑,这是他拥兵自保、不予抵抗的深层原因。

另一条辫子,不回老家、不回大陆,定居海外。问题的提出,始于1990年张学良获得相对自由之后。在1991年3月,他首次离开台湾,前往美国探亲时,台湾《联合报》记者曾问他:“是否有可能回东北老家看看?”他说:“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记者又进一步追问:“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他说:“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后来,在回答《美国之音》节目主持人时,他说:“当然我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时机尚未成熟。”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实际上,当时他就已经定下了基调,只是,人们未予足够注意。

对于张学良答《联合报》记者问,中共中央确是格外地重视。邓小平当即打电话给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家主席杨尚昆,说:“你们应该开个会,研究研究这个问题。”中央当即做出四项安排:一是当年六月在北京为张学良举办九十一岁寿庆活动;二是郑重纪念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三是修葺大帅府和元帅陵,为张学良归来迁葬其父张作霖的遗柩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四是派出一位党内高级干部,赴美转达中共中央对于张学良还乡的欢迎之意,并具体负责安排有关事宜。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最后选定了吕正操将军。他和张学良是同乡,属于东北军旧部,又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参加者,他们有着至为深厚的私人感情。

为什么已经有了回乡之便,张学良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是由于身体原因?那个阶段,他们的身体尚好。还有人猜测,赵四阻拦少帅回归故乡。考虑到张学良一遇到故乡亲友便激动万分,多少天吃不好、睡不好,出于关心身体健康,赵四确是不愿意张学良回来探亲,但这并非老将军未能回归的根本原因。看来,政治阴影始终笼罩在张学良身上。众所周知,西安事变前后,他就与中国共产党结下深厚友谊。即便他羁身铁窗之中,与世隔绝,周恩来仍然通过秘密渠道与他书信往来。而这一切,都触犯了台湾当局的忌讳。据张学良的老朋友张捷迁透露:1990年秋天,张学良曾打算去香港参加一位早年朋友的孩子的婚礼。但是,由于台湾当局的阻拦,竟未能如愿。他们认为,香港情况复杂,而且紧邻大陆,怕他趁机溜回去。可见,台湾当局给予沉重的精神打压,这是未能回归的外因。李登辉表面上以张学良的基督教友自居,实际上对于他的自由出入设置了重重障碍。张返回台湾后,等了两年半时间,不见松口,最后带着满腔幽怨,愤然走出国门,再也不想返回台湾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自身的考虑也占很大成分。人们分析认为,充当了一辈子“政治角色”的他,由于所受到的伤害太严重,因此,再也不想卷入两岸纷争的政治旋涡了。这样,在是否返回大陆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处于游移状态。联想到他说的要等到两岸结束敌对状态才肯回去,就一目了然了。其间有着很深的考虑,说穿了,也就是虑及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他说对过往的一切,已经视如过眼烟云;但实际上,作为曾经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过浓重一笔的风云人物,尤其是一个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老派政治家,他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他的想法,一是全身而退,洒脱地退出历史舞台,为多灾多难又多姿多彩的人生画上一个句号,维持自己的“失败英雄”的完整形象;其二,滤除政治色彩,淡出两岸纷争,以中间状态出现,使自己成为一个超越意识形态、各方都能够接受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当然,这种中立状态的出发点,并非纯然为着个人,其中有着更为崇高而深远的意义存在。原来,他想要在“桑榆晚景”中再完成一项有功于国、泽被千秋的伟业。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奠基人之一,他衷心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特殊身份,在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再一次发挥其独特作用,起码可以在沟通两岸关系方面充当一名使者,促进两岸和解,进而推动祖国统一。

六、结语

人生道路的选择是一次性的,只有现场直播,而没有彩排、预演。同样,作为既成事实,历史不存在推倒重来的可能。不过,若是调整一下角度,比如从研究历史、探索规律出发,倒也不妨做出假设,设计一个应然而未必然的版本。

鉴于张学良的一生命运、成败休咎,都与蒋介石密切相关,我们假设:若是张学良走另一条路子,当他父亲所希望的“东北王”,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那么,也就不会有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调停,东北军主力也就不会参与南下平叛了。那么,日本关东军还敢不敢对东三省贸然动手呢?(动手是必然的,无非是拖延一些时日而已。)在这种情势下,张学良自然就等同于其他一些军阀,既不会被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也不会唯蒋之命是听;即使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也不会背上“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当然,由于失去了蒋介石的倚重,也就不再具备发动西安兵谏的客观条件,自然也就不会带来后日五十四载的铁窗生涯。这样的张学良,人生价值,生命意义,又将如何?

实际上,《美国之音》记者已经作了一番假设,曾经问过张学良本人:“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他的答复是:“那很难说。如果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也许我早就战死了。”美国记者又问:“西安事变带给你半生忧患,你现在怎么看这一举动?”他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就此,我们不妨作更广泛的设想:

如果二十岁之前,张学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过是一个“潇洒美少年”,纸醉金迷的纨绔子弟;可是,他活过来了,后来获得多次建功立业的机会。

如果三十岁之前,他不是顾全大局,坚持东北易帜,服从中央统一指挥,而是为日本人所收买,稳当“东北王”那样的傀儡,或者像他父亲所期待的成为现代“李世民”,那在红极一时的背后,正有一顶特大号的“汉奸”帽子等待着他。

如果四十岁之前,他没有发动西安事变,而是甘当蒋介石剿共、安内的鹰犬,肯定不会有任何功业可言,即使侥幸得手,最终也难逃“卸磨杀驴”的可悲下场。

如果五十岁之前,他在羁押途中遭遇战乱风险,被特务、看守干掉;或者在台湾“二二八起义”中,死于营救与劫持的“拉锯战”,国人自然不会忘记这位杨虎城一样的烈士,但却少了世纪老人那份绝古空今的炫目异彩和生命张力。

如果百岁之前,他在口述历史或者各类谈话中,幡然失悔,否定过去,那么,“金刚倒地一摊泥”,他的种种作为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一场闹剧。可是,他却坚定地说:“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终始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张学良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庄子其人

—在大连白云书院的演讲

(2012年7月14日)


一、庄子的故里与身世

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庄子附在《老子申韩列传》里面,共写了二百三十多个字,就中提道:“庄子者,蒙人也,名周。”既未说明庄子是哪国人,又未标出“蒙”属何地,从而使后人对庄子的国属及里籍,出现众说纷纭的混乱现象。庄子本来就是平民,没有当过达官显宦,史籍失于记载;又兼时间已经过去两千三百多年,沧桑迭变,陵谷更移,致使地面遗存极少,这样,见于后世文献资料者,便歧异百出,莫衷一是。

从汉代的刘向、班固、张衡到尔后的郦道元、陆德明、成玄英、王安石、苏轼、朱熹、罗泌、马端临、归有光、王夫之、孙星衍,直到近现代的梁启超、王国维、闻一多、郭沫若、宗白华、侯外庐、冯友兰、钱穆、吕思勉,直到当代的陈鼓应、方勇、杨义、常征、崔大华、颜世安、姚曼波等,不下百名学者,对庄子出生地各有异词,难以取得共识。大致可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关于庄子的家世,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庄子是宋国土生土长的贵族后裔。当代学者张松辉推断,“庄子出身于宋国的没落贵族,应该是宋庄公的后裔”。庄公的孙子公孙固,在成公时担任大司马。《史记》记载,公孙固杀了成公,尔后,他又为成公之弟所杀,时在公元前620年;到了前609年,宋文公时,庄氏家族又参与了一场叛乱,为首者遭到诛戮。“庄氏一族在宋国先后受到过两次政治打击,再加上庄族后裔与公室的血缘关系越来越远,那么到了庄子时代,庄族人员只保留贵族名义,而不再担任国家重要职务,也是情理中事。”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庄子先世是楚国人,后来迁徙到了宋国。当代学者杨义、崔大华等均主此说,并做了详尽的考索。《通志·氏族略》载:庄氏出于楚庄王,以谥为氏。在“庄氏”这一条目下有注:“楚有大儒曰庄周,六国时尝为漆园吏。”庄子的年代距离楚庄王已经二百余年,大约在他出生前二十几年,楚悼王任用吴起实施变法,为节省开支,重点“抚养战斗之士”,“损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汰洗一些散官、闲官,贬为庶民,遣送到北境边陲。庄子父祖辈有可能在这次被迫迁徙中离开了楚国。也还有另一种可能:吴起变法,激起了部分宗室大臣的忌恨和反抗,悼王一死,便被射杀,“并中悼王尸”,这就犯下了“夷宗”重罪。肃王继位后,追查、论罪,死者七十余家。庄子家族在这场内乱中受到了牵连,为了避祸,北迁宋国。崔大华认为:“庄子家世的面目,已被世代久远的历史风尘剥蚀、覆盖得无法辨识了。但是,庄子超脱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思想中所内蕴着的那种袭人心扉的没落感,想象神奇、变幻无端的汪洋文字,特殊的楚方言,等等,却又清晰地显示出他与衰落了的楚国公族及具有浪漫主义特质的楚国文化,有完全可以肯定的、很近的亲缘关系。”

关于庄子的生平,大体上可以粗线条地划分为三个时段。

青少年时代—

《史记》本传中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以这两位战国时期著名的国君作为参照系数,应该说是有据可查、确凿无误的;至于具体年限,大致可以认定,约在公元前369年,庄子出生于宋国都城商丘东北的蒙地。大约在二十四五岁之前,主要是在故乡读书访学。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幼,庄子必然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起码是阅读过大量的传世藏书。当时,伴随着乡校的出现,教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普及,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与思想话语的承载者,由过去的高度统一转向了相对分离的状态。这样,思想文化便逐渐出现了独立的发展空间,知识阶层也就是“士”的队伍,得到了空前的壮大。作为贵族的后裔,或者没落的贵族子弟,庄子应该置身于“士”的队伍之中。有的学者甚至推测,他曾亲历过一小段贵族生活,有着类似曹雪芹的经历,由贵族世胄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他把“天上人间”游了个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借用《红楼梦》里的话,他很可能是一个“翻过跟斗”的过来人。因此,他有一种沧桑感,能够体会到那些荣显终身、不知患难困穷为何物的天潢贵胄或者与富贵从不搭边的普通民众所无法体察的东西。

从《庄子》一书的记载中看得出,他比较熟悉金工、玉工、漆工、织工、陶工、木工、洗染工、屠宰工等的操作技术,特别是一些高级手工艺人“惊犹鬼神”、“不失毫芒”的精确、奇巧的技艺,而对于农业以及农民田间劳作的情况,相对而言,涉猎较少。就此可以推知,他应是自幼就生活在市郊或者小城镇里面。

中年时段—

大约从二十五岁到六十岁,这三十余年间,庄子的生计日见艰难,直至出现冻馁之虞,织屦、渔钓不足以自给,向监河侯借粮又耻遭白眼。多数时间,闲居索处,读书、思考;同时也进行一些社会交往,或辩对访谈,或深入市井民间,接触手工艺人、畸人隐者。

性喜闲适、幽静,平生结交友朋甚少,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同乡辩友、名家代表人物惠施。约在公元前344年、庄子二十五岁左右,与惠子初次见面。三年后,惠子相梁不久,庄子又前往见之,惠子恐其夺己相位,搜寻三日夜,庄子主动出面,以“猜意鹓”讥之。公元前340年,宋·剔成自立为君,大约在此前后,庄子为漆园吏,时年二十八九岁。次年,楚威王遣使聘庄子为相,庄子却之。三十一二岁时,又主动辞去漆园吏职。他曾遍游宋国各地,以增广社会见闻;大约在三十五六岁时(公元前334年),前往大梁,见魏惠王,后又南游楚地,东游于鲁,北游于赵。四十四岁左右,在家乡见到了邑人曹商,曹商归自秦国,自我炫耀,庄子讥其“舐痔得车”。三年后,公元前322年,庄子曾有皖北之行,与惠子濠梁观鱼,以良好的心态,欣赏“鱼之乐也”。庄子五十七八岁左右,妻死,鼓盆而歌,惠子前往吊丧;大约又过了两年,公元前310年,惠子因病殁于故乡,庄子痛失知己,深情悼惜。

老年时段—

六十岁之后,庄子晚境苍凉,独身栖息故园,课徒著书以自遣。弟子数人,书中留下名姓的,只有蔺且一人。一次,为人送葬,过惠子之墓,慨然悲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期间,与弟子蔺且等,先后游于山中和雕陵之樊。

一说,庄子晚年尝隐居于曹州的南华山。

“其学无所不窥”、“著书十余万言”,共五十二篇。一般认为,“内七篇”为自撰,时间靠前;“外篇”、“杂篇”中一些篇章,可能出自弟子之手。

约在公元前286年,庄子以衰病辞世,享年八十三周岁。关于其生卒年,由于史籍失于记载,学界意见并不统一。至于月日,就更无从谈起了。不过,据鲁西南地区庄氏家族聚居地的民众世代流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和八月二十四为庄子的生辰与忌日。在这两个日子里,鲁、冀、豫等省的庄氏后裔,前往庄氏宗祠祭拜,时日已久,赓继不绝,据说已经延续了七十多代。

二、庄子所处时代及其社会危机意识

按照社会思想、社会理论所由产生的来源要到社会存在中寻找的原理,研究庄子的思想、理论离不开对其所处时代的分析。庄子为什么会形成避世态度?为什么那么厌恶政治,远离官场,远离权力阶层,尽一切努力摆脱功名利禄的羁縻?庄子笔下几乎没有一个理想的政治人物,充满暴君昏上的形象,诸如卫君、宋王、楚王、卫灵公、鲁侯,以及夏朝亡国之君桀等。这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可以找出答案。

庄子所处的战国中后期,堪称是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薄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

—战乱飙风口。“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长则几年,短则数月。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庄子所在的宋国,是个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国,所谓“四战之地”。由于地处中原,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物产丰富,拥有当时初现繁荣的商业都市商丘、定陶,结果长期为周围的列强所垂涎,不断遭受到赵、魏、齐、楚等国的进攻;而宋君偃又是个道地的“战争狂人”,穷兵黩武,四出挑衅,东伐齐,南侵楚,西败魏,灭滕、攻薛,最终为齐所灭。在庄子的有生之年,一直是战祸连绵,无时或止。

—暴君昏上图。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说(悦)者勇有力也,不说(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以皮袋盛血,悬挂起来,然后对它放箭,叫作“射天”,还鞭打土地,砍烧谷神、土神的牌位;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并说他又重蹈其先祖商纣王的覆辙,“不可不诛”;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生民水火境。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连绵不断,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简直就是“游于羿之彀中(弓弩射程之中、必中之地)”;到处都是“机辟”(陷阱)、“网罟”,人生不过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一系列残杀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处于“倒悬”状态,陷入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的痛苦深渊。相对于整个社会都已陷入苦难的深渊,个人的困穷、灾难以至于惨遭刑戮,已经无足轻重,失去了它的震撼力量,更何从昭示公理、伸张正义呢!

—精神“失乐园”。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蒿目时艰来说,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当代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对此有所描述:“财富、享受、欲望在不断积累和增加,赤裸裸的剥削、掠夺、压迫日益剧烈。‘无耻者富,多信者显’,贪婪无耻,狡黠自私,阴险毒辣⋯⋯文明进步所带来的罪恶和苦难,怵目惊心,从未曾有。”人们在充分享得文明恩赐的同时,也日益感受到它的负面效应—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异己力量。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种种精神创伤与文明异化,使庄子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所谓“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一位出色的思想家,没有比碰上一个恶象环生、复杂多变的时代更为幸运的了。时世愈艰危、愈动乱,真正的思想家所思考的问题,就愈接近于根本,亦即表现为一种终极关怀。从其为精神世界提供思维动力与心理张力来说,正是时代塑造了旷世哲人庄子。

三、庄子的心灵世界与平民情结

庄子是一个大知识分子,思想绝对超前,而且学问精深,博闻广见,大到宇宙、时空,远至南冥、北冥,小至蝼蚁、稊稗、浮尘、芥子,近及牛羊、鸡犬、彩蝶、游鱼,他无不涉猎。在哲学史上,是他最早提出了时空概念,为时空下了准确的定义。他能用生动的语言、形象的事例,来表达天道与人道的微言妙义;他许多看似日常生活化的议论,都蕴涵着深邃的哲理。

按照一般人的揣度,凡是那些须仰视才可得见的大师级人物,特别是凭着思想和头脑营构世界的大哲学家,必然都是神情冷漠、凛然不可侵犯,令人产生一种高不可攀的惶悚感与疏离感。可是,这种心理用到庄子身上,并不符合实际。庄子是平民,庄子就在人间,就在我们身旁。在我的读书印象中,觉得如果给他画像,不应忽略这样三个特征:首先是那种宠辱不惊,心平气静,悠然自得,潇洒从容的神情和气度;其次,要把他那饶有风趣、好开玩笑、滑稽幽默、富于感染力的智者形象表现出来;最后,形貌上看去,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属于那类钻到人群里很难辨识出来的普通人物;引人注目之处,是身形瘦削,“槁项黄馘”—干瘪、细长的脖子,托着一个面色枯黄、前额笨重的脑袋。

受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人生鹄的所支配的儒家学派的读书人,明确提出要“上致君,下泽民”,“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庄子则异于是。他完全脱离统治阶级的利益,明确提出,“不为有国者所羁”,和那些“治人者”严格划分界限;他的思想倾向、所持立场,许多都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可能是由于他身居草野,远离上流社会,长期同底层民众在一起,因而始终存有浓重的平民情结。他不仅同那些贫贱的农民、勤劳的手工业者有着相同的身份、境遇,而且,常常出入市廛,置身于百工居肆,有时本人还从事一些手工业方面的体力劳动。这样,作为其中的一员,他就有机会、并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同那些耕夫、渔民、屠户、木匠、驭手和编织匠、洗染工、采漆工等被剥削、受压迫的社会底层民众,以及拒不出仕的畸人、隐者,拉近了距离,进而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游踪不定,一会儿进到屠户棚中,唠起宰牛的闲嗑儿;一会儿,又蹲在河边上,擎起鱼竿,屏息注视钓丝的摆动;一会儿,同那些畸人隐者道出一段尖刻无比的寓言,充当一个世路人生的解剖师;一会儿,又漫步在黄沙古道上,负手低吟:“迷阳迷阳,无伤吾行”,成为一个道地的诗人。他还乐于同那些残疾人打交道,神情凝重地听他们诉说惨淡的人生、曲折的经历。他很善于讲故事,是一个想象力超群、表情丰富、善于模拟的故事大王。举凡飞禽、走兽、游鱼、草蛇、蝴蝶、鸣蝉、蚊虫、蚂蚁,到了他的口中、笔下,都活灵活现,生动传神,而且被人格化、情感化、形象化了。

《庄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可是我们展读开来,就会发现,里面随处可见大量形象逼真、性格特异、各有所长、活灵活现的人物,大别之,有六种类型:

第一类是各种残疾人。散见于《庄子》内七篇的,有生下来就只有一只脚的右师,有遭受刖足之刑的王骀、申徒嘉,有被砍断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的叔山无趾,有肢体变型、形态扭曲的哀骀它,有曲足、伛背、无唇的闉跂支离无脤,有颈间瘤大如盆的瓮㼜大瘿;还有形态极为怪异的丑陋者,像脸部隐藏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颈后的发髻朝天、五脏的血管向上、两条大腿和胸旁肋骨相并的支离疏,有腰弯背驼、面颊隐于脐间的子舆等。这些人大都具备优良的品德、高尚的操守。这些人,一个共同特点,是身体残疾、形貌丑陋,却都是“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就是说,他们都具备上好的品格、素质,有出色的道德修养;因而博得庄子的情有独钟,在提到他们时,总是神凝气聚,笔端常带感情。这些残疾人大多数都是庄子哲学思想的形象鲜活的践行者。

第二类是各类体力劳动者。木瓦匠、粉刷匠、乐器匠,斫轮工、铸工、锻工,宰牛的、屠羊的、灌园的、种田的、捕鱼的、捉蝉的、驾车的、制陶的、卖浆的、养斗鸡的、喂猴子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从宫廷到民间,从闾巷到村落,从户内到野外,从农业到百工。行业之全,工种之多,几乎涵盖了社会、民生的各个方面。

第三类是“神乎技矣”,“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专家型”人才,以及具有高超技艺的形形色色的工匠师傅,诸如庖丁、轮扁、梓庆、伯乐、纪渻子、真画者、任公子、佝偻老人、吕梁丈夫等;还有大量的各有所长的百工技人。

第四类是摒弃有为而归于无为,从而成为一介布衣的隐者。像善卷、伯成子高、汉阴灌园叟、徐无鬼、老莱子、子州支父、石户之农、北人无择等等。他们多是知识者,在庄子笔下,往往是作为“道”的一种存在形态出现的。

第五类是狂者、社会越轨者,如楚狂接舆、盗跖等。

第六类,行为独特、乖异人伦、不同流俗的所谓“畸人”。

庄子表面上是冷对世情,清净无为,但在内心深处却充满着对现实世态的悲愤和热望,他是一个对现实有着强烈爱恨的人。宋代的朱熹和清代的胡文英都说,庄子心肠最热而眼睛最冷。心热,故感慨万端;眼冷,故能脱略世情。明知无用,他还是要讲要说,终竟不能忘情;但他只在一般观看,并不实际着手。

庄子的心灵世界极度复杂。他是相当孤独的,但凡先知和有大智慧者都是孤独的。因为他们的神理过于高妙,不能为一般人所理解。庄子的内心里,确是丘壑密布,块垒重重;可是,他善于化解。三十三篇都是他及其弟子对自身命运有了一番透彻的解悟之后的产物。

四、庄子的哲学思想

庄子作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概括地说有三点。

第一,庄子的哲学是间世的哲学,或者说游世的哲学。身处乱世的庄子清醒地认识到,战国时期一些有志之士,为了力矫时弊,实现其自身价值,纷纷著书立说,游说诸侯,但这些学说绝大多数是人与人争斗基础上的产物,是为诸侯所用的政治工具。就是说,这些以政治理想的实现为目的的学说,非但不能救世,使之契合于清静无为的天道,反倒会使人世愈加纷乱不堪。因此,庄子“立于天而间于世”。这种“间世之道”更多地带有批判性。他既非入世,也不完全出世,即脱离现实、隔绝世界,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保持超脱的境界。

第二,庄子哲学是心灵哲学,是一种性情哲学。这种哲学基本上不是社会政治哲学,不同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闻一多说,“他(庄子)的著书,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我们在用哲学的眼光考量庄子的时候,庄子同时展示着另一种精神气质—诗性的风采。逍遥游的尘垢之外的世界不是上天,不是天国,不是西方净土,而是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逍遥游也叫作“游心”。这种精神追求有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经验”,是个人自我感受的最高境界。

第三,庄子的哲学是主体美学和心灵美学。这么说的根据:一是,庄子所开辟的是自如放达的精神境界、人生境界和艺术境界,这就是他赢得后世知识分子追慕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他超越于先秦诸子的地方。二是,庄子的思维方式具有非概念、非逻辑性的审美的特征。《庄子》作为哲学,很少运用逻辑论证、推理的形式来阐发固定的结论;而是采取形象的类比、寓意的直观思维方式,使你在特殊的具体的直观领悟中去把握真理。三是,庄子的审美精神主要借助于诗意思维、神话意识和寓言方法等要素得以体现,也由于这些结构,使之完成文本的创造活动。

庄子哲学,或者说庄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闻一多说:“庄子穷困了一生,也寂寞了一生,他不肯仕进,并挖苦权贵,他的言行里映射着他的潇洒与放达;然而,最终取代他毕生沉寂的,是永久的辉煌。”历朝历代,大凡文人无不熟悉老庄、言说老庄。老庄的隐逸型的人格与儒家的君子理想,共同构建了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庄子的独立的人格,崇尚自由的精神,超然物外、潇洒出尘的丰标,都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为后世文人所追逐与景仰。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个体在现实生存中的有限性、受制性,从而将思考的重心移到了人的精神领域,将人的精神生命的自由与飞跃当作人生价值追求的至上目标。这填补了先秦思想的空白,并为后世文人营造了一块排除社会干扰、心灵自由放任的精神土壤,提供了一种抵抗人生逆境和苦闷的精神力量。它可以陶冶、培育、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教人忘怀得失,摆脱利害考量,超越现实种种庸俗的计较,特别是为心灵创伤、命运挫折、生活苦难提供某种抚慰。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之所以在遭遇惨重失败或人生不幸之后,一般并不走向宗教或者主动毁灭自己,而是保全生命、坚持操守、遁迹山林,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为此,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庄子。欣赏他、仰慕他的人,自是喜欢谈论他;就连恨怨他的人(比如宗儒者)也都愿意接近他、研讨他。儒家的“内阁总理大臣”朱熹(冯友兰语)明明知道庄子专门掘他的“祖坟”,却偏偏对他爱赏不置。

根据我自身学习《庄子》的体会,要领会其精神旨趣,除了直接解读经典文本,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还必须辅之以情感的投入,借助生命体验,做到情感相通,体验契合。正如陈鼓应先生所说,“也许一个人的生活体验愈多,愈欣赏庄子思想视野的宽广、精神空间的开阔及其对人生的审美意境;一个人社会阅历愈深,愈能领会庄子的‘逍遥游’实乃‘寄觉痛于悠闲’,而其思想生命的底层,则未始不潜藏着浓厚的愤激之情”,“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的这个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最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最具现代性的意义”。

当代学者林春红指出,庄子哲学是庄子对自身命运作了一番透彻体悟之后的产物,后世之人多能羡慕并向往庄子所拟构的逍遥游之境,但真正能够理解庄子的只能是同样经历过命运的自我感悟与自我超越的人。只有感受了人间苦痛,产生了人生困惑的人,才能明白庄子在讥笑功名利禄、乐道逍遥之后,何以总在文章结尾散发出一丝不易感知的惆怅与哀伤之味。而这才是庄子深层心理的真正呈现,是一个活脱脱的庄子式的人生感叹。

庄子最先扮演起我国文化史上的反叛角色,成为与正统儒家文化双峰对峙、相得益彰的另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之所以形成并受到后世的认同,是因为在超越了“物欲”、“智能”之后,一种新的生命状态即自由自适的境界,得以展现在人类面前,追求个体生命自由也就成为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如果说孔子具有十分执着的人生态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一种无穷的理性力量感染着后人的话;那么,庄子则是凭着他超脱的人生智慧以及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诗意魅力,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五、庄子的人生智慧

庄子具有人生的大智慧。三十三篇中,随处都闪现着智者的光芒。

庄子在《齐物论》中谈到最高的智慧:“古之人,其知(智)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疆界)也。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当代学者傅佩荣认为,庄子达到了智慧的顶点。这里有三个层次:一是超越谁是谁非的争论,因为人世间的是非总是有相对的成分,而每个人也难免有其主观的想法。二是超越万物之间的区分,“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三是超越对万物存在的肯定,如能觉悟“未始有物”,也就根本不曾有万物存在。—“本来无一物,何得染尘埃”。这第三步,应该是最高智慧。

具体说到庄子的人生智慧,集中地体现于以生命为贵,以名位为轻,“完身养生”上。他在《让王》篇中,用“隋珠弹雀”(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轻)的比喻,讥讽“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论证“重生轻物”的道理。《列子·杨朱》篇载录一段杨朱与孟氏的对话:问:人为什么要功名?答:以名者为富。问:既富之后,为什么不停止?答:为贵。问:既贵之后,为什么还不停止?答:为死。问:人死之后,又为什么?答:为子孙。集中描绘了人们贪得无厌,“一为寿,二为名,三为位,四为货(财)”,以功名利禄为幸福追求的心态。这种“重生轻物”,在先秦诸子中,体现一种人生观、价值观的转换,体现了人类自身生命价值的认知和主体意识的觉醒。

庄子的人生智慧,最有名的是他的“散木情结”。他在《人间世》篇讲过一个故事:木匠师傅走到一座山脚下,见到了一株大树,枝繁叶茂,干粗百尺,高指云霄,树冠宽如巨伞,能遮蔽十几亩地。观赏的人很多,可是木匠师傅却不屑一顾。他的徒弟忍不住发问,木匠师傅说:“此树大而无用,用来做舟船,则沉于水;用来做棺材,则很快腐烂;用来做器具,则容易毁坏;用来做门窗,则脂液不干;用来做柱子,则易受虫蚀,此乃不成材之木。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有如此之寿。”

庄子还曾借南伯子綦之口,说:“此树因不材而得以终其天年,岂不是无用之用。树无用,不求有为而免遭斤斧;白额之牛,亢曼之猪,痔疮之人,巫师认为是不祥之物,故祭河神才不会把它们投进河里;残废之人,征兵不会征到他,故能终其天年。”庄子总结性地说,“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却不知无用之用也。”

一次,庄子与弟子游山,晚宿于故友之家。主人很高兴,命儿子杀雁款待。儿子问:“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问杀哪只?”主人道:“当然杀不能鸣的。”第二天,出了朋友之家,弟子便忍不住问道:“老师,昨日山中之木,因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因不材被杀。弟子真糊涂了,请问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道:“处于材与不材之间。”

这里也涉及到了有用与无用的问题。一天,庄子的老朋友惠子和他说,魏王给我一个大葫芦种子,我种下之后收获一个大葫芦,大到什么程度呢?容积可达六百多斤(五石),用它来盛水,“其坚不能自举”,用它做瓢吧,“瓠落无所容”,太大了,“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一下就听明白了,是转弯抹角骂他的理论无用呢!于是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宋国有一户人家,世世代代给人家漂洗丝絮以维持生计,由于手总泡在水里容易皲裂,所以这家人就研究一种药,往手上一涂,管保顶用,这就是专利。这事后来被一个精明人听说了,就找到这家,想给一百金买下这个配方。这家人想:我们一家人干这么多年,也只不过才攒了几金,这一百金得够咱们干多少辈子!结果就卖了。那个精明人买完这秘方之后,就跑到吴国国君那里去了,他和国君说,咱们现在不是和越国总有摩擦吗,我有一个绝招儿,咱们要打就在冬天打,因为冬天手一冻,就容易皲裂,他们越国人肯定没有办法,但是我有一个秘方,只要涂上它,士兵的手就不再皲裂,肯定能够取得胜利。吴王一听,就接受了。后来到了冬天,吴越两国果然发生了战乱,吴国用上了这个配方,结果真就取得了胜利。吴王高兴,对他列地而封。那咱们下面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一个是把这个秘方用于世世代代干粗活,另外一个却能够列地受封,这不就是一个会用大、一个不会吗。你呢,就是不会用大—你有这么大的葫芦,为啥不考虑做个腰舟而浮于江湖呢?”

论者认为,庄子提出的“介于有用无用之间”,可以理解为类似儒家的“中庸”思想。因为太“有用”的,可能会遭致嫉恨,所谓“巧者劳而智者忧”,为才所累陷入困境;而过分“无用”的,又将遭人鄙视乃至欺凌。唯有不温不火,既不凌人,也不为人所凌,才是相对平和的状态。不过,这种“中庸”其实并不容易把持。因为要去判断怎样算过分,也是很麻烦的事情。稍有不慎就会弄巧成拙。所以庄子提出了第二种态度,那就是,完全抛却所谓的荣辱观,既不去刻意地追求有用,也不去刻意地显示无用。一切无大欲,无大求,本着自己心中的自由道德,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态度待人。

鉴于人间种种纷争,寻根究底,全在于求名用智,庄子反复强调韬光养晦、藏锋不露的生存智慧。主张退隐、藏锋、遁迹、避世:“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则阳》)与此相对应,庄子在《徐无鬼》篇讲个“骄猴中箭”的故事:吴王泛舟于长江,登上猕猴山。群猴看到他,惊慌地逃走,逃到荆棘深丛中。有一只猴子,来回跳跃,向吴王显示它的技巧,吴王射它,它敏捷地接住箭。吴王就召集左右射手一齐来射它,最后猕猴遂被射死。吴王对他的朋友颜不疑说,这只猴子自夸它的灵巧,自恃它的敏捷来挑战我,最后命丧箭下,可要引以为戒呀!颜不疑平素骄纵自恃,从此改变了骄狂之态。其所以骄狂自恃,就在于“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大意是,德的失真是由于求名声,智的外露是在于争辩是非。名是人们相互倾轧的原因,智是人们相互斗争的工具。这两者都是凶器,不可以将它们推行于世。所以,“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

庄子提倡即便才德出众,也要形同无知,大智若愚,像是无知的婴儿一样,“行贤而去自贤之行”,“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不居”,做到“无天灾,无物累,无人非,无鬼责”,“光矣而耀,信矣而不期”(《刻意》)。这样就符合“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了。天地覆载万物,生养群伦,从来不自大,故能成其大;不居功,故能成其功。要像大海那样,“不辞东流,大之至也”;要像圣人那样,“并包天地,泽及天下,而不知其谁氏”,“生无爵,死无谥,实不聚,名不立”,“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徐无鬼》)。

庄子强调知足知止。“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进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齐物论》)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紧抓不放。一旦让名利迷住了心窍,那么就会弄巧成拙,让本来美好的追求化为泡影。名利都是缰锁,必须适可而止。

论者认为,庄子的生存智慧,是生于乱世的弱者在无可奈何形势下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包括无用论、虚己论、随化论以及逍遥论,而这些又都是为了心灵的超越而论的。这种生存方式,既可消解现世的伤害,又能在精神世界提升认知的层次。

六、庄子的思维方式与“三言”叙事策略

在古代的思想家中,庄子的思维方式是至为独特的。论者一般都把它概括为“直觉思维”,即不经过逻辑分析而直接体察事物的内在本质;也有的考虑到它的突破常规、冲决框范、不受时空限制,以想象、联想和逆向、侧向为基本特征,而以“非逻辑思维”目之;有的索性称之为“意象思维”—用某种具体的形象来说明某种抽象的观念或原则,实现一种由具体到抽象的认识飞跃;还有的概括为“混沌思维、方外思维、梦幻思维”;等等。看来,都符合庄子的思维实际,有其足够的理由。也许,这些从不同视角、不同方位总结出来的思维方式,合到一起,便是庄子思维方式的整体特征。

庄子是艺术家的气质,不注重外在客观性的知识,而看重主体内在的感受;不重视概念的分析、剖断,而看重实际生活的感受;不重视语言文字的表述,而看重直觉的把悟。应该说,这类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是独树一帜、独一无二的。它不同于《周易》的整体思维,它并未形成二仪、四象、八卦、六十四爻等整体结构模式;也不同于老子的逻辑思维方式。老子认为,为学与为道走的是不同的路径,为学靠知识的积累,因而收“日益”之功,这是做加法;而为道则要求做减法,体道之人需要心怀淡泊,要不断地减损俗世欲望,最后达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那么,他是如何表述这一思想的呢?只用了四句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而庄子则有其独特的表述方式。他要讲物类互相累害、互相制约、互相召引,都是由贪得谋利所致。但他并不直说,而是付诸一系列的形象:“庄子游于雕陵之樊,睹一异鹊自南方来者⋯⋯一蝉,方得美荫而忘其身;螳螂执翳(隐蔽)而搏之,见得而忘其形;异鹊从而利之,见利而忘其真。庄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类相召也!’捐弹而反走,虞人逐而谇之。”(《山木》)庄子家里青黄不接之时,来向监河侯借粮暂渡困难。可是监河侯却说,等我收了地方税,再借给你。庄子心中恼怒,但他并不直说,而是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昨天我从这里路过,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四下一看,原来车辙里有一条小鲫鱼,在那儿跳呢。我就问鲫鱼,在那里干什么呢?小鲫鱼说:“我是东海的水官,现在处于困境,你只要给我一斗一升的水,就能救我的命。”我说:“好啊,我这就要去吴越那个地方,引来西江的水救你。”这个小鲫鱼说:“你说这话,还不如干脆去卖鱼干的铺子里找我吧!”庄子用寓言形式,无情地揭露了那些见死不救,反而用貌似慷慨大方的话掩饰其一毛不拔的卑劣行径的权贵人物。

闻一多先生说,庄子是“最真实的诗人”。就其直觉的、意象的、梦幻的、非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倒真的和诗人的思维方式有些相似,它使人想起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串诗人来。而且,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模糊性、超邈性,就其缺乏概念的明晰性和确定性来说,有些类似情感体验,这也类似诗人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又并非出于情感因素和心灵呼应,因此有着显著的差别。何况,即使是屈原、李白这些最伟大的诗人,又有哪一位具有庄子那样深邃的洞察力、穿透力,宏阔的视野和卓绝的识见呢!

《庄子》一书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寓言”、“重言”、“卮言”形式与叙事策略。司马迁在庄子传中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有人统计,《庄子》一书中共有二百多个大小寓言。对这里说的寓言,不能理解为都是架空虚构、全凭幻想的言词。“寓言”一词,最先由于庄子提出。后来我们翻译国外的《伊索寓言》,借用了庄子的说法。其实,它们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庄子寓言的“寓”字是寄托的意思,也就是把一个事实或道理不直接说出,而是间接地寄寓在另一个类似的故事里,要人们透过这个故事的背景来解读其语意。《庄子》已摆脱语录问答的形式,能围绕中心论题展开阐说论证;语言华丽,词藻丰富,时或韵散相间,错落有致,声韵和谐,优美动人。

庄子自叙其著述特点时,曾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关于“三言”,晋人郭象在《庄子注》中作如下解释:“寄之他人,则十言而九见信。世之所重,则十言而七见信。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徂’。日徂,谓日新也,日新则尽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尽则和也。”可见,所谓寓言就是借形象思维寓理于事,表达己意;所谓重言,就是借重古人之言以申明作者自己的观点;(清·郭庆藩在《庄子集释》中认为,重,复也,重言乃重复之意。可备一说。)所谓卮言,就是依文随势而出现的一些零星之言。

庄子之所以大量应用“三言”,首先是考虑到,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各执一端,诸子表达言意,辩论、著书,都十分注重修辞方式,竞相采用稽古、引经形式作为立论的根据,以增强文章或话语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庄子自然也不想板起面孔来进行空洞的说教,于是,以“三言”的方式,借人、借物、借事来说“道”,并把自己的感情倾注进去。再就是,鉴于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社会秩序紊乱,致使是非混淆,大道不显,所谓“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也就是“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浊,不可以诚实之言喻之。庄语,端庄而语诚实之事也”(宋·林希逸语)。因此,庄子便采取这种“三言”的形式。有论者认为,庄子的认识论为怀疑主义和直觉主义相结合,由此决定了他的文章经常借用寓言、象征来克服语言的局限性,并留给人以极广阔的想象空间。也有的认为,庄子之所以要说一些“荒唐之言”,盖由于他要说的“道”是既不能用“正的方法”来说“是”,也不能用“负的方法”来说“非”的东西。唐·陆德明说,《庄子》“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

可见,“三言”的应用原本是一种叙述策略。这里有多方面考虑:其一,为了追求精神自由和表达超脱的思想,需要采取“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表达方式,把深刻的哲学思想形象地寄寓于扑朔迷离、真伪莫辨的虚拟情节中,呈现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其二,不标示一己成见,或寄托在一种虚设的情境之中,或借他人之口,说出一种道理、一种看法,略去结论,个中究竟留待读者去自由体悟。其三,跳出是非判断的圈子,避开争辩、驳议的干扰。其四,借助一些名人、古人、“乌有先生”之口,既平添一种亦庄亦谐的艺术氛围,又可以破除无谓的猜疑,从而增加可信度与说服力。其五,为了体悟回环运行的“道”,就要诱导人们进入回旋式思路;而进入回旋式思路的最有效途径,莫过于运用轮转无端、回环往返式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六,这种“诗性语言”,自足而又开放,显豁而又朦胧,正好是对“工具性语言”、干瘪僵死的话语方式的超越。其七,庄子为了超越“言不尽意”的语言局限,不是以先秦哲理散文惯用的言说方式—论述性的语言、严密的逻辑推理去阐释哲理;而是以不受逻辑与常识的约束、富于想象力又不太精确、模糊混沌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来演绎,所谓“言归文字外,意出有无间”,“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张孝祥词)。其八,庄子认为,道是无形无限的,以有限的言辞难以状述,所以用“无端崖之辞”来表述,但也只能步步趋近,而不可能真正穷尽。

当代学者张洪兴在其《〈庄子〉“三言”研究》一书中指出,《庄子》三十三篇中,除《骈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天下》六篇没有辩对外,其他二十七篇都离不开辩对。在说话、辩对过程中,为了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庄子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如直陈法—直接就问题展开陈述。一般是由地位较低、年龄较小的人向位高年长的人请教问题,并就此展开论述;或者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有关问题进行辩论。这种方法在辩对最常用。迂回法—不是直接陈述道理,而是先否定再肯定或者讲故事等间接、迂回地进行论述。譬喻法—用各式各样的比喻进行论证。铺陈法—在辩对过程中,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同一问题反复加以论证。

七、庄子的幸运与悲哀

在浩瀚的史海中,有些人是生前热浪蒸腾,死后却阒然沉寂;而庄子则恰恰相反,在他殁后两千多年,远比他在世时风光得多,喧闹得多。后世的学人对于庄子其人其书,贬之者固然所在多有,但誉之者更是为数极多,注《庄》、解《庄》、论《庄》者,代不乏人。他们不仅从哲学的层面上解读《庄子》,而且在人生道路抉择、客观事物解析、价值取向探究方面,渗透着异代同心的深情理解,回响着一声声沉重的悲慨与叹息;特别是在文学与美学方面,更是热衷于分析、判断,赏识庄子的才情,接受《庄子》的影响。正所谓:“名理孕异梦,秀句绣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郭沫若先生有言,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是在庄子的影响之下发展的。他还说:“庄子固然是中国有数的哲学家,但也是中国有数的文艺家,他那思想的超脱精微、文辞的清拔恣肆,实在是古今无两。”

从方勇先生的《庄子学史》中可以看出,两千年来,对于庄子其人其书的批评、研究,迄未中断。由于立足点、出发点不同—有的站在崇儒卫圣的立场上;有的着眼于教民励俗、世道人心方面;有的从社会发展进步或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批判的着眼点和侧重面也各有差异,大别之,可分为哲学角度(学术观点,如相对主义、虚无思想),政治角度(社会发展、科学文明、秩序建立),人生观角度(价值取向、人生道路、处世态度)等多个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五花八门,各极其致:有的以儒解庄,有的以释解庄,有的以道解庄,有的以程朱之理通庄子之意;有的采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有的以时文(科举时代应试之文)方法,有的引进西方的哲学观念、研究方法,有的进行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等等。这一切,都决定了庄子批评、研究的“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独特现象。这种情况,不要说在先秦诸子中为仅见;即便是在整个中外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恐怕也是十分特殊的。

同那些着眼于学术、心性、思想观念、处世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解放后有些人站在极“左”的立场上,对庄子予以全盘否定,包括《庄子》的精华部分,也一律粗暴地加以“横扫”。最典型的是上世纪60年代之初,关锋从政治需要、阶级斗争的角度,对于庄子所进行的政治批判。他首先下了定论:庄子“是一个反动的思想家”;然后,从哲学体系、哲学思想、哲学观点上判断:其一,“是一个彻头彻尾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其特征是“虚无主义、阿Q精神、滑头主义、悲观主义”;其二,“是没落的、悲观绝望的奴隶主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其三,“他的哲学观点、所达到的结论,则都是错误的、荒谬的,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东西”;其四,“庄子的唯心主义,是最坏的唯心主义”;最后指出:“庄子哲学毒性最烈的,就在于使人醉生梦死、精神堕落,特别是它被裹上了一层糖衣”,“庄子哲学思想,是人类的精神堕落。每一个历史转折的时期,反动的没落的阶级,总是这样来毒化人类的”。通过这样全盘否定、无情批判,庄子其人其书的一切价值,就都被这个“笔杆子”一笔勾销了。

当然,我们反对对庄子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并不意味着庄子的一切都是正确无误的,一概都应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看他为思想文化传统提供了哪些前辈们所没有提供的有益的东西,又有哪些他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而他却没有做的事情。同一切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思想学说一样,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庄子及其哲学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也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

说到庄子的悲哀,并不在于遭受到后世多方面的批评。批评首先是一种关注;批评只要准确,而且具有足够的深度,那它对于学说的传播与发展是绝对有益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即使有的批评,失之于期望过高、要求过苛,甚至不着边际,毫无道理,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眼明的读者自会慎思、明辨,决定弃取。庄子的悲哀,在于他的著作“解味”者不多,未能得到世人充分的、足够的理解,以至于长时期地遭到冷落,无人问津;后来的情况是,出于不同需要、不同考虑,被扭曲,被肢解,被利用,被改造。

其中最明显的是道教的改造与利用。道教形成于东汉末年,是在原始宗教巫术和秦汉以来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本来,老庄的“道”属于境界形态,并非实有,因而不可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更不可能成为崇拜的对象;道家也不讲苦业、原罪,解脱、救赎,仅仅限于生命修养,消解心智的执着与人为造作的困扰;可是,道教却将“道”神秘化,把它改造成具有人格属性的至上神,在把老子奉为“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的同时,还利用庄子“真人”、“神人”、“圣人”的说法,发展其神仙意识,将他说成是宗教神,将庄子学说演化为神仙术,炼丹、补气、辟谷、气功,长生不死,得道成仙,与庄子思想相去日远。庄子超凡的想象力,设想能够“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能够“登天游雾,挠挑无极”,超越时空限制,实现寰宇遨游。这在两千多年前,真是了不起的创见,它为后来的伟大的航天实践,无疑地起到了启迪与激发作用。可是,这科学的遐想、伟大的探索精神,后来却被曲解、蜕变为升天求仙、肉身超升的宗教修炼。对于庄子来说,这可说是始料所不及的悲剧。

最后,顺便说说民众眼中的庄子。两千多年来,庄子思想精神已经融入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民间信仰、文化爱好之中,形成了丰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民俗民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杨义先生在《庄子还原》一书中谈到,先秦诸子在创造其学说的时候,除了面对有限的文字文献系统之外,他们面对的主要是异常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传统和原始的民风民俗。同样,今天我们在还原庄子思想、形象时,也不应忽视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积淀。实际上,豫东、鲁西南、皖北的商丘、民权、曹县、东明、蒙城等地,确实都流传着大量的有关庄子的民间传说,体现了对自然的思索、对社会的审视、对人生自由的追求等丰富的内涵,形式主要有史志记载、口头传承、说唱艺术等。山东东明县已经整理出四十篇有代表性的传说,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得到批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五个县都分别成立了民间庄子研究会,许多中学教师、方志编者、政协委员、退休干部参与进来,有的成了庄学专家,出版多种学术著作。

庄子是一部大书,三天两天都说不完。这里只就几个重要方面,略加阐述。不当之处,尚请各位不吝赐教。



吾与庄子

—在白云书院的讲演

(2014年7月19日)


说来,结缘庄子已经六十多年了。记得在我就读私塾的第七个年头,“四书”、《诗经》、《左传》、《史记》都读过了,塾师确定:从是日起,诵读《庄子》。

那是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是父亲回祖居地河北大名探亲时,在邯郸书局买到的。关于我的父亲,这里多说几句,因为他老人家的习性、志趣,以至对庄子的爱好,对于青少年时代的我,都曾产生过直接的影响。父亲少年时也读过私塾,他特别喜欢八旗子弟书。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热心、好胜,爱打抱不平、管闲事;勇于为人排难解纷。后来,年华老大,几个亲人相继弃世,自己也半生潦倒,一变而为心境苍凉,情怀颓靡,颇有看破红尘之感。他到医巫闾山去进香,总愿意同那里的和尚、道士倾谈,平素也喜欢看一些佛禅、庄老的书。由关注外间世务变为注重内省,由热心人事转向寄情书卷,寻求精神上的寄托。但所读诗书多是苍凉、失意之作。大约在我五六岁时,就听他唱过《扇坟》的子弟书段,里面讲庄子闲行,遇见一个女子,为了早日改嫁,为死去的丈夫扇坟,“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限来时各去投”。原来是“观音变相来指点”,“教训庄子认根由”。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

我家祖籍河北省大名府。父亲每次回老家,路过邯郸,都要到黄粱梦村的吕翁祠去转一转。相传唐朝时期,科举中落第的卢生,情怀抑郁地来到吕翁祠,正在煮黄米饭的道士,劝说几句,不见效果,便递给他一个枕头,让他躺下休息。结果,四十年荣华富贵,享用无穷。到头来不过是黄粱一梦,待到醒来,道士煮的黄米饭还没熟呢!康熙年间,有个书生名叫陈潢,有才无运,半生潦倒,这天也来到吕翁祠,带着满腔牢骚,半开玩笑地写了一首七绝:


四十年来公与侯,虽然是梦也风流。

我今落拓邯郸道,要向仙人借枕头。


我父亲针对陈潢的这首诗,作了唱和: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应该说,这完全是庄子的思想。

下面接着说我父亲买回的这部《庄子》。上面有晋代玄学家郭象的注和唐人陆德明的音义解说。不过,老师并没有参照着讲。即便是《庄子》正文,讲解得也并不细致,只是逐日地按照篇章领读一遍,提示僻字、难字读音,然后就要我们反复诵读,直到熟读成诵了,再进入下一章节。“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是他所一贯强调的。

要说真正把玩《庄子》的奇文胜义,体验到一些灵识妙悟,那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有一次,在南开大学做过一场演讲之后,接受学报记者采访,曾被问到:“童年时,你由读‘四书’到读《庄子》,从脑袋里塞满仁义、忠恕的儒家信条,一变而为大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不是有一种豪情四溢、生命清新的感觉?”我如实地回答:“应该是这样。但当时并没有如此对比鲜明的感觉,因为‘食而不知其味’,还没有达到解悟的程度。”

当然,要是说一点儿也不受影响,也并不现实。何况,还有我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记得我在中学读书,那年十六周岁,我已经当上了全校学生会副主席,却还不是共青团员,绰号“小郭沫若”(郭是1958年才重新入党的)。学校团委书记王碧老师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我如实地说:“我父亲嘱咐我,就是好好念书,什么组织也不要加入。”这样,就直到高中毕业前夕,才加入了共青团。不过,最明显的影响还是在“文革”十年。

1966年5月“文革”开始,先是批判“三家村”,新闻单位首当其冲。本来,我已被调入营口市委机关,但运动开始后,原单位营口日报社的造反派贴出大字报,要求所有调出的编辑、记者,一律回去参加揭发、批判“三家村营口分店”的反党罪行。这天,报社造反派联合高中学生把总编辑作为“三家村”黑店的代理人揪出批斗,紧接着,我们这几个所谓黑笔杆子(俗称“四大金刚”),作为黑爪牙,也被点名批判。后来,斗争重点转移到“走资派”了,我们这些“反动文人”,才被当作“死狗”搁置在一旁。但因为受到过批判,有“污点”,机关哪个群众组织也不肯吸收为成员,便只好站在一边,过着逍遥派的生活。原本我就对于两派争斗没有兴趣,现在倒乐得这个相对自由自在的状态。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1968年9月下旬的一天,市革委会政工组长找我谈话,说是全市只剩营口日报社没有建立革委会了,国庆节前必须实现全市“一片红”。经过军队、地方领导反复酝酿,最后确定由我做报社革委会主任。由于丝毫没有准备,我一听,脑袋就大了。紧跟着问:“你是不是开玩笑?我怎么能担这个重任?”政工组长严肃地说:“怎么能开玩笑!”接着神秘地说:“这是由韩政委亲自点将啊!政委说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在北京两派谈判时,我也在场,政委就是这么说的。”他说的是一位军队的首长,当时任营口市革委会主任。

原来如此!这年年初,中央号召各派大联合,分批召集各地群众组织头头进京谈判。记得是1968年1月26日,突然接到通知,说是韩政委要我到北京去。我感到特别突然,也十分紧张,不知出了什么事—我一介书生,区区一个小科长,找我干什么?坐了一夜火车,第二天早晨被接到京西宾馆。韩政委对我说:


周总理亲自部署和主持这项工作,要求全国各地群众组织,务必在1月28日前实现大联合。可是,市里两派头头各执一词,争持不下,联合协议签订不了。现在,急需起草一份既符合中央要求,两派组织又都能接受的联合协议。明天是最后期限,凌晨五点前必须达成协议。中央的口径是:一、两派都是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二、两派都犯有错误,不能“唯我独左”;三、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团结一致向前看。


最后,他说:“你没有介入两派的纷争,立场中立,没有成见,比军队同志还要超脱一些;而且,文学修养、表达能力都是拔尖的。这样,由你起草协议,他们很容易接受。”

接下任务后,我就被圈进一个房间,房门倒锁,整整突击了四个小时,最后送交首长审定。认为措词严谨,没有偏颇,一碗水端平了;特别是强调顾全大局,情辞恳切,很有感召力、说服力。这样,在两派头头会谈中,韩政委主持,由我宣读协议书,都没有提出异议,算是正式通过。

因为记着这件事情,这次准备对我予以重用。可是,我却“不识抬举”,一迭连声地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我可担负不了这个重担。”我对报社深知深解,那里是人才荟萃的地方,也是龙潭虎穴。这两天,我正在看《庄子·列御寇》篇:在骊龙颔下取珠,“使骊龙而寤”、“子为齏粉夫”!“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由于我死活不肯就任,最后没办法,军里派了一位秘书科长,担任了报社革委会主任。他一到任,就赶上“清理阶级队伍”,导致一人自杀、两人批斗致残。粉碎“四人帮”后,这位科长调回部队;剩下两个地方副主任,都不怎么管事,但也受了处分。我如果当了一把手,即便是消极应付,因为有责任在身,也得被划为“三种人”,开除党籍、公职。报社一位同仁,后来见面,他对我说:“许多人和你一样,也读过《庄子》,可是到时候就不起作用了。古人说:‘公所读书人亦读,不如公处只聪明。’你的聪明劲,令人佩服。”我说:“未必如此。关键在于我一向淡泊名利,这样,庄子的话才一拍即合。”

我的文学写作始于1958年,这一年曾在《辽宁日报》副刊上发过短篇小说,进入60年代之后,在《营口日报》编副刊,写了一系列散文、杂文、随笔,可说是已经进入创作的“热潮”。但是,“文革”十年,我竟然没发表过一篇作品。一是接受了消极教训,害怕触犯“文网”;二是对那种“帮派文章”不感兴趣,不想往里掺和;三是个性使然,不想趋时,淡泊名利。庄子在这方面,有很多论述:“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月亮早已沉下去,花开叶落说不清多少次了,敬爱的塾师已然骨朽形销;而“口诵心惟”的绿鬓少年,也已垂垂老矣;沧桑阅尽,但见白发三千;只有那部《庄子》,依然高踞案头,静静地像一件古玩,意态悠闲地朝夕同我对视。它是我的枕边书之一,像明人屠本畯所说的:“我于书,饥以为食,渴以为饮,欠伸以当枕席,愁寂以当鼓吹”。至于庄子本人,更是一直活在我的心里,不时地走进我的魂梦之中;他的思想、修为,对我的人生道路抉择、价值取向,确曾产生过深远影响。

在我的身上,就传统文化的影响来说,儒、道两种思想,相反相成,相资为用,演绎着一种力的纠结、力的平衡。我从小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读的大都是儒家典籍,树立了人生“三不朽”的抱负,也写过“未能被国干城选,有愧人间一丈夫”的诗;可是,待到走入社会,面对的是复杂多故的现实,先是“反右”,接下来是整风、“拔白旗”、庐山会议、批“小说反党”、批《海瑞罢官》,直到“文化大革命”,这又使我望而生畏;加之,童年时受父亲的影响,开始向庄子的思想靠拢。《庄子》号称“乱世之文”,历代一些读书士子在失意受挫时,都是结缘庄子的。

如同整个传统文化和国学是精华杂着糟粕、瑕瑜互现的,《庄子》一书也不例外。毕竟是两千三百年前的产物,必然有其历史与时代的局限性。我在接受它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它的消极方面的浸染,这在几十年的生命历程、工作实践中都有所反映。有时候,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不免走向消极。幸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的指导,增强了原则性、是非观与积极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克服、消解那种消极避世、崇尚无为、不谴是非的负面作用。只是在遭逢乱世、苦难(包括病苦)之际,发挥它的自我保护、活结化瘀、保持心态平衡的积极效应。

庄子在思想上,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有这个思想垫底,他才能主动地选择运用减法。所谓做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舍得”和“放下”,舍弃多余之物,舍才能得;凡事看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庄子的哲学思想,为“舍得”和“放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庄子强调人生的有限性。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说:“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这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的理论依据。

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这样,也就能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也就能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这样,也就能做到知足知止。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节制、拒绝。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惨下场。

也只有这样,才能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要人们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少往身上套挂枷锁。

在新的历史时期走上领导岗位之后,我能够时时保持低调,保持本色。我在营口做主要领导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凡事做出表率。我家三世同堂,提拔之后,也还是住在普通民宅两个房间里;孩子上学,家长登记都是她的母亲。我同孩子讲,这样对你有好处,你成绩优秀了,也不会有人说你靠爸爸,不致背包袱。1985年5月12日,省里调我去文化厅任厅长,我表示担不起这个重任,推拖到最后,另选了别人。1988年,又调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我从三月拖到五月,迟不赴任。有位熟悉的省领导,批评我“自视清高”、“羞与同辈为伍”。我说:“我在营口待惯了,大家都接受了我。再者说,已经年过半百,也就是十年八年就退岗了,在哪儿干还不一样!”最后中央下令了,只好到任。女儿高兴地拍手说:“这回我们家可是出人头地了。”我说:“这话讲不得。万一出了问题,想保持过去的现状,也没有可能了,还谈什么‘出人头地’!”

在我看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无足轻重,我没有那么多的欲望;并且,对一些人权欲熏心,不理解,更看不惯。我曾借助贪得无厌的秦始皇和为着立德立功弄得心力交瘁的曾国藩这两个典型,写了《欲望的神话》和《用破一生心》。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中央考核组组长钮茂生同志找我谈话,说,“按你的德才、能力、水平,也该提为副书记了,可是省里没有位置;正好吉林还有个副书记名额,组织上考虑调你过去。”我笑说:“组织上看到我了,十分感激;不过,对我来说,也无所谓。到吉林去,也不过干上四五年,常委也好,副书记也好,都得过渡到政协、人大,最后一样当退休老头—将军和士兵,在澡堂子里,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这句话传到外面,一时成了口头语。又过了三年,1994年盛夏,中宣部长丁关根同志找我到北戴河,说是要调我到中国作协任党组书记,我也婉言谢绝了。有人埋怨说:“你真傻,那是正部级呀!”

我主张,当一把手应该高屋建瓴,看得更远一些,立足点更高一些。这就要尽量超脱,绝不能整天陷在具体事务中去。我是不管具体事的。每个星期都要留出两天,不处理工作,专门用于思考全局性问题。为政不在多言。我在任何场合,都不愿意夸夸其谈。领导者威信的建立,一是靠人格魅力,一是靠真理力量。所谓“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是看你是否清正廉洁,是否公道正派;所谓“真理力量”,主要是指远见卓识,决策正确。有人喜欢通过演讲,慑服听众,树立权威,其实,往往是说得越多,效果越差。林语堂说,演讲,尤其是对群众的演讲,必须像女孩子穿的“迷你裙”一样,愈短愈好;千万不要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我认为,领导讲话也是如此。从一定意义来说,我是认同“无为而治”、“为而不有”的。

在宣传部,我主要抓两条,一是配备好所属各厅、局、办、室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二是把握方向,随时注意发现带有全局性、方向性的苗头,及时加以处理。总之,一把手应该干一把手的活儿,不能干副职的事,更不能代替下属。如果一个时期你感到太累了,或者心中无数了,那就要省察一下,是不是代替了其他人的工作,干了自己不该干的。有人评论我,工作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如果确是这样,那就是得力于此。在任期间,我的两个常务副部长都是很优秀的。一个不久就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锻炼;我便从市里选一个副书记,一上来我就予以足够的信任,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尽量创造条件让他出头露面,使上下了解他、承认他,而我则退避在后,以便让他从我的影子后面走出来。对其他副部长,我也放手让他们去干,从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埋怨指责,使他们有足够的自主权,觉得有用武之地,而无后顾之虞,不像小孩子在大人面前,走出一步就回头看看,顾虑重重,看眼色行事。我确定一条原则,每个副部长都可以直接对着主管书记,直接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不必经过我这个部长。凡书记部署的材料,出来后我负责把关,但都由有关副部长直接上交,书记表扬了由他直接受领;如果不满意、受指责,我要承担责任,因为经我把关了。这几个副部长都是才华毕具的,这样,整个班子就非常和谐,充满了活力。作为一把手,要做到这样,我觉得必须具备高尚的品质和大将风度,要有容人之量,不怕别人上来,不怕别人邀宠居功,不怕别人超过自己、代替自己。

召开全省宣传部长会议,都由常务副部长主持,结束时,我都有一个即席讲话,拣最要紧的事讲上几点,这样,人们印象深刻,经久不忘。1992年3月,我有个即席讲话,中心是说:


宣传工作项目多,任务重,应该分清主次,不能平均使用力量。新闻和文艺工作性质不同,功能也不一样。新闻是政治工具,是喉舌,它是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直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特别是我们的传媒,和国外的不一样,长期以来,一向被各级干部和老百姓看作是“红头文件”,绝不能产生误导,因此,必须下力量抓好,把好关,不许出任何纰漏。而文学艺术,尽管也具备教化的功能,担负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任务,但它不像新闻那样敏感,那样权威,那样直接发挥指导作用,因而也不可能直接左右人们的思想行为。比如,电影《红高粱》里面有往酒里撒尿的场面,表现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境,今天,恐怕不会有谁去效法它。所以,我们不必像管理新闻那样去管理文艺。总的大政方针,中央已经明确了,我们主管部门要做的,一是认真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二是给作家艺术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做好服务工作。作家、艺术家是从事个体劳动的,他们要求有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详和、安静的氛围,文人是“宜散不宜聚”的。我们要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尊重艺术创作规律,不能一天到晚老去“捅咕”他。像过去那样,一天到晚学习、表态,催耕催种,耳提面命,肯定是出不了伟大作品的。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我觉得对作家、艺术家也是适
用的。


讲话后,反响很好。但有一位知名老艺术家在省政协会上说,我们的宣传部长公开宣扬“无为而治”,主张文艺放任自流;宣扬文艺功能特殊,作家艺术家特殊,反对文艺配合政治任务、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给我戴上两顶“政治大帽子”。省政协主席听到后,出于对我的关心,劝我直接找他谈一谈,当面解释、说明一下。我没有找他谈心,一是因为我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二是,庄子认为,“辩无胜”,双方各执己见,是辩不清楚的。

1993年7月底,我在身体检查时发现,患了早期肺癌,在金秋医院院做了切除手术。当时轰动很大,省直机关和各个市的领导,都打招呼要来看望。我感到太麻烦,也不利于休息,经请示书记,确定一律谢绝。设了两道岗,司机“唱黑脸”,在一楼挡驾;秘书在五楼住院部,阻拦个别上来的领导。两处各设一桌一椅,放上留言的纸笔。最后,留言信函达半尺多厚。没有收一分钱的礼物,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老部长刘异云同志,他钓了一条三斤重的鲤鱼,送过来为我加强营养;一个是沈阳市委食堂送过来一罐甲鱼汤,破例收下,其余一概谢绝。有人说,如果放开的话,光是名正言顺的慰问金,就相当可观了。我说:“如果那样,我可就丑相毕露,不可观了。”

由于接受了庄子的生死观,能够以豁达的胸襟、乐观的态度,看待生老病死,取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长夜无眠,小护士喜欢诗,要我讲些和诗有关的故事,以驱除睡魔,消解烦闷。

我就说,二十年前,我在营口市工作,外地一个老朋友公出到此,突然扁桃腺发炎,住进了医院。我把刚刚收到的吐鲁番产的葡萄干给他送了过去,并附了一首小诗:“日晒风吹历苦辛,清新浓缩见甘醇。区区薄礼无多重,入口常怀粒粒心。”然后,我就下乡了。一个星期之后回到办公室,发现案头放着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正是那位老朋友寄来的,里面装着一个小纸包和一张信纸。说到这里,我卖了个“关子”,住口了,自顾自在一旁悠闲地喝着开水。

小护士忙问:“纸里包着什么?”我说,你猜猜看。她歪着小脑袋想了想,其时正处于70年代初“文革”期间,于是,她就猜测肯定是粮票、饭票、布票之类的东西。全都错了。我告诉她,那里包的是七个蚊子和八个臭虫。信纸上写了一段话:


小病幸已痊愈。佳诗美味,受用已足,无以为报,献上近日在病房中俘获的战利品,并戏题俚诗一首,借博一笑:


深宵斗室大鏖兵,坦克飞机夹馅攻。

苦战苦熬一整夜,虽然流血未牺牲。


说到这里,连我自己也憋不住笑了,小护士更是笑得前仰后合,睡意全无。

一天,护士长带队前来查房,量完血压、脉搏之后,她们央求我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就说,宋朝有个宰相名叫王安石,生性古怪,喜欢抬杠。这天,大文豪苏东坡拿过一方砚台请他过目,说是花了很多银子买到手的,言下流露出炫耀之意。王安石问这个砚台有什么特异之处,苏东坡说,呵上一口气就可以磨墨。王安石说:“这有什么出奇的?你就是呵出一担水来,又能值几文钱!怕是你一连呵上五十年,也挣不回来本钱。”苏东坡被噎得只有苦笑的份儿,心说:这个“拗相公”,真是拿他没办法。

接着我又讲,就是这个苏东坡,每到一处总喜欢作诗,像我喜欢看书一样,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可是,他竟忘记了身旁经常有人往上打“小报告”。结果,遭来了种种麻烦,惹下了无穷的后患,弄得颠沛流离,四处流放。他到杭州去做官,知心好友文与可苦苦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但他还是吟了。结果,七年后被人抓了辫子,说他那首咏桧柏的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诅咒皇帝的。幸亏皇帝宽宥他,方得免去一死,最后贬到了黄州。后来几经辗转,又流放到惠州,住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很舒适,人也胖了,脸也泛出红光,便情不自禁地写诗抒怀,其中有两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谁知又被人打了“小报告”,说他在这里享了清福,朝廷便又把他流放到更为荒远的海南岛。

听到这里,小护士们齐声说,那些打“小报告”的人真可恨。我说,是呀!古往今来,这种人名声都不好,咱们可要以此为戒呀,以后我再看书,你们可不要向护士长“告密”了。大家哗的一声笑了起来,说:“我们上当了,原来,你是绕着弯子来表示抗议。”

一晃儿,二十年过去了。我还经常到金秋医院去检查身体。他们说,当年你留给大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看得开、放得下,积极、乐观。这是你战胜病魔、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我说,在这方面,颇得益于
《庄子》。

上面,结合几十年的实际,谈了庄子对我的影响。这里想附带解释两句:庄子也好,道家也好,其价值取向、思想追求是与佛禅有着差异的。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不能避世、消极,所以,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贪恋权势,更不同流合污,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是有所不为。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话:“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

台湾著名女作家罗兰有一段话,说得很到位:“道家思想,虽然常被自命积极有为的人所轻蔑,甚至有意把它打入冷宫,但实际上,真正能度过大风浪,熬过大压力,躲过大危机,而能长存于世,胜过了那一味盲进的人们,不致失去机会,不致中道崩殂,而终于成为成功者的,没有不悄悄采纳了道家‘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道理的。”

按照孟老夫子“颂其诗,读其书”还要“知其人”的训示,我曾设想,有朝一日,一定要走进庄子的故里,踏着他的足迹,亲炙他的遗泽。可是成行之日,却又有些踌躇,因为弄不清楚他究竟“乡关何处”,像宋人诗中所说的:“翁也家何在?悠然天地间。”

关于庄子的籍贯,司马迁只交代了三个字:“蒙人也”,既没有国属,更没有省份、故里,结果,两千多年来,歧异百出,莫衷一是。大致可以分为“宋蒙说”与“楚蒙说”两种。持“宋蒙说”者,又有“民权说”(河南)、“商丘说”(河南)、“东明说”(山东)、“曹县说”(山东)之争;持“楚蒙说”者则集中于安徽蒙城。诸说各有所据,但反驳者也都有足够理由,因而最终难以定于一尊。在我看来,庄子应是宋人,出生在河南商丘东北部。这样说,不是浮言无根,而是有大量证据足以认定的。

我于1997年、2005年、2012年,曾前后三次,耗时近一个月,往返于南北直线距离大约三百公里的狭长地带,踏访了上述这些地区。三次访察的重点有所不同,方法各异:第一次,属于漫游性质。按照传闻中的庄子遗迹,去了商丘、开封、曹州、凤阳(濠梁)等地,获取了一些直观印象;第二次,是实地验证。按照《庄子》一书中提供的线索和现当代学者考证资料及制订的庄子活动年表,北起曲阜、淄博、菏泽,中经商丘、开封,南下淮北蚌埠,旁及邯郸、大名、徐州等地,亦即战国时的宋、魏、楚、赵、鲁、齐等国的部分辖区,察其川泽丘阜,遍览府州县志,凡是庄子可能到过的区域,尽量实地踏察一番;最后一次是定点考察、研讨,目标更集中了。在菏泽、商丘、亳州三市及其所属六个县区,先后十几次邀请有关人士,包括当地一些学者进行座谈,听取意见,交换看法,搜集资料,获得许多有益启发,掌握一些新的线索。

交谈过程中,大家形成了一点共识,就是要弄清庄子出生地,核心问题在于“蒙”在何处。因为庄子为蒙人这个结论迄无争议,可见,蒙之所在即是庄子之故里所在。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范文澜先生都认定:庄子“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当代庄学史专家方勇先生认为,庄子故里应在今商丘市东北,古称蒙县。这个结论我是认可的。当然,这样说,也只是大体上知其所在,至于具体地点,还有待于史料与文物的进一步发掘。

实地考察中,由商丘本地学者陪同,我观看了现存的传说中的庄子遗迹。蒙墙寺西向偏北约五公里,今民权县老颜集乡唐庄村有庄子墓,为圆形土冢,清乾隆五十四年重修时立石碑一通,上有阴刻“庄周之墓”四个擘窠大字。石碑背面,镌刻着州县官员以及黎民百姓共三百二十六名立碑人的姓名。蒙墙寺向北偏西约七公里,今民权县顺河乡青莲寺村有庄子故里遗址。村落范围不大,两条主街呈“十”字形。村民介绍,现在的北街原为古巷,称为“庄子胡同”,系庄子故居所在。故居南端为庄子讲学堂,后毁于兵火、水患。在“庄子胡同”的东南隅,有一口古井,名为“庄子井”。井深数丈,井壁坚如文石,光泽似黑玉,泉清而味甘,传说为庄子汲水处。

2012年3月,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开始启动,受丛书编委会之邀,我承担了撰写《庄子传》的任务。前面谈到的第三次走访庄子遗迹,就是接下这个任务之后所做的一项工作。

原本也知道这是一个苦差事,待到实际动手操作,益发觉得撰写庄子传记,它的难度超乎想象。有人说:“庄子活在时间之中,而不是生活在空间里。”那么,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总该有大量文献资料留存下来吧?!恰恰是少而又少。关于庄子,最具权威性的应该是司马迁的记述,可是,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仅仅写了二百三十四个字,身世出处,语焉不详。最后只有一条路,就是潜心解读《庄子》这部书了。

同样也是困难重重。在这部近七万字的学术著作中,记述本人活动的二十几处。但是“寓言十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出之,像是有意弄得云山雾罩,任凭后人去猜哑谜、打“三岔口”。清代学者刘熙载说得很形象:“《庄子》之文,如空中捉鸟,捉不住则
飞去。”

多亏闻一多先生指点迷津:“归真的讲,关于庄子的生活,我们知道的很有限,三十一篇中述了不少关于他的轶事,可是谁能指明哪是寓言,哪是实录?所幸的,那些似真似假的材料,虽不好坐实为庄子的信史,却足以代表他的性情与思想,那起码都算得画家所谓‘得其神似’。”这使我领悟到,读解《庄子》一书,关键在于“得其神似”,亦即应该着眼于领会他的性情与思想。

于是,我从2012年6月到8月,用了三个月时间,聚精会神,心无旁骛,从多角度、多层次读解这部经典。自从束发受书,开篇初读,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于今,重新把卷研习,心唯手记,对于章节字句、义理辞采,特别是关于庄子其人其事,进行了比较认真的考究。日夕寝馈其中,未敢稍有懈怠。读《庄》、解《庄》中,我采用的是前人倡导的“八面受敌法”—“每次作一意求之”,即读前选定一个视角,有意识地探索、把握某一方面内容,一个课题一个课题地依次推进。时日既久,所获渐多,不仅初步连接起早已模糊不清的传主的身世、行迹、修为,而且从中读出了他的心声、意态、情怀、风貌,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寻索到一些解纽开栓的钥匙与登堂入室的门径。

读《庄》中,我获得一条切实的体会,就是读者必须能够与作者灵犀互见,心性相通。读《庄》、解《庄》,有不同的层次,取舍万殊,门径各异,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但归根结蒂,还应和人生观、价值观联结在一起。就是说,应该着眼于人生境界、生命智慧,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认知层面上。无疑,这里面有灵思,有慧悟,更有深情。于谦有“书卷多情似故人”的诗句;林语堂也把书籍同读者的趣味相同比作找到了情人。他说:“在古代与现代作家中,一个人必须要找到一个其神意与自己的神意相会合的作家”,“这样发现作家的情形事实上很多,往往有的学者们彼此所生的时代不同,相隔有万年,但他们的思绪及感觉却十分相似,以致他们从书页间彼此神会,犹如一个人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一样”。我对《庄子》的喜爱与解悟,正是与自己的赋性淡泊、不慕荣利有关。

读只是前提,核心还在于写作。那么,怎样结撰构思、谋篇布局呢?

古代的不说了,近现代的民国四大著名传记:吴晗的《朱元璋传》、朱东润的《张居正传》、萧一山的《曾国藩传》、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有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在写法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基本上按照传主生平经历,由少而壮、由壮而老地次第展开。这既本于人物的成长规律,也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庄子传记自然也应该这样进行铺叙。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大前提,就是笔者需要掌握传主的来龙去脉,时间、地点、周边环境、人物经历。可是,庄子却是例外,即便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吧,在云烟缥缈中,总还可见头角峥嵘,夭矫天半;而庄子,我们却全然不清楚他的先世、远祖的来历,甚至连祖辈、父辈、子孙辈的情况,世人也一无所知。至于本人的生涯、行迹,年寿几何,归宿怎样,治学根脉、后世传承状况,则统付阙如。一切都是“恍兮忽兮”、“芒乎昧乎”,可以说整个就是一个谜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中,又该怎么撰写呢?

办法是逼出来的。经过对素材的几度梳理、整合,我想象着,眼前是一把展开的折扇,传主的性情与思想—我把它概括为“逍遥游”—可以看作是折扇的轴心,而二十个专题,则是向外辐射式地伸出的一支支扇股。它们既统一于传主的思想、性情、行迹、修为,相互紧相联结着;又各自独立,各有侧重,互不重复,互不撞车。而且,这二十个专题的排序,也并非随意安置,还是大体上体现了传主生命流程的顺序,比如,第一章为总纲,然后以空间、时间为序,第二章、第三章分别叙述传主的所在和所为;接下来,讲述传主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胸襟视野、身份与个性特征,讲述传主的交游、出访、授徒、著书的出处与行迹,以及哲学、文学方面特点与成就,发掘其吊诡、矛盾,追溯其思想文化渊源;最后从庄子之死写到身后哀荣,薪尽火传,泽流百世。

这种写法也得到了丛书编审委员会学术组、创作组专家的认可。李炳银先生认为,“有关庄子人生经历的史料非常有限,而且不少还只能够从他的言论中去寻觅。所以,以惯常的紧密围绕传主人生经历的写作要求和方式写《庄子传》,几乎不可能实现”;“作者采用‘八面受敌法’,从各个角度辐辏中心的艺术结构形式,对于像庄子这样资料缺乏的传主对象,不失为一个巧妙的靠近方法,渐渐地靠近,不断地显影,最后现其全像。很好。”黄留珠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中关于庄周列传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说是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应该说,这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

所谓《吾与庄子》,也就是我的读《庄》、用《庄》、写《庄》的经过,最近在构思这次讲演稿的时候,想了两段话。一个是四句打油诗:“昔当逍遥派,今作《逍遥游》。世界真奇妙,蝴蝶梦庄周。”再就是四句话:“下一辈子苦功,读二百部作品,走三千里路程,写四十万字书。”

最后,说一下这部书稿完成之后的打算。有人说:“一本书写完了,作为写书的人算是完成了任务;但书的生命却是刚刚开始。”这部《逍遥游—庄子传》无疑正是这样。现在,许多读者也包括评论家已经开始在议论它,解读它,品评它,光是评论已经超过二十篇,这不能说与作者无关。作品如同孩子,对于自己孩子的评判,父母自然关心。所以,准确地说,书写出来作者并没有到此止步。半年来,围绕着庄子其人其书,开讲座、写文章,不止十次吧?而且,我也还在继续深入精读《庄子》,凡有新的感悟,一一记下;然后,静下来,久久地沉思。

记得抚顺高尔山上从前有副对联:“到此已穷千里目,谁知才上一层楼!”学无止境,思无止境。长篇小说《简·爱》中,罗切斯特对女主人公简·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尘世间,事情就是这样:刚在一个可爱的休息处安定下来,就有一个声音把你叫起来,要你再往前走,因为休息的时间已经过了。”想想我们这些做学问的、耍笔杆的,不正是如此吗!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东坡先生的诗句:“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人生有限,事业无穷;顺其自然,知足知止。这恐怕更符合庄子的本衷。



庄子善用减法

—在辽宁省图书馆的演讲

(2014年2月23日)


如果以初级算术来设喻,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大致可以找到三种类型的人物:一类人专门做加法;一类人善用减法;还有一类人,加法、减法混合用,有的前半生做的是加法,后来跌了跟头、吃了苦头,红尘觉悟,改用减法。当然,这只是比喻,而“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也就是都有缺陷,这是列宁经常引用的一句德国谚语。这种加减法的比喻,同样也有缺陷,不过是表达一种看法吧。

现在先说使用加法的,一般认为,崇儒者居多,信奉墨家的也不少,并且举出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和墨家创始人墨子为证—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整日奔波,“知其不可而为之”、“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墨子为了推行他的主张,也是“摩顶放踵”、“突不得黔”。这些都是事实。可是,若贴上儒、墨的标签,那么,上古时代治水的大禹,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又是什么家?还有后世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般的说他是
法家。

其实,与其用什么“家”来分,我觉得,倒不如从人性上,从理想信念、精神追求上判断,可能更切合实际一些。大别之有两类,一种人欲望无穷,贪得无厌,总要夺取一切,征服一切,占有一切,那就一辈子做加法,个人欲望特强,从来不会知止知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肯把双手松开、贪心放下。最典型的是两个封建帝王:“千古一帝”秦始皇,“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如果觉得单调,还可以再配上一个洋皇帝,那个放言要征服全世界的法国的拿破仑。他们都是雄心勃勃,也是野心无限膨胀的。—雄心、野心,汉语中这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在英语中却是同一个词。还有一种人,为了实现崇高的理想、宏伟的目标,怀抱着人生使命、社会责任,同样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体现出可贵的进取意志与牺牲精神。前面说的孔夫子、大禹王,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用唯物史观来看,欲望也好,进取也好,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可一概否定;关键是看出发点,是为了满足一己的需要,还是为了社会进步、历史发展。

至于先用加法,后来改用减法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少年得志,红紫纷呈,中年以后主动退隐的,像清代的袁枚,后来以《随园诗话》名世;有的是踌躇满志、欲望蒸腾之际,突遭剧变,被迫下马的,像明代的状元杨升庵;有的是心存“烹狗藏弓”之惧,功成身退的,像春秋时的范蠡、汉代的张良、明代的刘伯温等,晚清的曾国藩也可勉强算作一个。当然,也有人痴迷终生,至死不悔。比如,东汉的大将马援。苏东坡诗,有“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两句。说的就是马援兄弟。伏波将军马援出征交趾归来,被封为新息侯,食邑三千户。在庆功会上,他对下属说:“吾的从弟少游说过:‘人活一世,只要衣食丰足,乘短毂车,骑缓步马,为郡掾吏,乡里称善人,也就可以了。何必贪求无度,徒招自苦!’我在出征交趾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鸟纷纷坠落水中,想起少游所说的,又怎能做得到呢!”说明他对功名之累有所认识,心情是矛盾、复杂的。但时隔不久,湘西南“五溪蛮”暴动,年已六十有二的马援又主动请缨前往讨伐,结果遭遇酷暑,士兵多患疾疫,马援也染病身死。最后却遭到诬陷,妻儿惊恐万状,连棺材都不敢归葬祖茔,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一大冤案。设想如果他能知足知止,见好就收,何至于此!坡公说,等到“飞鸢堕”才想到从弟的劝告,为时已晚;而马援却是“飞鸢堕”后,再次自投“网罗”,确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

那么,有没有终身都在应用减法,且又出于高度自觉的人呢?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隐士就是如此,但最典型的还是庄子。庄子用减法是全方位的,始终如一、毫不犹疑。

在政治上,他的著名主张是“不做牺牛”。在那个“诸侯争养士”,特别重视智慧、才能的群雄竞斗、列国纷争的时代,庄子如果有意飞黄腾达,高踞统治上层,原是不难如愿以偿的。可是,他却避之唯恐不远。他摒弃世间种种浮华虚誉,尤其拒绝参与政治活动,不同达官显宦交往,即便偶涉官场,也要尽早抽身,辞官却聘。《庄子》书中记载:他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威王派遣两位大夫见他,说:“我们国王希望将国家大事托付给先生。”庄子手持钓竿,头也没有回,说:“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地用竹箱装着,手巾盖着,把它供奉在庙堂之上。你们说,这只龟,是甘心死了,留下骸骨,受到尊贵待遇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呢?”两位大夫答说:“它当然愿意活下去,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庄子说:“那么,你们就请回吧!我还是希望拖着尾巴在泥地里爬行了。”

庄子本传记为:楚威王闻知庄子的贤名,专门派出特使,带着厚重的礼金前往迎聘,许诺要请他出任卿相。庄子说:千金,这是重利;而卿相,就更是尊贵的高位。可是,你看没看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啊?精心饲养了几年之后,就被主人披上五彩绣衣,牵到了太庙里,宰杀献祭。到那时候,莫说是做牛,它即使想要做一头孤弱的猪崽,能够做得到吗?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心适志。

做如是选择,自然是取决于庄子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屈身做吏,颜事人,是他所鄙弃不屑的;他也完全没有飞黄腾达、荣宗耀祖、立功立德的打算。应该说,这种生存方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就其较低层次来说,确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明哲保身,全生免害;而它的至高层次,则是追求生命的自由、逍遥,保持人生的个性本色。作为生于乱世的弱者的一种生存智慧,与一般意义上的利己主义、悲观厌世迥然不同;它往往能够提供一种绝处逢生的新的路径,使你在遭遇挫折、濒临困境时,能够从中悟解出超越现实、解困身心、振作精神的道理。这就不难理解,历代那些失意、失败、失路之人,何以会那么倾心庄子、选择庄子,且多有相识恨晚之憾了。

庄子做减法表现在生活上,是自甘清苦,甚至忍饥挨饿。他与那些“先加后减”,即早年跻身社会,后来急流勇退者不同,那些人或有祖上的庇荫,或有余禄、余威足以自恃,即便退隐田园,仍然衣食丰足,可以优游度日;而庄子最直接的困厄,便是衣食无着,饥寒交迫,面临着生命难以存续的严重威胁。他住在偏僻、狭窄的里巷中,靠着编织麻鞋、钓鱼、捕鸟谋生度日。这里有个如何认识苦乐、对待苦乐的问题。庄子的苦乐观,有其超越的视角和独特的标准,他着眼于精神世界,把精神解放、心灵自由看作是人生之至乐。

表现在心态上,庄子善于化苦为乐,客观地对待无可奈何的现实,从一己的小天地中超拔出来,也就是自觉地解除困苦与焦虑,从而达到心境旷达,心态宁静,心情愉悦。

在思想上,他崇尚自由,摆脱各种羁绊,浮云富贵,秕糠功名,表现为高度自觉、充满理性的逍遥。就是说,他的做减法纯粹是一种主动的选择。

在世界历史上,像庄子这样终生奉行减法的哲人也数不在少。比庄子出生整整早了一百年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长年光脚赤足,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长袍,在雅典街头演说。经过市场时,看到商品琳琅满目,布满街头,他感慨地说:“这里竟有那么多的东西,是我根本用不着的!”他长得很丑陋,像个胼手胝足的脚夫,却被雅典美少年崇拜为神祇。他说:“是的,一无所需最像神。”

还有一位识机在先的东方智者,当建立了横跨欧非亚的马其顿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进行浩荡东征,经中亚进入印度的恒河流域时,他在路边不停地在原地跺脚。亚历山大不解其意,便派人前去问个究竟。这位智者的答复,竟是冷冷的一句话:“即使你征服了整个世界,最后得到的也不过是脚下这一点点。”

《庄子》中也讲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曰:‘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广厦千间,夜眠七尺。”这句俗语恰好是“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注脚;而那位东方智者告诫亚历山大大帝的格言,与此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年薪为一万六千美元,他主动要求减至三千美元,人们大惑不解。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以创造的原动力!”“简单的生活,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他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不发讣告,不搞葬礼,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这样,什么墓地呀,故居呀,纪念碑、纪念馆呀,统统都与他无缘。可是,又有谁不承认他的盖世勋劳、伟大精神、永恒价值呢!?

听说,伦敦的著名医院汤普森急救中心的接待大厅里,镌刻着这样一句话:“你的身躯很庞大,但你的生命需要的仅仅是一颗心。”说这句话的是美国好莱坞影星利奥·罗斯顿。1936年,他在英国演出时,因过于肥胖导致心力衰竭,被送进了这所医院。尽管医生竭尽全力,但这位影星的生命还是没能挽救过来。临终前,他留下了这句遗言。

后来,这座医院又为美国石油大亨默尔治疗心力衰竭,取得了成功。出院后,默尔将价值几十亿的公司卖掉,所得全部捐献给社会慈善、卫生事业,自己则到苏格兰一处乡间别墅,颐养天年。在答记者问“这是出于何种考虑”时,他说:“是利奥·罗斯顿那句话提醒了我。”原来,他从中领悟到,巨额财富跟肥胖的躯体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获得一种超过自己需要的东西。对多余财富的追逐,只会增加生命的负担。人要想活得健康,活得自在,就必须舍弃多余之物。

看得出来,所谓做减法,也就是佛禅所说的“放下”。舍弃多余之物;凡事放得开,不计较。“放下”不是放弃、任何东西都不要,而是要有所选择,放弃多余之物,卸掉背上沉重的负担。“放下”,既是一种解脱的心态、豁达的修为,更是一种人生智慧。

其实,即便不是多余之物,而纯属需要的东西,如果处置不当,也同样会产生庄子所说的“累人之害”。苏东坡在《宝绘堂记》中有一段话讲得很好:“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致带来得失的痛苦。而“留意”,亦即出于自身利害关系而产生的占有欲,则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法国女作家加尼哀的一篇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那天,他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无成意转平”,可是,他们却真正“留意”了,醒里梦里放置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甚至连小屋的名字都起出来了,在不着边际的期盼中,贪享着占有的乐趣。夏去秋来,收获的季节到了,画家的画作也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欢快之余,他们便筹划着这笔钱如何使用。妻子说,我们买那栋房子。于是,他们便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不看则已,看了竟大失所望,入眼的景色完全变了样,干枯的黄叶散布在周围,夏日明亮的阳光不见了,代之以阴暗、潮湿与沉闷。原来,当初小夫妻是以审美的心情来观赏房屋,此刻,则是以买主(占有者)的身份来看的,幻梦、憧憬统统被蒸发掉了。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料想不到的是,两人爱情的热度竟也随之而骤减,似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作为对社会、人生的智慧反思与选择,作为现实社会与精神结构的反映,庄子的做减法,出于怎样的考虑,有些什么理性的依据?下面从十个方面加以剖析。

(一)当时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极端恶劣,庄子不想往火炕里跳。战国中后期,堪称中国社会典型的乱世,既有政治的动乱、社会的混乱,又有人心的紊乱、思想的淆乱;既诱发出人的欲望无限放纵、喷礴膨胀,又表现为活力四射、激情洋溢。由于它是伴随着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全面的转型与裂变,因而呈现出社会整体的动荡不安、险象环生,说是“天崩地坼”,不为过也。“战国”二字,真是名副其实,二百四十八年中,竟发生二百二十二次不同规模的战争。国家与国家、集团与集团之间,生存竞争日趋激烈。争城夺地,杀人盈野,老弱转乎沟壑,少壮散之四方,“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惨痛情景,时有发生。庄子所在的宋国,“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以致被处死的人骸骨堆积,戴镣铐的人相推相拥,遭刑戮的人随处可见。个体生命处于无常状态,危机四伏,命运惨酷,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陷阱与罗网;再加上,水、火、虫、风、疾疫等自然灾害频仍,内忧外患绵延不绝,生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深渊。

《庄子》书中记载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那天,他路过一个坟场,在草丛中发现一个死人的头骨,遂顺手操起短棍在头骨上敲了敲,然后发问:“哎,你是怎么致死的呢?是因为贪生悖理,遭到刑戮,而落到这种地步的吗?还是由于国家败亡,受到刀兵斧钺的砍杀,而死于战乱的呢?抑或是做了见不得人的错事、丑事、坏事,给父母妻子丢了脸,而愧怍自尽的呢?还是遭遇饥寒冻馁,而置自身于死地呢?或是衰颓老迈,疾病缠身,年寿已尽,导致自然死亡的呢?”

头骨回答说:“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活在世上的人的拖累和负担;人死了以后,哪还有这些说道呢?⋯⋯人死了,上面没有君主,下面没有臣仆,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一切都处于平等状态了。也没有四季的冷热寒暑,更卸除了春种、夏锄、秋收、冬藏的劳苦。可以自在从容地与天地共长久。即便是南面称王的皇帝,也没有这样快乐呀!”

庄子说:“我想请掌管生命的神灵,给你恢复形体,补还给你骨肉、肌肤,再把你送回到父母妻子、故乡朋友那里,你愿意这样吗?”髑髅听了,显露忧愁之状,说:“我怎能抛弃国王般的快乐,而回到人间再去遭苦受罪呢?”

在这则寓言里,庄子借助死人之口,揭露了人间的种种牵累与祸患,映衬出封建专制下,普通民众遭受剥削、压迫的悲惨境遇。

(二)君王残暴,伴君如伴虎,庄子不想当那个“牺牛”,更不愿为虎作伥。宋君偃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公开声言:“寡人所悦者勇有力也,不悦为仁义者。”他骄纵无道,肆意辱骂劝谏的老臣,掊击驼背人的背脊,砍断清早过河人的腿骨,“所杀戮者众矣”,“又多取妇人为淫乐,一夜御数十女”。为此,众诸侯都称他为“桀宋”,最后终于导致“国家残亡,身为刑戮,宗庙破灭,绝无后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庄子生活在这个暴君肆虐的政治环境中将近半个世纪,耳濡目染,所获得的都是最为真切的实际感受。

(三)人性异化,精神痛苦,对于这个时代,庄子感到失望甚至绝望。比起社会动乱、环境险恶,更使庄子精神极度痛苦的,是人心险恶、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着追逐财富与权力的精神沉沦。就是说,伴随着社会分化、职业分工、货财积累、贫富悬殊,造成了人的等级分化,机心、机巧愈演愈烈,世风、人性每况愈下,生态危机日益加剧。面对这种种“异化”现象,庄子慨然兴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倍感情怀抑郁,沮丧悲观,焕发不出丝毫的积极进取精神。

(四)从保护自身考虑,韬光养晦,藏锋不露,凡事保持低调。庄子讲过一个“骄猴中箭”的故事:

吴王渡过长江,登上一座猴山。群猴看见人来,都惊慌地跑开,逃到荆棘丛林中。只有一个猴子,从容地攀着树枝跳跃,在吴王面前卖弄灵巧的身手。吴王用箭射它,它能够敏捷地一一接住。吴王便命令身旁的射手一齐放箭。结果,骄猴中箭身亡。吴王说:“这只猴子自以为灵巧,仗着身躯敏捷来傲视我,才落得这样的下场。要引以为戒呀!”

其实,许多野生动物是非常明智的,在人类的疯狂捕猎面前,它们会机敏地保护自身。《左传》记载,“雄鸡自断其尾”,预先做出防备,免得因为美丽的尾羽而遭人捕杀;西域产牦牛,尾长而劲,当有人射猎时,它便忍痛自断其尾;蚺蛇被人取过胆后,幸而未死者,见人便显示它的创处,以示无胆可采。生而为人,作为“万物之灵”,就更应该警醒了。

(五)认识人生的有限性,这构成了知足、知止的内在根据。人从本质上讲,是有限的存在,必然要受到空间、时间的拘缚和种种社会环境、传统观念的约束。庄子有言:“无知无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任何人都不可能全知全能,任何人的作用都是有限度的,没有理由无限度地期求,无限度地追逐,无限度地攀比。懂得了这一点,可以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做减法,少做加法,除掉嫉妒、猜疑、贪婪、骄纵、恨怨、攀比等心灵上的毒瘤,给心灵减去种种愁烦、般般痛苦。

所谓知足,是就得之于外而言,到一定程度就不再索取;知止,是从内在上讲,主动结止、不要。知足,使人不致走向极端,不会事事、处处与人攀比。一个人活得累,小部分原因是为了生存;大部分来源于攀比。知止,可以抑制贪求,抑制过高过强的物质欲望。世上常情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一个人的追求应该是有限度的,必须适可而止;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贪得无厌,紧追不舍。否则,让名缰利锁盘踞在心头,遮蔽了双眼,那就会陷入迷途,导致身败名裂的悲剧
下场。

(六)与主动的自觉性的知足、知止相对应,是被动的带有强制性的戒贪、戒得、戒奢、戒欲,欲望不可放纵,否则必遭制裁。道理在于,贪,逆天悖理,定会触犯刑法;得就是失,总须付出代价;欲,将蚀损本性,纵不身败名裂,也会堕志损真—现实的声色货利,正在吞噬着人的本性与良知。所以,老子有“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的警告。庄子在《盗跖》篇,也曾借助知和之口,告诫世人:“平为福,有余为害者,物莫不然,而财其甚者也。”

庄子提出,要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特别要摆脱名缰利锁的诱惑与折磨。为了身外之物,“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到头来,烦恼丛生,心力交瘁;即便是侥幸到手了,也难免劳形苦心,身为形役,所谓“既患得之,又患失之”,仍然是苦不堪言。庄子那些警世恒言,有助于人们看清世事,厌弃浮华,变得清醒一些、聪明一些,从而自觉地做些减法,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

(七)核心问题在于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不失自我本色。庄子特别强调本分、本色,强调“顺人而不失己”。他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故事,来寄寓他的价值取向、人生准则。

楚国有个名字叫“说”(悦)的隐士,以屠羊为业。当时,伍子胥为了报杀父之仇,帮助吴国攻打楚国,楚国一败涂地,昭王弃国奔逃,到了随国。屠羊说便也跟随着楚昭王出走,并在逃亡途中,帮助昭王解决了好多实际困难。待到楚国复国,昭王论功行赏时,想到了这个屠羊说。于是,派大臣去问他希望做个什么官。可是,屠羊说却说:“皇上丧失了国土,我失去了屠羊的活计;皇上回国复位了,我也跟着回来,继续干着屠羊的活。我的爵位利禄已经收回来了,还有什么可奖赏的!”

昭王还是坚持要给他以报答。屠羊说坚持不接受。说:“皇上失去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必承受惩罚;皇上回国复位,也并非我的功劳,所以,我也不能接受奖赏。”

昭王听了汇报,便要亲自接见他。屠羊说仍是予以拒绝,说:“楚国的法令规定,一定要是受过重赏、立过大功的人,才能受到皇上接见。现在,我的智力不足以保存国家,勇敢不足以消灭敌人,当时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危险而逃避敌人,并不是有心追随皇上、护卫皇上的。现在,皇上却要废法毁约来接见我,这可不是我所愿意传闻天下的事。”

闻听此言,昭王认为,屠羊说不贪功、不邀赏,而且,虽然身处卑贱却能陈述高明的道理,越发觉得人才难得,便让大臣司马子綦亲自出面奉劝,一定要他接受三公之位。屠羊说坚决推辞,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尊贵得多;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豪富得多。但是,我怎么可以贪图爵位利禄,而让国君背上滥行封赏的恶名呢!我不敢接受,只希望回到自己屠羊的铺子。”最后,还是没有接受。

(八)庄子主张无待、无恃的绝对自由;认为人应该过绝对逍遥的生活,达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的人生境界。人之所以不自由,是因为“有己”;要达到自由,就要不受世俗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所拖累,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个人只有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不顾别人对自己的毁誉,精神上才能感到是自由的。

在庄子看来,社会的昏暗,使人丧失了“真宰”,迷失了自我,导致了人性的普遍异化。天下人“莫不以物易其性”,失却了“至正”的“性命之情”,“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世俗之人盲目地被外物所牵引,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达到逐物的目的:“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这些人,尽管“殉”的目的各不相同,价值追求也不—样,但其重物轻生的取向都是一样的。

(九)从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角度,认识做减法的必要性。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顺应自然。这个“自然”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的内蕴。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大量属于人化的自然。庄子反复论证人化、人为的危害,指出:人的干预活动,诸如络马首,削其蹄,剪其毛,绊其足,把它拴绑起来,圈进槽枥,整个破坏了自然形态,因而主张“无以人灭天”。

为了使环境更适合于生存、发展,不断满足自身的需要,人类自始就极尽其重塑自然、改造自然之能事。而人类的行为绝不是无影灯,光亮的背后总伴有一片黑暗。这样,在获致社会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过度的开发、攫取,也带来了无穷的祸患。结果,在“人化”自然的过程中,也“物化”了自己。面对“以人害天”、放纵无度地干预自然的严酷现实,庄子大声疾呼:“无以人灭天,无以故(智巧)灭命!”呼吁要摆脱狭小的视界,突破以人的标准为中心的框限,站在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的高度,来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就此,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曼·罗兰予以高度评价:“庄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而深刻地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美学家。”

(十)从道家学说的本源来讲,就是要善用减法。老、庄都崇尚无为。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说:“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为政者应该尽量减少施行命令;不要实行使下属负担过重的政策;对下属的各种活动尽量避免介入或干预。“故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老庄都讲:“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也。”悟道,要不断减去心灵的重负,才可以看清宇宙人生的真相。

不过,老、庄虽然都讲“无为”,但其侧重点有异。老子说:“圣人弗行而知,弗见而名,弗为而成”,“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后来形成“无为而治”的政治理论;在本质上是致用的,亦即用以治世。而庄子的“无为”,着眼于“安时而处顺”,主张逍遥处世。庄子的无为,作为自然的本体、人生的归宿,是面对浊世的一种隐退和自守,“无为”往往是出于“无奈”。

不仅此也,徐复观先生还做过进一步引申:“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阴柔权变之术;而庄子则正是要超越这种计较、谋算之心,以归于‘游’的艺术性的生活。所以,后世山林隐逸之士,必多少含有庄学的血液。”

作为“乱世之文”,《庄子》是艰难时世的产物,其中饱蕴着一代哲人对其所遭遇的种种痛苦的独特体验。它所探究的中心课题:一是,面对人性异化、众生颠倒,如何从精神上施以援手;二是,面对艰难时世,如何养性全生,摆脱困境。

西方哲学家尼采有一句至为警策的话:“人类是病得很深的动物”。这个“病”,主要表现在精神层面上—“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得无厌,欲壑难填。

林语堂先生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人要从幽冥降生到人间去,他对阎王爷说:“如果要我回到人间,你须答应我的条件。”“什么条件?”阎王爷问。那人说:“我要做宰相的儿子,状元的父亲;我的住室四周要有一万亩地,有鱼池,有各种花果;我要有一个美丽的太太和一些娇艳的婢妾,她们都要待我很好;我要满屋珠宝,满仓五谷,满箱金银;而我自己要做公卿,一生荣华富贵,活到一百岁。”阎王爷说:“如果人间有这样的人可做,我自己也要去投生,就不让你去了!”

清代一部《解人颐》的读物,里面有这样一首俚诗,把人的贪得无厌描绘得惟妙惟肖:

“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具足,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买到田园多广阔,出入无船少马骑。槽头拴了骡和马,叹无官职被人欺。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做了皇帝求仙术,更想登天跨鹤飞。若要世人心里足,除是南柯一梦西。”

看到世人贪得无厌,至死不悟,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警世寓言《蝂传》:蝂是一种善于背负东西的小虫子。爬行时一遇到东西就取过来,抬起头把东西背上去。背上东西越来越重,虽然弄得非常疲劳,还是不肯罢休。它的背很粗涩,因此,积聚的东西不易散落。这样背下去,终于跌倒地上无法起来。有的人可怜它,替它拿掉背负的东西;但它只要能爬行了,又依然攫取如故。它还喜欢爬高,哪怕用尽了力气也不肯停下,一直到摔在地上跌死为止。现在社会上贪取的人,虽然他的形体比蝂高大,名称也叫作“人”,但他的智慧却跟小虫一样。这也够可悲的了。

就是说,即便不是处于人祸连绵、战乱频仍的年代,而是在太平时日,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心灵已经被物欲横流折磨得千疮百孔,饱受创伤;更何况身逢乱世,处于水火熬煎的痛苦深渊之中呢!

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庄子》中那些超拔的思想、警策的教示,总能给予苦难中的人群以灵魂的慰安,提供心理平衡、解脱困境的途径。特别是那些处于“倒悬”之境的士子,穷途失意的文人,或者虽曾春风得意、后来却屡经挫折磨难而豁然醒悟的“过来人”,几度沧桑历遍,世事从头数来,他们都会想起庄子,并且从他那里找到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的路子。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庄子》是失意者的《圣经》。长期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有言:“中国人在得意的时候是儒家,在失意的时候是道家。道家这种‘以退为退’、‘顺应自然’的态度,曾经减轻了中国人在失意的时候的苦恼,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少苦中的乐趣。”

已故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更是满有风趣地把儒家文化比作“日常生活中的粮食店”,认为人要活下去,每天都离不开五谷杂粮;而“道家文化则很像药店”,“身体健康的时候,大家可能不会在意药店在哪里,生了病马上想到的,就是药店或者医院”。

说到就医求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庄子浅说》中有一段话,讲了他五十年间,几次以《南华经》(即《庄子》)为“善药”,治愈咯血、失眠与肢体麻木的经历。文中引述了《齐物论》中“丽姬入晋”的故事:艾地封疆守者的女儿丽姬,为晋王所迎娶,开始时哭得衣襟都湿透了;待到入宫之后,与国王同睡一床,共享美味,才后悔当初不该哭泣。庄子以此为喻,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我怎能知道死去的人不后悔自己当初努力求生呢)!”;而林氏以丽姬为喻,同样也是说,参透了生死,无所忧伤,无所顾念,因而得以酣然入睡,结果病痛竟不治而愈。就此,我们也悟解了宋代诗人李洪说的“《南华》一卷是医王”的道理。

诚然,说庄子能够疗疾治病,不要说他人会视为天外奇谈;恐怕连他本人也绝对没有想到。他一不是救苦救难的南海大士观音菩萨,他没有祛除人间千灾百病的神奇法术;二不是神医国手,不具备扁鹊、仓公那样手到病除的本领,甚至对把脉之法、岐黄之术也毫无研究。就是说,他不能“戡天役物”、救死扶伤,没有解决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本事。他的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功力,主要是作用于心灵层面与精神境界,也就是通过释放精神能量,使身处困境的人群在逍遥畅游中卸却种种负累,解脱重重羁绊—如果用医学术语来表述,可说是起到一种“消结化瘀”、“疏肝理气”的作用。

问题的讨论,还可以再深入一层。《黄帝内经》有“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经病倒了,当然需要治,能够治好也十分可贵,但这终究属于被动应对;而“治未病”,亦即在患病之前早自为计,事先掌握预防的主动权,方为上策。《庄子》一书正是这样,其作用乃在于醒世、觉迷,释疑、解套,能够启发人增长智慧,识机在先,获得一种战胜外在枷锁与心中魔鬼的困扰,疗治精神创伤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视角。

首先,以超越的眼光、豁达的心胸、高远的境界来观察和处理客观事物。人们常说,“既要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困境中所急需的就是要“放得下”。庄子的哲学思想,可以为“放得下”提供一种开阔、多元、超拔的认知视角。

英国历史学家饶列说:“只有死才能够使人了解自己。”确实如此。就常人来说,不必死生契阔,不必火烫油煎,只要罹患过一场大病,被迫躺在病床上急救过几次,人们就会领悟到许多过去经常被忽略的道理。这里说的是正常公民;而如果是贪官污吏,这类体验则更多地来自锒铛入狱,镣铐加身。平时颐指气使,气焰熏天,自以为不可一世的人,濒临死境或者失去自由的时候就会知道,原来自己也不过是个普通的角色;亿万富翁也好,高官显宦也好,同穷光蛋并没有多少差别。什么赫赫威名、巍巍权势,什么豪宅别墅、名表名车,什么金条银锭、粉黛佳姝,一切平日抓着不放的东西,到头来,转眼之间,就全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这个时候,也唯有这个时候,才会冷静地思考一回:从前那么疯狂聚敛,贪婪无厌,恣意搜求,究竟所为何来?

问题在于,人若是都得等到行将就木或者身陷囹圄之际方才觉醒,岂不是为时太晚了吗?因此,最佳选择还是这种“红尘解悟”,能够早些,早些,再早些。那么,从读《庄》、解《庄》中,是否有望提前获得一些启悟和警示呢?

比如,领会“削迹捐势,不为功名”,“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的深刻蕴涵,能不能有助于警惕名累、势累、情累、物累,保持身心自由,防止“人为物役”、“心为形役”呢?

比如,记取庄子说的“人生天地之间,如白驹之过郤(阳光掠过空隙),忽然而已”,“此身非吾有也”的警世恒言,是否有助于认清人生本色,厌弃财货奢华,从而自觉地戒贪渎、“不伸手”,少往身上套几条枷锁呢?

其次,从平衡心态上做文章,防止和避免认识上的绝对化。在庄子看来,事物的性质都是相对的,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件东西的生成,对另一件东西来说是毁损。“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在“道”的世界里,事物是齐一的,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视角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而发生变化。看开了这个道理,自然会化解许许多多胸中积闷、眼底波澜,使自己的心态平和下来。也正是为此吧,所以,明代诗人祝允明有“医经士典都余策,一卷《南华》万物平”之句。

第三,以理化情,顺应自然。庄子强调,“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这并非说,要完全杜绝七情六欲;而是主张种种情感应该因应自然、顺化自然。他说:“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冯友兰先生说,在庄子看来,情对于人,是一种束缚,而理(理性与理解),则可以使人的情感得到化解,进而从束缚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的结果,就是得到了自由。

这些都是超拔于智能、认知层面的,表现为一种人生境界、心性修养。以此来观照客观事物,处置人生课题,就会摆脱种种烦恼,除掉无谓纠缠,免去般般计较。

清人吴世尚评论:“吾观庄子之文,最为入情入理,高处着眼,大处起议,空处落笔,淡处措想。”(《庄子解·序》)应该说,这是十分精到的概括。

最后我想说的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认识和行动,都不能不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庄子也不例外。他毕竟是生活在两千三百年前的古人,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一样,庄子及其学说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比如,庄子做减法在当前就有其现实的意义、普遍的价值。

当前,针对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危机、社会弊端、人类困境,引发了人们对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深切反思;针对人类生存中物质与精神的失衡,权力、金钱、享乐、感官刺激的膨胀,引发了人们对于人生价值实现与最佳生活方式的反思;进而提出了向自然、向传统、向相对朴素生活的三个适度回归的设想。借鉴庄子的思想,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特别是在文明异化、物欲横流、一些人欲壑难填、竟至贪赃枉法的情况下,提倡在物质追求方面多做减法,知足知止,戒贪戒奢,提倡坚守做人的基本准则,坚守朴素、自然的生命本色,反对“人为物役”、“心为形役”,确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附:五篇即席发言


纪念辽宁文学院创建三十周年的即席讲话

(2014年8月25日)


辽宁文学院诞生三十周年了。我们辽宁许多作家都是它的成长、发展的见证者。今天,面对它所取得的累累硕果,我们感到欣慰,感到自豪。

革命领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的前夕,曾经说过:这个日子离开我们愈远,它的意义就愈明显,“我们对整个实际的工作经验也就了解得愈深刻”。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1984年文学院建院当时,对于它的作用、它的价值、它的意义,认识得还不那么充分的话;那么,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这项选择、这笔投入,实在是太值得了。辽宁文学院不仅是青年作家、文学人才的培训中心,同时还是文学创作的基地、文学交流的平台,近年还被国家外文局列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指定培训机构。

值此建院三十周年,我们在回顾既往、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应该把着眼点放在今后如何发展、提高上。也是列宁说的—这句话更精辟:纪念一个节日,“最好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那么,辽宁文学院未解决的任务是什么呢?概言之,就是使培训、创作、研究“三位一体”的工作,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

记得建院十周年时,我曾提出:省文学院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一般性的培训可由市县的作协完成,我们要负责高端创作人才的发现与培养。我曾以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四篇小说题目为喻:先要《理水》—解决矛盾,调整好上下、内外关系,这是对作协的要求;再就是《铸剑》—打基础,上水平,磨砺锋芒,提高本领,这是从作家角度说的;然后是《出关》—冲出山海关,走向全国,得鲁奖,得茅奖;最终是《奔月》,向世界级的文学峰峦—诺奖冲刺。这四项任务,第一项已经解决了,现在作协上下,风清气正,和谐团结;但后几项,有的还须继续努力,有的离目标还很遥远。关键在于出文学精品,出高端人才。在这方面,文学院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两千三百年后庄子的再现

—在《逍遥游—庄子传》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4年4月9日)


感谢会议主持者向峰先生,感谢各位的关注与期许。

作为评论家,各位首先是以读者身份出现的。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现代是作者与读者也包括评论家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正是通过阅读、研判活动,评论家的视域与作者的视域,当下的视域与历史的视域,实现了对接、激荡与融合,从而为彼此真正的理解、有效的沟通提供了条件。这其间,作为作者,我自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开启了我的新的认知领域,摸索出一些原本模糊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规律性认识。如果有机会再版,我会根据大家的教示,对《逍遥游—庄子传》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有所升华,更趋完善。

庄子其人其文,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处在中国社会第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大道不行”,世风日下。他是在痛苦的呼唤、热切的期待中走进人们的视野的。但他只是陈说利害、指点迷津,可以让人清醒,却很少开出拯时救世的药方。这和孔孟不同,甚至和老子也有差异。鲁迅先生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庄子就正是让人痛苦的。

历史上,庄子不断地现身,这次是在他没世两千三百年后。《逍遥游—庄子传》也可以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也赶上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说得不见得准确,我觉得现在恰逢四个大的气候:一是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具理性盛行,文明出现异化,“丧己于物,失性于俗”(庄子语)的现象较为普遍;二是如同老子说的:“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传统文化遭遇过最大的困厄之后,现出复苏的势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学热”;三是十八大以来,反贪腐一直处于高压态势,“官场大地震”,“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引起了各色人等的反思、清醒和警觉,进而引起对庄子的关注与青睐,想到庄子的一些警示:认识人生的有限性,不攀比,“做减法”,知止知足,戒贪戒得;开始感到后悔:如果早一点听他老人家一句话,“断念”也好,收帆、煞车也好,也许不致覆亡,不致翻车。四是面对严重而普遍的生态危机,想到庄子的尊重自然、爱护自然、顺应自然、复归自然的主张,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与环保意识。

不过,解读庄子也并非易事。它类似佛禅,不是学术性的、理性或者知性的,靠灌输不行,必须依靠心性解悟,有赖于生命体验,和人生阅历有关。同他打交道的,一般都是过来人,像《红楼梦》中说的“翻过筋斗来的”。我呢,从小受父亲、叔父的影响;后来又遭遇过挫折,得过大病;个性淡泊,所谓“鸥鹭不争车马道”。应该说,解读《庄子》有些便利。这有过去写的关于庄子、严子陵、李白、杨升庵、曾国藩等人的散文为证。向峰先生是知之最深的,他在听过我的《庄子善做减法》的讲座后,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讲座只有充闾能做。”

我们在看到庄子的正面效应的同时,也不可忽略他的负面影响。他是一把“双刃剑”。凡事看得太透,就不再热衷,往往持相对主义态度,会走向散淡、消极。当然,庄子的价值取向、思想追求又有异于佛禅。佛禅是干脆避开,“跳出三界外”,隐入白云中;庄子则是“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身在人间世,任我逍遥游。佛禅不立文字,庄子留下了一部书。这种处世立身态度,对我也有一定影响。从小我就立志,要当作家,通过作品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作出贡献,决不能避世、消极。这样,事也做,官也当,书也写;但不热衷躁进,更不同流合污,特别看重立德修身,保持名节,坚守人格。

老子有句名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上说的是有所不为。他还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一般人只看到“不争”二字,殊不知“不争”前面还有个“为”字。不与别人争一日之短长,集中精力于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业。这种“为”的结果,是取得他人难以企及的实质性的胜利。这就应了老子的另一句名言:“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为而不争”,反映在生活上,就是老庄的“多做减法”,常知足,不攀比,求简单,戒奢靡。汲取这些前贤往哲的智慧,我在退休之后,追求一种诗性情态,借用两句宋诗:“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而已。

最后汇报两句下步的打算。2005年,我在省作代会上谈了“超越自我”、不重复自己的决心。我说,如果哪一天,觉得实在写不出来了,只好“将破帽年年拈出”,那就索性搁笔。其实,这话是抄自钱锺书先生的。《围城》重印之后,杨绛先生问他:还想不想再写小说?钱先生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后悔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这番话的核心所在,我体会是必须不断超越自己;否则宁可不写。到现在,我大体上是做到了。至于以后,可不敢说了,尽力而为吧。



在《中国好文章》首发式上的即席发言

(2014年4月27日)


这已经是半年以前的事了。那天,现代出版社的社长打来电话,说是想搞一部新的古文选本。我极表赞成,并提到当年鲁迅先生对于选本的肯定和推崇。他说,那好,立刻动手。我说,关键在于选家,应该找一位权威人士,“借助钟馗”,压住阵脚,当即提议最好请冯其庸、吴小如、刘梦溪、陈平原哪位先生出山。他说,我已经有了理想对象;接着,讲了一通我从小读过“四书五经”和多种古文选本:“既看过肥猪走,又吃过肥猪肉”;下文就是“请君入瓮”。我心知肚明,这是个苦差事,力难胜任;但无论如何婉辞、峻拒,最后也没有推脱掉。

“事到难图意转平”。那就动手干吧。

核心问题,当然也是难点所在,是厘定选篇。两千多年来,古文名篇佳构,可说是汗牛马而充梁栋,选哪篇不选哪篇,颇费斟酌。今天看,《古文观止》对后世影响极大,是成功的;但在清代当时,并非如此。它过多地考虑适应举业的需要,议论文较多,短章较多,着意于音韵流畅便于诵读的,结果漏掉了许多名文,而且只选到明代为止。它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当时学者并不怎么认可,连《四库全书》都不收它。我们今天选编古文,限于选者水平和社会环境以及读者条件,期望值不宜太高,即便是和《古文观止》,恐怕也无法相比。当然,《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释义》等前代选本的成功之处,我们还是应该认真研究、充分借鉴的。

一是,分量应该适中,兼顾历代文章,尝鼎一脔,不宜太多,否则不利于普及。

二是,首选那些经过长期淘洗、广为后世传诵的古文名篇。就是说,宁有“遗珠”之憾,也要免遭“鱼目混珠”之讥。我们这本书选了一百八十一篇。有人认为,应该凑个整数,比如二百篇、三百篇。我说,从历代综合平衡来看,这样安排比较匀称,若是再增加许多,也能够选得出来,但会呈现畸轻畸重现象;如果力求平衡,有的就不免滥竽充数。《古文观止》二百二十二篇,它也没有凑整啊。

三是,在解读上多下功夫,也就是要回答:这篇既然入列《中国好文章》,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当然,解读也好,作者介绍也好,都应要言不烦,点到为止,不能刺刺不休,喧宾夺主。主是正文,应该留给读者驰骋思考的余地。

四是简单注释,主要是扫除阅读障碍,力避烦琐,更多地留待读者研思。读者自己多动脑子,才能感兴趣,才能记得住。这是我从小读经、读诗、读古文的切身体会。焦裕禄说得好:“别人嚼过的馍不香。”

最后,我想对四篇文章做点说明:

《出师表》—《古文观止》中作《前出师表》,因为还有个《后出师表》。但,晋·陈寿所作《三国志·诸葛亮传》、成书于六朝时的《昭明文选》,以及《诸葛亮集》中,都是只有一篇《出师表》;杜甫诗中也是:“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所以,冯其庸先生的《历代文选》等都标《出师表》。本书也循此成例。

《陋室铭》—历来都认为是唐人刘禹锡所作;但卞孝萱教授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是刘的作品;可是,吴汝煜教授举出多种证据证明作者确是刘禹锡。我觉得,对于推翻已有定论的意见应持慎重态度,所以还是维持原议。

《与宋元思书》—这篇文章有的作《与朱元思书》。《历代文选》编者冯其庸先生认为,“朱”乃误传。但是,有的选本还是作“朱元思”,甚至有的教科书里也是如此。我所依凭的是中华书局1962年印行的清代学者黎经诰《六朝文絜笺注》中的考证意见。现在知道,宋元思字玉山,因为他的同时代人刘峻有《与宋玉山元思书》。这是见诸唐人所编《艺文类聚》卷三十七的。刘峻是南朝齐梁间学者、文学家,曾为《世说新语》作注,收集材料颇为丰富。可见,应该作“宋元思”。

关于李陵《答苏武书》—这是《古文观止》里一个名篇,许多老辈人都能琅琅成诵。有的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次没选?主要因为它是后人拟作,从风格、体例看,并非汉代作品。苏东坡说是六朝齐梁小儿所为。《古文观止》中选入,一直遭到讥议,认为编者缺乏眼力。再者,即便是出自李陵之手,由于他投降匈奴,成为降将,有辱令名,所以不选也好。



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表奖会上的发言

(1998年6月15日)


衷心感谢省委以及省委宣传部、省作家协会对我的关怀与支持。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编辑、记者对我的指导和帮助。

要说介绍创作经验,正如荣获鲁迅文学奖,我觉得其他许多知名的、成就卓著的作家可能更有资格。却之不恭,我想着重谈一下如何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即保持自我、形成自我,又不断努力超越自我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曾经企望达到一种“大知”境界。但他分明知道,这种“大知”目标的实现,绝非个体生命所能完成,只能寄托在薪尽火传的生命发展历程之中。他有一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一次单程之旅,无限的期求与有限的生涯,这是摆在人类面前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悲剧性命运。

由于时间是与人的生命过程紧相联结的,一切作为都要在这个串系事件的链条中进行,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对于时间问题总是特别敏感,备加关注。古人说:“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还幻想有一位鲁阳公挥戈驻日,使将落的夕阳回升九十里。凡是智者、哲人,无不对于时间倍加珍惜。换句话说,珍视生命,惜时如金,正是一切成功者的不二法门。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珍惜时间的情结会越来越加重。特别是文人,对于流年似水、韶光易逝更是加倍的敏感。可是,时间又是一匹生性怪诞的奔马,在那些对它视有若无、弃之如敝屣的人面前,它偏偏悠闲款段,缓步轻移,令人感觉着走得很慢很慢;而你越是珍惜它,缰绳扯得紧紧的,唯恐它溜走了,它越是在你面前飞驰而过,一眨眼就逃逸得无影无踪。尤其是过了中年,“岁月疾于下坂轮”。弹指一挥间,繁霜染鬓,“廉颇老矣”。米兰·昆德拉说得很形象:一个人的一生有如人类的历史,最初是静止般的缓慢状态,然后渐渐加快速度。五十岁是岁月开始加速的时日。

在与时间老人的博弈中,从来都没有赢家。人们唯一的选择是抓紧当下这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清代诗人孙啸壑有一首七绝:“有灯相对好吟诗,准拟今宵睡更迟。不道兴长油已没,从今打点未干时!”“从今打点未干时”,这是过来人的沉痛的顿悟之言。过去已化云烟,再不能为我所用;将来尚未来到,也无法供人驱使;唯有现在,真正属于自己。与其哀叹青春早逝,流光不驻,不如从现在做起,珍惜这正在不断遗失的分分秒秒。“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

唐人杜牧说:“与老无期约,到来如等闲”。不知不觉的,我也过了花甲之年。回头一看,两万多个日夜已被抛在身后,这还了得!难道生命的基础不过是面对前尘影事,召唤遥远的感觉世界,只剩下淡淡的追怀了吗?昔日戏言衰迈事,今朝忽到眼前来。应该承认,思想准备是不足的。突然间,强烈地觉察到岁短心长,光阴迫促,时不我待。我曾题诗慨叹:“青春余梦感蹉跎,老去狂奔逐逝波。一卷未终天又晚,人间难觅鲁阳戈!”有些年轻人见到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分秒必争、寸阴是竞,觉得不能理解。这也不奇怪,如同百万富翁体味不到穷光蛋“阮囊羞涩”的困境一样。世间许多宝贵的东西,拥有它的时候,人们往往并不知道珍惜,甚至忽视它的存在;只有失去了,才会感到它的可贵,懂得它的价值。

我不懂得“百无聊赖”是一种什么滋味,每天都过得异常充实,“忙”是生活的主调。书籍越积越多,苦于没有时间细读;走了许多国家,足迹遍布九州,随手记下许多随感,苦于没有时间加工整理成文章;各地报刊约稿信雪片飞来,欠下了无数笔文债;许多优秀影视作品,朋友们再三推荐,却抽不出时间去看;长函、短简箧满桌盈,未能作复的为数不少。前人说:“不好诣人贪客过,惯迟作答爱书来。”四项中我能对上三项,唯有“贪客过”没有做到,因为舍不得这点时间。朋友们也都理解,有要紧事必须找我,总是说,知道你忙,只打搅五分钟。我散步总是踽踽独行,并非生性孤独,只是为了便于创作思考。甚至睡前洗脚,双足插进水盆中,两手也要捧着书卷浏览,家人戏称之为“立体交叉工程”。

创作切忌雷同,艺术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千头一面,那么天地间又何贵乎有我这个人;如果千篇一律,那么文坛上又何贵乎有我这些文字!所以,散文创作中我苦苦追求自己的特有风格。我重视吸收、借鉴他人的长处,但耻于依傍,也忌讳模仿。如果听到有人说我的什么文章与某某人的相像,我便设法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和尚在此,我却何往?”这总是很难堪的。当然,形成自己的风格,固属不易,但更难的还在于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作家最大的前进障碍,正是他自己营造的樊篱。他必须时时努力,走出自己现成的窠臼。

新时期开始,我的散文格调比较清新,时代感比较强,但有时失之直白,流于清浅。我便下功夫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西方哲学史,以及黑格尔的《美学》,注意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世界、感悟人生。逐渐地,自己感到作品的思想内涵,特别是美学意蕴较前厚实一些了。这大约在80年代中期。进入90年代,我体会到,散文应予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以深度关怀,融进作家深切的人生感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实现诗、思、史的有机结合。散文随笔集《春宽梦窄》和《面对历史的苍茫》,都是这种追求下的产物。

创新与突破,还体现在我对工作方式现代化的追求上。当世界已经走进信息时代,信息的处理速度已经超出了以往的理解力,“换笔”便成为一种新的诱惑、新的挑战。1994年年底,我下决心学习用电脑写作。当时周围的人“换笔”的很少,尤其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更是望而却步。当我打开电脑书,也觉着“键入”、“回车”、“主菜单”、“任意键”等一大堆术语眼晕,更感到五笔字型输入法难以掌握。最后,各种艰难险阻还是被我征服了。文字编辑软件我也换了几回。先是用WPS,经过一年操作,达到熟练程度。后来听说UCDOS更好一些,于是又学用这种软件操作,确实尝到了甜头。今年初,友人又向我推荐WINDOWS和WORD软件,说它的编辑功能远远超过WPS,。自然,学起来又遇到许多麻烦。界面不同了,一个个的窗口,一个个的下拉菜单,由过去的“熟头巴脑”一变而为面目全非。术语改换了,功能键的作用不同了,操作方式也变化了,“删除”命令变成了一把形象的小剪刀,靠控制符编辑的文件变成了“所见即所得”⋯⋯一切都变得陌生,不习惯。经过一个星期的刻苦磨炼,我终于能够熟练掌握,运用自如了。

最近,北京一位学者著文:《未完成的王充闾》,说“王充闾永远不给自己寻找停下来的理由:多次获奖,没有使他陶然于种种赞誉,眷恋自己的留痕;年逾花甲,没有使他觉得老之将至,无力前行;省级领导的角色,忙碌而喧嚣的生活,没有对他产生太多的内心限定;⋯⋯他选定了‘创化’这个永恒的状态,他始终觉得自己未完成。未完成是一种勇气,否定自己,走出自己,向新的目标前进。未完成是一种态度,在未完成中,生命还正年青。因为认定自己永远未完成,所以,王充闾把不重复自己作为艺术创造的标尺。打开他的几部有代表性的散文集,从《清风白水》到《春宽梦窄》,再到《面对历史的苍茫》,他的艺术视界始终是敞开的。没有固守已经形成的,没有排拒将要出现的,他一直遵循着一个内心命令奋飞:不断创造,不断发展”。

是的,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在省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即席讲话

(2010年11月2日)


紧张、忙碌的三天过去了,省作协第九次代表大会完成了各项议程,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对于前届的超过提名年龄的主席、副主席,分别聘任为名誉主席与顾问。作为名誉主席,我应邀在闭幕大会上讲话。略云:


安排名誉主席、顾问这类名头,纯粹属于富有尊老敬贤传统的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制度,这在其他国家、民族中很少见到。那么,它具有什么性质、什么特色呢?我看有四方面:

一、它是一种荣誉职务。刚才,作协主席宣读的聘任书上写着,授予德高望重的、过去曾为作协建设作出过突出贡献,现在仍然具有旗帜性的前任作协的领导。显然,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尽管德未必高、望未必重,贡献、旗帜都谈不上,但这份心意,我还是诚恳地领了。

二、它不过是一种名义,带有照顾面子、平复心态的“安慰赛”性质,很富有人情味。作协主席团考虑到,一些老作家刚刚退下来,恐怕在心态上还会有某些失落的感觉,短时间也可能不太适应,授予一个荣誉职务,予以安抚、宽慰,总不能人走马上就茶凉啊。其实,人走茶凉,这是符合自然规律而又合情合理的;否则就不正常了。像暖水杯似的,抱在怀里,热乎个十个八个小时也就很好了。不可能像中央空调那样,整个冬天热个没完。应该说,在退下来以后,主席团还考虑到如何安慰、如何发挥一些余热,实在是很够意思了。依我看,这种聘任名誉职务的做法,也不大可能长期延续下去。不妨设想,若是十几名七八十岁的老作协领导,都齐刷刷地坐在主席团会议上,那年轻人还怎么开展工作啊?人们说,现在独生子女,一个人伺候四个老人;那么,这类作家艺术家组织换届一次,增加个名誉主席,五届八届过去,一个现任主席,八九个名誉主席,又怎么个聘法!

三、身为名誉主席,一定要自觉地珍惜名誉。说是“一面旗帜”,固然属于过誉;但顾名思义,既然叫“名誉主席”,珍惜名誉,原是题中应有之义,绝非过高、过苛的要求。领导不当了,作家头衔没变,工作担子卸了下来,可以潜心从事创作,出更多的成果。当然这要视身体条件而定,可多可少。但品德修养却丝毫不能放松。应该严于律己,做出榜样。决不能辜负作协主席团和全省广大作家的期待。

四、“名誉主席”,既然属于“名义”或者“名誉”,那它就不涉及到权力范围。你看,各地只有“名誉市民”的说法,不可能有“名誉市长”。古人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因此,我给自己订了一条戒律:能帮忙就帮忙,但决不干预;纵使帮不了忙,起码也不能添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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