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于“自然”
---读王充闾先生《庄子全传》有感
郭玉杰
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都表现出了以历史上或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描写对象，主要人物和事件符合史实，而且人物生平经历具有相当的完整性。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叙述和语言描写，塑造出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从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并且感染读者。王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庄子全传》正是这样一部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为两千多年前的庄子作全传，可想而知，难度之大。其一，史料匮乏，内容零散，正史记载聊聊，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只是在《列传第三·老子 庄子 申不害 韩非》中数言略表。之后，虽历代传疏、研读的文章不断，但皆见仁见智，且大多只唯《庄子》一书探讨，难以形成庄子其人的完整性。其二，有关庄子的考古记录，几乎无影，造成庄子的生平经历除《庄子》和有关史料的散记之外，大多是传说。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王充闾先生竟历经十余载，成就“一部全面而详尽的《庄子全传》”，全书生动形象又不乏学术品味，具有文史哲兼备、雅俗共赏、古今贯通的特质。作者以严谨的写作态度，依据《庄子》文本及相关史料、传说，汲取融合历代贤哲的众多研究成果，经过精心组织材料，巧妙布局谋篇，以散文形式、写实手法，呈现了庄子的生命历程、生活状态、人生特征、思想轨迹，彰显了庄子的影响力，完成了“时代巨人”——庄子的形象塑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优良文化传统的传承，贯注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拜读此书，如曲径通幽，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虽感触颇多且益深，却只能谈浅点滴之得。
王充闾先生以严谨遵奉史实的态度，旁征博引，揭去了庄子两千余年来扑朔迷离，甚至神秘莫测的面纱，为读者写出了一位呼之欲出、可感可近的“庄老先生”。《庄子全传》叙事娓娓道来，语言瑰丽而不失朴实，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读者都会有不同程度、各得其所的收益。青年人读之，会感悟到庄子着眼于精神自由、崇尚思想解放的逍遥；中年人读之，会领悟到庄子摆脱功名利禄，鄙视金钱权力的超越。因为“庄子哲学是艰难时世的产物，体现了应对乱世、浊世、衰世的生命智慧。”庄子面对战国纷争的现实，不做所谓的真“隐士”。王充闾先生曾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隐士》中说，“古代士人的隐心，分自觉与被动两途，有些人是在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剧烈打击或深痛刺激之后，仕途阻塞，折向了山林。开始还做不到心如止水，经过一番痛苦的颠折，‘磨损胸中万古刀’，逐步收心敛性，实现对传统人格范式的超越。也有一些人以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为旨归，奉行‘不为有国者所羁’、不‘危身弃生以殉物’的价值观，成为传统的‘官本位’文化的反叛者”。庄子自然是后者，而且以此心观其世，又以“游世”之行而对之。于是他不逃避现实，也不做进攻者，更无战胜之意，而是坚守自然本性，维护生命自由，在夹缝中生存，在乱世、浊世、衰世中摆脱困境，养性全生。此种人生之道，对后世而言，即使人们生活的时代不是乱世、浊世、衰世，但世间的各种矛盾与纷争也是层出不穷与变化多端的，同样值得人们思考、借鉴、吸取，从庄子身上得到启示。
感触尤深者是老年人读《庄子全传》，若结合自身生活阅历，细细咀嚼，更应受益匪浅。老年人经历多，尤其是曾入世多年者，遍察人事；一经出世，更应转换思维方式和生活样式。若想从从繁杂中解脱出来，走向简单，面对世事“想得开”“放得下”，颐养天年；阅读感悟《庄子全传》，则会事半功倍。
《庄子全传》一书在庄子之“自然观”方面，突出了“回归自然本真，重视生命个体”这一点，并为人们作了明了的解析。“自然”是庄子在《庄子》一书中反复阐述的核心理念，更是他一生探求与追求的极致。王充闾先生在《庄子全传》中为人们作了深刻而明晰的解释：“崇尚自然，回归自然，顺应自然，这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这个‘自然’应该是广义的，既指本真的自然界，也涵盖自然境界，并具有本性、本然、本根的内蕴。”人们本自置身于自然界，可是面对的却是大量的“人化的自然”。这样，就应该选择好并进入到一种适合自我、不碍他人的“自然境界”。这种“自然境界”表现在如何对待人世、事物的方方面面，而庄子的“崇尚、回归、顺应”，特别是“顺应”，便是足可借鉴、可取的途径。
人之暮年，虽寡事清为，但有人仍会有萦萦于怀、挥之不去的自忧，很难找到一种“娱我”且“忘我”的“自然境界”。人人难以逾越的生老病死的“死”，令多少人思之如虎、闻之若狼。如果能从《庄子全传》中有关庄子生死观的叙述与阐释中得其一二，则会渐渐明白。王充闾先生在《庄子全传》第五章第十七节“哲人其萎”中这样写到，庄子的生死观就是“生寄死归”，生死一如。生命只是偶然的有限的历程，生是死前的一段过程，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生与死不过是一种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
这个“道”即自然，生死同一，皆属自然。此在《庄子·至乐》篇“鼓盆而歌”中可证：“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慨）！然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自以为不通乎命”的“命”，便是自然。
这样的生死观不但表现于别人，就是于其本人，也如此。在《庄子·列御寇》篇记之：“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曰：‘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更有史料佐之，《意林》引桓谭《新论》载：“庄周病剧，弟子对泣之。应曰：‘我今死则谁先？更百年生则谁后？必不得免，何贪于须臾。’”死是归于自然，有“天地”“日月”“星辰”“万物”为“葬具”，何须“加”。“乌鸢”“蝼蚁”皆属自然，何必“偏”。“谁先”“谁后”都不可避免，为何贪于片刻。
如此纪实的文字，如此平静地对待死亡，可见庄子之生死观的豁达，自然中存在生命，生命中包含生死，生死是自然之事，于是顺应自然，以理化情。其死即“回归”，自可“顺应”，归结为，是其对自然的本真的“崇尚”。这种“崇尚”使人从诸多束缚中解脱出来，进而达到了身心的自由与超越。
庄子面对“死生亦大矣”的“死”能如此“自然”“逍遥”，回溯其一生，辞去“漆园吏”“宁其生而曵尾于涂中”，不做“牺牛”而可得为“孤豚”，甘为“泽雉”等等，皆显现了其特立独行又远见超凡的清醒；于是“游世”生存，安贫乐道，传道、授业、解惑。庄子如此清醒的根本源于“道”，虽然庄子之“道”始于老子之“道”，但对老子之“道”有批判式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体现了他“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物物而不物于物”的思想。“道”是可言、可议、可见、可听、可触的，“道”是无处不在且现身于具体事物之中的，“道”是与人生思考、生命纵谈、精神自由、思想解放相融的，他使“道”更加丰满而具体；于是成其为“庄子之道”。王充闾先生把“庄子之道”解析为五张面孔，使读者更清晰地认识了“庄子之道”。其第二张面孔即“庄子之道”“表现为自然性”，而且将其“自然性”从人之个体的“生死观”拓展到时世的“生存观”的大视野。王充闾先生这样认为，“庄子极力反对短视、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否定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对自然进行种种干扰与破坏；认为物无贵贱，都有同样的生存与发展权利，他极度痛心地描绘了由于打乱自然秩序、背弃生物本性所造成的鸟惊兽窜，草木不得生长，昆虫无处栖身，万物失去生存环境的惨景，表达了他对于生态平衡的关切之情。”这是两千多年前庄子忧虑的目光与今人睿智的观察的碰撞与契合。面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人为地过度开发，已造成了生态的失衡，是该慎重地思考庄子的“自然观”了。人类中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阶层，无论哪个职业，无论哪个年龄，都应慎思于己，合理开发利用，则“人与天一”和谐发展，因为自然资源的“绿水青山”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金山银山”。
由于历史的局限，就“自然”而言，庄子的“自然观”自有偏见一面，王充闾先生在第十八节“身后衰荣”中指出，庄子主张一切顺应自然，不对自然进行人为的加工，批判人类粗暴地征服、控制、掠夺大自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反对对大自然进行任何改变，认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这也是一种偏颇。
《庄子全传》给人的益处既宽阔又深远，她立体化地让我们感知了“时代巨人”庄子及《庄子》一书的精华。也让我们认识到了庄子用文字表现的是“警示”，而不同于儒家的“说教”，此点更值得深悟。庄子主张“与时俱化”，这也给我们以启示，对庄子的“自然观”只有借鉴、吸取，“化”为创新的“自我”；因为自然不可复制，自然境界更不可复制，一旦复制，则僵化，则异己；异己则泯灭了人格的自由、精神的独立和境界的超越。
（作者为学者、诗人，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