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闾散文

019书前书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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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12 12:01:57  阅读次数:523 次

书前书后

 

 

目录


上编  

哦诗如对素心人

古调洵堪爱  今人妙手弹

诗魂情语

精思博览 会古通今

独托诗文展素心   

《荒堂全调词笺》序

以圆览之力 收会通之功

云锦天机妙手裁

《纸上的年轮》序言

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内涵

学林一帜阵图开

刘声雨的艺术成功之路

《人间话本》再版序言

《卷施》序

镜里存真

璀璨其文  磊落其人

《风景旧曾谙》 序言

《中国诗书画三绝》序言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豪华刊落现真淳

《寻梦之旅》序言

《苏方桂文集》序言    

有为者亦若是

诗文千古贵情真

《秋水集》序

《沧桑拾贝》序言

序《沈水微澜》

序《白云书院文集》

序散文集《山野菜》

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

诗思氤氲走游中

《和风细雨集》序

《五月槐》序

《绿染辽宁》序

《枫叶集》序

《烹饪大师》再版序言   

凌云健笔意纵横

《时代的楷模》序

《崔克俭集》序言

《王宝纯书法集》序

《无悔人生》序言 

《南北耕耘录》序

序《鲜花照亮了我的房间》

笔耕墨耘  从我所好

序《明代宦官与三案》

 

下编  

《原来帝王是苦工》前言

《史海遥灯》序

自序:《这里就是罗陀斯》

《说帝王》自序

《话女性》自序 

《读文人》自序

《文在兹》序

《辽海春深》序

英文版《乡梦》自序

《秋灯史影》自序    

《王充闾散文精品集》序

《真龙百趣图》序

《散文创作谈》序

《童年的风景》序

《过眼滔滔》序

我为什么要写张学良(《张学良人格图谱》跋)

《清风白水》后记

《人才诗话》后记

《柳荫絮语》后记

《致亲爱的读者》后记

《域外集》题记

《张学良  人格图谱》题记

《春宽梦窄》题记

《沧浪之水》题记

《一生爱好是天然》题记

《龙墩上的悖论》题记

《淡写流年》题记

《长城外古道边》题记

 

 

    

上编

哦诗如对素心人

—《听江楼诗抄》序


古人有“白头如新,倾盖如故”的说法。何则?知与不知也。我与熊治祁先生相知多年,虽然由于地域暌隔,接触不多,但彼此尊重,置腹推心,尝以知己相许。先生有《听江楼诗抄》一束,付梓前,嘱我作序。灯前展读,爱赏不置,吟哦者至再。仿佛跟随这位心地纯真、赋性淡泊的“三湘才子”,之江永,走湘阴,过都庞岭,上橘子洲头,遍游湖湘大地,又置身苏鄂闽桂,远涉东瀛;仿佛同他一道追怀师友,感慨生哀;共同沉酣于两晋诗文之中,饱享那份潇洒出尘之美,如陶彭泽所言:“诗书塞座外”,“乐与数晨夕”了。

治祁先生雅擅旧体诗词,诗章洒脱、清丽,寄至味于淡泊,而为词则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惟靳墨如金,轻易不肯示人。这次结集时拣选颇严,精益求精,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中,仅仅选录六十余首。“吹尽狂沙始到金”,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都是精金美玉,堪称上乘之作。关于量和质的辩证关系,作者在《后记》中有警拔、剀切的剖断,看过实足发人深省。在举世喧哗、浮躁的今天,能够葆有这样一份清醒的认识,自甘沉寂,不肯俯仰随俗,委实难能可贵。

他的诗词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一是情真意挚,一缕真气自胸臆中汩汩流出;二是萧疏雅淡,于抑扬抗坠之间渗透出高情远韵,在平淡的描述中含蕴着自得自娱的澹荡情怀;三是根柢深厚,功夫缜密,格律精严;四是浏亮畅达,朗朗上口,不现斧凿痕迹。这里举出两篇代表性作品,一首是成于四十年前的七绝《初至江永中峒村》:


一曲清溪绕屋流,溪头水碓转悠悠。

篱边遥望深林杳,无数鸣蝉唱晚秋。


娴熟、婉丽,俊逸、清新。人们大概想不到它竟出于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之手。另一首是词作—《水调歌头·登重庆枇杷公园红星亭》:


欲赋登高意,秋日上名亭。玉簪螺髻凝碧,雨霁蜀天青。入夜人间仙景,灯海光摇影曳,一睹快生平。万峰环胜地,二水绕山城。  雄风拂,神思远,喜披襟。望中爽气东下,终古送芳馨。雪浪银涛奔涌,翻动满天星月,千里斗雷霆。胸臆豪情激,倚柱听江声。


境界高远,豪爽酣畅,具见功力,堪称词中上品。

治祁先生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是海内卓有建树的出版家,又是一位治学谨严的学者。多年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力作《陶渊明集注译》。这部《听江楼诗抄》中又收录了他对两晋时期十位著名诗人的诗作今译。其中都深深地涵蕴着他在古诗文方面的修养与功力。

他在诗词写作与古诗今译方面的成功实践,为当今诗坛提供了许多堪资借鉴的宝贵经验。我想,起码在下述几个问题上,值得诗词界的同好认真进行探索、研究。

当代诗坛,新体与旧体双轨并行,无论从作者队伍、读者层面还是作品数量上看,大有相互颉颃之势,可以说各有短长。总观全局,新体诗颇富创造性,争奇斗胜,佳作迭出,令人耳目一新;但也确有一些作品斑驳陆离,失之拗、奥,有的可以借用《前出师表》结尾那句话—“不知所云”。旧体诗作者队伍、作品质量不甚整齐,高下之分十分明显。足以传世的好诗,时时可以看到;但大量作品失之直白,不少诗词缺乏美的意境、诗性品格。这里有诸多认识上的误区,比如有些人以为,只要把五、七言凑到一块,大体上合辙押韵,就算是律、绝了;实则大谬不然。诗词是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因而,被称为最精美的文学形式和语言艺术。特别是近体的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实在是“戛戛乎其难也”。

美籍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有言:“写新诗,完全凭才气、凭灵感来创作,就可以在一代诗坛崭露头角了。⋯⋯而写旧诗就没有这福分了,它在灵感和才气之外,还需要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才可略窥堂奥。”中国古代的文论也反复强调:“诗者,吟咏情性也”,不能“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看来,关键还在于读书要能够读得“破”—书为诗用,不为诗累;理为诗眼,不为理缚。这里存在着一种才与学、情与理的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既要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须“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这是治祁先生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的规律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是约定俗成,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率尔操觚,随意填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窃以为,要写作旧体诗词,特别是已经标示出为“律”为“绝”,注明了“调寄”某某词牌,那就应该谨遵型范,合格入律;假如嫌旧体形式拘缚太严,不愿循规蹈矩,或者根本没有掌握这种固有的形式,那就莫如径直去写自由体的新诗好了。

从原发意义上讲,诗歌是一种口头文学,是人类赖以互通情愫的一种传达方式。《诗经·国风》,古诗十九首,李太白、白乐天、李后主、苏东坡等大家的诗词作品,大都富有音乐感,流畅、明朗,易懂、易记,因而得以流播众口,传诵千秋。而后来一些所谓“文人诗”,用语日益书面化,特别是受清代乾嘉朴学“考经榷史、训诂形声”的影响,许多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佶屈聱牙,满含“学究气”,以致被人讥为“误把抄书当作诗”,最后导致诗词走向末路。

在当代诗词创作中,有这样一个现象:有些学者、文人腹笥丰厚,而且精通诗词格律,可是,他们写出来的诗词却味同嚼蜡,晦涩板滞,缺乏诗词应有的优美、酣畅的韵味。其成因,我想,固然和长期沉酣于学术研究,习惯理性思考,以致阻隔了形象思维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更大的可能是在创作路径上有不尽顺适之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的要求。

十多年前,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曾经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斯言!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非可以一蹴而就。当今诗词写作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偏向:有的作品,格律确也谨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诗性,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引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说法,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

最后,想谈一谈治祁先生的古诗今译。我认为,以新体形式翻译旧体诗词,起码要突破两个关口:首先,要对所译诗词文本作深入、透彻的揣摩与剖析。这有赖于深厚的古代文学功底,娴熟地掌握古典诗词创作规律,并具备一副独到的眼光。作诗固难,解诗其实也匪易。“好诗正似佳风月,解赏能知已不凡。”(吕居仁诗)但是,要译古诗,就必须闯过这重难关,因为它是基础,是前提条件。另一个关口就是语译,亦即运用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句法对旧体诗词加以重构,实际上就是寻找新体与旧体诗词的契合点。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早年曾选译过《诗经》,他是深谙个中甘苦的:“有时只是一个字,得费上几天、甚至成年累月地琢磨。读者看上去只是很简单的一个字,但实际上那是你长期研究的结果。至于准确地、原汁原味地传达出原诗的意韵,真是比创作一首诗还难。”也许,正是通过解诗、译诗这一番艰苦的磨炼,才使治祁先生不仅养成了熟练运用现代语言从事古诗译作的本领,而且,进一步提高了诗词创作的水准。

治祁先生在写诗与译诗的艰苦历程中,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的“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他对于陶渊明的诗素有深湛研究,而且在创作中颇受其益。陶诗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尚,悠然自娱”,在平淡的述怀中显现出身居乱世而洁身自好、一尘不染、自得自适的高尚品格,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淡远、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我们从治祁先生的《听江楼诗抄》中,不难发现陶诗的影子。正如陶渊明亦有金刚怒目式的咏史诗,慷慨奋激的咏怀诗那样,在治祁先生的诗词作品中,于淡烟疏影之外,也不时地闪现着雄豪俊爽的风姿。当然,总的都统一于高情远韵的“素心人”的品格。

意犹未尽,以七绝一首足成之:


豪华刊落现清淳,万卷罗胸笔有神。

探得陶家真髓在,哦诗如对素心人。


王充闾                  

2006年岁首          



古调洵堪爱 今人妙手弹

—《大连赋》序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是中唐时期著名诗人刘长卿的一首五言绝句。诗人借吟咏弹琴来抒写曲高和寡、知音者稀的凄清、孤寂之感。

汉魏六朝时期,“清乐”盛行于南方各地,听起来,琴声是那么悠扬、隽雅!泠泠泉水,未足比其高洁;飒飒松风,讵能方其韵致?可是,到了唐代,伴随着音乐的变革,“燕乐”已极一时之选,乐器也作了置换,所谓“琵琶起舞弄新声”是也。而七弦琴上的清如流水、穆似松风的幽清古调,就没有多少人肯于或者能够知音妙赏了。

我想,在文学样式中,大体上能与音乐领域里的琴声相媲美的,可能就是汉赋了。赋体文学从战国后期诞生,到西汉武、宣、元、成之世,进入了全盛期;迨至魏晋南北朝,更加讲究音韵和谐、辞藻对仗,追求形式技巧的新奇完美,获得了长足发展;唐宋两朝,先是律赋复兴,继之文赋颇见盛行,形式较为自由,使之呈现新的特色;洎乎后世,随着时代的变化,赋体文学结合于新的文学样式,改妆亮相,尽管偶有佳作闪现,但式微之势既成,已无从逆挽了。当然,作为一种文体,赋是不会消亡的;而那些光耀文学殿堂的名篇佳构,尤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辞赋文体的发生、发展,盖源于社会生活之实际需要,文学自觉思潮之推动,亦颇得益于民族文化心理之诱导,更由于汉字本身的特质提供了特定的条件。除了与其他文体具有共同的思想价值、应用价值之外,赋体之美学价值尤其不容忽视。它的修辞技巧、表现方法,为中国文学艺术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可以说,赋体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体之一。骊白妃黄,摛文铺采,使事用典,配韵调声,表现出对艺术形式美的多方面追求。对偶带来视觉美,叶韵带来听觉美,用典带来含蓄之美,藻饰带来和谐之美。而众美齐具,难亦随之。一般的文学功力不足以驾驭之,遂使知音渐稀,和者盖寡。正所谓:“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也。

所可喜者,当代著名书法家、诗人、学者张本义先生,泚笔为文,成《大连赋》一篇,恢宏华美,洵可观也。本义先生不仅精于书艺,以书法名世,而且,博通经史,学问渊精,于诗古文辞有高深的修养,对音韵之学亦有精湛研究。其诗作沉雄顿挫,格律精严,文辞丽则,尤工赋体。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就形式说,铺排辞藻,创制文辞;而其内容,一曰体察物象,一曰抒写情志。一般地说,诗美在情,文美在理,而赋美则在铺陈,于铺张扬厉中彰显其独特的艺术效应。《大连赋》灵珠在握,深得汉赋之精髓。一开头,就以“天风浩浩,沧海茫茫,峰回路转,云起龙骧”这一龙门得意之笔,洋洋洒洒、酣畅淋漓地铺叙开来。大笔如椽,翕张有致。在一千七百言的纵横笔阵中,以“体物”为经、“写志”为纬,融现实、历史、传说于一炉;“美物”、“赞事”,皆出言有据,力戒“虚而无征”;且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出之,极尽刻画之能事。

作品追求弘廓的结构、精巧的构思,内容十分丰赡,上下数千年,尽收笔底。其中十之三四篇幅,状写历史沿革、山海奇观、风物人情;而展现“改革开放,景运大昌,海都风神,鹏抟鹰扬。谋猷以殚精竭虑,躬行以奋发图强。气吞三江,志在鳌头独占;声震五岳,势必勇破天荒”之动人心弦的现实图景,则占总量的十之六七。通过一些典型事例,铺叙了这一繁华、兴盛、美丽、富饶的海滨都市近三十年的蓬勃发展历程,描绘出万方聚会、百业繁兴、聚焦华夏东亚、领先世界潮流的崭新风貌。堪称一幅体现爱国主义情怀之气势磅礴的画卷,成为书写这座著名国际都市的标准文本。

赋体文学具有“两栖”性质。赋,一则近于诗,或者说就是诗,当然,它是“不歌而诵的”;一则属于有韵之文、诗化之文。本义先生之赋,韵散间出,用词考究,音韵和谐,诗情洋溢。“北方明珠兮,堪埒圭璋。经磨历劫兮,愈发辉光。海宝献藏兮,的皪琳琅。山毓灵秀兮,俊彩芬芗。”铺张扬厉的手法,绮丽纷繁的辞藻,骈偶对称的句式,或排比,或比喻,或拟人,或烘托,既摆脱了汉赋那种晦涩板滞、夸饰堆砌的通病,又发挥了赋体变化多端、起伏有致的优势;既具规模宏阔之长,又有参差错落之妙,可谓秀出班行,匠心独运。

《大连赋》的创作特色十分突出。它借鉴了多种文学体式的长处,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在描写地域景观时,运用时空交错、情景相生、引类比附的写法:“云帆济海,瞰沧溟波澜壮阔;银燕巡天,喜沃野锦绣盈眸。”“步云巑岏,际会九天仙洞;连湾浩淼,趸泊四海楼船。”“龙岛归帆,曾见证无数骚人泪水;黄金秋月,长照耀亘古动地诗篇。”不断变换视角,或仰视,或平视,或俯视,作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的立体式描写。还运用电影手法,由远及近地将景物拉到读者视野之内。借鉴诗歌的特点,情景交融,托物寓意,夸张、联想,灵活舒展。王渔洋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本义先生于斯二者兼之。

《大连赋》成,嘱我作序,谊不容辞,勉缀数言,实难尽其编连宛委,好在卷中超拔的文字亦能自己说话,会心在迩,芳韶自见也。


王充闾                         

丁亥之夏于沈水之阳      



诗魂情语

—《董文诗集》序

董文先生为著名书法家,素以潇散流转、清逸淡远、率真自然、超拔流俗的书法艺术驰名当世。而作为学殖渊深、著述丰厚、才情洋溢的学者型诗人,就在一定程度上为书名所掩了。日前,先生诗集编成,嘱题数言,弁诸卷首。尽管心存顾虑,深恐引喻失当,唐突上品,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但以知己之诚,却之不恭,还是兢兢为之,勉强应命了。

董文先生之诗,雄深雅健,造语沉着,格调俊爽,要皆自抒怀抱,出色当行。举凡游踪所至、居常所见、灵府所思,个人情志、出处经历、友朋交往,直至砚边心得,无不一一发而为诗。或纪游,或抒怀,或咏物,或酬答,意无不达,事无不切,使事用典,澜翻不穷;兴会、形象、韵味、气脉具足。关于诗章的品鉴,窃以为,卷中作品自能一一彰显,原无须写序人多作饶舌;而更重要的是,应能觅得诗人成功的路径,探索具有普适性的经验,亦即“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如果说,创作成果更多地映现作者个性;那么,这成功的路径、普适性的经验,则可以成为泽被诗界、引渡后学的共有津梁。

其一,胸襟、眼界与识见。

清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指出:“作诗必先有诗之基,基即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后能载其性情智慧,随遇发生,随生即盛。”也就是说,有一等襟抱,一等人品,一等眼界,才可能有一等真诗。胸襟、眼界决定着一个诗人的识见;而识见对于诗词创作是至关重要的。今人论诗,多及于哲思、理趣,此尤须依赖于眼光、见识。因为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襟抱情怀都会渗透在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选择之中,诗人、作家的情怀、意趣,则形象地、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或隐或显,必然袒露出作者灵魂深处的奥秘。而诗词则比其他文学形式,更加注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心理图式的透视和感情色彩的叠印。这在《董文诗集》中表现得至为鲜明。

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董文教授就是这种心地纯洁,世情淡泊,正气凛然,唯学是务的“素心人”。正像他在《诗魂情语》中所昭示的:


三推簪笏谢封侯,麻苎宽身胜锦裘。

翰墨丹青诗共酒,花开花落自悠游。


他不属于那类“登车揽辔,澄清天下”的叱咤风云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即所谓“性情中人”。与之接谈,矜平躁释,顷刻间有如沐春风之感。在风雷激越、浩荡曲折的数十年间,其豪情逸兴并没有像狂涛中的一捧雪浪杳无声息地蚀没,而是借其灵根夙慧,随宜点染,一一都在诗文书画和广泛的友谊交流中展现出来。其为诗也,或缘情言志,或托物寄兴,或因事纪感,均属有感而发,因而情真意切,与涂丹敷粉、无病呻吟、填书塞典者迥异。

诗如其人,格调雅正,境界高远,而又能以意象出之。董文先生践履了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入门须正,立志须高”的主张,以人生态度与生命意识为根柢,不违心,不矫情,不虚饰,不强求,寄心清正,洁身自好,营造一种超功利的清淳雅正、天机洋溢的艺术境界。诗集中随处可见意境高远、蕴远思深的佳作,如《砚边杂咏》之五、之六:


返璞归真两鬓残,韦编三绝未心寒。

宁将铁砚磨穿底,不让尘霾上笔端。


乱草蓬心四十年,无论甘苦自陶然。

指摧袖皂劳心力,只为痴情一线牵。


用文学语言表明他对艺术创作、实际上也是树人立品的严肃态度。还有《画竹咏题》:


成竹胸中有亦无,纵情挥洒不为奴。

铺天盖地苍烟起,四壁清风满画图。


人生追求与胸襟抱负这类严肃话题,能够在纵谈画艺中“横逸斜出”,深得诗家三昧。

这里关键一环,是“妙在象外”。古人讲究诗的意象与意境,高明的诗人总是在摄取物象之后,紧接着就将一个个物象升华为意象,即把自己的意蕴、感情、理趣渗透到物象中去。实际上诗人在选取物象的过程中,已经用自己的审美标准淘洗了物象,产生了自己的意趣。所谓意境,也就是说诗人在兴发感应的基础上,移情入景,化景为情,然后创造出一个令人悠然神往的境界。我十分喜欢《龟贝竹异想》一绝:


龟贝翩然挂竹枝,蓬门顿觉古风滋。

梦中一夜殷墟客,害我空寻甲骨辞。


通过一种迷离惝恍、耐人寻味、逸韵悠然的意象,达成司空图所说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顿觉漫天诗思飘然而至,令人思入微茫。

其二,至情至性,以情感人。

以情感人,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本质特征。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也。古人说:“繁采寡情,味之必厌。”缺乏真情实感,一味罗列典坟,堆砌辞藻,必然味同嚼蜡。“诗言志”,为我国诗论之开山纲领。洎乎西晋,陆机又提出“诗缘情”的主张。过去有些人把二者对立起来;其实,在“本乎性情”这一点上,它们是一致的。后代诗人的许多诗句,像“自把新诗写性情”,“提笔先须问性情”,“天性多情句自工”,不一而足。清人方东树更是一语破的:“诗之为学,性情而已。”

诗人内心须有真情实感,才有创作构思的可能性,这也就规定了被赋予一定艺术形式而表现出来的真情,是诗词作品的核心内容。诗中当然离不开景观、物象,但是,归根结蒂,还是为了体现作者的衷怀。王国维就说过:“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古罗马的贺拉斯有言:“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必须能按照作者愿望,左右读者的心灵。”这就不能不唯情是依。情文双至,元气淋漓,恰是董文诗作的突出特点。

诗集中有一组怀念母亲的七律,极为真切感人。《清明祭母》与《深秋祭母》二律云:


噙泪山花雨后繁,不堪离合对悲欢。

茶烟一炷香风远,诗句千行意味宽。

叩秉儿孙能自立,嘘询日夜可孤单。

坟头不忍除青草,留与严冬遮雪寒。


相见时难别亦难,朝阳不觉落西山。

忽来疏雨云垂野,渐起秋风夜转寒。

步履忧心遗冷寞,天公遣月护平安。

抚碑再吻坟头草,十里回望泪已干。


二诗韵同、意近,却各有特色,可视为姊妹篇。抑扬抗坠之间,浸透着浓情厚意。寸草春晖,思之凄哽。

今人写旧体诗的真功夫,在于能够把古典形式与现代情感统一起来。一百多年前,谭嗣同即有“独辟新界而含渊古声”之说。前几年,上海大学吴欢章教授也曾指出:“如今写作旧体诗词,难不在合格入律,而难在运用旧有的形式完美地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和今人的思想感情。”旨哉
斯言!

应该说,对于许多诗词作者来说,实现这个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的。当前,有的作品格律尚属谨严,也并非完全没有诗性,看得出作者所下的功夫,只是内容陈旧,词句锈腐,缺乏新的意境、新的气息,根本不像出自现代人之手。有些诗词以艰深文浅陋,里面填塞大量经义、典故,獭祭,佶屈聱牙,用清代性灵派主帅袁枚的话说,是“误把抄书当作诗”,“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当然,另外一种倾向就更不可取了:许多所谓“诗词”,纯是新闻语言或日常话语的堆积,词汇未必不新,却从中找不到半点诗性。

而董文之诗,在实现上述要求方面,堪称模楷。他善于以格律化的语言熔铸情感,营造意象,表现作者对社会、人生、自我的独特感悟和心灵体验。“诗有灵襟,斯无俗趣。”试看,他是如何写拉斯韦加斯赌
城的:


闹过三更到五更,电光歌舞始潮平。

奢华世界金如土,缭乱人生浊抑清。

巨厦玄机鸣日夜,万人红眼赌输赢。

囊空我作旁观客,听罢笑声听哭声。


“奢华世界”、“缭乱人生”是全诗主旨。赌场中祸福无端,凶险叵测,充满了玄机、悖论,一家饱暖千家怨,笑歌声里杂哭声。能够在寥寥五十六字中间,像玩弄魔方似的,把一些现代情事、现代思维、现代意蕴、现代话语,一一纳入诗家窠臼,而且属对工稳,音韵铿锵,着实需要一定的功力。

纪事、咏物之诗,贵在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在描形拟态的同时,能够把深邃的意蕴与厚重的情感渗透到里面去。《董文诗集》中有许多这类佳作。七绝:


半亩枯篁藏草庐,昏灯眊眼诵诗书。

蹒跚也作寒江客,只钓清风不钓鱼。


文情并茂,蕴藉风流,为老教授“文革”中插队剪影,称得上“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再如《咏竹》之四:


昨夜竹林风雨鸣,也如箫笛也如笙。

宛然听得湘妃哭,泪洒斑斑恨未平。


《咏荷》:


玉立亭亭出浴身,凌波仙子下凡尘。

远观不敢移轻棹,独倚篷窗看洛神。


一往神韵,行乎其间。眼前景致,口头言语,便是诗家体料,可谓雅人深致。

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董文诗中即有这类“以景结情”之作,像《江上泛舟赏菊》:


菊花江畔泛清流,香漫晨风好个秋。

佳句拈来谁共赏,两三鸥鸟落船头。


还有题画诗:


群鸦暮霭落残阳,漠漠云山草木荒。

有酒无鱼难惬意,一舟风雪钓寒江。


其三,才学、才气、才力。

诗才是很重要的。并非有了真性情、真感悟就一定能够写出好诗,还须具有才学、才气、才力。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福斯科,把诗才概括为强烈地感受、敏锐地观察、新颖地构思和准确地组合的能力。也有人认为,主要是指诗人的审美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看来,诗才是一种综合能力。

董文先生诗才横溢,恣肆汪洋,从诗集中《诗魂情语》、《梅雪吟》、《咏竹》、《砚边杂咏》等一题之下动辄八首、十首、十几首、二十首,即可看出。而且,腹笥丰厚,格律精严,长于使事、用典。近体律、绝,在有限的字句、精严的格律中施展身手,无异于“带着镣铐跳舞”,而他却能优为之,做到了“工而能化”,“中律而不为律缚”。他的诗善于熔化故实、成典,十分娴熟自然,更主要的是做到了以情为经、以文为纬,文质彬彬,情见乎辞。

他的《雨中过汨罗江》之二:


雷雨投诗赠汨罗,靡披兰蕙泪滂沱。

冤魂祭罢悲风起,痛咏离骚万古歌。


化用了老杜怀李白的名句,又熔入兰蕙、离骚等故实,文采斑斓,流畅自然,而且情感极为丰富,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看得出他胸中的诗绪是何等浓烈,以致稍微被外物触动,便同决堤的江水一般一汇而出,滔滔滚滚。另一首七绝《酒后狂草偶得》:


怀古常惊赤壁魂,大江歌罢酒盈樽。

崩云蝉翼颠狂草,四壁云烟万马奔。


大笔淋漓,情怀激越。“赤壁惊魂”,“大江歌罢”,渊源有自;“崩云蝉翼”也都有出处,唐代孙过庭《书谱》形容草书笔法轻重变化,有“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之说。诗章谈的是书艺,却以激情的彩线贯串起来,益显苍茫、壮美。要之,实事贵用之使活,典故贵用之使新,曹子建善用史,谢康乐善用经,杜少陵经史并用,只要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而且情感贯注,就能摆脱古人束缚,进而臻于化境。

由于董文先生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文艺评论家,因而诗集中有大量品鉴书法、题咏画艺的篇章,不啻一篇篇书论、画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诗,大都理、事、情兼备,既能予读者以理性的启迪,又能给人们以审美的享受,可称戛戛独造。其中有这样一首:


醉眼摩娑觅圣踪,昏迷漫漶看朦胧。

今人谁有金睛眼,每把石花当笔锋。


聚锋芒于谈艺之中,令人想起元好问的论诗绝句。一段时间以来,评论界流行一种说法:理论归理论,文艺归文艺,二者泾渭分明,互不搭界;甚至形同冰炭,势不相容。其实,成功的诗作表明,问题并非如此绝对,它们应该、也是可以共辔、联姻的。

清代著名诗人王渔洋认为,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性情与学力往往不可兼致,甚至会相互遮蔽,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逞天趣者情辞酣畅,妙运从心;而肆学力者则往往规矩谨严,持之有故。而董文先生既有足够的才情、悟性,又“有相当的汉学根基以及锤炼和推敲的长期练习”,于斯二者兼之。这是他的优势所在,也是成功所在。


王充闾                  

2008年5月9日       




精思博览 会古通今

—《走近孔子》序言

积学以储宝,厚积而薄发。十多年前,王恩来同志推出学术专著《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颇得学界好评;现在,作者的学术随笔《走进孔子》又完稿付梓。同样是阐扬孔子思想的,同样是对于儒学宝典《论语》等的探赜发微,却是以一种新的思路、新的架构、新的形式、新的笔法出之,可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中国也好,西方也好,自古以来,学人展示学术、理论的研究成果,或者说,表达思想,著书立说,形式多种多样,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类型:一种是随感式、语录体。著名哲学家朱光潜先生探索这种文体的渊源,中国的追溯到孔子的《论语》,西方的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的随感录。《论语》,还有老子的《道德经》,确是如此,大家都很熟悉,不必说了;而像赫拉克利特的随感式的名言:“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一个人如果不是真正有道德,就不可能真正有智慧。”等等,也都应归入这一类;再一种,就是较长的或大部头的学术著作,像中国的《庄子》,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康德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都是这方面的典型;第三类便是介乎两者之间的学术随笔。应该说,这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文体,如果要在古时找出它的同类,也许东汉王充的《论衡》,庶几近之。它既有格言、隽语、随感类的透辟、简捷、概括性强的特征,又具有系统理论著作的逻辑性、论辩性、科学性、深刻性;却又不那么板着面孔、庄严肃穆、论证谨严、思致缜密,而是活泼松散,纵横如意,旁征博引,横逸斜出,不拘泥于成式,不作理论性过强的考证和解析,显现出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恩来同志的《走进孔子》,就具备了这样一种文体特征。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术随笔要求不那么高,内容不一定深邃,文笔也不必怎么讲究,似乎任谁都能够措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兼具理论与文学(散文)双重品格,学术随笔的写作,就整体要求来说,一方面,应须具备相当的逻辑思维、理论功底与思辨能力,且又善于将艰深的、生僻的理论、学术问题化解为通俗易懂的知识与智慧;另一方面,还要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开阔的学术视野,渊博的知识储备,能够写得一手表现力较强的清通畅达的散文。而从内容方面讲,应该体现一种深度追求。特别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导致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喧哗。随之而来,学人、作家、读者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转为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扬弃那种平面的、线型的、说明性的意义传达,致力于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从而实现了研究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了今日思想随笔繁荣兴盛的基础。

这里所说的深度追求,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哲理意蕴,是一种靠着理论素养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写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了对理论、对学问、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意蕴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学术随笔,首先还是学术,就是说,它的质素、内核仍然是学术,学术所要求的基本品格,还是不可或缺的。就此,我想说说恩来同志的治学精神与写作态度。古人立身、治学,崇尚敬言、慎行。《周易大传·文言》中有一句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著书立说,心存敬畏,一本至诚之情,对自己的言辞切实承担责任,这是营修功业的根基。恩来同志的学术作风与治学态度,一如他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同样是十分严谨、一丝不苟的。他不因采用随笔形式,而对作品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所忽略,写作过程中,完全依据做学问的路数,出经入史,言必有中,持之有故,论不虚出。不像现在有些随笔,虽以学术为标志,却持论轻率,偏重趣味,而缺乏理性;以立异为高,放言无忌;说是诠释经典,读解古籍,实乃以古人标签装点自家门面,还美其名曰“六经注我”。此其一。

其二,当前,学术环境大门洞开,随着大量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横断学科的出现,过去学术的封闭局面被打破了,话语空间、文化情境、阅读视野大大地拓宽了,读者、受众随之走进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必然对于专家、学者寄予更高的期望—摒弃传统的、单一的思维定式,以一种开放的、多维的、全新的学术视野与思维方式,从事著书立说。其实,早在明代末年,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著名思想家徐光启就已经预见到这种形势,他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恩来同志深深地悟解到这一点。他在治学、撰述过程中,能够较早地以开放的思维方式、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传统文化积累,在文化坐标、理论定位上,向着中西会通、古今同契、文理兼攻的方向迈进,并且有了令人惊喜的斩获。

早在2004年,当代知名学者张立文先生在《人性的寻找》的序言中,即曾敏锐地指出:作者“善于学习和把握东西方当代思想文化的新成果和新动向,撰写并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的学术论文,具有踏实的理论和学识基础”。于今,恩来同志在这部随笔新作中,更是发扬光大了这一优势,学术视野显得更为闳阔,思想、文化、知识的涉猎面也进一步拓宽了,文章理蕴、思路、笔势较前都有明显的拓展。多篇文章具有经史同参、中西会通、今古杂糅的特点,举凡人文、物理、世事、舆情,典章故实,遗闻轶事,总能信手拈来,恰合榫铆。

会通之基,端在圆览;易言之,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圆览”一词,始见于南朝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以达致博学多识。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的学人,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由于儒学经典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土壤之中,历代学人对其本质、意义的研究、探索,层层累积,步步深入,留下了汗牛充栋的珍贵学术遗产;这样,今天的学者就须切实做好“历史还原”和“现代转轨”工作,在深入发掘前代与域外的学术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并梳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进而做出创造性的解读,赋予崭新的价值观照。

对于学者来说,会通、圆览之功,是毕生的课业,用一句时髦的说法,就是“永远在路上”。期望恩来同志以现有的学术积累为起跳板,通过广泛、深入的经典研习,加上充分掌握、运用现代电子网络的承载、传输、检索功能,不断获取更多的新的中西知识资源,以期溯洄于各种人文学科之间,纵横自如,所向披靡。

其三,选择视角,提出问题,把握新思想、新认识,使之从一般道理进入智慧层面。这是本书的又一个突出特点,也是学术随笔应该把握的叙述策略。新思想、新认识,是学术随笔的灵魂。著书立说,必须力求做到对学术有新的探索,对学理有新的阐释,对问题有新的见解。其中一个关键环节,是视角的选择与把握。《庄子·秋水》篇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列出了“以道观之”、“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六种选择的视角。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视角,又是同眼光和立足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同志欣赏的苏东坡“八面受敌”读书法,每番展读,都有视角的调整;否则,就无法层层推进,步步深入。恩来同志在随笔写作中,以其广博的学识、精准的把握、独特的视角,立足于阐发经典的需要,提出几十个相互关联、各有侧重的课题加以研讨。问题都是以往叙述过的,但老问题有了新角度,有些是颇为前沿的;而且,能够从一般道理进入到哲学高度、智慧层面,给人以精湛、新颖的阅读快感。

理论始于问题,问题是思维的起点,因此,我们提倡要有“问题意识”。如果写作者头脑中没有挂着问题,只是堆积一些名词、概念,那么,写出来的东西必然空泛、呆板,索然无味。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他的“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不是知识学,而是问题学;哲学家的贡献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实际事,而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发展动力,问题开启了思维探索之门。综观此书,在论述方法上,基本上都是从问题出发,而且,经常能够给出个人的独到见解—常常是通过有力的考索、实证,勇于坦陈己见,同先哲、时贤商榷见解,切磋学问。

这里顺便说一下,由于随笔属于散文范畴,写作中应该注重文学表达。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整个看来,全书文风朴实,坚持用事实说话,遇有驳诘,总能列举大量实例,反复论证,充分说理,力戒武断、偏激。行文回环曲折,张弛有致。语言生动、简捷、明确。随便择取一例:《君子成人之美》篇中,有这样一段话:“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前者是善举,后者是义行。积德、行善、累义,在孔子和儒家那里,是仁人君子的风范,是人性的卓然展现。后世的一些宗教家,也多秉持类似的主张,如佛家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比孔子小五百多岁的耶稣亦曾说过:‘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两相比较,可谓圣人所见略同。”

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向来讲究“知人论世”,主张为人与为文是统一的。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所以,最后,简单地谈论几句作者。我与恩来同志为忘年交,相识、相知、相重已达三十余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赋性正直、资质聪颖、国学功底深厚、治学严谨、高度认真的学者型领导干部。他身居重要岗位,领导工作是异常繁重的,却能多年如一日,在业余时间,投入巨大精力于治学、写作,并且取得骄人的业绩,其心神之劳瘁、经营之艰苦,可想而知。当然,单就治学与写作而言,领导工作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确实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另一方面,由于登高望远,视野闳阔,分析能力、思辨能力强,也就是识见高超,其得力之多也非常明显。

值此市场效应无远弗届,浮躁心理、逐利趋向、工具理性的浓雾弥漫之际,恩来同志能够以足够的定力,保持一份清醒,拒绝多种诱惑,潜心投入研究、写作,确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何况,自古文缘是苦缘,“耍笔杆儿”属于世所公认的苦差事,而且,别无实利可图。难怪钱锺书先生不无愤激地说,“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之人”。也正所谓“惺惺相惜”吧,对于这些同志,我向来总是投以崇敬的目光,引为同道的。


王充闾                      

2015年盛暑于沈阳寓所      



独托诗文展素心

—一序《向峰文集》

我与饮冰室主人有相似的癖好:“生爱朋友,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芳馨悱恻,辄讽诵之,以印于脑。”说到原因,任公本人以“丰于昵者”作解,而在我则往往是慕其人兼及于诗文。

向峰先生是我素所钦仰的学者,多年前在一份报刊上读到他的一组旧体诗,其中几首七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吟咏再三,至今尚能复诵。


《江城秋意》:


金风十月动江城,满树流丹满树情。

水阔天长秋塞里,鹃花一梦枕流声。


《凭栏感怀》:


客馆凭窗望远樯,云天一片水茫茫。

天涯此夜同秋梦,红叶情深向早霜。


《秋水缘长》:


玉砌雕栏云外天,游心到此欲飞仙。

未能抛得凡尘去,流水高山不了缘。


还有一首《种兰十年》:


犹记当时二月天,春来踏雪路飞烟。

一识即作同心侣,流水十年梦绕牵。


也许有人以为,对于一位博古通今的学问家来说,写得一手漂亮的古典诗词,原属“题中应有之义”,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特殊称道的。问题绝非如此简单。诗者,吟咏性情也,与为学有别。有些腹笥丰厚的学人,胸罗万卷,著作等身,但是,写起诗来,如严沧浪所言,多务使事,全然不问兴致。而向峰先生的这些诗,深情雅韵,具见兴象丰神,平淡中有思致,有性灵,全无斧凿痕迹而自合唐音。这在一个学者来说,是殊为难
得的。

因为性情与学力往往不可兼致,甚至会相互遮蔽,相互影响。一般情况下,逞天趣者情辞酣畅,妙运从心;而肆学力者则往往规矩谨严,持之有故。荀子有言:“艺之精者不两能。”而向峰先生能于二者兼擅,既是世所公认的学人,同时又是出色的才人。专精一个方面,已经是戛戛乎其难了,何况两个方面都能达到很高的水准,自然令人称颂不置了。

这里,表面上看是说诗,其实,它关乎一个学问家的人文素质与品格修养,也可以说,体现了向峰先生早就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它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理论评论家所独具的审美创作才能,摆脱了专事理论研究或专事诗文创作的单向发展的局限性,而把文艺审美规律的探究成果成功地应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灵襟慧性与躬行践作,相得而益彰,为文艺美学理论家实现其发言的权威性提供了先决的条件。

作为著名的文艺美学家,向峰先生潜心学术研究用力极勤,不断地突破与超越自我,在许多方面具有开创性。其学术视野的开阔,学问的工力,学理的深度,自不待言;尤其使我惊服的是他的杰出的表达才能。清人叶燮说过:“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有才。”胸罗万汇,笔下千言,能够把所思所感鲜明准确、清晰流利地表述出来,谈何容易!许多人包括有些作家、学者,坠绪茫茫,填胸塞臆,却苦于无法倾吐,纵使勉强吐出,也是乱绪如麻,难解难理,错杂无序,不知所云。不善于表达,实在是很多人感到苦恼的事。

向峰先生清丽、洒脱的文字,一向为读者称赏;而其讲堂上的授课尤为精彩。几个小时的大型讲座也好,十分钟八分钟的即兴发挥也好,滔滔汩汩,妙语连珠,博洽宏通,极富感染力和雄辩性,听起来实实在在是一种艺术享受。我相信,先生本人肯定也是深感快活的。苏东坡就曾讲过:“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

这种才能的获得,固然与其数十年的教学经历,长期艰苦的职业训练有直接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有赖于神思、心志与文辞的功力。刘勰有言:“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成功表达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另一方面,必须“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

这里有心志与文思的关系,有文思与表达的关系。从心志到文思,关键在于打通思路,思路阻塞,想象、构思便无从谈起;从文思到表达,需要善于驱遣文辞,发挥演说的技巧,这离不开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和文字、语言的功底。由此可见,向峰先生的成功,既是才情、天赋使然,更有常人难以比驾的厚积薄发的艰苦磨炼功夫。

除了上述学人兼是才人,腹笥丰厚与善于表达两个特点之外,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一面,向峰先生最令人崇敬的是其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人们常常把道德、文章联系起来讲,实际上,这是一个殊难臻并的人生境界。学殖深厚的或许易得,才情横溢者也不难见到,难得的是于才、学之外还有一种光华四射、腾誉士林的人格力量。道理很简单,才情与个性往往为一对孪生兄弟,有些个性过强的人恃才傲物,常常无意或不屑于关注个人的德行锻炼;而一些专注于品德修养与人际关系者又往往缺乏足够的才情,甚或把才情与德性对立起来,而不肯刻意求之。向峰先生异乎是,可以说,他是德足以副其学、德足以副其才的一个典范。

陶渊明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向峰先生就是这种心地纯洁,世情淡泊,凛然一身正气,唯学是务的“素心人”。与之接谈,矜平躁释,顷刻间有如沐春风之感。先生执教高等学府四十余年,汲汲于提携后进,传道解惑,于今及门桃李,已经灼灼其华,彬蔚称盛。诸多学人都称颂他是一位多产的作手。其实,如果他不是以大部分精力投入教学、授业,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发扬红烛高风,点燃自己去照亮他人,而是倾全力于治学和创作,那么,《向峰文集》就绝不是现在的规模,恐怕三倍、五倍于兹也不止了。

先生于我谊兼师友,慰诲勤勤,其相望之殷,相扶之切,令人感怀难忘。《向峰文集》裒成,嘱我附缀数言,弁诸卷首。在先生固见其谦冲博挹之素怀,而在我则未免有所顾忌:对景挂画,弄斧班门,徒贻附骥之讥,尚在其次;而如引喻失当,所谓“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以致唐突上品,误导来人,那就难以辞其咎了。所幸有徐中玉先生题序珠玉在前,烛隐抉微,高扬远引;而卷中超拔的文字亦能自己说话,会心在迩,芳韶自见,原无虑他人尘涴也。


王充闾                  

2001年立冬后一日      



《荒堂全调词笺》序

词,作为古典诗苑中的一株奇葩,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已经姹紫嫣红地开放了一千余年了。其间,不仅涌现出无数杰出、优秀的词人,产生了熠熠生辉、声情并茂的海量词章;而且,关于词论、词史、风格、流派的探讨,词谱、词律、词韵特别是词的创作规律、艺术技巧的研究,绵延赓续,佳作迭出,构成了一部完备而丰赡的词学。套用一句古文,可谓“前人之述备矣”。

至为可贵的是,荒堂主人政佳先生,面对古今学人如山如阜、璀璨夺目的学术成果与创作佳绩,并未缩手跂足,空劳企羡,而是有志于继踵前贤,发扬而光大之,积卅载之功,竭一己之力,于《钦定词谱》八百二十六调,精搜勤检,凝神定气,“简练以为揣摩”;在娴熟掌握词律基础上,苦拼成千日夜,每调一词,逐一填写,以为规范,遂成今日之煌煌巨著。不仅在巍峨的词学大厦中填补了一项空白,创辟出新的研究路径;而且,以其八九百首新词的创作,为千年词苑提供一笔粲然可观的精神财富。

日昨,政佳先生过访,以《荒堂全调词笺》见示,嘱题数言,弁诸卷首。灯前展读,爱赏不置,吟哦者至再,确如陶彭泽所言:“诗书塞座外”,“乐与数晨夕”了。至于说到作序,我一向认为,作品摆在那里,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赏鉴、去发现。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展现出无比丰富的自在空间;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原无须像撰写作品评论那样,细针密缕,辛苦饶舌。就是说,与其在字数有限的序言中,下大工夫解读个别作品,倒莫如按照古人所说的:“序者,绪也,谓端绪也”,设法帮助读者摸索一种路径、理出一丝头绪来。

词学,原本是一门大学问。作为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词又称“曲子词”。“曲子”指音乐部分,“词”指文辞部分,二者不能分开。作者写词,先须创制或选用一个乐谱,然后按照它对声韵的要求去配词,故称填词,或叫倚声。后来,乐谱逐渐亡佚,由按谱填词改为按唐宋人的词作来填写,进而形成固定的词律。关于《荒堂全调词笺》中所列八百多种词调的由来,叩其本源,当有多种情况:一是词名本于诗文,如《丁香结》取自古诗“丁香结恨新”;《蝶恋花》摘自梁元帝诗句“翻階蛱蝶恋花情”;《点绛唇》源于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解语花》系出天宝遗事;《解连环》则来自《庄子》“连环可解也”;等等。二是词名关照所赋对象,如咏水媛江妃称为《临江仙》;述道情称为《女冠子》;《天仙子》咏天台仙子;《河渎神》赋祠庙;《巫山一段云》写的是巫峡;《醉公子》则咏公子醉也。不过,入宋以后,与此有异,多数词作都去词名甚远。三是因人、因地、因事、因时而定,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宣宗时,进贡的蛮女高髻金冠,满身璎珞,宛如菩萨,教坊遂谱成《菩萨蛮曲》;《雨霖铃》源于唐玄宗入蜀时,兼旬淋雨,栈道中闻铃声,因悼念贵妃,遂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荔枝香》原本无名,小部奏新曲,适值荔枝送至,遂以名之;《多丽》,乃张均之妓,善弹琵琶;《念奴娇》应本于唐明皇宫人念奴;咏舞蹈称《踏歌词》,歌泛舟为《欸乃曲》;《更漏子》咏的是夜静更深。这种情况十分普遍。四是原本为乐曲名称,《渔歌子》为渔歌的题目;《竹枝词》来源于巴楚民歌《竹枝曲》;而《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至于词调之长短,《荒堂全调词笺》中首先列出的《竹枝》、《纥那曲》、《杨柳枝》、《采莲子》、《八拍蛮》等大量小调,多为唐开元间教坊俚曲。这从唐·崔令钦《教坊记》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据称,当时已有三百二十个之多,并且已经出现了长调。迨至南宋时期,词调正式区分为小令、中调、长调;清·毛先舒具体确定为:五十八字以内为小调,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上为长调;而今人王力先生则主张“二分法”,六十二字以下为小令,六十三字以上为慢词。另外,《荒堂全调词笺》所填词调中,还有“令”、“引”、“近”、“慢”、“犯”之分,这里也有很多学问。“令”一般称字数不多的小调、短曲,如《如梦令》、《十六字令》,在唐代词牌中,这类小调很多。词大量兴起后,有些调“引而长之”,遂称为“引”。例如,《千秋岁》,双调为七十一字;而《千秋岁引》则引长到双调八十二字。“近”,与此类似,如《诉衷情》单调三十三字、双调四十五字,而《诉衷情近》为双调七十五字。“慢”与“曼”通(拉长声音叫“曼声”)。《谢池春慢》较《谢池春》增加二十四字(均为双调)。《采桑子》为双调八句四十四字,《采桑子慢》则为双调十九句九十字;《木兰花》为双调八句五十六字,《木兰花慢》则为双调二十句一百零一字。因此,有人把长调称为“慢词”。至于“犯”字,则属于音律问题,与长短无关。

只是词调的源流、长短,就有这些说道;而有关词的韵律、章法、炼字琢句等问题,其中的学问就更多、更大了。即此,也足见政佳先生之深湛学养与娴熟的艺术功力。

依我亲身体会,写诗甚难,而填词尤其不易。表面看去,一些小令与诗差异不大,《生查子》上下两阕,似与两首五绝相同;《杨柳枝》、《清平调》、《八拍蛮》,也看不出和七言绝句有什么差别。可是,如果细细品味、推敲,就会发现,诗有诗的腔调,词有词的腔调,曲有曲的腔调,诗近雅,曲近俗,词的腔调介乎雅俗之间,词与诗互应互和,辅车相依。词不同于诗,却又离不开诗,全无作诗功力,其词亦无足观。说到作词之难,此其一也。其二,宋人沈义父有言:词之“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说唱艺术的一种曲调)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思此,则知其所以难”。其三,填词需要选择题旨,有些内容并不适合词作,比如过于繁杂的事体,词难以表达;而关于学问、功德以及过于庄重的题材,也难以入词。其四,词贵有书卷气,胸无文墨,为词难以高妙、古雅;但词又要清空、俊逸,堆砌知识以炫耀渊博,则绝难成为佳作。其五,词讲究音、调、声、律,有四声、五音、均拍、阴阳、轻重、清浊之别,比诗律要更复杂一些,一句不协,一阕皆失光彩。其六,用好虚字,亦填词一大要领。虚字有领起、提携、呼唤、粘合的作用。政佳先生词中,就用了“又”、“须”、“趁”、“对”、“恰”、“奈”、“谁知”、“哪堪”、“只合”、“却总被”、“算只有”、“更须知”等大量虚词。用得恰当,词句便显得劲健、鲜活。其七,古人认为,填词须讲究章法、句法、字法。精于章法,则浑然天成,且能富有变化;句法讲究精练、洒脱;字法超妙者,则新颖、自然。其八,词人离不开“日积之功”,学填词者,无不先是大量读词、记词,或印证于师友,或默识于古人,入乎其中而涵泳玩索,时日既久,相浃而俱化,心领而神会,自然胸次渐开,为词亦丰神谐畅矣。看得出来,政佳先生之所以能完成如此浩繁的巨帙,且奇章杰作迭出,说明作者在这些方面是下过惊人苦功的。

概言之,《荒堂全调词笺》取得了两方面的突出成果。在词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词谱、词律、词韵等方面,荒堂主人确是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创辟、综合、规范、演示之功,颇具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充分重视。而其文学创作方面的佳绩,堪称宏阔丰盈,琳琅满目,同样可喜可贺;当然,也毋庸讳言,由于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可能达致篇篇尽善尽美。这并不奇怪,世间凡是特别规范化的作品,受形式的束缚较多,一般都很难在艺术方面臻于至境;而且,古今卓绝之作,往往产生于“妙手偶得”,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有如趁韵、唱和之作,或一题之下动辄一二百首,其功力固然令人叹服,但“此树婆娑,生意已尽”。就中虽有若干精萃超绝之作,但整体通观,其艺术水准则参差错落,难免伤于凑泊;何况,就体裁、词调而言,任何词家总有其所长,必有所短,所有词调皆能“优为之”,百不一见。苏东坡、辛弃疾也好,周邦彦、李清照也好,最精彩的词作,大都集中在部分词牌上。吴文英的《莺啼序》,二百四十字,为长调之最。张炎贬之为“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而陈廷焯却说“全章精粹,空绝千古”。贬也好,褒也好,反正苏、辛、周、李都不作,并非作不出来,而是觉得不如填各自的《水调歌头》、《贺新郎》、《满庭芳》、《武陵春》更为得心应手。此无他,娴熟与否是也。事实上,对于这类示范性的“全调词笺”,任何方家也不会像对词人专集、选集那样来要求。即使询之政佳先生本人,当也另有追求而毋须挹彼注此也。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意芜言浮,多无足取,识者谅之。

王充闾                  

2012年1月            



以圆览之力收会通之功

—序《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从现代视角、以宏观视野,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好传统美学的价值转化工作,亦即对于古代美学文本进行新的理解、新的思考、新的审视,揭示其基本精神、个性特征、独特蕴涵以及现实意义,这确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使命。向峰先生《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这部美学新著的面世,可谓“得其时哉”。

去年以来,撰写《逍遥游—庄子传》,接触到了这个课题,深深地体会到,对于古典美学进行现代阐释,这是一项很吃力的事情。当时我所面对的,不过是庄、老以及后世的几位道家学派人物;而向峰先生所作的,却是一部中国美学古代通史,纵跨三千年,旁及上百位思想家,从《周易》一直讲到《红楼梦》。

那么,有些什么工作要做呢?至少是—

由于古典美学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通过历代前贤往哲对于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珍贵的美学遗产;所以,首先必须进行“历史还原”工作,亦即《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沿流讨源,虽幽必显”。这就需要深入发掘古典美学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与梳理原始资料,绝不能像清人戴震所批评的:“空凭胸臆,凿空而得”。此其一;

其二,以此为依托,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判工作;

其三,进行微观考辨,包括个案分析、专题研究、背景研索、体系考察,等等;

其四,在此基础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鲁迅语),拓开一个浩大的审美天地,做出创造性的阐释,赋予古代美学以崭新的价值观照。

还有一项,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正由于置身全球化的学术背景、文化语境,理所当然地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处理好继承本国美学遗产与借鉴西方美学传统的关系问题。就此,向峰先生在书中做了十分剀切的概括,当然,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说:为了实现美学的双向架构,“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要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作出独到的建树。在这一方面,已故的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当代学人必须拥有“圆览”、“会通”的功力。

何谓“圆览”?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近乎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学多识。“会通”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会通的涵盖面很广,不仅指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也包括文理会通、思诗会通;其义既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四通八达,也含有灵活运用、不拘常规的意蕴。就是说,不仅体现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同时还须具备开放、多维的思维方式。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超绝建树的科学家、艺术家、大学者、政治家,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所以,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明代末年著名思想家徐光启有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本人就是一个复合型人才,除了国学,对于西学,举凡数学、天文、机械、水利、农学、军事学,都有深湛的研究。

作为全国知名的文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向峰先生也正是一位通才、通儒。你只要展读他的八百万字的文集,或者直接聆听他教授的课程,甚至日常的普通接触,一个强烈的感觉,便是其“圆览”之力与“会通”之功。远的不说,去冬,刚刚读过他以五绝形式创作的二百四十首《四季咏怀》组诗,春初,又看到他对《全唐诗》的解读—他是一位既精通诗学又擅长创作的出色诗家;他还是以精深、博雅见长,且多有创见的散文随笔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尤有精湛的研究,独步当今,别具只眼,这有所获的“鲁迅文学奖”堪资作证;而于美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特出长项,他的《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都是我的案头书,再加上这部《中国古代美学的现代阐释》,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创造成果,特别是整个美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超拔的学术水平。换句话说,正是以博观圆览之力,收灵明会通之功。

这使我记起了八十年前,鲁迅先生对一位写作者所做的一段评语:“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灿然可观,盖犹识玄冰于瓶水,悟新秋于坠梧。而后治诗学者,庶几由此省探索之劳已。”借此以题向峰先生之力作,我认为还是很确切的。

意犹未尽,以四句小诗足成之:“学殖渊深美在中,会通今古羡王公。诗思涌荡天涯远,大吕黄钟气若虹。”


王充闾                    

2013年12月14日      



云锦天机妙手裁

—《缘斋诗稿》序

李仲元先生以《缘斋诗稿》见示,余固乐其丰盈大有而先睹为快也,欣然受之。可是,先生马上补充一句,看过之后要写一点东西,弁诸卷首。听了,我不禁摇首咋舌,心想:这可是个力不从心的苦差使。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书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理解与接受指引出一条路径,起到津梁与导航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尤其是仲元先生腹笥丰厚,学富五车,面对他的诗集来说三道四,确有“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有“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句,碔砆,石之似玉者,意谓元稹品评诗圣杜甫之诗未能得其真髓,下语似是而非。其实,这类指引路径的文字,最好还是由作者本人去作。“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尽管如此,但既承错爱,却之不恭,便只好唯唯从命了。

《缘斋诗稿》收诗近五百首,均为近体,七言、五言绝句约占十之八九。按题材分类,厘为三集。一曰《辽海行吟》,地域涵盖整个东三省及部分内蒙古地区,时间跨度过亿年,从形成辽西古生物化石之晚侏罗纪,一直写到新中国成立前,或古迹,或人物,或史乘,或风光胜览,或稽古钩沉,或轶闻逸事,具见乡邦文物之盛,搜罗撰述之勤。一百八十首七言绝句,一题一事,后面附以言简意赅的“本事”,概要地写出一部堪作标准教本的生面别开的东北地理历史,洵为开创性的胜业。二曰《题咏赠答》,三曰《胜迹游踪》,前者映现人文交往,后者藻绘江山胜概,各擅胜场,相互生发。作为知名的诗赋大家与书画艺术家、文物鉴赏与考古专家,仲元先生题咏赠答,范围极广,举凡海内文朋诗侣、艺苑名家,以及诗书画艺、学术交流,亲情忆昔,庆吊往还,都有诗作酬应。与此相联系,先生不仅万卷罗胸,而且游踪不知其几万里也,屐痕处处,遍布神州。临风纵目,兴会淋漓,一一发而为诗。如果说,“行吟”组诗重在咏史,着意于缅怀古迹;那么,“游踪”与“赠答”则以情怀、理蕴取胜。三卷相生互补,汇成一部泱泱乎、沨沨乎的五声和乐。

仲元先生为著名学者,多年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沉酣典籍,出经入史。其为诗也,用典深稳,使事精切,具有学人之诗、才人之诗的鲜明特点。他的许多具备历史属性的诗章,能够以有限的文字反映深广的历史内涵,以诗的艺术手法再现社会历史、现实的某些侧面,渗透着作者的学识见解和价值取向,既具诗情,更饶史性。此类诗后面大多加注,或为题解,或为纪事,实际上起到“本事”作用。所谓“本事”,亦即以事诠诗,通过标举故实以求诠释诗之本意。这种因诗以考史、援史以证诗,诗史融合、诗史互证的手法,不仅有助于彰显作者的题诗本旨,而且,同史籍一样,可以发挥“言成轨则,为世龟镜”的鉴戒作用。

用事、使事问题,作诗、读诗中可以经常碰到。宋代学者吴沆在《环溪诗话》中指出:“诗人岂可以不用事?然善用之,即是使事;不善用之,则反为事所使。”作为学人之诗,缘斋喜欢并且长于使事、用典。七绝《燕丹》:


乌头马角客秦难,一匕功亏咫尺间。

饮恨长河魂不去,风涛夜夜涌狂澜。


寥寥二十八字中,隐含了三个典故:燕太子丹在秦为人质,求归,秦王说乌鸦头白,马首生角,方可放还;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咫尺之间竟未刺中;后据辽东抗秦,秦兵追逼,匿身于衍水。这三个事典,为后世人所熟知,但若将它们编到一首七绝短章中,用来表述太子丹的奇崛生涯,而且,还要敲金戛玉,意兴悠然,却迥非易事。本来,诗写性情,并不专恃数典,但因古事已经凝结成饱含意蕴的典故,早已约定俗成,作诗者不妨借彼之意,写我之情。他人数十百言未能尽意者,而一典置之,三数字即可了却;且能使其内蕴深厚,耐人寻味,所谓“胸中有书,腕底
有力”。

诗家不忌“脱胎”,有时还可以参用成句。缘斋为诗,由于古代诗文烂熟于心,上下古今,充塞胸臆,名章、词汇,信手拈来,暗用、化用诗古文辞,浑然天成,一似自然流洒,毫无窒碍。七绝《博斯腾湖》“瀚海晴波无限酒,莼鲈同醉五湖秋”;《山海关》“一时行尽天涯路,风雪弥空过大关”;《古堡影视城》“分明一个荒城堡,演绎悲欢入镜来”之句,都像曾在唐诗、清诗中觌过面的,可是,真个蹑履追踪,却又捕捉不到,只能说是“神情仿佛”。

这里,还印证了另外一层理念。我一向主张,学诗必须提倡背诵,会背了,闲暇时间在心里暗诵,余韵悠悠,它有助于掌握音韵格律,学习遣词造句的技巧,特别是体会和玩味古诗的韵味和妙处。古人诗读得烂熟,深得其音节、章句、气味之妙,于不论平仄中,却有一种自然之平仄。从前,流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的说法。这是说,练习写诗,首先应该多读多记前人的典范诗篇,做到烂熟于心,随口都能吟诵。如果走的不是这条路子,而是先去刻意钻研、死记诗词格律,然后再像小学生填方格字块那样,按照格律去填写、推敲,这样,恐怕很难达到畅达适意的要求。所以,清代学者方南堂断然地说:“未有熟读唐人诗数千首而不能吟诗者,未有不读唐人诗数千首而能吟诗者。读之既久,章法、句法,用意、用笔,音韵、神致,脱口便是。”

缘斋诗才气纵横,吟稿中有大量组诗,同一形式,动辄十数首、二十几首,篇篇相连,意蕴错综,分之自为一题,合之章法联贯,构成一幅完整浩大的艺术画卷,反映着某一时代、某一地域、某一社会文化现象的风貌、特征。如《新疆游吟》二十四首,前有小序:“甲申初秋,远游新疆,领吐鲁番之民情,探阿勒泰之奇秘,越天山,穿戈壁,下伊犁,走喀什,览西域之风光,望昆仑之高耸。心胸朗阔,不亦快哉!沿途有作,以志行程。”而《名僧赞》二十首,则自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到东晋高僧慧远,一直写到清末画僧虚谷和民初的弘一,历时一千八九百年,俨然一部概要的中国佛教史。而《题古书画》(十一首)、《临池放歌》(十首)等组诗,则突出地彰显了作者深厚的艺术造诣与学术水平。

诗本性情,诗贵清新。《缘斋诗稿》中最为难得的一点,是许多诗篇能够“不为理拘执”、“无理而妙”(清·贺黄公语),显现出兴会淋漓、诗情横溢的特质,使读者于“正声雅奏”之外,领略其风华蕴藉、天然逸趣。

这类的篇什主要分布在《胜迹游踪》和《题咏赠答》中。诗人旷达的心胸、丰富的艺术涵养,氤氲于山川秀美的灵气和真情灼灼的衷怀,洒脱、隽逸之清词丽句立刻油然而生,奔赴笔下。有一些是充满谐趣的,如《题冯大中双虎图》:


兴风惊落木兰花,一啸霜林冷月斜。

昨夜缘斋门未键,何来双虎到吾家。


《山溪落水》:


蓦然翻作落汤鸡,幸濯清流冷水溪。

剥去缠身名利索,解衣盘礴是男儿。


《阳关》:


曾扼西行天外路,残烽衰草远秋山。

今朝也作他乡客,手把文书过古关。


有一些诗在深情雅致的描绘中,常常流贯着一些实践性的智慧和生活哲理,如《鱼头宴》:


三尺金盘馔,肥鲢荐巨头。

莫怀生死恨,嗟尔自吞钩。


《飞龙潭瀑布》:


幽涧淙淙戛玉声,龙飞千尺碧云惊。

在山泉水从来净,一到人间便不清。


《鳌头峰》:


轻步悬阶向玉京,澄心云影共峥嵘。

鳌头一笑高千尺,莫叹人间路不平。


诗的意蕴与理趣,或指事物的规律,或指人生的况味、人生的境界,总之,是要穿透现象揭示社会、人生百态的本相。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方式来说,就是对于“遮蔽”的敞开。这是诗的很高的境界。

诗缘情,最根本的要素,或曰构思的基石,是诗人的真情实感。王士禛认为,诗之道有根柢与兴会二途,根柢源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一首诗要有魅力,要能吸引人,左右读者的心灵,靠的是灼灼真情,也就是唯情是依,情文双至。缘斋之诗冷静中往往放射着一种柔肠慧致的情感冲击波。有一些诗抒怀寄慨、意存针砭,如写井冈山《茨坪》的七绝:


到处楼台起玉墀,升平歌舞信由之。

百年弹指风情异,只有青山似旧时。


《麦积山石窟》:


妙相庄严万品经,慈悲看似救生灵。

人间恁有千般苦,佛面悠然笑未停。


看后令人想起元好问的名句:“天公醉着百不问,汝偶而偶奇而奇。”语似庸常,而实奇警。仲元先生早岁从戎,身经战阵,古稀所作尚有陆游“骏马宝刀俱未老”的豪迈之概。三首《咏马》诗中,有“金鞭一指黄尘起,卷地风惊万壑雷”;“如今老卧斜阳里,犹自神驰万仞山”之句,一派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势,不妨把它看成是诗人的自况。当然,话是这样说,实际上,仲元先生并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道地的学者。

诗学讲究才气,更看重积蓄,一如刀刃贵薄,而刀背贵厚。凡有重大成就的诗人,都须重视培植根柢、增长识力、积理养气。古人特别重视养气。韩愈有言:“气盛,则声之高下与言之长短皆宜。”苏轼说得更生动、形象一些:“气之盛也,蓬蓬勃勃,油然浩然,若水之流于平地,无难一泻千里;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一日数变,而不自知也。盖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耳。”仲元先生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厚的学术积累,又素喜游历,周览四海名山大川,钟灵毓秀之气浃骨沦肌、交契会悟,宜其诗赋“气盛言宜”,沛然可观也。

诗词的各种体裁,特别是近体的格律,千百年来,有其形成与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已为世所公认,相当稳定。即使在长期推演过程中有所发展、变化,不断地出新、创化,但其基本规律与格局,并未曾发生过根本性的变化。我们不能假“创新”之名,以“任情适意”为借口,而置固有格律于不顾,随意书写,以致降低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的诗词形式所固有的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缘斋诗稿》的面世也有其重要价值。仲元先生幼承家学,受过严格的国学基础训练,作为久历骚坛的“斫轮老手”,其近体诗格律精严,晚节为诗,诗律尤细,堪称无懈可击。细细玩味,我们可以从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等方面,悟出许多章法、许多理路。

这里只说一点。作诗开头难,结尾尤难,这是诗人苦心孤诣之所在。古人说,五七律最争起处,贵用料峭之笔,洒然而来,突然涌出。缘斋《自编书法作品集问世》起句:“偶弄临川笔,星驰四十年。”《嵩山》:“少室嵯峨太室雄,四方岳镇尽朝宗。”《天游峰》:“峥嵘万仞莫生愁,一径通天此壮游。”都有这样的特点。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说:“结句需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仲元先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从沈从文先生游,后访其故居,有诗云:


一别京华三十载,我来故宅拜先生。

百年世事存公论,水远山高霁月明。


一声响遏,余韵悠然。再如《曹娥江》五绝:


孝女今何在?江帆远影微。

停车空伫望,细雨鹜孤飞。


以景结情,有余不尽。

仲元先生同时又是国内著名的书法家,而且精于绘事。诗、书、画三者原本就是互通的。中华文化强调整体观照,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和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追求一种物我交融、情景交融、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使中国艺术中书画同源、诗书一律,成为一种规律性现象。而作诗、写字、绘画,用的乃是同一种性能的毛笔,所以,又有了以一颗心灵、凭一管毛锥,自由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的物质基因。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意象、性灵的体验。中国历代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两晋的陆机、王羲之,到唐代的张旭、颜真卿、柳公权,再到北宋苏、黄、米、蔡“四大家”和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无一不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后世若欲解其书法,不可不熟读他们的诗文;而要深谙其诗文奥蕴,也往往要观赏一番他们的书迹。这些,对于仲元先生来说,都是一体遥同,恰中肯綮的。

承命作序,谊不容辞,今兹涂抹,实愧荒芜,聊充唣引已耳。


王充闾                  

庚寅冬月于沈水之阳      



《纸上的年轮》序言

向峰先生散文集《纸上的年轮》付梓,嘱我题写数言,弁诸卷首。却之不恭,只好唯唯从命。

我想,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里面连带着血肉,映射着灵魂,展现着作者的心灵轨迹,一应内在蕴涵,均可从作品中一览无余。至于它的创作风格、语言文字、篇章结构、形象意象,种种艺术特色,更应该充分相信读者的鉴赏能力,而无须作序者饶舌。我这里首先要说的是关于作者本身。中国古时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之说。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讲得更为明确:“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先哲的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

向峰先生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是国内著名的美学家。教师的职业着实令人艳羡。前面说过的那位“亚圣”有“君子有三乐”的说法:“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即良好的亲情环境),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即自身的品格修养、胸襟抱负),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社会责任与承担意识),三乐也”。这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自然就非教师莫属了。

近日,我曾题赠给他一副条幅:“中岁追陪每恨迟,书丛文苑两心知;缘悭未得程门立,也傍群贤学拜师。”附言是:“私淑向峰先生垂二十年,春花秋月幸结深知,适值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以诗为贺。”“私淑”二字源出《孟子》:“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意思是说,我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学习的。我之于向峰先生,也即属于这种情况。

向峰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学者、教授,而且是出色的作家、诗人,他是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如所周知,在一个人身上,学人和才人是不容易统一的,因为二者的要求不一样.。单以写诗而论,并非每个大学教授,包括那些一流的大学者,都能写得出一手好诗的。旧时代的县令,进士出身,当然都要懂得格律,也都能够作诗,但是不等于那个诗就好看。难得的是,向峰既有深湛的学术修养,又写得一手漂亮的、潇洒的、富有才情的旧体诗(新诗、散文,他亦能优为之)。且看那首吟咏丹东的七绝:“金风十月动江城,满树流丹满树情,水阔天长秋塞里,鹃花一梦枕流声。”丹东紧临鸭绿江,这里的虎山为明长城的终点,又以杜鹃花闻名于世,故诗中有“江城”、“秋塞”、“鹃花”等词语。他的诗章中还有这样一些清词丽句:“天涯此夜同秋梦,红叶情深向早霜。”“未能抛得凡尘去,流水高山不了缘。”“一识即作同心侣,流水十年梦绕牵。”不熟悉情况的人,乍看这些诗性葱茏、抒情味浓郁的诗句,会以为作者肯定是一位激情洋溢、倜傥风流的青年才子,而想不到竟然出自上了年纪的知名学者、大学教授之手。此其一。

其二,在立德方面,行足以践其言,德足以副其才。学人和才子,或者说学者与作家、诗人,同时还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品德修养,着实难能可贵。有些人富有才情,但流于夸夸其谈,徒逞舌辩,而“行不顾言”,言行相悖;还有一些才气纵横之士,往往放诞不羁,肆行无忌,还以“君子不矜细行”相标榜,自然更谈不到为世楷模、为人表率了。向峰先生在德才相孚、言行如一方面,是很标准、很到位的。

他在自己进德修业的同时,能够发扬一种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奉献精神,即所谓“红烛高风”。一方面,他通过课堂教学,传道、授业、解惑,指导学生前进、攀升;另一方面,他对同辈或者后进的学者、文人,同侪、朋友,能够无私地倾全力以提携、支持、鼓励,充分体现了人民教师的高尚品格。他立身行事,不是着眼于世俗的金钱、权势、社会地位,而是以一己的学术资源为社会作奉献,甘当“人梯”,并把它奉为终生天职。

说到“德足以副其才”,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自用其才。苏东坡的《贾谊论》里有一句话:“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千古而还,很多有才华的人,由于不善于“自用”,最后无所作为,抱憾终天。所谓善于“自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有一个十分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设计自己。这样,才有可能坚定一个既定方向,使一己的才华得以充分发挥。

其三,向峰先生有一种可贵的定力。定力是人生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根基,可惜许多人缺乏这种修养。鲁迅先生把它叫作自性,就是一个人有自己的一种独立不倚的品格。他总能坚守着一种信仰,坚持着一些宗旨,坚定着一种取向。这又表现在多个方面。

人既是社会文化的创造者,也是社会文化的制成品。从这个意义来说,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我们这一代人可说是忧患余生。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且不说它浪费了多少宝贵时间,单讲充溢于其中的风险、挫折和坎坷,也使人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尤其是不能不制约着人生鹄的的实现。正是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向峰先生能够建德修业,治学成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想像,他所付出的努力,该是何等艰辛,何等巨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面对着权力的迷信和金钱、物质的诱惑,他能坚守一己的追求,坐得住冷板凳,潜心向学,毫不旁骛,靠的是什么?是一种心灵深处的定力。我们亲历、亲闻的,许多学者、才人,在名缰利索的羁绊中,心浮气躁,不甘寂寞,一味地在那里张扬、炒作自己。而他,“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这种定力,表现为一种自信,一种痴情,一种向往。

他是一位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绝不只是会写文章、会做学问、会教学生,还颇有筹谋、策划、组织能力,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但是,他善于限制自己,着意于发挥“聚焦效应”,而不是东张西望,多所旁骛。人在成长过程中,懂得限制自己,是一种大智慧。可是,遗憾的是,许多有才华的人,不断地转移兴趣,见异思迁,今天弄弄这个,明天弄弄那个,似乎哪方面都能施展他的才华,但是,最后什么也没成气候,“样样通,样样松”。所以,歌德老人提出,要善于“断念”,学会割舍。其实,所谓“才情”,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爱好,一种兴趣,并不一定表明你在多个方面都能出色当行,都能获得成功。反过来,如果能够让才情“聚焦”,集中燃烧在一点上,通过一个突破口闯出来,最后很有可能在某个方面到达制高点。

定力,表现为一种人生智慧。一个思想者、大学者,他的智慧是别人代替不了的。黑格尔老人说过:“同一句格言,从年轻人(即使他对这句格言理解得完全正确)的口中说出来时,总是没有那种饱经风霜的成年人的智慧所具有的意义和广袤性。后者能够表达出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读解向峰散文,更着眼于他的过人智慧。

向峰散文为“学者型散文”,它的鲜明特色是其深刻的哲思理趣和丰富的文化蕴涵。文学评论家许宁在分析他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和文化特色时指出,就内容来说,“表现为他对知识驾轻就熟的运用上,对哲学、文学、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知识的信手拈来上”;“表现为他把典故资料完全融于行文中,或做文章观点的论据,或借题发挥,得出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生发,达到启人心智的审美效果”;表现为“深邃的历史感”,以“现代意识、现代观念去反思历史和考察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由穿梭,智慧表达,令读者体会到文化的沉厚与丰富”,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度的挖掘,让读者从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审视中,领略他的新奇发现与睿智判断”。就表现手法来说,“在知性的内容里注入审美情趣,在叙述中灌以机智、幽默、博识,传达出深刻而耐人寻味的哲理感悟,表现出一种情畅辞达的高妙理趣之风”,“他融趣入理,化理为趣,在平和简洁的叙述中,理之趣隐隐现出,使人们不知不觉地品到理,尝到趣”。

而这一切,都端赖于作者渊博的学识与高超的识见,端赖于文学创作中养之有素的深度意识的追求。其实,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并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以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高层次的写作者的自觉追求。

当前,历史文化散文很多,但有相当一部分,作者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只是一味地向读者灌输历史知识,却又缺乏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新的视角,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式;有一些作者只是向书本中讨生活,主体意识不强,或者说灵魂不在场。这两种都导致了许多作品停留在复述历史的层面,缺乏应有的文学性。《纸上的年轮》一个突出的特点,是文中有“我”,随处可见作者灵魂的介入、主观的参与。文中的哲思理趣,作为一种思想元素,一种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自然而然地溶解在作品之中;都是作者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而后进行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再通过感性的文学语言,加以形象、生动的展现;都是立足于现实土壤之上、关乎人生价值与生活哲理的探索;都是作者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并非机械地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并且避免了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所以,读来活泼有趣,情理交融。

在新的历史时期,诚然,整个社会都处在“喧哗与骚动”之中,人们心情浮躁不堪,读者自不必说,即使从作家角度看,肯于求深求异的怕也不是很多,“回到平面,取消深度”的说法,确实也颇有市场。但是,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仍然有大量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可是,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震撼,已成为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缺陷。在这种情势下,《纸上的年轮》这类思想随笔、文化散文的面世,应该说是一个喜人的成果、重要的创获。

王充闾                  

2007年末于沈水之阳      



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内涵

—序散文集《爱的诉说》

时光风驰电掣般逝去,数十年间读过的无量数的书籍、文章,许许多多都已如轻烟薄雾悠然淡忘了。可是,唯独有一篇散文作品却像刀镌斧削一样深深地刻印在脑海里,那就是冰心老人的早年作品《南归》。

《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是一篇长达两万字的叙事散文。作者以浓烈的抒情语言、至情至性的文字,抒写失去母亲的深悲剧痛,追忆了母亲病故前前后后的点滴细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颗无比纯真、满怀悲恻的女儿的心,母爱情深跃然纸上。文中许多感人至深的语句,令人终生难忘:

“有谁经过这样的痛苦?你的最爱的人,抱着最苦恼的病,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从你的腕上臂中消逝;同时你要佯欢诡笑的在旁边伴着,守着,听着,看着,一分一秒的爱惜恐惧着这同在的光阴!这样的生活,能使青年人老,老年人死,在天堂的人下了地狱!世间有这样痛苦的人呵!”

“完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慈爱,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上有填不满的空虚。只有自家料理着回肠,思想又思想,解慰又解慰。我受尽了爱怜,如今正是自己爱怜他人的时候。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

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些滴滴含泪、字字凝血的文字奉为人间绝响;没有想到,最近竟又发现一部文字功力也许未足比拟、但其真情实感确是可以继踵前尘的椎心泣血之作,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刘文艳女士的散文作品《爱的诉说》。

全文二十余万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卷为《侍疾日记》,作者通过床头陪侍与思念、牵挂身患绝症的母亲,抒写对母亲的深沉的挚爱,以及无时或释、长期梗塞心头的失母之痛;下卷是叙事散文《我的妈妈》,运用大量生动感人的实际事例,从方方面面描写母亲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实际是一篇以深情为笔、挚爱为墨,讴歌母亲完美人格、高尚品德的赞歌。后面附有分别叙述母亲最后生日庆典和葬礼的纪实文字,还有祭悼辞以及《妈妈是一本书》等诗文。

这部作品,朴质无华,剔除雕饰,可是,通读一过,却能令人震摄心魄,不忍释手。原因在于它并非一般的抒情、叙事文字,而是一个女儿和着血泪、发乎至情,以深沉的爱与痛连同真切的生命体验书写出来的母亲的哀歌与颂歌,因而真情灌注,元气淋漓,感人至深。

文章、日记里,通过大量翔实而生动的细节、场面、故事的描写,通过女儿的情文双至的娓娓叙述,一位品格高尚、宽厚善良、豁达质朴,尝尽生活的艰辛,也铸就坚强的性格的母亲的鲜活形象,赫然屹立在读者面前。在《我的妈妈》中,有一段专门记述了母亲的那双手:小时候,我发现:“夏天,她的手总是油黑油黑的,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还要莳弄家里的园子,施肥灌水打农药,还要烧火做饭,喂猪喂鸡,片刻不得消闲。冬天,她的手粗粗糙糙,长满了肉刺,手指也裂开了许多口子,手掌上长出厚厚的老茧。长年累月的勤苦劳作和艰辛的生活,使得那双润滑细腻、柔软丰满的手,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和美丽,变得越来越粗糙了。她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用那柔弱的双肩和永不消闲的双手,支撑起一个温馨和谐、充满亲情与爱意的大家庭。我每当看到和想起这种景象,心里都非常难过,简直像针扎般地疼痛。我曾经握住妈妈的手,深情地问:‘不疼吗?’妈妈总是笑着摇摇头,说:‘不疼,一切都习惯了。’”

文中记述:

“妈妈是村里贤淑孝顺的楷模”。“妈妈常说,不用远道求佛,佛就在自己家中。”她对婆母极为孝顺,把婆母的一切针线活全都包下。“家里细粮少,奶奶不愿吃玉米面饼子,妈妈就把小米稀粥里的米饭捞给奶奶吃,然后带领我们姊妹喝点米汤就玉米饼子。奶奶是腊月初四的生日,从我记事起,每年这一天,妈妈都张罗给奶奶祝寿,亲戚、朋友、邻居、晚辈全都到场。亲友带来的细粮、糕点悉数都归奶奶所有,不许任何
人动。”

“妈妈去世后,嫂子说经常梦见婆母,她曾流着眼泪对我说,特别想念妈妈,心里老是放不下。她们婆媳之间之所以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其间有妈妈的示范作用,老人家为晚辈做出了榜样;同时,也因为妈妈生前对儿媳像对亲生女儿一样关心,而且总是高看一眼,多关照一分。妈妈患病后,要到上海诊断,还想着嫂子没有坐过飞机,专门让她同去。每次我给妈妈买衣服,妈妈都说:我老了,穿什么都行,你嫂子年轻,多给她买
几件。”

“妈妈温柔敦厚,与人为善,从不挑剔别人,从不说他人的‘不是’。她常说,有句老话说得好:‘自恨枝无叶,莫怨太阳偏。’这样,她成了亲人的依靠,好友的知音,乡亲们的贴心人。由于她公正、厚道,邻里间发生什么纠纷,都愿意听从她的劝解。”

“妈妈无论做了多少好事,既不想让人知道,更不肯大肆张扬。她的一条做人准则,是不让别人承担感情债。更不要说对待儿女了—母爱本来就是无私的,发自内心的。妈妈到我家来,手总是不闲着,不知道帮我做了多少事。可是,当我流露出感激心情时,妈妈却满含歉意地说:‘我年龄大了,帮不了你什么忙。不像人家那些有能耐的父母,能在工作上帮你一把,照应一下,这一辈子也没让你们借上什么光。’”

在交付文稿时,文艳女士告诉我:“冰心先生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这位把自己纯洁无私的母爱,‘慈怜温柔’地施予她儿女们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这句话我也可以借用过来,说:我的母亲也是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这样,也就不难想象,当接受过如此最好母亲的恩泽的儿女,一旦失去了她的怜爱,她的庇荫,其痛苦、忧伤、寂寞,该是何等惨重啊!

从发现挚爱的母亲身患绝症到离开人世将近一年的时光中,作为女儿,她眼睁睁地看着柔弱的母亲如何被病魔一点一点地吞噬着生命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最后又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极度的病痛中撒手人寰,这又该是多么无奈、何等伤恸、怎样悲哀的事情啊!

这种“无奈”是多重的:不仅是面对疾病与死亡束手无策,任由病魔疯狂肆虐;而且还有医疗方案的无奈抉择—究竟要不要、能不能做手术?特别是心灵上的挂牵,更使她心悬两地,痛苦不堪:身为国家公务员,又是一名领导干部,她承担着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可能日夜守候在病床前,而心里又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慈母的病情。日记里有这样一段
记述:

“我离开妈妈回沈阳,妈妈把我送出了大门外。在我上车的那一刻,我看到了她在流泪,我感到了她很悲伤,也很留恋,我的泪水立刻刷刷地流出,模糊了我的眼睛,无奈地与妈妈摆了摆手,说:‘妈妈,你回去吧!’车转过胡同,离开了她远送的目光,我再也忍不住,在车上失声痛哭。记得陈寅恪先生写过“暮年相见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的诗句。我同母亲的告别,竟然也有这种味道。唉!人生多故,别母之痛、失母之痛真是何其痛哉!”

说到伤情,日记中记载:

她陪妈妈去了兴城海滨旅游景区,“这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兴高采烈的人群,可是,我心情却非同往昔,此刻十分沉重,身患绝症的妈妈,还能来几次呢?明年此际,妈妈,你还能到这里来看看大海吗?起风了,海风吹起了她的花白的头发,那一刻,我觉得妈妈确是有些憔悴了。怕妈妈太累,过了一会儿,我们便和她一起离开了海边。妈妈又回头望了望蔚蓝的大海,然后把目光收敛回来。大海洪潮涌动,万古依然,可是,人事却是瞬息生变。这将是妈妈与大海的最后诀别。”

“外面下雨了,点点滴滴,如泣如诉,似乎也在伴着我们,在诉说着家里的不幸。看着躺在床上的妈妈,听着那淅淅沥沥的雨声,真的是感到凄凄惨惨戚戚,怎一个愁字了得!”“晚上,我和妈妈睡在一张床上,听着外面的雨声,我的心在颤抖。妈妈没有声响,静静的,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但愿妈妈不要为这雨声而倍加伤感。”

母亲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此刻儿女的悲哀,已经弥天漫地。人生世上,谁能抛开母爱?谁不愿庭前有慈颜常在,菽水承欢?可是,丧母之恸还是降临在头上。日记里写道:“母亲活着时,总怕给我们添麻烦,卧病中更是如此。可是,妈妈呀!我们多么希望你能再多活上一些时日呀!哪怕就是这样让我们整天牵挂着、企盼着也好啊。世上,如果连牵挂、连企盼也没有了的话,那还有什么指望、什么依靠,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

就这样,无奈,忧伤,哀愁,痛苦,纷纷聚集才女衷怀,使她椎心把笔,泣血成篇,完成了对于母爱深沉内涵的诠释。这种真实的情感世界,给出了无须笔墨雕琢的本然,真正是用生命之火烛照着,点燃着。听作者说,她的这本日记上,前前后后,洒满了泪痕。放在桌前,却实在不敢重读—重读就是追忆,那就立刻重新返回那种伤情无限的氛围里,只有心悸,只有流泪,只有悲怆,甚至卧病一场。

文艳女士是富有文学才情的,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以《尹湛纳希传》引起文学界的注目;后来供职香港《大公报》,以高级记者身份出任辽宁记者站站长。在从事新闻通讯写作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叙事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春风秋雨》。尔后,通过考试进入省政府文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然读书、运笔不辍,时有佳作面世。而这部作品的诞生,说来纯属偶然,原初只是带有纪念性质的逐日感怀、记事,并没有想到要拿出去发表。是一些亲友、同志翻看后,觉得有传播价值,因而提出公开出版的建议。由于她具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叙述中注重形象、细节,使用的又基本上属于文学语言,这样,一个个感性的画面透出的信息与情感,总比抽象的概念更有感人的力度,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成就了这部颇富审美价值的散文作品。

当然,最根本的还在于深沉、厚重的母爱内涵,在于真切的生命体验。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创作总根于爱。”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才是血。这也是鲁迅先生说的。这些敲金戛玉的警策论断,揭示了文学生成、创作心理的普遍规律,它们都在《爱的诉说》一书中得到了充分印证。作者以爱为文学母题和价值尺度,用爱心来激活文心、点化良知、升华生命,诠释出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要义。她把写作过程同时看作“做人、立心”的过程,时时反躬自勉:如何践行“以母亲之心为心”,“成为一个母亲那样平凡而高尚的人”?

我们常说,要多一份爱心,要让世界充满爱,期望能像阳光普照那样,爱洒人间。而母爱正是一切爱的根基,一切爱的始发点、立足点。冰心老人说得好:“‘母亲的爱’打千百转身,在世上幻出人和人,人和万物种种一切的互助和同情。这如火如荼的爱力,使这疲缓的人世,一步一步的移向光明!”无须置疑,一个不知孝亲、反哺为何物,连父亲母亲都不爱的人,不可能设想,他会爱人民,爱社会,爱国家,爱人类!

当然,要孝亲,要反哺,还须趁早。古人曾经慨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为父母尽早地奉献自己的一份孝心。人当少壮之时,胸怀远大,志在四方,专注于建功立业、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无疑是对的),总觉得孝亲、反哺来日方长;可是,想没想过:年迈的双亲能不能够等候到那一天的到来呢?单就这一点来说,这部作品对我们也有启发意义。

作为序言,最后想建议众多读者,特别是父母还都健在的儿女辈,不妨抽出一点时间,翻翻这部以泣血深情诠释母爱的日记、文章,相信肯定能够从中受到一些震撼,激发出一片爱心的。


王充闾                  

2010年9月于沈阳      



学林一帜阵图开

江苏南通大学多位教师的散文随笔集《学林广记》辑成付梓,文友王志清教授驰函索序。余以弄斧班门,初未之敢应也。然力辞未果,遂勉为从命。

按照古籍上说的,序即端绪,亦即事物的头绪。就是说,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这又谈何容易!我眼下所能做的,只能写点读后的感想。纵令搔痒隔靴,未获真谛,毕竟属于一己之见,原在可听可不听之列。

洋洋洒洒数十篇,风生水起,蔚为大观,构成一道光华四溢的靓丽风景。无以名之,想来想去,还是用《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来状写:“原来姹紫嫣红开遍”。题材十分广阔,举凡教学、读书、游观、唱和、思亲、怀友、吟咏、品茗、艺兰、驾车,浅及普通门扇,深到彼岸灵魂,近叙本埠风情,远涉海外桃源,无不巧思具见,有眉有眼。形式五花八门,风格迥然各异。既有严格意义上的抒情、叙事、写景散文,也有生面别开的种种创格尝试;既有《世说新语》体的传神写照、妙绪清谈,也有《浮生六记》式的淡淡幽怀、娓娓絮语;既有标准文言文的典雅、峭拔,也有日记体的常情实录。或豪纵,或灵秀,或隽永,或清新,各擅胜场,并臻其妙。

就意蕴而言,有的深得梁·萧统在《昭明文选》中提出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的真髓,追求诗、思、史的融合,在富有真切感受、深刻内涵的基础上,营造出一定的意境、意蕴、意味,并以美的形式和诗的语言出之;有的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置身于社会人生的激流,抒写性灵,反映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有一些文字呈情感化趋向,散发着生命的热力,回荡着尘世的歌哭笑闹,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自身的瞬间体验,着意于将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体现散文的自由、随意的个性,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红尘扰攘中的“缀网劳蛛”一丝心灵的抚慰;也有的将创作视点向自身转移,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表现对世路人生的看法,选择“爱的话语”,细腻地表现母爱、情爱、亲情、友情⋯⋯于是,浮世绘,学苑风,家务事,儿女情,个人的悲欢离合,曲巷通衢的凡人细事,都被以闲适的笔墨、悠然的心境,有滋有味地反映在作品之中。其间林林总总的美的蕴涵,像西方美学家桑塔耶纳说的,“表现为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一件事实或一种关系的知觉;它是一种感情,是我们的意志力和欣赏力的一种感动”。

当今国内文学界,创作与批评的生态、结构,可说是“四分天下”:一是专业队伍—各级作家协会、各类文学学会以及某些地方文联组织的成员;二是学院派队伍,包括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机构与社科文研部门的专家学者;三是自由撰稿人与自发评论者;四是各类媒体中的作者与评论员,其中尤以网络、博客写手为最活跃。《学林广记》一书,出自学院派笔下,大体上可纳入学者散文范畴。尽管编者《后记》中谦称是“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者们的‘研余副产品’”,但可以看出,无论其为何种选材,取哪种表现形式,就中都凝结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按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就是说,都是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虽为学院派,但文体风格却十分活泼,可读性比较强。有些文章饶有风趣,令人须眉舞动,忍俊不禁。这在学者散文中,是难能可贵的。

窃以为,单从“古代文学的学术研究者”群体从事散文写作的这一盛举来看,也是特别值得称颂的。“五四”之后,大学教授中出现了许多散文大家,许之以“占据文坛半壁江山”,恐怕也不为过。然而,这一优秀传统后来并未得到应有的赓续。近数十年来,执教鞭者撰写散文的越来越少。有人开玩笑说,此乃深得孔老夫子“述而不作”之奥秘。早在清代乾隆时期,著名诗人袁枚在《读孔子世家》一诗中,就曾以调笑口吻写道:“尼山道冠千秋处,妙在平生不著书。”

其实,学术研究与文学写作原是相辅相成,可以并行不悖的。中文系教授在撰写学术论文之余,从事诗文写作,起码可以收到两方面的效果:其一,从自身提高角度讲,创作可以成为有效的学习动力。把写作(包括读书、思考)与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经常开展认知、思辨、表达的训练,有助于提高教师的实际水平。借用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关于“耗散结构”的概念,可以说,每个活着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一个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精神能量,才能使自己日益壮健,不断提高。写作的过程是输出,是耗散,必然要促使你不断地接纳新知,甄陶旧我。尤其对于中青年教师来说,确是主动加压、挑战自我的机会。其二,就教学实践来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作然后知甘苦。通过躬亲挥毫写作的实践,既可以从中获得真切的心灵体验、经受实际锻炼,更能对学生做出有效的示范,戒除那种“天桥把式—只说不练”,“海客谈瀛—空对空”的弊端。

这是从具体实践的层面上谈论教授写作的意义;如果放开视界,从更深远、更广阔的层面上说,文学创作则关乎人生价值与生命的存在意义。法国哲学家萨特在评论美国小说家福克纳时,法国作家莫洛亚在评论本国小说家普鲁斯特时,都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相抗争。这句话的蕴涵异常丰富。简言之,就是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生命存在方式,争取在世上留下痕迹,以免埋没于时间的尘沙,“没世而名不称”。那么,如何才能将短暂的一生附丽于永恒流动的时间呢?对作家、学者而言,就是要通过作品来承载生命价值,超越浮生大限。如司马迁所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任谁都得承认,事功再大,即使它震撼了人间,也都是暂时的。王朝更迭,血战征伐,无论是得益者还是受害者,只能在岁序迁流中暂存一瞬;而文化创造的成果则生命长青,留存广远,以至于永恒。莎士比亚的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过去了,至今还名震寰宇,即便过了千年万载,人们也肯定还会说起它;可是,当时的英国皇帝是哪位老兄,又有几人能够记得呢?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个叫曹丕的人(此人也当过皇帝)就说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教授著书,未必算得上“名山事业”,但以之垂范当今、名传后世,该是没有疑问的吧。

篇终接乎混茫,其意犹未尽也,口占七绝五首以足成之:


南州学府树文旌,炫目琳琅别有情。

老去风花多眼福,浮生万象看分明。


饱览琼瑛喜不支,奇章隽语启新知。

莫轻一纸拳拳意,常惹沧桑百样思。


妙笔雍容畅雅怀,学林一帜阵图开。

诗痕史影春宵梦,人爱风光我爱才。


科甲昔曾干气象[注],文华今日耀通州。

世间谁是经纶手?才俊千秋据上游!

[注]南通名士张謇曾巍科高中晚清状元。


岂有宏才作解人,豪华刊落剩情真。

戋戋一序倾心力,不负良朋不负身。


王充闾                  

2010年3月于沈水之阳      



刘声雨的艺术成功之路

研索、品鉴一位艺术家及其作品,实际上,是在与艺术进行较量,较量你的造诣,你的识见,你的审美水平,这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和挑战。此刻,我所面临的正是这种情态,这种局面。

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刘声雨教授的画集,近日将在人民美术出版社付梓,六千里外驰函,嘱我为序。就艺术家来说,具见其谦挹、恳挚之素怀;而于我,则自知不胜评介之任,诚恐对景挂画,弄斧班门,徒贻附骥之讥,不仅唐突上品,而且误导来人。但经过再三思忖,还是勉为从
命了。

这里有两方面的考虑:艺术上的因缘—彼精绘事,我习文辞,画意、文心有其相通相近之处;主要还是因为存在着深厚的友情,谊不容辞。上世纪80年代,我们同在营口市工作,彼此相知相重,往来密迩无间,偕游畅叙,相得甚欢。后来我奉调到了沈阳,他也先后进了北京、闯了深圳,南北暌隔,这样,联系就比较少了。不过,由于“知其必有成也”,所以,对于他在艺术方面的发展进程一直都在关注着,为他的精进不已,直臻化境,感到由衷的欣慰。近年,我有幸参观过他的画展,特别是此刻面对这部风生水起,蔚为大观,构成一道光华四溢的靓丽风景的画集,《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油然现于脑际:“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作为当代颇具影响力的实力派画家,声雨先生出道甚早,年及而立,即在全国画展、艺术大赛中多次夺魁折桂,崭露头角,蜚声全国美术界;尔后,他的大量作品被欧美及日、韩诸国收藏;尤其是荣获有着二百五十年悠久历史、世界四大美院之一的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授予的“荣誉教授”称号和俄罗斯艺术科学院“荣誉证书”,这标志着画家及其作品已经走向了世界。

声雨的超迈之处,在于他是一位画坛的多面手,举凡中国画、油画,人物、山水、花鸟,工笔、写意、现代水墨,均能得心应手,各擅胜场,在每个领域都具见功力。他的水墨世界,赓承传统,观照现代,细腻、恬静、浪漫、抒情的气氛渗透到整个画面,在黑与白、虚与实、意与象的结构中,倾情注入了自己的情感信息,画中的境界已经超越了色彩与图形,而袒呈襟抱,直抵心源。论者认为,相对于水墨画的悠然意远,酣畅淋漓,“他的油画凸显出强烈的空间感、色彩感,质朴醇厚,真实自然,追求生命的粗粝质感和苍凉素朴的原生态,散发着一种毛茸茸、火辣辣的生命力”。声雨画作,视角独特,冲击力强,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予人以强烈的心灵撞击和精神震撼;而且,意境深远,以其终极的追问,把观赏者带入较大的思索空间,于冥思遐想中获得启迪和妙悟。绘事之外,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艺术教育工作者,主教艺术院系多年,及门桃李,彬蔚称盛。

据我多年的研索、观察,声雨先生之艺术功成,是有清晰的路径可循的,起码展现出下述四个方面带有规律性的特点。

其一,画家具有特色鲜明的艺术气质。

前人说过,为艺之道,其根有二:“一为天趣;一为学力。天趣者会于寸心,学力者通乎一切。”这个“根”字,可作为基本条件、成功要素理解,实际上说的正是艺术气质。

关东盖州自古书画人才辈出,积淀了极为深厚的人文沃壤和艺术氛围。声雨自幼就濡染、熏沐在此间浓郁的艺术环境之中。这对于他的艺术气质、人文情怀的养成,起到一定作用。当然,外因只是条件,如果后天努力跟不上去,仍然难成伟材。幸运的是,青年阶段的声雨,适时地进入了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师从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王盛烈先生,受到正规、完整的绘事训练,打造了坚实的艺术功底。其时为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无论是校风、学风、画风,都处于颇佳状态,而本人又秉持夙慧,不懈进击。堪称是得其时、得其地、得其人,一时风云际会,才运相偕。

声雨具有醉心艺术事业,刻苦、专注、执着、真诚的心理素质,且有良好的悟性和思维能力,能够随时进入“心手两忘,物我俱化”状态。法国伟大雕塑家罗丹有言:“艺术之源,在于内在的真。”有的评论家说,声雨先生不论作何种画,表现何种题材,都忘不了要在笔墨语言中融入自己心灵的真实感受,寻求精神的底蕴和内涵,追求自然与情感、笔墨与精神的终始合一。使人在笔墨气韵中感受到艺术的激动,从明快的水墨天地里获得精神的愉悦和灵魂的感知。“艺术家需要童真一般的诚实,需要一种始终不渝的执着,从而在精神灵地里,独享着一份宁谧,保持着独有的自我。刘声雨的坦诚,在当今商业文化与后工业文明作为沿海开放城市主导意识趋向覆盖一切行为模式的现代生活中,几乎像是最后仅存的几枚恐龙蛋一样珍贵和稀少。”

他的艺术气质,表现为或者说促使他能够享受孤独,甘于寂寞,喜欢简单,处事低调。他觉得,“寂寞有助于潜心创作,有助于产生灵感。人要把文化和知识归纳为简约,这才是生活的哲学”。在他看来,“成功的艺术家要靠自己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的全部倾注和刻苦努力。时下那些热衷于随行就市的策划与炒作,也许可以闹腾一时,但绝对是短暂的。贴近生活的、严肃地按照艺术规律创作的作品,终究会得到认同”。当《晶报》记者谈到他的油画在文博会上开出五十万元的高价时,他淡然一笑,说他更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画的艺术价值和拍卖价值不是一回事。艺术家应该通过市场的检验,这是一个渠道,但不是唯一的。艺术有自身的规律,艺术家有独立的思考、独立的价值观。好多画卖的是名气。所谓名气,不过是舆论的一种依托;其实,画的本身不一定就好。它们之间并不存在正比关系。”

其二,他极富创新、探索精神,不为传统的成规所拘囿,也不靠娴熟的功力啃老本,而是不断地创新求变。

变是常规,变是常态。“中国文人画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程式,但不应该是凝固不变的。”声雨先生这一艺术主张,在其水墨画《残梦》系列中得以实际践行,并获致了美术界一致的嘉许。评论家指出,这一系列,在重视笔墨情趣的传统文人画的基础上,发挥画家所擅长的油画写实的造型功力和细腻的表现手法,以加强色彩的表现力,追求意蕴的抒发。让人在水墨中读解到人性的本真,感受到人体美在艺术空间的张力,不论是人体造型,神态描绘,画面的构思、构图、设色、勾线,都明显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中抽象的造型方法,使作品中的人体和景物趋向符号化、情绪化,呈现出超越常规的非逻辑性、不确定性。看似杂乱无章的意象组合,画面也显得散淡而随意,其实,正是对现实空间秩序的突破与消解。作品既保持了传统中国画的格调,又飘溢着现代西画的色彩,具有雅俗共赏的品格。

声雨先生不守故常,画风迭变,既得当代学院写实的真传,复以中国画气格冲和淡化外来因子,独辟创新之路。论者认为,他在承袭传统的同时,对笔墨语言和形式结构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黑白笔墨的世界里注入了一种更加奔放、热烈的力量和情感,使传统水墨山水更加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渗透力。他跳开了传统文人画的框框,跳出了自己多年来驾轻就熟的创作手法,不囿于一点一划、一山一水,而是着眼于大“景象”,从而创作出一首首无声的瑰丽山水诗,一曲曲有形的激越大风歌,具有浓厚的精神底蕴,令人回味无穷。

其三,走现实主义艺术之路,倾向本质,崇尚自然。

声雨认为,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一幅绘画作品,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但审美倾向、精神内涵是一致的。他的作品一个共通之处,就是更倾向于本质,赞美大自然,描写现实普通人的生活;他所选取的绘画题材,都是简单、质朴、源于生活的。他致力于表现生活真实的艺术,用忠实于对象的手法描写自己眼界所及的事物,透过现象反映事物的
本质。

历数来路,论者谓其“以现实主义、人生哲学这条主线,贯通中西画理,以个体独悟、生命境界和情感直觉,统一不同画种的风格面貌和人性内涵”。他深得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名家米勒和当代美国著名画家怀斯两位大师朴厚深沉、细腻凝练的现实主义之精髓。他也十分赞赏俄罗斯艺术家们严肃的创作态度和真诚的精神追求。他认为,品鉴一位艺术家,应该看其在创作的道路上,是否求真求实。“像我们这代艺术家,很多人从小受到俄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影响,其审美精神和表现手法贯穿于我们的创作过程。作为中国艺术家,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变的时代,理应担当起人类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锋角色,表现当代中国的现实生活,创作出更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他说:“艺术如何反映生活,反映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反映社会变迁,是我经常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他告诫学生们:艺术家首先要确立自身的价值观,独立的艺术观,要有独立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才能搞出真正区别于其他人的作品;要亲近自然,崇尚自然,心灵才不会枯竭。他说:“我很崇尚原始的不加修饰的生命力。越是自然的,越具有强烈的震撼波。”

其四,他是一位有思想、有抱负、深切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具有高尚的人文情怀的艺术家。

他有较高的艺术自觉与人文自觉。他清醒地注意到,当前有些艺术家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够关注,历史感和人文情怀不够充实,有些人对经济的追求超过了对艺术的追求。他说:“我所强调的还是一种主流艺术。一个艺术家首先应该有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对时代的责任;如果一味强调自己那么点小天地,对社会发展、时代进步无动于衷,他就不足以承担艺术家应有的责任。不描写时代,不描写人,不解释人,艺术缺少生活,就会昙花一现。”他经常说:善与美,思想与艺术,殊途而同归。“无大善者,难见大美。”

人们常常把艺品与人品联系起来讲,自古以来,就有“德艺双馨”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声雨先生的难能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实现了艺品与人品的统一,德足以副其才,德有以助其才。

最后,再回到承命作序这一话题。按说,声雨之卓绝艺绩与坚实功力,原已昭然毕现于煌煌画集,无劳我徒增辞费,喋喋饶舌。倒是觉得,如能通过序文,帮助读者理出一点头绪,揭橥二三成功的路径,这样,或可有助于艺界朋友以及广大莘莘学子思索问题,资取镜鉴,创辟新途。

勉缀片言,意犹未尽,复吟五律以足成之:


漫漫成功路,悠悠远客情。

高山钦仰止,华夏赏丹青;

对雨浮尘净,拈花妙悟生。

会心三数语,说与解人听。


王充闾                  

2011岁杪于沈阳      



《人间话本》再版序言

我的青年时代,恰恰赶上转喉触讳、摇笔罹灾的“史无前例”时期。虽然特别喜欢杂文,却很难从报刊上读到,只能找出鲁迅的作品,或者从图书馆里翻检二三十年代一些文学大家的小品文、随笔和杂感,总是百读不厌,乐而忘倦。这种浓郁兴趣的产生,从主观来说,由于年轻气盛,看到社会上种种弊端,在腹诽心谤之余,总愿意有个发泄的渠道,自己不敢写,写出来也没处发表,便通过品味他人的言说,从中产生些许快意。这种“隔山取火”式的迂回,“过屠门而大嚼”的虚妄,尽管终究无补于实际,但在心理上总是一种慰藉,其中也带有呼唤、企盼的意味。从客观来说,当时经眼的那些杂文,水准确实很高,有意义,有味道,有辞采。不像现在有些杂文那样枯燥乏味,面目可憎,姑且概括为“四病”吧:其一,“俗套”加上“熟套”,常见的是“四段式”:掌故来开头,接着说事由,分析一大段,结论把尾收;其二,“新闻腔”,“八股调”,白开水一杯,淡而寡味;其三,远离现实,不着边际,空泛议论;其四,装腔作势,故弄玄虚,看了半天,却是“《出师表》的末一句—不知
所云”。

这里说的是“有些杂文”,绝非全部。当前,优秀的杂文作品还是很多的,比如,我手头的这本《人间话本》,就是其中之一。

书的名字很妙。寥寥四个字,便把全书内容活脱脱地凸显出来了,而且,也从题材角度准确地点明了杂文的宗旨。翻开《人间话本》,顿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我看来,比较各类文体,杂文恐怕是最“人间化”的,也就是最为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的。它不是天上的仙笛,也并非尘外的谈屑。它着眼于客观现实,针对着社会时弊。鲁迅先生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它“与时弊俱灭”。就是说,时弊是杂文存在的社会土壤。只要时弊存在,那么,作为人间的斗争武器,杂文就不可能消灭,必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为青年杂文作家,丕志先生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社会担当意识和充沛的政治热情。他把目光扫向社会各个角落,从企业到农村,从机关到家庭,从舞台到球场,从税务所到麻将桌,举凡体制、观念,党风、政风,人权、人性,世相、舆情,以及社会公正、人文关怀、城乡差别、环境安全、弱势群体、民工疾苦⋯⋯可说是笔之所至,万象包罗。诚如他自己所说:“写作的最直接的动力是我想说话。”正是由于他对国脉民命、社会进步深切关注,富有“民袍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精神,“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的坚定意志,才能紧紧扣住社会现实的脉搏,写出这些热血喷薄,令人感发兴起的文字。

任何情况下,“难得糊涂”,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面对人间一切是非曲直,都闭目合十,置之度外的超然心理,对一位杂文作家来说,都是致命的痼疾。当然,说真话是很难的,不要说“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必然脱不开“窃火者”的苦难命运,即使在政治清明、思想解放的今天,有时也会惹事生非,带来种种麻烦。所以,杂文作家必须既有饱满的热情,又具备“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足够勇气。

杂文不仅是时代的镜子,社会的影像;而且,鲜明地映现出作者思想、情感、精神风貌,它是一种有别于他人的个性化的话语表达,也是作者学养、识见、认知路径的集中外化。所谓“文如其人”,在杂文这种文体中,体现得尤其充分。而识见与学养,总是直接关系到理性之美,思想力度的—这是杂文的生命所在。无论是反思历史,省视自身存在,还是针砭现实,力矫时弊,都需要有思想的锋芒、智慧的灵光。丕志先生在这方面有独到的体悟:“我觉得,写作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敏感,第二层次是激情,第三个层次是悟性。”敏感与激情,具如上述,都是社会担当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产物。但是,光有这两方面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悟性,这样才能产生思想的锋芒、智慧的灵光。在《人间话本》中,理性之美与思想力度是丰厚而鲜明的。

没有艺术感觉,自然写不出好东西来;但是,若只是停留在感觉上,而缺乏深刻的哲学感悟,也会流于肤浅。我们应该做到的,是要能够超越情感与激情,抵达一种智性与深邃,体现逻辑思维与情感表述的统一,用感受表达思想,用理论提升感觉。它应该体现一种现代观念、现代思维,体现认识事物的多维方式。应是探索式的、研讨式的交流,理解性的、对话式的批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训,冷嘲热讽的讥刺。应该理寓事中、理寓情中,在似乎抽象的分析和演绎中,激活读者为习惯所钝化了的认知与感受,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艺术的语言、独特的感悟咀嚼社会人生,思考生命超越的可能。这种哲思、感悟,是溶解在作品当中的思想元素,是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思想力度的支撑的一种人生智慧,是植根于现实土壤而展现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是一种人生觉悟,一种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

《人间话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分注重杂文的文体意识。许多篇章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做到了杂而有文,讲究杂文特有的美感与艺术性。运笔比较自如,自然,不现声嘶力竭之态;注意从纷然杂陈的万象中摘取典型事例,在细微中见义理,于褒贬中明是非。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所以,好的杂文应该为思想插上艺术的翅膀。这句话说来容易,其实,它的背后需要有多方面的积累和储备。无庸讳言,包括丕志先生在内的当代许多杂文作家,比起“五四”时期那些斫轮老手,在学养灌注、知识充盈、艺术技巧把握方面,在作品的思辨性、表现力、感染力上,确实存在不小的差距,就是说,这方面的进取空间还是十分广阔的。以丕志先生的思想、文学素养和已经获取的成果,我确信,他是完全能够不断超越自我,达到更高水准的。对此,我寄寓着深深的厚望。

《人间话本》即将再版,应作者之嘱,写了前面这些文字。


王充闾                  

2005年12月          



《卷施》序

读文,其实是在读人。

我和曹辉女士,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通过解读她的大量很有特色的诗文,还是获得了较为深刻的印象。尤其是读她的散文,仿佛是在那里听她饶有兴味地叙说着多彩的人生,展现着心灵的奥秘,其中饱绽着欢欣,也浸渍着愁苦,洋溢着快慰之情,也播撒着忧伤的种子。她还很年轻,可是,文章中却充满了对世事沧桑的感怀,人生体验的解悟;当然,也像其他年轻女作家的作品那样,洋溢着浪漫情怀和细腻笔触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她以一种从容的心态,顾自在那里娓娓动人地诉说着,听来宛如一曲奏鸣着心灵之美的生命赞歌。

作为女作家,曹辉的散文创作,既具有女性反应锐敏、思致精密、揭橥心灵婉转细腻的优长,又冲破了视界狭窄、局面不够宏阔的局限,文章有涵蕴,有灵气,有情趣,特别是创新意识很强,于散文写作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作为青年写作者,她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跟着感觉走”,凭借“生活意志”、“生命冲动”等“非理性”意向,进行无节制的言说,她的文章放射出一种理性的光彩,文辞洁简,惜墨如金。我想,这和她长期从事诗词写作当有直接关系。

说到诗词写作,曹辉作为一个掌握了娴熟技巧的诗人,散文创作也相当出色,这是难能而可贵的。许多诗词写作者,由于思维定式、格律束缚、文言词语的限制,已经弱化乃至丧失了写作现代散文的能力。

而作为业余写作者,她能够从繁忙的机关业务和冗杂的家庭琐事中挣脱出来,坚守高尚的志趣,保持清新的心态,超越世俗取向、物质追求,钟情文学写作,更是让人刮目相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迷恋上文学这个“魔鬼”的人,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饱尝多重苦楚。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惮辛劳,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甚至像她在《后记》中所说的:愿做一株卷施—拔心不死的草,“生而一世,在个人爱好方面,哪怕把心拔掉了,也不肯妥协,不肯死去”。“卷施心独苦,抽却死还生。”(李白诗)对文学的虔诚竟达到此种境地,怎能不让人投以崇敬的目光!

散文是作家生命、人格、信念的组成部分,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优秀的散文,从思想主旨到字里行间,应该让人感受到作者是在以全部的灵性和感受力去烛照人生,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进而产生耐人寻味、新颖独到的洞见。应该从作者的自身体验出发,去见证美和丑的生成,揭示出令人感发兴起、令人唏嘘扼腕的人生况味。这方面在曹辉的文章里都有充分的展现。现在有些散文,存在着灵性的消减、人性的物化、缺乏“精气神”的弱点,这反映了作者心灵的空虚、理想的弱化,甚至人文精神的沦丧。

艺术是人的精神的外射,是作家艺术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散文创作的过程,是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外化这样一个能量互相交换的过程。美国的符号论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因此,作品必然处处体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必然表现为对自身生命的关注,并集中表现为人对自身命运与生命价值的思考,对自身赖以存在的时空环境的探索,以及精神家园的追寻。概言之,散文应该表现关于人性和人自身的生存、发展的生命意识,表达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历史意识,表现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的宇宙意识。我多次谈到散文深度关怀、深度追求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几方面就是散文深层意蕴之所在。曹辉的散文对此做出了可喜的探索。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公文的统一用语和传播媒介的千篇一律,加之由于日常生活的实用机制,由于从小学到大学的知识传授方式,造成了人们对于一切事物往往形成预设的思维定式,雷同的表述方式,语言已经失去了个性的光彩,即使靠摆弄语言文字过活的作家,也往往陷入这个泥潭而不能自拔。我们经常苦于找不到细微感觉和与思维状态对应的词汇,失去了感觉的动态过程。难怪法国诗人弗兰西斯·蓬热痛切地建议:“创立一种修辞学,准确地说,教每一个人创立自己的修辞学,是一项拯救公众的事业。”就是说,散文作家一定要有独特的文学语言,新鲜、锋利、刚健、短捷,陌生化,要有一股奇气。像卡尔维诺一样,找到自己“维护健康”的路子,在自身的语言机体内,分泌出医治这种语言痼疾的抗体。

曹辉除了有良好的语感,还有一种所谓“状态的文字”,通过个体生存状态来展现文化,亦即个体生存状态的文化。从她的散文里,可以看到个体的实际上也包括了大量同辈的青年女性的生命体验、生存状态、心路历程;可以从中发现作者生命、生活的投影,个体的主体性投射,里面饱含着生动的、感性的诗性智慧和深切的心灵体悟。即便是那类虚构的或者想象成分占一定分量的文字,也同样具备这一特征。

在我的心目中,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深深植根于文化传统,同时又具有深刻的当代性;既坚持精神价值,存在不为时尚所摇动的定力,又能与时俱进,具备精神观念与艺术理念的现代性乃至前卫性。常常是所用素材是传统的,而其言说语境、言说方式是现代的,经过作者现代思维的过滤,学理分析的提升,就具备了特殊的魅力。

在中国,当代散文创作面对着三种传统:一是古代散文的大传统,二是“五四”之后的新传统,三是域外文学的异质传统。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我们不能认同这种“进化论”的美学观念;我们反对直线性的层层淘汰的所谓发展,而是提倡多维度的变化,即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各自不同的创新。

为此,需要找准切入点与结合点,使三个传统融会贯通,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创新。既须对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作纵横交错的宏观了解,又要与这三个传统中的某些文学大家建立“点”的师承关系—这种师承关系必须建立在自己独特创作个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脱离自我生命体验,一味追求时尚的花样翻新。鲁迅先生等文学大师,做出了光辉的示范;当今,台湾作家余光中、王鼎钧、董桥等,也继踵前贤,为整合三种散文传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很欣赏曹辉关于董桥作品的分析、剖断。看来,她对此还是颇感兴趣的。以她较好的文学功力及其探索、创新精神,我相信,今后在融合三种散文传统方面,她有望取得一定的实绩。

曹辉女士是从写作传统诗词转入散文创作的。由于脑子里积淀的诗词名句太多了,它们会逐渐发酵、升腾、膨胀开来,不时地闯入笔下。如果是专事诗词写作,这是求之不得的;但是,作为散文创作,则须加以控制。所谓“控制”,并非绝对不可以引用,而是要掌握分寸,适所、适量、适度。运用诗词名句,如果恰如其分,会使文章增光添色;假如过当、失度,则会适得其反。我也是从写作诗古文辞入手而走上散文创作之路的,开初也是写着写着,文章中就冒出来几句诗词,有时还会变散句为韵文。承好心的文友提示,我便注意了这种“掉书袋”的偏向。发现曹辉某些访问记、抒情文也有类似现象;不过,《因为爱》、《浅读董桥》、《幸亏有你》、《撕不破的情网》等许多篇什中,倒没有这种偏向,说明问题并不明显,不过是一种潜在的趋向。俗谚云:“欲知山下路,须问过来人。”出于关心,作为“过来人”,我愿提出这个问题,以期共勉。


王充闾                  

2012年8月于沈阳      



镜里存真

—《任天舒摄影图册》序

任天舒女士属于那种人们所歆羡与敬慕的成功人士。这里,除了应有的天赋与才能,她所付出的持久而艰辛的努力,是不难想象的。

大学毕业之后,她曾长期从事书籍编辑、出版工作,无论就其结交重点作者、罗致图书选题、广泛收集中外图书信息、出版重点图书哪方面说,都取得了十分出色的成绩,因而多次受到省出版部门的嘉奖。而由于她出身于高校中文专业,对于文化艺术素有浓厚兴趣,且具独到的艺术眼光、鉴赏能力,因此,在繁忙的编辑事务之余,养成了摄影的癖好。及至退休之后,副业竟跃升为主业,并且,获得了灿然可观的成果。十数年间,她在摄影方面,已经由业余爱好,而熟悉门径,而渐入佳境,而登堂入室,为业内人士和观众所认可,直至参加能够代表当代摄影水平的展览,近日还将专门编印高标准的摄影画册。

作为责任编辑,她在出版社期间,为策划、编辑我的《诗有灵犀》一书付出过许多艰苦的劳动;而我,也曾为她的摄影作品作过评论,出过主意,送过掌声;而且,出于鼓励与支持,还曾略带调侃地说过,什么时候你能够出画册了,我一定认真写一篇序言。时光没过去多久,一切都已成为现实,君子不能食言。—这就是作序的缘起。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知人论世”的传统。孟老夫子认为,“颂其诗,读其书”,必须“知其人”。同样,赏鉴艺术作品也应该首先了解作者,尤其是要研讨其创作道路,探索其成功门径。这既有益于作者本身再辟新途,进入新的境界;对于广大读者更是指引路径,从而直接受到启迪。这叫作:“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

任天舒最为可贵之处,是她对于艺术的执着。在物欲横流、一切讲求实用、讲究功利的今天,尤其显得难能可贵。她的这种执着精神,绝非出自名利的诱惑,而是导源于对艺术的挚爱,对艺术的痴情,也出于她的专注、谨严、“一以贯之”的天性。恐怕这也是所有成功人士共通的特点。其实,人生总是要有一些自性的、超乎现实生活之上的东西需要守住,这样,人的精神世界才有引领,才能在纷繁万变的环境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内在品格,在世俗的包围中葆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任天舒正是这样,对于摄影真是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我们一起出国时,她为了把平生罕见的异域风光摄入镜头,常常独自一人出去,起早爬夜,有时眠食俱废。一次,在柏林街头,为了摄取“柏林墙”这一景观,她竟然从轿车天窗上挺身而出,钻出脑袋去摄像。直吓得司机瞪圆了眼睛,不知如何是好。因为这实在太危险了。而她却完全不予理会,像一个顽皮的孩子,若无其事地一会儿钻进,一会儿钻出。

她所摄制的照片,以自然风光为主。如所周知,风光景色多在荒寒险阻、穷边绝塞之地,有的要登上层崖绝,身历骇浪惊涛之苦,包括忍受各种不良反应。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知识女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她做起来却丝毫未见迟疑踌躇,反而视为难得的享受。登高历险,长途跋涉,本身就需要坚强的胆魄和巨大的体力支出,何况还要带上沉重的照相器材、设备,什么变焦头、定焦头、旁轴机、单反机、闪光灯、三角架、电池、滤镜、遮光罩⋯⋯数不胜数,实在是重负累累。试想,如果没有高尚的目标支撑、坚强的意志驱动,又怎么可能坚持不懈地干下去!

她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凡事追求完美,强调高标准、高质量、高境界。编辑书籍是这样,小至一幅插图、一个尾花,大到封面、字体、整个版式,她都精心策划。对于摄影,也同样如此。学习摄影,她本属于“半路出家”。尽管有比较高的悟性,但毕竟已经人过中年。古人说,四十不改行,五十不学艺。朱自清也有“中岁为诗难孟晋”的名句。说的都是人过中年,精力、体力、耐力都已大不如前,习学新的技艺,很难有所成就。可是,她却像一个青年学子那样,虔诚地跟上一位著名的老摄影家,拜师学艺。从理论到技艺,从书本到现场,学而不厌,孜孜以求。无论是精确到数百、上千分之一秒的曝光时间,还是显影、成像过程中的光影数据控制,都需要从头学起,认真掌握。有时,为了摄取一幅满意的照片,不知要观察多长时间,反复研究多少次。许多自然景观,对光线、角度、气候、环境都有极为严格的要求,往往要等上几天,往返多次,务期拍摄到理想的作品。当然,最后未必都能尽如所愿。同所有艺术一样,摄影向来也是缺憾的艺术嘛!

成功,无疑为人人所向往,但对成功之后所面临的挑战,却未必都能有清醒的认识。人常说,成功是一个陷阱,它的背后隐伏着潜在的危机。“人怕出名猪怕壮”。成功之后容易满足现状,失去继续拼搏进取的锐气。因为固守原本是一种保险而又省力的做法。但是,对于一个从事艺术生产的人来说,如果画地为牢,沉浸在已经定格的艺术世界里原地踏步,创作也就必然要滑向平庸,走向衰老,步入艺术的僵死之域。这在各界人士中是屡见不鲜的。而创新则是一次次的精神冒险,是已有平衡的破坏,是对自己精神来路上的种种缺憾和不足的正视与反思,实质上是心灵境界的不断跃升,是对创作乃至人生的局限的艰难超越。因此,摆在天舒女士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勇于挑战自我、否定自我,以夺取更大进步,勇攀新的高峰。

在继续保持澎湃的激情和刻苦实践的基础上,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应该注意:

一是应拓宽创作领域,向更广阔范围发展。人们一般依据题材、功用和表达方式、旨趣、目的等标准,将摄影作品划分为多种门类。无论是按照艺术摄影、记录摄影、商业摄影三大类二十几种小类划分,还是按照人像、风光、动物、建筑、活动、艺术表现等门类划分,任天舒所熟练掌握的都是有限的一部分。前面的路正长,可说是茫无际涯。要登上一个个新的峰峦,还须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

二是要在摄影理论方面进行必要的研索,努力提高理论水平。如果说,对于一个入门者,摄影这个职业,技术大于思想,机遇高于智慧,实践胜过理论;那么,对于一个专门人才,从现象的观察到本质的揭示,最终达到更高的艺术巅峰,思想、智慧、理论,以至于眼界、胸襟、气质、见识,亦即关于指挥揿动快门之手的大脑理性思维的武装,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即在于此。摄影作为一门艺术(而不仅仅是技术),自然也不例外。就一个摄影师来说,是否掌握了“作为艺术的摄影”和“作为摄影的艺术”的各种蕴涵,其间何啻天壤之别!

三是要学习、借鉴包括文学与绘画艺术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思维方式和智慧、知识、经验。一切艺术门类都有其共通之处。艺术要防止偏枯。摄影,尤其是艺术摄影,作为精神产品的生产,作为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寄托物,不可能脱离一般艺术规律的制约,也必然有共同的成功道路可循,因此,向其他各种门类的艺术学习,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热情地期待着她的更大的成功。

是为序。


王充闾                  

2008年2月于沈阳       



璀璨其文 磊落其人

—《青山夕照轩随笔》序

古时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之说;出自多文善辩的孟老夫子之口,话就更明确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因此,每逢读到诗文作品,总要同它的作者联系起来思考。关于这部《青山夕照轩随笔》,自然也不
例外。

作者祁子青先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彼此交谊近四十年。相识之初,我们都还年轻,同在一家报社工作,彼此声应气求,时相唱和,颇有“黄连树下抚琴”之乐。尔后海桑更易,同葆岁寒,虽音问常通,但已千里暌隔了。记忆中的子青兄,属于“性情中人”,诗人气质,慨当以慷,情见乎辞。刚肠嫉恶,胸中常有一种郁勃不可磨灭之气,雅不与时调相合。这在他的那部《雪泥鸿爪》诗集中,有至为充分的展现。而其接人处世,径情直遂,光明磊落,不作半点伪饰,不肯随俗俯仰。在那“左”焰盛炽、人际关系极不正常的年月,作为一个有见解、有才华、有个性,却不善于藏锋敛势的知识分子,其处境之艰难、遭际之坎坷就可想而知了。

《青山夕照轩随笔》是子青兄的一部散文作品。书名何所取义?据我悬揣,从表象上说,是标示出作者的书斋名号,如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明人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类稿》等,均属此类情况;然而,细加玩味,似乎还不止此,其间尚有深层次的意义在。—是想说明作品完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它是晚景晴明、心态宽舒的产物。“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这就和当日书斋的命意直接联系起来了。

论及文章风格,尽管作者盛年时期那副激扬的意气、犀利的文风依然可见,就中也不乏针砭时弊、激浊扬清之作,但是,作为一部学人的随笔,确已显得仪态雍容、措语醇和了。就内容而言,取材多方,不拘一格,借用梁任公评谭浏阳《莽苍苍斋诗》的话:“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作者淹博的学识、深湛的功力,以及沉潜、谨严的治学态度。

披览一过,发现随笔集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里面凝结着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按照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的说法,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这是常识。所以,依我看来,若要自己的创作有深邃的蕴涵,而且充满生命活力,作家就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就是说,要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子青兄久经世变,阅历丰富,遭际复杂,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这都有助于扩展胸襟,洞悉世事,增益其生命体验,反映到作品中,自能鞭辟入里,撄攫人心。那些血泪交迸的回忆文字,那些具见肺肝的杂文、小品,自不必说,即使是学术性较强的史乘、“闲文”,也都是“笔端常带感情”,概览一番那些《有泪如涛未敢倾》、《家亡国破此登楼》等题目,即知此言之不虚也。

萨特在评福克纳时,莫洛亚在评普鲁斯特时,都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人类毕生都在与时间相抗争。”其言蕴涵丰富,如果作最简单的阐释,所谓“与时间抗争”,就是努力寻求一种有效的生命存在方式,争取在世上留下痕迹,以免在时间的洪流中湮没无闻,也就是要将短暂的一生附丽于永恒流动的时间。对作家、学者而言,就是要通过作品来承载生命价值,超越浮生大限,如司马迁所言,“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任谁都得承认,事功再大,即使它震撼了人间,也都是暂时的。王朝更迭,血战征伐,无论是得益者还是受害者,只能在岁序迁流中占居一瞬;而文化创造的成果则生命长青,留存广远,以至于永恒。莎士比亚的诗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几百年过去了,至今还名闻遐迩,恐怕千年万载之后人们也还会说起它;可是,当时的英国皇帝是谁,又有几人能够记得呢?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一个叫曹丕的人(此人也当过皇帝)就说过:“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子青兄毕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谈不上有什么“名山事业”,堪资自慰的是,有这样两本诗文结集,亦足以垂名于后世矣。


王充闾                  

2002年9月1日       



《风景旧曾谙》序言

文友诸荣会先生与我为忘年交,尽管彼此至今尚无一面之雅,但缪斯女神已经把两人牵到了一起,相知相重,还是很投缘的。他的散文新作《风景旧曾谙》近将付梓,嘱余作序;虽然自认并非理想的人选,但“却之不恭”,还是勉强从命了。

序言,作为批评的一种形式,向来是难于撰写的。前人讲,应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换言之,就是既能体会,又能超脱。能“入内”、能体会,方能身在局中,备知甘苦;能“出外”,能超脱,始可思路开阔,公允客观。作序的理想境界是能够慧眼识珠,善于发现与挖掘作品中的蕴涵,富有创造性与想象力。像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它不应该是穿红袍的君主”,而是能够“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给一部作品、一本书带来生命”。这个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也许只有他那样当代思想界的巨擘才能做到。我们还是“卑之无甚高论”,立足实际,从书稿中理出一点头绪,先于读者陈述一些个人见解,力求能起到一点引导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能够跳出文本,从文化的维度上就一两个话题谈一谈,就大致可以交差了。

白傅为诗,泪花满颊,为其心系民生疾苦者多;而《忆江南》一词,无论是“花红似火”、“水碧于蓝”,还是“月中寻桂”、“枕上观潮”,则主要着眼于眼前风景。当然,按照泰特罗教授的说法,“自然行迹”、“自然景观”,也是一种阅读对象,同样也是一种“人文话语”。而荣会先生“旧曾谙”的“风景”,却并非、或者说主要不是自然景色,而是人文风景线,纵令有花有月,也是“人化”了的自然。其间蕴涵着诗性,史眼,哲思。“诗性”也者,指其行文空灵、飘洒,有些像白墙黑瓦的江南民居,“雨中春树万人家”;而文笔委宛缠绵,旁行斜出,别有一番情致。“史眼”寓于故实、人物的辨析与品鉴之中,写到历史人物时并不滞留于流行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的评判,而是把他们还原成一个现实、复杂的、多侧面存在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他们现实生存背景下心理发展的逻辑上。读者可以从中体验人生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获取一种新的感悟。“哲思”在这里体现为一种深度追求。历史是通过发现而存在的。通过展现这些人物不同的生命意识、生存方式以及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获得的生存状态、生命体验,达到对人性、人生、社会、历史的深度思考。

当然,这是就创作特色而言;而诗、思、史结合的完美实现,绝非易事。我们一般的写作者,只能作为一个心仪的目标,奋力地加以实践。有一点,我认为至关重要,就是列夫·舍斯托夫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提出的,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掌握“第二视力”,凭借“第二视力”的思想之光,照亮“对象—题材”,闪现出审美的绚烂。他说,与“第一视力”(天然眼睛)不同,“第二视力”是有别于他人的作家自己独具的眼光—视力。这“第二视力”可称为“文化的眼睛”—“文化视力”。在中国,有个传统的说法,叫作“独具只眼,别有会心”。

通读这部散文集,包括作家另外那本《风生白下》,我觉得荣会先生具有比较明显的“文体意识”和“工程意识”。论者以为,他的这些散文“在解读历史的同时,着意揭示作者对于具体生命形态的超越性理解,其意旨不是简单地从一堆史料中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实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作者不仅以一种独特的审美眼光和审美情趣,对江南的一些地域暗符式的物象、人事进行了新的文化意义的开掘,而且还以此为出发点,仰观俯察,将古往今来这些虽属于江南的物象、人事,放置到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坐标中,进行一番新的文化定位和现实观照”。其“笔墨纵横而又不失细致,诗意滂沛而又不失犀利”。这些,都表述了他的比较鲜明的文体风格。

所谓“工程意识”,是指作家在取材上、结构上表现出一定的计划性,裒为一体,自成格局,而不是临时凑泊,零打碎敲。这在荣会的散文集中表现得也较为明显。它和“文体意识”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这是一个作家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卓然有成的大家,无不具有鲜明的“工程意识”。鲁迅的《朝花夕拾》写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十篇文章都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在《莽原》刊发时总题叫作《旧事重提》,出书时名为《朝花夕拾》。苏联作家康·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集《金蔷薇》,都是关于作家艺术家精神劳动的札记。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组记述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时刻的传记作品,同样体现了这种“工程意识”。他在序言中说:“一个影响至为深远的决定,系于唯一的一个日期,唯一的一个小时,常常还只系于一分钟,这样的一些戏剧性的时刻,命运攸关的时刻。”他在这部书中,就是记述了“若干这类星光璀璨的
时辰”。

这种工程性写作的完成,决定于多种因素。首先,作家的特殊经历,他的文化视野、生活经验、命运抉择等,为其构建工程性作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作家成型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叙事方略、结构艺术,为其集中而系统的创作构想奠定了基础;其三,成熟作家的作品,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特别是驾驭语言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

同荣会先生一样,对于江南风景,我也是“旧曾谙”的。虽然生活在“铁马秋风塞北”,但对于“杏花春雨江南”并不陌生,并不感到隔膜,甚至情有独钟。对于江南的感受,首先来自诗古文辞,从小就会背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名句,还有连篇累牍的诗词。所获取的印象,是唯美的、诗化的。读过史书之后,又有了“吴王金戈越王剑”、六朝金粉、酒色亡国、“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等政治概念,“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无饥岁”的经济概念,南朝人物通脱放达、诗酒风流的思想文化概念。而在看过一些文人的笔记,像《梦粱录》、《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又从江南的都市文化中,懂得了生活方式与隶属于它的思想观念有着微妙、紧密的联系,认知了风俗习惯、生活细节、心理特征、个性类型对于社会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而这一切一切,恰恰是未曾见诸所谓“正史”的。我还特意找出马可·波罗的记述,加以比较对照,互相认证。这样,就深入到了生活底层,对于江南的认识算是又进了一步。最后,就是从黄裳先生的《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还有荣会先生的几部散文集中,读到了历史记载背后的诸多细节、轶闻趣事,感知了作家的灵心慧悟、审美情操,从而大大开阔了视野,为江南文化历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文化散文确是有其文化史意义的。

在散文创作中,荣会先生围绕着江南文化这一母题,选取丰富的素材和个人独特的视角,整合、提炼、升华了历史故实,用以表述飞扬的意绪、审美的情思。人文精神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是随处可触可感的内在生命。应该说,用这种文笔来描绘源远流长、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江南文化图谱,是十分恰当的。显而易见,它带给广大读者的是一种厚重感、鲜活感、愉悦感。

是为序。


王充闾                  

2009年2月            



《中国诗书画三绝》序言

在艺术世界里,每一个艺术品类都是自成格局的,不仅各有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与疆域,而且,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以及运行的轨迹、积累的经验,也是独特而完整的。作为具体的从艺者,以个人之短暂生涯、有限精力,要想独精一门,成名成家,已属不易;而要兼涉数种艺术领域,并且都能取得粲然可观的成就,应该说是难乎其难了。为此,在人类艺术史上,对于那些通才、巨擘,所谓“球型人才”,后人总是以仰视的态度,予以深切的关注,投射出由衷的钦慕与敬佩的眼光。

这种艺术全才,在世界范围内确曾出现过,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兼擅绘画、雕塑与诗歌的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即其佼佼者;迨至近代,人们首先会想到印度的大文豪、大诗人、同时又精通绘画艺术的泰戈尔;现代则有日本的文学与绘画兼长、双向发展、共创佳绩的东山魁夷。不过,就形成艺术群体,而且薪传火继、绵延无穷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同我们中国相比。

在我国,大约从唐代开始,特别是宋代以后,形成了“诗书画三绝”的特殊的艺术现象,也就是一批既长于绘画,又工诗、擅书的艺术全才,同时出现在艺坛上。盛唐时期有个郑虔,他是著名文学家、诗人、书画家,又是一位精通天文、地理、博物、兵法、医药,近乎百科全书式的一代通儒。他在向宫廷敬献诗、书、画作品时,曾获得唐明皇“郑虔三绝”的高度赞誉;而他的好朋友杜甫又曾题诗赞誉:“三绝自御题,四方尤所仰”。这样一来,当后人说起“诗书画三绝”来,总要提到这位郑虔。不过,最有代表资格的,应该是较郑虔晚生七年,同样诗、书、画兼擅,而且水平更高的王维。

唐代,是中国诗、书、画艺术蓬勃发展并日益成熟的关键时期。苏东坡指出:“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就是说,艺术各个门类,到了唐代,已经发展到了高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后人已经无所作为,只能仰望群星而束手屏息。作为艺术全才,苏东坡本人就在艺术道路上开辟了新的天地。且不说他本人在诗、书、画方面的惊人成就,单从推动艺术事业的发展来看,就鲜有人堪可比肩。他明确地提出了“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等重要的艺术命题,以诗与画在美学境界中的一致性追求,奠定了二者彼此融合的理论基础。他还首次提出了“士人(文人)画”的概念,正式树立了“文人画”的旗帜,此后,文人涉足画坛者日见其多,开创了中华艺术史的新生面。

诗为画魂,书为画骨,绘画与诗词、书法的关系愈加密切,可说是同源同根,若合一契。宋代苏东坡、米友仁、赵佶,金代的王庭筠,元代的赵子昂,以及号称“绘画四大家”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还有元明之际的王冕,都是典型的诗、书、画兼擅的文人画家,他们或自画自题,或相互题跋,体现了中国的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面貌。迨至明清两代,“文人画”已渐成覆盖整个画坛的趋势。明代的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清代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高僧”(八大、石涛、髡残、弘仁)、“扬州八怪”等“文人画”群体,同时也是诗、书、画兼擅的群体,在中国的“三绝”艺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种优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像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林散之等,无一不是“三绝”群体中的佼佼者。

这一艺坛“多面手”同时出现的优秀传统,前后绵延一千余年,大批集诗人、书家、画家于一身的艺术全才,即所谓“三绝”型艺术家,联翩、接踵而出,如群星灿烂,光耀神州,丰富和凸显了中国文化的圆通和融的传统艺术精神,共同书写出一部异彩纷呈的煌煌艺术史册。

我们中国之所以出现“诗书画三绝”这种艺术奇观,原因或者说条件是多方面的。

从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自古以来,就十分看重事物间的联系,强调整体观照,综合把握,追求宇宙间、人世间、艺术天地间的圆通融会的自然美学精神,体现的是天地人为一体的思想,是人的生命价值与天地自然生生不息价值的统一,是人的真善美情怀与天地、自然厚德载物的统一。钱穆先生有言:“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这为中国艺术的发展进境奠定了宝贵的精神土壤与思想基础,从而形成了悠久的独具特色的“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并且渗透到诗词、书法、绘画各个方面。

唐代“诗圣”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宋代大词人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北宋画家郭熙画论中所说的写山如写人,“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晚明著名书法家、篆刻家、藏书家丰道生书论中提出的用笔妙诀:“如屋漏雨,如壁坼圬,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如折钗股”,等等,都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美学观的精彩映现。它们引导着诗人、书家、画手对于物我交融、情景交融的共同追求,构成了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艺术境界的鲜明特色。此其一也。

其二,这种以画为主体,诗、书同为辅翼,三者相互结合、融为一体的综合的艺术形式,乃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就是一改过去由艺术工匠为专职画家的局面,而文人画家登上艺术舞台之后才出现的特定现象。

其三,书画同源、诗画一体,诗书画相映生辉,是和中国艺术本身的优势与特点分不开的。由于诗与画在意蕴上相连,境界上同构;书与画在位置上相应,形态上协调;加之,艺术家们题诗、写字、作画使用着同一种性能的毛笔,这就为他们启运一颗灵心、凭借一管毛锥,自在自如地徜徉于诗、书、画之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长期以来,诗、书、画在文人现实生活中的结合,已成为艺术圈里屡见不鲜的现象。它们与现实人生联系紧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涉猎,不独抒怀寄兴,写意达情,广泛渗入友朋交往、节庆礼仪之中,滋润与调节着人际关系,丰富日常文化生活;而且,关乎文化盛衰、精神滋育、传统弘扬,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就诗而言,中国古代文人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六经”之首的“诗”为必修课,从艺者最大的“竞技场”也在于诗。于是,整个士子阶层,无一人不能诗,无一日不说诗,无一物不入诗,形成了人人写诗、处处留题的特有现象。可以说,中国的所有艺术领域,几乎全部为诗词所笼罩。不仅戏曲、小说、散文等各种文体中渗透了诗词的流脉,而且,就连文体之外、属于艺术门类的书法、绘画、音乐等也都不同程度地为诗词所影响和辐射。汉字的书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除了它自身构造的规律和书写工具毛笔的特点之外,以诗文为书写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诗与书的关系而言,特定的诗情与书法形象结合在一起,共同引导着人们对书法意象的体验。中国的书法名家,自东汉的蔡邕、西晋的陆机、东晋的王羲之,到盛唐的草圣张旭,“颜体”的创立者颜真卿,“柳体”的创立者柳公权,再到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宋徽宗赵佶,南宋的岳飞、陆游,都是兼擅诗文而工书法,并且,所留下的法书名作也多是自书其诗文。从这种意义上说,若了解他们的书法,不可不了解他们的诗文;而要了解其诗文,也必须观赏一番他们的
书迹。

作为我国所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诗书画三绝”现象,是不能不令我们倍加珍视的一份艺术瑰宝。充分挖掘这份艺术宝藏,大力弘扬蕴涵其间的民族文化精华,当是中年学者张晨先生主持编撰《中华诗书画三绝》这部著作的基本动因。

《中国诗书画三绝》一书,将六十五位古今“三绝”艺术家按照历史顺序排列成恢宏壮观的阵容,每位“三绝”艺术家又自成一个小的单元,有肖像,有评传,有诗、书、画代表作,有历代名家的评述辑录。整体看来,可见中华“三绝”艺术史之概貌;悉心阅览,犹如欣赏一部部诗情、画意、书韵交融互渗之生命交响曲。作为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评传虽篇幅不大,却凝结了大量的钻研、掘进之功,不乏独得之精见。编著者力求在总结、评述每位名家的“三绝”成就的同时,探索其间的文化堂奥。且不说这种探索所获得的宝贵价值,单就其拓荒的勇气、求索的精神而言,也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我们国家的古籍整理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成效颇著。于今,《中国诗书画三绝》又填充了一项空白。在欣然祝颂之余,唯愿老中青各界学人共勉互励,以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弘扬优秀文化传统,构建中华民族的时代精神,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服务。


王充闾                  

1996年10月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

同全国整个文坛的形势相呼应,新世纪的辽海文坛也有一道靓丽的风景,那就是散文创作空前繁荣,用《牡丹亭》中那句脍炙人口的曲文“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来状写,大概也不为过。著名文学评论家古耜先生倾半载之劳,遐搜博采,从新世纪以来全省数以百计的散文作家的作品中,精选出六十篇佳作,裒为一集,洋洋洒洒,洵可观也。全书体貌品类,大体完备,而通体整齐、协调,显示出选家谨严的风范和高超的识力。

同其他文学品类一样,散文创作在其内在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总是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总要表现出一定时代的精神面貌,并集中体现在对于“人”的“存在”的思考,对于“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辽海散文的显著特色,是它紧贴时代精神,深入揭示社会、人生精神风貌所表现出的内涵的丰富性和风格的多样性。就整体而言,这支散文创作队伍比较整齐,许多作家视野开阔,具备较好的人文修养和较强的创新意识,立足点和起点比较高,他们习惯于把目光扫向全国,扫向当代最新文学成果,—正所谓“取法乎上”,因而呈现出一种喜人的气象—竞呈新技、斗艳争奇的势头,大大超过一般常见的模仿、追踪、聚堆儿的倾向。于是,一批新硎初试的作手很快就崭露头角于文学界,博得各方面的关注。

许多作家重视对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的写照与思考,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适应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为鹄的,以对社会人生和宇宙万物的深度关怀、深切体验,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充满个性色彩的人格风范。有的体现着浓重的人文精神、审美意识与历史感,深入人的心灵境域,抵达人性深处;有的勇敢地追诘历史,叩问沧桑,挑战史家成见和世俗眼光;有的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流露着一种浓酽的文化乡愁;有的钟情于乡土与本原的回归,或以抒情的手法、高华优美的文字,为民族风情浓郁和充满神秘色彩的草原上的乡亲留下丰姿俊彩,或自觉地充当生活底层的普通人的“书记官”,春晖寸草,骨肉情亲,“娓娓话桑麻”,溢满了人生情趣;有的以情感的投入、生命的体验和游观中的独特感悟,写出地域文化的多彩多姿;有的礼赞自然,烟云满纸,心裁物象,笔走龙蛇;有的以理性视角、平常心理表达终极性、彼岸性的话题,把形而上的哲思文学化,以诗性的语言表述自己的生命意识;有的以心灵体验咀嚼人生问题,思考生命的超越如何可能,表现出对审美人生的孜孜追求,对人生困境的认真思考;有的以辛辣的笔触批判现实中的不良倾向,激浊扬清,针砭末俗,剖析世态,抒忧寄慨,更多地体现出对社会人生的现实关怀。

风格是迥然不同的,或豪纵,或灵秀,或隽永,或清新,各擅胜场,共臻其妙。或追求诗、思、史的融合,腕底风雷郁结,渊渊作金石声;或采用平实、自然的语体风格,抒写性灵,反映达观智慧的人生经验,使人感受到厨川白村式的冬天炉边闲话、夏日豆棚啜茗的艺术氛围;还有一些散文呈情感化、软化、细化趋向,侧重表现都市生活的感受,关心自身的瞬间体验,善于将那些飘忽、零碎、细微的情感凸现于笔端,把散文的自由、随意和飘洒发挥到极致—在节奏加快、重功利、轻人情的现代生活中,他们设想通过情调的渲染,给予红尘扰攘中的“缀网劳蛛”一丝心灵的抚慰;也有些作家将创作视点向自身转移,通过个人的切身体验表现对生活的看法,他们选择了“爱的话语”,细腻地表现母爱、情爱、亲情、友情。于是,众生相,家务事,儿女情,个人的悲欢离合,山陬曲巷的凡人细事,都被以闲适的笔墨、悠然的心境,有滋有味地反映在作品
之中。

散文的兴起,有其现实的、社会的根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面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人们的文化观念、生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革,文学艺术的含义与功能随之也发生了转换,过去的从属于政治、对现成理念的图解和对客观景象的模仿逐渐消解,实现了散文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相对地自由喧哗,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放弃了以往散文创作过于直白的功利目标,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终于使散文以自由的心态、优雅的格调、深刻的人生思考走近读者,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由于文学环境的宽松、创作心态的自由和生存方式的转换,作家也好,读者也好,存在着回归文学本体,张扬人文精神,抵达人性深处,重视生命体验,从而获得较高的美学品质的审美期待,构成了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可以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历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向文学本体回归的过程,因而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探索与呼唤人文精神、表现内在人性,并将它不断引向深化和多样化的过程。所谓回归文学本体,自然是说,文学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标签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于今,商海风涛卷天括地,人们置身于越来越实利化和技术化的社会环境里,面临着市场、物质、权力对于个性、主体性、独创性的吞噬,呈现出向个性迷失的群体化、符号化日趋下滑的危险。特别是伴随着各种传媒竞相推行趣味化,伴随着加速进行的写作方式、表达方式和阅读方式的剧变,更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个性化、独特性、深刻性。

而文学性是以独特性显现其自身优势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着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把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作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来充分予以肯定。这在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理性的缺席、诗意的失落是一个突出问题。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弱点。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类理性的高贵品格就在于它的永不止息的创造性与开发性。艺术的深度存活于创造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这也正是思想随笔、文化散文备受青睐的原因。我们没有理由拒绝读者这一正当需求,应该充分注重作品思想蕴涵的深度,沉潜到文化与生命的深处,透过生活表象去勘查社会人生的真实状态,采掘人的内在心理活动的富矿。

这种深度意识,原是人类心理层面的一种自在意识,不是凭空外加的。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尤其是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更是力图从本原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应该说,任何时候,深度,深刻,都是判断文学艺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对哲理意蕴的开掘,已经成了作家、艺术家的自觉追求。当然,这里所说的哲理意蕴,指的是溶解在作品中的思想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智慧、理性情感和思辨精神,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作家面对一种生存境遇或情感体验,有所领悟,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这是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而不是机械的外在贴补或“注水式”的内部填充;是丰富多彩的个性化的展露,而不是单调、划一的公共话语模式。

这种深度意蕴,不可能产生于刻意回避或虚代社会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把日常生活的琐碎、断裂、残缺、间离,以及荒谬感、偶然性通通编织起来的个人话语造势,也不同于那种站在云端施放故作高深的迷雾,发布“梦游者的呓语”或存在主义哲学的文学化界说。它是渗透于形象、情感之中的生命智慧,着眼点在于运用艺术手段点燃、引导与满足人们探索未知的欲求。读者可以凭借自身审美的内驱力,进入一种超越的悟境,获得思考的愉悦。

过去长时间里,对于人性进行着标签化、简单化的处理,实际上,它具有无限丰富的形态。应该承认,每个人都是一个潜在意识的世界,都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独特的自我存在。所以,文学要想实现超越,必须在充分展示其社会性的同时,注重对于人性这个富矿进行深入的开掘,细腻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注重人的心灵体验,力求从心理层次上更深地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尽可能地揭示出人生形态的丰富性和深层心理结构的复杂性,从而使文学更加具备“人学”的特征。这是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文学本体的回归;而且,立足于人性、人生的层面上,作品必然具有更为长久的生命力。进入新世纪以来,辽海散文作家群体的成功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
一点。

对于散文创作来说,除了艺术感觉和生命体验以外,拥有一副超拔而自在的心态大概是至为重要的了。这是回归文学本体,抵达人性深处的一个前提条件。作家自由丰富的心性的发育程度、心灵自由的幅度直接关系到散文的生命。因为散文是与人的心性距离最近的一种文体,是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而朴素的存在方式,是创作心灵自由的产物。散文作家尤其需要心态的自由、自在、自如、自然,需要具备审美的独立意识,在随机的发挥中有意无意地超越世俗的固定眼光,进入艺术创造的境界。在进入创作状态时,心性超脱而独立,不依附于外在的社会功利,不为外部事变所干扰,心灵自由,运笔自然,这样就能凭借有限的笔墨倾诉同无限相关的话语。

现代人终日营营役役,处于浮躁、困惑、焦虑之中,烦心是其基本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语)。还有许多人,像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边走边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悠闲的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要保持一个超拔、自在的心态,前提是能够从世俗功利、名位欲望中超拔出来,保持心灵自由,不为形役,不为物役,进而能为心灵找到一个安顿的处所,使心灵有所寄托,实现人生的艺术化。这对一个当代作家来说,着实不易。当然,并不是说不可能达到。

其实,作为一个已然成名的作家,写作数量未必那么重要,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自我,实现新的超越。一般水平的不说了,即使有的所谓“大家”,由于未能做到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结果只好一再地重复自己,实际上是每况愈下。这也是很可悲的。因此,如何超越自我,不断创新,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成功的作家大体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举成名,后来便守成不变,呈静态式往复;还有一种是螺旋式攀升,生生不息,始终处于动态之中,有一种飞扬之势。比较起来,后一种作家更为难能可贵,因为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全新的感觉,总是呈现新的面貌。而不是像南宋词人刘克庄所批评的,“常恨世人新意少”,“把破帽年年拈出”。其实,即使是新帽子,年年拿出来,陈陈相因,也没有什么看头。

说到创新,必然联系到如何对待已有的成果。青岛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创新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成功是一个陷阱。小说家苏童讲:一个作家在成功的同时,也就潜藏着危险。成功往往是依靠作家的艺术个性与风格;但是,所谓个性与风格,很容易成为美丽的泥沼,使作家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喜新厌旧的读者日久必然生厌。而作家并不甘心轻易甩掉自己的风格、模式,事实上也不容易甩掉已有的模式。于是,他们就停留在原地筑巢,就像鸟儿不肯飞离老巢一样。这段话,说得很深刻,也很形象,作家抱住自己的风格不放,就像鸟儿偎在自己的老巢上,不肯动弹。这种自我胶滞状态常常导致写作障碍,造成止步不前。避免和消除障碍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所顾恋地把固有的自我打碎,大胆地重新塑造,一切从头做起。可是,这谈何容易啊?

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必须依靠一己的胆识和勇气。超越是一种追寻,不是单纯的知识层面。就是说,必须实际去做。首要一点是对自己要有一个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生命展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自我逼视、自我挑战的过程。而逃避对自身的拷问,似乎是人类的一种天性。因为直面自我,毕竟是一种痛苦。可是,古今中外哪一位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不是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既能鞭辟入里地拷问着人类的灵魂,同时还将解剖刀无情地指向自我呢?通过这种痛苦的思索而获得对人生的悟解,这就进入到一种新的人生境界。我们应该培养这种珍贵的艺术素质。

是为序。


王充闾                  

2005年7月31日于沈阳      



豪华刊落现真淳

—《心灵流泉》序

文畅,文畅,其为文也,畅怀适意,畅所欲言。唐人诗云:“悠然畅心目,万虑一时消。”这不仅表现为文学层面,还映射出一种人生境界。正由于我一向欣赏文畅的“畅怀适意”的文笔,所以,当他为其新作《心灵流泉》索序时,遂欣然允诺。

作为诗文集的冠冕,序言是置于弁首的。按照古籍“序者,谓端绪也”之说,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起码应该指出其所具备的独特品格。那么,文畅的这部散文集的独特品格是什么呢?我以为,首要的是,真情灼灼。游动于字里行间的炽烈情怀,拌和着即时的心灵轨迹,构成纯然的生命写意。正像作者在《后记》中所表述的:“我的散文是从内心发出的,表达的是我的真情,我既反对假情,也不喜欢矫情。⋯⋯这本集子取名为《心灵流泉》,也是在说集子中的这些文章都是从我内心流出的,并且都是非写不可才写出的,所以我非常珍惜她们。”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线,是衡量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翻开《心灵流泉》,一个最鲜明的感觉,就是真情四溢,“笔端常带感情”。往往读着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贯注全身。

散文是作家人格的投影,心灵的展示。当然,这是就文体特征而言,至于实际写作,就未必都能充分地体现。出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在有些作品中,矫情,涂饰,“人格面具”,“欲说还休”,亦时时可见。因而,能够做到本真、本色,托出一个活脱脱的自我来,既是起码的要求,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境界。文畅的散文,向来都是心有所感、情有所钟,便一一发而为文。特别是近年作品,豪华刊落现真淳,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或为热情的讴歌,或为痛彻的鞭挞,其间不夹杂些微的虚情敷衍、矫揉造作,当然,更不可能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他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发自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的激动。这类作品自然真切动人。

这部散文集另外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个性化、内向化,由过去倾向于“外宇宙”,更多地转向于“内宇宙”。文学性向来都是以独特性来显现的。散文写作是一种极富个性和内向特征的创造性劳动,是一个作家表现与塑造自我形象的特殊形式,是作家人格精神的外露。在创作中,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较深的层面。

当前,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形成的全球化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纷乱与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强化了表现自我和创作个性化的自觉性。在注重外部世界的描绘的同时,着力于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从过去对表层现象的匆促评判,转向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抛弃那种平面的现行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致力于新的表现领域与抒写方式,从而实现了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构成今日散文繁荣兴盛的基础。

《心灵流泉》中许多文字都是情怀的展露、心灵的揭示、心路历程的实录。宛如一部录像机,展现了作者在新世纪的情感起伏、胸襟翕张;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大至人生底蕴,小到一己的情趣,均可一览无余。就是说,表面上看,散文是语言、素材、情感、思绪的组合,但绝非仅止于此,更主要的还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最实在的情怀展露,里面充溢着作者整个的襟抱、气质和精神。

那种难剪难理的情的牵系、梦的追怀,情感的升华,成功的喜悦,可说是贯穿本书的红线。皓首忆当年,在追寻那值得永生忆恋的时分,得以同早经作古的亲人久别重逢。这样,就在柔情惬意之余,留下一份朦胧的启示与无尽的温馨。无论其为悲剧、喜剧,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七彩人生一经诗性的氤氲与哲思的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了无尽的趣味性、可叙述性、可认知性。在“技术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从这些浸透着鲜活的生命跃动的追忆文字中,读者不难发现作家自身的人格雕塑。

这部散文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深度追求。追求深度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有效途径。作为发现与开掘的艺术,散文不一定要求作家创造什么东西来表现思想、感情和精神,而在于通过观察与感悟,把那些深藏于内外两界的思想、情感和精神挖掘出来。这正是文学发轫的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

在这方面,文畅有其特有的优势。他不仅是一位成熟的散文作家,而且还是级别较高的领导干部。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领导干部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意蕴深度的开掘、创作质量的提升。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长项。

文畅的散文以认识深刻、见解独到见长,而这恰恰得力于长时期的、比较高的层次上的领导工作,得力于他的开阔的视野、旷远的胸襟、深邃的理论素养、丰富的人生阅历。

说到官员写作,原本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总是统一的,科举制度决定了每个官员无不饱读诗书,无不擅长诗文—当然,高下之别还是有的;直到近代,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历览一些碑文,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才日渐式微,直至中断。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有些人竟以为诗文写作只是少数作家、学者之专利,其他人不能问津,只能呆坐在一旁,以无限仰慕的目光,望洋兴叹。这真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征夫思妇、引车卖浆者流尚有诗文传世,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既然更加具备了写作条件,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至于有些人以“附庸风雅”见讥,更是毫无道理。风雅,绝非某家、某行的专利品,也不是哪部分人的私有财产。由于它有吸引力,要说附庸,谁都有这份资格。至于是否官员写作就是附庸,而文人写作就是正宗嫡传,那要加以具体分析,归根结底,取决于作品的水平。反正大家都是要通过文学形式来抒怀寄兴,何必非要严格地划分畛域呢?其实,凡是不惧劳苦、不惮艰深,肯于把精力倾注在、耗费在这上面的,大都志趣比较高尚,他们所追求的不是声色犬马,不是物欲享受,这有什么不好?

当然,我也绝对不同意十三亿人民都去写诗作文,像“大跃进”时期那样,“击壁此间皆作手,倾城今日尽诗人”。事实证明,从事业余诗文创作的官员毕竟还是少数,怕是千分之一也达不到,这比旧时代的比例小得多了。因此,我总是以一种满含着崇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同志的。面对文畅的优美散文,我更坚定了这一秉持。

是为序。


王充闾                  

2007年1月于沈阳      




《寻梦之旅》序言

在商潮汹涌,工具理性俯拾即是,人性逐渐格式化,而诚信与真情已渐行渐远的时日,感动和激情便成了一种稀有的情感。尤其是人上了年纪之后,早已风霜历尽、世事洞明,一切都是“曾经沧海”了,情怀纵使尚未完全麻木,而心灵强半已磨出了一层老茧,更是难以感发兴起了。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面对这本由宿陲婴撰文、刘安兴摄影的《寻梦之旅》图文合集,我就着实地受到了感动,为他们热心宣传奥运的爱国情怀,为他们的诗意人生与雅致情趣,也为奥运的巨大感召力,以及中澳人民之间的友善与真诚。

何谓“寻梦”?作者在《前言》中作了交代:“奥运梦在中国人心中缠绕百年,是中国奇迹般的崛起给了中华民族放飞梦想的契机”。借助这一契机,“让中华之魂附在奥运的五环旗上,在澳洲西部每一个角落挥舞自豪,让澳洲西部人特别是那里的原住民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北京奥运,同时让他们的古老文化和善良天性为奥运精神增添更多的风采,是我们最大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追求,两位年过半百的“寻梦者”,以高尚的情怀、超拔的意志,驾车环游澳洲西部,乘危远迈,瀚海孤征,历时七十多天,长驱两万公里,宣传北京奥运,鼓荡起放飞梦想、净化灵魂的理想风帆,在与澳洲淳朴生命的心灵互动中,发现与感悟自然之美,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生命的超越。这一行动本身,就极具诗性,富有激情,何况所从事的又是一项追求和平、友谊与进步的神圣的事业,因此,就倍加令人感动、令人振奋、令人鼓舞。

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人生,而不同的人完全可能让生命呈现出不同的相对长度、相对质量。如何设法使生命永远成为一团烈火,一股清泉,燃烧着理想,流注着憧憬,让生命的每一天都向着各种新的可能性敞开,永不封闭,永不凝滞,这确是一个富有意义而且引人深思的话题。

人到中年,在岁月的川流中,自是千帆过尽;但它所显现的不应是颓唐与世故,而是一种成熟与历练。如果说,青年生活于未来,老年生活于过去,那么,中年则生活于现在,亦即更加注重实际、注重行动了。情怀由浪漫、激烈而至于深沉、阔大,处事由粗犷、焦灼而变为恬淡、平和,像封存日久的佳酿、甘醇一般。“淡装平步入中年”。这种淡泊、平静,不是消沉,乃是回归纯粹自然,而无丝毫做作,用不着包装,也无须模拟。天空海阔,极目悠然,显示出智慧的灵光、超拔的感悟、“过来人”的清醒。

这样,便有了这对中年夫妇的富有诗性的“寻梦之旅”。

这种旅游出于至性,如同作者所说:“是永远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去最自然地生活,不再无限索取,就解开了心灵之枷,不再拷问结果,就走出了烦恼之门”;是“扯着个性飞扬的丝线,放飞民族情感的风筝,与其说是道义的催促,不如说最童心的回归。”

这种旅游是随意的、随缘的,宛若著名诗人冯至的诗中所言:“我们走过无数的山水,/随时占有,随时又放弃。/仿佛鸟飞翔在空中,/它随时管领天空,/随时都感到一无所有。”

这种旅游,往往是“无所为而来,无所为而去”;或曰“乘兴而来,兴尽而返”。每天都迎接新的天地,承受着意想不到的结果。较之自始至终都按部就班,一切置于预期之内,即所谓“没有意外”的旅游,可能它更富于诱惑力和挑战性。

大凡人生情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书本者浅。天然风景,取不伤廉。通过畅怀适意、回归自然的“寻梦之旅”,他们找到了内在精神与外在世界的沟通轨道,感受到自己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感受到那里的山川风物是那样的朴素、清淳,少有历史的负担和人工的雕琢,从而天启般地悟得“回归本我”的真诠。其实,人最远的目标不是他乡,而是心灵;不是他人,而是自己。如果最终迷失了本我,不能成为自己,又有何成功之可言!

本书的编排也颇具特色。图文搭配,珠联璧合。由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因此,“寻梦之旅”是以叙述的方式存在的。陲婴女士不愧为十年“名记”,确有很好的文学素养,语言清丽晓畅,情致摇曳多姿,意之所至,笔亦随之;在谋篇布局方面,能够以简驭繁,尤见功力。具有专业摄影水平的安兴先生,以其独特的视角,一瞬存真,凝固了美的场景,使夫妻的“寻梦”痴情成为可视可感的画面。如果说,文字是主体心灵的记录,影象则是客观环境的留真,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摄影师的意向与情感。二者之为灵魂灌注的结晶、生命体验的产物,是原无二致的。

说得很多了,序言应该到此打住,因为读者肯定早已急着想看《寻梦之旅》正文了。


王充闾                  

2008年5月            

 


《苏方桂文集》序言

苏方桂先生是我所敬重的一位文友。他的故乡为辽南古镇熊岳城,我曾在这座古镇所在的营口市工作过。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相识了;虽然暌隔两地,南北分襟,但共同从事的文学事业,又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彼此相知相重,结下了深厚友情。先生文集近日即将付梓,索序于余,却之不恭,随便写些认识与感想。

先扯一段闲篇—

几年前,我省作协编辑了一本《辽宁作家词典》。编者把成稿送过来要我审阅。当我翻到“苏”姓作家词条时,发现只有两位“60后”的年轻作家,便问:

“你知道苏方桂吗?”

编者答曰,看过他的《罗浮侠女》、《羊城丐王》,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小说作家。

我问:“知不知道他是辽宁人?”

“知道。”

“那为什么不把他列进来?”

回答是:“他现在广东,不是辽宁作协会员。”

“本书名字是《辽宁作家词典》,并非《辽宁作协会员词典》。只要是著籍辽宁的现当代作家都应该收进来。”我说,“你看旧日的《盖平县志》,它就收入了金代的大诗人王庭筠,他也是熊岳人,是苏方桂的异代同乡。其实,王庭筠很小就离开了家乡;而苏先生二十岁之后才南下广东;他的处女作《神鱼》发表在《辽东文艺》上;早期作品多以辽南为题材;‘文革’中下放回乡劳动三年;我省春风文艺出版社曾约他创作十部系列传奇小说;1990年广东召开‘通俗文学暨苏方桂作品讨论会’,辽宁省委宣传部还专门致电祝贺过。”

他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是,中国作协也是按照这个体例来编《作家词典》的。”

上行下效,这就没有可说的了。下面还是“书归正传”,回到写序的正题上来。

作序之要,在于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这个“头绪”,既可以指作品本身,又可以向前延伸到作者的行藏身世、胸襟怀抱、创作流变、成功路径及具有普遍性的经验。我一向认为,作品摆在那里,尽可由读者自己去欣赏、去发现。真正的艺术品,总是具有无限的可阐释性,展现出无比丰富的自在空间。随着读者的视角、趣味不同,必然是“言人人殊”,结论各异。而序言充其量也只是一家之言,原无须像撰写作品评论那样,细针密缕,辛苦哓舌。就是说,与其在字数有限的序言中,下大功夫解读个别作品,倒莫如着力于对隐藏在作品后面的作者及其创作路径,进行切实而中肯的剖析。正所谓“鸳鸯绣出从君看,更把金针度与人。”孟老夫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文如其人”,“知人论世”,这在中国,原是有悠久的文化传统背景的。

苏先生在几十载的文学征程中,取得了卓然可观的成就,他的成功经验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想就我个人感受最深的谈几点看法。

作为一位以通俗小说创作为主导的作家,他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群众观念、读者意识。这种观念与意识来源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他看来,作家的真正价值取决于他对人民群体的尊重程度与服务程度,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适应了人民群众积极健康的审美需要,在何种程度上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全民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是一个关涉到创作方向、创作道路的根本性问题。他从自己的长期创作实践中切实地体悟到:“作家的幸福只有一种—把心血凝成的果实捧给读者。”为了给人民大众提供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他孜孜不倦地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从而使作品更能贴近自己的民族与民众,也更易于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他经常注意通过信息反馈掌握读者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审美需要,尽一切努力满足受众的要求。

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他有一种高度的创作自觉与创新追求。如所周知,他所从事的通俗小说的创作,在中国是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深厚的群众接受基础的。既然悠久,就很容易陷入固有的窠臼,难以摆脱因袭的重担;而群众基础的深厚,一般地说,又会自觉不自觉地满足于可观的买方市场。特别是作为一位对于这种体裁已经驾轻就熟的知名作家,很容易见好就收,知足知止。而方桂先生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的不断探索、刻苦追求新的境界的创新意识。他说:“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改造传统,逐步注入新的‘流质’,引导群众的审美趣味向健康的深层次、多层次发展。”

通俗小说以情节取胜,但长期以来,有些作品存在着片面追求热闹,而忽视人物性格,或者虽有性格刻画却与情节脱节的偏向。他在写作中尽力创造血肉丰满的典型性格,特别注重“情节—性格的历史”这一创作规律,使情节服从性格、服务于典型塑造。再如,中国古典通俗小说,一般都不作环境与心理的描写,他在创作中借鉴西方小说的成功经验,加以适当的吸收。这里所谓“适当”,是指避免像某些西方文学作品那样,大段大段的静态描写,因为它不合乎中国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有取有舍,避短扬长,不断创辟新的路径。他在向新派武侠、传奇小说借鉴的同时,注意戒除其神化人物、虚无缥缈的缺陷,把要写的题材放在独特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去展现,努力挖掘历史事件本身所蕴涵的传奇因素,使人物活动与情节发展根植于深厚的现实土壤之中。

阅读他的大量作品,不能不钦服他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虚构能力。小说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既是从生活里来的,却又不是原样照搬,而是经过艺术加工,成为人生的精髓。可是,现在许多作品以所谓“写实”为标榜,热衷于现实情景的仿真,重复、模拟日常视听中的生活表象,新闻式地、被动式地还原生活,缺乏对“文学是一种原创行为”的理念的高度自觉。这种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互相模仿、科幻作品缺乏的现象,都标志着当代作家想象力的匮乏。而方桂先生在创作历史题材作品时,对于人物的情节铺排、性格塑造,都煞费苦心,调动自己丰厚的生活积累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不断撩起读者的阅读欲望,并且能够结合情节设置的需要,穿插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知识性、趣味性内容,显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想象力的丰富,应该说是以编织情节为能事的绝大多数通俗小说作家的特长;方桂先生不同凡俗之处,在于虚构、想象的同时,特别注重不脱离历史真实,符合人物自身性格内在变化规律。这是他的小说的优势所在。

好了,序言到此打住。因为记起了著名学者赵元任先生的话:“会看书的喜欢看序;但是,会作序的要做到叫看书的不喜欢看序,叫他愈看愈急着要看正文,叫他看序没有看到家,就跳过了看底下。这才算作序文作得到家。”我猜想,这篇序言大概也“做得到家”,就是说,读者肯定早已急着想看作家的情节奇特、人物生动、富有想象力的小说了。


王充闾                  

2009年立春之日于沈阳      



有为者亦若是

—序《直挂云帆济沧海》

读过这八篇洋洋洒洒、文采斑斓的“大块文章”,深深为那些创造了恢宏业绩、积累了成功经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成功人士所感动,头脑里立刻跳出来一句早年记下的古话:“有为者亦若是”。

这句话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孟子》,是亚圣孟轲引述先贤颜渊的一句话。它的含义,可以作两方面解读:其一是实指:一切有作为、有成就的人都应该如此;其二是假设:只要你有作为,就也同样能够做到这样。不管实指还是假设,大前提都是首先竖有一个标杆。颜渊讲的标杆是古代圣贤虞舜;我这里指的是本书中八篇文章的传主—那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执着真情可换天”、“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领军人物。

他们的事迹确实生动感人。在大连这座有“东北明珠”之誉的国际化现代化的海滨城市,这些时代的弄潮儿,投身于激烈竞争的商品经济大潮之中,凭着富有远见的创业胆识和勇辟新路、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准确捕捉稍纵即逝、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了骄人的业绩。相信所有的读者看过之后都会为之鼓舞奋发;掩卷之余,都会认同我这句深情灼灼的话语:“有为者亦若是!”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任何宏图伟业若要获得成功,一般都要在主体与时、空三个轴线的黄金交会点上遇合,即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逢有为之时”。首先是生要逢时。歌德老人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的伟大多半要归功于他那个伟大而雄强的时代。至于他自己,作为一位世界级的大文豪,歌德说:“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

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国家的未来发展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适时地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开启了一个农村改革发展的崭新时代,可说是“有为之时”;而建设中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正承载着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农业,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光荣使命,更为我们创“有为之业”、做“有为之人”提供了难得的“英雄用武之地”。本书中的这些生动的典型,以其坚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设现代农村金融制度,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成功实践,谱写出改革发展的新篇章,树立了全新的榜样。

应该感谢本书的作者、编者和最初刊载这些报告文学作品的《鸭绿江》编辑部。他们是功不可没的:不仅以其高超的创意、优美的文笔和艰辛的劳作,对于推进全省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为繁荣发展当代文学事业,特别是为作家如何投身飞速发展的时代洪流,发现并及时反映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描绘创业宏伟蓝图,宣扬体现时代精神的英雄模范人物,探索了新的路径,迈出了新的步伐,开创了新的局面。

作为心香一炷,期望这篇短文能够实现上述愿想于百一、什一。

是为序。


王充闾                  

2008年10月于沈阳      



诗文千古贵情真

—《志远集》序

诗文千古贵情真。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生命线,是衡量诗文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翻开裴志远同志的这部诗集,一个最鲜明的感觉,就是真情四溢,往往读着读着,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贯注全身。作品题材广泛,篇幅长短不一,形式也不拘一格,其中旧体和新诗平分秋色,各有千秋。不过,所有的篇章都体现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前代诗人所要求的,“笔端常带感情”。在一般人印象中,统计工作是枯燥而单调的,可是,到了作者笔下,却变得发光闪亮,生动活泼。作者以其长期养成的对党的事业、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化作融融爱意注入机房,把目光扫向那些在节假日仍然坚守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用诗行摄录下他们公而忘私、忠于职守,沉浸在工作的欢快中的场景:“当你描绘的蓝图变为实际,/看到你开心的一笑,/你笑得是那样的潇洒、甜蜜!”

文学界有一个说法:诗歌是拒绝阐释的。意思是,它应该是读者看了就能产生心中的共鸣,进而出现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震颤,而无须借助于他人越俎代庖,帮助解读、述说。对于文体的精英—诗歌来说,这应该是起码的要求,但也是一个颇高的标准,要达到篇篇如是,一般写作者是难臻此境的。《志远集》中有些诗句,读起来觉得在纸上跳动,使眼睛顿时为之一亮。你看他是这样来歌颂统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贝多芬用七个音符创作出一代名曲,/您靠着十个字码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在“轰轰烈烈的时代”,他们以“默默无闻的工作”为伟大事业献身,出色的“人生价值在平凡岗位上实现”。在这里,作者运用典型的类比,造成了鲜明、深刻的意象。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直接面对生活实际,对劳动,对工作,对事业,对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心有所感,情有所钟,便一一发而为诗,予以热情的讴歌,倾注炽热的衷情。对许多新老同志,对几乎所有的至亲,他都专有赠诗,也都是亲切感人的。因为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对象,是毫无虚饰的情感交流,所以,不会有半点虚情敷衍、矫揉造作,也不可能言之无物,无的放矢。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发自真情实感,发自内心的激动。这类作品自然容易真切动人。有人说,诗歌在表面上,看是修辞、技巧、格律的推敲,看是语言、材料、构思的组合,但最终又不是这些,而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最忠实的生活,里面注入了作者整个的情感、气质和精神。从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这部诗集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作为心灵的历史,这些诗作产生的跨度历时近四十年,可以说是作者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几十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它像一部录像机,留下了作者各个时期情感起伏、思想发展的心灵轨迹和工作变迁、征途辗转的处处屐痕。历览这本近三百首的诗集,可以准确地看到一个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热爱生活、恪尽职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这里有正气的张扬,温情的坦露,理想的探求,胸襟的展示。诗词读过,眼前马上就会有一个真实而鲜明的形象显现出来。这里有一首题为《笔耕》的七绝:“躲在高楼觅小诗,往来踱步陷深思。霞光满眼关不住,红杏出墙见几枝。”寥寥二十八个字,就把他正在绕室徘徊,冥思苦想,寻章觅句,却于不经意间抬眼看到一枝红杏像霞光一样照耀墙头,不禁怦然心动的心理转换过程,惟妙惟肖、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

作者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的,人们一般认为,从事行政工作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不容易激发诗情,这也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学与职业并无绝对的关联。创作需要技巧,但它本身并非技艺,“诗主性情”,“性情之外本无诗”。只要有真性情、真感受,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技巧,就具备了作诗的条件。我国现当代文坛上群星璀璨的杰作中,有许多诗篇出自著名数学家、科学家的笔下,就是一个显证。

这部诗集的第三个特点,是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统计工作的领导干部,即所谓“官员”之手。领导干部从事业余创作,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诗文的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势不能放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展示独有的发现、特殊的感悟、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志远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序者,绪也,谓端绪也。”说的是,为诗文集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起码也应指出其中的特点,即这部诗文集之存在价值。窃以为,小序基本上达到了这一要求。那好,就此打住。


王充闾                  

2002年8月23日      



《秋水集》序

刘殿珩先生是吉林省的一位诗人,他的旧体诗颇见功力;而散文也写得很好,这本情文兼至、辞采斑斓、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的《秋水集》堪资作证。付梓之前,他曾驰函索序,我慨然承诺,遵循“君子赠人以言”的古训,余固乐其有成也,遂不揣谫陋,而欣然命笔。

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作序,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其意在于为读者从茫茫文海中梳理出一些头绪,为阅读接受指引一条路径,起到媒介与津梁的作用。应该说,这个要求是很高的。“甘辛谁解味?机杼自家知。”这种导读式的绪论,其实,最好是由作者本人去写。作品是作者的孩子,不是说“知子莫如父”吗?

细按全文,鲜明地感受到凝结其中的深刻的心灵体验和真情实感。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过,生命或精神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就是精神世界,而构成精神世界的基本细胞乃是体验。要进入生命世界或精神世界,体验乃不二法门。体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是一种精神的投入,是“我”与对象之间同感共鸣的活动。水管里淌出来的是水,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这是常识。所以,依我看来,若要自己的创作有深邃的蕴涵,而且充满生命活力,作家就应该具备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心灵体验。就是说,要以创作主体的深切体验为叙述轴心,让生命的灵性灌注于思维客体,使情思汇聚于所感悟、所剖断的审美对象,努力形成情感与智性的涡旋,这是实现创作深度追求的有效途径。因为文学创作说到底,是生命的转换、灵魂的对接、精神的契合。

散文集中无论是真情灼灼的抒怀寄慨的文字,还是典雅、厚重的纪游、写景、述史、书事的篇什,字里行间都承载着作者的寄托,闪现着灵魂的跃动,凸显出惨淡经营的心痕意缕—作家在以独特的视角、切身的感悟,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以期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阅读时空,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探究,对社会人生和自然风物的审美与鉴赏。

看来,在人生内外两界的萍踪浪迹中,在现实的床笫上,文史是可以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破解理性、抵达生命本原的。通过文史联姻,文学的青春笑靥为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了生机与美感、想象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文学倩女获取了晨钟暮鼓般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沧桑感,体现出哲学意境、文化积累和巨大的心灵撞击力,引发人们通过凝重而略带几许苍凉的反思与叩问,加深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和理解。

作者对于传统散文“因情立体,即体成势”的写作秘辛颇有领悟,结撰多方,不拘一格,谋篇布局,具见匠心。赋予知性的内容以审美情趣,叙述中注入耐人寻味的哲思感悟、故典轶闻,使文章触处成趣。语言文字尤有特点,凭借娴熟的古诗文功力,一些名诗丽句顺手拈来,且能自然而然地熔铸、镶嵌到行文之中。借用梁任公评谭浏阳《莽苍苍斋诗》的话:“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具有相当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人们可以从中领略到作者淹博的学识,以及沉潜、谨严的治学态度。

我之着重指明这一点,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当前,散文创作空前繁荣,但是,大量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逐渐背离了纯文学、审美性的指向,散文中的商业性、实用性气息过度浓郁,已经失去了往昔的神圣光环。本来,文学作品应该创造出不同于现实世界的艺术世界,像一位英国评论家所说的,艺术里的人生是蒸馏过的人生,并非生活的原样照搬;本来,应该像季羡林先生所要求的:“写散文同写别的文章体裁一样,也要经过充分构思,精心安排,对全篇结构布局,要仔细考虑,要有逻辑性,有层次;对遣词造句,也要认真推敲,不能苟且下笔。”可是,伴随着小说纪实化、电视复制现实生活场景、新闻语言雷同,“散文无文”倾向亦日趋严重。许多作者率尔操觚,缺乏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的敬畏之心,不仅内容方面多是烦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展现,以流水账似的还原生活的方式作琐屑零碎的描写,缺乏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遗失了文学记录历史、拥抱时代的优秀传统;而且在表现形式上,结构紊乱,重复杂沓,文字功力、语言质地粗糙不堪,古汉语的凝炼、丰富、雅致的特色已经荡然无存,而常见的却是,学养不足就拼命煽情,或者拉洋旗作虎皮,满纸西崽口吻。这种标签式的“文学”与听命于市场的“快餐文化”,不可能参与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属性。为此,对于《秋水集》的面世深致意焉,寄望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郑而重之地说一说,作者并非专业作家,而是一位扎根基层的主要领导。以一位多年从事党政工作、公务繁忙、百事丛集的在职官员,在文学创作上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着实不易。我们除了为之兴奋、欣慰,鼓掌、欢呼,还能说什么呢?当然,也许有人(其中包括某些机关干部和文学界的朋友)对官员写作不以为然,讥之为“不务正业”,或者贬斥为“附庸风雅”。应该说,这都是不值一驳的偏见。须知,凡是业余时间肯于把精力倾注在、耗费在这上面的,大都是志趣高尚,有抱负、有追求、有理想的。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人各有志,取向不同。对这些钟情缪斯、苦结文缘的艰辛跋涉者,即使不能投以崇敬的目光,起码也不该横加指责吧?在现今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惮辛劳,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的人,无患其多也!


王充闾                  

2009年10月于沈水之阳      



犹有豪情似壮时

—《沧桑拾贝》序言

林正义先生幼怀贞敏,长具才情,成为文化艺术方面的多面手,不仅从事小说、散文和影视创作,对《红学》也很有研究,于诗词、书法、绘画尤有很深的造诣。我这里专门谈论他的诗词创作。

这部诗词集《沧桑拾贝》告诉我们,他从事诗词创作,已有近四十年的历史,而且基本上没有间断过。就是说,一万四千多天是在“无赖诗魔昏晓侵”的状态下过活的。这些诗词正是他艺术化的人生的结晶。对于作者来说,这该是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而我尤其赏赞的是,诗人的豪情跌宕,不减当年。套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诗:叫作“犹有豪情似壮时”。

从题材看,这些诗词,大别之可分为两类:一类,抒写诗人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展现其灼热的生命火花的辉耀。诗中记述了他的“十载春光人长大,廿年雨露树参天”,热情奔放、满怀理想、有时夹杂着些许惆怅的大学生活,也记述了他的“险路迂回羁烈骥,冰崖重叠锁寒梅”的阶段性的坎坷经历,而着力最多、篇幅也比较大的则是放歌新时代,拥抱新生活,表现诗人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热切关注,抒写其献身人民事业的壮志豪情,展示出现实主义辐射下的深层次的情绪集结。不能说这些诗章就是历史,但确如作者后记中所言,都是“各个时期思想感情、情绪的真实记录”,而且刻印着鲜明的时代痕迹。另一类,记述诗人与文友的交往,以赠诗形式为新知、旧雨写真,有些诗章确能达到传神摄髓,声情并茂的艺术水准。

正义先生兴趣广泛,工作也是很繁忙的。料想他的作诗,不过是缘情遣兴,抒写性灵,或者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不吐不快的强烈的使命感,而不会是为了当个地地道道的诗人。我想,如果他伊始就要成为诗人,大概不会选择这种早在本世纪初就已为白话新体所取代的旧体来写作。他之所以作诗,纯属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使然。他像许多“过来人”那样,凭借生命活力任情适性的释放,从个人的经验起步,在观照富有诗意的日常生活的审美过程中,依照课堂上接受的和早已烂熟于心的大量中国古典诗词所提供的艺术创作规律,尝试着以这种特殊形式表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感悟。开始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进而便兴会淋漓,得心应手,一发而不可收。世间万事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一当他如痴如醉地耽于诗艺,成了缪斯女神的俘虏,就必然把诗词写作当作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努力让生命的流逝化作文学的意象,使自己从世俗纷扰中超越出来,争得永恒的精神存在。这样,尽管起初未曾想望当个诗人,但诗人的桂冠到底还是戴在了头上。

每个人的审美追求和襟抱情怀都会渗透在他的社会观念、人生态度和人格选择上,诗人、作家的情怀、意趣,则形象地、集中地反映在文学作品里。文艺是心灵工厂的产品,或隐或显,必然袒露出作者灵魂深处的秘密。而诗词要比其他文学形式更注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心理图式的透视和感情色彩的叠印。这在正义先生的诗作中表现得至为鲜明。诸如理想愿望、襟期怀抱、情感追求、个性癖好,无一不通过物象的选择、形象的塑造、意境的熔铸,投射、渗透在章句诗行里。

正义先生不属于“登车揽辔,澄清天下”那类叱咤风云的人物,生来就是诗人气质,所谓“性情中人”。在风雷激越、浩荡曲折的数十年间,在崎岖岁月、五味杂陈的生涯中,其豪情逸兴并没有像狂涛中的一捧雪浪杳无声息地蚀没,而是藉其灵根夙慧,随宜点染,都在诗文书画和广泛的友谊交流中展现出来。其为诗也,或缘情言志,或托物寄兴,或因事纪感,均属有感而发,写真纪实,与涂丹敷粉、无病呻吟、填书塞典者迥异。诗集中绝少惨淡经营的刻意之作,多是信手拈来的神会之笔。情真意切,纯任自然,是这部诗作的突出特点。

《沧桑拾贝》诗笔轻灵秀曼,其上乘者有情思绵邈、意境新开之胜。但诸多事物中优点常与缺点相并存在,有如一枚金币的正反两面。本色天然,不事雕琢,无斧凿痕迹,固属优长;但有些诗作却显得意象淡薄,用语遣词也不够精致,予人以粗疏之感。如果能够在空灵中求密致,于豪放中见深沉,自可提高品位,加人一等。今古酬应、唱和之作,一般仅取传情达意,难求渊雅、奇警,其弊多在平滑、空泛。因为是在特定的场合为特定的对象写作,有些是命题作文,不容易挥洒自如,又兼多是即席为之,率尔成篇,很难达到工稳。正义先生此类诗作,固然不少颇见功力者,但有些篇什不免失之直白,流于浮泛。

旧体诗词是以高度凝炼的艺术语言为载体,以严谨、规范的音韵、格律为基本框架的一种极富表现力的文学形式。现代人运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由于受到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方面的诸多限制,要想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下”的社会生活,纵横如意地抒写今人的思想感情,诚非易事。而且好诗的产生,有赖于才情、学养、性灵、胸襟四者的机缘凑泊,完美结合。在这些方面,正义先生有着十分深厚的根柢和比较娴熟的技艺,存在着明显的优势,只要肯下苦功,兢兢以求,自能更上层楼,臻于化境。我和所有的诗友一样,正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王充闾                    

1997年11月15日      



序《沈水微澜》

处于基础地位的民族凝聚力,主要来源于民族文化,来源于民族文化的认同。而这种文化的认同,又有赖于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探求与审视,梳理出一部深刻的历史、文化图卷,做出准确的历史判断与文化定位。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度扩张和后现代化思潮的涌入,人们回归传统、回归本原、回归自然、回归精神家园的情感需求日趋强烈。其中突出的一点,是加倍重视对于本土思想文化资源,尤其是历史、宗教、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资源的开发和研究。

适应这一形势,沈阳市图书馆研究馆员李东红女士呈献给读者的这一部新著:《沈水微澜》,可说是得其时也,得其地也。

本书特色比较鲜明:就内容看,它突出抓住了地方近现代史和民间传统文化这样两根主线,或者说当代学术界、文化界的两大热门话题。作为一部地方史籍作品,它基本上是以人物为经,以地域事件为纬,编结成一张近现代的史网,突出展现辽沈一带的地域特色;兼及民俗文化、民族风情、宗教信仰的研究。取材广泛,涉猎面比较宽。就形式看,运用民族形式,体现民间特色,用事实来说话,摒弃高蹈、空泛的议论;讲故事、述行状,有头有尾,脉络清晰。

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许多事情,彰彰犹在人耳目。“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如何看待昨天,关系着如何看待今天和我们的明天。历史文化的认知价值,是绝对不可忽视的。《沈水微澜》的作者,捕捉种种历史侧面,梳理大量资料,厘清历史真相,以纪实手法、文学笔调,向读者展现了辽沈一带以至整个东北地区近现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动力,获得智力支持,接受生动具体的理想、信念、人格的教化,进行深入的人生思考。

过去,人们提起“九一八”这个国耻日,心情总是无比沉重,感到万分悲愤、压抑,似乎直到七七事变才爰举义旗,挥戈逐日,一腔闷气才算合盘吐出。然而,许多人并不清楚地了解,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就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地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十四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万关东儿女,或激于义愤,自发地拿起武器;或在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条件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载的浴血奋战,未曾一日间断过,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现代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奋斗史,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豪气冲霄、英风不泯的民族英雄。除了人们所熟知的杨靖宇、李兆麟、赵一曼、赵尚志等杰出的领导人之外,还有许多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魂飞胆丧的一些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像首建义勇军的黄显声,威震辽西的郑桂林、高鹏振,血战白山黑水的苏炳文、邓文、王德林、李海青等等,书中都作了集中的展示,成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与此同时,作者还把目光投射到那些曾经长期居留沈阳地区,虽有可传可述之事,却不为世人所关注;或者虽为世人所知,但苦于载记阙如、无从查考,久已湮没沉埋的人物。像清初第一个被流放到关外的僧人函可,在刊刻《红楼梦》方面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儒商程伟元,沈阳图书馆创始人张鹤龄,中国体育界第一个洋教头步起,由日本战俘转变为新中国飞行教官的林弥一郎,等等。作者通过探发微,都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在这方面,只有她自己知道曾经下了多少搜寻、发掘、梳理的苦功。此外,书中还记述了盛京风情、旧都文化,以及渔樵寨、朝阳寺、四平灯火、帅府秘闻等大量生动有趣的事物,把大历史与小历史、政治史与社会风俗史、区域史与地方史,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记真记实的大前提下,颇具传奇性和吸引力。

同具有地方特色的近现代史紧相联结的,是民间传统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派,它同样也是我们建设现代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传统基因和必不可少的根基和精神血脉。这是本书的另一重要部分。

地域文化,属于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它的形成,既离不开自然环境条件,又与历史变迁、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变化、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引导等诸多社会结构因素有着直接关联。关于它的研究与书写,要求是很高的,换句话说,存在着许多难点。

首先,它涵盖了广义的文化领域,举凡文化区域的地理特征,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凝聚于自然景观中的人文积淀,区域内文化传播的路径、走向、活动形态,以及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文学艺术等人类的行为系统的形成与演变,都须纳入研学术视野之中。其次,民间传统文化具有原生态性、一次性、民族性和地方性。它是一方水土的独特产物,它的某一独特文化形态,通常只存在于某一独特地域和人群当中。这些特色决定了民间传统文化是一种处于相对弱势的、稀缺的、不可再生的文化形态,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它加以彰显、传承、保护的必要性。其三,民间传统文化,流传于社会、家庭,积淀在世俗观念之中。如果说,“四书五经”所表述的是人生应该怎样,那么,那些鲜活的民俗文化,则是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怎样,带有社会文化赤裸裸的原生态性质。这就要求,书写者不仅要有专门知识,还须具备较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比如,书中涉及到体育、游艺、民间美术、工艺、节日庆典、服饰、居室和婚嫁、丧葬、祭祀等极富人文价值的大量内容,就都对研究者、书写者提出了多方面的
挑战。

应该说,作者在这些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和较为广泛的知识结构;自幼生活在满族聚居区北镇、沈阳等地,家传户诵,耳濡目染,大量民风民俗民情烂熟于心;爱好广泛,好学深思,性格沉稳、宁静,文史功底较为扎实;图书馆资料充实,条件优越;周围又有一批对历史、民俗、地域文化素有研究的师友。当然,除去这些有利条件,重要的还在于肯下苦功,肯出力气。多年来,为了搜索、研究这些鲜活的历史人文资料,作者在注重民俗民情调查的同时,还从报刊、方志、旧时典籍等文字记载中,寻找线索,披沙拣金,尔后,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文化观,加以整合、分析,力求从地理环境、社会、民族、历史传统等方面进行剖析。

无庸讳言,本书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还存在着一些不能尽如人意之处。诸如,整部书稿的体例较为驳杂,篇章结构、叙述形式、话语方式不尽统一;由于成书比较匆促,加之,取材范围过于宽泛,有些方面,缺乏整体磨合和深入、细致的推敲;等等。好在作者还比较年轻,今后还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进行补充、修整,以臻于完善。我和广大读者一样,热切地瞩望着,期待着。

是为序。


王充闾                  

2011年盛夏于沈阳      



序《白云书院纪念文集》

说起大连,人们会立刻想到美丽的城市环境、繁华的商业市区、骄人的建设成就,这无疑都是足资称颂的;然而,我还想提醒一点,就是不要忽视了它在建设“学习型的城市”中所取得的煌煌硕果。这里我要突出彰表一番大连图书馆的白云书院。

白云书院创建于2000年秋,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城市文化品位、增进市民思想文化素养为宗旨,开展了多项学习、教育活动,其中尤以免费为市民举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开设国学国艺培训班、组建古典诗词吟唱团,影响为深远、巨大。

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书院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它萌芽于唐、五代时期,宋初开始受到重视,得以充分发展。许多学者、教育家和重视文化建设的地方官员,纷纷创办书院,使之兼具教学授业、学术研究、传播文化、实施教化等多种功能,不仅为读书士子提供了进学、受教的场所,同时也是研讨学术、自由讲学、问难论辩的活动中心,对于封建时代的文化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白云书院创建以来,在借鉴传统经验的基础上,赋予书院活动以全新的内容,结合图书馆的特点,努力探索新的活动方式,三年间工作日臻完善,取得了众人瞩目、斐然可观的成绩。单就举办“传统文化系列讲座”来说,先后延聘了三十几位学有专长的海内外专家学者莅临白云讲坛,就传统文化领域中的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政治经济、历史风云、人物品鉴、民俗服饰等诸多方面的课题进行讲述。每次讲座开办前,都先在媒体上发布消息,听众届时自愿参加,讲演结束后还安排一定时间,由听众提出问题,展开答辩、研讨,学术气氛十分活跃。

大连图书馆不仅依托白云书院这一有效的载体,出色地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而且善于及时进行归纳、总结。继编纂《华夏正声》一书全面反映白云吟唱团古典诗词吟唱活动的成果之后,现在,《白云书院纪念文集》又将付梓,对书院的各项活动特别是文化讲座的开展作了简括而生动的回顾。编者以予之躬预其事也,飞笺索序,备极恳悫,“却之却之为不恭”,只好慨然应命。我想借此机会谈一些有关学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和优秀传统文化的看法,愿就正于广大读者,也希望对于白云书院今后的工作有所裨益。

现代化社会应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现代化城市应是一个学习型的城市。学习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它是在生理需求之外寻求精神的依托,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的需求。这种需求源于文化环境、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和客观现实的需要;而从根本上说,它又是人格自我完善的标志,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

现在是一个信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每天的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不学习就无法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可以说,凡是存在着生命的人都是一种耗散结构。—这是借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名词。比利时普利高津教授1968年提出: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外界条件下,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能量和物质,就可能由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稳定的有序结构。我在这里说的是,人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地同外界交换能量,充实、提高自己,需要不断地补给营养、更新知识,否则,就无法维持自身的“稳定的有序结构”,或者说动态的平衡,不仅个人的成长进步难以实现,整个事业也将遭致损失。而且,现在闲暇时间很多,如何利用与支配业余时间,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能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支配这些闲暇时间;也可以说,一个人能否成才,如何支配八小时之外的闲暇时间,是一个重要的
因素。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对此,全党已经开始形成共识,日益加以重视。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落后的现状,使有些地方主要从“物”的方面或经济方面来理解生产力,认为生产力发展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使不少人一讲到发展生产力,首先想到的是资金、效益和经济增长率,而对如何提高人的素质和开发人力资源却考虑得很少。

进入新的世纪,我们党明确指出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源建设”、“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的思想。党的十六大报告继承了这些思想成果,并进一步强调指出,必须把发展转移到注重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必须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发展既要见物更要见人,既要通过人的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人的全面发展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又要力图使社会物质财富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要逐步实现由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战略向以开发人力资源为核心的发展战略转变。

面对21世纪,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科学发展的整体化趋势也日益鲜明。所谓科学发展的整体化,不仅指自然科学与技术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结合。它们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只有它们的相互结合,才能给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哈佛大学有个著名的“零点项目”研究计划,它并不是从科学技术教育方面来查找50年代苏美空间技术的差距,而是从艺术素质的落后来考察美国空间技术落后的原因。李政道从80年代开始,每年都回祖国大陆,一直倡导科学与艺术的结合。钱学森的观点是,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有美学。

但是,长期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作用,往往遭到忽视,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看不到它的实际作用。如认为社会科学只是夸夸其谈,实际并不顶用;有的说,社会科学只适合于学校里讲授,只能为学位和毕业论文提供研究题目;有的认为社会科学只是文人之见,是“嘴上会气”的东西,可有可无;有的仅仅把它看作一种宣传舆论工具;也有人把政治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社会科学研究。

这些情况的产生,同对于社会科学的特点缺乏应有的认识有直接关系。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具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因而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为明显,缺乏相应的独立性,它的发展会遇到更多的阻力;而且,作用方式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经过由基础理论向应用研究的转化,它的成果可以物化,可以直接体现在技术当中,新技术一旦出现,就会给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展现出新的前景,这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非共用性、育人性、潜移默化性、社会关系调节性,它的作用往往是间接的、隐蔽的,而且是长效的。人文社会科学起着支撑、导引、保证的作用,关系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关系到民族精神的塑造,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对个人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可以提供精神食粮,使精神充实、视野开阔、情操净化,进入新的境界。

而就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对于传统文化的忽视又是一个明显的阙失。中科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校长杨叔子教授在访美时,几位华裔教授直言不讳地批评大陆教育有缺陷,说我们的留学生“数典忘祖”,他们懂得ABC,懂得XYZ,懂得美元英镑法郎,就是不了解长城、黄河,说不清老、庄、《论》、《孟》,不知道文天祥、史可法。对中国文化历史如此无知,又怎么能对国家、民族有了解、有感情、有责任心,而义无反顾地去为她献身呢?这番话听了,真是振聋发聩。北京师范大学的党委书记在一次讲座中回答学生的问题:“读《红楼梦》究竟有什么用?”他说,不读《红楼梦》的人,不读唐诗宋词的人,文学素养特别差的人,他就脱不了俗。好书对于人的影响,是在灵魂层面上产生作用。1988年世界各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聚会巴黎,会议宣言的第一句话就是:“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高科技发展到需要人的理智去驾驭时,需要用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去治理与调适,人类要爱这个社会,要爱自己的民族,要爱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我们也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看重大连图书馆白云书院的存在价值,肯定它的作用,祝愿它健康成长,不断取得新的创获,在创建“学习型城市”的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是为序。


王充闾                  

2003年10月于沈阳      



序散文集《山野菜》

读过戴鸿武同志这一迭散文稿,我立刻忆起了三十多年前我们初识的情景。60年代之初,两人虽然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又在同一城市的直属机关工作,但相互并不认识。还是诗歌作了媒介。作为报社的副刊编辑,我常常接触到他的短诗,清新,雅致,风格与梁上泉、严阵的有些相似。于是,便注意访察,终于在一次集会上见了面。后来,凑巧又调入同一部门,但因“文革”狂潮骤起,诗文自然写不成了,在一起也再没有谈起过文学的话题,彼此几乎都忘却了那一段文字因缘。

近二十年,我们时散时聚,有分有合,工作的接触很多,谈论文学的事儿极少。日前,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以序其散文集相邀,还说不久诗歌也要结集付梓。这倒令我有些“惊诧莫名”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不长于此道,相反,以其当日的文学修养、感受能力、表达功夫来说,出散文集、出诗歌集都是意料中事。我的惊异,是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分襟了,谁料,几十年来,竟然情有独钟,“幽怀暗抱,珠胎巧结”,直到产下了一个又一个“宁馨儿”!

其实,细想一番,倒也顺乎自然,合乎逻辑。“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恩格斯语)文学这种东西很有魅力,一经染指,往往终身难于废弃,有时魂梦相随,纠缠如藤萝绕树。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的咏叹。而不事张扬,闷头去做,见真本领,练硬功夫,又恰是鸿武同志几十年养成的性格特征。所以,有此惊人之笔。

这些散文,风格仍是清新、雅淡;语言仍是朴实无华,但在文字的驱遣、运用上颇见功力;意蕴醇厚,时见情思、理趣,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十分鲜明。这些,都一如作者其人。作者非常刻苦勤奋,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和理论功底,不断吸纳新的营养,注重观察客观事物,肯动脑筋思考问题,尽力以诗人的眼光来观照人生、审视自然,执着于生命本身的体悟和感受。这是这部散文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当然,事物常常是得失相并的,这方面的优长有时恰恰造成另一方面的不足。清丽,是很突出的长处,但个别的失之清浅;意蕴厚重,这是许多散文家所刻意追求的,但有时却忽略了用意象营造情感的空间;群体意识和“客观性”增强了,有时也会导致散文的主体置换和自我淡化。

《山野菜》中很大一部分篇幅,抒写了童心、童趣,亲情、乡情,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读着读着,就被带回到悠远的童年。我和鸿武一样,都是生于忧患之中。30年代下半叶的东北农村,兵荒马乱,蒿目时艰。但是,再凄苦的童年,也总能从亲情、乡情中获得一丝慰藉。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就立刻有了安全感、温馨感。而故乡是放大了的母亲的怀抱。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总是“人情恋故乡”的。这样,童年、母亲、故乡,三位一体,织成了一片情网,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作着凄婉而温馨的梦。

我想探究的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怎么保持了他的一片童心。本来,随着阅历的增加,时光的流转,世事的濡染,环境的变异,会使童心、童趣荡然冰释,情怀逐渐变得粗糙。而鸿武同志的笔下至今仍能流泻出这些充满情趣的文字,“不失其赤子之心”,是很值得称许的。

与此相联系,再一点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鸿武同志写作散文(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的散文),他要超越一些障碍,克服一些实际困难。为文与从政的矛盾,首先是时间与精力上的碰车;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个性、情志、心态、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对于散文创作来说,知识的渊博与否,材料的丰富与否,固然也重要,但更要紧的,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首先要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有无一双执着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尽管鸿武同志年纪已不轻,饱经世事沧桑,但他仍有一颗易感的心灵,具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怀。这也是很难得的。当然,从政与为文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登高临远,眼界开阔,阅历丰富,洞悉世事,对于创作也是一种优势。关键在于他能够把两方面的长处(而不是短处)结合起来。

这是透过文本所得到的启示,我以为,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

最后,我想说说“山野菜”这个书名。作者寓意是很深的,除如作者所述外,我还想补充三点:一是,山野菜生命力强盛;二是,富于营养,没有污染;三是,根生大地,基础厚实。愿文学园地里有更多的植根深厚、生命力旺盛而且富有营养的山野菜一般的散文奇葩。


王充闾                  

1997年4月1日       



以文学形式传英雄不朽

—《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总序

每年的9月18日夜晚,北迄黑龙江畔,南达海南三亚,西起喀什的红其拉甫口岸,东到香港的维多利亚海湾,全中国百多个城市的上空,都会响起长长的汽笛声。这是在警示、提醒国人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个国
耻日。

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黑色的日子,是和“满洲国”、“亡国奴”这些不幸的词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许多人却未必知道,实际上,从东北沦陷之日起,关东大地的英雄儿女们,便从未停止过不屈不挠的抗争。十四年间,先后有三十多万关东儿女,或自发拿起武器投入抗日斗争,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战场。他们不甘做亡国奴,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尊严,前仆后继,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载的浴血奋战,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他们用热血和生命,书写了一部近代以来东北大地上英雄辈出、浩气冲霄的历史—证明了关东大地不只有“屈辱”,还有值得骄傲的战斗荣光,更有无数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英雄儿女。

这套丛书展示给广大读者的,就是那段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可歌可泣的历史,是那些民族英雄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英勇献身的传奇故事和壮丽史诗。遥想当年,抗日将士们孤陷敌后,内乏粮布,外无援兵,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度过了多少摄氏零下四十度的冰雪严寒,度过了多少靠树皮和野草充饥果腹的艰难岁月!十四年间,东北的抗日将士,年年都有雪山要爬,年年都有草地要过,他们所遭遇的艰难险阻,他们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想起转战南北的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同样都是亘古未有、中外无双的。这种对祖国对民族忠贞不渝,为自由为解放宁死不屈的精神,是我们关东大地的灵魂,是传承给子孙后代万古长新的宝贵财富。

今天,我们的青少年,都知道哈利·波特,知道美国大片里的英雄兰博和“兄弟连”,知道日本动漫里的火影忍者,可是,对于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的名标青史、光耀千秋的抗日英雄,却少有闻知;有的即便知道点滴,也仅仅限于赵一曼、杨靖宇、李兆麟等几位曾见诸课本的杰出人物,而对广大抗日将士则黯然无闻;即使是当年一提其名便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些传奇英雄,如周保中、冯仲云、李红光、赵尚志、冷云、邓铁梅、马占山、黄显声等等,也所知寥寥。他们并不了解,当日有许多民谣、民歌,在口头与报纸上是到处传诵不绝的:“日本鬼子要挨枪,出门碰上李红光”;“小日本子要倒霉,上街遭遇邓铁梅”;“铁狮将军周保中,日寇伪军眼中钉”;“八女打鬼子,子弹打溜光,冷云她领头,投江不投降”;“清华秀才投笔从戎白山黑水,冯仲云教授身经百战成名将”⋯⋯而更多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的关东儿女,“却在白山黑水间枕着青草沉寂了”,他们有的连座坟墓都没有留下。

一位外国思想家有句名言: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怜的,而一个有了英雄却不知爱惜与尊敬的民族,则不仅可怜更是可悲的。为了不使“满洲国”和亡国奴的悲剧重演,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勿忘国耻的同时,都能记怀并予尊敬我们的抗日英雄,为了通过文学形式传播英雄不朽功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东北三省作家和史学家联手创作出版一套《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第一批为十二本,以后还要陆续分批编辑出版,为东北大地上更多的抗日英杰立传。这一举措体现了出版者对家乡、对民族、对历史、特别是对青少年成长的责任担当,功被当今,泽流后世,其志可嘉,厥功甚伟。而参加这套丛书创作的十二位作家,怀着对英雄的景仰,着眼于对后辈的责任,忘怀得失、不计酬劳的奉献精神,体现了人类灵魂工程师应有的风范,同样是值得称道的。

文学史与传播学反复证明,传播形式往往直接关系到传播的效果。岳飞和“杨家将”之所以达到家喻户晓,是和传统戏剧和演义小说这类艺文载体分不开的。正是通过这些艺文载体,使得一个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以及生动感人的故事代代相传,深入人心。这套《抗战铁血关东魂》丛书,尝试用小说艺术手法直接描写关东大地真实的抗日英杰,塑造他们鲜活、传奇的艺术形象,实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是文学创作与出版工作顺应时代要求,联手进行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教育的一次开创性举措。单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应予充分赞许与大力提倡的。


王充闾                  

2011年5月23日      



诗思氤氲走游中

—诗集《游走抒怀》序

与陈文清同志相识相知已经三十年了。他留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天资聪颖,博学多识,非常勤奋,喜欢动脑;思辨能力、文字功力都很强,经他手起草与审定的公文、报告、党史著述,都属高质量的上乘之作。可是,前些天,他却以一部题为“游走抒怀”的厚厚的诗稿见示,览诵一过,真的令我大感惊奇、高度兴奋、深为感动。

其一,他一直稳坐在机关,勤劳、奉献在办公桌前,工作安排得十分紧凑;那么,他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腾挪闪变、脱身有术,饱览了那么多的胜景奇观?举凡红都圣地、名城胜邑、佳山丽水、遗产古迹,无不览胜登临;而且,不限于神州大地,足迹还遍布于欧美与亚洲十多个国家。真是达到了古人企慕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境地。

其二,他不仅“游走”了,而且,还能“抒怀”,将足之所至、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感,一一通过诗的形式描绘于笔下。古代著名的《毛诗序》中有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仅此也,他在登山临水、览胜纪游之余,仍然不忘亲情、友情,以饱满的诗怀,抒友朋相聚之欢,叙骨肉天伦之乐。时而豪情似火,激扬澎湃;时而柔思脉脉,一往情深。使读者看到诗人的多样情怀,多副笔墨。

其三,对于一个长期从事逻辑分析,以思辨、综合见长的写作者来说,改弦更张,实现华丽的转身—运用形象思维,进行格律诗创作,端的不易。应该承认,确实取得了骄人的实绩。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竟爱诗成癖,终日不废吟咏。他把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思想、情感,发抒性灵,陈述见解的艺术手法和话语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每当遇到使自己兴奋、感慨的事,或者忆及一件往事、一位故人,他都不期然而然地想到要用诗的语句来直抒胸臆。不仅勤于创作,而且,潜心修改,三百多首诗,他全都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已经刊定的诗稿中,仍然留下大量的改动痕迹。

看来,一个人只要结缘缪斯女神,那就意味着结缘于劳苦,结缘于痴情,因为诗词从来就是痴情与劳苦的产物。可以想见,参加各项活动也好,外出游观山水也好,正当人家纵情适意、开怀谈笑之时,他却在一旁冥思遐想,结撰诗情,甚至收视反听,心游象外。大约每天他都沉浸在一种诗的意境里,像《红楼梦》里的林姑娘所说的:“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否则,那么多即兴抒怀之作,又是何时结撰、怎么问世的呢?无疑,这也使我对于文清同志增进了一番了解,更平添了几分敬重。

“游走”二字,用得很妙。古人有“山海诗情驴背得”的诗句,说的是:诗思氤氲走游中。坐飞机,乘火车,无疑有利于快捷赶路;但要酝酿诗情,启动幽思逸想,却必须依靠脚踏实地地“游走”,需要开动两脚机器。

通览《游走抒怀》全部诗章,我想,如果需要提炼出一条主线,那么,辛弃疾的一句词,庶几近之:“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文清同志正是凭借着对自然、对历史、对社会人生的特殊感受力和丰富的审美情怀,足迹所至,登临远目,抚今追昔,超越历史与现实的时空限制,泯除种种界隔,化解由岁月迁流所引起的怆然寥落之情、世变无常之感,直接与中外古今的般般情事取得沟通,从而随时随地写下劲拔优美的诗篇,为神州大地以至寰宇间的山川胜迹、人文遗产描绘出鲜明而壮美的形象。

在这里,他既与悠久的传统相遭遇,又以今天的眼光看待它,于是,历史就为他思考“当下”、思考自身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其间,既涵盖了他对古人的景仰、评骘、惋惜与悲歌,闪动着先哲的魂魄,贯穿着历史的神经和华夏文明的汩汩血脉;又以一块情感的透镜去观察历史,体现对历史、对社会人生的一种深度关怀,通过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表露体现个性色彩的价值判断,渗透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这厚重的文本,是诗章,也是历史与哲学。就一定意义来说,浏览自然风光,赏鉴历史文物,实际上也是在观书读史,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情事。这样,即使是初来乍到,也都如游旧地,如晤故人,仿佛踏进了乡关故土,返回了精神家园。

此刻,那些早已谙熟于心的佳话故实、鲜活形象,以及奇章妙句,如春风扑面,纷至沓来,一个个都鲜活涌动,呼之欲出。它们已不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通过它们的参与,或者说通过对它们的感知,使历史意识和人生感悟汩汩流出,从一个景点、一桩事件走入历史的沧桑。这样,也就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激发出诗人的情志与感怀,让自己的灵魂在历史文化中撞击,从而产生深沉的人文感悟,启动着内心的激情与联想。南宋时期的大思想家朱熹在《诗集传序》中,对此有过生动的叙述:“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

依据古人对作序的要求—为读者理出一个头绪,上面这两部分文字,任务可说已基本完成,按说也就可以停笔了。但是,出于至诚,我还想就创作问题对文友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写作旧体诗词,熟读与背诵历代诗人的名篇佳句最关重要。

诗歌,原本就是处于巅峰地位、极富表现力的文学体裁;而旧体诗词更是以高度凝炼的艺术语言为载体,以严谨、规范的音韵、格律为基本框架,有着独特的谋篇布局、经营制作规律的一种文学形式。现代人运用这种文体来写作,由于古典文学功力不足,再加上受到格律、音韵、语言、表现方式方面的诸多限制,要想淋漓尽致地展现“当下”的社会生活,纵横如意地抒写今人的思想感情,诚非易事。

为了冲破这一难关,现实中的写作者大体上有两种取径:一种是手里捧着一本“诗词格律”之类的入门向导书籍,边硬记那些平仄声韵,边结撰新词,对号入座;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熟读、背诵大量古代诗词,来把握音韵、格律以及句式、词汇、结构上的独殊规律,结合对照、研习“诗词格律”书籍。诗家一般倾向于后者。大量的名章丽句烂熟于心,可以充分体会古诗的韵味和妙处。有时即使没有记住某些格律,但由于有成竹在胸—现成的古典诗词可证,同样能够起到导航、校正作用。前人学诗走的都是这条路子。所以,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
会吟。”

二是在写诗的同时,不妨写些文学性的随笔、散文。

诗文大家余光中说:“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佛洛斯特有言:‘双目合,视乃得。’”中国古代的文人,向来都强调诗文兼擅。《古文观止》原本是散文选本,可是,所选作家中有许多著名诗人,像陶潜、王勃、骆宾王、李白、刘禹锡、杜牧等皆是;而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既是一流的大诗人,同时又列入唐宋散文“八大家”。现当代有些老诗人,写着写着,往往弃诗从文。臧克家先生就说过:“老来意兴忽颠倒,多写散文少写诗。”我经常劝说单纯写诗的朋友,要练习着写些散文、随笔,这样,无疑又多了一套本事,适合以哪种形式表达,就应用哪种形式。有些素材,比如那些抒情、感悟性强的,适合以诗句表达;而生活中还有大量素材,包括漫游所见,往往纷繁万状,理性、知性比较强,难以用几十个字尽现其端绪,这样,就有赖于以文章形式来叙写。这好比古时作战使用冷兵器,有时只要亮出三尺龙泉就足以稳操胜算,有时却必须舞动长枪大戟、丈八蛇矛,才能应付裕如。多一种本领不就多一份主动吗?


王充闾                  

2011年1月            



《和风细雨集》序

本伟先生《和风细雨集》付梓,邀余作序,却之不恭,写下读后的一些感想。

诗意,诗性,诗情,深深地润泽着整个中华民族,形成了悠久而深厚的文化传统;无论往古还是当代,都拥有最广大的诗人群体。在这一群体中,大体上涵盖了三类状况:专以写诗为业的,即文体意义上的专业诗人;专家、学者、教授、文艺家等各类专业人才中,“行有余力”则以诗鸣者;从事实际工作,包括各级从政者,文化素养较深,且富有诗的激情者。而在古代,则以第三类为多,专业诗人也有,但终身未入仕者少之又少。就当代诗坛而论,三种范畴里都涌现出了大量卓尔不群的诗人。本伟先生,作为学者型官员,兼具二、三两类之所长。

古人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长期而又较高的官职,使本伟先生具有丰富的人生历练和开阔的胸襟、超拔的见识。这对于诗文的写作具有决定性作用。确确实实,我们在本书中深切地感受到诗人所追求的一种境界—感悟生活也好,寄情山水也好,鉴古思今也好,都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诚如他在《自序》中所说的:“和风细雨是和谐生活的另一种解读,赋予和谐以美的旋律。是一种平和地对待世界的态度,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不仅此也,他更进而深入指出:“人类社会何尝不希望和风细雨式的建设,不再折腾,国泰民安,一派安宁祥和,从而安抚人日益浮躁的内心世界。”和就是美。诗集立意甚高,展读一过,我们就能发现,“和谐”、“安宁”原是这部诗集的主旋律;而美,则是诗作所服膺、所追求的一种至境。

本伟是学哲学的,中西哲学的底蕴为他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滋养。而且,哲学研索本身就是一种视角的选择,视角不同,阐释出来的道理就完全不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强调,发掘人的生存智慧,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纠正人在天地间被错置了的位置,主张在完善天人关系的同时也完善人类自身。他认为,重整破碎的自然和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二者是一致的,并把希望寄托在文艺上。本伟先生从中感悟到,荷尔德林那句因海德格尔的阐发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的诗:“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正是体现了这种哲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水间,大自然与那一个个易感的心灵,共同构成了洞穿历史长河的审美生命、艺术生命,“天地精神”与现实人生结合,超越与“此在”沟通。大自然,成为人们的生命之根、艺术之源。于是,他写下了一首《西湖夜色》:


寂寞清秋月夜朦,湖光山色荡微风。

断桥路上无残雪,保俶塔下起箫声。


诗中动静结合,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淡雅、清寂的素描,其中融入了诗人对自然、对人生、对社会生活的许多感悟,是诗意、画境、哲思的主客观的混合体,寄寓着诗人广阔的心灵世界。

哲学的感悟和诗性的喷薄,使他获得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在他的笔下,山水被灵性化,生活被诗化、艺术化了,难怪他要说:“不是我要寻诗,而是诗来寻我。”诗人的脚步遍布各地,空间的转换必然带来心情的感应,同时会调动时间的演化,于是,登高临远之际,便成为诗怀扩展之时。他有一首调寄“浣溪沙”的《雪中情》:


独立寒坡雪上滑,踏白背日小梅花,形单一影旅孤斜。

燕子自从飞走后,北回归路莫为家,天开雪后落檐牙。


雪,原是人们习然不察的景观,可是,一入诗人眼界,便有寒坡独立、孤旅形单、天开雪霁、燕落檐牙的图景显现,分明是一幅“寒雪燕归图”。应该说,诗的本质就是发现。诗人要永远能够以一双孩子般的好奇的眼睛,去感受周围的大千世界,去发现如日之升的新的美。

如果说,和谐是《和风细雨集》的灵魂,哲思是其筋骨,那么,真情便是流贯全身的血脉。无论是寄情山水,讴歌祖国的壮丽河山,还是缅怀双亲、抒写对亲友的眷恋,诗人都充溢着一种灼灼的真情,于是,一首首发自肺腑的歌吟汩汩流出。这种歌吟,浸润着作者丰厚的人文素养、多姿多彩的文人情怀,迸溅出智者的思想火花,昭示着他的被遮蔽或遗忘的生命中的感动。

诗集中新体占的比例不大,但我发现,大多都饶有兴味,粲然可观,反映出作者的娴熟功力。且看这一首《可不可以》:


时间可以分解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秒钟想你。/

空间可以分割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处凝望想你。/

思想可以分散吗?/可以/

所以我用每一个闪念想你。/

身心可以分离吗?/不可以!/

所以我用全身心想你。/

你我可以分开吗?/不可以!/

但却总是你在那里,我在这里。


构思巧妙,意境幽渺,层层递进,到了最后一节,陡然翻出奇境,令人拍案叫绝,堪称是一首出色的情诗。

作序应能帮助读者理出一种端绪,指引一点路径。这些功能,我这篇短文恐未做到,无非是抒发一番观感,说说个人的看法而已。


王充闾                  

2009年4月于沈阳      



《五月槐》序

树槐同志夙有诗性、文才,情怀超迈,思致深邃;而且有强烈的文学爱好。但是,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岗位、业务分工,主要在于识才、选才、用才、育才方面,于诗文一道相距颇远。尽管不能说二者绝对对立,不可以相互调和、相通相融;但矛盾与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起码反映在时间、精力、志趣、心态等方面。

相识三十多年来,据我观察,树槐同志还是妥善地处理了本职工作与业余爱好的关系。他在做好分管工作的前提下,着意提高诗文欣赏水平,培养审美情操,使工作与学习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及至年逾花甲,退出主要领导岗位,工作稍得消闲,便分出一定精力投入文学写作。诗集中所收五年间(个别作品写于二十年前)的诗词作品,是其成果的集中展现。

清代诗人、文学评论家叶燮在《原诗》一书中指出:“自开辟以来,天地之大,古今之变”,“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此三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这里的理,是决定事物发生和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事,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情,是表现事物特征的生动状貌及无穷情趣。理、事、情,构成一切事物现象与本质、形式与内容、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就是说,文学作品既不止于对事物的表面描写,又切忌演绎概念、纯粹说理,而是要对事物的理、事、情作统筹观照、整体表现。

树槐同志的诗词,题材范围十分广泛,有游踪纪感、即兴抒怀,有史海钩沉、托物寄志,有人生感悟、友朋赠答,但大体上说,亦不外乎抒情、纪事、阐发哲理。我很喜欢他的一些短诗,如开篇这首七绝《沈阳至成都机上》:


太白长歌蜀道难,攀躜鸟迹羡鹰猿。

而今三百东来客,呼啸一声到锦官。


有事有情,有趣味,有文采,于叹往歌今之中,透着自发的欢腾与快活,使读者也跟着欣然色喜。还有五言绝句《咏尼阳河》:


一路奔腾急,滔滔无尽期。

何来乾坤袖,携你到辽西。


作者曾在干旱少雨的辽西地区从事领导工作多年,对于滔滔碧浪、滚滚江河,有着浓郁而深厚的感情。甚至到了西藏参观访问,看到丰沛的尼阳河水,不禁想到:若是身怀绝技,能够像神仙那样,宽大的袍袖一裹,就把它带回辽西多好啊!奇思妙想,令人拍案叫绝。即景思事,由事抒情,因情见理,堪称绝唱。

文学创作是一种审美认识活动。而美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有待于作者去发现与表现。五绝《三亚市海滨露餐》,于此有充分的展示:


望断夕阳红,擎杯待月升。

涛鸣心曲动,一醉海南情。


有事由,有景物,有情怀,又有美好的诗句,主客一片相融相乐的场景,跃然纸上。

诗贵情真,这部诗集中许多文字都是情怀的展露,心灵的揭示,心路历程的实录。宛如一部录像机,展现了作者在新世纪的情感起伏、胸襟翕张;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大至人生底蕴、胸襟抱负,小到一己的情趣,均可一览无余。有两首《咏槐》诗,属于寄志抒怀之作。其中七绝:


年年五月绽鹅黄,绿树枝头玉闪光。

未成松柏成梁栋,偏向端阳送晚香。


诗中含蕴深邃,即兴中阐明哲理。还有一首《秋叶》:


叶老秋黄本自知,尘埃飘落任栖迟。

花前不恋风光日,化作春泥育幼枝。


名为吟咏秋叶,实则借物喻人。由于采用拟人化手法,形象感很强,抒情意味浓重,兼富哲思理趣,写的是“叶老秋黄”,但不现衰飒之气。这些抒情诗,无论是寄志感怀,感发兴起,还是友朋赠答,都在柔情惬意之余,留下了无尽的温馨。在“技术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从这些浸透着鲜活的生命跃动的文字中,读者不难发现作者自身的人格雕塑。

诗集出自一位领导干部即所谓“官员”之手。领导干部从事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优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创作质量的提升。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长项。

追求深度是文学走向更大精神空间的有效途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现代人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和人生的意向。而人类要从整体上把握社会、人生及自身命运,必然产生普遍性意蕴的哲理追求。渴望深刻,追求深度,不断探究其自身生存状态,属于人的本性范畴,是埋藏于灵魂底部的深层意识。为此,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了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阅读诗文,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乐。在这方面,作为领导干部,自有其特殊的优势。

“有所感而发”,对任何人都无例外,所以官员写作是顺理成章的事,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是统一的,可以说每个官员都会写诗作文。直到近代,这个传统也还绵延不绝。这在我们的革命前辈,表现得也十分突出。即使在戎马倥偬、战火纷飞之中,他们也不忘吟哦,许多名篇锦句,至今犹令人精神振奋、口齿生香。但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似乎中断了。官员写诗作文既然日见其少,于是,便“少所见者多所怪”,竟至被个别同志目为“不务正业”、“附庸风雅”。说来也是堪笑又堪悲的。当然,也还有不少同志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把笔抒怀,登临寄兴,时有佳作面世。这,无论是对于本人,还是对于读者、对于社会,总是一件有裨益、有意义而颇令人欣慰的事。

是为序。


王充闾                  

2007年9月            



《绿染辽宁》序

这是一部从政者的文集。

自古以来,传留下来的从政者的文集,大体上有三种,一种是诗文作品结集,一种是家书、日记类作品,还是一类是文献、通典、告谕式的文字。这部《绿染辽宁》即属于后一种。它带有档案、史籍的性质,是一个地区、一个方面、一个阶段的公开性的工作载记,既有别于历史上的那些私人记述,也不同于大事记、年表式的综合性的概览。从这部文集中,我们可以全面了解到1995—2002年这一时段辽宁省林业发展的整个进程以及工作部署的脉络。它与前两类作品的显著差别,首先在于它形成于物质生产实践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史学品格;其次,它的成果并不反映在平面的纸张册页上,而是见诸大地,见诸环境,见诸实景,见诸自然。—实际上,这也是一切物质生产成果与精神生产成果的差异所在。

当然,从另一层意义上看,作为一部文献,它同时也是一部精神产品。通过会议讲话、工作总结、调查报告和署名文章,这部文集不仅记下了全省建设比较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的目标实现历程,记下了这一阶段以造林灭荒为重点、以改革为动力、以科技为先导,坚持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部署,记下了建设三北防护林、保护野生动植物、发展林业产业、深化林业改革、综合防治森林病虫害等种类繁多的各项专业的发展态势;而且,展示了“三讲”、目标责任制、干部培训等项政治思想工作的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有效的保证作用,展示了大力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亦即在“树木”同时坚持“树人”的喜人成果,自然它也客观地展现了作者—全省林业系统带头人的精神风范。

纵览全书,我感到,这类文献性的作品及其所展现的工作,作为物质生产实践的产物,有一些比较鲜明的特征,可供我们阅读时研究、论证:

一是它的实践性。一场报告过后,在整个区间掀起了造林的热潮;不数年间,“手中枝”便成了参天大树;几年前这里还是风沙扑面,满目萧条,于今已经芳菲照眼,水净天青⋯⋯人们检验它的成效,不是坐在书斋里,而是要踏勘大地,千里驰驱。

二是它的群体性。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见《实践论》)而“绿染辽宁”的林业生产活动是最具典型性的集体实践行为。可以说,文稿中的每一篇都体现了统一组织、广泛参与的特点。全省上下、全厅机关、整个林业系统,是实践的主体。即使作者本人,作为这一系统的领头人,也是以集体一员的身份出现的。再进一步说,不仅造林灭荒这一生产活动是集体性的,即使这类文稿本身,也都体现着群体的智慧—起码作为会议的报告,是经过集体讨论才定稿的吧?

三是它的计划性、目的性。这也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特有的本质。除了蓄林面积中原始森林那一部分是自然生长的以外,大部分林地都是几十年来特别是近些年计划栽植的成果。文稿真实地记录了这一令人感发兴起的过程,它向世人昭示了共产党人确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向世人昭示了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组织领导下,通过艰辛劳动所完成的宏图伟业;它也向世人昭示了省、市林业部门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直至整个系统的奋斗勋劳。

四是它的赓续性。一般的精神产品,比如开头说过的前两类作品,它们一经问世,便宣告其与客体关系的结束。湮没或者流传,为毁为誉,为久为暂,剩下的事情都将付与读者去完成。而这一类作品,由于是与物质生产直接联系着,所以,它的命运是始终和事业相关联的,—若干年后,事业发展或者停滞、成功还是失误,还都要体现出当事人特别是领导者直接与间接的责任与功过是非,此其一;其二,林业,作为一项产业,它像人类自身一样永无终结之日,也正是为此,它将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前人事业后人赓续,一代一代地接力,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的链条之中。作者及其同事的八年战绩自然也不例外。即使哪一天退役了,他们也会把全省十四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接天绿浪无时或已地挂在心头。

我曾经悬想,当下或者多少年之后,当作者(可能也包括他的同事们)重新面对这部文集时,将怀有一种怎样的心情。首先就是回忆吧?忆起那已逝的充满温馨与激情的峥嵘岁月,忆起那志在绿染辽宁的难忘的日日夜夜。这里面,有艰辛,有苦累,不分节假日,不辨早午晚,冲寒风,战酷暑,足迹遍布沙原旷野、林海荒滩。这里面,有焦灼,有期待—当面对没有成活的一株株枯干秃枝的时候,当看到尚待绿化的一片片沙地的时候,当发现松毛虫在成片地蚀毁松林的时候,当旱魃肆虐、山洪暴发、沙尘障目,人们为环境的恶化而无限忧虑的时候,当期待一项项林业科研成果早日转化为现实的时候。当然,这里面也有胜利的欢欣、成功的喜悦。无论是南北驰车,无边的新绿、翠绿、浓绿闯入眼帘;还是一年过尽,走出省直机关的队列,领受“目标责任制”达标的褒奖,都是最好的对劳动、对汗水的补偿。可是,更多时候,想到的恐怕还是责任、担子,还是今后继续前进的设想。—确确实实,我们面前还有大量的应该完成而限于种种条件尚未完成的后续事业。这可以说是这部文集的一种现实的存在价值。

众所公认,我省林业工作的成果是显著的。省政府的总结、通报能够充分说明,历年的机关“目标责任制”达标表奖也是可资鉴证的,而最具说服力的是辽宁大地上随处可见的直观的绿化成果。通过这部《绿染辽宁》准确而系统的展示,读者可以概略地把握这一变化历程。我想,这也是文集的另一价值所在吧。

在这方面,我有切身的体验。1990年我曾赴辽东山区检查工作,看过白石砬子自然保护区之后,应林场负责人的要求,我题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发表了现时的观感:“揽秀餐霞入画乡,接天林海碧苍苍。山行陡觉须眉绿,云谷风回草木香。”十二年后,我有朝阳之行,南北穿行辽西大地,到处葱茏满眼,绿意迎人,一时,意兴盎然,欣然命笔:“高下川原展翠屏,槐黄柏绿晓风轻。廿年重踏营州路,喜见晴峦似画青!”朝阳古称营州,三百年前,这里还是松林遍野,后来遭到人为的过量采伐,到上世纪中期已经是童山濯濯。新时期以来,实行封山育林、种草种树,成效显著。不出二十年,即发生了显著变化。后一首七绝即是白描式的现场
写生。

四十多年前,朝阳市建平县几十名男女青年响应党的号召,结队上山去绿化青松岭。看到这个动人心弦的消息,我曾写了一篇散文,对他们的可贵精神予以热情的颂赞:“为了后代人生活得更美好,眼前,他们宁愿付出十倍艰辛的劳动。正如列宁所说的:‘我们想要建立八小时工作制,可是我们自己却往往做了至少两倍的时间的工作。’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通过我们的双手,大地披胸献宝,长河摇尾欢歌,万古荒原涌起金黄的麦浪,百里秃山披上翠绿的新妆。而这些,正是这些时代英杰的永不倾圮的纪功碑。尽管建平山区青年建设者,也将在时间的洪流中老去,然而他们的精神、他们的业绩却是永世长新的。遥想几十年后,当未来的一代登上青松岭,面对着绿浪接天、浓荫蔽日的松林,吃着又香又甜的水果,饱游饫看之余,再想象着旧县志上记载的‘山上秃了头,山下鸡爪沟,刮风沙土起,雨后水狂流’的情景,他们该是怎样地感佩这班艰苦创业的先人啊!”现在,我愿把这段话移赠给本书作者陈天民同志和全省林业系统的建设者。

是为序。


王充闾                  

2002年8月末于沈水之阳      



《枫叶集》序

郭金声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早在60年代初,我们就已经相识了。当时,我们在同一地区工作,虽然岗位不同,分工有异,但由于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彼此相知相重,共同语言很多。早年他曾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和辽宁省政府先后当过两任领导的秘书,因此,在文秘方面尤为出色当行,被上下左右的人目为“作手”。在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位善于学习、肯动脑筋,有思想,有见解,也有文才的同志。后来,尽管我们两地分襟,音问久隔,但这种印象却是长存脑际的。所以,当我听说他已经有两部诗词结集付梓,并不觉得意外与突然,心中只是为之兴奋,感到欣慰。

由于阅历、素养、品赋、襟怀不同,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与之相应,兴趣癖好、精力所注,自然也大相径庭;而快活、惬意之类的体验,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30年代出生的人,现在都已迈进老年的行列。这些老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建设事业,夙夜在公,无暇旁骛;加之,当时政治运动频繁,终日处于紧张状态,不可能有什么闲情逸致。现在,大环境很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势稳定,堪称治平之世;从自身来看,工作担子早已卸下肩头,儿女各自撑持起家计,心头没有更多的挂虑。悠闲、余裕,宛如一张垂天大幕,“忽剌剌”地降临在眼前。这对那些饱经忧患、奋斗终身、生无所息的老同志来说,无疑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一个新的转折点。

最重要的在于如何获得精神的充实,做到“老有所为”,“心有所寄”。这个路子是丰富多彩的,有多种可供选择的余地。有些老年人把含饴弄孙,庭前笑聚,颐养天年视为暮年极乐;也有许多人,或学书习画,或饲鱼养鸟,或垂竿湖畔,或翩跹舞场;还有一些人投身“方城之战”,或从事养心省力的球类活动,或终日面对“方脸大明星”—电视机⋯⋯真是不胜枚举。无论何样选择,均出于个人兴趣爱好,都是从自己的实际条件出发,他人难为轩轾,更不应整齐、划一。所谓“趣味无争辩”,就是这个意思。

金声同志早年就喜欢文学,于诗文一途有浓厚的兴趣和良好的修养。可是,这一代人过去在工作方面很少有自我选择的余地,总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调遣(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完全必需的,即使在今天,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也应该具备这个觉悟),无论放在哪个岗位上,都会主动自觉地加以适应,而把一己的爱好放在从属的位置,甚至深藏在心底,让它默默地沉酣、发酵。现在,工作重负卸却了,心境、心态宽松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于是,他就有了浓烈的幽怀雅兴,呈现出诗思如潮、诗作迭出的动人景象。

从题材、内容与做法上看,古今的诗文,不论如何纷繁万状,如果统而言之,不外乎向内开掘与向外扩展两途。当然,两者又是互为表里的。向内开掘,也往往因物因事触发,亦即见景生情;而向外扩展,更要通过心灵感应,诚于中而形于外,古人说得明白:“任何景语都是情语。”所不同者在于,是抒发一己的小我之情,还是关注整个社会、人生,国家命运,政治前途。老同志的诗文一般都属于后者。金声同志的诗也不例外。

翻开一部《枫叶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直就是一部政治编年式的诗史。90年代以来的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重大题材,诸如毛主席、少奇同志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百年诞辰,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四周年,邓小平同志南巡,江泽民同志题词,香港、澳门回归,新中国五十华诞,建军六十八周年,长征六十周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抗洪抢险,“神舟”号飞船首航成功,以及抗议北约轰炸我驻南使馆,痛斥李登辉“两国论”⋯⋯都曾拨动吟情,见诸毫楮。这里反映出,尽管金声同志已经年届古稀,但是,仍然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意志,具有澎湃的政治激情和关注祖国前途、命运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令人读后深深为之动心动容。这是极为可贵的,也是这部诗稿最鲜明的特色。

金声同志爱诗成癖,终日不废吟咏。他把诗词作为一种表达思想、情感,发抒性灵,陈述见解的艺术手法和话语形式,甚至成为一种思维方式。每当遇到使自己兴奋、感慨的事,或者忆及一件往事、一位故人,他都不期然而然地想到要用诗的语句来直抒胸臆。大约每天他都沉浸在一种诗的意境里,正像《红楼梦》里的林姑娘说的:“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倚石自沉吟。”

这也并不奇怪,一个人只要结缘缪斯女神,—同诗词打上了交道,那就意味着结缘于劳苦,结缘于痴情,因为诗词从来就是痴情与劳苦的产物。可以想见,参加各项活动也好,外出游观山水也好,正当他人纵情适意、开怀谈笑、游目骋怀之时,他却在一旁冥思遐想,结撰诗情,甚至收视反听,心游象外。否则,那么多即兴之作,又是何时结撰、怎么问世
的呢?

金声同志是性情中人,极重亲情、友情。诗人嘛,哪个不是如此呢!你看他那些记述邂逅同窗、巧逢诗友、留别故乡的诗词,一首首都是多么深情灼灼,读了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甚至看到报上刊载描述病中的巴金的文章,他都感奋不已,发而为诗。当你读到那首写给妻子的七言诗,你会被他的脉脉深情所深深打动:诗中写到几十年倏忽而过,翩翩乳燕一般的子女们一个个全都放飞了,只留下力尽肢疲的母鸟还在固守着旧巢,确是形象生动,情深意挚。透过诗行,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诗人自我。

《枫叶集》中词作不多,但都清新可读。比如《诉衷情·戊寅中秋赏月》一阕:


金风寄语到辽边,佳节月如盘。嫦娥起舞何处?欢乐在人间。  斟美酒,赋诗篇,庆丰年。故人千里,思忆绵绵,共望婵娟。


就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窃以为,金声同志更长于长短句,只可惜写得太少了。也还可以写些散文、杂文、随笔之类的作品。因为有些题材适合以诗章表达,而有些内容以散文出之或可更为感人,更足以倾诉情愫。

“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红更多。”金声同志诗集的名字起得很好,颇富象征意义。愿作者今后有更多的佳作问世,像满天“花雨”那样五彩缤纷,像千林“枫叶”那样红透天边,辉映云霞!


王充闾                  

2000年8月于沈阳      



《烹饪大师》再版序言

最近,辽宁教育出版社决定将《烹饪大师》一书再版,作者徐光荣先生邀我作序。这本来是好事,无奈,我确确实实疏于此道,在烹调技艺面前,曾不敢措一词,于是,就一再推辞。光荣先生期在必成,情辞恳切。古人云:“却之却之为不恭。”也就只好从命了。

昆明的大观楼配上孙髯翁的一百八十字长联,素有“名楼名联千古独绝”之誉;古代诗文中还有“欲把佳茗比佳人”的说法。我也想来凑趣,在“名楼名联”、“佳人佳茗”之外,添上一个“美馔美文”。以一代名厨、在中国首届烹饪技术表演赛中艺冠群芳的刘敬贤为传主的长篇报告文学《烹饪大师》,可谓二美具焉。

我国的菜肴举世闻名,品类之繁多,口味之精美,堪称世界之最。烹饪技艺,精深博大,源远流长,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虽然古人早就有过“易牙知味之称,古今同嗜;然傅说调羹之妙,衣钵难传”的慨叹,但关于烹饪的学问的研究,古往今来并不算少;不足之处是见物不见人,什么食单、菜系、五味、八珍,不一而足,而记述历代那些名厨的行藏身世的资料,却统付阙如,更不要说专著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烹饪大师》一书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价值。正是:


馔史肴经历万年,调和鼎鼐喻高贤。

名厨不再伤寥寂,幸倩徐君史笔传。


光荣先生是一位多产作家。他从1958年开始发表诗作,长期以来一直驰骋在诗坛上。80年代初,他变法更张,转注主要精力于报告文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自己的文学道路上,开创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局面。听说,迄今已有二百五十万字报告文学作品面世,并有多篇作品获得省级以上的奖励。《烹饪大师》乃其佼佼者。

崭新的时代,丰富的生活,呼唤着作家拿起生花妙笔,去书写与洪潮奔涌的伟大现实相匹配的壮丽诗章;而报告文学这种样式,最能迅速地反映与讴歌广大英雄人物及其所从事的壮丽事业。光荣先生顺应这种潮流,紧跟时代,贴近生活,以富于社会责任感、充满激情的笔触,得心应手地写人书事,反映激烈变革着的社会生活,奏响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他的文学创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烹饪大师》一书的鲜明特点。

在这部作品中,作家生动地描述了刘敬贤先生充满坎坷的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际遇,展示其个人成长与创业的艰辛,揭示出任何成功者都必须踏上的拼搏之路。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很注意掌握人物的性格特征,注意刻画细节,摄取主人公生命历程中最具特色的环节,抓住一个个富有特色的镜头,来连缀其人生的轨迹。他在刻意捕捉生活中的诗情的同时,不放弃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的探索与思考,把传主放在社会历史、民族文化背景上,从历史文化哲学的高度,深刻剖析社会生活现象,从中挖掘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光荣先生告诉我,以表现人为主体,展示人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的位置与情感历程,挖掘人生的价值,把视角对准社会人生的闪光点,讴歌崇高的时代精神,这是他从事报告文学创作的追求;同时他也特别关注艺术建构的创新和语言、风格的诗化。因为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是苍白无力的。他一直认为,报告文学必须有较高的文学品位与美学力度,要警惕作品中文学基因的消失。

实践表明,光荣先生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为了写好刘敬贤这位厨师,他在烟熏火燎的灶旁观察、体验了两个月,骑着自行车到几个饭店走访刘敬贤的授业师傅;他还仔细钻研了许多有关烹饪的书籍、杂志,实际学习、掌握烹调技术。他的作品揭示了著名厨师刘敬贤的成功之路,而在作品的背后却也闪现着作家本人奋力登攀的身影。

俄国著名文学家科罗连柯说过:一个作家谈起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说“这一篇写得不错”,就够了。其实,我也不该过多地饶舌,只从心底里掏出一句也就足够了:《烹饪大师》这部作品写得相当不错,我很喜爱它。


王充闾                  

1995年5月1日       



凌云健笔意纵横

—《郑奇志文集》

奇志是我素所尊重的一位老同志,文集付梓,嘱我作序,却之不恭,唯唯从命。

在我的印象中,奇志同志是出道很早的,大约二十几岁在省内就小有名气了。记得上世纪60年代之初,我刚刚踏进报社门槛儿,就经常在省报和一些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尔后,以杂文为主体的文章更是渐积渐多,以致“文革”伊始就被作为“辽宁的小邓拓”惨遭批斗,受到迫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回黄转绿,万象更新。他虽然已届知命之年,工作担子又十分繁重,但仍然乐此不疲,思路益宽而笔势益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成果遂粲然可观。

翻检一过,发现煌煌卷帙中,各体文章兼备,政论也,时评也,杂文也,随笔也,游记也,通讯也,斐然成章。但就中仍以杂文写作为出色当行。盖此一文体为奇志同志云程发轫之始,亦其坚守数十年而未尝废离者也。杂文,作为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晴雨表,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和现实贴切,而且生动、泼辣、有益,而且能够移情”。奇志同志的杂文,从纷至沓来的社会现象中摘取典型,于微末中见大义,在褒贬中明是非,以其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思辨力、感染力,一向受到机关干部和广大读者的青睐。

杂文之外,颇具特色的是那些紧贴实际、拥抱时代、跟踪生活的政论与时评。它的特点,一曰鲜明的针对性,亦即现实意义;二曰紧密结合实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什么,想什么,写什么”;三曰强烈的思辨性,文中富有“问题意识”—常问一个“为什么”;四曰严密的逻辑性,具备论说特色。文集中几十篇通讯、特写也颇有“看点”。内容多属鲜为人知的高层领导活动与轶闻遗事,具有足够的信息量和吸引力。

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素有“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言为心声”之说。而多文善辩的孟老夫子说得就更明确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对于这些明训我是深以为然的。因此,每逢读到诗文作品,总要同它的作者联系起来思考,也就是习惯于同作者的品格、才情、襟怀联系起来。我以为,奇志同志的文章本身固然有其存世的价值,值得我们认真赏读;而他的成功之路,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概括地说,一是得力于天资颖悟,且又苦读不辍,腹笥丰厚;二是业精于勤,奇志同志在省直机关向以勤奋刻苦著称,坚持动脑动笔,数十年如一日;三是他的阅历丰富,年未二十就走进了革命队伍,尔后又长期任职于高级领导机关,特别是有幸为两位省级主要领导同志担任秘书,见多识广,立足点高。古人有言:“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此为千古不易之理。

说到为高级领导担任秘书,我记起了这样一桩轶事。1993年7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三○一医院接受加拿大记者保罗·杰克逊采访时,有过一段精彩的谈话。他说:


跟领导干部当秘书,能经风雨见世面,锻炼领导才能。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司马迁曾任中书令,就是皇帝的秘书;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曾任中书舍人;《新唐书》的作者欧阳修做过翰林学士;三国时文学家祢衡做过江夏太守黄祖的秘书⋯⋯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秘书是孙中山的秘书宋庆龄。我们中共最早的秘书是毛泽东,负责管理文件,1926年改为秘书处编制,他是我的前任。周恩来、任弼时、邓颖超都做过译电员,杨尚昆长期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称是“中央领导的秘书”;胡乔木在延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邓力群当过刘少奇的秘书,宋平是周恩来秘书,姚依林当过陈云秘书。—从秘书中培养党政高级干部,也不失为我们拔擢人才的一条捷径。


他滔滔不绝地引古述今,显出惊人的记忆力,更揭示出一条过去很少有人总结、概括的成才路径。

我们是平常人、普通人,道德、功业、才情都无法同那些杰出人物相比,但这里却也反映出一种规律性的认识,就是一个人的成才,确实同他的阅历,他的眼界、视野、襟怀,特别是同他在年轻时世界观、人生观形成阶段所受到的影响、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就是说,奇志同志的成才及其累累硕果的取得,无疑得力于他的长期供职于省级领导机关的独特经历,尤其是十多年在几位出类拔萃的高级领导干部身旁工作,楷模在前,风范目睹,得以意往神摹,亲承教诲,确是人生难得的幸遇。

当然,话又说回来,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奇志同志以优良之资质,勤奋学习,笔耕不辍,茹苦含辛,数十年坚持不懈,这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是起主导作用的。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虽百苦亦能忍、历千劫而不磨,自有其强大的力源在。这种力源,是经党的长期培养教育而形成的革命者的社会责任感,是高尚的人生追求,是对文学写作的一往痴情。有此三者,何患无成!

是为序。


王充闾                  

2010年3月            



《时代的楷模》序

翻看着报告文学集《时代的楷模》,时时被书中记述的动人的事迹所感动,脑际立刻浮现出一个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就在这英雄群像的后面,却又映现出一张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年轻面孔,同样,我也忘不了他。这就是本书作者冯施瑜。

记得那正是去秋洪波肆虐、险情不断、三江全线告急的紧张时刻,我的办公室的门被突然打开了。施瑜同志刚刚坐定,茶水也没来得及喝,便急不可待地提出要求,要去武汉三镇采访抗洪英雄人物,以素有“文学轻骑兵”之誉的报告文学形式迅速反映抗洪救灾斗争。因为我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作家的身份,请求组织上帮助介绍一下。其情怀之热切,意气之昂扬,让我忆起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请缨”、求战情景。难得这份炽烈的真情,这种奋发的气概!我立刻被深深地打动了。

但是,他要去的是湖北省,而且那里又处于抗洪前线,辽宁省作协只能予以联系,而没有直接派遣的权限。为了使他顺利地实现这个愿望,我想到了请求中国作家协会予以介绍,于是,立刻给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呈上一份公函。在公事公办的同时,考虑到他毕竟是去外省,那里人生地不熟,又按照当前办理事情的惯例,来了个“私下求情”,利用我过去工作的“老关系”,给湘、鄂两省的宣传部长各写了一封便信。看着小冯惬意地走出办公室,我也像做成了一件轰天撼地的大事,快然自足了。

叙述一番作者,再来评说手头这部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文如其人。应该说,二者之间是紧相联结着的。就凭着这份激情,先就令人相信他会取得成功的。写报告文学没有激情,怎么可以呢?写英雄、模范人物没有激情,怎么可以呢?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历史选择、造就了千千万万英雄人物。而这些被赋予历史使命的英雄人物,在历史的伟大转折中,历经了无数艰难险阻,承受了种种风险磨难,奉献了宝贵的聪明才智,为祖国、为人民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为时代留下了崇高的精神财富。历史,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施瑜同志正是凭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昂扬的时代激情和敏锐的观察力,紧贴生活,追踪时代,致力于对人生价值的深邃思考和对生活真谛的刻意寻觅,以一枝生花妙笔,为那些既伟大又平凡,功业可歌可泣、光彩照人而作风质朴无华的时代先锋,描绘出一幅幅逼真的肖像,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部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背景,以服务人民、献身社会主义事业为主旨的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卷。整个报告文学集题材广泛、内容翔实,有些作品构思新颖,人物大都形象鲜明,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读性比较强。

关于抗洪抢险方面的报告文学,施瑜同志一定能够写得更好。我和广大读者深深相信并热切地期待着。


王充闾                  

1999年1月28日      



《崔克俭集》序言

克俭同志是我的老朋友。早就了解并赞赏他的写作才能,也读过一些他所撰写的文章,但当他前来索序,把沉甸甸的一大提袋的书籍、文稿摊在我的面前时,我真的有些惊讶了。既歆羡他的成就、他的才情,更为他的白首壮心、老有所为,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战火纷飞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新中国成立初期弊绝风清、人心向上的社会风尚,和平建设时期动人心弦、如火如荼的现实生活,赋予这位勤奋好学的青年学子以昂扬的进取心、坚强的意志和不竭的动力,也为他提供了竭诚贡献聪明才智的理想舞台。尽管在长期的革命征程中也经历过挫折,甚至茹苦含辛、饱经磨难,但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对文学创作的钟情,却有增无减。这一切,都为他在工作岗位上肩负重任,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新的业绩,在文学创作中一展鸿才,奠定下坚实有力的基础。

说到为文集作序,我想到古籍中“序者,绪也,谓端绪也”的诠释。所谓“端绪”,亦即事物的头绪—写作序言,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我觉得,起码应该指出其中的特点,就是说,这部文集之存在价值在于它所独具的特点。统览克俭同志的各类作品,我得到了这样一些十分深刻的印象:

一是,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的作品紧紧地跟踪时代,力图切实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踏准时代前进的鼓点,注重在时代进步的伟大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泉,乐于也长于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壮丽图景。因而,他的作品是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能够坚持正确的导向。

二是,作者对人民大众有着深厚的感情,有密切的联系,经常注意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中,获取丰厚的土壤和不竭的源泉。利用其有利的工作条件(他曾较长时期主持党刊和《改革之声》杂志的笔政),同全省以至国内许多卓有成效的改革者、实业家、经济界人士有密切的交往,因而能够随时捕捉新鲜、生动的题材,了解人民群众对生活的新观念、新要求、新创造,不断地奉献受群众欢迎的
作品。

三是,源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从而激发了蓬勃的创作热情。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面对生动感人的人物、事迹,常常是激情澎湃,欲罢不能,直到或者以散文、或者以杂文、或者以报告文学、或者以诗歌形式一一反映到报刊上。否则,这支笔无论如何也停不下来,这颗心也静不下来。这种可贵的激情,一直持续到现在,到老年。就是说,他的作品是激情喷涌的产物,而不是被动挤压出来的。由此,我进一步悟解出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也弄清了他的丰硕的创作成果的
由来。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号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作家、艺术家,要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投身讴歌时代的文艺创造活动;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的心声;要积极开拓文艺的新天地;要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在这条正确的文学之路上,克俭同志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愿在今后的文艺征程中,继续做出可喜的成绩。

作为序言,当然也应该指出,这部文集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的作者并非专业作家,而是出自一位领导干部之手。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它所观照的是社会、人生。阅历丰富,思路开阔,视野宽广,立足点高,无疑都有助于文学创作,不是说“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吗?而这一切,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当然,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笔放不开;想象力、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公共语言多,缺乏个性化色彩;等等。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正如俗话说的,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就须储备下一担水。为了能够拿出真的“货色”,就得潜心向学,深入思考,力求有独到的见解,有所创造,有所发现,这对事业、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克俭同志的创作实践,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自古以来,从政与从文原本是统一的,每个官员不论你所司何职,董理何事,都须会写诗作文。洎乎近代,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历览一些碑文,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只是到了近几十年,这个传统几乎中断了。官员写诗作文少得多了,于是,便“少所见者多所怪”,竟至被某些人目为“不务正业”、“附庸风雅”。说来也是一种堪笑又堪悲的事情!这里有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际等多方面的原因。

就客观来讲,今天的领导干部与过去的官员相比,行业门类千头万绪、千差万别,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多种多样,干部队伍、领导成员的构成,也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不仅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不同,工作方式、生活节奏也大不一样。如果还像过去那样,要求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写得一手好字,都能背诵多少篇诗古文辞,准确地掌握诗词格律,不仅做不到,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但这样说,也并不等于赞同,作为一名领导干部,竟然可以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无所知,茫然不晓。因为无论从工作需要还是从个人素质提高来讲,这方面的素养都是必不可少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对于领导干部的知识文化修养,都极为重视,要求我们学习、掌握各种必要的文化知识,其中就包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

从主观上说,人们的思想认识还存在着种种障蔽。受趋同心理的支配,许多同志不愿意别出心裁、标新立异,更不习惯于通过诗文形象地表情达意,发抒感慨,过去怕“运动”来了“抓辫子”,现在则顾虑逞才使气,遭致嫉妒;而且,舞文弄墨,遣兴吟诗,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也不合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形象要求。闲暇无事,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话,甩扑克、垒方城,即使是彻夜通宵,也没有说东道西的;反过来,如果有人躲在一旁,吟诗作赋,“毫端蕴秀临窗写,口角噙香对月吟”(林黛玉诗),那就成了“异类”,就会遭人指责、议论,最常见的说法是“不务正业”。其实,这是很没有道理的。就广义而言,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发展、国民素质的提高,各种活动都应该称之为正业;若从狭义上讲,既然是业余时间,那也就不存在“正业”与否的问题了。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那么,下象棋、搓麻将、侃大山、看电视,是不是正
业呢?

另一种思想障蔽,是相当多的同志把诗文写作“神秘化”、职业化了,以为那是少数作家、学者的专利,其他人不能问津,这真是一种误解。古代的征夫思妇、引车卖浆者之流尚有诗文传世,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已经知识化、专业化了!既然更加具备写作条件,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心灵沟通、情感宣泄的一种凭借,作为抒怀、寄志、表情、达意的一种载体,写诗作文与日常会上发言,无论从目的、作用、手段、途径哪方面看,都有其相近之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

之所以从事业余创作的是少数,我想,除了“耍笔杆儿”绝非易事这一因素外,还和它是苦差事,又无实利可图有直接关系。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文学“邻近着饥寒,附带着疾病”,操此业者皆为“至傻至笨的人”。“自古文缘是苦缘”。他们要比其他人多耗无数心血,少睡不少甜觉。单说作诗吧,古人体会得比我们深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实在是苦得很哪!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潮泛涌、物欲横流的情势下,公余之暇,还能不废吟哦,咬定这枚“苦瓜”不放的人,我看,不惟不嫌其多,倒是觉得这类“至傻至笨的人”终归太少了。因此,我总是以一种满含着崇敬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同志的。


王充闾                  

2006年11月16日于沈阳      



《王宝纯书法集》序

在我为《王宝纯书法集》执笔作序时,眼前立刻浮现出一幅动人的
场景:

夜色沉沉,整个办公楼里寂无声响,唯有一个房间还亮着荧荧灯火。一位年纪已不很轻的领导同志在那里展纸濡墨,手不停挥,大字小字,行书楷书,一张接一张地写下去。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他还在那里不惮其烦地写下去。写着写着,一忽儿把字幅挂在墙上端详,一忽儿又站立一旁凝神结想。而且,朝朝暮暮如是,从不时作时辍、浅尝辄止。其钻研之细致、态度之认真、神情之专注、任谁看了都会深深为之感动。它体现了一个书法家(应该说一切艺术家)的执着追求和严肃、郑重的创作态度。

我这里讲的正是王宝纯同志。

古人有言:“笔成冢,墨成池,不及羲之及献之;笔千管,墨万锭,不作张芝作索靖。”我想,一切技艺,哪怕是再复杂不过的,只要真正能够进行刻苦认真的功力磨炼,加之科学方法的引导,总会中其肯綮,获得成功。宝纯同志的书法艺术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近二十年来,他遍临多种碑帖,并承蒙书法名家亲授,转益多师,上下求索,利用“三余”之暇,刻苦研习,走着一条循规蹈矩,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从入法、得法到出法、创新的踏踏实实的路子。他自甘寂寞,自得其乐。春温秋肃,孤影寒灯,一支毛笔在他的手中,在心腕交应之下,或刚或柔,或开或阖,或张或弛,点染出各尽其妙的线条韵律。通过视觉直接诉诸心灵,心手相应,物我两忘,由法及意,渐彻渐悟,每时每刻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成功的欣慰和甘甜的艺术享受。

当然,作为书法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书法艺术,绝不仅仅表现为笔下的临池功力,它乃是书法家全部素质与才能的物化形式,是书法家个人品行、才智、胸襟、学养与内在功力的综合体现。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有言:“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书法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作主体的人生追求。

宝纯同志长期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为人刚直不阿,宽厚坦诚,胸襟豁达,淡泊名利,而且阅历丰富,经受过顺境与逆境的磨砺。这种人格的升华,以及不断增强的悟性,加上孜孜不倦的努力,自然带来了艺术上的飞跃。许多书法名家在谈到治书经验时,都强调“以功力为基,以心志为本,以书法为体”的要领。宝纯同志把写心、写意、写情放在书法艺术审美追求的重要位置上,说明他所遵行的也正是这个路子。

宝纯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共事期间,我们在公余之暇常以诗书自娱,留下了许多恬适、愉悦、令人历久难忘的美好记忆。熟则熟矣,但当认真地坐下来执笔为文,赏鉴、品评其书法艺术,分析、总结其成功经验,确也绝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我对书艺一事,既无实践,又缺乏深湛的研究,因此,只能说些外行话,此之谓“槛外人语”也。


王充闾                  

丙子岁杪              



《无悔人生》序言

世间的财富,大别之有两类:一种是有形的,或者说是物质财富;一种是无形的,也就是精神财富。这两种财富都可以伴随人生,以至遗留给后人。《三字经》里说:“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唯一经。”金银满箱,是财富,属于前者;一经教子,这一部经书也是财富,就要归入后者范畴了。许多革命者、事业家,艰苦奋斗一生,手头没有积蓄下资财田产,但他们拥有光彩照人的理想追求和曲折复杂的七色人生,这本身就是无形的财富,不仅为自己的成长、发展提供一种有益的滋养,成为生命历程的加油站与陶冶情操的大熔炉;而且,若是加以讲述,或者把它们形诸文字,那么,对于他人,对于后辈,都将是有益的教材,一种无形的精神财富。

现在,很多老同志都在从事这种颇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回忆录之类的书籍日见增多。冯定庵先生的这部《无悔人生》书稿,就是其中很好的一部。

定庵老人出生之际,正值辛亥革命的飙风刚刚过去不久,于时,社会激荡,风云变幻。此后,在老人九十载的生涯里,经历了现代中国夜与昼、苦与甜,从动乱到安宁,从黑暗到光明,从贫穷到富裕,从备受欺凌到岿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全部历程,几乎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进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先生在回忆录中,作了简括而翔实的记载。自然,也同时客观地勾勒出一位世纪老人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忠于人民,积极投身革命、建设事业,兢兢业业,至老无悔的鲜明形象。从社会角度来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信史;而就传主个人来讲,又确确实实是一部写真的心史。千秋自有风华在。作为一部有材料、有思想的史料性文字,不管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是富有价值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于作史,反复强调必须真实可信,力戒夸饰,“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文字素朴、平实,娓娓道来,尽量让事实说话,是这部回忆录的显著特点,也是一个优点。不足之处,是叙述显得过于简约,多是概括地叙说过程,而较少细节的描述(包括必要的心理刻画)。假如能在这方面作些改进,它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当会更强
一些。

我与老人相识较早,20世纪60年代之初我在《营口日报》工作期间,即曾与时任市卫生局副局长的定庵先生有过交往;80年代初,我与先生分别在市委和政协班子中担任领导职务,由于我当时分管宣传、文教与统战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及至我兼任市政协主席之后,几乎每天都能够见面,逢年遇节更是常相过从。这样,从相识到相知、相敬,相互间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同时,也从这位老人身上,学到了许多有益的品德修养和知识才干。

也许正因为有这一层关系吧,回忆录初稿告成后,冯老即亲自打过电话来邀我作序。我深知,无论就资望、就年龄哪个角度讲,我都不是理想的人选。但老人以耄耋之年殷殷相嘱,“却之却之为不恭”,只能勉强从命了。

好在序言也者,向来不过是食品中的“作料”之类的附属品,人们真正所要食用的是鱼肉菜蔬,未必十分看重那些花椒、大料的细末。序言到此打住,读者诸君还是认真去读回忆录的文本吧。


王充闾                  

2001年9月记于沈阳      



《南北耕耘录》序

张旗同志继写作、出版了革命回忆录《五十年革命生涯》之后,又根据同志们的建议,从1950年至1991年间撰写的各类文稿中选辑了七十几篇付梓,并且约我作序。尽管我自知并非理想的人选,但是因为作者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同志,又是我的老领导,“却之却之为不恭”,我还是援笔以应。

拜读了全部文稿,我觉得这两本著作实际上可以看作姊妹篇,一是纪事,事件展述中涵蕴着逻辑分析;一为纪言,纵谈挥洒中隐现出历史足迹。两书合参互考,就可以从一些重要侧面,对新中国成立四十几年来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特别是我们党在各个时期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党所倡导的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切实的了解。“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毛主席语)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问世,其教化作用、认识作用都是至为鲜明,不言而喻的。

由于本书涉及的事情,许多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因此读来倍感亲切。读着读着,往往不自觉地被带回到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个充满了胜利也不无曲折的令人永生难忘的年代。展读这些文稿,可以看到,当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以点带面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张旗同志在湖北省大冶地委工作,还是在辽宁省盖县工作期间,他所在的地区都是上级党委抓的点。从清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互助合作到农村各项建设事业的开展,每项工作都在重点地区先行一步,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再由点到面展开。这有利于防止主观主义,实施正确的领导。此其一也。

其二,那时各级党委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从主要领导到工作人员,经常深入基层蹲点,做到身入心入,力除“蜻蜓点水”之弊。所以当时的调查材料非常充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其三,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干群关系非常密切,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要求,干部下去虚心向群众请教,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把干部当成“自己人”,无事不讲,无话不谈,彼此非常融洽。

其四,那时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亲自动手向上级写报告。听张旗同志说,中共大冶地委根据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的指示,对所属各县(包括重点区)的县委书记提出了定期向地委作书面报告的要求。因此,他除了每个星期向地委口头汇报一次工作外,每个月还要向地委写一次书面报告。这样,不仅促使自己动脑子想问题,而且也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

其五,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些文稿中,鲜明地感到,文风至为朴实,开门见山,言之有物,没有套话空话。随手翻开1952年的一份材料,是反映各阶层群众对发土地证的认识的。开头就讲:贫农喜笑颜开,三五成群地交谈着这个千年不遇的大事。举了两个例子。接着又分说中农、富农、地主的态度。这一部分总共不过三百字,通通说明白了。没有作者的滔滔不绝的分析议论,只是用事实说话,把上级要了解的情况反映上去。至于如何认识这些情况,相信上级领导会通过综合分析各地的材料,做出正确的判断,得出一定的结论的。

上述这些特点,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告诫全党,要发扬这些优良的传统作风。1979年11月12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的干部会上,作了《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重要报告。1981年5月7日,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要求“领导要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每年要拿出一定时间,蹲点调查,解剖‘麻雀’,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营养,推动面上的工作”。江泽民同志近年来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多学习,少应酬;多做些调查研究,少些主观主义;多干实事,少说空话。贯彻这些指示精神,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对于落实好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胜利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说法。张旗同志十六岁便投身革命,五十年来,他忠诚于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享有很高的威信。立德、立功,自不待言。难能可贵的是,卸任离休后,他仍然勤耕不辍,立言传世。省委书记郭峰同志称许他“充分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可贵的奉献精神。其情可嘉,其事可鉴”,是非常确切的。钦仰之余,我们热切地期待着张旗同志的新作;也希望有更多的老同志拿起笔来,通过各种形式,撰写一些珍贵的历史教材,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
食粮。


王充闾                  

1996年1月22日      



序《鲜花照亮了我的房间》

淮河岸边、洪泽湖畔的张佐香,是当今散文作家群中的后起之秀,而且,发展的势头很猛。论者认为,她的诗意馥郁、情致摇曳、雅趣盎然的散文,凭着女性的细腻和敏感,深入文化和情感的核心,坚守文学内在价值,以深沉蕴藉而又洒脱率真,博识精警而又清新隽永的笔调,展现出净洁清新的诗性美文境界。

我同这位青年女作家,虽然尚无一面之雅;但是,对于她的作品却并不生疏。早在2008年,即曾在通信中,就其作品中所展现的深厚的学养,浓洌的书卷气,特别是超拔的见识和犀利的笔触,注重从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掘问题、反思自我、营造意象,予以热情的赞誉。同时为她鼓劲儿:“写下去,写下去!我想,五四以后大批女作家就是这样跃出文坛,驰名于世的。”

日昨,她又以散文书稿见示,并求索序言。披览一过,眼前刷地一亮:原来,在散文创作园地中,她又绽放出崭新的绚烂的花朵。在七十余篇作品中,约略有半数篇什,写的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名人。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自应以人物为中心,光照简册的万千事件,诚然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空古绝今,惊天动地,撼人心魄,可是,又有哪一桩不是人的作为呢!在注视人生、人性,关怀人的命运方面,整个人文学科都是相通的:哲学思索命运,历史揭示命运,文学表达命运——无往而非人。人是目的,人是核心。不仅此也,更主要的在于,她在状写古今中外文化名人的创作实践中,采取的竟是大写意手法,“意足不求颜色似”,遗其貌而取其神,空灵、飘渺,体现一种内在的超越性;甚至可以说是法国印象主义画派做法,不依据可靠的知识,把清新生动的感观放在首位,凭借瞬间的印象,抓住一个个具有特点的侧面去描摹,考虑得更多的是总体效果,而较少顾及枝节细部。面对这一确具独创性的尝试与跨越,着实感到快慰。

研究佐香女士的作品,引发我对当前散文创作中三个现实的课题加以思考:

—呼唤人文精神,关注人生命运,表现内在人性,求索人类生命的本体意义,展示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表现出作家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生命体验,是新时期散文作家关注的焦点,这里关涉到作品的深度追求问题。这种深度意蕴,应该是溶解在作品中的精神元素,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理性情感和形象昭示,是立足于现实土壤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活哲理的探索,其中凝结着人生智慧和哲学理蕴。这种深度意蕴,来自作家对经典与生活的感悟,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作家面对某种生存境遇或者情感体验,有所领悟,深受启发,产生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的新鲜的透彻的厚重的认知,发而为哲思、理趣,形成一种艺术的开掘、提炼与升华。

—关于历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这是由上述艺术的独创性衍生出来的;换句话说,它是为散文创新提供理论支撑的。这个问题,对于那些纯然依凭艺术虚构与想象的文学形式,或许并不敏感;但在以真实为生命、以真实为基本特征的散文面前,则有研讨的必要。应须肯定,历史/生活的真实是基础,艺术的真实是手段,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牴牾。而我们预置的前提,是散文属于艺术范畴;惟其是艺术,就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生动细节、心理活动的律动,亦即作者构思时必然要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一个是“画”,一个是“化”。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就是要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域外的大哲黑格尔老人也说过:“艺术作品既然是由心灵产生出来的,它就需要一种主体的创造活动,它就是这种创造活动的产品”。

——关于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关怀。2009年,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以此为题做过演讲。当时把它概括为八个字:“笔涉往昔,意在当今。”我说,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著文,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拷问。读者也好,作者也好,即令往昔再邈远,只要你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反思,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然与轻松了。

这三个方面,在佐香人物散文中,都有所体现,而且处理得比较好。

最后顺便提一下,佐香女士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可说是达到痴情的程度。尽管她也慨叹,商品大潮、工具理性、金钱万能,所造成的浮躁、功利,颇不利于读书、创作,但她仍然矢志不移,甘心投入,乐此不疲。对此,当年我曾以同道相许,并在回函中题写一首《述志》七绝:“定力坚心铁样牢,浮评俗议等烟飘。莫讶举世疏同调,自有斯文慰寂寥!”现在看,仍有现实价值,复录出来,以共勉、互励。

王充闾                  

2016年1月            



笔耕墨耘 从我所好

—《张庆荣书法集》序

每当看到文艺圈子之外的一些朋友—比如担任过领导职务的从政者—的文学艺术作品,心海中都激起一层欣喜而兴奋的浪花。

文学艺术是公众的事业,不是少数人所独有的,操作者向来有专业与业余之分。我们不应该把它视为某些人的专利。有的人习惯于把圈子以外的人厕足其间贬斥为“附庸风雅”,而且以嘲笑的口吻、不屑的神情,对其所取得的成果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加以抹杀。这种做法不合乎时下所崇尚的大众化、多样化的品格,也有悖于海纳百川的宽容气派。

其实,爱好文艺本是人的一种自然天性。连不识之无的乡村老妪,心情舒畅了,找出小孙子描画过的纸张,挥起剪刀,这么一折,那么一剪,三下五除二地,一幅奇妙的窗花就粲然四放。难道她也是“附庸”什么“风雅”?我们随时可见,喜欢古典诗词的,闲中吟诵不辍,有时自己还写上几首;具备音乐天赋的,常常情不自禁地哼唱几曲清歌,或者抚弦弄管,尽享丝竹之乐;很多人出于对中国书法的热爱,兴之所至,濡墨挥毫,着手成春。这些作品虽然不是出自专业人士之手,但也都各臻其妙,各得其趣。他们初始也未必留意于能否发表,能否流布于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率意而为的自娱性质。唯其如此,才更容易显露真情,毫无造作、矫情之弊。文艺的生命线在于真情灼灼,由此益见其自然与可贵。应该郑而重之地说,这里反映出我们中华民族值得引以自豪的一种文化素质。我之所以为之欣喜与兴奋,这是第一层缘由。

下面说一说第二层缘由。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形势稳定,人心顺畅,堪称治平之世。在这种有益身心的大好环境下,一些同志年龄还不算太大,身体条件又好,工作担子陡然卸下,悠闲、余裕宛如一张垂天大幕,“忽剌剌”地降临在眼前,无疑是面临着一种新的境况,一个新的转折点。由于阅历、素养、品赋、襟怀不同,人们的理想、追求差异很大;与之相应,兴趣癖好,精力所注,自然也大相径庭,而快活、惬意之类的体验,更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这种爱好与追求,都是精神的寄托,都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充实、情趣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些同志倾心于文学艺术,是很值得令人欣
慰的。

我和庆荣同志相知已久,他是一个心地纯正、作风严谨、敬业精神很强、刻苦求进的人。他精于文秘工作,一贯喜爱文学艺术,并且有良好的素养。可是,后来走上领导岗位,党政、司法工作的担子长时期压在身上,加上强烈的事业心、使命感,使得他只能全副身心投入事业,夙夜在公,而无暇旁骛。我们这一代人过去在工作方面很少自我选择的余地,总是心甘情愿地服从组织的安排、调遣(这是一个党员干部应该具备的思想觉悟),无论放在哪个岗位上,都会主动自觉地加以适应,而把一己的爱好放在从属的位置,甚至深藏在心底,让它默默地沉酣、发酵。现在,工作重负卸却了,心境、心态宽松了,正可“华发回头认本根”,作“遂初之赋”,实现多年的夙愿。于是,他就有了浓烈的幽怀雅兴,心中燃起一种对于书艺的高尚的、神圣的情感,呈现出思如潮涌、笔飞墨舞的动人景况。我于书法艺术,向来缺少研究,只能停留在爱好的层次上。至于书艺方面的筋骨气象,刚柔开阖,精神姿质、心手法意,曾不能置一辞。但从公众的认可程度,特别是省内几位书法名家的品评中,可以得知:庆荣同志的书艺功力确实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这尤其令我异常欣慰。

如果再深入一层去看,就出现了第三方面欣喜与振奋的理由。我觉得,现在有机会集中精力去实践平生的夙愿,像孔老夫子所说的,“从我所好”,切实弥补一番过去因诸多社会原因所造成的时间损失与心理缺憾,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补偿。

比起生长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年轻一代,我们那一代人的时间,过去确实是浪费得太多了。无休止的批判,不间断的“运动”,延续十年之久的大“革”文化的“命”,朝朝暮暮,月月年年,我们该做了多少于国于民并没有实际价值、自己也毫无兴趣、却又不得不耐着性子去勉强应对的事啊!宛如白驹过隙,生命是匆促的。我们曾经拥有过,却没有办法留往它,以致眼睁睁地看着宝贵的岁月悠悠流逝。于今,就像流行歌曲中所唱的:再回首,泪眼蒙眬;再回首,恍然如梦。当有朝一日我们终于谒见马克思的时候,该如何向他老人家递交那份人生的答卷,底气十足地重复中学时代常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既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呢?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失晨之鸡,思补更鸣”。人入老境,与其伤逝感旧,在痛苦的追忆中重拾青春的流韵,莫如珍惜有限的光阴,实施有效的补偿,做一些符合平生志趣、过去却因种种条件限制而未能畅怀适意地去做的事情。当年,诗圣杜甫在五十三岁时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苦吟,似乎为时尚早。而今,即使当年比较年轻的同志,也已届花甲之年,跻身于退休行列。这样也好,恰可由此进入一个自在自如的境界,获得回归自我,回归本位,或者说“华发回头认本根”的机会。现在,正是一个新的起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奋进的开始。


王充闾                  

2002年11月于沈水之阳      



序《明代宦官与三案》

有明一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无数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着、滋养着
我们。

然而,也无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昏头涨脑、眼花缭乱。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重庆出版社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作者温功义先生是知名的学者,对于明史一向有深湛研究。两书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分析客观,堪称信史;而文笔又十分优美,从容展述,娓娓动听。在整个叙述中,他围绕着明代宫廷斗争这个总的题目,抓住了三条线索:一是皇位争夺;二是阁臣内哄;三是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哄,都和阉宦的参与和擅权有着直接的关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看,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凿凿有据的不刊之论。这在两部史学著作中有着至为明晰的剖解。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火连天、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几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等等。就中尤其重视一、二两项。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皇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始于秦末赵高,盛于东汉之末和晚唐的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当然,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如同朱元璋所预言的: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与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

应该说,认识是够清楚的了,防范措施也不算不得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说法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佚、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逐渐增大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加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来说,历史上的皇帝分几种类型:像宋徽宗、李后主、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一般的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最后,找到了身旁的宦者。先是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市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著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他原本就信任宦官,后来起兵夺取帝位又颇得他们的助力,因而对于阉宦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方,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尔后,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明宪宗时,时间仅仅过去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此前,尽管宦官擅政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地步,但已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真是义正辞严,句句抓住要害,但皇帝老倌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明朝的宦官和宫廷》有一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前言》,写得十分精彩,可以看成是一部中国古代从殷周时期一直到晚清数千年间的宦官简史。作者把明代的宦官擅政放到这个框架里来写,就既突出了重点,使读者看清楚这个号称“最大的太监帝国”的腐朽、没落的真相;又对于整个阉宦政治的特点、规律有个全面、深刻的认识。

书中重点阐述了有明一代阉宦政治的演进、形成过程—他们怎样由立国伊始没有任何实权,发展到尔后的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的。特别是以大量篇幅阐述了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等几个为害至钜的大阉的广结党羽、倾陷无辜、大兴冤狱、祸国殃民的恶行。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文官,也有任职于东厂和锦衣卫镇抚司,为他充当打手、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头的武将,还包括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心灭良的不逞之徒。他还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让他们在禁中操练、习武,以备后日应急之用。依靠这些人,一方面为自己树威,使宫廷内外都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同时也为他自己和同伙剪除异己、报仇雪恨,对所有使他们衔恨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异己除掉之后,空出许多官位,可以用来安插他的党羽、亲信;这样,就能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可说是一举数得。威势所及,一大批官员趋炎附势,甘当逆阉的儿子、孙子,百般献媚邀宠,从而更加助长了阉宦的气焰,也使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了极点。

除了政治势力、社会环境的影响,宦官作恶,也同这个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有着直接关系。他们长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身旁既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后嗣,眼前又看不到光明、生机与出路;而且这种人群在受过阉割之后,身心饱遭摧残,心理必然受到扭曲,产生异化,直接的表现是恨多爱少,心理阴暗,变得忮刻,猜忌,狠毒,残暴,以至丧失人性;他们从小就低三下四地伺候人,奴颜婢膝,而且贪婪无度,挥霍成性;又兼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仇杀、残酷斗争,只能攀援附势,在夹缝里生存,因而普遍养成一种奴性,造成畸形变态的心理。由这样一个人群来当政,其后果如何就不问可知了。

宦官恃宠弄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为害国家,为害社会,为害人民,成为一大公害。它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种弊害是无法根除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经进入没落、腐朽的历史阶段,这种祸患的猖獗,并非偶然。如果把阉宦政治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生长着各种病毒与毒瘤的腐尸。《明朝的宦官和宫廷》、《三案始末》,集中揭示了这种因果关系。由于封建帝制维护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帝统,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公也,选贤任能”,这就决定了皇室内部的血肉拼搏,刀光剑影。继统也好,夺嫡也好,立长也好,里面都直接关联着某一皇族、某些后妃、某些外戚,以至某些阁臣、某些阉宦的切身利益,直至生杀予夺的命运。

发生于晚明时期的宫廷案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三案”如长藤系瓜,互相联结在一起,肇因于万历皇帝的立储之争。首先是皇太子定位后,发生了恶汉受人指使持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宫门内侍的事件,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当时朝臣中因立场的不同,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五年后,皇太子即位不到三十天,又发生了服用红丸后去世的案件,依旧是激烈纷争,莫衷一是;紧接着,因郑贵妃非分占居象征帝权的乾清宫而拒绝迁出,又出现了所谓“移宫”案件。“三案”都是围绕着争夺帝位展开的,并有后妃直接参与,不仅牵涉到诸王、内监、外戚,更关联到某些阁臣,甚至连一些言官、外吏以至乡居已久的名士,都厕身其间,影响面至为宽广。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又迭起风波,几经反复,案件被翻过来翻过去,有关当事人早已处理完毕,但阁臣之争、门户之见仍在继续。

谈到阁臣之争,又要回溯到明初太祖定制上来。过去的丞相只有左右二职,改作阁臣之后,相权大为削减,主要是代替皇上处理定制、拟旨、批示及其他具体事务,人数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以至十数人,位列最前面的习称“首辅”。人多嘴杂,意见不易统一,尤其是对负责拟旨、有更多机会接近皇帝的首辅的位置争夺得很厉害。而这种争夺,又是雄猜之主所求之不得的,因为阁臣之间互相攻讦、互相钳制、互相揭发,有利于帝位的安全和群臣的驾驭。由体制所造成、皇帝所促进的阁臣之争,开启于永乐年间,至嘉靖以后愈演愈烈,诸如黄淮与解缙之争、夏言与严嵩之争、张居正与高拱之争,此伏彼起。

长达二百多年的这些头绪纷繁的宦官擅权、帝室倾轧、阁臣纷争,特别是由诸多因素酿成、颇具典型性的明末“三案”,在独具史眼的温功义先生笔下,都有鞭辟入里、线条清楚、深入浅出的剖析与阐述,读来形象鲜明、生动逼真,宛若历历在目。因而此书问世之后,即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的充分肯定。近日,重庆出版社确定将两书合为一编,定名曰《明代宦官与三案》予以再版,并约我附赘数言,弁诸卷首。对于这种信任与关注,“却之却之为不恭”;而已故的温先生于我谊兼师友,我更有责任尽此绵薄之力,因而也就慨然允承,顾不得学识谫陋,力有未逮了。

是为序。


王充闾                  

2004年2月于沈水之阳      



下编


《皇帝原来是苦工》前言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二十年来,我写了一系列以皇帝命运与龙廷中的“悖论”为话题的历史文化散文。这次,东方出版中心编辑这一文本,可说是较为完整的结集。

在我看来,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作为特殊群体的封建帝王,都会一无例外地涉及;而且,往往会深入到哲学的层面,触及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

根据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以及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单就悖论本身来说,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一般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写作过程中,对于下列耐人寻味的课题,我从哲学的角度,作了形象的解读和诗性的阐发—

其一,皇帝,是历史的产物。现在,一提起这类角色,人们立刻会想到:“龙章凤姿”、“金口玉牙”;手操国柄,口含天宪;极权统治,富有四海,觉得这些所谓“真龙天子”神秘无比。其实,在最初年月,皇帝(或曰酋长)不过是一个风范大国民,甚至是标准的苦工。“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樏,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铏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惟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明·陈眉公语)至于什么“三宫六院”,“酒池肉林”,荒淫无度,独夫暴君,那都是后来的事。当然,若是从其矛盾蝟集,悖论重重,刀光剑影,血火纷飞,“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的惨酷生涯上看,也可视为另一种意义的“苦工”。

其二,欲望的无限扩张。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很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看来,秦始皇就是这种“中国人”的一个突出代表。通过典型事例,我写了他的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遍布着人生缺憾,步步逼近失望以至绝望的一生。他在“人生角斗场”上,看似不断地攫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幻灭的结局逼近。难为他,想象力竟然如此发达,制造出了一个举世无与伦比的欲望的神话。

其三,实现欲望的手段。这一群体的无尽欲望的最高实现,是争天下、坐龙墩、当皇帝。而说到夺天下,打江山,人们当会想到两千年前楚汉争锋的故实。在楚强汉弱,实力相差悬殊的情势下,刘邦之所以能够获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坚持了正确的政治主张,得到人民的拥护,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实行成功的战略、策略;特别是善于用人,多谋善断,都是重要因素。但也同他善用权术、不择手段、不守信义,根本不考虑什么形象、什么道义、什么原则、什么是非,一切都以现实功利为转移,从而能够掌握先机,稳操胜算,有直接关系。关于这一现象,何以名之?就说成是“道德与功业的背反”吧!不过,这样一来,就跳出了一般史学的范畴,由伦理学而进入了哲学的层面。

其四,夺得天下之后,拼力维护“家天下”。中国历史上为此而用心最苦、用力最大的是宋、明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朱元璋。由于不是正常接班,而是凭借武力实现的,皇权得来不易,因而,称帝之后,赵匡胤为了保证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赵氏子孙万世一系,在位十七年间,可说是呕心沥血,机关算尽,几乎全部精力都放在加强中央集权,防范武将造反,消除各种可能危害统一大业的潜在势力上。概括说来,叫作“收兵权,制将权,分相权,集君权”,始终围绕着一个“权”字不放。当然,实际效果也并不理想,甚至贻患无穷。

其五,封建继统和历史周期率。西周以来嫡长子王位继承制度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皇权顺利交接、防止皇子之间因为争夺皇位而同室操戈,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历代王朝中血腥夺位,“祸起萧墙”,迄未间断,成为一切封建统治者无法回避的难题。更远的不说,隋唐以降,直至明清诸帝,多为安排接班人,解决王朝继统问题绞尽脑汁,也吃尽了苦头。比如康熙帝,为皇太子问题前后折腾了四十余年,一直到最后咽气也没有处理停当。可说是死不瞑目。

其六,皇权统治与文化传承问题。以清朝为例,最高统治者清醒地认识到,坐天下和取天下不同,八旗兵、绿营兵的铁骑终竟踏平不了民族矛盾和思想方面的歧异。解决人心的向背,归根结柢,要靠文明的伟力,要靠广泛吸收知识分子。他们自知在这方面存在着致命弱点:作为征服者,人口少,智力资源匮乏,文化落后;而被征服者是个大民族,拥有庞大的人才资源、悠久的文化传统和高度发达的文化实力。因此,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是不遗余力地处置“夷夏之大防”—采取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二是千方百计使广大汉族知识分子俯首就范,为新主子效力。但是,这里也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难于处置的矛盾,或者说是哲学上的悖论:一方面是治理天下需要大批具有远见卓识、大有作为的英才;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严加防范那些才识过人的知识分子的“异见、异动”,否则,江山就会不稳,社稷就会动摇。于是,他们就设法把那些英才统统炮制成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奴才”。在牢笼士子,管控人才方面,清朝统治者是棋高一着,别具手眼的。

写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我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停留在事件复述、场面渲染上;以唯物史观为准绳,引进逻辑学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现象—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愿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揭露封建帝王与王朝帝制的荒诞、乖谬,否定其欲望蒸腾与贪得无厌,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在写法上,我运用文学的形式—透过大量的细节和无奇不有的色相,包括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们的记忆;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典型、诗性的开掘;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通过生命的体悟,同一些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揭橥历史更深刻的
真实。


王充闾                  

2015年初冬于沈阳      



《史海遥灯》序

在创作这些历史文化散文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个模模糊糊的画面:海天茫茫,几穗忽明忽灭的灯火,在漂泊的渔舟上,随波荡漾;而核心印象就是一个“遥”字。

遥,是历史的本质性特征。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历代失记和被遗忘的,总要大大超出已记部分。就已记部分来说,人类本身有外在与内在之别,历史所记载的或者说后人所面对的,多数属于外在之物;而内在之物已随当事者的消逝而永远不可能再现。后人只有凭借这些外在之物传递的信息,试图为历史“黑箱”中的一个个疑团解秘。早在九百年前,王安石在《读史》诗中就曾慨叹:“自古功名多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信然。

遥远、模糊,对于史家解读历史来说,无疑都是致命障碍;而在作家艺术家那里,“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不仅不是障碍,反而颇饶诗情画意。当然,文艺本身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史。对于历史的反思永远是走向未来的人们的自觉追求。而所谓历史感或历史意识,就是指对过去的回忆与将来的展望中体现出来的某种自觉意识和反思,其中蕴含着一种深刻的领悟。就是说,文学家是凭借内心世界深深介入种种冲突,从而激起无限波澜来打发日子、寻觅理性、诠释人生的。他们通过搜索历史与现实在心灵中碰撞的回声,来表现其对于人生命运的深情关注,体味跋涉在人生旅途中的独特感悟。正由于作家观照历史,是既要用眼还须用心的,所以,“史海遥灯”,可能会更加富有诗性,启发其无穷的想象力。

而且,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空上拉开一定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由于人生的有限性,面对史海的苍茫,即便是再高产的作手,大概也只能像《佛经》上说的:“弱水三千,只能取一瓢饮”。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就更是微不足道。这也反映在这次编选工作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拙作,总数在二百篇上下;而文集限于字数,必须加以遴选,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仅有二十五篇,为数是很少的。

选取的标准,主要是想尽量达到丰富多样,同时考虑一定的代表性。拙作中历史文化散文,按题材分,曾出版过帝王、政要、文人、女性、域外、诗话等方面的散文专集。这次都有所体现,比如,文人、女性大约各占三分之一,域外占六分之一(中间有交叉)。历史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这些散文题材,最远的追溯到洪荒未辟之世,中经先秦两汉晋隋唐宋辽金明清,直至上世纪末。基本内容,一“字”以蔽之,就是“人”—寓人性、人生、道路、命运等哲思、史眼于纷繁史实之中。

以我的切身体验,写作历史题材的散文,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消化史实,弄清历史人物的行迹、历史进程的脉络,尽量达到对所写人物烂熟于心,动笔之前,历史人物先就活在作者心里,而不单是记住一些事件经过;二是运用史识、掌握史观,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提出独到见解;三是适当借鉴小说、戏剧、电影、绘画等艺术门类的创作手法,进行细节描写、心理刻画、形象塑造,以及必要的联想与想象。前者是基础,后二者见功力。譬如射箭,前者是“至”,后二者是“中”:“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语出《孟子》)

分析历史人物,在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其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研讨其成长、发展路径,成败、得失经验的基础上,我还注意借鉴西方史学研究中经常应用并已证明确有价值的一些现代科学方法,如法国年鉴派的历史分析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现代遗传学的方法和理念、行为科学、现代人才学、历史心理学等,研究历史人物的不同特点,比如性格、心理、素质、命运等等。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把观念交给历史人物的个性与命运,将历史人物人性、人生方面的种种疑难、困惑作形象的展现,用过去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揭示规律性认识,这可以说是我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一个立足点。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对创新充满渴望的时代,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已经大大增强,可是,哲学含蕴的稀薄,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的缺乏,恰恰是当前文学创作普遍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此,我在历史散文创作中,为自己提出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由以往的注重历史事件、外部世界的描绘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转为对人的个性品格、自身情感、生存状态、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以深刻的人生思考、深层的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从而实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精神对接。这种深度追求,是同个性化的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缺乏个性化的支撑,势必导致思想的平庸化和话语的共性化。根据我的创作实践,作为一种极富活力的人文精神,个性化可以抵制繁琐、无聊、浅层次的欲望化和心灵的萎缩现象,而表现出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审美意蕴的深度探求,使心灵情感的开掘达到一个很深的层面。

文学是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射,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也就是说,作者要通过自身的灵性和感受力,通过哲学思维的过滤与反思,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

我写历史人物,特别喜欢那些个性鲜明、境遇复杂、矛盾丛生、充满谜团、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这类人物富有可言说性,所谓“大有文章可作”,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破解谜团的过程,就是检验作者识见水平、思想深度、历史眼光的过程,也是发挥作者分析能力、施展文学才力的过程。

写这类人物,着眼于人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比如,我写封建帝王,他们同样是人—当然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在历史文化散文创作中,存在一个如何以开放的视角、现代的语境,做到笔涉往昔,意在当今,亦即所谓现实关怀、现实期待问题。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人物的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泄作者的感慨与见解。金圣叹曾经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我写秦始皇(《欲望的神话》)、曾国藩(《用破一生心》)的欲望无穷,终致败毁,就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按照古籍中“序者,谓端绪也”的说法,附缀弁言,以明作意。


王充闾                  

2015年8月于沈阳      



这里就是罗陀斯

—《王充闾散文选集》序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很高明,把作品的遴选权下放给了作者,并且要求附上一篇序言。依照常理,作品是作者的孩子,“知子莫如父”嘛,何者该选,何者不能入列,作者心里是最有数的。不过,“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儿”并不容易。受“敝帚自珍”的心理支配,忍痛割爱,也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好在选文章不过是“纸上会气”,高一眼,低一眼,无关宏旨,总不像“救儿子还是救女儿”那样“了断”选择—撕心裂肺。最后,只要顺利交差,也就完事大吉。

颇费踌躇的倒是撰写序言。按照先秦文献的说法,“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而理其端绪也。那么自序,就要讲清楚自己创作的理念与路径,实际上是一篇导读文字。而作家的文字与文学批评家的不同,它往往带有即兴的意味,一般都和自身的创作实践结合紧密。管你“海客谈瀛”,还是“东郭滥竽”,都能通过现场检验,立见分晓。《伊索寓言》里有个说大话的运动员,一味吹嘘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说凡是在场的人都能为他作证。于是,有人说了:“用不着找什么证人,这里就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是呀,自选集不就是散文试场吗?言念及此,真地要“心惴惴然”而“汗涔涔矣”。

这些都不去管了,索性怎么做就怎么写吧。

八年前,我在北大“散文论坛”上,围绕着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力求在散文创作上有所超越这个主题,做过一次演讲。我说,很赞成“创新就是对自己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的说法。人的年龄大了,锐气会随之减弱,特别是出了名以后,赞扬的话多了,很容易自我陶醉,无视自身的薄弱环节。而突破、创新本身就是一道难关,谈何容易!这需要清醒的头脑、开阔的视野、巨大的勇气。有些困难的征服,可以仰仗他人帮助,唯独挑战自我,实现超越,必须靠自身努力。如果序言也需要有个主线的话,那么,挑战自我,渴望超越,就是一条主线。可以说,这条主线贯穿于三十年来我的散文创作的整个历程。

我在全国正规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承《散文》杂志编辑青睐,一些两千字上下的随笔、小品,陆续发表在《海天片羽》专栏;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望海楼随笔》约稿,刊发在那里的更多一些。文章篇幅不长,说古道今,寓理于事,思辨性较强,密度较大。像选本中的《私谒》、《心中的倩影》等,即属于这种
类型。

随着笔墨与思路的荡开,我便开始写作山水游记和文化随笔,心中流淌着时间的溪流,在冥蒙无际的空间的一个点上,感受着自然之美、性灵之光。由于那些山川胜境,都存留着千百年来无数的诗心墨迹,所以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跳出古人、他人的窠臼,写出自己的独特感受。比如,我写《读三峡》,为了区别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便调换视角,另起炉灶,改变了由点到线、次第穿行的写法,尝试着从宏观着眼,进行总体把握—立足天半,俯视山川,把四百里长的三峡奇观,当作一部大书捧起来读。设想“三峡的每一叠岩页,都是历史老人留下的回音壁、记事珠和备忘录。里面镂刻着岁月的屐痕,律动着乾坤的吐纳,展现着大自然的启示,里面映照着尧时日、秦时月、汉时云,浸透了造化的情思与眼泪”。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写得多了,看得多了,逐渐认识到,创作还须进一步深入到观照对象的意义世界,应该融入作者的人生感悟,投射进穿透力很强的史家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通过历史和美学的对话,诗、思、史的融合,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这就进入了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阶段,主要作品有《陈桥崖海须臾事》、《土囊吟》、《文明的征服》等。我的实际体会是,“当你漫步在布满史迹的大地上,看是自然的漫游,实际却是置身于一个丰满的艺术世界。无论是灵心慧眼的冥然契合,还是意象情趣的偶然生发,都借由对历史人事的叙咏,而寻求情志的感格、精神的辉映,从而获得以一条心丝穿透千百年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华采的效果”(《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

新的千年揭开了帷幕,面对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语境,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我也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使散文以轻松的格调、悠闲的步态,以更为深刻的人生思考、哲学内涵和情感密度走近读者。就此,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的讲座中,提出了《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这一课题。

这一时期,写出近二十篇以亲情、童年、故乡为题材的自传性的叙事、抒情散文,视角由外转内,推向内心,推向生命深处,着眼于人性、人生层面的发掘。如《碗花糕》、《望》、《青灯有味忆儿时》、《回头几度风花》、《神圣的泥土》等。将红尘的琐屑和形而上的寄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溶解在作品中的,就是一种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人生感悟,是立足于现实土壤而呈现出的对于人生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探求,是一种艺术的开掘与提炼。

针对当下有些历史文化散文脱离现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抹杀散文表达个性、展示心灵的特长等弊端,我还有意识地剖析、描写了一批历史人物,以彰显现实期待、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前年3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中国作家北大行”的散文讲座中,专门就此作了阐述。我说,被誉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说得好:“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将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疑难、困惑表现出来,用过去鉴戒当下,寻找精神出路。—这是我写作这类散文的一个出发点。《用破一生心》、《两个李白》、《灵魂的拷问》、《断念》等作品,都在这方面用了心力。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的本质性的追求便是在创造过程中探求人生的奥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广大读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这在各种媒体上已经得到餍足),他们还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认识自我,饱享超越性感悟的快感。遗憾的是,哲学含蕴的稀薄,缺乏动人心魄的思想刺激,已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一种通病。为此,我以思考历代帝王命运为题材,写了一部散文随笔集《龙墩上的悖论》。自序中说,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历史的非理性因素和不确定性,侧重于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与生命的咏叹,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我要通过这种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人性的深度和人生的广度,探求存在的意义。

“作家功在表现,不在传达。”余光中先生此言,我极表赞同。鉴于近年来散文泛化、散文无文现象较为普遍,许多作品丧失了文学属性,背离了审美指向,我曾多次在大学讲坛和一些报刊上,呼唤想象力、个性化与独创性。在《散文创作八议》中,我还提议,作为文学形式,散文不妨借鉴其他文学艺术门类,注重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在语言锤炼、谋篇布局方面,应该向古典散文学习;人物散文要致力于心灵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并且,在创作实践中加以尝试。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和选本中的《人生几度秋凉》、《情在不能醒》、《香冢》、《守护着灵魂上路》、《当人伦遭遇政治》等,都属于这一产物。

我也经常对照成功的范本,反思、审视自己的散文创作,从中发现不足。一个时期以来,从自身的写作现状出发,我意识到:应该强化心灵的自觉和精神的敏感度,提高对叙述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的感知贯注到作品中去;感情应该更浓烈一些,要带着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要从密集的史实丛林中抽身而出,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进一步增强可读性,突破散文的“华严世界”,努力使自己的思考融入大众的接受心理,使读者易于产生情感的共鸣。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散文观。我只是坚持这样一点:既不肯重复他人,也决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煞车,再不要枉抛心力。创新离不开探索,探索总难免遭遇失败,难免会弄出一些不伦不类、不足为法的东西。无论是对人对己,我都抱着宽容的心态。比如,经常听到有人说,这是什么文体啊?小说不是小说,散文不是散文!我的意见是,“孩子”已经生了下来,不妨让他自然成长,既无须怀疑身份,也不要忙着归类、起名。人们的认可多是在成功之后。因此,志在创新者必须具备从他人的目光中走出来的勇气。

三十年,将近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超过上万个日子,应该说是很长时段了。可是,对照自己关于超越的渴望和所取得的成果,又觉得相差确实过大。这说明“情感预期”往往是靠不住的。聊堪自慰的是,我坚持了,我奋力了,确确实实挑战自我了;钟情于缪斯女神终始如一,未曾移情,也未曾懈怠。至于终究不能尽如人意,除了默认清人赵翼所说的:“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我还要痛切地说,文学创作委实是太难了。


王充闾                  

2011年11月           



《说帝王》序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文艺界、影视界与学术界,正翻涌着一场空前规模的“说史”热浪,就中尤以封建帝王最为红火,风潮所及,滔滔滚滚,无远弗届。

其所以如此,固然和我国有着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有关;又兼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例如秦始皇、明太祖、清康熙帝),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头上往往罩着诡秘、神奇的光环;特别是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封建帝王有着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以及可悲的下场,这就更能唤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从而获得一些作家、艺术家、学者的青睐。

而大量层次较高的读者,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寻,就是说,触及哲学层面的内涵,尤其受到
关注。

本书的创意,也正是想要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再现封建王朝、宫廷内部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旧时月色”。较之一般的历史书籍,更多地彰显作者的主体意识、思辨意识—对中国封建帝王的个性、命运、人性弱点、艰难处境等进行深度剖析;并就封建帝制、皇位世袭、宗室血拼、君臣猜忌等诸多无可破解的死结,进行深入的发掘和逻辑性的探索。

书中涉及到数千年王朝兴废史中的诸多问题,像王朝继统、王位的禅让与攘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人性(道德)与事功的悖反、个性与命运、道统与皇统,以及文字狱、宦祸、藩镇割据、后妃干政,等等;还有兴勃亡忽、鼠尾龙头、欲望杀身、“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等蕴涵奇诡的政治、社会、文化现象,都力图在这区区一束文稿中有所展现。就这一点来看,内蕴还是相当丰厚的。

说到写作的特点,首先,我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在这部文稿中,通过反讽、揶揄、质疑等解构手法,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其中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命运抉择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命运抉择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
选择。

再者,历史中的人与事,已经渐行渐远,踪迹杳然,原本立体的、多维的历史进程,当后人把它诉诸文字时,统统成为直线、平面、单维的书页,而且必然要经过太多的选择与过滤。这本身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作为一个散文作家,又不满足于一般性的史实叙述,还期望它成为一部特色鲜明的文学作品,也就是通过灌注情感和意蕴的文学形象来建构整体性的人的生活世界。这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总结、归纳本书的特点,那么,这也可以算作一条吧。


王充闾                  

2012年于沈阳        



《话女性》序

光阴易逝,新的一年的三八节又到了。趁着这本新书问世,我想向广大读者、首先是女性同胞发表一点感言。

我一向认为,女性是一个优秀的性别群体,起码是丝毫也不比男性逊色。尊重女性,善待女性,这是一个社会健全、进步、成熟的标志。

支撑着我这个观点的,有三块牢固的基石—

一曰母爱、母性,也涵盖了母教。这是从女性作为人母的角度来谈的。本书中的开宗明义第一篇《贤母颂》,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女性颂》。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位也是终生的教师。母教、母爱,至高无上。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得最为深刻:“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操在掌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

二曰爱情,这是从女性作为人妻、作为人生伴侣的角度来谈的。女性视爱情如生命,对爱情一生一世地忠诚不渝。爱情,如同看不见的强劲电流和巨大磁场,在爱侣之间以倾慕之情相互吸引着。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生事业的起点,是夫妻百年好合、子女抚育与健康成长的“爱巢”。在维系家庭,百般地呵护“爱巢”方面,女性是擎天一柱,起着关键
作用。

三曰奉献,这是从女性作为社会成员的角度来谈的。献身精神是女性生命中所固有的一种品格。无论是繁衍、抚育后代,还是操持家务、奉养双亲,女性的奉献精神,都是无与伦比的。女性从事本职工作耐心细致,脚踏实地,对事业一丝不苟、尽职尽责。不是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少不了一个忠诚支持、默默关注的优秀女人吗?优秀女人往往是成功男人的欣赏者与造就者。

三个基点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气质。且以本书中的古今人物来述说:李清照、萧红的才气,卓文君、朱淑真的勇气,香妃的正气,文成公主、秦良玉的豪气⋯⋯哪一点不是顶儿尖儿?“谁说女子不如男?”

当然,正如社会的人群有男有女一样,女性中也有伟人、常人之分,名人、普通人之别。应该说,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场所,都是平常人、普通人占居绝大多数,伟人、奇人少而又少,名人的比例也并不很大。因此,书中也选取了一些反映普通人情感世界、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心理活动的篇章。不如此,不足以代表整个女性人群;不如此,不足以映现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

这里需要向读者交代的,是本书并非一部完整的、经过精心策划、周密选择的女性人物传记;而是一个散文作家在严格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借助有关人物言行、修为,书写感悟、陈述观感、揭橥规律的文学札记。说的是史实,是事件,而彰显的却是思想,是人性、人生、性格、命运。写法上,往往是抓住一个侧面,或者截取一个断面,凸显特点,“画龙点睛”,而并不刻意求全、求备。正由于它带有鲜明的的主观成分,而不单纯是客观的,所以说,它是文学,而并非标准的历史。

以开头的三篇散文为例。它们分别描绘了中国古代女性的母亲形象、女政治家形象和闺中少女形象。《贤母颂》中,叙写四位母亲的感人事迹,作为表述观点、烘托形象的铺垫,工程只完成一半,重心在第四部分—弘扬“母德在教”的优良传统,呼吁现代女性在重视事业角色的同时,莫忘母亲角色;在关注子女智能发展的同时,应该崇德尚贤,培养其树立高尚的品格、良好的德性。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那又何必铺展大量史实,索性直说不好吗?不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学不是论文,要凭借形象、张扬文采,要“直话曲说”,不能徒托空言。《母后临朝第一人》,不是泛泛地叙述一个古代皇后从生到死的整个生命历程;而是学习太史公的手法,勾勒几个画面,描绘出一个生性毒狠、充满霸气的女政治家形象。《卓文君的勇气》,刻画一个有胆有识、有独立自我、敢于自由选择情侣的古代女性先驱。

也算是“卒章显其志”吧,最后,我想交换一下关于女性现状的看法。

说来遗憾,至今社会上还存在着歧视女性、存在着男尊女卑的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

由于受生理特点、家庭负担和社会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女性比较容易产生自卑感。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传统社会已经为女性画了圈,定了位,只能这样、不能那样。今天,经济上独立了,事业上并驾齐驱,而观念上许多女性仍然困于旧日因袭习惯的轭下,未能越出雷池。为此,广大女性必须提振精神,勇于实现对观念、积习、心理的超越,充分发挥优胜于男性的诸多优势,展示自己的气质、风采、魅力。

当今社会的价值判断,误导女性对于美的追求日益趋向表面化,从美容到整容,再到“人造”美女,把一个个灵光四射、气血丰盈的活人视同花瓶、玩具,造成了一种新的女性歧视与不平等。扫除这一积弊,女性的自信、自重、自强,至关重要;整个社会舆论亦应作正确的引导,抵制所谓“美女经济”的消极影响,把拥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人格美、人性美的重要标志。特别是男性,更要远离庸俗、浅薄、轻浮,超越生物性的追求,应该像尊重与关怀自己的母亲、姐妹一样,尊重女性,关怀女性。

但愿本书于此能有所裨益。


王充闾                  

2012年于沈阳        



《读文人》序

兴酣把笔,蓦地记起了一句古书上的话。

这句话叫作“文在兹”,语出儒家经典《论语》。它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用它来概括有关文士、文苑的内容,起码可以标示一种观点,一种态度,一种文化情怀。

如同现代世界上存在着“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辩论;古代中国亦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言说。本书中所描述的属于“过去时”,未必有助于昭示现在,展望将来;但是,有一点可说是确切无疑,即作为文化、文明的承载者,知识阶层—古代称为士子,他们的地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古人有“文人无行”和“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的说法。其实,这些话是应该加以分析的。首先,古人眼中的文人,同我们这里讲的不尽相同;其次,“行”的标准,“观”的内涵,原无定解,往往是言人人殊—立足点不同,看法必然产生歧异;更主要的,坐在这台车上的文人,经过了严格的选择。我敢说,那些真正“无足观”或“无行”的,根本入不了鄙人的法眼。我觉得,对于文人的公允的态度,应该是既不能无限度地肆意贬低,说什么“百无一用是书生”;也不能肆意夸大他们的作用,像雪莱所说的“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文人就是文人,就是靠“立言”,也就是靠诗文安身立命的人,但又并非登车揽辔的“话语英雄”。“立功”根本谈不到,“立德”,倒是许多人能够沾边。因为人的德行的高超不即等同于诗文的高超;但人的完美的生命形态、精神蕴涵,肯定有助于诗文的创作。

我之所以肯于在他们身上耗费笔墨,一、没有收过他们的红包;二、没有任何人打招呼、递条子;三、写他们不是为赚钱、评职称,全凭一己浓烈的兴致、深切的同情,甚至崇高的敬意。当然,对于一些有争议、有阙失的人,也不乏针砭之辞、讽喻之笔。他们中没有那类芦苇、竹笋式的“头重脚轻、嘴尖皮厚”的货色,每人都有一技之长,大部分都有真功夫、真本事、真学问,有的甚至是世界一流的顶尖级的诗圣文豪,以其光华夺目的创绩,江河万古。哪怕是生命短促得像流星划破夜空,却都在历史上留下坚实的脚印。他们成功的实例证明,人可以通过任何生活来创造自己,完成自己。这使人联想到尼采的那句话:“懂得为什么活着的人,无论什么样的生活他都能忍受。”当然,只有一点例外,就是不能忍受屈辱、忍受平庸。他们是属于那种既不愿窝窝囊囊地活,也不肯稀里糊涂地死的类型。

书中文人往往兼备三方面特点:一是有气节,有风骨,有社会责任感;二是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存在着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和难于索解的谜团与悖论,存在着较多的因变参数;三是个性突出,特点、长处鲜明,也有明显的人性弱点,从而具备更多的可言
说性。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活法,但遭逢不偶,命途多舛,带有普遍性。这里,社会性的原因是主导的—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文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道义的承担者,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庄严使命;但是,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惨重代价的,否则,就必然蹉跌蹭蹬,困顿终生。同时,也有一己性格上的因素。由于文人的个性,喜欢特立独行,不肯屈身俯就,随俗俯仰,也就注定了他们的命运是孤独的,而不容于世。许多人的一生,都是在蛮荒、困境中度过。

他们中的许多人,既脚踏实地,又超越此在;他们既生活在这里,在现实之中,也生活在彼岸,在他处。他们因献身文明、文化、文学而苦难重重,他们也因为献身文明、文化、文学而流芳万古。

是为序。


王充闾                  

2012年                  



《文在兹》序

“文在兹”,昭示着一种巨大的存在,语出儒家经典《论语》。用它来做这部散文集的标题,直接作用是标明书中的内容关乎文坛、文人、文学、文事,类似“买珠宝,请上楼”之类的指示牌。当然,意蕴并不止此;我还想借助它申述一种观点,表明一种态度。

这个想法,孕育于一次对话。几年前,我在南开大学文学院同一些博士生座谈时,曾经谈到:20世纪已经遁入深邃的历史之中,当我们站在新千年的起点上,回过头来端详这个刚刚离我们而去的世纪时,我们自然为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多方面的突飞猛进而欢欣鼓舞。在人类的集体记忆中,这个世纪的辉煌成就,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发现了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得到允许,生物学家可以在很短时间就把人克隆出来;物理学家创造了相对论、量子力学、核弹、核电站;宇宙空间无限地扩展,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下一个目标是进军更遥远得多的其他星球;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联结在一起;面对电子计算机创造的匪夷所思的现代神话,即使最富想象力的人也会惊骇万状,目瞪口呆。但是,人们在无比兴奋的同时,也必不可免地会产生种种惶惑,种种疑虑。作为文学界的成员,自然也要想到未来文学的前途与命运。

于是,有的博士生提出:“请问王先生,您是如何看待希利斯·米勒关于在新的高科技的电信王国中,‘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文学即将走向‘终结’这一论断的?”

米勒教授为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这番话是他在2000年秋于北京召开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的。他说,印刷技术使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以及民族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而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这些新的媒体—电视、电影、互联网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破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换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方式。“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

其实,类似的论断,几十年来在西方学界已经多次出现,只是这一回具有爆炸性的轰动效应而已。如果说,过去那些言论,人们听来不过是“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话;那么,现在,电子媒介时代已经赫然现身在人们眼前,不仅造成了“距离”变化和感受方式、情感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而且还带动了“图像时代”的到来,从而导致当下人类生存境况以及审美文化实践发生深刻的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带来文学的深刻危机。

诚然,旧的印刷技术也好,新的各种媒体也好,确实不只是工具而已,它们已经并将进一步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包括文学、哲学的存在方式。《红楼梦》改成电视剧之后,导演与演员所给定的林黛玉的形象,就和我们从文本中所感知的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米勒教授关于新的媒体出现之后,或者说在新的电信王国中,文学、哲学等等都会消亡的说法,我们却不能苟同。道理在于文学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需要,而并非取决于媒体的变化。情感是根据,媒体是条件。文学可以依媒体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但绝不会由于新的媒体的出现而走向灭亡。

应该说,文学之所以不会衰亡,其基本理由在于文学自身。除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不死文学也不会死这个理由之外,文学自身的特点和本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存在—文学具有自己独特的人文价值和审美场域,它是一种内视性艺术,它的形象具有独特的内视审美特性,即文学是用文字阅读唤起人们头脑中的想象,从而建立起审美形象,这要比可视的、可听的形象更为丰富。这是其他任何形态的艺术所不能取代的。

一般地认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曾经发生过三次重大的变化: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表达情感的方式是靠口耳相传,即所谓口头文化;后来有了书写文化,特别是随着印刷术的产生与发展,使传播的方式、传输的效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出现了电子文化,它所带来的变化,人们确是远未及料的。但不管怎样变化,作为人类情感的一种表现形式,任何情况下文学都不可能消亡。口头文学,应该说是最原始的了,可是,直到今天这种表达方式不是仍在应用吗?我们的许多知识来自于老师的口头传授,有一些甚至是从老祖母那里传承过来的。这种现象,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书写文学也是一样,在电子传媒蓬勃发展的时代,印刷品不会淘汰,用纸张印制的报刊、书籍还会存在,因为它有电子媒体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应该说,口头的、印刷的、电子的传播媒体与传播文化,既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它们必然呈现一种多元共存的局面。

随着电子媒体的介入,许多人确是倾向于通过画面和图像去接受知识,寻求娱悦,这使印刷文学的文本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不能不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存在方式,参与生存的激烈竞争。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图像文本”必将代替“文学文本”。实际上,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它们只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前景,而不是一个吃掉一个,可以相互代替的。如所周知,观看图像和阅读文本的效果差异颇大。电子图像是流动的,观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受制状态,只能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走,几乎不存在想象与沉思的余地。天长日久,人们的想象力、理解力以及思考习惯,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读书,就不那么简单了,它要充分调动读者的生活经验以至生命体验,借助于联想、思索和想象的能力,一次没有弄懂,就再看一次,一时没有想通,过后还可深入研磨,它所提供的是一个持久而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是一般的影视作品、图像文本所难以企
及的。

从《论语》一书的记载中,我们了解到古代中国即有关于“文在兹”与“文不在兹”,“天之将丧斯文也”与“天之未丧斯文也”的辩说。看得出来,这并非新事。现代世界上出现了“文学将会消亡”与“文学绝不会消亡”的激烈争论;将来,还会有新的交锋,还会遇到新的挑战,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这些原都是难以避免的,也可以说,并不出人意外。

为此,针对米勒教授关于新的电信时代、新的媒体的介入正在把文学引向终结的论断,我想说两句话:一句是,新的媒体的介入,肯定会给文学以巨大的冲击,应该顺时应变,以求发展。另一句是,我们可以乐观地说,电信时代也好,新的媒体的介入也好,它所改变的是传播的条件,而不是文学存在的根据,因而绝不会导致文学的消亡。

本书中的内容固然属于“过去时”、“现在时”,似乎无助于展望未来;但是,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即任何时候,作为“人学”的文学,总是根植于人类的精神活动;其存在的依据是人类情感表现、交流的需要。只要人类存在下去,必然要有精神活动,要有灵魂在场,必然存在着表现与交流情感的需要。《文在兹》中的所有篇章,都为这一论点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王充闾                  

2008年10月于沈阳      



《辽海春深》序

在上海世博会上,丹麦人说,安徒生就是他们的名片,美人鱼就是他们的形象。这种说法是切合实际的。世界各地人士到过丹麦的未必很多,但是,通过安徒生的童话和美人鱼形象,却可以认知丹麦,解读丹麦,向往丹麦。这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可是,过去我们在认识上往往陷入误区,觉得这些都是“空对空”,没用处;除去那些研究人文学科的,其他人用不着过问这些。于是,在涉及到省外、域外的交往活动中,每逢介绍情况时,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就经济谈经济,就项目谈项目,难免印象肤浅,枯燥无味;而于人文环境、社会风情、地域景观、历史沿革等等,则统付阙如。应该承认,这是一个不小的阙失。只要同江南地区相对照,同域外人士经常接触,我们就会觉察到这方面的巨大差距。

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说,人的成功,只有百分之十五是建立在技术上,其余的依赖于人文工程。一个地区,一个企业,何尝不是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绝非仅仅是人力资源、技术设备、交通货运和资金保证等物质条件,所在城市的民众素质、文化氛围、历史积淀、社会风习等人文环境,同样不可忽视。

也许是有鉴于此吧,辽宁人民出版社而有是书之编选。

书中五十六篇文章,写作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直到最近两年,历时达三十载。但综观其内容,与上面所说的设想、要求,基本上是吻合的。所取题材,遍及辽宁十四个市。按照内容分为上下两部分,一为历史,一为现实;或者说,一为背景,一为前景。旨在通过社会风情、人文景观、山川方物,托举出一个形象的、立体的、多方位、多侧面的辽宁。在写作手法上,通过文学语言、形象刻画、场面描写,来写人、叙事、状物、抒情;但它又是史笔与实录,作为现实与历史的真实镜像,绝无任何虚构与悬揣。举凡当下与过往的有价值、有意蕴、有趣味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景象,多以典型、具象的情态展现在纸面上。一编在手,可以尽览辽海全境人文风貌与世路人情。论者认为,“它是一部社会风情录、文化大观园、山川方物志、时代发展史”,容或未臻其境,但庶几近之。


王充闾                  

2013年1月于沈阳      



英文版《乡梦》序

作品是作者的孩子。她,带着血肉,附着灵魂,映射着作者的心灵轨迹。举凡作者的人生底蕴,以及襟怀、面孔,均可一览无余。

作品之外,似乎别无可说了。但以之付梓,犹如嫁女出门,作娘亲的总不免情怀依依,软语温存,叮咛几句。何况,这次印行的是英文版,无异于远嫁天涯,面对的都是陌生的面孔,全新的阅读视域、读者群体。彼此一切,知之甚少。有必要作出一点交代,从而使域外的读者朋友在阅读文本之前,首先有个概括的了解,获得一种津梁、一个门径。

现在是作家与读者相互寻找、相互选择的时代。可以说,书籍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理解力与认知力。不然,英国作家王尔德怎么会说“作品一半是作者写的,一半是读者写的”?

从本书《青灯有味忆儿时》等篇章中,读者大略可知,作者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后来,接受现代学校教育,大学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新闻记者、副刊编辑,一段时间曾步入仕途,现为专业作家。主要从事散文创作,间或写作诗词和开展学术研究。秉承的宗旨,一为敞开心扉,抒真情,写实话;二为着力于凸显个性,不断地挑战自我,渴望创新、超越,力避蹈袭他人与重复自己。当然,创新意味着对于已有成功的积极破坏—这种西绪福斯推举巨石上山似的艰辛劳作,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毅力的。

我的散文创作,时间跨度比较长,题材、体例也十分广泛,大别之有三类:

一、历史文化散文。解读历史,是一种心灵的对接。它既是生者对于逝者的叩访、驳诘,同时也是逝者对于生者的灵魂拷问—今人古人共同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切入人性的深处,进到灵魂的底层,任谁都不可能超然、坦然,无动于衷。

二、情感散文。世间只有情难诉。时光已像飞鸟一般飘逝,而浓酽似酒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却如流水浮云,绵绵无尽。最后,只能怅对满地狼藉的生命碎壳,回首前尘往事。

三、智性散文。赤橙黄绿青蓝紫,人生百态千姿。而诗性与哲思,是缪斯女神的魔杖。无分悲剧、喜剧,噩梦、美梦,顺境、逆境,亮色、暗色,人生一经诗性与哲思点拨,就会凸显其无常而有常、单调而驳杂、平淡而深邃,增添趣味性,展示其无限的可叙述性、可认知性。

鉴于本书选译情感散文甚多,我想就这方面多说几句。

故乡,母亲,童年,那种难剪难理的情的牵系、梦的追怀,可说是贯穿本书的红线。作家—当年中国北方偏僻村落的一个读书种子—在追述其凄苦、酸涩的青少年时代的前尘往事时,岁月已经悠悠逝去了近半个世纪。宛如一觉醒来,重温宿梦,自然难免带上几分模糊,几丝怅惘。如果说,故里长别,天涯行脚,这种空间距离的拉开,值得无限追怀;那么,挥别童稚,由少而壮,由壮及老,这种生命的流逝—时间距离的拉开,就更加令人彻骨凄怆。

我总觉得,真正的欢愉只在童年。尽管当日也不无凄清、苦闷,但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已经滤除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因而一例是甜蜜蜜而又酸溜溜的。特别是其间凝结了长时期的积想,在追寻那值得永生忆恋的时分,得以同早经作古的亲人—母亲、嫂嫂、父亲、长兄、塾师、族叔—久别重逢,这样,必然温馨而甘美,留下一份朦胧的启示与温柔的叹惋。至于成年之后,固然也不乏情感的升华、成功的欣悦,但终归难免夹杂着种种限制,而不能任情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美丽的梦是只有开端,只有序曲的。

逝水流波,悠悠无尽。这些刻印着橙色乡梦的追忆文字,大都凸现出作者对于昔日童真和简单生活的精神向往;而由于其间浸透着鲜活生命的灵魂跃动,也必能从中看到自身的人格雕塑。堪资快慰的是,阅历与磨折带来的只是认知世界的深度,而性情与心态依然保持着少日的新鲜而未现狡狯与苍老。

作为自然、社会、历史、哲学综合产物的思想者,显然,这种昔梦追怀,也蕴涵着寻根、困惑、探讨精神归宿等普世话题,冀求拨开价值的附着物,而探究生命的本质。在实用主义、物质主义、技术理性的缠夹中,在“工业进步,人性退步”的情势下,葆有一片绿色的精神空间,诉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良知。至于还乡的热恋、童心的秉持,究竟是源于对尘世嚣烦的厌倦,还是憧憬于精神家园的企盼,抑或是潜心于灵魂归宿的营求,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解说清楚的了。

当然,有一点是明确的,我之投身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期望实现灵魂的诗意栖居。因为文学作品是情怀赖以赋形的存在物,可以历久不磨,代代传承。而文学本身又能予人以智慧与激情、温馨与活力,提供无限的想象空间,以至升天入地的梦幻遐思,醇酒佳醪般的陶然醉意,使人逸出自我生存的狭小空间,超越已知的经验界限,从作家与读者生命契合、心路交接中汲取源源不竭的灵泉。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涌下,文化成果共享,多元多向的对话交流已成蓬勃大势。作为播火惠人的翻译家—罗伯特先生、江红女士,以其卓有成效的艰辛劳动,使这部散文作品有机会呈现于广大英文读者面前,为东西方的作家与读者心意相通,增进了解,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作者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王充闾                  

2006年9月于中国沈阳      



《秋灯史影》序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1960年代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1940、1980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其来有自的。

至于19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顿呈勃兴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当然也无庸讳言,随着恢宏阵势的拉开、写作队伍的泛化,这类作品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饱遭訾议的是,凑泊故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来处置,见不到精神与情感的展示,缺乏主体性;往往是借助史料的铺陈来救治作者心灵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历史文学的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
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为此,我在创作中,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

在这里,现实针对性应是要旨。我写过一组友情系列的散文。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以怨报德,出卖挚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其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终于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临终前,他曾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筚路蓝缕、艰辛创业过程中,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某些“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我写秦始皇,说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无情。我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说“天骄无奈死神何”。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归来,在六盘山下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没有征服的就只剩下死神了。他不想死,也没有“人皆必死”的心理准备,他忘记了“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语)。他同许多权势者一样,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丧失的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死不起也得死,就在他说过这番话半年之后,阎罗王就把他召唤去了。我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说开基创业的老皇帝,忧危积心,机关算尽,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归咎于“天意”,说“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其实未必尽然。且不说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来就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劳形苦心,筋疲力尽,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原也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一位古人,他就是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和制作诗文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是地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也缺乏透彻的认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我有一篇题为《用破一生心》的散文,是写曾国藩的,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我在市里工作时,身旁有一位领导干部,我们关系很好。可惜的是,五十岁刚过就去世了。原来,他已经发现胃部长了肿瘤,可是,由于人大只有一年就换届了,为了能够进市级领导班子,他就把病情隐瞒下来。最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当上了,但因延误了治疗,致使肿瘤扩散,搭上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行动困难,但为了不致落选,在代表入场前,先让人抬着他在主席台上坐好。这样,继续当选了,但一个月后就进了火葬场。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觉得“欲望杀人”真个不假。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换了个说法:“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脱开惯常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人性弱点、人生困境上,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苦”字。我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慨叹他由于欲望太高太大太强烈了,因而活得太苦太累太可怜了。曾国藩追求“内圣外王”,既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细加检点。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这种苦难经验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
不辞。

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在散文《驯心》中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

总之,在这部作为表达主观倾向的载体—《秋灯史影》中,我把观念交给了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王充闾                  

2009年8月于沈阳      



《王充闾散文精品集》序

文章结集出版,有如嫁女出门,精心料理自不必说,还必然有一番沾沾自得的话语要讲。—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嘛!不同之点在于,面对会众变成了面向读者,婚礼上的致辞改作卷首的序言。

“可怜天下父母心”!围绕着“之子于归”,我要说些什么呢?无非是交代些情况,宣示点心迹,也就是所谓“文心”吧。

这部自选集收录了二十多年来的三十几篇散文,大体上揭橥了作品的全貌,也能从中看出散文写作的发展脉络:初始阶段多为纪游、抒怀文字;尔后写了一些反映乡情、亲情、师友情的忆旧怀人、人生感悟之作;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文化历史散文为主,内容更为厚重、深邃一些。这种状态的形成,当与散文观的嬗变与深化有关。

实际上,各类题材的抒写往往是交错间杂的,比如,《土囊吟》、《青山魂》等反响颇大的文化历史散文,都产生于1990年代中期,而抒情、纪游类散文,现在也还在写;而且,各阶段的作品固然有稚拙与成熟之分,但并不意味着题材与表现形式有高下之别。还是那句话:重要的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如何写。

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应该是个体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真切感悟。具体化到这个散文选本上,自然处处显现着作者灵魂、心性的特征—对人生、人性的关注,对命运与价值的思考,对精神家园、心灵净土的追寻。烛照历史,触摸现实,探索文化,追寻美境。无分古人、他者,无分外在环境与客观事件,一经形成文字,便都是作者灵魂的曝光、内心的折射。

在创作实践中,我力求在浓郁的传统文化基因与古典风韵中,展现着一己的现代意识。即便素材是传统的,而在认知方式、语境意境方面,都要经过现代思维的过滤与升华。现在有一个误区,就是一说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学创新的实践。帕斯有言:“诗歌没有发展,只有变化。”散文何独不然!散文创作面对的是中国古代、“五四”以来三四十年代以及域外异质文学的三种传统。如何找出结合点,实现融会贯通、“六经注我”,在展现思想、畅写情怀方面勇辟新途?在下有志于此久矣,惜乎成效尚不昭著。

我的散文写作,一直在不断地变化、摸索之中,谈不上有成型的文学见解,只是固守一条:不能重复他人,更不重复自己。创新是文学的生命。一旦发觉自己闯不出固有的藩篱,亦即再端不出新鲜的货色,丧失了创造能力,那就赶紧搁笔,再不要枉抛心力,误人兼误己也。


王充闾                  

2011年10月于沈阳      



《皇王百趣图》序

说起这本书的前世今生,真可以写成一篇文章。三年前也是这个时节,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家出版社的老总臧永清先生三次造访,约我以哲学思维、文学手法写一部关于中国皇帝的历史散文。其诚可感,却之不恭,当下应承下来。由于索稿较急,事后只赶写出十三篇,这就是《龙墩上的悖论》。

承蒙广大读者的厚爱,面世之后,反响不错。但我清醒地认知,并非皆因作者的写法高明,很大程度上沾了历史题材的光。因为较之现实题材,历史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尤其是历史人物的“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有着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后人的踵事增华,头上往往罩着诡秘、神奇的光圈。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比现实题材更有利于审美观照。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

至于我手下的作品,毕竟属于急就章,就像李义山诗中说的,“书被催成墨未浓”,存在着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最主要也是最明显的,是这部书没有写完,客气地说是“惜非全璧”,若是挖苦一点,则视为“断尾蜻蜓”。这样,永清先生便又出面了,怂恿我加紧动手,续写下去。这就没有任何可以犹疑的了。如果说,头一次应承是“谊不容辞”,属于“友谊出场”,因为那个“彩球”原是可接可不接的;那么,现在,则是“义不容辞”了,此举纯然关乎作者自己—总不能演了多半场就置“观众”于不顾,掉头而去吧?

在牢牢地被套紧、束手就范之后,我只好乖乖地坐下来进行补写。内容大体上增加四成;出于通盘考虑,在段落、文字、题目方面也作了某些调整。这样,就有了诸君手头这部“劳什子”。

关于本书的内容,仍是《龙墩上的悖论》序言中所陈述的:“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而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若说是有所调整,那就是更加注重了可读性、趣味性;较前更为驳杂、丰富一些。这在书名上也有所反映:“真龙天子”,沿袭了民间对皇帝的俗称;“百趣图”,意在状写其鱼龙曼衍,百态纷陈,令人目不暇接。

在二十几篇作品中,作者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复活那些最耐人寻味的“旧时月色”,以唤醒人们的幽渺记忆。较之一般的历史著作,其间彰显了主体性,注重运用哲学思维和辩证方法,对人物的个性、命运、生存价值、情感世界以及人性弱点等进行深度剖析;也更加关注个体心灵世界,力求从更深层面上把握具体的人生形态,揭橥心理结构的复杂性。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丰富而独特的自我存在。文学创作,说到底是一种生命的访问、灵魂的对接,因此,要从人性的角度深入发掘,付诸深刻的心灵体验与生命体验,而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史实陈述。也就是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往史丛林,又能随时抽身而出,自觉地张扬主体意识,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揭示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古代文论谈到艺术创造时,强调“画”、“化”二字。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要求把客观的、物质的东西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化为诗性的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同样,以历史人物为题材的散文作品,也应该尽其可能地进行心理刻画和形象、细节的描绘。太史公的《史记》是这方面的典范。明代史学家谈迁在其《史论序》一文中,引述了东坡居士一段话:“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鼻口,或在耳目。传神者得其意思所在,则无不肖矣。”然后,他接上说:“余于史亦然。模优孟之衣冠,不如加颊上三毛也。”

比照前一部书,这回称作“全璧”,或曰“足本”,这只是相对而言。单就数量来说,中国历史上四五百个皇帝,这里写到的不足十分之一,充其量是“尝鼎一脔”。再从深度上看,书中涉及到数千年王朝兴废史中的诸多问题,像王朝继统、王位的禅让与攘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的汉化、封建士子的历史命运、人性(道德)与事功的悖反、个性与命运、道统与皇统,以及和亲、文字狱、宦祸、藩镇割据、外戚与后妃干政,等等;还有兴勃亡忽、鼠尾龙头、欲望杀身、“种了龙种,收获跳蚤”、“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终”等蕴涵奇诡的政治、文化现象,哪一个课题,不足以使专家学者穷数载之功,写成一部或几部专著呢?区区一束文稿,不过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无足
道也。


王充闾                  

2009岁杪识于沈水之阳      



《散文创作谈》序

接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约稿函,我就围绕着“散文创作谈”这个题旨,着手梳理过去二十年来的各类讲稿。当时的感觉,或者说是心态、心境,比较复杂。蓦然回首前尘,顿现迷茫之感,像诗仙李白所说的:“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待到实际动手归纳、遴选,又稍稍有一点“绿暗红稀”的失落感:和同期的散文作品相比较,恰如宋人曾巩说的:“一时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经过半个多月的去芜存菁,挑挑拣拣,约得二十万字,通览一过,却又感到些许宽松—即便谈不上粲然可观,总还算是差堪自慰了。

综观这部散文创作谈,觉得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内容较为丰赡。散文创作中遇到的诸多问题,以及当前散文园地里各种常见的品类,基本上都有所涉猎;二是讲述得比较实在。针对实际问题,立足于自身创作实践,言出有据,力避浮谈;三是体例上五色斑驳,变化多样,讲座、座谈、答问、对话、自述、即席发言、课文讲解、学术报告,应有尽有,却都突出一个“谈”字。若说本色自然、活泼通透,容或有之,而系统性、条理性、计划性,恐怕就难以体现了。

至于功效如何,作者是无从臆断的,当由读者验证。从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趣谈:街头一个小贩,叫卖治臭虫的“神药奇方”。声称:“百试百验,十包一元;若是无效,如数退钱。”当时,人群如堵,抢售一空。买者回到家里,打开一看,所谓“神药奇方”,竟是“勤抓”二字。不禁大呼“上当”。气恼之下,转身去找卖药人退款;但行至半途,又自觉有些理亏—能说“勤抓”无效吗?

联系到写作之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他人说长道短、说东道西,终竟代替不了个人的刻苦努力,最终都要落实到“勤学、勤思、勤练”这六字真言上。

鲁迅先生向来就不相信《小说作法》一类的书籍。他说,那些东西“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中学出来的作家,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当然,先生这么说,并非否认文学创作存在必要的法则;更不是一概否定研究、交流写作方法。他所反对的是那种脱离实践,夸夸其谈,穿凿造作,卖弄技巧。他曾告诫我们:写作之道,除了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下一番功夫,并无其他捷径。还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说明着‘应该怎样写’。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说到具体写作,先生强调反复修改,“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白描’却并没有秘诀。如果要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文学是作家表达自己思想观念的方式,它的作用是“用艺术家体验的感情感染人”(列夫·托尔斯泰语)。这样,就需要依赖感性认识和直接经验。因此,研索一番写作者的自白,体味其甘辛,亲践其门径,总会比听那虚无缥缈的“海客谈瀛”和观看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效果要好得多。


王充闾                  

2012年2月             



《童年的风景》序

承蒙编者垂青,我的散文作品得以入选“春华秋实经典书系”,深感荣幸与欣慰。

我知道,这部书系是向广大青少年提供精神滋养的。而青少年是我们的未来,祖国的希望所在。自己的作品即便达不到“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的高标;借用物理学名词,起码也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正能量”—积极健康、奋发向上的动力与情感。

近日,我正在重温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青少年,先生是无比地钟爱与重视的。他说,“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还说:“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为此,他曾谈到,书稿印数“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终生都把这些话奉为座右铭。

前两天,书系编者将所选散文的目录发给我,征求意见。我回复了四个字:“实获我心。”

就内容看,这二十几篇散文,大抵是:

回首童年—任情适性,了无拘束,无边地驰想,尽兴地游玩;

忆念故乡—沙山、云树,伴着师恩、母爱、亲情;

读书上进—青灯有味,书卷多情;

七彩人生—心中倩影,眼底波澜,芳邻一宵邂逅,人生几度秋凉;

感受自然—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会心处不必在远。

童年、故乡、母爱,三位一体,既是生命途程的起点,也是人生事业的基点。这些方面,对于青少年心灵的开发、根基的培植以及日后的成长都是影响深远的。而命笔成文,我也确是推诚相与,投入了真情实感,切戒油滑、敷衍,着力发出“真的声音”。也是鲁迅先生说的,“油滑是创作的大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王充闾                  

2013年                  



《过眼滔滔》序

听编辑介绍,这本小书的阅读对象是在校的中学生,我感到很兴奋—有机会能为青少年朋友写点东西,实在是很荣幸的。当然,同时我也有些紧张,唯恐文章的质量不高,有负于编者和读者的厚望。

当前,许多散文作家都在致力于提高散文的文化品位。从我自身的创作实践中体会到,散文中如能结合作家的人生感悟,投射进史家穿透力很强的冷隽眼光,实现对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寻求一种面向社会、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往往能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历史时空,使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

一如《过眼滔滔》这个书名所提示的,这本散文集里写的都是往事。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亿万斯年”,一般地也都在千载以上;当然,也有几篇文字写的是晚近的事,但也过去半个世纪了。叩其缘由,一则,这些儿时光景本身已成为历史,原在记述体例之列;二则,我也想借此揭橥一种认识—小时候的读书生活对于后来的创作实践有着很深的影响。青少年朋友看了,或许能够从中获取一些启示。

创作这类散文,形象地说,作家是一只脚站在过眼滔滔的历史烟尘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这种与历史的交谈,其宗旨不应是简单地再现过去,而是从对过去的追忆、阐释中揭示它对现在的影响和历史的内在意义。应该体现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价值参照。同样,在阅读这类散文过程中,读者也是从现在的语境去理解过去,从读者自身文化的参照系或“前理解”出发去把握过去,而且,把自己所处时代的期待视野或“前理解”带入文本的阅读之中,渗透进新的历史意识。

这种散文同一般的史学研究著作的区别,除了文体上的自然属性的差异,至少还应有以下三点:

一是它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观感受。如果说,史学是史家心灵的历史,史家应有自主的人格,坚持个性化的独立的批判精神;那么,散文作家就更应高扬主体意识,让自我充分渗入对象领域。实际上,在阐释历史过程中,作家本人也在被阐释,—读者通过作品中的独特感悟解读了、发现了阐释者。因为文本中对象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作家的自我期待和价值判断,折射着作家自我需求的一种满足。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未曾看到的东西。

二是它洋溢着作家灵魂跃动的真情。既是散文,总离不开抒情。真情是文学的灵根。它不仅仅满足于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还具有诗一般的激情和深沉的美感。它运用形象生动的语言,使文章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力求在情感和理智两方面感染读者、征服读者。

三是它闪现着理性的光辉。文学、历史都是人生,人生必有思索,必有感悟。缺乏深沉的历史感,就无所谓深刻,也无法撄攫人心。因此,在散文作家的笔下,向来都是思想大于史料的。

这类散文中的思想与情感,一如历史老人本身,是深沉、恒久的积蓄的自然流溢。它既不同于诗歌中的激情迸射,论说中的踔厉风发;也不是少男少女般的情怀的直露与挥洒。情与理,相生相克,有个如何统一的问题。我想,它们应是弥散式、复合式的交融,而不能是各张旗鼓,互分
畛域。

说到以文学手法去写历史上的人和事,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影响历史的科学性。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则未免虚浮)。从今天来看,这种担忧也不是无谓的,有些作品确实存在着这个偏向。不过,从事实上观察,历史科学性的丧失,并非由于强调了文采。本来,“文史不分家”是我们固有的优秀传统,只是,后来逐渐地丢失了。司马迁的《项羽本纪》、翦伯赞的《内蒙访古》、茨威格的《滑铁卢的一分钟》,都是“文质彬彬”,达到了社会价值、学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并没有因其富有文采,而丧失了科学性。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而不在于表现手法。由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而且已经溢出了本题之外,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王充闾                  

2000年6月于沈水之阳      



我为什么要写张学良

—《张学良人格图谱》跋

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这是积蓄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了。

我的家在辽河边上。那里,矿藏丰富,并盛产大豆、高粱,可是,人文资源却比较贫乏,知名人士很少。单就现代而言,具有传奇色彩和轰动效应的,当数老帅、少帅张氏父子了。

他们的名气很大,但其“连台本戏”为时甚短,从1916年老帅被“袁大头”任命为盛武将军,管理奉天事务,到1936年少帅“临潼捉蒋”,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年光景。当然,他们镌刻在历史上的足迹还是十分深远的。尤其是少帅张学良,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引一句古文来表述:“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欧阳修语)斯人已逝,他留给我们的“百年悲笑”,不仅仅是几桩勋绩、一段历史,更多的还是精神资源—一个难以穷尽的历史话题。

我的故园离少帅的出生地桑林子乡詹家窝棚只有十几公里,连阡度陌,一马平川,小时候去过很多次。从当地乡亲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他的轶闻趣事。家叔及其为我们延聘的塾师,都同东北军有过交往,而且都见过少帅本人。乡关故旧,对少帅的人格与德政赞佩有加,每当说起他来,都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怀念之情,里面夹杂着几分惋惜,几分悲愤。

我生也晚,待我记事的时候,少帅就已被拘禁于南方的蛮荒瘴野之间,流离颠沛十数省区,后来又被押解到孤悬海上的台湾岛,前尘隔海,恍如别世。迨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虽然他终于获得了自由,但又远托异国,人在天涯,更是觌面无缘了。

不,应该说,机缘倒是碰到过一次。那是1993年4月,在沈阳参加少帅当年创办的东北大学恢复校名的纪念活动,见到了当年东大的代校长、现已定居美国的宁恩承老先生。接谈数语,他就辨知我的故乡所在。他说:“听口音,你和少帅是同乡。”我颔首称是,说,小时候,每年桑林子办秧歌会,我都到那里去看热闹。宁老听了很动情,不禁感慨丛生,随口吟出两句诗来:“河原大野高歌调,自别乡关久不闻。”“高歌调”指的是家乡那种调门高爽的“地秧歌”曲调。原来,老人著籍辽中,同我和少帅均属同乡。他们两位同庚,少帅兼任东大校长时,他被委任为秘书长,彼此交谊甚深,汉公到美国后,更是常相过从。

宁老当时很兴奋,讲了一些有关少帅办学的往事。老先生虽已九十三高龄,思维却依然敏捷。他从名片上看到我的名字里有个“闾”字,便联想到这和我的故乡著名风景区医巫闾山有关。我笑着连连点头。他说,可惜这次时间太紧了,不然,真应该再游游闾山,重温旧梦,回去也好向汉公作个交代,—汉卿先生对医巫闾山的感情,可说是至深至厚啊!他和于凤至生了三个儿子,都以闾山美玉为名,典故出自《淮南子》。闾山东麓有张氏家庙,他父母的墓园在闾山南麓。

这一天,我们谈得十分投机,分手时宁老还叮嘱我,日后如果到了旧金山,一定要和他打个招呼,届时可以促膝话旧,樽酒论文。事有凑巧,翌年七月我即有访美之行,第一站就是旧金山。电话刚刚过去,宁老就亲自驾车相迎,还安排了接风午宴。我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夏威夷,知道汉公正在那里度假,出于对世纪老人的衷心景仰和无限思念,出于浓冽的乡情,席间,我曾询及是否有可能见他一面。宁老说:“思乡怀土,是他终生难以解开的情意结。他曾多次对我说,最想见的是家乡那些老少爷们儿。同乡亲叙叙旧,应该说是他的暮年一乐;但是,毕竟已经风烛残年,一点点的感情冲击也承受不了,每逢从电视上看到家乡的场景,他都会激动得通宵不能入睡,更不要说直接叙谈了。因此,赵四拼力阻止他同乡亲见面,甚至连有关资料都封存起来,不使他见到。”

看到我们失望的神情,老人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在夏威夷能住几天?”我答说计划是三天。“时间也许还够用。”说着,宁老引我注目窗外,“汉公的寓所前面,也有这样的草坪,那里紧邻金色海滩。他每天傍晚,都要坐着轮椅在海滨闲步。你只要细心一点就能发现。看到他以后,你们几个人就大声嚷嚷,随便说些什么都行,你的乡音很重,就由你来唱主角。估计不用多长时间,汉公就会发问:‘你们从哪疙瘩来?’你就可以回答:‘我们是中国辽宁的,从沈阳来。’他立刻就会问:‘听你口音很熟,你是哪疙瘩的人?’你就如实地说出故里。他马上会说:‘噢,我们是乡亲哩!’紧接着就会请你们上楼,唠唠家乡的嗑儿。”

我们顿时活跃起来,齐声称赞宁老定计高明。老人叮嘱我们:“见上一面就很不容易了,时间可不能长啊,以免汉公过分劳累;还有,谁也不能泄露天机,不许提我宁某人一个字,否则,你们走后,赵四就会打来电话,兴师问罪。”我们唯唯承诺,带上宁老提供的张家住址,继续上路,先后到了纽约、华盛顿、洛杉矶。一路上,我反复思考着会面时同汉公谈些什么。十天后,我们取道旧金山,准备转乘飞机飞往夏威夷。行前,同宁老先生握别。老人说,前天同汉公通过电话,近日他稍感不适,晚间时有微热,看来三五天内不能出去,也不可能会见客人。

就这样,最后一次机会错过,与汉公失之交臂了。缘悭一面,自然是抱憾终天,但以汉公的健康为重,又只好作罢,不便奢求。

回来以后,我给宁老写了一封信,深情感谢他的热诚接待,并附寄一张标有汉公出生地的辽宁省地图,还题写了一首调寄《鹧鸪天》的词,请他在方便时候一并转致汉公。词曰:“风雨鸡鸣际世艰,西京义烈震瀛寰。胸藏海岳居无地,卧似江河立是山。今古恨,几千般,功臣囚犯竟同兼!英雄晚岁伤情事,锦绣家乡纸上看。”

人,终于没有见到,但敬仰与思念之情却日久弥深。2006年初,应大连白云书院之邀,作了一次题为“话说张学良”的学术报告。按照听众要求,我讲了何所据而言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蒋介石终身监禁他的缘由,“九一八”不抵抗的真相,张学良的人格魅力与个性光彩,他的情感世界,他为什么终未还乡等六个问题。《海燕·都市美文》主编古耜先生听过报告后,将讲稿全文刊载在2006年第三期杂志上,长达一万八千多字。这个刊物同国内最大的期刊网站—国际龙源期刊网合作,向海内外发行网络版,是该网站“海外传播的百强刊物”。国际龙源期刊网作了一个统计,从2005年11月1日到2006年10月31日,“海外读者浏览最多的一百篇文章”中,《话说张学良》排名第一。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带来一种动力。这样,就有了这部书稿的写作构想。

作为一个铁杆儿的“张迷”,对于那些同汉公有过广泛而深入的直接接触的人士,我是充满了妒羡之情的,既羡慕又“嫉妒”他们的运气与机缘。而每当翻检那些记述汉公行藏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则对它们的作者不胜感激—正是“拜”他们之“赐”,才有机会读到那么多丰富而翔实的史料、图片、谈话记录,从而获得进行深入研究、探索的方便条件。世间多少英雄豪杰、名流耆宿,由于载记不足而形象模糊、事功奄忽,每每让人临风痛惜,抱憾无穷。但在感激的同时,又常常出现不满足、不解渴的心绪。几乎所有的著作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有的虽也状写了人物,却“取其貌而略其神”,忽略了鲜活的生命状态,漏掉了大量作为文学不可或缺的花絮与细节;尤其缺乏对于内在精神世界的探索与挖掘。

显然,我这样说是一种苛求,属于“不情之请”。因为就传记类的文体来说,只能如此,也必须如此,否则,还有什么信史之可言!只是由于“文学是人学”,文学创作不能停留在事实的层面上,它要向心灵深处进逼,要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它不仅要有形象,还要写出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一句说,它要探求内在精神的奥秘。

应该说,张学良并非完人,更不是一个圣者,以他的本性,即使想“圣”也“圣”不起来;但他在华人世界中,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公认的英雄。他自认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这个失败者是成功的。一生中,他做的事不算多,可是,每一件事都干得有声有色,有光有热,刻下了历久弥新的印记。他是千古功臣,也曾干过错事,平生可议之处颇多。曾经颂声载道,又背过无数骂名。他抱着“行藏在我,毁誉由人”的超然态度。他是那种有快乐、有忧伤、有情趣、有血气、个性鲜明、赢得起也输得起的人。对于他的举措,人们未必全然赞同;但说起他的为人,他的丰标,他的器度,无不竖起拇指,由衷地赞佩。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多故,信仰是驳杂的,所谓“背着基督进孔庙”,但对真理的追求,对祖国的热爱,能够终始如一,表里一致,之死靡他。

张学良的百岁光阴,充满了大悲大喜、大起大落,确是一部哀乐相循、歌哭并作、悲欣交集的情感标本与人生型范。既有青少年时代“不知今夕何夕”的忘我狂欢,像汉代杨恽所说的,“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诚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有“哀乐中年”的志得意满、纵情欢笑,乐极生悲、忧愤填膺,以及苦中求乐、强颜欢笑;更有晚年的忘怀得失,超脱于苦乐、哀荣之外的红尘了悟,自得通达。作为性灵的展现、情思的外化,这一切,都是意趣盎然、堪资玩味的。

许多“政治强人”、“明星大腕”,及其得意,闪电一般照彻天宇,鼓荡起阵阵旋风、滔滔骇浪,可是,不旋踵间,便蓦然陨落。一朝风烛,瞬息尘埃。而张学良却成了一个言说不尽、历久弥新的热门话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充满张力的不可复制的自我,他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人生道路与诡异悖谬的命运抉择,他的迥别寻常的特殊的吸引力、感染力。其间有谜一般的代码与能指,可予破译,可供探讨,可加辨析。而这些,也正是本书的重心所在。

全书凡十五篇,大体上能够概括汉公的生命轨迹与人格图谱。开头与结尾两篇为“综述”,一是通过三个傍晚的心理活动,从功业、爱情和人格魅力诸方面,描绘其百岁人生的奇光丽影;一是写“个性决定命运”及个性的文化生成,剥茧抽丝,层层递进。中间有十一篇写汉公的情感世界、人际交往、生平嗜好与社会文化生活,展现他的性情、秉赋、命运、品格。其间不乏人生吊诡、历史悖论的探求,着眼点却是从中透视“传主”的心灵世界,通过与一个个飞逝的灵魂跨越时空的对话,复活耐人寻味的思想、意象,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还有两篇,揭橥两大谜团,也就是拖在他脑后的“两条辫子”—“九一八”何以不抵抗,晚年何以不还乡。应该说,笔锋所至,都涉及到读者最为关注的一些话题。

笔者一贯把融合诗、思、史奉为文学至境,此书之作亦不例外。力有未逮,在所难免;但“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作为追求则未尝废止也。


王充闾                  

2009年于沈阳        



《清风白水》后记

在文学创作队伍中,我不属于正规军,充其量只能算一名亦劳亦武的民兵。出版了三本散文集,都是业余时间的产物。我的工作担子很重,每天除了繁杂的公务,再去掉“三餐一梦”,几乎抽不出多少时间读书,遑论创作!按说早就该和缪斯女神斩断尘缘了,我也曾下过狠心和文学创作挥手告别。无奈“凡心”难退,一遇到催人奋进、引人遐思、令人感慨的风物人情,心潮便会不期然地荡起感情的波澜,重新燃起创作的欲望,于是,已经落地的杨花又复飞飏起来。正如我在一首《自嘲》诗中所写的:“情知宦后诗怀减,俗吏偏思作雅人。”在作手如林的文坛上,硬要去争“一杯羹”,似乎是自计苦吃。

我一向认为,写作散文绝非易事。即使终生以之,全力去做,也难臻化境。在文学道路上,我经常有“推石头上山”的感觉,从来不知自在逍遥为何物。当然,苦中有乐,创作本身也是一种诱惑,一种欢愉,一种享受,更是一种责任。

公余之暇,特别是节假日,我喜欢独自负手闲步。此时,心境悠然,万虑澄净,平日的诸多见闻、联想,便如一脉清泉汩汩流出。心游目会,意绪纵横,思接古今,想落天外,完全突破了时空的限界。胸中有得,兴会淋漓,笔之所至,自然成篇,谈不上有什么法度与定式。这样,有些篇什就难免枝蔓芜杂。但因激情已经消逝,好似干却的胶泥,再也难于揉搓捏抹了。好在感情是真实的,“开口见喉咙”,直抒胸臆。无论是状时代之洪波,写人情之欣戚,究世事之得失,发物理之精微,都是意之所适、情之所钟,从心泉中自然涌流出来的。炉锤在我,全无矫饰。我以为,人生不能没有理想、追求和精神支柱,创作亦然。纵使有些篇章缺乏应有的深度与力度,未能把丰盈的生命之波鼓荡出一片潮声,起码也要做到对读者有所启迪,努力给人以鼓舞、希望和力量。

这些散文绝大多数写于80年代。现在按发表的时间顺序自后往前编排,意在使读者尽先看到就近写的一些篇章。这里有赤诚的热爱、执着的追求,也有温馨的忆念、严肃的思考。它们宛如树木的年轮,一一地再现了作者情思的轨迹和梦影、屐痕。十年文事,约略书中;回首鸿泥,徒增惭怍。感谢作家出版社将它们结集付梓,特别是著名散文家郭风先生在紧张的创作之余为它作序,对后学深情奖掖,在此一并致谢。


王充闾                  

1990年2月底于沈阳寓所      



《人才诗话》后记

近三四年,结合工作实际,我常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随笔》专栏及其他报刊上,发表一些关于人才问题的杂文、随笔,并在里面引述了一些含蕴丰富、见解新颖、寄怀深远的古典诗词。这类文字发表得多了,有些同志便怂恿我沿着这个路子写一部“人才诗话”之类的专著。他们认为,这是运用文学的形式、史论的笔法,把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人与事、情与理、诗与史熔于一炉的创新与尝试,有一定的认识价值与美学价值。我尚有自知之明,当然未敢率然自任。但觉得,这个想法确实很好,不妨把它作为努力的目标,“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当我把这个打算讲给文史界和出版界的几位名家时,竟也得到他们的赞同与鼓励。

这样,我便坚定了撰写这本小册子的决心,并从两个方面做些必要的准备:一是翻检《诗经》、《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宋诗纪事》、五朝诗别裁集等几十部历代诗歌总集和选本,从中选录出近三百首论述人才问题的诗歌;二是认真研读了各种人才学论著,收集古今中外关于人才问题的论述、史实、轶闻、佳话。在此基础上,兼顾人才诗的内容和人才现象、人才思想、成才规律、人才制度等各方面的问题,拟定近百个写作题目,边准备,边构思,边写作,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一些古代诗文和历史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力求从中引出一些科学的结论。

说是一种“创新与尝试”,也许有些道理。因为过去不但以这种形式论述人才问题的杂文、随笔专集尚属罕见,而且,人才诗的编选工作前人还没有做过。就连“人才诗”这个名词也是由笔者杜撰的。我国是诗歌的大国,数千年来,诗人如云,华章似海;人才问题,自然也是古代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宝藏,而且在学术方面,也为我们开展人才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养料,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这些诗歌,有的托物寄兴,言近旨远,面对现实,有感而发,往往以曲折、委婉的方式,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充实的意蕴、含蓄的旨趣、生动的形象、优美的旋律,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启示;有的述史叙事,杂以议论或抒情,“搅碎古今巨细,入于兴会”(清·王夫之语),所谓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作为哲理的激情或历史的反思,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有的以议论为诗,刻意翻新,直抒胸臆,大多以牺牲形象性为代价来强化哲理性,突出作者的主观感情色彩,有助于我们开拓思想,探讨问题。当然,这些诗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问题。一是,限于篇幅,拘于声律,不能像文章那样,曲折尽意,析理入微;二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古代诗人未能对人才学各个方面问题作全面论述,涉及到人才对象,也只有政治、文学、军事方面的,而于科技、经济、法律方面的人才则绝少论及;三是,一些诗篇偏重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言行,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在揭示历史规律、认识客观事物方面,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反映了时代与阶级的历史局限;四是,有些诗篇干涩、枯燥,忽略形象性,缺乏艺术感染力。这些缺陷,对本书的写作产生一定的制约与影响作用。比如,有些重要的人才思想、成才规律,本应加以论列,但因找不到相对应的古代诗歌,只好忍痛弃置。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揣谫陋,按照原定篇目,一篇一篇地信手写来。虽然难免挂一漏万、牵强附会、捃摭吞剥之讥,而熔诗入文,为我所用,引古论今,自抒怀抱,在人才学研究与古代诗歌鉴赏方面,总算进行一番“筚路蓝缕”般的探试。为败为成,是瑕是瑜,听凭广大读者去鉴别与评定吧。如果尚能引起一些古典诗歌爱好者、人才学研究者、领导干部、组织人事部门的同志,特别是立志成才的广大青年朋友的兴趣,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参考了《中国人才史稿》、《宏观人才学》、《人才述古》、《人才学概论》、《人才知识手册》和《唐诗鉴赏辞典》、《历代论史绝句选》、《历代题画诗选》等许多名家的著述,以及报刊上的有关文章。现在,谨向它们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著名作家余心言同志于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使我受到巨大的鼓舞与鞭策,在此一并
致谢。


王充闾                  

1987年于营口        



《柳荫絮语》后记

我练习散文写作,始于50年代后期。那时在新闻单位工作。编采之余,常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散文、随笔,披诸报端。这样坚持了几年。十年浩劫中,由于不想陷入惯于罗织人罪的林彪、“四人帮”的文网,更不屑于去写那类献媚邀宠的帮闲文字,所以,整段是个空白。前人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说法。其实,在那万马齐喑、斯文扫地的年月里,到处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句”尚不存,“工”何谈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面对着潮平岸阔、虎跃龙骧的蓬勃景象,创作情怀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锁链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真实的感受,伴着联翩的浮想,通过理性的过滤,揭示出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美感。这样,就再次与缪斯女神打上了
交道。

但是,光阴荏苒,其时已届“不惑之年”。朱自清先生有言:“中岁为诗难孟晋,只宜工拙自家知。”就我个人的气质和素养看,大概也确乎难以在艺术方面获取大的突破。又兼身处省、市领导机关,会海沉浮,劳形案牍,深入生活与研习创作的机会很少。所以,尽管抓紧了可能支配的一切业余时间,兢兢为之,而作品质量终觉平平,往往流于直白,失之清浅,实在有负于这瑰奇、绚丽的伟大时代。

当然,这些文字,无论是礼赞自然、剖析世态的婉喻微讽,还是感物吟志、涉古论今的遐思玄想,毕竟是过去一段时间笔耕墨耘的留痕,意蕊心香的印记。敝帚自珍,不甘弃置。因此,当春风文艺出版社决定结集、刊行时,我还是将它们略加剔抉,归为一束,以献曝之诚飨诸读者。所辑七十篇散文,大部分是近作;其中也有几篇二十几年前的作品,意在存留些许往昔的足迹。按其内容与形式的不同,分为五辑:曰乡情,曰萍踪,曰说荟,曰心迹,曰材论。时间互有参差。

将文章送去付梓,有如嫁女出门,自然希望她能够焕发光彩。但世间万物贵在本色、天然,原不必巧加雕饰。明人有诗云:“但写真情和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是媸是妍,为毁为誉,都付与时间天平去检斤拨两,听凭读者作品评鉴定。倘世有同好,尚能博得几许共鸣,我将献上掬诸肺腑的谢忱,感到由衷的欣慰。

多年来,养成了晨兴、傍晚负手闲步的习惯,清风徐来,柳丝拂面,平日的诸多感想、见闻,汩汩地涌上心头。书中多数篇章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构思、结想的。劳者自歌,随兴而就。内容比较芜杂,而且多是些詹言细事。因而就借了里面一篇文章的题目,名之为《柳荫絮语》。感谢著名作家单复先生在创作紧张、繁忙的情况下,为本书写了序言。作为散文界的前辈,对于后进多所称许和鼓励。自知力有未逮,我将奉为心仪的目标去奋力实践。在本书出版过程中,春风文艺出版社马兆政先生曾给予热情的指点、教正,倾洒了宝贵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王充闾                  

1986年春记于营口      



《致亲爱的读者》后记

在整理这部《域外书简》过程中,我蓦然记起了少年时一位敬爱的
师长。

那年我十五岁,在初中二年级就读。一天午后自习,班主任富老师走进来,手拿一本冰心的《寄小读者》,是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竖排本。她说,这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经典”,也是“爱的经典”,希望同学们传着看看。当时,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现场向同学们提议,首先是大家传看,每人不要超过两天;然后选出二十九人—因为全书共二十九封书简,每人抄写一篇。这样,三个月之后,这本手抄的《寄小读者》,便装订成册了。

随之,我暗自下了决心,将来也要用书简形式来讲述自己的见闻与心得。上世纪60年代,供职于新闻单位,我曾以“金风书简”为总题,写过一组游记散文;待到80年代以后有了出国机会,记怀当年的“夙愿”,便逐日写下日记,一直到现在,每次出国,都坚持书写,从未间断。期间,有的篇章曾以散文形式,在报刊上发表过。

这次,承蒙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关注,听说我有一部域外游的日记,建议我循着文缘·理蕴·奇观这个脉络加以选编,整理出一本二十万字以内的《寄亲爱的读者》。我觉得这个设想很别致、很新颖,如果弄得好,肯定会有一种现场感,令读者分外感到亲切。于是,欣然从命。

这样,我便按照编者提示,迅速投入了实际操作。就中,体现了设置、设身、设问三点要求—

所谓“设置”,指的是《书简》的具体编排、设计与心目中的读者定位。我的出国访问,始于1985年,迄止2011年。二十七年间,足迹所至四十多个国家,记有书简式的日记近四十册;这次按照编者要求,从中选取了寄自十八个国家的四十五封书简,以出访时间为序,分列胪列在三十八个标题之下。说到读者定位,我预想,大体上是那些好学上进、求知欲强、视野比较开阔、敏于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青年、中年读者;当然,肯定也会有一些老年和少年的读者朋友。

所谓“设身”,含有二义:一是身临其境,每封书简所涉内容,皆为作者在场的亲见亲闻,并且都是即日书写;二是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设想身处读者的境地,揣摩、体察读者的心境。

所谓“设问”,就是觉得每时每刻,面对的都是亲爱的读者,他们一面阅读,也会一面询问。由于信中所述,全在异域他乡,涉及到的人文环境、社会自然条件比较生疏,他们会不断地质疑、提问,这样,我在写作时,必须“心中有读者”,有些地方需要做些必要的情况说明、背景
交代。

我想,要向读者交代的也就是这些。

最后再说一句:敬爱的富老师,真是由衷地感谢您!


王充闾                  

2013年7月             



《域外集》题记

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无异于儿女;出版了,可以看作是儿婚女嫁。引用一句成语,叫作“向平愿了”—儿女成家了,当父亲的,像东汉时期的向平那样,了结了一桩心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出版的作品集都属国内题材;而这次结集的却来自域外。颇似一队黑头发、黄皮肤的姑娘丛中,俏立着一个碧眼金发的女郎。在这个喜庆日子里,身为父母,照例要讲几句话。

可是,此刻的作者,却无论如何也兴奋不起来,说是“向平愿了”,却是“了犹未了”。

书中四十八篇文章,始记于1985年,迄止2011年,前后二十七年时间,年均竟然不到两篇。且不论质,即以量计,也是少得可怜,不能不深感愧怍。特别是还有十几个国家,像法国、埃及、意大利、丹麦、捷克、匈牙利、芬兰、瑞典等等,虽已涉足其间,却都未曾着墨,尤其觉得无法交代。

按说,作为一个普通的写作者,能有机会走访三十几个国家,已经是善缘不浅了。只是由于生性驽钝,当时未能捕捉到慧悟灵思,过后又因循怠惰,没有按迹追踪,穷追不舍,终致错过了出版机会,憾何如也!

但愿此书有再版机会,我将重吮秃毫,再作“冯妇”,补苴罅漏,也算最后了此“向平之愿”。


王充闾                  

2014年3月            



《张学良人格图谱》题记

或问:现今,关于张学良的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已经叠床架屋,不一而足,你还要推出这个《人格图谱》,不怕内容重复吗?

答曰:上面列举的都属于“史”的范畴。唐·刘知几有言:“史书者,记事之言也。”而本书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它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本书以“人格图谱”概之)。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纪实为满足,还须通过文学的手法(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史家的眼光、哲学的思维对事实加以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历史强调叙事的客观性,而文学主观色彩鲜明,所谓“须教自我胸中出”、“诗文无我不如删”。有此三者,当可自张旗帜,不以重复为虑也。


王充闾                  

2009年4月             



《春宽梦窄》题记

“春宽梦窄”,原是一句宋词。现在把它摘取来作为书名,意在说明大千世界和人生旅程是丰富多彩的,是无限的;而作为现实与有限的存在物,人的想象能力、认知能力、表现能力,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则是有限的。因为人的思维都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不能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春宽梦窄”。—当然这是一种借喻。

面对这种现象,我及我的散文自然也不能例外。好在奉行一个“真”字,明心见性,本色天然。这里有欣戚心迹,有风雨萍踪;有纯情的忆念,有热切的憧憬;有新旧异质的递嬗,有出世入世的融合;有“今古乾坤秋一幅”,有“万里灯前故国情”。借助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厚爱,愿以野人献曝之诚,把这本散文集双手托给敬爱的读者。


王充闾                  

1995年1月             



《沧浪之水》题记

“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这本散文随笔集,尽管只是一些詹言细语,但自信还是于世有补的。至于作用多大,就很难说了。《楚辞》中有一首渔父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愿读者诸君也能如此对待这本小书—作者竭诚掬献的一泓“沧浪之水”。


王充闾                  

1994岁杪              



《一生爱好是天然》题记

《牡丹亭》里的女主人公、南安太守的千金小姐杜丽娘,那一天,在婢女的怂恿下,摆脱了长年的身心束缚,悄悄推开绣阁的门,偷偷地走进了姹紫嫣红开遍的后花园,蓦然接触到真正的春天。一路上走着,看着,大自然的美渐渐地在她的内心里唤起了共鸣,进而惊奇地发现:自己的生命之花,原来竟和春天一般美好,一般绚烂,于是脱口而出:“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本集散文作品借用这一绝妙好辞作为书名,从内容上看,固然也蕴涵着对自然美的欣赏、赞叹的情怀;但更主要的是想表明一种审美取向,体现文学创作(甚至包括人生)的一种向往与追求。

就创作论而言,按照东方的审美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自古以来,就被看成是一种美的极致。其实,它更是一种情志,一种风格,一种境界。为文也好,为人也好,能否做到本色、天然,往往是衡量其是否臻于化境的一个标准,这是起码的要求,却又是甚高的。他人如何,不敢臆断,反正就我自己来说,那是很难跨越的一个标杆。

先哲有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所以,我也只能说,一生“爱好”是天然。


王充闾                  

2001年秋              



《龙墩上的悖论》题记

人,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研究历史活动,再现历史生活,自然应该着眼于“春灯走马”般穿行其间的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

而封建帝王,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借用佛经上的话)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

举凡有关人性的拷问、命运的思考、生存的焦虑以及生命的悲剧意义的探索,都必然会触及哲学的层面,碰到一系列不易把握的、没有逻辑的、充满玄机与隐秘的东西,即所谓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

应该说,这是一个颇具诱惑力与挑战性的话题。诚如英国逻辑学家斯蒂芬里德所说的:“悖论既是哲学家的惑人之物,又是他们的迷恋之物。悖论吸引哲学家,就像光吸引蛾子一样。”我的理解,所谓“悖论”,是指一种能够导致无解性矛盾的命题,或者命题自身即体现着不可破解的矛盾。悖论也可以表述为“逆论”、“反论”,诸如二律背反,两难选择,应然与实然、动机与效果的恰相背反,等等。

悖论,冲突的双方都具有充分的价值和理由,不涉及正误、是非的判断,而是经常体现在矛盾选择之中。选择往往是令人困惑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痛苦。信息过量,前路多歧,会使人莫知所从。腕上戴一块手表,可以毫不迟疑地确认当下的时间;而进了钟表陈列室,叮叮当当,响个不停,便无法判定几时几分几秒了。更何况,这里所说的选择,常常是“反贴门神—左右难”,许多都带有无解性。也正是为此,它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立体的、多维的历史进程,经过太多的整合与过滤,难免会祛除许多鲜活的富有生机的东西。作为一个散文作家,我不想让作品呈直线、平面、单维状态,而更执着于“运用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个人感受”(萨特语)。

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它的非理性、不确定性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地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由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这一切,对于我,已经成为一种召唤,一种宿命。

当然,“情感预期”未必都能靠得住,愿望与实际时常出现悖反。我会不会也是“本来要奔向草原,结果却闯入了马厩”呢?


王充闾                  

2007年夏日           



《淡写流年》题记

伴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人们心目中的宇宙会不断地向外扩张开去,而就个体生命来说,人生的风景却在这种扩张中相对地敛缩,曾经喧嚣灵海的汐潮,在时序的迁流中,已如浅水浮花,波澜不兴了。淡写流年,就是要恬淡而冲和地解读生命,通过文字来重现一个鲜活的生命真实,描绘一种生灭流转的人生风景。

时间在销蚀生命的同时,自然也接受了记忆力的对抗—往事总要竭力挣脱流光的裹挟,让自己沉淀下来,留存些许痕迹,使已逝的云烟在现实的屏幕上重现婆娑的光影。而所谓解读生命真实,描绘人生风景,也就是要捕捉这些光影,设法将湮没于岁月烟尘中的般般情事勾勒下来。

回忆是中老年人的一种特有的专利。它是对于遥远的童心的痴情呼唤,是重新感受年轻,追忆逝水年华的一种心灵履约,是对于昔日芳华的斜阳系缆。普通的人们毕竟还都天机太浅,既不具备佛家的顿悟,也没有道家“坐忘”的功夫,总是像《世说新语》中说的“未免有情”,因此,在展现飞逝的生命的过程中,在感受几丝甜美、几许温馨的同时,难免会带上一些淡淡的留连,悠悠的怅惋;而且,由于想象中的完美和过于热切的期待终竟代替不了实际上的近乎无情的变迁,所以,回忆常常带有感伤的味道。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玉溪生就在《锦瑟》诗中慨乎言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即已惘然,更不要说事后追忆了。

许多生活的图像,在心灵的长期浸染下,已经成为一种前尘梦影,旧时月色,一似飘逝的过眼云烟,或则了无踪影,或则漫漶模糊。由于追忆属于想象的领域,它是在时空变换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综合,新的加工,因此,凡是追忆都会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夹杂着本人对于过往情事的重新诠释,包括赋予它以当时未必具备的新的意蕴、新的感受。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无论回忆也好,捕捉光影、勾勒情怀也好,充其量只能是粗具形体的原始素描,而绝非摄影机下原原本本的照相,更不可能是那种记录三维空间整体信息的全息影片。

当然,就算是原原本本的摄像或者全息影片又怎么样,年光已如飞鸟般地飘逝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空巢,挂在那里任由后人去指认,评说。有人说得更为形象: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经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唯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瓜子壳。


王充闾                  

2000年6月于沈阳      



《长城外古道边》题记

地处“长城外,古道边”的东北三省,民族风情的个性特征是至为鲜明的。酷寒悭吝的自然环境,流动性极大的牧猎、田野、战地生活,强化了力量与勇气的拼搏,塑造出古朴剽悍的民风、粗犷质实的性格、旺盛的生命活力和较强的文化吸收、整合能力。

这片辽阔、富饶而原始的大地上,自古就蕴涵着一种野性,一种豪气,一种蓬勃的生机。青苍的旷野托举着浩渺的天穹,“喜茫茫空阔无边”,“眼底鹏飞风举”,该是何等的开心,何等的壮丽啊!无疑会触发壮怀激烈的风云儿女,燃起内心深处的神秘诱惑,高扬生命之舟的理想风帆。就在文人们惊呼“江南妩媚,雌了男儿”的时刻,辽朝女诗人萧瑟瑟正激情四溢地在北地放歌:“直须卧薪尝胆兮,激壮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云。”

面对那些时间上悠远、空间上浩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相信一些思想者会生发出一种与之直接对话的灵性冲动;或者像当年的屈子那样,向着这片神奇的天地,独自发问无数个“为什么”。

也很可能,那充盈着质朴的美、粗犷的美、宁静的美的梦之谷、画之廊,在诗人的情感的琴弦上奏出美妙的和声,不期然而然地淹入了自己的性灵,潜滋暗长一种重葆童真,宠辱皆忘,挣脱小我牢宠,返回精神家园,与隽美清新的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悟。

而我—这个庸常的大地之子,则在茶余饭后,写出了如下一组
文字。


王充闾                  

2009年于沈阳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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