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论中的悖论
——读王充闾先生散文集《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
韩春燕
摘 要：王充闾先生的散文集《龙墩上的悖——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在对“悖论”的寻找和揭示中也显现着创作主体自身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矛盾纠缠，理性精神与审美情感的彼此博弈，寻找意义与洞见虚无的相互龃龉。
历史无疑是人的历史，然而，历史又往往用—串串数字，一个个事件，将活生生的人变成干瘪的符号。历史是客观的，它就上演于我们时间大河的上游，而历史也是主观的，在每个观众那里，它的剧情都要经过接受主体的二度创作和加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
面对历史，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路径，当然，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王充闾先生面对历史的苍茫，选择与那些历史深处远去的生命对话，用自己的心灵去丈量、去体察、去叩问，去照亮幽暗的历史和诡谲的命运。无论是江南首富沈万三，还是唐代诗人李太白，清代学者陈梦雷，抑或是一代明臣李鸿章和曾国藩，甚至包括刚刚离开不久的风流少帅张学良，王充闾先生都为他们绘制了一幅幅详尽的人格图谱。从自我生命体出发，去抵达另一个生命，以自己对生命和世界的感知，去探究历史人物的文化背景、性格、遭际、命运，以及他们命运遭际的偶然与必然，进而揭示宇宙人生的奥秘。这是王充闾先生走进历史的方式，也是他呈现给我们的别样风景。
皇帝，作为历史活动中的特殊人群，“由于他们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一那个‘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为怖畏’的龙墩宝座，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运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会引起人们的加倍关注。”王充闾先生这本《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将目光投向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封建帝王，以自己心灵的力量让他们恢复血肉之躯，重新演绎他们悲欣交加的人生。
王充闾先生的散文是感性的，审美的，更是理性的，哲学的，“悖论”二字是该书对中国皇帝命运，也是对历史和现实的终极阐释。
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创作主体的心灵之光所照亮的。
一部作品的文采和识见源于创作主体的心灵，而一个人心灵之光的强弱则取决于他的生命状态如何。土沃而苗发，文章是从生命深处、心灵深处生长出来的，它的每一个文字都携带着主体自身的秘密。王充闾先生是个学问大家，其丰富的知识储备，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感知，斐然的才情，以及其粲然的生命形态，滋养着他的文字，让它们散发着生命的灵光。
王充闾先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以文字抵达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生命，如今，我们可以沿着这些文字逆向而行，去探究文字中写作主体这一生命个体的存在状态。
一、道德和生命：儒家与道家的纠缠
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构成主体，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而儒与道的纠缠更是构成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绚烂丰富的生命世界和艺术世界。出世和入世，有为和无为，修齐治平与任其性命之情的逍遥游，往往成为他们“达”与“穷”时的不同选择。无论是诗仙李白“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政治抱负，还是政治家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绵绵乡愁，抑或是苏东坡时而敬佩“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橹灰飞烟灭”的周郎，想象自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去建功立业，时而“把酒问青天”，渴望出离万丈红尘，“欲乘风归去”，“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都体现出了儒与道在一个人生命里的胶着状态。儒家文化为个体生命灌注了实现价值的豪情，而道家文化则总是在恰当的时候完成对其生命的救赎。
王充闾先生无疑是现代知识分子，但他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则为他增添了许多传统知识分子的气质，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一起滋养了王充闾这一个体生命，培植了他的文化人格，而我们在王充闾先生的创作中，则可以反观这一文化人格的多元构成。
《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是作者以文学的方式进行的一次学术研究。悖论，无疑是一道哲学命题，作者在这部书中揭示了一系列的悖论：“愿望”与“结果”的悖论，“有限”与“无限”的悖论，“功业”与“人性”的悖论，“才情”与“职位”的悖论，“路径”与“目标”的悖论……我们可以在作者关于这些悖论的阐述中发现作者感性和理性、价值判断和生命理想的复杂状态。
王充闾先生秉持的是儒家的道德理想。在其中《祖龙空作万年图》一文中，作者总结了千古一帝秦皇嬴政的悲剧人生，从诸多方面对他的悲剧进行了条分缕析的深入探究。这个秦朝的始皇帝作万世之想，结果二世而亡；追求长生不老，结果壮年辞世；北修长城防强胡，结果中原耕夫造反；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结果秦被不读书的刘、项所亡。在作者那里，这种种仿佛学“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的乖谬之事，却是因为这个始皇帝拥有了太多的欲望，是过强的欲望使之进入了命运的怪圈，造成了他悲剧人生。
作者并没有一概地否定欲望，他承认欲望具有积极意义，但他对于无度的欲望无疑是给予否定和批判的，因为，在作者看来，这无度的欲望所导致的是残暴与贪婪，是冷酷和无情，是仁与爱的道德缺失。文中，作者对秦始皇的讥讽和嘲弄，主要针对的是秦始皇悖谬了儒家的道德理想，而儒家的道德理想则决定着作者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感受和评判。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将秦始皇与汉文帝相比，始皇帝不恤民力贪婪残暴，死后被无情鞭挞和嘲笑，而汉文帝“清静无为，简朴自律，与民休息，深得民心。”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体恤百姓、爱民如子则是儒家对一个好皇帝的判断标准。显然，对照这个标准，纵使秦始皇有怎么样的雄才大略，创下了多么了不起的千秋功业，他也不是一个好皇帝。
而在《汉高祖还乡》一文中，作者更是直接揭示了道德与功业的悖反。刘邦虽然战胜项羽成为“汉高祖”，但作者在道德层面揭示出他流氓皇帝的本来面目，礼义廉耻他一个不占，忠孝节悌与他无关，这是一个无人格、无信义、无德行的流氓无赖。而刘邦的对手项羽却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作者在文中这样写道：“……出身于贵族世家，耳濡目染孔孟之道，从而常常束缚于各种道德规范的项羽所不具备的。汉将高起和王陵，曾对刘邦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听了，刘邦并未予以驳斥，可见，他是认同这一结论的。所以，我们有理由说，项羽的悲剧，从一定意义上讲，是道德的悲剧。当时以致后世，之所以对这位失败的英雄追思、赞叹，人格的魅力与道德的张力起了很大作用。而刘邦的胜利，则颇得益于他的政治流氓的欺骗伎俩和善用权术、不守信义的卑劣人格与无赖习气。”可见，作者对刘邦和项羽的情感态度和道德评价无不源于其所接受的儒家文化熏陶。
不仅仅在这两篇文章中体现出了作者用儒家思想对对象德行的评判，在《陈朝的两口井》一文中，作者歌颂了陈武帝霸先公忠体国，襟怀豁达，以及恭以待人，俭以待物的美德，与此同时，以陈后主的骄纵奢侈、荒淫误国作为对比；在《血腥家庭》一文中，对西晋司马氏家庭的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凶残暴戾的否定性评判；《赵匡胤下棋》和《从无字碑说起》两文中，对赵匡胤学陈桥兵变欺负孤儿寡妇的讥讽，对赵光义篡位、谋弑、凶残狠毒、人性沦丧的反感和唾弃。与之相似，对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雍正帝爱新觉罗·胤禎、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的评价也莫不如此。作者并没有否认他们的才能和功绩，但无法认可他们的人格和道德品行。诚如作者在文中所写：“事实上，在皇权专制的国家里，在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混乱社会中，一个主要当权者，如果不具备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气魄与雄心，没有为世人所不齿的疯狂的权势欲、攫取欲、占有欲，也就不可能在‘权力竞技场’上生存，更何谈目标的实现，功业的达成。正是这种种欲望，在裸露出人的劣根性的同时，也爆发了强势的生命力、创造力。”情感上的厌弃，理性上的认可，这也体现了深受儒家思想浸淫，同时具有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观和价值观的主体自身的悖论。
王充闾先生不仅仅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重要构成道家文化对他的文化人格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在王充闾先生的诗文，尤其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怀的山水游记中体现得更为充分。
儒家强调的是道德人生，道家追求的是艺术人生，当然，道家也强调道德，但道家的道德则是先道而后德，合乎天道才有德，道德便是自由，便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的矛盾纠缠。
深受儒家“修齐治平”思想影响的作者对秦嬴政、刘邦、赵匡胤、朱元璋、康熙等封建帝王的千秋功业固然有所肯定，但对那些以生命的自由和绝世的才情被后代铭记景仰的才子们更是非常推崇，因为他认为群雄逐鹿，无论输赢，最后都将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唯有文学艺术的精金美玉会永恒地璀璨在时间的长河中。在《血腥家族》一文中，他对西晋政治进行痛斥的同时，盛赞体现生命自由和人文觉醒的魏晋风度：“魏晋文化，上接两汉，直逼老庄，在相似的精神向度中，隔着岁月的长河遥相顾望，从而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活跃起来，自觉地把追寻心性自由作为精神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生命的飞扬。体现着人的觉醒的‘魏晋风度’，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戛戛独造之处。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会在一种难以排拒的诱惑下，感受审美人生的愉悦，自由心灵的驰骋。”
正因为作者对艺术人生的推崇，所以他才会在《赵家天子可怜虫》一文中对才非所用的宋徽宗赵佶和南唐后主李煜给予了无限同情。这两个被推到皇帝宝座的旷世才子，是因为才能和角色的错位，才导致了人生的悲剧。不仅是赵佶和李煜，“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作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为名士一文雄。”作者在文中引用该诗，目的在于他赞同该诗的价值观，认为帝王宰相都没有作为一个艺术家更具有价值和意义：“如果这两个人终生不得志，一贫到死，那么，王安石将成为雄视古今的文豪，要比他现在的声誉高得多、重得多；而隋炀帝，若是作为一个名士、一个才子，也就不致留下千古骂名了。”甚至，作者还设想唐朝的几个皇帝都去从事自己所热爱并擅长的工作，让唐玄宗去搞音乐和戏剧，唐肃宗去下棋，唐僖宗去打马球，并由衷地感慨：“如果都能让他们从其所愿，能够在艺术、体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那该多么理想啊？”
让心灵自由，让生命飞翔，让人格彻底艺术化，让作为最高艺术精神的道成为最终的追求，这是作者认可的生命状态，也是他所向往的理想的生命状态。
而在渴望生命在艺术世界自由驰骋的同时，我们看到王充闾先生作为创作主体也看重并大加颂扬着德才兼备、建功立业、为他人为国家为民族做出实实在在贡献的现实人生。可见，在王充闾先生那里有两个“我”，一个是儒家看重道德人生的“我”，一个是道家向往艺术人生的“我”，而这儒与道的两个“我”并不是界限清晰，黑白分明的，它们往往纠缠一起。关于这一点，作者文中的引语便是最形象的诠释。为了更好地传达自己的意见，作者常常将儒家经典与道家经典穿插引用，孔孟老庄杂树生花，儒中有道，道中有儒，或者亦儒亦道。儒与道的纠缠体现了创作主体思想观念上的悖论，也使他的作品因文本的多义性具有了丰厚的意蕴和强大的张力。
二、理性与诗性：哲学与美学的博弈
《龙墩上的悖论一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延续了王充闾先生以往历史文化散文的特质：深邃的历史理性与审美的诗性表达的完美结合。
王充闾先生是个知识广博的学者，也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同时，他更是个睿智的思想者，他的每篇散文都在极力探究宇宙人生的奥秘，但这种探究却是以审美的方式，让读者在诗性的文字中，抵达哲学。
“笔者一贯把融合诗、思、史奉为文学至境”王充闾先生在实际的创作中也确实呈现了他的这种努力。
文学首先是审美的，面对历史，它要用“诗”的方式，也即美学的方式，传达个人的生命之悟，哲学之思。
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这本书的自序中，作者更详尽地阐述了他诗、思、史融合为一的散文理想：“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透过大量的细节，透过无奇不有的色相，透过她的非理性、不确定因素，复活历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东西，唤醒人类的记忆。发掘那些带有荒谬性、悲剧性、不确定性的异常历史现象；关注个体心灵世界；重视瞬间、感性、边缘及其意义的开掘。既穿行于枝叶扶疏的史实丛林，又能随时随地抽身而出，借助生命体验与人性反思，去沟通幽渺的时空，而不是靠着一环扣着一环的史料联结；通过生命的体悟，去默默的同一个个飞逝的灵魂作跨越时空的对话，进行人的命运的思考，人性与生命价值的考量。有感而悟、由情而理地深入到历史精神的深处，沉到思想的湖底，透视历史更深刻的真实。”
历史文化散文无疑要有细致周密的逻辑演绎，在这一点上，它酷似思想随笔，史论和学术论文，是一种具有学术气质的文学样式，而富于理性思辨则是它与一般抒情言志散文的最大区别。
“‘立嫡以长不以贤’，公开放弃德才考究，致使高度集中的皇权与实际的治国理政能力相互脱节，也与专制政体所要求的全智全能型的‘伟人政治’南辕北辙。而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威、无限的权力，世间的一切荣华富贵集于一身，并且能够传宗接代，因此，一切觊觎王位的人，都不惜断头流血，拼命争夺。其结果，必然是兵连祸结，骨肉相残，直至政权丧失，国破家亡。这是一个无法跳出的怪圈，一个不能破解的悖论……”谁也不能否认这是一段富有说服力的逻辑演绎。作者站在哲学的高度发现了历史的秘密，那就是导致封建王朝不断动荡更迭且无法消弭破解的内在悖论。作者提取这类文字置于每篇文章正文之前，相当于学术论文中的内容摘要，如此，全书的理性色彩可以想见。
王充闾先生以散文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识见，而任何思想和识见的获得都离不开理性思维和自觉贯彻理性精神，只有经过细致周密的逻辑演绎和真正独立的价值判断，才可能得出鞭辟入里的深刻洞见。
如果说对历史和生命的洞见是王充闾先生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内核，那么用美学的方式对这种思想内核进行传达和呈现的过程，则构成一篇散文丰腴美丽的风景。
散文的文字是从主体生命中流淌出来的，主体的生命情思必然要呈现于文本之中，而每一个经过情与思打磨浸润过的文字，都必然洋溢着主体独特的生命气息。
“秦始皇的一生，是飞扬跋扈的一生，自我膨胀的一生，也是奔波、困苦、忧思、烦恼的一生；是充满希望的一生，壮丽饱满的一生，也是遍布着人生的缺憾，步步逼近声望以致绝望的一生。他的‘人生角斗场‘犹如一片光怪陆离的海洋，金光四溅，浪花朵朵，到处都是奇观，都是诱惑，却又暗礁密布，怒涛翻滚；看似不断网取‘胜利’，实际上，正在一步步地向着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末路逼近。‘活无常’在身后不时地吐着舌头，准备伺机把他领走。”
在这段文字中，有睿智的哲思，有喷薄的激情，有飞扬的想象，有隽永的意象，它的语言色彩繁复诗性盎然，同时有明亮的思想熠熠闪光。我们可以说它是思辨的，哲学的，更可以说它是生命的，文学的，是情与思水乳交融的。
文字是作者心灵的镜子，我们透过文字看到的是作者绚烂的生命风景。
下面这段《东上朝阳西下月》的开篇语更像纯粹的写景抒情的散文：
“这天清晨，我在抚顺市区浑河岸边闲步。河水清且涟漪，照鉴着我颀长的身影，吹面不寒的清风，温煦而湿润，轻轻地梳理着鬓发，令人感到神凝气爽。净洁的青空，像刚刚拭过的，又高又远，不现一丝云迹。
我忽然发现，初起的朝阳和渐落的晓月，同时出现在左右的天边；而笔直的河流竟像是一条长长的扁担，挑着这一为鲜红、一为玉白的两个滚圆的球体，悠然向西而去。霎时，我被这奇异的景观惊呆了。”
作者以这样优美的文字起兴，是为了引出大清一始一终两个朝代和两个皇帝龙头鼠尾朝阳晓月的命运：“联想到几天来踏查清太祖努尔哈赤开基创业、战胜攻取的龙兴故地，和寻访监押过清朝末代皇帝、后又成为日本侵略者傀儡的溥仪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情景，顿时若有所悟，不禁百感中来，兴怀无限……”
接着作者以五首七绝的形式，描述了历史，抒发了感慨，表达了意见。而之后所有的文字都是作者对这五首七绝的具体阐述。
在王充闾先生的散文中，大量的诗歌被用来佐证观点，发表意见，抒发情感，而这些诗歌，有的是引用别人的作品，有的是作者自己的创作。
不仅仅是诗歌，在王充闾先生的这部散文集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被植入的各种文学性文本：《汉高祖还乡》中的元曲《哨遍·高祖还乡》；《赵匡胤下棋》中的民间故事《赵匡胤输华山》；《从无字碑说起》中的京戏《贺后骂殿》；《天骄无奈死神何》中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圣朝设考选奴才》中的经典名著《儒林外史》和《聊斋志异》……
可以说，王充闾先生笔下的中国皇帝不仅仅是属于历史的，更是属于中国文学艺术的，他们活在中国文学艺术之中，对他们的千秋评价是文学的，艺术的，是审美的，而这种审美的评价将比历史本身的评价更真实、更恒久、更深入人心。
对历史的解读，必有主体的积极参与，而主体飞扬的生命神采，灵妙的体悟思量，一定会发现历史深处的秘密。
王充闾先生把《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所涉的历代帝王首先还原为个体的人。在他的主体观照下，千古一帝秦始皇也不过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而汉高祖刘邦更是一个令人不齿的流氓无赖，相反，倒是“做了情感俘虏”的失败英雄项羽具有着强大的人格魅力。文学是主情的，只有有情的人和事才能激起人们的情感共鸣，同时，文学也是可以不受现实和时空限制的，它可以“精鹫八极，心游万仞”当王充闾先生发现种种历史的乖谬之后，竟会去想象宋徽宗赵佶去当宣和书画院院长，南唐后主李煜去出任金陵诗词学会会长，甚至让他们分别担任北宋和南唐的文联主席或者文化部长。而在文字表现上，他更是随处引用不同朝代的诗词谣曲，以历代诗文对历史人物的臧否来诠释自己的史识，即用文学来印证历史。
可以说，王充闾先生笔下的历史是他所理解的历史，即他个人的历史，这个历史，也是将理性精神与诗性品格融为一体的历史。
用文学来表达作者对历史的思考和洞见，将科学研究的“理”与文学创作的“情”结合起来，在美学风格上呈现理性凝重与诗意激情的浑然一体，这是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特性。
尽管如此，在一个作家的笔下，在同一个文本内部，哲学理性和审美诗性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冲突和背反。历史散文的文学性，需要作者将诗意的想象和小说化的笔法融入历史事件，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和个人情感进行历史解读，而历史散文的历史性则要求散文的逻辑思辨和学术理性，资料和议论过多，会损害文本的诗性和美感，而想象和抒情过多，则会影响文本的严肃和庄重。情与理的较量很容易造成情胜于理或理胜于情的情况出现，在王充闾先生那里，理性精神和审美情感的博弈，也是他学者身份与诗人身份的角逐，更是对他作为智者的考验。
情与理之间的博弈是动态的，如何把握情与理恰到好处的“度”？如何在对历史进行诗意的观照的同时，不以理绝情，也不以情蔽理，通情同时达理，维持情理之间的平衡，使作者的思想感情通过审美机制得以完整和谐地呈现，让诗情画意中隐含思想的重力和引力？王充闾先生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本。
三、意义与虚无：政治与宗教的龃龉
王充闾先生无疑是相信意义的，正因为相信意义，他才以积极主动的主体态度去探究生命，探究历史，探究宇宙人生的哲理。走进历史，是为了回到现实，叩访古人是为了利益今人，作为一个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写作者，作为一名从事领导工作的社会人，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使命和责任，写作，也是他社会担当的一部分。
在散文《灵魂的拷问》中，他写道：“西哲‘读史使人明智’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我觉得，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切入。读史，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的撞击，心灵的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而并非以一个冷眼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驳诘，清算，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拉着他们站在历史这面镜子前照鉴各自的面目。在这种重新演绎人生的心路历程中，只要每个读者都能做到不仅用大脑，而且还能用心灵，切实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渗透进生命的体悟，那么，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那么自在，那么轻松了。”
作者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的《圣朝设考选奴才》一文中，甚至直接阐述了古代知识分子，也即“士”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揭示了他们目的与达到目的的路径之间的二律背反：“知识者理应是思想者。专业知识、技能之外，还应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作为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他们肩负着阐释世界、指导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庄严使命。可是封建社会却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若要获取一定的权势来推行自己的主张，就必须解褐入世，并取得君王的信任和倚重：而这种获得，必须以丧失思想独立性、消除心灵自由度为其惨重的代价。”
一个人去写什么，必定因为他关注什么。王充闾先生作为一个知识者，他为自己的定位也必是“民族的灵魂与神经，道义的承担者，文化的传承者”，也必然要求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者，具备社会批判精神和心灵的自由度。
他在自己的文字中肯定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的意义，肯定了文学艺术的意义，他对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兴趣，对他们如何打江山，坐江山，如何维护封建统治管理国家的分析评判，更是体现出了政治的意义。
政治，指对社会治理的行为，亦指维护统治的行为。作者对帝王们的关注，是他对特殊身份的人的关注，其实也是他对政治的关注。虽然王充闾先生更属意于哲学层面的追寻，他关注的重点是人，是人的生命状态本身，但作为一个生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人，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个体，政治亦是他生命中的重要构成，对现实，对国家民族，对天下苍生的责任，使他在对宇宙人生奥秘探寻的同时，也关注着那些历史学上政治统治的得与失、成与败。他从秦皇嬴政的暴政亡国，到满清帝王的自大误国，历数史上数个皇帝打天下、治天下、一亡天下的经验教训，而这些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无非是为了裨益于今人和后人，为了我们的社会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为了给那些管理国家的人提个醒儿。
言为心之声，而心则是宇宙间最为复杂神秘暧昧不明的构成，一个人所接受的各种文化熏染，他的人生经历、情感体验、思想体悟，以及遗传密码，心理、生理机制，甚至所处的时间空间、大小环境等等，都影响着心的状态和面貌。心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所以，其“言”也多味；心是敞开的，也是动态的，所以，其“声”也不同。
一个好的文学文本必是具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多解甚至无解的。我们虽然在王充闾先生的文本中读出了他“兼济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但同时也能明显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宿命气息。
王充闾先生这本书本意是探究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的，而这种历史的吊诡，人生的悖论却“使历史的话题带上了深邃而苦涩的哲学意味”，啪。但宗教本是哲学的近亲，当哲学对这种神秘的历史吊诡和人生悖论无能为力时，宗教就以审美的方式悄悄降临。
首先，在文本中，作者对人的命运和朝代更迭的历史持有着一种无常观。无常包含着哲学中的“变”，也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言的世界是永恒运动并变化发展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规律和逻辑，而无常之变则往往是非逻辑，也无一般人所能认识到的规律可循的，也即具有其不可认知和把握的神秘性。佛教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一切都在变，都在生灭之间，而生灭之间也包含着多种状态。佛经中说弹一下指头的时间有六十刹那，刹那生灭，就是一刹那中也具足生、住、异、灭，而历史即是无常相续的历史。或许这个世界一切的生、住、异、灭都有其内在规律可循，但这种规律却不是我等凡人所能认清和掌握的，所以它就具有了神秘主义意味，或许庄子那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能更科学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事物对我们来说会永远神秘。
王充闾先生并不是某个宗教的信徒，但宗教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会把某种神秘的力量化身为“历史老人”，或者“历史老仙翁”“活无常”，而这上帝一样强大的历史老人“很会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事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大谬而不然。”
悖论的后边是宿命，宿命是因为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主宰着这一切。
而作者更是用那些历史上惊人的巧合印证了这一神秘大手的存在：300年前，赵匡胤欺负后周的孤儿寡妇，建立大宋，300年后，大宋的孤儿寡妇不得不被忽必烈所欺，奉表出降；300年前，在抚顺这个地方，努尔哈赤创业开基，300年后，末代皇帝溥仪以囚徒的身份在这里接受审判改造。《左传》那句“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到底蕴涵着怎样不可探知的内在逻辑？
作者在《东上朝阳西下月》一文对末代皇帝溥仪和大清的命运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当事人还清晰的记得，举行登基大典时，年仅三岁的溥仪，因不堪天气寒冷，气氛整肃，在龙墩上嚎啕大美，连声叫喊‘我要回家’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扶着他，劝哄说‘别美，别美，快完了，快完了。’这番话，曾引起在场的王公大臣窃窃私议，认为太不吉利。民间也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果真，不长时间他就下台，完了。后来就真的回了老家一他的出生地醇亲王北府；再往后，就回到他的祖籍抚顺了。”
“本来要驰向草原，结果却闯进了马厩”，作者无法解释这种历史的吊诡，那么，是谁在因与果之间示现了如此这般的征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佛家讲空，即是空相，而一切功名，所有繁华，都不过是镜花水月的虚相而已。王充闾先生面对历史，常常流露出勘破虚相的慨叹：“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
他述说：千古一帝秦始皇“传之万世的打算告吹了，长生不死的欲望落空了，包括想象中的‘地下王国’也已化为尘土”；他感慨：“列国纷争，群雄逐鹿，最后胜利者究竟是谁呢？魏耶？晋也？应该说，谁也不是。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他叹息：“北邙山上那些帝王将相的朽骨枯骸，又有哪一个还能留得一丝一毫的残迹！”，他提示：“呜呼，遐方禹城，依旧天淡云闲，铁马金戈，都付与荒烟漫草。谁是最后的征服者？”
他探究帝王命运朝代兴亡，试图利益当下警示后人，但他又分明表达了审美之外的一切意义的虚无一这是来自作者心灵的悖论。
也许我们不用深入分析，仅从王充闾先生文中随处可见的引用语里就能了解他的文化背景是多么地复杂，他忽而引用儒道两家经典，佛禅偈理，忽而引用话本传奇，诗词谣曲，而西方古今哲学，名人名言更是见缝插针，摇曳生姿。作为一个以政治为主业并深受儒家济世思想影响的人，他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不思考与政治有关的问题。他关注历史，也是为了古为今用，他研究帝王命运，也是为了借鉴他们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然而，毕竟他接受了太丰富太复杂的文化熏染，面对历史，毕竟他具有着强大的思考能力和体悟能力，他不知不觉就会使自己的认识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层面，甚至超越一般的哲学层面，突入宗教的层面，使文本呈现出丰厚混沌的审美意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充闾先生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中，以自己的心灵之光照亮了历史，让我们在一片光亮之中看到了历史深处那些幽暗的秘密，同时，也因这片光亮的照耀，让我们发现了写作主体自身的秘密一多元共生的文化人格，蓬勃繁盛的悖论风景。
无疑，《龙墩上的悖论——中国皇帝命运大思考》一书贡献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