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的生命对话 心灵的隔空共振
——解读王充闾散文集《国粹》
李 阳
王充闾的《国粹》以散文的形式将历史纵深处的人与事娓娓道来，展现出深刻的哲思与情怀。在文学创作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当今，王充闾的散文创作以自觉的深度意识、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诗性生命境界的高扬诠释了人文精神的内涵。
一.散文创作的自觉深度意识
作为一本历史散文集，《国粹》对历史事件以及历史人物的描述与剖析并非仅仅停留在转述史料的层面，而是从某个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说开去，层层抽丝剥茧直探最为幽微隐秘的内在根源，极具哲学意蕴和思辨色彩。这种创作方式使得其中的各篇散文读起来深邃隽永，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实际上，王充闾散文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哲学深度与他创作中的深度意识密不可分。
这种对深度的自觉追求首先体现于他的创作过程。王充闾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归纳总结、辩证视听，他直言自己“在阅览史书的过程中，总是随读随记，一切有关人物品鉴、人才理论、人生遭际、命运抉择、人性发掘、生命价值、功过得失、事物规律等诸多心得体会，即便是吉光片羽、点滴感悟，无不认真记下；然后，进行分析、排比、归纳、综合，包括对于史实的重新把握；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联想，中外比较，历史哲学的思考，人生智慧的升华，以及对于人物、事件及其演进变迁的认识与感悟，加以联结与组合，最后按照一个个专题用文字整理出来。”这种堪比学术研究的创作方法使得他的散文不是对历史事件的浅表叙述或者简单罗列，而是理路清晰、思维辩证、充满哲思。虽然言语之间处处谈论着淹没在时光深处的人与事，但是在文字之外又时刻渗透着作者纵横比对、穿越古今的深刻思考与人性追问，对当代生命个体的现实生存与价值考量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这种深度意识还体现在他对史实的深度思考之中。以法国哲学家福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曾指出：历史充满断层，历史由论述构成。王充闾对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没有明确表态：“国外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与历史已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历史还原真相本身也是一种虚拟’的观点，我们且不去说”。但是在他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分析中却运用了与新历史主义相似的思考方法，他指出史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义理正确与事实真相的混合体，“历史是一次性的，当一种事物成其为历史，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特定的人、事、环境尽数都消逝了。那么，未曾‘在场’者（时人或后人）在恢复历史原态过程中，有时就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规律和人物性格的逻辑，进行必要的充实与渲染，其间更是难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主观性介入。”由此可见，在王充闾看来，历史是一种表述，历史表述过程中的权力话语、礼教规范、义理习俗等因素共同决定了叙述主体的视角与口吻。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观，王充闾在历史散文的创作中，不拘泥于史料，而是以文学家的想象以及哲学家的思辨对历史人物彼时彼刻的心灵状态以及历史事件的个中原委进行既合乎情也合乎理的推想，这种推想让读者感到如临其境的亲切，也感到醍醐灌顶的透彻。历史在他的散文中别有一番滋味，引发了历史人物、作者、读者之间心灵上的强烈撞击与隔空共振。
对于创作中的深度意识，王充闾在他的《渴望超越——关于文学创作深度意识的探讨》一文以及《国粹》、《文脉》等书中均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认为，当今的读者已经不再满足于从阅读中获得浅层的消遣和娱乐，而是期待通过阅读增长人生智慧进而认识自我、叩问生命，获得精神上的深层感悟与超越。因此，历史散文有必要进入历史深处，与消逝在时间长河中的古人进行生命的对话，并将古人的智慧与胸怀、经验与教训带给今人，通过散文创作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二.在历史裂隙处关注人心人性
人性是复杂的，人心更是瞬息万变。正是这复杂的人心与人性构成了历史事件的肇始源头，也是千百年来文学佳作的核心要素。文学即是人学，历史又何尝不是？历史事件由人主导、史书著作也由人来记述，人在历史中始终发挥着主体的能动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人心与人性决定着历史事件的起承转合与最终走向。王充闾对这一点尤为看重，因此，他在《国粹》一书中表现出对人心与人性的特别关注。
他将这种关注概括为“读史通心”。在阅读史书、整理史料的过程中，不做旁观者的苛责与评判，而是以当事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到历史事件中来，透过时空、物我的种种阻隔，设身处地的加以体察，感同身受的加以理解，“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在这样一个古今对话的过程中，既有对古人的心灵叩访也有对今人的人性追问，在这种状态下的历史散文写作与阅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无关痛痒、超然洒脱的，而是充满着深深的感怀与悲悯。在《国粹》一书中，他写到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有炎帝、皇帝这样的先民初祖；有庄周、孟轲这样的思想巨擎；有嬴政、赵佶这样的君王；亦有秦良玉这样的女杰；曾国藩这样的将相；严光这样的隐士……应该说，这些历史人物不论在当时当世还是在历史烟波中，都既有外在的公众形象又有内在的心灵镜像。历史人物的外在形象往往被世人所知而逐渐脸谱化，成为一种标签式的存在，然而历史人物的心灵镜像却是幽微隐秘的，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独自沉吟、鲜为人知。在王充闾的散文中，这些历史人物被揭开了固有的脸谱，再一次鲜活生动起来，以内在的心灵镜像示人，散发出或明或暗的人性光彩。在《隐士》一篇他写到了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他认为历史上的隐逸之士并非素来无心功名，他们也有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心灵煎熬与意志摇摆，“任何一个隐逸的士人，自幼接受的也都是儒学的教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奋斗目标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人生‘三不朽’抱负，从小就在头脑里扎下了深深的根。他们总是以社会精英自居，抱着经邦济世、尊主泽民的理想，具有极其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然而在现实环境下，这些隐士无论是仕途阻塞、心灰意冷的被动退出或是心性高洁、情怀恬淡的主动归隐，都难免要仰仗着精神与意志的支撑，才能从身心两方面战胜现实生存中的种种强烈诱惑，“以终生安贫处贱为代价”给灵魂找个安顿的处所。可以说，王充闾透过历代隐逸之士诗酒为伴、遁匿山林、闲散逍遥、与世无争的种种表象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懑、不甘、纠结与遗憾之感，直抵隐逸之士的心灵深处，在他看来，这种隐逸的人生选择是何等的潇洒超脱又是何等的煎熬痛楚！在《苦味人生》一篇中，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的曾国藩褪去了谋略与修为的鲜亮外衣，展现出卑微的灵魂暗影，“在他的身上，智谋呀、经验呀、修养呀，可说应有尽有，唯一缺乏的是本色。其实，一个人只要丧失了本我，也便失去了生命的出发点，迷失了存在的本原，充其量，只是一个头脑发达而灵魂猥琐、智性充盈而人性泯灭的有知觉的机器人。”从人性的角度入手，王充闾将曾国藩蜷缩在内心角落一世不得自由舒展的心性与灵魂展现出来，深刻的指出，纵然曾国藩一生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功业与名声，但是其内在心灵却充满着违背生命本真的苦涩与煎熬。可以说，正是这种“读史通心”的做法，使得王充闾的历史散文读来生动鲜活，将历史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将事件原委论析得鞭辟入里。
不仅如此，王充闾对历史裂隙处展现出的人心与人性饶有兴趣。这种历史裂隙处既包括宏大历史事件的细微阐释，也包括历史中平凡小人物的遭际与命运。在对待历史阐释问题上，王充闾始终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指出自己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注重“对作史者进行体察，严索其作史的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通过对历史事件叙述角度与叙述方式的考察，反观史书作者的意图、心性、胸襟以及境遇。在《尽信<书>不如无<书>》一篇，他专门论述了史书载记失实的问题，借用日本导演黑泽明的经典影片《罗生门》来阐释历史文本的开放性与多义性。他认为，历史事件的发生为阐释者提供了一个开放而多维的文本，历史作为已经消失了的过去，不可能再进行实际的感知和体验，因此后人所作的任何“还原”都是一种带有想象性的思考与阐释。这种阐释成为了历史的裂隙处，展现历史事件的同时也展现了作史者的心迹、隐衷乃至心胸。这也要求读者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保持一种既能入乎其内也能出乎其外的存疑态度。
“事是风云人是月”，这是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精妙比喻，历史事件是一种不可重来的过往，但是历史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境却能穿越时空与当代生命个体相遭逢。王充闾的历史散文正是着眼于古今之人心人性的相近相通，对古今之人心人性的论析使得他的散文作品具有穿透历史文本观照现实生存的意义与价值。
三.对诗性人生境界的高扬
从篇章结构上来看，《国粹》一书分作“祖先：人生命脉”、“人文：生命符号”、“河山：文明大地”、“传统：生活智慧”四章，除去“祖先：人生命脉”这一章直接写历史人物以外，其余章节主要以记述事件、风俗、名胜为主。但是不论是否以历史人物为主要书写对象，历史始终以人为中心，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演绎着各自不同的生命轨迹也展演出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在众多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孔中，王充闾对旷达率真、人格独立者尤为欣赏，他的历史散文高扬一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诗性人生境界。
在《达人境界》一篇王充闾通过对北宋文学家苏轼谪居儋州期间生活情景的描述以及诗文作品的解读，对这种诗性人生境界进行了诠释和赞扬。儋州地处南荒郊外、风涛瘴疠，生存条件艰难困苦，加之惨遭贬谪、仕途道阻，苏轼来到儋州之后的心情可想而知。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并没有一直沉浸在压抑苦楚的情绪中，而是对这蛮荒艰苦之地的自然风光以及当地淳朴善良的黎族百姓产生了深厚感情，甚至发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慨。王充闾认为，苏轼“在对腐败的官场，世俗的荣华以及尔虞我诈的人事纠葛表示厌恶、轻蔑与怀疑的同时，表现出一种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的精神境界，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觉醒。”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旷达超然的诗性人生境界的达成，得益于价值观念的两个转换：一个是“心智由入世归向自然，归向诗性人生”；另一个则是“把实现‘淑世惠民’理想的舞台，由‘庙堂之高’转移到‘江湖之远’，从关心民意、敷扬文教、化育人才的实践中拓开实现自我、积极用世的渠道。”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能做到价值观念的转变与心境的调整绝非易事，王充闾将唐代文学家李白的晚年际遇与苏轼进行了对比，二者面对的境况十分相似，然而，同样才情旷世、诗文绝代的诗仙李白在遭遇贬谪之后始终难以释怀，他豪放疏宕的诗文作品展现的多半是内心的愤懑不平、忧愁苦楚。相比之下，苏轼却旷达得多，儒、释、道三种思想传统在他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使得他面对不同的人生境遇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安宁。也正因为如此，王充闾称苏轼为“达人”，他的这种超然旷达、无往而不乐的人生境界乃是一种达人境界。
在《性情生活家》、《才人真绝代》等篇章，王充闾还写到了袁枚、赵佶等历史人物，以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来看，这些人物都有着不能建功立业的诸多遗憾，但是他们的艺术成就、精神境界却给生命存在增添了一层光彩。这些历史人物恬淡的心境、率真的性情、悠然自适的生活状态让有限的生命过程呈现出无限的诗意与美感，进而延展了生命的厚度，将平淡的日常生活超拔至审美与诗性境界。
余光中在《散文的知性与感性》一文中曾说：“在一切文体之中，散文是最亲切、最平实、最透明的言谈，不像诗可以破空而来，绝尘而去，也不像小说可以戴上人物的假面具，事件的隐身衣。散文家理当维持与读者对话的形态，所以其人品尽在文中，伪装不得。”我想，这段话用来形容王充闾的散文创作尤为贴切，王充闾先生集学者、官员、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融汇于他的思考与创作中，其散文作品充分展现出他的人品、学养、智慧与情怀。《国粹》一书厚重深沉、充满人文精神，在商业文化盛行的时代，王充闾以知识分子的良知与坚守召唤文学性，引领读者思索人性、叩问生命、获得精神愉悦，遇见这样的文字是当代文坛的幸运亦是当今读者的幸运。
（作者为文学博士、副教授，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