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思想的方式存在
——浅析王充闾散文的思想性
冯正杰
优秀的散文，是生命的投入。文字紧随着生活，生活融汇着思想。王充闾散文本身，就是作家生命存在的方式，是生命的直觉感悟，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提炼出诗的美感，在前尘旧事中阐发出史的凝重，使散文具有非凡的思想意义。这种思想，指的是对重大人生、社会、历史问题表达了深刻的理性认识，而不仅仅在于提供了一般的知识，或者表达了一般的想法。散文在承载这种思想的同时，并未淹没诗意，而是超拔文气，呈现出超越本体的意义和价值。
一、思想存在于生活体验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体验，作为散文大家，作家丰富独特的生活体验是其思想的本源。
辽西南素以蛮荒著称，但满族入关成为统治者，明清两代学者的流放，以及近当代知识分子的隐居避世，使这里具备了丰厚的知识土壤。作家自幼有良好的家庭培育，又受教于著名的“关东才子”，就是得益于这样的条件。私塾教育和家庭培养给了作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偏远的地方、荒僻的乡村、贫困的农人，朴实而吊诡的一方水土，与大自然的格外亲近，以及目睹和经历的种种苦难，成为作家难忘的生活体验。[1]在作家描述童年经历的散文中，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幅引人入胜的风俗画，以及人性的本真流露。由于那里寄托着作家最深的情感，思想所表达的，也是触人心底的情景，一个又一个极具魅力的人物形象。由此，《碗花糕》、《西厢里的房客》、《化外荒原》等作品获得很高的、应有的赞誉。
思想，存在于对生活的目的性选择。作家始终以积极的热情对待生活、追求事业，但即使是在那个集体盲从的时代，也仍然坚守自己的道德，从未像有些人那样不择手段。思想如陈酒，积淀愈久，愈为浓香。作家的前期作品很少，价值也不如后期，有一段时间甚至停下了文学创作。但他的思想仍然存在，并以其多年积累的生活体验，化为后期文学的壮观喷薄。
作家深知民众的疾苦，又有从政的切身体验，能够站在为国、亲民的角度，摒弃一些偏见拙识。作家极为仰慕庄子、李白、苏轼，心羡飘逸、恣肆、放达的文风，但其作品风格仍然更近于孔孟、鲁迅的含蓄、内敛、警醒，又由于作家通达、大度、宽容的天性，并没有鲁迅的峭厉、峻刻、严酷。作为一位新时代的知识分子，作家高度关注并且揭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生存悖论和悲剧命运：“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别之有三类：在朝的，在野的，周旋于朝野之间的。不管哪一种，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总的说，最后都是悲剧性结局。入世的实现了儒家经邦济世的社会价值理想，获得了政治的权力、地位，却丧失了自我，失去了人生的自由与安宁；出世的获得了个性自由与人格尊严，进入纯粹的精神世界，却放弃了知识分子固有的社会理想和人生抱负；第三种在穷达的张力之中苦撑着，也并没有人生的快活。”[2]类似这种深刻的剖析和发现，反映出作家的思想既植根于儒者的学养和识见，又吸收了唯物主义思想和西方现代哲学的认知。作家总是这样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命运进行整体性的思考，从而使其历史散文具有独特的视野，达到非凡的高度。
二、思想存在于时间推演
梭伦说：“活到老，学到老。”唯有如此，才能与时俱进。作家说过：“对我而言，读书、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而是压倒一切的‘本根’，是我的内在追求、精神归宿，是生活的意义所在，是我的存在方式。”[3]作家在另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喜欢读一切有文字的东西，包括在文革时代的乡村中无字可读，只好一字不漏地拿贴在窗棂上、糊在棚顶上的报纸充数。当生活封闭时，阅读成为思想的素材，不断地咀嚼回忆；当生活丰富时，思想映照着崭新的现实，永远地着眼未来。
因此，我们看到，作家在不断地思考，从上世纪乡村的纯朴生活，到新世纪电脑的网络应用；从史前的遗迹，到未来的设想；从广袤的祖国大地，到奇特的异域风光；从沧桑古国的传统，到现代西方的文明，在作家的头脑中融会贯通。
他看历史、写历史，绝不用静止的、凝固的眼光。作家认为：“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作家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实际是一种同逝者作时空睽隔的心灵对话，是要引领读者在把握一定背景化真实的同时，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层面，共同地思考当下，认识自我，提升精神境界。”他很认同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4]
他的思想触及本质，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他说：“从一定意义说，哲学不是学术性的，而是人生的，哲学联结着人生体验，是一种渴望超越的生存方式，一种闪放着个性光彩、关乎人生根本、体现着人性深度探求的精神生活。因此，说到超越，说到散文创作的深度追求，我必然会想到哲学。我们当会注意到，在那些伟大的艺术杰作中，在那些丰富多彩的感性世界深层，总是蕴含着某种深刻的东西，凝聚着艺术家的哲学思考，体现着他们对人类、对世界的终极关切。”[5]所以我们读到，在孩子的心目中，似乎没有俊丑的区分，只有“笑面”和“愁面”的感觉。[6]如胡适写到的：“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7]二者异曲同工，都是极为真挚深刻的朴素真理。
作家始终持久不懈地提升自己，生活在哲学体验之中，超越了自我的中心。作为思想者，这种心灵的折磨一刻也不能停止。从认识角度说，思想者永远存在于追求之中；从实践角度看，思想者必须正在行动或将要行动。作家就是这样，始终追随时代的步伐，指向更高的精神世界。散文是无限制的文体，可以充分表达作家的感情。作家没有用它来作为应景状物或者对事件的描述，而是表现出对时代特征以及对生命本质和现状的剖析，不断地融进生命的体验，从而使作品展现精神以及生命跋涉的过程。
三、思想存在于人格力量
优秀文章对人的震撼，是穿透纸背，直抵文字内核的，并指向道德和人格。
人品是文章背后最重要的力量，为人与为文永远是实践和思想的统一。在作家的灵魂深处，有一颗永远单纯的童心，以此来看待这个世界。这是至真、至善、至纯、至美的人性，一切功利、世俗、偏见、巧媚也无法抹杀、无法战胜。尽管有人说，文章并不能与人品完全一致，但事实可以说明真相。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作家的高尚品格与其优美文章同在。作家为苏轼的气质倾倒，做人力求“胸襟磊落，旷怀达观”，力戒偏颇之处。[8]
散文的终极品质，还在于真情背后的深邃的思想，以及文字所表现的人格力量，亦即作家所达到的精神高度。作家的人格，是一种坚韧，一种达观；一种追求，一种释然；一种不屈服的精神，一种不拘泥的态度。他的散文，能够打动人的不仅是词语，还在于透过词语表面所呈现出的人格力量。
作家以其高尚的自我人格，表现其自我的生命体验，折射出人类的生存方式。没有这种高尚，就不可能避免对社会、人生观照的扭曲，不可能对现实、历史作出准确的透视，其作品必然苍白、空洞、虚假、荒谬。而作家的作品，则如何其芳的诗句，是“以自己的火点燃旁人的火，去以心发现心”。[9]
这种人格的验证，发源于个人的情感经历以及生命过程，还包含着现实、时代、人生对于个体生命的烙印。正是这些，决定了作家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当世间的万物万象从作家的笔下倾注而出的时候，我们看到，一花、一叶、一草，一只飞鸟、一抹斜阳、一丝春雨，只有渗透了人格的力量，才能体现出文学的意义。在作家的思想中，具有无限的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特征，因此使文学的功能极尽张扬。
在另一方面，作家以一种悲天悯人的胸怀，并未将自己的作品演绎为纯粹的阳春白雪，而是尽可能抒发面向大众的情感，从而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事实上，在他的人格理想中包含着异乎寻常的精英意识，而且在创作中鲜明地坚守着这种意识和以此为基础的审美价值立场。但与此同时，他又以一种对自身知识、智慧、悟性的自信，以及从未疏离文学的引导、教育功能的意识，带来能够同时打动精英以及大众的人生志趣和取向。
四、思想存在于不懈追求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过：“世界将由美来拯救。”在作家的一切精神活动中，我们看到对于美的不懈追求。他在用美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在美的本质里，存在一种特质：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他的作品仿佛是一颗无所不容的心灵，充满了对世人的怜悯和关注，从每一个角落、用一切方法来表达它的慈悲与关怀。他的真情、他的感动，不可能不给读者带来感动，因为他的追求与美相通，与世间的真情相通。作家这样评论散文的诗性：“诗性直接关乎情怀，关乎胸襟，就是说，作者的情感必须特别丰富。如果心上长了老茧，麻木不仁，那就什么也触动不了他。我觉得，情怀或者襟怀，要比情感更博大，更深远。”他高度评价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称赞其远远超越了诗人个人的身世慨叹，也超出了诗歌本身的政治价值和历史价值，表达了古往今来无量数人在宇宙时空面前的生命共振，从而使它在人类生活中获得了永恒的美学价值。[10]
在作家自己的写作实践中，也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力图把苍茫、辽阔的身外时空和深邃、渺远的内心世界，在更高的艺术层面上协调起来，对宇宙、人生、自然、历史，短暂与永恒、有限与无限、有常与无常、存在与虚无，进行探索与叩问。
无论是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还是丰厚的文化感悟和表现力，亦或是超前的现代意识，无不贯注了作家的长期积累和不懈追求。特别是作家极具表现力的语言，的确是文采昭彰、文气沛然。作家以其深厚的诗学功底，使其语言的纯熟运用，贯穿了诗的优雅从容。源于自幼的国学积淀，结合丰富的阅读体验，以及公文的简练明快，使作家的语言文字弥合了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虚实相生，浓淡互映，玲珑晶莹，意趣生动，抑扬顿挫，余韵无穷。作家做诗、论诗均有独到之处，结合自己的经验和感悟，把人才问题和古典诗词结合起来，做出了难得的创新与尝试。[11]
而更加重要的，是作家在心灵上的不懈拷问，在精神上的不懈追寻，在思想上的不懈探索。经历了生命的危途，作家跳出了一己，把目光放在了更加宽泛的人生、自然、历史。近期的作品，注重于解析文明兴衰，感叹文化命运，从文化的层面上，演示国家和民族跋涉的艰苦历程；在敏锐的思辨中，审视传统与现代冲撞的林林总总，诠释人生哲理，体验审美情境，不但揭示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巨大内涵，而且使自己的生命融进了更加广阔的人生和无限的共同的宇宙。因此，作家创作出的作品才会博大精深、内容丰厚，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人类前行的道路。
在讨论作家的历史散文时，更加具有参照意义的是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同样是系列作品，作家的《龙墩上的悖论》，从秦始皇到末代皇帝溥仪，对十三个皇帝的命运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描绘与思考。王向峰评价：“这是以特殊人群为对象，透识人性的历史存在，尤其是对人的私欲、权力、命运、悲剧演化过程都有深入探求，是作家散文创作中最能集中显示工程意识、文体意识和文学意识的超越之作。”[12]作品通过深刻地反思个人的性格、命运，揭示人生困境和生命意义，用悖论的方式看待历史，着眼于历史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人生困境、生存焦虑、生命意义的探寻。在以生动的细节复活历史的同时，建构一种前所未有的、耐人寻味的哲学思考，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这正是茨威格那部伟大作品的精髓。
时代孕育了敏锐的思想者，思想者去深刻地思索时代，他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因而可能超越时代，而至少是，他会凝聚时代的精华，为人类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思想烙印。
参考文献
[1]石杰：《文园归去来》，辽海出版社（沈阳），2004:1-26
[2]王充闾：《文学创新与深度追求》，《西厢里的房客》，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4：329
[3][5]王充闾：《渴望超越》，《寂寞濠梁》，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2004：287
[4]王充闾：《文史联姻——〈美文〉成功的抉择》，美文（西安），2010.3
[6]王充闾：《碗花糕》，《语已多，情未了》，重庆出版社（重庆），2006：3
[7]胡适：《先母行述》，《胡适自传》，黄山书社（合肥），1986：25
[8][10]王充闾：《对话——王充闾谈散文的现代性和诗性》，散文世界（北京），2009.3
[9]何其芳：《生活是多么广阔》，《夜歌和白天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2.5
[11]王充闾：《人才诗话》，春风文艺出版社（沈阳），1987.11
[12]王向峰：《走向文学辉煌的王充闾》，文艺报周六版（上海），2009.4
